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 28.08.2026.pdf

法兰克福汇报

德国报纸

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 · 第199/35期 D1

由 GERALD BRAUNBERGER,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出版

4,10 € F.A.Z. 互联网版：faz.net

养老金改革有可能做出调整

明斯特。联盟党与社民党党团不排除对联盟政府的养老金改革方案进行调整。联盟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在周四于明斯特举行的一次共同闭门会议前表示，没有任何一项法律在离开德国联邦议院时会与进入时完全相同。他认为，联盟内部必须相互靠近。但这位基民盟政治家同时表示，在此过程中必须非常谨慎，“以免在某处做出可能导致整体结构动摇的改变”。他指出，养老金委员会的各项建议之间存在“相互关系”。社民党党团主席马蒂亚斯·米尔施解释称，联盟党团在养老金这一议题上并不会放弃在议会中的思考。与公民的接触以及与各州总理的讨论表明，养老金至关重要，且是一个涉及公平的问题。米尔施表示：“我认为，最终凭借大量的共情，我们也能达成一个良好的妥协。”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CDU）在周三曾表示，他希望坚持取消缴费满45年后可申请无扣减提前退休的规定。（见第2版。）elo./moja.

一个沉浸在胜利狂欢中的政党

民主是否主要是一个精英项目？一场关于德国选择党（AfD）的成功以及破坏欲的对话。 文化版，第11页

“美国湖”之梦 特朗普在关税争端中威胁加拿大，将安大略湖更名。这背后是否不仅仅是愚蠢的胡言乱语？ 政治版，第5页

Meta的终局 美国各州与Meta达成的和解协议可能确实是一个里程碑。 文化版，第9页

奥地利工地 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路线因施工问题而陷入困境。但没有人愿意承认存在规划错误。 经济版，第19页

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的影响力 在德甲联赛开赛前，乌利·赫内斯向国家队主教练发出了尖锐批评。这背后隐藏着什么？ 体育版，第32页

关注屋顶 屋顶面积也可以用来赚钱。可以在那里安装太阳能设备或移动通信天线。 房地产版，第28页

读者来信，第20页

多国要求削减欧盟预算草案

布鲁塞尔。德国与奥地利、荷兰以及北欧欧盟成员国共同要求，大幅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8至2034年预算提案。这六个国家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为了达成一致，“委员会近2万亿欧元的提案必须削减数千亿欧元”。在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痛苦地削减预算的时代，欧盟不能成为例外。（见经济版，第17版。）hmk.

留下的是淤泥

冰川崩塌，冰块可能阻塞了河流并引发洪水。该地区在2025年也曾因冰川崩塌发生过一次洪水。气候变化使此类灾难发生的概率增加。第7版和第9版 路透社照片

无法逃脱：周三，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山洪在数秒之内卷走了房屋、道路和车辆。数百人丧生，超过1000人失踪。此前可能有一块

CIA局长据称曾警告莫斯科勿攻击北约

情报部门认为“有限攻击”有可能 / 克里姆林宫：恐怖故事

里加 / 华盛顿。克里姆林宫驳斥了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其具有煽动性。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在本周访问莫斯科期间，警告俄罗斯可能对北约成员国发起攻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周四表示：“目前有许多此类恐怖故事被发布。它们当然与现实以及俄罗斯的意图毫无关系。”

《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称，拉特克利夫警告其在俄罗斯的对话伙伴，不要对北约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其背景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认为莫斯科可能会试图测试该联盟的决心。因此，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通过一次“有限攻击”（例如针对一个波罗的海国家）来挑战西方联盟。该报援引了知情于拉特克利夫此次行程的消息人士。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是“半例行性”的。他补充道：“我们希望看到乌克兰战争结束。”CBS电视台报道称，在CIA局长的会谈中，伊朗战争的问题也被提及。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WR）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周四将其与拉特克利夫的会面描述为“并非异常”。他表示，情报首脑之间的会面属于正常的日常工作。纳雷什金未就讨论的具体议题提供详细信息。

拉特克利夫于周二进行了一次未公开宣布的莫斯科访问。这是他自2025年初就任CIA局长以来，首次已知访问俄罗斯首都。拉特克利夫是自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访问俄罗斯的最高级别美国代表。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结束乌克兰战争，但其努力至今尚未取得成效。（见第5页。）frs. / sat.

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紧缩计划

该党陷入财务困境 / 计划减少全职岗位

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SPD）陷入财务困境，因此为其自身制定了一项全面的紧缩计划。该党每年在国家政党资助方面缺失约500万欧元。在紧缩的过程中，还计划对党组织结构进行现代化改造。目前，该党在柏林的威利·勃兰特大厦设有171个计算全职岗位。到2029年或2030年，这一数字将减少至150个以下。社民党财务主管迪特马尔·尼坦（Dietmar Nietan）告诉《法兰克福汇报》：“我们现在启动的这一进程是必要的。但其中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由于过去几年的选举结果不佳，社民党从国家政党资助中获得的资金减少。此外

德国面临无法达成气候目标的风险

尽管油气价格高企，但今年上半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仅轻微下降，从3.34亿吨降至3.2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减少约700万吨）。根据智库 Agora Energiewende 基于初步数据的一项初步估算（该数据由《法兰克福汇报》独家获得），这比去年同期仅减少了2%。作者警告称，如果到年底排放量下降的速度仍维持在此水平，德国将首次无法达成法律规定的气候目标。（详见经济版，第17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成员流失，因此用于党派融资的会费比例也在下降。

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正与职工委员会就员工的新结构进行谈判。计划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为了增加达成一致的压力，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终止了部分企业协议，这些协议涉及约37.5小时工作制以及发放13.5个月薪资的规定。

“这并不是要让我们的员工未来工作时间更长或薪水更少，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的薪酬结构。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继续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雇主，”尼坦表示。不过，未来部分员工的薪资可能会高于目前，而另一部分则会低于目前。

高温致死人数上升至近1.6万人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的估算，今年截至8月中旬，德国约有15800人死于高温。其中约4000例死亡病例可归因于8月上旬两周的极高气温。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总数是一个保守估计，因此高温致死人数可能更高。根据该研究所的数据，约每两名高温致死者中就有一人的年龄在85岁或以上。据此，西南部各联邦州的死亡病例尤为多见。（另见第8页及经济版第18页。）

此外，威利·勃兰特大楼（Willy-Brandt-Haus）内的更多办公室将被分租。党总部本身的部分区域将进行改造，以创建现代化的工作环境。

与此同时，陈旧的党派结构也将得到现代化改造。“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是在节省开支，而且旨在变得更具吸引力，并获得现代化的IT和竞选基础设施，”尼坦告诉《法兰克福汇报》。2000万欧元将投入到一个新的IT系统中，旨在更好地开展数字化竞选。未来的竞选活动将进行更协调、更集中的规划。党刊《前进》（Vorwärts）将转型为数字化产品，印刷版每年仅出版两次。（详见第2页和第8页。）

对极右翼团体进行搜查

哈勒。警方在五个联邦州对涉嫌为被禁极右翼组织“Artgemeinschaft”成员的场所进行了搜查。哈勒检察院的一位发言人告诉德新社，搜查的基础是一项针对15名被告的诉讼。他们被指控在全国范围内禁令生效后仍继续维持“Artgemeinschaft”的运作。此前，《镜报》和《人民之声》已对此进行了报道。据该发言人称，搜查行动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柏林、勃兰登堡州、下萨克森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展开。

仅凭一次中情局访问是不够的

作者：贝托尔德·科勒（Berthold Kohler）

中情局（CIA）局长与他的俄罗斯同行具体讨论了什么，只有对话参与者以及他们汇报的对象才知道。尽管如此，美国媒体关于此次行程目的的报道可能并非凭空捏造。官方方面可能向他们透露了这位被视为“鹰派”的中情局局长应向俄方传递的信号：华盛顿看到了针对北约（NATO）成员国可能发起攻击的迹象，并警告莫斯科不要进行此类冒险。

西方战略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普京可能会将其针对欧洲北约成员国的“混合”战争持续升级，直至派遣“小绿人”袭击波罗的海国家——其假设是，由于北约内部经常表达对陷入与俄罗斯热战的恐惧，该防御联盟可能会在关键时刻抛弃受害者，从而导致联盟崩溃。克里姆林宫的军备扩张已远超其在乌克兰侵略战争的需求。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活动以及日益大胆的无人机部署，俄方正在测试北约的决心和团结程度。促使他这样做的不仅是欧洲人对其挑衅的软弱反应，更重要的是一位不再将自己视为欧洲保护者的美国总统。他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普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欧洲人。

然而，华盛顿的成年人们现在似乎得出了结论：必须先让特朗普明白，然后再让普京明白，这种“通行证”不再有效。这能给克里姆林宫带来震撼吗？仅凭中情局局长的一次访问是不够的。此类访问未能阻止克里姆林宫袭击乌克兰。如果华盛顿真的想采取措施威慑普京，那么就应该在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前线国家部署规模可观的美国士兵，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

谁想要球？

作者：克里斯托弗·梅尔策（Christopher Meltzer）

在德国，西班牙足球教练阿尔伯特·里埃拉（Albert Riera）被一部分人视为大言不惭之徒，而被另一部分人视为爱抱怨的人。或许两者皆然。即便他在法兰克福执教仅三个半月就被解雇时，他依然大言不惭地抱怨着德国足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是错误的。

当朱利安·纳格尔斯曼（Julian Nagelsmann）和国家队还认为自己在世界杯上真的能击败任何对手时，里埃拉表示：“坦白说，德甲的水平让我有些失望。拜仁慕尼黑当然是一个特例，多特蒙德凭借其预算也能勉强跟上。然后会有像斯图加特这样的惊喜，但其余的对我来说令人失望。”他接着说：“排名表格后三分之一的球队踢法完全一样。如果你分析他们，会觉得每周都在面对同一个对手。”

不久之后，纳格尔斯曼率领的国家队在十六分之一决赛中甚至没能击败巴拉圭——在国际赛场上，巴拉圭更像是一个谁都能对付的对手。自此，德国足球界的许多人开始寻找答案：为什么在三位不同教练的执教下，连续三届赛事都搞砸了。然而，寻找者们恐怕只有在意识到一个可能需要克服心理障碍的事实后才能找到答案：阿尔伯特·里埃拉是对的。

本周五，在慕尼黑的足球竞技场，起初不会有人讨论这位西班牙人的批评。在德甲揭幕战中，所有人的目光都将集中在新的国家队主教练身上。有了尤尔根·克洛普（Jürgen Klopp），一切终将有所不同。德国足球协会（DFB）正是这样看待的，他们相信克洛普，而且必须相信克洛普，因为他们赋予了这位教练及其盟友巨大的权力。

但若要让一切不仅是“不同”，而且变得“更好”，除了国家队主教练，德甲联赛本身也必须成为关注焦点。因为在这个新世界冠军的国度里，协会骑在俱乐部肩上的现状在今年夏天之后已无法被忽视。

在西班牙，比赛理念在每个球场上都可见；而在德国，这种理念仅存在于纸面上。德国足协所谓“比赛愿景”的第一条指导方针是：“我们想要球。”但在本赛季开始前，究竟有多少支德国俱乐部球队真正知道拿到球后想做什么？

本周五进行揭幕战的拜仁慕尼黑和 VfB 斯图加特。除此之外呢？

也许是勒沃库森，也许是霍芬海姆。但即便作为第二大俱乐部的多特蒙德，在教练尼科·科瓦奇（Niko Kovač）的带领下，其定义也侧重于防守。然后就是那些被阿尔伯特·里埃拉称为“同一个对手”的众多俱乐部，因为他们实际上只知道在没有球的时候该如何比赛。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最顶尖的球队必须能够掌控没有球时的比赛。但在德甲联赛中，尽管许多球队采取“安全第一”的策略，上赛季场均进球数仍达到 3,24 个，明显高于英格兰（2,75）和西班牙（2,69）。这难道不具有娱乐性吗？确实如此，但在国际比[...OMITTED...]

如果德国足球想要进步，德甲联赛必须培养自己的天才

在这种情况下，防守行为尤其低于平均水平。

2014年世界杯冠军队队长菲利普·拉姆也持有相同观点。在最近一次世界杯出局后，他在《法兰克福汇报》（F.A.Z.）中计算出，本世纪以来，欧洲三大俱乐部赛事仅有4次由德国俱乐部夺冠。而英格兰俱乐部夺冠14次，西班牙俱乐部夺冠24次。

他对德国俱乐部提出了另一项指责：“天才必须被整合和培养，并且必须赋予他们责任——具体是通过关键的比赛时间。”由于此类批评，本赛季将设立一个专门的U-21联赛，旨在为有天赋的球员进入职业联赛铺平道路。然而，在首场比赛之前就可以预见，那里无法赋予拉姆所提到的那种责任。为什么俱乐部不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因为他们的赌注不在于此。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德国俱乐部购买国外年轻甚至极年轻的球员，并寄希望于能以盈利的方式将其转卖。有些俱乐部的尝试比其他俱乐部更激进，但绝大多数俱乐部都在这样做，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也在以其方式尝试。而且他们可能会继续这样做，因为买入并卖出一名球员几乎总是比培养一名自己的球员更便宜。但如果西班牙足球之夏给德甲俱乐部带来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如果他们想要进步，就必须开始依靠自己。

攻击，攻击，再攻击

在MDR电视台的辩论中，州长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采取了一套针对德国选择党（AfD）的新策略。而该党的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则更倾向于保持原则性的立场。

作者：莱因哈德·宾格纳（Reinhard Bingener）

……“默茨目前在您的竞选活动中处于什么位置”。总理在基民盟（CDU）的竞选活动中几乎不见踪影。这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他必须被隐藏起来一样。齐格蒙德得了一分。

随后，齐格蒙德在燃油价格问题上发起攻击，但舒尔策在该议题上给予了致命一击：他指出，正是AfD“连续几个月追随特朗普先生”。舒尔策解释称，特朗普最终应对高油价承担重大责任。而AfD“对普京和特朗普都缺乏批判精神”。

接着，舒尔策有意识地将话题转向细节，将目光聚焦在为学生提供实习券上，这是这位基民盟政治家的心头项目。齐格蒙德在这一点上显得不够稳健，表示他必须先“与委员会的同事商量”。

在养老金问题上，现任州长表现得十分强硬。他表示，与基民盟领导的联邦政府之间的养老金之争是一个“我奋斗得非常激烈的议题”。舒尔策宣布，如果不对方案进行修正，他不会在联邦参议院同意这项计划取消63岁无扣减提前退休的改革。

齐格蒙德不太愿意深入细节，他解释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将开启全德国根本性的政治转向。“大轮盘必须在柏林转动”，因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目前依赖于那里“完全疯狂的决定”。一个由AfD领导的州政府将不再配合。齐格蒙德宣布：“这一切现在必须结束。”这位AfD候选人的政党在最新民调中支持率达到42%，他得意地补充道：“默茨先生想把我们砍掉一半，但现在我看，被砍掉一半的是你们。”

主持人曾表达期望，希望“我们的观众在节目结束时能变得更明智而非更困惑”，但在MDR电视台的这场齐格蒙德与舒尔策的直接对决中，这一期望仅在极小程度上得以实现。在讨论范围扩大到其他政党的首席候选人之前，半小时的时间太短了，不过这种情况在竞选活动中已屡见不鲜。（见第8页。）

周三晚上，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斯文·舒尔策在MDR电视台与AfD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进行直接对决时，立即进入了攻击模式。这位基民盟政治家提及了“AfD的女性观”，指责齐格蒙德的政党希望看到“女性回到厨房”。“简直是胡说八道，”齐格蒙德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其为“虚假新闻”。在这种概括性的指责下，舒尔策的指控确实无法得到证实。

同样，关于AfD州主席马丁·赖哈特（Martin Reichardt）在照片中做出希特勒礼的说法也有些站不住脚，因为相关照片并未明确证明这一点。针对AfD的极右翼指控在其他方面本可以有更坚实的基础，但舒尔策在此处提出了这一指控。

然而，通过这些攻击，现任州长立即表明他并不畏惧激烈的对抗。而齐格蒙德则需要一段时间来整理思路。在最初的几分钟里，他主要使用诸如“AfD是德国的未来”和“无论如何，我们将创造历史”之类的套话。

紧接着，基民盟首席候选人舒尔策发起了下一次攻击，其政党在周三晚上公布的一项民调中支持率仅剩22%。他警告称，一个由齐格蒙德领导的AfD州政府将仅仅是“魏德尔女士的傀儡”。而他则能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话题带到柏林”。柏林——这恰恰给了齐格蒙德一个切入点，他随即尖锐地问道，“那位……

处于攻击模式的现任州长：右侧为舒尔策，左侧为挑战者齐格蒙德，两人在电视演播室中

又是赫克秀

图林根州议会将于周五对德国选择党（AfD）提出的不信任动议进行投票 / 作者：马库斯·韦纳（Markus Wehner），埃尔福特

他又要这么干了。周五上午，比约恩·赫克将在图林根州议会参加选举。德国选择党党团已申请对来自联盟党（CDU）的州长马里奥·福伊特发起建设性不信任投票。赫克没有当选的机会。他的党团拥有32名成员。而要成为州长，赫克需要45名议员的赞成票，即州议会成员的多数。然而，无论是来自联盟党、德国联邦选择党（BSW）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黑莓联盟”议员，还是在野的左翼党，都不愿选择这位极右翼分子。早在今年2月，德国选择党就曾对福伊特提出不信任动议，原因是开姆尼茨工业大学因剽窃而撤销了他的博士学位。当时赫克获得了33票。

那么，为什么赫克继续坚持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一个形式上的回答是：因为他可以这么做。图林根州宪法仅规定，动议必须由五分之一的议员或一个党团提出。宪法中并没有限制提出此类不信任投票的次数。虽然该条款的起草者可能认为，提出此类动议应当是为了真正有机会更换州最高政治领导层，但这一规定精神并未被明文写死。德国选择党利用这一点来实现其目的，就像在其他案例中一样。在提出动议后，最少三天、最多十天内必须进行秘密投票。

即使是一次毫无希望的投票，对德国选择党来说也是有益的，至少在他们看来如此。这在政治运作中制造了不安，因为其他政党必须应对这一不信任动议。他们在州议会获得了一个额外的舞台，媒体必须进行报道。此外，州长福伊特受损的声誉可能会被进一步破坏。图林根州德国选择党共同主席、赫克在联邦议院最亲信的斯特凡·默勒曾这样描述这一战术：如果不能发动致命的一击，也可以将对手“像切菲力牛排一样，一片片地切碎”。赫克可能会指出，剽窃猎手斯特凡·韦伯在福伊特的博士论文中发现了比丑闻爆发之初更多的错误，而韦伯在两年前州议会选举前不久引发了这场风波。今年5月，韦伯在州议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与赫克共同展示了一份由德国选择党资助的新鉴定报告，并在会上列出了100多个其他错误。目前，开姆尼茨工业大学已驳回福伊特对相关委员会一致决定的异议。福伊特现已向开姆尼茨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反对大学的决定。

德国选择党的这一举动还旨在测试“黑莓联盟”的团结程度。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德国联邦选择党（BSW）。德国选择党将其视为联盟中的薄弱环节。赫克希望利用图林根州BSW与以创始人萨拉·瓦根克内希特为首的联邦领导层之间的冲突。瓦根克内希特要求图林根州BSW退出“黑莓联盟”。但事实上，在15名图林根州BSW议员中，只有安克·维尔辛和斯文·昆策尔两人表示不再支持福伊特。但显然，他们也不愿投票给赫克。根据《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信息，两人在最近的党团会议上表示，赫克不会得到他们的选票。因此，BSW党团主席西格里德·胡帕赫在周三宣布：“BSW党团将在周五一致投反对票。”她表示，德国选择党不是政治合作伙伴，“其政策代表了削减社会福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军备竞赛、厌女症、种族主义和右翼文化战争”。德国选择党的不信任投票是“一场以牺牲议会工作为代价的表演活动”。

图林根州的 BSW 议会党团由此也反对瓦根克内希的策略。她希望通过在第三轮投票中支持选举一名 AfD 州长，从而使该党在即将到来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举中跨过 5% 的得票门槛。图林根州 BSW 主席、财政部长卡蒂亚·沃尔夫明确谴责了这种做法。她认为瓦根克内希越过了底线，利用图林根州的政治命运来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竞选刷分。沃尔夫近日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 不可能与 AfD 结盟。”在 9 月 6 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日），图林根州 将在一次特别党代会上决定是否继续留在“黑莓联盟”（Brombeer-Koalition）中。目前，支持退出的人数似乎仅为少数，但这部分人声音很大，且得到了 领导层的支持。

处于反对地位的左翼党也已决定在周五投反对票。为此，该党州执行委员会甚至通过了一项决议：“绝不为法西斯主义者投票”。但对赫克投反对票并不意味着赞成福伊特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左翼党还明确表示，如果在秘密投票中，支持赫克的票数超过了 AfD 的 32 名议员，他们将怀疑谁投了票。其声明中称，他们将“密切关注比约恩·赫克实际上获得了多少票”。此次投票也是对执政联盟的一次情绪测试。“因为关键在于，联盟在这一问题上是否采取统一行动，或者其内部是否会出现给赫克投票的议员。”即便面对此类猜测，AfD 也会感到欣喜。

社民党必须削减开支并希望以此为契机

放弃 / 作者：莫娜·耶格尔（Mona Jaeger），发自柏林

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高层男女认为，鉴于目前的政治局势脆弱，即便党内愤怒情绪再强烈，在政治上也无法承受人事变动的猜测。但事实真相是：在财务上，社民党目前也无法负担新的领导层。选举新党首至少需要举行一次为期一天的联邦党代会，而这将花费约200万欧元。这笔钱社民党现在没有。

政党有多种收入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政党资助。一个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越好，获得的资金就越多。然而，多年来社民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2021年联邦议院选举中以较低水平获胜，并未改变其财务困境。同时，向党内缴纳党费的成员人数也在下降。

尽管规模在缩减，但社民党仍维持着一套源自“黄金时代”的机构体系。结果是：该党财务主管迪特马尔·尼坦（Dietmar Nietan）每年缺口约500万欧元。尼坦负责社民党财务已十二年。他早已意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机构和政党的结构。但由于他依赖于总书记和党主席的支持，长期以来未能成行。直到今天，社民党内部仍在谈论前主席齐格马尔·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那反复无常的风格——他总是主张进行大规模改革，但一旦方案具体化，便会退缩。

现任总书记蒂姆·克吕森多夫（Tim Klüssendorf）则非常支持尼坦的计划。党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也意识到了危机。人们希望通过重组，使政党对选民更具吸引力。尼坦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社民党不仅是在削减开支，而且旨在变得更有吸引力，并建立现代化的IT和竞选基础设施。”但首要任务是省钱——对于一个代表劳动者的政党来说，计划中的削减幅度相当之大。在过去几年中，社民党已经削减了其位于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Berlin-Kreuzberg）的党总部——威利·勃兰特大楼（Willy-Brandt-Haus）的人员。目前，该处计算上的全职岗位为171个。到2029年或2030年，这一数字将减少到150个以下。据尼坦称，不会出现因经营原因导致的解雇。

目前，社民党正与企业职工委员会（Betriebsrat）进行谈判。谈判内容将涉及社民党已经终止且现在必须重新协商的企业协议。此前，在威利-勃兰特大楼工作非常有吸引力：员工可获得13,5个月的月薪，且实行每周37小时工作制。未来，威利-勃兰特大楼的工作强度很可能会增加。薪酬结构也将发生变化：部分员工的收入将增加，但部分员工的收入将减少。

作为雇主的社民党希望在年底前与职工委员会达成协议。据尼坦称，如果雇主与职工委员会能达成一致，几乎所有的企业协议都将原封不动地重新启用。他们既不想触动工作时间，也不想触动13,5个月的月薪，而是希望迅速达成协议。

目前，党总部的一些办公室已经出租。但未来出租的面积将进一步增加。紧邻的保罗-辛格大楼（Paul-Singer-Haus）的部分区域也将被出租。威利-勃兰特大楼的地理位置被认为是优越的，因为它距离波茨坦广场相对较近。此前，党总部的员工全部坐在独立办公室里，这座大楼有时像个政府机关。这让社民党中日益增多的年轻员工感到不适。未来，四楼将设立共同办公区域。

在最近一次党代会上，代表们通过了一项旨在短期内为联邦党组织增加资金的提案。例如，成员会费的一小部分将流入一个旨在助力现代化的“未来基金”。预计每年将筹集400万欧元，党执行委员会还将追加同等金额。这样一来，在2027年至2029年期间，将有约2400万欧元可用于党组织现代化。仅一套新的IT系统就将耗资2000万欧元，旨在简化数字化竞选工作。

此外，还将首次建立统一的竞选结构。此前，所有州级和地区协会在每次竞选前都必须临时搭建必要的结构。这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在竞选结束后，许多经验和知识会随之流失。通过部署长期负责竞选规划的人员，这一状况将得到改变。各州财务主管也将参与其中。

长期以来一直是党内“问题孩子”的党刊《前进》（Vorwärts）也将迎来变革。有观点认为，该刊作为成员与党领导层之间沟通桥梁的可能性被浪费了。未来，《前进》每年仅出版两次印刷版。其余期数将改为数字化简报，并与党在社交网络上的产品相结合。该党计划为此投资200万欧元。

尼坦（Nietan）与总书记克吕森多夫（Klüssendorf）在党组织架构重组方面目标一致，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使该党在选民和成员心中重新提升吸引力。

与延斯·施潘共进晚餐

执政党党团准备改革项目

明斯特。联盟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联邦议院党团于周四在明斯特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闭门会议，旨在讨论截至年底的立法程序。会议伊始，社民党党团主席马蒂亚斯·米尔施重点强调了相互信任的重要性。虽然他对自己在与基社盟（CSU）州级小组主席亚历山大·霍夫曼以及前党团主席延斯·施潘之间建立的信任，在施潘的继任者托斯滕·弗赖（两人均来自基民盟）身上也能建立起来表示乐观，但他指出，此前他与弗赖的合作并不像与施潘那样紧密。

弗赖、米尔施和霍夫曼于周三晚上在明斯特的“Großer Kiepenkerl”餐厅与施潘共进晚餐。据联盟党党团内部人士透露，这次会面持续了约两小时，气氛轻松；施潘希望继续留在该党团中。

联邦议院将在夏季休会后于9月恢复工作。其中一项尤为重要的计划是养老金改革。米尔施周四上午在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表示，养老金委员会已就法律改革提交了一份“极佳的建议”。但现在则进入了“议会思考”阶段。

目前，无论是基民盟还是社民党的州长们都对取消缴费满45年可申请无扣减提前退休（即“63岁退休”）的规定提出了批评，这可能会成为执政伙伴之间最困难的话题之一。米尔施称委员会取消该规定的建议“原则上”是一个“正确的基础”。不过，他也察觉到了党内基层存在巨大的批评声音。在明斯特，米尔施表示，他、弗赖和霍夫曼是“三位非常有自信的议员”。他们也将与各州州长进行沟通。elo.

其他声音

终于有人对特朗普说不

丹麦日报《政治报》（Politiken）就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争端评论道：“不，谢谢。不能在这些条件下达成。这就是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周五将加拿大谈判代表团从华盛顿召回时，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传达的信息。不久之后，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爆发了——这场战争可能会让加拿大付出沉重代价。到目前为止，卡尼的强硬路线得到了大多数加拿大人的支持。这种路线应当成为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盟国家，的灵感，因为尽管与美国有着数十年的忠诚联盟，这些国家现在却遭到勒索、羞辱，在丹麦的情况下甚至受到了领土威胁。加拿大中断谈判是否明智？从经济角度看几乎不明智。美国是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特朗普在寻找伤害对手的方法方面，其能力之强令人沮丧。但生活不仅仅关乎金钱。它还关乎是否还能坦然面对镜中的自己。马克·卡尼和加拿大做到了。太棒了。希望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和其他欧盟政府首脑能倾听并从中学习。”

法院强迫科技巨头做出改变 针对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与美国多个州达成的协议，英国《电讯报》（The Telegraph）写道：

“矛盾之处在于，Meta 虽然同意支付赔偿金，但同时否认了通过鲁莽使用算法损害儿童心理健康的指控。尽管如此，和解协议仍强制 为儿童引入特定规则，包括每日使用限制和夜间锁定。这无疑承认了与社交媒体过度使用及潜在成瘾相关的问题确实存在。对 提起诉讼的美国各州指责该公司利用其平台‘吸引、束缚并最终诱捕青少年和少年’。包括 Tiktok 在内的其他平台也面临引入保护功能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法院在强迫科技巨头改变其行为方面，比政府的监管措施要成功得多。显然，给它们造成经济损失反而具有更好的疗效。”

的范式转移

西班牙《世界报》（El Mundo）对此议题评论如下：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所有者 将为其社交网络中具有危害性的算法支付近 170 亿美元，这一协议意味着大型科技公司免责时代的终结。现在的关键在于落实这项协议，同时 Tiktok 和 Youtube 等竞争对手也必须遵守。挑战不在于禁止某项技术，而在于防止企业利润依赖于对其负面影响的利用。 现在开始实施的范式转移——如果它能真正实现——对于塑造一场不再由算法主导的公共辩论而言，也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些算法严重损害了它们所运行的民主国家的质量。”

“是我把塔利班带到这个世界上的”

如果没有女医生，阿富汗的医疗体系将会崩溃。尽管如此，塔利班仍在给她们设置重重障碍。来自瓦尔达克省的两名女性讲述了她们的故事。

作者：弗里德里克·伯格（Friederike Böge），发自瓦尔达克

艰苦的工作条件： 2026年8月，位于瓦尔达克省的查克医院（Chak-Krankenhaus），医生罗莎纳克·瓦尔达克（Roshanak Wardak）在此工作。 摄影：弗里德里克·伯格

五年前塔利班掌权时，罗莎纳克·瓦尔达克感到“非常高兴”。对于这位来自同名瓦尔达克省的妇产科医生来说，喀布尔的政权更迭主要意味着一件事：长达15年的战争结束了。“喀布尔的人生活得比较舒适，但我们这里曾经历过24小时不停的战斗，”罗莎纳克·瓦尔达克说道，此时一名员工正在她的接待室里端上午餐。餐点有鸡肉配米饭和沙拉，以及一种加入新鲜薄荷的酸奶饮品 Dugh。“以前这里根本没法坐，”瓦尔达克讲述道。由于存在子弹击中的危险，这个房间多年来一直被用作储藏室。2021年8月恢复平静时，她在赛义达巴德区（Saydabad）的小房产上留有数百个弹孔。

瓦尔达克省地处首都之门，具有战略意义，曾是该国争夺最激烈的省份之一。五年前权力之争尘埃落定后，这里的许多人感到如释重负。他们看待政权更迭的视角，与距离此处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喀布尔市居民截然不同。

在罗莎纳克·瓦尔达克的家乡赛义达巴德区，塔利班在接管喀布尔之前就已经统治多年。对于这位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阿富汗议员的医生来说，伊斯兰主义者并不陌生。他们是她病人的丈夫和儿子。“塔利班是通过我的手来到这个世界的，”她用略带讽刺的口吻说道。“他们曾是来自村庄的穷人，了解农村的问题。我原以为他们会记得这一点。”然而，在2021年获胜后，他们带着家人搬到了喀布尔，忘记了那些村庄。“城市改变了他们的思维。”

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罗莎纳克·瓦尔达克洞察到了塔利班的家庭生活。许多高级成员现在会娶第二任或第三任妻子，而这在以前是他们负担不起的。而且：“他们现在想要受过教育的女性。他们问我是否认识可以结婚的女医生或护士。”

有些塔利班官员将女儿送往喀布尔的私立学校。他们支持重新开放女子中学会。但这并没有帮助，因为在坎大哈的塔利班统治者坚决反对。在喀布尔的一些女子古兰经学校，现在也教授数学、物理和英语等科目。他们是在获得教育部许可的情况下这样做的。一名校长解释说，这里的“艺术”在于将这些科目申报为伊斯兰教学的“辅助科目”。这些是被容忍的灰色地带。但这些学校仅对那些负担得起私立学校的人开放。

虽然五年前罗莎纳克·瓦尔达克对战争的结束感到宽慰，但她对塔利班的意识形态没有抱任何幻想。直到今天，她依然大声谴责女子中学会被关闭的行为。她前往公立学校分发书籍并发表演讲，这违背了塔利班的意愿。她之所以敢于如此正面地与他们对抗，部分原因在于她出身于一个有影响力的地主大家族。她的祖父在1931年至1945年期间担任阿富汗众议院议长。她的父亲也是一名政治家，在80年代被共产党人谋杀。

当时，该家族的大部分成员移民到了美国和英国。罗莎纳克·瓦尔达克（Roshanak Wardak）随母亲逃往巴基斯坦，在那里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救治阿富汗难民。1996年，她回到了瓦尔达克——恰恰在塔利班首次夺取阿富汗政权的那一年。这位敢于抗争的医生为自己选择留下而感到自豪。她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并批评美国是曾经的占领势力。她指责美国杀害平民并使该国陷入腐败。

在战争年代，罗莎纳克·瓦尔达克本可以搬到喀布尔，她在那里也有一栋房子。但她热爱乡村的花园，热爱那里的苹果树、宁静以及诊所前的奶牛。她认为首都太吵闹且太脏。

尽管这位医生勇敢地面对塔利班，但她也经常不得不向其屈服。2010年，在受到威胁后，她放弃了再次竞选议员。而在近期，未婚的瓦尔达克两次被禁止出国旅行，因为她在机场时没有陪同的“马哈拉姆”（Mahram）——根据塔利班的意愿，女性在旅行距离超过80公里时，必须由一名男性亲属陪同。在国内，她则无视这一规定。“当我在检查站被问到时，我会说：‘你们把我们所有的马哈拉姆都杀光了，或者把他们赶出了国。’”对于年长女性，这种情况或许还能被容忍。

但对于尼拉布·卡普坦（Nilab Captain）来说则不然。这位年轻的全科医生在靠近赛义达巴德（Saydabad）的查克（Chak）区医院工作。每当周六阿富汗新的一周开始，她从喀布尔出发前往就诊时，必须由她的未婚夫陪同，并在周四再次接她返回。每次往返需耗时四小时。作为一名教师，他因此损失了两个工作日以及相应的部分工资。此外还有交通费用，而这部分费用并不由医院承担。未婚夫对此表示接受，因为卡普坦的收入明显高于他。折算后每月约750欧元，这在阿富汗是一笔巨款。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因为她工作的查克医院在过去34年里一直由德国捐款维持运行。

尼拉布·卡普坦是查克地区两名女医生之一。和她一样，护士们也来自喀布尔。她们向所谓的“美德部”申请，希望像以前那样全部乘坐一辆医院巴士共同出行，而不是分别由各自的马哈拉姆陪同。该申请被拒绝。美德部发言人赛义夫-乌尔-伊斯兰·海巴尔（Saif-ul-Islam Khaybar）对此表示：“希贾布（头巾）和男女分立在阿富汗一直存在。除此之外的所有东西都不是阿富汗的价值观，而是美国占领的结果。当然，很多人喜欢那样，因为那是一种放荡的自由。”

对于卡普坦及其同事来说，男女分立在工作之余同样适用。她们被要求在没有马哈拉姆陪同的情况下不得进入村庄。相反，她们以前经常去医院的花园摘苹果。但最近她们因此受到了道德警察的警告，因为该花园从男性员工的宿舍可以被看到。

因此，她们十个人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挤在两间卧室里，这些卧室由医院在女科病房内紧邻诊室的位置设立。她们觉得自己像囚犯。“我们甚至不能呼吸新鲜空气，”卡普坦（Captain）说道。房间里闷热不堪。她们不允许拉开窗帘，因为窗外有男人。她们用来做饭的小房间几乎被五张床铺填满。当卡普坦想给家人打电话时，她会走进自己的诊室，以免打扰他人。她讲述道，有时她们会一起阅读《古兰经》，讨论其中关于女性权利的章节。“我们的伊斯兰教赋予了我们女性权利。”但出于谨慎，她没有说出：塔利班并没有赋予她们这些权利。

卡普坦选择了忍耐。如果她辞职，对于这家医院以及瓦尔达克（Wardak）的女患者来说将是一场灾难。目前该地区的女性医生已经非常稀缺。最近在招聘一名新妇产科医生时，尽管发布了数周的招聘公告，但只有一名申请者。在塔利班夺权后，许多女性医生离开了这个国家。自从伊斯兰主义者在2022年12月将女性从大学驱逐出去后，不再有新的女性医生接受培训。2024年底，助产士和护士的培训机构也被关闭。查克（Chak）卫生部门负责人哈尼夫·奈米（Hanif Naimi）在被问及可见的毁灭性后果时显得局促不安。“上帝是仁慈的，”他说道，并无奈地笑了笑。人们能看出他并不是教育禁令的支持者。

目前，急诊室的女性由一名男医生接诊，因为在阿富汗除了妇产科医生外，几乎没有其他专科女医生。但如果需要对私密部位进行治疗，则由一名护士负责。当护士放置膀胱导管时，一名内科医生在窗帘外向她喊出指令。这种情况在塔利班执政前就已存在。该医生表示，因为家属不会允许采取其他操作方式。与此同时，即使在极度保守的瓦尔达克，人们对女孩受教育的渴望依然强烈。“这里的所有人都为他们的女儿感到悲伤，”一名助产士说，“她们曾有如此远大的志向。”

尼拉布·卡普坦（Nilab Captain）还算幸运。她是最后一批能够完成医学学业的女性之一。

因此，她有时会被一种类似于灾难幸存者的愧疚感所折磨。卡普坦的许多同学为了能更好地准备，将毕业考试推迟了几周。随后，塔利班将她们从大学中驱逐。她们可能永远无法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

卡普坦也不愿过多抱怨，因为她承担着供养15名家庭成员的责任，他们依靠她的薪水生活。此外，她认为：“农村妇女的生活比我的艰苦得多。”直到2021年，查克仍是战争地带。医院经常处于前线之间。有时它处于塔利班的控制区，有时则处于政府控制区。有时她们治疗受伤的塔利班成员，有时治疗受伤的士兵。医院多次被炮弹和火箭弹击中。有一次是因为美国人的空袭。另一次，一群美国士兵冲进医院，因为他们怀疑那里有一名受伤的塔利班指挥官。对于工作人员来说，上班的路途往往充满生命危险。

这里以前救治过许多战争伤员。直到2020年，人数仍超过180人。而如今，这里面对的是贫困引发的疾病，如营养不良，以及因缺乏暖气而导致的肺炎。“以前我们虽然拥有自由，但一直在战斗，”在瓦尔达克长大的卡普坦（Captain）说道。战争的结束使一些五年前还不可想象的事情成为了可能。如今，恰克（Chak）聘请了一名医生，他在共和国时期曾在喀布尔的警察医院工作。以前他绝不敢冒险前往省外。

在恰克，人们感受到国际援助资金的大幅减少正将医疗体系推向崩溃边缘。仅在去年，阿富汗就有近450家医疗中心被迫关闭。对于恰克医院来说，这意味着患者人数的增加。两年前，每月平均接诊5000人，而现在则达到了7000人。与此同时，该诊所的捐款额下降了15%。据外科医生阿卜杜勒·瓦基尔（Abdul Wakil）称，这里是该国设备最齐全的地区医院之一。因此，例如恰克的产妇死亡率就明显低于该国其他地区。

来自多特蒙德的护士卡拉·谢夫特（Karla Schefter）从1989年起就开始建设这家医院，并领导了数十年。她于今年去世。罗莎纳克·瓦尔达克（Roshanak Wardak）早年就认识她。“卡拉是我的英雄，”她说，“没有人能领导阿富汗人，但她做到了。”

另一位德国女医生也在恰克留下了足迹。在医院对面，Lepco组织经营着一家麻风病和肺结核诊所。该诊所由鲁斯·普法乌（Ruth Pfau）创立，她是一位天主教修女，在邻国巴基斯坦开展了极其重要的工作，以至于2017年在卡拉奇举行了国葬。

来自西部的竞选援助

绿党在德国东部缺乏人员——因此，来自全德国的成员纷纷涌上街头 / 作者：保罗·格罗斯（Paul Gross），哈勒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些天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没有选举权的人在向同样没有选举权的人分发竞选宣传单。上周末就发生了这样一幕：来自慕尼黑区协会的绿党成员、30 多岁的伊琳娜·弗赖哈特（Irina Freihart），试图将一份绿党竞选纲领的简要版塞给哈勒市场广场上的一位年长女性。“我根本不住在这个联邦州，”该女性在拒绝传单时说道。弗赖哈特本周末是第一次访问哈勒，她回答道：“但这里风景很美啊。”路人尴尬地指向几米外设立的德国选择党（AfD）竞选摊位。弗赖哈特说：“我们正在努力改善。”

她是 600 多名申请前往东部进行所谓“竞选假期”的绿党成员之一。由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州协会成员人数最少，但在民调中均在 5% 的得票门槛边缘徘徊，因此该党请求支援——并取得了成功。慕尼黑区协会拥有 6000 多名成员，规模明显大于上述两个东部州协会的总和，仅该协会本周末就有 30 名绿党成员前往哈勒提供帮助。在弗赖哈特的家乡，多米尼克·克劳泽（Dominik Krause）在几个月前被选为首位绿党市长，他以进步的交通和气候政策赢得了慕尼黑人的认可。而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核心的话题则是：一群在政治上几乎没有共同点的政党组合，最终能否获得足够的选票，从而共同阻止一个由德国选择党（AfD）领导的政府产生？

弗赖哈特用带有南德口音的卷舌音赞叹道，慕尼黑的情况“相对而言像梦一样美好”。而“这里”，即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政治局势，“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认为，来到这里以便能够感同身受是非常重要的。弗赖哈特加入该党已有五年，目前也是区委员会的成员。她将进入政坛描述为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参与政治让她有了自我效能感，此后她感受到的“世界之痛”减轻了。弗赖哈特通过第二教育途径完成了学业，目前担任工业工程师。她没有自己的家庭，将大部分业余时间投入到党内工作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工作，但我从中获得了很多能量，”她说。这既是对智力的挑战，也让她处于一个社交网络之中。对于伊琳娜·弗赖哈特来说，参与慕尼黑绿党的活动听起来像是一项充实的爱好。政党政治对她而言是一部分自我实现。

在哈勒，她的党友们眼中的世界则截然不同。周六上午，一场大雨倾盆而下，落在集市广场上，弗赖哈特在一名蜂蜜商那里找到了避雨处。为了不让帐篷塌掉，那名商人不断地拍掉帐篷顶上的大水洼。在两人的交谈中，对方透露这位年长的先生同样是绿党成员：“我也在你们这个协会里。”但他对自己的政党感到不满。他认为，仅仅通过与德国选择党（AfD）划清界限来定义自己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他们提出的问题全是错的，只是答案很古怪，”他说。他认为绿党过于关注 AfD 这个敌人形象，而对自己未来的愿景关注不足。此外，少数群体被置于过高的关注中心。弗赖哈特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她翻阅着一份传单反驳道：“在这里，多样性只是众多议题中的一个。”事实上，该纲领高度聚焦于交通、教育和城市绿化等切实可见的物质议题。但在竞选活动中，人们记住的却只有一条信息：我们要阻止 AfD。

伊琳娜·弗赖哈特在集市广场上进行的对话全部很简短：有时是获得鼓励（“我已经选你们了！”），有时被避而远之，有时对方只是沉默地接过传单，极少出现侮辱性言论（“我不知道是谁往你们脑子里拉了屎！”）。在经历这些时刻后，弗赖哈特会笑起来，很难说她是感到尴尬还是表现得从容。

许多绿党成员分布在集市广场各处，他们来自汉堡、科隆、波恩、乌尔姆、慕尼黑等地。难道他们要向哈勒的民众解释这次地区选举的关键点吗？弗赖哈特并不希望人们这样理解。虽然她事先阅读了选举纲领的简要版本，并参加了联邦办公厅的一次在线研讨会以做准备，但如果涉及具体细节，她会引导对方咨询当地成员。事实上，这个周末她没有陷入任何一次较长或激烈的辩论。

这或许是因为竞选活动集中在绿党有机会获胜的街区。党部位于环境优越的北城中心，那里一栋栋带有繁茂花园的老建筑鳞次栉比，通常每栋房仅住一家人。一名地区协会的工作人员承认，实际上如果能更多地深入社会热点地区（例如新城）会更好。但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意识到，能否进入州议会，关键在于动员自己的阶层。周六下午，当其中一栋房子的门打开时，对话通常是这样的：弗赖哈特说她带来了州议会选举的信息，居民礼貌地表示感谢，并说他已经选择了绿党，随后祝她好运。

在当地的一些高层建筑中，情况则没那么和谐。弗赖哈特将传单塞给一名住在底层的年轻男子，他接过了传单，但警告她高层住户的情况：那里的人对这类事情并不太感冒。弗赖哈特与一名同行竞选的女性朋友在走廊里短暂停留，她犹豫地左右摇了摇头，然后说：“走吧”，向楼上走去。那里并没有出现不友好的情况，或许是因为许多居民根本不开门。在另一栋房子里，一名底层的女性在认出是绿党成员后立即表示拒绝；在另一个地方，一名站在门口的男子瞪大眼睛说：“没兴趣”。在政党的一个应用程序中，伊琳娜·弗赖哈特记录下每一个她按过门铃的房子，北城的地图变得越来越绿。尽管如此，她笑着说：“在集市广场上的自我效能感更强。”

回到慕尼黑后，弗赖哈特表示，由于在哈勒结识了一些人，她现在觉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情况离她更近了。无论如何，她希望，如果德国选择党（AfD）势如破竹地获胜，现在感觉起来会没那么糟糕，因为：“我没有坐视不管。”

当每个孩子的日托位成本高达 120.000 欧元时

出生率下降导致日托中心关闭 / 作者：Timo Steppat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维岑豪森（Witzenhausen）的市长体会到了关闭一家日托中心意味着什么。这位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政治家卢卡斯·西特尔（Lukas Sittel）在市议会会议上被指责在削减这座北黑森小镇的未来预算。有人质疑，正因为这里还设有空余的日托位，难道这不应该是吸引年轻家庭搬到这座位于图林根州边界城镇的理由吗？在地方选举期间，左翼党警告称社会福利正在缩减，其得票率从此前仅有的 4% 增长了 10 个百分点。

但从数据来看，关闭日托中心的理由似乎充分：在名为“Frechdachse”的托儿所中，设有 12 个护理位，但实际报名仅 3 人，且由 4 名成年人负责护理。这家由非政府组织运营的机构向市政府开出的年度账单为 360.000 欧元。这意味着，一个日托位的成本高达 120.000 欧元。西特尔表示，对于这座人口 15.000 且处于预算保障期（Haushaltssicherung）的小镇来说，这笔费用无法承受。

暑假结束后，维岑豪森仍有 50 多个日托位空缺。因此，在由市政府直接管理的日托中心里，部分小组被合并。但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机构利用率低直接影响了市政预算：虽然市或镇政府实际上承担了几乎全部成本，但其从相应的联邦州获得的报销仅按人头（每个孩子）计算。因此，德国城市与市镇联盟（Deutscher Städte- und Gemeindebund）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要求对全国的日托融资进行改革：结算方式不应按人头计算，而应按整个机构进行结算。自 2022 年以来的出生率下降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市政债务，而目前的债务水平已处于历史最高点。

同样位于北黑森州的威林斯豪森（Willingshausen），市长卢卡·弗里奇（Luca Fritsch，SPD）也感受到了这一影响。尽管日托报名人数大幅下降，但他仍坚持要保留现有的基础设施。他表示：“尤其在农村地区，这传递了一个信号，即该市镇对年轻家庭具有吸引力。”如果一家日托中心关闭，父母的接送路程往往会变得明显更远。尽管如此，威林斯豪森的日托费自 2023 年起每年上涨 20%。目前，三岁以下儿童的护理费用每月为 420 欧元。弗里奇表示，这座拥有 4800 名居民的市镇赤字仍在持续增加。目前，儿童护理领域每年缺口约 100 万欧元。

与许多市镇一样，日托中心是最大的成本驱动因素，这也与工资协议标准的提高有关。作为施瓦尔姆-埃德县（Schwalm-Eder-Kreis）市长发言人的弗里奇报告称，某个市镇甚至在讨论关于一辆每年仅运行一次、用于接送老人参加下午茶活动的巴士问题。“这涉及的是 500 欧元的缺口，”弗里奇说。弗里奇坚信，如果各联邦州能为儿童护理提供充足的资金，大多数县属市镇的财务困境将得到缓解。否则，即“谁订购服务谁付费”的连接原则（Konnextitätsprinzip）将无法得到遵守。

令市长担忧的是，更多的服务承诺正在增加。因为联邦政府和各州计划商定更高的儿童护理最低标准。联邦家庭部提交的第一份法律草案被各州一致拒绝。各州批评称，虽然要求护理质量必须有可验证的提升，但联邦政府在未来几年向各州支付的资金却将被削减一半。像弗里奇这样的市长担心，最终的融资压力将落在市镇政府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率的下降本可以是一个幸运的巧合：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将照顾更少的孩子，从而提高护理质量。黑森州社会部长海克·霍夫曼（Heike Hofmann，社民党）指出，在她管辖的州内，南部繁荣的莱茵-美因地区仍然缺乏护理名额，而经济低迷的北部地区已有首批幼儿园关闭。这种二元对立在其他联邦州也同样存在。霍夫曼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指出，州政府仅定义标准。“如果一家幼儿园关闭，是由城市和市镇决定的，”霍夫曼说道。

尽管如此，目标仍应该是支持市镇和独立运营机构，将增加的人员资源留在系统中，从而进一步提升早期儿童教育的质量。“我们必须将出生率下降视为一种人口红利，并尽可能地利用它。”至于具体如何操作，霍夫曼并未透露。黑森州城市与市镇联盟坚决反对提高人员配置要求。该联盟认为，出生率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再次上升，届时市镇将不得不承担后果。

在维岑豪森（Witzenhausen），“Frechdachse”托儿所的关闭引发了家长的担忧。他们猜测自己的幼儿园是否是下一个目标。“如果我们作为市镇必须决定关闭哪家幼儿园，我们将面临一个民主问题，”市长西特尔（Sittel）表示。因此，他希望聘请外部顾问，透明地制定出哪些幼儿园有未来，哪些没有。

简讯

前波斯尼亚塞族将领姆拉迪奇去世

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战争罪犯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ć）在监狱中去世。其家人向塞尔维亚媒体告知了这一消息。他被定罪的罪行包括后来被法院认定为种族灭绝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在1995年

拉特科·姆拉迪奇

期间，据波斯尼亚方面称，在姆拉迪奇的最高指挥下，短短几天内有超过8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被谋杀。此外，他还被指控参与了从1992年开始的萨拉热窝围城战，导致超过10,000人死亡。tens.

特朗普将加强电网保护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因外国技术可能给电网带来的风险而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他通过法令禁止美国公司购买、进口或安装某些在国外制造的发电和输电设施组件。政府将此举归因于此类部件带来的“异常威胁”。外国参与者可能借此获取电网访问权限并瘫痪关键基础设施。特朗普还提到，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导致电力需求不断增加，因此稳定的能源供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法新社（AFP）

罗马知道该怎么做

GEAS改革对意大利在接收移民回国方面施加了更严格的规定。政府会遵守这些规定吗？

作者：托马斯·古特舍尔（Thomas Gutschker），布鲁塞尔

在意大利海岸：2025年一艘Sea-Watch船上的难民。照片：路透社

自2022年底以来，意大利一直拒绝接收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寻求庇护者。仅德国就向罗马提出了34,500次所谓的“都柏林请求”，但实际上仅有15人被移交。欧洲法院在3月份将这一做法判定为违法。6月中旬，欧盟大规模的庇护法改革——共同欧洲庇护系统（简称GEAS）正式生效。意大利现在会履行其义务吗？如果它再次不遵守，会发生什么？

来自罗马的政治信号不一。最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党（Lega）的主席引起了关注。一周前，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在一次党内活动中表示，只要“德国的非政府组织船只在地中海将数千名非法移民运送到意大利和欧洲”，德国就没有权利“遣返哪怕一名非法移民”。布鲁塞尔对此的回应是，萨尔维尼作为基础设施和交通部长，根本不负责移民政策。

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Matteo Piantedosi），他是一位没有党籍的前行政官员。在萨尔维尼发起攻击后，皮安特多西在接受安莎（ANSA）通讯社采访时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皮安特多西赞扬了GEAS，因为它让所有成员国都承担起责任。当被问及德国、奥地利和荷兰等国提出的首批接收请求时，他回答称，这仅涉及“非常少的数量”。“在目前收到的约50份申请中，实际上只有三个人出现在意大利。”

显然，政府接收了这些人。皮安特多西还表示，2022年的接收禁令是基于“意大利接收系统处于敏感阶段并经历客观危机”的认定，但“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这与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立场一致。这位总理在同一天于其Facebook页面上明确表示，GEAS对意大利而言意味着“处理所谓‘都柏林案件’的一个积极转折点”。

因此，绝不能由此得出意大利不想履行义务的结论。恰恰相反：政府暗示将进行合作。德国联邦内政部也认为没有理由公开批评罗马。“原则上，意大利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在移民政策的所有问题上都紧密合作，”一名发言人在上周中期表示。据悉，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基社盟 / CSU）与皮安特多西计划在9月会面，但具体日期尚未公布。

此前曾出现过分歧，因为罗马拒绝接收三名在6月12日之前入境的来自德国的人员。意大利政府对此援引了多布林特与皮安特多西在2025年秋季达成的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德国将在两年内不再通过所谓的“欧盟团结池”接收意大利的移民，以补偿之前许多未被接收的都柏林案件。然而，德意协议是否涵盖2026年6月中旬之前发生的案件尚不完全明确。多布林特的发言人表示，这“主要涉及GEAS生效后的案件”。

意大利将如何处理这些新案例，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见分晓。新的GEAS（欧盟移民与庇护共同制度）为接回程序规定了清晰且严格的规则——这正是德国在谈判中重点敦促的要求。现在，一个国家无需再向相关国家提交正式申请，而只需发送一份标准化的通知。其基础是Eurodac数据库中的匹配记录，即该人员在首次进入欧盟时必须已在该数据库中登记。相关国家也不再需要正式同意。如果该国在两周内没有明确提出异议，则该通知被视为已确认。随后，实际的移交工作有六个月的时间窗口。

这一精简后的程序旨在结束此前常见的做法，即各国直到六个月期限届满前不久才回复接回申请——此时已没有时间进行移交。然而，根据新法，移交只有在接收国允许该人员入境时才能进行。但如果一个国家经常拒绝入境，则将面临后果。一旦欧盟委员会认定存在“系统性缺陷”，承受特殊移民压力的国家将不能再要求其他国家的团结支持。

意大利与希腊、西班牙和塞浦路斯一起，被列为在2025年底被认定处于此类压力状况的四个国家。其他国家必须要么接收这些国家的移民，要么提供资金补偿——除非像德国那样，能够通过之前的案例进行抵消。10月中旬，欧盟委员会将报告明年哪些国家处于特殊压力之下，以此作为下一个团结周期的基础。届时，委员会还必须评估这些国家是否履行了GEAS规定的义务。因此，罗马在未来几周的表现至关重要。

委员会的一份初步报告在7月中旬证明，意大利几乎将其负责移交案例的国家单位人员增加了一倍，并向委员会通报了相关的移交中心。报告称，在GEAS生效后的前四周内，罗马“默许接受”了八个成员国的接回通知，即未对此提出异议。然而，目前尚未进行任何实际移交。相反，有12项移交申请被拒绝，这是不允许的。此外，没有迹象表明意大利当局与其他国家就必要的物流步骤进行了积极沟通。

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委员会写道，在10月的报告中，将重点评估“协作的运作程度”。罗马现在很清楚，如果想继续获得团结支持，应该怎么做。

自民党允许自己产生一些“春之情愫”

即将到来的州议会选举能否为该党带来期待已久的转机？ / 作者：弗里德里克·豪普特（Friederike Haupt），柏林

自民党（FDP）已经很久没有在选举中失利了。简单来说，是因为期间没有选举。但现在，三场州议会选举即将举行。该党希望其局面终于能有所扭转。毕竟，该党现在由沃尔夫冈·库比基（Wolfgang Kubicki）领导，而所谓的“库比基效应”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被寄予厚望，旨在凭借其攻击性、娱乐性和亲民特质，将自民党重新推回5%的得票率门槛之上。那么，起飞了吗？

至少它不再像铅块一样沉在底部。自从库比基宣布竞选党首以来，情况有所变化。虽然进展并不迅速，在某些情况下，支持率能再次被测出就已经被视为一种成功。但几天前，当Allensbach发布一项民调显示自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为6%时，一些成员产生了真正的“春之情愫”。6%！这意味着：重返德国联邦议院！

“我们非常满意，”秘书长马丁·哈根（Martin Hagen）向《法兰克福汇报》强调。在所有研究机构的调查中，自复活节以来，该党支持率上涨了约两个百分点；当时库比基宣布将参选。大多数人认为该党支持率在5%或略高于此。

成员人数的发展也相当不错——不过是在经历了剧烈下滑之后。在2024年12月红绿灯政府结束之后，根据该党自身的数据，其成员人数还接近 67.000 名；约一年半后的今年5月，人数降至 63.000 名。这是一次相当严重的流失，尤其是其中已经计入了几个在复活节前后入党的乐观主义者。但在党代会上，自民党通过玛丽-阿格内斯·斯特拉克-齐默曼（Marie-Agnes Strack-Zimmermann）的意外参选证明了其活力，随后又迎来了一波 800 名新成员的加入。

一方面，这相对而言微不足道。左翼党（Die Linke）在一年内将其成员人数翻了一番，达到 120.000 名。但另一方面，这至少带来了希望。而且很明显：左翼党的部分成功源于德国选择党（AfD）的成功。在极右翼势力增强的地方，其他人希望加强极左翼。中间派从中获益甚微。因此，自民党现在会对微小的成功感到高兴。至于这些成功是源于自身的吸引力，还是因为失望的基民盟（CDU）选民在寻求避风港，暂时并不重要。该党认为最大的潜力就在于此：许多在 2025 年对自民党感到失望而选择默茨的人，现在又对默茨感到失望。而且他们比德国选择党的选民更容易被争取过来。在后者中，很大一部分人目前根本不相信任何一个建制党能让情况好转。

但这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尤其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意味着什么？这是自民党目前唯一还在参与执政的州。在最近的民调中，该党支持率为3%。秘书长马丁·哈根认为仍有上升空间。他告诉《法兰克福汇报》：“我们有信心能够进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最近那里的民调也有所回升。“在选举之前，还能有更多进展。”

这对自民党来说至关重要。民调只是伪成功，它们不能带来席位、资金或影响力。与此同时，自民党长期以来在东部地区尤其难以渗透。而且面对竞选活动的激进化——德国选择党的齐格蒙德（Siegmund）对抗全世界——该党也无能为力。Campact联盟目前正号召选民战略性地选择绿党或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以确保这些党能稳过5%的门槛，从而降低德国选择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可能性。这对自由派来说很糟糕，因为这使得他们的成功也变得更不可能。

因此，许多自由党人现在对接下来的几周表现得相当淡定。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选举可能也会很艰难。人们将更多希望寄托在柏林，尤其是前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将在那里参加竞选活动。他依然令许多自由党人感到兴奋：他们想念他，或者至少想念他们曾经在他身上看到的东西。总书记哈根现在试图将信心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本周他与柏林的首席候选人共同亮相时，务实地表示：“至少我们正走在回到中期目标位置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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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被绑架者

尼日利亚开展营救600名被掳走人员的行动

开普敦。在发生大规模绑架事件近一周后，尼日利亚政府已启动一项大规模搜寻行动以寻找受害者。据估计，上周五在该国西北部尼日尔州的一个村庄中，约有600人被掳走。其中一些人当时正在清真寺参加周五礼拜。

尼日利亚总统博拉·提努布（Bola Tinubu）现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要求武装部队、警察及所有相关部门立即开始协调营救行动。在绑架事件发生后不久，他便将此次行为称为“对毫无还手能力的尼日利亚人的懦夫袭击”。他向受害者家属表示：“你们并不孤单。整个国家都与你们一同恐惧。在你们的儿子、女儿、母亲和父亲安全返回之前，我们绝不会停息。”

上周末，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段最初未经核实的视频，视频中显示男女及儿童身处一片林区，周围被武装人员包围。其中一名武装人员用当地豪萨语向被囚禁者的家属喊话，要求他们确认亲属身份。背景中可以听到孩子们的哭声，现场还出现了老年人。一名当地官员告诉路透社，约有30人被杀并已下葬。据称许多居民已逃往邻国贝宁。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

在这一西非国家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北部，大规模绑架事件并不罕见。十二年前，东北部博尔诺州发生的“奇博克女孩”绑架事件引起了极大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国际营救运动。当时，伊斯兰恐怖组织“博科原教团”（Boko Haram）掳走了一个中学的276名基督教和穆斯林女学生。其中一些人至今仍未现身。

近期，去年11月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同样位于尼日尔州的帕皮里（Papiri）一所天主教学校的3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被绑架，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激烈指责，称尼日利亚政府对“基督徒被谋杀”坐视不管。提努布当时承认安全局势是一个问题，但否认了受害者主要是基督徒的说法。当时，总统宣布将派遣超过10万名安全部队，以打击该国北部尤其是恐怖分子和所谓的土匪。随后，尼日利亚与美国在另一个州开展了联合军事打击，目标是当地一个活跃的恐怖组织。

对于尼日利亚总统而言，营救此次被绑架的人员在内政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明年年初将举行总统选举，提努布将寻求连任。在三年前的选举中，他与前任一样，以更有效地打击恐怖分子和犯罪团伙作为竞选承诺。然而，在尼日利亚的大片地区，对袭击的恐惧无处不在。

根据安全专家的观察，大多数绑架行为并非出于宗教或意识形态动机。相反，这些团伙利用绑架勒索赎金，以资助其活动。根据咨询公司SBM Intelligence的一份报告，绑架者在最近一年内勒索了近600万美元，是前一年同期金额的三倍多。其中约90%的资金流向了博科原教团的一个分裂组织。

报告显示，从2025年7月到今年6月，已有超过7800人被绑架，比前一年增加了66%。至少有1100人被杀害。众所周知，绑架者主要在学校、宗教场所、市场和街道上出手，在这些地方，大量人群聚集且在很大程度上毫无保护。部分受害者被囚禁数周甚至数月，直到绝望的亲属筹集并支付赎金。clb.

唐纳德·特朗普深知地图、建筑和路牌上名称的重要性。在他的第二任期内，他极其热衷于更改地点和设施的名称，例如墨西哥湾、阿拉斯加的一座山或一个军事基地。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标注在多个地点，包括华盛顿的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和棕榈滩机场。

在与北邻加拿大的关税争端中，这位美国总统再次将目光投向地图：他威胁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南接纽约州的安大略湖（Lake Ontario）更名为“美国湖”（Lake America）。他认为，美国未来预计不会再与加拿大的各省进行太多贸易。

纽约州民主党州长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将这一举动称为“愚蠢的胡言乱语”。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Doug Ford）则表示这不过是“在吹牛”。但这真的只是如此吗？美国总统随后补充道：“大家都以为我只是在开玩笑。但也许这根本不是玩笑。”

“与近期任何一位总统相比，特朗普都更深刻地意识到名称所代表的意义和权力，”地理学家德里克·奥尔德曼（Derek Alderman）在接受 F.A.Z. 采访时表示。这位田纳西大学的教授致力于地名变更研究，因此认为威胁将湖泊更名为“美国湖”并非简单的谈判策略。特朗普非常清楚“命名或更改地点名称中所蕴含的力量”。

人们从多伦多港眺望安大略湖和多伦多天际线。照片：AP

奥尔德曼警告不要将特朗普的威胁视为荒诞之谈。这位共和党人如此忠实于其“美国优先”原则，以至于他试图将其付诸实践。“我认为许多人——包括科学家、政治家和媒体从业者——有时会陷入陷阱，认为这一切都太荒谬了。他们认为这只是一场表演，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但我们对特朗普总统的了解是，他确实会兑现部分承诺，尤其是在涉及更名的问题上。”

特朗普最爱的威胁：一个新的名称

在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中，美国总统威胁要更改安大略湖（Lake Ontario）的名称。这听起来像个玩笑，但它表明：特朗普深谙名称的力量。

作者：Magdalena Tröndle

对此已有若干实例：在第二任期的第一天，特朗普就通过法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从而兑现了一项竞选承诺。当美联社（AP）拒绝使用这一新地名时，政府暂时吊销了该社在白宫的记者证。Google地图根据用户所在位置显示不同的名称：在美国显示为“美国湾”，在墨西哥仍显示为“墨西哥湾”，而在其他国家则同时显示两个名称，新名称放在括号内。

就在同一天，特朗普下令将阿拉斯加的德纳利山（Denali）重新命名为麦金利山（Mount McKinley）。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曾在2015年将该山更名为德纳利，从而恢复了由阿拉斯加原住民创造且许多居民更青睐的历史名称。特朗普将此次恢复原名的理由解释为，旨在纪念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称其为一位“伟大的总统”。

北卡罗来纳州自由堡（Fort Liberty）军事基地的更名也引起了轰动。该基地最初名为布拉格堡（Fort Bragg），以邦联将军布拉克顿·布拉格（Braxton Bragg）命名。2023年在国会的倡议下，它被更名为自由堡，但特朗普撤销了这一决定。自2月起，该基地再次使用布拉格堡之名——据称是为了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勋章的士兵罗兰·布拉格（Roland Bragg）。

而且就在不久前，特朗普宣布打算将霍尔木兹海峡宣布为美国领土。他在Truth Social上发布了一张该海峡的地图，上面标有“美国领土”（US Territory）字样。公开宣布可能的领土主张是特朗普外交政策中一个反复出现元素。

奥尔德曼（Alderman）教授表示，地名“可能看起来就像地图上的简单标注。但它们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将自己的情感、历史和记忆与这些名称联系在一起”。特朗普非常清楚这些名称对人们的认同感有多重要。如果美国总统威胁要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他不仅是在升级贸易争端，而且是在“直击加拿大人的心扉”。

安大略湖的名称源于原住民对该水域的称呼，产生于两国建国之前。该湖是北美五大湖之一，五大湖共同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淡水系统。

自1989年以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就协调两国共用地理对象名称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中强调，双方对同一地理对象使用同一名称至关重要，“只要这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此外，保留既有的官方名称被认为是“极其理想的”。

尽管如此，根据该协议，如果为了“与强烈的当地习惯或民众意愿保持一致，或者基于具有强有力且具体理由的特殊申请”，仍可考虑更改名称。

如果特朗普兑现其威胁，他可以指示其下属机构将安大略湖称为“美国湖”（Lake America）。但他无法强制其他国家采纳这一变更。

奥尔德曼解释说，一个国家更改某个地点或地理区域的名称本身并不罕见。但通常情况下，更名是“基于经过审核和公开讨论的建议”。此类命名决定“不会简单地由一名当选政府首脑在办公桌前”拍板决定。

在美国，地名变更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例如针对具有歧视性的地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名称随后被更改、删除并由其他名称取代。”

奥尔德曼表示，人们尤其需要思考这些决定所带来的后果。除了更改路牌、文件和数据库所需的资金成本外，最重要的是考虑长期影响：“这关系到孩子们如何认知世界。这样的更名可能会塑造他们的世界观，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他们的教育，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当前的政治时代。”

人们在“非常、非常多的世代”中一直将安大略湖如此称呼。这个名字是源自加拿大原住民命名方式的一个例子。最终，更名也意味着“移除并抹除原住民文化与历史的标志”。

给俄罗斯总统的警告

特朗普称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为“半例行公事” / 作者：马吉德·萨塔尔（Majid Sattar）和弗里德里希·施密特（Friedrich Schmidt）

克里姆林宫方面表现得言简意赅。俄罗斯统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仅表示，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本周前往莫斯科是为了维护“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此类联系“在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刻部分仍在继续”，并且是“一种积极的现象，一个积极的过程”。拉特克利夫与普京之间“没有会面”，且他“与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接触”。

唐纳德·特朗普也表达得较为谨慎。在这场广播采访中，这位美国总统提到此次访问是“半例行公事”。在谈到他为结束乌克兰战争所做的努力时，他补充说，这可能会产生某种结果。目前，双方（即莫斯科和基辅）都希望结束战争。

此前几天，华盛顿一直在猜测拉特克利夫此次旅行的原因。周三，《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中央情报局局长警告莫斯科不要攻击北约（NATO）成员国。其背景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认为，普京可能会尝试测试该联盟的决心——在未来几年内对一个北约成员国发动一次有限规模的打击。

相关情景的范围从网络攻击到小规模的部队推进（例如进入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由于普京并未掩饰他早已察觉到西方因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受伊朗战争影响而出现弹药短缺，因此对这种情景的担忧有所增加。

拉特克利夫的前任威廉·伯恩斯曾在2021年11月同样带着警告前往莫斯科：如果普京在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入侵，西方将做出反应——这将给俄罗斯带来严重后果。

普京目前处于尴尬的境地：尽管俄罗斯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他仍未能实现其在乌克兰设定的宏大征服目标。因此，外界猜测在9月下半月杜马的虚假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新一轮动员。但这种做法将不受欢迎。此外，乌克兰无人机对多家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导致该国大部分地区以及被占领的乌克兰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燃料短缺。此外，针对电商平台Wildberries物流中心的袭击，也将战争扩大到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这对数以千计通过该渠道销售产品的中小企业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后果。然而，俄罗斯统治者在公开露面时似乎并不倾向于放弃其最高目标。

在拉特克利夫之前，特朗普的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曾多次前往俄罗斯并与普京会面。威特科夫是特朗普在纽约从事房地产开发时期的好友，缺乏外交经验，他似乎愿意以牺牲乌克兰为代价与普京达成协议。因此，威特科夫与这位俄罗斯掌权者的会面在西方部分引起了震惊。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随后不得不出面收拾残局。最终，在竞选期间承诺在24小时内解决乌克兰战争的特朗普未能取得进一步进展。期间，他甚至似乎失去了介入这场冲突的兴趣。

在返回白宫后，总统多次对北约内部的互助义务表示怀疑，并将该联盟称为“纸老虎”。华盛顿还威胁称，在伊朗战争结束后将重新评估该联盟的价值。然而，在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所有盟友再次确认了他们对《北约条约》第5条互助协议坚定不移的承诺。

拉特克利夫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首次访问俄罗斯，可能表明特朗普目前至少信任其机构的评估。此前，他曾多次诋毁自己的情报部门，称其为“深层政府”的一部分。

拉特克利夫多年来一直是特朗普的盟友。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作为众议员是其支持者之一。总统在2020年任命他为国家情报总监，即负责监管18个情报部门的负责人。2025年初，他在获得参议院批准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时，得到了20名民主党人的投票支持。在特朗普因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一度闹翻而暂停对基辅的军事援助后，正是拉特克利夫说服总统继续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情报分析。在拉特克利夫的领导下，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还支持基辅提高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效能。

总统办公室涉嫌违规

基辅。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总统办公室可能比此前所知的更深地卷入了乌克兰最近的腐败丑闻。乌克兰媒体《Hromadske》报道了窃听对话中的新细节。据此，总统办公室主任、前军事情报局（HUR）局长基里洛·布丹诺夫在对话中被多次提及，在其中一起案例中，他本人的声音甚至被录了下来。

最近的调查围绕着（涉嫌能源领域腐败的）前能源与司法部长赫尔曼·哈卢什琴科的保释金展开。据称，数人利用一家银行将非法所得资金注入经济循环，以便为其缴纳保释金。反腐败机构正就洗钱问题展开调查。此案的嫌疑人中已包括前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在指控公开后不久，泽连斯基将其免职。

哈卢什琴科本人被怀疑参与了围绕国家能源公司 Energoatom 的腐败体系。2025年11月，反腐败机构公布了相关的调查结果。当时，除哈卢什琴科外，另一名女部长也失去了职务。另外两名来自总统前随员团队的嫌疑人逃往以色列以逃避法律追诉。随后，时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也受到怀疑，泽连斯基与其分道扬镳。尽管直到今天，此案尚未有人被依法定罪，但其政治影响极其巨大。

随着洗钱调查的深入，叶尔马克的继任者现在也成为了关注焦点。据《Hromadske》报道，录音中多次提到一名拥有布丹诺夫名字和父名的个人，根据被窃听者的说法，该人接收了资金或向涉事银行的管理层下达了指令。在一段录音中，甚至能听到布丹诺夫本人在向一名嫌疑人表示感谢。出于法律原因，记录中的姓氏被涂黑。目前尚未对布丹诺夫本人展开调查。

周四，一名记者就录音问题询问了布丹诺夫。他表示，应当等待法院的判决。他还称，在穆德拉被免职后，他出于工作原因仍与她保持联系。尽管如此，随着此类细节的披露，泽连斯基想要在局外要求彻查地变得越来越困难。总统办公室主任虽然不是内阁成员，但被认为比大多数部长更有权力。ropu.

决定支付赔偿金

丹麦计划向在1960年至1991年期间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植入避孕环的格陵兰女性每人支付约40.000欧元的赔偿金。丹麦议会于周四对此表示赞成。据估计，约有4500名女性受到影响。

早在去年，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就已就所谓的“避孕环丑闻”正式道歉。弗雷德里克森当时表示：“这一事件是格陵兰社会的一道公开伤口。”人们希望指明这一失职行为，因为它“给格陵兰的女孩和女性带来了严重后果”。

特别是在1960年至1970年之间，丹麦医生在格陵兰数千名女性和女孩不知情或未给予同意的情况下为其植入了避孕环。根据丹麦政府的一项调查，截至1970年底，至少有4070名女孩和女性植入了此类避孕环。丹麦人权研究所称，其中一些人在手术时年仅12岁。目前人们怀疑，丹麦当局此举是为了限制格陵兰的人口增长。

直到1992年，丹麦仍负责其前殖民地格陵兰的医疗卫生体系。如今，这座地球上最大的岛屿已基本实现自治，但在官方层面仍属于丹麦王国。dpa

德国与世界

对于那些寻求宗教体验的朝圣者来说，他们的喜马拉雅之旅以灾难告终。据印度和内。

“洪水夺走了我们的一切”

据尼泊尔媒体报道，由于正值朝圣季节，许多在尼泊尔高地遭遇山洪的遇难者当时正前往西藏进行所谓的“冈仁波齐-玛那莎罗瓦尔朝圣”（Kailash Mansarovar Yatra）。印度教徒相信，海拔6638米的冈仁波齐山是湿婆神和帕尔瓦蒂女神的居所。玛那莎罗瓦尔湖的水据说能洗净信徒的罪孽。此外，佛教徒、耆那教徒以及西藏苯教的追随者也视这座山和这座湖为圣地。

一场泥石流在喜马拉雅地区摧毁了整个村庄。危险尚未解除。

这场精神之旅在周三早晨 8.30 至九点之间戛然而止，当时一场巨大的山洪倾泻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沿线地区。洪水席卷了村庄，将房屋、道路和车辆像玩具一样冲走。据称，九座大坝、19座桥梁和40公里的高速公路被摧毁。周四，尼泊尔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70人，中国为3人。在尼泊尔一侧，有400多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142名印度人、约100名中国人，以及来自尼泊尔、美国、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荷兰、葡萄牙、韩国、南非和意大利的游客和工人。周四，尼泊尔防灾部门报告共有823人失踪。

作者：Till Fähnders（新加坡）和 Jochen Stahnke（北京）

据周四的消息，在中国一侧至少还有558人失踪，其中包括260名外国公民。其国籍尚不明确。西方外国人很难进入管控严格的西藏自治区，记者则完全无法进入。在由中国管控一侧的失踪外国人中，除了当地藏人和中国工人外，可能主要是印度朝圣者以及尼泊尔人。

到处是泥浆：在尼泊尔，山洪将房屋、道路和车辆像玩具一样冲走。

据尼泊尔旅游局称，失踪者中包括八名德国人。德国外交部告知《法兰克福汇报》，驻加德满都和北京的大使馆已收到关于德国公民的报告，这些人此前被认为在该地区活动，但在灾难发生后仍无法取得联系。山洪的整体规模目前仍难以评估，情况混乱。遗憾的是，预计将有大量人员死亡。

对于尼泊尔来说，这是自2015.年那场毁灭性地震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该国北部的拉斯瓦（Rasuwa）地区受灾尤为严重。目击者描述了水墙滚下山坡时发生的戏剧性场景。一名来自努瓦科特（Nuwakot）地区的女性向 BBC 讲述了她的几名家人如何在洪水中失踪的。“我的父亲、母亲、姐姐以及她的孩子们都被冲走了。他们无法逃离洪水，”她报告称，“洪水夺走了我们的一切。”她是家中唯一能与儿子一起逃到房顶上的人。

照片 AFP

拉斯瓦海关负责人拉杰德拉·杜加纳（Rajendra Dhungana）告诉《加德满都邮报》，他首先感觉到地面在震动。当他跑出去时，看到一面水墙，身后拖着类似烟雾的云团。“那是洪水，像一个巨大的波浪一样升起，横扫过市场，”杜加纳说，“在短短几个瞬间，市场就消失了。”仅在海关站，洪水就冲走了300辆巴士和卡车。

在西藏的中国吉隆口岸，救援人员也目睹了巨大的破坏景象。吉隆是中国与尼泊尔之间最大的口岸。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方在该设施的扩建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口岸建筑此前还很新。据中方称，雪崩以极高速度发生，卷起冰碛物并冲入吉隆藏波江河床。一名中国士兵周四向国家电视台表示：“道路被完全摧毁，通信连接中断，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他称，雪崩后的山体滑坡沉积物现在“平均厚度超过1.5米，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两米”。

监控摄像头流传的画面显示，周三，数米高的泥石流在几秒钟内将奔跑的人群、巴士、路面以及整栋房屋卷走。根据视频记录，多层结构的口岸中心大楼几乎在整个高度上被击中，随后摄像头被泥浆覆盖，无法再辨认任何东西。口岸设施以及周边定居点的绝大多数房屋被摧毁。由于北京将西藏作为军事区管理，人民解放军在该地区部署密集。

危险尚未完全解除。一名中国士兵警告称：“周围的山体极其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进一步的滑坡或坍塌。”国务院总理李强前往灾区，军方通过重型运输机向该地区派遣了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尼泊尔当局也宣布立即开展救援工作。总理巴伦德拉·沙（Balendra Shah）提醒道：“在这样的灾难时刻，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印度、美国和中国承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救援工作启动的同时，此次灾难的确切诱因仍未查明。

尼泊尔政府最初解释称地震是起因。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在8.37时监测到该地区发生了一次4.4级地震。但到了晚上，该局解释称是一次山体滑坡引发了震动。根据加德满都大学气候研究员兼教授里詹·巴克塔·卡亚斯塔（Rijan Bhakta Kayastha）的说法，一次冰雪崩可能阻塞了伦德河（Lhende），从而导致博特科西河（Bhotekoshi）发生突发性洪水。该研究员在接受《加德满都邮报》采访时表示，有可能是一部分冰川崩塌掉入相关湖泊，从而引发了冰雪崩和泥石流。

一年前在博特科西河也发生过类似的突发性洪水，后来被确定为冰川崩塌所致。中国科学院的陈鹏飞科学家同样认为是一次冰雪崩。陈鹏飞在接受《澎湃新闻》（The Paper）采访时将其描述为“在多种因素诱发下，冰川冰体连同其附着的岩基、冰碛等突然且快速地滑落和坍塌”。陈鹏飞表示，高山冰雪崩坠入冰川湖会产生巨大的洪水波，导致湖泊瞬间溃决。

据科学家称，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使得此类事故发生的概率增加。然而，目前尚无法确定这是否为本案中的一个因素。尽管南亚地区目前正处于季风季节，但降雨被排除在原因之外。过去几天，该地区并未出现过度降雨。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一名士兵报告称，现场温度在15度左右，有轻微降雨。研究员卡亚斯塔（Kayastha）表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洪水。”

此外，当地媒体现在提出疑问，灾区居民是否本可以收到关于波浪的警告。关注的焦点包括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因为灾难的起因很可能位于两国的边境地区。

国家灾害预防与管理局前负责人阿尼尔·波克雷尔（Anil Pokhrel）告诉《加德满都邮报》，中方在过去并未足够重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必须最终建立一个跨境预警系统。不过，尼泊尔和中国早在2019年就签署了一项关于灾害预防与防灾合作的协议。

中国国家主席和党魁习近平在雪崩灾难发生后也立即要求加强监测和预警系统。因为显然中方几乎也没有预警时间。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表示：“如果在上游发现冰雪崩，理论上可以为下游提供约20分钟的预警时间，以便将人们转移到安全地带。”但康世昌指出，由于此次事件发生在喜马拉雅高山深谷中一个偏远且人口稀少的地区，现有的监测手段非常有限。

此外，尼泊尔方面安装的设备在洪水抵达前显然也没有发出警告。尼泊尔洪水预报部门首席水文学家比诺德·帕拉朱利（Binod Parajuli）表示，安装在博特科西河（Bhotekoshi）上游的自动洪水监测站本身就被洪水冲走了。“没有一个监测站能向我们发送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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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大显身手

2026年9月15日，中欧夏令时（MESZ）23时星空

九月带来了秋天。此次天文季节的交接发生在当月23日，即秋分之日。随着夜晚渐长，黄昏也日益提前，观星者们将再次迎来收获期；尤其是九月傍晚的天空，尽管季节在更替，但在本月上半月仍由明亮且醒目的夏季恒星及其所属星座主导。早在黄昏时分，夏季大三角的三个顶点便已出现：它们高悬天空，接近其最高点。首先闪现的是明亮的织女星（Wega），随后是亮度稍弱、几乎正处于天顶的天津四（Deneb），接着是位置稍低、向南地平线方向的牛郎星（Altair）。

随着黄昏结束，在漆黑的夜空中，银河带横跨苍穹，从西南地平线经过天顶一直延伸到东北深处，在那里，御夫座中明亮的御夫座α星（Kapella）已在地平线上方现身。相比之下，位于人马座和天蝎座的我们本土星系中心已几乎不可见。到本月中旬，上述夏季恒星及其所属的天琴座、天鹅座和天鹰座将位于子午线以西。

在东半球，那些虽不那么醒目但经过练习后易于识别的秋季星座——飞马座、仙女座和白羊座已经铺展开来。沿着黄道，秋季星座并不容易识别：摩羯座、宝瓶座和双鱼座中没有一颗真正明亮的恒星。希望我们的星图能帮助读者找到它们——前提是天空没有被月光或人造光源照得太亮。在城市中这自然很困难，因此向东南方向眺望时，秋季天空往往显得相当空旷。但有一个例外：在东南方向半高处，闪烁着一个苍白、微黄且显得有些孤单的光点：土星，它是九月傍晚天空中唯一具有实际观测意义的行星。

土星在本月接近其冲点：10月4日，它将在天空中与太阳正对着。对于行星观测者来说，这是最佳时机，因为此时土星与地球的距离最短，且该行星整夜可见。现在就能感觉到：随着九月的推进，土星在东边天空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早。到本月底，它几乎在日落时分就升起。接近午夜时，我们可以在几乎正南方找到它。

尽管土星是太阳系中第二大的行星，但即使在冲点期间，其亮度也远不及木星、金星和火星。即使在冲点这一有利条件下，它与地球的距离仍达1,2百万公里。因此，需要一台质量良好且安装稳定的望远镜，才能看到该行星及其环系统和最亮的卫星。如果使用双筒望远镜，必须拿得极其稳，才能勉强察觉到光环的存在。

一台中型业余望远镜可以看到四到五颗卫星，但土星拥有的卫星远不止于此：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官方数据，土星拥有274颗已确认的卫星，远多于太阳系中的任何其他行星。其中最后的128颗直到去年才被发现。然而，天文学家发现的卫星越多，将所有这些天体统一归类为一个概念就越值得商榷。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Titan），比水星还要大。而新发现的最小卫星直径仅在2公里左右，甚至没有球形。

这些卫星极有可能与大型卫星一样，并非与行星同步形成，而是曾经较大的天体碎片被土星的引力捕获而成的。它们的许多轨道呈长椭圆形，与行星赤道极度倾斜，且经常与行星的自转方向相反——这与大型卫星的情况再次形成对比。如果再考虑到土星环中可能包含数百万个类似大小的碎片，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些碎片不能同样被称为“卫星”？

天文学的命名规则并非真正一致——或者说不再一致了：在望远镜只能捕捉到大型、显著天体的时代，情况还比较简单。但随着观测技术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奇异天体被纳入网络，而它们并不真正符合旧的分类。宇宙确实比想象中要多样得多——不仅是在遥远的星系和恒星系统中，而且正如土星的例子所示，就在我们近在咫尺的地方。

随着深夜的临近，景象发生了变化：夏季星座向西地平线倾斜。仙后座标志性的“W”形升至天顶，东方的仙女座小星座也逐渐升高。在黑暗的天空下，人们可以再次观察到仙女座星系那团朦胧的光云。它位于仙女座星链中部的略偏北位置。紧随其后的是点缀着亮星的英仙座，以及带着亮星卡佩拉的御夫座。

就在其下方（地图上尚未标出），午夜时分在西北地平线低处会出现另一团光云，其光芒——与仙女座星系不同——可以轻微地分辨为几颗紧挨在一起的恒星。这就是昴星团，也被称为“七星”或“七姐妹”，它预示着金牛座的升起。

金牛座的主星毕宿五也会在月底的午夜前出现在天空舞台上。它是冬季星空中的第二亮星，仅次于在我们这个纬度是极圈内的（即永不落山的）卡佩拉。所有这些都是秋天已经到来的确凿迹象。 扬·哈滕巴赫（JAN HATTENBACH）

太阳：1. September, 日出 6.40 Uhr, 日落 20.10 Uhr; 30. September, 日出 7.24 , 日落 19.06 .

月亮：4. , 9.51 : 下弦月; 11. , 5.27 : 新月; 18. , 22.44 : 上弦月; 26. , 18.49 : 满月。

短讯

突尼斯气温近 50 度

新一轮热浪导致突尼斯瓶装饮用水短缺。在这个北非国家，愤怒的民众封锁了道路和一条铁路线，以抗议破旧的电力和供水系统频繁中断。由于空调使用量大，在这一记录性高温的夏天，电力供应不足。国家气象研究所（INM）预测，在气温骤降之前，周四部分地区气温将再次高达 48 度。几天前，扎格万省测得 47.9 度，创下 8 月份的新高。在第一波热浪期间，7 月凯鲁万的温度升至 49.7 度，创下突尼斯纪录。邻国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同样戏剧性。那里再次爆发森林火灾。当局报告称，该国东北部有 12 人死亡，50 多人受伤。hcr.

学校发生一起暴力事件致两人死亡

据德国新闻社（dpa）消息，在柏林附近的一所学校发生的暴力事件中，一名年轻女性和一名男性被杀。一名嫌疑人已被临时逮捕。据报道，受害者是在东勃兰登堡州的戈森-诺伊齐陶（Gosen-Neu Zittau）的一所学校内死亡的。该地约有 3500 名居民。《马克报》（Märkische Allgemeine）报道称，涉嫌凶手年仅 19 岁。据信他是被杀女学生的前男友。此外，一名 30 岁的男子在试图阻止凶手时也被杀。调查人员认为，学校内已不存在进一步危险。目前尚未公布更多细节。F.A.Z.

德国与世界

个人动态

哈里王子隐藏得很好

他们显然没有买房。总体看来，哈里王子及其妻子梅根带着孩子在英国的停留似乎更像是临时之行，而非长久定居。即便在他们返回王国的一天后，依然没有任何照片流出，他们度过第一晚的地点也尚不明确。这对公爵夫妇于周三正午前抵达伯明翰。该家庭专门向 Planet Nine Private Air 公司租赁了一架私人飞机，从加利福尼亚州圣费尔南多谷的范努斯机场起飞前往英国。据称，这次约十小时航程的飞行费用约为每小时 11,000 欧元。目前，公爵夫妇和王室均未对这次出人意料的回归发表评论。查尔斯三世国王以及王位继承人威廉目前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城堡。据称，国王对小儿子以及七岁的阿奇王子和五岁的莉莉贝特公主的回归感到高兴。查尔斯仍在接受癌症治疗，这可能是哈里想要回到故乡的原因之一。据称，查尔斯还希望威廉和哈里能重新接洽。这两兄弟据称已有数年没有交谈。据说，威廉无法原谅他的弟弟在六年前与妻子搬到加利福尼亚，并在此后不断对王室提出指责。威廉和哈里最后一次见面是在 2024 年 8 月。尽管如此，来自哈里身边的人表示，自从六年前他放弃王室高级成员身份并离开王国前往美国后，“从未真正停止过思念故乡”。据说，公爵怀念与英国的“联系感和归属感”，现在他也想将这种感觉传递给孩子们。因此，阿奇和莉莉贝特应该“了解他成长起来的世界，并知道他们的家庭来自哪里”。同样，在洛杉矶出生并长大的 45 岁萨塞克斯公爵夫人也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能给阿奇和莉莉贝特提供体验两个世界的机会。孩子们下周将在新家开始上学。该家庭将临时居住在何处目前仍不为人知。据称，梅根和哈里在 7 月份与查尔斯及其妻子卡米拉在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皇家庄园海格罗夫庄园（Highgrove House）会面（这是他们四年来首次带着孩子阿奇和莉莉贝特会面）时，曾在科茨沃尔德地区寻找租赁房屋。

pps.

阿富汗在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上的首次亮相赢得了其他队伍的掌声。那是 1996 年在埃里温，当时已进入第八轮。这次旅行是由民兵领袖阿卜杜勒·拉希德·多斯特姆资助的，在多斯特姆的领导下，北部省份在面对推进的塔利班时坚守阵地。阿富汗棋手在塔什干被困了一周，才得以飞往亚美尼亚。在他们迟到参赛期间，塔利班攻占了喀布尔。直到 2001 年解放之前，国际象棋一直被禁止。时任阿富汗协会主席的伊斯梅尔·贾姆舍迪（Ismail Jamshedy）与家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流亡多年。为了生存，他的儿子们在街头市场卖烟，而父亲则与散布在各地的棋手保持联系。贾姆舍迪在荷兰获得了政治庇护，并于四周前在那里去世。当塔利班

五年前再次掌权，其继任者古拉姆·阿里·马利克·扎德（Ghulam Ali Malik Zad）逃往柏林。他在那里组织了参加2024年布达佩斯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的男女两支队伍。其中得分最高的选手艾哈迈德·萨菲·坎兹（Ahmad Safy Kanz）和阿卜杜勒·哈利克·瓦伊斯（Abdul Khaliq Wais）随后设法抵达德国。由于他们的避难申请尚未完成，两人均不得出境，因此将错过9月在撒马尔罕举行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但阿富汗在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再次由两支队伍代表。对于一名返回国内的女性来说，因公开露面而受到惩罚的风险很高。因此，只有居住在国外的女棋手才能参赛。不过，部分男棋手来自阿富汗，例如将在第一盘对阵中出场的海伯·法里齐（Khaiber Farizi）。与此同时，塔利班已宣布解散国际象棋协会。国际象棋不再允许

公开进行。

亨德里克·霍尔特越狱

风能诈骗犯亨德里克·霍尔特（Hendrik Holt）在柏林一家司法拘留所的一次无监督假释期间潜逃。奥斯纳布吕克检察官办公室周四证实，霍尔特在8月25日未返回监狱。目前警方正在搜寻这位36岁的企业家。霍尔特曾被视为能源行业的“神童”。2022年，奥斯纳布吕克地方法院以团伙及商业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他与当时的霍尔特集团财务总监销售了并不存在的风电场项目。此前，霍尔特在开放式监狱中服刑。由于其官方登记地址在柏林，因此被安置在该地，并获准在白天离开拘留所。kjma。

萨旺·詹普拉姆打破纪录

106岁的泰国人萨旺·詹普拉姆（Sawang Janpram）在韩国大邱举行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刷新了其年龄组的掷圆盘世界纪录。这位赛事中年龄最大的参赛者将一枚重一公斤的圆盘掷出了7.59米，从而赢得了105岁年龄组的金牌。这比之前的纪录多出了九厘米。他告诉韩国官方通讯社韩联社（Yonhap）：“我很高兴能完成比赛，感觉自己取得了一些成就。”事实上，他此前就已经稳操金牌，只有被取消资格才能阻止他：詹普拉姆是其年龄组中唯一参赛的运动员。韩联社写道：“尽管如此，他从始至终都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比赛。”他74岁的女儿西里潘（Siripan）在比赛中担任其教练提供支持。萨旺·詹普拉姆直到80岁才开始认真从事体育运动，当时他目睹了一位好友失去健康并卧床不起。dpa

国际象棋

黑方走棋

但正如法里齐（Farizi）所强调的，且与许多媒体报道的不同，国际象棋并未被禁止。他在阿富汗电视台解释称，在政府看来，国际象棋协会在从事政治活动并协助人员出逃。法里齐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F.A.Z.）采访时表示，他没有看到重新获准开展活动的迹象，尤其是现在有两个派系在争夺领导权。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选举中，这个内部四分五裂且在母国被禁的流亡协会可能会被排除在外。法里齐不得不暂时关闭他在喀布尔的“黑王”国际象棋中心。但他继续通过网络提供国际象棋培训。他的主业是另一项，法里齐是一名电视喜剧演员和一档真人秀的评委。人们不能指望他开关于塔利班和国际象棋的玩笑。丹麦大师约翰·罗德加德（John Rødgaard）也没有什么可笑的，他在2018年的巴图米比赛中被法里齐击败。STEFAN LÖFFLER

8月21日解答：

28.L:h7 Td1+ (28...K:h7 29.D:h6+ 的结果与本局相同，只是更快) 29.Te1 T:e1+ 30.L:e1 K:h7 31.D:h6+，黑方在 31...Kg8 32.S:f6+ Kf7 33.Dg6+ 后平庸地投降了，而没有让我们享受 31...g:h6 32.S:f6+ Kh8 33.Tg8 将死。

詹森先生，五年前，加布里埃尔·“加比”·佩蒂托在与男友前往美国西部国家公园旅行时失踪。当时，全世界数百万人连续数周关注着对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22岁女子的搜寻。这是为什么？

加布里埃尔·“加比”·佩蒂托于2021年8月12日与警方交谈。照片来源：AP

加比失踪时，人们因为新冠疫情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待在家里。他们试图关注户外发生的一切。此外，加比和她的男友布赖恩·隆德里还实现了许多美国年轻人在疫情期间的梦想：开着面包车在自然中旅行，远离拥挤的城市。

作为私人侦探和 Court TV 频道的评论员，您在2021年夏天关注了佩蒂托的失踪案。当时您还调查了凯伦·舒尔特及其妻子克里斯托·特纳被谋杀的案件。

“全世界都在观看”

我注意到，加比的失踪案与凯伦和克里斯托的双重谋杀案一样，都与犹他州的格兰德县有关。加比和她的男友布赖恩，以及凯伦和克里斯托，可能在2021年8月见过面。据称，他们是在莫阿布的 Moonflower 食品店偶然相遇的，凯伦当时在那里工作。我想查明这两个案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在关于凯伦和克里斯托谋杀案的节目播出后，我联系了曾在 Court TV 谈论这起双重谋杀案的凯伦的姑姑，并向她提出免费进行调查。

私家侦探杰森·詹森谈旅行博主加比·佩蒂托五年前的死亡、与一起双重谋杀案的联系以及警方的失误

舒尔特一家可能对这些支持心存感激。

大概可以这么说。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加比的案件。而谋杀凯伦和克里斯塔的案件似乎被掩盖了。然而，那起案件极其离奇。凯伦是一个24岁的女性，每个人都喜欢她。她在去世前几个月刚与克里斯塔结婚。这对夫妇当时住在莫阿布附近拉萨尔山脉的一辆露营车里，生活幸福且正处于热恋期。当凯伦和克里斯塔在2021年8月中旬没有去上班时，一名女性朋友开始寻找她们。

根据警方报告，辛迪·苏·亨特当时在露营车和帐篷附近的一条小溪中发现了好友凯伦·舒尔特的尸体。不久之后，她还发现了克里斯塔·特纳的尸体，其伤口与舒尔特一样是枪伤。两名女性的下身均处于裸露状态。

凯伦和克里斯塔刚醒来就被凶手袭击。她们当时还穿着睡衣。凶手在开枪杀人后试图将尸体拖向小溪，期间衣服应该是移位了。调查人员排除了性犯罪的可能性。

两名女性的尸体于8月18. 2021年被发现。据称，在六天前，舒尔特在她的工作地点——月花社区合作社（Moonflower Community Cooperative）遇到了佩蒂托和朗德里。随后警方也介入了。有人通知了调度中心，称布赖恩在月花合作社前殴打加比。据称布赖恩威胁要撇下加比继续前行。不久后，一支巡逻队在距离那里约20公里、拱门国家公园附近拦截了他们的白色面包车。

警员拍摄的视频令人震惊。这些警员被指责未能识别出明显的家庭暴力迹象：例如加比坐在车里时身上带有淤青，她如何哭泣，以及她如何试图为与男友的争吵承担责任。她太害怕了，不敢说实话。任何经历过伴侣暴力的女性都能理解加比的行为，尤其是一个动作：在与警员交谈时，她的手移向了脖子。这是一个类似于被掐住脖子时的防御动作，是家庭暴力的典型迹象。

五周后，佩蒂托的尸体在怀俄明州大提顿国家公园的一个露营地附近被发现，距离莫阿布以北约800公里。根据法医鉴定，朗德里于8月27. 将其勒死。犯罪后，他开着佩蒂托的面包车回到佛罗里达州的父母家，并与他们一起度假。警员本可以阻止佩蒂托的死亡吗？我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也与凯伦的父亲肖恩-保罗讨论过。我认为，如果警员当时逮捕了某人，结果很可能会不同。在犹他州，对于家庭暴力事件，短期逮捕双方当事人曾是长期惯例。如果佩蒂托被逮捕，她可能会让父母或朋友来接她。

朗德里的动机是什么？

他内心可能弥漫着一种自卑感。虽然加比陪他一起周游全国，但真正让其他人通过Instagram参与这段旅程的是她。布赖恩失去了一部分对她的控制权。他坚信，

调查员 J. 詹森

自己能够摆脱任何困境。朗德里直接丢下加比的尸体，希望野生动物会将其分食，从而销毁所有勒死的证据。但加比的尸体被发现得太早了。否则，她可能会成为美国无数失踪人口中的一员。

三名后来的谋杀受害者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这似乎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巧合。

是的。因此我也认为这些罪行之间存在关联。一种可能的设想是，布莱恩想向凯伦和克里斯托尔报复，因为他认为他们在月光花（Moonflower）前他与盖比发生争执后报了警。在双重谋杀案发生前的几天里，凯伦和克里斯托尔曾向朋友提到过一个在他们帐篷周围潜行的“诡异家伙”。

但那个“诡异家伙”并不是劳德里。根据调查，那个跟踪者是特纳在一家快餐店的同事。当时许多美国人因为疫情仍然佩戴口罩。因此，克里斯托尔没有认出她的跟踪者以及后来的凶手亚当·平库谢维奇。此外，他上夜班，而她上白班。但我认为平库谢维奇认得她们的脸。他曾多次向经营该快餐店的一对女同性恋夫妇投诉凯伦和克里斯托尔。当经营者无视平库谢维奇的投诉时，他觉得自己在两对女同性恋夫妇面前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于是他崩溃了。他被认为具有攻击性，且驾驶一辆黑色汽车，监控摄像头在案发时间记录到该车型出现在凯伦和克里斯托尔营地附近。此外，后来在他车内发现的弹药与双重谋杀案中的弹药一致。但最重要的线索之一是平库谢维奇向朋友承认在犹他州杀死了一对女同性恋夫妇。

那么您现在是否排除这两人的死亡也由劳德里造成？百分之百排除！GPS数据显示，当凯伦和克里斯托尔死亡时，劳德里已经远离摩押（Moab）数百英里了。

提问者为克里斯蒂安·海尔。

纵横字谜

横向：1 什么样的空中交易会失败？在塔台也会被拦截？ 8 有些城市真的非常破旧 10 汉斯·阿尔伯斯在拍摄期间喜欢称呼海因茨·吕曼为来自这个舞台的先生 12 其居民的生活水平被评定为明显提高 13 她在杜塞尔多夫的住宅曾是共和国的沙龙（后名） 15 令人完全震惊的是，彻底的衰落在此仅成了陈年往事 17 邦尼去哪儿了——不仅在海洋彼岸，还在……彼岸？（英文） 19 可以说是德国国家官僚机构的一位“湖泊总队长” 20 康斯坦丁作为此类依然存在，但格洛丽亚不再为此出让 21 将其与精细的排尿联系起来，直接损害了肾脏 22 那些人留下了什么？他们被煽动去坚持严苛的依附（复数） 23 连队军士长的集会（复数） 24 Se, sēo, pæt ——如今这些都仅仅是……（英文） 26 最糟糕的镍（Nickel）有什么猫腻？ 28 与其在领口（Kragen）时，人们持有什么样的书信？ 29 哪种核果只能在窗边才能掌控？ 30 几乎为我们提供了碰撞时的爆炸感，一种充盈的冲击感 ——就像他带着气泡破裂那样 32 享受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风格的海景 34 不仅仅是一堆跨境中央银行的钞票 ——广告公司也应将其作为随时可用的口号和标语储备（复数）

纵向：1 向最原始的网络运营商展示大量的报价 2 头发、淋浴、超声波？这肯定会打滑！ 3 如果皇帝最仁慈地将其废除，宫廷成员就不再久坐于餐桌前 4 老冯塔内的晚年？最终不过是他的……（复数） 5 可怕的莫罗博士住在哪里？ 6 “……就像寓言中的狮子洞：人们看到许多走进去的脚印，但没有一个人走出来” (鲁道夫一世) 7 席勒在哪里撰写《瓦伦斯坦》？歌德在哪里想到了《埃贡特》？ 9 一手洗另一手，然后就是一次彻底的揉搓 ——或者也是地块、走廊、阳台的“穷酸版”（复数） 11 正如他在某些路段崩塌那样，他始终也是伟大成就的一个衡量标准 14 看看您是否能解开这个……：给钻研谜题的情侣的规则，即她解不出的，必须……反之亦然 16 如果还想在其他地方露面，就必须想办法摆脱这样一个东西 17 一个壮观的证明，表明电影圈的职业激进主义可能带来巨大风险 18 传递消息，告知很快将有东西被传递（复数） 25 就像事情进展很快一样，摩擦即将发生 27 阿里尔、苏丹、泰拉斯一世和泰拉斯二世、丽贝卡和凯撒 ——每一位都是奥托·冯·俾斯麦著名的…… 28 不是将死（Matt）而是僵局（Patt） 31 在掌声响起的情况下，什么即将到来？ 33 包围瑞士法郎（缩写） meu。

8月21.日答案揭晓：

横向：1 理想温度 9 安慰奖 12 埃利亚（古希腊城市，位于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大区的第勒尼安海沿岸，前苏格拉底时期埃利亚学派哲学家的故乡） 13 Turf（英文：草地 + 马赛跑中的赛道） 14 Schluesse（钥匙 / 结论） 17 Take（英文：短片片段的同步录音） 19 Inch（英文：英寸；Zollstock = 米尺） 21 锚 23 (Fabers) Tanne（以德国传教士兼植物学家恩斯特·法贝尔命名，他于1839年至1899年间在中国发现了该品种 + Farges' Tanne = 以法国传教士兼植物学家保罗·纪尧姆·法格斯命名，他于1844年至1912年间在中国发现了该品种） 24 Nur（“唯有美，我以此度余生”，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咏叹调“Vissi d'arte”的一行歌词的德语译文，1900年） 25 Komet（弗雷德里克·福赛斯小说《奥德萨档案》中虚构的汉堡画报，影射现实中的《Stern》画报，1972年） 26 (Habi-)Tus (+ Tinni-tus) 27 安第斯山脉（山脉，美洲科迪勒拉山系在南美的部分） 29 饮食 / 节食 31 Cute（英文：可爱的） 32 (Zucker-)Rohr（甘蔗 + Rohr-zucker / 蔗糖） 33 泥板（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约公元前600年的书写材料） 36 玩笑 38 出租车 40 马术比赛 43 双班次

纵向：1 昆虫减少（= W-U-N-S-C-H-D-E-N-K-E-N, I-S-T） 2 鸭子（Quakenbrück = 下萨克森州哈泽河畔的一座城市） 3 Leo（“蒙得维的亚” = 保罗·奥蒙蒂斯的歌曲，1927年） 4 虚荣 5 (Black Pearl = 英文：黑) Perle（珍珠，美国电影系列《加勒比海盗》中的海盗船，2003年） 6 Roi（缩写：投资回报率 ROI + 法文：国王） 7 Treu（-geber 委托人 + Treu-nehmer 受托人 + Treu-händer 信托管理人） 8 自行车道 10 草坪 11 (Würzburger) Stein（葡萄酒产区） 15 Haekeln（钩编） 16 三脚架 18 Karat（德国乐队） 20 Netto（Edeka集团旗下的廉价超市） 22 Ron（-delle，圆形的炮垒 + 诗歌形式） 23 Ted（赫罗德，德国歌手，1942年至2021年） 28 (卡拉尔夫人正在缝补) Netze（网，出自贝尔托·布莱希特剧作《卡拉尔夫人的枪》，1937年） 30 收成 34 (提摩太、腓力门和) Titus（提多，新约圣经中保罗私人书信的收信人） 35 (Colin) Firth（科林·费斯，英国演员 + Firth of Forth = 苏格兰东海岸的一个海湾） 37 旅行 39 医生 41 Ire（拉丁语：行走） 42 IOC（缩写：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空洞的德国选择党

作者：莱因哈德·穆勒

如果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能够成功地将哪怕一名神志清醒的德国人从瑞士接回由德国选择党（AfD）掌控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那么他理应获得带有勋带的大马格德堡遣返大奖。正如这位首席候选人所言，金钱并非一切。因此，我们不必讨论瑞士的最低工资已经高到让这里的左翼党人海蒂将其称为“超级财富”的程度：瑞士是一个民主、经济和社会模范国家，拥有高比例的外国人以及同样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如果一名移居海外的德国人，甚至可能是一个有移民背景的人，想到去西格蒙德的领地进行一次短暂访问，他恐怕得随身携带私人保镖。而且他得避免受伤，因为那些被移民“清理”干净的医院可能无法为他提供治疗。

正如那位觉醒的瑞士选民魏德尔如此简单而有力地表明的那样，德国选择党在一个核心领域完全是空洞的。该党能从灰烬中崛起要归功于默克尔的移民政策；但十年后，除了抱怨和发牢骚，他们毫无主意。此外，德国选择党公开追求的绝不仅仅是执行现行法律（这在移民政策及其他方面确实是必要的），而是追求决裂与孤立。其结果将是贫困和进一步的人口流失。这一切真的都是为了德国吗？

贫穷的社民党人

作者：斯特凡·勒文斯坦（Stephan Löwenstein）

有些人可能会将威利·勃兰特大楼（Willy-Brandt-Haus）的工作日想象成九十年代某部喜剧电影中对工会官员切尔尼（Czerni）活动的讽刺：她全神贯注地熨烫着一面红旗，直到目光落在显示五点钟的时钟上，随即匆匆离开办公室，甚至连插头都没拔。事实上，当时从社民党财务主管周围的暗示中，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与被称作“棚屋”的波恩社民党总部相比，一个地方政府机构反倒像是个勤勉的单位。这种心态的残余或许至今依然存在。但事实是，傲慢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财务状况多年来一直承受着沉重压力。其原因并非挥霍无度，而是收入在持续下降。

如果社民党领导层现在能够通过强有力的改革掌控党内财务，即便这意味着必须在某些习惯和特权上做出调整，那也将是一项不小的成就。这甚至可能为联邦政治带来希望。到目前为止，在联邦政治领域，一些在党内必须推行的方案——例如劳动关系的灵活性、裁员、按绩效薪酬以及超过35小时的周工作时间——一直被否决。我们将拭目以待。

非万能方案

为什么在气候适应方面设立一项“共同任务”并不一定能提供帮助。

在最近的一波热浪高峰期，五位社会民主党（SPD）的联邦部长认为，现在确实到了时候将一项新的联邦与州“共同任务”（Gemeinschaftsaufgabe）写入《基本法》：即气候适应与自然保护。人们很容易怀疑，这五人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展示其政党在气候政策上的投入，并以此推动其大联合政府伙伴联盟党（Union）跟进。起初这一策略奏效了，公众部分群体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共同任务”项目是解决气候适应问题的万能钥匙。

联盟党对此计划存在根本性的政治和宪法法律顾虑。该党认为没有理由让自己依赖于左翼党，因为只有在左翼党的支持下，才能达到修改《基本法》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而且，由于任何一项联邦与州的共同任务都会干预《基本法》所规定的联邦制责任、权限和财务结构，因此由此产生的复杂问题必须在漫长的过程中进行权衡和细致地澄清：谁用哪个预算科目为什么付费？在地方自治和地方财政主权的严格宪法规则下，资金具体如何流向城市和市镇？由谁监管？一旦引入一项新的共同任务，就必须建立新的准则、委员会和细化的程序，也就是说必须构建新的官僚体系。共同任务既不能简单快速地写入《基本法》，也不是什么神奇的工具。

作者：赖纳·布格（Reiner Burger），杜塞尔多夫

这解释了为什么“共同任务”项目在联合协议中仅被列为一项“审查任务”。而且在本届立法周期内，情况可能也就维持如此。在联邦政府于诺伊哈登贝格宫（Schloss Neuhardenberg）举行的闭门会议期间，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要求其新任联邦与州协调员菲利普·阿姆托尔（Philipp Amthor）（两人均来自基民盟 / CDU）仔细审查已经存在的大量适应计划和防暑计划。其目标是使这些计划更好地衔接，从而为减少官僚主义做出贡献。总理认为，既不缺乏计划，也不缺乏来自联邦的资金。他指出，根据宪法，防暑工作主要由各州负责，各州与地方市镇共同协作，最清楚“当地的防护情况如何。因此，决定也应在当地做出。”

在《基本法》中，最初根本没有“共同任务”这一概念。相反，它为联邦和各州分配了原则上相互分离的任务。直到六十年代，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宪法层面规定联邦参与各州原有的任务。但在第一次重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在总理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基民盟 / CDU）领导的大联合政府中，“合作联邦主义”的想法开始成形。在一个国家任务不断增加的时代，人们希望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发展方面能够实现更强的引导。

随后，三项共同任务于1969年被写入宪法。其中关于联邦参与高校建设的任务在2006年被删除，而“改善农业结构与海岸保护”以及“改善区域经济结构”这两项共同任务至今依然存在。关于后者，目前正产生一场冲突。联邦政府与各州计划修订相关资助计划的标准，根据经济学家的计算，这将导致莱茵河和鲁尔河沿岸的多个大城市从2028年起无法再从该资金池中获得资金。目前，还设立了旨在促进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共同任务，以及一项用于在国际比较中评估德国教育体系效能的共同任务。自2009年起，进一步增加的共同任务使得联邦与各州能够在开发行政IT系统方面进行合作，并衡量其效能。

市政防暑措施：法兰克福的遮阳伞 照片：Michael Braunschädel

共同任务从未获得一致认可。时任巴登-符腾堡州州长的汉斯-卡尔-菲尔宾格（基民盟）曾抱怨，这一机制导致了不理性的混合管理和混合融资。其他州政治人物则警告称，联邦政府可能会利用其财务优势，将“合作联邦制”转变为中央主导的联邦制。在千禧年初由“联邦议院与联邦参议院现代化联邦制度委员会”开展的工作中，基民盟议员、国家法专家鲁珀特·肖尔茨建议直接取消共同任务且不设替代方案。

关于不透明的混合融资和中央主导联邦制的警告很难被驳回。因为共同任务不仅提供了新的资助资金池，联邦政府还遵循“谁（共同）出钱，谁就（共同）决定”的原则，始终通过法律规定和监管参与其中。通常注重市政自治的德国城市协会（Städtetag）一段时间以来仍极力倡导设立一项关于气候适应的共同任务，这充分说明了另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气候适应也无法成功：即地方市镇灾难性的财务状况。

语言边界上的纷争

乔治亚·梅洛尼的选举法改革引发南蒂罗尔冲突 / 马蒂亚斯·吕布，罗马报道

下周，乔治亚·梅洛尼将载入史册：在 4. September，她将超越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成为 1946 年以来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政府首脑。而当意大利人在明年选举新议会时，她希望进一步扩大这一纪录。反对派指责，众议院在7月中旬由梅洛尼的中右翼联盟投票通过的一项选举法改革，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参议院将于9月初审议这项新选举法。在规模较小的参议院中，梅洛尼的联盟同样拥有稳定的多数席位，因此该法律很快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这部选举法被冠以伪拉丁语名称“Stabilicum”，意在确保政府的稳定与长久。此次改革的核心点是引入纯比例代表制。此前，两院三分之二的席位通过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约三分之一则通过选区多数票选举产生直接席位。为了确保议会中拥有稳定的多数情况，改革方案为选举获胜者设定了“席位奖金”（Mandatsbonus）。如果一个政党或联盟获得至少 42 Prozent 的选票，那么在众议院的比例代表席位基础上将额外增加 70 个席位，在参议院则增加 35 个。

在众议院，多数奖金的上限为总共 400 名议员中的 220 名；在参议院，则为 200 个席位中的 113 个（另加由国家总统任命的5名终身参议员）。席位奖金旨在保证稳定性，而上限规定则为了防止反对派被边缘化。此前已存在的政党进入议会需满足的3%门槛以及一项

意大利总理希望通过新选举法确保稳定的多数席位。

政党联盟仍需维持10%的门槛。左翼反对派批评这项选举法改革，认为取消直接议席将使小党及其在当地根基深厚的候选人处于不利地位。

由于北意大利南蒂罗尔省拥有自治章程，因此在该省以及同样拥有自治权的邻近特伦蒂诺省，新选举法仍保留所谓的“单一选区”，选民将像以前一样根据多数代表制选出直接候选人。在参议院中，南蒂罗尔和特伦蒂诺各拥有3个直接议席，在众议院中则各拥有2个。

尽管自治省保留直接议席的特权，但南蒂罗尔内部就选举法改革爆发了激烈争论。原因在于一名来自博尔扎诺的议员——来自梅洛尼右翼保守党“意大利兄弟党”的亚历山德罗·乌尔齐（Alessandro Urzi）在选举法改革中加入的一项附加条款。乌尔齐曾在博尔扎诺的省议会（德语南蒂罗尔人称之为 Landtag）任职多年。2022年，他作为意大利兄弟党的名单候选人成功进入罗马议会。

乌尔齐希望沿着阿迪杰河的一条虚拟“语言边界”，重新划分自1948年以来就存在的博尔扎诺-下区（Bozen-Unterland）参议院选区。在南蒂罗尔的三个参议院选区中，博尔扎诺-下区一直以来都是意大利语群体和德语群体激烈争夺的地区。而布雷克森（Brixen）和梅拉诺（Meran）选区则是德语人口多数的据点，因此也是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南蒂罗尔人民党（SVP）的堡垒。

目前，博尔扎诺-下区选区的意大利语人口比例接近60%，德语人口约为40%。但在过去，南蒂罗尔人民党的德语候选人经常能在该参议院选区胜出，因为意大利语选民的选票分散在了相互竞争的意大利政党候选人身上。在大多数立法周期内，南蒂罗尔人民党在罗马占据了南蒂罗尔所有三个直接选举的参议员席位。而意大利语人口群体在南蒂罗尔约占四分之一，在首府博尔扎诺约占居民的三分之三，多年来在参议院没有一名直接选举的选区代表。

根据乌尔齐拟定的参议院选区重新划分方案，六个德语社区将被划入相邻的布雷克森和梅拉诺选区，这将使博尔扎诺-下区的意大利语选民比例上升至近70%——从而增加了该地区定期选出意大利语候选人的可能性。

南蒂罗尔人民党自2024年初起在博尔扎诺与意大利兄弟党组成联合政府，现在面临来自左翼和右翼反对派的指责，称其与梅洛尼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政治交易：为了在南蒂罗尔省政府中维持执政联盟的忠诚，该党允许沿民族语言边界切割博尔扎诺-下区选区。

最近，南蒂罗尔射击协会通过一次壮观的行动抗议该计划。8月19. 晚，200名射击队员和其他活动人士在奥尔（Auer）和萨卢恩（Salurn）之间，沿着计划穿过下区的“分割线”，在阿迪杰河堤坝上用火把和信号弹组成了一条长达一公里的“火链”。南蒂罗尔人民党似乎对抗议的激烈程度感到惊讶。但对于修改新选举法来说，现在似乎已经太晚了。

Daniela CAVALLO 照片 dpa

经验丰富的职工委员会主席

丹妮拉·卡瓦洛（Daniela Cavallo）经验丰富且敢于斗争。本周，她在沃尔夫斯堡面对数千名员工严厉批评大众汽车管理层时证明了这一点。就在此前不久，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梅（Oliver Blume）在总部工厂的员工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职工委员会主席看来，他再次地只是在重复那些管理层数周以来为其紧缩计划所宣传的陈词滥调。卡瓦洛决定发起攻击，尽管她深知在共同决定权极强的大众集团中，职工委员会领导层对集团首席执行官提出根本性质疑是非常敏感的。她向总部工厂的员工们喊道：“如果一个首席执行官不告诉员工实际情况，那么就无法开展工作。”

沃尔夫斯堡的员工会议仅仅是员工代表召集管理层的一系列会议中的第一场。卡瓦洛并非出席所有会议。埃姆登、汉诺威、茨维考等地的员工大会由当地的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同事负责。但她希望展现自己的存在感，例如与下萨克森州总理奥拉夫·利斯（Olaf Lies，社民党）举行会谈。本周，两人共同出现在奥斯纳布吕克工厂的大门前，旨在鼓励员工，并强调如果该地明年的汽车生产停止，将为其寻找后续就业机会。具体而言，这涉及军工项目。

汉诺威由社民党执政的州政府办公厅与大众职工委员会之间的轴心在发挥作用，此类公开露面正是为了展示这一点。51岁的卡瓦洛自然非常清楚政治在大众汽车中的重要性。该集团20%的投票权属于州政府，下萨克森州可以与监事会中的员工代表共同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早在一年半前，当大众启动第一轮紧缩计划时，德国金属工业工会和州政府就共同反对关闭工厂。即便现在大众想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削减，卡瓦洛依然划定了红线。她希望防止工厂关闭和因经营原因导致的解雇。

这位意大利移民之女于2021年接替前任贝尔恩德·奥斯特洛（Bernd Osterloh）就任该职。自那时起，她一直在应对一系列愈发激烈的冲突。她始终坚称，员工代表也深知“汽车工业整体形势严峻”，但她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应该是采取这种毁灭性的削减。这场争端的下一个重要阶段将在下周末到来，届时监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 记者：克里斯蒂安·米斯根斯（CHRISTIAN MÜSSGENS）

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

法兰克福汇报出版社

罗尔夫·施瓦特曼（Rolf Schwartmann）展示了我们如何能够保持独立思考与行动，并学习控制人工智能这一工具。他的主张是：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时代具有前瞻性的进步而予以欢迎。

关于与人工智能共存 罗尔夫·施瓦特曼 著 288页 - 26欧元 - ISBN 978-3-96251-263-7 www.fazbuch.de - 0711-7899 2044 faz@kolibri360.de

罗尔夫·施瓦特曼

搜索引擎必须被约束

48个美国州与Meta达成的和解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周三公布的与48个美国州的庭外和解协议中，数字巨头Meta将支付近167 亿美元。这笔金额看似巨大，但对于Meta来说却很容易应对。仅在去年，马克·扎克伯格领导的这家公司就实现了604.6 亿美元的净利润。此前，州检察官提出的索赔金额曾高达2000 亿美元，而Meta为了增加戏剧效果，曾将该金额推算至1,4万亿美元。

现在，这个社交媒体综合体支付的代价要低得多。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财务损失不过是小钱。更为严重的是Meta必须承担的义务。审视这些义务便能理解，为什么检察官和批评者将其称为社交媒体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尽管Meta仍然否认在已在美国启动的民事诉讼中存在任何可能在法庭审理中被认定的过错行为。

然而，即将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生效的限制措施证实了，Meta——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巨头一样——其一切设计旨在让用户永远被钉在屏幕前，尤其是诱导儿童和青少年陷入成瘾。

Meta多次主张这一点在科学上尚未得到证实，并援引1996年《通信体面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条。根据该条款，数字平台不对用户在平台上传播的内容承担责任。多年来，硅谷的统治者们一直以此为借口脱身。但正如检察官所强调的，这不仅仅关乎（潜在有害的）内容，更关乎平台的界面设计、算法，以及图像、视频和消息的持续轰炸。

对于美国的儿童来说，这种情况即将结束：今后他们每天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使用时间最多为两小时，除非其父母解除时间限制。从午夜到早晨六点将不再发送通知；在学校上课期间，早晨八点到下午三点之间的消息功能将被关闭。点赞数将被隐藏，算法推荐可以更换为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消息流，“极端美颜滤镜”将不再存在，自动播放视频（该功能导致用户无法停止观看）也将被取消。除了承认这是一个具有潜在严重、致病甚至致命副作用的“成瘾机器”外，我们还能从这些规则中读出什么？

一个真正令人瞩目的点在于，为了确保这些措施得到执行，将由一名独立且外部的审计员进行监督——该审计员并非由Meta任命，而是由总检察长确认。他将监督Meta是否履行了义务、年龄验证是否有效、儿童和青少年是否能轻易绕过限制，以及成瘾潜力是否在降低。审计机构将对此公开报告。如果Meta不履行义务，将面临制裁。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Rob Bonta）表示，这些要点使该协议能够“为全国的儿童和青少年带来真正的改变、真正的透明度和真正的保护”。人们只能希望他是正确的。

如果该协议获得法院确认（这在预料之中），其效力将仅限于美国，而非全球其他地区。但这不应令欧盟感到恐慌。凭借其《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中的相关规定，欧盟实际上已经走在前面：该法案要求的所有内容，正是美国检察官所谈判达成的条款。针对 Meta 的程序正在进行中，且欧盟委员会在 7 月初“初步”认定，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旨在诱导成瘾。糟糕的是：欧盟委员会早在 2024 年 5 月就启动了该程序。虽然这可能会以对 Meta 的巨额罚款（年营业额的 6%）而告终，但何时结束尚不明确。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社交媒体巨头们肆无忌惮地追求权力的时代必须结束，而不仅仅是在 Meta 这一案例中。 迈克尔·汉费尔德（MICHAEL HANFELD）

尼泊尔也曾收到警告

灾难“脐带观察”的机制

在尼泊尔与西藏之间游客众多的边境地区，那场致命的冰崩灾难本可以被避免吗？当然可以。但并非通过那种在类似案例中如今已成为条件反射式应对手段的局部预警系统。无论是在喜马拉雅山脉还是高加索山脉，无论是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还是瑞士，在过去几年发生冰崩和碎石崩塌的任何地方，局部预警都无济于事。

在这些案例中，唯一能够且应当发挥作用的预警系统早在四十年前就已安装，只不过它在每次灾难之后直到下一次灾难发生前，总是被规律性地关闭。但这甚至还不是最大的错误。比那种自认为无辜而选择视而不见以及无知更致命的，是那种令人心碎的、违背理性的意识形态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相关机构的蔑视——而且随着世界在面对此类灾难时变得越发脆弱，这种蔑视就越严重。这里所指的是一个规模大得难以想象且绝不廉价的气候、天气和地球系统研究网络，如今地球上已没有一个角落不在其监测之下。

四年前，中国科学家（再次）发出警报，在喜马拉雅地区的约 24.000 个冰川湖中，将 550 个以上确定为“高风险冰川”，之后发生了什么？什么也没有。瓦莱州兰达（Randa）上方的白角峰（Weisshorn）冰川已变得危险地不稳定，数十万立方米的冰面临崩塌威胁（且部分已经崩塌），即便在去年布拉滕（Blatten）发生桦树冰川（Birch-Gletscher）灾难的背景下，这引起了多少公众关注？零。

这就是“灾难脐带观察”（Katastrophennabelschau）的悲剧：除了那些如今几乎能实时地从各个角落传出、令人心碎的智能手机视频让人们知晓每一起事故外，现今再也没有什么能引起足够的关注，从而为保护人类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近日，欧洲冰川学家宣布，在经历过之前的热浪之后，阿尔卑斯山的冰川融化程度将超过 2022 年的历史记录水平。

那些在稳定状态下能防御碎石崩塌的冰盖，以及依赖其水流的数百万（在喜马拉雅地区为 20 亿）人口及无数就业岗位，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亡。几天前，欧洲气候和天气服务机构哥白尼（Copernicus）记录到了前所未有的海水温度。这同样是一次重复的警告，但在气候紧急情况频发的背景下，它甚至不再被标记为警告，更不用说被人们感知到了。

在这样一个充斥着真实风险和日益增加的警告的环境中，气候保护政策竟然能像目前在美国以及在我们国家发生的那样遭到侵蚀，这简直是荒诞。其背后的策略各不相同：一些人将本身令人不安的现象与实际原因脱钩，散布一种错误假设，即气候变化无论如何（且仅凭德国民众之力）都无法再被阻止，因此气候适应措施（如空调）应具有优先权。另一些人则将自己的民调强势误认为是对事实的定义权，用诸如“制造恐慌”之类的廉价口号来掩盖事实的压倒性优势。

发出警告的人依然在遭受嘲笑。本周，来自不来梅的科学家们甚至在北大西洋深处通过物理手段证实了气候剧烈变化的痕迹。与此同时，美国研究人员证明，美国西部日益严重的用水危机，若没有大量排放损害气候的气体，是不可能发生的。与之相关的警告始终如一：只要全球变暖得不到遏制，灾难潜力就会增加。在任何地方。约阿希姆·米勒-容（JOACHIM MÜLLER-JUNG）

草间 Yayoi 在丹麦路易斯安那艺术博物馆的展出情况——作品为《草间与南瓜》（2010）照片来源 Picture Alliance

与南瓜共舞

她用点阵的织网 覆盖了整个宇宙： 悼念全球推崇的 日本艺术家 草间弥生。

点究竟是什么？在数学中，它仅仅是一个构思上的微小单位，不被允许占据任何空间，是一个没有延伸的标记，几乎等同于虚无。但在画布上，点可以通过填充颜色的圆圈，成为一个充满更多“波点”的整个宇宙的中心星体。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正是如此创作的。

《太阳》（Sun）是她最早保存下来的抽象画作之一，创作于她的故乡。当时草间二十多岁，还没有预订前往美国的机票——那次飞行将使她脱离保守出身的圈层，并最终让她获得世界级的名声。1953年，她在并不大的纸张中心，在蔚蓝色的平面上点缀了一个火红色的圆，并用一圈同样是红色的长形斑点将其环绕。是受精前的卵细胞？是对日本国旗的重新诠释？还是爆炸前夕的超新星？

点作为一种通用符号，允许无数种解读，而草间后期那些由排列均匀、圆润且色彩斑斓的点组成的“全覆盖”（All-over）构图，将其推向了无限。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人们还未谈论“沉浸式体验”之前，草间就创作了充满这些点且在视觉上通过镜面延伸的“无限镜屋”。她这些打破感知边界的空间深受观众喜爱，这一点在最近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的草间弥生回顾展中再次得到证明，展出的作品中，点像吸盘一样装饰着巨大的章鱼触手。

另一件名为《我的心在宇宙中跳舞》（My Heart is Dancing into the Universe）的作品则在2018年尝试了迪斯科球的形状。艺术家早已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外在形象：顶着一个已成为其标志的红色染发的“铁心王子”式发盔，穿着满是波点的衣服，她看起来就像一名在自己无尽的绘画空间中飞行的宇航员。

波点图案虽然让人联想到金钱雨，并且在为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奢侈品手袋进行美化时能被极好地商业化，但它并非仅仅是装饰或游戏，这赋予了草间作品一种特殊的紧迫感。她1929年5月22日出生于松本一个极其严厉的家庭和压抑的社会中，在日本参战后，她年幼时就必须在一家降落伞工厂工作。

她的艺术倾向被母亲强硬地压制，女儿还被强迫为父亲的色情艳遇充当间谍。草间出现了幻觉，且终身无法摆脱：她看到无数的点覆盖了一切，空间、物体，以及她自己，处于一个由斑点组成的无尽网络之中。在她少数保存下来的青少年时期的作品中，她就这样展现了自己。她为了在京都的传统艺术学校坚持完成学业付出了多少努力，只能凭想象推测。

对于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未婚女性来说，尽管在故乡取得了一些初步的微小成功，但获得艺术认可的机会依然渺茫。救赎来自太平洋的另一端：草间与美国画家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她的鼓励。这促使她在1955年移居美国——并与自己的家庭决裂。这是一次无与伦比的解脱，尽管起步非常艰难。在纽约最初的几年里，草间几乎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但她的点阵艺术就像一颗准备发芽的种子，落在了肥沃的土壤之中。

突破发生在1959年的一次个展上，草间在展中展出了覆盖着白色圆点、高达人身的绘画，其中包含了她创作的核心主题之一“无限网”（Infinity Webs）。在艺术表现上，这位日本女性始终在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或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等同行之间，以及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邻近领域中，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她从未成为一名追随者，而是一名为先驱。她公开面对自己的精神疾病，并因此在美国接受医疗治疗。这在当时同样具有开创性。

不久，草间开始用布料缝制并填充柔软填充物的阴茎形状物体来覆盖各种家具，并将这一切称为“心身艺术”（psychosomatische Kunst）：在这种针对她自身“阴茎恐惧症”的个人对抗疗法中，在早期波普艺术的氛围下，诞生了引起轰动的女性主义作品，并顺带首次创造了“软雕塑”（Soft Sculptures）。克拉斯·奥尔登堡（Claes Oldenburg）创作此类作品的时间比她稍晚一些。1965年，草间在她的第一个“无限镜屋”（Infinity Room）中填满了红色斑点状的软阴茎，它们像蘑菇一样从地面生长，而她自己则穿着红色连体衣站在其中。在一些行为艺术和偶发艺术（Happenings）中，她寻求全方位的接触，有时全裸，在其中她用圆点在身体上绘画，或导演一场“唤醒死者的盛大狂欢”（Grand Orgie to Awaken the Dead）。在1966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她直接通过自我邀请参加，并在入口处以低廉的价格分发反光的塑料球，以此暗讽艺术商业中的自恋主义。

自我塑造与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越界式的自我迷失，在草间这里始终是一体的。当她返回日本，并于1977年根据个人意愿搬入一家精神病院，并从此在那里创作时，她跨越了主流艺术与所谓精神病患者的“局外人艺术”（Outsider Art）之间的界限。艺术即治疗，是的，但最重要的是：它就是艺术。

在经历了几年相对沉寂的时期后，她作为全球超级巨星回归，由超级画廊主拉里·加戈西安（Larry Gagosian）和大卫·兹维纳（David Zwirner）代理：凭借她的南瓜雕塑、大型国际作品展、正式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在东京开设自己的博物馆，以及不断攀升的拍卖和销售价格，草间关于世界之上无尽圆点网络的迷幻愿景惊人地成为了现实。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思维与此无缝交织，艺术市场的快速资本化亦然。而后者带来的后果是挑衅性的丧失，以及草间那些具有极高辨识度且无处不在的艺术作品日益庸俗化——这无需多言。她只是继续在圆点的符号下描绘她关于“唯一性”的图景。作为最后一位拥有压倒性知名度的真正波普艺术家，根据其工作室和博物馆刚刚公布的消息，她于8月14日在东京去世，享年97岁。 乌苏拉·谢尔（URSULA SCHEER）

摘自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显然，所有国家的顶尖诗人与美学作家的努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指向普遍的人性。在每一个具体事物中，无论是历史性的、神话性的、寓言性的，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随意构思的，人们都能透过国籍与个性，越来越清晰地洞察并看到那种普遍性。既然在实际的生活进程中，同样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穿透所有尘世的粗鄙、狂野、残酷、虚伪、自私与谎言，并试图在到处播撒一些温情，那么虽然不能指望能开启一个普遍的和平，但至少可以希望，不可避免的争端能逐渐变得温和，战争不再那么残酷，胜利不再那么傲慢。现在所有国家的文学作品中对此有所暗示并产生影响的，正是其他人们所

应当去习得。人们必须了解每个民族的特性，以便将其保留，并恰恰通过这种方式与该民族进行交流：因为一个民族的特性就像其语言和货币一样，它们简化了往来，甚至使这种往来成为可能。当人们在坚信真正有价值的事物属于全人类的同时，让个人和民族的特殊性自然存在，那么最能稳妥地实现一种真正的普遍宽容。长期以来，德国人一直在为这种调解和相互认可做出贡献。凡是理解并研究德语的人，就置身于所有民族提供其商品的市场之中；他在充当翻译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因此，每位翻译者都应被视为

致力于成为这种普遍精神贸易的中间人，并将促进这种交换作为自己的事业。因为无论人们如何评价翻译的不足，它依然是全球往来中最重要的、最崇高的事业之一。《古兰经》云：“上帝为每个民族都派遣了一位使用其自身语言的先知。”因此，每位翻译者都是其民族中的一名先知。

“世界之球”的新机会

柏林书店“摇摆的世界之球”（Zur schwankenden Weltkugel）并没有因为文化部长沃尔夫拉姆·魏默（Wolfram Weimer）的干预而真正陷入危机，尽管这次干预导致该店在春季失去了原本已被选中的德国书店奖。恰恰相反：“世界之球”以及在不来梅和哥廷根遭遇相同命运的两家书店，此后因顾客的声援购买而使营业额翻倍。

然而，没有人会对魏默以此冒犯评审团及书店的丑闻感到高兴。或许正因如此，柏林市现在推出了一个自己的竞赛：为“柏林大书店奖”提供20,000欧元的奖金，另外两家书店各得12,000欧元，而入围六强名单的其余候选书店则各得5000欧元。发起人并非来自联盟党（CDU）的文化参议员斯特凡·埃弗斯（Stefan Evers），而是经济、能源与企业参议员弗朗齐丝卡·吉费（Franziska Giffey）。她隶属于执政伙伴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因此，她的这一举动大概可以被视为是对魏默的一次反击——魏默虽然没有党派身份，但是凭借联盟党的推荐进入政府的。当然，官方强调由六人组成的柏林专业评审团是独立的。

但是，当2027年首次颁奖时，评审团能否独立地评价“摇摆的世界之球”？如果这家店进入名单，人们会将其视为纯粹的政治决定；如果它未被考虑，情况亦然。评审团尚未任命，但已经陷入了困境。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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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罗马执政官，不如说是德国市长：迈克尔·索默（Michael Sommer）在因格尔海姆县议会大厅。 照片：本·基尔布（Ben Kilb）

影响力在扩大

莱茵河畔的因格尔海姆（Ingelheim am Rhein）是典型的德国省城。一个三线车站，一片被混凝土覆盖的步行区，土耳其烤肉店与葡萄酒馆相邻。因格尔海姆曾经—。

米夏埃尔·索默是德国古代史学家中的畅销书作家。然而，他的新书恐怕会让许多同行再次嗤之以鼻。这是否困扰他？一次在德意志-罗马省份的邂逅。

不仅是德国省份，也是罗马省份。如今的市区曾有500年时间属于帝国的边境地区；当时，附近莫贡提亚库姆（Mogontiacum，即今天的美因茨）的军团营地所需的谷物、蔬菜和葡萄酒均由此处供应。人们至今仍以此遗产为荣。

于是，在八月的一个夜晚，古代史学家米夏埃尔·索默站在该市功能主义风格的县议会大厅里，在“莱茵黑森的罗马人”主题年度活动框架下发表演讲。主持活动的县长在介绍他时称，索默是奥尔登堡大学的古代史教授，同时也是畅销书作家和众多报纸的撰稿人。他甚至还参加过《Terra X》节目——县长说，他回头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孩子们。

索默的演讲题目是《向罗马人学习，即是学习胜利》。如果因此期待一场带有教学色彩的“历史娱乐”（Historytainment），某种介于蒙提·派森（Monty Python）和吉多·克诺普（Guido Knopp）之间形式的内容，那么听众可能会感到失望——或者感到惊喜。因为实际上，索默为他那三十多位以老年人为主的听众提供了一场历时一小时、横跨1000年罗马历史的“强力巡演”（tour de force），涵盖了从崛起为世界帝国到危机、变革直至崩溃的全过程。至于标题，实际上仅体现在他试图从这段历史中得出几条较为概括的教训：文明并非自然法则，体制对公民负有责任，而罗马人的历史悲观主义应当激励我们采取必要行动，以避免在当代发生崩溃。

尽管有此类警示性的呼吁，但索默在此呈现的内容可以被称为古代史光明、 “干净”的一面：一系列重要人物、事件和发展的演进。而那些在前往因格尔海姆途中顺便逛逛大型车站书店的人，则会接触到其他面向。因为在演讲当天，索默的新书也同步出版：《肮脏的罗马：古代的污秽面》（Dirty Rome. Die schmutzige Seite der Antike，C.H. Beck出版社，慕尼黑 2026. 352页，精装，26欧元）。书中仅在边缘地带提及国家的命运及其伟大的领导者。相反，正如索默在影射布莱希特的《三便士歌剧》时所写，中心人物是“在黑暗中的人们”，即普通民众，其生活在关于污垢、房租高利贷或流行病等主题的章节中被具体描述。

与演讲一样，这本书也比其标题所暗示的要严肃。出版社将其宣传为关于古罗马的“肮脏真相”，但在阅读过程中，它被证明是一幅研究严谨、呈现生动的罗马日常生活全景图。索默之前的书籍也是如此。《凯撒谋杀案》（2024）的核心是一部中篇凯撒传记；而在《黑暗罗马》（2022）中，一名亚马逊评论者甚至抱怨说，书中描述的内容根本没有那么“黑暗”，索默很快又回到了“常规的历史叙述”中。

尽管如此，索默的许多同行可能会像对待他之前的作品一样，再次对《肮脏的罗马》嗤之以鼻。有些人可能觉得其包装过于可疑，以至于根本不关注内容。例如在《该死的血腥古代史》（2025）中——副标题为“剔除所有无聊的东西”——一些权威人士对此感到愤怒，认为这在暗示他们才是负责“无聊东西”的人。另一些人则抱怨，索默几乎不再以研究者的身份出现，因此未能履行其大学教授的职责。毕竟，像他这样的书，一名教师也能写出来。

与早期的普及者如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或卡尔·克里斯特（Karl Christ）不同，即便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在索默（Sommer）的作品中也难以发现明确的表达意图，甚至缺乏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视野。在《肮脏的罗马》（Dirty Rome）的前言中写道：“本书旨在揭示罗马世界的阴暗面。”他认为，一个人无法通过“阳光甲板”来“理解一个社会的运作方式”，而必须从“机舱”入手。然而，书中许多篇幅短小、叙述生动但更多是基于联想而连接的片段，究竟想表达罗马社会运作方式的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模糊不清。就此而言，索默的作品类似于弗洛里安·伊利斯（Florian Illies）或乌韦·维特斯托克（Uwe Wittstock）那些更为成功的叙事类非虚构作品，他们同样擅长编排轶事，但并不总能从中构建出一个宏大的整体。

尽管如此，读者仍能学到不少东西。例如，索默用他标志性的与当下挂钩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谷物价格是古罗马的“汽油价格”：他解释说，罗马人的饮食几乎完全由小麦、大麦和豆类组成，因此首都的谷物供应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足以成就或毁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索默认为，这种小规模的认知提升正是其书籍的目的：“非虚构作品不需要论点，而需要尽可能多的‘恍然大悟’时刻。”对许多人来说这足够了，但对某些人则不然。

在偶尔透出某种类似纲领的地方，在某些人看来则显得过时。一位评论员在评价《极其血腥的古代史》（见 2025年9月4日《法兰克福汇报》）时写道：“这里如此兴致盎然地庆祝的偶像破坏主义，迟到了数十年。”索默及其合著者（同时也是长期编辑）斯特凡·冯·德·拉尔（Stefan von der Lahr）在书中宣布，他们希望“给那些赋予希腊和罗马历史的崇高感放点气”：“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并非古希腊的价值观！”至少从标题来看，《黑暗罗马》（Dark Rome）可以被认为有类似的诉求，而《肮脏的罗马》同样以温克尔曼（Winckelmann）对“古代的美化”作为开篇，但关于这种美化在当今的意义问题则悬而未决。

然而，在 21 世纪，几乎所有的电影、剧集和电子游戏都强调古代的残酷面，人们真的还需要被说服，相信希腊人和罗马人并非仅仅追求真、善、美吗？索默对此进行了思考和区分。一方面，他认为理想化的古代形象在许多社会阶层中的根深蒂固程度，远超大多数学者的想象。尤其是现在，这种形象再次被美国右翼所利用。另一方面，冯·德·拉尔和他也坦言，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稻草人”来作为写作的攻击目标。

这种坦诚令人折服。事实上，索默整个晚上表现得如此不矫揉造作，就像他穿着休闲裤和 Polo 衫给人的第一印象那样。当一名听众在讲座后请求获得他的手稿时，他干脆提出将其上传到县政府网站供所有人查阅。当你向他指出书中一处模糊的表述时，他毫不避讳地承认，他现在自己也无法理解那个措辞。因此，人们相信他确实不在意同行们的批评；正如他所说，他写作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其次才是为了读者的快乐。

与此同时，在交谈中可以感觉到，他对知识性的探讨同样充满热情。她希望今后能再次加强对夏天的寻找。他宣布，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将更接近学术研究，并由论点驱动。他认为，作为一名教授，在撰写轻量级书籍时，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消耗自身的专业信誉储备，但总有一天这些储备会被耗尽。 詹尼斯·科尔特曼（JANNIS KOLTERMANN）

使命与皈依并非必须

汉斯-君特·瓦格纳探讨佛教在西方的普及

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经常陷入冲突之时，佛教则在西方城市的缝隙中悄然传播。这并不令人意外：以佛陀之名几乎无法证明战争的正当性，而且神义论问题也退居其次。相反，个人灵魂的救赎成为了核心——尽管佛教实际上否认存在一个超越死亡且恒久的灵魂。

在西方，佛教已发展成为一种尤为受欢迎的亚洲传统，尽管它绝非旨在传教或寻求皈依。在许多城市，开设了提供冥想课程和精神服务的中心，而佛头像同时也成了无处不在的装饰品。在此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忘记佛教在德国直到大约 1830 年才开始广为人知。这种普及往往伴随着简化：起源、历史演变、内在矛盾以及佛教流派的多样性都被忽略了。

汉斯-君特·瓦格纳在两本几乎同时出版、在内容、篇幅和价格上都十分相似的书籍中，探讨了西方对佛教的接纳。作者撰写过多部著作（其中包括一部关于中国佛教的标准著作），同时也是中文佛教文本的译者。他在书中探讨了几个根本性问题：佛教在西方是如何被接纳的？它究竟是宗教，还是更倾向于哲学、生活艺术或伦理学？它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如何？以及在西方语境下，佛教的解脱追求意味着什么？

《西方之上的晨光》（Morgenlicht über dem Abendland）特别关注佛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矛盾的相遇。瓦格纳描述了佛教进入西方的多样路径及其矛盾的接纳情况：一方面，它被视为一种现代的、无教条的“健康宗教”；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带有强烈古鲁崇拜的秘术流派，这可能会助长包括性虐待在内的有问题动态。

瓦格纳批评这种肤浅的挪用，并探讨了将佛教单纯定义为宗教的合理性，因为他认为佛教涵盖了哲学、伦理和生活实践维度。同时，他阐明了佛教与西方哲学以及现代科学（特别是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之间的联系。

他认为，一种开明的、“世俗的佛教”实际上非常适合现代西方世界。在他看来，这种佛教“不与现代科学的认知相抵触，不冒犯逻辑与理性”，但凭借其（在起源上的）形而上学克制以及对慈悲与正念的实践练习，“可以成为全球化社会中‘认知主义’道德的补充，甚至是一种修正”。尽管如此，他对西方“后古鲁时代”佛教的未来持较为怀疑的态度。至多，在“佛教教义的理性内涵及其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中，存在着一个可持续的基础。

《佛教：西方文化中的痕迹寻踪》（Buddhismus. Eine Spurensuche in der westlichen Kultur）的设计较为简朴，由一家经营精神秘术类书籍的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佛教基础知识的简短介绍开篇，随后集中探讨佛教在西方思想中的痕迹。这些内容分布在按主题划分的章节中，其中探讨了佛教与西方哲学、基督教、无神论以及现代社会理论的关系。

汉斯-君特·瓦格纳（Hans-Günter Wagner）：《佛教：西方文化中的踪迹》（„Buddhismus“. Eine Spurensuche in der westlichen Kultur）。Origo出版社，伯尔尼 2026年。512页，平装，38欧元。

汉斯-君特·瓦格纳（Hans-Günter Wagner）：《西方之上的晨光》（„Morgenlicht über dem Abendland）。西方佛教：在理性宗教与大师崇拜之间。 Matthes & Seitz出版社，柏林 2026年。 490页，精装，38欧元。

其他重点在于内在体验、佛教经济学与生态学，以及在寻找意义、幸福与疗愈背景下的艺术。最后，作者还研究了诸如加密佛教（Krypto-Buddhismus）和制度化形式等现象，并探讨了西方佛教变成了什么样子，以及在当地受到了怎样的改变。总体而言，书中明确指出，许多佛教思想——例如关于苦难、无常、无我以及寻找意义的思想——在西方思维中早已存在。同时，佛教对心理学和生态学等现代学科的影响也变得清晰可见。本书将众多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全面分析，同时也指出了某些局限性，例如试图用自然科学来证明佛教教义的尝试。

瓦格纳在两本书中正确地指出，考虑到佛教流派和传统的多样性——上座部、大乘、金刚乘、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禅宗等——谈论“佛教”这一统一概念是具有误导性的。瓦格纳认为，更好的做法是谈论“佛教们”（Buddhismen）。尽管如此，他本人大多仍使用单数形式。鉴于佛教救赎路径和方案的差异，这种做法显得自相矛盾。

作者反复强调，这种“宗教”仅在有限程度上适用于僵化的教条构建或中央组织。他的著作表明，西方佛教既不能被简化为健康趋势，也不能被简化为神秘主义流派，而应被视为一种多层次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而被严肃对待。

作者并非在学术汉学体系中成长，这体现在其参考资料相对简略——但这并未损害其专业知识。他没有用语言学或历史细节的争论让读者感到负担，而是专注于宏观的关联。因此，这两本书为接触佛教的多元维度提供了一个易读且有时较为详尽的入口，同时也为反思性理解提供了诸多启发——即便在那些引发讨论的地方亦然。——阿克塞尔·米歇尔斯（AXEL MICHAELS）

一座城堡变成了寺庙：位于黑森州博肯（Borken）的佛教僧侣。照片：德新社（dpa）

沉浸在胜利狂欢中的德国选择党（AfD）

与社会学家马蒂亚斯·昆特（Matthias Quent）对话：论作为精英项目的民主、威权主义的自我效能感以及日益蔓延的破坏欲。

昆特先生，德国选择党（AfD）目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民调支持率约为 42%。如果 42% 的人想要投票给一个被大部分公众视为是对民主构成威胁的政党，这对民主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预警信号，且已经预警了很长时间。即使在西德，AfD 在许多地区的得票率也非常高，其潜力明显超过 30%。这个预警信号适用于整个国家。

AfD 目前并不将自己塑造为民主的对手，而是将其塑造为民主的捍卫者——旨在对抗精英。显然，人们对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解。

AfD 的存在感极强且贴近民众。他们出现在集市上，与人们打成一片，给人们一种不再无能为力的感觉。与此同时，他们告诉民众：精英们、那些旧政党背叛了你们，他们并不关心你们。这种民粹主义的“真正民主”主要是一种被看见的感觉：“这些人就像你我一样。他们说话的方式和我们一样，而且不搞政治正确。”这里有一个“庸俗民主主义”（Vulgärdemokratismus）的概念。即认为所谓大多数人的意愿就是绝对的。而像基本法中所规定的那些不可更改的基本权利，被认为仅仅是枷锁。通过这种“人民意志”的情绪，AfD 使民主失去了合法性。

在东德，还增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经验。 许多人持有的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以产出为导向的民主理解。即：国家能为我做什么？这种预期很高。右翼势力正是通过声称移民受到优待、跨性别者受到优待，而“人民”的生活却越来越糟糕，来迎合这种心理。矛盾的是，这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民主观，一种类似于“外卖文化”（Lieferando-Kultur）：民主不被理解为是我参与塑造的东西，而被理解为某种应该交付的产品。如果交付的产品不满意，我就给整个店打差评。

对于 AfD 来说，民主是否主要是一种获取权力的工具？

如果我们观察那些由右翼威权政党执政或曾经执政的国家，会发现他们与民主的关系是非常工具化的。只要民主能让人获得权力，它就是有用的。关键问题在于之后会发生什么：反对派和少数群体的民主权利是否会继续被认真对待并受到保护？还是会走向民主的衰退？这在宪法理论上也是设立“防火墙”的理由。其目的不在于因为不想在道德上弄脏自己的手而拒绝与 AfD 的成员交谈，而在于保护民主机构免受那些试图在形式民主的框架内将其摧毁的力量的侵害。

可能成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的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最近在一次播客中表示，他想研究是否应该废除州宪法保卫局。 一方面，“想要研究”是一个政治上的空洞措辞；另一方面，它概括了对防御性民主机构进行去合法化的策略，并指向了上述方向：民主衰退。我认为西格蒙德个人被高估了。如果看萨克森州或图林根州，民调结果几乎完全一样，都在 40% 左右。他可能会成为州长，但我认为他对 AfD 在民调中取得成功所做出的贡献相当小。并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西格蒙德效应”。AfD 就算推举一把蓝色的扫帚出来（也能成功）。

民主是否已变成一个精英项目——亲欧、注重多样性、都市化、学术化——其价值观已无法传达给一部分民众？

人们有理由指责，恰恰是精英学术左翼（且不仅限于他们）低估了社会变革进程，且未能做好沟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身起到了极化作用。认可、语言、姿态，尤其是政治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让大多数非学术背景的人感到被抛弃。正是这些人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学术圈的行为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因为日常问题被忽视了，而且人们感觉自己并非被代表，而是被来自更高教育阶层的政治家们操纵。在宣传的强化下，这种缺乏认可的体验很容易被煽动起来。

您自己也属于这个学术圈。您共同创立了一个民主文化研究所，但您现在还能触及谁？一方面，对民主和极右翼极端主义这些议题的需求从未如此之高。另一方面，我们在教育中产阶级内部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与非学术的生活世界脱节。不过，我的许多学生来自非学术家庭，但教育系统仍然过于封闭。政治教育在职业学校、中等教育学校或实科中学（Realschulen）中经常被忽略。由于教师短缺，那里甚至无法完成教学大纲——缩短周课时和教学日已成常态，这理所当然地让家长们愤怒。这传达出一种被抛弃的印象，以及国家未能履行其职责的印象，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但如果这些人无法被触及，且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率处于 42% 的水平，那么民主促进工作是否已经失败了？

是，也不是——这里适用“预防悖论”：如果没有民主促进工作，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率将会达到 52%。当我看到民主促进工作的资金投入如此匮乏且短期化，以及它被赋予了过高的期望时，我感到很不安。为了让教育产生效果，它首先必须能够得以实施。目前往往很难开展长期的关系维护工作。民主促进这一广泛领域存在各种问题，其中一些过于倾向于自我参照。无论如何，项目无法弥补政治上的缺失：政党才是民主制度中的核心机构。

在前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席候选人竞选活动的路上：奎德林堡一辆装饰着旗帜的特拉比汽车

您还提到复仇是一种政治动机。讽刺艺人乌韦·施泰姆勒（Uwe Steimle）在一次德国选择党（AfD）活动中谈到安格拉·默克尔的新肖像画时说：“目前她先被挂在那儿。”而如果钉子断了，“那我们就把她抵在墙上”。观众哄堂大笑。

这种愤世嫉俗的幽默与非人性化的结合，在过去几年中在美国可以观察到。人们眨眨眼，就打破了一个禁忌。这是一个“滑坡”，是激进化道路上的一个斜坡。通过这种模棱两可，暴力变得可以想象。这关乎通过暴力进行复仇，而复仇在这个圈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右翼暴力行为已处于最高值，而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种可能性：当我们掌权时，将会发生巨大的爆炸。在这种兴奋、愤世嫉俗和暴力的混合体中，还包含一种体验到的快感，这正是德国选择党（AfD）对人们——尤其是年轻男性——产生煽动力的原因。

照片 Laif 马蒂亚斯·昆特（Matthias Quent） 照片 Sio Motion

复仇的前提是此前感到过受伤或被羞辱。

利奥·勒文塔尔（Leo Löwenthal）早在1949年底就识别出了法西斯煽动手段中的这一技巧：不断向人们灌输他们始终在被欺骗，且永远是失败者的观念。德国选择党（AfD）就在进行这种煽动，最近在夏季访谈中，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再次如此。尤其是东德人被作为“永远的受骗者”而被动员起来。这可以与真实的经历接轨。德国选择党的选民不成比例地来自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许多人经常有不被代表、不被倾听的经历。话题总是围绕着文法高中（Gymnasium）和高中毕业证书（Abitur），围绕着那些试图向人们解释世界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当然，不少人因为极端的政治立场而遭受社会排斥，这在客观上是合理的。但这与受挫感以及被羞辱的情境相关联——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强烈自我证明欲望的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复仇的前景会落在肥沃的土壤上。这具有一种情感激活功能，且十分危险，因为对颠覆的渴望在寻求满足。当一名德国选择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像在施滕达尔（Stendal）那样，因为青少年损坏海报而用棒球棍殴打他们，且这种行为还受到党内掩护时，这就是这种复仇欲望的实现。

对复仇的快感也涉及破坏。在“萨克森-安哈尔特监测”（Sachsen-Anhalt-Monitor）中，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需要的是革命而非改革。这种对颠覆的快感从何而来？这是一种由宣传所强化的挫败感所导致的情感状态，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能根本没有具体的内容支撑。基本情绪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许多人主要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认为一切都处于崩溃边缘。如果追问，答案则是移民应该被大规模驱逐。这种说法在移民较少的地方尤为常见。这种攻击性的冲动——对于经济和护理行业而言本身具有破坏性——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情感上的、夸大的威胁感。我们在美国、阿根廷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也能看到这种对颠覆的渴望。卡罗琳·阿姆林格（Carolin Amlinger）和奥利弗·纳赫特韦（Oliver Nachtwey）将其称为“破坏欲”。这是对所经历的无力感的一种反应。是对在充满危机的世界中，感到越来越频繁地被他人主宰的一种反应。与此同时，人们对民主程序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因为民主程序无法在一夜之间提供激进的解决方案。

然而，在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的竞选活动中，可以感受到一种胜利者的心态。无力感似乎并非那里主导的情绪。

是的，也不完全是。首先，“无力感”这个概念现在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其余部分。这就是新情况：无力感转移了阵营——转向了自由派和政治中间派。我在书中引用了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面对难以忍受的无力感，核心反应之一就是权威主义。斯特芬·毛（Steffen Mau）将其称为“替代性的自我效能感”，即将其投射到一个强大的政党身上。人们在权威主义运动中消解自己的无力感，因为该运动传达的信息是：我们是救星，你终于被倾听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需做出任何改变，可以避开细碎改革所带来的复杂艰辛。因此，无力感起到了核心作用，但它是通过在追求全能感中将其消解来实现的。

这听起来仍然像是一种强烈的政治自我效能感。是的，德国选择党（AfD）能够比其他政党更完整地动员其选民潜力，因为它成功地让人们感觉到，只有通过这个政党才能真正改变某些事情。但这种感觉具有欺骗性，因为 AfD 的纲领并非旨在增加，而是减少民主参与、权利和监督。这就是威权主义的悖论：一个完全民主的冲动却产生了反民主的后果。

当无力感突然转化为“我们可以获胜”的感觉时，会发生什么？ AfD 选民中最大的群体之一是之前的非投票者。他们第一次感觉到真的有一个政党在与他们对话。在交谈和 AfD 的活动中，人们能感受到一种在通常较为枯燥的政党活动中罕见的亢奋——目前简直是一种真正的胜利狂热。我们从研究中得知：那些撰写仇恨评论并以此吸引注意力的人，会获得一种快感。这种亢奋时刻具有激活作用。

伊万·克拉斯蒂夫（Ivan Krastev）将民粹主义时代的公民描述为“粉丝”：无论发生什么，都支持自己的球队。民粹主义者尤其擅长这种情感化操纵。 没错——而这种情感化正是法西主义的历史模式。复杂的危机让民主显得无能为力，而互联网上的恐惧和挫败感则被宣传手段和情感不断放大。AfD 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坏心情政党”，它长期以来确实如此：一种有组织的文化悲观主义。现在，它将这种情绪与胜利氛围和民族复兴的叙事相结合。这也是法西主义的一个元素。

为什么民主政党将情感领域让给了民粹主义者？ 好问题。是因为害怕被批评吗？总的来说，民主的情感更难处理，因为民主最终应当致力于事实、妥协和理性。确实有一些政治家正因为亲民、偶尔表现出情感化和棱角分明而受欢迎。政治中间派缺乏具有情感连接力的代表性方案和受好感的人物。这也是左翼党（Die Linke）目前在预测中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他们至少成功地捕捉到了尤其是年轻人的情感情绪和议题。

如果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真的成为州长，会发生什么？

真的成为州长？ 那么 AfD 就可以利用州政府和联邦制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并塑造政治，从而朝着其最终目标努力：在 2029 年接管联邦政府。在极端主义获得回报的地方，温和是不现实的。一个州政府其实无法犯太大的错。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它会将责任推给联邦政府或布鲁塞尔。AfD 不会像某些缺乏经验依据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因为执政州政府而失去光环，反而会进一步被正常化。马格德堡对于该党来说，仅仅是通往联邦政府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

提问者为梅拉妮·米尔（Melanie Mühl）。

马蒂亚斯·昆特（Matthias Quent）是社会学家，在耶拿恩斯特-阿贝应用科学大学（Ernst-Abbe-Hochschule Jena）任教。他最近出版了《无力感之无权》（Keine Macht der Ohnmacht，Piper出版社）。

这真是个美好的夏末！

回归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常态？一个气候变化在欧洲展现出前所未有之面貌的夏天即将结束，而结果是——毫无反应。

在电影《后天》的开篇几分钟里，一名气候科学家与一名政治家发生了争论。政治家说，执行气候协议将使全球经济损失数千亿美元。科学家则说，无所作为的代价将更高。二氧化碳的排放使气候变得不稳定。政治家回应道，经济同样不稳定。到此为止，一切都显得如此熟悉。但从下一个场景开始，事件开始失控：日本天空落下手球大小的冰雹，龙卷风摧毁了洛杉矶，曼哈顿先是被淹没，随后被冰雪覆盖，数百万人丧生。最终，这位政治家——他是美国副总统，此时总统已经去世——向幸存的同胞发誓，要过一种更加谦卑的生活。

从电影角度看，这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娱乐作品。从科学角度看，这简直是胡扯。极地冰盖融化导致大西洋洋流崩溃并引发极寒冬季，确实是气候研究人员日益担忧并考虑的方案；但北半球绝不可能在几周之内变得不再适宜居住。

在这些日子里，人们反复询问，这个充满火灾、热浪和河流干涸的夏天最终会留下什么，此时回顾这部 22 年前的电影颇具启发意义。导演罗兰·艾默里希（Roland Emmerich）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警示人们，向大气中排放越来越多温室气体意味着什么，但最终他讲述的是一个不会发生的故事。

因为气候变化的实际发生方式，根本无法写成一个好的剧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现实中，气候变化如此难以被人们感知和传达。

虽然在这个夏天，气候变化确实提供了一些仿佛出自灾难电影的画面。其中最令人震惊的画面周三来自喜马拉雅山脉，一场山洪导致人数尚不明确的人员死亡。这场洪水可能是由一个巨大冰块崩塌引发的，而该地区的冰川融化速度尤为之快。然而，气候变化并非以一种剧烈的崩溃方式发生，从而让整个社会从此面貌全非。只有对个体而言，“不再像以前一样”才成立：对于尼泊尔村庄的人们，对于法国勒波尔日（Le Porge）、克罗地亚奥米什（Omiš）或西班牙梅加拉（Megara）等地的居民（他们的房屋被焚毁），以及那些“热死者”的亲属而言如此。在德国，大约 16,000 人被如此定义，高温使他们原本就有的身体缺陷变得致命。

而对于大多数其他人来说，只需要几天风平浪静的天气，以及早晨预示秋天到来的那股清爽，就能让过去几周的经历变成一段令人不安的回忆。从中最多只能产生这样一个想法：面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采取更紧迫的行动。

一时间，弗里德里希·默茨似乎感受到了这种紧迫感。在亲眼目睹艾费尔地区许尔滕森林被焚毁的深刻印象下，他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以遏制气候变化”。那么，内燃机禁令是否不会被取消？排放交易制度是否不会被削弱？可再生能源的扩建是否会更加果断？难道不再是联邦政府此前通过各项措施所表明的——并不将气候保护视为其最紧迫的任务？然而几天后，总理再次用他那熟悉的修辞改变了措辞：“仅靠德国一家无法遏制气候变化，”他在周三内阁工作闭门会议后如此声明。在温和的阳光下，面对修整精美的宫殿建筑群，那片被焚毁的森林显然再次被遗忘在脑后。

因此，看来这个在欧洲展现出前所未有之全球变暖后果的夏天，并没有带来更多的行动，而仅仅是下一次的预期修正。最初的预期是：一旦所有人意识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后果，除了迅速终止排放外将别无选择。就在几年前，这还激励着数十万青少年拿着“遵循科学”的标语走上街头。他们虽然旷课了，但依然学到了一些东西：知道某件事，并不一定意味着会据此采取行动。

接下来的假设则更为谦卑：必须先让那些听起来较为温和（“气候变化”）或抽象（“极端天气”）的预测变得可感知、可见，人们才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如此糟糕。在欧洲，这个夏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这一点。它像教科书一样展示了，当大气中受温室气体影响而改变的气候，与为了追求最高效利用而改变的自然相碰撞时会发生什么：在法国，火焰在经历了许多个酷暑日后，吞噬了干枯的单一林种森林，而这种森林面对火灾毫无抵抗力：既没有混交林那较凉爽的微气候，也没有能够储存水分的植被。在比利时的上芬地区，火灾如此难以扑灭，是因为火势在被排水的泥炭地中阴燃。在多瑙河和莱茵河，干旱之所以能如此剧烈地降低水位，也是因为河流被改造成了航道，失去了允许其蓄水的弯道、浅滩和泛滥平原。在气温高达37, 38度的日子里，城市的街道和广场感觉就像被巨大的吹风机对着吹一样，因为缺乏树木、阴影和通风廊道。

电影学者关于“不作为将使经济付出更高代价”的论断也得到了有力证明：绿色和平组织计算得出，今年由森林火灾、作物歉收以及更高的医疗成本和生产力损失造成的损失总计达360亿欧元。环境部则将未来25年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估算为高达9000亿欧元。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后续行动。现在人们在广泛讨论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在气候变化再次如此残酷地显现时，不再让人感到如此残酷。这个夏天的关键词是：气候适应。但几乎没有人提到，如果不遏制导致这种必要性的根源，适应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昂贵，且最终变得不可能。

作家阿米塔夫·高什在探讨叙事文学为何如此少地关注气候变化时，写到了一个“想象力的危机”。他认为，由人类自身引发的天气事件被认为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它们无法进入——自19.世纪以来就专注于日常生活的——小说之中。

这种想象力的危机也使得应对气候危机的斗争如此停滞不前。一旦日常生活回归，它便会占据主导。在某个时刻，每个季节再次呈现出人们所熟悉的样子。在某个时刻，雨终究会再次落下。在火灾肆虐的地方，很快会萌发出新的绿意，而到了明年，火灾又会在其他地方发生。气候变化被感知为一种被放大到令人不安程度的天气，但它仍然是熟悉之物和既往之事的变体。正因如此，德国选择党（AfD）主席蒂诺·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才能声称他经历了一个正常的夏天，并要求改革英国党（Reform UK）政治家理查德·泰斯（Richard Tice）干脆享受这份酷热。

大多数事情无论如何都发生在感知范围之外：在那里，冰川在融化，多年冻土在消融，海洋在变暖，大西洋环流在减弱——而电影《后天》正是基于该环流崩溃的设定。即便是在德国一个极其普通的夏末之日，这些依然在发生。佩特拉·阿内（PETRA AHNE）

寻找避孕套

看这里：艾莉（莫妮卡·巴巴罗 饰）在安全的位置观察着爱情故事的进展。照片：Nicole Rivelli / Universal Pictures

电影喜剧《仅限一夜》（One Night Only）拥有两位主演，他们的气场足以媲美好莱坞的大牌情侣。

喜剧需要障碍。没有香蕉皮，就没人会尴尬地摔个屁股墩；没有玻璃门，就没人会滑稽地撞得流鼻血。与残酷现实的碰撞是喜剧的基本元素；但必须保留行动的空间，比如肢体的扭曲或某种奇怪的声音。这正是人类空间的特质，它超越了机械的杠杆作用。

对于美国喜剧《仅限一夜》，编剧搭档威尔·格拉克（Will Gluck）和特拉维斯·布劳恩（Travis Braun）构思了一个相当激进的障碍。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平行时空的美国禁止婚前性行为。一年之中仅有一夜被允许发生性关系，前提是前臂中的芯片显示相应的颜色。人们在恐怖系列电影《人类清除计划》（The Purge）中见过类似的设定，在该系列中，一个压迫性国家的暴力垄断每年会被取消一次，以便所有人尽情发泄并清算各种账目。

《仅限一夜》将这一前提转向了快感。在这个想法的背后，可以看到一个由“道德多数派”推导出的政权，几十年来，这些人一直渴望在美国制定通用规则。因此，这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反乌托邦（Dystopie），人们很难想象这种制度如何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中实施。但无论如何，为了一个好的喜剧，只要能产生愉快的后果，人们愿意接受各种设定。于是我们遇到了欧文，他正把披萨推进烤箱，准备关店下班。对他来说，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他约了女友马莉卡，他将向她求婚，然后自然会履行婚姻中预设的身体圣礼。欧文是个好小伙，当他发现马莉卡有其他计划，且在极其糟糕的时机告知他时，他感到震惊不已。

我们还遇到了艾莉，一名通过拍摄广告短片赚点钱的歌手——为了突出产品而被迫表现出的那种尴尬的亢奋，在随后会产生喜剧性的回报。艾莉在这一夜没有指定的伴侣，她想和朋友一起寻找，并且她把事情搞复杂了，因为她在寻找一个在更广泛意义上能产生共鸣的人。她将爱情与性混为一谈，因此她脱离了《仅限一夜》那种疯狂的喧嚣，进入了浪漫喜剧的类型。根据该类型的法则，欧文显然是她的命中注定，但在那之前会有巨大的障碍堆积在他们面前。

在电影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仅限一夜》的前提为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提供了非常有趣的片段。寻找避孕套成为了一个高潮；因为像往常一样，许多人没有及时考虑到实用工具，导致为了抢夺最后几个避孕套而引发了一连串的占便宜与被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将曼哈顿想象成一个村庄，否则欧文和艾莉如此频繁地偶遇就显得不够合理。然而，在结尾部分，同时担任导演的威尔·格拉克过于夸大了浪漫喜剧的惯例：对于“仅限一夜”这一制度，人们希望能看到一个比欧文和艾莉的结局更具颠覆性的结局。

这部电影所能获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能与选角有关：莫妮卡·巴巴罗（Monica Barbaro）和卡勒姆·特纳（Callum Turner）在纽约这座喧嚣之城中，都散发出一种令人愉悦的平凡气息。当然，两人都极具吸引力，在这一群略显怪诞、且都因“那一点”而不再被考虑的配角之中，他们是绝对的主角。而“那一点”不仅是指性，更是指担纲主角的能力——巴巴罗在《壮志凌云：独行侠》中与汤姆·克鲁斯搭档，随后尤其是在《完全未知》中饰演琼·巴埃兹（Joan Baez）一角，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卡勒姆·特纳才刚刚开始崭露头角，今年2月他带着《修剪玫瑰丛》（Rosebush Pruning）参加了柏林电影节；有时间的人应该去看看去年的优秀喜剧片《永恒》（Eternity）。通过《仅限一夜》（One Night Only），两人建立起了一种关系，让人联想到经典好莱坞银幕情侣的魅力。对于一部水准参差不齐的浪漫喜剧来说，这基本上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BERT REBHANDL

他演绎了摇滚

致演员兼歌手蒂姆·卡里之死

如果我们可以暂时撇开《摇滚恐怖画廊》（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中那些令人兴奋的闹剧：蒂姆·卡里是英国战后演员群体中的一员，与理查德·伯顿和乔恩·芬奇一样，擅长选择那些令人瞩目且能让自己一次性奠定地位的角色。

卡里1946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北部与威尔士接壤的切希尔郡。年轻时，他加入了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等机构，随后在1973年获得了那个定义了一个时代的角色：在理查德·奥布莱恩的伦敦音乐剧《摇滚恐怖》中（他自1968年参与《Hair》演出起就认识奥布莱恩），他饰演了并非来自地球的弗兰克·N·弗特博士。这位博士为了解决自己的性需求，像弗兰肯斯坦一样制造了一个在性方面可供其享用的男人。卡里的演绎充满了奉献精神和存在感，以至于在吉姆·沙曼和奥布莱恩将其改编为电影时，无需再寻找更好的替代者。

直到这里，在电影宽银幕格式提供的空间条件下，穿着束胸、吊袜带和高跟鞋，蒂姆·卡里的整体表演力量、华丽感和冲击力才得到了完全的释放。他在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以及无论是说话还是唱歌的嗓音表现，都令人难以忘怀；尤其是他在苏珊·萨兰登和巴里·博斯威克饰演的那对愚笨情侣惊愕的目光前，那次光彩夺目的亮相——他带着诱人的微笑，以极其明显的快感和脸上写满的讽刺性自嘲，高唱起那首含义明确的歌曲《甜蜜的异装癖（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跨性别者，哈哈！）》，简直是一种享受。

这部最初几乎夭折的电影能够发展出如此之高的崇拜地位（至今仍体现在各种角色扮演演出中），在如今这个对酷儿题材进行如此喜剧化处理似乎已不再那么简单的时代，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卡里，他的驱动力轻而易举地掩盖了故事中较弱的部分。

在表演方面，他始终忠于“恐怖”风格。他饰演的斯蒂芬·金改编电影《它》（1990）中的小丑角色，本应像希斯·莱杰饰演的蝙蝠侠小丑那样引起巨大的轰动；他在《小鬼当家》（1992）中饰演的门卫亦然。这位极具辨识度的发声者尽管研究莎士比亚，但骨子里也是个摇滚客，并在70年代末录制了出色的唱片。2012年的一场中风让他退出了这个他曾大放异彩的娱乐舞台。1979年，在他那首预演了比利·乔尔在《We Didn’t Start The Fire》中无尽地罗列人名的热门单曲《I Do The Rock》中，他是在那段充满玩心的视频里，像尤尔根·克洛普那样露出牙齿大笑地唱道：“我，我只做一件能让我不老的事。我摇滚（I do the rock）”。但这无法永恒。如今，蒂莫西·詹姆斯·“蒂姆”·卡里在洛杉矶去世，享年80岁。 EDO REENTS

蒂姆·卡里，1974 照片 Getty

牙龈炎症损害全身健康

口腔微生物群需要精心护理：牙周炎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疾病 / 作者：安德烈亚斯·米哈尔森 (Andreas Michalsen)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一生中是否会遭遇心肌梗死或中风，与牙齿和牙龈的健康也有一定关系。认知障碍症（失智症）的发展亦然。但让我们循序渐进地分析：自从大多数人开始刷牙，儿童开始进行牙齿检查，成年人开始进行牙齿预防护理以来，龋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有效预防。如果能进一步遏制普遍的糖分摄入，结果将会更加理想。

遗憾的是，牙龈炎症的增加削弱了这一进展。除了牙龈炎，其进阶形式——牙周炎——尤其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攻击牙周支持组织。这已成为真正的国民疾病：第六次德国口腔健康研究提供了关于民众牙周健康的全面流行病学数据。结果显示：在 35 至 44 岁的人群中，超过 90% 的成年人患有某种形式的牙龈炎症。德国约有 14 百万（14 Millionen）人患有严重的、需要治疗的牙周炎。这种情况是如何造成的？

牙龈炎症的关键原因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最强的风险因素是吸烟，其次是营养不良，包括摄入过多的糖分、甜味饮料、零食、饱和脂肪以及纤维素不足。压力同样会损害我们的牙龈，这在德语谚语“Auf dem Zahnfleisch gehen”（意为精疲力竭 / 处于崩溃边缘）中得到了体现。当然，牙齿护理也至关重要。但在如今口腔环境所承受的压力下，仅靠刷牙以及使用牙线和牙缝刷已不足以维持其健康。

牙周炎危及牙齿的健康和稳固。如果长期患有此类炎症，会导致颌骨和牙周支持组织的骨质流失。最终，牙齿会松动、发炎并必须被拔除。但这还不是全部：一旦患有牙周炎，一系列更严重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其范围涵盖了从心肌梗死、中风，到 2, 型糖尿病（Diabetes Typ 2）、认知障碍症和类风湿性炎症，乃至某些癌症，尤其是口腔和消化道癌症。

口腔能够影响全身健康，这与细菌有关。与肠道类似，口腔也是一个巨大的微生物生态系统。这里可能存在约 500 至 700 种细菌。不过，口腔微生物群与肠道微生物群有根本区别，因为口腔中拥有充足的氧气。一旦这个生态系统失去平衡，不仅会产生牙龈炎和牙周炎，全身性的炎症过程也可能随之而来。

任何严重的炎症对身体来说都是一种压力因素，因为它们会对远端的器官和血管造成刺激和损害。这一点在主要由营养不良和过量营养引起的 2. 型糖尿病（Diabetes Typ 2）中尤为明显。随后会出现口腔微生物群的变化以及频繁的牙龈炎症。而这些炎症

反过来又会恶化 2 型糖尿病。相反，如果能通过牙科治疗控制住牙周炎，糖尿病的代谢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口腔中的炎症区域减少，健康的细菌取代致病菌，血糖调节也随之获益。

不良的口腔细菌还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在狭窄的冠状动脉以及可能导致中风的大颈动脉斑块的手术样本中，人们发现了来自口腔的促炎细菌。这些细菌会引发血管内膜的炎症。此外，牙周炎还会增加患痴呆症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口腔内的细菌失调显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过去人们认为，血脑屏障保护大脑免受毒素和细菌的侵害。而现在人们知道，该屏障的功能更具动态性，尤其在炎症过程中会出现漏洞。因此，在牙龈炎症出血时，来自口腔的细菌及其成分可以进入大脑。虽然它们不会在那里定植，但会引发炎症防御反应，进而诱发痴呆症或帕金森病。

近期，一项由 Yixuan Meng 主导的流行病学研究引起了关注，该研究表明口腔和唾液中的细菌组成可能会增加患胰腺癌的风险。在 122,000 人的群体中，研究人员识别出 445 名发展为胰腺癌的患者。在第二步中，研究人员将患者的口腔微生物组与 445 名未患癌人员的微生物组进行了对比。科学家们确定了 23 种细菌种类，其出现与胰腺癌风险增加 3.5 倍相关。此外，他们还发现了胰腺癌与导致牙龈疾病的特定细菌（例如牙龈卟啉单胞菌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之间的联系。另一项营养学研究表明，转向地中海饮食可以抑制这种细菌的生长。

那么，我们能针对牙周炎采取什么措施？首先必须识别它。最重要的迹象是在刷牙或使用牙线以及牙缝刷时出现出血。唾液中含有少量血液表明应改善牙齿护理。明显的牙龈出血和疼痛则是就医的理由。此外，许多存在于牙缝以及舌头上的致病细菌会导致令人不悦的口臭。不过，也存在一种遗传性口臭，即使通过强化牙齿和口腔护理也难以消除。相比之下，身体其他部位由基因决定的口臭形式比非遗传性的口臭更不容易引发疾病。如果被他人提及口臭，应当检查牙龈。

对于牙齿和口腔健康，定期且正确的刷牙自然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晚上应当彻底刷牙，因为在傍晚和夜间，唾液分泌量大幅减少，这意味着来自这一方面的有效细菌抑制几乎不再起作用。每天使用一次牙线或牙缝刷同样重要。尤其是在牙齿排列紧密的情况下，牙缝中经常残留食物，从而聚集大量“饥饿”的细菌。使用牙线时，应从前牙开始，然后再清理细菌含量更高的后牙缝隙。刷舌苔也越来越频繁地被牙医推荐，因为舌头是口腔中最大的细菌储藏库。通过早晨刮舌苔，可以有效降低夜间增加的细菌密度。

口腔健康同样取决于饮食计划。在德累斯顿和柏林同事开展的一项随机研究中，低糖饮食改善了牙周炎的治疗效果。毫无疑问，糖是口腔健康的头号敌人，不仅针对龋齿，也针对牙龈。果汁、奶昔和混合果汁（Schorlen）情况同样糟糕。它们除了含有糖分，还含有会侵蚀牙釉质的果酸。如果必须饮用此类饮料，应当快速喝完，并随后喝一口清水。

持续地小口啜饮以及零食习惯，都会阻碍唾液充分中和口腔内的压力。目前，一些研究已经确定了有利于口腔、牙龈和牙齿的健康饮食的其他组成部分。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由德累斯顿的Johan Wölber领导的研究小组记录到，在进行了为期四周的低糖饮食（且富含膳食纤维和Omega-3脂肪酸）后，牙龈炎症有所减轻。2019年，Wölber及其团队开展了另一项研究。这一次，他们对30名参与者进行了对比，比较了抗炎植物基饮食（低糖，富含膳食纤维和次生植物代谢产物）与普通混合饮食的效果。四周后，抗炎饮食导致牙龈出血明显减少。

随后，一项来自海德堡的随机研究能够证明，传统的地中海饮食在六周后同样会导致牙龈炎症减轻，且这与是否存在牙菌斑无关。在2024年的一篇出版物中，Wölber及其团队进一步阐明，在健康饮食的情况下，此前被认为是牙龈炎症前提条件的牙菌斑，显然并不会损害牙齿和牙龈。

此外，花青素对口腔健康具有保护作用；这些是蔬菜、水果和浆果中使植物呈现红色、紫色和蓝色的色素。在2015年发表的一项瑞典研究中，每天食用大量蓝莓，仅一周后就改善了牙龈炎症和牙龈出血患者的情况。关于蓝莓有一个细节很重要：与深蓝色的野生蓝莓相比，果肉为白色的栽培蓝莓中有效花青素的浓度明显降低。

在与夏里特医院（Charité）牙周病学部门的Henrik Dommisch和Christina Pappe共同开展的一项科学工作中，我们能够证明，为期七天的禁食疗法能改善牙龈健康，减少炎症活动。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间歇性禁食也发现了积极效果。最后，咀嚼至关重要。通过食用较硬的食物和延长咀嚼时间，牙齿的支持组织会受到更多锻炼，并产生对颌骨的骨性刺激，最重要的是能分泌更多唾液。而唾液对于维持良好的口腔微生物组至关重要，因此也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炎症的保护因素。

安德烈亚斯·米哈尔森（Andreas Michalsen）是柏林夏里特医院（Charité Berlin）临床自然疗法教授，以及柏林伊曼纽尔医院（Immanuel Krankenhaus Berlin）内科与自然疗法部门的主任医师。

法学博士、荣誉博士 乌韦·H·施耐德教授 (Professor Dr. jur. Dr. h.c. Uwe H. Schneider) 29. Januar 1941 – 24. August 2026

我们怀着深切的爱与感激之情与您告别。 医学博士 乌尔里克·罗登瓦尔德 (. med. Ulrike Rodenwald)

法学博士 斯文·H·施耐德 (. jur. Sven H. Schneider) 与 汉娜·克里斯蒂娜·弗里德里希 (Hannah Kristina Friedrich) 以及 费利克斯 (Felix)、加布里埃尔·马克西米利安 (Gabriel Maximilian) 医学教授 博士 苏珊娜·A·施耐德-皮尔斯 (Prof. . med. Susanne A. Schneider-Pils) 哲学博士 霍尔格·皮尔斯 (. phil. Holger Pils) 以及 尤利乌斯 (Julius)、阿德里安·康斯坦丁 (Adrian Konstantin) 多萝西·施耐德 (Dorothee Schneider) 阿克塞尔 (Axel) 医学博士 萨宾娜·施耐德 (. med. Sabine Schneider) 斯维亚·舒茨 (Svea Schütz) 科杜拉·纳加巴-彼得斯 (Cordula Nagaba-Peters) 维尔纳 (Werner) 冈达·皮尔斯 (Gunda Pils)

Am Elfengrund 39,64297 Darmstadt-Eberstadt

追思礼将于 18. September 2026, 星期五，15 Uhr 在达姆施塔特 Niebergallweg 20 的保罗教堂 (Pauluskirche) 举行。葬礼将在至亲范围内举行。

应逝者要求，请不要赠送鲜花，而请将款项捐赠用于达姆施塔特马蒂尔登高地 (Mathildenhöhe) 巴库斯喷泉 (Bacchusbrunnen) 的修复工作。 收款人：Wissenschaftsstadt Darmstadt，IBAN：DE93 5085 0150 0000 5440 00 用途：文物保护 (Denkmalschutz)，债务人编号 162552, Bacchusbrunnen

既非平庸亦非甜腻

主流之外：丹麦人希尔达·塞赫斯特德（Hilda Sehested）与俄罗斯人阿列克谢·斯坦钦斯基（Alexej Stantschinsky）的音乐，是胡苏姆（Husum）钢琴音乐罕见曲目展演中最强有力的发现。

每次来到胡苏姆，人们都能有所收获。在欧洲的音乐节版图中，“罕见钢琴音乐”展演是对学术音乐史写作以及音乐产业中商业化曲目收窄最重要的修正机制之一。如今，正如前几年一样，在胡苏姆前方的城堡中，再次出现了一位令人瞩目的作曲家，德国音乐界此前对其知之甚少：丹麦人希尔达·塞赫斯特德。她于1858年出生在芬兰的布罗霍姆（Broholm）庄园，是一位贵族考古学家的女儿，1936年逝世于哥本哈根。柏林钢琴家彼得·弗劳恩吉安（Peter Froundjian）在四十年前创立了该音乐节并一直领导至今，尽管他平时做事非常有计划，但这次发现塞赫斯特德的音乐在很大程度上纯属偶然。

大约三年前，他拜访了丹麦音乐学家本特·维因霍尔特·尼尔森（Bendt Viinholt Nielsen），后者近期出版了一本关于鲁德·兰加德（Rued Langaard）的优秀著作，而弗劳恩吉安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广兰加德的作品。“我们当时正准备离开，已经站在门口了，他突然说：‘等一下！我们刚刚为首版编辑了几首希尔达·塞赫斯特德的钢琴曲。我赶紧给你复印一份，你看看。’”

弗劳恩吉安研读了塞赫斯特德的作品，发现她与卡尔·尼尔森（Carl Nielsen）拥有同一位老师奥拉·罗森霍夫（Orla Rosenhoff），并立即试图寻找一位能在胡苏姆演奏其作品的钢琴家。由于谈判时间过长，他决定亲自举办一场钢琴之夜：一种斯堪的纳维亚微型曲集的呈现，而塞赫斯特德的作品就在其中。

1906年的《叶之舞》（Bladenes Dans）在作曲家生前可能已经演出过。而1915 / 16年《八首钢琴曲》中的四首曲目，在胡苏姆迎来了丹麦以外的首次演出，其中最后一首《告白》（Bekenntnis）则是全球首演。这是一种苦涩、不讨好但却深刻的音乐。人们很快就能察觉到，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的作品对塞赫斯特德意义重大。但她进一步增强了调性紧张感，直至触及双调性的边缘。

在她笔下，不和谐音——尤其是在《告白》中——要求的与其说是解决，不如说是抉择。从纯结构上讲，这是一种被感知为痛苦的强迫，即必须选择支持或反对一个调性中心。在塞赫斯特德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倾向于绘画式田园风光的痕迹，而这种风格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曾产生过许多迷人且色彩浓郁的作品。《波恩音乐与戏剧报》早在1911年就注意到：“在所有生存过的女性作曲家中，希尔达·塞赫斯特德是最重要的，作为作曲家绝对值得认真对待。在她所有（……）已知作品中共同具备的特点，是她所经历的深沉的严肃。与此同时，一种男性化的力量、色彩绚烂的旋律、对独立性的追求，以及对平庸与甜腻的刻意回避。”在威廉时代，人们对女性创作成就的接受度曾一度相当高，直到一个英雄主义的、再次由男性主导的现代主义夺取权力，并使这类音乐陷入沉默。

弗劳恩吉安现在可以回顾其四十年来坚持的“主流之外”的节目策划工作，他认为德国在音乐史反主流和侧流的被排挤方面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案例。他认为，1945年后，全球没有任何地方像西德那样如此严苛地将审美思维对齐到以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为中心的第二维也纳乐派。因此，直到今天，在英语世界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人们仍能观察到对现代主义调性变体持有更开放的态度。

弗朗吉安（Froundjian）确实是用双手在理解音乐史。他汲取的是一种通过感觉运动方式习得的知识，而非仅仅依赖于远离作曲实践的语言话语反思。在他近三小时的节目单中，各种影响在相互交织。丹麦作曲家尼尔斯·威廉·加德（Niels Wilhelm Gade）的《花园》（Blumengarten）中的伴奏音型、节拍位移和和声进行，实际上预示了勃拉姆斯后期间奏曲中的细节。而瑞典作曲家威廉·斯滕哈马尔（Wilhelm Stenhammar）和阿道夫·维克隆德（Adolf Wiklund）的作品，如果没有勃拉姆斯则几乎不可想象。

音乐史不仅关乎原创性和创新，也关乎共鸣与深化。“我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影响，”弗朗吉安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而是为了让每个个性在自身的权利和特质中存在：多样性万岁（Vive la différence）！”有时，人们必须像对待挪威人西古德·利（Sigurd Lie）那样，在历史上给作品第二次机会，因为第一次机会太短暂了：利在33岁时去世，几乎无法启动其作品的接纳过程。

俄罗斯作曲家阿列克谢·斯坦钦斯基（Alexej Stantschinsky）也是如此，他是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Skrjabins）的朋友，其生命在1914年便已终结。“他在26岁时去世，”俄立陶宛钢琴家卢卡斯·格纽沙斯（Lukas Geniušas）讲述道，“但如果他能活得更久，他将成为20世纪音乐的核心人物。”格纽沙斯以令人钦佩的沉稳和丝绒般温暖的音色，演奏了斯坦钦斯基的E-混合利底亚调式前奏曲（某种程度上是带有小七度的E大调）。这里采用密集的卡农技巧实现的复调，与斯坦钦斯基的同辈马克斯·雷格（Max Reger）不同，并未导致线性的过载，而是一种类似合唱的韵味。这是一种浓缩的音乐，温和地引导人们走向光明：没有歇斯底里的狂喜。

在胡苏姆（Husum）演出中的亮点，无疑是由才华横溢的黄慈（Claire Huangci）编入节目单的弗洛伦斯·普莱斯（Florence Price）的《黑人幻想曲第2号》（Fantasie nègre Nr. 2）。在这里，人们可以研究文化挪用——即对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s）狂想曲形式模型的挪用——是如何在反方向上运作的：通过一名非裔美国女性。

一份2025年的罕见曲目选集刚刚由丹麦厂牌Danacord发行，其中包括艾米·比奇（Amy Beach）那首迷人的《黄昏的隐士鸫》（Einsiedlerdrossel am Abend）。 扬·布拉赫曼（JAN BRACHMANN）

黄慈演奏弗洛伦斯·普莱斯的《黑人幻想曲第2号》 照片：托马斯·洛伦岑（Thomas Lorenzen）

精选展讯

亚琛 – 路德维希论坛：克里斯蒂娜·库比施（至 20.9.） – 叙蒙特-路德维希博物馆：蒂姆·贝雷斯海姆（至 13.12.）

阿伦 – 美术馆：户外。蒂娜·布劳 —— 来自维也纳的印象派画家（ 1. 11.）

阿伦斯霍普 – 美术馆：你们认为我们曾截然不同。1945 1989 年来自东德与西德的摄影作品（ 20. 9.）

阿尔布施塔特 – 美术馆：表现主义。高飞与深坠（ 14. 2. 27）

阿尔克苏姆 – 西海岸艺术博物馆：现代与海岸的相遇。北方的艺术突破（ 10. 1. 27）

安贝格 – 市立博物馆：面孔。时代。历史（故事）。迈克尔·马蒂亚斯·普雷希特尔 100. 生日展（ 10. 1. 27）

阿姆斯特丹 – 国家博物馆：穿着。珍贵的服装（ 21. 3. 27） – 市立博物馆：草间 Yayoi（11. 9. 17. 1. 27）

阿恩斯贝格 – 萨奥兰博物馆：制造之地。工业书写历史之处（ 4. 4. 27）

阿沙芬堡 – 克里斯蒂安·沙德博物馆：欧洲收藏。来自基辅哈嫩科博物馆的杰作（ 10. 2. 27） – 耶稣会教堂艺术馆：熟悉的姿态。来自 Jaegers 收藏的作品（ 25. 10.）

奥格斯堡 – 玻璃宫奥格斯堡艺术馆：曼努埃尔·弗拉蒂尼；视觉转移。抽象的新路径（ 11. 10.）；共生。人与自然之间的艺术（ 18. 10.） – LETTL 博物馆：面孔背后的旅程。超现实肖像（ 15. 11.） – 马克西米利安博物馆：建立与排斥。奥格斯堡与施瓦本地区的犹太体育生活（11. 9. 15. 11.） – 傀儡剧院博物馆：博物馆冒险。在箱子里的 25 年探索之旅（ 22. 11.） – 舍茨勒宫：穆勒的绘画室。克劳斯·穆勒的奥格斯堡讽刺画（ 8. 11.） – tim：爱之巡游。丹尼尔·比斯库普的摄影作品（ 19. 11.）；庆祝时尚。Talbot Runhof 在巴黎（ 25. 10.）

巴克南 – 市立画廊：凡妮莎·亨（12. 9. 8. 11.）

巴登-巴登 – 国家艺术馆：绽放！花之语言（ 10. 1. 27） – 弗里德·布尔达博物馆：西蒙·汉泰。色彩的展开（ 10. 1. 27）

巴德洪堡 – 辛克莱之家博物馆：动物之声。通过声音建立联系（13.9. 14.2.27）

班贝格 – 历史博物馆：E. T. A. 霍夫曼舞厅；班贝格的犹太元素；图像漫步。绘画讲述故事（ 1. 11.） – 国家图书馆：全球视野下的 E. T. A. 霍夫曼。幻想的边界（14. 9. 5. 12.）

巴塞尔 – 漫画博物馆：埃米尔·费里斯（ 15. 11.） – 贝耶勒基金会：皮埃尔·于格（ 13. 9.） – 瑞士犹太博物馆：弗兰克·斯特拉与被毁的木质犹太会堂（ 31. 1. 27） – 美术馆：梵高、霍德勒与一辆敞篷车。收藏家与先驱格特鲁德·杜比-穆勒（19. 9. 7. 2. 27） – 文化博物馆：猫头鹰是粉色的。彩色故事（ 24. 1. 27） – 丁格利博物馆：劳作的身体（ 8. 11.）；尼古拉斯·达罗（ 7. 3. 27） – 玩具世界博物馆：泰迪熊。从传奇到生活方式（ 31. 1. 27）

拜罗伊特 – 美术馆：目击者。马克斯·贝克曼与阿尔芒·贝施（ 4. 10.） – 理查德·瓦格纳博物馆：50 150 —— 乌托邦与回响。立场 —— 投影 —— 反思 —— 共鸣（ 4. 10.）

贝尔吉施格拉德巴赫 – 赞德斯别墅美术馆：纸上思维。纸质概念艺术与具体艺术（18. 9. 14. 3. 27）

柏林 – 艺术学院（Akademie der Künste）：Metaxy. 在破坏与重建之间（10. 9. 至 6. 12） – 旧国家美术馆（Alte Nationalgalerie）：InterNational-galerie#1. 华沙国家博物馆（至 17. 1. 27）；卡西雷尔与印象主义的突破（27. 9.） – 柏林美术馆（Berlinische Galerie）：约瑟夫·凯泽（Josef Kaiser）. 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建（1. 2. 27） – 夏里特柏林医学历史博物馆（Berliner Medizinhistorisches Museum der Charité）：Horizontal. 病床与卧姿中的世界（2. 5. 27） – 博德博物馆（Bode-Museum）：联邦总理肖像；摄影讲述雕塑（4. 10.） – 布罗汉博物馆（Bröhan-）：Paperwork. Jumping He（1. 11.） – 桥社博物馆（Brücke-）：在户外... 在博物馆中；在户外... 在松树下（25. 10.） – C / O Berlin：凯莉·梅·威姆斯（Carrie Mae Weems）（12. 9. 3. 2. 27）；斯特利奥斯·卡利尼库（Stelios Kallinikou）、苏珊娜·克里曼（Susanne Kriemann）（12. 9. 20. 1. 27） – 德国历史博物馆（Dt. Historisches ）：物件。历史。故事。馆藏概览（31. 10. 27） – 恐怖地形记录中心（Dokumentationszentrum Topographie des Terrors）：大屠杀。德国人知道什么？（31. 1. 27） – 未来博物馆（Futurium）：On / Off-Beziehung（11. 9. 起） – 乔治·科尔贝博物馆（Georg Kolbe ）：everybody（29. 11.） – 格罗皮乌斯大楼（Gropiusbau）：克罗伊茨贝格。自1960年以来的艺术与移民（10. 9. 17. 1. 27） – 汉堡火车站美术馆（Hamburger Bahnhof）：坂本龙一（Ryuichi Sakamoto）（11. 9. 20. 6. 27）；materialistin（28. 2. 27）；莉娜·拉佩利特（Lina Lapelytė）（10. 1. 27）；希尔帕·古普塔（Shilpa Gupta）（3. 1. 27） – 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内塔·韦泽（Netta Weiser）（31. 3. 27）；Mirae kh Rhee（15. 2. 27） – 犹太博物馆（Jüdisches ）：现在的反面。通往另一个当下的艺术之路（4. 9. 10. 1. 27）；行间之意。丹尼尔·里伯斯金与犹太博物馆（1. 11.） – 工艺美术博物馆（Kunstgewerbemuseum）：索菲·达沃（Sofie Dawo）（17. 1. 27）；2101. 未来陶瓷。未来的餐桌文化（28. 2. 27） – 墙壁纪念碑（Mauer-Mahnmal）：人民已觉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10届人民议院（31. 12.） – 米特博物馆（Mitte ）：

重新命名？！柏林的街道名称及其历史（27. 9.） – 欧洲文化博物馆（ Europäischer Kulturen）：蒂罗尔的山脉（25. 4. 27）；沉重之物。女性 – 传统服饰 – 生活故事（29. 3. 27） – 亚洲艺术博物馆（ für Asiatische Kunst）：Mirae kh Rhee（16. 2. 27） – 摄影博物馆（ für Fotografie）：间奏。重访赫尔穆特·纽顿（Helmut Newton）（31. 12. 27）；房间 / 舞台；赫尔穆特·纽顿的独家专辑（15. 11.）；新女性，新视野。包豪斯女摄影师（4. 10.） – 新国家美术馆（Neue Nationalgalerie）：毛里齐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 Night（10. 9. 7. 3. 27）；废墟与狂喜。柏林 1910–1930（3. 1. 27）；中谷芙二子（Fujiko Nakaya）（25. 10.） – 柏林中心犹太会堂（Neue Synagoge Berlin-Centrum Judaicum）：傲慢与偏见。注视下的犹太人（17. 11.） – 新柏林艺术协会（Neuer Berliner Kunstv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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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女孩 (Guerrilla Girls)；东方投影 (Projektionen auf den Osten)；克里斯托夫·霍赫豪斯勒 (Christoph Hochhäusler) (10. 9. 至 8. 11.) – 新博物馆 (Neues Museum)：星辰之命。黄道十二宫的起源 (至 10. 1. 27) – 申克展亭 (Schinkel Pavillon)：东方投影 (10. 9. 20. 12.) – 夏夫-格斯滕贝格收藏馆 (Slg. Scharf-Gerstenberg)：相互作用 (15. 11.) – 德意志工艺联盟档案馆 / 物品博物馆 (Werkbundarchiv / Museum der Dinge)：为柏林而设计 (22. 2. 27)

伯尔尼 – ALPS 瑞士阿尔卑斯博物馆：纪念品。自拍、庸俗与山顶石 (7.1.28) – 艺术厅 (Kunsthalle)：萨奥达特·伊斯梅洛娃 (Saodat Ismailova) (11.9. 22.11.) – 艺术博物馆 (Kunstmuseum)：弗朗茨·格奇 (Franz Gertsch)。放大 (第一部分) (17.1.27) – 弗朗茨·格奇博物馆 (Museum Franz Gertsch)：塞西尔·威克 (Cécile Wick) (19.9. 29.11.) – 保罗·克利中心 (Zentrum Paul Klee)：克利宇宙。弗洛伦斯·亨利 (Florence Henri) (1893–1982) (10.1.27)

贝尔瑙 – 汉斯-托马艺术博物馆 (Hans-Thoma-Kunstmuseum)：西蒙娜·利施卡 (Simone Lischka) (4. 10.)

贝尔里德 – 布赫海姆博物馆 (Buchheim Museum)：约阿希姆·林格尔纳茨 (Joachim Ringelnatz)。它从我身上自我绘制 (4. 10.)；色彩的骚动。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与“桥社”的遗产 (15. 11.)

波恩 – 算术博物馆 (Arithmeum)：波尔-戈德施密特艺术室。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与科学仪器及宝藏 (20. 6. 27) – 联邦艺术厅 (Bundeskunsthalle)：交互 2026 (1. 11.) – 艺术博物馆 (Kunstmuseum)：力场 (11. 7. 28)；猪俣亚希 (Aki Inomata)；动物集会 (1. 11.)；#ifeelyou。共情的维度 (11. 10.) – 奥古斯特·马克之家博物馆 (Museum August Macke Haus)：黄春青 (Chunqing Huang) (10. 9. 31. 1. 27) – 大学博物馆 (Universitätsmuseum)：卡尔·西姆罗克与格林兄弟 (20. 12.)

博特罗普 – 约瑟夫·阿尔伯斯博物馆 (Josef Albers Museum)：理查德·保罗·洛塞 (Richard Paul Lohse) (11. 10.)

布拉姆舍 – 瓦鲁斯战役博物馆 (Varusschlacht-Museum)：失落的战士。权力与神话之间的日耳曼人 (7. 11. 27)

布伦瑞克 – 安东·乌尔里希公爵博物馆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洛塔尔·奥斯特堡 (Lothar Osterburg) (4. 10.) – 艺术协会 (Kunstverein)：利斯尔·拉夫 (Liesl Raff)、安妮特·塞内比 (Annette Senneby)、迈克尔·雷-冯 (Michael Ray-von) (27. 9.) – 市立博物馆 (Städt. Museum)：用自己的声音。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 75 周年 (20. 9.)

不来梅 – 格哈德·马克斯之家 (Gerhard-Marcks-Haus)：达芙妮·赖特 (Daphne Wright)；克里斯蒂安·席林 (Christian Schilling) (18. 10.) – 艺术厅 (Kunsthalle)：更多女性。不来梅女性艺术家的纸上作品 (8. 11.) – 奥弗贝克博物馆 (Overbeck-Museum)：物质女孩 V (6. 9. 15. 11.) – 威悉堡现代艺术博物馆 (Weserburg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Edition S Press。必须聆听的诗歌 (12. 9. 29. 8. 27)；安尼斯·雷曼 (Anys Reimann) (4. 10.) – 威廉·瓦根费尔德之家 (Wilhelm Wagenfeld Haus)：一个好的开始。布劳迈尔 40 年 (4. 10.)

布鲁塞尔 – Bozar：威廉·肯特里奇 (William Kentridge)。我不是我，马不是我的 (18. 9. 7. 3. 27)

开姆尼茨 – 拉本施泰因堡 (Burg Rabenstein)：餐桌室的历史 (1. 11.) – 艺术收藏馆 (Kunstsammlungen)：一个未完成的故事 (4. 10.) – 冈岑豪泽博物馆 (Museum Gunzenhauser)：用餐。服务性别 (1. 11.) – 新萨克森画廊 (Neue Sächsische Galerie)：版画双年展 100。2026 萨克森版画 (8. 9. 22. 11.)

科特布斯 – 柴油电厂博物馆 (Museum Dieselkraftwerk)：乔纳塔斯·德·安德拉德 (Jonathas de Andrade) (30. 8. 15. 11.)；不受限的自我运动。东德后期的实验摄影 (29. 8. 15. 11.) – 普克尔王子博物馆、布拉尼茨公园与宫殿 (Fürst-Pückler-Museum, Park und Schloss Branitz)：屋主女士 (1. 11.)

达姆施塔特 – 马蒂尔德高地展馆 (Ausstellungsgebäude Mathildenhöhe)：领先一步。马蒂尔德高地 125 周年 (31. 1. 27) – 黑森州立博物馆 (Hess. Landesmuseum)：重新发现！纺织图像 (4. 10.)

海牙 – 艺术博物馆 (Kunstmuseum)：安东尼斯·皮塔斯 (Antonis Pittas) (7.3.27)；时尚反思 (3.1.27) – 莫里茨豪斯博物馆 (Mauritshuis)：弗兰斯·哈尔斯与风俗画 (15.9. 5.11.)

德绍 – 安哈尔特绘画馆 (Anhaltische Gemäldegalerie)：修复师与现代主义者。路德维希·格罗特与德绍包豪斯 (29. 8. 30. 11.) – 包豪斯博物馆 (Bauhaus Museum)：玻璃 – 混凝土 – 金属 (10. 1. 27)

多尔斯滕 – 威斯特法伦犹太博物馆 (Jüdisches Museum Westfalen)：生命宇宙。摄影师安妮莉丝·克雷奇默 (Annelise Kretschmer) (11. 10.)

德累斯顿 – 德国卫生博物馆：最近怎么样？关于心理健康的展览（至 4. 4. 27）；强烈的情感。儿童互动展览（至 6. 12.） – 旧大师画廊 / 茨温格宫：科雷乔。触动人心（19. 9. 10. 1. 27） – 铜版画收藏馆：来自意大利的未知之作。16世纪素描新研究（12. 9. 3. 1. 27） – 莱昂哈迪博物馆：汉斯·西奥·里希特（ 4. 10.） – 军事历史博物馆：奇迹武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宣传与战争技术（ 9. 3. 27） – 木偶剧收藏馆（Mitte电厂）：无界舞台。扩展博物馆中的实验（5. 9. 1. 7. 27） – 宫殿城堡：干杯！欢迎

绿穹金库中的奖杯；当代艺术室 III（ 3. 1. 27）

都柏林 – 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 (IMMA)：和平技术。当代欧洲的艺术与转型 (1989–2026) (12. 9. 9. 5. 27)

杜塞尔多夫 – 电影博物馆：成为玛丽莲（ 30. 9.） – K20：弗兰茨·马尔克。寻找一个更好的世界（12. 9. 24. 1. 27） – K21：霍莉·赫恩登，马特·德赖赫斯特（ 11. 10.） – 艺术宫：尼基·圣法乐。梦想机器（10. 9. 7. 2. 27） – 北威州论坛：亚洲流行（17. 9. 23. 5. 27）

杜伊斯堡 – 莱姆布鲁克博物馆：德扬·萨里奇（ 13. 12.）；安尼施·卡普尔（ 18. 10.） – MKM 库珀斯穆勒博物馆：豪梅·普伦萨（ 1. 11.） – DKM 博物馆：黄敏（ 31. 1. 27）；安德烈·施韦尔斯（ 31. 10.）

埃登科本 – 卢德维希舍高地别墅城堡：渴望庞贝（ 11. 10.）

艾森许滕施塔特 – 乌托邦与日常生活博物馆：寻找远方。东德后期及1990年代初的摄影作品（ 4. 10.）

埃尔福特 – 安格尔博物馆：勇气！埃娃·布鲁西斯（ 10. 1. 27） – 德国园艺博物馆：iga*61。透过花卉看东德（ 13. 6. 27） – 黄金皇冠文化庭院 Waidspeicher 画廊：为何如此严肃？（30.8. 14. 3. 27） – 艺术馆：色彩与价值。女性画家网络的立场（ 1. 11.） – 莫尔斯多夫城堡博物馆：卡塔琳娜·西格（ 18. 4. 27）

埃森 – 弗尔克旺博物馆：我，古斯塔夫·库尔贝。画家与反叛者（ 8. 11.）；萨丹·阿菲夫。海报（ 4. 10.） – 鲁尔博物馆：冰河时代的生存（ 10.1.27）；亚历山大·拉克曼（ 25. 10.）

法兰克福 – 德国建筑博物馆 (DAM)：现在即更多！新捷克建筑（19. 9. 17. 1. 27）；太热了。炎热城市，新路径（ 7. 2. 27） – 讽刺漫画博物馆：卡塔琳娜·格雷夫（ 17. 1. 27） – 德国浪漫主义博物馆：叔本华与浪漫主义。“道路通向内心！”（ 13. 9.） – 电影博物馆：W. I. M. 随时间流逝。温德斯展览（ 18. 10.） – 历史博物馆：赫希讲述。博隆加罗宫内的博物馆（ 28. 2. 27）；金钱中的世界。法兰克福金融物件映射下的全球事件（ 31. 1. 27） – 犹太博物馆：Mishpocha。协作的艺术（ 27. 9.）；阿尔敏·斯特恩。画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 3. 1. 27）；追随功能？（ 29. 11.） – 青少年博物馆：那时 1410。面向 8 岁及以上人群的媒介素养展览（ 7. 2. 27） – DZ 银行艺术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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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艺术博物馆：鹰，勋章，投票箱。重新设计民主代表性（ 21. 2. 27）；展示中。平面设计如何塑造我们（ 8. 11.）；书籍艺术基金会。精美书籍 60 年（5. 9. 1. 11.）；系列模式。建筑与设计中的差异、变奏与重复（ 18. 10.） – 通信博物馆：萨米兹达特。1939 1989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之词（ 24. 1. 27）；媒介历史的设计偶像（ 31. 12.） – MMK：阿梅尔·巴希尔（12. 9. 10. 1. 27）；弗里茨·肖尔德（ 25. 10.） – 希恩艺术馆（临时设在法兰克福-博肯海姆）：通过 AI 看世界（ 20. 9.） – 施泰德博物馆：玛丽亚·马格达莱娜。罪。祈祷。爱（17. 9. 17. 1. 27）；埃尔姆格林 & 德拉格塞特。蔬菜静物（ 17. 1. 27）

格拉 – 应用艺术博物馆：保罗·赫尔穆特·贝克尔。东德传统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实用图形设计（ 14. 2. 27）

吉森 – 艺术馆：Mukenge / Schellhammer（至 1. 11.） – 吉森博物馆：论路障与议会。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民主构想（至 31. 1. 27）

ON / OFF-BEZIEHUNG

格拉德贝克 – 新画廊：为何绘画？绘画中的模因与数字图像文化（至 25.10.）

法兰克福（奥得河畔） – 维亚德里纳博物馆：超越普鲁士的荣耀。 “另一个”安东·冯·维尔纳（至 31. 10.） – Packhof：心向狂野。（东）德与波兰女性艺术家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作品（ 27. 9.）

哥达 – 公爵博物馆：伦勃朗 1632。品牌的诞生（5. 9. 6. 12.）； “透过花朵”。三个世纪以来带有花卉图案的折扇（23. 9. 31. 12.）

格拉茨 – 布鲁塞姆博物馆：君特·布鲁斯（ 26. 10.） – 格拉茨博物馆：明天一切都会更好。 70 年代的格拉茨（ 25. 4. 27） – 艺术之家：30 % 蒲公英（ 8. 11.） – 艺术协会：马丁·马洛尼（17. 9. 13. 12.） – 新画廊：分析之美。 200 年间的花卉画（ 4. 10.）

弗赖堡 – 奥古斯丁博物馆：马塞尔·范·埃登。 1870 年 8 月 6 日（ 18. 10.）；未来（t）空间。变革中的博物馆（ 21. 2. 27） – 新艺术博物馆：赛场。体育与艺术（ 11. 10.） – 自然与人类博物馆：完全不公平（ 3. 1. 27）

哈尔伯施塔特 – 格莱姆之家：习俗、讽刺、启蒙。丹尼尔·肖多维茨基的日历铜版画（ 15. 11.）

哈雷（萨勒河畔） – 弗兰克基金会：Jin！关于在未知中寻找方向的互动展览（5. 9. 25. 4. 27）；皇家教育学院。 18 世纪的精英教育（ 4. 4. 27） – Talstrasse 艺术厅：欧亚鸱。安妮特·施罗特与古德伦·彼得斯多夫（ 15. 11.） – 莫里茨堡艺术博物馆：埃德蒙·凯斯廷。先锋派（ 25. 10.）

弗赖辛 – 教区博物馆：色彩中的一生。画家露丝·科勒（ 27. 9.）

汉堡 – 布塞留斯艺术论坛：从莫奈到毕加索。德国的犹太艺术收藏家（11. 9. 29. 3. 27） – Deichtorhallen / PHOXXI：阿卜杜勒哈米德·基尔彻（ 1. 11.） – 恩斯特·巴拉赫之家：埃瓦尔德·马塔雷。动物雕塑（ 11. 10.） – 艺术厅：这就是现代世界。 1900–1960 年艺术的突破（4. 9. 30. 5. 27）；雕塑感。新画廊（ 11. 4. 27）；凯莉·山冈（ 10.1.27）；但我 —— 世界 —— 我看见 —— 你*（ 4. 10.） – 艺术之家：雅尔达·阿夫萨（5. 9. 8. 11.） – 艺术协会：南迪·洛夫（ 27. 5. 27） – MARKK：归类：犹太。对 MARKK 历史的追问（ 27. 6. 27）；猫！（ 29. 11.） – 艺术与工艺博物馆：萨拉·萨拉姆（ 10. 1. 27）；

哈姆 – 古斯塔夫-吕布克博物馆：乔治·格罗斯 x 丹尼尔·里希特。战争与果酱（5, 9, 21, 2, 27）

腓特烈港 – 齐柏林博物馆：感知的真相。齐柏林飞艇与国家社会主义（ 4. 4. 27）

汉诺威 – 凯斯特纳协会：着装。罗马。权力。时尚 —— 重新体验 2000 年前的时尚（ 31. 1. 27） – 艺术-

加米施-帕滕基兴 – 韦尔登费尔斯博物馆：被遗忘的女性艺术家（ 14.2.27）

协会：珍妮·布罗辛斯基（ 31. 12.） – 州立博物馆：浮现。印象派圈子中的菲利普·克莱因（ 25. 10.） – 斯普伦格尔博物馆：现实与梦境之间。奥托·格莱希曼与汉诺威的表现主义（ 1. 11.） – 威廉·布什。德国讽刺与素描艺术博物馆：你好吗？反对反犹主义、仇恨与种族主义的绘图者*（ 8. 11.）

海德堡 – 艺术协会：恩代·夸古（3. 9. 15. 11.） – 普林茨霍恩收藏馆：一切皆艺术？（ 31. 1. 27） – 雕塑公园：威廉·肯特里奇（ 30. 10.） – 民族学博物馆：人还是客体？研究、记忆与责任之间的人类遗骸（ 18. 10.）

赫福德 – Marta Herford：洛杉矶心态。弗兰克·盖里与酷派（ 10. 1. 27）

伊普霍芬 – 克瑙夫博物馆：承载我。 100 年间的手提包（ 8. 11.）

凯泽斯劳滕 – 普法尔茨画廊博物馆：弗朗茨·卡尔·比勒。普林茨霍恩收藏馆的素描（ 31. 7. 27）

卡尔斯鲁厄 – 巴登艺术协会：凯瑟琳·克里斯特·亨尼克斯（至 15. 11.） – 艺术馆：安妮特·巴塞洛（至 1. 11.） – 艺术博物馆：塔米娜·阿马迪亚尔；表现主义。丢勒·施利希特的版画（ 4. 10.） – ZKM（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银蛋。媒体艺术的感官性（ 21. 2. 27）

卡塞尔 – 弗里德里西安姆博物馆：查尔斯·雷（ 3.1.27） – Caricatura 漫画博物馆：一切都将成为露丝。露丝·赫布勒的漫画（ 1.11.） – 格林世界： “在形象之间。海尔加·格伯特 —— 图像与文字的叙事”（ 24.1.27） – 黑森州立博物馆：ZOOM。微观世界洞察（4.9. 11.4.27） – 新美术馆：共鸣空间。卡塞尔文献展艺术及其他新购藏品（ 24.1.27） – 施波尔博物馆：弗里德里希·卡尔克布伦纳（2.9. 14.2.27）

纽伦堡，国家剧院，话剧院：弗兰茨·卡夫卡《审判》。导演：劳拉·林嫩鲍姆

16. 安特卫普，弗拉芒歌剧院：路易·安德里森 / 菲亚·梅纳德 / KOR'SIA《物质》。指挥：巴斯·维格斯，导演：菲亚·梅纳德，编舞：KOR'SIA 柏林，喜剧歌剧院，滕佩尔霍夫机场，Hangar 4：阿里伯特·赖曼《李尔》。指挥：巴里·科斯基，导演：尼古拉斯·卡特 日内瓦，日内瓦大剧院：弗兰克·马丁《暴风雨》。指挥：蒂埃里·费舍尔，导演：内蒂亚·琼斯 维也纳，维也纳剧院：弗朗切斯科·卡瓦利《卡利斯托》。指挥：克里斯蒂娜·普鲁哈尔，导演：斯特凡·赫尔海姆

九月活动

精选活动

科布伦茨 – 路德维希博物馆：莉莉安·托马斯科 (30. 8. 至 1. 11.) – 莱茵博物馆：会说话的石头。德文海 (至 31. 12.)

科隆 – 凯特·柯尔维茨博物馆：柯尔维茨精选。艺术家的个人“最佳作品集” ( 15. 11.) – MAKK：汉斯-格奥尔格-埃施。时代与全球的建筑视角；O. M. 昂格斯。作为理念的建筑 ( 27. 9.) – 路德维希博物馆：从龟岛收集记忆 ( 8. 11.); 摄影收藏：1980年左右的两次德国 ( 11. 10.)

康斯坦茨 – 罗斯加滕博物馆：莫斯布鲁格家族。博登湖畔的一个艺术家家族 ( 10.1.27) – 市立韦森贝格画廊：留下了什么。艺术中的记忆与遗忘 ( 4.10.)

金策尔绍 – 维尔特博物馆：格特鲁德·罗姆 ( 8. 11.) – 维尔特博物馆 Belvedere 及雕塑花园：斯特拉·汉伯格 ( 8. 11.)

莱比锡 – 巴赫博物馆：犹太生活与巴赫音乐家家族 ( 13.12.) – 格拉西博物馆：格哈德-库尔特-穆勒。水晶之夜 ( 11.10.) – 视觉艺术博物馆：罗克萨娜-里奥斯 ( 28.3.27); 罗莎-巴尔巴 ( 3.1.27) – 市档案馆：启程与传统。萨克森州当代犹太生活的30年。西尔维亚-豪普特曼摄影展 ( 1.10.)

利林塔尔 – 艺术基金会：充满光与色的风景。尼登艺术家殖民地 ( 18. 10.)

伦敦 – 大英博物馆：拜约挂毯 (10. 9. 11. 7. 27); 宣布独立。美国 250 ( 29. 11.) – 皇家艺术学院：西蒙·利 (18. 9. 12. 10. 27) – 泰特现代美术馆：安娜-门迭塔 ( 17. 1. 27) – 设计博物馆：NIGO。来自日本的爱 ( 4. 10.)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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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画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她的时尚生活 ( 18. 4. 27) – V&A：崛起之声。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的当代艺术 ( 10. 1. 27); 斯基亚帕雷利。时尚成为艺术 ( 1. 11.) – 华莱士收藏馆：温斯顿·丘吉尔。画家 ( 29. 11.)

吕贝克 – 귄特·格拉斯之家：赫尔梅-海内。从前有座山 ( 10. 1. 27) – 贝恩豪斯-德雷格豪斯博物馆：阿尔弗雷德-马劳。1926年节日游行 ( 22. 11.) – 圣安嫩博物馆：自由的维度。卡尔-亨宁-佩德森与埃尔莎-阿尔费尔特 ( 25.10.)

吕讷堡 – 东普鲁士州立博物馆：“死亡始终在我们身边”。被驱逐至里加以及德国占领下拉脱维亚的大屠杀 (26. 9. 28. 2. 27); 霍尔格-特吕尔施与薇拉-冯-莱恩多夫 ( 18. 10.)

卢塞恩 – 美术馆：希拉纳-沙巴齐 ( 18. 10.) – 理查德-瓦格纳博物馆：禁忌的瓦格纳？犹太视角 ( 30. 11.)

马德里 – 墨西哥之家：安妮-莱博维茨。86年墨西哥世界杯 ( 20. 9.) – Mapfre基金会：前拉斐尔派女艺术家 1850–1914; 前卫艺术中的疯狂表达 (24. 9. 10. 1. 27) – 普拉多博物馆：瓦莱里亚诺-D-贝克尔 ( 4. 10.) – 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 ( 12. 10.)

马格德堡 – 文化历史博物馆：在圆规与量角器的标志下。马格德堡的共济会 ( 25. 10.) – 美术馆：约阿希姆-布罗姆。色彩与领域 (10. 9. 31. 1. 27)

美因茨 – 艺术馆：友谊 ( 10. 1. 27) – 州立博物馆：莱茵河畔的平安。莱茵兰-普法尔茨州1000年的犹太教 ( 长期展)

曼海姆 – 艺术馆：亚历山大-蒂莱格林 ( 10. 1. 27); 收藏焦点：新客观主义 ( 31. 12.); 激进。真实。新写实主义与1960年代的艺术 ( 11. 10.) – 艺术协会：哈特穆特-基韦特 (6. 9. 8. 11.) – 赖斯-恩格尔霍恩博物馆：西伯利亚萨满。世界之间 (20. 9. 27. 6. 27) – 技术博物馆：犯罪。犯罪的技术 ( 27. 6. 27)

梅明根 – Mewo 艺术馆：约瑟夫-马德勒纳 ( 22. 11.); 约亨-米伦布林克 ( 1. 11.)

梅廷根 – Draiflessen 收藏馆：混搭。收藏宇宙之洞察 ( 18. 10.)

图片：Ernestyna Orlowska，《让你的身体成为你的机器》，2021 © Ernestyna Orlowska。摄影：Margot Roth

门兴格拉德巴赫 – 市立雷德特城堡博物馆：金丝笼中。责任与特权之间的贵族女性 ( 11. 10.)

慕尼黑 – 旧绘画陈列馆：傲慢的鸵鸟与愤怒的虎。19. 世纪动物青铜像（至 11. 10.） – 现代艺术陈列馆：达娜·舒茨（Dana Schutz）（至 4. 10.）；Between & Beyond：中间空间与过渡。1960年以来的艺术与空间（至 29. 8. 27）；Convivium：极限状态下的营养系统（至 18. 10.） –

州立考古收藏馆：巨石阵。古老的秘密，新的发现（18. 9. 至 29. 8. 27） – 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杜鹃蛋。新艺术遇见旧艺术（至 15. 11.） – 新收藏馆 – 设计博物馆：不寻常的设计。Klarenbeek & Dros（至 10.10.27） – 巴伐利亚历史馆：希特勒与民主之战（至 7. 8. 27） – 艺术之屋：托马斯·萨拉塞诺（Tomás Saracen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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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bene Welten; Tao Schirrmachers Slg. Eisbach Treasures; Maria VMier（至 7.2.27）– 犹太博物馆：Yalla。阿拉伯-犹太接触（至 28.2.27）– 艺术馆：头发 – 权力 – 欲望（ 4.10.）– 伦巴赫美术馆：长途电话。魏玛共和国场景（ 27.9.）– 慕尼黑文化馆（Monacensia）：文学与态度。蕾切尔·萨拉曼德档案（ 31.3.28）– 布兰霍斯特博物馆：Carrying（ 8.11.）– 五大洲博物馆：克里希纳。宗教、艺术与流行文化（ 8.11.）– 斯图克别墅博物馆：Delschad Numan Khorschid, Jan-Hendrik Pelz（ 8.11.）– 国家古代收藏馆：风格化收藏。卡罗琳·穆拉特、路德维希一世与古代艺术（ 17.1.27）– 瓦伦丁-卡尔施塔特博物馆：星尘与海底。Miriam Frank 和 Philipp Liehr（ 10.11.）

明斯特 – 巴勃罗·毕加索艺术博物馆：贾科梅蒂、毕加索、马松、杜布菲。巴黎现代主义的跨界者。Klewan 收藏（ 25. 10.）

穆尔瑙 – 城堡博物馆：阿尔弗雷德·迈耶的绝妙相册（ 8. 11.）

诺伊明斯特 – 织物与技术博物馆：他们能做什么？反抗国家社会主义（ 25.10.）

新乌尔姆 – 埃德温·沙夫博物馆：恩斯特·巴拉赫。爱的侧面（ 4.10.）

诺德霍恩 – 市立画廊：幻灭（29. 8. 1. 11.）

纽伦堡 – 艺术馆：ibid. 当代绘画的 30 个立场（ 4. 10.）– 新博物馆：亚历山德拉·格兰特（ 11.10.）

奥伯豪森 – 煤气罐博物馆：森林神话（ 30. 12.）– 路德维希画廊：空谈、恶作剧与多样化。图像中的 Astrid Lindgren 世界（20. 9. 17. 1. 27）

奥芬巴赫 – 克林斯波博物馆：来自欧洲中心。从 1900 年至今的捷克书籍艺术（5. 9. 29. 11.）

奥斯纳布吕克 – 费利克斯·努斯鲍姆之家：Michaela Melián（ 2. 5. 27）– MIK 工业文化博物馆：未来建筑。我们想要如何居住和生活？（ 1. 11.）

奥特洛 – 克勒勒-穆勒博物馆：梵高。我们所有的画作（15. 9. 3. 1. 27）；Ruud Kuijer（ 4. 10.）

帕德博恩 – 教区博物馆：预言。谁在解读时代的迹象？（30. 8. 31. 1. 27）

巴黎 – 贾科梅蒂基金会研究所：超现实主义者贾科梅蒂。作为雕塑的物件（ 1. 11.）– 大皇宫：塞尚与我们（23. 9. 17. 1. 27）–

展览

卢浮宫：原初之水。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启示（至 15. 3. 27） – 犹太艺术与历史博物馆：查伊姆·卡利斯基（至 13. 12.） – 奥赛博物馆：奥古斯特·巴托尔迪。自由照亮世界（15. 9. 31. 1. 27） – 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凯里·詹姆斯·马歇尔（18. 9. 24. 1. 27） – 卢森堡博物馆：沃霍尔。线条与图像（16. 9. 10. 1. 27） – 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永恒的丁托列托（11. 9. 24. 1. 27）

波兹南 – 考古博物馆：通往过去的道路。抢救性考古（2. 9. 8. 11.）

波茨坦 – 电影博物馆：没有早餐，没有讨论。DEFA电影 80 年（2. 5. 27） – 巴贝里尼博物馆：色彩交响曲。保罗·西尼亚克与新印象主义（11. 10.） – 明斯克美术馆：安内米尔·鲍尔（5. 9. 7. 2. 27）

拉廷根 – 拉廷根博物馆：埃尔格·埃塞尔（18. 9. 24. 1. 27）

拉策堡 – 恩斯特·巴拉赫博物馆：恩斯特·巴拉赫 – 凯特·柯勒维茨。何谓祖国？（1. 11.）

雷克灵豪森 – 圣像博物馆：生平、奇迹与传奇（8. 11.）

雷马根 – 罗兰塞克车站阿尔普博物馆：向星辰进发！现代以来的太空与逃离世界（10. 1. 27）

伦茨堡 – 犹太博物馆：丽贝卡·路易丝·劳（1. 11.）

罗伊特林根 – 艺术博物馆：格奥尔格·卢茨；爱将我们撕裂。强烈情感的模棱两可（1. 11.）

勒登塔尔 – 欧洲现代玻璃博物馆：设计师汉斯·西奥·鲍曼（8. 11.）

罗斯托克 – 艺术馆：海德薇格·霍尔茨-索默（22. 11.）

萨尔布吕肯 – 萨尔州博物馆：阿努克·克鲁伊托夫（3. 1. 27）；安迪·沃霍尔（18. 10.）

萨尔茨堡 – MdM Rupertinum：巴塞利茨宣言（4. 10.）

什莱斯维希 – 戈托夫城堡：丽贝卡·路易丝·劳（1.11.）

施瓦茨 – 艺术空间：召唤。英格堡·巴赫曼 100 年（9. 9. 7. 11.）

什未林 – 艺术协会：保罗·格施，马蒂亚斯·诺格勒（11. 10.）

施塔德 – 艺术之家：为了留下而到来。西格尔收藏（1. 11.）

施陶芬 – 陶瓷博物馆：国际新艺术风格。无国界的陶瓷艺术（28. 11. 27）

圣加仑 – 艺术博物馆：玛丽·舒曼（3.1.27） – 纺织博物馆：场景构建。从美好时代至今的时尚摄影（28.2.27）

斯特拉斯堡 – 托米·温格勒博物馆：安娜·索默（18. 9. 28. 2. 27）

斯图加特 – 巴登-符腾堡历史之家：真的吗？！摄影、修图、深度伪造（4.10.） – 银色酒店：极右翼恐怖主义（14.2.27） – 艺术博物馆 / 艺术大楼：冰冷的心（4.10.）

蒂尔堡（荷兰） – De Pont 博物馆：西格马·波尔克（20. 9. 28. 2. 27）

特里尔 – 西蒙斯蒂夫市博物馆：吧台会面点（18. 10.）

图宾根 – 霍恩图宾根城堡：留下了什么。埃娃玛丽·桑德斯的生命、家庭与科学（15. 11.）

于贝尔林根 – 市立画廊：人类宇宙（4. 10.） – 市立博物馆：于贝尔林根大教堂。从中世纪到今天（12. 12.）

乌尔姆 – 魏斯豪普特艺术馆：当色彩寻找形式（8. 11.） – 乌尔姆博物馆：不可思议！狮子人及其后裔（4. 10.）

瓦杜兹 – 喜利艺术基金会：抽象。聚焦：卡门·埃雷拉，瓦西里·康定斯基，马克·罗斯科（17. 5. 27）

费尔伯特 – 德国锁具与五金博物馆：神话与机械。机关锁的世界（17. 9. 28. 3. 27）

弗尔克林根 – 弗尔克林根钢铁厂：2026年城市艺术双年展（15. 11.）

瓦德加森 – 德国报业博物馆：贝恩德·基塞尔（3.1.27）

瓦尔登布赫 – 里特博物馆：玛格丽特·赫斯伯格；重金属。来自马利·霍佩-里特收藏的作品（27. 9.）

瓦塞纳尔 – Voorlinden 博物馆：向艺术偶像致敬（12. 9. 7. 3. 27）

韦德尔 – 巴拉赫艺术博物馆：罗莎·洛伊与新劳赫。回声（27. 9.）

赖因河畔魏尔 – 维特拉设计博物馆：维尔纳·潘顿。形式、色彩、空间（9.5.27）

魏玛 – ACC 画廊：柠檬闪耀之处。笔记 – 乐谱 – 新闻。马西莫别墅工作室的 18 个洞察（4. 10.） – 包豪斯博物馆：格哈德·马克斯。包豪斯早期的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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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

Museum Folkwang 古斯塔夫·库尔贝，《抽烟的人》，约 1849 年 © Musée Fabre de Montpellier Méditerranée Métropole / 照片：Frédéric Jaulmes

haus-Meisters aus der Slg. HHW（至 12. 1. 27）– 布痕瓦尔德纪念馆：埃米·阿尔贝尔。记忆的颜色。由芭芭拉·耶林创作的图像展（至 25. 10.）– 歌德与席勒档案馆：在秩序与丧失之间。“歌德”品牌的诞生（ 13. 12.）

– 魏玛新博物馆：包豪斯与政治（ 4. 1. 27）– 席勒博物馆：浮士德。一个展览（ 1. 11. 27）– 安娜·阿玛莉亚公主图书馆研究中心：安娜·阿玛莉亚公主图书馆的入门指南（ 30. 10.）

库尔贝

韦尔特 – 彼得·奥古斯特·伯克斯蒂格尔博物馆：格奥尔格·图克斯霍恩与“比勒费尔德现代主义”的第二代（13. 9. 6. 12.）

维也纳 – 阿尔贝蒂娜博物馆：毕加索-培根。身为人类的感觉 (What It Feels Like to Be Human)（18. 9. 31. 1. 27）；OTTO 会见阿尔贝蒂娜（ 10. 1. 27）；焦点中的世界（ 26.10.）；为未来而收藏。阿尔贝蒂娜 250 周年（ 11. 10.）– 阿尔贝蒂娜现代美术馆：瓦萨雷利与阿德里安。动态网格（ 8. 11.）– 维也纳建筑中心：全球 – 中立。1955–1989 年奥地利的非洲与亚洲建筑（ 5. 10.）– 奥地利历史之家：不可阻挡！博物馆中的欧洲歌唱大赛亮点（ 11. 10.）；全部是工作。在职业活动与照顾活动之间的女性。Blaschka 照片档案 1950–1966（ 10. 1. 27）– 犹太博物馆：埃兰·沙基内。一个穆斯林，一个基督徒和一个犹太人（ 8. 11.）– 维也纳博物馆区艺术馆：在维也纳生活与工作（ 26. 10.）– 艺术之屋：种子（ 14. 2. 27）– 利奥波德博物馆：赫伯特·博克尔-汉斯·约瑟夫松。具象的原型（ 10. 1. 27）– MAK：卡特里娜·利索文科（16. 9. 18. 10.）– mumok：终端作品（ 7. 2. 27）；托利亚·阿斯塔希什维利（ 1. 11.）–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爱的世界权力。一场跨越世纪的旅行（ 1. 11.）– 下贝尔维德宫：埃尔娜·罗森斯坦（ 10. 1. 27）– 世界博物馆：Ishir。来自巴拉圭的生动记忆（16. 9. 24. 1. 27）– 维也纳博物馆：席勒与

佩什卡。家庭排列（ 27. 9.） 威斯巴登 – 艺术之家：格蕾丝·施温特（ 8. 11.）– 莱因哈德·恩斯特博物馆：沃尔夫冈·霍勒加。不要思考，去看（ 25. 10.）– 威斯巴登博物馆：女性* 与字体。旗帜的召唤（ 3. 10.）；护理。无言之爱（ 10. 1

17. JUL - 8. NOV 2026

27）；新艺术运动与象征主义。格奥尔格·吕里格。一位来自德累斯顿的大师（ 17.1.27）；压力之下。政治海报 1918-1933（ 22.11.）

温特图尔 – 摄影博物馆：影子生物。从灵异摄影到算法的幻影；纽·春·华（ 11. 10.）

沃尔夫斯堡 – 艺术博物馆：告诉我家在哪里（19. 9. 17. 1. 27）

沃普斯韦德 – 艺术馆：Paula 的冲动。纪念保拉·莫德索恩-贝克尔 150 周年诞辰（ 1. 11.）

伍珀塔尔 – 瓦尔德弗里登雕塑公园：色彩！色彩！威利·鲍迈斯特，弗朗茨·克劳泽，奥斯卡·施莱默；托尼·克拉格（12. 9. 3. 1. 27）

武岑 – 灵格尔纳茨出生地：在漂亮的条纹之间。约阿希姆·灵格尔纳茨为开姆尼茨 Sigmund Goeritz 股份公司纺织厂创作的广告诗（ 20. 12.）

苏黎世 – 艺术之家：偶像（11. 9. 10. 1. 27）；维尔海姆·哈默舍伊。静谧之声的画家（ 25. 10.）– 国家博物馆：我们与战争（ 7. 1. 27）– 设计博物馆：为权力而建。勒·柯布西耶展馆（ 29. 11.）– 里特贝格博物馆：红。中国漆艺杰作（ 31. 1. 27）

精选推荐

3. 布鲁塞尔，货币剧院（Théâtre de la Monnaie）：萨莎·沃尔兹（Sasha Waltz）与嘉宾《贝多芬 7》。编舞：萨莎·沃尔兹

4. 哥本哈根，皇家剧院（Det Kongelige Teater）：朱塞佩·威尔第《麦克白》。指挥：瓦西里斯·克里斯托普洛斯，导演：本尼迪克特·安德鲁斯 魏玛，德国国家剧院：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弥赛亚》。指挥：丹尼尔·卡特，导演：约亨·比甘佐利

5. 巴黎，喜歌剧院（Opéra-Comique）：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扎伊德》。指挥与导演：拉斐尔·皮雄 巴黎，巴黎国家歌剧院加尼叶宫：泰肖恩·索雷《黑珍珠：给约瑟芬的冥想》。指挥：泰肖恩·索雷，导演：彼得·塞拉斯

6. 阿姆斯特丹，音乐剧院（Het Muziektheater）：《遗产》。编舞：乔治·巴兰钦 / 汉斯·范·马嫩 / 克尔斯滕·威克伦德 / 托尔·范·谢克

7. 哥本哈根，皇家剧院（Det Kongelige Teater）：儒勒·马斯内《维特》。指挥：玛丽·雅科，导演：塔季扬娜·古尔巴卡 明登，市立剧院：理查德·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指挥：弗兰克·贝尔曼，导演：雅各布·彼得斯-梅瑟 什未林，梅克伦堡国家剧院，剧院帐篷：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费德里奥》。指挥：加博尔·洪特-瓦里，导演：克尔斯廷·斯特布

8. 哥德堡，歌剧院（Operan）：朱塞佩·威尔第《茶花女》。指挥：艾维斯·格雷特斯，导演：西尔维娅·保利 汉堡，国家歌剧院：朱塞佩·威尔第《麦克白》。指挥：托马什·哈努斯，导演：托比亚斯·克拉策 汉诺威，国家剧院，歌剧院：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皮卡夫人》。指挥：弗朗切斯科·安杰利科，导演：罗兰·施瓦布 马格德堡，剧院，歌剧院：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女人皆如此》（Cosi fan tutte）。

音乐剧场首演

指挥：塞巴斯蒂安·罗利，导演：马蒂娜·格雷德勒

斯德哥尔摩，皇家歌剧院（Kungliga Operan）：贾科莫·普契尼《托斯卡》。指挥：维塔利·阿列克谢诺克 / 安德烈·卡莱加罗

13. 法兰克福，歌剧院：彼得·柴可夫斯基《马泽帕》。指挥：卡斯滕·亚努什克，导演：马修·怀尔德

14. 迈宁根，国家剧院，大剧场：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约翰·福斯特博士的故事》。指挥：基利安·法雷尔，导演：伊娃-玛丽亚·赫克迈尔

15. 柏林，德意志歌剧院，大剧场：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光之周三》。指挥：马克西姆·帕斯卡尔，导演：苏珊娜·肯尼迪 哈雷，歌剧院：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指挥：安德烈亚斯·沃尔夫，导演：沃尔特·萨特克利夫 基尔，歌剧院：理查德·瓦格纳《坦宁豪瑟》。指挥：亨德里克·费斯特曼，导演：丹尼尔·卡拉塞克

16. 苏黎世，歌剧院：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魔笛》。指挥：塔莫·佩尔托科斯基，导演：丹尼尔·芬齐·帕斯卡

17.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朱塞佩·威尔第《麦克白》。指挥：亚尼克·内泽-塞根，导演：路易莎·普罗斯克

18. 马德里，皇家剧院（Teatro Real）：贾科莫·普契尼《曼侬·莱斯考》。指挥：尼古拉·路易索蒂，导演：卡洛斯·瓦格纳

19. 巴黎，喜歌剧院（Opéra-Comique）：乔治·比才《卡门》。指挥：杰里米·阿尔卡什 / 伊戈尔·布安，导演：珍妮·德苏博

20. 巴塞罗那，利塞乌大剧院（Gran Teatre del Liceu）：朱塞佩·威尔第《阿依达》。指挥：帕布罗·阿桑特，导演：希琳·内沙特

21. 柏林，菩提树下国家歌剧院：加斯帕雷·斯庞蒂尼《灶神女》。指挥：卡洛·里齐，导演：莉迪亚·施泰尔 格拉茨，歌剧院：赫克托·柏辽兹《浮士德的谴责》。指挥：约翰内斯·布劳恩，导演：洛伦佐·菲奥罗尼 因斯布鲁克，蒂罗尔州立剧院，大剧场：朱塞佩·威尔第《假面舞会》。指挥：斯特凡·齐利亚斯，导演：雅斯米娜·哈吉亚赫梅托维奇 美因茨，国家剧院，州立博物馆石厅：菲利普·格拉斯《在刑罚殖民地》。指挥：安德里·乔尔·哈里森，导演：索菲·科查诺夫斯卡 南锡，洛林国家歌剧院：朱塞佩·威尔第《奥赛罗》。指挥：朱利奥·奇洛纳，导演：泰德·哈夫曼 雷根斯堡，俾斯麦广场剧院：卡罗尔·希马诺夫斯基《罗杰国王》。指挥：斯特凡·韦塞尔卡，导演：塞巴斯蒂安·里切尔

22. 法兰克福，歌剧院，博肯海默仓库（Bockenheimer Depot）：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扎伊德》。指挥：乔治·佩特鲁，导演：大卫·赫尔曼

精选剧目

3. 维也纳，约瑟夫城剧院（Theater in der Josefstadt）：阿图尔·施尼茨勒《诱惑喜剧》。导演：伊尔迪科·加斯帕尔

4. 维也纳，城堡剧院（Burgtheater）：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在动物之间》。导演：尼古拉斯·斯特曼。首演 威斯巴登，黑森州立剧院，瓦尔特堡剧场：菲奥娜·西罗尼克《周六女孩进森林，将东西炸上天》。导演：阿玛莉亚·斯塔里科夫。首演

5. 维也纳，学院剧院（Akademietheater）：坦克雷德·多斯特《梅林或荒原》。导演：安图·罗梅罗·努内斯 维也纳，约瑟夫城室内剧院（Kammerspiele der Josefstadt）：彼得·图里尼《最棒的一天》。导演：安娜·斯蒂帕尼 威斯巴登，黑森州立剧院，小剧场：弗兰茨·卡夫卡《审判》。导演：米赫伊尔·查尔克维亚尼

6. 巴塞尔，剧院：亨利克·易卜生《幽灵》。导演：安娜·伯格曼

7. 柏林，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新剧场：雅斯米娜·雷扎《幸福的人们》。导演：奥利弗·里斯 法兰克福，话剧院：根据雅罗斯拉夫·哈谢克 / 贝尔托·布莱希特改编《勇敢的士兵什魏克历险记》。导演：扬-克里斯托夫·戈克尔 汉堡，塔利亚剧院（Thalia Theater）：安妮特·赫斯《德国之家》。导演：约林德·德罗泽。首演

8. 法兰克福，话剧院，小剧场：丽莎·温茨《之后之前之夜》。导演：苏珊娜·弗里林。首演 汉堡，高斯街塔利亚剧院（Thalia in der Gaußstraße）：韩江《素食者》。导演：莉莉亚·鲁普雷希特

9. 柏林，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克劳斯·曼《梅菲斯特》。导演：弗兰克·卡斯托夫

话剧首演

17. 苏黎世，话剧院，孔雀剧场（Pfauen）：贝尔托·布莱希特 / 库尔特·魏尔《三便士歌剧》。导演：皮纳尔·卡拉布鲁特

18. 巴塞尔，剧院，小舞台：厄休拉·K·勒古恩《世界之词即森林》。导演：弗兰茨·布罗伊希。首演 杜塞尔多夫，话剧院，大剧场：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洪堡王子弗里德里希》。导演：乌尔里希·拉斯切 哈雷，新剧院（neues theater）：亨利克·易卜生《海达·嘉博》。导演：米勒·玛丽亚·达尔斯加德

19. 波恩，剧院，话剧院：安东·契诃夫 / 蕾贝卡·大卫及剧团《我的樱桃，我的花园，我的钱》。导演：蕾贝卡·大卫 杜塞尔多夫，话剧院，小剧场：英玛·伯格曼《芳妮与亚历山大》。导演：索莱夫·奥恩·阿尔纳松 埃森，话剧院，格里洛剧院（Grillo-Theater）：亨利克·易卜生《野鸭》。导演：塞伦·卡拉

20. 慕尼黑，室内剧院（Kammerspiele），话剧院：Post Paradies及剧团根据格奥尔格·毕希纳改编《丹顿》。导演：利齐·蒂默斯

21. 柏林，德国剧院（Deutsches Theater），室内剧场：雅各布·海因《格里沙如何凭借一个大胆的想法几乎引发世界和平》。导演：维尔克·韦尔曼。首演

埃森，鲁尔三年展，格里洛剧院（Grillo-Theater）：弗里达·兰格 / 尤斯滕·埃莱 / 埃米尔·博格斯特 / 科拉·杜尔曼《钢铁之巅》。导演：弗里达·兰格。首演

汉堡，德国话剧院（Deutsches Schauspielhaus），画家厅：索菲·卡耶《地址簿》。导演：鲁本·穆勒。首演

汉诺威，州立剧院，Ballhof 2：尼尔斯·扎普费《宣传之舞（Propadanga）》。导演：尼尔斯·扎普费。首演

科隆，话剧院：克里斯托夫·马格努松 / 古纳尔·克拉克《绝佳位置》。导演：凯·沃格斯。首演

曼海姆，国家剧院，Altes Kono Franklin：厄登·冯·霍瓦特《卡西米尔与卡罗琳》。导演：夏洛特·斯普林格

26. 柏林，德国剧院，舞台：克里斯托弗·吕平《德国之秋》。导演：克里斯托弗·吕平。首演

汉堡，德国话剧院（Deutsches Schauspielhaus）：罗兰·希梅尔普芬尼格《序幕 / 间奏 / 阿尔戈号水手》。第一至三集。导演：卡琳·拜尔。首演（第四集《科尔基斯的美狄亚》与第五集《科林斯的美狄亚》将于27.09.上演）

慕尼黑，驻跸剧院（Residenztheater），马厩剧场（Marstall）：安雅·希林根据阿图尔·施尼茨勒改编《圆舞曲变奏曲》。导演：兰·柴·巴兹维。首演

斯图加特，话剧院：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在两个人之间，有时，尽管罕见，会产生一个世界》。导演：布尔哈德·C·科斯明斯基

27. 科隆，话剧院前舞台：罗兰·希梅尔普芬尼格《昼与夜》。导演：莉莉·赛克斯。首演 慕尼黑，驻跸剧院（Residenztheater）：贝尔托·布莱希特 / 库尔特·魏尔《三便士歌剧》。导演：菲利普·斯托尔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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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scom 新游戏速递

惊悚之美： 在 2026 年的 Gamescom 游戏展上，有大量新作品亮相。 以下是一些最令人期待的 作品，以及那些 能引发观众强烈 情感共鸣的游戏。

CONTROL: RESONANT（控制：共鸣）

在芬兰开发工作室 Remedy Entertainment 2019 年推出的惊喜热门作《Control》（控制）中，一切都完全失去了控制，甚至可以说彻底失控。在联邦控制局（FBC）总部“最古老之屋”中，一种名为“Hiss”的红色发光外星实体四处蔓延，将原本温顺的办公室职员变成了具有攻击性的敌人。主角杰西·法登（Jesse Faden）必须处理这一切，而没有任何人向她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鬼事。这简直就是大卫·林奇风格的电子游戏。

七年后，续作《Control: Resonant》面世。杰西失踪得无影无踪，她的哥哥迪伦（Dylan）接任主角。故事场景从室内转移到了室外，因为 Hiss 已经从令人感到幽闭恐惧的 FBC 总部逃出，将曼哈顿变成了一个扭曲的镜像，物理定律在那里几乎不再适用。迪伦在城市中漂浮，在墙壁上奔跑，并挥舞着他的超自然近战武器——该武器可选择作为大锤、双刃或镰刀使用。他必须逐一击败名为“Resonants”的强大跨维度生物（即标题中的“共鸣者”，它们作为 Boss 出现），以获取新能力并解放纽约。

乍一看，这部将于 9 月 24 日发行的续作有望成为年度最令人期待的作品之一，但仅限于一部分特定受众。其超现实的设定和强调动作的游戏玩法并非人人都能接受，尤其是《Control: Resonant》对某些玩家来说可能实在太难了。在 Gamescom 的一次演示中，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开发人员在 Boss 战中也经历了多次屏幕死亡。

SILENT HILL: TOWNFALL（寂静岭：城镇陨落）

实际上，这款最新的《寂静岭》衍生作根本不应该叫《寂静岭》。因为《Townfall》的故事并非发生在缅因州那个（虚构的）同名小镇，而是在苏格兰一个偏远岛屿上的（同样是虚构的）沿海城市圣阿米莉亚（St. Amelia）。这并不是唯一改变的地方。玩家首次将以第一人称视角体验故事。这种模式在 2014 年的《P.T.》中已经证明行之有效，那款具有邪典地位的 Demo 最终未能成为完整的《寂静岭》游戏。

现在则是《Townfall》。西蒙·奥德尔（Simon Ordell）于 1996 年被召至圣阿米莉亚，以“处理事情”。西蒙在失去记忆且手臂上挂着输液袋的情况下被冲到海岸边，随后探索一座被浓雾笼罩、看似被遗弃的城市。虽然西蒙能找到易碎的近战武器，随后还能找到一把左轮手枪，但尤其是使用后者时必须小心，巨大的响声会吸引更多怪物。

因此，西蒙采取了谨慎的行动。他的便携式电视会警告他潜伏在黑暗中的威胁，并为解决众多谜题提供线索，这些谜题在初次尝试时显得有些棘手，但并非不可完成。为了让设备的噪点和闪烁效果尽可能真实，开发人员使用了旧的 CRT 电视，用磁铁将其破坏，然后将扭曲的素材重新整合到游戏中。这家苏格兰开发工作室恰如其分地命名为 Screen Burn（屏幕烧屏），而 Konami 仅担任发行商。自前四部《寂静岭》游戏发布以来，日本人已将制作外包给西方开发商，并从中赚取品牌版权费。《Townfall》将于 9 月 24 日发行。

METRO 2039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Egoshooter）这一类型并不一定以深刻的故事和复杂的世界观著称。乌克兰开发工作室 4A Games 的《地铁》（Metro）系列则是一个例外。由于核战争后莫斯科的城市地表已变得无法居住，人们在地铁站中定居。沉默的主角阿尔乔姆（Artyom）敢于前往地表探险，并与极寒、辐射以及变异生物作斗争。《地铁》从未仅仅是简单的开火射击，而是一款具有浓厚氛围的游戏。玩家拿着手电筒在黑暗的走廊中摸索，倾听盖革计数器的跳动，并擦拭防毒面具上肮脏的玻璃。

目前已是第四部的《地铁 2039》（Metro 2039）预计将于 2027 年 2 月发行，这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的首部作品。4A Games 的总部早在 2014 年克里米亚被吞并后就迁至马耳他，但即便在今天，仍有开发人员在基辅极端的战争条件下工作。这些经历被融入到了《地铁 2039》中。一个名为“新帝国”（Novoreich）的派系掌控了地铁的权力，其宣传在地铁隧道中回荡，而阿尔乔姆之前的导师则以“元首”（Führer）的身份率领部队。这次的主角不再是阿尔乔姆，而是一个从流亡中返回以寻找妻子的无名陌生人。该系列基于其小说的俄罗斯作家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Dmitry Glukhovsky）作为俄罗斯侵略战争的批评者，目前同样生活在流亡之中。他也参与编写了《地铁 2039》的故事——据他所述，这部作品将比“你们之前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更加“阴郁”。

巫师 3：

往昔之歌（SONGS OF THE PAST）

在 Gamescom 的开幕式上——一场长达两小时的新作预告片接力展演中——掌声最热烈的竟然是一款已经上市十一年的游戏。但这并非普通的游戏。《巫师 3：狂猎》（The Witcher 3: Wild Hunt）是电子游戏史上最受欢迎且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如此成功，以至于资深开发人员们重新集结，在这么长时间之后为粉丝们带来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名为《往昔之歌》（Songs of the Past）的扩展包。

于是，白发猎魔人利维亚的杰洛特（Geralt von Riva）出人意料地结束退休生活，去寻找他的吟游诗人好友单子（Rittersporn）。因为后者失踪得无影无踪。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否则他不会就这样丢下自己的鲁特琴。杰洛特与单子的表妹莉拉（Lilla）一起前往荆棘花园，在那里，随着新可玩区域莱滕（Letten）的出现，田园诗般的宁静很快便宣告结束。说到莱滕：在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Andrzej Sapkowski）的《巫师》书籍中，单子也被称为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潘克拉茨，莱滕霍夫子爵（Julian Alfred Pankratz, Viscount de Lettenhove）。但这位诗人并不在意他的贵族头衔，更愿意与杰洛特一起周游世界，后者的冒险为他的民谣提供了完美的素材。

《往昔之歌》预计将于 2027 年的某个时间点发行。为了让等待时间变得更容易忍受，原版游戏将于 9 月 29 日推出一个技术升级版本。其中，怪物在未来的行为将更加智能，战斗过程将更加流畅，图形和动画将适配当前的技术水平，且技能树将得到重新设计。这次“重制版”（Remaster）对所有原版游戏持有者免费，并包含前两个扩展包。《往昔之歌》将成为杰洛特的最后一次冒险。与此同时，波兰开发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正在开发《巫师》第四部，其中杰洛特的养女希里（Ciri）将担任主角。此外，第一部的重制版（Remake）也在计划之中。帕特里克·施勒雷特（PATRICK SCHLERETH）

反垄断诉讼被撤回

在关于多家出版商寻求的报刊发行改革的争端中，报刊批发商一方撤回了在杜塞尔多夫高等地区法院（OLG Düsseldorf）提起的主程序诉讼。此前向高等地区法院提交的怠政申诉是针对联邦卡特尔局的一项决定，该机构在该决定中默许了出版商的计划。7月底，高等地区法院驳回了六家报刊批发商针对卡特尔局提出的紧急申请。批发商此前试图强迫该机构停止由出版商联盟推动的改革计划。法院指出，批发商应优先采取民事法律手段。部分批发商已经开始走民事诉讼途径。在针对出版商终止合同的一审紧急程序中，目前的裁决结果大多有利于出版商一方。包括 Burda、Bauer、Funke、《镜报》（Spiegel）、Springer、SZ 和《法兰克福汇报》（F.A.Z.）在内的“Fit for Future”倡议出版商，希望通过报刊批发联盟（PGA）取代目前在地区上扮演发行垄断者角色的批发商。epd / F.A.Z.

教练跳得最高：米隆·穆斯利奇（Miron Muslić）和沙尔克队庆祝升级。

创造沙尔克奇迹需要正确的措辞

在 Sky 电视台的《沙尔克神话》（Mythos Schalke）中提到：“沙尔克，这就是一种苦难。”这话多么真实。但现在这里讨论的是极致的亢奋：重返顶级联赛。

显而易见：进球决定胜负，阵容、体能、战术以及连续 34 场比赛后的积分至关重要。然而，Sky 用来陪伴“矿工”重返甲级联赛的这部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纪录片《沙尔克神话》，则揭示了这家来自德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传统俱乐部能够重返德甲的其他原因。正是新任教练米隆·穆斯利奇（Miron Muslić）语言上的掌控力带来了竞技上的成功。他在更衣室里的措辞、语气以及肢体语言起到了作用。

此外，俱乐部在最黑暗的时刻——即 2025 年春季险些降级至丙级联赛之后——开展了记忆唤醒工作。当时，人们强烈地提醒这家乙级联赛俱乐部对该地区承担的责任。后卫蒂莫·贝克尔（Timo Becker）在电影中说，沙尔克是“纯粹的足球迷信”，“简直是一种宗教”。沙尔克博物馆馆长塞巴斯蒂安·潘特福德（Sebastian Pantförder）向聚集在一起的球队解释道：“这家俱乐部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这很不寻常。”球员们专注地倾听，因为他也击中了正确的音调。语言艺术家和故事讲述者拯救了沙尔克。进球随后才到来。

因为沙尔克是一种宗教，所以人们完全可以将克里斯托夫·库珀斯（Christoph Küppers）和马丁·舒尔特海斯（Martin Schultheiß）执导的这部 Sky 电影《沙尔克神话》称为一场礼拜仪式。该片由俱乐部的“媒体中心”（Media House）提供大量时尚的内部生活手持拍摄视频。

讲述者之一便是那位果断的教练。不过，穆斯利奇也带有一丝特德·拉索（Ted Lasso）的影子，比如他抵达盖尔森基兴后，首先在训练中心挂上了指导方针。温和的特德挂的是“相信”（believe），而他挂的是“激进”、“强度”和“勇敢”。他想要“植入一种新的心态”。球员们像许多球迷一样，对这个新人持怀疑态度。偏偏是一个刚带领旧球队从英格兰第二级别联赛降级的教练，要来让他们振作起来。他用英语和他们打招呼，措辞强硬：“So get your fucking self ready, okay? Fasten seat belts, and we fucking go, all together.”（所以，他妈的准备好，好吗？系好安全带，我们他妈的一起出发。）

起初这并没有产生共鸣。但每个人应该都明白了，这个小时候随父母从波斯尼亚逃亡到奥地利的男人，是一个指令明确且不容许自我怜悯的人。后来，球员们精神振奋了。穆斯利奇的话产生了影响，即便是在愤怒时也是如此。而且他也能展现出亲情的一面。

这就是所谓的量身定制的开局。当安德烈亚斯·霍佩（Andreas Hoppe）在 1996 年 10 月 6 日首次与乌尔里克·福尔克茨（Ulrike Folkerts）一起出演他的标志性角色——路德维希港《犯罪现场》（Tatort）警探马里奥·科珀（Mario Kopper）时，剧情直接切入了人类深渊的中心。

至于解释沙尔克的特质——蓝白军团是一个带有轻微双相情感倾向的群体——则由现在的体育总监、“欧洲战斗机”尤里·穆尔德（Youri Mulder）、射手传奇克拉斯-扬·亨特拉尔（Klaas-Jan Huntelaar）以及鲁迪·奥索尔（Rudi Aussauer）的继女索菲亚·托玛拉（Sophia Thomalla）等球迷，或者经常出没于北看台的足球劳工蒂莫·贝克尔负责。他从小在布尔（Buer）的一个矿工定居点长大，与沙尔克的联系比任何一名现役球员都深厚——并且他及时回归，有助于球队在心理上重新找回方向。

被略去的是关于降级的故事，其中还包括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的空场比赛、族长克莱门斯·特尼斯的狼狈离场、在 2022 年变得不可触及的赞助商名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以及大量已成过眼云烟的主教练名字。对于回顾与反思，这部剪辑精干的作品——从俱乐部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是一项重要的营销措施——并非合适的场所：这里讲述的是一支深陷低谷、在 2025 年夏天（38 分，排名第 14 位）甚至被最忠实的拥趸们冷嘲热讽的球队如何重生。

剧情从这个低谷点开始，讲述了新体育总监弗兰克·鲍曼以及穆斯利奇的到来，随后快节奏地穿过整个赛季，直到支持球迷的回归、埃丁·杰科的奇迹般出现，以及队长卡拉曼在打入决定升级的救赎之球后流下的幸福泪水。“简直太强烈了，”穆斯利奇在谈到那无休止的欢呼时说道，“简直像偶像剧一样煽情。”

这部名为《沙尔克神话》（Mythos Schalke）的英雄之旅，尽管在风格处理上相当稳健，但同样是一件煽情之作。目前流媒体平台的存储库中已经有许多关于足球俱乐部的纪录片。无论是让人想起《直到我死都支持桑德兰》（Sunderland ’til I die）中充满情感的剧集，还是像《inside 多特蒙德》和《拜仁慕尼黑——传奇背后》这类作品，亦或是像最近的电影《波尔迪》（Poldi）这样温暖人心的作品。《沙尔克神话》在这方面已不再有什么特别之处。通过俱乐部和球员在社交媒体上完美的自我呈现，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窥视孔”式的视角。

用鲁尔区的说法，球迷们在这里会感到“眼眶湿润”（Pippi inne Auge）。纪录片中提到：“沙尔克也意味着受难”，极度的亢奋很少出现。在新赛季中，目标是保级，以及与那座名字难以发音的城市进行最激烈的德比战。Sky 电视台期待奇迹，并派遣纪录片摄影机拍摄第二季。马蒂亚斯·汉内曼（MATTHIAS HANNEMANN）

在《冰冷的死亡》（Der kalte Tod）中，一名嗜杀的病理学家（马蒂亚斯·哈比希 饰）与警探莱娜·奥登塔尔展开了一场心理上的猫鼠游戏；而科珀——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这位已独立办案九集的警探身边一个倔强的助手——虽然在某些地方表现得笨拙，但谢天谢地，他对教授的操纵免疫。尤其是法律保护者与法医之间那十分钟的结局，使得这部由《博罗夫斯基》（Borowski）作者萨沙·阿兰戈编写、导演尼娜·格罗斯执导的《犯罪现场》（Tatort）成为了 90 年代最出色的剧集之一，且可能是 SWR 路德维希港版《犯罪现场》中最出色的一集。

《沙尔克神话——终身热爱》将于周五起在 Sky 播出，本周末将在电影院上映较长版本。

这里的所有人都年轻得可怕，毕竟那是 30 年前的事了：疑似受害者索菲·冯·凯塞尔；当时的福尔克茨留着时髦的黑色染发短发；以及安德烈亚斯·霍佩本人，他的外貌如果用“精致”来形容就太夸张了，在没有发型的头上戴着顶特立独行的便帽。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声音只要听过一次就难以忘怀。忠诚是科珀的天性，并一直延续到最后一集《犯罪现场》。外在形象和竞争心态不是他的风格，而坦诚、友谊和关怀则是。

凭借他对“甜蜜生活”（La dolce vita）尤其是西西里美食的传奇热爱，霍佩在 21 年后的个人《犯罪现场》结局中，一直陪伴在福尔克茨身边，最终与她同住在一个合租房里，为她烹饪意面，一次次为她斟酒和格拉帕酒，并且在 57 集中不仅扮演了科珀这个角色，而且几乎就是他自己——（生活）艺术家霍佩。

艺术形象与扮演者之间没有（剧本上的）任何缝隙，这一点不仅在面对面接触时能感觉到。霍佩就是科珀，科珀就是霍佩。他认识乌尔里克·福尔克茨的时间要长得多，早在1982年，两人就在汉诺威就读于同一个表演班。霍佩退出《犯罪现场》（Tatort）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这并非秘密。他最后一次对该角色的发展方向不认同，对《犯罪现场》的各种实验尝试不感兴趣；而当实验性的即兴剧集《Babbeldasch》（2017年，使用普法尔茨方言）演变成一场观众灾难时，他的顾虑得到了完全的证实。

他曾饰演科珀

然而，他得到的并非正义，而是告别，即《科珀》（Kopper，2018）这一集。尽管如此，这仍是一次量身定制的谢幕。霍佩饰演的科珀在路德维希港与西西里黑手党发生冲突，随后与一名少年时代的好友潜逃，突然站在了对立面。之后是路德维希港的忧郁，还是伴随着冰镇白葡萄酒、伟大的爱情以及未婚妻玛丽亚（由马齐亚·特代斯基饰演）的西西里海滩生活？

安德烈亚斯·霍佩塑造了南西德广播公司（SWR）路德维希港版的《犯罪现场》（Tatort）。与他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该犯罪系列剧中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如今，这位演员在66岁时去世。

霍佩退出该剧后，追求其他的艺术兴趣，出演了电视节目《梦幻邮轮》（Traumschiff）或罗莎蒙德·皮尔彻（Rosamunde Pilcher）改编的电影。他与莱娜·奥登塔尔（Lena Odenthal）组成的搭档创造了电视历史，原本还可以书写更多章节。例如，从“无所事事”（Dolce far niente）的生活回归南西德广播公司。无论如何，这位极具可信力的艺术家始终与烹饪艺术保持联系。就在今年4月，留着白胡子的安德烈亚斯·霍佩还在Sat.1频道的节目《名人品味》（Promi Taste）中，在弗兰克·罗辛（Frank Rosin）的团队中，以“没有脂肪，就没有乐趣”（No Fat, no Fun）为主题参与烹饪。如今，66岁的霍佩意外去世。海克·胡佩茨（HEIKE HUPERTZ）

《犯罪现场》的《科珀》一集可在ARD媒体库中观看。

德国联邦议院网页离线

网络存档被封锁

原因在于版权问题

自2005年起，德国联邦议院提供一项自愿性的服务。在“今日联邦议院”（heute im Bundestag）的标题下，互联网上发布了一种类似于“网络存档”的内容。该存档以易于阅读的语言告知各类议会进程。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2005年至2016年期间的内容出现了访问限制。任何想要阅读旧报道的人都会收到联邦议院的通知：“由于版权原因，包含2005年至2016年德国联邦议院网页的网络存档自2026年4月17日起不再在线。如果您在寻找该时期的德国联邦议院文件，请通过电子邮件 parlamentsarchiv@bundestag.de 联系议会档案馆。”

这给学术文本或法律数据库中的链接带来了麻烦。仅在 dejure.org 平台上就有 41,898 个此类报道页面的链接，这些页面与已公布的法律或立法计划有直接关联。对于律师来说，这种情况同样令人不快；数字专家汤姆·布雷格尔曼（Tom Braegelmann）写道：“这简直是对我们 2005-2016 年德国立法史法律文化记忆的一次数字化‘刀耕火种’。究竟为什么？”

联邦议院在回复《法兰克福汇报》（F.A.Z.）的询问时表示，由于版权风险，对这些文本的访问受到了限制。这些风险“主要与集成在网页中的插图有关”。文本的版权在决定中并不起作用。例如，联邦议院印发文件、新闻稿或“今日联邦议院”简讯中的文本本身在版权上没有问题。

然而，由于直到2016年为止的网站存档快照的技术结构，无法以合理的成本将这些文本与涉及版权问题的 PDF 文件或图像分离开来。此外，这些 PDF 文件和图像并非存储在中心位置，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分布在数百万个单独的文件中，必须通过“手动”方式逐一检查。因此，为了避免可能的版权侵权，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对 2005 年至 2016 年期间的内容实施通用访问限制。联邦议院管理部门正在审查网络存档的内容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恢复到之前的访问形式。在回复询问时，对方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低门槛的服务理念，但这必须与目前出现的版权问题相协调。”

此次措施绝非删除。网络存档在涉及的 2005 年至 2016 年期间依然可以访问，只是目前不在网上。所有内容仍保存在议会档案馆中。相关信息将在收到询问后无需申请且免费提供。

法律信息服务 dejure.org 的负责人奥利弗·加西亚（Oliver García）表示：“通过该存档，联邦议院提供了一座编辑文本的宝库，这些文本通常能将议会印发文件中复杂的进程精炼地简化为政治核心要点，使人们在初次接触时能快速掌握。它们使得追溯新颁布法律的最初争议点变得更加简单，从而在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有助于对这些法律修订的理解和解释。这座宝库现在实际上几乎无法使用了。如果人们不是通过 dejure.org 或通用互联网搜索等法律相关搜索被引导至这些页面，那么他们必须已经知道存在相应的出版物，才能向议会档案馆申请。”他希望这些文本能尽快重新开放。

不过，目前已经有一些改进。例如，对于连任的议员，其就任前的职业活动信息已进行了补录，因为由于相关内容被下线，此前无法再通过链接指向网络存档中的数据。此外，关于原东德最后一届人民议院的信息已重新开放。除网络存档外，以下内容仍可访问：2010年至2020年间的议会日常工作、全体会议及委员会报告文本，2013年至2023年的新闻稿，以及2013年至2020年的“今日联邦议院”简讯。约亨·岑特费尔（JOCHEN ZENTHÖFER）

周五电视节目 更新及精选节目单

ARD

9.00 Tagesschau（今日新闻）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139)。犯罪剧集。《一名行人看到了红色》 9.55 Morden im Norden (40)。犯罪剧集。《炸药》 10.40 Tagesschau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问答节目 11.15 Gefragt – Gejagt (979 / 991)。问答节目 12.00 ZDF-Mittagsmagazin。资讯娱乐 14.00 14.10 Rote Rosen (4365)。连续剧 15.00 15.10 Sturm der Liebe (4618)。连续剧 16.00 16.10 Elefant, Tiger & Co. (559 / 562)。动物园纪录片。《封锁倒计时！》 17.00 17.15 Brisant。杂志节目 18.00 Gefragt – Gejagt (1026 / 1070)。问答节目 18.50 Quizduell-Olymp (567 / 589)。问答节目 19.45 Sportschau vor acht。杂志节目。直播 19.50 Wetter vor acht（八点前天气预报）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八点前经济新闻）。纪录片

20.00

20.15 Liebe braucht Meer Deut。爱情喜剧，主演：Morgane Ferru, David Vormweg, Margarita Broich, Susi Stach, Filip Peeters。导演：Christine Rogoll, 2026。一名年轻的破产律师带着好奇心、热情和共情力，投身于迷人的牡蛎养殖世界，并了解布列塔尼的生活方式。

21.45 Tagesthemen（今日话题）含天气预报 22.20 WaPo Bodensee (57) 犯罪剧集。 Paleo Girl。主演：Floriane Daniel, Tim Wilde, Wendy Güntensperger, Max König, Diana Körner

23.10 Sportschau Fußball（体育新闻-足球）。德甲联赛。直播

23.55 Selling Sex (1-6 / 6) 剧情剧集。主演：Ella Morgen, Manal Raga a Sabit, Malik Blumenthal。工商管理专业学生Nelly开始从事高端陪侍工作，以维持生计。

2.48

ZDF

5.30 ARD-Morgenmagazin（ARD早间杂志） 9.00 heute Xpress（今日快讯） 9.05 Volle Kanne – 每日服务 10.30 Notruf Hafenkante。犯罪剧集。《Melody》 11.15 SOKO Stuttgart。犯罪剧集。《团队》 12.00 ZDF-Mittagsmagazin。资讯娱乐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今日-在德国）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烹饪节目 15.00 Xpress 15.05 Bares für Rares。娱乐节目 16.00 – in Europa（今日-在欧洲） 16.10 Die Rosenheim-Cops。犯罪剧集。《冰冷的伯爵夫人》 17.00 17.10 hallo deutschland。综合杂志 18.00 SOKO Linz。犯罪剧集。《标志性风格》 19.00 19.20 Wetter（天气预报） 19.25 Bettys Diagnose。医院剧集。《彻底结束》。Betty和Julius之间气氛紧张，他们似乎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

20.15 Die Chefin 犯罪剧集。《儿子们》。主演：Katharina Böhm, Jonathan Hutter, Jürgen Tonkel, Maya Haddad, Alexander Beyer。这一次，伊萨尔河清理队的钩子上钩上的不是自行车，而是一具已经在水中漂浮了很久的年轻无名尸体。

21.15 SOKO Leipzig 犯罪剧集。《未被听见》。主演：Melanie Marschke, Amy Mußul, Johannes Hendrik Langer, Anna Stieblich, Sophie Lutz 22.00 journal（今日新闻杂志）

22.00 journal 22.30 -show spezial 娱乐节目：东方的正午

23.00 ZDF Comedy Sommer mit Till Reiners 嘉宾：Herr Schröder, Maria Ziffy 和 Tony Bauer

23.30 Andrea Bocelli: Romanza 音乐会。在沉默剧院（Teatro del Silenzio）舞台上度过的一个托斯卡纳音乐之夜

0.45 Schuld & Sühne mit Paulina Krasa 纪录片。《阴暗的怀疑：Dorota G. 案》

ARTE

8.15 《野外的跨境者——狼回来了》。荷兰纪录片，2022 9.50 《杏园与荒野》。纪录片。瓦豪地区 10.45 《栗树林与荒野》。纪录片。在黑山共和国的斯库台湖 12.00 《餐桌之上》。报道系列。土耳其黑海沿岸 12.30 《城市、乡村与艺术》。杂志节目。包括：纽约 14.00 《父亲之国》。德 / 比剧情片，主演：Felizia Trube，2020 16.20 《收复落基山脉》。纪录片。包括：野牛的新家园 17.50 《加拿大的国家公园》。纪录片。布雷顿角高地 18.35 《德国阿尔卑斯之路》。纪录片。在山峦、湖泊与城堡之间穿行 19.20 Arte新闻 19.40 《Re: 报道》。法国特大火灾

20.15 《仲夏谋杀案 第21集：妮基与埃弗琳》。瑞典犯罪系列剧，主演：Alexandra Rapaport, Nicolai Cleve Broch, Gustaf Hammarsten, Julius Fleischanderl, Anton Lundqvist。导演：Mattias Ohlsson，2024。尽管在炸弹袭击中遭受了严重的创伤，但亚历山大·福斯曼警司仍回到了警队工作。

21.45 《仲夏谋杀案 第22集：比尔吉塔》。瑞典犯罪系列剧，主演：Alexandra Rapaport, Nicolai Cleve Broch, Julius Fleischanderl, Anton Lundqvist, Jonas Malmsjö。导演：Niklas Ohlson，2024

23.15 《犯罪女王——夏洛特·林克，惊悚大师》 0.10 《地中海之声——梦想》

0.10 《地中海之声——梦想与海岸》音乐会

1.25 《世界的血脉》。德 / 蒙剧情片，主演：Bat-Ireedui Batmunkh, Enerel Tumen, Yalalt Namsrai。导演：Byambasuren Davaa，2020

3 sat

8.05 《阿尔卑斯全景》。纪录片 8.30 ZIB 8.33 《阿尔卑斯全景》。纪录片 9.00 ZIB 9.05 《文化时间》。杂志节目 9.45 《nano》。杂志节目 10.20 《综述》 11.10 《我的表哥是农民——城乡之间的邂逅》。报道系列 11.40 《看而非听》。杂志节目，Signmark——他的最后一次巡演？！——手语电视 12.15 《比教皇更像教皇——圣庇护会》。纪录片 12.55 《37°生活》。纪录片。回归：心理健康 13.20 《维多利亚瀑布的象群》。纪录片 13.50 《Terra X：塞伦盖蒂——萨瓦纳的荒野故事》。纪录片系列。包括：狮子之岩 18.15 《Nano：爱与纽带》。纪录片。智能手机如何危及我们的关系 19.00 《今日》 19.20 《文化时间》。杂志节目

20.15 《跑吧，孩子跑》。德 / 法剧情片，主演：Andrzej Tkacz, Kamil Tkacz, Elisabeth Duda, Itay Tiran, Zbigniew Zamachowski。导演：Pepe Danquart，2013。犹太男孩斯鲁利克从华沙犹太区逃脱并躲藏在乡村。直到冬天前他都能靠自然生存，但在寒冬期间他必须寻求与人的接触。这很危险，因为他随时可能被发现。

22.00 ZIB 2 22.25 Can

22.25 《警察局长》。美国惊悚片，主演：西尔维斯特·史泰龙, 哈维·凯特尔, 罗伯特·德尼罗, 雷·利奥塔, 彼得·伯格。导演：詹姆斯·曼戈尔德，1997 0.00 《你还剩24小时》。台湾 / 美国动作片，主演：伊桑·霍克, 徐庆, 保罗·安德森, 鲁特格尔·哈尔, 泰隆·基欧。导演：布莱恩·斯默兹，2016 1.30 10前10

RTL

9.00 GZSZ (8595) 9.30 Unter uns (7943) 10.00 Ulrich Wetzel (307)。冰冷的天使——一名养老护理员是否在报复她的房东？ 11.00 Barbara Salesch (390)。卡车司机是否在休息站厕所刺死了其继子？ 12.00 Punkt 12 12 15.00 Barbara Salesch (346)。遭到跟踪者袭击——笨拙的浪漫主义者是否失控升级？ 15.55 Ulrich Wetzel (209)。大胆的员工涉嫌在女上司的面食砂锅中掺入药物 17.00 Ulrich Wetzel – 青少年法庭。18岁的Vamp是否故意咬了老师的屁股？ 17.30 Unter uns (7944) 18.00 Explosiv (166) 18.30 Exclusiv (166) 18.45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5020)。心跳加速 19.40 GZSZ (8596)。第二次机会

20.15 So klingt Deutschland 排名秀。我们最受欢迎的50首冠军单曲

0.35 CSI: Miami (18) 犯罪剧。隧道视野。主演：Boti Ann Bliss, Kaitlin Doubleday, John Schneider, David Caruso, Emily Procter。在迈阿密街道上的一次激烈追逐中，其中一辆车掉进了一个突然出现的洞中。驾驶员因此丧生。在对事故现场进行进一步调查时，调查人员发现那里显然有一个坍塌的隧道，该隧道从一个建筑工地通向一家银行的金库。

1.25 CSI: Miami (19) 犯罪剧。最后一具尸体。主演：Boti Ann Bliss, Katherine Moennig, David Caruso

2.10 CSI: Miami (20) 犯罪剧。热线。主演：Boti Ann Bliss, David Lee Smith, David Caruso

www.faz.net / tv

SAT 1

5.30 Sat.1-早餐电视。资讯娱乐。主持：Christian Wackert, Daniel Boschmann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法庭秀。死而复生 / 审视永恒的结合 / 活体自助餐 / 跳向死亡的跳板 / 我的爸爸是皮条客 15.00 Auf Streife。真人秀。被遗弃在路边的孩子 / 银行职员Bello 17.00 Notruf。资讯杂志。包括：午休时间的心肌梗死 18.00 Lenßen übernimmt。真人秀。卫生纸的后果 / 失去理智的父亲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医疗剧。结局 19.45 Sat.1 : newstime 19.50 ran 足球：德甲揭幕战 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 – VfB斯图加特 – 赛前倒计时

20.30 ran 足球：德甲揭幕战 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 – VfB斯图加特 主持：Matthias Opdenhövel。来自慕尼黑的冠军和来自斯图加特的第四名将开启新赛季。今年5月，两队在德国杯决赛中相遇，拜仁以 3 : 0 获胜。这是慕尼黑队连续第六次战胜施瓦本队。他们能否打破这一纪录？现场直播 22.25 ran 足球：德甲揭幕-

战 – 集锦 23.15 Villa der Versuchung 真人-

秀。主持：Verona Pooth 1.40 Genial daneben 喜剧秀。 嘉宾：Hella von Sinnen, Wigald Boning, Bastian Pastewka, Chris Tall, Martin Klempnow

2.30 Genial daneben 喜剧秀。 嘉宾：Hella von Sinnen, Wigald Boning, Margie Kinsky, Oliver Pocher, Carolin Kebekus

ZDF Neo

8.15 Stadt, Land, Lecker 9.00 Die Kühenschlacht 9.45 Duell der Gartenprofs 10.30 Bares für Rares 12.15 Death in Paradise 15.45 The Rookie。枪击 / The Watcher 17.05 Suits。挑战 / 夜班 18.30 Bares für Rares 20.15 Death in Paradise。沉默的证人 / 祖母绿岛 22.00 Suits。与时间赛跑 / 借来的时间 23.20 Chabos。Mmmmonster Kill 0.00 Deadly Tropics。黑夜之声 / 血色嫉妒 / 爱情谋杀 / Gaëlle的赏金

Phoenix

9.00 现场 10.15 莎拉·塔克 – 访谈节目 11.15 现场 12.30 事实是！选举竞技场 13.45 我们同意持有不同意见 – 外交的未来 14.00 现场 14.30 我的父亲是德国国家 15.15 历史时刻：瓦鲁斯战役 / 哥伦布抵达美洲 / 人类登月 17.30 今日 18.00 深度伪造 – 数字暴力后的生活 18.30 伟大的梦想：全民资金 20.00 今日新闻 20.15 原子时代 – 地狱之火与希望：从广岛到古巴导弹危机 / 从军备竞赛到切尔诺贝利 / 从裁军到最终处置库的寻找 22.30 威利 – 对总理的背叛 0.00 Wirecard – 俄罗斯顶级间谍扬·马萨莱克 0.45 原子时代 – 地狱之火与希望

Pro Sieben

10.25 2破产姐妹 10.55 两个半男人 11.50 生活大爆炸 12.45 老爸老妈的浪漫史 13.10 中产一家 14.10 少年谢尔顿 14.35 2破产姐妹 15.05 两个半男人 16.00 生活大爆炸 17.00 taff 18.00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辛普森一家 19.05 伽利略 20.15 蝙蝠侠（美国奇幻电影，2022） 23.55 微笑2（美国恐怖电影，娜奥米·斯科特主演，2024） 2.15 寂静（美国/德国合拍恐怖电影，2019）

Tele 5

15.00 全时经典（2） 15.05 星际迷航：下一代（137） 16.05 电视购物 16.10 星际迷航：下一代（138） 17.10 滑动门（505） 18.05 星际迷航：下一代 20.15 鬼屋惊魂 22.05 阴森 – 当你看到他时，你已经输了（美国恐怖电影，伊桑·霍克主演，2012） 0.35 金字塔：恐怖之墓（美国恐怖电影，2014）

KIKA

10.55 我们是村庄帮 11.40 莱西 12.50 山羊女孩 13.30 logo! 13.40 弗洛尔的规则 14.10 城堡少年：埃尔福特 15.00 玛科 – 简易美人鱼 15.45 莱娜的牧场 16.30 雅克神探 16.55 加菲猫秀 17.20 蓝精灵 17.55 魔法村的皮诺曹 18.15 消防员萨姆 18.35 扎基与动物园帮（39/52） 18.47 树屋 18.50 睡前小故事 19.00 三个火枪手 19.25 logo! 19.30 我的洛塔生活：和羊驼一起大干一场！（德国冒险喜剧，2022） 20.50 弗洛尔的规则（1/82）

Hessen

8.20 顾问 8.50 北极熊、猴子等：洗澡乐趣！（145） 9.40 身处其中 – 法兰克福机场：机场飓风 – 马里奥·哈恩确保安全（20） 10.25 红玫瑰（4364） 11.15 爱之风暴（4617） 12.05 理解女人（德国爱情喜剧，森塔·贝尔格主演，2014） 13.35 杜伊斯堡水警（12）：犯罪剧 – 永恒的第二名 14.20 没有斯塔勒的胡伯特（123）：犯罪剧 – 一场温馨的谋杀 15.10 远眺谋杀（5）：犯罪剧 – 森林之乐 16.00 嗨，黑森 16.45 黑森新闻 17.00 嗨，黑森 17.45 黑森新闻 17.55 黑森新闻体育 18.00 主塔 18.25 关键点 18.45 顾问 19.15 所有天气！ 19.30 黑森新闻 20.00 今日新闻 20.15 多洛米蒂山 – 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夏天 21.45 黑森新闻 22.00 NDR访谈节目 0.00 被定罪！真实刑事案件讨论（160） 1.05 ARD犯罪时间：追踪一名投毒者（2） 1.40 理想德语说唱

NDR

8.10 爱之风暴（4617） 9.00 北方杂志 9.30 汉堡日志 10.00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杂志 10.30 内外观察 11.00 你好，下萨克森 11.30 关键点 11.55 北方报道 12.25 在友谊中（292）：父亲与儿子 13.10 在友谊中 – 年轻医生（235）：分离 14.00 北方报道：浆果强力！为超级浆果而努力 / 希德库彻的旺季 15.00 NDR信息 15.10 柏林水警（25） 16.00 NDR信息 16.15 谁知道这个？（1125） 17.00 NDR信息 17.10 豹子、海熊等（60） 18.00 地区新闻 18.15 北方报道：庄园故事 18.45 DAS！红沙发 19.30 地区新闻 20.00 今日新闻 20.15 北方故事：露营地冒险 – 在他人放松的地方工作 21.15 蒂特延露营：公路旅行 – 欢迎来到诺德奈岛！ 21.45 NDR信息 22.00 NDR访谈节目 0.00 船长晚餐 0.30 学徒故事：到处是老鼠！/从大学到屋顶 1.30 NDR访谈节目

RBB

8.30 rbb24 晚间新闻 9.00 《在友谊之中》：关键时刻 / 良心拷问 10.30 《在友谊之中——年轻医生》(101)：隐藏的真相 11.15 《长颈鹿、猫鼬等》(204) 12.05 《胡伯特与施塔勒》(109 / 116)：跨越七座桥 12.55 《Quarks》 13.10 rbb 花园时光：与 Daniel Seidler 一起打造屋顶绿化 13.40 《胡伯特与施塔勒》(110 / 116)：对这个世界来说太好了 14.30 《山的呼唤》：德国本土电影，主演 Siegfried Rauch，2005年 16.00 rbb24 16.15 《在友谊之中——年轻医生》(102)：一线之隔 17.05 《熊猫、大猩猩等》(205) 17.53 《沙人》 18.00 柏林与勃兰登堡今日事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新闻联播 20.15 您会爱上的 30 家勃兰登堡咖啡馆 21.45 地区新闻： 22.15 夏季热门金曲榜 (3 / 3) 23.45 2026 年艾布兰艺术节——盛典：易北河畔的大电影 1.15 《风景绝佳的谋杀》：手指练习 / 玛丽之火

ARD，20.15 时，《爱需要海洋》：Lissi (Morgane Ferru) 和 Alain (David Vormweg) 相处融洽。照片 Degeto Film

WDR

9.10 地区新闻 9.40 《谁知道这个？》 10.25 《花园与美食》(4 / 4) 11.10 挪威的向往之路——向北 3000 公里 (2 / 2) 11.55 《大象、老虎等》 12.45 最新动态 13.00 《灵敏的鼻子、追踪犬等》 13.50 《犀牛、斑马等》：一只带着气锤的鸟 14.20 《没有施塔勒的胡伯特》：多出一个包裹 / 背叛的心 16.00 最新动态 16.15 《危急时刻》(8)：滑雪道上的持续任务 17.00 《此时此地》：暑假！ 18.00 最新动态 / 地方新闻 18.15 2 换 300：Tamina 在波尔多 18.45 时事小时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新闻联播 20.15 八个生命，一个庆典——北威州庆祝生日 21.15 伍珀塔尔与独特的悬索铁路 21.45 最新动态 22.00 科隆聚会 0.00 女性之夜 1.00 科隆聚会

MDR

8.05 《风暴之爱》(4617) 8.55 《在友谊之中——年轻医生》(360) 9.45 《知识竞赛——奥林匹斯》(545) 10.35 《大象、老虎等》(453) 10.58 最新动态 11.00 《在友谊之中》：爆炸般的气氛 / 命中注定的相遇 12.30 《带马厩的房间——岳母即将抵达》：德国喜剧系列，主演 Aglaia Szyszkowitz，2021年 13.58 最新动态 14.00 MDR 2点档 14.25 《大象、老虎等》(387) 15.15 《谁知道这个？》(1052) 16.00 MDR 4点档 17.45 最新动态 18.10 《Brisant》 18.54 《沙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最新动态 19.50 《大象、老虎等》(1193) 20.15 金色母鸡最热门金曲 21.45 最新动态 22.00 《河船》 0.00 《陷入困境的奥尔森帮》：丹麦骗子喜剧，1969年 1.45 《时间点 X》：德国短片，2022年

SWR

10.20 《铁路浪漫》(403)：乘火车穿梭于岩石与海洋之间——利古里亚海岸的铁路 10.50 《风暴之爱》(4617)：连续剧 11.40 《积极与健康》：包括苦味物质等 12.10 ARD-Buffet 特辑 12.55 《两人翻山》：德国喜剧，主演 Gisela Schneeberger，2012年 14.25 《谁知道这个？》(1116) 15.10 《胡伯特与施塔勒》(38)：犯罪系列剧。无法维持 16.00 地区新闻 16.05 咖啡或茶 17.00 地区新闻 17.05 咖啡或茶 18.00 地区新闻 20.00 新闻联播 20.15 家乡探险：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周末 / 北孚日山脉——森林之外 21.45 地区新闻 22.00 《深夜咖啡馆》：想象力的力量 23.30 《Krause来了！》：在 ChrisTine Urspruch 家过夜 0.15 《不》：德国悲喜剧，2021年

BR

9.00 电视体操 (6) 9.15 家就是家 (Dahoam is Dahoam)。独自在家的除夕？ / 煮熟了 10.15 大象、老虎与公司 (Elefant, Tiger & Co.) 11.05 荒野冒险 11.50 积极与健康 12.20 切割产品 (Schnittgut) 12.50 挚友 (In aller Freundschaft) (808)。禁止放弃 13.35 北方谋杀案 (Morden im Norden) (88)。阶级斗争 14.25 谁知道这个？ 15.10 问答决斗奥林匹克 16.00 BR24 16.15 我们在巴伐利亚——2025年最美时刻 17.30 地区新闻 18.00 晚间新闻 18.30 BR24 19.00 我们的国家 19.30 乡村客栈：啤酒美食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没有斯塔勒的胡伯特 (Hubert ohne Staller)。太迟的觉悟 / 咖啡配尸体 21.50 BR24 22.05 巴伐利亚式大笑！ 22.50 罗斯玛丽的婴儿。美国恐怖片，米娅·法罗主演，1968 1.05 瑞士军队之男 (Swiss Army Man)。美国悲喜剧，2016

RTL 2

13.55 环路南区诊所 (Südklinik am Ring)。硬核极客 / 完美的犯罪晚餐 16.00 新闻 16.05 哈茨与衷心 (Hartz und herzlich)——日复一日：本茨营地 (56)。计划周密即成功一半 17.05 哈茨红金 (Hartz Rot Gold) (85)。纪实肥皂剧。新消息 18.05 哈茨与衷心 (Hartz und herzlich)——日复一日：本茨营地 (57)。纪实肥皂剧。正确的道路 19.05 柏林——日与夜 (Berlin – Tag & Nacht) (3755)。每日肥皂剧。完全没有魅力 20.15 钢铁之心 (Herz aus Stahl)。美国 / 台湾 / 英国战争剧，布拉德·皮特主演，2014 22.35 杀手 (Hitman)——每个人都孤独地死去。法 / 美动作片，蒂莫西·奥利凡特主演，2007 0.20 16街区 (16 Blocks)。美 / 德动作片，2006

Super RTL

8.45 齐格与鲨科 (Zig & Sharko) 9.30 海绵宝宝 10.55 阿尔文！！！ (Alvinnn!!!) 11.30 阿尔文！！！ (Alvinnn!!!) 11.50 江南项目 (Gangnam Project) 12.50 安杰洛！ (Angelo!) 13.20 太迟了！ 13.45 忍者神龟——龙之崛起 (Ninjago – Aufstieg der Drachen) (5) 14.15 阿尔文！！！ (Alvinnn!!!) 14.40 玉甲 (Jade Armor) (25) 15.10 尼克顿一家 (Die Nektons) (11) 15.35 欢迎来到真实的劳德一家 (19) 16.05 宝可梦地平线：系列剧 (20) 16.30 欢迎来到劳德一家 17.10 太迟了！ 17.50 怪物热爱狂 (Monster Loving Maniacs) 18.15 阿尔文！！！ (Alvinnn!!!) 19.25 欢迎来到真实的劳德一家 (20) 19.45 伍兹尔古兹尔 (Woozle Goozle) 20.15 惊天十二贼 (Ocean's Eleven)。美国骗子喜剧，乔治·克鲁尼主演，2001 22.30 史密斯夫妇 (Mr. & Mrs. Smith)。美国动作喜剧，布拉德·皮特主演，2005 1.00 电视购物节目

Kabel 1

8.20 布尔 (Bull)。他的最后一个案件 / 项链 10.10 海军罪案调查处 (Navy CIS)。星空观测者 11.05 麦盖先 (MacGyver)。幽灵岛 12.05 FBI：特别犯罪组。陌生之心 13.00 卡斯尔 (Castle)。潘多拉 / 触发器 14.50 布尔 (Bull)。开车女性 15.50 新闻 16.00 布尔 (Bull)。真实的故事 16.55 每日生活冒险。威尼斯顶级X秘密 17.55 我的餐厅，你的餐厅。“蓝锅客栈——牛排馆”，布劳博伊伦 18.55 注意检查！卧底打击非法动物贸易 20.15 海军罪案调查处：起源 (Navy CIS: Origins)。犯罪剧。将军之子 / 我角落里的石头 22.15 海军罪案调查处 (Navy CIS)。犯罪剧。妥协材料 / 血色拼图 0.10 非理性 (The Irrational)。阿布拉卡达布拉 1.10 新闻 1.15 海军罪案调查处：起源 (Navy CIS: Origins)。将军之子 / 我角落里的石头

Vox

9.35 VOX 新闻 9.40 CSI：拉斯维加斯。犯罪剧。金钱、暴力与毒药 / 雇佣与——火 / 逐帧分析 12.20 CSI：迈阿密。犯罪剧。死亡酒吧 / 大奖赛 / 兄长 15.00 购物女王 (Shopping Queen)。纪实肥皂剧。第5天：克劳迪娅，鲁尔区 16.00 对决——在薄纱与泪水之间。真人秀。洛莱恩·舍瑙 vs. 克里斯蒂安·赛勒 17.00 在薄纱与泪水之间 (94)。纪实肥皂剧 18.00 首次约会——两人一桌。约会节目 19.00 完美晚餐。烹饪节目。第5天：托比亚斯，普法尔茨 20.15 首次约会酒店 (8)。约会节目 22.20 速度与激情 9。美国动作片，海伦·米伦、范·迪塞尔、米歇尔·罗德里格兹、泰瑞斯·吉布森、卢达克里斯主演，2021 1.05 VOX 新闻 1.25 Snapped——当女人杀人时。纪录片

ARD-alpha

8.50 全景图 (Panoramabilder) 10.00 剪辑素材 (Schnittgut) 10.30 活力与健康 (aktiv und gesund) 11.00 北方之旅 (Nordtour) 11.45 ARD 房间之旅 ( Room Tour) 12.00 山地之人——Bertl 和 Claudia，山屋经理 13.20 远程健身 (Tele-Gym) (8) 13.35 nano 14.05 知识 ( Wissen) 14.50 站点 (Stationen) 15.20 雨林药房 (Apotheke Regenwald) 16.05 竹子、花坛与蓝色香蕉 (Bambus, Beet & Blaue Banane) 16.35 这值得吗？ (Lohnt sich das?) 16.45 全球最危险的上学路 17.30 在诺克山脉 (In den Nockbergen) 18.15 国家杂志 (Ländermagazin) 18.45 42——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 19.10 Samy Molcho 在慕尼黑 (1966) 19.15 气候时代 (Klimazeit) 19.30 Euromaxx 19.55 八点前的知识——地球 (Wissen vor acht – Erde)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国家-人物-冒险 (Länder-Menschen-Abenteuer) 21.00 男人自立 (Selbst ist der Mann) (1963) 21.40 家居修缮者——来自德国洞穴的报告 (1992) 22.25 自制葡萄酒 (1981) 22.55 洋葱切片 (Zwiebelzeltln) (1963) 23.00 回到舞台：Nik Kershaw 23.55 回到舞台：Patrick Gammon 0.30 那一天 (The Day) 1.00 20年前的日间新闻 1.15 Bob Ross 1.45 太空之夜 (Space Night)

WELT

每小时新闻 13.30 特别报道 14.15 新闻室 (Newsroom) 14.45 Icon TV 15.20 新闻室 (Newsroom) 15.55 股市快讯 (Börsenflash) 16.20 新闻室 (Newsroom) 16.55 股市快讯 (Börsenflash) 17.05 新闻室 (Newsroom) 17.15 特别报道 17.45 Deffner & Zschäpitz 18.10 我的——我对当日的看法 18.20 晚间报道 20.10 我的——我对当日的看法 20.15 美国边境巡逻——墨西哥边境行动： 23.50 极速——最震撼的行车记录仪片段 1.45 美国边境巡逻——墨西哥边境行动：

ntv

每小时新闻 9.30 新闻 9.40 ntv 经济 10.30 新闻 10.40 经济 11.30 新闻 11.40 12.30 新闻特别报道 13.15 13.30 新闻特别报道 14.15 14.30 新闻特别报道 15.30 15.40 服务 16.15 16.30 新闻特别报道 17.15 17.30 海外报告 (Auslands-report) 18.30 18.40 初创企业 (Startup) 19.15 19.30 新闻特别报道 20.15 重大危险 23.15 23.30 万神殿——罗马古代超级建筑 0.20 长城 1.10 耶路撒冷——圣城历史 1.55 重大危险

CNN

7.45 世界体育杂志 8.00 CNN 新闻室 9.45 世界体育杂志 10.00 新闻室 11.00 头条快讯 (Headline Express) 信息杂志 12.00 This Morning 13.00 新闻中心 (News Central) 14.30 体育杂志 15.00 Connect the 15.45 体育杂志 16.00 Connect the 17.00 One 18.45 市场非洲 (Marketplace Africa) 报道 第 602 集 19.00 Amanpour 信息杂志 20.00 Isa Soares Tonight 21.00 Max Foster 深度解析 (What We Know with Max Foster) 22.00 Quest Means Business 纪录片 23.00 Jake Tapper 领航 (The Lead with Jake Tapper) 23.30 体育杂志 0.00 Jim Sciutto 简报 (The Brief with Jim Sciutto) 1.00 Erin Burnett OutFront 纪录片

周五广播

广播剧

19.03 WDR 3 广播剧——犯罪小说——WDR 3 Show Down

20.03 拜仁 2 沙龙——BR 2 播客。灵魂捕手 (Seelenfänger)。Holy Hell: Onkel Erlo (2 / 6)。BR 2026 / 广播剧。Stahnke – Schwindthausen 2 (15 / 15)。BR 2018

古典音乐

9.05 WDR 3 古典论坛——WDR 3 包括：音乐谜题 / 安东尼奥·维瓦尔第： 降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RV 253 / Keiko Abe： 海滨回忆 (Memories of the Seashore)

13.00 正午——HR 2 主持：Christiane Hillebrand。巴洛克、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旨在享受与放松。

13.05 午间音乐会——SWR 文化 包括：菲利普·格拉斯：萨克斯四重奏与管弦乐协奏曲，改编版 / 罗尔夫·沃恩·威廉姆斯：献给音乐的小夜曲 (Serenade to Music)，为 16 位独奏者与管弦乐团而作

20.00 洛杉矶爱乐乐团在伦敦 BBC 逍遥音乐会 (BBC Proms)——HR 2 洛杉矶爱乐乐团。路德维希·凡·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op. 92 / Gabriela Ortiz：“钻石革命” (Revolución diamantina)

20.00 音乐会——德国广播电台文化频道 (Deutschlandfunk Kultur) 欧洲青年古典音乐节 (Young Euro Classic)。包括：Eduard Tubin：“圣母颂” (Ave Maria) / Andres Lemba：“在爱之中” (Ubi caritas)、“赐我们平安” (Dona nobis pacem)、“我们前进，兄弟们” (Up We Go, Dear Brothers)

爵士、流行、摇滚

19.00 可听之境 (Hörbar)——HR 2 Adam Baldych 欧洲四重奏带来的呼吸感室内爵士乐

21.05 舞台之上 (On Stage)——德国广播电台 Heigh Chief (挪威) (2 / 3)

23.00 广播节 爵士乐 / 幽默自由爵士——HR 2 纪念多乐器演奏家 Hal Russell (1926 – 1992) 诞辰 100 周年

特色节目与杂志

8.30 知识 (Das Wissen) – SWR Kultur 为什么这么多东德人选择右翼政党。主讲人：恩斯特·路德维希·冯·阿斯特 (Ernst Ludwig von Aster)

9.05 对话 (Im Gespräch)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记者兼女权主义者 希比勒·普洛格施特 (Sibylle Plogstedt) 与 苏珊娜·富勒 (Susanne Führer) 的对话

10.05 读解 (Lesart)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包括：金线。韩江 (Han Kang) 的诗学 / 书评：《南方》塔什·奥 (Tash Aw)

10.08 生命时光 (Lebenszeit) – Deutschlandfunk 在照顾孩子与自我实现之间：祖父母愿意付出什么？嘉宾：社会学家 马雷克·比宁 (Dr. Mareike Bünning) 博士，心理学家 贝尔恩德·阿尔布雷希特-希尔舍 (Bernd Albrecht-Hielscher)

11.05 音调 (Tonart)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Thank You》——Beastie Boys 成员 Mike D 的个人首秀 / 来自 Prince 档案深处——新专辑《Timeless》 12.00 Donnelkopf – HR 2

12.00 双头牌 (Doppelkopf) – HR 2 “我一直将音乐视为色彩。”——舞台设计师 尤尔根·罗斯 (Jürgen Rose)

12.04 拜仁2台 一对一对话 (Eins zu Eins. Der Talk) – BR 2 德国 3000. 嘉宾：YouTube 偶像 米雷拉·普雷切克 (Mirella Precek)

13.05 地区报告 (Länderreport)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罗斯托克——良好的公共服务能建立对政治的信任 / 墓地不足——柏林穆斯林陷入困境 14.40 宽恕 (Schalom) – BR 2

14.40 宽恕 (Schalom) – BR 2 尽管如此，依然前行。一个犹太-德国的总结。夏洛特·克诺布洛赫 (Charlotte Knobloch) 传记 15.05 特色节目 (Feature) – SWR Kultur

15.05 特色节目 (Feature) – SWR Kultur 河流拯救者——争取欧洲最后的野生水域。在人类世的边缘——在失去与乌托邦之间

16.00 下午时分 (Am Nachmittag) – HR 2

16.04 拜仁2台 一对一对话 (Eins zu Eins. Der Talk) – BR 2 嘉宾：DJ、主持人、作家 米里亚姆·达武德万迪 (Miriam Davoudvandi)

17.05 论坛 (Forum) – SWR Kultur Kl im Journalismus——界限在哪里？

19.00 63 Hektar – 农业播客 – NDR 1 Niedersachsen 数周无雨：干旱的影响与解决方案

19.30 文学 (Literatur)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纪念 彼得·纳达斯 (Péter Nádas) 之逝

20.05 特色节目 (Feature) – Deutschlandfunk aaaaaaaaa。响亮的单调

20.30 本周访谈 (Interview der Woche) – WDR 5 利西·考夫曼 (Lissy Kaufmann) 访谈 联邦财政部长 拉尔斯·克林拜尔 (Lars Klingbeil) (SPD)

22.30 音乐评论 (Musikfeuilleton)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从刻薄的愤世嫉俗到幽默的讽刺：劳德·伯纳斯 (Lord Berners)

朗读

9.00 俄亥俄州温斯堡 (第 3 8 集) – MDR Kultur

14.00 我也在香槟区 (第 10 10 集) – MDR Kultur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14.30 朗读 / 萨菲亚·阿尔-巴格达迪 (Safia Al Bagdadi)：我们带滑梯的房子 (5 / 24) – HR 2 萨菲亚·阿尔-巴格达迪 (Safia Al Bagdadi)

18.53 拜仁2台 睡前故事 (Betthupferl) – BR 2 周二在奥托奶奶家：惊喜远征

法兰克福汇报 (F.A.Z.) 对电视台在节目预告中所使用的语言习惯没有影响。

/ 档案 /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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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尔特根森林评估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联邦总理 弗里德里希·默茨 照片 Getty

德国或将首次未能实现气候目标

总理认为自己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在上周末结束假期后的首次公开露面中表示，将尽一切努力遏制气候变化。此次露面地点位于许特根森林（Hürtgenwald），此前该地估计有 300 至 400 公顷森林被烧毁。他呼吁那些否认全球变暖的人：“仔细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预料到此类事件将更频繁地发生。这就是气候变化。”

上半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仅下降了 2%。 联邦政府在遏制气候变化方面是否做得足够？ 作者：Hanna Decker，法兰克福

然而，新数据与这位“气候总理”的形象相矛盾。智库 Agora Energiewende 基于初步数据的一项初步估算显示，尽管油气价格高企，但上半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轻微下降，减少了 7 至 3.27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根据《法兰克福汇报》独家获得的一份分析报告，这比去年同期仅减少了 2%。作者警告称，如果到年底排放量的下降速度仍维持在此水平，德国将首次未能实现法律规定的气候目标。

在 2021 年至 2024 年期间，联邦政府始终未能实现建筑和交通领域的特定行业气候目标；随后，交通灯政府（Ampel-Regierung）取消了这些目标。但总体而言，气候保护法中规定的总目标此前一直得以遵守。而今年，德国可能首次超出 6.2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最高允许排放量，超出额度达 10 百万吨。根据联邦环境局的数据，德国自 1990 年以来已将排放量减半。

能源经济领域的排放量轻微下降了 0,3 百万吨。工业排放量仍高度依赖于经济形势以及全球市场的需求。钢铁工业产量增长 9%，导致排放量明显上升，抵消了其他行业的下降幅度。该领域的总排放量增加了 0,6 百万吨。Agora 的结论是：“电气化进展、绿色原材料生产或效率提升的步伐仍然过慢。”

积极的一面是，热泵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售出 195.000 台，创下纪录——目前已在排放平衡中产生积极影响。尽管冬季相对寒冷，但建筑物的天然气消耗量几乎保持不变。作者还描述了轻质取暖油销量的下降，但这可能归因于统计误差。据估算，建筑领域的总排放量下降了 3 百万吨。交通领域的排放量下降了 4 百万吨，主要是因为卡车消耗的柴油减少。

这些计算结果与独立气候问题专家委员会在 5 月中旬针对未来几年所观察到的趋势一致。当时，科学家们批评了联邦环境局的预测数据，并建议联邦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社民党）修订其气候保护计划。根据该委员会自己的审查报告，到 2030 年，允许的排放量将被超出 60 至 1 亿吨。如果专家委员会在明年再次认定排放预算预计将被超出，联邦政府必须根据气候保护法采取纠正措施。

排放量必须更快下降 温室气体排放量发展情况，单位：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能源工业 工业 建筑 交通 农业 废物管理 总排放量 平均减排速度 $^{1)}$ 法定最高允许量

1) 过去六年的平均值。 2) 初步估算。 / 来源：Agora Energiewende / 法兰克福汇报（F.A.Z.）图表：fego。

总理在许尔特根森林（Hürtgenwald）中所谈到的内容，科学家们早已发出警告：即气候变化导致的热浪、强降水和干旱在频率和强度上都将有所增加。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ürich）陆地-气候动力学教授索尼娅·塞内维拉特（Sonia Seneviratne）表示：“目前的证据已经非常充分。如果我们不想看到比今年夏天更严重的事件，将排放量降低至零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稳定气候。”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周一将今年夏天由作物歉收、森林火灾以及极端高温和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为至少 360 亿欧元。这约相当于年度经济产值的 0,8%。该组织将经济损失定义为包括：办公室和学校中因高温导致的生产力下降、生产中断、森林资源受损、农业负担以及“经健康经济学评估的寿命损失”。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周四发布的公告，因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为 15.800 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教授马克西米利安·奥夫哈默（Maximilian Auffhammer）指出，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关于经济损失的数据不应被过于字面地理解。具体金额始终取决于对“损失”的定义，而这在气候科学研究中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涉及对未来预期损失的评估时。尽管如此，他警告说，不能因为预期的经济损失无法被精确量化，就对气候变化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位科学家表示：“我们必须学会应对不确定性，特别是降低极端长期损失的风险。就像我们为养老金存钱一样，即使我们并不完全确定年老时具体需要多少钱。”

德国要求大幅削减欧盟预算

与另外五个国家共同提出 / 但这些“节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孤立状态

布鲁塞尔。德国与奥地利、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成员国共同要求，大幅削减欧盟委员会提出的 2028 至 2034. 年欧盟预算提案。六个国家在的一份共同声明中表示，为了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近 2 万亿欧元的提案必须削减数千亿欧元”。声明进一步指出：“在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痛苦地削减预算的时代，欧盟不能成为例外。”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CDU）周四在总理府与来自奥地利、芬兰和丹麦的同行共进午餐，以商定关于 2028 至 2034 年财务框架谈判的共同路线。瑞典和荷兰以数字化方式参与。这六个国家传统上属于主张“节俭”预算的国家。

声明中没有包含具体金额。瑞典此前要求削减 4000 亿欧元。据《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消息，总理府内部流传的数字与之类似。这将相当于欧盟经济产值的 1%。欧盟委员会的提案则相当于 1,26%。

这六个国家在声明中还要求对预算进行现代化改造和改革。支出必须更强地集中在国防、竞争力、移民以及主权等新优先事项上。目前，预算的三分之二流向了对农民和地区的资助。他们拒绝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将目前 32.000 名雇员增加 2500 人的要求。最后，他们希望预算的主要出资国能继续获得折扣。

此次会晤标志着关于下一个财务框架谈判激烈阶段的开始。这些谈判应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所有成员国对此达成一致。因此，时间压力巨大。欧盟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在夏季休假后将对 27 个成员国进行欧洲之行，财务框架在议程中处于最高优先级。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在本周率先开启了这一进程。科斯塔预计将在 7. 日之后的一周访问柏林。如果今年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在 2028 年初之前准备好一切以确保下一个财务周期正常开始的时间将非常紧迫。尤其是明年，欧盟大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将举行选举，这使得达成一致变得困难。因此，科斯塔和默茨希望为谈判注入动力。

然而，目前成员国距离达成一致还很遥远。与“节俭国家”相对立的是一个庞大的国家群体，他们既反对削减委员会的提案，也反对将资金更强地转向新优先事项。这个自称为“凝聚政策之友”的群体包括 16 个欧盟国家，其中包括波兰、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法国不属于该群体，但同样支持增加支出。同样拥有话语权的欧洲议会甚至要求增加委员会提案的预算。

欧盟委员会将预算增加至2万亿欧元的理由是，欧盟在过去几年中承担了新的任务。为此，委员会还建议削减对农民和地区的支出。但这两项支出目前仍占据预算的大部分。尽管如此，根据委员会的提案，支出仍将大幅增加。在2021年至2027年的现行财务框架中，欧盟可支出1.3万亿欧元。此外，还包括一项超过8000亿欧元的新冠复苏基金。

日益增长的时间压力可能确实会对德国和其他“节俭国家”有利。虽然节俭国家在成员国中显然处于少数，但由于2028年至2034年的财务框架必须一致通过，他们实际上拥有否决权。此外，作为净出资国，他们对欧盟预算资金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他们可以采取等待策略，直到对方对方案失败的担忧增加，从而争取到更大的让步。

另一方面，六个国家也不希望欧盟因缺乏预算而陷入瘫痪。声明中指出：“在一个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财务框架是欧盟能够作为一个强大且主权共同体采取行动的基础。”现在压力来到了爱尔兰政府身上，该国已于7月初接任部长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希望在10月的下一次欧盟峰会之前提出一项折中方案。默茨在6月的峰会上已明确表示，该方案必须精准到位。届时，争议可能不仅限于支出的金额和用途。另一个敏感话题是，欧盟是否将获得征收新的欧盟范围税收或其他新“自有资金”的权力，以资助预算。尽管这一话题出现在柏林午餐会的议程上，但声明中对此只字未提。亨德里克·卡夫萨克（HENDRIK KAFSACK）

那么，谁在考虑缴费者？

作者：迪特里希·克罗伊茨堡 (Dietrich Creutzburg)

在东部各州总理就大规模养老金方案上演完“夏季剧场”之后，柏林的执政联盟能否在夏季结束时重新回到此前设定的改革轨道，并非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连联盟党（CDU）在放弃针对长期参保者的无扣减提前退休金方面都如此吃力，那么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来说，要重新团结在整体方案之下将更加困难。

当年正是社民党顶住联盟党的压力，强行通过了这项被宣传为“63岁退休”的特殊规定。而其代价是，必须允许基社盟（CSU）提高母亲养老金，这直到今天仍给缴费者带来了沉重负担。

如今，即便是不以推行可持续财政政策著称的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马蒂亚斯·米尔施（Matthias Miersch）再次肯定养老金委员会的工作是“卓越的”，这至少开启了一种前景。执政联盟及其核心领导层可能不希望在9月的三场东部州议会选举之前，就在养老金政策上承认失败。如果政府的政绩仅剩下2025年通过的第一阶段养老金方案，那么就等同于承认失败——因为该方案在没有改善缴费者自身养老金的情况下，到2040年将要求他们额外支付2000亿欧元。

目前的改革进展旨在为健康状况严重受损的参保者制定务实规定。只要这仍处于委员会自身建议的框架内，这种做法并没有错。但“63岁退休”的问题一直在于，它既昂贵又缺乏精准度。尽管如此，目前仍没有太多理由对改革持有信心。即便该项目不会直接因为东部选举的党派政治后果而失败，关键还在于，现在以“务实利益平衡”之名具体会产生什么样的方案。

如果这是一项针对所有临近退休年龄段人群的、定义广泛的新型职业失能养老金，那么成本可能会比现在更高。而目前，社会保险缴费给缴费者带来的负担已趋向于总薪资的50%。他们的利益绝不能再次被牺牲。

国家资金已不再奏效

文 / 维尔纳·穆斯勒，布鲁塞尔

马里奥·德拉吉近日成立了一个新俱乐部。这并非此类组织中的首例，且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通过成立“莱茵小组”（Rhine Group），这位前欧洲央行行长希望为其两年前提交、但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成效的那份关于增强欧盟竞争力的报告注入新生命。

德拉吉的这个协会成员包括布鲁塞尔权力圈中那些“惯犯”：如前政治家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和约尔格·库基斯（Jörg Kukies），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此外还有数量惊人的经济界代表——银行家、初创企业主，以及传统工业代表。该小组最终不过是一个辩论俱乐部。而这恰恰是件好事，因为该小组中没有任何一位经济界代表有权影响欧洲经济政策（无论该政策如何导向）。

德拉吉深知这一点。他也知道，虽然他的报告对欧洲经济的病灶进行了生动的分析，但其中许多关于提高竞争力的建议，其矛盾程度与他小组内部的意见分歧一样严重。报告中（同样）提到的增加新债务的要求比其他所有想法都更受关注，这并非巧合。在政治上，增加欧元债券显然比消除单一市场的现有障碍或减少成员国的官僚主义更具吸引力。

尽管 2020 年为当前预算周期决定并以疫情为由的欧盟债务被明确定义为一次性的，但欧盟委员会希望在即将到来的预算谈判中将其变为永久机制。许多国家在利率上升时期已难以承受其国家债务，因此支持这一想法。相比于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种绝对的拒绝，人们最终不应如此严肃地看待来自柏林目前仍是条件反射式的抵制。

德拉吉及其追随者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或“经济”）的竞争力可以通过由债务融资的（欧洲）国家资金来提高。讨论的重点主要是针对国防工业的政府订单、国家基础设施支出以及简单的补贴。后者有时与数字化和“绿色”转型的投资挂钩，有时则不然。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对经济逻辑的兴趣从未浓厚，但她出于一个唯一原因赞同这一哲学：这能为她带来额外的影响力。冯德莱恩成为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委员会主席并非没有原因。她掌控的国家资金比所有前任都要多。这些资金来自欧洲纳税人，要么通过成员国对欧盟预算的缴款，要么通过成员国对欧盟债务的担保。

欧盟再次试图推动欧洲经济运转。

当法国或意大利等国家在利率高企时期因纯粹的（预算）匮乏而需要欧盟债务时，冯德莱恩则为了维持权力而需要它。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关心遥远未来即将到来的贷款偿还和利息支付。由于欧盟债务规模不断攀升，这种政策已经触及了极限。近期债券利率的上升，预示了如果德国不再能保证欧盟迄今为止依然完美的信用评级，将会发生什么。

然而，“用国家资金换竞争力”的原则在支出端同样失效。那种自大的假设——即欧盟可以通过委员会对其改革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从而确保实现“更好”的经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错误的。在新冠债务基金的最大接收国意大利，该计划被视为成功的标准仅仅是资金没有过多流失或被浪费。至于那些能像德拉吉所设想的那样提高竞争力的改革，几乎没有相关报道。

所有这些发现都让人怀疑，德拉吉的小组无论在哪个方向上能否取得成效。一个不那么新颖的结论更为贴切：德拉吉的报告将走上与四分之一个世纪前通过的《里斯本战略》相同的道路。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围绕竞争力展开，但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施奈德必须妥协

联邦环境部长曾计划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后果的适应措施，但在诺伊哈登贝格（Neuhardenberg）并未取得多少成效。

作者：卡蒂亚·格林斯基（Katja Gelinsky），发自柏林

1962年，北海沿岸遭受严重风暴潮袭击，这场天气灾难对联邦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由于汉堡等地遭受的严重洪水损失，海岸防护被作为一项“共同任务”写入《基本法》。联邦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社民党）显然也希望获得类似的契机。

今年夏天因高温导致的大量死亡病例、森林火灾、低水位以及给经济带来的高额后续损失表明：需要在《基本法》中设立一项名为“气候适应与自然保护”的新共同任务。施奈德在诺伊哈登贝格闭门会议前强调，气候适应是“国家核心塑造任务”之一。

其核心在于使城市基础设施适应极端天气，创建更多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森林，以及保障供水和航运。在《基本法》中将气候适应与自然保护设为共同任务，是为了让联邦政府能够长期、合法且全面地为各州和市镇的措施提供共同融资并参与塑造。

然而，环境部长离开诺伊哈登贝格时几乎两手空空。当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联盟党）与副总理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社民党）在内阁会议后面对镜头时，已不再提及气候适应与自然保护的共同任务。施奈德提出的“气候适应与防暑即时计划”也未能成功。默茨指出了已通过的措施并强调：“我们不缺计划，也不缺钱。”各州可以使用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并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投资。

施奈德的部门试图淡化这次失败。在被问及后续计划时，一名发言人表示，并非“共同任务这一议题在今天就此结束”。总理并未绝对反对设立共同任务。目前处于一个政治进程之中，环境部将继续推进。

当年北海沿岸发生风暴潮后，也经过了数年时间，海岸防护才最终在1969年大规模财政改革期间作为共同任务被写入《基本法》。但在诺伊哈登贝格会议后，环境和社会协会中弥漫的并非积极氛围，而是沮丧情绪。正如之前预告的那样，关于防暑的具体决议并未达成。绿党议员、该党团气候适应报告员朱莉娅·施奈德（Julia Schneider）批评此举是“不负责任的”。她认为，防御高温、干旱及气候危机其他后果属于公共基本服务。

默茨宣布，联邦政府将“在部分部门推出更多关于气候适应和防暑的计划”。政府将审查预防森林火灾以及改善消防队和其他救援组织装备的情况。但部长施奈德在一份四页纸的文件中勾勒的、旨在“前瞻性应对高温、低水位及气候变化其他后果”的整体方案，如今已所剩无几。这标志着施奈德在政府中所处的艰难地位。

在格拉河畔：联邦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

这位环境部长是社民党保守派阵营中的一名务实主义者。他在推行气候和自然保护政策时保持冷静。但在黑红政府联盟中，他至今未能就防暑降温议题占据领导地位。默茨在诺伊哈登贝格强调，旨在有效应对高温及其他气候变化后果的计划必须更好地衔接与协调。对此，总理主要依赖其基民盟同事菲利普·阿姆托尔（Philipp Amthor）。这位新任负责联邦与州关系的总理府国务部长，将与各州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制定具体建议。

施奈德在关于适应气候变化后果的文件中，还提到了他计划制定的自然保护法。通过这部所谓的《加强自然基础设施法》，他希望在加速扩建可再生能源以及现代化道路和铁路网络的同时，建立一种制衡机制。然而，在由联盟党领导的部门中，依然存在阻力。

环境部长现在强调，泥炭地、森林、河漫滩、土壤和城市绿地是减轻极端天气损害的天然盟友。施奈德在诺伊哈登贝格接受 Phönix 电视台采访时指出，对于德国经济而言，高温天每天会导致约 5 亿欧元的损失。不过，目前看来，环境部长似乎无法说服联盟党内部的怀疑论者，让他们相信其计划中的自然保护法是应对经济“高温压力”的有效手段。

柏林。零售业从业人员将在 2026 年和 2027 年获得总计超过 5% 的薪资增长。德国服务业工会（Verdi）与雇主在周三深夜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集体谈判中就此达成一致。在这个大区的协议，可能成为解决该行业全国性集体谈判冲突的突破口，该行业共有约 300 万名从业人员。Verdi 联邦执行委员会成员西尔克·齐默（Silke Zimmer）表示：“我认为这一结果将为全国其他 15 个零售业集体谈判区的进一步协议奠定基础。”

这与零售业的最低工资 / 集体协议有关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协议为低薪组的简单工作岗位提供了更高的薪资涨幅。从 2027 年 5 月起，这类岗位的时薪应至少达到 14.90 欧元。这比 2024 年集体协议此前规定的最低薪资组高出约 10%。此前该组时薪为 13.52 欧元。不过，由于 2026 年初法定最低工资的大幅提高，该协议条款已失效。法定最低工资自那时起为 13.90 欧元，并将于 2027 年升至 14.60 欧元。

除此之外，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零售业的集体协议薪资将从 2026 年 8 月起增长 3%，并在 2027 年 5 月进一步增长 2%。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雇主方面的谈判代表克里斯托弗·兰夫特（Christopher Ranft）称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且痛苦的妥协”。不过，商定的 25 个月合同期限为企业提供了长期规划的稳定性。德国零售协会（HDE）的集体谈判主管史蒂文·哈克（Steven Haarke）认为，这一结果释放了“集体谈判政策执行能力”的信号。就在前一天，情况还不乐观，黑森州的集体谈判此前已经失败。

与此同时，更高的法定最低工资也在进一步推动整体经济的薪资增长。联邦统计局的新数据显示，低收入领域的薪资涨幅近期是高收入领域的两倍多。同时，整体经济平均薪资的增长速度也领先于经济产出的增长。

正如联邦统计局周四所公布的，所有

辅助人员工资涨幅最大

与此同时，根据当前数据的分析，兼职雇员的工资涨幅高于全职雇员。统计数据显示，所有雇员与去年同期相比，工资增长了 4,1%，比全职人员的工资涨幅高出 0,2 个百分点。

根据计算，扣除物价上涨后的实际整体经济工资增长在 2025. 年第二季度为 1,5%。以国内生产总值（BIP）衡量的整体经济绩效在第二季度实际比一年前高出 0,3%。统计人员此前测得第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实际工资增长为 1,8%。自年初以来，经价格调整后的工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率从第一季度的 2,2% 上升到了第二季度的 2,5%。dc.

零售业警告性罢工 照片 dpa

德国全职雇员在今年第二季度的工资比一年前高出 3,9%。相比之下，处于工资量表底端 20% 的雇员工资增长了 6,7%。而处于顶端 20% 的雇员平均仅增长了 3,3%。根据 2025, 年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决议，联邦政府已于 1. 1 月 1 日将法定最低工资提高了 8,4%，至 13,90 欧元。随着即将到来的年度交替，最低工资将进一步提高至 14,60 欧元，这意味着将再次增长 5%。

法兰克福汇报精选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法兰克福汇报公民对话

我们的繁荣将走向何方？

巴登-符腾堡州被认为是欧洲经济最强劲的地区之一——但即便如此，它仍面临着一个转折点。全球竞争压力、汽车工业的结构性变革、专业人才短缺以及社会凝聚力问题，正使这个西南地区的成功模式面临考验。

当全球市场重新洗牌时，一个工业区如何保障其繁荣？政治与经济界能共同做些什么——而巴登-符腾堡州的人民自身又必须付出怎样的努力？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社会凝聚力的强大？

我们希望在 23. 9 月 2026 年于拉文斯堡的宣誓大厅（Schwörsaal）就此展开讨论。

嘉宾包括州长杰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和采埃孚（ZF）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米德赖希（Mathias Miedreich），他们将与《法兰克福汇报》驻巴登-符腾堡州记者吕迪格·索尔特（Rüdiger Soldt）和本杰明·瓦格纳（Benjamin Wagener）进行对话。随后将设有问答与交流环节，并在轻松的氛围中结束。

立即报名：selection.faz.net / veranstaltungen

观点

债务政策是双重的不公正

作者：克里斯蒂安·林德纳

债务的增长速度快于其实体经济基础。这已成为全球常态。根据最新预测，到2029年，全球政府债务将超过经济产出的100%。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智库和经济学家建议我国进行财政转向之后，德国也步入了这一行列。但不久之后，人们对这一政策的质疑便开始增加：无论是在资本市场，还是在IMF内部的经济讨论中皆是如此。

针对举债政策的常见反对意见应该是众所周知的。首先，面临选举的政治家容易被“当下偏好”所诱导，即倾向于将额外资金用于消费，而推迟结构性改革。其次，由信贷支撑的政府需求会通过稀缺的产能以及资本市场挤出私人投资。第三，债务偿还限制了后代人的决策自由：今天进行分配，账单则由我们的孩子承担，最终面临的是通货膨胀和更高的利率。

目前，人们正在讨论债务率上升且具有持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这在原则上更为关键。因为正如当前的讨论所强调的，账单在我们的孩子之间绝非均匀分配。这种公正性丑闻不仅发生在代际之间，也发生在同一代人内部。

8月，经济学家穆斯塔法·查祖兹（Moustafa Chatzouz）提交了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论文，希望各政党总部和财政部能予以关注。长期以来，该基金组织已不再被怀疑是秩序自由主义学派的分支。因此，这一结论更具分量：在过去70多年里，纵观所有工业国家，高额的政府债务伴随着更严重的财富集中。

政府债务本质上是推迟缴纳的税款，这几乎是常识性的证据。利息和本金最终必须由国家收入来偿还。而这些收入绝大部分依赖于劳动因素。查祖兹强调，在债务率超过100%的国家，劳动收入的有效税负平均接近38%，而在债务率低于40%的国家，这一比例为27%。利息支出几乎完全由从业者承担，而利息收益则流向了那些能够向国家提供资本的人。

此外，挤出效应也起到了分配渠道的作用。当私人资本变得稀缺时，其收益率会上升，而实际工资则会承压。

在高债务国家，主要是劳动者在为此买单。

能够进行更多储蓄和再投资的富裕家庭从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研究表明，即使是累进税制通常也无法抵消这一点。在历史分析中，查祖斯（Chatzouz）指出，债务冲击甚至成为了二战以来财富集中度最高的主要单一因素。

对于所有那些——如同当前德国财政政策的理论主导者一样——认为只要增长率高于利率，债务就是安全的人们来说，这项研究尤其令人不安。然而，这一舒适条件的能否维持是由市场决定的，而非政府。最重要的是，查祖斯表明：即使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低廉的债务偿还成本也会削弱高收入群体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累进税制的效力减弱，财富集中度进一步增加。可持续性与分配中立性完全是两回事。

在此背景下，代际公平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我们的孩子在经济地位上并不平等。继承了证券账户、房产或企业的人，在承担其份额的国家债务的同时，也接管了资本，而这些资本的收益恰恰因为这些债务而增加。在没有遗产可继承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依靠自身的劳动力，而债务偿还正是通过劳动力来支付的。因此，以社会公正之名推行的债务政策，实际上产生了双重的非社会化影响。

对于政治左翼及其“理论主导者”而言，这一结论是毁灭性的，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以社会公正为由证明更高债务的合理性。他们显而易见的反驳将是，国家应当在资本收益和遗产税方面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而该研究从经验层面在两个方面打击了这种希望。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资本税和遗产税作为收入来源仅扮演次要角色；支撑国家运行的是对劳动的征税，即使是在收入的高端。此外，由于存在规划和转移的可能性，最大规模财富的实际税负通常低于名义税率。资本具有流动性。因此，不断提高的资产税几乎无法修正债务的分配效应，但确实会影响到那些创造或保障就业机会的投资。这一点无论提醒多少次都不为过。

由此并不意味着对每一欧元信贷融资都要做出概括性的评判：对于能够提高生产潜力的公共投资，并没有反对理由。如果国家能够纪律化地经营，那么无论在财政政策还是分配政策上都没有问题。但这极少发生。相反，举债消费会导致跨时期的负担——而对于下一代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负担是双重的。

因此，联邦政府在未来的每一次新贷款授权时，都应该回答两个问题：今天实现了什么，以及明天由谁买单——而其他人则在收取利息。即将到来的预算磋商将是一个开始此项工作的良好机会。

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自民党 FDP）曾任联邦财政部长。现任 Autoland AG 副首席执行官。

布伦纳山口前的瓶颈：卢格桥（Luegbrücke）的翻修将导致前往意大利的交通在未来数年陷入瘫痪。

奥地利如何增加跨越阿尔卑斯山的出行难度

所有穿越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重要路线均存在施工问题。但相关负责人坚称自己没有犯错。

作者：托比亚斯·皮勒（法兰克福）与米凯拉·赛瑟（维也纳）

今年，无论是汽车旅游交通还是往返意大利的货物运输，穿越奥地利阿尔卑斯山都被证明格外困难。因为在最重要的山口都存在大规模的施工现场，部分绕行路线同样布满了施工点。仅所有南北路线上的施工就增加了额外的行驶时间，同时在白天频繁导致长时间的交通拥堵。

到2030年，作为南下主干道之一的布伦纳山口（Brennerpass）将成为瓶颈。在奥地利一侧，靠近山口顶峰的吕格桥（Luegbrücke）正在翻新。目前的汽车驾驶员和卡车司机在那里面对的是混乱的施工车道，部分原因是在某些交通繁忙的日子里允许双车道通行。在抵达从因斯布鲁克前往意大利的布伦纳路段之前，交通在因河谷（Inntal）就频繁遇到大规模施工，其中一段位于沃格尔（Wörgl）与克拉姆萨赫（Kramsach）之间，被设定为夏季的长期施工点，奥地利汽车俱乐部（ÖAMTC）给出的完工日期为30. September。

对于卡车运输而言，问题不仅在于奥地利布伦纳路线上的拥堵，卡车在库夫施泰因（Kufstein）进入该国时，从一开始就被限制为仅允许分批少量进入。官方将其称为“分批处理”（Blockabfertigung）。因此，奥地利边境的回堵距离经常达到数十公里，这意味着卡车司机需要等待数小时。

为了避开布伦纳路段的拥堵和混乱，陶恩高速公路（Tauernautobahn）经常被提及作为替代路线，该公路从萨尔茨堡经维拉赫通往意大利的弗留利或斯洛文尼亚。然而，这条路线同样存在大型施工项目，分别位于萨尔茨堡州的韦尔芬（Werfen，持续至2026年12月）和弗拉豪（Flachau，持续至2027年秋季），以及克恩顿州的施皮塔尔（Spittal，持续至2029年）。初夏期间，还曾出现过因韦尔芬施工而导致整个路段单向封闭，必须绕道蜿蜒的乡村公路行驶的情况。在替代路线上同样发现了带有瓶颈的施工点，仅能单车道通行，并配备相应的施工信号灯。此外，计划在2027年至2030年期间对陶恩高速公路的两条大型隧道进行大规模工程。在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看来，这条路线在旅游旺季将变成拥堵陷阱，回堵距离可达30公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27年，位于西侧的乡村公路平行路线——即在伯克斯泰因（Böckstein）与马尔尼茨（Mallnitz）之间设有铁路装载的所谓“陶恩闸门”（Tauernschleuse）——也将因翻修而完全封闭。

如果有人不介意走更长的乡村山口路线，并希望在陶恩高速公路东侧稍远的地方使用卡奇山（Katschberg）路线，那么今年7月至10月期间，在山口顶峰附近同样会遇到严重的阻碍，因为道路被缩减为单车道并设有信号灯。此外，在铺设沥青期间，还将宣布完全封闭。

据ÖAMTC称，位于更东侧的从林茨到格拉茨的阿尔卑斯跨越路线——皮恩高速公路（Pyhrnautobahn），同样受到四个大型施工点的影响。其中两个项目的施工时间预计持续至2027年。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一条位于远西方的路线，例如从意大利返回时，经博尔扎诺、梅拉诺、文施高、雷申山口，然后前往阿尔贝格。但这条大部分由乡村公路组成的路线在奥地利境内、山口高度下方同样有一个拥堵陷阱。在从奥地利山村诺德斯前往山谷的途中，有一处狭窄的施工现场，信号灯处有警告提示：“红灯等待时间最长可达 15 分钟”。在更下方，通常无法直接驶向因河谷方向的兰德克高速公路，因为所需的隧道在晚上和夜间关闭。替代路线在 10 月之前还包含一段仅限单车道通行的施工路段。

尽管如此，奥地利国家高速公路运营商 Asfinag 否认了所有关于重要阿尔卑斯路线上的众多施工现场是缺乏协调表现的指控。该公司在回复查询时表示，维护和安全措施遵循一项多年期且经过协调的计划。优先级根据路段状况、交通重要性和安全风险而定。Asfinag 辩称：“我们坚持及时修缮道路——以免日后因安全原因必须完全封闭。”这样可以保持路网可用，并降低完全封闭的风险。

但为什么所有路线同时在翻修？该公司表示，尽管有计划，但重叠有时无法避免。Asfinag 将此归因于审批程序、天气、供应链问题或第三方工程。他们与各州、市镇、应急服务部门及邻国进行协调。然而，还必须考虑施工窗口期、环保要求、假期及过境交通。因此，时间上的重叠是有可能的，但“绝非缺乏协调的表现”。

关于为什么不仅是布伦纳、陶恩或阿尔贝格等主干道有施工现场，连绕行路线也有施工的问题，Asfinag 再次指向定期维护的必要性。绕行路线本身往往也是重要的交通轴线，同样需要修缮。干预措施将尽可能减至最低，路段将被集中处理，紧急工程将被提前。但严重的损坏或第三方施工并不总是可以推迟。关于兰德克隧道，该公司表示，该隧道特意仅在夜间关闭，以确保白天的通行能力充足。

奥地利在欧洲交通中处于特殊地位。该国位于北方的主要经济区与南方的度假及工业区之间。布伦纳山口是欧洲最重要的南北轴线之一。陶恩、皮恩、阿尔贝格、雷申和费恩山口同样承担着大量的过境和旅游交通。与此同时，许多此类道路穿过狭窄的阿尔卑斯山谷，在这些地方，扩建、绕行和施工物流的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地形、噪音防护、自然保护及居民利益的限制，增加车道、大规模绕行或夜间施工的空间明显低于平原地区。

当被问及在阿尔卑斯路段通行能力降低的情况下，是否应延长使用时间范围（包括取消重型车辆的夜间行驶禁令）时，奥地利高速公路运营商未给出答复。他们将其指向政治层面。夜间行驶禁令属于交通和环境政策工具，不属于 Asfinag 的决策权限。他们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运行。

对于奥地利高速公路运营商而言，即使在布满施工路段的路线上也必须继续支付通行费，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与之相反，意大利已经宣布，在因施工导致拥堵时将退还高速公路通行费。Asfinag 指出，其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完全依靠通行费收入独立融资，并未获得来自其他预算项目的资金。目前没有计划在拥堵时进行普遍退款，这需要法律层面的修改。相关部门也表示，类似的模式既没有计划，也不在具体的交通政策考量之列。年票（Vignette）是对整个高级公路网收取的统一使用费，并不与单个路段的交通状况挂钩。此外，根据 Asfinag 的描述，年票折算下来每天仅约 28 欧分，属于欧洲最便宜的通行费模式之一。

针对这一问题，奥地利创新、流动性与基础设施联邦部也发表了看法：奥地利的道路融资与维护系统在全欧洲范围内被认为是可靠且高效的。来自通行费和年票的收入直接用于基础设施的维护、现代化和扩建，从而直接使交通参与者受益。

对于任何认为施工路段可能与欧洲关于阻碍跨阿尔卑斯山交通程序的关联，并将其解读为一种封锁的猜测，交通基础设施负责人均予以否认。他们表示，自己遵守欧盟法律，确保欧洲主要交通走廊的功能性，并与邻国协调。施工是为了交通安全和路段的长期可用性，而非为了阻碍交通。

与此同时，由于阿尔卑斯山的过境问题，奥地利本就处于被告席上。意大利在欧洲法院起诉奥地利，理由是奥地利在布伦纳（Brenner）——德意货物贸易最重要的路线之一——对货运实施行驶禁令，从而阻碍了阿尔卑斯过境交通。今年 7 月，欧洲法院（EuGH）的一名总检察长就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这场长期的过境争端提交了一份重要法律意见书。他认为，蒂罗尔州针对卡车的夜间、分段及冬季行驶禁令是不合法的。虽然总检察长的最终结论对欧洲法院没有约束力，但在实践中经常被采纳。

奥地利辩称，即便不考虑施工路段，布伦纳的普遍限制相对于货物的自由流通而言也是必要且适度的；而欧盟委员会则认为意大利在其中看到了非法的贸易壁垒。法院的最终判决预计将在今年内出炉。如果欧洲法院采纳总检察长的法律意见，奥地利蒂罗尔州可能会被强制取消行驶禁令。这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民众的抗议和封锁，但另一方面，则有可能在瓶颈路段将交通流量更好地分散到全天。

全球目光聚焦凯文·沃什

美联储主席将在杰克逊霍尔发表首次重大原则性演讲 / 市场期待获得方向指引

华盛顿。周四开始的这场由央行行长、经济学教授、政治家和记者参加的杰克逊霍尔会议，其重点本应是支付领域的技术进步。然而，所有目光都集中在美联储（Fed）新任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身上。他将于东部时间周五早上八点发表演讲，从而给金融市场留出充足的反应时间。按照传统，美联储主席通常利用在杰克逊霍尔的演讲来传递一个尤为重要且具有长期导向的信息。

紧张气氛在升级：因为从这位央行行长之前的公开露面来看，专业的美联储观察人士仍无法得出明确结论。核心问题之一是他如何解读最近的通胀走势。沃什曾公开表示，个别数据点对他而言并非极其重要，且数据本身的质量也值得怀疑。通过这种方式，他为自己争取到了某种豁免权，从而不必过于在意商务部周三公布的数据。

根据该数据，7月份商品和服务价格轻微上涨。经季节性调整后，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环比增长0,2%。商务部表示，年增长率为3,7%。这两项数值均比预期高出0,1个百分点。若剔除波动剧烈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PCE环比增长0,2%，同比增长3,3%。这与预测相符。PCE此前一直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指标。

沃什的演讲是否能安抚市场尚不完全明确。分析师和投资专业人士通常会仔细筛选演讲文本，寻找关于今年基准利率是否会调整、调整幅度以及频率的线索。沃什已明确表示不愿发送此类信号。在7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曾说道：“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在怀俄明州杰克逊的高原之上，也将目光投向那些宏大的问题。”他认为，美联储在沟通中普遍存在陷入短期细节而迷失方向的风险。

在初次露面后，沃什在两个方面引发了质疑。首先是不清楚他在抗击通胀方面有多大的决心。他近期发表的言论削弱了他此前作为“鹰派”的名声，他认为技术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革命会抑制通胀，从而允许降低基准利率。这正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意，因此后者将其提名担任最高货币政策职务。此外，人们还质疑他为捍卫央行独立性的决心如何。面对白宫新一轮的攻击，他并未站出来支持其理事会同事丽莎·库克（Lisa Cook）。

无论如何，目前的形势极具挑战性。通胀担忧、巨大的财政赤字以及科技产业对资本的极度渴求，显然在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两次干预全球市场：首先是通过美联储的一项机制支撑日元，随后则是为了稳定长期美国国债。

批评者认为，这些操纵利率的尝试模糊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无论如何，一种观点正赢得认同，即只有当货币政策与旨在缩减赤字的可持续财政政策相协调时，才能发挥威力。沃什是否会提及这一话题，令人期待。wvp.

养老金新讨论

执政联盟党团探讨修订方案

明斯特。联盟党与社民党的党团不排除对联盟党的养老金方案进行修改。联盟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在明斯特举行的一次共同闭门会议前表示，没有任何一项法律在经过联邦议院审议后能保持原样。但这位基民盟政治家同时强调，在此过程中必须非常谨慎，“以免在某处做出的改动可能会导致整体架构产生动摇”。他指出，养老金委员会的各项建议之间存在“相互关联”。

社民党党团主席马蒂亚斯·米尔施表示，执政联盟党团在议会中并不会放弃对养老金议题的思考。与公民的接触以及与各州总理的讨论表明，养老金至关重要，且涉及公平问题。米尔施说：“我认为，最终凭借大量的共情，我们也能达成一个良好的妥协。”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基民盟）周三在勃兰登堡州诺伊哈登贝格宫举行的内阁闭门会议后强调，尽管面临包括党内在内的所有阻力，他仍坚持取消缴费满45年后可申请无扣减提前退休的规定。不过，默茨同时表示，对于养老金委员会也建议实施的个案困难救济规定持开放态度。

东德三州基民盟州总理斯文·舒尔策（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迈克尔·克雷奇默（萨克森州）和马里奥·福伊特（图林根州）共同反对该改革，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总理曼努埃拉·施韦西格以及其他社民党州政府首脑同样持反对意见。改革的支持者则指出，养老金委员会的建议是相互协调的，只有在整体方案中才能发挥委员会和联邦政府所期望的效果。dpa-AFX

致编辑信

莫斯科可以阻止杀戮

我完全赞同贝托尔德·科勒在8月22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社论（《普京对新闻自由的攻击》）以及前大使马丁·埃德曼的读者来信（8月25日《法兰克福汇报》，《克里姆林宫眼中之刺》）。但这些文章促使我做出补充：考虑到俄罗斯每天对乌克兰平民发起的有针对性攻击，莫斯科及其西方朋友对《法兰克福汇报》记者迈克尔·马滕斯关于乌克兰在俄罗斯侵略战争中击毙俄军士兵之言论所表达的愤慨，简直荒谬至极。

国际法明确允许被攻击方在与攻击者的战争行动相关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击毙攻击其国家的士兵。一个被攻击的国家还能如何进行防御？国际法仅禁止击毙投降或已被俘虏的士兵，以及那些明显未参与侵略战争的敌方士兵。

在国际法和伦理上，只有一种正确手段可以防止乌克兰击毙俄罗斯士兵：那就是侵略者俄罗斯结束这场侵略战争。

赖纳·沃尔夫，慕尼黑

德国选择党是左翼政治的结果

针对亚斯珀·冯·阿尔滕博库姆（Jasper von Altenbockum）在 24. （《法兰克福汇报》8月24日）发表的《为德国选择党（AfD）打造的盾牌》一文：所谓的“防火墙”同样保护了 AfD 免于面对那些不讨喜的执政伙伴，因为与后者合作最终必须做出妥协。而 对此避之唯恐不及。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 首席候选人齐格蒙德（Siegmund）坚决希望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以便能够独断地治理。

极右翼的 是专横的左翼主流政治、左翼媒体报道以及左翼社会主流所产生的丑陋面孔和喧闹产物。德国正在经历与美国 MAGA 运动初期相似的发展过程，并伴随所有政治、媒体和社会层面的副作用。

的崛起是左翼、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自民党（FDP）、联盟党（CDU 和 CSU）在难民政策、安全政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多年政治谎言的结果。

拉尔夫·普菲尔曼（RALF PFIRRMANN），弗赖堡

受害者共和国的诉求

针对（《法兰克福汇报》8月13日）发表的《当西方的耐心耗尽之时》一文：赖因哈德·宾格纳（Reinhard Bingeners）关于 13. （8月13日）的社论值得在知识和政治层面进行深化。

针对东德人的“受害者叙事”，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其与西德人的相应叙事相对比：联邦共和国巨大的财富储备自 1990 年起便流向东部，用于克服社会主义国家的破产并建立卓越的基础设施。

更具戏剧性且威胁到自由的是政治文化的转变：那些将自己定义为受害者的人，放弃了对自己人生道路负责的主张。西德联邦共和国自 1949 年起就已克服了那种由威权国家所导致的公民自尊心的丧失——而现在，这种心态再次牢牢地主导了“柏林共和国”的诉求空间。

我认为，西方的耐心已经耗尽得足够久了。到目前为止，它只是缺乏一个政治排气阀。敢于实施更大程度的联邦制，或许能减轻一些压力。

弗里德里希·W·西默斯（FRIEDRICH W. SIEMERS），汉诺威

繁荣的景象在哪里？

对于宾格纳先生就西方为东德及新联邦州所提供的各项成就的现状所发表的清晰且坦率的言论（见《法兰克福汇报》13. August报道：“一旦西方的宽容终结，后果将不堪设想”），人们应当深表感激。当然，1989年我们所有人都为期待已久的统一而感到高兴。但在那些疯狂且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并非所有人都沉醉在情感之中，而未能冷静地思考：为了将那个被德国统一社会党（现为“左翼党”）带入社会主义破产状态且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摧毁的东德，变成赫尔穆特·科尔向他们以及向我们承诺的“繁荣的景象”，西方将面临什么。事实上，新联邦州的繁荣景象确实已经出现了。

为此，西方不得不牺牲自身的基建，任其衰败，且至今仍在等待西方自己的新“繁荣景象”，而我们距离这一目标恐怕还差光年之远。5000 亿欧元的特别基金（即债务）面对如今建设新基建的成本，不过是“小钱”。不能忘记的是，从 1949 年到 1989 年，西方向多次破产的东德支付了巨额款项。仅在过境交通、交通线路、邮政、赎买囚犯、欢迎金及其他服务方面，就花费了数百亿德国马克，其中仅为赎买 33.755 名政治犯就花费了近 35 亿欧元。1983 年和 1984 年的 19.6 亿欧元“施特劳斯贷款”是银行贷款，由国家担保，而非给东德的赠款。总计有 1,9 亿欧元因分裂而产生的统一成本被投入其中。2005 年至 2019 年，通过全德国纳税人的税款，至少有 1560 亿欧元从团结公约流向联邦预算。

关于所谓新联邦州公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问题：在西方所谓的“经济奇迹”结束后出现了失业者（大约从 1970 年初开始，失业人数在 0,9 百万至 2005 年的 4,5 百万之间），而东德则并非如此。宪法规定了工作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了工作的义务（第 24 条）。其结果是，企业和国家雇佣的员工数量超过了生产力所需的数量。

尤其是几乎所有女性都处于这种雇佣关系中（婴儿和儿童几乎毫无例外地进入国家托儿所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因此父母双方都获得了养老金领取资格，但在破产后并没有资金用于支付养老金。这些养老金是由雇员用东德马克“支付”的（因此毫无价值）。

随着德国马克的引入，工资和养老金按一比一进行了转换，尽管由于掩盖了实际失业情况的就业保证，其生产力仅相当于西德的 30 到 40 百分比。由于东德女性能够证明其缴费年限如同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工作一样，她们现在的养老金（平均 1218 欧元）明显高于西方女性（平均 861 欧元）。

自 1990 年以来，必须转移数千亿欧元的巨额累计资金用于东部的养老金。最近，每年必须额外筹集约 360 亿欧元，因为东德的养老金缴费不足以支撑当地的养老金支出。且这一趋势在上升。63 岁退休金和母亲养老金每年造成约 10 到 130 亿欧元的支出，其中仅在东部的此类支付就达 2 到 3 亿欧元。水缸一直挑到井边，直到它破碎为止——我们想要这样吗？

卡尔-格奥尔格·克鲁格医学博士，埃森

一件消费品？

奥利弗·宾茨在 8 月 26. 的文章《我为什么要为这个国家而战》中触及了痛点：默茨对“美好生活”的提及将祖国贬低为一件消费品。如果想要人们具备国防意愿，必须提供比繁荣账单更多的东西——即明确指出，除了生活水平之外，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值得守护。

一个仅将自己视为服务提供者的国家，无需惊讶于其公民在紧急情况下会变成寻找新供应商的客户。

穆罕默德·贝赫特内贾德博士，温森（卢赫河畔）

一列灵车车队：在这次坠机事故中，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哈尔滕的一所文理学校有 16 名学生丧生。

照片 AP

家属要求查明真相

德国之翼坠机事件11年后，遇难者家属提起诉讼。他们指控当局在审核副驾驶飞行适航能力方面存在失职。作者：Marcus Jung 和 Timo Kotowski，法兰克福

2015年3月24日，星期二：德国之翼 4U 9525 航班于 10.01 时从巴塞罗那机场起飞前往杜塞尔多夫。这架空客 A320 飞机上共有 144 名乘客和 6 名机组人员。驾驶舱内是 34 岁的机长 Patrick Sondenheimer 和 27 岁的副驾驶 Andreas Lubitz。起飞 40 分钟后，飞机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一座山上撞毁。

调查结果显示，副驾驶故意导致飞机坠毁并自杀。他将全部 144 名乘客以及另外 5 名机组人员一同带入死亡。此次坠机事件被认为是德国战后历史上最严重的航空灾难之一。11 年多后的本周五，在布伦瑞克地方法院，遇难者家属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可能会进行最后一次法律交锋。

国家在形式上成为了被告。此前已经进行了大量诉讼——针对汉莎航空在亚利桑那州的飞行学校、针对作为德国之翼母公司的汉莎航空、针对航空公司本身，以及针对保险公司安联全球企业与专业保险（Allianz Global Corporate & Specialty）。争议的核心始终在于：一名患有心理问题的副驾驶是如何被判定为具备飞行适航能力，并且能够坐在飞机驾驶舱内的。

在 4U 9525 航班上，他利用了机长在达到巡航高度后短暂离开驾驶舱的时机。Lubitz 将自动驾驶仪的目标高度从 38,000 英尺改为 100 英尺。他锁上了经过特殊安全设计的驾驶舱门。此时，机长即使通过应急机制也无法从外部打开舱门。驾驶舱的语音记录仪记录下了随后 6 分钟敲击和锤击舱门的声音——直到录音结束。

原告（30 名遇难者亲属）指控国家未能充分检查副驾驶的健康状况及其飞行适航能力。在这一公务责任诉讼中，总部位于布伦瑞克航空联邦局（LBA）代表联邦交通部出庭。指控内容包括：针对精神疾病史的定期飞行医学检查不够全面，以及未遵守关于监督和判定飞行适航能力的规定。根据司法部门的数据，除德国之翼已支付的赔偿金外，原告要求每起死亡案例最高获得 110,000 欧元的赔偿。

家属想要真相。而在法庭上，争论的是金钱。原告律师 Julius Reiter 告诉《法兰克福汇报》：“从法律上讲，这次诉讼是一场损害赔偿诉讼，但世界上没有任何金钱能替代失去的亲人。”他表示，他的委托人提起公务责任诉讼，至少在同等程度上是为了寻求真相和责任，以及探讨政府部门必须从可能的错误中吸取哪些教训。

公务责任索赔原则上仅在特定条件下成立。如果损害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补偿——例如通过航空公司、其保险公司或 Lubitz 留下的遗产——国家才承担责任。而且，原则上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在具体案例中违反了公务职责，且至少存在过失行为。

飞行员为了获得有效的适航医疗证明必须进行的定期航空医学检查，在事故发生后不久便成为了关注焦点。在坠机一年左右后，相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心理健康问题得到了更多关注，此后开始对药物、药品及其他物质进行随机抽检，并建立了一个新的航空医学数据库。

所有这些都是对这场悲剧的反应——但并非唯一原因。在2016年关于修改《航空交通法》的德国联邦议院议案中提到，德国关于确定适航性的规定“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观点”违反了相关指令。在事故发生之前，相关部门就已经存在顾虑——这些顾虑针对的是法律基础，而非具体的行政行为。被指出的问题包括“缺乏医疗诊断历史”以及“程序的伪名化”，这导致之前的检查结果很难与单个飞行员对应——尤其是当该飞行员频繁更换就诊医生时。而新的数据库揭示了明显的“医生跳跃”（频繁更换医生）现象。

卢比茨曾咨询过众多医生。航空医生、心理学家，以及眼科医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担心视力受损甚至失明，但根据所有现有证据，从未发现任何生理原因。早在2008年，他就曾因心理问题和自杀念头中断了飞行员培训，但后来被重新判定为健康。

在坠机当天，他处于病假状态。德国之翼（Germanwings）对此并不知情。调查人员在他家中发现了被撕碎的病假条。根据法国调查局（BEA）的最终报告，在卢比茨的组织样本中检测到了抗抑郁药和一种安眠药的痕迹。由于心理问题，他可能几乎没有向任何人倾诉。因此，从这场灾难中吸取的一个教训就是扩大行业内部的援助计划。在这些计划中，飞行员之间可以相互交流——而无需担心一旦暂时性的问题被记录在案，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面临吊销执照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家属们尚未获得任何诉讼成功。自2016年起，在美国根据更高标准针对亚利桑那州飞行学校发起的赔偿诉讼，被凤凰城的一家法院终止并部分驳回——理由是参考德国的法律程序。在埃森地方法院，四名家属在一项试点诉讼中起诉了汉莎航空飞行学校。他们要求获得更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理由是飞行员培训过程中存在疏忽。此外，他们还指出卢比茨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心理问题。

2017年秋季，近200名家属加入了该诉讼。随后，诉讼对象扩大到了母公司汉莎航空。据报道，他们要求每位受害者获得30,000欧元，以及50,000欧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2020年7月，埃森地方法院驳回了该诉讼。法官否认汉莎航空承担组织责任——尽管检查是在汉莎航空航空医学中心进行的。法院称，航空医生在形式上是受国家委托执行任务，这些检查既不是航空公司的职责，也不是汉莎航空飞行学校的职责。

2022年秋季，绝大多数家属的希望最终破灭。哈姆高等地区法院的一个民事法庭驳回了针对埃森法院判决的上诉。观察人士认为，他们在不伦瑞克程序中的胜算也较低。法院在第一次庭审之前就已通过书面形式指出，该诉讼可能缺乏说服力。

翁特吕斯和卡塞尔提供的国防工业岗位最多

在汽车工业和机械工程削减岗位的同时，国防企业正在寻找新员工

法兰克福。仅在2026年上半年，德国全境的国防制造商就公开招聘了4700个岗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2%。这是根据柏林人事市场研究机构 Index Research 的一项分析得出的结果。最近的增长幅度甚至超过了2025年上半年的18%增长率。Index 负责人尤尔根·格伦茨（Jürgen Grenz）认为，岗位的增加表明国防工业对人员的需求巨大，该行业已成为德国经济的增长引擎。

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使此前在很大程度上被摒弃的德国国防工业迎来了一次繁荣。由于国防投资的增加，不仅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增长。随着“时代转折”（Zeitenwende）的到来，人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国防具有社会效益，因此国防工业对于那些具有伦理责任感的雇员来说也不再是禁忌。

Index 的分析还显示了哪些地点公布的国防岗位最多。其中，翁特吕斯（Unterlüß）、卡塞尔（Kassel）和施罗本豪森（Schrobenhausen）位居前列。其他公布大量国防岗位的城市还包括吕讷堡、汉诺威、策勒、内卡河畔奥伯恩多夫、巴特赫斯费尔德、哥廷根和因河畔安绍。

领跑者位于吕讷堡草原的翁特吕斯是国防巨头莱茵金属（Rheinmetall）的重要基地。2024年，该公司在那里启动了下萨克森州工厂的建设，旨在生产火炮弹药。翁特吕斯还拥有一个巨大的莱茵金属产品测试场，它是欧洲最大的私营试验区。根据 Index 的分析，翁特吕斯在2026年上半年共有654个招聘岗位。

在卡塞尔，分析显示同一时期的国防岗位空缺超过500个，莱茵金属以及德法合资的坦克制造商 KNDS 均在此生产。据卡塞尔地区报纸《HNA》报道，KNDS 今年仅在卡塞尔就收到了20,000份申请，这大大超过了500个招聘名额。

许多空缺岗位：KNDS 卡塞尔工厂的员工。照片：路透社

在国防工业岗位空缺最多的地点中，上巴伐利亚州的小镇施罗本豪森以470个空缺职位位列第三。欧洲国防巨头 MBDA 的德国子公司总部就设在那里。该公司的专长是制导导弹，但技术变革十分迅速。例如，MBDA 与莱茵金属共同获得了在2029年之前为德国海军开发激光武器的订单。这一新武器系统旨在提高船舶和港口防御无人机攻击的能力。

分析的数据来源是据 Index Research 称作欧洲最大的职位数据库。分析涵盖了196家印刷媒体、304个招聘平台、100万个公司网站以及联邦就业局的招聘门户。据此，国防工业在2026年上半年主要寻找技术专业人员。根据 Index 的分析，该职业组有1560个空缺岗位。此外，还招聘了885名项目经理以及753名建筑工人及手工艺人。在所有空缺的国防岗位中，下萨克森州公布的最多，达1611个，其次是巴伐利亚州的916个和黑森州的908个。mfe.

Thermondo 在热泵市场迎来好运

这家来自柏林的前初创公司首次实现盈利。 它正乘着供暖市场电气化的浪潮而兴起。 作者：Uwe Marx，法兰克福

供暖市场转型的获益者：安装一台热泵 照片：Thermondo

在谈到热泵时，费利克斯·普洛格（Felix Plog）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热情。他表示，能源时代的转折点已最终到来，供暖的电气化不可逆转，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化石燃料替代方案相比已具有不可逾越的优势。这种亢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普洛格是 Thermondo 的首席执行官，这位柏林人作为公司领头人，是供暖市场转型的获益者——此外，各项数据也为他提供了助力。

普洛格在周四表示，德国所谓的清洁技术（Clean-Tech）公司至今没有一家实现盈利，这最初可能只是对 Enpal 或 1Komma5 Grad 等竞争对手的主观认知，且可能归功于目前的快速增长。然而，客观而言，Thermondo 自 2013. 年成立以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功。在经历了多年的建设和投资后，该公司首次赚到了钱。该公司起步于数字化供暖安装商，如今已找到一种形式和结构，预计今年将为其带来 2.75 亿欧元的营业额。并且首次实现了 12 百万欧元的营业利润。首席执行官赞叹道，这是一个“里程碑”。

自 2024 年加入 Thermondo 以来，普洛格将全部赌注押在了热泵上，燃气或燃油供暖早已不再是其业务领域。由于同年爆发的能源危机，这并非一个革命性的方案。但现在，在其自有的在线平台上，业务已不再局限于热泵的安装、维护或融资，而是扩展到围绕气候中和居住的更多产品和服务：例如光伏、充电桩（Wallboxen）和储能系统。构建该平台、开发自有软件以及应用人工智能——所有这些都极其耗资，以至于公司多年来根本无法考虑利润。首先是投资。这种情况在今年首次发生了改变，并且预计将保持下去。

当前成功的最大驱动力毫无疑问是热泵。普洛格称其为“畅销冠军”。到今年年底，该公司计划额外安装约 8000 台设备，这将比去年增长 47%。至此，其累计安装设备数量将接近 20.000 台。在不久的将来，每年实现 10.000 台新安装是有可能的，而这段旅程才刚刚开始。为了说明该公司早期的规模，回顾 2022 年会很有帮助。当时 Thermondo 仅安装了 713 台热泵，营业额为 73 百万欧元。

目前的增长趋势影响了整个市场：2026 年上半年，德国共安装了约 195.000 台热泵，与 2025. 年相比增长了 40% 以上。相比之下，仍被德国一半住宅使用的燃气供暖仅增长了 1%。燃油供暖的安装量则下降了 11%。

普洛格认为，即使在现已通过的新《建筑现代化法》中，Thermondo 也不面临风险，这符合其一贯的观点。该公司共有 1200 名员工，其中包括 600 名正式聘用的手工艺人。虽然未来几年对热泵的补贴将逐步减少，且允许安装新的燃气或燃油加热系统，但普洛格表示，尽管这一切并非理想状态，但规划的确定性有所提高，Thermondo 将从中受益。他认为，至少在未来几年有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以及“直到 2030 年的投资安全性”。因此，该公司预计需求将继续增长，从而带来更高的营业额。此前，前任法律在“供暖锤”（Heizungshammer）的代号下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动荡，造成了与规划确定性截然相反的局面，令整个行业心惊胆战，而那个时代已经结束。

不过，Thermondo 并非在新的热泵市场中与大量供应商合作。基本上，该公司仅安装两个品牌：博世集团旗下的 Buderus 和来自韩国的 LG。而实际上，市场要广泛得多。除了德国市场领导者 Vaillant 和 Viessmann 以及一些较小品牌外，现在还出现了来自中国的供应商。普洛格指出，如果 Thermondo 专注于少数几个品牌，复杂程度会降低，且与这些首选品牌的合作经验良好。

因此，该公司是否会在核心的供暖业务之外进军制冷领域尚未确定。在经历了创纪录的酷暑之夏后，空调时代似乎也来到了德国——由于技术相似性，这对于热泵制造商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产品。普洛格报告称，目前在个别案例中，已经可以通过热泵实现房屋或公寓的制冷。Thermondo 已在巴登-符腾堡州开始销售空调，旨在通过这一试水行动来探究该业务是否具有吸引力。未来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产品。首席执行官在这一领域表现得如此淡定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核心产品能如此稳步增长的企业，并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产品。

谷歌争取律师青睐

法兰克福。随着谷歌的加入，又一家科技巨头进军针对律师的利润丰厚的人工智能业务。本周，谷歌云（Google Cloud）在其现有的人工智能平台基础上，推出了名为“Gemini Enterprise for Legal”的针对律师事务所和企业法务部门的行业特定解决方案。

继 OpenAI、Anthropic 和微软之后，又一家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供应商通过垂直产品进入法律市场。法律行业成为关注焦点，是因为目前该领域在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工具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很少有职业像法律工作这样要求如此之高，”谷歌云负责人托马斯·库里安（Thomas Kurian）在公司的一份公告中写道。他指出了法律从业者的特殊要求：他们必须遵守伦理界限，维护诉讼中的访问权限，并履行保密义务。库里安强调，无论通用人工智能多么强大，都不能自动满足这些标准，并以此解释公司此次采取的步骤。“基础模型的智能虽然必要，但对于法律工作来说远远不够。”

与其他人工智能供应商的产品一样，“Gemini Enterprise for Legal”的重点在于典型的法律工作流程，例如合同起草、文件审查以及与全球许多律师已经在使用的软件进行对接。

据谷歌称，在开发这一行业特定解决方案时，公司尽早地与法律用户的需求进行了协调。参与其中的机构包括克利里·哥特利布（Cleary Gottlieb）、富而德（Freshfields）、威尔逊·戈沙尔（Weil Gotshal & Manges）以及威廉姆斯与康诺利（Williams & Connolly）等大型律师事务所。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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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到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中）与一名扮演《巫师》中希里（Ciri）的 Cosplayer 交谈 照片 dpa

房间里的大象叫做人工智能

Gamescom 旨在代表技术进步。但在人工智能这一议题上，业内观点分歧严重。

作者：多米尼克·耶格（Dominik Jäger），科隆

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好奇地看着两名 Cosplayer。她们穿着精心设计的服装，原型是她们最喜欢的游戏中的虚构英雄。这是联邦总统首次访问在科隆举办的 Gamescom 游戏展。施泰因迈尔与 Cosplayer 们开心地交谈，随后在任天堂展位拿起控制器，沉浸在动作类多人游戏《Wii Sports》的冒险之中。此前，施泰因迈尔（社民党）坦承道：“我不是个游戏玩家。”

随后，这位国家元首打破了一些刻板印象。施泰因迈尔表示：“那种‘宅在房间里吃垃圾食品的极客青少年’的形象，已经不能代表现在的游戏玩家了。”他承认，“游戏玩家群体中也存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但游戏是“文化资产”。“它们在画面、声音、戏剧结构和信息传递上将年轻人与年长者联系在一起。”他站在 Cosplayer 们面前说道，而这些 Cosplayer 至少在视觉上实现了施泰因迈尔所呼吁的目标。“让我们将游戏中的力量带入现实世界——带入志愿者工作和民主政党中。”

行业协会 Game 的首席执行官费利克斯·法尔克（Felix Falk）的表态则更为明确：“任何攻击民主的人，比如德国选择党（AfD）那样的人，在 Gamescom 都不受欢迎！”这位行业专家认为，联邦总统首次访问该展会是“给创意产业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2017 年，时任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基民盟）首次出席该活动。不久之后，联邦政府启动了一项资助计划，通过基金为开发者的个别项目提供补贴。多年来，法尔克一直要求通过税收优惠来激励大型工作室在德国设立分支机构。该行业给出的理由是，他们能够推动诸如人工智能（KI）等技术的发展。

然而，联邦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社民党）在 Gamescom 的演讲中明确表示，税收优惠暂时不会实现。黑红两党组成的联邦政府曾在 2025 年的联合执政协议中表示，计划通过税收激励来促进德国作为游戏产业基地的发展。法尔克最近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解释说，对于小型开发者而言，目前的资助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建议采用“补贴+税收优惠”的双轨模式。按照他的设想，这样小型和大型作品都能从中受益。

许多小型工作室在 Gamescom 上展出——所谓的“独立游戏”（Indie-Games）现在拥有一个专属展馆。“Indie”代表 Independent，即独立。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开发团队实现他们的游戏创意，这也作为对大型商业作品的一种反向设计。对于他们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一种工具。因为人工智能不仅能为书籍、音乐或电影创作故事，还能在游戏中生成整个世界。此外，与所谓的 NPC（即由游戏自动控制的角色）的交互也可以变得更加自然。在之前的经典游戏中，对话树是预先编程好的，角色根据玩家的操作做出反应。而人工智能可以接管这一功能。特别是对于独立开发者来说，这可以节省成本和时间。但开发者和玩家真的想要这样吗？

“归根结底，这些是我们的工作岗位，”卡蒂克·文卡特申（Karthik Venkateshan）说道，这位游戏开发人员负责《EA Sports FC》游戏中新模式“The Grounds”在艺电（EA）的制作工作。该模式的游戏设计总监让-弗朗索瓦·瓜斯塔拉（Jean-François Guastalla）对此表示赞同。“希望玩家们能看到其中融入了我们的创造力，”瓜斯塔拉说。其他大型作品也以创造新事物为荣，而生成式人工智能（AI）仅仅是在回顾过去。然而，大型作品认为玩家会对 AI 产生抵触心理，并拒绝那些看起来像是用 生成的游戏。

尽管如此，德国玩家对于工作室使用 的态度相当开放。根据数字行业协会 Bitkom 的一项新调查显示，65% 的人相信 能让游戏世界变得更真实。半数的人认为， 能让游戏体验变得更个性化。对于开发人员，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管理咨询公司则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一项新分析指出， 可能会同样地加速成功或失败。这些市场专家写道：“ 的优势通过聚焦而增强：目标群体定义得越清晰，这些工具的运用就越精准。”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低的成本为大众开发游戏是不划算的。贝恩公司对全球 5000 多名玩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玩家通常会购买某个系列的续作，而不是尝试其他为大众设计的不同类型的游戏。

独立游戏面向的是特定的玩家群体。 的应用在这些大多年轻的开发人员中引起了分歧。有人认为 无法提供他们的游戏创意。但另一方面，尤其是他们，依赖于项目资助和成本降低。在游戏展上，目前尚不清楚是对抗 的少数群体在大声疾呼，还是——与 Bitkom 的调查相反——越来越多的玩家对 持开放态度。行业专家费利克斯·法尔克（Felix Falk）表示， 在 Gamescom 上的发展与任何行业都一样。在过去几年中，这种新型智能在展会上被讨论的频率越来越高。如今，Gamescom 已将关于 的专家讨论主要外包给了在正式展会之前举行的开发者展会“Gamescom dev”。“关于这个话题存在不同的观点，我们为其提供一个平台，”科隆展览会（Koelnmesse）的 Gamescom 总监蒂姆·恩德雷斯（Tim Endres）说道。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演讲中仅提到了一次“”这个词。他强调：“计算机和视频游戏让我们直观地看到，过去几十年技术变革地进步得多么迅速。”

青少年使用 Instagram 每日限时两小时

法院达成和解：Meta 将支付 180 亿美元并承诺执行未成年人保护规则

华盛顿。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已与大多数美国联邦州的总检察长达成协议，将支付总计 180 亿美元，并对未成年人使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社交平台的行为实施特殊限制。加利福尼亚州的相关法院已批准该和解协议，从而认可了这一最昂贵的消费者保护和解案之一。此前金额最高的是 1998 年与烟草业达成的超过 2000 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然而，该和解协议更大的影响在于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规则，这些规则有可能成为行业标准。协议中包含一项相关条款：和解金额的 30% 仅在竞争平台 Tiktok 和 Youtube（谷歌子公司）共同支付同等金额并建立相同保护规则的情况下才会支付。

鉴于孩子们在被强制离开 Facebook 后会转向竞争平台这一现实，Meta 为该条款进行了争取。“为了真正取得进展，我们呼吁 Tiktok 和 Youtube 加入我们以及各州总检察长的行列，采用这一新标准。这样可以确保青少年健康且负责任地使用社交媒体。”

新规则影响深远：对于青少年，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合计默认每日使用限时为两小时。在此过程中，多个被识别账户的使用时间将被累计计算。如果没有父母的明确同意，他们无法自行关闭这个两小时的限时。此外，在连续滚动浏览 15 分钟后，应用程序必须提示用户进行休息。

在当地时间午夜至次日早晨六点之间，青少年账户无法访问 Feed（动态）、Stories（快拍）、Reels（短视频）和 Explore（探索）等核心功能。在常规上课时间，推送通知将自动静音，22 点至次日早晨七点之间同样如此。对于青少年，Meta 还必须默认隐藏点赞数和反应数——无论是自己的帖子还是他人的帖子。此举旨在降低社交比较压力。如果美颜滤镜可能会对身体形象产生负面影响，Meta 必须禁用那些能够修饰面部特征和添加数字妆容、从而推广不切实际审美标准的滤镜。内容规则将更加严格：Meta 必须维持并进一步加强针对自残、饮食失调和网络欺凌内容的保护措施。

减少滚动浏览时间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此次和解回应了原告方的诉求。多年来，批评者指责该公司刻意设计平台，旨在让未成年人在平台上停留尽可能长的时间。据指控，诸如无限滚动和算法筛选内容等功能旨在将青少年牢牢吸引住，并诱导其产生强迫性使用。据他们描述，这导致了青少年的抑郁、焦虑、身体形象问题以及睡眠不足。此外，该公司还隐瞒了其内部研究已知的风险。

前 Facebook 数据专家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和其他举报人通过公开内部研究报告，引发了这一连锁反应：根据这些报告，例如在受访的英国青少年女孩中，有 13,5% 表示在使用 Instagram 后自杀念头变得更加频繁。另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7% 的青少年女孩在使用 Instagram 后，饮食失调情况有所恶化。根据 Facebook 的一项内部研究，约 32% 的女孩表示，如果她们本身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Instagram 会进一步恶化这种感觉。

旨在监管这些平台的立法倡议此前已经失败。尽管达成了和解，但 Meta 的问题尚未结束。虽然处于边缘地位的德克萨斯州同意了和解，从而将支付金额从 168 亿提高到 180 亿美元，但佛罗里达州则拒绝接受：该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思迈尔（James Uthmeier）称这次和解对 Meta 来说只是“小钱”和一次“轻微的警告”。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我们法庭见。试图用一个月的现金流来偿还对该国青少年造成十年的损害，这是一种侮辱。只要违反法律不能给 这样的公司带来真正可感知的成本，他们就学不到任何教训。” 在上一财年实现了 600 亿美元的利润，而协议中约定的赔付金额则分摊在十年之内。

及其竞争对手正面临数千名个人和学区的起诉。 周三表示，将继续在这些诉讼中进行抗辩。在针对新墨西哥州的一起诉讼中，该公司已提起上诉。（评论见第 24 页。）温南德·冯·彼得斯多夫（WINAND VON PETERSDORFF）

外卖服务商 Delivery Hero 上调年度预测

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

柏林。外卖服务商 Delivery Hero 在今年前六个月的营收和利润双增后，态度变得更加乐观。首席财务官玛丽-安妮·波普（Marie-Anne Popp）在周四的一份公告中表示：“我们经历了一个强劲的上半年，GMV（商品交易总额）增长进一步加速，且经调整后的 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超出预期。”波普进一步表示：“这一表现让我们有信心上调全年所有关键指标的预测。”在股市上，该股上午波动不大。

这家在 MDax 指数上市的公司，其股价近期小幅下跌至 37,06 欧元。但自年初以来，该股价值增长了近三分之二。推动股价上涨的是市场对美国 Uber 集团发起收购要约的预期，而该要约已于 7 月中旬正式提出。这家来自美国的打车和配送服务商为每股 股票提供 41,50 欧元。该报价对 的整体估值接近 130 亿欧元。

投资机构 Jefferies 的分析师盖尔斯·索恩（Giles Thorne）认为 的季度数据稳健。该公司在每一项指标上都超出了预期，且商品交易总额的增长正在加速。因此，业务目标随之被上调。

美国分析机构 Bernstein 的安妮克·马斯（Annick Maas）也认为这家外卖服务商的表现好于预期。不过，Uber 计划的收购将继续决定 的股价。

上半年， 的营收同比增长 17,8%，达到 78 亿欧元。快速商业（Quick-Commerce）业务的扩张带来了助力，该业务可让客户在短时间内收到订单。此外，订阅业务和自有配送物流的扩展也对业绩有所贡献。经汇率调整且在可比基础上，商品交易总额增长约 10%，达到 257 亿欧元。根据该公司提供的一份共识预测，分析师此前对此的预期较低。

对于商品交易总额， 目前预计 2026 年将增长 9% 至 11%，此前目标为 8% 至 10%。营收增长目标从 14% 至 16% 上调至 17% 至 19%。这两个目标均基于恒定汇率且在可比基础上计算。

经调整后的营业利润（Ebitda）增长约 4%，达到 4.267 亿欧元。行业专家此前对此的预期较低。由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尼克拉斯·厄斯特贝格（Niklas Östberg）领导的管理层目前预计全年该指标将在 9.6 亿欧元至 10 亿欧元之间，而此前预告的范围为 9.1 亿至 9.6 亿欧元。

在 寻求收购的过程中， 计划剥离其在 14 个国家的业务，在这些国家，该公司此前与配送服务 Eats 存在竞争。涉及国家包括奥地利、智利、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希腊、摩尔多瓦、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

据资料显示，买方为纽约的投资公司 SSW Partners。7 月的消息称，该公司为此支付 14 亿欧元。前提条件是 对 的收购必须成功。

最近持有这家柏林集团近 25% 的股份，此外还持有近 12% 的金融工具。同时， 的大股东 Prosus 将其近 17% 的股份转交给 。 和 预计收购将在 2027 年下半年完成。在此之前，两家公司将继续独立运营。

多年来，Delivery Hero 的净利润几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该集团仅在 2019 年实现了盈余。当时，它将旗下 Foodora、Lieferheld 和 Pizza.de 等品牌在德国的业务出售给了竞争对手 Takeaway.com（现为 Just Eat Takeaway），从而获得了一笔巨额特别收益。Just Eat Takeaway 在德国主要以 Lieferando 品牌运营，并与 Uber Eats 展开竞争。dpa-AFX

玩具公司迎来新东家

玩具制造商 Schleich 被收购

杜塞尔多夫。据《经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消息，总部位于慕尼黑且陷入困境的玩具制造商 Schleich 再次面临所有权变更。该杂志援引金融界消息称，包括投资公司 H.I.G. Capital 在内的该公司债权人计划接管 的控制权。计划将金融债权人的债权转换为股权。

H.I.G. Capital 已向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申报“间接收购 Group Holding 的少数股权”。同时，一份申请也已提交至奥地利竞争监管机构。申请中称，一组债权人拟在财务重组过程中“间接收购 Group Holding 的全部股份”。H.I.G. 在回应《经济周刊》的询问时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这家由弗里德里希·施莱希（Friedrich ）于 1935 年在施韦比施格明德（Schwäbisch Gmünd）创立的公司，据其自身称是德国最大的玩具制造商之一。其生产的硬橡胶玩具模型——包括农场动物、野生动物、恐龙以及骑士、精灵和蓝精灵——销往 50 多个国家。自 2019 年起， 隶属于瑞士私募股权公司 Partners Group。该公司同样拒绝就《经济周刊》的报道发表评论。此前，Partners Group 是从法国投资公司 Ardian 手中收购的该公司。法新社（AFP）

Depot 终止所有合同

该家居装饰连锁店将作为品牌予以保留

格罗斯奥斯特海姆（GROßOSTHEIM）。家居装饰连锁店 Depot 还有未来吗？其背后的公司——已破产的 GDC Deutschland GmbH 将于 9 月底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者克里斯蒂安·格里斯（Christian Gries）如此表示。所有雇佣关系及租赁合同将于 9 月 30 日终止。员工于周三获悉此事。格里斯表示，该品牌应当继续存在。

这家总部位于下弗兰肯地区格罗斯奥斯特海姆的公司曾于 5 月申请启动自我管理破产程序。格里斯将原因归结为关税、来自中国 Temu 集团等数字化平台的竞争加剧，以及消费者的普遍消费低迷。

6 月底， 宣布首先关闭约 150 家分店中的 66 家。直到 8 月初，又有约 30 家分店相继关闭。格里斯将现在终止所有剩余合同的原因解释为资产不足。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支付所有债务。据格里斯称，截至 9 月底，约 730 名员工将被解雇，而截至 7 月底已有 350 人被解雇。

但格里斯认为，这并不意味着 必须就此终结。尽管合同已终止，但根据他的设想，在剩余的约 50 家分店中，并非所有分店都会在 9 月底前关闭。他希望将他所拥有的品牌转移到另一家公司，并由一支规模较小的团队继续经营。

“我们将与出租人进行对话，以签署新的租赁合同。 不会消失，”格里斯说道。至于能保留多少家分店以及何时做出最终决定，他未予透露。此外，格里斯正在就继续经营其他规模较小的 店铺进行谈判，这些店铺被整合在如 Rewe 或 Edeka 等零售商的超市中。这两家公司在接受询问时最初均未发表评论。

几年前， 还经营着约 400 家门店。在新冠疫情期间及之后，该连锁店陷入困境。早在 2024 年，该公司就申请了自我管理破产。随后，分店网络剧烈萎缩，许多员工失去了工作。

由于消费情绪低迷和在线贸易的增长，德国的零售业正面临压力。除 外，非食品折扣店 Kodi 和 Mäc Geiz 以及建材连锁店 Hellweg 最近也申请了破产。dpa-AFX

iPhone 是 Apple Inc. 的一个品牌。

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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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开发的“主事银行”

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Nvidia）正赚得盆满钵满。这不仅让股市投资者保持兴致，而且影响远不止于此。

作者：斯特凡·芬斯特布什（Stephan Finsterbusch），法兰克福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对极其亮眼的业绩感到欣喜 照片：路透社

凭借最新的创纪录数据以及对持续强劲增长的预测，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不仅让股市投资者在短期内重新获得了一些信心，还巩固了其在近期投资热潮中一个关键战略高地的地位：融资。因为AI系统的开发伴随着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计划之一。

仅在美国，到2030年预计的投资规模就在4万亿至10万亿之间，这不仅比当年美国铁路网以及后来的高速公路网建设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甚至让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原子能计划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登月计划都显得相形见绌。凭借其电子芯片系统，英伟达几乎成为了近期发展的动力中心。

该公司在周四凌晨宣布，上季度以创纪录的业绩收官。在截至6月底的三个月里，其营收达到962 亿美元。这比上季度增加了约150 亿美元，是去年同期营收的两倍多。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从26亿美元增加到近600 亿美元。由首席执行官黄仁勋领导的董事会预计，下一季度的营收将达到1080 亿美元。

英伟达负责人黄仁勋乐观地认为，AI热潮在未来几个季度将几乎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他解释道：“AI已经迎来了它的关键时刻。”他表示，AI能够完成有用的工作，具有生产力且能盈利，因此需求正在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供应也在增长。许多公司正在推动开发，此外还有机器人技术的引入，而机器人技术正越来越多地与AI融合。

这些话可能会让股市上的质疑之声减弱。鉴于AI行业每年高达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及其迅猛的发展，投资者近期在购买AI相关公司股票时较为谨慎。

英伟达起源于一家在90年代设计电子游戏控制组件的初创公司。如今，它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其股价今年进一步上涨了12%，目前为214美元。在最新季度业绩公布后，英伟达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了2%以上。目前的股市价格使英伟达的市值达到约51000 亿美元（44000 亿欧元）。这大约相当于德国一年的经济产值。此外，这一估值使英伟达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领先于苹果（42000 亿美元）、谷歌母公司Alphabet（36500 亿美元）和微软（36000 亿美元）。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DAX指数中上市的40家最大德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共计2,5万亿美元。

英伟达（Nvidia）的订单量依然充足，资金储备雄厚。该公司拥有近 1000亿美元的流动资金。此外，其目前持有的公司股权价值超过 750亿美元。因此，英伟达不仅为OpenAI、甲骨文（Oracle）和Anthropic等人工智能公司提供芯片，还通过持有大量股票直接参股英特尔（Intel）、诺基亚（Nokia）和SpaceX等八家大型企业。间接方面，英伟达通过一家投资公司持有约 130家极具前景的AI初创公司的股份，涉及金额为另一个两位数的十亿美元量级。目前有传闻称，英伟达有意收购价值 130亿美元的AI开发平台Hugging Face。

由于其在市场中的地位，英伟达目前的经营数据被视为整个行业状况的晴雨表。在经历了过去几个季度的强劲增长后，投资者和分析师现在则表现得较为谨慎。因为目前驱动该行业运转的轮盘规模已达到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程度。仅在今年，美国就有约 6000亿美元将投入到新型AI数据中心的建设中。在未来几年，这些预算甚至还将进一步增加。

这些资金中近一半计划用于芯片系统，而这些系统主要来自英伟达。由于其强大的性能，对于所有开发AI或大规模应用AI的公司来说，英伟达的芯片目前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像AMD或高通（Qualcomm）这样的竞争对手目前仅处于第二梯队。这种情况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迹象。这使得英伟达像一只蜘蛛一样，稳稳地盘踞在全球AI网络的中心。但面对日益增长的谨慎情绪和萌生的质疑，这张网也可能迅速破裂。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以创始人黄仁勋（Jensen Huang）为首的英伟达董事会，除了原有的芯片业务外，已日益发展成为当前AI热潮的核心出资方。凭借其技术垄断、高利润业务和充足的资金，英伟达不仅构建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和参股网络，还通过贷款、担保和参股大力支持供应商和客户。因此，英伟达也被称为“AI的主事银行”。

例如，这家半导体巨头在上一季度为AI供应商OpenAI在俄亥俄州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提供了 1050亿美元（910亿欧元）的财务担保。该中心运行的计算机将主要使用英伟达芯片。就在此前不久，英伟达宣布将与高盛（Goldman Sachs）、KKR、黑岩（Blackrock）和阿波罗（Apollo）等华尔街机构共同建立一个金融平台，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动员高达 5000亿美元用于资助未来的AI开发。

此外，英伟达现在还向部分芯片客户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残值保证。通过这种方式，它实际上保证其销售的半导体组件在使用了四到六年后的转售价格至少能达到原始采购成本的四分之一。因为许多芯片在多年后仍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根据合同，英伟达将补偿产生的差额。这可能会导致高达三位数的十亿美元级别的账面支出。

为了在 OpenAI、亚马逊或微软等大客户之外迅速扩大客户群，英伟达计划让昂贵的芯片系统对于有雄心的较小规模客户也变得可负担。为此，英伟达开发了一套构建事实上“交钥匙”数据中心的方案。针对这些所谓的 DSX-AI 工厂（DSX-AI-Factories）的客户，该公司在 7 月推出了多种融资和营收分成模式。诸如澳大利亚-新加坡公司 Firmus 以及澳大利亚公司 Sharon AI 等初创企业已经加入了该计划。

例如，英伟达为其配备英伟达芯片的新 DSX 数据中心向 Sharon AI 提供了 49 亿美元的营收担保。随后，该初创公司的股价上涨，从 3 月初的不足 10 美元上涨至目前的 60 美元。Firmus Technologies 曾是一家比特币挖掘公司，在最后一轮融资后，其估值已超过 100 亿美元。英伟达收购了价值 5 亿美元的股份，从而吸引了其他出资者，并维持了股市的活跃度。

Salesforce 令股市惊喜

法兰克福。投资者对美国软件供应商 Salesforce 的最新业绩做出了强烈反应，股价大幅跳升。在盘后交易中，该股涨幅最高达 14%。此前，董事会上调了本财年的业绩预期，公布了高于预期的上季度营收和利润数据，并宣布与 AI 供应商 Anthropic 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此次合作，客户未来将能够访问一个包含约 30 多个预设 AI 工具的系统，以便比以往更好地组织和构建其业务流程。这项被称为“Claude-force”的合作伙伴关系由两家公司共同运营，依托于 Anthropic 的 Claude 语言模型，并将运行在 现有的系统和服务之上。

与许多软件公司一样， 也承受着 AI 系统的巨大压力。面对技术发展，它必须证明自己依然能够提供自主研发的计算机程序，并通过其云系统以软件即服务（SaaS）的形式提供，从而为客户带来真正的附加值，而不是让客户通过几个简单的指令就能自行创建。股市对此存在一些质疑。

因此，软件类股票在今年经历了大幅贬值，直到近期才重新回升。与竞争对手一样， 正试图通过 AI 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自主研发重新转入攻势。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表示：“现在是时候停止关于‘SaaS 末日’这种无稽之谈了。”他表示，其努力在过去几周已初见成效。

在刚刚结束的本财年第二季度， 实现营收 113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1%。营业利润为 34 亿美元，净利润为 15 亿美元。不过，董事会预计，在当前的第三季度，营收较上季度仅有轻微增长。fib.

法兰克福汇报天气信息 网络地址：www.faz.net / wetter 阳光与海洋——周末旅游天气

德国城市天气< / td>< / tr><><>< / ><>28.08.< / ><>29.08.< / ><>30.08.< / >< / ><><>亚琛< / ><>22°< / ><>23°< / >< / ><><>阿尔科纳< / ><>24°< / >< / ><><>柏林< / ><>27°< / ><>25°< / ><>27°< / >< / ><><>不来梅< / ><>24°< / ><>23°< / ><>24°< / >< / ><><>布罗肯峰< / ><>19°< / ><>14°< / ><>15°< / >< / ><><>科特布斯< / ><>30°< / ><>26°< / ><>28°< / >< / ><><>库克斯港< / ><>24°< / ><>22°< / ><>23°< / >< / ><><>德累斯顿< / ><>28°< / ><>25°< / ><>27°< / >< / ><><>杜塞尔多夫< / ><>24°< / >< / ><><>埃尔福特< / ><>26°< / ><>25°< / ><>26°< / >< / ><><>埃森< / ><>23°< / ><>24°< / >< / ><><>费尔德山< / ><>15°< / ><>14°< / ><>16°< / >< / ><><>费尔德山 / 图林根< / ><>20°< / ><>21°< / >< / ><><>法兰克福< / ><>26°< / ><>28°< / >< / ><><>弗赖堡< / ><>24°< / ><>26°< / ><>27°< / >< / ><><>加米施< / ><>29°< / ><>23°< / ><>25°< / >< / ><><>格赖夫斯瓦尔德< / ><>26°< / ><>24°< / ><>25°< / >< / ><><>大阿尔伯山< / ><>25°< / ><>15°< / ><>17°< / >< / ><><>汉堡< / ><>25°< / ><>23°< / ><>24°< / >< / ><><>汉诺威< / ><>25°< / ><>24°< / ><>25°< / >< / ><><>黑尔戈兰岛< / ><>21°< / ><>20°< / >< / ><><>霍夫< / ><>25°< / ><>22°<

Asten< / td> 18°< / ><>18°< / ><>19°< / >< / tr> <>卡尔斯鲁厄< / ><>25°< / ><>26°< / ><>27°< / >< / ><><>卡塞尔< / ><>25°< / ><>26°< / >< / ><><>科隆< / ><>25°< / ><>26°< / >< / ><><>康斯坦茨< / ><>25°< / ><>26°< / >< / ><><>莱比锡< / ><>28°< / ><>26°< / ><>27°< / >< / ><><>吕贝克< / ><>25°< / ><>23°< / ><>24°< / >< / ><><>马格德堡< / ><>28°< / ><>26°< / ><>27°< / >< / ><><>曼海姆< / ><>25°< / ><>26°< / ><>27°< / >< / ><><>慕尼黑< / ><>29°< / ><>25°< / ><>27°< / >< / ><><>诺德奈< / ><>22°< / ><>21°< / >< / ><><>纽伦堡< / ><>26°< / ><>25°< / ><>27°< / >< / ><><>奥伯斯多夫< / ><>26°< / ><>23°< / ><>25°< / >< / ><><>奥斯纳布吕克< / ><>25°< / ><>24°< / ><>25°< / >< / ><><>帕绍< / ><>32°< / ><>26°< / ><>28°< / >< / ><><>罗斯托克< / ><>27°< / ><>23°< / ><>24°< / >< / ><><>萨尔布吕肯< / ><>25°< / ><>26°< / >< / ><><>斯图加特< / ><>25°< / ><>26°< / ><>27°< / >< / ><><>叙尔特< / ><>21°< / ><>20°< / ><>21°< / >< / ><><>特里尔< / ><>25°< / ><>26°< / >< / ><><>楚格峰< / ><>12°< / ><>7°< / ><>8°< / >< / ><>< colspan="4">日最高气温预测< / >< / table>

不来梅、下萨克森州、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多云，伴有阵雨和雷阵雨。气温上升，最高 21 至 27 度。风力微风至适中，阵风时为清爽至强风，风向由东南转西南。夜间阵雨和雷阵雨减弱，部分地区天空转晴。

柏林、勃兰登堡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图林根州、萨克森州：日间有若干阵雨和个别雷阵雨。下午最高气温在 22 至 30 度之间。风力微风至适中，风向由东南转西南。接下来的夜晚部分地区将有进一步的阵雨和雷阵雨。

天气多变，伴有强阵雨和雷阵雨。最高 21 至 24 度。多为适中西南风，阵风时为强风，雷阵雨时可能出现大风。接下来的夜晚天气趋于平静，基本干燥。

预报： 在云量变化的情况下，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阵雨和雷阵雨，伴有极端天气风险。下午气温升至最高 21 至 30 度，最东南部最高气温可达 32 度左右。风力微风至适中，西部和北部时而出现来自南部至西部的清爽风。雷阵雨时局部会出现强阵风。

目前，天气主要对患有高血压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此类人群应避免剧烈体力活动。此外，风湿病患者的关节疼痛会加剧。对许多人而言，这种天气状况会对工作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天气敏感者经常遭受头痛之苦。

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 多云至阴天，伴有强阵雨和雷阵雨。局部地区因强降雨、冰雹和飓风级阵风而存在极端天气风险。最高气温 22 至 32 度。接下来的夜晚，尤其是巴伐利亚州，仍可能出现强阵雨和雷阵雨。

< / td><>28.08.< / ><>29.08.< / ><>30.08.< / ><>< / ><>28.08.< / ><>29.08.< / ><>30.08.< / >< / tr><><>阿姆斯特丹< / ><>23°< / ><>22°< / ><>23°< / ><>米兰< / ><>31°< / >< / ><><>雅典< / ><>36°< / ><>33°< / ><>34°< / ><>马拉加< / ><>33°< / ><>29°< / ><>30°< / >< / ><><>巴塞罗那< / ><>30°< / ><>马略卡岛< / ><>33°< / ><>32°< / >< / ><><>贝尔格莱德< / ><>32°< / ><>36°< / ><>35°< / ><>莫斯科< / ><>19°< / ><>20°< / ><>23°< / >< / ><><>博尔扎诺< / ><>32°< / ><>那不勒斯< / ><>37°< / ><>36°< / ><>35°< / >< / ><><>布鲁塞尔< / ><>21°< / ><>22°< / ><>23°< / ><>尼斯< / ><>30°< / ><>29°< / >< / ><><>布达佩斯< / ><>32°< / ><>30°< / ><>31°< / ><>奥斯陆< / ><>19°< / ><>20°< / >< / ><><>布加勒斯特< / ><>28°< / ><>31°< / ><>33°< / ><>巴勒莫< / ><>38°< / ><>36°< / ><>34°< / >< / ><><>都柏林< / ><>21°< / ><>19°< / ><>巴黎< / ><>24°< / ><>25°< / >< / ><><>杜布罗夫尼克< / ><>33°< / ><>34°< / ><>32°< / ><>布拉格< / ><>29°< / ><>25°< / ><>27°< / >< / ><><>赫尔辛基< / ><>20°< / ><>17°< / ><>里加< / ><>21°< / ><>23°< / ><>20°< / >< / ><><>伊斯坦布尔< / ><>26°< / ><>28°< / ><>罗马< / ><>38°< / ><>35°< / ><>34°< / >< / ><><>基辅< / ><>23°< / ><>27°< / ><>26°< / ><>索非亚< / ><>29°< / ><>30°< / ><>31°< / >< / ><><>哥本哈根< / ><>22°< / ><>23°< / ><>22°< / ><>斯德哥尔摩< / ><>23°< / ><>24°< / >< / ><><>拉斯帕尔马斯< / ><>28°< / ><>圣彼得堡< / ><>19°< / ><>21°< / ><>22°< / >< / ><><>里斯本< / ><>27°< / ><>29°< / ><>30°< / ><>威尼斯< / ><>31°< / >< / ><><>卢布尔雅那< / ><>34°< / ><>30°< / ><>27°< / ><>华沙< / ><>26°< / ><>22°< / ><>26°< / >< / ><><>伦敦< / ><>24°< / ><>22°< / ><>23°< / ><>维也纳< / ><>32°< / ><>28°< / ><>30°< / >< / ><><>马德里< / ><>26°< / ><>30°< / ><>33°< / ><>苏黎世< / ><>24°< / ><>25°< / ><>26°< / >< / table>

<><>< / ><>28.08.< / ><>29.08.< / ><>30.08.< / >< / ><>< colspan="4">非洲城市天气< / >< / ><><>阿克拉< / ><>24°< / >< / ><><>阿尔及尔< / ><>33°< / ><>32°< / ><>33°< / >< / ><><>卡萨布兰卡< / ><>26°< / ><>27°< / ><>28°< / >< / ><><>约翰内斯堡< / ><>20°< / >< / ><><>开罗< / ><>38°< / ><>37°< / >< / ><><>开普敦< / ><>21°< / ><>18°< / >< / ><>< colspan="4">北美城市天气< / >< / ><><>芝加哥< / ><>28°< / ><>26°< / ><>31°< / >< / ><><>洛杉矶< / ><>35°< / ><>33°< / ><>31°< / >< / ><><>迈阿密< / ><>36°< / >< / ><><>蒙特利尔< / ><>18°< / ><>22°< / ><>23°< / >< / ><><>纽约< / ><>31°< / ><>29°< / ><>31°< / >< / ><><>温哥华< / ><>22°< / ><>16°< / >< / ><>< colspan="4">拉美城市天气< / ><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20°< / ><>21°< / >< / ><><>加拉加斯< / ><>35°< / ><>34°< / >< / ><><>利马< / ><>23°< / >< / ><><>墨西哥城< / ><>22°< / ><>20°< / ><>21°< / >< / ><><>里约热内卢< / > <>31°< / ><>35°< / ><>33°< / >< / ><><>圣地亚哥< / ><>14°< / ><>17°< / >< / ><>< colspan="4">近东城市天气< / >< / table>

东部< / td>< / tr> 安卡拉< / ><>28°< / ><>23°< / ><>22°< / >< / ><><>安塔利亚< / ><>38°< / ><>37°< / ><>38°< / >< / ><><>巴格达< / ><>45°< / ><>49°< / ><>45°< / >< / ><><>迪拜< / ><>46°< / ><>47°< / >< / ><><>利雅得< / ><>44°< / ><>45°< / >< / ><>< colspan="4">亚洲城市天气< / >< / ><><>曼谷< / ><>32°< / ><>28°< / >< / ><><>香港< / ><>31°< / ><>30°< / >< / ><><>上海< / ><>29°< / >< / ><><>新德里< / ><>36°< / ><>35°< / >< / ><><>北京< / ><>22°< / ><>32°< / ><>31°< / >< / ><><>首尔< / ><>31°< / ><>29°< / ><>26°< / >< / ><><>东京< / ><>29°< / ><>28°< / ><>27°< / >< / ><>< colspan="4">澳大利亚与

新西兰< / >< / ><><>奥克兰< / ><>16°< / ><>14°< / ><>16°< / >< / ><><>墨尔本< / ><>14°< / ><>15°< / >< / ><><>悉尼< / ><>21°< / ><>19°< / ><>21°< / >< / table>

阿尔明·帕佩格（Armin Papperger，中左）与鲍里斯·赖因（Boris Rhein） 照片：Lucas Bäuml

宏伟计划：Schwarz集团负责人格德·克扎诺夫斯基（Gerd Chrzanowski）与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

照片：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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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电力成为决定因素

施瓦茨集团（Schwarz-Gruppe）计划到2033年投资56 亿欧元，在罗斯托克附近建设一座新的数据中心。

该中心将旨在根据德国法律实现云端和人工智能（AI）解决方案的开发与运行。施瓦茨集团首席执行官格德·克尔扎诺夫斯基（Gerd Chrzanowski）在与马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数字价值创造能重新在欧洲实现。如今，关键服务的中断已不再仅仅是一个IT问题，而是关系到公民的供应安全。”这位社民党（SPD）州长正努力在9月的州议会选举后继续担任州首脑——尽管德国选择党（AfD）候选人莱夫-埃里克·霍尔姆（Leif-Erik Holm）在民调中明显领先。因此，这项关于未来产业的数十亿欧元投资消息对这位政治家来说恰逢其时。

施韦西格展望道：“我们的州将从这项投资中获得多方面收益”，她举例提到数据中心建设期间预期的建筑订单、更高的数字独立性和网络安全，以及对电价的积极影响。背景在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生产大量风电。在需求较低时，由于传输网络容量不足，风力发电机经常需要大规模限电，这期间不仅损失收益，甚至还会产生成本。如果当地有足够大的绿色电力接收方，这种导致成本增加的限电情况将会消失。

而对于施瓦茨集团而言，数据中心与绿色电力供应的良好连接被明确为决定选址的关键因素。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电网运营商 50 Hertz 已承诺将其接入38 万伏特高压电网。这样一来，明年即可动工。在德国其他地区（如法兰克福），数据中心运营商可能需要等待长达十年的时间才能获得电网接入。

施瓦茨数字公司（Schwarz Digits KG）销售主管伯尼·瓦格纳（Bernie Wagner）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解释道：“我们在德国的能源传输线路扩建方面搞砸了。现在，通过光纤将数据传输到南方，比等待电力传输线路建成要简单得多。”

考虑到气候保护以及额外的收入来源，施瓦茨集团还计划与罗斯托克合作，将数据中心的废热注入当地的区域供暖网络。州长对这一计划评论道：“这将是证明循环经济可行性的又一步。”服务器的冷却通过闭环系统完成。与旧式建筑的数据中心不同，因此不需要大量用水。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对方强调罗斯托克地区的人们无需担心其地下水。

这家德国南部企业的核心业务传统上是零售业（Lidl, Kaufland），由如今86岁的迪特·施瓦茨（Dieter Schwarz）从规模较小的起步阶段建立而起。凭借近1900亿欧元的营业额、14.500家分店和超过60万名员工，施瓦茨集团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食品零售商之一。仅凭这一点，该公司就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施瓦茨首席执行官格德·克尔扎诺夫斯基在与《法兰克福汇报》的交谈中表示：“我们每晚会做出20亿次AI决策。”然而，该集团正日益将自己定位为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主权”替代方案，特别是针对公共部门和受监管行业。

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并不常见。现在，施瓦茨零售集团计划在那里建设一座巨大的数据中心。这其中还涉及数字主权问题。

作者：苏珊娜·普罗伊斯（Susanne Preuß，罗斯托克）和马克西米利安·萨克塞（Maximilian Sachse，法兰克福）

由此，Schwarz公司进入了与所谓“超大规模运营商”（Hyperscalers）的竞争。美国的科技巨头们运营着吉瓦（GW）级别的项目。仅Meta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数据中心，其远景连接功率就将达到5吉瓦。作为对比，根据行业协会Bitkom的数据，去年德国所有数据中心的连接功率总计为2980兆瓦。

目前，Schwarz公司运营着七个数据中心。另一个正在勃兰登堡州的吕贝瑙（Lübbenau）建设，其投资总额被定为110亿欧元。在汉堡，计划在现有房产中建设一个（“为了加快进度”）。此外，该公司正与荷兰电信公司KPM共同开发三个面向比荷卢地区的数据中心。总体而言，Schwarz公司计划按照“洋葱原则”建设数据中心：首先将容量用于自身目的，随后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部客户使用其自有云服务Stackit，以及用于第三方IT解决方案的开发和运行。

对于此次公布的项目，Schwarz公司已在罗斯托克附近的杜默斯托夫（Dummerstorf）市镇购买了土地。到2033年，该中心的容量将达到240兆瓦；在相应的负载情况下，到2045年，这一容量可扩展至最高1吉瓦：“工作现在开始。”

除了纯硬件之外，Schwarz公司还希望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共同推进行政数字化。今年内，由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开发的数字化建筑许可将通过Schwarz-Cloud Stackit引入。此外，公共领域的数字化将借助Open Desk来推进，这是一款由位于波鸿的联邦数字化主权中心分发的开源微软Office替代方案。州总理宣布，学校领域将率先转向使用Open Desk。

州总理施韦西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州政府的目标是让我们在数据中心以及云和人工智能应用的供应商方面，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因此，我们将Schwarz集团的投资决定视为提高独立性和增强数据安全的机会。”

追求德国和欧洲更强韧性的努力，近期已为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带来了另外两个大型经济项目，均属于造船业。在初夏，电网运营商50 Hertz在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后，将首个换流平台订单授予了由内普顿造船厂（Neptun Werft）和比利时技术巨头Smulders组成的企业财团。换流平台被用作海上风电场所产电力的变电站。预计订单金额将达25亿欧元。

而在维斯马，来自基尔的潜艇专家TKMS正在扩建其造船厂。这里有多个大订单填满了未来数年的订单簿。TKMS预计将提供多达1500个额外的就业岗位，而内普顿造船厂在建设换流平台过程中将创造约500个岗位。对于数据中心，Schwarz公司预计将有120名长期雇员。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被认为是一个结构薄弱的州，在相对较大的面积上仅有150万居民（少于汉堡市）。该州年度预算规模约为60亿欧元。

耐心正在消磨

作者：维南德·冯·彼得斯多夫 (Winand von Petersdorff)

美国联邦检察官实现了华盛顿政界此前未能做到的事情。他们促成了与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达成的一项和解协议，该协议显著限制了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平台的使用时间。虽然目前尚缺乏明确证据证明这些平台会导致青少年成瘾、患病或抑郁，但许多研究的结果令人担忧。此外，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平台正试图利用其算法将用户禁锢其中。现在达成的使用限制比 Meta 将向大多数州支付的金额更为重要。180亿美元听起来很多，但对于一家在最近一个财年获得600亿利润、可以将款项分十年支付，且将部分金额与竞争对手是否出台相应保护规则挂钩的公司来说，这完全在可承受范围内。事实上，如果青少年利用在 Instagram 上的强制休息时间，让自己陷入 YouTube 和 TikTok 的社交深渊，那么这项和解协议将毫无意义。不过，在 Meta 率先采取行动之后，YouTube 母公司 Google 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ce）同样做出让步的前景看好。

数十亿美元的赔付之所以不那么重要，还因为这些资金往往最终流向政府发起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效用通常（尽管并非总是）令人怀疑。此次和解的深层意义在于，美国公众对科技巨头的情绪正在发生逆转。关于硅谷大佬们为了保护孩子而经常严禁其使用社交媒体的传闻，已成为花园派对谈话中的标准素材。谁能认识一个对孩子使用媒体的情况感到真正满意的人呢？人工智能的推动者们也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转变。他们那些规模惊人的数据中心建设规划一次又一次地被叫停。顺便一提，民众的不满情绪是跨党派的，因此政界的无所作为很难解释——除非是因为存在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游说团体。

“这将成为全球最现代化的装甲车工厂”

莱茵金属预计将获得一项价值数十亿欧元的“拳击手”装甲车订单，为此将向其生产线投资 2.7 亿欧元

卡塞尔。国防巨头莱茵金属正大幅扩建其位于卡塞尔的车辆工厂，并将在未来几年向其北黑森州基地投资 2.7 亿欧元。莱茵金属首席执行官阿尔敏·帕珀格周四表示：“考虑到我们预期未来将从国内外获得军事车辆领域的重大订单，我们将此次投资视为一项战略举措。”

在卡塞尔-卡尔登机场的一个机库内，这位国防工业主管与黑森州州长鲍里斯·莱因（联盟党）以及州经济部长卡韦·曼苏里（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建立一个“北黑森国防枢纽”。

为此，这家达克斯指数成分股公司将在卡塞尔-卡尔登机场建设一个新的物流与技术中心。该机场正越来越多地被军方使用，既用于运输，也用于联邦国防军的训练和教学飞行。此外，该机场还将用于测试和研究新型无人机技术——莱茵金属将在一个新的无人机能力中心开展相关工作。该项目预计将于 2027 年底投入运行，黑森州政府将提供数千万欧元的资金支持。

黑森州持有该地区机场 68% 的股份，是最大的股东。黑森州州长莱因表示：“卡塞尔-卡尔登一直是且将一直是北黑森交通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莱因还表示：“通过这些投资，我们将创造额外的价值增长和就业机会。”从长远来看，该地区有望创造 1000 多个新就业岗位。

此次投资的支柱是预计将获得的一项关于“拳击手”（Boxer）系列车辆的数十亿欧元订单。该系列车辆可用作运输装甲车、火炮车辆，或作为搭载 Skyranger 系统的防空平台。德国联邦议院将在 12 月 9 日的一次会议上就首批“拳击手”订单做出决定。届时，莱茵金属可能分得 124 亿欧元的订单额，另一半则由国防巨头 KNDS 分得。

与“彪马”步兵战车等其他项目类似，这些公司为生产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针对“拳击手”系列，该公司名为 Artec GmbH。在第二阶段，联邦国防军可能会在 2030 年至 2035 年间订购数千辆额外的“拳击手”车辆，仅莱茵金属一家的订单额就将在 120 亿至 1400 亿欧元之间。帕珀格表示：“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仅在德国境内就接近 400 亿欧元的订单总额。”这将确保就业直到 2040 年代。

为了能够完成预期的巨额订单，这家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达克斯指数公司正大力扩产：卡塞尔工厂的年产能将提升至“500 辆车以上”。帕珀格周四表示，目前该基地有 2200 名员工为莱茵金属工作，到 2029 年，员工人数将增长到 3500 人。

目前，该国防巨头在该基地的年营业额约为 15 亿欧元，未来预计将达到 50 亿欧元。帕珀格表示：“在可见的未来，卡塞尔将成为欧洲最大的装甲车工厂。它将成为全球最现代化的装甲车工厂。”

在卡塞尔，莱茵金属公司（Rheinmetall）负责焊接许多车辆的车体，但这里也负责制造、现代化改造和维护“黄鼠狼”（Marder）步兵战车、“科迪亚克”（Kodiak）装甲工兵车，以及前述的“水牛”（Büffel）、“拳击手”（Boxer）和“狐狸”（Fuchs）。在卡塞尔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黄鼠狼”战车主要交付给德国联邦国防军和乌克兰。目前，该工厂每年约有 200 辆车辆经过处理，其中大部分为维修保养。目前每年新造的“拳击手”战车约为 40 至 50 辆，不过目前的产能显然远高于此。

为了能将“拳击手”的年产量提高十倍，莱茵金属计划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步骤将实现自动化，且整体生产区域将扩大。卡塞尔将成为首个在底盘生产中使用自动驾驶焊接设备的基地。

这份涉及数十亿欧元的“拳击手”订单以及预期的“水牛”回收战车后续订单，对于卡塞尔工厂至关重要，因为该厂很快将停止生产“狐狸”步兵战车。几十年来，“狐狸”战车一直定义着这座工厂，但联邦国防军在选择该步兵战车的继任型号时，决定采用芬兰国防工业公司 Patria 的一款型号，该型号由 KNDS 和位于萨尔州的弗伦斯堡车辆制造公司（Flensburger Fahrzeugbau Gesellschaft）等公司制造。

莱茵金属首席执行官帕珀格（Papperger）周四指出，其公司目前采取“购买德国”（Buy Germany）战略，目前拥有 11.000 家德国供应商。帕珀格表示：“我认为在当前时期，我们必须关注德国，确保在这里创造就业机会。”仅在今年，莱茵金属就向其 11.000 家供应商链条下达了价值 80 亿欧元的订单。

在国防工业巨头计划未来几年将员工人数增加一倍至 70.000 人的同时，其供应链中已有 210.000 人在工作。帕珀格周四将莱茵金属与德国汽车工业进行了对比，后者提供了约 600.000 个就业岗位。他表示：“这家公司几乎可以覆盖德国汽车工业的一半规模。” 乔纳斯·詹森（JONAS JANSEN）

赢创工业临时负责人

杜塞尔多夫。由于患病，特种化学品巨头Evonik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库尔曼（Christian Kullmann）必须暂时由他人接替。这家总部位于埃森的集团在周四举行监事会会议后宣布，前临时首席财务官、现任亚洲区负责人克劳斯·雷蒂格（Claus Rettig）已被任命为董事会成员，并将接管库尔曼的职务，直到这位57岁的正式负责人康复。库尔曼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从一次“严重的、计划外的手术”中恢复。“我们坚信，他在康复后将重新接管其职责，”监事会主席贝尔恩德·滕耶斯（Bernd Tönjes）表示。

库尔曼自2017年5月起领导该集团，今年4月其合同被延长至2030年。当时，迈克尔·劳赫（Michael Rauch）被介绍为新任首席财务官，并于5月1日正式就职。雷蒂格则回到了他在亚洲的岗位。

在任职期间，库尔曼还通过收购使Evonik转向利润丰厚的特种化学品业务。他剥离了大宗商品业务，使集团结构更加精简。目前，面对行业危机，这家埃森公司正在实施一项削减成本计划，这将导致大量岗位被取消。“Evonik正处于集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转型之中，”雷蒂格表示：“我将与董事会同事一起，坚定地推进既定路线。”

路透社

铁路公司增加商务客户积分累积难度

Bahncard Business（商务铁路卡）持有者受到新规影响。获得奖励或达到常旅客状态将变得更加困难。

作者：Archibald Preuschat，法兰克福

令人向往的特权：进入德铁休息室 照片：Action Press

人们常说，过去的一切都更好。这也许是对的，也许不对。但在 Bahncard（铁路卡）这件事上，确实如此。德国铁路公司的这张折扣卡曾是以信用卡尺寸呈现的塑料卡。在检票时出示即可，非常方便。

塑料卡已成为历史。两年前起，德国铁路公司就仅以数字化形式发行可将车票原价降低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 ：即必须存储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中的二维码。几周前，实体 100 也宣告终结。如今，即使是铁路公司的最尊贵客户，在检票时也只能通过二维码被识别。

但对于铁路客户来说，情况变得更糟了。受影响的是 Business 的持有者，即由公司提供给员工使用的折扣卡。在8月度假季期间，他们收到电子邮件通知，从9月18日起，将 Business 从公司账户转移到个人账户将不再可行。这将对 Bahnbonus 积分的累积产生重大影响，这些积分可兑换奖励，且在达到一定分值后还能获得常旅客特权。

公司是否允许员工将 Business 用于私人旅行，由公司自行决定。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员工的平等对待，就像使用公司池车一样，员工同样不得将其用于私人目的。从法律角度来看，在公务旅行中累积的奖励积分——就像在航空公司累积的里程一样——属于公司，因为公务旅行是由公司支付的。但如果公司允许将积分私人用于免费乘车或其他奖励，则由铁路公司承担统一税收。员工无需在纳税申报单中注明如免费乘车等金钱价值的福利。这样公司也省去了行政管理成本。

但 不能成为给员工的赠品。其购置必须对公司产生效益。如果一名员工一年仅往返于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之间两次，那么公司购置 就不划算。

如果公司允许私人使用商务铁路卡，新规的具体影响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公司所使用的预订系统。如果公司采用中央预订点，奖励积分要么完全不累积，要么自动累积在公司账户中。未来，将这些积分从公务账户转移到个人铁路账户将不再可能。

对于能够通过公司差旅门户自行预订车票的员工来说，情况会好一些。他们在每次预订时都可以手动指定是将奖励积分累积在个人还是公务 Bahnbonus 账户中。当然，前提是公司的自助预订程序不强制要求注册 Bahnbonus 计划，且员工本人也没有在公司账户中注册 Bahnbonus 计划。

但对于自助预订者同样适用：如果在公司门户网站购买新的 Bahncard（铁路卡），该购买所产生的奖励积分将无法再计入私人账户。与私人购买的 Bahncard 不同， Business（商务铁路卡）不会自动续期，而是必须每年重新购买。除非员工自行购买 然后通过差旅费报销——前提是公司接受此方式——否则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如果公司不接受，那么用于公务用途的 购买费用仍可在报税时作为职业相关费用（Werbungskosten）抵扣。

另一种可能性是在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公司门户网站预订私人行程。但这是否被公司认可则是另一回事。员工可能会忘记在支付时使用私人信用卡，导致行程费用从公司信用卡中扣除。随后的追款工作会给财务部门带来大量麻烦。而从铁路公司的角度来看，这也不符合其利益。铁路公司根据营业额的高低向企业提供折扣。

无论如何， Business 的持有者必须最迟在 9 月 17 日前决定，是将积分累积在私人 Bahnbonus 账户中还是商务账户中。鉴于各公司的差旅规定各异，很难给出统一的操作建议。但总体而言，能够自行购买车票和 并通过差旅费报销的员工，可以继续在私人账户中累积积分。

如果公司要求使用员工可自行访问的预订门户，那么在商务账户中累积积分就值得考虑。如此一来，购买 的积分也不会丢失。如果一名员工从企业客户预订系统中被移除，该账户将自动转换为私人账户。尽管如此，公司有权在员工离职时注销其 。但累积的积分以及可能已达到的等级状态同样不会失效。

每产生 1 欧元的营业额，铁路旅客不仅可以获得一个奖励积分，还能获得一个等级积分。后者在 12 个月后失效，而奖励积分在三年内可兑换。因为与航空公司类似，铁路公司的频繁出行者享有特权。每年在火车票上至少花费 1500 欧元的旅客可达到银级状态，有权 8 次进入车站的 DB 休息室，那里提供免费咖啡和软饮料。前提是必须出示当天有效的长途车票。此外，在车上餐饮区（Bordbistro）可获得 8 杯免费饮料，即使是最贵的饮料（目前为 11 欧元的金汤力）也由公司“请客”。年营业额达到 2500 欧元起可获得金级状态，其特权包括在车上餐饮区获得 12 杯免费饮料、无限次进入休息室以及在两种车厢等级中均拥有专属座位区。年花费 6000 欧元购买车票的旅客可达到铂金状态。该等级还额外提供进入大车站高级休息室（Premium-Lounges）的权限，那里还提供免费的小食和酒精饮料。通常情况下，高级休息室仅限一等座旅客或持有 100 一等座卡的持有者使用。由于等级状态是个人化的，因此等级积分“属于”员工——航空公司的处理方式也是如此。

德国铁路公司（Bahn）官方将取消转账功能的理由归结为简化车上的车票查验。该公司表示，对于企业客户无法在所有情况下将所有 Bahnbonus 积分累积在同一个账户中，从而导致获得奖励或等级提升速度变慢甚至无法实现的这一问题，公司完全意识到了。据称，公司正在不断致力于 Bahnbonus 计划的进一步开发。此外，针对新规定带来的 99% 的情况，仍有替代方案。例如，今后仍可以通过订单号将车票添加到绑定了 Bahncard 的账户中，这样在旅途中仅需携带一台设备。

德国铁路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认为，Bahncard Business 的持有者不会受到任何不利影响。她表示：“这仅仅是一次技术性的调整。”累积和兑换 Bahnbonus 积分依然可行。不过，今后这将分别在预订或管理行程的客户账户内进行。此外，已经达到的 Bahnbonus 等级也不会因为此次技术调整而被自动取消。

乘客协会 Pro Bahn 则持有不同观点。该协会认为，虽然这只是轻微的恶化，“但铁路公司应该避免任何降低乘车吸引力的恶化行为，尤其是在其服务质量并非出类拔萃的时期”，Pro Bahn 荣誉主席卡尔-彼得·瑙曼（Karl-Peter Naumann）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如此说道。他还指出，虽然商务旅客仅占乘客群体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但与偶尔乘车的人不同，他们具有乘数效应。

德国铁路公司的一位发言人不愿具体说明发行了多少张商务 Bahncard。该发言人表示，这一数字占 4,700 万名 Bahncard 持有者的百分比为个位数。

Helaba 利润下滑

黑森-图林根州立银行（Helaba）房地产业务受挫

法兰克福。托马斯·格罗斯在电话会议中开门见山。黑森-图林根州立银行（）的上半年业绩确实不容含糊。“结果低于我们的预期，也低于我们的要求，”这位 董事长表示。

今年前六个月， 的税前利润为 1.94 亿欧元。而去年同期则为 4.58 亿欧元。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效应：房地产开发和融资业务疲软，该项业务在半年度的损失达 1.5 亿欧元；此外，估值效应比一年前低了 1.1 亿欧元。

与此同时，风险准备金必须从 1.29 亿欧元提高到 1.98 亿欧元。 解释称，这一增长主要是由房地产业务负担增加所驱动的，在计提风险准备金时还考虑了地缘政治风险。

办公地产市场的疲软也影响到了其他州立银行和金融机构。但 受创尤为严重，这应归咎于其自身制造的集中度风险（Klumpenrisiko）。该州立银行不仅活跃于办公地产融资，还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OFB 从事项目开发——而那里很快将面临彻底的推倒重来。

格罗斯宣布将对 OFB 进行全面的重组和重新定位。根据格罗斯的说法，OFB 不会完全退出市场，但未来将在市场上以更精简的规模运作。“大幅裁员是必要的，”这位 负责人表示。与企业职工委员会的谈判已经开始。目前，OFB 项目开发部门拥有 140 名员工。此外， 整体规模也将缩减。通过自然流失空出的岗位将不再填补。不过，在这一效应显现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格罗斯表示，直到 2029 年起，才会有大量员工退休。 管理层不愿透露裁员的具体规模。目标是将成本增长限制在每年 1,5%，从而低于通货膨胀率。目前并没有全面的招聘禁令，仅在增长领域有选择性地招聘新员工。

鉴于前六个月的利润下滑，年度预测无法维持，这一点显而易见。 预计全年税前利润为 5 亿欧元，比此前预期低 1 亿至 2 亿欧元。2025 年，其税前利润曾达到 7.31 亿欧元。格罗斯坚持中期目标，即在五年内实现 10 亿欧元的税前利润。“我们认为自己为未来做好了充分准备，”格罗斯强调。arp.

德国并非气候先锋

私人银行Oddo BHF的分析显示企业仍有差距

法兰克福报道。普遍观点认为德国在气候保护方面正单独行动，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承受巨大压力，难以在价格上保持竞争力。常被附加的观点是，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无法单独阻止气候变化。然而，这一形象与国际金融市场数据所传递的印象并不相符。数据显示，德国企业整体上并非先锋，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

德国私人银行Oddo BHF的资产管理者对全球8626家企业进行了分析，这些企业在1月1日均持有MSCI机构的ESG评级。ESG代表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按照其自身对有意义ESG投资的标准，他们检验了所有这些企业的气候中和经济转型计划的可信度。

资产管理者在评估中考量了企业是否开发新的化石燃料设施、是否披露所有重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是否具备企业自身及能源供应中的减排计划。过去三年内，企业还需证明其排放量已实质性降低。此外，企业必须制定供应链减排目标，并计划投资于更环保的运营流程。

这一结果与反复出现的“德国单独行动”形象不符。德国甚至未跻身拥有最高比例可信转型计划的十国之列——欧洲银行监管机构和欧洲央行将此类计划作为银行投资组合风险防范的基础。芬兰位居榜首，该国63%的持评级企业拥有可信转型计划，甚至有更高比例进入“推动变革者”类别。爱尔兰以58%的比例位列第二，法国以54%的可信或推动变革企业比例位居第三。

隐形二氧化碳排放 图片：德新社

德国企业以37%的比例位列第十一位。这可能与企业规模有关。Oddo BHF的分析显示，规模较小的企业在制定一致性计划方面尤为困难。德国中小企业为德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超常比例，因此在样本中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它们也是最初强烈反对欧盟绿色协议中拟定的泛欧可持续报告规则的群体——理由是官僚主义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

中国在此期间制定了更严格的可持续报告要求。但在转型计划的可信度方面，中国企业仅位列第38位，仅7%的持MSCI ESG评级的企业满足资产管理者的标准。美国则有12%的转型计划被认定为可信，排名第32位。垫底的是摩洛哥、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这些国家无一家企业满足标准。

pik.

疯狂轨道

作者：阿奇博尔德·普罗伊沙特

一张塑料制的 Bahncard 仅需几美分即可生产。诚然，在拥有470万 Bahncard 持有者的情况下，这笔费用会累积起来。但数字化唯有在服务提供商能够掌控的情况下才是解决方案。而德国铁路公司（Bahn）无法掌控。一位商务旅客报告称，其数字化 Bahncard 突然从智能手机上消失，在恢复过程中不断遇到技术问题，整个客服电话持续了56分钟。而他并非个案。这效率何在？对商务旅客如此，对德国铁路公司本身亦然。如此也无法节省任何成本。仅有略多于一半的长途列车准点到达，发车轨道或车厢编组不断变更，餐车因工作人员仍滞留于晚点列车中而关闭——商务旅客早已习惯这些，他们可不是为了好玩才坐在火车上。现在连积分收集和状态达成也变得更加复杂，这更是雪上加霜。种种迹象令人怀疑：德国铁路公司是否有意让频繁出行的商务旅客更难获得状态并进入 DB Lounge？这些 Lounge 不仅在高峰时段人满为患，还因设计过于狭小而无法容纳。若要消除这一猜疑，德国铁路公司需在进一步开发其客户忠诚度计划“Bahn Bonus”时拿出行动。

德意志银行启动 IT 改造

杜塞尔多夫讯 德意志银行在邮政银行（Postbank）整合过程中出现问题后，再次启动 IT 系统现代化改造。私人客户部门已选择英国金融科技公司 Thought Machine 的核心银行平台“Vault Core”，并委托 IT 服务商 GFT 实施，该银行与 GFT 于周四联合发布公告。该平台将替换德国私人及财富管理客户的现有技术，并有助于更快推出新产品。GFT 股价随即飙升7.1%，涨至24.15欧元；该银行股票则维持在34.65欧元的前一交易日水平。此次改造前，德意志银行在将邮政银行整合至其 IT 系统时曾出现多次故障，导致数百万客户面临严重问题。此次改造是集团战略的一部分，目标是将核心银行系统数量从15个削减至2个。银行计划在2028年底前投资约6亿欧元用于 IT 建设，并预计自此每年节省约3亿欧元。产品向新系统的迁移将从2027年开始分阶段进行。

股市行情

26.8.26 / 27.8.26

法兰克福汇报指数 / 3405,08 / 3404,69 德意志指数 / 26285,96 / 26247,17 M-Dax指数 / 32521,35 / 32762,77 Tec-Dax指数 / 4019,10 / 4079,00 欧洲斯托克50指数 / 6470,74 / 6415,63 法兰克福汇报欧元指数 / 232,19 / 230,16 道琼斯指数 / 53463,88 / 53416,87 纳斯达克指数 / 26130,20 / 26418,60 德国国债期货 / 124,05 / 123,90 法兰克福活期存款利率 / 2,25 % 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 / 3,23 % 法兰克福汇报10年期债券收益率 / 3,14 % / 3,17 %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 / 4,65 % 现货黄金（美元 / 盎司） / 4597,78 / 4572,37 伦敦布伦特原油（美元 / 桶） / 86,70 / 87,99 1欧元兑美元 / 1,1669 / 1,1645 1欧元兑英镑 / 0,8561 / 0,8574 1欧元兑瑞士法郎 / 0,9380 / 0,9376 1欧元兑日元 / 185,62 / 185,61

数据截至时间：16:13

埃隆·马斯克的万亿赌局

SpaceX、xAI、Robotaxi、Optimus：埃隆·马斯克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大展拳脚。特斯拉集团为此埋单。这是进步的代价——还是一次性投入过多？

作者：克里斯托夫·舍尔鲍姆

在SpaceX创下历史新高的IPO以及该航天公司股价的惊人波动之后，人们几乎忘记了埃隆·马斯克还在领导着另一家特斯拉集团。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目前的市值略高于1,4万亿美元，而这一估值几乎无法通过其在汽车业务中实现的营收和利润来支撑。相反，人们更多地将其与对美好未来的承诺联系在一起。

与整个科技行业类似，特斯拉在增长承诺与必要投资支出之间也面临着冲突。在2026年第二季度，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最初公布了令人惊喜的强劲交付数据。然而，利润率表现却令人失望。今年4月至6月的营收为282.3 亿美元，同比增长26%，超出市场平均预期。

但营业利润率下降了269个基点，营业利润率更是下降了353个基点。每股收益仅为0,33美元，远低于市场预期的0,51美元。自由现金流为负10.9 亿美元，虽不及预期严重，但仍非佳绩。

被马斯克忽视？特斯拉股价年初至今已下跌约19%。 图片来源：彭博社

短期内似乎看不到改善迹象。特斯拉仍计划继续投入巨额资本支出。第二季度资本支出同比飙升142%，达到57.9 亿美元。这些资金将用于推动未来增长领域，如完全自动驾驶、机器人出租车和类人机器人Optimus的发展。

然而，这些领域迄今为止仅为集团收入贡献了很小一部分。

此外，车辆辅助驾驶系统的订阅用户数同比增长56%，使得年度营收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但这一消息并未引发太多热情。

自年初以来，特斯拉股价已下跌约19%，未能从科技股的阶段性热潮中受益。管理层本身将其描述为“公司历史上最大、最激动人心的投资阶段”。对于等待利润的投资者而言，这只是一个微弱的安慰。

尽管如此，许多市场专家仍对特斯拉持乐观态度。皮帕·桑德勒（Piper Sandler）分析师亚历山大·波特（Alexander Potter）在最新数据发布后将目标价从500美元下调至450美元，但仍维持“超配”评级。即使是下调后的目标价仍对应约1,8倍的潜在涨幅，以及约1,8万亿美元的市值。

波特下调了其对2026年和2027年每股收益的预期，主要是为了反映能源和汽车业务利润率下降。同时，他也调低了对监管排放抵免的预估。这些修正部分被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增长带来的更高营收以及自动驾驶软件和服务业务利润率提升所抵消。

与特斯拉相关的话题中，另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议题是：特斯拉与SpaceX可能进行合并。今年初，SpaceX已收购了xAI。据媒体报道，许多特斯拉员工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特斯拉与SpaceX总有一天会合并——该话题在内部已公开讨论

法兰克福汇报财经播客

我们谈论金钱。在《财经与房地产》播客中，我们每周二探讨财富、养老金与市场话题。

特斯拉仍是全球最具吸引力且矛盾重重的股票之一。其愿景宏大，投资意愿强烈。但季度财报显示，承诺与现实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若完全依赖未来主题——如完全自动驾驶、Robotaxi与Optimus项目——投资者需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与长远眼光。短期内，逆风依然真实存在：利润率下滑、自由现金流为负、股价下跌。长期来看，特斯拉仍是全球最具看点的企业之一——但同时也是最昂贵的企业之一。

耐心投资者获得了丰厚回报。从十年维度看，特斯拉跻身史上回报最佳股票行列：从10.000欧元增至逾233.000欧元。十年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3%，这一回报率在全球科技板块中鲜有匹敌。

但近期股价走势表明，前路并非坦途。2024年曾有76%的惊人涨幅，2025年却出现小幅下跌。2026年年初迄今，股价下跌近11%，但十二个月滚动区间内仍录得8%的涨幅。企业史上最成功的一年仍是2020年，特斯拉股东当年回报率高达612%。

股票市场

最低 / 52周对比 / 最高 / 总市值（百万欧元） / Xetra

26.8.26 Schluss / 27.8.26 15.56 h / 26.8.至今变化（%） / 27.8.2615.56 h / 股息 / 股息收益率 26.8. / 30.12.25

Dax / 26285,96 / 26327,94 / +0,2 / +7,5

阿迪达斯 ▲ / 150,70 / 153,05 / +1,6 / -9,5 / $2,80^{1x}$ / 1,83 空客（荷兰） ▲▼ / 206,10 / 203,25 / -1,4 / +2,6 / $3,20^{1x}$ / 1,57 安联 ▲▼ / 451,70 / 447,80 / -0,9 / +14,7 / $17,10^{1x}$ / 3,82 巴斯夫 ▲ / 51,78 / 51,17 / -1,2 / +15,2 / $2,25^{1x}$ / 4,40 拜耳 ▲ / 49,11 / 48,40 / -1,4 / +30,8 / $0,11^{1x}$ / 0,23 德国拜尔斯道夫 / 80,90 / 80,34 / -0,7 / -14,2 / $1,00^{1x}$ / 1,24 宝马 St. ▲ / 57,68 / 59,08 / +2,4 / -36,6 / $4,40^{1x}$ / 7,45 布伦塔格 / 60,56 / 60,08 / -0,8 / +21,2 / $1,90^{1x}$

Commerzbank / 40,93 / 40,47 / -1,1 / +12,1 / $1,10^{1x}$ / 2,72 / 3,16

Continental / 70,28 / 68,58 / -2,4 / +0,9 / $2,70^{1x}$ / 3,94 / 40,47 Daimler Truck Hldg. / 47,08 / 46,94 / -0,3 / +25,8 / $1,30^{1x}$ / 4,05 / 46,94 Deutsche Bank ▲ / 34,63 / 34,75 / +0,3 / +5,0 / $1,00^{1x}$ / 2,88 / 34,75 Deutsche Börse ▲ / 286,90 / 289,50 / +0,9 / +29,4 / $4,20^{1x}$ / 1,45 / 289,50 Deutsche Post ▲ / 56,82 / 56,38 / -0,8 / +20,7 / $1,90^{1x}$ / 1,93 / 56,38 Deutsche Telekom ▲▲▼ / 28,93 / 28,03 / -3,1 / +1,3 / $1,00^{1x}$ / 3,57 / 28,03 E.ON SE / 17,89 / 17,48 / -2,3 / +8,4 / $0,57^{1x}$ / 3,26 / 17,48 Fresenius M. C. / 40,36 / 39,75 / -1,5 / -2,5 / $1,49^{1x}$ / 3,75 / 39,75 Fresenius SE / 46,35 / 45,75 / -1,3 / -6,6 / $0,00^{1x}$ / 0,00 / 45,75 GEA Group / 67,35 / 67,30 / -0,1 / +16,4 / $1,30^{1x}$ / 1,93 / 67,30 Hannover Rück SE / 255,40 / 256,40 / +0,4 / -3,7 / $12,50^{1x}$ / 4,88 / 256,40 Heidelberg Materials / 170,70 / 169,55 / -0,7 / -24,0 / $3,60^{1x}$ / 2,12 / 169,55 Henkel Vz. / 76,36 / 75,18 / -1,5 / +8,0 / $2,07^{1x}$ / 2,75 / 75,18 Hochtief / 424,60 / 425,40 / +0,2 / +26,2 / $6,60^{1x}$ / 1,55 / 425,40 Infineon Techn. ▲▲ / 55,19 / 56,97 / +3,2 / +51,0 / $0,35^{1x}$ / 0,61 / 56,97 Mercedes Benz Grp. ▲ / 44,64 / 44,93 / +0,6 / -25,2 / $3,50^{1x}$ / 7,79 / 44,93 Merck / 138,65 / 138,20 / -0,3 / +12,7 / $2,20^{1x}$ / 1,59 / 138,20 MTU Aero Engines / 365,70 / 363,80 / -0,5 / +2,4 / $3,60^{1x}$ / 0,99 / 363,80 Münchener Rück ▲▼ / 515,80 / 516,00 / ±0,0 / -8,2 / $24,00^{1x}$ / 4,65 / 516,00 Qiagen (NL) ▲ / 37,34 / 37,51 / +0,4 / -8,3 / $0,358^{1x}$ / 0,82 / 37,51 Rheinmetall ▲▼ / 1138,80 / 1168,80 / +2,6 / -25,1 / $11,50^{1x}$ / 0,98 / 1168,80 RWE / 57,50 / ±0,0 / +27,0 / $1,20^{1x}$ / 2,09 / 57,50 SAP SE ▲▲▼ / 180,02 / 187,52 / +4,2 / -10,0 / $2,50^{1x}$ / 17,48

< / td> 1,33< / >< / tr> <>< / ><>< / ><>Scout24 SE< / ><>80,15< / ><>81,30< / ><>+1,4< / ><>-5,2< / ><>$1,50^{1x}$< / ><>1,85< / >< / ><><>< / ><>< / ><>Siemens ▲▼< / ><>288,10< / ><>286,35< / ><>-0,6< / ><>+19,7< / ><>$5,35^{1x}$< / ><>1,87< / >< / ><><>< / ><>< / ><>Siemens Energy ▲▼< / ><>151,10< / ><>151,84< / ><>+0,5< / ><>+26,1< / ><>$0,70^{1x}$< / ><>0,46< / >< / ><><>< / ><>< / ><>Siemens Health. ▲< / ><>39,26< / ><>39,00< / ><>-0,7< / ><>-13,2< / ><>$1,00^{1x}$< / ><>2,56< / >< / ><><>< / ><>< / ><>Symrise< / ><>92,74< / ><>92,06< / ><>-0,7< / ><>+33,7< / ><>$1,25^{1x}$< / ><>1,36< / >< / ><><>< / ><>< / ><>Volkswagen Vz ▲< / ><>72,42< / ><>73,80< / ><>+1,9< / ><>-28,7< / ><>$5,26^{1x}$< / ><>7,13< / >< / >

<><>< / ><>< / ><>Vonovia SE< / ><>19,73< / ><>19,77< / ><>+0,2< / ><>-19,4< / ><>$1,25^{1x}$< / ><>6,32< / >< / ><><>< / ><>< / ><>Zalando SE< / ><>23,22< / ><>23,58< / ><>+1,6< / ><>-6,9< / ><>$0,00^{1x}$< / ><>0,00< / >< / table>

<><>< / >< colspan="2">M-Dax< / ><>32521,35< / ><>32804,21< / ><>+0,9< / ><>+7,1< / ><>< / >< / ><><>■< / ><>4206,95< / ><>Aixtron SE ■< / ><>36,77< / ><>37,08< / ><>+0,8< / ><>+114,3< / ><>$0,15^{1x}$ $0,40< / >< / ><><>■< / ><>2212,06< / ><>Aroundtown (L)< / ><>2,05< / ><>2,02< / ><>-1,3< / ><>-23,6< / ><>$0,08^{1x}$ $3,96< / >< / ><><>■< / ><>3486,78< / ><>Aumovio SE< / ><>35,10< / ><>34,85< / ><>-0,7< / ><>-18,8< / ><>$0,00^{1x}$ $0,00< / >< / ><><>■< / ><>7993,31< / ><>Aurubis< / ><>177,50< / ><>177,80< / ><>+0,2< / ><>+43,2< / ><>$1,60^{1x}$ $0,90< / >< / ><><>■< / ><>4907,63< / ><>Auto1 Group SE< / ><>22,40< / ><>22,14< / ><>-1,2< / ><>-18,9< / ><>$0,00^{1x}$ $0,00< / >< / ><><>■< / ><>4732,56< / ><>Bechtle< / ><>36,62< / ><>37,56< / ><>+2,6< / ><>-14,0< / ><>$0,70^{1x}$ $1,86< / >< / ><><>■< / ><>3155,17< / ><>Bilfinger SE< / ><>80,05< / ><>83,90< / ><>+4,8< / ><>-21,9< / ><>$2,80^{1x}$ $3,34< / >< / ><><>■< / ><>5784,00< / ><>CTS Eventim< / ><>59,25< / ><>60,25< / ><>+1,7< / ><>-23,2< / ><>$1,44^{1x}$ $2,39< / >< / ><><>■< / ><>11324,88< / ><>Delivery Hero SE< / ><>36,95< / ><>±0,0< / ><>+62,6< / ><>$0,00^{1x}$ $0,00< / >< / ><><>■< / ><>9635,90< / ><>Deutsche Lufthansa< / ><>8,05< / ><>8,02< / ><>-0,4< / ><>-4,6< / ><>$0,33^{1x}$ $4,12< / >< / ><><>■< / ><>1875,92< / ><>Deutz< / ><>12,01< / ><>12,29< / ><>+2,3< / ><>+44,6< / ><>$0,18^{1x}$ $1,46< / >< / ><><>■< / ><>15110,00< / ><>DWS Group< / ><>75,25< / ><>75,55< / ><>+0,4< / ><>+33,7< / ><>$3,00^{1x}$ $3,97< / >< / ><><>■< / ><>2309,74< / ><>Elmos Semicond. SE ■< / ><>133,00< / ><>134,60< / ><>+1,2< / ><>+38,8< / ><>$1,50^{1x}$ $1,11< / >< / ><><>■< / ><>8499,84< / ><>Evonik Industries< / ><>18,55< / ><>18,24< / ><>-1,7< / ><>+36,5< / ><>$1,00^{1x}$ $5,48< / >< / ><><>■< / ><>4165,29< / ><>flatexDegiro< / ><>36,88< / ><>37,82< / ><>+2,5< / ><>+2,9< / ><>$0,30^{1x}$ $0,79< / >< / ><><>■< / ><>5968,85< / ><>Fraport< / ><>65,65< / ><>64,55< / ><>-1,7< / ><>-7,7< / ><>$1,00^{1x}$ $1,55< / >< / ><><>■< / ><>2860,75< / ><>freenet ■< / ><>24,36< / ><>24,06< / ><>-1,2< / ><>-18,0< / ><>$2,07^{1x}$ $8,60< / >< / ><><>■< / ><>2587,25< / ><>Fuchs SE Vz.< / ><>39,60< / ><>39,50< / ><>-0,3< / ><>+3,6< / ><>$1,23^{1x}$< / >

3,11< / td>< / tr> ■< / ><>7788,89< / ><>海拉< / ><>70,10< / ><>±0,0< / ><>-15,1< / ><> $0,22^{1x}$ 0,31< / >< / ><><>■< / ><>10205,58< / ><>亨索尔特 ■< / ><>87,26< / ><>88,36< / ><>+1,3< / ><>+20,4< / ><> $0,55^{1x}$ 0,62< / >< / ><><>■< / ><>2723,78< / ><>雨果博斯< / ><>38,13< / ><>38,69< / ><>+1,5< / ><>+7,0< / ><> $0,04^{1x}$ 0,10< / >< / ><><>■< / ><>4886,00< / ><>Ionos集团 ■< / ><>33,42< / ><>34,90< / ><>+4,4< / ><>+30,5< / ><> $0,00^{1x}$ 0,00< / >< / ><><>■< / ><>2292,96< / ><>耶拿光学 ■< / ><>39,22< / ><>40,06< / ><>+2,1< / ><>+104,7< / ><> $0,40^{1x}$ 1,00< / >< / ><><>■< / ><>2867,39< / ><>K+S< / ><>16,23< / ><>16,01< / ><>-1,4< / ><>+28,9< / ><> $0,07^{1x}$ 0,44< / >< / ><><>■< / ><>5848,84< / ><>基恩集团< / ><>44,13< / ><>44,58< / ><>+1,0< / ><>-34,7< / ><> $0,62^{1x}$ 1,39< / >< / ><><>■< / ><>17135,56< / ><>克诺尔-布雷姆塞< / ><>106,10< / ><>106,30< / ><>+0,2< / ><>+11,7< / ><> $1,90^{1x}$ 1,79< / >< / ><><>■< / ><>3765,89< / ><>克朗斯< / ><>118,60< / ><>119,20< / ><>+0,5< / ><>-12,2< / ><> $2,80^{1x}$ 2,35< / >< / ><><>■< / ><>1202,80< / ><>朗泽斯< / ><>14,17< / ><>13,93< / ><>-1,7< / ><>-20,9< / ><> $0,10^{1x}$ 0,72< / >< / ><><>■< / ><>3828,59< / ><>LEG地产股份公司< / ><>49,72< / ><>49,82< / ><>+0,2< / ><>-20,0< / ><> $2,92^{1x}$ 5,86< / >< / ><><>■< / ><>8102,33< / ><>Nemetschek股份公司 ■< / ><>65,00< / ><>70,15< / ><>+7,9< / ><>-24,4< / ><> $0,68^{1x}$ 0,97< / >< / ><><>■< / ><>9190,64< / ><>诺德克斯 ■< / ><>38,40< / ><>38,80< / ><>+1,0< / ><>+33,2< / ><> $0,00^{1x}$ 0,00< / >< / ><><>■< / ><>20301,64< / ><>保时捷< / ><>43,25< / ><>44,57< / ><>+3,1< / ><>-2,3< / ><> $1,01^{1x}$ 2,27< / >< / ><><>■< / ><>4214,00< / ><>保时捷控股股份公司< / ><>27,27< / ><>27,52< / ><>+0,9< / ><>-31,1< / ><> $1,51^{1x}$ 5,49< / >< / ><><>■< / ><>3840,81< / ><>彪马股份公司< / ><>25,00< / ><>25,95< / ><>+3,8< / ><>+16,4< / ><> $0,00^{1x}$ 0,00< / >< / ><><>■< / ><>7163,10< / ><>Rational< / ><>637,50< / ><>630,00< / ><>-1,2< / ><>-4,8< / ><> $20,00^{1x}$ 3,17< / >< / ><><>■< / ><>4802,50< / ><>伦克集团< / ><>47,60< / ><>48,03< / ><>+0,9< / ><>-10,4< / ><> $0,58^{1x}$ 1,21< / >< / ><><>■< / ><>4944,03< / ><>RTL集团（L）< / ><>32,10< / ><>31,95< / ><>-0,5< / ><>-7,3< / ><> $5,50^{1x}$ 17,21< / >< / ><><>■< / ><>3533,70< / ><>萨尔茨吉特< / ><>58,15< / ><>58,80< / ><>+1,1< / ><>+46,5< / ><> $0,20^{1x}$ 0,34< / >< / ><><>■< / ><>9318,82< / ><>Sartorius优先股 ■< / ><>244,40< / ><>248,90< / ><>+1,8< / ><>+0,7< / ><> $0,74^{1x}$ 0,30< / >< / ><><>■< / ><>6850,41< / ><>舍弗勒< / ><>7,40< / ><>7,25< / ><>-2,0< / ><>-13,3< / ><> $0,30^{1x}$ 4,14< / >< / ><><>■< / ><>2620,20< / ><>Siltronic ■< / ><>79,35< / ><>79,40< / ><>+0,1< / ><>+62,4< / ><> $0,00^{1x}$ 0,00< / >< / ><><>■< / ><>1383,96< / ><>Suss MicroTec股份公司 ■< / ><>69,20< / ><>72,40< / ><>+4,6< / ><>+85,0< / ><> $0,04^{1x}$ 0,06< / >< / ><><>■< / ><>2481,88< / ><>TAG地产< / ><>13,04< / ><>±0,0< / ><>-1,4< / ><> $0,40^{1x}$ $ 0,00< / >< / >

3,07< / td>< / tr> ■< / ><>32149,51< / ><>Talanx< / ><>124,00< / ><>124,50< / ><>+0,4< / ><>+9,4< / ><> $3,60^{1x}$ 2,89< / >< / ><><>■< / ><>9169,89< / ><>蒂森克虏伯< / ><>14,46< / ><>14,73< / ><>+1,9< / ><>+58,8< / ><> $0,15^{1x}$ 1,02< / >< / ><><>■< / ><>5691,72< / ><>TKMS< / ><>91,00< / ><>89,60< / ><>-1,5< / ><>+35,6< / ><> $0,00^{1x}$ 0,00< / >< / ><><>■< / ><>19140,00< / ><>Traton SE< / ><>38,40< / ><>38,28< / ><>-0,3< / ><>+25,5< / ><> $0,93^{1x}$ 2,43< / >< / ><><>■< / ><>3668,73< / ><>途易< / ><>7,27< / ><>7,23< / ><>-0,6< / ><>-19,5< / ><> $0,10^{1x}$ 1,38< / >< / ><><>■< / ><>5057,28< / ><>联合互联网 ■< / ><>25,38< / ><>26,34< / ><>+3,8< / ><>-4,8< / ><> $0,50^{1x}$ 1,90< / >< / ><><>■< / ><>4670,27< / ><>瓦克化学< / ><>89,80< / ><>89,55< / ><>-0,3< / ><>+29,1< / ><> $0,00^{1x}$ 0,00< / >< / table>

Prime Standard

<><>法兰克福< / ><>26.8.收盘< / ><>27.8.15:56< / >< / ><><>1&1< / ><>22,40< / ><>22,15< / >< / ><><>11 88 0 Solutions< / ><>1,80< / ><>1,97< / >< / ><><>3U控股< / ><>0,942< / >< / ><><>ad pepper media（荷兰）< / ><>2,44< / ><>2,56< / >< / ><><>adesso SE< / ><>57,70< / ><>57,80< / >< / ><><>Adler集团（卢森堡）< / ><>0,12< / ><>0,127< / >< / ><><>All for One集团SE< / ><>67,80< / >< / ><><>Allane SE< / ><>12,50< / ><>12,00< / >< / ><><>Alzchem集团< / ><>161,40< / ><>161,30< / >< / ><><>Amadeus Fire< / ><>21,20< / ><>21,10< / >< / ><><>Arzneiwerk Vida< / ><>-< / >< / ><><>Asta Energy Solutions（奥地利）< / ><>53,60< / ><>59,40< / >< / ><><>Atoss Software SE ■< / ><>95,70< / ><>100,00< / >< / ><><>Aumann< / ><>14,80< / ><>14,40< / >< / ><><>Basler< / ><>23,95< / ><>23,30< / >< / ><><>Bastei Lübbe< / ><>6,62< / ><>6,68< / >< / ><><>Baywa< / ><>8,96< / ><>9,22< / >< / ><><>BayWa vNA< / ><>2,66< / ><>2,65< / >< / ><><>BB Biotech N（瑞士）< / ><>60,40< / ><>60,00< / >< / ><><>Befesa（卢森堡）< / ><>36,45< / ><>36,70< / >< / ><><>Bertrandt< / ><>8,94< / ><>9,28< / >< / ><><>bet-at-home.com< / ><>3,30< / ><>3,31< / >< / ><><>Bike24控股< / ><>2,34< / ><>2,20< / >< / ><><>Biofrontera< / ><>2,29< / ><>2,31< / >< / ><><>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 / ><>3,23< / >< / ><><>Brain Biotech< / ><>2,76< / ><>2,73< / >< / ><><>Branics集团< / ><>0,766< / ><>0,742< / >< / ><><>Brockhaus科技< / ><>21,40< / ><>21,20< / >< / ><><>Cancom SE ■< / ><>21,40< / ><>22,05< / >< / ><><>卡尔·蔡司医疗 ■< / ><>31,56< / ><>31,12< / >< / ><><>Ceconomy< / ><>3,96< / ><>3,99< / >< / ><><>Cewe基金会< / ><>102,20< / ><>102,40< / >< / ><><>Cherry SE< / ><>1,17< / ><>1,15< / >< / ><><>Data Modul< / ><>27,40< / >< / ><><>Delticom< / ><>2,16< / ><>2,20< / >< / ><><>Demire房地产< / ><>0,388< / ><>0,362< / >< / ><><>Dermapharm控股SE< / ><>40,25< / ><>39,85< / >< / ><><>DMG莫里< / ><>46,90< / ><>47,10< / >< / ><><>道格拉斯< / ><>7,93< / ><>7,94< / >< / ><><>德雷格尔工厂股份< / ><>84,60< / ><>83,80< / >< / ><><>德雷格尔工厂优先股 ■< / ><>111,00< / ><>112,00< / >< / ><><>德国参股公司< / ><>20,95< / ><>20,85< / >< / ><><>德

EuroShop / 18,12 / 18,22

Dt. Konsum REIT / 1,35 Dt. Pfandbriefbank / 3,31 / 3,40 Dürr / 17,80 / 17,82 Eckert & Ziegler SE ■ / 13,16 / 13,17 Edag Engineering (CH) / 3,18 / 3,09 Einhell Germany / 73,80 Electrovac / 8,41 / 8,16 Eleving Group (L) / - ElringKlinger / 5,52 / 5,39 elumeo SE / 2,20 / 2,26 Evotec SE ■ / 3,32 / 3,39 Fabasoft (A) / 16,40 / 16,75 Fielmann Grp. / 38,65 / 39,55 First Sensor / 52,50 / 53,50 Formycon / 19,58 / 19,72 Fortec Elektronik / 10,85 / 11,15 Fr. Vorwerk Gr. SE / 69,75 / 73,00 Fuchs SE / 34,55 / 33,95 Gerresheimer / 25,32 / 25,40 Gesco / 14,40 GFT Technol. SE / 22,50 / 24,95 Global Fashion (L) / 0,461 / 0,454 Grammer / 10,00 / 10,30 Grand City Pr. (L) / 9,31 / 9,22 Grenke / 11,20 / 11,06 H2APEX Group (L) / 0,952 / 0,95 Haier Smart Home (CN) / 1,80 / 1,79 Hamborner Reit / 4,35 / 4,32 Hamburger Hafen / 21,60 Hapag-Lloyd / 136,30 / 131,90 Hawesko Hldg. SE / 16,55 / 16,40 Heidelberg Ph. / 2,46 / 2,47 Heidelberger Druck. / 1,45 / 1,49 HelloFresh SE / 2,82 / 2,81 Henkel St. / 70,60 / 70,50 hGears / 0,79 / 0,765 Highlight Com. (CH) / 0,618 Hoenle / 7,88 / 7,90 HomeToGo SE (L) / 0,90 / 0,898 Hornbach Hldg. / 80,50 / 81,30 Hypoport SE / 84,65 / 87,65 Indus Holding / 34,95 / 36,65 init innovat. SE / 45,40 / 45,90 Instone Real / 7,50 Intershop Comm. / 1,49 / 1,47

InTiCa Systems SE / 1,55 IVU Traffic Tech. / 25,00 / 24,30 Jost Werke SE / 60,50 / 61,80 Jungheinrich / 25,58 Knaus Tabbert / 11,76 / 11,54 Koenig & Bauer / 8,67 / 8,65 Kontron (A) / 22,26 / 22,10 KSB SE St / 918,00 / 922,00 KSB SE Vz / 829,00 / 882,00 KWS Saat SE / 77,10 / 77,90 Leifheit / 13,05 / 13,20 Logwin (L) / 268,00 / 266,00 LPKF Laser&Elec. SE / 13,30 / 13,80 Masterflex SE / 14,20 MBB

【识别噪声修复：该段为报纸页眉页脚、版面导航、订阅、出版或版权信息，原始识别混有大量英文残片与版面噪声，已合并为中文说明。】

SE< / td> 5,52< / ><>5,72< / >< / tr> <>大众汽车< / ><>73,50< / ><>74,15< / >< / ><><>Voltatron< / ><>3,97< / ><>3,94< / >< / ><><>福斯罗< / ><>60,45< / >< / ><><>Vulcan Energy勘探有限公司（澳大利亚）< / ><>1,68< / ><>1,63< / >< / ><><>瓦克诺伊森< / ><>22,70< / ><>22,75< / >< / ><><>WashTec< / ><>38,50< / ><>38,70< / >< / ><><>Westwing集团< / ><>12,75< / ><>12,85< / >< / ><><>维斯特法伦-符腾堡< / ><>14,12< / ><>14,20< / >< / ><><>YOC< / ><>4,81< / ><>4,73< / >< / ><><>Zeal Network< / ><>42,70< / >< / table>

统计数据（来源：H-Dax） 广告

<><>当日赢家< / ><>涨幅%< / ><>52周赢家< / ><>涨幅%< / >< / ><><>Nemetschek< / ><>+7,92< / ><>Verbio< / ><>+216,19< / >< / ><><>TeamViewer< / ><>+5,49< / ><>Aixtron< / ><>+188,22< / >< / ><><>Bilfinger< / ><>+4,81< / ><>Suss M. Tec< / ><>+173,00< / >< / ><><>Suss M. Tec< / ><>+4,62< / ><>萨尔茨吉特< / ><>+163,44< / >< / ><><>Atoss软件< / ><>+4,46< / ><>SMA Solar< / ><>+144,15< / >< / table>

<><>当日输家< / ><>跌幅%< / ><>52周输家< / ><>跌幅%< / >< / ><><>德国电信< / ><>-3,11< / ><>朗泽斯< / ><>-42,96< / >< / ><><>大陆集团< / ><>-2,42< / ><>Evotec< / ><>-42,82< / >< / ><><>意昂< / ><>-2,26< / ><>Nemetschek< / ><>-41,00< / >< / ><><>舍弗勒< / ><>-2,03< / ><>Aroundtown< / ><>-38,32< / >< / ><><>朗泽斯< / ><>-1,69< / ><>宝马< / ><>-33,97< / >< / table>

已听取。已理解。已确认。

道琼斯指数年度走势（Xetra）

走势：26327,94 52周最高 / 最低：26573,50 / 21863,81

欧洲主要股市欧元报价

<>< rowspan="2">法兰克福< / >< rowspan="2">8月26日 收盘< / >< rowspan="2">8月27日 15:56< / ><>CEZ（捷克）< / ><>56,90 405,60< / ><>57,15 408,40< / >< / ><><>Coloplast（丹麦）< / ><>60,92< / ><>60,10< / >< / ><><>英博< / ><>67,30< / ><>67,18< / ><>Compass集团（英国）< / ><>26,02< / ><>25,78< / >< / ><><>ABB（瑞士）< / ><>84,76< / ><>85,50< /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法国）< / ><>18,95< / ><>18,51< / >< / ><><>阿霍德-德拉海兹< / ><>31,02< / ><>30,87< / ><>达能（法国）< / ><>65,22< / ><>64,96< / >< / ><><>法国液化空气< / ><>168,56< / ><>167,00< / ><>丹麦银行（丹麦）< / ><>50,06< / ><>49,66< / >< / ><><>Amadeus IT（西班牙）< / ><>57,58< / ><>57,42< / ><>达索系统（法国）< / ><>22,25< / ><>23,00< / >< / ><><>力拓（英国）

(F)< / td> 43,75< / ><>43,28< / ><>Erste Group Bank (A)< / ><>125,00< / ><>125,60< / >< / tr> <>BAE Systems (GB)< / ><>24,20< / ><>24,50< / ><>EssilorLuxottica (F)< / ><>159,85< / ><>157,10< / >< / ><><>Banco Santander (E)< / ><>12,74< / ><>12,63< / ><>Exor (NL)< / ><>71,70< / ><>71,90< / >< / ><><>BBVA (E)< / ><>25,00< / ><>24,96< / ><>Experian Group (JE)< / ><>35,00< / ><>34,60< / >< / ><><>BNP Paribas (F)< / ><>106,38< / ><>101,60< / ><>Ferrari (NL)< / ><>359,05< / ><>353,40< / >< / ><><>BP (GB)< / ><>6,06< / ><>6,11< / ><>Flutter Entertain. (IRL)< / ><>86,50< / ><>83,50< / >< / ><><>Brit. Am. Tobacco (GB)< / ><>49,44< / ><>49,01< / ><>Geberit N (CH)< / ><>621,40< / ><>625,80< / >< / ><><>BT Group (GB)< / ><>2,38< / ><>2,39< / ><>Generali (I)< / ><>43,66< / ><>43,80< / >< / ><><>Caixabank (E)< / ><>13,15< / ><>Givaudan N (CH)< / ><>3.529< / ><>3.461< / >< / ><><>Capgemini (F)< / ><>106,40< / ><>107,50< / ><>Glencore (JE)< / ><>6,97< / ><>6,91< / >< / tabl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 rowspan="2">52周对比< / >< rowspan="2">< / >< rowspan="2">股息< / >< colspan="2">赫尔辛基交易所< / >< colspan="2">法兰克福交易所< / >< / ><><>8月26日收盘< / ><>8月27日 15:56< / ><>涨跌%< / >< / ><><>< / ><>3M公司< / ><>0,78美元< / ><>180,00< / ><>177,84< / ><>153,75< / ><>+0,4< / >< / ><><>< / ><>Alphabet A类股< / ><>0,22美元< / ><>342,00< / ><>340,36< / ><>292,35< / ><>-0,3< / >< / ><><>< / ><>亚马逊< / ><>0,00美元< / ><>260,28< / ><>256,85< / ><>221,05< / ><>-0,6< / >< / ><><>< / ><>美国运通< / ><>0,95美元< / ><>336,15< / ><>335,32< / ><>288,00< / ><>+0,2< / >< / ><><>< / ><>安进< / ><>2,52美元< / ><>440,34< / ><>436,95< / ><>373,40< / ><>-0,7< / >< / ><><>< / ><>苹果公司< / ><>0,27美元< / ><>313,45< / ><>311,87< / ><>266,60< / ><>-1,3< / >< / ><><>< / ><>波音公司< / ><>2,06美元< / ><>212,09< / ><>209,85< / ><>179,90< / ><>-0,8< / >< / ><><>< / ><>卡特彼勒< / ><>1,63美元< / ><>821,93< / ><>811,51< / ><>712,20< / ><>+2,6< / >< / ><><>< / ><>雪佛龙< / ><>1,78美元< / ><>200,21< / ><>198,67< / ><>171,70< / ><>-0,2< / >< / ><><>< / ><>思科系统< / ><>0,42美元< / ><>112,36< / ><>112,00< / ><>96,24< / ><>-0,1< / >< / ><><>< / ><>可口可乐< / ><>0,53美元< / ><>90,08< / ><>89,23< / ><>76,55< / ><>-0,9< / >< / ><><>< / ><>迪士尼< / ><>0,75美元< / ><>109,63< / ><>108,14< / ><>92,74< / ><>-3,0< / >< / ><><>< / ><>高盛< / ><>4,50美元< / ><>1.040,46< / ><>1.046,49< / ><>893,40< / ><>-2,2< / >< / ><><>< / ><>家得宝< / ><>2,33美元< / ><>334,85< / ><>331,54< / ><>286,95< / ><>-1,2< / >< / ><><>< / ><>霍尼韦尔国际< / ><>0,70美元< / ><>220,67< / ><>218,34< / ><>187,14< / ><>+1,9< / >< / ><><>< / ><>IBM< / ><>1,69美元< / ><>229,87< / ><>235,01< / ><>199,22< / ><>+0,9< / >< / ><><>< / ><>强生< / ><>1,34美元< / ><>270,00< / ><>264,94< / ><>226,35< / ><>-2,2< / >< / ><><>< / ><>麦当劳< / ><>1,86美元< / ><>266,93< / ><>263,91< / ><>226,30< / ><>-1,2< / >< / ><><>< / ><>默克< / ><>0,85美元< / ><>153,10< / ><>150,23< / ><>129,52< / ><>-3,2< / >< / ><><>< / ><>微软< / ><>0,91美元< / ><>496,37< / ><>498,34< / ><>426,85< / ><>+0,5< / >< / ><><>< / ><>摩根大通< / >

< / td> 1,50$b< / ><>356,50< / ><>355,15< / ><>303,70< / ><>-0,9< / >< / tr> <>< / ><>Nike< / ><>0,41$b< / ><>38,59< / ><>38,71< / ><>33,15< / ><>-0,4< / >< / ><><>< / ><>NVIDIA Corp.< / ><>0,25$b< / ><>209,66< / ><>223,54< / ><>192,22< / ><>+6,9< / >< / ><><>< / ><>Procter & Gamble< / ><>1,09$b< / ><>145,00< / ><>143,38< / ><>123,48< / ><>-0,8< / >< / ><><>< / ><>Salesforce Inc.< / ><>0,44$b< / ><>205,62< / ><>242,52< / ><>207,15< / ><>+17< / >< / ><><>< / ><>Sherwin Williams< / ><>0,80$b< / ><>348,66< / ><>345,71< / ><>298,30< / ><>-0,3< / >< / ><><>< / ><>Travelers Companies< / ><>1,25$b< / ><>371,15< / ><>370,92< / ><>317,60< / ><>+0,7< / >< / ><><>< / ><>UnitedHealth< / ><>2,32$b< / ><>401,01< / ><>396,83< / ><>342,80< / ><>-0,4< / >< / ><><>< / ><>VISA< / ><>0,67$b< / ><>383,90< / ><>381,29< / ><>327,55< / ><>-0,7< / >< / ><><>< / ><>Walmart Inc.< / ><>0,25$b< / ><>104,34< / ><>103,10< / ><>88,87< / ><>-1,1< / >< / table>

Wirksame Kommunikation ist ein Handwerk, das erlernt werden kann und bei dem jeder Schritt sitzen muss. Mit dem Espresso-Prinzip lassen sich Botschaften so verdichten, dass sie bei den Zuhörern ihre volle Wirkung entfalten – wie ein guter Espresso.

《Espresso-Prin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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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K PLC (GB)< / ><>22,30< / ><>21,84< / >< / > <><>Heineken Hold. (NL)< / ><>68,15< / ><>68,05< / >< / > <><>Heineken N.V. (NL)< / ><>72,52< / ><>72,44< / >< / > <><>Hermès (F)< / ><>1550< / ><>1556< / >< / > <><>Hexagon B (SE)< / ><>9,09< / ><>8,98< / >< / > <><>Holcim N (CH)< / ><>77,10< / ><>78,00< / >< / > <><>HSBC Hold. (GB)< / ><>17,80< / ><>17,60< / >< / > <><>Iberdrola (E)< / ><>20,20< / ><>19,90< / >< / > <><>Inditex (E)< / ><>58,50< / ><>58,30< / >< / > <><>ING Groep (NL)< / ><>30,70< / ><>30,23< / >< / > <><>Intesa Sanpaolo (I)< / ><>6,87< / ><>6,78< / >< / > <><>Investor B (SE)< / ><>37,50< / ><>37,37< / >< / > <><>KBC Group (BE)< / ><>133,20< / ><>134,10< / >< / > <><>Kone (FI)< / ><>52,68< / ><>53,08< / >< / > <><>Kühne + Nagel N (CH)< / ><>237,70< / ><>230,10< / >< / > <><>L’Oréal (F)< / ><>391,00< / ><>383,15< / >< / > <><>Legrand (F)< / ><>136,65< / ><>138,20< / >< / > <><>Linde PLC (IRL)< / ><>423,80< / ><>415,60< / >< / > <><>London Stock Ex. (GB)< / ><>101,20< / ><>103,70< / >< / > <><>LVMH Moet Hennessy (F)< / ><>454,25< / ><>447,25< / >< / > <><>Michelin (F)< / ><>34,72< / ><>35,10< / >< / > <><>National Grid (GB)< / ><>13,83< / ><>13,71< / >< / > <><>Naturgy Energy (E)< / ><>29,74< / ><>29,78< / >< / > <><>NatWest Group (GB)< / ><>8,12< / ><>8,06< / >< / > <><>Nestlé N (CH)< / ><>85,29< / ><>83,19< / >< / > <><>Nokia (FI)< / ><>8,90< / ><>9,00< / >< / > < / table>

北欧银行（芬兰）< / td><>17,55< / ><>17,49< / >< / tr> <><>诺华（瑞士）< / ><>136,34< / ><>134,06< / >< / > <><>诺沃尼西斯（丹麦）< / ><>59,68< / ><>61,20< / >< / > <><>诺和诺德（丹麦）< / ><>40,30< / ><>39,40< / >< / > <><>奥朗日电信（法国）< / ><>15,77< / ><>14,93< / >< / > <><>合伙集团（瑞士）< / ><>779,20< / ><>796,60< / >< / > <><>人头马（法国）< / ><>67,26< / ><>62,80< / >< / > <><>飞利浦电子（荷兰）< / ><>23,40< / ><>22,97< / >< / > <><>意大利邮政（意大利）< / ><>27,38< / ><>28,07< / >< / > <><>Prosus（荷兰）< / ><>38,27< / ><>38,03< / >< / > <><>保诚集团（英国）< / ><>12,14< / ><>11,84< / >< / > <><>阳狮集团（法国）< / ><>103,30< / ><>103,40< / >< / > <><>利洁时（英国）< / ><>60,60< / ><>59,52< / >< / > <><>Relx（英国）< / ><>30,56< / ><>30,30< / >< / > <><>历峰集团（瑞士）< / ><>199,15< / ><>203,20< / >< / > <><>力拓（英国）< / ><>89,55< / ><>88,83< / >< / > <><>罗氏制药（瑞士）< / ><>392,95< / ><>389,00< / >< / > <><>劳斯莱斯集团（英国）< / ><>18,15< / ><>18,16< / >< / > <><>瑞安航空控股（爱尔兰）< / ><>24,37< / ><>24,41< / >< / > <><>赛峰集团（法国）< / ><>343,00< / ><>349,70< / >< / > <><>圣戈班（法国）< / ><>82,32< / ><>80,40< / >< / > <><>桑普（芬兰）< / ><>9,84< / ><>9,86< / >< / > <><>山特维克（瑞典）< / ><>35,75< / ><>35,80< / >< / > <><>赛诺菲（法国）< / ><>78,26< / ><>77,21< / >< / > <><>施耐德电气（法国）< / ><>299,00< / ><>299,75< / >< / > <><>苏格兰-南方能源（英国）< / ><>28,30< / >< / > < / table>

股票指数

<><>北欧斯安银行A（瑞典）< / ><>20,09< / ><>20,17< / >< / > <><>壳牌（英国）< / ><>39,13< / ><>39,21< / >< / > <><>西卡N（瑞士）< / ><>205,80< / ><>204,30< / >< / > <><>标准人寿（英国）< / ><>25,12< / ><>25,80< / >< / > <><>斯泰兰蒂斯（荷兰）< / ><>4,44< / ><>4,53< / >< / > <><>意法半导体（荷兰）< / ><>41,93< / ><>44,47< / >< / > <><>瑞典商业银行（瑞典）< / ><>13,14< / ><>13,31< / >< / > <><>Swedbank A（瑞典）< / ><>33,73< / ><>33,85< / >< / > <><>瑞士人寿（瑞士）< / ><>983,00< / ><>976,00< / >< / > <><>瑞士再保险N（瑞士）< / ><>150,00< / ><>150,35< / >< / > <><>瑞士电信N（瑞士）< / ><>680,00< / ><>665,00< / >< / > <><>西班牙电信（西班牙）< / ><>3,62< / ><>3,56< / >< / > <><>挪威电信（挪威）< / ><>12,53< / ><>12,28< / >< / > <><>乐购（英国）< / ><>5,35< / ><>5,40< / >< / > <><>泰雷兹（法国）< / ><>250,10< / ><>246,00< / >< / > <><>道达尔能源（法国）< / ><>75,21< / ><>75,11< / >< / > <><>瑞银集团N（瑞士）< / ><>46,65< / ><>46,41< / >< / > <><>UCB（比利时）< / ><>224,70< / ><>221,20< / >< / > <><>联合信贷银行（意大利）< / ><>86,06< / ><>84,70< / >< / > <><>联合利华（英国）< / ><>55,97< / ><>55,04< / >< / > <><>威立雅环境（法国）< / ><>34,02< / ><>32,65< / >< / > <><>万喜（法国）< / ><>119,60< / ><>115,00< / >< / > <><>沃尔沃B（瑞典）< / ><>31,83< / ><>31,67< / >< / > <><>Wolters Kluwer（荷兰）< / ><>68,78< / ><>69,16< / >< / > <><>苏黎世保险集团N（瑞士）< / ><>637,00< / ><>629,40< / >< / > < / table>

欧央行参考汇率 / 25.8. / 26.8.

澳大利亚元 / 1,6303 / 1,6241 巴西雷亚尔 / 6,0153 / 6,0055 英镑 / 0,8555 / 0,8561 人民币 / 7,8366 / 7,8422 丹麦克朗 / 7,4753 / 7,4757 港元 / 9,1407 / 9,1463 印度卢比 / 111,2760 / 111,3475 冰岛克朗 / 141,4000 / 141,2000 日元 / 185,7000 / 185,6200 加拿大元 / 1,6363 / 1,6377 墨西哥比索 / 19,7632 / 19,7567 新西兰元 / 1,9547 / 1,9582 挪威克朗 / 10,8920 / 10,8845 波兰兹罗提 / 4,3055 / 4,2955 罗马尼亚列伊 / 5,2537 / 5,2568 瑞典克朗 / 11,0668 / 11,0785 瑞士法郎 / 0,9361 / 0,9380 新加坡元 / 1,4814 / 1,4817 南非兰特 / 18,6450 / 18,5724 泰铢 / 38,1760 / 38,2100 捷克克朗 / 24,0990 / 24,0830 土耳其里拉 / 56,0935 / 56,1481 匈牙利福林 / 362,2800 / 360,1800 美元 / 1,1662 / 1,1669

商品市场

52周最低价对比最高价 / 52周 / 26.8收盘 / 27.8 15:56 / 26.8变动（%）31.12.

最高价 / 最低价 | 德国指数 | | | | | | 3424,89 / 2941,66 / 法兰克福汇报指数 / 3405,08 / 3414,28 / +0,27 +5,1 26573,50 / 21863,81 / DAX / 26285,96 / 26327,94 / +0,16 +7,5 33547,52 / 26803,25 / M-DAX / 32521,35 / 32804,21 / +0,87 +7,1 4284,41 / 3322,31 / TecDAX / 4019,10 / 4077,81 / +1,5 +12,6 14059,97 / 11558,54 / HDAX / 13916,32 / 13949,93 / +0,24 +8,1 19325,96 / 15592,82 / SDAX / 18642,01 / 18890,81 / +1,3 +10,0

| 欧洲指数 | | | | | | | 234,95 / 194,52 / 法兰克福汇报欧元指数 / 232,19 / 230,69 / -0,65 / +9,3 457,90 / 369,67 / 法兰克福汇报欧元表现指数 / 452,60 / 449,68 / -0,65 / +11,7 6577,20 / 5290,46 / 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 / 6470,74 / 6432,57 / -0,59 / +11,1 5572,96 / 4509,92 / 欧洲斯托克50指数 / 5494,85 / 5443,92 / -0,93 / +10,7 692,33 / 560,10 / 欧元区斯托克指数 / 680,81 / 676,21 / -0,68 / +10,5 663,41 / 543,17 / 欧洲斯托克600

< / td> 656,41< / ><>651,88< / ><>-0,69< / ><>+10,1< / >< / tr> <>< / ><>2698,48< / ><>2201,02< / ><>标普欧元350指数（欧洲）< / ><>2669,43< / ><>2650,15< / ><>-0,72< / ><>+10,2< / >< / ><><>< / ><>1984,60< / ><>1574,74< / ><>泛欧100指数（Euronext 100）< / ><>1937,01< / ><>1914,48< / ><>-1,2< / ><>+11,3< / >< / ><><>< / ><>1124,13< / ><>883,89< / ><>阿姆斯特丹AEX指数< / ><>1107,76< / ><>1102,05< / ><>-0,52< / ><>+15,8< / >< / ><><>< / ><>2701,80< / ><>1948,59< / ><>雅典综合指数< / ><>2687,04< / ><>2669,18< / ><>-0,66< / ><>+25,9< / >< / ><><>< / ><>14660,81< / ><>10725,65< / ><>赫尔辛基OMX指数< / ><>13710,48< / ><>13766,00< / ><>+0,40< / ><>+11,6< / >< / ><><>< / ><>15204,92< / ><>10053,74< / ><>伊斯坦布尔BIST 100指数< / ><>14610,92< / ><>14552,11< / ><>-0,40< / ><>+29,2< / >< / ><><>< / ><>1800,63< / ><>1325,41< / ><>哥本哈根OMXC 20指数< / ><>1649,95< / ><>1633,50< / ><>-1,00< / ><>+1,6< / >< / ><><>< / ><>20356,50< / ><>14646,00< / ><>马德里IBEX 35指数< / ><>20067,30< / ><>19922,20< / ><>-0,72< / ><>+15,1< / >< / ><><>< / ><>8755,03< / ><>7505,27< / ><>巴黎CAC 40指数< / ><>8462,39< / ><>8329,55< / ><>-1,6< / ><>+2,2< / >< / ><><>< / ><>14669,51< / ><>11867,89< / ><>苏黎世SMI指数< / ><>14542,90< / ><>14360,38< / ><>-1,3< / ><>+8,2< / >< / ><>< colspan="8">美洲指数< / >< / ><><>< / ><>54744,33< / ><>44948,16< /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纽约）< / ><>53463,88< / ><>53479,73< / ><>+0,03< / ><>+11,3< / >< / ><><>< / ><>30762,20< / ><>22841,42< / ><>纳斯达克100指数（纳斯达克）< / ><>29224,52< / ><>29384,56< / ><>+0,55< / ><>+16,4< / >< / table>

<><>标题< / ><>现价< / ><>涨跌%< / >< / ><><>标普高盛商品指数（现货）< / ><>699,58< / ><>+0,26< / >< / ><><>DAXglobal®黄金矿业指数< / ><>936,30< / ><>0,0< / >< / ><><>美国黄金股指数（HUI）< / ><>866,15< / ><>-0,02< / >< / ><><>现货黄金（欧元 / 盎司）< / ><>3923,63< / ><>-0,55< / >< / ><><>现货黄金（纽约，美元 / 盎司）< / ><>4607,80< / ><>0,0< / >< / ><><>现货白银（纽约，美元 / 盎司）< / ><>67,89< / ><>-0,29< / >< / ><><>现货铜（纽约，美元 / 磅）< / ><>6,56< / ><>-0,50< / >< / table>

硬币、金条 所有数据仅供参考。无数据=无法提供；gs=已收盘；■=亦在TecDAX中；▲=亦在欧元区 Stoxx 50中；N=亦在Stoxx Europe 50中。股息为按本币计算的最近一次股息（已剔除资本措施）。股息指数上标：年度股息次数；股息收益率：基于最近一次年度股息的毛股息收益率；52周高 / 低：基于剔除资本措施后的日最高 / 最低价计算；市值：仅计算相关类别。股息收益率由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基于走势或收盘价计算。

柜台价格（欧元） / 27.8. / 买入价 / 卖出价

1千克黄金 / 122793,00 / 128923,00 1盎司克鲁格金币 / 3802,50 / 3982,00 1 / 2盎司克鲁格金币 / 1901,00 / 2118,90 1 / 4盎司克鲁格金币 / 950,50 / 1079,70 1 / 10盎司克鲁格金币 / 380,00 / 437,90 1盎司不列颠尼亚金币 / 3802,50 / 4033,00 1 / 2盎司不列颠尼亚金币 / 1901,00 / 2118,90 1 / 4盎司不列颠尼亚金币 / 950,50 / 1079,70 1 / 10盎司不列颠尼亚金币 / 380,00 / 437,90 20马克 / 881,60 / 839,20 20法郎维雷利金币 / 714,10 / 761,50 2兰特 / 892,60 / 932,00 1奥地利杜卡特金币 / 419,90 / 453,00 50智利比索 / 1098,50 / 1207,50 1千克白银 / 1735,00 / 2378,55 1盎司枫叶白金币 / 1350,00 / 2040,85

*=前一交易日，数据来源：德古萨黄金公司，终端客户价格

“永远只给一半”伎俩在Nvidia也管用

投资者对英伟达财报的反应如同兔子面对毒蛇

每当英伟达发布季度财报时，所有市场报告都充斥着这样的提醒——市场异常平静，这种紧绷的气氛只在美联储会议前才会出现。仿佛世界在这之后都会变得截然不同。通常只有美联储会议才能制造出这样的氛围。

英伟达对市场确实举足轻重。超过五万亿美元的投资者资金正在经历考验，这是全球任何其他公司都无法企及的规模。倘若英伟达股价暴跌60%，投资者的损失将相当于德国国债市场上所有国家债务违约的总和——折合约三万亿美元。

如此大幅度的股价崩盘并非不可能。但市场上确实存在某种"大而不能倒"的规则。太多投资者已深陷英伟达这艘船中，这使得深度下跌变得极不可能，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冒着引发金融体系动荡的风险。

令投资者稍感安心的是：英伟达是全球分析最透彻的企业。正因为有五百万美元的投资者资金处于风险之中，所有银行、基金经理和资产管理公司都对这家公司保持特别关注。回顾过去几年可以发现：英伟达财报发布后的股价波动已明显收窄。2024年还常见两位数的百分比波动，到了2025年已较为少见。如今的说法是：极端不可预测的股价跳涨已基本可以排除。

当然，交易所里永远无法排除任何可能性，但英伟达的投资者关系部门——负责维护投资者关系——也并未袖手旁观。他们通过与重要投资者的无数次对话为财报发布日做准备，正如美联储会在数周前就谨慎地为即将到来的决策铺路。

具体数字受制于即时公告义务和内幕交易规定，不得提前泄露。但一个季度内关于新订单和其他发展的消息，通常是很好的风向标。

股价反应总是源于预期与实际业绩的对比。从分析师对英伟达的评估来看，这一现象颇为有趣：在彭博社追踪的82名分析师中，有79人建议买入该股。这一比例极为罕见。诚然，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的分析师总是倾向于乐观态度。但结合英伟达股票在未来12个月的预期收益率为48%来看，这一景象已是异常乐观——更何况这只股票在过去三年里股价已翻了四倍，且以五万亿美元的市值已进入股市估值的未知领域。如此高的期望本身就是一种负担。周三晚间的财报发布，这一负担对英伟达而言并未过重。财报数据令人信服。

在财报发布前，分析师共识给出的目标价为314美元，而当前股价为214美元。

对于一家市盈率（KGV）已稳定在 22 倍（这在目前的科技股中已处于低于平均水平）的公司来说，股价再次出现大幅跳升将是不寻常的。上季度 580 亿美元的净利润（营收为 810 亿美元）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难再次翻倍的高度。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季度利润为 600 亿美元，营收为 960 亿美元。

对于那些在犹豫是否仍应购买英伟达（Nvidia）股票，还是应该平掉现有仓位的投资者，有一种心理学经常采用、且知名基金经理也时常使用的方法。例如，如果投资者在纠结是否应该卖出英伟达股票，以实现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高额股价收益，那么建议尝试“永远拿走一半”的技巧。如果投资者卖掉一半的股票，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可以感到欣慰：如果股价继续上涨，他可以庆幸自己还持有半数仓位；反之，如果股价下跌，至少有一半的仓位及其收益已经落袋为安。

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那些考虑（首次）买入该股票的投资者：只需投入计划投资金额的一半。如果股价继续上涨，投资者就不再仅仅是旁观者，而是已经持有部分仓位；如果股价下跌，则仍有一部分流动资金可用，以便在低位补仓，或者转向行业内那些关注度较低的公司，就像英飞凌（Infineon）在春季所经历的那样。

至于股价是涨是跌，无论如何没有人能提前给出答案。通常即使是深知公司数据的企业管理层，也不知道股价会对某项公告做出何种反应。有时股市更看重预测，有时则更看重实际数据。有时股票回购会带来好评，有时则被批评为管理层缺乏创意。周三，市场的焦点集中在乐观的前景预测上，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了约 5%。

但毫无疑问的是：那些拥有强大市场地位且能持续稳定增长的公司，其市值最终会上升。由于英伟达仍然是一家高盈利增长企业的典范，因此其市值达到了 5 万亿美元。这种趋势是否会保持？没人知道。即使是食品或药品制造商也无法保证竞争对手的面包明天不会更受欢迎，或者另一家制药巨头不会拿出突破性的研究结果。企业风险是股票估值的核心。

正因如此，股价才会波动；也正因为这种风险，股票作为一种资产类别，其最终收益高于低风险资产。而这种风险由每位投资者独立承担。在英伟达的案例中，至少有大量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承担，但反对者也同样之多。周二，纳斯达克（Nasdaq）市场上有 260 亿股英伟达股票易手。数以百万计的买家在数据公布前押注股价上涨，而数以百万计的卖家则认为该股已处于高点。通过“一半技巧”，投资者可以让自己在两种可能性中都占据有利位置。

利率上升在股市留下痕迹

单只股票的走弱提醒投资者保持谨慎 / 技术分析 / 作者：阿希姆·马茨克

美国、日本、英国及欧元区的债券收益率近期再度加速上升。推动这一趋势的因素包括：通胀预期升温、多国央行可能继续加息、借助债券大规模为人工智能热潮融资，以及美国、日本、英国及欧盟部分地区政府不健全的财政政策。

利率与收益率水平始终是影响股市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当利率敏感型行业——这些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往往仍保有高额债务——面临逆风时，不应感到意外。在此类行业中，房地产与建筑业（包括建材供应商）、部分公用事业及零售与消费品股应受到关注。技术面的走弱已在个股层面显现，如欧元 Stoxx 50 指数中的 Ahold Delhaize、DAX 指数中的海德堡材料公司及 Vonovia。

能源价格上涨与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多国消费者持币观望。这不仅体现在奢侈品与体育用品制造商的报道中，也反映在零售商的核心业务上。

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附近赞丹的欧元 Stoxx 50 食品零售集团 Ahold Delhaize 于 2016 年由荷兰 Koninklijke Ahold 与比利时 Delhaize Group 合并而成。从技术面看，该股自 2015 年（股价约 11.80 欧元）起进入一轮温和的长期牛市，其核心十一年牛市趋势线位于 30 欧元。在此趋势内，该股自 2022 年至 2024 年底处于中期整固阶段（上升三角形，阻力区间约 31.90 欧元至 32 欧元，该区间现应作为支撑区间发挥作用）。

进入 2026 年初，Ahold Delhaize 形成交易顶部形态。年初先出现获利回吐信号与技术走弱，近期更出现技术性卖出信号（跌破 200 日均线）。当前股价约 31 欧元，未能守住旧支撑区间（31.90 欧元至 32.00 欧元）。技术走弱的势头如此强劲，以至于未来数周内守不住十一年牛市趋势线的风险已然显现。对 Ahold Delhaize 而言，当前宜采取防御性策略，对于与欧元 Stoxx 50 相关的投资者，建议低配该股；对其他投资者，则可借此获取流动性。

该股在 2024 / 2025 年交接之际通过买入信号脱离整固，并一路攀升至约 42.50 欧元的历史新高。此后

海德堡材料：技术走弱

*刻度为对数 / 数据来源：LSEG；Matzke-Research / 法兰克福汇报制图：nav.

海德堡材料股份公司（原名海德堡水泥股份公司）是领先的建筑材料集团之一，专注于能源密集型生产及沥青、预拌混凝土、水泥和骨料的分销。其国际业务版图（包括在美国的强势地位）在过去几十年间也通过收购得以扩张，如2007年以140亿欧元收购英国竞争对手汉森。从技术角度看，公司股价在2022年（此前多年横盘或下行，起点为38,70欧元）启动了一轮由多重投资买入信号驱动的上涨行情。

在随后几年理想的牛市趋势中，该股完成技术重估并创下241,80欧元的新高点（2026年初）。在中长期明显超买背景下，股价先后出现获利回吐信号，之后因加速上涨趋势跌破200日均线而触发卖出信号。自此，该股进入对前期重估的技术性回调。由于整体技术面显示此次回调可能在时间（或空间）上进一步扩展，并将继续相对DAX走弱，该股目前宜保持谨慎。

不断上升的基准利率与攀升的（债券）收益率——在德国更因住宅建筑集团可能被征收的政治讨论——为地产股带来技术逆风。一方面，高利率令部分建筑项目的经济性面临挑战；另一方面，相较于许多地产股（其特征为稳定的股息支付者），债券的吸引力上升。

这一趋势在DAX成分股Vonovia与M-DAX成分股LEG Immobilien身上均有体现。Vonovia自2020年9月创下59,10欧元的历史高点（并被纳入Euro Stoxx 50）后经历下跌，于2023年3月触及15,30欧元的抛售低点。其后果之一是该股在2023年9月失去Euro Stoxx 50成分股资格。自15,30欧元起，股价出现一波反弹至33,90欧元（2024 / 2025年交接期）。该反弹在2024年夏季先陷入横盘，后在技术走弱加剧下转入下跌。近几个月来，这一跌势已扩大为熊市，与大盘趋势背离。

一方面，若债券市场动荡与政治讨论未获缓解，该股（根本性）技术改善的可能性仍存；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部分压力已被计入股价水平——因此，现有Vonovia持仓更宜“持有”，并在15,00欧元（略低于前期抛售低点）设置战略性止损，而非顺势技术性抛售。

作者为Matzke-Research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克林拜尔邀请联合信贷银行首席执官会谈

柏林 / 法兰克福。联邦政府介入德国商业银行与意大利大型银行联合信贷银行之间的收购纷争。副总理拉尔斯·克林拜尔（社民党）已邀请联合信贷银行首席执行官安德烈亚·奥尔切尔于9月14日在联邦财政部进行会谈，据德新社从政府圈子获悉。报道称，此举旨在阐明联邦政府的立场并展开交流。克林拜尔表示：“这将伴随两家银行的对话，双方仍需在直接磋商中就未来路径进行讨论。”

克林拜尔的邀请标志着联邦政府立场的转变。今年7月，政府还曾将联合信贷银行的做法称为“咄咄逼人且敌对”，并予以拒绝。

联合信贷银行约两年前进入德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一直游说收购这家法兰克福DAX指数成分企业，并已获得接近50%的股份。在金融危机中，联邦政府曾以数十亿欧元的纳税资金拯救德国商业银行，目前仍持有该行约12%的股份，为第二大股东。因此，在可能的收购中，联邦政府将发挥重要作用。

联邦政府多次强调，德国商业银行对德国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具有高度优先地位，且作为重要雇主，对法兰克福金融中心至关重要。未来也需确保这一地位。联邦政府表示：“因此，政府将继续在德国中小企业、法兰克福金融中心及员工利益的意义上行事。”

联邦政府此前拒绝出售其持有的德国商业银行股份。但近期有传言称，若德国商业银行与联合信贷银行能就共同战略达成一致，政府可能考虑退出。

奥尔切尔认为，收购德国商业银行存在数十亿欧元的节省潜力。他计划削减数千个岗位，并缩减德国商业银行的海外网络。德国商业银行的员工代表担心这将导致大规模裁员。

德国商业银行监事会主席延斯·魏德曼最近要求联邦政府暂时继续作为股东保留在德国商业银行。他在当前阶段表示，有必要“让联邦政府继续作为股东，以积极维护德国金融中心的利益”，并向《南德意志报》如此表示。德新社

利率上调信号

柏林。为对抗欧元区顽固的高通胀，欧洲中央银行（EZB）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这是从周四公布的央行7月利率会议记录中得出的结论：“虽然决策仍将依赖数据表现，但若通胀前景未显著改善，可能有必要进一步加息，”记录中这样写道。

一些货币政策制定者表示，在当前会议上他们已不再反对可能的加息。因为自6月会议以来收到的数据进一步支撑了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EZB的下一次利率决定将在9月10日于柏林举行的外部会议上作出。金融市场普遍预期届时将加息。

EZB在6月时隔近三年首次加息，并在7月会议上暂停调整。货币政策制定者的目标通胀率为2,0。最近一次通胀率为2,9。EZB-Direktorin Isabel Schnabel认为有必要维持更高的基准利率水平。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东冲突持续，欧元区经济强劲，均为通胀带来上行风险。施纳贝尔的这一判断在EZB领导层并非孤例：据路透社报道，多位货币政策制定者认为加息时机已成熟。

昂贵的区域供热

作者：汉娜·德克尔

联邦政府刚刚结束暑假休会。在新哈登贝格宫两天的逗留后，政府将以全新的干劲投入秋季工作。然而在“63”时期争议及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可能选举结果的猜测几乎掩盖一切之际，内阁本周还达成了一项小规模区域供热改革。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有必要采取行动。未来，在大城市中，近距离供热和区域供热应发挥更大作用，并特别取代那些因美观、空间或噪音原因无法安装热泵的场所的旧式燃油和燃气供暖系统。然而，在世纪之交前后，电力和天然气市场曾将发电与配电严格分离以促进竞争，但政治层面在供热网络上却做出了不同决定：时至今日，供热供应商仍作为当地垄断者运营。因此，他们缺乏足够动力为客户提供尽可能低的价格。由于黑红联盟（基民盟 / 基社盟与社民党）根本不打算改变这一局面，他们仅在修修补补：在一个平台上，供应商必须强制公开其价格和费率结构，并加强价格监管。区域供热是否因此真正变得更具吸引力，仍是未知数。

业主直供电：在波茨坦德雷维茨住宅区，大面积光伏设备已安装。 图片：德新社

该模式听起来简单：业主可通过安装天线或太阳能设备获取报酬。但有人对收入表示怀疑。

作者：奥利弗·施马勒 斯图加特

不动产业主通常以平方米计算：从住宅、办公室或商业用房可获取多少租金？然而，在他们的屋顶上，往往还蕴藏着另一笔收入来源：屋顶。出租屋顶面积可带来额外的、长期可规划的收益。这些面积受到光伏设备（PV）运营商或移动通信公司的青睐，后者需要场地安装天线和铁塔。闲置的平方米因此可成为一项小型但可观的副业。

据自述，慕尼黑市政住宅企业慕尼黑住房公司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拥有近75.000套住宅，也采用该模式。执行董事约尔格·弗兰岑表示：“通过出租合适的屋顶面积用于光伏设备，我们为核心气候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减少建筑存量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是让100%的合适屋顶面积配备光伏设备。

在屋顶出租模式中，光伏运营商每年支付租金以及按装机容量（千瓦峰值）计算的费用。住宅企业利用这些租金对建筑进行改造，以便安装相应设备。这可能包括对静态结构或建筑电气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几乎所有安装了光伏设备的房产中，租户均可使用业主直供电。大部分设备由慕尼黑市政公用事业公司运营。

保险集团安联旗下资产管理公司MEAG与安联保险集团及Ergo同样将屋顶面积作为投资对象。其房产经理安雅·费伦表示：“光伏设备的首个大规模浪潮主要出现在物流和工业地产上。”

在过去几年里，人们对ESG相关目标的兴趣明显增长，原因包括能源价格上涨、房地产销售的经济性提升以及日益严格的可持续性要求。她说：“这些ESG相关目标最终也包括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如PV。”字母ESG代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是金融市场中可持续和负责任投资的标准。

据该经理人的经验，光伏项目通常能获得广泛认可。在专业的屋顶租赁模式下，运营商基本承担规划、许可、静态检测、建设、维护、保险和拆除等所有成本。而业主则需承担屋顶翻新受限的风险以及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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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房地产经济学教授维克托·格里内维丘斯（波鸿EBZ商学院）却认为此类设施并无实际经济价值。他指出，多个联邦州已将其列为强制要求。他说道：“屋顶出租对企业而言通常无利可图，最多只能满足当局对太阳能强制安装的要求，而无任何实质收益。”他进一步指出，当屋顶需要维修时，设备必须拆除，这将带来不小的工作量。他说道：“若住宅建筑公司还需与屋顶设备承租方协调，情况就更为不利。”

据房产服务商Frank Immobilien的本尼迪克特·莱多夫介绍，光伏设备的屋顶租金通常为每平方米每年2至6欧元。决定因素不仅包括面积、朝向、遮挡情况和静力学条件，他说道：“对我们而言，关键在于建筑内实际能消纳多少电力，即租户结构和使用率如何。”他说道：“对许多业主而言，屋顶租金带来的收益并非最大优势，更重要的在于建筑的能效提升和吸引力。”

在移动通信网络进一步扩展的背景下，屋顶空间的重要性日益凸显。Eubanet总经理阿克塞尔·普费弗表示：“随着4G和5G网络的扩建，对高性能站点的需求持续增长，尤其是在人口密集地区，数据容量和网络质量亟待改善。”该公司专门为移动通信基站提供选址服务。

普费弗指出，在大城市中，运营商的移动通信基站间距通常为100至150米。他说道：“同时，合适的新建场地稀缺，因此现有建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他说道：“如今，人们对优质网络覆盖的需求已超越昔日的顾虑。”高层建筑、商业地产、物流中心以及位于战略要地的公共建筑需求尤为旺盛。同时，许多农村地区仍需填补网络覆盖缺口，并进一步提升沿交通要道的网络质量。

普费弗表示，屋顶站点的年租金通常在3000至7000欧元之间，个别情况下更高。相比之下，农业用地上建造昂贵基站的租金则明显偏低，平均在1200至3500欧元之间。因此，天线租赁的收入差异显著。

H 向皮埃尔·诺尔特（Cushman & Wakefield）提问

“企业缩减租赁面积”

关于空置办公楼、高额投资与柏林作为例外城市

他们为一家国际服务商中介办公空间。在哪些城市的办公业务又重新步入正轨？

柏林今年无疑是个正面例外。新租赁业务在大城市中增幅最高。慕尼黑在2026年也表现强劲，明显高于去年水平。汉堡的需求稳定，但目前尚未体现在大规模成交中。过去几年，汉堡的办公市场表现略好。法兰克福正从2025年这一特殊年份中恢复。但整体而言，办公仍是最重要的使用类型，新租赁业务保持稳定。交易量也呈现明显增长态势。

但空置现象不是到处都有吗？确实如此。除了市中心和顶级建筑外，几乎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空置办公面积。这背后是过去几年的趋势：企业继续缩减租赁面积，但通常会迁入更中心的位置和更好的建筑。可持续性因素也在此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如此一来，空置率反而上升。

市中心受益，其他地区承压。双轨办公市场是否进一步分化？

办公楼距离市中心越远，空置率越高，租赁难度也越大。柏林是个例外，因为这座城市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市中心区域，而是拥有多个中心。传统办公空间（如律师事务所和顾问公司）则更集中在西部。

那么，不再受欢迎的办公楼将何去何从？

皮埃尔·诺尔特 自一年前起负责 Cushman & Wakefield 在德国的业务。

我们无法给客户一个通用的答案。每栋建筑都需单独审视。我们会分析用户不再需要办公空间的原因。是否仅仅因为缺乏现代化改造，可通过投资弥补？若因位置或建筑本身存在结构性困难，则需评估改造利用或转换用途在经济上是否可行，以及当地政府是否支持新的使用概念。然而，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无论是现代化改造还是功能转换，都面临高昂的建造成本与相对温和的租金水平。在市中心以外地区，多数情况下，翻新或改造在经济上并不划算。这正是投资者当前亟待解决的困境。

那么，出租办公楼是否已不再划算？

不，出租始终有利可图。问题是：业主应如何定位其建筑，以获得最佳租赁前景？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拥有配备最佳技术且最具可持续性的建筑，就一定能租出去。但若为此投入过多资金进行现代化改造，答案就并非如此了。

最近有哪些办公空间转换用途的成功案例？

杜塞尔多夫的前肯尼迪坝中心已改建为住宅，面积约20.000平方米；慕尼黑图赫公园校区正在兴建住宅；柏林克罗伊茨贝格的马克格拉芬公园将提供学生住宿与酒店服务。在柏林，原计划作为办公楼的新建筑（位于火车总站附近）也已在项目开发阶段转为商业住宅，并提供家具齐全的短期租赁。这一改造在该区域表现优异。

Die Fragen stellte Jan Hauser.

Auch darüber lässt sich in Eigentümergemeinschaften debattieren: Wie oft sind die Pflanzen zu gießen? Foto dpa

儿童噪音引发纠纷

费用、争吵、施工措施：业主共同体中争议一触即发。一家物业公司应出面调解。作者：迪尔克·恩格尔哈特，埃伯斯瓦尔德

没有争议的业主共同体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大多数纠纷的起因也几乎如出一辙：亲爱的金钱。此外，如果业主本人并不居住在自家公寓中，财务冲突便会愈演愈烈。为什么花园必须如此精心设计？暖气设备真的有必要立即更新吗？平屋顶的隔热措施不能推迟吗？

不同利益往往相互碰撞。投资越高，争论便越激烈。柏林Matera物业公司总经理莫里茨·希姆尔赖希深谙此类冲突。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在德国管理超过10.000套住宅单元。

但希姆尔赖希也能举出柏林夏洛滕堡的一个正面案例：“20户业主在一栋典型的柏林老式保护建筑中”，他说道。该共同体就如何分摊因两户住宅（包括承重木梁）发生霉菌侵蚀而产生的高额费用爆发了争议。

去年，其公司才开始接管该物业管理权。“新接管后的最初阶段对物业公司而言并不容易，因为你不了解业主，不知道他们的想法，还必须熟悉整套账目”，希姆尔赖希表示。之后便是建筑问题变得棘手。与业主委员会的密切沟通及多次现场会议最终促成了问题的解决。特别摊款得以通过。“正是因为我们沟通充分，共同体才能共同承担这些费用”，他说道。

德国约有1,000万套产权住宅，分布在估计超过1,5个业主共同体中。对许多业主共同体而言，甚至找到一家物业公司都已变得困难。许多物业公司正在退出市场：物业公司数量已从约24.000家减少至22.000家。

数量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对员工的要求提高。过去，物业管理工作常被视为外行人的典型入行途径。如今，由于法律和司法纠纷增多，要求也随之提高。必须接受培训。物业管理者需集律师、商人、调解人、危机经理及项目协调员于一身。自《住宅产权法》修订后，业主有权要求聘请持证管理者。

取暖费结算、能源证书、二氧化碳定价、军团菌检测、隔热规定、数字化凭证档案、数字化客户门户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均需详尽专业知识。但据德国不动产管理者协会（VDIV）的行业调查显示，约70%的物业公司已不堪重负。

规模较小的业主共同体尤其难以找到物业公司。原因很简单：在一个由8名业主组成的共同体中，每人每月仅需支付30欧元的管理费，合计每月仅240欧元。几乎没有物业公司愿接手，因为工资也在上涨。“一个有五六户业主的纷争共同体，如今根本找不到物业公司接手”，希姆尔赖希说。

此外，物业管理者不仅需整理凭证并一年一度发送附加费用结算。他们还需管理价值数百万的资产。若出现失误，他们往往需承担个人责任。

在一栋多人拥有的房屋中，儿童吵闹声等问题常引发众多住户的强烈不满，海姆赖希如是说：“这也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在家办公的缘故。”儿童玩耍时难免发出声响，几乎无法避免。

外立面安装空调的现象日益增多，这改变了整栋建筑的外观。部分业主未经社区协商便私自安装，破坏了房产的整体印象。

海姆赖希在聘请工匠时也感受到技术工人短缺：过去修理小活儿还能收到三份报价单，如今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大型节能改造工程仍需比价，但换扇门的小活儿他们不再承接。

外界时有报道，某些房产管理方挪用公共维修金的案例屡见不鲜，这几乎无助于行业树立良好声誉。海姆赖希认为，维修金账户向私人账户转账似乎相对容易。他表示：“如果业主监事会通常一年才审核并查看一次账目和对账单，在他看来并不理想。我们公司全年透明公开账目，确保此类问题根本无法发生。”

据德国能源署信息，德国约三分之二的多户住宅建于1979年前，未来数年需投入大量资金提升能效与建筑技术。因此，业主社区间的纠纷或将增多。

购置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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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工程导致邻居家发霉

如果业主拆除自家房屋并让共用的山墙长期裸露在外，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则必须赔偿邻居因此产生的后续损失。两户邻居共同拥有一栋带共用山墙的联排别墅。当其中一户业主拆除自家部分并改建新房时，裸露的山墙因施工暂停而有20.周时间未受保护地暴露在雨中。

随后铺设的防护膜在施工过程中被反复划破，且从未得到妥善修复。邻居家渗入湿气，后形成霉斑。一名鉴定专家估算的修复成本约为8700欧元，邻居为此提起诉讼。

杜塞尔多夫高等地区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并援引了邻里权利补偿请求权的基本原则。该原则适用于：当某块土地对邻居产生其无法忍受但又无法及时阻止的影响时，即使无过错，只要该邻居是危险源的责任人，即可适用。因此，建筑业主无法以其聘请了经验丰富的建筑公司和建筑师为由免责。

而邻居未能及时发现潮湿问题，也无法加以阻止。建筑工程因此并不止于地界线。任何人若裸露共用墙体，应立即进行密封，并在施工暂停期间持续确保保护措施（杜塞尔多夫高等地区法院，2026，判决，案件编号9 U 94 / 25）。

房客因拒不开门被解约

若房东多次被房客拒绝进入住宅，可能面临解约风险。一位88岁的女性自1980年代起便居住在慕尼黑的一间单间公寓。现任业主于2012，购入该房屋，但从未全面查看过该公寓。

当业主请求查看时，房客以一长串问题清单回应：陈旧的浴室、破损的地毯、故障的水龙头。在约定的查看日，房客仅允许进入厨房和浴室。

下一次查看时，房客甚至拒不开门。即使收到书面警告，情况依然未改善。即使法院判决其必须允许查看，房门仍保持关闭。于是业主决定解约。

房客认为解约过于严厉。她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且经济拮据，业主本应申请强制执行判决。

然而，慕尼黑地方法院仍确认解约有效。购买已出租房产的业主有权了解住宅状况，尤其是当房客已提出问题时。房客以书面形式提出问题，却在数月内阻挠查看，其行为本身即为导致查看必要的原因。法律并未要求业主必须等到最后才强制执行。法院在衡量时虽考虑了房客的高龄及长期租赁事实，但这些因素在持续且故意违反义务的情况下不构成保护效力。若房客提出问题，不应仅限于查看部分房间。鉴于当前紧张的住房市场，法院为房客提供了至2027年1月底的搬迁宽限期（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2026，3月18日，案件编号14 S 8609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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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na Ruby为汉诺威Bethge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住宅房产

区域供热监管

政府推出特别解约权与价格监管应对高成本

柏林。德国更多家庭应接入区域供热网络，同时区域供热应更便宜且更绿色。联邦内阁于周三通过一揽子法案的纲要，旨在平衡客户（尤其是租户）利益与基础设施必要投资之间的关系。拟议措施包括建立价格透明度平台及对区域供热供应商实施价格监管。

价格、费率结构及网络规模、热源等结构参数应可查且每年更新。新监管机构将审查价格合理性。迄今为止，区域供热市场的定价被视为不透明，同时区域供热客户实际上无法更换供应商。

据联邦经济与气候保护部称，客户地位将通过特别解约权等方式加强：若区域供热网络未按《供热规划法》要求以可再生能源运行，客户可解约。前提是其转换至绿色替代方案，例如热泵。

此外，区域供热客户可更简单地降低接入功率。区域供热接入常因原规划安全余量过大或后续节能改造而超标，消费者则需持续为过高的基本费用买单。另一方面，供热企业若投资网络扩建或转向可再生能源，应可更简单地提高价格。此外，房东将更易将出租房屋改造为区域供热。

迄今为止，成本中性原则适用，即租户最终不得比之前支付更多。未来在“房东进行重大投资时，（允许）租户每平方米最多增加0,50欧元的负担”，该部门表示。此外，“自供能租户”（如采用燃气分户供暖的住户）未来也将纳入成本中性原则：他们的设施可更简单地改造为区域供热。

运营区域供热网络的市政企业联合会（VKU）对计划表示欢迎。该联合会总经理英伯特·利宾表示：“这终将推动区域供热与区域供热的扩建。”但扩大的价格监管却“有些苦涩的余味”。德国区域供热联合会（AGFW）也表示赞同，并强调仍需对基础设施进行数十亿欧元投资。

绿党议员阿拉·阿尔哈姆维基本上对供热网络一揽子计划表示欢迎，但担心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不利影响。他说：“若建筑改用区域供热，租户不得因此承担更高的取暖费用。”住宅经济联合会（GdW）认为这是房东与租户利益的良好平衡。该联合会主席阿克塞尔·格达施科表示，这将“同时为房东的气候保护投资提供便利，同时租户的负担明确受限”。他说：“这种在投资能力与可负担性之间的平衡是正确的。”

租户协会则担忧租户面临成本风险。"区域供热是目前租户家庭最昂贵的取暖选择，" 租户协会主席梅拉妮·韦伯-莫里茨表示。她呼吁"必须提出具体建议，保护区域供热用户免受高额成本上涨影响"。左翼党议员维奥莱塔·博克批评该法律一揽子计划为"供热网络运营商开出的粗心免费通行证"，并称其"为将投资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大开方便之门"，"宰客"已成定局。联邦经济与气候保护部则辩称，从长远来看，随着更多家庭接入该网络，区域供热价格也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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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 / €* / 240,74 / -0,82 中国股票 / €* / 182,93 / 0,63 气候影响 / €* / 314,14 / -0,44 消费创新 / €* / 323,09 / 4,26 颠覆性技术 / €* / 3697 / 6,51 能源转型 / €* / 610,90 / -2,49 欧元股票 / €* / 909,90 / 3,57 欧元高收益短期债券 / €* / 135,67 / 0,39 医疗创新 / €* / 1874 / 5,39 SMaRT 食品 / €* / 120,86 /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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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荷兰住宅 II €- 10,70 / 10,70 0,19 Cat. 斯堪的纳维亚机遇 €- 13,18 / 13,18 -2,30 Catella 欧洲房地产 R € 14,28 / 14,28 -0,28 MAX € 17,04 / 16,23 -4,13 模范住宅 € 9,52 / 9,52 -0,11 后代房地产 € 9,95 / 9,66 -1,63 停车场欧洲 €- 10,76 / 10,25 0,20 住宅欧洲 € 10,18 / 10,18 0,20 德国南部房地产专项 €- 14,08 / 14,08 0,28 多租户基金会 €- 13,23 / 12,60 0,24 PaRhei 荷兰住宅 €- 14,29 / 14,29 0,49 Sar 可持续地产-欧洲城市 €- 1043 / 1043 -2,00 德国南部经济区 €- 10,98 / 10,46 0,00

养老金基金对比

标题 / ISIN / 27.8. '26价格 / 1个月涨跌 / 6个月涨跌 / 1年涨跌 / 3年涨跌 / 5年涨距 / 当期成本（%）

Vontobel EmergMktsDebtH EUR / LU0926439992 / 134,19 / +1,15 / +0,87 / +6,96 / +37,69 / +6,54 / 1,41 LLB Invest Constantia ZZ1 / AT0000989090 / 163,30 / +2,00 / +3,48 / +21,06 / +31,56 / +18,32 / 0,73 PAYDEN Global HY Bond USD / IE0030624831 / 39,11 / +0,98 / +1,33 / +4,97 / +28,02 / +23,09 / 0,73 Deka Multirent-Invest / DE0008479213 / 32,45 / +0,62 / +1,86 / +6,01 / +26,43 / +19,14 / 1,16 Deka Lux MF GI Crp HY I / LU1685587591 / 87,50 / +0,87 / +1,85 / +5,29 / +25,72 / +17,20 / 0,60 Lux EM Bond AV / LU1508394241 / 76,20 / +0,58 / -1,11 / +5,15 / +25,19 / -3,88 / 1,60 PAYDEN GI.Em.Mkts Bd € A / IE00B04NLM33 / 22,21 / +0,85 / +0,41 / +8,20 / +23,81 / +1,88 / 0,75 VAG-Weltzins-INV / DE000A2DJVM0 / 72,16 / +0,38 / +4,46 / +11,86 / +22,38 / +23,21 / 0,70 Henderson JHHF Euro HY Bd / LU0828815570 / 179,24 / +0,30 / +0,59 / +2,04 / +22,31 / +7,91 / 1,18 Multizins-INVEST* / DE0009786061 / 24,41 / +0,70 / +3,11 / +8,82 / +20,91 / +9,18 / 1,43

Commerz Real

hausInvest € 46,21 / 44,01 0,05

DAVIS FUNDS SICAV

标题 / 货币 / 价格 / 涨跌

Global A / $ / 77,55 / 73,09 / 2,47 Value Fund A / $ / 131,31 / 123,76 / 2,00

Investments

www.deka.de / 电话 069 / 7147-652

AriDeka CF / €* / 115,41 / 109,64 / 2,69

BasisStrat Flex CF / € / 139,66 / 134,61 / 0,28 BerolinaRent Deka / € / 41,88 / 40,41 / 0,82 BW Zielfonds 2030 / € / 55,14 / 54,06 / 0,22 -ESG Div RhEd / € / 126,69 / 122,11 / 2,69 -ESG ReRheinEd / € / 29,49 / 28,91 / 0,35 -Europ.Bal. / € / 57,35 / 55,68 / 0,81 -Europ.Bal. TF / € / 109,50 / 0,77 -Europa Akt Str / € / 113,53 / 108,12 / 2,85 DekaFonds / € / 173,17 / 164,52 / 4,05 -Global Bal / € / 113,46 / 110,16 / 0,39 -Global Bal TF / € / 106,94 / 0,36 -MegaTrends / € / 191,77 / 184,84 / 1,50 -Na.Div Str / € / 163,89 / 157,97 / 1,76 -Sachwer. / € / 114,49 / 111,16 / 0,42 -Sachwer. TF / € / 107,16 / 0,38 DekaSpezial / € / 810,53 / 781,23 / 1,15 DekaTresor / € / 88,15 / 86,00 / 0,37 Div.Strateg. A / € / 251,47 / 242,38 / 1,80 DivStrategieEur / € / 135,49 / 130,59 / 1,86 ESG SeAkREd TF / € / 49,86 / 1,44 Euro Potential / € / 179,22 / 172,74 / 1,53 EuropaBond / € / 92,58 / 89,88 / 0,72 EuropaBond TF / € / 32,68 / 0,69 Frankf.Sparinvest / € / 231,45 / 220,43 / 3,95 GlobalChampions / €* / 465,05 / 448,24 / 3,01

GlobalChampions TF / €' / 394,95 / 2,94

Mainfr Strategiek / €' / 218,18 / 2,91 Mainfr Wertk ausg / €' / 101,57 / 2,12 Multi Asset In.CFA / €' / 90,06 / 87,44 / 1,18 Multirent-Invest / €' / 33,42 / 32,45 / 0,62 Multizins-INVEST / €' / 25,14 / 24,41 / 0,70 Naspa-Fonds / €' / 41,57 / 40,56 / 0,98 RenditDeka / €' / 22,59 / 21,93 / 0,37 RenditDeka TF / €' / 28,27 / 0,11 RentenStratGI TF / €' / 76,76 / 0,41 RentenStratGlob / €' / 79,68 / 77,36 / 0,44 Technologie / €' / 136,29 / 131,36 / 0,57 UmweltInvest / €' / 250,86 / 241,79 / -2,61 UmweltInvest TF / €' / 210,39 / -2,67 Weltzins-Invest P / €' / 19,85 / 19,27 / 0,26

Deka 国际（卢森堡）（德卡集团）

1822 策略股票< / td><>€-< / ><>181,03 / 174,07< / ><>0,76< / >< / tr><><>1822 机会股票< / ><>€-< / ><>120,92 / 116,83< / ><>1,39< / >< / ><><>1822 收益股票< / ><>€-< / ><>51,17 / 49,92< / ><>0,77< / >< / ><><>1822 增长股票< / ><>€-< / ><>63,83 / 61,97< / ><>1,32< / >< / ><><>Berol.Ca.Chance< / ><>€-< / ><>81,51 / 79,14< / ><>1,05< / >< / ><><>Berol.Ca.Premium< / ><>€-< / ><>110,85 / 107,10< / ><>1,05< / >< / ><><>Berol.Ca.Sicherh.< / ><>€-< / ><>44,88 / 43,79< / ><>0,62< / >< / ><><>Berol.Ca.Wachst.< / ><>€-< / ><>46,04 / 44,81< / ><>1,06< / >< / ><><>DekaEuAktSpezAV< / ><>€-< / ><>198,55 / 198,55< / ><>1,24< / >< / ><><>DekaEuAktSpezCF(A)< / ><>€-< / ><>290,30 / 279,81< / ><>1,23< / >< / ><><>Deka-FlexZins CF< / ><>€-< / ><>999,10 / 994,13< / ><>0,38< / >< / ><><>-FlexZins PB< / ><>€-< / ><>1002 / 1002< / ><>0,31< / >< / ><><>-FlexZins TF< / ><>€-< / ><>993,66 / 993,66< / ><>0,37< / >< / ><><>DekaGlobAktLRCF(A)< / ><>€-< / ><>285,05 / 274,75< / ><>2,14< / >< / ><><>-Indust 4.0 CF< / ><>€-< / ><>269,11 / 259,38< / ><>-0,27< / >< / ><><>-Indust 4.0 TF< / ><>€-< / ><>242,12 / 242,12< / ><>-0,32< / >< / ><><>-Lifestyle CF< / ><>€-< / ><>90,62 / 87,34< / ><>3,09< / >< / ><><>Köln Str.Chance< / ><>€-< / ><>87,08 / 85,37< / ><>1,62< / >< / ><><>Köln Str.Ertrag< / ><>€-< / ><>46,28 / 45,37< / ><>0,84< / >< / ><><>Köln Str.Wachstum< / ><>€-< / ><>49,22 / 48,25< / ><>1,34< / >< / table>

KölnStr.Chance+ €* 76,30 / 74,80 1,07 UnterStrat Eu CF €* 204,48 / 197,09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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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span="4">-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 >< / ><><>-BaAZSt off 25< / ><>€< / ><>137,10 / 134,41< / ><>1,38< / >< / ><><>-PB Wert 4y< / ><>€< / ><>116,94 / 113,53< / ><>1,42< / >< / ><><>-PISel ausgew< / ><>€< / ><>132,78 / 128,91< / ><>1,19< / >< / ><><>-PISel dynam< / ><>€< / ><>160,90 / 156,21< / ><>1,44< / >< / ><><>-PISel moderat< / ><>€< / ><>110,23 / 108,07< / ><>0,76< / >< / ><><>DekaStruk.5Chance< / ><>€< / ><>248,39 / 243,52< / ><>1,59< / >< / ><><>DekaStruk.5Chance+< / ><>€< / ><>399,06 / 391,24< / ><>1,04< / >< / ><><>DekaStruk.5Ertrag+< / ><>€< / ><>106,07 / 103,99< / ><>0,76< / >< / ><><>DekaStruk.5Wachst.< / ><>€< / ><>121,98 / 119,59< / ><>1,36< / >< / ><><>Hamb Stiftung D< / ><>€< / ><>1024 / 1004< / ><>0,99< / >< / ><><>Hamb Stiftung I< / ><>€< / ><>920,63 / 902,58< / ><>0,99< / >< / ><><>Hamb Stiftung P< / ><>€< / ><>92,32 / 88,77< / ><>0,97< / >< / ><><>Hamb Stiftung T< / ><>€< / ><>127,98 / 123,06< / ><>0,97< / >< / ><><>Haspa TrendKonz P< / ><>€< / ><>93,13 / 89,55< / ><>0,74< / >< / ><><>Haspa TrendKonz V< / ><>€< / ><>100,87 / 96,99< / ><>0,78< / >< / ><><>LBBW Bal. CR 20< / ><>€< / ><>46,79 / 45,87< / ><>0,53< / >< / ><><>LBBW Bal. CR 40< / ><>€< / ><>56,87 / 55,75< / ><>1,00< / >< / ><><>LBBW Bal. CR 75< / ><>€< / ><>82,20 / 80,59< / ><>2,18< / >< / ><><>Priv BaPrem Chance< / ><>€< / ><>227,47 / 214,59< / ><>1,54< / >< / ><><>Priv BaPrem Ertrag< / ><>€< / ><>48,90 / 47,02< / ><>-0,08<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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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利率 Zins Global P€ € 136,18 / 133,51 0,22 -亚洲 PA€ € 257,42 / 245,16 2,14 -概念 PA € 168,29 / 160,28 1,53 -分红&次级 P € 762,24 / 725,94 2,46 -欧洲 € 529,00 / 503,81 2,16 -黄金&资源 € 370,53 / 352,89 19,63 -黄金&稳定 € 169,10 / 161,05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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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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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DO BHF Asse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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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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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汇报精选

Rowac-Schemel

独家《法兰克福汇报》版本的建筑大师经典设计

在首次问世一个多世纪后，传奇的Rowac-Schemel建筑大师凳以独家《法兰克福汇报》版本重新面世。特别配色“沙漠金沙”赋予这款经典设计温暖而永恒的气质。这种色彩恰如凳子本身，象征着恒久不变。因为优质的事物需要时间。

1909年，世界上第一件由铆接钢带制成的座椅面世。凭借其耐用性与功能主义设计，Rowac-Schemel被选入包豪斯及各类工厂和学校。自2024年起，这款工业化时代的标志性产品在厄尔士山区被原汁原味地手工制作。

把握机会，以50厘米的座高及橡木座板收藏这款设计经典，售价425欧元，另加7,90欧元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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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守点球角时，需要勇敢且能忍受疼痛的硬汉。特奥·欣里希斯是首批球员之一，凭借其甘愿吃苦的精神，助力德国曲棍球队挺进世锦赛半决赛。

撰文：亚历克斯·韦斯特霍夫，法兰克福

身体对抗：欣里希斯承受着以时速高达130公里射来的球的全部冲击力。

图片：Picture Alliance

对于不熟悉曲棍球的人来说，点球角的过程看似如此：有人将球全力射向球门前的人群。但受伤情况并不常见！毕竟，射手面前也有防守球员似乎疯狂冲来，他们更多是用身体而非狭窄的球棍封堵射门路线。实际上，在顶级曲棍球比赛中，没有哪个区域像点球角那样被如此深入分析、钻研与练习。没有哪个区域投入如此多的脑力与训练。有时是厘米级的精准操作，有时是创造性的战术，各种诱敌假动作层出不穷。

“点球角在进攻与防守中往往是决定比赛的关键，甚至常常决定整个锦标赛的胜负。”让-保罗·丹内贝格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德国男子国家队门将在对手于射门弧附近布阵点球角时尤为引人关注。

在比利时和荷兰举行的世锦赛期间，德国队的对手共获得16次点球角机会——其中仅有一次导致失球（在小组赛首场对马来西亚的5:1大胜中）。这一出色的扑救率也是德国队本周五晚（20:30，Magenta平台免费直播）在半决赛对阵阿根廷的重要原因。

最优秀的点球角射手都是公认的专家。各队对他们呵护有加，尽可能让他们在人工草皮上获得更多出场时间——尤其是在球队获得“短角”机会时。在这项运动的顶尖层面，人们同样以近乎偏执的热忱钻研点球角防守。

在这一高度标准化的定位球战术中，四名防守球员与门将共同努力，阻止对手得分。为此，各队也培养出专门的防守专家，他们必须极其坚韧、勇敢且能忍受疼痛，许多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人类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些在所谓“第一波”中冲向射手的人是谁？或是站在门线旁仅穿简陋护具的门将？圈内人私下里有时将他们称为“自杀冲锋者”。

Teo Hinrichs是世界顶尖的曲棍球“角球防守勇士”之一。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如此描述自己的职责：“我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让自己被射中。如果我被球击中，就说明我做得够好。这话听起来像是玩笑，但绝非戏言。”自青年时代起，这位边后卫就主动承担起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队友们都知道这活儿有多糟糕，还会为此为我们庆祝。”Hinrichs说。他天生具备这类角色必备的爆发速度。

顶尖射手能将球加速至时速120至约135公里。Hinrichs仅凭常规的护腿板（内衬加厚）、深护裆、薄面罩和冰球手套抵御这些射门。若射手将球射中跑动队员膝盖以上部位，将因危险动作被判罚。他本人已多次遭遇小腿等部位开裂的伤口，脚部“中弹”更是常事，痛感剧烈。

“害怕？不会，在这种关键时刻体内全是肾上腺素，而且一切发生得太快了。”Hinrichs说。近期德国角球防守队正在细致备战两位强劲的阿根廷射手（本届世界杯28次点球机会射入6球）。他们研究如何避免被对手的动作迷惑，该迈哪一步、不该迈哪一步。显而易见：射手往往必须“冲破第一道防线”，才能提高进球概率。

基本规则是：守门员需覆盖球门50%至60%的区域——中路及其（右侧）球杆侧；其余约40%的区域则由第一道防线（有时是两名交错跑动的队员）和站在球门线上的队员负责。这同样是勇敢者的专属任务。何况当角球变向射出（如用“推射”故意改变球路）时，球可能直奔头部——几乎没有反应时间。

德国曲棍球传奇人物施特凡·布洛赫曾在1988年奥运会半决赛中，在一次点球机会里——当时场上队员无任何防护装备——被球重击头部。那次事故直接促成日后规则修改，允许将球高射球门。

如今常见的弧线球强度已远超当年的直线射门。为保护自身，角球防守队员必须目视子弹般飞来的曲棍球，不得本能地转头闪避。薄面罩对侧面和太阳穴的防护极为有限，后者若暴露在外将极其危险。

角球防守队员的最大收获，是用球杆将射门挡出；但若第一道防线队员被球击中身体，也算成功——因为重新罚球总好过失球。“向我们的小伙子们致敬。能肩负这份责任，我深感震撼。”守门员丹内贝格说。

他们也深知，有些射手会故意“磨”第一道防线——连续多次有意射中对方，以削弱其勇气和意志，从而制造可乘之机。这是一场高风险的心理与身体对决。

Und一个让许多（青年）球员及其家长、教练在场边感到不安的根源。诚然，在儿童和业余球员的点球角球中，射门的力度自然远不及职业球员，但也明显更加缺乏控制。许多人在该领域异口同声地表示——德国最佳“子弹信使”特奥·欣里希斯也持同样观点——“意外情况极少发生。”

追梦而战

子弹朝她飞来的训练强度越来越大。守门员鲁克莎尔·西德基在扑救时既敬畏又带着些许恐惧地后退。她21岁，求知欲极强，每一分钟都在挑战更多可能。"足球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喜欢在空中飞跃的感觉，"西德基说。五年前，由于塔利班在她的祖国阿富汗夺取政权，她逃亡至葡萄牙，后辗转来到德国。

现在，她在德国实现着自己的梦想——自由生活与女性平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当然还有足球。鲁克莎尔·西德基迫切希望为一个国家效力，其女子足球国家队即将在流亡中重新为胜利与认可而战。

鲁克莎尔·西德基与另外15名来自阿富汗的女足球员共同度过的这场充满波折的训练日，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一个长期被禁止存在的国家队正在重建，并将代表所有在阿富汗受压迫者发声。"要有信心。如果你站稳了，就能展现自信，"阿尔穆特·舒尔特在共同的热身与技术训练中喊道。

作为沃尔夫斯堡俱乐部及其主赞助商大众汽车的长期国家队守门员，她受命帮助那些在过去几年被剥夺运动梦想的女足球员。经过艰苦的抗争，国际足联今年开始承认这支本不该存在的球队。"我们为此奋斗了三年，"鲁克莎尔·西德基说。现在她希望入选新国家队，该队将在

„踢球是一项基本人权。我们想要展示足球能够带来怎样的改变。这个营地提醒全世界，阿富汗人民正在经历什么。”卡丽达·波帕尔说。作为“Girl Power”组织的创始人，她不遗余力地为那些在逃离阿富汗后失去参加正式比赛机会的女球员发声。

未来几个月和下一期训练营的重点是什么？一方面，她们的终极目标是让流亡中的阿富汗女足运动员有资格参加2028年奥运会。能够尝试这一目标本身，比成功的可能性更为重要。“这不是要在国际足联世界排名中上升十位，而是要让这支球队能够出现在世界排名中。”长期效力于狼堡队的阿尔穆特·舒尔特说。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已结束职业生涯，如今在“女力营”中担任教练，展现了她对年轻球员的细致关怀。

在摄影机和记者团队结束陪同训练后，舒尔特和波帕尔接过话筒面对媒体。而鲁克莎·西德奇、纳扎宁·萨利米和队友们却不愿离开狼堡训练场。她们争相罚点球、嬉闹玩耍，尽情享受自由。

LIV 生死存亡

在没有沙特资金的情况下该怎么办？现在，这些海湾之星被要求收购这家亏损赛事的股份。

法兰克福讯。当 PGA 巡回赛最顶尖的 30 名球员在本周日之前在亚特兰大角逐巡回锦标赛、争夺费德克斯杯以及总计 4000 万美元（3430 万欧元）奖金之际，其与昔日财力雄厚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比可谓天壤之别。四年前，金钱在 LIV 高尔夫中几乎不构成问题。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投入数十亿美元进攻 PGA 巡回赛，顶级球员被开出数亿美元的合约挖走，每场常规赛的个人奖金就高达 2000 万美元（1710 万欧元）。

如今，高尔夫世界已然不同。LIV 已经结束了本赛季。原定在密歇根州举行的团队锦标赛被取消，上周末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赛事被临时改为决赛——而且在那里的个人奖金被近乎减半，降至 1010 万美元（870 万欧元）。决定性的削减来自之前的出资方。据称，自 2022 年以来，PIF 已向 LIV 投资超过 50 亿美元（43 亿欧元）。在本赛季结束后，之前的融资将终止。因此，LIV 需要新资本。

尽管如此，LIV 高尔夫首席执行官 Scott O'Neil 仍散布乐观情绪，并已在规划至 2030 年的蓝图。他称已找到一名新的主投资人，且协议已获董事会批准。LIV 继续对投资者的姓名和财务条件保密。据媒体报道，BC Partners 的 Ted Goldthorpe 是该报价的背后推手。但交易尚未最终完成。路透社报道称这仅是一份“非约束性条款清单”（Non-binding Term Sheet），即一份非约束性的原则协议。近期，该公司一直在寻求 2.5 亿至 3.5 亿美元（2.14 亿至 3 亿欧元）的新资本。与此同时，公司正在大幅削减开支。全球 300 多名员工中的大部分将被要求离开 LIV。服务供应商显然也在等待付款。

制作公司 Fresh Tape Media 已提起诉讼，要求支付超过 120 万美元（100 万欧元）；Mobii Systems Group 也因 LIV 欠款超过 100 万美元（86 万欧元）而将其告上法庭。对于一个多年来以看似无限的财力示人的巡回赛来说，这十分令人瞩目。但 LIV 仍计划生存下去。公司计划在 2027 年以“LIV Golf 2.0”之名重启。赛事数量将从目前的 14 场减少到 10 场：包括 5 场国际“团队大满贯”（Team Majors）和 5 场“签名赛事”（Signature Events）。那些天文数字般的奖金可能也将成为历史。据报道，每场赛事的预算计划约为 1000 万美元（860 万欧元）。关键在于球星们是否支持这一模式。Jon Rahm 在 2023 年底的转会据称保证了他至少 3 亿美元（2.57 亿欧元）的收入，经常被提及的数字约为 3.5 亿美元（3 亿欧元）。

据报道，Rahm 和其他球星的长期合同中仍存在巨额义务。关于欠款数额存在诸多猜测；但具体金额以及何时到期在公开领域尚不明确。Bryson DeChambeau 的未来同样至关重要。他的合同将在 2026 年后到期。这位两届美国公开赛冠军凭借其竞技水平和巨大的媒体影响力，是 LIV 最有价值的招牌之一。

因此，新的商业模式旨在让球员有机会成为 LIV 高尔夫的大股东。原有的“数百万美元保证合同 + 纪录级奖金”将被一个新的等式取代：更少的赛事、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奖金，取而代之的是公司股份。那些为了保证拿到数百万美元而转投 LIV 的球员，是否会将一个迄今为止高度亏损的联赛股份视为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目前尚不明确。同样不明确的是，这些股份究竟具有多少价值。

LIV 2.0 必须先证明其能否成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或许正因为如此，LIV 不会成为 PGA 巡回赛的真正竞争对手，而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国际补充赛事。这与 2022 年试图颠覆现有职业高尔夫秩序的那个项目截然不同。这个时机再富有象征意义不过了：当 PGA 巡回赛在亚特兰大举办联邦快递杯总决赛之际，LIV 却在经历了四年几乎无节制的烧钱后，必须证明其理念在失去沙特国家基金的资金支持后仍能存活。

2022 年，高尔夫界曾质疑 LIV 高尔夫是否会动摇 PGA 巡回赛的根基。四年后，问题变成：LIV 能否在没有沙特主权基金的数十亿美元支持下生存？Scott O’Neil 给出了肯定答案，并计划推出 LIV 高尔夫 2.0。然而，正是 Greg Norman——这位曾作为首任 CEO 创建并长期捍卫该赛事的人——如今态度大相径庭。他表示对发展现状感到悲伤和失望，宁愿让 LIV 彻底终止，也不愿眼睁睁看着它逐渐衰落。谁的判断正确，或许将在未来数月见分晓。

Wolfgang Scheffler

Auftrag Heim-WM

André Rankel übernimmt DEB-Auswahl

MÜNCHEN. André Rankel ist neuer Eishockey-Bundestrainer der Männer. Der langjährige Nationalspieler und siebenmalige deutsche Meister mit den Eisbären Berlin wurde an seinem 41. Geburtstag offiziell vom Deutschen Eishockey-Bund (DEB) im SAP Garden in München vorgestellt. Rankel folgt auf Harold Kreis und soll die zuletzt erfolglose deutsche Auswahl zu einer erfolgreichen Heim-WM führen.

Für den gebürtigen Berliner, der seine gesamte aktive Karriere bei den Eisbären verbracht hatte, ist es die erste Position als Cheftrainer. Nach seinem Karriereende 2020 war Rankel zuletzt seit 2023 Assistenztrainer in der Hauptstadt. Seine ersten Spiele wird der Rekordtorschütze der Berliner beim Deutschland Cup in Düsseldorf vom 5. bis 8. November leiten, anschließend steht die Vorbereitung auf die Weltmeisterschaft in Düsseldorf, Mannheim und Gelsenkirchen an (13. bis 30. Mai).

Kreis, der zu Beginn seiner Amtszeit 2023 WM-Silber gewonnen hatte, war nach der verpatzten Weltmeisterschaft in der Schweiz freigestellt worden. Zuvor hatte die DEB-Auswahl auch bei Olympia in Mailand und der vorigen WM in Dänemark enttäuscht. sid

In Kürze

Sieg für tschechisches Duo

Das tschechische Duo Karolina Muchova / Jakub Mensik hat den Mixed-Wettbewerb bei den US-Open gewonnen. Die beiden Tennis-Profis setzten sich in dem Turnier, in dem eine Frau und ein Mann Seite an Seite spielen, im Finale gegen Belinda Bencic aus der Schweiz und ihren italienischen Partner Flavio Cobolli mit einem 6:3, 1:6, 10:6 durch. Alexander Zverev war mit seiner Partnerin Taylor Townsend (USA) bereits in Runde eins gescheitert. sid

Saison-Aus für Ansah

Für Deutschlands Top-Sprinter Owen Ansah (Hamburg) ist die Saison verletzungsbedingt vorzeitig beendet. Damit wird der 200-Meter-Europameister am Sonntag auch nicht beim ISTAF in Berlin an den Start gehen können. Ansah, der keine Angaben zu seiner Verletzung machte, hatte zuletzt bei der EM Bronze über die 100 Meter gewonnen, drei Tage später stürmte der 25-Jährige über 200 Meter zu Gold. Allerdings ist unklar, ob Ansah seine Medaillen behalten darf, da die Nationale Anti-Doping-Agentur (NADA) für ihn wegen eines mutmaßlich verweigerten Dopingtests eine Sperre von vier Jahren fordert. sid

Berlin-Marathon ohne Sawe

Weltrekordler Sabastian Sawe (31) hat seinen Start beim Marathon in Berlin (27. September) „schweren Herzens“ wegen einer Verletzung abgesagt. Genaue Angaben zu der Blessur machte der Kenianer nicht. Ende April war Sawe in London als erster Mensch die klassischen 42,195 km unter regulären Bedingungen in weniger als zwei Stunden (1:59:30) gelaufen. Vor einem Jahr hatte Sawe das Rennen in Berlin gewonnen. sid

Bobfahrer und Rodler vorne

Der Bob- und Schlittenverband für Deutschland (BSD) hat bei der für die Vergabe der Fördermittel relevanten PotAS-Analyse am besten abgeschnitten. Wie die zuständige Kommission am Donnerstag bei der Vorstellung des Berichts für den olympischen Wintersport 2026 in Berlin mitteilte, belegen dem BSD zugehörige Disziplingruppen die ersten sechs Plätze der Rangliste. Auf Rang eins liegt „Bob Frauen“, dahinter folgen „Rennrodeln Frauen“, „Rennrodeln Männer“, „Bob Männer“, „Skeleton Frauen“ und „Skeleton Männer“. Letzte der 38 Disziplingruppen wurde „Short-track Frauen“. sid

Schwindet der Einfluss des FC Bayern?

体坛之中，拜仁慕尼黑的影响力前所未有

体育与政治层面呢？乌利·赫内斯的一席话似乎暗示他对俱乐部影响力的忧虑。但他真的需要为此担心吗？

文 / 克里斯托弗·梅尔策，慕尼黑

谁在这里还有话语权？ 拜仁慕尼黑的高层——德雷森、鲁梅尼格和赫内斯（从左至右） 图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 / 德国足协

本周五晚，在拜仁慕尼黑的主场，很可能会有一位昔日德国足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与另一位——今年夏天“接管了德国足协”的人相遇。乌利·赫内斯正是如此评价尤尔根·克洛普的，这位新任德国国家队主教练已宣布将出席德甲揭幕战。而这位影响力人物也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在接受RTL和Sky采访时，赫内斯批评的焦点在于德国足协为克洛普的顾问兼商业伙伴马克·科西克“买单”。他如此表述：“整件事在我看来像是一次友好收购。克洛普和他的团队接管了德国足协。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赫内斯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采访中，他主动提及科西克案，而非被动回答提问。

乌利·赫内斯是在担忧德国足协吗？还是说，他更担心德国足协的影响力正进一步从拜仁慕尼黑手中流失？

无论如何，赫内斯大可不必担心新任国家队主教练会忽视自己的俱乐部。在慕尼黑，克洛普不仅会观看比赛，还会在赛前或赛后与拜仁的核心人物交流。诚然，作为前多特蒙德主帅，克洛普永远属于黑黄军团。但他知道，至少在未来几年，他也必须成为红军的一员。

在主教练文森特·孔帕尼的带领下，拜仁慕尼黑的体育影响力或许已达自佩普·瓜迪奥拉时代以来的巅峰。这一点本周五（20.30，Sat.1、Sky及《法兰克福汇报》德甲直播）对阵斯图加特的比赛中将再次得到验证。即使拜仁在新赛季表现不如从前，即使他们首战不敌实力强劲的斯图加特，倘若在孔帕尼执教的第三个赛季未能夺得第三个冠军，那依然会是一大轰动。

因此，战术层面的问题要到欧冠开赛前才会浮出水面。但由于欧冠要到一周半后才开始，我们不妨借赫内斯对克洛普与德国足协关系的批评，思考一个体育政治问题：拜仁慕尼黑在德国足坛的影响力究竟如何？

今年夏天，德国足协在与尤利安·纳格尔斯曼分手后迅速与克洛普及其顾问展开谈判，而拜仁高层——赫内斯与鲁梅尼格——却只能在一旁观望。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德国足协主席贝恩德·诺因多夫与德甲主席汉斯-约阿希姆·瓦茨克（多特蒙德）频频同台亮相。

过去可不是这样。2004年秋天，特奥·茨万齐格当选德国足协临时主席后，他感到有必要尽快与拜仁高层会面。于是他前往慕尼黑。仅仅数周后，这次出行便被证明极具价值。2005年1月，罗伯特·霍伊泽裁判操纵丑闻曝光后，茨万齐格在赫内斯的协助下，避免了德国足协杯因假球案而重赛。

当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不仅仅是赫内斯（Hoeneß），还有卡尔-海因茨·鲁梅尼格（Karl-Heinz Rummenigge），他在国际足坛建立了广泛的网络。在德甲联赛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拜仁慕尼黑的鲁梅尼格亲自在欧洲各地的会议之间奔波，而多特蒙德的瓦茨克（Watzke）却还派遣其代表的代表去参会。鲁梅尼格意识到，欧冠联赛才是资金最雄厚的赛事。他参与塑造了获取这些资金的机制，使得拜仁慕尼黑至今仍能从中获益。

现在，虽然赫内斯和鲁梅尼格（他与瓦茨克仍保持良好关系）依然拥有话语权，但已很少亲自随行，拜仁慕尼黑现在由一名新人物代表：首席执行官扬-克里斯蒂安·德里森（Jan-Christian Dreesen）。与赫内斯和鲁梅尼格不同，德里森从未在拜仁慕尼黑效力过，他仅在奥里希体育俱乐部（Sportvereinigung Aurich）踢过球。

如果询问拜仁慕尼黑，在赫内斯和鲁梅尼格的影响力减弱后，俱乐部的影响力如何，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他们在德甲的各个委员会中仍有良好的代表性。这一点很难反驳。在德甲的八个委员会中，拜仁参与了其中七个，唯独没有参加“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此外，德里森本周在慕尼黑获得了监事会对其首席执行官合同的续约，他不仅是德甲主席团的成员，而且在没有反对票的情况下被选为许可委员会主席。这一点不应被低估：其他职业俱乐部选择他作为那个在必要时必须审阅其财务数据的人。

在德甲联赛中，德里森备受推崇，即使是那些在讨论中持有不同立场的人也是如此，例如圣保利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奥克·格特利希（Oke Göttlich）。虽然还没到让他成为“每个人的德里森”那种程度，但程度已足够深，以至于在慕尼黑的萨贝纳大街（Säbener Straße）有人议论，自家首席执行官在法兰克福的某些场合可以为拜仁慕尼黑争取更多利益。

如果在慕尼黑以外询问拜仁慕尼黑的影响力如何，会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同样的答案：影响力曾经更大。而且这种影响力主要是在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卡恩（Oliver Kahn）和体育董事哈桑·萨利哈米季奇（Hasan Salihamidžić）任期内流失的。当时德里森已经宣布将离职。当他的继任者、时任拜仁财务董事的迈克尔·迪德里希（Michael Diederich）在2024年试图竞选进入德国足球职业联盟（DFL）主席团时，仅以一票之差险胜。为什么？因为许多德甲代表当时支持的是“德里森团队”。

有了德里森，拜仁在德甲联赛中的受欢迎程度再次回升。一些不为拜仁工作的足球官员表示，拜仁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在意影响力是否下降。因为国内电视转播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已变得太小，而且通过品牌建设和国际定位，拜仁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脱离德甲的独立性。

拜仁慕尼黑是否“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有些人甚至会这么认为。但即便不愿如此定论，对于“这家德国最大的足球俱乐部是否在德国足坛失去了影响力”这个问题，可以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它已经“大到不在乎”（too big to care）。

曼城的沉重遗产

新球员，新教练，旧战术：恩佐·马雷斯卡试图在曼城顺利接过前辈佩普·瓜迪奥拉的成功时代。但挑战巨大。文 / 马库斯·埃尔伯里希，布赖顿

从外界看来，恩佐·马雷斯卡的工作可谓吃力不讨好。他需要在曼城这家英超俱乐部接替瓜迪奥拉的脚步——后者在十年间为球队赢得17个冠军，还在英格兰足坛掀起战术革命。球场北看台已在上赛季结束后以他的名字命名；塑像建造工程也早已启动。而如今，俱乐部希望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一切仍能照常运转。马雷斯卡本人也预先提到了类似转型未能一蹴而就的例子：曼联在弗格森时代后、阿森纳在温格时代后。这位意大利人说：“我经常说，我认为瓜迪奥拉是过去20到25年来世界上最优秀的教练。”“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种荣幸。”曼城管理层显然相信他能在未来三年内进一步提升球队。俱乐部甚至为这名前莱斯特城和切尔西教练支付了约合2000万欧元的转会费。

马雷斯卡的优势在于，他在2022 / 23赛季曾担任瓜迪奥拉的助手，因此被视为近乎内部的接班人选。但赛季揭幕战却表现不佳。8月中旬，曼城在英格兰社区盾杯决赛中以0:3不敌阿森纳。虽然这项赛事意义不大，但比分之悬殊仍引人关注。英超首轮，曼城凭借两粒伤停补时阶段进球2:1击败伯恩茅斯，但场上表现依然未能令人信服。本周五晚，球队将在客场挑战水晶宫。

光头新帅：恩佐·马雷斯卡不仅在外表上接替了瓜迪奥拉。 图 / EPA

战术上，马雷斯卡并不打算重塑曼城。他希望延续瓜迪奥拉十年来打造的体系：通过控球优势、精心设计的进攻构建和从门将到中锋的一体化传球路线来主导比赛。“俱乐部选择我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能看到我在前任教练身上看到的类似理念。”他在亮相后表示。然而，他在此之前的执教经历中曾被诟病：球队虽常控球，但往往缺乏有效的射门威胁。对于一家以英格兰和欧洲顶级为目标的俱乐部而言，他必须在这一点上完善体系。

而今夏多名成熟球员的离队，更令这一任务雪上加霜。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防守型中场罗德里转投巴塞罗那。在瓜迪奥拉麾下，罗德里既是防线前的屏障、进攻组织核心，也是压迫式防守的指挥官。瓜帅曾因其十字韧带受伤长期缺阵而感叹“他无可替代”。此外，队长兼组织核心伯纳多·席尔瓦也已离队，现效力于皇家马德里。多年来，他也深刻塑造了这支球队的性格。不过，曼城为弥补这些离队，投入了巨额资金。目前最大的引援是中场球员埃利奥特·安德森，俱乐部向诺丁汉森林支付了约合1.35 亿欧元转会费。这位23岁的球员

费伦·索里亚诺和体育总监雨果·维亚纳正在继续运作，以在9月1日夏季转会窗口关闭前补强阵容。18岁的中场球员阿尤布·布阿迪（Ayyoub Bouaddi）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曼城向里尔支付了近1亿欧元的转会费。尽管年纪尚轻，他在今夏的世界杯上已成为摩洛哥国家队的主力。从长远看，他有望与安德森一道，成为曼城的新中场核心。

预计在9月1日转会窗口关闭前，曼城还将有更多引援。除了瓜迪奥拉离任后的交接，俱乐部管理层——总经理费伦·索里亚诺和体育总监雨果·维亚纳——仍在为此忙碌。两人均向哈利敦·穆巴拉克（Khaldoon Al-Mubarak）汇报工作，后者自2008年起便作为曼苏尔·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酋长的亲信，掌管俱乐部。维亚纳在此架构中接替了蒂基·贝吉里斯坦（Txiki Begiristain）的职位，后者曾在十余年间负责球队建设，却在2025年夏天离开。这标志着曼城正式开启瓜迪奥拉时代后的过渡期。观察人士预计，新帅马雷斯卡在执教期间将较少参与球队阵容规划。

英超联盟仍在指控曼城多年来违反联赛财政规则并试图蒙骗监管机构。英超总裁理查德·马斯特斯（Richard Masters）最近坦承，这起令双方都不愉快的案件拖延时间超出预期。曼城否认了全部130项指控。马雷斯卡与此无关，但这一问题将如同耳鸣般伴随其执教生涯。执教或许是份殊荣，但他所继承的遗产却并非毫无问题。

因凡蒂诺赢得时间

作者：克里斯托夫·贝克尔 (Christoph Becker)

我们所熟知的足球世界的崩溃暂时被取消了。分裂已成过去。欧洲足球协会联盟 (UEFA) 收回了其抵制威胁。当这一消息传开时，欧足联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甚至还没有抵达摩纳哥公国。

这次会议带有讽刺意味的“开胃菜”性质，是在为即将到来的足球之秋具体化欧冠联赛内容而举行——这在通常情况下被委婉地称为“抽签”。也就是说，此时此刻，世界上最可靠的轮盘赌开始转动：那个巨大的转盘确保了俱乐部足球中最富有的人将变得更富有，不，是极其富有，只要欧洲的足球机器全速运转。

回到这条新闻：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已保证，像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 (Gianni Infantino) 那样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投资者的想法，从今往后将永远被束之高阁。因此，没有理由继续威胁抵制国际足联的赛事。具体而言：欧洲将参加下周在波兰开始的 U20 女子青年世界杯。

与欧足联的权力斗争陷入僵局——足球世界的分裂被取消。

因凡蒂诺试图在特朗普世界杯结束的掩护下快速强推这项交易，结果惨遭失败。他的主席任期因此陷入严重的危机。尽管欧足联在本月初要求确保“绝不再尝试以这种方式歪曲足球”，但三周后，欧洲球队并非“重新”参加国际足联赛事，而是“继续”参加。

这意味着第一：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不得不再次进行战术性撤退。第二：世界足球的权力斗争正在拖延。欧足联希望在瑞士以背信弃义（不忠实履行商业职责）为由将因凡蒂诺告上法庭，而在佛罗里达州，法院已收到提交相关文件的申请。国际足联主席将继续被施压要求辞职。然而，这场权力斗争的结果在短期内仍不确定。当欧洲人聚集在摩纳哥时，沙特阿拉伯足协发表了一份声明。2034年世界杯的东道主暂时继续支持因凡蒂诺。

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国际足联主席能坚持到那时，利雅得在 3 月 18 日于拉巴特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上仍会站在因凡蒂诺一边。没有人愿意投票给失败者。但沙特人目前对他给予支持表明：不仅足球世界的的分裂被取消了，而且有时被预设为既定事实的因凡蒂诺下台也并非必然。近期在欧洲人、北美人和亚洲人之间形成的联盟，尤其是在亚洲，必须为每一票而奋斗。卡塔尔足协也继续支持因凡蒂诺。各阵营仍在博弈。2016 年，当国际足联成员在类似格局下进行投票时，他们选出了詹尼·因凡蒂诺作为主席。当时他向投票者承诺了更多的资金。而现在，欧足联希望阻止他再次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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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Freitag, 28. August 2026 · Nr. 199/35 D1

HERAUSGEGEBEN VON GERALD BRAUNBERGER,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4,10 € F.A.Z. im Internet: faz.net

Änderung der Rentenreform möglich

MÜNSTER. Die Fraktionen von Union und SPD schließen Änderungen an der Rentenreform der Koalition nicht aus. Kein Gesetz gehe so aus dem Bundestag, wie es hineinkomme, sagte Unionsfraktionschef Thorsten Frei vor einer gemeinsamen Klausurtagung am Donnerstag in Münster. Man müsse sich in der Koalition aufeinander zubewegen. Gleichzeitig sagte der CDU-Politiker aber, man müsse dabei sehr vorsichtig vorgehen, „dass man nicht an einer Stelle Veränderungen vornimmt, die möglicherweise das Gesamtkonstrukt ins Wanken bringen könnten“. Die Vorschläge der Rentenkommission stünden „in einer Wechselbeziehung“. SPD-Fraktionschef Matthias Miersch erklärte, die Koalitionsfraktionen gäben gerade beim Thema Rente das Denken im Parlament ja nicht auf. Der Kontakt mit den Bürgern und der Diskurs mit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zeigten, dass die Rente wichtig und auch ein Gerechtigkeitsthema sei. „Am Ende denke ich, mit einer großen Portion Empathie kriegen wir auch einen guten Kompromiss hin“, sagte Miersch.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hatte am Mittwoch gesagt, dass er an der Abschaffung der abschlagsfreien Frühverrentung nach 45 Beitragsjahren festhalten wolle. (Siehe Seite 2.) elo./moja.

Eine Partei im Siegesrausch

Ist Demokratie vor allem ein Elitenprojekt? Ein Gespräch über den Erfolg der AfD und die Lust an der Zerstörung. Feuilleton, Seite 11

Traum vom „Lake America“ Trump droht Kanada im Zollstreit, den Lake Ontario umzubenennen. Steckt dahinter mehr als blödes Geschwätz? Politik, Seite 5

Endspiel für Meta Der Vergleich, auf den sich die US-Bundesstaaten mit Meta geeinigt haben, könnte tatsächlich ein Meilenstein sein. Feuilleton, Seite 9

Baustelle Österreich Österreichs Alpenrouten haben mit Bauarbeiten große Probleme. Planungsfehler will aber niemand gemacht haben. Wirtschaft, Seite 19

Einfluss des FC Bayern Vor dem Bundesligauftakt schickt Uli Hoeneß eine Spitze in Richtung des Bundestrainers. Was steckt dahinter? Sport, Seite 32

Auf das Dach geschaut Auch mit der Dachfläche lässt sich Geld verdienen. Es lassen sich dort Solaranlagen oder Mobilfunkantennen anbringen. Immobilien, Seite 28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Seite 20

Länder für Kürzung des EU-Haushaltsentwurfs

BRÜSSEL. Deutschland fordert gemeinsam mit Österreich, den Niederlanden und den skandinavischen EU-Staaten eine drastische Kürzung des Vorschlags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für den Haushalt 2028 bis 2034. Für eine Einigung „muss der Vorschlag der Kommission von beinahe zwei Billionen Euro um mehrere Hundert Milliarden Euro gekürzt werden“, heißt es in einer Stellungnahme der sechs Staaten vom Donnersstag. In Zeiten, in denen faktisch alle Staaten ihre Haushalte schmerzhaft kürzen müssen, könne die EU keine Ausnahme bilden. (Siehe Wirtschaft, Seite 17.) hmk.

Zurück bleibt Schlamm

Gletscher abgebrochen, das Eis könnte einen Fluss blockiert und die Überschwemmung ausgelöst haben. In dem Gebiet kam es 2025 schon mal zu einer Überschwemmung nach einem Gletscherabbruch. Der Klimawandel macht solche Unglücke wahrscheinlicher. Seiten 7 und 9 Foto Reuters

Kein Entkommen: Innerhalb von Sekunden hat die Sturzflut im Grenzgebiet zwischen Nepal und China am Mittwoch Häuser, Straßen und Fahrzeuge mitgerissen. Hunderte Menschen kamen ums Leben, mehr als 1000 werden vermisst. Möglicherweise war vorher ein Stück

CIA-Direktor soll Moskau vor Angriff auf NATO gewarnt haben

Geheimdienste halten „begrenzten Angriff“ für möglich / Kreml: Horrorgeschichten

RIGA/WASHINGTON. Der Kreml hat amerikanische Medienberichte als alarmistisch zurückgewiesen, CIA-Direktor John Ratcliffe habe bei seinem Moskau-Besuch in dieser Woche Russland vor einem möglichen Angriff auf NATO-Mitgliedstaaten gewarnt. „Viele solcher Horrorgeschichten werden derzeit veröffentlicht. Sie haben natürlich nichts mit der Realität und mit den Absichten Russlands zu tun“, sagte Kremlsprecher Dmitrij Peskow am Donnerstag.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hatte am Mittwoch berichtet, Ratcliffe habe seine Gesprächspartner in Russland vor einem militärischen Vorgehen gegen NATO-Staaten gewarnt. Hintergrund sind Einschätzungen amerikanischer Nachrichtendienste, wonach Moskau versuchen könnte, die Entschlossenheit des Bündnisses auszutesten. So könnte Putin die westliche Allianz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mit einem „begrenzten Angriff“ etwa auf ein baltisches Land herausfordern. Das Blatt berief sich auf Quellen, die über Ratcliffes Reise unterrichtet worden seien.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te am Mittwoch gesagt, Ratcliffes Besuch in Moskau sei „halb routinemäßig“ erfolgt. „Wir würden den Krieg mit der Ukraine gern beendet sehen“, fügte er hinzu. Der Sender CBS berichtete, bei den Gesprächen des CIA-Direktors sei auch der Irankrieg zur Sprache gekommen.

Der Chef des russischen Auslandsgeheimdienstes SWR, Sergej Naryschkin, bezeichnete sein Treffen mit Ratcliffe am Donnerstag als „nichts Ungewöhnliches“. Treffen von Geheimdienstchefs gehörten zum normalen Arbeitsalltag, sagte er. Zu den besprochenen Themen machte Naryschkin keine näheren Angaben.

Ratcliffe war am Dienstag zu einem öffentlich nicht angekündigten Besuch nach Moskau gekommen. Es war sein erster bekannter Besuch in der russischen Hauptstadt seit seinem Amtsantritt als CIA-Direktor Anfang 2025. Ratcliffe ist der ranghöchste amerikanische Vertreter, der Russland seit Beginn des Ukrainekrieges im Februar 2022 besucht hat. Trumps Bemühungen, den Ukrainekrieg, wie im Wahlkampf versprochen, zu beenden, haben bislang nicht gefruchtet. (Siehe Seite 5.) frs./sat.

SPD verordnet sich Sparprogramm

Partei in finanziellen Schwierigkeiten / Weniger Vollzeitstellen geplant

BERLIN. Die SPD steckt in finanziellen Schwierigkeiten und hat sich deswegen ein umfassendes Sparprogramm verordnet. Pro Jahr fehlen der Partei etwa fünf Millionen Euro aus der staatlichen Parteienfinanzierung. Im Zuge des Sparens ist auch eine Modernisierung der Parteistrukturen geplant. Derzeit beschäftigt die Bundespartei im Willy-Brandt-Haus in Berlin 171 rechnerische Vollzeitstellen. Bis 2029 oder 2030 sollen es weniger als 150 werden. „Der Prozess, den wir jetzt angestoßen haben, ist notwendig. Es liegt aber auch eine große Chance darin“, sagt SPD-Schatzmeister Dietmar Nietan der F.A.Z. Wegen der schlechten Wahlergebniss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erhält die SPD weniger Geld aus der staatlichen Parteienfinanzierung. Außerdem

Deutschland droht Klimaziel zu verfehlen

Die Treibhausgasemissionen sind im ersten Halbjahr trotz hoher Öl- und Gaspreise nur leicht um sieben auf 327 Millionen Tonnen CO₂-Äquivalente gesunken. Das wären nur zwei Prozent weniger als im Vorjahreszeitraum, zeigt eine erste Schätzung der Denkfabrik Agora Energiewende auf Basis vorläufiger Daten, die der F.A.Z. exklusiv vorliegt. Sollte sich der Emissionsrückgang bis Ende des Jahres in diesem Tempo fortsetzen, werde Deutschland erstmals sein gesetzlich festgelegtes Klimaziel verfehlen, warnen die Autoren. (Siehe Wirtschaft, Seite 17.) hade.

verliert die SPD Mitglieder, auch der Anteil der Beiträge zur Finanzierung der Partei sinkt also.

Derzeit verhandelt die SPD mit dem Betriebsrat über die neue Struktur für die Beschäftigten. Geplant ist ein Abschluss bis Ende des Jahres. Um den Druck zu erhöhen, zu einer Einigung zu kommen, hat die SPD einige Betriebsvereinbarungen gekündigt. Die regeln etwa die 37,5-Stunden-Woche und die Auszahlung von 13,5 Monatsgehältern.

„Es geht nicht darum, dass unsere Mitarbeiter künftig länger arbeiten oder weniger verdienen sollen. Es geht um eine moderne Vergütungsstruktur. Die SPD soll ein attraktiver Arbeitgeber bleiben“, sagt Nietan. Einige Mitarbeiter dürften in Zukunft aber mehr, andere weniger als

Zahl der Hitzetoten steigt auf fast 16.000

In diesem Jahr sind in Deutschland nach Schätzung des Robert-Koch-Instituts (RKI) bis Mitte August etwa 15.800 Menschen durch Hitze gestorben. Etwa 4000 Sterbefälle seien auf die besonders hohen Temperaturen in den ersten zwei Augustwochen zurückzuführen. Laut RKI handelt es sich bei der Gesamtzahl um eine konservative Schätzung. Die Zahl der Hitzetoten könnte daher sogar noch höher liegen. Laut RKI war etwa jeder zweite Hitzetote 85 Jahre oder älter. Besonders in den südwestlichen Bundesländern gab es demnach viele Todesfälle. (Siehe auch Seite 8 und Wirtschaft, Seite 18.) F.A.Z.

bisher verdienen. Außerdem sollen weitere Büros im Willy-Brandt-Haus untervermietet werden. Die Parteizentrale selbst wird in Teilen umgebaut und eine moderne Arbeitsumgebung geschaffen.

In dem Zuge sollen auch die veralteten Partestrukturen modernisiert werden. „Die SPD spart nicht nur, sie soll auch attraktiver werden und eine moderne IT- und Kampagne-Infrastruktur erhalten“, sagt Nietan der F.A.Z. 20 Millionen Euro fließen in ein neues IT-System, mit dem auch der digitale Wahlkampf besser gelingen soll. Kampagnen sollen künftig koordinierter und gebündelter geplant werden. Die Parteizeitschrift „Vorwärts“ wird zu einem digitalen Produkt umgebaut und gedruckt nur noch zweimal jährlich erscheinen. (Siehe Seiten 2 und 8.) moja.

Durchsuchungen bei rechtsextremer Gruppe

HALLE. Die Polizei hat in fünf Bundesländern Objekte mutmaßlicher Mitglieder der verbotenen rechtsextremen Vereinigung „Artgemeinschaft“ durchsucht. Grundlage sei ein Verfahren gegen 15 Beschuldigte, sagte eine Sprecheri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in Halle der Deutschen Presse-Agentur. Ihnen werde vorgeworfen, die „Artgemeinschaft“ trotz eines bundesweiten Verbots fortgeführt zu haben. Zuvor hatten der „Spiegel“ und die „Volksstimme“ berichtet. Der Sprecherin zufolge gab es Durchsuchungen in Sachsen-Anhalt, Berlin, Brandenburg, Niedersachsen und Nordrhein-Westfalen.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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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CIA-Besuch genügt nicht

Von Berthold Kohler

Was genau der CIA-Chef mit seinem russischen Pendant besprochen hat, wissen nur die Beteiligten dieses Gesprächs und jene, denen sie Rapport erstatteten. Die Berichte amerikanischer Medien über den Zweck der Reise dürften gleichwohl nicht frei erfunden sein. Wahrscheinlich wurde ihnen von offizieller Seite gesteckt, welche Botschaft der CIA-Chef, ein „Falke“, den Russen überbringen sollte: dass Washington Anzeichen für einen möglichen Angriff auf NATO-Staaten sieht und Moskau vor einem solchen Abenteuer warnt.

Westliche Strategen gehen schon lange davon aus, dass Putin die fortlaufende Eskalation seines „hybriden“ Krieges gegen die europäischen NATO-Staaten bis zu einem Angriff „grüner Männchen“ auf das Baltikum treiben könnte – in der Annahme, dass das Verteidigungsbündnis aus der oft bekundeten Angst, in einem heißen Krieg mit Russland zu landen, die Angegriffenen im Stich lässt und darüber zerbricht. Der Kreml rüstet weit über den Bedarf hinaus auf, den sein Angriffskrieg in der Ukraine hat. Mit Cyberangriffen, Sabotageakten und immer dreisteren Drohneneinsätzen testet er die Entschlossenheit und Geschlossenheit der NATO. Ermuntert dazu wurde er nicht nur durch schwache Reaktionen der Europäer auf seine Provokationen, sondern vor allem auch von einem US-Präsidenten, der sich nicht mehr als Schutzherr Europas versteht. Wörtlich bekundete er, Putin könne mit den Europäern machen, was er wolle.

Erwachsene in Washington scheinen jetzt jedoch zu dem Schluss gekommen zu sein, dass man erst Trump und dann Putin klarmachen müsse, dieser Freibrief gelte nicht mehr. Wird das den Kreml beeindrucken? Ein Besuch des CIA-Chefs reicht dafür nicht. Eine solche Visite konnte den Kreml nicht vom Überfall auf die Ukraine abhalten. Wenn Washington wirklich etwas zur Abschreckung Putins tun will, dann sollte es im Baltikum und in den anderen Frontstaaten amerikanische Soldaten in erheblicher Stärke stationieren – und die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hochfahren.

Wer will den Ball?

Von Christopher Meltzer

In Deutschland wird der spanische Fußballtrainer Albert Riera von den einen für ein Großmaul und von den anderen für einen großen Mauler gehalten. Womöglich stimmte beides. Auch als er in Frankfurt nach nur dreieinhalb Monaten wieder weggeschickt wurde, hat er großmäulig über den deutschen Fußball gemault. Das heißt nicht, dass der Inhalt falsch gewesen ist.

Als Julian Nagelsmann und die Nationalmannschaft noch glaubten, dass sie bei der Weltmeisterschaft wirklich jeden Gegner schlagen können, sagte Riera: „Ehrlich gesagt hat mich das Niveau der Bundesliga etwas enttäuscht. Bayern München ist natürlich eine Welt für sich, und Borussia Dortmund kann mit seinem Budget halbwegs mithalten. Dann gibt es Überraschungen wie Stuttgart, aber der Rest war für mich enttäuschend.“ Und weiter: „Die Teams im unteren Tabellendrittel spielen alle auf die exakt gleiche Weise. Wenn man sie analysiert, hat man das Gefühl, jede Woche gegen denselben Gegner zu spielen.“

Kurz danach konnte Nagelsmanns Nationalmannschaft im Sechzehntelfinale nicht einmal Paraguay schlagen, international eher ein Jedermannsgegner. Seitdem suchen viele im deutschen Fußball die Antwort auf die Frage, warum drei Turniere trotz dreier verschiedener Trainer verpatzt wurden. Doch die Suchenden werden wohl erst dann fündig werden, wenn sie zu einer Einsicht gelangen, die etwas Überwindung kosten kann: dass Albert Riera recht hat.

An diesem Freitag wird in der Fußballarena in München erst einmal keiner über die Kritik des Spaniers sprechen. Beim Auftaktspiel der Bundesliga werden alle auf den neuen Bundestrainer schauen. Mit Jürgen Klopp soll schließlich alles anders werden. So sieht das der Deutsche Fußball-Bund (DFB), der an Klopp glaubt, aber auch an Klopp glauben muss, weil er dem Trainer und dessen Verbündeten viel Macht gegeben hat.

Doch damit nicht nur alles anders, sondern auch besser werden kann, müsste neben dem Bundestrainer auch die Bundesliga in den Blick genommen werden. Denn es lässt sich nach diesem Sommer nicht mehr übersehen, wie im Land des neuen Weltmeisters der Verband auf den Schultern seiner Vereine steht.

In Spanien ist die Spielidee auf jedem Platz zu sehen, in Deutschland ist sie nur auf dem Papier zu lesen. Die erste Leitlinie der sogenannten „Spielvision“ des DFB lautet: „Wir wollen den Ball.“ Doch welche deutschen Vereinsmannschaften wissen vor dieser Saison wirklich, was sie mit dem Ball machen wollen?

Der FC Bayern und der VfB Stuttgart, die an diesem Freitag das Auftaktspiel bestreiten. Und sonst?

Vielleicht Leverkusen, vielleicht Hoffenheim. Doch schon Borussia Dortmund, der zweitgrößte Klub, definiert sich unter dem Trainer Niko Kovač über das Verteidigen. Und dann sind da die vielen Vereine, von denen Albert Riera sagt, sie seien der gleiche Gegner, weil sie eigentlich nur wissen, wie sie ohne Ball spielen wollen. Dagegen spräche erst einmal nichts. Die besten Mannschaften müssen das Spiel auch mal ohne den Ball kontrollieren können. In der Bundesliga aber sind trotz der Safety-first-Strategien vieler Teams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3,24 Tore pro Spiel gefallen, deutlich mehr als in England (2,75) und Spanien (2,69). Ist das nicht unterhaltsam? Schon, aber im internationalen Ver-

Wenn Deutschland im Fußball besser werden will, muss die Bundesliga ihre Talente entwickeln.

gleich ist das Verteidigungsverhalten vor allem unterdurchschnittlich.

So sieht das auch Philipp Lahm, der Kapitän der Weltmeistermannschaft von 2014, der nach dem neuesten WM-Aus in der F.A.Z. vorgerechnet hat, dass die drei großen europäischen Klubwettbewerbe in diesem Jahrhundert erst viermal von einem deutschen Verein gewonnen worden sind. Von englischen Klubs: 14 Mal. Von spanischen Klubs: 24 Mal.

Er hat den deutschen Vereinen einen weiteren Vorwurf gemacht: „Talent muss integriert und gefördert werden, und man muss ihm Verantwortung geben – konkret über relevante Spielzeit.“ In dieser Saison wird es wegen solcher Kritik eine eigene U-21-Liga geben, die Begabten den Weg in die Profiligen erleichtern soll. Doch schon vor dem ersten Spiel lässt sich sagen, dass ihnen dort nicht die Verantwortung gegeben werden kann, die Lahm anspricht. Warum gehen die Klubs nicht noch weiter? Weil sie so nicht gewettet haben.

Es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mmer mehr deutsche Klubs geworden, die junge bis sehr junge Spieler aus dem Ausland kaufen und darauf setzen, dass sie diese mit Gewinn verkaufen können. Manche versuchen es aggressiver als andere, aber versuchen tun es die allermeisten, auf seine Art auch der FC Bayern. Und wahrscheinlich werden sie es weiter versuchen, weil es fast immer billiger sein wird, einen Spieler zu kaufen und zu verkaufen, als einen eigenen Spieler zu entwickeln. Doch wenn der spanische Fußballssommer den Bundesligaklubs eine Lektion gelehrt hat, dann diese: Wenn sie besser werden wollen, müssen sie beginnen, auf sich selbst zu setzen.

Attacke, Attacke, Attacke

Im MDR-Duell setzt 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auf eine neue Strategie gegen die AfD. Deren 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bleibt lieber grundsätzlich.

Von Reinhard Bingener

Merz aktuell in Ihrem Wahlkampf ist“. Der Kanzler ist im CDU-Wahlkampf kaum zu sehen. Es wirkt fast so, als müsse er versteckt werden. Punkt für Siegmund.

Später greift Siegmund beim Thema Spritpreise an, doch den Treffer bei dem Thema setzt Schulze: Es sei doch die AfD gewesen, „die monatelang dem Herrn Trump hinterhergelaufen“ sei. Und der trage schließlich maßgeblich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hohen Preise, erklärt Schulze. Die AfD sei „weder kritisch bei Putin noch bei Trump“.

Dann macht Schulze es gezielt kleinteilig, lenkt den Blick auf Praktikumsgutscheine für Schüler, ein Lieblingsprojekt des CDU-Politikers. Siegmund wirkt an dem Punkt nicht sattelfest und sagt, er müsse dazu erst „mit den Kollegen im Ausschuss reden“.

Hart zeigt sich der Amtsinhaber beim Thema Rente. Der Rentenstreit mit der CDU-geführten Bundesregierung sei ein „Thema, wo ich sehr hart kämpfe“. Schulze kündigt an, dass er der Reform, die ein Ende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mit 63 vorsieht, ohne Nachbesserungen im Bundesrat nicht zustimmen werde.

Siegmund geht weniger gerne ins Detail und erklärt, mit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werde eine grundsätzliche Politikwende für ganz Deutschland eingeleitet. „Das große Rad muss in Berlin gedreht werden“, denn Sachsen-Anhalt sei nun einmal abhängig „von den völlig verrückten Entscheidungen“ dort. Eine AfD-geführte Landesregierung werde da nicht länger mitspielen. „Damit ist jetzt Schluss“, kündigt Siegmund an, triumphierend fügt der AfD-Kandidat, dessen Partei nach der neuen Umfrage auf 42 Prozent kommt, hinzu: „Herr Merz wollte uns halbieren, und wenn ich das jetzt sehe, wurden Sie halbiert.“

Die von der Moderatorin formulierte Erwartung, dass „unsere Zuschauer am Ende klüger und nicht verwirrter aus der Sendung gehen“, hat das direkte Duell zwischen Siegmund und Schulze im MDR nur in Ansätzen erfüllt. Dafür war eine halbe Stunde zu kurz, bevor die Runde um die Spitzenkandidaten der anderen Parteien erweitert wurde, was man allerdings schon öfters im Wahlkampf sehen konnte. (Siehe Seite 8.)

D er sachsen-anhalt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schaltet sofort in den Angriffsmodus, als er am Mitt-

wochabend im MDR im direkten Duell auf den AfD-Spitzen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trifft. Der CDU-Politiker greift das „Frauenbild der AfD“ auf und wirft Siegmund vor, dass seine Partei „Frauen zurück am Herd“ sehen wolle. „So ein Schwachsinn“, weist Siegmund das zurück und spricht von „Fake News“. Und in dieser Pauschalität lässt sich der Vorwurf von Schulze tatsächlich nicht belegen.

Auch die Aussage, der AfD-Landesvorsitzende Martin Reichardt sei auf einem Foto beim Hitlergruß zu sehen, hängt etwas in der Luft, denn besagte Fotografie belegt dies nicht eindeutig. Der Vorwurf des Rechtsextremismus gegen die AfD hätte an anderer Stelle auf festeren Füßen gestanden, doch Schulze bringt ihn hier.

Doch mit seinen Attacken zeigt der Amtsinhaber sogleich, dass er die harte Konfrontation nicht scheut. Und Siegmund braucht einige Zeit, sich zu sortieren. Die ersten Minuten verbringt er vor allem mit Phrasen wie „Die Zukunft ist die AfD in Deutschland“ und „Wir werden Geschichte schreiben, so oder so“.

Und die nächste Attacke von CDU-Spitzenkandidat Schulze, dessen Partei in einer am Mittwochabend veröffentlichten Umfrage nur noch auf 22 Prozent kommt, folgt sogleich. Eine AfDgeführte Landesregierung unter Siegmund werde bloß eine „Marionette von Frau Weidel“ sein, warnt er. Er hingegen bringe die „Themen von Sachsen-Anhalt in Berlin“ ein. Berlin – das ist genau das richtige Stichwort für Siegmund, der nun spitz fragt, „wo Herr

Amtsinhaber im Attackenmodus: Schulze rechts, Herausforderer Siegmund links im Fernsehstudio

Es ist wieder Höcke-Show

Der Thüringer Landtag stimmt am Freitag über einen Misstrauensantrag der AfD ab / Von Markus Wehner, Erfurt

Er tut es wieder. Björn Höcke stellt sich am Freitagmorgen im Thüringer Landtag zur Wahl. Die AfD-Fraktion hat ein 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 gegen Ministerpräsident Mario Voigt von der CDU beantragt. Chancen, gewählt zu werden, hat Höcke nicht. Seine Fraktion zählt 32 Mitglieder. Um Ministerpräsident zu werden, braucht Höcke die Jastimmen von 45 Abgeordneten, der Mehrheit der Mitglieder des Landtags. Doch weder die Abgeordneten der Brombeer-Koalition aus CDU, BSW und SPD noch die oppositionelle Linke wollen den Rechtsextremisten wählen. Schon im Februar hatte die AfD einen Misstrauensantrag gegen Voigt gestellt, weil ihm di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Chemnitz seinen Doktorgrad wegen Plagiats aberkannt hatte. Damals erhielt Höcke 33 Stimmen.

Warum setzt Höcke also weiter auf eine aussichtslose Sache? Eine formale Antwort: Weil er es kann. Die Thüringer Verfassung legt nur fest, dass der Antrag von einem Fünftel der Abgeordneten oder einer Fraktion gestellt werden muss. Eine Beschränkung, solche Misstrauensvoten zu stellen, gibt es in der Verfassung nicht. Zwar gingen deren Autoren wohl davon aus, dass es für einen solchen Antrag eine tatsächliche Chance auf einen Wechsel an der politischen Spitze des Landes geben sollte. Doch der Geist dieser Regelung ist eben nicht festgeschrieben. Die AfD nutzt das für ihre Zwecke aus, wie in anderen Fällen auch. Mindestens drei, aber höchstens zehn

Tage nach dem Antrag muss eine Wahl in geheimer Abstimmung erfolgen.

Auch eine aussichtslose Abstimmung nützt der AfD, zumindest aus deren Sicht. Sie verbreitet Unruhe im politischen Betrieb, denn die anderen Parteien müssen sich mit dem Misstrauenantrag auseinandersetzen. Sie bekommt im Landtag eine zusätzliche Bühne, die Presse muss berichten. Zudem kann die angeschlagene Reputation von Ministerpräsident Voigt weiter beschädigt werden. Wenn man keinen Enthauptungsschlag führen könne, dann könne man einen Gegner auch „filetieren, Stück für Stück“, hat Stefan Möller, Ko-Vorsitzender der Thüringer AfD und Höckes engster Vertrauter im Bundestag, diese Taktik einmal beschrieben. Höcke wird wohl darauf hinweisen, dass der Plagiatsjäger Stefan Weber noch mehr Fehler in Voigts Doktorarbeit gefunden hat als zu Beginn der Affäre, die Weber vor zwei Jahren kurz vor der Landtagswahl losgetreten hatte. Im Mai hatte Weber ein neues, von der AfD finanziertes Gutachten auf einer Pressekonferenz im Landtag zusammen mit Höcke vorgestellt und dort mehr als hundert weitere Fehler aufgelistet. Mittlerweile hat die TU Chemnitz den Widerspruch Voigts gegen die einstimmige Entscheidung des zuständigen Gremiums abgelehnt. Voigt klagt nun vor dem Verwaltungsgericht Chemnitz gegen die Entscheidung der Universität.

Der Vorstoß der AfD zielt zudem darauf, die Geschlossenheit der Brombeer-

Koalition zu testen. Hier geht es vor allem um das BSW. Die AfD sieht es als Sollbruchstelle in der Koalition an. Höcke will den Konflikt zwischen dem Thüringer BSW und der Bundesspitze um BSW-Gründerin Sahra Wagenknecht nutzen. Wagenknecht fordert, dass das Thüringer BSW die Brombeer-Koalition verlässt. Tatsächlich haben aber nur zwei von 15 Thüringer BSW-Abgeordneten, Anke Wirsing und Sven Küntzel, erklärt, dass sie Voigt nicht weiter unterstützen würden. Doch auch sie wollen offenbar nicht für Höcke stimmen. Beide haben nach Informationen der F.A.Z. in der jüngsten Fraktionssitzung erklärt, dass Höcke ihre Stimme nicht bekomme. Die BSW-Fraktionsvorsitzende Sigrid Hupach teilte deshalb am Mittwoch mit: „Die BSW-Fraktion wird am Freitag geschlossen mit Nein stimmen.“ Die AfD sei kein politischer Partner, „ihre Politik steht für Sozialabbau, neoliberale Wirtschaft, Aufrüstung, Frauenfeindlichkeit, Rassismus und rechten Kulturkampf“. Das Misstrauensvotum der AfD sei „eine Show-Veranstaltung auf Kosten der parlamentarischen Arbeit“.

Die Thüringer BSW-Fraktion stellt sich damit auch gegen die Taktik von Wagenknecht. Sie will ihre Partei bei den anstehenden Wahlen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über die Fünfprozenthürde hieven, indem sie die Wahl eines AfD-Ministerpräsidenten im dritten Wahlgang mit Unterstützung des BSW ins Spiel bringt. Die Thüringer BSW-Chefin, Finanzministerin Katja Wolf, hat dieses Vorgehen klar verurteilt. Wagenknecht habe eine Grenze überschritten, sie benutze das politische Schicksal Thüringens, um Wahlkampfpunkte für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zu machen. „Für das BSW kann es keine Verbrüderung mit der AfD geben“, sagte Wolf unlängst der „Zeit“. Am 6. September, dem Wahlsonntag in Sachsen-Anhalt, will das Thüringer BSW auf einem Sonderparteitag entscheiden, ob es weiter in der Brombeer-Koalition bleibt. Einen Austritt befürwortet anscheinend bisher nur eine Minderheit, die aber laut ist und von der BSW-Spitze unterstützt wird.

Auch die oppositionelle Linke hat sich festgelegt, am Freitag mit Nein zu stimmen. Dazu hat der Landesvorstand sogar einen Beschluss gefasst: „Keine Stimme für Faschisten“. Das Nein zu Höcke sei aber kein Ja zu Voigt und seiner Koalition. Die Linke macht auch gleich klar, wen sie verdächtigt, sollte es in der geheimen Wahl Jastimmen für Höcke über die 32 AfD-Abgeordneten hinaus geben. Man werde „genau hinschauen, wie viele Stimmen Björn Höcke tatsächlich erhält“, heißt es in ihrer Stellungnahme. Die Abstimmung sei auch ein Stimmungstest für die Regierungskoalition. „Denn entscheidend ist, ob die Koalition in dieser Frage geschlossen handelt oder ob sich innerhalb ihrer Reihen Abgeordnete finden, die Höcke ihre Stimme geben.“ Auch über solche Spekulationen wird sich die AfD freuen.

Die SPD muss sparen und will das nutzen

verzichten / Von Mona Jaeger, Berlin

Die Männer und Frauen an der Spitze der SPD glauben, dass man sich Personalspekulationen angesichts der fragilen Lage politisch nicht leisten könne, sei der Ärger in der Partei auch noch so groß. Die ganze Wahrheit aber ist: Auch finanziell kann sich die SPD eine neue Führung derzeit nicht leisten. Ein eintägiger Bundesparteitag, den es mindestens bräuchte, um eine neue Parteispitze zu wählen, kostet etwa zwei Millionen Euro. Geld, das die SPD nicht hat.

Parteien haben verschiedene Einnahmequellen, die wichtigste ist die staatliche Parteienfinanzierung. Je besser eine Partei bei einer Wahl abschneidet, desto mehr Geld bekommt sie. Nun erlebt die SPD seit vielen Jahren eine Pleite nach der anderen. Die auf niedrigem Niveau gewonnene Bundestagswahl im Jahr 2021 ändert an der finanziellen Misere nichts. Auch die Zahl der Mitglieder, die Beiträge an die Partei zahlen, geht zurück.

Die schrumpfende SPD leistet sich aber noch einen Apparat, der aus goldenen Zeiten stammt. Ergebnis: Dietmar Nietan, dem Schatzmeister der Partei, fehlen rund fünf Millionen Euro im Jahr. Nietan verantwortet seit zwölf Jahren die SPD-Finanzen. Schon lange sieht er die Notwendigkeit, grundsätzlich etwas an den Strukturen des Hauses und der Partei zu verändern. Aber weil er dabei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s Generalsekretärs und der Parteivorsitzenden angewiesen ist, wurde daraus lange nichts. Bis heute wird in der SPD von der erratischen Art des Vorsitzenden Sigmar Gabriel erzählt, der sich immer für große Reformen ausgesprochen, aber einen Rückzieher gemacht habe, sobald es konkret geworden sei.

Tim Klüssendorf, der aktuelle Generalsekretär, unterstützt Nietan dafür umso mehr bei seinen Plänen. Auch Parteichef Lars Klingbeil sieht die Not. Die Hoffnung ist, dass die Partei durch den Umbau auch attraktiver wird für Wähler. „Die SPD spart nicht nur, sie soll auch attraktiver werden und eine moderne IT- und Kampagnen-Infrastruktur erhalten“, sagt Nietan der F.A.Z. Doch am Anfang steht das Sparen – und die geplanten Einschnitte sind für eine Arbeitnehmerpartei durchaus groß. Scho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t die SPD Personal in ihrer Parteizentrale, dem Willy-Brandt-Haus in Berlin-Kreuzberg, abgebaut. Derzeit gibt es 171 rechnerische Vollzeitstellen. Bis zum Jahr 2029 oder 2030 sollen es weniger als 150 werden. Betriebsbedingte Kündigungen soll es laut Nietan nicht geben.

Derzeit verhandelt die SPD mit dem Betriebsrat. In den Gesprächen wird es auch um die Betriebsvereinbarungen gehen, die die SPD schon gekündigt hat und die nun neu verhandelt werden müssen. Bisher war ein Job im Willy-Brandt-Haus ziemlich attraktiv: Es gab 13,5 Monatsgehälter, und es galt die 37-Stunden-Woche. Gut möglich, dass künftig im Willy-Brandt-Haus etwas mehr gearbeitet werden muss. Und auch die Vergütungsstruktur soll sich ändern. Manche Mitarbeiter werden mehr Geld verdienen – einige aber auch weniger.

Bis Ende des Jahres hofft der Arbeitgeber SPD, die Verhandlungen mit dem Betriebsrat abschließen zu können. Laut Nietan sollen nahezu alle Betriebsvereinbarungen unverändert wieder eingesetzt werden, sollten sich Arbeitgeber und Betriebsrat einigen. Man wolle weder an die Arbeitszeit noch an die 13,5 Monatsgehälter ran, sondern zügig zu einer Einigung kommen.

Schon jetzt sind einige Büros in der Parteizentrale untervermietet. Aber es sollen noch mehr werden. Auch Flächen des direkt angrenzenden Paul-Singer-Hauses sollen untervermietet werden. Die Lage des Willy-Brandt-Hauses gilt als gut, da sie noch relativ nah ist am Potsdamer Platz. Die Mitarbeiter der Parteizentrale sitzen bisher alle in Einzelbüros, das Haus erinnert mitunter an eine Behörde. Gerade jüngere Angestellte, von denen die SPD immer mehr hat, stört das. Im vierten Stock soll es künftig Flächen zum gemeinsamen Arbeiten geben.

Auf ihrem letzten Parteitag haben die Delegierten einen Antrag beschlossen, der der Bundespartei kurzfristig mehr Mittel einbringen soll. So fließt ein kleiner Teil der Mitgliedsbeiträge in einen Zukunftsfonds, der bei der Modernisierung helfen soll. Pro Jahr wird mit vier Millionen Euro gerechnet, die gleiche Summe legt der Parteivorstand noch mal drauf. So stehen für die Zeit zwischen 2027 und 2029 etwa 24 Millionen Euro zur Verfügung, um die Parteiorganisation zu modernisieren. Allein 20 Millionen Euro wird das neue IT-System kosten. So soll auch der digitale Wahlkampf erleichtert werden.

Erstmalig wird es auch eine gemeinsame Kampagnenstruktur geben. Bisher haben alle Landes- und Bezirksverbände vor einem Wahlkampf die nötigen Strukturen aus dem Boden gestampt. Das ist teuer – und nach dem Wahlkampf geht viel Wissen verloren. Das soll sich durch Personen, die durchgängig für die Kampagnenplanung im Einsatz sind, ändern. Die Landesschatzmeister werden bei all dem eingebunden.

Auch die Parteizeitschrift „Vorwärts“, seit Langem ein Sorgenkind der Partei, soll sich verändern. Die Möglichkeit, sie als Schnittstelle zwischen Mitgliedern und Parteiführung zu nutzen, werde vertan, heißt es. Künftig wird der „Vorwärts“ nur noch zweimal im Jahr gedruckt erscheinen. Für die übrigen Ausgaben wird er zum digitalen Briefing umgebaut, verknüpft mit den Angeboten der Partei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Zwei Millionen Euro will die Partei dafür investieren.

Nietan und Generalsekretär Klüssendorf, die an einem Strang ziehen bei dem Umbau der Parteistruktur, hoffen, so die Partei insgesamt wieder attraktiver zu machen – bei Wählern und Mitgliedern.

Ein Abendessen mit Jens Spahn

Regierungsfraktionen bereiten Reformprojekte vor

MÜNSTER. Die Bundestagsfraktionen von Union und SPD haben sich am Donnerstag zu einer zweitägigen Klausurtagung in Münster getroffen, in der die Gesetzgebungsverfahren bis zum Jahresende besprochen werden sollen. Zu Beginn betonte vor allem der SPD-Fraktionsvorsitzende Matthias Miersch, wie wichtig gegenseitiges Vertrauen sei. Zwar zeigte er sich zuversichtlich, dass das zwischen ihm, dem Vorsitzenden der CSU-Landesgruppe, Alexander Hoffmann, und dem bisherigen Fraktionsvorsitzenden Jens Spahn entstandene Vertrauen auch mit Spahns Nachfolger Thorsten Frei (beide CDU) entstehen werde. Doch wies er darauf hin, dass seine bisherige Zusammenarbeit mit Frei nicht so eng gewesen sei wie die mit Spahn.

Frei, Miersch und Hoffmann hatten sich am Mittwochabend in Münster mit Spahn zu einem gemeinsamen Abendessen im Restaurant „Großer Kiepenkerl“ getroffen. Das Treffen soll etwa zwei Stunden gedauert und in entspannter Atmosphäre stattgefunden haben, hieß es in Kreisen der Unionsfraktion, deren Mitglied Spahn bleiben will.

Der Bundestag nimmt im September nach der sommerlichen Sitzungsunterbrechung seine Arbeit wieder auf. Eines der besonders wichtigen Vorhaben ist eine Rentenreform. Miersch hatte bereits am Donnerstagmorgen im Deutschlandfunk gesagt, die Rentenkommission habe einen „hervorragenden Vorschlag“ zu einer Gesetzesreform vorgelegt. Jetzt aber beginne das „parlamentarische Denken“.

Die jetzt schon vor allem von Ministerpräsidenten sowohl der CDU als auch der SPD kritisierte Abschaffung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Rente mit 63“) dürfte dabei eines der schwierigsten Themen für die Koalitionäre werden. Miersch nannte den Vorschlag der Kommission, diese Regelung abzuschaffen, „grundsätzlich“ eine „richtige Grundlage“. Allerdings nehme er auch große Kritik in der eigenen Basis wahr. In Münster sagte Miersch, Frei, Hoffmann und er seien „drei sehr selbstbewusste Parlamentarier“. Man werde auch mit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reden. elo.

STIMMEN DER ANDEREN

Endlich sagt jemand stopp zu Trump

Die dänische Tageszeitung „Politiken“ kommentiert den Zollstreit zwischen den USA und Kanada: „Nein danke. Nicht zu diesen Bedingungen. Das war die Botschaft, die Kanadas Premierminister Mark Carney a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richtete, als er am Freitag die kanadische Verhandlungsdelegation aus Washington zurückbeorderte. Kurz darauf brach der Handelskrieg zwischen Kanada und den USA aus – ein Krieg, der Kanada teuer zu stehen kommen könnte. Bislang hat Carney für seinen harten Kurs die Unterstützung der Mehrheit der Kanadier. Ein Kurs, der dem Rest der Welt, auch den EU-Staaten, als Inspiration dienen sollte, die trotz jahrzehntelanger loyaler Allianz mit den USA nun erpresst, gedemütigt und im Falle Dä nemarks sogar territorial bedroht werden. War es klug von Kanada, die Verhandlungen abzubrechen? Wirtschaftlich kaum. Die USA sind Kanadas wichtigster Handelspartner, und Trump ist deprimierend gut darin, Wege zu finden, seinen Gegnern zu schaden. Aber im Leben geht es um mehr als um Geld. Es geht auch darum, noch in den Spiegel schauen zu können. Und das können Mark Carney und Kanada. Bravo. Mögen Mette Frederiksen und andere EU-Regierungschefs zuhören und daraus lernen.“

Gerichte zwingen Tech-Giganten zu Änderungen Zur Einigung zwischen dem Facebook-Mutterkonzern Meta und mehreren US-Bundesstaaten schreibt die britische Zeitung „The Telegraph“:

„Paradoxerweise hat Meta zwar zugestimmt, Schadenersatz zu leisten, aber zugleich den Vorwurf zurückgewiesen, durch den unüberlegten Einsatz von Algorithmen die psychische Gesundheit von Kindern beeinträchtigt zu haben. Der Vergleich verpflichtet Meta dennoch dazu, bestimmte Regeln für Kinder einzuführen, darunter tägliche Nutzungsbeschränkungen und nächtliche Sperren. Damit wird zweifellos anerkannt, dass es Probleme im Zusammenhang mit übermäßiger und potentiell süchtig machender Nutzung sozialer Medien gibt. Die US-Bundesstaaten, die gegen Meta klagten, warfen dem Unternehmen vor, seine Plattformen genutzt zu haben, um „Jugendliche und Teenager anzulocken, zu fesseln und letztendlich in die Falle zu locken“. Auch andere Plattformen, darunter Tiktok, stehen unter Druck, Schutzfunktionen einzuführen. Es ist bezeichnend, dass es Gerichten bislang weitaus besser gelungen ist, TechGiganten zu einer Änderung ihrer Praktiken zu zwingen, als dies durch staatliche Regulierungsmaßnahmen erreicht werden konnte. Offensichtlich hat es eher eine heilsame Wirkung, wenn man ihnen finanziellen Schaden zufügt.“

Paradigmenwechsel bei Meta

Die spanische Zeitung „El Mundo“ kommentiert dieses Thema so:

„Die Einigung, wonach Meta, Eigentümer von Facebook, Instagram und Whatsapp, fast 17 Milliarden Dollar für seine schädlichen Algorithmen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zahlen wird, bedeutet den Anfang vom Ende der Straffreiheit der großen Technologie-konzerne. Nun geht es darum, diese Vereinbarung um-zusetzen, wobei auch Wettbewerber wie Tiktok und Youtube sich daran halten müssen. Die Herausforderung besteht nicht darin, eine Technologie zu verbieten, sondern zu verhindern, dass der Unternehmensgewinn von der Ausnutzung ihrer unerwünschten Auswirkungen abhängt. Der Paradigmenwechsel, den Meta nun zu vollziehen beginnt, stellt – sollte er sich tatsächlich verwirklichen – auch eine höchst bedeutsame Entscheidung für die Gestaltung einer öffentlichen Debatte dar, die nicht länger von Algorithmen geprägt wäre, die der Qualität der Demokratien, in denen sie operieren, erheblichen Schaden zufügen.“

„Ich habe die Taliban auf die Welt gebracht“

Ohne Ärztinnen würde das Gesundheitssystem in Afghanistan zusammenbrechen. Trotzdem legen die Taliban ihnen Steine in den Weg. Zwei Frauen aus Wardak berichten.

Von Friederike Böge, Wardak

Schwierige Arbeitsbedingungen: Das Chak-Krankenhaus im August 2026 in der Provinz Wardak, in dem auch die Ärztin Roshanak Wardak tätig ist. Fotos Friederike Böge

Als die Taliban vor fünf Jahren an die Macht kamen, war Roshanak Wardak „sehr glücklich“. Für die Gynäkologin aus der

gleichnamigen Provinz Wardak bedeutete der Machtwechsel in Kabul vor allem eines: das Ende des 15 Jahre langen Krieges. „Die Leute in Kabul hatten es komfortabel, aber wir hatten hier 24 Stunden Kämpfe“, sagt Roshanak Wardak, während ein Angestellter in ihrem Empfangszimmer das Mittagessen aufträgt. Es gibt Huhn mit Reis und Salat. Dazu Dugh, ein Joghurtgetränk mit frischer Minze. „Früher konnte man hier gar nicht sitzen“, erzählt Wardak. Der Raum wurde jahrelang nur als Abstellkammer genutzt, weil die Gefahr bestand, dass Geschosse einschlagen. Hunderte Einschusslöcher hatte ihr kleines Anwesen im Distrikt Saydabad, als im August 2021 Ruhe einkehrte.

Wardak, strategisch gelegen vor den Toren der Hauptstadt, war eine der am meisten umkämpften Provinzen des Landes. Viele Menschen hier waren erleichtert, als die Machtfrage vor fünf Jahren entschieden war. Sie blicken anders auf den Regimewechsel als die Hauptstädter im ein einhalb Autostunden entfernten Kabul.

Im Heimatdistrikt von Roshanak Wardak, in Saydabad, herrschten die Taliban schon viele Jahre vor der Übernahme Kabuls. Für die Ärztin, die von 2005 bis 2010 Abgeordnete im afghanischen Parlament war, sind die Islamisten keine Fremden. Sie sind die Ehemänner und Söhne ihrer Patientinnen. „Die Taliban sind durch meine Hand auf die Welt gekommen“, sagt sie in ihrer leicht sarkastischen Art. „Sie waren arme Leute aus den Dörfern, die die Probleme auf dem Land kannten. Ich hatte gehofft, sie würden sich daran erinnern.“ Stattdessen seien sie nach dem Sieg von 2021 mit ihren Familien nach Kabul gezogen und hätten die Dörfer vergessen. „Die Stadt hat ihr Denken verändert.“

Als Gynäkologin hat Roshanak Wardak Einblicke in das Familienleben der Taliban. Viele der Ranghöheren würden jetzt Zweit- und Drittfrauen heiraten, was sie sich früher gar nicht leisten konnten. Und: „Sie wollen jetzt gebildete Frauen. Sie fragen mich, ob ich Ärztinnen oder Krankenschwestern kenne, die sie heiraten können.“

Es gibt Taliban-Funktionäre, die ihre Töchter auf Privatschulen in Kabul schicken. Sie sind für eine Wiedereröffnung der weiterführenden Mädchenschulen. Doch das hilft nicht, denn der Taliban-Herrscher in Kandahar ist strikt dagegen. An manchen Koranschulen für Mädchen in Kabul werden nun auch Fächer wie Mathe, Physik und Englisch unterrichtet. Sie tun das mit Lizenz des Bildungsministeriums. Die „Kunst“ bestehe darin, sie als „unterstützende Fächer“ für den Islamunterricht zu deklarieren, erklärt eine Schulleiterin. Es sind Grauzonen, die geduldet werden. Zugänglich sind sie aber nur für jene, die sich eine Privatschule leisten können.

Roshanak Wardak war vor fünf Jahren zwar über das Ende des Krieges erleichtert. Über die Ideologie der Taliban machte sie sich aber keine Illusionen. Bis heute empört sie sich lautstark darüber, dass die weiterführenden Mädchenschulen geschlossen wurden. Sie geht an staatliche Schulen, verteilt Bücher und hält Vorträge. Gegen den Willen der Taliban. Dass sie sich trauen kann, ihnen derart die Stirn zu bieten, hat auch damit zu tun, dass sie aus einer einflussreichen Großgrundbesitzerfamilie stammt. Ihr Großvater war Präsident des afghanischen Repräsentantenhauses von 1931 bis 1945. Auch ihr Vater war Politiker und wurde in den Achtzigerjahren von den Kommunisten ermordet.

Ein Großteil der Familie wanderte damals in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nach Großbritannien aus. Roshanak Wardak floh mit ihrer Mutter nach Pakistan, wo sie als junge Ärztin afghanische Flüchtlinge behandelte. 1996 kehrte sie nach Wardak zurück – just in dem Jahr, in dem die Taliban erstmals die Macht in Afghanistan eroberten. Die streitbare Ärztin ist stolz darauf, dass sie geblieben ist. Sie präsentiert sich als überzeugte Nationalistin und kritisiert die USA als frühere Besatzungsmacht. Sie wirft ihnen vor, Zivilisten getötet und das Land korrumpiert zu haben.

Roshanak Wardak hätte in den Kriegsjahren nach Kabul ziehen können, wo sie ebenfalls ein Haus hat. Aber sie liebt ihren Garten auf dem Land. Die Apfelbäume, die Ruhe und die Kuh vor ihrer Praxis. Die Hauptstadt findet sie zu laut und zu schmutzig.

Obwohl die Ärztin den Taliban mutig entgegentritt, musste sie sich ihnen

schon oft beugen. 2010 verzichtete sie nach Drohungen auf eine weitere Kandidatur fürs Parlament. Und in jüngerer Zeit wurde die unverheiratete Wardak zweimal an Auslandsreisen gehindert, weil sie am Flughafen ohne Mahram erschien – einen männlichen Angehörigen, der eine Frau nach dem Willen der Taliban begleiten muss, wenn sie weiter als 80 Kilometer reist. Innerhalb des Landes setzt sie sich darüber hinweg. „Wenn ich an Checkpoints danach gefragt werde, sage ich: „Ihr habt alle unsere Mahrams getötet oder aus dem Land getrieben.“ Bei älteren Frauen wird das vielleicht noch geduldet.

Bei Nilab Captain nicht. Die junge Allgemeinmedizinerin arbeitet im Distriktkrankenhaus von Chak unweit von Saydabad. Wenn sie am Samstag zum afghanischen Wochenbeginn aus Kabul anreist, muss ihr Verlobter sie begleiten und sie am Donnerstag wieder abholen. Vier Stunden dauert das jeweils. Als Lehrer verliert er dadurch zwei Arbeitstage und den entsprechenden Teil seines Gehalts. Hinzu kommen die Fahrtkosten, die nicht vom Krankenhaus übernommen werden. Der Verlobte nimmt es hin, weil Captain deutlich mehr verdient als er. Umgerechnet rund 750 Euro im Monat, viel Geld in Afghanistan. Möglich ist das, weil das Chak-Krankenhaus, in dem sie arbeitet, seit 34 Jahren mit deutschen Spendengeldern betrieben wird.

Nilab Captain ist eine von zwei Ärztinnen in Chak. Wie sie kommen auch die Krankenschwestern aus Kabul. Beim sogenannten Tugendministerium haben die Frauen beantragt, dass sie wie früher alle gemeinsam in einem Krankenhausbus anreisen dürfen, statt getrennt mit ihren jeweils eigenen Mahrams. Der Antrag wurde abgelehnt. Der Sprecher des Tugendministeriums, Saif-ul-Islam Khaybar, sagt dazu: „Den Hidschab und die Trennung der Geschlechter hat es in Afghanistan immer gegeben. Alles andere sind keine afghanischen Werte, sondern Folgen der amerikanischen Besatzung. Natürlich haben viele Leute das gemocht, denn es war eine promiske Freiheit.“

Die Geschlechtertrennung gilt für Captain und ihre Kolleginnen auch nach der Arbeit. Ins Dorf sollen sie ohne Mahrams nicht gehen. Stattdessen sind sie früher oft in den Garten des Krankenhauses gegangen und haben Äpfel gepflückt. Dafür wurden sie kürzlich von der Sittenpolizei verwarnt, weil der Garten von den Unterkünften der männlichen Belegschaft einsehbar ist.

Und so verbringen sie einen Großteil ihrer Freizeit zu zehnt in zwei Schlafzimmern, die das Krankenhaus im Frauentrakt direkt neben den Behandlungszimmern eingerichtet hat. Sie fühlen sich wie Gefangene. „Wir können nicht mal frische Luft schnappen“, sagt Captain. In dem Zimmer ist es stickig. Sie dürfen die Vorschänge nicht öffnen. Wegen der Männer vor den Fenstern. Der kleine Raum, in dem sie auch kochen, ist mit den fünf Betten fast ausgefüllt. Wenn Captain mit ihrer Familie telefonieren will, geht sie in ihr Arztzimmer, um die anderen nicht zu stören. Manchmal, erzählt sie, würden sie gemeinsam im Koran lesen und über die Suren sprechen, in denen es um die Rechte von Frauen geht. „Unser Islam gibt uns Frauen Rechte.“ Was sie vorsichtshalber nicht sagt: Die Taliban geben sie ihnen nicht.

Captain nimmt es hin. Würde sie kündigen, wäre das für das Krankenhaus und die Patientinnen in Wardak eine Katastrophe. Schon jetzt sind Ärztinnen in der Region rar. Als kürzlich eine neue Gynäkologin gesucht wurde, gab es trotz wochenlanger Ausschreibung nur eine Bewerberin. Viele Ärztinnen haben das Land nach der Machtübernahme der Taliban verlassen. Neue werden nicht mehr ausgebildet, seit die Islamisten im Dezember 2022 Frauen aus den Universitäten verbannt haben. Ende 2024 wurden dann auch noch Ausbildungsstätten für Hebammen und Krankenschwestern geschlossen. Den Leiter der Gesundheitsbehörde von Chak, Hanif Naimi, bringt die Frage nach den absehbar verheerenden Folgen in Verlegenheit. „Gott ist gnädig“, sagt er und lächelt hilflos. Man merkt ihm an, dass er kein Verfechter des Ausbildungsverbots ist.

Schon jetzt werden Frauen in der Notaufnahme von einem männlichen Arzt behandelt, weil es außer Gynäkologinnen kaum Fachärztinnen in Afghanistan gibt. Wenn aber eine Behandlung im Schambereich nötig ist, übernimmt eine Krankenschwester. Ein Internist ruft ihr durch einen Vorhang Anweisungen zu, während sie einen Blasenkatheter legt. Das gab es auch schon vor den Taliban. Denn die Angehörigen würden ein anderes Vorgehen nicht erlauben, sagt der Arzt. Gleichzeitig ist selbst im tief konservativen Wardak der Wunsch nach Mädchenbildung groß. „Alle Leute hier sind traurig wegen ihrer Töchter“, sagt eine der Hebammen. „Sie hatten so große Ambitionen.“

Nilab Captain hatte noch Glück. Sie gehört zu den letzten Frauen, die ihr Medizinstudium abschließen konnten.

Manchmal plagen sie deshalb Schuldgefühle, wie man sie von Überlebenden einer Katastrophe kennt. Viele von Captains Kommilitoninnen hatten ihre Abschlussprüfung um einige Wochen hinausgezögert, um sich noch besser vorbereiten zu können. Dann schlossen die Taliban sie aus den Unis aus. Sie werden ihren Beruf womöglich niemals ausüben können.

Allzu viel klagen will Captain auch deshalb nicht, weil sie die Verantwortung für 15 Familienmitglieder trägt, die von ihrem Gehalt leben. Außerdem findet sie: „Das Leben der Dorffrauen ist viel härter als meines.“ Bis 2021 war Chak Kriegsgebiet. Das Krankenhaus kam oft zwischen die Fronten. Mal lag es im Einflussbereich der Taliban, mal der Regierung. Mal behandelten sie verletzte Taliban, mal verwundete Soldaten. Mehrfach wurde das Krankenhaus von Granaten und Raketen getroffen. Einmal durch einen Luftangriff der Amerikaner. Ein anderes Mal stürmte ein Trupp amerikanischer Soldaten ins Krankenhaus, weil sie dort einen verletzten Taliban-Kommandeur vermuteten. Für das Personal war der Weg zur Arbeit oft lebensgefährlich.

Früher wurden hier viele Kriegsverletzte versorgt. Noch im Jahr 2020 waren es mehr als 180. Heute sind es Armutskrankheiten wie Mangelernährung und Lungenentzündungen wegen fehlender Heizungen. „Früher hatten wir zwar Freiheit, aber es wurde gekämpft“, sagt Captain, die in Wardak aufgewachsen ist. Das Ende des Krieges ermöglicht manches, das vor fünf Jahren undenkbar gewesen wäre. Heute ist in Chak ein Arzt beschäftigt, der zu Republikzeiten für das Polizeikrankenhaus in Kabul tätig war. Früher hätte er sich niemals in die Provinz gewagt.

In Chak spüren sie, wie der massive Rückgang der internationalen Hilfsgelder das Gesundheitssystem an den Abgrund treibt. Allein im vergangenen Jahr mussten fast 450 Gesundheitszentren in Afghanistan schließen. Für das Chak-Krankenhaus bedeutet das mehr Patienten. Vor zwei Jahren kamen durchschnittlich 5000 im Monat. Heute sind es 7000. Gleichzeitig verzeichnet die Klinik einen Spendenrückgang um 15 Prozent. Laut dem Chirurgen Abdul Wakil gehört es zu den am besten ausgestatteten Distriktkrankenhäusern des Landes. Die Müttersterblichkeit sei deshalb in Chak zum Beispiel deutlich niedriger als in anderen Teilen des Landes.

Die Dortmunder Krankenschwester Karla Schefter hat das Krankenhaus von 1989 an aufgebaut und jahrzehntelang geleitet. In diesem Jahr ist sie verstorben. Roshanak Wardak kennt sie von früher. „Karla ist meine Heldin“, sagt sie. „Niemand schafft es, Afghanen zu führen, aber sie hat es geschafft.“

Und noch eine weitere deutsche Medizinerin hat in Chak Spuren hinterlassen. Schräg gegenüber vom Krankenhaus betreibt die Organisation Lepco eine Klinik für Lepra- und Tuberkulosekranke. Sie geht auf Ruth Pfau zurück, eine katholische Ordensschwester, die im benachbarten Pakistan so bedeutende Arbeit leistete, dass sie 2017 in Karachi mit einem Staatsbegräbnis beigesetzt wurde.

Wahlkampfhilfe aus dem Westen

Den Grünen fehlt in Ostdeutschland das Personal - auf den Straßen tummeln sich daher Mitglieder aus der ganzen Republik / Von Paul Gross, Halle

Im Sachsen-Anhalt verteilen Menschen, die nicht wahlberechtigt sind, dieser Tage mitunter Wahlwerbung an Menschen, die ebenfalls nicht wahlberechtigt sind. So geschehen am Wochenende, als Irina Freihart, Grünen-Mitglied aus dem Kreisverband München, Mitte 30, einer älteren Frau auf dem Hallenser Marktplatz eine Kurzfassung des grünen Wahlprogramms in die Hand drücken will. „Ich lebe gar nicht in diesem Bundesland“, sagt die Frau, als sie den Flyer ablehnt. Freihart, die an diesem Wochenende zum ersten Mal überhaupt Halle besucht, erwidert: „Aber hier ist doch ganz schön.“ Die Passantin zeigt betreten auf den Wahlkampfstand der AfD, der nur wenige Meter entfernt aufgestellt ist. Freihart: „Wir arbeiten dran.“

Sie ist eine von mehr als 600 Grünen-Mitgliedern, die sich für einen sogenannten Wahlkampfurlaub im Osten angemeldet haben. Weil die Landesverbände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zu den mitgliederschwächsten gehören, in den Umfragen aber jeweils an der Fünfprozenthürde kratzen, hat die Partei um Unterstützung gebeten – mit Erfolg. Der Münchener Kreisverband ist mit mehr als 6000 Mitgliedern deutlich größer als die beiden Ost-Landesverbände zusammen, alleine von dort kommen an diesem Wochenende 30 Grüne in Halle zu Hilfe. In Freiharts Wahlheimat ist Dominik Krause vor wenigen Monaten zum ersten grünen Oberbürgermeister gewählt worden, er überzeugte die Münchener mit einer progressiven Verkehrs- und Klimapolitik. In Sachsen-Anhalt ist das alles überstrahlende Thema: Wird ein Sammelsurium an Parteien, die politisch wenig miteinander gemein haben, am Ende genug Stimmen zusammen bekommen, um gemeinsam eine AfD-Regierung zu verhindern?

In München sei die Situation „vergleichsweise traumhaft“, schwärmt Freihart, das „r“ süddeutsch rollend. „Das hier“, die politische Lage in Sachsen-Anhalt, „ist natürlich etwas ganz anderes.“ Es sei wichtig, herzukommen, um sich hineinfühlen zu können. Seit fünf Jahren ist Freihart Mitglied der Partei, inzwischen auch Teil des Kreisvorstandes. Den Einstieg in die Politik beschreibt sie als eine Art Etappe in ihrer Persönlichkeitsentwicklung: sich politisch zu engagieren, gebe ihr das Gefühl von Selbstwirksamkeit, sie verspüre seither weniger „Weltschmerz“. Freihart hat auf dem zweiten

Bildungsweg studiert, arbeitet als Wirtschaftsingenieurin. Eine eigene Familie hat sie nicht, große Teile ihrer Freizeit steckt sie in die Partei. „Das ist nur zu einem gewissen Punkt Arbeit, ich ziehe daraus sehr viel Energie“, sagt sie. Man sei intellektuell gefordert und in einem sozialen Gefüge unterwegs. Bei den Grünen in München mitmachen, das klingt bei Irina Freihart nach einem erfüllenden Hobby. Parteipolitik ist für sie ein Stück Selbstverwirklichung.

In Halle ist die Welt für ihre Parteifreunde eine andere. Als am Samstagvormittag ein Platzregen auf den Marktplatz hinuntergeht, findet Freihart Unterschlupf bei einem Honigverkäufer, der immer wieder große Pfützen aus seinem Zeltdach schlägt, damit es stehen bleibt. Im Gespräch der beiden stellt sich heraus, dass der ältere Herr ebenfalls Grünen-Mitglied ist: „Ich bin auch in eurem Verein.“ Er aber hadert mit seiner Partei. Dass man sich hier nur über die Abgrenzung zur AfD definiere, sei falsch. „Ist ja nicht so, als würden die nur falsche Fragen stellen, die Antworten sind bloß schräg“, sagt er. Die Grünen seien zu wenig mit eigenen Zukunftsentwürfen beschäftigt und zu sehr mit dem Feindbild AfD. Minderheiten stünden außerdem zu stark im Fokus. Freihart sieht die Sache anders, blättert durch einen Flyer und erwidert: „Hier ist Vielfalt nur ein Thema von vielen.“ Tatsächlich ist das Programm stark fokussiert auf materiell greifbare Themen wie Mobilität, Bildung und die Begrünung von Städten. Hängen bleibt im Wahlkampf aber genau eine Botschaft: Wir wollen die AfD verhindern.

Die Gespräche, die Irina Freihart auf dem Marktplatz führt, sind allesamt kurz: mal wird ihr Mut zugesprochen („Ich hab euch schon gewählt!“), mal geht man ihr aus dem Weg, mal nimmt man ihr schweigend einen Flyer ab, selten wird es beleidigend („Ich weiß nicht, wer euch in den Kopf geschissen hat!“). Nach solchen Momenten lacht Freihart, ob verlegen oder souverän, lässt sich kaum sagen.

Über den Marktplatz verteilt sind viele Grünen-Mitglieder unterwegs, aus Hamburg, Köln, Bonn, Ulm, München und so weiter. Und die sollen den Menschen in Halle erklären, worauf es bei ihrer regionalen Wahl ankommt? So will Freihart die Sache nun auch wieder nicht verstanden wissen. Sie habe zwar vorab Kurzfassungen des Wahlprogramms gelesen und an einem Onlineseminar der Bundesgeschäftsstelle teilgenommen, um sich vorzubereiten. Wenn es inhaltlich ins Detail gehe, werde sie aber auf die lokalen Mitglieder verweisen. Tatsächlich gerät sie an diesem Wochenende in keine einzige längere oder hitzige Debatte.

Wohl auch, weil sich der Wahlkampf auf die Stadtteile fokussiert, in denen die Grünen überhaupt Chancen haben. Das Parteibüro liegt mitten in der gut situierten Nordstadt, in der sich ein Altbau mit üppigem Garten an den anderen reiht, oft bewohnt von nur einer Familie. Eine Mitarbeiterin des Kreisverbandes räumt ein, dass es eigentlich gut wäre, sich stärker in die sozialen Brennpunkte zu stürzen, die Neustadt zum Beispiel. Zugleich ist jedem bewusst, dass es für den Einzug in den Landtag vor allem darauf ankommt, die eigenen Milieus zu mobilisieren. Wenn an einem dieser Häuser am Samstagnachmittag die Tür geöffnet wird, dann geht das Gespräch oft so: Freihart sagt, sie habe Informationen für die Landtagswahl dabei, der Bewohner bedankt sich höflich und sagt, er habe bereits die Grünen gewählt, man wünscht sich viel Glück.

Etwas weniger harmonisch geht es in den Hochhäusern zu, von denen es hier auch ein paar gibt. Freihart drückt einem jungen Mann im Erdgeschoss einen Flyer in die Hand, der nimmt ihn an, warnt aber vor den oberen Etagen: da sei man hierauf nicht so gut zu sprechen. Freihart steht kurz mit einer befreundeten Wahlkämpferin im Flur, schwenkt den Kopf abwägend von links nach rechts und sagt: „Na komm“, auf nach oben. Unfreundlich wird es dort nicht, wohl auch, weil viele Bewohner ihre Türen nicht öffnen. In einem anderen Haus wiegelt eine Frau im Erdgeschoss sofort ab, als sich die Grünen zu erkennen geben, woanders reißt ein Mann in der Tür stehend die Augen weit auf und sagt: „Kein Interesse“. In einer App der Partei trägt Irina Freihart jedes Haus ein, an dem sie geklingelt war, die Karte in der Nordstadt wird grüner und grüner. Dennoch: „Auf dem Marktplatz war die Selbstwirksamkeit größer“, sagt sie und lacht.

Zurück in München erzählt Freihart, die Situation in Sachsen-Anhalt gehe ihr nun, da sie einige Menschen in Halle kennengelernt habe, noch näher. Immerhin würde sich ein Durchmarsch der AfD, so hofft sie, nun etwas weniger schlimm anfühlen, denn: „Ich habe nicht untätig zugeschaut.“

Wenn der Kita-Platz 120.000 Euro pro Kind kostet

Der Geburtenrückgang führt dazu, dass Kitas geschlossen werden / Von Timo Steppat

Was es bedeutet, eine Kita zu schließen, hat der Bürgermeister von Witzenhause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erfahren. Der SPD-Politiker Lukas Sittel bekam in der Stadtverordnetenversammlung zu hören, dass er an der Zukunft seiner Kleinstadt in Nordhessen spare. Könnte es nicht ein Argument für junge Familien sein, gerade deshalb in den Ort an der Grenze zu Thüringen zu ziehen, schließlich gebe es hier noch freie Kita-Plätze? Im Kommunalwahlkampf warnte die Linke vor dem Sozialabbau und gewann, bis dahin bei nur vier Prozent, zehn Prozentpunkte hinzu.

Blickt man auf die Zahlen, scheint die Kita-Schließung gut begründet: In der Krippe „Frechdachse“ gab es Betreuungsplätze für zwölf Kinder, angemeldet waren aber nur drei, betreut wurden sie von vier Erwachsenen. Die Kosten für die Einrichtung in freier Trägerschaft, die der Stadt in Rechnung gestellt wurden, lagen bei 360.000 Euro pro Jahr. Ein Kita-Platz kostete also 120.000 Euro. Für die Kleinstadt mit 15.000 Einwohnern, die sich in der Haushaltssicherung befindet, sei das nicht zu tragen gewesen, sagt Sittel.

Nach den Sommerferien blieben in Witzenhausen mehr als 50 Kita-Plätze unbesetzt. In den Kitas, die die Stadt selbst führt, werden deshalb Gruppen zusammengelegt. Das geht aber nur bis zu einem gewissen Punkt. Die geringe Auslastung der Einrichtungen wirkt sich direkt auf die kommunalen Haushalte aus: Während eine Stadt oder Gemeinde praktisch die gesamten Kosten trägt, bekommt sie von dem jeweiligen Land nur die Kosten pro Kind erstattet. Der Deutsche Städte- und Gemeindebund fordert deshalb gegenüber der F.A.Z. eine bundesweite Reform der Kita-Finanzierung: Statt einer Abrechnung pro Kopf müsse für ganze Einrichtungen abgerechnet werden. Der Geburtenrückgang seit 2022 könnte also die kommunalen Schulden weiter in die Höhe treiben, die bereits auf einem Re-kordniveau sind.

In Willingshausen, ebenfalls in Nordhessen, bekommt Bürgermeister Luca Fritsch (SPD) diesen Effekt ebenfalls zu spüren. Auch wenn die Zahl der Kita-Anmeldungen deutlich gesunken ist, will er die bestehende Infrastruktur unbedingt erhalten. „Gerade im ländlichen Raum ist damit auch ein Signal verbunden, dass eine Gemeinde attraktiv ist für junge Familien“, sagt er. Schließt eine Kita, werden die Wege für Eltern oft deutlich weiter. Gleichwohl sind die Kita-Gebühren in Willingshausen seit 2023 jedes Jahr um 20 Prozent gestiegen. Inzwischen kostet die Betreuung unter drei Jahren 420 Euro im Monat. Das Defizit der Gemeinde mit 4800 Einwohnern steige trotzdem immer weiter, sagt Fritsch. Rund eine Million Euro fehlen aktuell pro Jahr in der Kinderbetreuung.

Wie in vielen Gemeinden sind die Kitas der größte Kostentreiber, was auch mit gestiegenen Tariflöhnen zu tun hat. Fritsch, der Sprecher der Bürgermeister im Schwalm-Eder-Kreis ist, berichtet davon, dass in einer Gemeinde über den Bus diskutiert wurde, der einmal im Jahr zu einem Seniorennachmittag fährt. „Da geht es um 500 Euro, die fehlen“, sagt Fritsch. Fritsch ist überzeugt, dass die finanzielle Not der meisten kreisangehörigen Kommunen gelindert würde, wenn die Länder die Kinderbetreuung auskömmlich finanzierten. Das Konnextitätsprinzip, nach dem für bestellte Leistungen auch bezahlt wird, werde sonst nicht eingehalten.

Sorge bereitet dem Bürgermeister, dass weitere Leistungsversprechen hinzukommen. Denn Bund und Länder wollen höhere Mindeststandards für die Kinderbetreuung vereinbaren. Einen ersten Gesetzentwurf aus dem Bundesfamilienministerium lehnten die Länder geschlossen ab. Sie kritisieren, dass sich die Qualität der Betreuung nachprüfbar verbessern soll, aber zugleich die Zahlungen des Bundes an die Länder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halbiert werden sollen. Bürgermeister wie Fritsch befürchten, dass die Finanzierung am Ende an den Kommunen hängen bleibt.

Dabei könnte die sinkende Geburtenrate doch ein glücklicher Zufall sein: Mehr Erzieher würden sich um weniger Kinder kümmern, die Betreuungsqualität steigen. Die hessische Sozialministerin Heike Hofmann (SPD) hat das Problem, dass es im Süden ihres Landes, im boomenden Rhein-Main-Gebiet, noch einen Mangel an Betreuungsplätzen gibt, während im wirtschaftlich darbenden Norden erste Kitas schließen. Ein Dualismus, der sich auch in anderen Bundesländern zeigt. Hofmann verweist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darauf, dass das Land lediglich Standards definiere. „Wenn eine Kita geschlossen wird, entscheiden das die Städte und Gemeinden“, so Hofmann.

Gleichwohl müsse das Ziel sein, Kommunen und freie Träger dabei zu unterstützen, hinzugewonnene personelle Ressourcen im System zu halten und so frühkindliche Bildung qualitativ weiterzuentwickeln. „Wir müssen den Geburtenrückgang als demographische Rendite begreifen, die es bestmöglich zu nutzen gilt.“ Wie genau, das lässt Hofmann offen. Der hessische Städte- und Gemeindebund lehnt höhere Personalvorgaben strikt ab. Er argumentiert, dass schon in wenigen Jahren die Geburtenzahlen wieder steigen könnten und die Kommunen dann die Folgen tragen müssten.

In Witzenhausen hat die Schließung der Krippe „Frechdachse“ unter Eltern Sorgen ausgelöst. Sie spekulieren, ob ihre Kita als nächste dran ist. „Wir bekommen ein Demokratieproblem, wenn wir als Gemeinde entscheiden müssen, welche Kita geschlossen wird“, sagt Bürgermeister Sittel. Er will deshalb eine externe Beratung beauftragen, die transparent erarbeitet, welche Kitas eine Zukunft haben und welche nicht.

Wichtiges in Kürze

Früherer bosnisch-serbischer General Mladić gestorben

Der zu lebenslanger Haft verurteilte bosnisch-serbische Kriegsverbrecher Ratko Mladić ist im Gefängnis gestorben. Das teilte seine Familie serbischen Medien mit. Zu den Verbrechen, für die er verurteilt wurde, gehörte das später gerichtlich als Völkermord eingestufte Massaker von Sre-brenica. Dabei wurden im Jahr 1995

Ratko Mladić

binnen weniger Tage nach bosnischen Angaben mehr als 8000 bosnische Mus-lime unter Mladićs Oberbefehl ermordet. Auch die Belagerung Sarajevos von 1992 an mit mehr als 10.000 Todesopfern wurde ihm angelastet. tens.

Trump will Stromnetz besser schütze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 wegen möglicher Risiken durch ausländische Technik im Stromnetz einen nationalen Notstand erklärt. Per Dekret untersagte er US-Unternehmen, bestimmte im Ausland hergestellte Komponenten für Stromerzeugungs- und Übertragungsanlagen zu kaufen, zu importieren oder zu installieren. Die Regierung begründete den Schritt mit einer „außergewöhnlichen Bedrohung“ durch solche Teile. Ausländische Akteure könnten sich damit Zugriff auf das Stromnetz verschaffen und die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lahmlegen. Trump verwies zudem auf den steigenden Strombedarf durch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d Rechenzentren. Eine stabile Energieversorgung sei deshalb wichtiger denn je. AFP

Rom weiß, was zu tun ist

Die GEAS-Reform erlegt Italien strengere Regeln bei der Rücknahme von Migranten auf. Wird sich die Regierung daran halten?

Von Thomas Gutschker, Brüssel

Vor Italiens Küste: Flüchtlinge auf einem Sea-Watch-Schiff 2025 Foto Reuters

Seit Ende 2022 hat Italien sich geweigert, Asylbewerber aus anderen EU-Staaten zurückzunehmen. Allein Deutschland stellte 34.500 sogenannte Dublin-Ersuche an Rom, tatsächlich wurden aber lediglich 15 Personen überstellt. Der Europäische Gerichtshof hat diese Praxis im März als rechtswidrig eingestuft. Mitte Juni trat die große EU-Asylrechtsreform in Kraft, das Gemeinsame Europäische Asylsystem, kurz GEAS. Kommt Italien nun seinen Verpflichtungen nach? Und was geschieht, wenn es sie abermals nicht einhält?

Die politischen Signale aus Rom sind gemischt. Zuletzt sorgte der Vorsitzende der rechtspopulistischen Lega für Aufsehen. Bei einer Parteiveranstaltung sagte Matteo Salvini vor einer Woche, dass Deutschland kein Recht habe, „auch nur einen einzigen illegalen Einwanderer zurückzuschicken, solange deutsche NGO-Schiffe im Mittelmeer Tausende illegaler Einwanderer in Italien und Europa absetzen“. In Brüssel wurde das mit dem Hinweis quittiert, dass Salvini als Minister für Infrastruktur und Verkehr gar nicht für die Migrationspolitik zuständig sei.

Das ist vielmehr Matteo Piantedosi, der Innenminister, ein parteiloser früherer Verwaltungsbeamter. Der äußerte sich nach Salvinis Attacke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r Nachrichtenagentur ANSA – und zwar ganz anders. Piantedosi lobte das GEAS, weil es alle Mitgliedstaaten in die Pflicht nehme. Nach den ersten Rückübernahmeersuchen gefragt, die Länder wie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die Niederlande gestellt haben, antwortete er, dass es sich nur „um sehr geringe Zahlen“ handele. „Von etwa 50 Anträgen, die bisher bei uns eingegangen sind, sind tatsächlich nur drei Personen in Italien erschienen.“

Offenbar hat die Regierung diese Personen also zurückgenommen. Piantedosi sagte zudem, dass der Rücknahmestopp von 2022 auf der Feststellung basiert, „dass sich das italienische Aufnahmesystem in einer heiklen Phase befand und eine objektive Krise durchlebte“, was aber „heute nicht mehr der Fall“ sei. Das lag auf einer Linie mit Giorgia Meloni.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stellte am selben Tag auf ihrer Facebook-Seite klar, dass das GEAS für Italien „einen positiven Wendepunkt bei der Bewältigung der sogenannten Dublin-Fälle“ bedeute.

Daraus lässt sich also keineswegs schließen, dass Italien seine Pflichten nicht erfüllen will. Eher im Gegenteil: Die Regierung deutet Kooperation an. Auch das Bundesinnenministerium sah keine Veranlassung, Rom öffentlich zu kritisieren. „Grundsätzlich ist Italien unser Partner, und wir arbeiten in allen Fragen der Migrationspolitik eng zusammen“, sagte eine Sprecherin Mitte voriger Woche. Für September ist offenbar ein Treffen zwischen 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und Piantedosi geplant, ein Termin wird aber noch nicht genannt.

Vorher hatte es Irritationen gegeben, weil Rom die Rücknahme von drei Personen aus Deutschland ablehnte, die vor

dem 12. Juni eingereist waren. Die italienische Regierung berief sich dabei auf einen Deal, den Dobrindt und Piantedosi im Herbst 2025 getroffen hatten. Demnach wird Deutschland Italien zwei Jahre lang keine Migranten über den sogenannten EU-Solidaritätspool abnehmen – als Ausgleich für die vielen Dublin-Fälle, die nicht zurückgenommen wurden. Ob sich die deutsch-italienische Vereinbarung auch auf Fälle aus 2026 erstreckt, die vor Mitte Juni eintraten, war aber nicht ganz klar. Es gehe „vorrangig um die Fälle seit dem Inkrafttreten des GE-AS“, sagte Dobrindts Sprecherin.

Wie Italien mit diesen neuen Fällen verfährt, wird sich in den nächsten Wochen erweisen. Das neue GEAS sieht klare und strikte Regeln für das Rückübernahmeverfahren vor – darauf hatte insbesondere Deutschland in den Verhandlungen gedrungen. Ein Land muss nun kein förmliches Gesuch mehr an den zuständigen Staat stellen, sondern diesem lediglich eine standardisierte Mitteilung übermitteln. Grundlage dafür ist ein Treffer in der Eurodac-Datenbank, die Person muss also bei der Ersteinreise in die EU dort erfasst worden sein. Der zuständige Staat muss auch nicht mehr formal zustimmen. Wenn er nicht binnen zwei Wochen ausdrücklich Widerspruch einlegt, gilt die Meldung als bestätigt. Danach bleiben sechs Monate Zeit für die tatsächliche Überstellung.

Mit diesem gestrafften Verfahren soll die vorher übliche Praxis beendet werden, dass Staaten Übernahmegesuche erst kurz vor Ablauf der Sechsmonatsfrist beantworten – wenn keine Zeit mehr für die Überstellung bleibt. Allerdings kann diese auch nach dem neuen Recht nur erfolgen, wenn ein Land die Person einreisen lässt. Sollte es dies regelmäßig verweigern, drohen allerdings Konsequenzen. Sobald die EU-Kommission „systemische Mängel“ feststellt, darf ein Land, das unter besonderem Migrationsdruck steht, nicht mehr die Solidarität der anderen Staaten beanspruchen.

Italien gehört mit Griechenland, Spanien und Zypern zu den vier Staaten, für die eine solche Drucksituation Ende 2025 festgestellt wurde. Die anderen Staaten müssen den Ländern entweder Migranten abnehmen oder eine finanzielle Kompensation leisten – sofern sie nicht, wie Deutschland, einen Ausgleich mit früheren Fällen geltend machen können. Mitte Oktober wird die EU-Kommission darüber berichten, welche Staaten im kommenden Jahr unter besonderem Druck stehen, als Grundlage für den nächsten Solidaritätszyklus. Dann muss sie auch ermessen, ob diese Staaten ihre Verpflichtungen aus dem GEAS erfüllen. Deshalb kommt es nun besonders darauf an, wie Rom sich in den nächsten Wochen verhält.

Ein erster Bericht der Kommission hatte Italien Mitte Juli bescheinigt, dass es das Personal seiner nationalen Einheit für Überstellungsfälle nahezu verdoppelt und der Kommission die zuständigen Transferzentren mitgeteilt habe. In den ersten vier Wochen nach Inkrafttreten des GEAS habe Rom die Übernahmemitteilungen von acht Mitgliedstaaten „stillschweigend akzeptiert“, hieß es, ihnen also nicht widersprochen. Allerdings sei es noch zu keinen Überstellungen gekommen. Vielmehr seien zwölf Überstellungsanträge abgelehnt worden, was unzulässig sei. Außerdem gebe es keine Anzeichen dafür, dass sich die italienischen Behörden aktiv mit anderen Staaten über die nötigen logistischen Schritte ausgetauscht hätten.

Das war eine klare Warnung. Im Oktober-Bericht werde man insbesondere den „Grad der operativen Zusammenarbeit“ bewerten, schrieb die Kommission. Rom weiß nun, was es zu tun hat, wenn es weiter Solidarität beanspruchen will.

Die FDP erlaubt sich ein paar Frühlingsgefühle

Bringen die bevorstehenden Landtagswahlen der Partei die langersehnte Wende? / Von Friederike Haupt, Berlin

Die FDP hat schon länger keine Wahl mehr verloren. Schlicht deshalb, weil keine stattfand. Nun aber stehen drei Landtagswahlen an. Und die Partei hofft, dass sich ihr Blatt endlich wendet. Immerhin wird sie jetzt von Wolfgang Kubicki geführt, dem Mann, nach dem der sogenannte Kubicki-Effekt benannt ist. Er soll die FDP mittels seiner Angriffslust, Unterhaltsamkeit und Volksnähe wieder über die Fünfprozenthürde katapultieren. Fliegt sie schon?

Zumindest liegt sie nicht mehr wie Blei am Boden. Seit Kubicki seine Kandidatur um die Parteispitze bekannt gegeben hat, tut sich was. Zwar nicht rasant. Teilweise gilt schon als Erfolg, dass die Zustimmung überhaupt wieder messbar ist. Aber als Allensbach vor ein paar Tagen eine Umfrage veröffentlichte, wonach die FDP bundesweit auf sechs Prozent käme, bekamen manche Mitglieder echte Frühlingsgefühle. Sechs Prozent! Das hieße: zurück im Bundestag!

„Wir sind sehr zufrieden“, stellt Generalsekretär Martin Hagen gegenüber der F.A.Z. heraus. Bei allen Instituten habe man seit Ostern rund zwei Prozentpunkte zulegen können; damals hatte Kubicki bekannt gegeben, dass er kandidieren würde. Die meisten sähen die Partei bei fünf Prozent oder sogar leicht darüber.

Auch die Mitgliederzahlen entwickeln sich ganz ordentlich – nach allerdings schwerem Absturz. Nach dem Ende der Ampel, im Dezember 2024, hatte die Partei nach eigenen Angaben noch knapp 67.000 Mitglieder; rund anderthalb Jahre später, im Mai dieses Jahres, waren es 63.000. Ein ziemlicher Aderlass, zumal da schon ein paar Optimisten mitgezählt waren, die um Ostern herum eingetreten waren. Nach dem Parteitag, auf dem die FDP auch durch Marie-Agnes Strack-Zimmermanns Überraschungskandidatur ihre Lebendigkeit bewies, kamen aber auf einen Schwung 800 neue Mitglieder dazu.

Einerseits vergleichsweise mickrig. Die Linke verdoppelte die Zahl ihrer Mitglieder innerhalb eines Jahres auf 120.000. Andererseits immerhin überhaupt Hoffnung. Und klar: Ein Teil des Erfolgs der Linken folgt aus dem Erfolg der AfD. Wo rechts außen stärker wird, wollen andere links außen stärken. Die Mitte hat wenig davon. So freut sich die FDP schon über kleine Erfolge. Erst mal egal, ob die auf eigene Strahlkraft zurückgehen oder darauf, dass enttäuschte CDU-Wähler Zuflucht suchen. Da sieht die Partei ihr größtes Potential; viele derer, die 2025 von der FDP enttäuscht waren und Merz wählten, sind jetzt wiederum von Merz enttäuscht. Und sie sind leichter zu gewinnen als AfD-Wähler. Von denen glaubt ein großer Anteil derzeit gar nicht mehr, dass irgendeine der etablierten Parteien etwas zum Besseren wenden kann.

Aber was heißt das nun für die bevorstehenden Wahlen, allen voran Sachsen-Anhalt? Das ist das einzige Land, in dem die FDP noch in einer Regierung mitmischt. In jüngsten Umfragen steht sie bei drei Prozent. Generalsekretär Martin Hagen sieht Luft nach oben. „Wir sind zuversichtlich, dass wir den Einzug in Sachsen-Anhalt schaffen können“, sagt er der F.A.Z. Die Umfragen hätten zuletzt auch dort angezogen. „Da geht bis zur Wahl noch mehr.“

Es wäre sehr wichtig für die FDP. Umfragen sind nur Pseudoerfolge, sie bringen keine Sitze, kein Geld, keinen Einfluss. Zugleich fällt es der FDP im Osten schon lange besonders schwer, durchzudringen. Und gegen die Zuspitzung des

Wahlkampfs – AfD-Mann Siegmund gegen den Rest der Welt – kann sie auch nichts ausrichten. Das Bündnis Campact ruft gerade dazu auf, strategisch Grüne oder SPD zu wählen, um diese sicher über die Fünfprozenthürde zu bekommen und eine absolute Mehrheit für die AfD dadurch unwahrscheinlicher zu machen. Blöd für die Liberalen, denn auch ihr Erfolg wird dadurch unwahrscheinlicher.

Darum schauen viele Liberale jetzt schon recht gleichmütig auf die nächsten Wochen. Auch die Wahl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dürfte schwierig werden. Mehr Hoffnung macht man sich auf Berlin, zumal dort der frühere Parteichef Christian Lindner einen Wahlkampfauftritt absolvieren wird. Nach wie vor elektrisiert er viele Liberale: Sie vermissen ihn oder jedenfalls das, was sie einmal mit ihm verbunden haben. Generalsekretär Hagen versucht nun, Zuversicht und Realismus in Einklang zu bringen. Als er diese Woche zusammen mit dem Berliner Spitzenkandidaten auftrat, formulierte er pragmatisch: „Wir sind zumindest auf dem Weg wieder dorthin, wo wir mittelfristig sein wo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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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e nach Entführten

Rettungsaktion für 600 Verschleppte in Nigeria

KAPSTADT. Knapp eine Woche nach einer Massenentführung hat die Regierung in Nigeria eine groß angelegte Suchaktion nach den Opfern gestartet. Schätzungen nach wurden am vergangenen Freitag etwa 600 Menschen in einem Dorf im Bundesstaat Niger im Nordwesten des Landes verschleppt. Einige hatten am Freitagsgebet in einer Moschee teilgenommen.

Nigerias Präsident Bola Tinubu teilte nu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mit, er habe die Streitkräfte, die Polizei und alle relevanten Behörden aufgefordert, unverzüglich eine koordinierte Rettungsaktion zu beginnen. Kurz nach der Entführung hatte er die Tat bereits als „feigen Angriff auf wehrlose Nigerianer“ bezeichnet. „Ihr seid nicht allein. Die ganze Nation teilt eure Angst“, sagte er an die Familien gerichtet. „Wir werden nicht ruhen, bis eure Söhne, Töchter, Mütter und Väter sicher zu euch zurückgekehrt sind.“

Am vergangenen Wochenende war in den sozialen Medien ein zunächst nicht verifiziertes Video aufgetaucht, in dem Männer, Frauen und Kinder in einem bewaldeten Gebiet zu sehen sind, umgeben von bewaffneten Männern. Einer von ihnen richtete sich an die Familien der Gefangenen in der lokalen Hausa-Sprache und forderte sie auf, ihre Angehörigen zu identifizieren. Im Hintergrund waren weinende Kinder zu hören, auch ältere Menschen waren zu sehen. Ein Beamter aus dem Ort sagte der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etwa 30 Menschen seien getötet und bestattet worden. Viele Anwohner sollen in das benachbarte Benin geflüchtet sein. Bisher hat sich keine Gruppe zu der Tat bekannt.

Massenentführungen sind keine Seltenheit in einigen Gebieten des westafrikanischen Landes, insbesondere im Norden. Besonders viel Aufsehen hatte die Entführung der „Chibok-Girls“ im Bundesstaat Borno im Nordosten vor zwölf Jahren erzeugt; sie löste eine internationale Kampagne für ihre Befreiung aus. 276 christliche und muslimische Schülerinnen einer weiterführenden Schule wurden damals von der islamistischen Terrorgruppe Boko Haram verschleppt. Einige sind bis heute nicht wieder aufgetaucht.

In jüngerer Zeit bekam eine Reihe an Überfällen im Nov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viel Aufmerksamkeit. Insbesondere die Entführung von mehr als 300 Schülern und Mitarbeitern einer katholischen Schule in Papiri, ebenfalls im Bundesstaat Niger, führte zu heftigen Vorwürfen des US-Präsidenten Donald Trump, die nigerianische Regierung sehe dem „Morden von Christen“ untätig zu. Tinubu gestand damals ein, dass die Sicherheitslage ein Problem darstelle, wies aber die Darstellung zurück, überwiegend Christen seien betroffen. Damals kündigte der Präsident die Entsendung von mehr als 100.000 Sicherheitskräften an, um Terroristen und sogenannte Banditen insbesondere im Norden des Landes zu bekämpfen. Später kam es zu einem gemeinsamen Militärschlag mit den USA in einem anderen Bundesstaat, der eine dort aktive terroristische Gruppe zum Ziel hatte.

Für den nigerianischen Präsidenten ist die Rettung der jetzt entführten Menschen auch innenpolitisch von großer Bedeutung. Anfang kommenden Jahres finden die Präsidentschaftswahlen statt, in denen sich Tinubu zur Wiederwahl stellt. In die Wahl vor drei Jahren war er wie seine Vorgänger mit dem Versprechen in den Wahlkampf gezogen, effektiver gegen Terroristen und kriminelle Banden vorzugehen. In großen Gebieten Nigerias aber ist die Angst vor Überfällen allgegenwärtig.

Nach Beobachtungen von Sicherheitsexperten sind die meisten Entführungen nicht religiös oder ideologisch motiviert. Sie dienen den Banden vielmehr dazu, Lösegelder zu erpressen, um ihre Aktivitäten zu finanzieren. Nach einem Bericht der Beratungsfirma SBM Intelligence haben Entführer zuletzt binnen eines Jahres fast sechs Millionen Dollar erpresst, mehr als dreimal so viel wie in der gleichen Zeit ein Jahr zuvor. Etwa 90 Prozent davon seien an eine Splittergruppe von Boko Haram geflossen.

Von Juli 2025 bis Juni dieses Jahres sind dem Bericht zufolge mehr als 7800 Menschen entführt worden, 66 Prozent mehr als ein Jahr zuvor. Mindestens 1100 Menschen seien getötet worden. Bekanntlich schlagen die Entführer vor allem in Schulen, Gotteshäusern, auf Märkten und Straßen zu, wo sich große Menschenmengen weitgehend schutzlos versammeln. Teils bleiben die Opfer wochen- oder monatelang in ihrer Gewalt, bis die verzweifelten Angehörigen das Lösegeld aufgebracht und bezahlt haben. clb.

onald Trump weiß um die Bedeutung von Namen auf Landkarten, Gebäuden und Straßenschildern. Mit großem Eifer hat er in se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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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eiten Amtszeit Orte und Einrichtungen umbenennen lassen, etwa den Golf von Mexiko, einen Berg in Alaska oder einen Militärstützpunkt. Auch seinen eigenen Namen hat er an verschiedenen Orten anbringen lassen, unter anderem am U.S. Institute of Peace in Washington und am Flughafen von Palm Beach.

Im Zollstreit mit dem nördlichen Nachbarn Kanada griff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nun abermals auf die Landkarte zurück: Man ziehe „ernsthaft in Erwägung“, den Lake Ontario, der im Süden an den Bundesstaat New York grenzt, in „Lake America“ umzubenennen, drohte er. Schließlich sei nicht damit zu rechnen, dass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künftig noch viele Geschäfte mit der kanadischen Provinz machen würden.

Als „dummies Geschwätz“, bezeichnete New Yorks demokratische Gouverneurin Kathy Hochul den Vorstoß. „Viel heiße Luft“ sei das, sagte der Regierungschef der Provinz Ontario, Doug Ford. Aber ist es das wirklich? „Alle dachten, ich hätte nur einen Witz gemacht. Vielleicht war es aber gar keiner“, legte der US-Präsident nach.

„Trump ist sich mehr als jeder andere Präsident in der jüngeren Vergangenheit der Bedeutung und Macht von Namen zutiefst bewusst“, sagt der Geograph Derek Alderman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Der Professor an der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der zur Umbenennung von Ortsnamen forscht, sieht in der Drohung mit dem „Lake America“ deshalb keine bloße Verhandlungstaktik. Trump wisse sehr genau, „welche Macht darin liegt, Orte zu benennen oder umzubenennen“.

Objekt der Begierde: Menschen blicken vom Hafen von Toronto aus auf den Ontariosee und die Skyline von Toronto Foto AP

Alderman warnt davor, Trumps Drohungen als abwegig abzutun. Der Republikaner sei so sehr seiner America-First-Doktrin verpflichtet, dass er versuche, diese durchzusetzen. „Ich glaube, dass viele Menschen, Wissenschaftler, Politiker, Medienschaffende, manchmal in die Falle tappen und annehmen, dass das alles absurd ist. Sie gehen davon aus, dass es nur eine Inszenierung ist, nur ein Versuch, Aufmerksamkeit zu bekommen. Aber was wir über Präsident Trump wissen, ist, dass er einige seiner Versprechen tatsächlich umsetzt, gerade wenn es um Umbenennungen geht.“

Trumps liebste Drohung: Ein neuer Name

Im Zollstreit mit Kanada droht der US-Präsident damit, den Lake Ontario umzubenennen. Was klingt wie ein Witz, zeigt: Trump weiß um die Macht von Namen.

Von Magdalena Tröndle

Beispiele hierfür gibt es einige: Gleich am ersten Tag seiner zweiten Amtszeit ließ Trump den Golf von Mexiko per Dekret in „Golf von Amerika“ umbenennen und erfüllte damit ein Wahlkampfversprechen. Als sich die Nachrichtenagentur AP der neuen Ortsbezeichnung verweigerte, entzog die Regierung ihr vorübergehend die Akkreditierung für das Weiße Haus. Google Maps zeigt das Meeresgebiet je nach Standort unterschiedlich an: In den USA heißt es „Golf von Amerika“, in Mexiko weiterhin „Golf von Mexiko“, und im übrigen Ausland werden beide Namen angezeigt, der neue in Klammern.

Noch am selben Tag verfügte Trump, den Berg Denali in Alaska wieder Mount McKinley zu nennen. Präsident Barack Obama hatte den Berg 2015 in Denali umbenannt und gab dem Berg damit den historischen Namen, den die indigenen Bewohner Alaskas geprägt hatten und den viele Einwohner bevorzugten. Trump begründete die Rückbenennung damit, William McKinley, den 25. Präsidenten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als einen „großartigen Präsidenten“ ehren zu wollen.

Für Aufregung sorgte auch die Rückbenennung des Militärstützpunkts Fort Liberty in North Carolina. Er hieß ursprünglich Fort Bragg, nach dem konföderierten General Braxton Bragg. 2023 wurde er auf Initiative des Kongresses in Fort Liberty umbenannt, Trump machte die Entscheidung rückgängig. Seit Februar trägt der Stützpunkt wieder den Na men Fort Bragg – angeblich zu Ehren des im Zweiten Weltkrieg ausgezeichneten Soldaten Roland Bragg.

Und erst vor Kurzem kündigte Trump an, die Straße von Hormus zu amerikanischem Territorium erklären zu wollen. Auf Truth Social veröffentlichte er dazu eine Karte von der Meerenge, die mit den Worten „US Territory“ überschrieben war. Öffentliche Ankündigungen möglicher Gebietsansprüche sind ein wiederkehrendes Element von Trumps Außenpolitik.

Ortsnamen wirkten „vielleicht wie bloße Beschriftungen auf einer Karte. Aber sie sind auch ein wichtiger Teil kultureller Identität. Die Menschen verbinden mit diesen Namen ihre Gefühle, ihre Geschichte und ihre Erinnerungen“, sagt Professor Alderman. Trump wisse sehr genau, wie wichtig diese Namen für die Identität der Menschen seien. Wenn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amit drohe, den Lake Ontario umzubenennen, verschärfe er nicht nur den Handelsstreit, sondern treffe „die Kanadier damit mitten ins Herz“.

Der Name des Ontariosees geht auf indigene Begriffe für das Gewässer zurück und entstand lange vor der Gründung der beiden heutigen Staaten. Der See ist einer der fünf Großen Seen Nordamerikas, zusammen bilden sie das größte Süßwassersystem der Welt.

Zwischen den USA und Kanada besteht seit 1989 ein Abkommen zur Koordinierung der Namen geographischer Objekte, die von beiden Ländern gemeinsam genutzt werden. Darin wird betont, wie wichtig es ist, dass beide Seiten für dasselbe geographische Objekt denselben Namen verwenden, „soweit dies kulturell akzeptabel ist“. Zudem gilt es als „höchst wünschenswert, etablierte offizielle Namen beizubehalten“.

Eine Namensänderung kann dem Abkommen zufolge dennoch in Betracht gezogen werden, „um eine Übereinstimmung mit einer starken lokalen Verwendung oder dem Wunsch der Bevölkerung herzustellen, oder auf besonderen Antrag mit starken, konkreten Gründen“.

Wenn Trump seine Drohung wahr macht, könnte er die ihm unterstehenden Behörden anweisen, den Ontariosee als „Lake America“ zu bezeichnen. Andere Länder aber kann er nicht dazu verpflichten, diese Änderung zu übernehmen.

Dass ein Land einen Ort oder ein geographisches Gebiet umbenent, sei an sich nicht ungewöhnlich, erklärt Alderman. Normalerweise beruhten Umbenennungen aber „auf Vorschlägen, die geprüft und öffentlich diskutiert werden“. Eine solche Namensentscheidung geschehe „nicht einfach vom Schreibtisch eines gewählten Regierungschefs“ aus.

Namensänderungen habe es in den USA schon viele gegeben, etwa bei diskriminierenden Ortsbezeichnungen. „In vielen Fällen wurden die Namen dann geändert, entfernt und durch andere ersetzt.“

Vor allem über die Folgen dieser Entscheidungen müsse man sich Gedanken machen, sagt Alderman. Neben den finanziellen Kosten für Änderungen an Schildern, in Dokumenten und Datenbanken gelte es vor allem, die langfristigen Folgen zu bedenken: „Es geht darum, was Kinder über die Welt lernen. Eine solche Umbenennung kann ihr Weltbild prägen und ihre Bildung über lange Zeit beeinflussen, weit über die derzeitige politische Ära hinaus.“

Den Ontariosee hätten die Menschen über „sehr, sehr viele Generationen hinweg“ so bezeichnet. Der Name sei ein Beispiel für eine von den indigenen Völkern Kanadas stammende Bezeichnung. Mit einer Umbenennung gehe es letztlich auch darum, „ein Zeichen indigener Kultur und Geschichte zu entfernen und auszulöschen“.

Eine Warnung an den russischen Präsidenten

Trump nennt den Moskaubesuch von CIA-Chef Ratcliffe „halb Routine“ / Von Majid Sattar und Friedrich Schmidt

Im Kreml zeigt man sich einsilbig. Dmitrij Peskow, der Sprecher des russischen Herrschers Wladimir Putin, sagte lediglich, CIA-Direktor John Ratcliffe sei in dieser Woche nach Moskau gekommen, um „Kontakte zwischen den Geheimdiensten“ zu pflegen. Solche „gehen zum Teil auch in den schwierigsten Momenten der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weiter“ und seien „eine positive Erscheinung, ein positiver Prozess“. Mit Putin habe es „keine Treffen“ Ratcliffes gegeben, dieser „hatte keinerlei Kontakte mit dem Kreml“.

Auch Donald Trump äußerte sich zurückhaltend. In einem Radiointerview sprach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avon, dass die Visite „halb Routine“ gewesen sei. Womöglich werde es zu etwas führen, fügte er mit Blick auf seine Bemühungen hinzu, den Ukrainekrieg zu beenden. Beide Seiten, also Moskau und Kiew, wollten den Krieg inzwischen beenden.

Einige Tage lang war in Washington über den Grund für Ratcliffes Reise gerätselt worden. Am Mittwoch berichtete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dann unter Berufung auf Quellen, die über die Reise unterrichtet worden seien, der CIA-Direktor habe Moskau davor gewarnt, NATO-Staaten anzugreifen. Hintergrund sind Einschätzungen der amerikanischen Nachrichtendienste, Putin könnte versuchen, die Entschlossenheit der Allianz zu testen – mit einem begrenzten Schlag gegen ein NATO-Mitglied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Das Spektrum der Szenarien reicht dabei von einem Cyberangriff bis hin zu einem kleinräumigen Truppenvorstoß, etwa in ein baltisches Land. Die Sorgen vor einem solchen Szenario hätten zugenommen, da Putin nicht verborgen geblieben sei, dass es im Westen aufgrund der Militärhilfe für Kiew und infolge des Irankrieges einen Munitionsmangel gibt.

Ratcliffes Vorgänger William Burns war im November 2021 ebenfalls mit einer Warnung nach Moskau gereist: Sollte Putin eine Großinvasion in der Ukraine ausführen werde der Westen reagieren – mit ernsten Konsequenzen für Russland.

Putin ist derzeit in der misslichen Lage, dass er seine weit gesteckten Eroberungsziele in der Ukraine trotz enormer Opfer auch auf russischer Seite nicht erreicht. Entsprechend wird über eine neue Mobilisierungswelle nach den Duma-Scheinwahlen in der zweiten Septemberhälfte spekuliert. Eine solche wäre aber unpopulär. Außerdem haben ukrainische Drohnenangriffe auf zahlreiche russische Raffinerien zu einem in weiten Teilen des Landes und der besetzten ukrainischen Gebiete spürbaren Treibstoffmangel geführt. Darüber hinaus haben Attacken gegen Lo gistikzentren des Onlinehändlers Wildberries den Krieg auch auf Russlands größte E-Commerce-Plattform ausgeweitet. Das hat harte wirtschaftliche Folgen auch für Tausende kleine und mittlere Unternehmen, die auf diesem Wege ihre Produkte vertreiben. Doch Russlands Herrscher wirkt in seinen öffentlichen Auftritten nicht geneigt, seine Maximalziele zurückzunehmen.

Vor Ratcliffe war Trumps Sondergesandter Steve Witkoff mehrmals nach Russland gereist und auch mit Putin zusammengetroffen. Witkoff, ein diplomatisch unerfahrener Trump-Freund aus gemeinsamen Tagen als New Yorker Immobilienmäzene, schien gewillt, einen Deal mit Putin zulasten der Ukraine zu machen. Witkoffs Begegnungen mit dem russischen Machthaber hatten deshalb im Westen teils Entsetzen hervorgerufen. Außenminister Marco Rubio musste hernach die Kohlen aus dem Feuer holen. Letztlich kam Trump, der im Wahlkampf versprochen hatte, den Ukrainekrieg binnen 24 Stunden zu lösen, nicht weiter. Zwischenzeitlich schien er sogar das Interesse daran zu verlieren, sich in dem Konflikt zu engagieren.

Der Präsident hatte nach seiner Rückkehr ins Weiße Haus mehrfach die Beistandspflicht innerhalb der NATO in Zweifel gezogen und das Bündnis einen „Papiertiger“ genannt. Auch drohte Washington, den Wert der Allianz nach einem Ende des Irankrieges neu zu prüfen. Auf dem NATO-Gipfel im Juli in Ankara bekräftigten dann aber alle Bündnispartner ihr unerschütterliches Bekenntnis zum Beistandspakt nach Artikel 5 des NATO-Vertrages.

Ratcliffes erste Reise als CIA-Direktor nach Russland könnte nun anzeigen, dass Trump zumindest derzeit den Einschätzungen seines Apparats vertraut. Zuvor hatte er die eigenen Nachrichtendienste immer wieder als Teil des tiefen Staates verunglimpft.

Ratcliffe ist seit vielen Jahren ein Verbündeter Trumps. In dessen erster Amtszeit zählte er als Mitglied des Repräsentantenhauses zu seinen Unterstützern. Der Präsident machte ihn 2020 zum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also zum Aufseher über die 18 Nachrichtendienste. Bei seiner Bestätigung als CIA-Direktor Anfang 2025 durch den Senat erhielt er auch die Stimmen von 20 Demokraten. Als Trump nach einem zwischenzeitlichen Zerwürfnis mit dem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Wolodymyr Selenskyj die Militärhilfe für Kiew suspendierte, war es Ratcliffe, der den Präsidenten davon überzeugte, den ukrainischen Streitkräften weiter nachrichtendienstliche Erkenntnisse zur Verfügung zu stellen. Auch unterstützte die CIA unter Ratcliffes Ägide Kiew dabei, die Effektivität ukrainischer Drohnenangriffe in Russland zu erhöhen.

Präsidialamt unter Verdacht

KIEW. Wolodymyr Selenskyjs Präsidialamt könnte tiefer in die jüngste Korruptionsaffäre in der Ukraine verwickelt sein als bislang bekannt. Das ukrainische Medium „Hromadske“ berichtet über neue Details aus abgehörten Gesprächen. Demnach wird der Leiter des Präsidialamts und frühere Chef des Militärgeheimdienstes HUR, Kyrylo Budanow, in den Unterhaltungen mehrfach erwähnt, in einem Fall sogar selbst aufgezeichnet.

Die jüngsten Ermittlungen drehen sich um die Kautionssumme für den (der Korruption im Energiebereich verdächtigen) früheren Energie- und Justizminister Herman Haluschtschenko. Mehrere Personen sollen illegal verdientes Geld mithilfe einer Bank in den Wirtschaftskreislauf eingespeist haben, um dessen Kaution zu hinterlegen. Die Antikorruptionsbehörden ermitteln wegen Geldwäsche. Zu den Verdächtigen in dieser Sache zählt mit Iryna Mudra schon eine frühere stellvertretende Leiterin des Präsidialamts. Kurz nachdem die Vorwürfe bekannt wurden, entließ Selenskyj sie aus ihrem Amt.

Haluschtschenko selbst wird verdächtigt, an einem Korruptionssystem rund um das staatliche Energieunternehmen Energoatom beteiligt gewesen zu sein. Im November 2025 machten die Antikorruptionsbehörden ihre Ermittlungsergebnisse dazu öffentlich. Damals verlor neben Haluschtschenko noch eine weitere Ministerin ihren Job. Zwei andere Verdächtige aus dem früheren Umfeld des Präsidenten flohen nach Israel, um sich der Strafverfolgung zu entziehen. Später wurde auch der damalige Präsidialamtschef Andrij Jermak verdächtigt, Präsident Selenskyj trennte sich von ihm. Bis heute wurde in dieser Affäre zwar niemand rechtskräftig verurteilt, die politischen Auswirkungen aber waren enorm.

Jermaks Nachfolger rückt durch die Geldwäscheermittlungen nun ebenfalls ins Schlaglicht. In den Aufnahmen ist laut „Hromadske“ mehrfach von einer Person mit Budanows Vornamen und Patronym die Rede, die den abgehörten Personen zufolge Geld entgegengenommen oder der Geschäftsführung der involvierten Bank Anweisungen erteilt habe. In einer Aufnahme soll sogar Budanow selbst zu hören sein, wie er sich bei einem der Verdächtigen bedankt. Aus rechtlichen Gründen sind die Nachnamen in den Protokollen geschwärzt. Gegen Budanow selbst wird derzeit nicht ermittelt.

Budanow wurde am Donnerstag von einer Reporterin auf die Aufnahmen angesprochen. Er äußerte, man solle das Urteil des Gerichts abwarten. Auch nach Mudras Entlassung sei er aus beruflichen Gründen mit ihr in Kontakt gewesen. Dennoch wird es für Selenskyj durch derartige Details immer schwieriger, vom Spielfeldrand aus Aufklärung zu fordern. Der Leiter des Präsidialamts ist zwar nicht Teil des Kabinetts, gilt aber als mächtiger als die meisten Minister. ropu.

Entschädigung beschlossen

Dänemark will Grönländerinnen, denen zwischen den Jahren 1960 und 1991 ohne ihre Zustimmung eine Spirale zur Verhütung eingesetzt wurde, eine Entschädigung in Höhe von jeweils umgerechnet rund 40.000 Euro zahlen. Dafür stimmte das dänische Parlament am Donnerstag. Laut Schätzungen betrifft das rund 4500 Frauen.

Bereits im vergangenen Jahr hatte sich Dänemarks Ministerpräsidentin Mette Frederiksen offiziell für den sogenannten Spiralen-Skandal entschuldigt. „Dieser Fall ist eine offene Wunde in der grö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Man wolle ein Versagen benennen, das „schwerwiegende Folgen für grönländische Mädchen und Frauen hatte“, so Frederiksen damals.

Vor allem in den Jahren zwischen 1960 und 1970 hatten dänische Ärzte Tausenden grönländischen Frauen und Mädchen Spiralen eingesetzt, ohne dass sie davon wussten oder ihr Einverständnis gegeben hatten. Einer Untersuchung der dänischen Regierung zufolge erhielten mindestens 4070 Mädchen und Frauen bis Ende 1970 solche Spiralen. Manche von ihnen waren laut dem dänischen Institut für Menschenrechte zum Zeitpunkt des Eingriffs erst zwölf Jahre alt. Es besteht der Verdacht, dass die dänischen Behörden damit das Bevölkerungswachstum in Grönland begrenzen wollten.

Dänemark war bis 1992 für das Gesundheitswesen in seiner früheren Kolonie Grönland verantwortlich. Mittlerweile ist die größte Insel der Erde weitgehend autonom, gehört aber offiziell nach wie vor zum Königreich Dänemark. dpa

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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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r die Pilger, die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religiösen Erfahrung waren, endete die Reise in den Himalaja in der Katastrophe. Wie die indische und ne-

„Die Flut hat uns alles genommen“

palesische Presse berichtet, befanden sich aufgrund der derzeitigen Pilgersaison viele der Opfer der Sturzfluten im nepalesischen Hochland auf dem Weg zur sogenannten Kailash Mansarovar Yatra in Tibet. Hindus glauben, dass der 6638 Meter hohe Berg Kailash die Wohnstätte des Gottes Shiva und der Göttin Parvati sei. Das Wasser des Mansarovar-Sees soll die Gläubigen von ihren Sünden reinigen. Aber auch den Buddhisten, Jain und Anhängern der tibetischen Bön-Religion sind der Berg und der See heilig.

Eine Schlammlawine zerstört im Himalaja ganze Dörfer. Die Gefahr ist noch nicht gebannt.

Die spirituelle Reise nahm ihr jähes Ende, als sich am Mittwochmorgen zwischen 8.30 und neun Uhr eine gewaltige Sturzflut in das Gebiet entlang der nepalesisch-chinesischen Grenze ergoss. Die Welle überrollte Dörfer, riss Häuser, Straßen und Fahrzeuge mit, als wären sie Spielzeuge. Neun Staudämme, 19 Brücken und 40 Kilometer Autobahn sollen zerstört worden sein. Die Zahl der Toten stieg am Donnerstag auf 270 in Nepal und drei in China. Mehr als 400 Touristen werden auf nepale-sischer Seite vermisst, unter ihnen 142 Inder, etwa 100 Chinesen sowie Touristen und Arbeiter aus Nepal, den USA, Malaysia, Großbritannien, Australien, den Niederlanden, Portugal, Südkorea, Südafrika und Italien. Am Donnerstag berichtete der Katastrophenschutz in Nepal von insgesamt 823 Vermissten.

Von Till Fähnders, Singapur, und Jochen Stahnke, Peking

Auf chinesischer Seite werden nach Angaben vom Donnerstag mindestens weitere 558 Menschen vermisst, darunter 260 ausländische Staatsangehörige. Die Nationalitäten sind dabei noch nicht bekannt. Westliche Ausländer erhalten kaum Zugang in die streng kontrollierte Autonome Region Tibet, Journalisten schon gar nicht. Neben einheimischen Tibetern und chinesischen Arbeitern könnte es sich bei den vermissten Ausländern auf von China kontrollierter Seite vor allem um indische Pilger sowie Nepalesen handeln.

Alles voller Schlamm: In Nepal hat die Sturzflut Häuser, Straßen und Fahrzeuge mitgerissen, als wären sie Spielzeuge.

Der nepalesischen Tourismusbehörde zufolge sind unter den Vermissten auch acht Deutsche. Das Auswärtige Amt teilte der F.A.Z. mit, den Botschaften in Kathmandu und Peking seien Berichte über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e bekannt, die sich in der Region aufgehalten haben sollen und nach dem Unglück noch nicht erreicht werden konnten. Das gesamte Ausmaß der Sturzfluten sei weiterhin noch schwer abzuschätzen und die Lage unübersichtlich. Es sei leider mit sehr vielen Todesopfern zu rechnen.

Für Nepal ist es die schwerste Naturkatastrophe seit dem verheerenden Erdbeben 2015. Besonders betroffen ist der Bezirk Rasuwa im Norden des Landes. Augenzeugen berichteten von dramatischen Szenen, die sich abgespielt hätten, als die Wasserwand den Berg herunterrollte. Eine Frau aus dem Bezirk Nuwakot schilderte der BBC, wie mehrere Familienmitglieder im Flutwasser verschwunden seien. „Mein Vater, meine Mutter, meine Schwester und ihre Kinder wurden alle mitgerissen. Sie konnten der Flut nicht entkommen“, berichtete sie. „Die Flut hat uns alles genommen.“ Als Einzige in der Familie habe sie sich mit ihrem Sohn auf das Dach ihres Hauses retten können.

Foto AFP

Rajendra Dhungana, der Leiter der Zollbehörde von Rasuwa, sagte der „Kathmandu Post“, er habe zuerst gespürt, wie der Boden bebte. Als er nach draußen rannte, sah er eine Wasserwand, die eine Art Rauchwolke hinter sich herzog. „Es war die Flut, die wie eine riesige Welle anstieg und über den Markt hinwegfegte“, sagte Dhungana. „Innerhalb weniger Augenblicke war der Markt verschwunden.“ Allein an der Zollstation soll die Flut 300 Busse und Lastwagen mitgerissen haben.

Auch am chinesischen Grenzübergang Gyirong in Tibet boten sich den Ersthelfern Bilder enormer Verwüstung. Gyirong ist der größte Grenzübergang zwischen China und Nepal. In den Ausbau der Anlage hat Peking im Rahmen seiner Seidenstraßen-Initiative viel investiert. Die Grenzgebäude waren brandneu. Die Lawine ging mit hoher Geschwindigkeit ab, riss Moränenmaterial mit sich und strömte ins Flussbett des Gyirong Tsangpo, hieß es in China. „Straßen wurden vollständig zerstört, Kommunikationsverbindungen unterbrochen, und der Kontakt zur Außenwelt wurde abgebrochen“, sagte ein chinesischer Soldat in Gyirong am Donnerstag dem Staatsfernsehen. Dort seien die Erdrutschablagerungen nach der La-wine jetzt „durchschnittlich über 1,5 Meter dick, stellenweise sogar über zwei Meter“.

Kursierende Bilder von Überwachungskameras zeigen, wie die viele Meter hohe Schlammlawine am Mittwoch binnen Sekunden fortrennende Menschen, Busse, Straßenbelag und ganze Häuser mitriss. Auch das mehrgeschossige zentrale Grenzgebäude wurde den Filmaufnahmen zufolge nahezu in ganzer Höhe getroffen, bevor die Kamera selbst von Schlamm verdeckt wird und nichts mehr zu erkennen ist. Die Grenzanlage und wohl die meisten Häuser der umliegenden Siedlung wurden zerstört. Die Volksbefreiungsarmee ist in der Region stark präsent, da Peking Tibet als Militärregion beherrscht.

Die Gefahr ist auch noch nicht gebannt. „Die umliegenden Berge sind extrem instabil und könnten jederzeit weitere Erdrutsche oder Einstürze erleiden“, warnte der chinesische Soldat. Ministerpräsident Li Qiang reiste ins Katastrophengebiet, das Militär schickte Rettungskräfte und Hilfsgüter mit schweren Transportflugzeugen in die Region. Auch die nepalesischen Behörden kündigten sofortige Rettungsarbeiten an. „In Zeiten einer solchen Katastrophe müssen wir alle zusammenstehen“, mahnte Ministerpräsident Balendra Shah. Indien, die USA und China sagten ihre Unterstützung bei der humanitären Hilfe zu. Während die Rettungsarbeiten anlaufen, ist noch immer nicht geklärt, was die Katastrophe genau ausgelöst hatte.

Die nepalesische Regierung hatte zunächst erklärt, dass ein Erdbeben die Ursache gewesen sei. Die US-Erdbebenwarte USGS hatte um 8.37 Uhr ein Beben der Stärke 4,4 in dem Gebiet gemessen. Am Abend erklärte sie jedoch, dass ein Erdrutsch die Erschütterungen ausgelöst habe. Rijan Bhakta Kayastha zufolge, einem Klimaforscher und Professor der Universität Kathmandu, dürfte eine Eislawine den Fluss Lhende blockiert und damit die plötzliche Überschwemmung am Fluss Bhotekoshi ausgelöst haben. Es sei möglich, dass ein Teil eines Gletschers abgebrochen, in den dazugehörigen See gefallen sei und Eis- und Schlammlawinen in Bewegung gesetzt habe, sagte der Forscher der Zeitung „The Kathmandu Post“.

Eine ähnliche plötzliche Überschwemmung habe sich auch vor einem Jahr am Fluss Bhotekoshi ereignet, bei der später ein Gletscherbruch als Ursache ausgemacht worden sei. Auch der Wissenschaftler Chen Pengfei von der Chine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ging von einer Eislawine aus. Chen sprach von einem „plötzlichen und raschen Abrutschen und Einstürzen von Gletschereiskörpern zusammen mit dem daran anhaftenden Felsuntergrund, Moränen und so weiter, ausgelöst durch verschiedene Faktoren“. Hochgebirgseislawinen stürzen in Gletscherseen und erzeugen gewaltige Flutwellen, die die Seen schlagartig zum Bersten bringen, sagte Chen der Zeitung „The Paper“.

Nach Angaben von Wissenschaftlern führt der Klimawandel zum Abschmelzen der Gletscher und macht solche Unglücke wahrscheinlicher. Ob dies in diesem Fall ein Faktor war, ließ sich jedoch nicht sagen. Regenfälle werden als Ursache ausgeschlossen, obwohl in Südasien gerade Monsun herrscht.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hatte es in der Region auch nicht übermäßig geregnet. Der Soldat im chinesischen Staatsfernsehen berichtete von leichtem Regen an Ort und Stelle bei Temperaturen um 15 Grad. „Das war kein gewöhnliches Hochwasser“, sagte der Forscher Kayastha.

Darüber hinaus stellten örtliche Medien nun die Frage, ob Anwohner des Katastrophengebiets vor der Welle hätten gewarnt werden können. Im Fokus steht dabei unter anderem der Informationsaustausch zwischen Nepal und China, in deren Grenzgebiet wahrscheinlich die Ursache der Katastrophe lag.

Der ehemalige Leiter der Nationalen Behörde für Katastrophenvorsorge und -management, Anil Pokhrel, sagte der „Kathmandu Post“, die chinesische Seite habe das Thema in der Vergangenheit nicht ernst genug genommen. Nach seiner Meinung müsse endlich ein grenzüberschreitendes Frühwarnsystem geschaffen werden. Allerdings haben Nepal und China schon im Jahr 2019 ein Abkommen über die Zusammenarbeit bei der Katastrophenvorsorge und im Katastrophenschutz geschlossen.

Auch Chinas Staats- und Parteichef Xi Jinping hatte unmittelbar nach der Lawinenkatastrophe eine Stärkung der Überwachungs- und Frühwarnsysteme verlangt. Denn auch auf chinesischer Seite gab es offenbar kaum Vorwarnzeit. „Wird eine Eislawine flussaufwärts entdeckt, bietet dies theoretisch etwa 20 Minuten Vorwarnzeit flussabwärts, sodass die Menschen in Sicherheit gebracht werden können“, sagte Kang Shichang, Direktor des Chengdu-Instituts für Gebirgsgefahren und Umwelt an der Chine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a sich der Vorfall in einem abgelegenen und dünn besiedelten Gebiet in den Hochtälern des Himalaja ereignete, sind aber laut Kang die bestehenden Überwachungsmethoden sehr begrenzt.

Zudem haben offenbar auch auf nepalesischer Seite installierte Geräte vor dem Eintreffen der Flut keine Warnungen gesendet. Binod Parajuli, leitender nepalesische Hydrologe der Abteilung für Hochwasservorhersage, sagte, die automatischen Überwachungsstationen für Hochwasser, die im Oberlauf des Bho- tekoshi-Flusses installiert waren, seien selbst von der Flut mitgerissen worden. „Keine der Stationen konnte uns eine Warnung senden.“

STERNHIMMEL IM SEPTEMBER

Der Saturn trumpft groß auf

Sternhimmel am 15. September 2026, 23 Uhr MESZ S

Mit dem September kommt der Herbst. Die astronomische Staffelübergabe erfolgt diesmal am 23. des Monats, dem Tag der Tagundnachtgleiche. Mit länger werdenden Nächten und zunehmend früherer Abenddämmerung kommen Sterngucker wieder mehr auf ihre Kosten, zumal der abendliche Septemberhimmel, vor allem in der ersten Monatshälfte, dem Jahreszeitenwechsel zum Trotz von den hellen und auffälligen Sommersternen mit ihren zugehörigen Konstellationen dominiert wird. Schon in der Dämmerung erscheinen die drei Ecken des Sommerdreiecks: Sie stehen hoch am Himmel, nahe ihren Kulminationspunkten. Zuerst blitzt die helle Wega auf, danach der etwas schwächere Deneb, fast genau im Zenit, dann etwas tiefer Richtung Südhorizont der Altair.

Mit Ende der Dämmerung und bei dunklem Himmel schimmert das Band der Milchstraße quer über das Firmament, vom südwestlichen Horizont über den Zenit bis tief in den Nordosten, wo schon die helle Kapella im Fuhrmann über den Horizont blickt. Das Zentrum unserer Heimatgalaxie in den Sternbildern Schütze und Skorpion bekommen wir dagegen kaum mehr zu Gesicht. Zur Monatsmitte finden wir die genannten Sommersterne mit ihren Konstellationen Leier, Schwan und Adler westlich des Meridians.

Auf der östlichen Hemisphäre haben sich schon die weniger auffälligen, mit etwas Übung aber leicht zu erkennenden Herbststernbilder Pegasus, Andromeda und Widder ausgebreitet. Entlang der Ekliptik sind die Herbstkonstellationen nicht einfach zu identifizieren: Steinbock, Wassermann und Fische enthalten keinen einzigen wirklich hellen Stern. Unsere Karte hilft hoffentlich, sie nachzuvollziehen – wenn denn der Himmel nicht durch Mond oder menschengemachte Lichtquellen allzu aufgehellt ist. In den Städten ist das natürlich schwierig, und so wirkt der Herbsthimmel beim Blick nach Südost oft recht leer. Mit einer Ausnahme: Halbhoch im Südosten leuchtet ein blasser, leicht gelblich und etwas verloren wirkender Lichtpunkt: Saturn, der einzige sinnvoll beobachtbare Planet am abendlichen Septemberhimmel.

Saturn nähert sich in diesem Monat seiner Opposition: Am 4. Oktober wird er der Sonne am Himmel genau gegenüberstehen. Für Planetenbeobachter ist das der beste Zeitpunkt, denn Saturns Abstand ist dann minimal, und der Planet zeigt sich die gesamte Nacht am Himmel. Man merkt das schon jetzt: Je weiter der September fortschreitet, desto früher erscheint Saturn am Osthimmel. Ende des Monats geht er praktisch bei Sonnenuntergang auf. Gegen Mitternacht finden wir ihn fast genau im Süden.

Obwohl Saturn der zweitgrößte Planet des Sonnensystems ist, erreicht seine Helligkeit auch bei der Opposition nicht ansatzweise die Werte von Jupiter, Venus und Mars. Sein Abstand zur Erde beträgt selbst im günstigen Fall der Opposition 1,2 Millionen Kilometer. Ein gutes, stabil montiertes Fernrohr ist deshalb erforderlich, um den Planeten mit seinem Ringsystem und seinen hellsten Monden sehen zu können. Ein Fernglas muss man schon extrem ruhig halten können, um den Ring wenigstens zu erahnen.

Vier oder fünf Monde zeigt ein mittelgroßes Amateurfernrohr, doch Saturn hat wesentlich mehr: Laut offiziellen Zahlen der amerikanischen Weltraumbehörde (NASA) hat Saturn 274 identifizierte Monde, weit mehr als jeder andere Planet des Sonnensystems. Die letzten 128 wurden erst im vorigen Jahr entdeckt. Je mehr Trabanten die Astronomen finden, desto fragwürdiger wird allerdings auch, ob sich alle diese Objekte unter einem einzigen Begriff zusammenfassen lassen. Der größte Saturnmond, Titan, ist größer als der Planet Merkur. Die kleinsten der neu entdeckten Monde sind um die zwei Kilometer groß und haben nicht einmal eine sphärische Form.

Sie entstanden sehr wahrscheinlich, wie die großen Monde, nicht zusammen mit ihrem Planeten, sondern sind Trümmer einstiger größerer Himmelskörper, eingefangen von Saturns Schwerkraft. Viele ihrer Bahnen sind lang gestreckt, extrem gegen den Planetenäquator geneigt und verlaufen oft sogar entgegen den Drehsinn des Planeten – wiederum im Gegensatz zu denen seiner großen Monde. Wenn man dann noch bedenkt, dass Saturns Ringe vermutlich Millionen ähnlich großer Brocken enthalten, stellt sich die Frage, warum diese nicht ebenfalls als „Monde“ bezeichnet werden.

Wirklich konsistent sind die Bezeichnungsregeln der Astronomie nicht – oder nicht mehr: Solange Teleskope nur die großen, auffälligen Objekte erfassen konnten, waren die Dinge einfacher. Mit besseren Beobachtungstechnologien gehen aber immer mehr exotische Objekte ins Netz, die nicht wirklich in die alten Kategorien passen. Das Universum ist eben weit vielfältiger als gedacht – nicht nur in fernen Galaxien und Sternsystemen, sondern, wie das Beispiel Saturn zeigt, auch bei uns nahezu um die Ecke.

Mit fortschreitender Nacht ändert sich das Bild: Die Sommersterne neigen sich dem Westhorizont zu. Das charakteristische „W“ der Kassiopeia steigt in den Zenit, und im Osten gewinnt auch das kleine Sternbild Andromeda Höhe. Damit lässt sich unter dunklem Himmel wieder das neblige Lichtwölkchen der Andromedagalaxie wahrnehmen. Man findet es etwas nördlich versetzt über der Mitte der Sternenkette der Andromeda. Ihm folgen der mit hellen Sternen gesprenkelte Perseus sowie der Fuhrmann mit der hellen Kapella im Schlepptau.

Direkt darunter (auf der Karte noch nicht dargestellt) taucht um Mitternacht tief am Nordwesthorizont ein weiteres Lichtwölkchen auf, dessen Leuchten sich – im Gegensatz zu dem der Andromedagalaxie – leicht in mehrere eng beisammenstehende Sterne zerteilen lässt. Die Rede ist vom Sternhaufen der Plejaden, dem Siebengestirn oder den „Sieben Schwestern“, der den Aufgang seines Sternbilds Stier ankündigt.

Dessen Leitstern, Aldebaran, erscheint auch zum Monatsende vor Mitternacht auf der Himmelsbühne. Er ist der zweite helle Stern des Winterhimmels, nach der in unseren Breiten zirkumpolaren, also niemals untergehenden Kapella. Alles das sind untrügliche Zeichen, dass der Herbst angebrochen ist. JAN HATTENBACH

Sonne: 1. September, Sonnenaufgang 6.40 Uhr, Sonnenuntergang 20.10 Uhr; 30. September, Sonnenaufgang 7.24 Uhr, Sonnenuntergang 19.06 Uhr.

Mond: 4. September, 9.51 Uhr: Letztes Viertel; 11. September, 5.27 Uhr: Neumond; 18. September, 22.44 Uhr: Erstes Viertel; 26. September, 18.49 Uhr: Vollmond.

Kurze Meldungen

Fast 50 Grad in Tunesien

Eine neue Hitzewelle lässt in Tunesien das in Flaschen abgefüllte Trinkwasser knapp werden. In dem nordafrikanischen Land blockierten wütende Menschen Straßen und eine Eisenbahnnlinie, um gegen die häufigen Unterbrechungen der maroden Strom- und Wasserversorgung zu protestieren. Wegen der vielen Klimaanlagen reicht der Strom während eines Sommers mit Rekordtemperaturen nicht aus. Das Nationale Meteorologische Institut (INM) sagte für Donnerstag noch einmal in einigen Regionen bis zu 48 Grad voraus, bevor es zu einem Temperatursturz kommen soll. Mit 47,9 Grad war in der Provinz Zaghouan vor wenigen Tagen ein neuer Höchstwert für August gemessen worden. Während einer ersten Hitzewelle stieg das Thermometer im Juli in Kairouan auf den tune- sischen Rekord von 49,7 Grad. Im Nachbarland Algerien ist die Lage ähnlich dramatisch. Dort wüten wieder Waldbrände. Die Behörden meldeten zwölf Tote und mehr als 50 Verletzte im Nordosten des Landes. hcr.

Zwei Tote an Schule

Bei einer Gewalttat an einer Schule nahe Berlin sind nach Informationen der Deutschen Presse-Agentur eine junge Frau und ein Mann getötet worden. Ein Verdächtiger wurde vorläufig festgenommen. Die Opfer starben demnach an einer Schule in Gosen-Neu Zittau in Ostbrandenburg. Der Ort hat rund 3500 Einwohner. Die „Märkische Allgemeine“ berichtete, der mutmaßliche Täter sei 19 Jahre alt. Es soll sich um den früheren Freund einer Schülerin handeln, die getötet wurde. Ein 30 Jahre alter Mann soll außerdem getötet worden sein, als er versuchte, den Täter abzuhalten. Die Ermittler gingen nicht davon aus, dass noch eine Gefahr in der Schule bestehe. Weitere Details wurden zunächst nicht bekannt. F.A.Z.

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Persönlich

Prinz Harry versteckt sich gut

Ein Haus gekauft haben sie offenbar nicht. Überhaupt scheint der Aufenthalt von Prinz Harry und seiner Frau Meghan mit ihren Kindern in England eher auf Zeit als auf Dauer angelegt zu sein. Von ihrer Rückkehr ins Königreich gibt es auch einen Tag danach keine Bilder, und auch wo sie die erste Nacht verbracht haben, ist unklar. Das Herzogspaar war am Mittwoch kurz vor Mittag in Birmingham gelandet. Die Familie hatte eigens ein Privatflugzeug beim Unternehmen Planet Nine Private Air gemietet und war vom Flughafen Van Nuys im San Fernando Valley (Kalifornien) Richtung England gestartet. Die Kosten für den etwa zehnstündigen Flug sollen sich auf etwa 11.000 Euro pro Stunde belaufen haben, wie es heißt. Weder das Herzogspaar noch die Königsfamilie haben sich bisher zu der überraschenden Rückkehr geäußert. König Charles III. und auch Thronfolger William halten sich derzeit im Schloss Balmoral in Schottland auf. Der König soll sich über die Rückkehr seines jüngeren Sohns und seiner Enkelkinder, des sieben Jahre alten Prinzen Archie und der fünf Jahre alten Prinzessin Lilibet, gefreut haben. Charles wird weiterhin wegen einer Krebserkrankung behandelt, was einer der Gründe sein könnte, warum Harry zurück in seine alte Heimat wollte. Angeblich wünscht sich Charles auch, dass sich William und Harry wieder annähern. Die beiden Brüder sollen seit Jahren nicht mehr miteinander gesprochen haben. William, so heißt es, könne seinem Bruder nicht verzeihen, dass er vor sechs Jahren mit seiner Frau nach Kalifornien gezogen ist und danach immer wieder die Königsfamilie mit Vorwürfen überzogen hat. William und Harry sind sich im August 2024 das letzte Mal begegnet. Dennoch heißt es aus dem Umfeld von Harry, er habe „nie wirklich aufgehört, seine Heimat zu vermissen“, nachdem er vor sechs Jahren seine Rolle als hochrangiges Mitglied des Königshauses aufgegeben und das Königreich in Richtung Vereinigte Staaten verlassen hatte. Es heißt, der Herzog vermisse das „Gefühl der Verbundenheit und Zugehörigkeit“ zu Großbritannien, was er nun auch seinen Kindern vermitteln möchte. Demnach sollen Archie und Lilibet „die Welt verstehen, in der er aufgewachsen ist, und wissen, woher ihre Familie stammt“. Auch die 45 Jahre alte Herzogin von Sussex, die in Los Angeles geboren und aufgewachsen ist, begrüße es, dass sie Archie und Lilibet die Möglichkeit bieten könne, beide Welten zu erleben. Für die Kinder beginnt schon nächste Woche die Schule in ihrer neuen Heimat. Wo die Familie übergangsweise wohnen wird, ist weiterhin nicht bekannt. Es heißt, Meghan und Harry hätten sich im Juli, als sie erstmals seit vier Jahren Charles und seine Frau Camilla mit ihren Kindern Archie und Lilibet auf dem königlichen Landsitz Highgrove House in der englischen Grafschaft Gloucestershire trafen, in der Region Cotswolds nach einem Haus zum Mieten umgesehen.

pps.

Afghanistans erster Auftritt bei einer Schacholympiade wurde von den anderen Teams beklatscht. Es war 1996 in Jerewan und bereits die achte Runde. Finanziert hatte die Reise der Milizenführer Abdul Raschid Dostum, unter dem die nördlichen Provinzen gegen die anrückenden Taliban ausharrten. Eine Woche lang steckten die afghanischen Spieler in Taschkent fest, bis sie nach Armenien fliegen konnten. Während sie dort verspätet antraten, eroberten die Taliban Kabul. Bis zur Befreiung 2001 blieb Schach verboten. Ismail Jamshedy, damals Präsident des afghanischen Verbands, war mit seiner Familie jahrelang auf der Flucht durch Kirgistan, Kasachstan und Russland. Um zu überleben, verkauften seine Söhne Zigaretten auf Straßenmärkten, während ihr Vater Kontakt zu den in alle Winde zerstreuten Spielern hielt. Jamshedy bekam Asyl in den Niederlanden, wo er vor vier Wochen verstarb. Als die Taliban vor fünf Jahren erneut an die Macht kamen, flüchtete sein Nachfolger Ghulam Ali Malik Zad nach Berlin. Von dort aus organisierte er 2024 ein Männer- und ein Frauenteam auf der Schacholympiade in Budapest. Die besten Punktesammler, Ahmad Safy Kanz und Abdul Khaliq Wais, schlugen sich anschließend nach Deutschland durch. Weil ihre Asylverfahren nicht abgeschlossen sind, dürfen beide nicht reisen und verpassen die Schacholympiade im September in Samarkand. Aber Afghanistan ist im Nachbarland Usbekistan wieder mit zwei Teams vertreten. Für eine zurückkehrende Frau wäre das Risiko hoch, für ein öffentliches Auftreten bestraft zu werden. Daher kommen nur Spielerinnen zum Zug, die im Ausland leben. Doch einige der Männer kommen aus Afghanistan. Wie Khaiber Farizi, der am ersten Brett spielen wird. Inzwischen haben die Taliban den Schachverband für aufgelöst erklärt. Schach darf nicht mehr öffentlich gespielt werden,

Hendrik Holt flielt aus Gefängnis

Der Windkraft-Betrüger Hendrik Holt ist bei einem unbegleiteten Freigang aus einer Berliner Justizvollzugsanstalt geflohe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Osnabrück bestätigte am Donnerstag, dass Holt am 25. August nicht ins Gefängnis zurückgekehrt sei. Nun wird nach dem 36 Jahre alten Unternehmer gefahndet. Holt galt einst als „Wunderkind“ der Energiebranche. 2022 verurteilte das Landgericht Osnabrück ihn wegen banden- und gewerbsmäßigen Betrugs zu sieben Jahren und sechs Monaten Haft. Er und der damalige Finanzdirektor der Holt-Gruppe hatten Windparkprojekte verkauft, die nicht existierten. Zuletzt hatte Holt seine Strafe im offenen Vollzug abgesessen. Weil er offiziell in Berlin gemeldet ist, war er dort untergebracht und durfte die Haftanstalt tagsüber verlassen. kjma.

Sawang Janpram bricht Rekorde

Mit 106 Jahren hat der Thailänder Sawang Janpram bei den World Masters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in der südkoreanischen Stadt Daegu einen Weltrekord im Diskuswurf aufgestellt – in seiner Altersklasse. Der älteste Teilnehmer der Wettkämpfe warf die ein Kilogramm schwere Scheibe 7,59 Meter weit und gewann damit die Goldmedaille in der Altersklasse von 105 Jahren an. Das waren neun Zentimeter mehr als der bis-

Foto dpa

herige Rekord. „Ich bin sehr glücklich, den Wettkampf beendet zu haben, und habe das Gefühl, etwas geschafft zu haben“, sagte er Südkoreas amtlicher Nachrichtenagentur Yonhap. Tatsächlich war ihm die Goldmedaille schon zuvor sicher gewesen, nur eine Disqualifikation hätte ihn stoppen können: Janpram trat als einziger Athlet in seiner Altersklasse an. „Dennoch ging er den Wettkampf von Anfang bis Ende mit großer Ernsthaftigkeit an“, schrieb Yonhap. Seine 74 Jahre alte Tochter Siripan unterstützte ihn als Trainerin bei dem Wettkampf. Sawang Janpram hat erst mit 80 Jahren ernsthaft mit dem Sport begonnen, als er mitansehen musste, wie ein enger Freund seine Gesundheit verlor und bettlägerig wurde. dpa

SCHACH

Schwarz am Zug

ist aber, wie Farizi betont und anders, als viele Medien berichteten, nicht verboten. Im afghanischen Fernsehen erklärte er, dass der Schachverband aus Sicht der Regierung Politik betrieb und Menschen aus dem Land schleuste. Zeichen für eine Wiederzulassung sieht Farizi nicht, wie er der F.A.Z. mitteilt, zumal inzwischen zwei Fraktionen die Führung reklamieren. Von den anstehenden Wahlen im Weltschachbund wird der zerstrittene und im eigenen Land verbotene Exil-Verband wohl ausgeschlossen. Sein Schachzentrum „Schwarzer König“ in Kabul musste Farizi bis auf Weiteres schließen. Schachtraining gibt er aber weiterhin online. Sein Brotberuf ist ein anderer, Farizi arbeitet als Fernsehkomiker und Jurymitglied einer Realityshow. Witze über Taliban und Schach darf man von ihm nicht erwarten. Nichts zu lachen hatte auch der dänische Meister John Rødgaard, den Farizi 2018 in Batumi fertigmachte. STEFAN LÖFFLER

Auflösung vom 21. August:

28.L:h7 Td1+ (28...K:h7 29.D:h6+ endet wie die Partie, nur schneller) 29.Te1 T:e1+ 30.L:e1 K:h7 31.D:h6+, und statt uns 31...g:h6 32.S:f6+ Kh8 33.Tg8 matt zu gönnen, gab Schwarz nach 31...Kg8 32.S:f6+ Kf7 33.Dg6+ banal auf.

Herr Jensen, vor fünf Jahren verschwand Gabrielle „Gabby“ Petito bei einer Reise mit ihrem Freund zu den Nationalparks im Westen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Millionen Menschen überall auf der Welt verfolgten die Suche nach der Zweiundzwanzigjährigen aus Florida damals wochenlang. Warum?

Hätte sie hier gerettet werden können? Gabrielle „Gabby“ Petito am 12. August 2021 im Gespräch mit der Polizei Foto AP

Gabby verschwand, als die Menschen wegen der Corona-Pandemie viel Zeit zu Hause verbringen mussten. Sie versuchten, alles zu verfolgen, was draußen vor sich ging. Gabby und ihr Freund Brian Laundrie hatten zudem das gemacht, was sich viele junge Amerikaner während der Pandemie erträumten: eine Reise in einem Van durch die Natur, um den überfüllten Städten den Rücken zu kehren.

Als Privatermittler und Kommentator des Senders Court TV haben Sie sich im Sommer 2021 mit Petitos Verschwinden beschäftigt. Sie recherchierten damals auch zu den Morden an Kylen Schulte und ihrer Ehefrau Crystal Turner.

„Die Welt schaute zu“

Mir fiel auf, dass der Vermisstenfall Gabby wie der Doppelmord an Kylen und Crystal Verbindungen zu dem Bezirk Grand in Utah aufwies. Gabby und ihr Freund Brian sowie Kylen und Crystal waren sich im August 2021 wohl auch begegnet. Sie sollen sich zufällig in dem Lebensmittelgeschäft Moonflower bei Moab getroffen haben, in dem Kylen arbeitete. Ich wollte herausfinden, ob es ein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beiden Fällen gab. Nach der Sendung über den Mord an Kylen und Crystal kontaktierte ich Kylens Tante, die bei Court TV über den Doppelmord gesprochen hatte, und bot ihr an, ohne Honorar zu ermitteln.

Privatdetektiv Jason Jensen über den Tod der Reisebloggerin Gabby Petito vor fünf Jahren, die Verbindung zu einem Doppelmord und Fehler der Polizei

Die Familie Schulte war vermutlich dankbar für die Unterstützung.

Das kann man wohl sagen. Die ganze Welt verfolgte damals die Causa Gabby. Der Mord an Kylen und Crystal schien unterzugehen. Dabei war er mehr als rätselhaft. Kylen war eine 24 Jahre alte Frau, die jeder mochte. Sie hatte Crystal erst wenige Monate vor ihrem Tod geheiratet. Das Paar lebte glücklich und frisch verliebt in einem Camper in den La Sal Mountains bei Moab. Als Kylen und Crystal Mitte August 2021 nicht zur Arbeit erschienen, machte sich eine Freundin auf die Suche.

Laut Polizeibericht entdeckte Cindy Sue Hunter den Leichnam ihrer Freundin Kylen Schulte damals in einem Bach in der Nähe von Camper und Zelt. Wenig später stieß sie auch auf Crystal Turners Körper, der wie Schultes Schusswunden aufwies. Bei beiden Frauen war der Unterleib entblößt.

Kylen und Crystal waren gerade aufgewacht, als der Täter sie überraschte. Sie trugen noch ihre Schlafkleidung. Bei seinem Versuch, ihre Leichen nach den tödlichen Schüssen an den Bach zu ziehen, muss die Kleidung verrutscht sein. Eine Sexualstraftat schlossen die Ermittler aus.

Die Leichen der Frauen wurden am 18. August 2021 entdeckt. Sechs Tage zuvor soll Schulte vor ihrem Arbeitsplatz, der Moonflower Community Cooperative, Petito und Laundrie begegnet sein. Später wurde auch die Polizei vorstellig. Jemand verständigte die Einsatzzentrale und gab an, dass Brian Gabby vor dem Moonflower geschlagen habe. Angeblich drohte Brian, ohne Gabby weiterzufahren. Wenig später hielt eine Streife ihren weißen Van etwa 20 Kilometer entfernt in der Nähe des Nationalparks Arches an.

Das Video der Beamten ist erschütternd. Den Beamten wurde vorgeworfen, eindeutige Anzeichen für häusliche Gewalt nicht erkannt zu haben: wie Gabby mit Blutergüssen im Wagen saß, wie sie weinte und wie sie versuchte, di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ihrem Freund auf sich zu nehmen. Sie hatte zu viel Angst, um ehrlich zu sein. Jede Frau, die schon einmal Gewalt durch ihren Partner erlebt hat, kann Gabbys Verhalten einordnen, besonders eine Geste: Während sie mit den Beamten sprach, führte sie ihre Hand zum Hals. Das war eine Abwehrbewegung wie bei einem Würgegriff, ein klassisches Zeichen für häusliche Gewalt.

Petitos Leichnam wurde fünf Wochen später in der Nähe eines Campingplatzes im Nationalpark Grand Teton in Wyoming, etwa 800 Kilometer nördlich von Moab, gefunden. Laundrie hatte sie laut Gerichtsmedizin am 27. August erwürgt. Nach dem Verbrechen fuhr er mit Petitos Van zurück zu seinen Eltern nach Florida und machte mit ihnen Urlaub. Hätten die Beamten Petitos Tod verhindern können? Diese Debatte habe ich immer wieder geführt. Auch mit Kylens Vater Sean-Paul. Ich halte es für wahrscheinlich, dass das Ganze anders verlaufen wäre, wenn die Beamten jemanden verhaftet hätten. In Utah war es lange üblich, bei häuslicher Gewalt beide Partner für kurze Zeit festzunehmen. Wenn Petito verhaftet worden wäre, hätte sie sich wohl von Eltern oder Freunden abholen lassen.

Was war Laundries Motiv?

Bei ihm machte sich wohl ein Gefühl von Minderwertigkeit breit. Gabby fuhr zwar mit ihm durchs Land, aber sie war es, die andere bei Instagram an der Reise teilhaben ließ. Brian hatte ein Stück Kontrolle über sie verloren. Er glaubte fest daran,

Ermittler J. Jensen

sich aus jeder misslichen Lage befreien zu können. Laundrie ließ Gabbys Leichnam einfach liegen und hoffte, dass sich wilde Tiere über ihn hermachten und auf diese Weise alle Beweise für das Erwürgen vernichten würden. Gabbys Körper wurde aber zu früh gefunden. Sonst wäre sie wahrscheinlich eine von unzähligen vermissten Personen in Amerika geworden.

Dass sich drei spätere Mordopfer zur gleichen Zeit am gleichen Ort aufhielten, schien ein unglaublicher Zufall gewesen zu sein.

Ja. Deshalb ging ich auch davon aus, dass die Verbrechen zusammenhingen. Ein mögliches Szenario war, dass Brian sich an Kylen und Crystal rächen wollte, weil er annahm, sie hätten nach sein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Gabby vor dem Moonflower die Polizei gerufen. In den Tagen vor dem Doppelmord hatten Kylen und Crystal Freunden von einem „gruseligen Typen“ erzählt, der um ihr Zelt schlich.

Der „creepy dude“ war aber nicht Laundrie. Laut den Ermittlungen handelte es sich bei dem Stalker um einen Kollegen von Turner aus einem Schnellrestaurant. Viele Amerikaner trugen damals wegen der Pandemie weiterhin Masken. Crystal hat ihren Stalker und späteren Mörder Adam Pinkusiewicz daher nicht erkannt. Zudem arbeitete er nachts, sie tagsüber. Ich gehe aber davon aus, dass Pinkusiewicz ihre Gesichter kannte. Er hatte sich wiederholt bei dem lesbischen Paar, dem das Schnellrestaurant gehörte, über Kylen und Crystal beschwert. Als die Betreiber Pinkusiewicz’ Beschwerde ignorierten, fühlte er sich gleich von zwei lesbischen Paaren ungerecht behandelt. Da ist er ausgerastet. Er galt als aggressiv und fuhr einen schwarzen Wagen des Typs, den Überwachungskameras zur Tatzeit in der Nähe von Kylens und Crystals Camp aufgenommen hatten. Auch die Munition, die man später in seinem Wagen fand, stimmte mit der des Doppelmordes überein. Einer der wichtigsten Hinweise war aber Pinkusiewicz’ Geständnis gegenüber Freunden, in Utah ein lesbisches Paar getötet zu haben.

Schließen Sie heute aus, dass auch der Tod der beiden auf Laundries Konto geht? Hundertprozentig! Wie GPS-Daten zeigen, war Laundrie schon einige Hundert Meilen von Moab entfernt, als Kylen und Crystal starben.

Die Fragen stellte Christiane Heil.

KREUZWORT

WAAGERECHT: 1 Was ist als Luftgeschäft gefloppt? Wird auch vom Tower aus gestoppt? 8 Städte gibt's, die sind wirklich so was von verratzt 10 Hans Albers begrüßte Heinz Rühmann bei Dreharbeiten gerne als den Herrn von dieser Bühne 12 Das Lebensniveau ihrer Bewohner ist als sichtlich erhöht einzustufen 13 Ihr Haus in Düsseldorf war der Salon der Republik (Nachn.) 15 Völlig bestürzend, dass der totale Niedergang dabei nur noch Schnee von gestern ist 17 Wo ist er nur hin, der Bonnie – nicht nur over the ocean, sondern auch over the ...? (engl.) 19 Sozusagen ein Seehauptkapitän der deutschen Staatsbürokratie 20 Constantin gibt es als solchen noch, Gloria gibt dafür nichts mehr her 21 Geht direkt an die Nieren, es mit feinen Pinkeln zu assoziieren 22 Was von denen haften bleibt? Dass sie dazu angestachelt wurden, an rigoroser Anhänglichkeit festzuhalten (Pl.) 23 Versammlung von Kompaniefeldwebeln (Pl.) 24 Se, sēo, pæt – heute alles bloß noch ... (engl.) 26 Der übelste der Nickel hat was beim Wickel? 28 Welchen Schrieb hat man mit dem beim Kragen? 29 Welche Steinfrucht kann man nur am Fenster in den Griff kriegen? 30 Verschafft uns quasi Knall auf Unfall ein prallgefülltes Aufprallgefühl – wie er so mit seiner Blase aufplatzt 32 Genießt den Meeresblick à la Caspar David Friedrich 34 Nicht bloß ein Haufen grenzüberschreitender Zentralbankknete – sollten auch Werbeagenturen als jederzeit einsetzbaren Notvorrat an Parolen und Slogans anlegen (Pl.)

SENKRECHT: 1 An dem urtümlichste Netzbetreiber eine Flut von Angeboten präsentieren 2 Haare, Dusche, Ultraschall? Das schmiert ab, auf jeden Fall! 3 Hat der Kaiser sie allergnädigst aufgehoben, saß der Hofstaat nicht mehr länger zu Gerichte 4 Der Lebensabend des alten Fontane? Letztendlich nichts als seine ... (Pl.) 5 Wo wohnt er denn so, der schreckliche Doktor Moreau? 6 „... ist

wie die Löwenhöhle in der Fabel: Man sieht die Fußstapfen von vielen, die hineingegangen sind, aber von niemandem, der zurückgekommen ist" (Rudolf I.) 7 Wo schrieb Schiller am Wallenstein? Wo fiel Goethe etwas zum Egmont ein? 9 Eine Hand wäscht die andere, und dann gibt's 'ne ordentliche Abreibung – oder auch Grundstück, Hausflur, Balkon jeweils in einer Schmalhans-Version (Pl.) 11 So wie der streckenweise ranklotzt, ist er immer auch ein Maßstab großer Errungenschaften 14 Mal sehen, ob Sie dieses ...: Rätselgrundregel für knobelnde Pärchen, nämlich was sie nicht rauskriegt, muss ... und umgekehrt 16 Über so eine muss man einfach irgendwie wegkommen, wenn man sich woanders überhaupt noch mal sehen lassen will 17 Ein spektakulärer Beweis dafür, dass berufsmäßiger Aktionismus in der Filmszene ein großes Risiko darstellen kann 18 Überbringen die Nachricht, dass bald was überbracht wird (Pl.) 25 Wie es ja schnell werden kann, stehen Reibereien an 27 Ariel, Sultan, Tyras I und Tyras II, Rebecca und

Kaiser – jede eine der berühmten von Otto von Bismarck 28 Statt Matt nur Patt 31 Im Fall des Applauses steht was bevor? 33 Umzingelt den Schweizer Franken (Abk.) meu.

Auflösung vom 21. August:

Waagerecht: 1 Idealtemperatur 9 Trostpreise 12 Elea (antike griech. Stadt in der südital. Region Kampanien am Tyrrhenischen Meer, Heimat der vorsokratischen Philosophenschule der Eleaten) 13 Turf (engl. Rasen + Rennbahn beim Pferderennen) 14 Schluesse 17 Take (engl. Synchronisation eines kurzen Filmabschnitts) 19 Inch (engl. Zoll; Zollstock = Metermaß) 21 Anker 23 (Fabers) Tanne (benannt nach dem dt. Missionar und Botaniker Ernst Faber, der sie in China entdeckte, 1839 bis 1899 + Farges' Tanne = benannt nach dem frz. Missionar und Botaniker Paul Guillaume Farges, der sie in China entdeckte, 1844 bis 1912) 24 Nur (der Schönheit weißt' ich mein Leben, dt. Übersetzung einer Textzeile der Arie „Vissi d'arte" in der Oper „Tosca" von Giacomo Puccini, 1900) 25 Komet (fiktive Hamburger Illustrierte im Roman „Die Akte Odessa" von Frederick Forsyth, die auf die reale Illustrierte „Stern" anspielt, 1972) 26 (Habi-)Tus (+ Tinni-tus) 27 Anden (Gebirgskette, südamerik. Teil der Amerikanischen Kordilleren) 29 Diaet 31 Cute (engl. niedlich) 32 (Zucker-)Rohr (+ Rohr-zucker) 33 Tontafeln (zum Schreiben zur Zeit von König Nebukadnezar II., um 600 v. Chr.) 36 Witz 38 Taxi 40 Reitturnier 43 Doppelschichten

Senkrecht: 1 Insektenschwund (= W-U-N-S-C-H-D-E-N-K-E-N, I-S-T) 2 Ente (Quakenbrück = Stadt in Niedersachsen an der Hase) 3 Leo ("Montevideo" = Lied von Paul O'Montis, 1927) 4 Eitel 5 (Black Pearl = engl. Schwarze) Perle (Piratenschiff in der amerik. Spielfilmreihe „Fluch der Karibik“, 2003) 6 Roi (Abk. Return on Investment + frz. König) 7 Treu(-geber + Treu-nehmer + Treu-händer) 8 Radfahrstreifen 10 Rasen 11 (Würzburger) Stein (Weinbaugebiet) 15 Haekeln 16 Stative 18 Karat (dt. Band) 20 Netto (Lebensmitteldiscounter der Edeka-Gruppe) 22 Ron(-delle, gerundete Artilleriebauwerke + Gedichtform) 23 Ted (Herold, dt. Sänger, 1942 bis 2021) 28 (Frau Carrar flickt) Netze (im Drama „Die Gewehre der Frau Carrar“ von Bertolt Brecht, 1937) 30 Ernte 34 (Timotheus, Philemon und) Titus (sind Empfänger persönlicher Paulusbriefe, Neues Testament) 35 (Colin) Firth (brit. Schauspieler + Firth of Forth = Meeresarm an der schott. Ostküste) 37 Trip 39 Arzt 41 Ire (lat. gehen) 42 IOC (Abk.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Blanke AfD Von Reinhard Müller

Ulrich Siegmund verdient den Großen Magdeburger Remigrationspreis am Bande, sollte es ihm gelingen, auch nur einen Deutschen bei Bewusstsein aus der Schweiz in ein AfD-beherrschtes Sachsen-Anhalt zurückzuholen. Geld ist nicht alles, da hat der Spitzenkandidat recht. Also sehen wir davon ab, dass schon der eidgenössische Mindestlohn so hoch ist, dass die deutsche Heidi von der Linkspartei hier wohl von Superreichtum sprechen würde: Die Schweiz ist ein demokratisches, wirtschaftliches und soziales Musterland mit hohem Ausländeranteil und ebensolcher Lebensqualität. Käme ein ausgewanderter Deutscher, vielleicht sogar ja einer mit Migrationsgeschichte, auf die Idee einer Stippvisite in Siegmund-Land, so müsste er wohl Personenschutz mitbringen. Und es vermeiden, sich zu verletzen, denn die von Migranten gesäuberten Krankenhäuser könnten ihn nicht versorgen.

Die AfD ist, wie schon die woke Wahlschweizerin Weidel so schlicht wie nachdrücklich zeigte, auf einem zentralen Feld vollkommen blank. Die Partei hat Merkels Migrationspolitik ihren Aufstieg aus der Asche zu verdanken; aber eine Dekade später fällt ihr nichts ein außer Gejammer und Gemaule. Die AfD strebt im Übrigen offen keineswegs nur die Durchsetzung geltenden Rechts an, was in der Einwanderungspolitik und auch sonst tatsächlich notwendig wäre, sondern sie will Bruch und Isolation. Die Folge wären Armut und weitere Abwanderung. Alles für Deutschland?

Arme Sozis

Von Stephan Löwenstein

Den Arbeitstag im Willy-Brandt-Haus mag sich mancher so vorstellen, wie in einer Filmkomödie der Neunzigerjahre die Tätigkeit der Gewerkschaftsfunktionärin Czerni karikiert wurde. Hingebungsvoll bügelt sie eine rote Fahne, bis ihr Blick auf die Uhr fällt, die fünf Uhr anzeigt, woraufhin sie aus dem Büro eilt, ohne auch nur den Stecker zu ziehen. Tatsächlich konnte man damals aus Andeutungen aus der Umgebung der SPD-Schatzmeisterin den Eindruck gewinnen, dass eine Provinzbehörde ein emsiger Betrieb sei, verglichen mit der „Baracke“, wie die SPD-Zentrale in Bonn genannt wurde. Relikte dieser Mentalität mögen sogar immer noch vorhanden sein. Aber Tatsache ist, dass die Finanzen der stolzen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schon seit Jahren schwer unter Druck sind. Grund ist nicht Verschwendungssucht, sondern es sind stetig sinkende Einnahmen.

Wenn es der SPD-Spitze jetzt gelingen sollte, durch kraftvolle Reformen die Parteifinanzen in den Griff zu bekommen, auch indem sie da und dort an Gewohnheiten und Privilegien rütteln muss, dann wäre das eine nicht geringe Leistung. Sie dürfte sogar Hoffnung machen für die Bundespolitik. Bislang werden dort Ansätze verteuelt, wie sie nun innerparteilich verfolgt werden müssten, wie etwa eine Flexibilisierung der Arbeitsverhältnisse, Personalabbau, Entlohnung nach Leistung und Wochenarbeitszeiten über 35 Stunden. Man wird sehen.

Keine Wunderlösung

Warum eine Gemeinschaftsaufgabe bei der Klimaanpassung nicht unbedingt hilft.

Auf dem Höhepunkt der jüngsten Hitzewelle fanden fünf sozialdemokratische Bundesminister, es sei nun wirklich höchste Zeit, eine neue Gemeinschaftsaufgabe von Bund und Ländern ins Grundgesetz zu schreiben: Klimaanpassung und Naturschutz. Der Verdacht lag nahe, dass es dem Quintett vor allem darum ging, das klimapolitische Engagement ihrer Partei zu demonstrieren und den großen Koalitionspartner Union vor sich herzutreiben. Das funktionierte zunächst, und in Teilen der Öffentlichkeit entstand der Eindruck, das Projekt Gemeinschaftsaufgabe sei der Generalschlüssel in Sachen Klimaanpassung.

Bei der Union gibt es grundsätzliche politische und verfassungsrechtliche Bedenken gegen das Vorhaben. Sie sieht keinen Grund, sich von der Linkspartei abhängig zu machen. Denn die für eine Grundgesetzänderung nötige Zweidrittelmehrheit ist nur mit ihr zu erreichen. Und weil jede Bund-Länder-Gemeinschaftsaufgabe in das vom Grundgesetz vorgegebene föderale Verantwortungs-, Kompetenz- und Finanzgefüge eingreift, müssen die sich daraus ergebenden komplexen Probleme in einem langwierigen Prozess abgewogen und kleinteilig geklärt werden: Wer bezahlt wofür aus welchen Haushaltstiteln? Wie genau kann das Geld unter den engen verfassungsrechtlichen Regeln der kommunalen Selbstverwaltung und kommunalen Finanzhoheit an die Städte und Gemeinden fließen? Wer kontrolliert? Wird eine neue Gemeinschaftsaufgabe eingeführt, müssen neue Richtlinien, Gremien und kleinteilige Verfahren etabliert und also muss auch neue Bürokratie aufgebaut werden. Gemeinschaftsaufgaben lassen sich weder mal eben rasch ins Grundgesetz schreiben, noch handelt es sich bei ihnen um Wunderinstrumente.

Von Reiner Burger, Düsseldorf

Das erklärt, warum es das Projekt Gemeinschaftsaufgabe lediglich als Prüfauftrag in den Koalitionsvertrag schaffte. Und dabei wird es in dieser Legislaturperiode wohl auch bleiben. Während der Klausurtagung der Bundesregierung auf Schloss Neuhardenberg bat Kanzler Friedrich Merz seinen neuen Bund-Länder-Koordinator Philipp Amthor (beide CDU), die schon zahlreich vorhandenen Anpassungs- und Hitzeschutzprogramme unter die Lupe zu nehmen. Ziel ist es, sie besser zu verzahnen und damit auch einen Beitrag zur Entbürokratisierung zu leisten. Es mangele weder an Programmen noch an Geld vom Bund, befand der Kanzler. Er wies darauf hin, dass nach der Verfassung hauptsächlich die Länder für den Hitzeschutz zuständig sind und gemeinsam mit den Kommunen am besten wüssten, „wie es vor Ort um diesen Schutz bestellt ist. Dort sollte deshalb auch entschieden werden.“

Im Grundgesetz gab es Gemeinschaftsaufgaben ursprünglich gar nicht. Vielmehr weist es Bund und Ländern grundsätzlich getrennte Aufgaben zu. Bis in die Sechzigerjahre sah man schlicht keine Notwendigkeit, die Mitwirkung des Bundes an den originären Aufgaben der Länder verfassungsrechtlich zu regeln. Doch unter dem Eindruck der ersten großen Wirtschaftskrise nahmen in der großen Koalition unter Kanzler Kurt Georg Kiesinger (CDU) Ideen für einen „kooperativen Föderalismus“ Gestalt an. In einer Zeit stetig zunehmender staatlicher Aufgaben sollten nicht nur ökonomische, sondern auch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en stärker gesteuert werden.

Drei Gemeinschaftsaufgaben fanden dann 1969 in die Verfassung. Während jene zur Mitwirkung des Bundes beim Hochschulbau 2006 wieder gestrichen wurde, existieren die Gemeinschaftsaufgaben „Verbesserung der Agrarstruktur und des Küstenschutzes“ sowie „Verbesserung der regionalen Wirtschaftsstruktur“ bis heute. Zu letzterer entwickelt sich gerade ein Konflikt. Bund und Länder wollen die Kriterien des entsprechenden Förderprogramms überarbeiten, was nach Berechnungen von Ökonomen dazu führen würde, dass auch mehrere Großstädte an Rhein und Ruhr von 2028 an kein Geld mehr aus dem Topf bekommen. Mittlerweile gibt es auch Gemeinschaftsaufgaben zur Förderung von Wissenschaft, Forschung und Lehre oder eine zur Feststellung der Leistungsfähigkeit des deutschen Bildungswesens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Seit 2009 machen es weitere Gemeinschaftsaufgaben möglich, dass Bund und Länder bei der Entwicklung von IT-Systemen für ihre Verwaltungen kooperieren und deren Leistungsfähigkeit messen können.

Kommunaler Hitzeschutz: Sonnenschirme in Frankfurt Foto Michael Braunschädel

Unumstritten waren Gemeinschaftsaufgaben nie. Hans Karl Filbinger (CDU), damals Ministerpräsident in Baden-Württemberg, beklagte, das Instrument habe zu einer unrationellen Mischverwaltung und Mischfinanzierung geführt. Andere Landespolitiker warnten, der Bund könne seine finanzielle Überlegenheit nutzen, um aus dem „kooperativen Föderalismus“ einen zentral gesteuerten zu machen. In der Anfang des Jahrtausends tätigen „Kommission von Bundestag und Bundesrat zur Modernisierung der bundesstaatlichen Ordnung“ empfahl der CDU-Abgeordnete und Staatsrechtler Rupert Scholz, die Gemeinschaftsaufgaben ersatzlos zu streichen.

Die Warnungen vor intransparenter Mischfinanzierung und einem zentral gesteuerten Föderalismus sind schwer von der Hand zu weisen. Denn mit Gemeinschaftsaufgaben werden nicht nur neue Fördertöpfe bereitgestellt. Der Bund wirkt nach dem Motto „Wer (mit-)bezahlt, darf (mit-)bestimmen“ immer auch mit gesetzlichen Vorgaben und Kontrolle mit. Dass der sonst auf die kommunale Selbstverwaltung bedachte Städtetag trotzdem seit einiger Zeit vehement für eine Gemeinschaftsaufgabe Klimaanpassung wirbt, spricht Bände über ein anderes großes Problem, ohne dessen Lösung auch die Klimaanpassung nicht gelingen kann: die katastrophale Finanzsituation der Kommunen.

Ärger an der Sprachgrenze

Giorgia Melonis Wahlrechtsreform ruft einen Konflikt in Südtirol hervor / Von Matthias Rüb, Rom

Kommende Woche wird Giorgia Meloni in die Geschichte eingehen: Am 4. September wird sie Silvio Berlusconi als Regierungschef mit der längsten zusammenhängenden Amtszeit seit 1946 überflügeln. Und sie möchte diesen Rekord noch viel weiter ausbauen, wenn die Italiener kommendes Jahr ein neues Parlament wählt. Diesem Ziel dient, so jedenfalls der Vorwurf der Opposition, eine Wahlrechtsreform, die das Abgeordnetenhaus Mitte Juli mit den Stimmen von Melonis Mitte-rechts-Koalition beschlossen hat. Der Senat wird sich Anfang September mit dem neuen Wahlgesetz befassen. Auch in der kleineren Kammer verfügt Melonis Koalition über eine stabile Mehrheit, sodass die baldige Verabschiedung des Gesetzes als wahrscheinlich gilt.

Das Wahlgesetz trägt den pseudolateinischen Namen „Stabilicum“, weil es für stabile und langlebige Regierungen sorgen soll. Zentraler Punkt der Reform ist die Einführung eines reinen Verhältniswahlrechts. Bisher wurden zwei Drittel der Sitze in beiden Kammern über Parteilisten nach der Verhältniswahl vergeben, etwa ein Drittel per Mehrheitswahl als Direktmandate in den Wahlkreisen. Um stabile Mehrheitsverhältnisse im Parlament zu gewährleisten, sieht die Reform einen Mandatsbonus für den Wahlsieger vor. Erreicht eine Partei oder ein Bündnis mindestens 42 Prozent der Stimmen, dann kommen zu den proportional errungenen Mandaten in der Abgeordnetenkammer weitere 70 Sitze hinzu, im Senat 35.

Die Kappungsgrenze für den Mehrheitsbonus liegt in der Kammer bei 220 der insgesamt 400 Abgeordneten, im Senat bei 113 von 200 Sitzen (plus fünf Senatoren auf Lebenszeit, die der Staatspräsident ernennt). Der Mandatsbonus soll Stabilität garantieren, die Kappungsregelung eine Marginalisierung der Opposition verhindern. Die schon bisher bestehende Drei-Prozent-Hürde für Parteien zum Einzug ins Parlament sowie eine

Italiens Ministerpräsidentin will durch ein neues Wahlrecht für stabile Mehrheiten sorgen.

Hürde von zehn Prozent für Parteienbündnisse bleiben bestehen. Die linke Opposition kritisiert die Wahlrechtsreform, weil durch den Wegfall der Direktmandate kleine Parteien und deren örtlich stark verwurzelte Kandidaten benachteiligt würden.

Wegen des Autonomiestatuts für die norditalienische Provinz Südtirol bleiben dort – sowie in der gleichfalls autonomen Nachbarprovinz Trentino – auch im neuen Wahlgesetz die sogenannten Einerwahlkreise erhalten, in welchen die Wähler wie bisher nach dem Mehrheitswahlrecht Direktkandidaten bestimmen. Im Senat sind es für Südtirol und das Trentino jeweils drei Direktmandate, im Abgeordnetenhaus jeweils zwei.

Obwohl das Privileg der Direktmandate für die autonomen Provinzen erhalten bleibt, ist in Südtirol eine heftige Debatte über die Wahlrechtsreform entbrannt. Grund ist ein Zusatzartikel, den der aus Bozen stammende Abgeordnete Alessandro Urzi von Melonis rechtskonservativer Partei Brüder Italiens in die Wahlrechtsreform eingebracht hat. Urzi saß viele Jahre im Provinzparlament in Bozen, das die deutschsprachigen Südtiroler Landtag nennen. 2022 gelang ihm als Listenkandidat der Brüder Italiens der Sprung ins Parlament in Rom.

Urzi will den seit 1948 bestehenden Senatswahlkreis Bozen-Unterland entlang einer imaginären „Sprachgrenze“ an der Etsch neu zuschneiden. Von den drei Senatswahlkreisen Südtirols ist Bozen-Unterland seit jeher zwischen der italienischen und der deutschen Sprachgruppe heftig umkämpft. Die Wahlkreise Brixen und Meran sind Hochburg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Bevölkerungsmehrheit und damit der christdemokratischen Südtiroler Volkspartei (SVP).

Gegenwärtig liegt der italienischsprachige Bevölkerungsanteil im Wahlkreis Bozen-Unterland bei knapp 60 Prozent, der deutschsprachige bei rund 40 Prozent. In der Vergangenheit konnten sich in dem Senatswahlkreis dennoch häufig die deutschsprachigen Kandidaten der SVP durchsetzen, weil die Stimmen der italienischsprachigen Wähler auf Kandidaten konkurrierender italienischer Parteien entfielen. In den meisten Legislaturperioden stellte die SVP in Rom alle drei direkt gewählten Senatoren aus Südtirol. Die italienischsprachige Bevölkerungsgruppe, die in Südtirol rund ein

Viertel und in der Hauptstadt Bozen drei Viertel der Einwohner stellt, hatte viele Jahre keinen direkt gewählten Wahlkreisvertreter im Senat.

Nach der von Urzi vorgesehenen Neueinteilung des Senatswahlkreises werden sechs deutschsprachige Gemeinden den benachbarten Wahlkreisen Brixen und Meran zugeschlagen, sodass der italienischsprachige Wähleranteil in Bozen-Unterland auf knapp 70 Prozent steigt – und damit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dort regelmäßig ein italienischsprachiger Kandidat gewählt wird.

Die SVP, die seit Anfang 2024 in Bozen in einer Koalition mit den Brüdern Italiens regiert, sieht sich nun von der linken wie der rechten Opposition dem Vorwurf ausgesetzt, sie sei einen politischen Kuhhandel mit Melonis italienischen Nationalisten eingegangen. Im Gegenzug für Koalitionstreue in der Südtiroler Provinzregierung habe sie die Zerschneidung des Wahlkreises Bozen-Unterland entlang ethnisch-sprachlicher Grenzen zugelassen.

Zuletzt protestierte der Südtiroler Schützenbund mit einer spektakulären Aktion gegen den Plan. Am Abend des 19. August bildeten 200 Schützen und andere Aktivisten mit Fackeln und Bengalos zwischen Auer und Salurn eine kilometerlange „Feuerkette“ auf dem Etschdamm, entlang der geplanten „Teilungslinie“ durch das Unterland. In der SVP scheint man überrascht von der Heftigkeit des Protests. Doch für eine Änderung des neuen Wahlgesetzes scheint es schon zu spät.

Daniela CAVALLO Foto dpa

Kampferprobte Betriebsrätin

Daniela Cavallo ist kampferprobt. Das hat sie in dieser Woche gezeigt, als sie vor Tausenden Beschäftigten in Wolfsburg dem Volkswagen-Management die Leviten las. Kurz zuvor hatte Vorstandschef Oliver Blume auf der Betriebsversammlung im Stammwerk vor der Belegschaft aus Sicht der Betriebsratschefin wieder einmal nur die Allgemeinplätze wiederholt, mit denen das Management seit Wochen für sein Sparprogramm wirbt. Cavallo entschied sich für Attacke, wohl wissend, dass es im stark mitbestimmten VW-Konzern sehr heikel ist, wenn die Betriebsratsspitze den Konzernchef grundsätzlich infrage stellt: „Mit einem CEO, der seinen Leuten nicht sagt, was ist, lässt sich nicht arbeiten“, rief sie den Beschäftigten im Stammwerk zu.

Das Belegschaftstreffen in Wolfsburg war nur der erste einer Reihe von Terminen, zu denen die Arbeitnehmervertreter die Führungsspitze zitiert haben. Nicht überall ist Cavallo dabei. Die Betriebsversammlungen in Emden, Hannover, Zwickau und Co überlässt sie den dortigen IG-Metall-Kollegen. Präsenz will sie aber zeigen, etwa durch Termine mit Niedersachsens Ministerpräsident Olaf Lies (SPD). So traten die beiden in dieser Woche vor dem Werkstor in Osnabrück auf, um Beschäftigten Mut zu machen und zu bekräftigen, dass man an dem Standort nach Anschlussbeschäftigung sucht, wenn dort nächstes Jahr die Autoproduktion ausläuft. Konkret geht es dort um Rüstungsprojekte.

Die Achse zwischen sozialdemokratisch regierter Staatskanzlei in Hannover und VW-Betriebsrat funktioniert, auch das sollen solche Auftritte zeigen. Wie wichtig die Politik bei VW ist, weiß Cavallo, 51 Jahre alt, natürlich genau. 20 Prozent der Stimmrechte im Konzern gehören dem Land, gemeinsam mit den Arbeitnehmervertretern im Aufsichtsrat kann Niedersachsen eine mächtige Allianz formen. Schon vor anderthalb Jahren, als VW eine erste Sparrunde angeschoben hatte, stemmten sich IG Metall und Landesregierung dagegen, dass Standorte dichtmachen. Auch jetzt, wo VW noch tiefer einschneiden will, zieht Cavallo rote Linien. Sie will Werksschließungen und betriebsbedingte Kündigungen verhindern.

Die Tochter italienischer Einwanderer hatte im Jahr 2021 den Posten von ihrem Vorgänger Bernd Osterloh übernommen. Seither kämpft sie sich durch eine Serie immer schärferer Konflikte hindurch. Auch die Arbeitnehmervertreter wüssten um die „schwierige Gesamtlage der Automobilindustrie“, beteuert sie stets, glaubt aber, dass sich die Probleme anders bewältigen lassen als mit Kahlschlag. Die nächste große Etappe im Streit steht Ende kommender Woche an. Dann kommt wieder der Aufsichtsrat zusammen. CHRISTIAN MÜSS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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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f Schwartmann

Die Suchtmaschinen müssen eingehegt werden

Der Vergleich der 48 US-Bundesstaaten mit Meta wird weitreichende Folgen haben

Knapp 16,7 Milliarden Dollar zahlt der Digitalkonzern Meta in dem außergerichtlichen Vergleich mit 48 US-Bundesstaaten, der am Mittwoch verkündet wurde. Die Summe wirkt enorm, für Meta ist sie indes leicht zu bewältigen. Allein im vergangenen Jahr hat der Konzern von Mark Zuckerberg einen Nettogewinn von 60,46 Milliarden Dollar gemacht. Auf 200 Milliarden Dollar hatten die Forderungen der Bundesstaatsanwälte gelautet, Meta hatte die Summe, um der Dramatik willen, auf 1,4 Billionen Dollar hochgerechnet.

Nun kommt der Social-Media-Komplex wesentlich preiswerter davon. Finanziell geht es aus Sicht des Unternehmens um Peanuts. Schwerwiegender sind die Pflichten, denen sich Meta unterwirft. Schaut man sich diese an, wird verständlich, warum Staatsanwälte und Kritiker von einem „Meilenstein“ in der Geschichte von Social Media sprechen. Meta weist zwar nach wie vor jedwedes schuldhaftes Verhalten von sich, das bei einem Gerichtsverfahren hätte festgestellt werden können und das Gegenstand der Zivilklagen ist, die in den USA angelaufen sind.

Die Einschränkungen jedoch, die bei Facebook und Instagram wirksam werden sollen, bestätigen, dass bei Meta – genauso wie bei den anderen Social-Media-Giganten – alles darauf angelegt ist, die Nutzer ewig vor dem Bildschirm festzuhalten und insbesondere Kinder und Jugendliche in die Sucht zu treiben.

Das sei wissenschaftlich nicht erwiesen, führte Meta immer wieder ins Feld und berief sich auf Section 230 des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s von 1996. Diesem zufolge wären Digitalplattformen für die Inhalte, die Nutzer dort verbreiten, nicht in Haftung zu nehmen. Damit reden sich die Silicon-Valley-Herrscher seit Jahr und Tag heraus. Doch es geht gar nicht allein um die – potentiell schädlichen – Inhalte, es geht, wie die Staatsanwälte betonten, um das Design der Plattformen, um die Algorithmen, um das Dauerfeuer von Bildern, Videos und Nachrichten.

Damit soll für Kinder in den USA Schluss sein: Maximal zwei Stunden pro Tag können sie künftig auf Facebook und Instagram unterwegs sein, es sei denn, ihre Eltern heben die Zeitsperre auf. Zwischen Mitternacht und sechs Uhr morgens gibt es keine Benachrichtigungen mehr, in der Schulzeit werden Nachrichten in der Zeit zwischen acht Uhr morgens und drei Uhr am Nachmittag abgeschaltet. Like-Zahlen werden ausgeblendet, die Empfehlungen des Algorithmus kann man gegen eine Nachrichten-Chronologie eintauschen, „extreme Beauty-Filter“ soll es nicht mehr geben, ebenso nicht den Autostart von Videos, der dafür sorgt, dass Nutzer nicht aufhören können. Was anderes sollen wir aus diesen Regeln herauslesen als das Eingeständnis, dass es sich um eine Suchtmaschine mit potentiell schwerwiegenden, krankmachenden, gar tödlichen Nebenwirkungen handelt?

Darüber, dass diese eingehegt werden, wacht – und das ist ein wirklich spektakulärer Punkt – ein unabhängiger, externer Prüfer, den nicht Meta bestellt, sondern den die Generalstaatsanwälte bestätigen. Er kontrolliert, ob Meta die Auflagen erfüllt, ob die Altersprüfung funktioniert, ob Kinder und Jugendliche die Beschränkungen leicht aushebeln können und ob das Suchtpotential abnimmt. Und darüber berichtet die Prüfungsinstanz öffentlich. Erfüllt Meta die Pflichten nicht, folgen Sanktionen. Mit diesen Punkten führe die Vereinbarung „zu echten Veränderungen, echter Transparenz und echtem Schutz für Kinder und Jugendliche im ganzen Land“, sagte der kalifornische Generalstaatsanwalt Rob Bonta. Man kann nur hoffen, dass er recht behält.

Geltung erlangt die Einigung, so sie vor Gericht bestätigt wird, womit zu rechnen ist, nur in den USA, nicht im Rest der Welt. Das muss die Europäische Union nicht schrecken. Sie ist mit den Auflagen ihres Digitalgesetzes, des Digital Services Acts, eigentlich vorne dran: Es fordert all das, was die US-Staatsanwälte ausgehandelt haben. Ein Verfahren gegen Meta läuft, und Anfang Juli hat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vorläufig“ festgestellt, dass Facebook und Instagram auf Suchtförderung angelegt sind. Das Dumme ist: Die EU-Kommission hat mit dem Verfahren schon im Mai 2024 begonnen. Es könnte mit einer hohen Strafe für Meta enden (sechs Prozent vom Jahresumsatz), doch wann es endet, ist offen. Der richtige Zeitpunkt dafür wäre jetzt. Die Zeit des ungebremsten Machtstrebens der Social-Media-Tycoons muss enden, nicht nur im Fall von Meta. MICHAEL HANFELD

Auch Nepal war gewarnt

Die Mechanismen der Katastrophen-Nabelschau

Hätte die tödliche Eislawinen-Katastrophe im viel besuchten Grenzgebiet zwischen Nepal und Tibet verhindert werden können? Natürlich hätte sie das. Allerdings nicht durch ein lokales Warnsystem, das in solchen Fällen mittlerweile reflexartig ins Spiel gebracht wird. Nicht im Himalaja und nicht im Kaukasus, nicht im alpinen Italien oder in der Schweiz, nirgends, wo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ie Eis- und Geröllawinen herabgestürzt sind.

Das einzige Warnsystem, das in diesen Fällen hätte funktionieren können und sollen, ist seit vierzig Jahren installiert, es wird nur in schöner Regelmäßigkeit nach jeder und bis zur nächsten Katastrophe stumm geschaltet. Der größte Fehler ist das aber noch nicht einmal. Viel fataler noch als das von eigener Unschuld getrübte Wegschauen und die Ignoranz ist die jede Vernunft kränkende Ideologisierung und damit Verachtung jener Institutionen, und zwar umso mehr, je anfälliger die Welt für solche Katastrophen wird. Die Rede ist von einem unvorstellbar großen – und alles andere als billigen – Netz der Klima-, Wetter- und Erdsystemforschung, das keinen Winkel der Erde mittlerweile unbeobachtet lässt.

Was geschah, nachdem chinesische Wissenschaftler vor vier Jahren (wieder einmal) Alarm schlugen und unter den etwa 24.000 Gletscherseen im Himalaja-Gebiet mehr als 550 als „Hochrisiko-Gletscher“ identifizierten? Nichts. Dass der Weisshorn-Gletscher oberhalb von Randa im Wallis gefährlich instabil geworden ist, dass Hunderttausende Kubikmeter Eis abzubrechen drohen (und stückenweise bereits abbrechen), erweckt, selbst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im vorigen Jahr erlebten Birch-Gletscher-Katastrophe in Blatten, wie viel öffentliche Aufmerksamkeit? Null.

Das ist die Tragödie der Katastro- phennabelschau: Außer den herzzer- reißenden Smartphone-Videos, die jed- es dieser Unglücke inzwischen wie aus jedem Winkel nahezu in Echtzeit bekannt machen, erweckt heutzutage nichts mehr genug Aufmerksamkeit, um etwas Substantielles für den Schutz der Menschen zu bewirken. In diesen Tagen haben europäische Glaziologen angekündigt, dass die Gletscherschmelze in den Alpen nach den vergangenen Hitzewellen noch über das historische Rekordniveau von 2022 steigen wird.

Die Eisschilde, die im stabilen Zustand vor Gerölllawinen schützen und von deren Wasserabfluss Millionen (im Himalaja zwei Milliarden) Menschen, auch unzählige Arbeitsplätze, abhängig sind, gehen im Rekordtempo zugrunde. Vor wenigen Tagen hat der europäische Klima- und Wetterdienst Copernicus nie gemessene Meerestemperaturen dokumentiert. Auch dies ist eine wiederholte Warnung, die angesichts der Häufung von klimatischen Notlagen als solche gar nicht mehr gekennzeichnet, geschweige denn wahrgenommen wird.

Dass in einem solchen von realen Risiken und zunehmenden Warnungen durchsetzten Umfeld die Klimaschutzpolitik derart erodieren konnte, wie es derzeit in den USA, aber auch bei uns im Land passiert, ist geradezu makaber. Die Strategien dahinter sind unterschiedlich: Die einen entkoppeln die an sich beunruhigenden Phänomene von der eigentlichen Ursache, indem sie die Fehlannahme verbreiten, der Klimawandel sei ohnehin (und sowieso von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allein) nicht mehr aufzuhalten, Klimaanpassungen wie Klimaanlagen hätten deshalb Priorität. Andere wiederum verwechseln ihre Umfragestärke mit Deutungshoheit und ersticken die Übermacht der Fakten mit billigen Parolen wie „Panikmache“.

Wer warnt, wird immer noch verspottet. Wissenschaftler aus Bremen haben in dieser Woche den Fingerabdruck des galoppierenden Klimawandels sogar schon in den Tiefen des Nordatlantiks physikalisch nachgewiesen. US-Forscher ihrerseits haben belegt, dass auch die sich zuspitzende Wasserkrise, in dem Fall im Westen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ohne die massenhafte Emission klimaschädlicher Gase nicht hätte auftreten können. Die Warnung, die damit verknüpft ist, bleibt immer dieselbe: Solange die Erderhitzung nicht gebremst wird, wächst das Katastrophenpotential. Überall. JOACHIM MÜLLER-JUNG

Dotify: So war Yayoi Kusama im dänischen Kunstmuseum Louisiana zu sehen – als „Kusama mit Kürbis" (2010) Foto Picture Alliance

Die mit dem Kürbis tanzte

Sie überzog das Universum mit einem Geflecht aus Punkten: Zum Tod der weltweit verehrten japanischen Künstlerin Yayoi Kusama.

W as ist das überhaupt, ein Punkt? In der Mathematik bloß eine gedankliche Winzigkeit, die keinen Platz für sich beanspruchen darf, eine Markierung ohne Ausdehnung, fast ein Nichts. Auf der Bildfläche aber kann der Punkt in Gestalt des mit Farbe gefüllten Kreises zum Zentralgestirn werden für ein ganzes Universum voller weiterer „Polka Dots“. So hat es die japanische Künstlerin Yayoi Kusama geschaffen.

„Sun“, Sonne, hieß eines ihrer frühesten erhaltenen abstrakten Bilder, gemalt noch in ihrem Heimatland. Damals war Kusama Mitte zwanzig und hatte den Flug nach Amerika noch nicht gebucht, der sie aus der Sphäre ihrer konservativen Herkunft lösen und letztlich zu Weltruhm bringen sollte. Auf ein nicht besonders großes Blatt Papier setzte sie 1953 zentral ein feurig rotes Rund in eine azurblaue Fläche und umgab es mit einer Aureole gleichfalls roter, länglicher Flecken. Eine Eizelle vor der Befruchtung? Eine Umdeutung der Flagge Japans? Oder eine Supernova kurz vor der Explosion?

Der Punkt als universelles Symbol lässt zahllose Deutungen zu, und Kusamas spätere All-over-Kompositionen mit dann makellos rund und bunt gewordenen Punkten in gleichmäßiger Anordnung steigerten sie ins Unendliche. Mit ihnen gefüllte, optisch von Spiegeln erweiterte „Infinity Mirror Rooms“ schuf Kusama von Mitte der Sechzigerjahre an, als noch kein Mensch von „immersiven Erfahrungen“ sprach. Ihre Räume entgrenzter Wahrnehmung sind geradezu kosmisch beliebt beim Publikum, wie sich zuletzt wieder in der Kusama-Retrospektive im Kölner Ludwig Museum zeigte, in der Punkte wie Saugnäpfe gigantische Krakenarme zierten.

„My Heart is Dancing into the Universe“ (Mein Herz tanzt ins Universum) heißt eine andere Anordnung, die 2018 mit Discokugelformen spielte. Ihr eigenes Äußeres hatte die Künstlerin längst entsprechend angepasst: Mit einem zu ihrem Markenzeichen gewordenen rot gefärbten Prinz-Eisenherz-Haarhelm und in Kleidern voller Punkte wirkte sie wie eine Astronautin auf dem Flug durch den eigenen endlosen Bildraum.

Dass das Punktemuster, wiewohl es auch an einen Geldregen erinnert und sich bestens etwa beim Aufhübschen von Luxushandtaschen für Louis Vuitton kommerzialisieren ließ, nicht bloß Dekoration oder Spielerei war, verlieh dem Schaffen Kusamas immer seine besondere Dringlichkeit. Geboren am 22. Mai 1929 in Matsumoto in ein extrem strenges Elternhaus und eine restriktive Gesellschaft, musste sie nach dem Kriegseintritt Japans als Kind in einer Fallschirmfabrik arbeiten.

Ihre künstlerischen Neigungen wurden von der Mutter mit harter Hand niedergehalten und die Tochter gezwungen, dem Vater bei dessen erotischen Eskapaden nachzuspionieren. Kusama bekam Halluzinationen, die sie nie mehr loswerden sollte: Sie sah zahllose Punkte, die alles bedeckten, den Raum, die Gegenstände, auch sie selbst in einem endlosen Netz aus Flecken. So zeigt sie sich selbst in einem der wenigen erhaltenen Jugendwerke. Wie viel Kraft es sie gekostet haben mag, ihre Ausbildung an der traditionellen Kunstschule von Kyoto durchzusetzen, lässt sich nur erahnen.

Für eine psychisch kranke, unverheiratete Frau standen die Chancen auf künstlerische Anerkennung trotz erster bescheidener Erfolge in der Heimat dennoch schlecht. Rettung kam von der anderen Seite des Pazifiks: Kusama hatte Kontakt mit der amerikanischen Malerin Georgia O'Keeffe aufgenommen und wurde von ihr ermutigt. Das war der Anstoß zum Umzug 1955 in die USA – und zum Bruch mit der eigenen Familie. Es war ein Befreiungsschlag sondergleichen, auch wenn der Anfang hart war. In den ersten New Yorker Jahren lebte Kuasama praktisch von der Hand in den Mund. Aber ihre Punktekunst fiel wie eine keimbereite Saat auf fruchtbaren Boden.

Den Durchbruch brachte 1959 die Einzelausstellung, in der Kusama mannshohe, mit weißen Punkten bedeckte Gemälde mit „Infinity Webs“ zeigte, eines der zentralen Motive ihres Schaffens. Bildnerisch stets auf eigenem Terrain zwischen Kollegen wie Mark Rothko oder Jackson Pollock und in Nachbarschaft zu Andy Warhol ging die Japanerin kompromisslos ihren eigenen Weg: niemals den einer Epigonin, sondern den einer Pionierin. Mit der eigenen psychischen Erkrankung, wegen der sie sich in Amerika in ärztliche Behandlung begab, ging sie offen um. Auch das war bahnbrechend.

Bald überzog Kusama mit aus Stoff genähten und weich gefüllten phallusförmigen Objekten diverse Möbel und nannte das Ganze „psychosomatische Kunst“: Bei dieser persönlichen Konfrontationstherapie für ihre Penisphobie entstanden aufsehenerregend feministische Werke im Umfeld der frühen PopArt und nebenbei erstmals „Soft Sculptures“. Claes Oldenburg war mit Objekten dieser Art einen Tick später dran. 1965 füllte Kusama ihren ersten „Infinity Room“ mit rot gescheckten Soft-Phalli, die wie Pilze aus dem Boden zu wuchern schienen, und stellte sich selbst im roten Overall mitten hinein. Vollkontakt suchte sie bei Performances und Happenings, teils nackt, in denen sie Körper mit Punkten bemalte oder eine „Grand Orgie to Awaken the Dead“ inszenierte. Zur Venedig-Biennale 1966 lud sie sich einfach selbst ein, verteilte am Eingang für wenig Geld spiegelnde Plastikkugeln, die auf den Narzissmus im Kunstbusiness anspielten.

Sich selbst zu inszenieren und sich selbst transgressiv zu verlieren im eigenen Werk, das war bei Kusama immer eins. Die Grenze zwischen etablierter Kunst und der „Outsider Art“ sogenannter Geisteskranker überwand sie, als sie nach Japan zurückkehrte und 1977 auf eigenen Wunsch in eine psychiatrische Klinik zog, von der aus sie fortan schaffen würde. Kunst als Therapie, ja, vor allem aber: einfach Kunst.

Nach ein paar Jahren vergleichsweiser Stille um sie folgte das Comeback als globaler Megastar, vertreten von den Megagaleristen Larry Gagosian und David Zwirner: mit ihren Kürbisskulpturen, großen internationalen Werkschauen, der offiziellen Teilnahme an der Biennale di Venezia, einem eigenen Museum in Tokio, immer weiter kletternden Auktions- und Verkaufspreisen wurden die psychedelisch wirkenden Visionen Kusamas vom endlosen Punktegeflecht über der Welt erstaunlich wahr.

Das Netzwerkdenken der Internet-Ära verwebte sich ebenso nahtlos mit ihm wie die Turbokapitalisierung des Kunstmarkts. Dass mit Letzterer der Verlust der Provokation und eine zunehmende Verkitschung von Kusamas ubiquitärer Kunst mit größtem Wiedererkennungswert einherging – geschenkt. Sie malte einfach immer weiter an ihrem Bild der Alleinheit im Zeichen des Punktes. Als letzte wahre Pop-Artistin von überwältigender Popularität ist sie, wie erst jetzt von ihrem Atelier und ihrem Museum bekannt gegeben wurde, am 14. August im Alter von 97 Jahren in Tokio gestorben. URSULA SCHEER

Vo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Offenbar ist das Bestreben der besten Dichter und ästhetischen Schriftsteller aller Nationen schon seit geraumer Zeit auf das allgemein Menschliche gerichtet. In jedem Besondern, sei es nun historisch, mythologisch, fabelhaft, mehr oder weniger willkürlich ersonnen, wird man durch Nationalität und Persönlichkeit hin jenes Allgemeine immer mehr durchleuchten und durchscheinen sehen. Da nun auch im praktischen Lebensgange ein gleiches obwaltet und durch alles irdisch Rohe, Wilde, Grausame, Falsche, Eigennützige, Lügenhafte sich durchschlingt, und überall einige Milde zu verbreiten trachtet, so ist zwar nicht zu hoffen, daß ein allgemeiner Friede sich einleite, aber doch daß der unvermeidliche Streit nach und nach läßlicher werde, der Krieg weniger grausam, der Sieg weniger übermütig. Was nun in den Dichtungen aller Nationen hierauf hindeutet und hinwirkt, dies ist es was die Übrigen sich anzueignen haben. Die Besonderheiten einer jeden muß man kennen lernen, um sie ihr zu lassen, und gerade dadurch mit ihr zu verkehren: denn die Eigenheiten einer Nation sind wie ihre Sprache und ihre Münzsorten, sie erleichtern den Verkehr, ja sie machen ihn erst vollkommen möglich. Eine wahrhaft allgemeine Duldung wird am sichersten erreicht, wenn man das Besondere der einzelnen Menschen und Völkerschaften auf sich beruhen läßt, bei der Überzeugung jedoch festhält, daß das wahrhaft Verdienstlich sich dadurch auszeichnet, daß es der ganzen Menschheit angehört. Zu einer solchen Vermittelung und wechselseitigen Anerkennung tragen die Deutschen seit langer Zeit schon bei. Wer die deutsche Sprache versteht und studiert, befindet sich auf dem Markte wo alle Nationen ihre Waren anbieten, er spielt den Dolmetscher, indem er sich selbst bereichert. Und so ist jeder Übersetzer anzusehen, daß er sich als Vermittler dieses allgemein geistigen Handels bemüht, und den Wechseltausch zu befördern sich zum Geschäft macht. Denn was man auch von der Unzulänglichkeit des Übersetzens sagen mag, so ist und bleibt es doch eines der wichtigsten und würdigsten Geschäfte in dem allgemeinen Weltverkehr. Der Koran sagt: „Gott hat jedem Volk einen Propheten gegeben in seiner eigenen Sprache.“ So ist jeder Übersetzer ein Prophet in seinem Volke.

Neue Chance für Weltkugel

So wirklich ins Schwanken ist die Berliner Buchhandlung „Zur schwankenden Weltkugel“ nicht gekommen durch die Intervention von Kulturstaatsminister Wolfram Weimer, die das Geschäft im Frühjahr den Deutschen Buchhandlungspreis gekostet hat, für den es bereits ausgewählt war. Eher im Gegenteil: Die „Weltkugel“ und zwei weitere Läden in Bremen beziehungsweise Göttingen, die das gleiche Schicksal traf, vervielfachten durch Solidaritätseinkäufe der Kundschaft seitdem ihre Umsätze.

Doch glücklich kann niemand über den Eklat sein, mit dem Weimer seine Jury und auch die Buchhandlungen brüskierte. Wohl deshalb lobt nun die Stadt Berlin einen eigenen Wettbewerb aus: dotiert mit 20.000 Euro für den „Großen Berliner Buchhandlungspreis“, jeweils 12.000 für zwei weitere Geschäfte und jeweils 5000 für die restlichen Kandidaten einer Shortlist mit sechs Namen. Initiator ist nicht Kultursenator Stefan Evers von der CDU, sondern Franziska Giffey, Senatorin für Wirtschaft, Energie und Betriebe. Sie gehört dem Koalitionspartner SPD an. Damit darf man ihr Engagement wohl als Retourkutsche in Richtung des zwar parteilosen, aber auf CDU-Ticket in die Regierung gelangten Weimer sehen. Natürlich wird betont, dass die sechsköpfige Berliner Fachjury unabhängig sei.

Aber kann sie die „Schwankende Weltkugel“ unabhängig bewerten, wenn es 2027 erstmals Preise zu verteilen gilt? Kommt der Laden auf die Liste, wird man das genauso als rein politische Entscheidung sehen wie im Fall, dass er nicht berücksichtigt werden sollte. Die Jury ist noch nicht benannt, aber schon in der Klemme. 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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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er deutscher Bürgermeister als römischer Konsul: Michael Sommer im Ingelheimer Kreistagssaal.
Foto Ben Kilb

Der in die Breite wirkt

ngelheim am Rhein, das ist deutsche Provinz. Ein dreigleisiger Bahnhof, eine zubetonierte Fußgängerzone, Dönerläden neben Weinstuben. Ingelheim war einst-

Michael Sommer ist der Bestsellerautor unter den deutschen Althistorikern. Doch auch über sein neues Buch dürften viele seiner Fachkollegen wieder die Nase rümpfen. Stört ihn das? Eine Begegnung in der deutsch-römischen Provinz.

mals aber auch römische Provinz. 500 Jahre gehörte das heutige Stadtgebiet zu einer Grenzregion des Imperiums; von hier aus wurde das Legionslager im nahe gelegenen Mogontiacum, dem heutigen Mainz, mit Getreide, Gemüse und Wein versorgt. Auf dieses Erbe ist man weiterhin stolz.

Und so steht an einem Abend im August der Althistoriker Michael Sommer im funktionalen Kreistagssaal der Stadt und hält einen Vortrag im Rahmen des Themenjahres „Römer in Rheinhessen“. Sommer sei Professor für Alte Geschichte in Oldenburg, stellt der gastgebende Landrat ihn vor, aber auch Bestsellerautor und Beiträger zahlreicher Zeitungen. Selbst bei „Terra X“ sei er schon aufgetreten – das müsse er, der Landrat, nachher unbedingt seinen Kindern erzählen.

„Von den Römern lernen, heißt siegen lernen“ ist Sommers Vortrag überschrieben. Wer deshalb Historytainment mit didaktischem Anstrich erwartet, irgendetwas zwischen Monty Python und Guido Knopp, dürfte jedoch enttäuscht sein – oder angenehm überrascht. Denn in Wirklichkeit bietet Sommer seinen gut dreißig überwiegend älteren Zuhörern eine einstündige tour de force durch 1000 Jahre römischer Geschichte, vom Aufstieg zum Weltreich über Krisen und Wandlungen bis zum Zerfall. Vom Titel bleibt eigentlich nur der Versuch, aus dieser Geschichte ein paar eher allgemein gehaltene Lektionen zu ziehen: Zivilisation sei kein Naturgesetz, das System habe eine Bringschuld gegenüber seinen Bürgern, und der historische Pessimismus der Römer solle uns dazu animieren, das Erforderliche zu tun, um einen Kollaps in unserer Zeit noch abzuwenden.

Was Sommer hier präsentiert, könnte man – trotz solcher mahnenden Appelle – die helle, „saubere“ Seite der Antike nennen: eine Abfolge bedeutender Menschen, Ereignisse und Entwicklungen. Auf andere Facetten stößt, wer auf dem Weg nach Ingelheim in einer größeren Bahnhofsbuchhandlung vorbeischaut. Denn am Tag des Vortrags ist zugleich Sommers neues Buch erschienen: „Dirty Rome. Die schmutzige Seite der Antike“ (C.H. Beck Verlag, München 2026. 352 S., geb., 26,- €). Darin geht es nur am Rande um das Schicksal von Staaten und ihre großen Lenker. Stattdessen stehen „die im Dunkeln“ im Mittelpunkt, wie Sommer in Anspielung auf Brechts „Dreigroschenoper“ schreibt, die einfachen Menschen, deren Leben in Kapiteln über Themen wie Schmutz, Mietwucher oder Epidemien geschildert wird.

Wie der Vortrag ist auch das Buch seriöser, als es der Titel vermuten lässt. Was vom Verlag als „die dreckige Wahrheit“ über das alte Rom beworben wird, entpuppt sich bei der Lektüre als ein sauber recherchiertes und anschaulich dargestelltes Panorama des römischen Alltags. Das war bei Sommers vorherigen Büchern nicht anders. „Mordsache Caesar“ (2024) ist im Kern eine mittellange Caesar-Biographie, und bei „Dark Rome“ (2022) beschwerte sich gar ein Amazon-Rezensent, so „dark“ sei das Geschilderte gar nicht, Sommer gehe doch recht schnell wieder zur „übli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über.

Viele von Sommers Fachkollegen dürften über „Dirty Rome“ dennoch wieder genauso die Nase rümpfen wie über dessen Vorgängerwerke. Manch einem mag die Aufmachung so verdächtig erscheinen, dass er den Inhalt gar nicht erst beachtet. Bei der „Verdammt blutigen Geschichte der Antike“ (2025) etwa – Untertitel: „ohne den ganzen langweiligen Kram“ – empörten sich einige Koryphäen über die vermeintliche Unterstellung, sie selbst seien dann wohl für „den langweiligen Kram“ zuständig. Andere monieren, dass Sommer kaum noch als Forscher in Erscheinung trete und seinem Auftrag als Universitätsprofessor somit nicht gerecht werde. Bücher wie die seinen könne schließlich auch ein Lehrer schreiben.

Stört Sommer diese Kritik seiner Peers? Oder nimmt er sie gerne in Kauf, wenn er dafür die Gunst des Publikums gewinnt? Neu seien solche Vorwürfe für ihn jedenfalls nicht, erzählt Sommer nach dem Vortrag beim Essen in einem örtlichen Weinlokal. Schon in seinem Habilitationsgutachten habe es geheißen, er schreibe „journalistisch“ – und das sei nicht als Kompliment gemeint gewesen.

Zum populären Schreiben im eigentlichen Sinne kam er dennoch eher zufällig. Nach seinen Qualifikationsarbeiten zu den politischen Institutionen der Phönizier und zum römischen Nahen Osten fragte das Geschichtsmagazin „Damals“ einige Artikel bei ihm an. Durch diese wurde wiederum der Kröner Verlag auf ihn aufmerksam, und bald veröffentlichte Sommer dort und anderswo beinahe im Jahrestakt Überblicksdarstellungen zur phönizischen, römischen oder sizilianischen Geschichte.

Damit hatte Sommer seine Berufung gefunden. Zwar setzte er seine wissenschaftliche Laufbahn fort, wurde nach Lehrjahren in Freiburg zunächst Dozent in Liverpool und 2012, im Alter von 42 Jahren, Professor in Oldenburg. Doch spätestens danach schrieb er immer häufiger für ein Laien- und immer seltener für ein Fachpublikum. Während andere um Rufe, Preise und Drittmittel konkurrierten, erlebte Sommer seinen Durchbruch in die Bestsellerlisten, als „Dark Rome“ 2022 auch von Denis Scheck gepriesen wurde.

Bei der Geschichte vom „geheimen Leben der Römer“ habe er bewusst etwas riskiert, erzählt Sommer, mehr

Witz und mehr Storytelling gewagt. Das zahlte sich aus: „Dark Rome“ verkaufte sich mehrere Zehntausend Mal, auch spätere Bücher haben ähnliche Auflagen erzielt. So erfolgreich wie Sommer ist kein anderer deutscher Althistoriker auf dem Markt.

Hat ihn das von seinen Kollegen entfernt? Hat es vielleicht sogar den Neid derer geweckt, die sich für die bedeutenderen Forscher halten, nun aber erleben müssen, wie jemand von geringerem wissenschaftlichen Standing die Diszipli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repräsentiert? Er nehme sich im Fach als „relativ gut vernetzt“ wahr, meint Sommer selbst. Doch auch von seiner Seite scheint immer wieder Distanz durch, etwa wenn er die Drittelmittelfixierung seiner Kollegen kritisiert, Tagungsbände für „oft völlig witzlos“ erklärt oder berichtet, auf Konferenzen frage er sich bei neun von zehn Vorträgen, ob er das Präsentierte eigentlich überhaupt wissen wolle. „Ich bin immer schon jemand gewesen, der eher den Wald sieht als die Bäume“, fügt er als Begründung an.

Entschieden tritt er dem Vorwurf entgegen, er vernachlässige mit der Forschung zugleich seine professoralen Pflichten. Wissensvermitt-

lung, meint er, gehöre doch auch zu den Aufgaben eines Professors. Und da sehe er in der Alten Geschichte eine Lücke: „Mein Fach braucht dringend jemanden, der in die Breite wirkt.“ Tatsächlich dürfte es der Disziplin kaum schaden, wenn Sommer mit seinen Büchern Menschen erreicht, die nicht zu den Abonnenten historischer Fachzeitschriften zählen – gerade in Zeiten, in dene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unter wachsendem Rechtfertigungsdruck stehen. Salomonisch könnte man von einer Arbeitsteilung zwischen ihm und seinen forschenden Kollegen sprechen.

Anders als bei früheren Popularisierern wie Christian Meier oder Karl Christ kann man bei Sommer freilich auch als Fachfremder eine Aussageabsicht, ja einen intellektuellen Fragenhorizont vermissen. „Dieses Buch verfolgt das Ziel, ein wenig Licht auf die Schattenseiten der römischen Welt zu werfen“, heißt es im Vorwort von „Dirty Rome“. „Verständnis für das Funktionieren einer Gesellschaft“ erlange man nämlich nicht vom „Sonnendeck“, sondern vom „Maschinenraum“ aus. Was genau die vielen kleinen, lebhaft erzählten, aber eher assoziativ verbundenen Episoden über die Funktionsweise der römischen Gesellschaft aussagen sollen, bleibt dann jedoch weitgehend unklar. Insofern ähneln Sommers Werke den noch erfolgreicheren erzählenden Sachbüchern eines Florian Illies oder Uwe Wittstock, die ebenfalls gekonnt Anekdoten arrangieren, ohne dass sich daraus immer ein größeres Ganzes ergäbe.

Lernen kann der Leser trotzdem einiges. Etwa warum die Getreidepreise, so Sommer mit einem für ihn charakteristischen Gegenwartsbezug, die „Benzinpreise“ des alten Roms waren: Die römische Ernährung habe fast nur aus Weizen, Gerste und Hülsenfrüchten bestanden, erklärt er, deshalb sei die Getreideversorgung der Hauptstadt ein hochpolitisches Thema gewesen, mit dem sich Karrieren machen oder zerstören ließen. In solchen kleinen Erkenntnisgewinnen sieht Sommer denn auch den Zweck seiner Bücher: „Ein Sachbuch braucht keine These, sondern möglichst viele Aha-Effekte.“ Vielen wird das genügen, einigen nicht.

Wo einmal so etwas wie ein Programm durchscheint, wirkt das auf manch einen anachronistisch. „Der hier so lustvoll zelebrierte Ikonoklasmus kommt Jahrzehnte zu spät“, schrieb ein Rezensent zur „Verdammt blutigen Geschichte der Antike“ (F.A.Z. vom 4. September 2025). Sommer und sein Mitautor (und langjähriger Lektor) Stefan von der Lahr verkünden darin, sie wollten „dem Pathos, mit dem die Geschichte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versehen wurde, ein wenig die Luft“ herauslassen: „NEIN, 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ße waren keine Werte des antiken Griechenlands!“ „Dark Rome“ kann man zumindest dem Titel nach einen ähnlichen Anspruch unterstellen, und auch „Dirty Rome“ beginnt wieder mit Winckelmanns „Antike-Verklärung“, wobei die Frage nach ihrer heutigen Bedeutung offenbleibt.

Doch müssen Menschen im 21. Jahrhundert, da fast alle Filme, Serien und Videospiele die grausamen Facetten der Antike betonen, wirklich noch davon überzeugt werden, dass die Griechen und Römer nicht ausschließlich nach dem Wahren, Schönen und Guten strebten? Sommer überlegt und differenziert. Einerseits glaube er, dass sich das idealisierte Antikenbild in vielen Gesellschaftsschichten viel stärker gehalten habe, als die meisten Wissenschaftler denken. Gerade jetzt werde es wieder von der amerikanischen Rechten bemüht. Auf der anderen Seite hätten von der Jahr und er aber auch einfach einen „Pappkameraden“ gebraucht, gegen den sie anschreiben konnten.

Das ist entwaffnend ehrlich. Überhaupt wirkt Sommer den ganzen Abend über so unprätentiös, wie er in Chinos und Poloshirt schon auf den ersten Blick erscheint. Als ein Zuhörer ihn nach dem Vortrag um sein Manuskript bittet, bietet er kurzerhand an, es auf der Website des Landkreises für jedermann verfügbar zu machen. Konfrontiert man ihn mit einer unklaren Stelle aus seinem Buch, gibt er unumwunden zu, seine Formulierung nun selbst nicht mehr zu verstehen. So nimmt man ihm auch ab, dass ihn die Kritik seiner Peers tatsächlich nicht anficht, er in erster Linie zur eigenen Freude und in zweiter Linie zur Freude der Leser schreibt, wie er sagt.

Zugleich merkt man im Gespräch, dass er ebenso viel Freude an der intellektuellen Auseinandersetzung hat. Sie möchte Sommer künftig wieder stärker suchen. Sein nächstes Werk solle wissenschaftsnaher, argumentgetriebener werden, kündigt er an. Als Professor, meint er, könne man bei leichter gewichtigen Büchern zwar eine Zeit lang aus den eigenen Seriositätsreserven schöpfen. Irgendwann aber seien diese aufgebraucht. JANNIS KOLTERMANN

Mission und Bekehrung müssen gar nicht sein

Hans-Günter Wagner untersucht die Popularisierung des Buddhismus im Westen

Während Christentum und Islam vielfach in Konflikten stehen, breitet sich der Buddhismus eher unauffällig in den Nischen westlicher Städte aus. Das überrascht wenig: Im Namen des Buddha lassen sich kaum Kriege rechtfertigen, und auch das Theodizeeproblem tritt in den Hintergrund. Stattdessen steht das individuelle Seelenheil im Mittelpunkt – auch wenn der Buddhismus die Existenz einer über den Tod hinausgehenden, beständigen Seele eigentlich verneint.

Im Westen hat sich der Buddhismus so zu einer besonders beliebten asiatischen Tradition entwickelt, obgleich er keineswegs auf Mission und Bekehrung aus ist. In vielen Städten entstehen Zentren mit Meditationskursen und spirituellen Angeboten, während der Buddhakopf zugleich zum allgegenwärtigen Dekorationsobjekt geworden ist. Dabei gerät leicht in Vergessenheit, dass der Buddhismus in Deutschland erst seit etwa 1830 breiter bekannt ist. Diese Popularisierung geht häufig mit Vereinfachungen einher: Ursprünge, historische Entwicklungen, innere Widersprüche und die Vielfalt buddhistischer Strömungen werden ausgeblendet.

Mit der Rezeption des Buddhismus im Westen beschäftigt sich Hans-Günter Wagner in zwei nahezu gleichzeitig erschienenen Büchern, die sich in Inhalt, Umfang und Preis ähneln. Der Autor, Verfasser zahlreicher Bücher, darunter eines Standardwerks zum chinesischen Buddhismus, sowie Übersetzer chinesisch-buddhistischer Texte, geht darin grundlegenden Fragen nach: Wie wurde der Buddhismus im Westen aufgenommen? Handelt es sich um Religion oder eher um Philosophie, Lebenskunst oder Ethik? Wie verhält er sich zur modernen Wissenschaft? Und was bedeutet die buddhistische Erlösungssuche im westlichen Kontext?

„Morgenlicht über dem Abendland“ widmet sich besonders der ambivalenten Begegnung zwischen Buddhismus und westlicher Kultur. Wagner beschreibt die vielfältigen Wege, auf denen der Buddhismus in den Westen gelangte – und seine widersprüchliche Rezeption: Einerseits erscheint er als moderne, dogmenfreie „Wellnessreligion“, andererseits existieren esoterische Strömungen mit starker Guruverehrung, die problematische Dynamiken bis hin zu sexuellem Missbrauch begünstigen können.

Wagner kritisiert solche oberflächlichen Aneignungen und sondiert auch die Einordnung des Buddhismus als reine Religion, da er philosophische, ethische und lebenspraktische Dimensionen umfasse. Zugleich arbeitet er Verbindungen zur westlichen Philosophie und zur modernen Wissenschaft, namentlich der Psychologie und den Neurowissenschaften, heraus.

Ein aufgeklärter, „säkularer Buddhismus“ biete sich der westlich-modernen Welt eigentlich an, meint er. Darunter versteht er einen Buddhismus, „der den Erkenntnissen moderner Wissenschaft nicht widerspricht und Logik und Vernunft nicht beleidigt“, der aber „mit seiner (in den Ursprüngen) metaphysischen Abstinenz und praktischen Übung des Mitgefühls und der Achtsamkeit eine Ergänzung oder gar ein Korrektiv zu einer „kognitivistischen“ Moral globalisierter Gesellschaft“ bilden könnte. Dennoch sieht er die Zukunft eines „postguruistischen“ Buddhismus im Westen eher skeptisch. Allenfalls liege im „rationalen Gehalt der buddhistischen Lehre, verbunden mit ihrem zutiefst humanitären Anliegen“ eine tragfähige Basis.

„Buddhismus. Eine Spurensuche in der westlichen Kultur“, weniger ansprechend gestaltet und in einem Verlag erschienen, der ein spirituell-esoterisches Programm pflegt, beginnt mit einer knappen Einführung in die Grundlagen des Buddhismus und konzentriert sich anschließend auf seine Spuren im westlichen Denken. Dies geschieht in thematisch gegliederten Kapiteln, die unter anderem das Verhältnis des Buddhismus zu westlicher Philosophie, Christentum und Atheismus sowie zu modernen Gesellschaftstheorien beleuchten.

Hans-Günter Wagner: „Buddhismus“. Eine Spurensuche in der westlichen Kultur. Origo-Verlag, Bern 2026. 512 S., br., 38,- €.

Hans-Günter Wagner: „Morgenlicht über dem Abendland“. Der Buddhismus im Westen zwischen Vernunftreligion und Guru-Kult. Matthes & Seitz Verlag, Berlin 2026. 490 S., geb., 38,- €.

Weitere Schwerpunkte liegen auf innerer Erfahrung, buddhistischer Ökonomie und Ökologie sowie den Künsten im Kontext von Sinnsuche, Glück und Heilung. Abschließend untersucht der Autor auch Phänomene wie Krypto-Buddhismus und institutionalisierte Formen und fragt, was aus dem Buddhismus im Westen geworden ist und wie er dort verändert wurde. Insgesamt wird deutlich, dass viele buddhistische Ideen – etwa zu Leid, Vergänglichkeit, Ichlosigkeit und Sinnsuche – auch im westlichen Denken bereits angelegt sind. Zugleich werden Einflüsse auf moderne Disziplinen wie Psychologie und Ökologie sichtbar. Das Buch verbindet zahlreiche Quellen zu einer umfassenden Analyse und zeigt auch Grenzen auf, etwa bei Versuchen, buddhistische Lehren naturwissenschaftlich zu begründen.

Wagner weist in beiden Büchern zu Recht darauf hin, wie irreführend es angesichts der vielen buddhistischen Schulen und Traditionen – Theravada, Mahayana, Vajrayana, chinesischer und tibetischer Buddhismus, Zen und andere – ist, von dem Buddhismus zu sprechen. Besser wäre es, so Wagner, von „Buddhismen“ zu sprechen. Dennoch benutzt er selbst meist den Singular. Angesichts der Verschiedenheiten der buddhistischen Heilswege und -angebote erscheint dieses Vorgehen widersprüchlich.

Immer wieder betont der Autor, dass sich diese „Religion“ nur bedingt für starre Dogmenbildung oder eine zentrale Organisation eigne. Seine Arbeiten machen deutlich, dass der Buddhismus im Westen weder auf Wellnesstrends noch auf esoterische Strömungen reduziert werden kann, sondern als vielschichtige Denk- und Lebensform ernst genommen werden sollte.

Der Autor ist nicht im akademisch-sinologischen Betrieb sozialisiert, was sich in vergleichsweise knappen Quellennachweisen niederschlägt – ohne dass es seiner Sachkenntnis Abbruch täte. Statt die Leserschaft mit philologischen oder historischen Detaildebatten zu überfordern, konzentriert er sich auf die großen Zusammenhänge. So bieten beide Bücher einen gut lesbaren, bisweilen etwas ausführlichen Zugang zu den vielfältigen Aspekten des Buddhism und liefern zugleich zahlreiche Anregungen für ein reflektiertes Verständnis – auch dort, wo sie selbst zur Diskussion herausfordern. AXEL MICHAELS

Ein Schloss wird zum Tempel: buddhistische Mönche im hessischen Borken Foto dpa

Die AfD im Siegesrausch

Ein Gespräch mit dem Soziologen Matthias Quent über Demokratie als Elitenprojekt, autoritäre Selbstwirksamkeit und die grassierende Lust an der Zerstörung.

Herr Quent, die AfD liegt in Sachsen-Anhalt in Umfragen derzeit bei etwa 42 Prozent. Was bedeutet es für eine Demokratie, wenn 42 Prozent eine Partei wählen wollen, die von einem großen Teil der Öffentlichkeit als Gefahr für eben diese Demokratie betrachtet wird?

Das ist ein Alarmsignal für die Demokratie mit langem Vorlauf. Auch in Westdeutschland erreicht die AfD in vielen Regionen sehr hohe Werte, ihr Potential liegt dort deutlich über 30 Prozent. Dieses Alarmsignal gilt für das ganze Land.

Die AfD inszeniert sich gerade nicht als Gegnerin der Demokratie, sondern als deren Verteidigerin – gegen die Eliten. Offenbar gibt es unterschiedliche Verständnisse von Demokratie.

Die AfD ist sehr präsent und bürgernah. Sie steht auf Märkten, kumpelt mit den Leuten herum und gibt ihnen das Gefühl, nicht mehr ohnmächtig zu sein. Gleichzeitig sagt sie ihnen: Die Eliten, die alten Parteien haben euch verraten, sie interessieren sich nicht für euch. Die populistische „wahre Demokratie“ ist vor allem ein Gefühl, gesehen zu werden: „Das sind Leute wie du und ich. Die reden wie wir und sind nicht politisch korrekt.“ Es gibt den Begriff des „Vulgärdemokratismus“. Was eine vermeintliche Mehrheit will, gilt absolut. Und so etwas wie unveränderliche Grundrechte, wie sie im Grundgesetz verankert sind, seien nur Fesseln. Mit dieser Volkswille-Stimmung delegitimiert die AfD die Demokratie.

In Ostdeutschland kommt noch eine besondere historische Erfahrung hinzu. Bei vielen herrscht ein historisch gelerntes, outputorientiertes Verständnis von Demokratie. Was macht der Staat für mich? Die Erwartungshaltung ist hoch. Das adressieren die Rechten, indem sie behaupten, Migranten werden bevorzugt, Transgender-Personen werden bevorzugt, aber „dem Volk“ gehe es immer schlechter. Paradoxerweise ist das ein konsumistisches Demokratieverständnis, eine Art Lieferando-Kultur: Demokratie wird nicht als etwas verstanden, das ich mitgestalte, sondern als etwas, das liefern soll. Passt die Lieferung nicht, gebe ich dem ganzen Laden eine schlechte Bewertung.

Ist Demokratie für die AfD vor allem ein Instrument, um an die Macht zu gelangen?

Wenn wir auf Länder schauen, in denen rechte autoritäre Parteien regieren oder regiert haben, stellt man fest, dass ihr Verhältnis zur Demokratie ziemlich instrumentell ist. Demokratie ist so lange nützlich, wie sie einen an die Macht bringt.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ist, was danach passiert: Werden die demokratischen Rechte der Opposition und von Minderheiten weiterhin ernst genommen und geschützt? Oder geht es in Richtung Demokratieabbau? Das ist verfassungstheoretisch auch die Begründung der „Brandmauer“. Es geht nicht darum, nicht mit AfD-Leuten zu reden, weil man sich moralisch nicht die Finger schmutzig machen will. Sondern darum, demokratische Institutionen vor dem Zugriff von Kräften zu schützen, die sie im formal demokratischen Rahmen kaputt machen wollen.

Ulrich Siegmund, der Ministerpräsident von Sachsen-Anhalt werden könnte, hat kürzlich in einem Podcast gesagt, er wolle prüfen, ob der Landesverfassungsschutz abgeschafft werden sollte. Etwas prüfen wollen ist einerseits eine politische Leerformel, andererseits fasst es die Strategie der Delegitimierung der Institutionen wehrhafter Demokratie und verweist auf die genannte Richtung: Demokratieabbau. Ich halte Siegmund als Person für überbewertet. Wenn man nach Sachsen oder Thüringen schaut, sind die Umfrageergebnisse fast identisch, um die 40 Prozent. Er könnte Ministerpräsident werden. Aber sein Verdienst für den Erfolg der AfD in den Umfragen schätze ich als eher gering ein. Einen starken Siegmund-Effekt gibt es nicht. Die AfD könnte auch einen blauen Besen aufstellen.

Ist Demokratie zu einem Elitenprojekt geworden – proeuropäisch, diversitätsorientiert, urban, akademisch –, dessen Werte einem Teil der Bevölkerung nicht mehr vermittelt werden können?

Man kann berechtigterweise den Vorwurf machen, dass gerade eine elitäre akademische Linke – und nicht nur sie – gesellschaftliche Wandlungsprozesse unterschätzt und nicht gut vermittelt, sondern teilweise selbst polarisierend gewirkt hat. Anerkennung, Sprache, Gesten und vor allem politische Repräsentation haben die Mehrheit der Nichtakademiker teilweise zurückgelassen. Gerade sie können dann den Eindruck gewinnen, dass das, was akademische Milieus machen, selbst undemokratisch ist, weil Alltagsfragen auf der Strecke bleiben und man sich nicht repräsentiert, sondern gegängelt fühlt von Politikern aus höheren Bildungsklassen. Propagandistisch verstärkt lässt sich die Erfahrung fehlender Anerkennung hervorragend aufstacheln.

Sie gehören selbst zu diesem akademischen Milieu. Sie haben ein Institut für Demokratische Kultur mitbegründet, aber wen erreichen Sie überhaupt noch? Einerseits war die Nachfrage nach den Themen Demokratie und Rechtsextremismus nie größer. Andererseits diskutieren wir im Bildungsbürgertum teilweise entkoppelt von nichtakademischen Lebenswelten. Immerhin: Viele meiner Studierenden kommen aus nichtakademischen Familien, aber das Bildungssystem ist immer noch zu undurchlässig. Politische Bildung rauscht zu oft an den Berufsschulen, Sekundar -bzw. Realschulen vorbei. Auf Grund des Lehrermangels kann dort nicht mal der Lehrplan erfüllt werden – verkürzte Wochen und Tage sind die Regel, was Eltern zu Recht auf die Palme bringt. Das vermittelt den Eindruck, abgehängt zu sein und dass der Staat seine Aufgaben nicht erfüllt, und das stimmt ja auch.

Aber wenn diese Menschen nicht erreicht werden und die AfD bei 42 Prozent steht, ist die Demokratieförderung dann nicht gescheitert?

Ja und nein – es gilt das Präventionsparadox: Ohne Demokratieförderung würde die AfD bei 52 Prozent stehen. Ich habe ein Störempfinden, wenn ich sehe, wie schlecht und kurzfristig finanziert Demokratieförderung ist und wie sie mit Erwartungen überfrachtet wird. Damit Bildung wirken kann, muss sie überhaupt stattfinden können. Es ist oft kaum möglich, langfristige Beziehungsarbeit zu leisten. Das breite Feld der Demokratieförderung hat verschiedene Probleme, und manches ist zu selbstreferentiell ausgerichtet. Ohnehin können Projekte nicht einfangen, was politisch verpasst wird: Die zentrale Instanz in der Demokratie sind die Parteien.

Auf dem Weg zu einer Wahlkampfveranstaltung des Spitzenkandidaten in Sachsen-Anhalt: Fahnengeschmückter Trabi in Quedlinburg

Sie sprechen auch von Rache als politischem Motiv. Der Kabarettist Uwe Steimle sagte bei einer AfD-Veranstaltung über das neue Porträt Angela Merkels: „Im Moment hängt sie erst mal.“ Und wenn der Nagel breche, „dann stellen wir sie an die Wand“. Das Publikum lachte.

Diese Mischung aus zynischem Humor und Entmenschlichung hat man über Jahre in den USA beobachten können. Man bricht ein Tabu mit einem Augenzwinkern. Das ist eine „slippery slope“, eine schiefe Ebene auf dem Weg der Radikalisierung. Über die Ambivalenz wird die Gewalt denkbar. Es geht um Rache durch Gewalt, die für dieses Milieu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t. Schon jetzt sind rechte Gewalttaten auf Höchstwerten und am Horizont steht die Möglichkeit: Wenn wir an der Macht sind, gibt es den großen Knall. In dieser Mischung aus Aufregung, Zynismus und Gewalt liegt auch ein erlebter Lustgewinn, der das Aufputschende an der AfD ausmacht, gerade für junge Männer.

Foto Laif
Matthias Quent
Foto Sio Motion

Rache setzt voraus, dass man sich zuvor verletzt oder gedemütigt gefühlt hat. Leo Löwenthal identifizierte diese Technik faschistischer Agitation schon Ende der 1949: Den Menschen immer wieder einreden, sie werden ständig betrogen und seien die ewigen Verlierer. Diese Agitation betreibt die AfD, zuletzt wieder Alice Weidel im Sommerinterview. Besonders Ostdeutsche werden als ewig Betrogene mobilisiert. Das kann an realen Erfahrungen andocken. AfD-Wähler kommen überproportional aus bildungsferneren Milieus. Viele haben häufig die Erfahrung gemacht, nicht repräsentiert und gehört zu werden. Es geht immer um das Gymnasium und Abitur, um die besser Gebildeten, die einem die Welt erklären. Nicht wenige erfahren natürlich zur Recht wegen ihrer extremen politischen Einstellungen soziale Ächtung. Das ist mit Kränkungen verbunden und mit Situationen von Erniedrigungen – gerade bei Charakteren mit großem Geltungsdrang. Da kann die Aussicht auf Rache auf fruchtbaren Boden fallen. Das hat eine emotional aktivierende Funktion und ist gefährlich, weil die Sehnsucht nach Disruption nach Befriedigung sucht. Wenn ein AfD-Europaabgeordneter wie in Stendal Jugendliche mit einem Baseballschläger verprügelt, weil sie Plakate beschädigen, und das aus der Partei noch gedeckt wird, dann ist das die Verwirklichung dieser Rachegelüste.

Bei der Lust auf Rache geht es auch um Zerstörung. Im Sachsen-Anhalt-Monitor sagt ein Drittel der Befragten, es brauche eine Revolution statt Reformen. Woher kommt diese Lust an der Disruption? Das ist ein emotionaler Zustand von durch Propaganda verstärkter Frustrationen, der bei vielen Menschen wohl gar nicht konkret inhaltlich unterlegt ist. Die Grundstimmung ist: So geht es nicht weiter. Viele Leute haben vor allem dieses diffuse Gefühl, dass alles kurz vor dem Untergang steht. Fragt man nach, heißt es, Migranten gehören massenhaft abgeschoben. Das hört man vor allem dort, wo es wenig Migration gibt. Dieser aggressive Impuls, der etwa für Wirtschaft und Pflege selbstzerstörerisch ist, basiert stark auf affektiven, überzogenen Bedrohungsgefühlen. Den Wunsch nach Disruption sehen wir auch in den USA, in Argentinien und in vielen anderen Ländern. Carolin Amlinger und Oliver Nachtwey sprechen von „Zerstörungslust“. Es ist eine Reaktion auf erfahrene Ohnmacht. Auf das Gefühl, in einer Welt voller Krisen immer häufiger fremdbestimmt zu sein. Zugleich gibt es eine große Ungeduld mit demokratischen Verfahren, die nicht von heute auf morgen radikale Lösungen liefern können.

Im Wahlkampf von Ulrich Siegmund ist allerdings eine Siegermentalität zu spüren. Ohnmacht scheint da nicht das vorherrschende Gefühl zu sein. Ja und nein. Erst einmal trifft der Ohnmachtsbegriff inzwischen vor allem auf den Rest der Gesellschaft zu. Das ist das Neue: Die Ohnmacht hat die Seiten gewechselt – hin zu den Liberalen, zur politischen Mitte. Ich beziehe mich in meinem Buch auf Erich Fromm. Eine der zentralen Reaktionen auf das unerträgliche Gefühl der Ohnmacht ist Autoritarismus. Steffen Mau hat das als „stellvertretende Selbstwirksamkeit“ bezeichnet, die man auf eine starke Partei projiziert. Menschen lösen ihre Ohnmacht in einer autoritären Bewegung auf, die vermittelt: Wir sind die Rettung, du wirst endlich gehört. Man muss im Alltag nichts ändern und kann die Anstrengung der Komplexität kleinteiliger Reformen umgehen. Ohnmacht spielt also eine zentrale Rolle, aber als deren Auflösung in der Suche von Allmacht.

Das klingt trotzdem nach einem starken Gefühl politischer Selbstwirksamkeit. Ja, die AfD kann anders als die anderen Parteien ihre Wählerpotential fast vollständig mobilisieren, weil sie Menschen erfolgreich das Gefühl gibt, dass sie nur durch diese Partei wirklich etwas ändern könnten. Das Gefühl ist aber trügerisch, weil die Programmatik der AfD nicht auf mehr, sondern auf weniger demokratischer Beteiligung, Rechte und Kontrolle hinausläuft. Das ist das autoritäre Paradox: Ein durchaus demokratischer Impuls hat antidemokratische Folgen.

Was passiert, wenn aus dem Gefühl der Ohnmacht plötzlich das Gefühl entsteht: Wir können gewinnen? Eine der größten Gruppen unter den AfD-Wählern sind frühere Nichtwähler. Sie haben zum ersten Mal das Gefühl, wirklich von einer Partei angesprochen zu werden. Im Gespräch und auf AfD-Veranstaltung spürt man eine Euphorie, die auf oft eher drögen Parteiveranstaltungen selten ist – derzeit ein regelrechter Siegesrausch. Wir wissen aus der Forschung: Leute, die Hasskommentare schreiben und damit Aufmerksamkeit erzeugen, erfahren einen Lustgewinn. Dieser euphorische Moment aktiviert.

Ivan Krastev beschreibt den Bürger im Zeitalter des Populismus als Fan: Man hält zur eigenen Mannschaft, egal was passiert. Populisten beherrschen diese Emotionalisierung besonders gut. Exakt – und diese Emotionalisierung ist das historische Muster des Faschismus. Komplexe Krisen lassen die Demokratie hilflos erscheinen, während Ängste und Frustrationen im Internet permanent propagandistisch und emotional verstärkt werden. Die AfD ist längst nicht mehr nur die schlechte Laune-Partei, das war sie lange: eine Art organisierter Kulturpessimismus. Sie verbindet das jetzt mit Siegesstimmung und nationalen Auferstehungsnarrativen. Auch das ist ein Element des Faschismus.

Warum überlassen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den Populisten die Emotionen? Gute Frage. Aus Angst vor Kritik? Generell sind demokratische Emotionen schwieriger, weil Demokratie letztlich Fakten, Kompromiss und Vernunft verpflichtet sein sollte. Es gibt durchaus Politiker, die gerade deshalb beliebt sind, weil sie volksnah und mal emotional und kantig auftreten. Der politischen Mitte fehlen emotional verbindende Repräsentationsangebote und Sympathieträger. Das ist auch ein Grund dafür, dass die Linkspartei derzeit in Prognosen so erfolgreich ist. Ihr gelingt es zumindest, emotionale Stimmungen und die Themen gerade von jungen Leuten aufzugreifen.

Was passiert, wenn Ulrich Siegmund tatsächlich Ministerpräsident wird?

sächlich Ministerpräsident wird? Dann kann die AfD die Landesregierung und die Institutionen des Föderalismus nutzen, um die Politik bundesweit zu jagen, zu prägen und damit auf ihr eigentliches Ziel hinzuarbeiten: Die Übernahme der Bundesregierung 2029. Mäßigung ist unrealistisch, wo Extremismus belohnt wird. Eine Landesregierung kann auch gar nicht so viel falsch machen. Im Zweifelsfall gibt sie dem Bund oder Brüssel die Schuld. Die AfD wird an einer Landesregierung nicht entzaubert, wie manche ohne jede empirische Grundlage hoffen, sondern weiter normalisiert. Magdeburg ist für die Partei nur ein Zwischenstopp auf dem Weg an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Fragen stellte Melanie Mühl.

Matthias Quent ist Soziologe und lehrt an der Ernst-Abbe-Hochschule Jena. Zuletzt erschien von ihm das Buch „Keine Macht der Ohnmacht“ (Piper).

Ist doch ein schöner Spätsommer!

Rückkehr in eine trügerische Normalität? Ein Sommer geht zu Ende, in dem der Klimawandel in Europa sein Gesicht gezeigt hat wie nie zuvor, und es passiert – nichts

I m Film „The Day after Tomorrow“ kommt es in den ersten Minuten zu einem Wortwechsel zwischen einem Klimawissenschaftler und einem Politiker. Das Klimaabkommen umzusetzen, werde die Weltwirtschaft Hunderte Milliarden Dollar kosten, sagt der Politiker. Nichts zu tun, werde noch teurer, sagt der Wissenschaftler. Der CO₂-Ausstoß habe das Klima labil gemacht. Die Wirtschaft sei ebenso labil, sagt der Politiker. So weit, so vertraut. Von der nächsten Szene an überschlagen sich die Ereignisse: In Japan fallen handballgroße Hagelkörner vom Himmel, Tornados zerstören Los Angeles, Manhattan wird erst überflutet, dann unter Schnee und Eis begraben, Millionen Menschen sterben und am Ende schwört der Politiker – es ist der Vizepräsident der USA, der Präsident ist inzwischen auch tot – seine verbleibenden Landsleute auf ein demütigeres Leben ein.

Filmisch: bildmächtige Unterhaltung. Wissenschaftlich: ziemlicher Quatsch. Dass die schmelzenden Polkappen die Atlantikströmung kollabieren lassen und extrem kalte Winter folgen, ist ein Szenario, das Klimaforscher zunehmend besorgt in Betracht ziehen; keinesfalls aber würde die Nordhalbkugel innerhalb von Wochen unbewohnbar werden.

Es ist in diesen Tagen, in denen immer wieder die Frage auftaucht, was von dem Sommer der Brände, Hitzewellen und austrocknenden Flüsse wohl bleiben wird, aufschlussreich, sich an den 22 Jahre alten Film zu erinnern. Regisseur Roland Emmerich wollte aufrüttelnd davon erzählen, was es bedeutet, immer mehr Treibhausgase in die Atmosphäre zu befördern, und erzählte am Ende, was nicht passieren wird.

Weil der Klimawandel, so wie er passiert, nun mal kein gutes Drehbuch hergibt. Was auch einiges darüber sagt, warum er in der Wirklichkeit so schwer zu vermitteln ist.

Seine Konsequenzen haben in diesem Sommer zwar einige Bilder geliefert, die einem Katastrophenfilm zu entstammen scheinen. Besonders erschreckende kamen am Mittwoch aus dem Himalaja, wo eine Sturzflut eine noch unbekannte Zahl von Toten forderte. Ausgelöst hat sie wohl der Abbruch eines riesigen Eisblocks in einem Gebiet, in dem die Gletscher besonders schnell schmelzen. Doch der Klimawandel vollzieht sich nicht als dramatischer Einbruch, nach dem für eine ganze Gesellschaft nichts ist wie zuvor. Nichts ist wie zuvor – das gilt immer nur für Einzelne: für die Menschen in den nepalesischen Dörfern, für die Bewohner von Orten wie dem französischen Le Porge, dem kroatischen Omiš oder Megara in Spanien, deren Häuser niederbrannten, und für die Angehörigen eines „Hitzetoten“; etwa 16.000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bei denen die hohen Temperaturen eine meist schon vorhandene Disposition fatal werden ließen, werden so bezeichnet.

Für die meisten anderen brauchte es nur ein paar Tage unaufgeregten Wetters und diese neue Frische am Morgen, die den Herbst ankündigt, um die vergangenen Wochen zu einer beunruhigenden Erinnerung werden zu lassen, aus der sich höchstens mal der Gedanke hervorschiebt, dass aus all dem doch mehr Dringlichkeit folgen müsse im Umgang mit dem Klimawandel.

Kurz schien es, als spüre Friedrich Merz diese Dringlichkeit. Unter dem frischen Eindruck des verbrannten Hürtgenwalds in der Eifel sagte er, die Regierung werde „alles“ tun, „um den Klimawandel zurückzudrängen“. Also doch kein Aus vom Verbrenner-Aus, keine Aufweichung des Emissionshandels, doch ein entschiedenerer Ausbau erneuerbarer Energien? Doch nicht die Maßnahmen, mit denen die Bundesregierung bislang klarmachte, dass sie Klimaschutz nicht für ihre drängendste Aufgabe hält? Wenige Tage später variierte der Kanzler die Worte schon wieder in vertrauterer Rhetorik: „Wir allein in Deutschland können den Klimawandel nicht zurückdrängen“, erklärte er am Mittwoch nach der Arbeitsklausur des Kabinetts. Unter milder Sonne und vor gepflegtem Schlossensemble war der verbrannte Wald wohl schon wieder weit weg.

Es sieht also aus, als ob der Sommer, in dem sich die Folgen der Erderwärmung in Europa wie nie zuvor zeigten, mitnichten mehr Handeln bringt, sondern die nächste Erwartungskorrektur. Die erste Erwartung war: Wüssten erst alle um die Folgen der Treibhausgasemissionen, bliebe ja nichts übrig, als diese schnell zu beenden. Das motivierte noch vor wenigen Jahren Hunderttausende Jugendliche, mit „Follow the Science“-Plakaten auf die Straße zu gehen. Sie verpassten den Schulunterricht, lernten aber dennoch etwas: Etwas zu wissen, heißt nicht unbedingt, danach zu handeln.

Die nächste, schon bescheidenere Annahme war: Es muss wohl erst spür- und sichtbar werden, was diese eher harmlos („Klimawandel“) oder abstrakt („Extremwetter“) klingenden Voraussagen bedeuten und was daran so schlimm sein soll. Nie war das in Europa mehr der Fall als in diesem Sommer. Wie aus dem Lehrbuch fächerte er auf, was passiert, wenn ein von Treibhausgasen in der Atmosphäre verändertes Klima und eine für die effektivste Nutzung veränderte Natur aufeinandertreffen: In Frankreich fraßen sich die Flammen durch eine nach vielen Hitzeta-gen staubtrockene Wald-Monokultur, die dem Feuer nichts entgegenzusetzen hatte: nicht das kühlere Mikroklima eines Mischwaldes, keine Vegetation, die Feuchtigkeit hätte speichern könnten. Im Hohen Venn in Belgien ließ sich der

Brand so schwer löschen, weil er in einem entwässerten Moor glomm. An Donau und Rhein konnte die Trockenheit den Wasserstand auch deswegen so stark senken, weil Flüsse zu Wasserstraßen gemacht wurden, ohne die Schleifen, flachen Ufer und Auen, die ihnen erlauben, Wasser zu halten. Die Straßen und Plätze der Städte fühlten sich an den 37, 38 Grad heißen Tagen an, als seien riesige Föhns auf sie gerichtet, weil Bäume, Schatten, Luftschneisen fehlen.

Auch der Satz des Film-Wissenschaftlers, Nichtstun werde für die Wirtschaft erst recht teuer, wurde eindrücklich belegt: Greenpeace ließ ausrechnen, dass sich Schäden durch Waldbrände und Erneteausfälle sowie höhere Gesundheitskosten und Produktivitätsverluste in diesem Jahr auf 36 Milliarden Euro summieren. Das Umweltministerium beziffert die Kosten des Klimawandels in den nächsten 25 Jahren auf bis zu 900 Milliarden Euro.

Es ist nicht so, dass gar nichts folgt. Viel gesprochen wird jetzt darüber, was getan werden muss, damit der Klimawandel, wenn er sich wieder so unerbittlich zeigt, sich nicht mehr so unerbittlich anfühlt. Das Wort des Sommers ist: Klimaanpassung. Kaum zur Sprache kommt, dass sich anzupassen immer schwieriger, teurer und irgendwann unmöglich wird, wenn nicht dem Einhalt geboten wird, was dies erst nötig machte.

Der Schriftsteller Amitav Ghosh hat von einer „Krise der Imagination“ geschrieben, als er Gründe dafür suchte, warum sich die erzählende Literatur so wenig mit dem Klimawandel beschäftige. Die vom Menschen selbst in Gang gesetzten Wetterereignisse würden als so unwahrscheinlich empfunden, dass sie ihren Weg nicht in den – seit dem 19. Jahrhundert auf das Alltägliche konzentrierten – Roman fänden.

Eine solche Krise der Vorstellungskraft macht auch den Kampf gegen die Klimakrise so stockend. Sobald das Alltägliche zurückkehrt, übernimmt es. Irgendwann zeigt sich jede Jahreszeit wieder annähernd so, wie man sie kennt. Irgendwann fällt doch wieder Regen. Wo die Feuer gewütet haben, sprießt bald neues Grün, und im nächsten Jahr brennt es woanders. Spürbar wird Klimawandel als ins Unheimliche gesteigertes Wetter, doch er bleibt eine Variation von Vertrautem und schon Dagewesenem. Nur deshalb kann der AfD-Vorsitzende Tino Chrupalla behaupten, er habe einen normalen Sommer erlebt und Reform-UK-Politiker Richard Tice dazu auffordern, doch einfach die Hitze zu genießen.

Das meiste passiert ohnehin außerhalb des Wahrnehmungsradius: Dort schmelzen die Gletscher, taut der Permafrostboden, werden die Meere wärmer, wird die Atlantische Ozeanzirkulation geschwächt, auf deren Zusammenbruch „The Day after Tomorrow“ basiert. Auch während eines ganz normalen Spätsommertags in Deutschland. PETRA AHNE

Auf der Suche nach dem Kondom

Schau eine an: Allie (Monica Barbaro) verfolgt das Liebesgeschehen von gesicherter Position aus. Foto Nicole Rivelli/Universal Pictures

Die Filmkomödie „One Night Only“ bietet zwei Hauptdarsteller, die mit der Strahlkraft großer Hollywood-Paare agieren.

Komödien brauchen Hindernisse. Ohne Bananenschale plumpst niemand peinlich auf den Allerwertesten, ohne Glastür läuft sich niemand lächerlich die Nase blutig. Der Aufprall auf eine widrige Wirklichkeit ist eine Grundfigur des Komischen; es muss allerdings Handlungsspielraum bleiben, eine Verrenkung der Glieder, ein merkwürdiges Geräusch. Der Raum des Menschlichen eben, der stumpfe Hebelwirkung transzendiert.

Für die amerikanische Komödie „One Night Only“ hat sich das Drehbuch-Duo Will Gluck und Travis Braun ein ziemlich radikales Hindernis ausgedacht. In einem alternativen Amerika der nahen Zukunft ist Sex vor der Ehe untersagt. Bis auf eine Nacht im Jahr, in der Verkehr erlaubt ist, sofern ein Chip im Unterarm die entsprechende Farbe anzeigt. Man kennt das Schema aus der Horrorreihe „The Purge“, in der einmal im Jahr das Gewaltmonopol eines oppressiven Staats aufgehoben wird, sodass sich alle austoben und verschiedenste Rechnungen begleichen können.

„One Night Only“ wendet diese Prämisse ins Lustvolle. Im Hintergrund der Idee ist ein Regime zu erkennen, das sich aus „moralischen Mehrheiten“ herleiten lässt, die in Amerika seit Jahrzehnten gern die allgemeinen Regeln setzen würden. Eine konservative Dystopie also, von der man sich nicht leicht vorstellen kann, wie sie in einer Stadt wie New York durchsetzbar sein sollte. Doch sei es drum, für eine gute Komödie lässt man sich allerhand einreden, solange daraus heitere Konsequenzen erwachsen. Wir treffen also Owen, der gerade noch eine Pizza in den Ofen schiebt, bevor er seinen Laden für den Abend dichtmacht. Für ihn ist alles gebongt: Er ist mit seiner Freundin Malika verabredet, er wird ihr einen Antrag machen, und dann wird natürlich auch vollzogen werden, was als körperliches Sakrament der Ehe vorgesehen ist. Owen ist ein guter Kerl, er fällt aus allen Wolken, als sich herausstellt, dass Malika andere Pläne hat, mit denen sie in einem äußerst ungünstigen Moment herausrückt.

Wir treffen auch Allie, eine Sängerin, die mit Werbeclips ein wenig Geld verdient – die peinliche Exaltation, die man ihr für eine Produkthervorhebung abverlangt, wird sich später noch komisch verzinsen. Allie hat keinen designierten Partner für die Nacht, sie will mit ihrer Freundin Ausschau halten und macht die Sache für sich auch noch kompliziert, weil sie jemanden sucht, mit dem sie in einem umfassenderen Sinn etwas anfangen kann. Sie vermischt Liebe und Sex, damit fällt sie aus dem wilden Treiben der „One Night Only“ schon heraus und begibt sich in das Genre der romantischen Komödie. Zu deren Gesetzen gehört es, dass Owen offensichtlich für sie bestimmt ist und dass sich davor aber enorme Hindernisse auftürmen.

Über zwei Drittel des Films hinweg ergibt die Prämisse von „One Night Only“ sehr vergnügliche Vignetten aus dem hoch beschleunigten urbanen Leben. Zu einem Höhepunkt wird die Jagd nach einem Kondom; denn wie üblich gibt es viele, die nicht rechtzeitig ans Praktische gedacht haben, sodass sich um eines der letzten Gummis eine Kaskade von Übervorteilungen und Ausbremsungen ergibt. Manhattan müssen wir uns dabei als Dorf denken, anders wäre es nicht ganz plausibel, dass Owen und Allie einander immer wieder über den Weg laufen. Zum Ende hin übertreibt Will Gluck, der auch Regie führte, allerdings die Konventionen der Rom-Com: Für das Institut der „One Night Only“ darf man sich eine subversivere Auflösung wünschen als die für Owen und Allie.

Der Erfolg, der für den Film zu gewärtigen ist, dürfte viel mit der Besetzung zu tun haben: Monica Barbaro und Callum Turner strahlen beide etwas angenehm Alltägliches inmitten der New Yorker Außgeregtheit aus. Natürlich sind beide in hohem Maß attraktiv, Alpha-Figuren in einer Riege von leicht grotesken Nebenfiguren, die alle eben für „das eine“ nicht infrage kommen. Das eine, das ist nicht nur Sex, das ist die Eignung für eine Hauptrolle, die Barbaro an der Seite von Tom Cruise in „Top Gun: Maverick“ und dann vor allem mit der Rolle der Joan Baez in „A Complete Unknown“ bewiesen hat. Callum Turner hingegen startet gerade erst durch, im Februar war er mit „Rosebush Pruning“ bei der Berlinale, und wer Zeit hat, sollte sich die großartige Komödie „Eternity“ aus dem Vorjahr ansehen. Mit „One Night Only“ entsteht eine Beziehung, die Andeutungen von der Strahlkraft klassischer Hollywood-Paare hat. Für eine leicht durchwachsene Rom-Com ist das im Grunde schon deutlich mehr als nur die halbe Miete. BERT REBHANDL

Er tat den Rock Zum Tod des Schauspielers und Sängers Tim Curry

Wenn man den mitreißenden Klamauk der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beiseite lassen darf: Tim Curry war einer aus der britischen Nachkriegsschauspielerriege derer von Richard Burton und Jon Finch, wie diese mit einem Händchen für aufsehenerregende, sie ein für allemal festnagelnde Rollen.

Curry, 1946 in der Grafschaft Cheshire im nordwestlichen England an der Grenze zu Wales geboren, schloss sich in jungen Jahren unter anderem der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an und kam dann, 1973, an die Rolle, die Epoche machte: Schon im Londoner „Rock Horror“-Musical von Richard O’Brien, den er seit seinem „Hair“-Engagement 1968 kannte, spielte er den nicht von dieser Erde stammenden Dr. Frank N. Furter, der sich in seinen sexuellen Nöten frankensteinhaft mit der Herstellung eines auch diesbezüglich verfügbaren Mannes zu helfen weiß, mit einer solchen Hingabe und Präsenz, dass es auch bei der Verfilmung durch Jim Sharman und O’Brien nichts zu überlegen gab.

Erst hier, unter den von der Produktion gewährten Platzverhältnissen eines Breitwandformats, mit Mieder, Strapsen und High Heels, entfaltete sich Tim Currys gesamtdarstellerische Kraft, Pracht und Wucht vollends. Was er an Körpersprache, Mimik und natürlich auch, sprechend wie singend, stimmlich leistet, bleibt unvergesslich; besonders der Glanzauftritt vor den staunenden Augen des von Susan Sarandon und Barry Bostwick gespielten, dümmlichen Pärchens, bei dem er, verführerisch schmunzelnd, den selbsterklärenden Song „Sweet Transvestite (From Transsexual, Transylvania, ha ha!)“ mit dermaßen evidenter Lust und einer an seinem breit grinsenden Gesicht abzulesenden parodistischen Selbstironie schmettert, dass es einfach eine Freude ist.

Dass dieser Film, der zunächst beinahe abgesoffen wäre, einen solchen Kultstatus entwickelte, der sich bis heute in Verkleidungsvorführungen auch praktisch zeigt, ist bemerkenswert in Zeiten, in denen eine so komödiantische Bearbeitung eines queeren Stoffes nicht mehr ohne weiteres möglich scheint. Maßgeblich ist es Curry zu verdanken, dessen drive schwächere Elemente der Geschichte spielend wegbläst.

Schauspielerisch blieb er dem Horror treu. Um seine Clownsrolle in der Stephen-King-Verfilmung „Es“ (1990) hätte man mindestens ein solches Aufhebens machen können wie um Heath Ledgers Batman-Joker; genauso um seinen Portier in „Kevin – Allein in New York“ (1992). Dieser markante Sprecher war, trotz Shakespeare, auch ein Rock’n’Roller vor dem Herrn und nahm Ende der Siebziger vorzügliche Platten auf. Ein Schlaganfall nahm ihn 2012 aus dem Spiel der Unterhaltung, in dem er eine so prächtige Figur machte. Wie sang er 1979 in seinem großen, das endlose name dropping von Billy Joels „We Didn’t Start The Fire“ vorwegnehmenden Hit „I Do The Rock“ mit dem spielfreudigen Video, in dem er Jürgen-Klopp-haft die Zähne bleckt? „Me, I do the only thing that stops me growing old. I do the rock“. Ewig ging das nicht. Nun ist Timothy James „Tim“ Curry im Alter von 80 Jahren in Los Angeles gestorben. EDO REENTS

Tim Curry,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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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zündetes Zahnfleisch belastet den ganzen Körper

Das Mikrobiom im Mund will gepflegt werden: Eine Parodontitis kann eine ganze Reihe schwerer Erkrankungen auslösen / Von Andreas Michalsen

Ob wir irgendwann im Leben einen Herzinfarkt oder einen Schlaganfall erleiden, hat überraschenderweise auch etwas mit der Gesundheit unserer Zähne und unseres Zahnfleisches zu tun. Dasselbe gilt für die Entwicklung einer Demenz. Aber der Reihe nach: Seitdem die meisten Menschen ihre Zähne putzen, Kinder schon zum Zahn-Check-up und Erwachsene zur Zahnprophylaxe gehen, lässt sich die Karies immer besser verhindern. Gelänge es zudem, den allgemeinen Zuckerkonsum einzudämmen, sähe die Bilanz noch besser aus.

Diese Entwicklung wird leider durch den Vormarsch von Zahnfleischentzündungen geschmälert. Neben der Gingivitis ist vor allem deren fortgeschrittene Form – die Parodontitis – ein Problem, da sie den Zahnhalteapparat angreift. Es handelt sich um echte Volkskrankheiten: Die sechste Deutsche Mundgesundheitsstudie lieferte umfassende epidemiologische Daten zur parodontalen Gesundheit der Bevölkerung. Ergebnis: Mehr als 90 Prozent der Erwachsenen im Alter von

35 bis 44 leiden unter einer Form der Zahnfleischentzündung. Etwa 14 Millionen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haben eine schwere, behandlungsbedürftige Parodontitis. Wie kam es dazu?

Die entscheidenden Ursachen der Zahnfleischentzündungen haben mit unserem Lebensstil zu tun. Der stärkste Risikofaktor ist Rauchen, an zweiter Stelle steht die Fehlernährung mit zu viel Zucker, süßen Getränken, Snacks, gesättigten Fetten und zu wenig Ballaststoffen. Auch Stress schadet unserem Zahnfleisch, was im Sprichwort „Auf dem Zahnfleisch gehen“ zum Ausdruck kommt. Natürlich ist auch die Zahnpflege von Bedeutung. Doch Zähneputzen sowie der Einsatz von Zahnseide und Interdentalbürsten reichen bei den heutigen Belastungen für den Mundraum nicht mehr aus, um ihn gesund zu halten.

Parodontitis gefährdet die Gesundheit und Festigkeit der Zähne. Hat man eine solche Entzündung über längere Zeit, kommt es zum Knochenabbau am Kiefer- und Zahnhalteapparat. Am Ende werden die Zähne locker, sie entzünden sich und müssen gezogen werden. Damit hat es sich aber noch nicht: Besteht eine Parodontitis, erhöht sich das Risiko für eine ganze Reihe von schwereren Erkrankungen. Das Spektrum reicht von Herzinfarkt und Schlaganfall über Diabetes Typ 2, Demenz und rheumatische Entzündungen bis hin zu einigen Krebsarten, vor allem des Mundraums und Verdauungstrakts.

Dass der Mundraum den ganzen Körper in Mitleidenschaft ziehen kann, hängt mit den Bakterien zusammen. Ähnlich wie der Darm ist der Mundraum ein großes mikrobielles Ökosystem. Rund 500 bis 700 Bakterienspezies können dort vorkommen. Das orale Mikrobiom unterscheidet sich allerdings grundlegend vom Darmmikrobiom, da dort Sauerstoff in Hülle und Fülle vorhanden ist. Gerät dieses Ökosystem aus dem Gleichgewicht, entstehen nicht nur Gingivitis und Parodontitis – entzündliche Prozesse im ganzen Körper können sich anschließen.

Jede stärkere Entzündung ist für den Körper ein Stressfaktor, da sie Irritationen und Schädigungen an entfernten Organen und Blutgefäßen bewirken kann. Besonders deutlich ist dies beim Diabetes Typ 2, der hauptsächlich durch eine Fehl- und Überernährung entsteht. Es folgen Veränderungen des Mundmikrobioms und häufige Zahnfleischentziündungen. Und die

wiederum verschlechtern Diabetes Typ 2. Umgekehrt verbessert sich eine diabetische Stoffwechsellage, wenn man die Parodontitis durch eine zahnärztliche Behandlung in den Griff bekommt. Die entzündliche Fläche im Mund reduziert sich, gesündere Bakterien verdrängen die krankmachenden, und die Blutzuckerregulation profitiert.

Auch Arteriosklerose wird durch schlechte Mundbakterien gefördert. In den Plaques von verengten Herzkranzgefäßen und der großen Halsschlagader, deren Einengungen zu Schlaganfällen führen, konnte man in Operationsproben entzündungsfördernde Bakterien aus dem Mundraum finden. Sie lösen Entzündungen der Gefäßinnenhaut aus. Zudem erhöht Parodontitis das Risiko, an einer Demenz zu erkranken. Auch hier spielt offenbar die Bakterienfehlbesiedlung im Mund die entscheidende Rolle. Früher ging man davon aus, dass das Gehirn durch die Blut-Hirn-Schranke vor Giften und Bakterien geschützt ist. Inzwischen weiß man, dass die Schranke eher dynamisch funktioniert und gerade bei entzündlichen Prozessen Lücken aufweist. So können Bakterien und deren Bestandteile aus dem Mundraum bei blutenden Zahnfleischentzündungen das Gehirn erreichen. Dort siedeln sie sich zwar nicht an, aber sie lösen entzündliche Abwehrreaktionen aus, die wiederum Demenz oder Parkinson begünstigen.

Aufsehen erregte kürzlich eine epidemiologische, federführend von Yixuan Meng durchgeführte Studie darüber, dass die Bakterienzusammensetzung in Mund und Speichel das Risiko, an Bauchspeicheldrüsenkrebs zu erkranken, erhöhen kann. Aus einem Kreis von 122.000 Personen wurden 445 identifiziert, die einen Pankreaskrebs entwickelten. In einem zweiten Schritt verglichen die Forscher das Mundmikrobiom der Erkrankten mit jenem von 445 Personen, die krebsfrei blieben. Die Wissenschaftler ermittelten 23 Bakterienarten, deren Vorkommen mit einem dreieinhalbfach erhöhten Risiko für Bauchspeicheldrüsenkrebs einhergeht. Zudem fanden sie ein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Bauchspeicheldrüsenkrebs und spezifischen Bakterien, die zu Zahnfleischerkrankungen führen, etwa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Dessen Wachstum wird, wie wiederum eine Ernährungsstudie illustrierte, durch die Umstellung auf eine Mittelmeerdiät gebremst.

Was können wir nun gegen eine Parodontitis tun? Zunächst einmal muss man sie erkennen. Der wichtigste Hinweis ist die Blutung beim Zähneputzen oder beim Gebrauch von Zahnseide beziehungsweise Interdentalbürsten. Kleinere Blutbeimengungen im Speichel zeigen an, dass die Zahnpflege verbessert werden sollte. Deutliche Blutungen und Schmerzen am Zahnfleisch sind Gründe, einen Arzt aufzusuchen. Außerdem verursachen viele der krankmachenden Bakterien, die sich in den Zahnzwischenräumen, aber auch auf der Zunge befinden, unangenehmen Mundgeruch. Allerdings gibt es auch einen vererbten Mundgeruch, dem sich mit intensiver Zahn- und Mundpflege kaum beikommen lässt. Dafür sind die genetisch bedingten Formen von Mundgeruch im Rest des Körpers weniger krankheitsverursachend als die nicht vererbten. Wird man auf Mundgeruch angesprochen, sollte man sein Zahnfleisch untersuchen lassen.

Für die Zahn- und Mundgesundheit ist natürlich das regelmäßige und richtige Zähneputzen wichtig. Vor allem am Abend sollte es gründlich erfolgen, denn abends und nachts ist die Speichelproduktion stark reduziert, was bedeutet, dass von dieser Seite kaum mehr wirksame Bakterienbekämpfung stattfindet. Einmal täglich Zahnseide oder Interdentalbürsten zu benutzen, ist ebenfalls wichtig. Gerade bei eng stehenden Zähnen finden sich in Zwischenräumen oft Essensreste und damit besonders viele hungrige Bakterien. Mit der Zahnseide sollte man bei den vorderen Zähnen starten und danach erst die stärker bakterienbeladenen hinteren Zwischenräume säubern. Auch das Zungenbürsten wird immer häufiger von Zahnärzten empfohlen, denn die Zunge ist das größte Bakterienreservoir im Mund. Durch morgendliches Schaben der Zunge kann man die nachts angestiegene bakterielle Dichte gut reduzieren.

Die Gesundheit im Mundraum hängt ebenso vom Speiseplan ab. Eine zuckerarme Kost verbesserte in einer randomisierten Studie von Kollegen aus Dresden und Berlin den Therapieerfolg einer Parodontitis. Zucker ist zweifellos der Hauptfeind der Mundgesundheit, nicht nur in Bezug auf Karies, sondern auch auf das Zahnfleisch. Fruchtsäfte, Smoothies und Schorlen sind nicht besser. Sie enthalten neben Zucker auch Fruchtsäure, die den Zahnschmelz angreift. Wenn, dann sollte man ein solches Getränk zügig trinken und einen Schluck Wasser nachkippen.

Ständiges Nippen verhindert, genauso wie Snacken, dass der Speichel die Belastungen im Mundraum ausreichend neutralisieren kann. Mittlerweile haben einige Studien weitere Komponenten einer für

Mund, Zahnfleisch und Zähne gesunden Ernährungsweise identifiziert. In einer Untersuchung von 2017 dokumentierte die Forschergruppe um Johan Wölber aus Dresden einen Rückgang von Zahnfleischentzündungen nach einer vierwöchigen zuckerarmen Ernährung, die zudem reichlich Ballaststoffe und Omega-3-Fettsäuren lieferte. 2019 führten Wölber und sein Team eine weitere Studie durch. Diesmal verglichen sie bei 30 Teilnehmern die Wirkung einer antientzündlichen, pflanzenbetonten Ernährung (wenig Zucker, viele Ballast- und sekundäre Pflanzenstoffe) mit einer üblichen Mischkost. Nach vier Wochen führte die antientzündliche Ernährung zu einem deutlichen Rückgang des Zahnfleischblutens.

Eine randomisierte Studie aus Heidelberg konnte etwas später belegen, dass eine traditionelle Mittelmeerkost nach sechs Wochen ebenfalls zu einem Rückgang von Zahnfleischentzündungen führt, ganz unabhängig von vorhandenen Zahnbelägen. In einer Publikation aus dem Jahr 2024 arbeiteten Wölber und sein Team weiter heraus, dass bei einer gesunden Ernährung die Zahnbeläge, die früher als Bedingung für Zahnfleischentzündungen angesehen wurden, den Zähnen und dem Zahnfleisch offenbar nicht schaden.

Eine Schutzwirkung für die Mundgesundheit haben darüber hinaus die Anthocyanе; dies sind die rot-, violett- und blaufärbenden Pflanzenfarbstoffe in Gemüse, Obst und Beeren. In einer 2015 publizierten Studie aus Schweden führte der tägliche Verzehr einer großen Portion Heidelbeeren bereits nach einer Woche zu einer Besserung bei Patienten mit Zahnfleischentzündung und Zahnfleischbluten. Bei Blaubeeren ist ein Detail wichtig: Die Konzentration wirksamer Anthocyanе ist bei den weißfleischigen Kulturheidelbeeren deutlich reduziert im Vergleich zu den tiefdunkelblauen Wildheidelbeeren.

In einer gemeinsamen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mit Henrik Dommisch und Christina Pappe vom Bereich Parodontologie der Charité konnten wir nachweisen, dass eine siebentägige Fastenkur zu einer Verbesserung der Zahnfleischgesundheit mit weniger Entzündungsaktivität führt. Günstige Effekte fanden sich in einer nachfolgenden Studie auch für das Intervallfasten. Schließlich ist Kauen wichtig. Durch härtere Nahrung und längeres Kauen wird der Halteapparat der Zähne mehr gefordert und eine knöcherne Stimulation des Kiefers bewirkt, vor allem aber mehr Speichel freigesetzt. Und der ist wesentlich für ein gutes Mikrobiom im Mund und damit auch ein Schutzfaktor gegen Karies und Zahnfleischentzündungen.

Andreas Michalsen ist Professor für Klinische Naturheilkunde an der Charité Berlin und Chefarzt der Abteilung Innere Medizin und Naturheilkunde am Immanuel Krankenhaus Berlin.

Professor Dr. jur. Dr. h.c. Uwe H. Schneider 29. Januar 1941 – 24. August 2026

In Liebe und voller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Dr. med. Ulrike Rodenwald

Dr. jur. Sven H. Schneider und Hannah Kristina Friedrich mit Felix, Gabriel und Maximilian Prof. Dr. med. Susanne A. Schneider-Pils und Dr. phil. Holger Pils mit Julius, Adrian und Konstantin Dorothee Schneider Axel und Dr. med. Sabine Schneider Svea Schütz Cordula Nagaba-Peters Werner und Gunda Pils

Am Elfengrund 39,64297 Darmstadt-Eberstadt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Freitag, 18. September 2026, um 15 Uhr in der Pauluskirche, Niebergallweg 20, Darmstadt, statt. Die Beisetzung erfolgt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Anstelle freundlich zugedachter Blumen erbitten wir auf Wunsch des Verstorbenen eine Spende zugunsten der Restaurierung des Bacchusbrunnens auf der Darmstädter Mathildenhöhe. Empfänger: Wissenschaftsstadt Darmstadt, IBAN: DE93 5085 0150 0000 5440 00 Verwendungszweck: Denkmalschutz, Debitorennummer 162552, Bacchusbrunnen

Weder trivial noch süßlich

Jenseits des Mainstreams: Musik der Dänin Hilda Sehested und des Russen Alexej Stantschinsky zählt zu den stärksten Entdeckungen bei den Raritäten der Klaviermusik in Husum.

M an lernt jedes Mal dazu, wenn man nach Husum kommt. Die Raritäten der Klaviermusik sind in der Festivallandschaft Europas eines der wichtigsten Korrektive an der akademischen Musikgeschichtsschreibung wie an der kommerziellen Verengung des Repertoires im Musikbetrieb. Nun ist, wie schon in den letzten Jahren, im Schloss vor Husum erneut eine bemerkenswerte Komponistin aufgetaucht, von der die musikalische Öffentlichkeit in Deutschland bislang wenig weiß: die Dänin Hilda Sehested. Sie kam 1858 auf dem fünischen Gut Broholm als Tochter eines adligen Archäologen zur Welt und starb 1936 in Kopenhagen. Der Berliner Pianist Peter Froundjian, der das Festival vor vierzig Jahren gründete und es bis heute leitet, stieß mehr oder minder durch Zufall auf Sehesteds Musik, obwohl er sonst recht planvoll vorgeht.

Vor etwa drei Jahren besuchte er den dänischen Musikwissenschaftler Bendt Viinholt Nielsen, der kürzlich ein exzellentes Buch zu Rued Langaard vorgelegt hatte, für den Froundjian sich seit Jahrzehnten einsetzt. „Wir waren schon am Gehen und standen in der Tür, als er plötzlich sagte: ‚Warte mal! Wir haben gerade ein paar Klavierstücke von Hilda Sehested für die Erstausgabe ediert. Ich kopier sie dir schnell. Guck sie dir mal an.“

Froundjian belas sich zu Sehested, stellte fest, dass sie mit Orla Rosenhoff den gleichen Lehrer wie Carl Nielsen hatte, und bemühte sich sofort, einen Pianisten zu finden, der ihre Musik in Husum spielen würde. Als die Verhandlungen zu lange dauerten, beschloss er, selbst einen Klavierabend zu geben: eine Art Anthologie skandinavischer Miniaturen und Sehested mittendrin.

„Bladenes Dans“ (Blättertanz) von 1906 mag wohl schon zu Lebzeiten der Komponistin aufgeführt worden sein. Die vier Nummern aus den „Acht Klavierstücken“ von 1915/16 erklingen in Husum zum ersten Mal außerhalb Dänemarks, das Schlussstück, „Bekenntnis“, ist eine Uraufführung. Eine bittere, ungefällige, aber eindringliche Musik. Dass Sehested das Werk von Johannes Brahms viel bedeutete, merkt man schnell. Aber sie steigert die tonalen Spannungen weiter bis an die Grenze zur Bitonalität.

Dissonanzen, gerade in „Bekenntnis“, verlangen bei ihr weniger nach Auflösung als nach Entscheidung. Es geht, rein strukturell, um einen als schmerzhaft empfundenen Zwang zur Parteinahme für oder gegen ein tonales Zentrum. Nichts von der Neigung zu malerischer Idylle, die in Skandinavien viele bezaubernde, farbkraftige Stücke hervorgebracht hat, findet sich bei Sehested. Die „Bonner Konzert- und Theaterzeitung“ hatte bereits 1911 bemerkt: „Hilda Sehested ist unter den komponierenden Damen, die je gelebt haben, die bedeutendste und als Komponistin durchaus ernst zu nehmen. Was nun allen ihren (...) bekannten Werken zu eigen ist, das ist der tiefe Ernst, der sie durchlebt. Dabei eine männliche Kraft, eine farbenblühende Melodik, ein Streben nach Selbständigkeit, mit peinlicher Vermeidung des Trivialen und Süßlichen.“ Da war im Wilhelminismus die Empfänglichkeit für die Autorenleistungen von Frauen schon einmal recht weit, bevor eine heroische, wieder sehr männlich dominierte Moderne die

Macht ergriff und diese Musik zum Schweigen brachte.

Froundjian, der nun auf vier Jahrzehnte beständige Programmarbeit „jenseits des Mainstreams“ zurückblicken kann, sieht Deutschland als besonders schweren Fall der Verdrängung von Gegen- und Seitenströmen der Musikgeschichte an. Die Ausrichtung des ästhetischen Denkens an der Zweiten Wiener Schule rund um Arnold Schönberg sei weltweit nach 1945 nirgends so rigoros erfolgt wie in Westdeutschland. Deshalb könne man noch heute in der anglophonen Welt wie in Skandinavien eine viel größere Offenheit gegenüber tonalen Spielarten der Moderne beobachten.

Froundjian begreift Musikgeschichte tatsächlich mit seinen Händen. Es ist ein sensomotorisch erschlossenes Wissen, aus dem er schöpft, kein Wissen, das sich nur aus dem Reflex auf sprachliche Diskurse, fern der kompositorischen Praxis, speist. In den Stücken seines fast dreistündigen Programms gehen Kriechströme hin und her. Die Begleitfiguren im „Blumengarten“ des Dänen Niels Wilhelm Gade, die metrischen Verschiebungen und harmonischen Fortschreitungen nehmen eigentlich Details in den späteren Intermezzi von Brahms vorweg. Die Stücke der Schweden Wilhelm Stenhammar und Adolf Wiklund sind hingegen ohne Brahms kaum denkbar.

Musikgeschichte ist nicht nur Originalität und Innovation; sie ist auch Resonanz und Vertiefung. „Und es geht mir nicht nur darum, Einflüsse aufzuzeigen“, sagt Froundjian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sondern die jeweilige Persönlichkeit in ihrem eigenen Recht, in ihrem eigenen Charakter: Vive la différence!“ Manchmal müsse man, wie im Fall des Norwegers Sigurd Lie, dem Werk historisch eine zweite Chance geben, weil die erste zu kurz war: Lie starb mit 33 Jahren und konnte die Rezeption seines Schaffens kaum in Gang setzen.

N och so ein Fall ist der russische Komponist Alexej Stantschinsky, ein Freund Alexander Skrjabins, dessen Leben schon 1914 vorbei war. „Er ist mit 26 Jahren gestorben“, erzählt der russisch-litauische Pianist Lukas Geniušas, „aber hätte er länger gelebt, wäre er zu einer Zentralfigur der Musik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geworden.“ Mit bewundernswerter Ruhe und einem samtig-warmen Klang spielt Geniušas Stantschinskys Präludium in E-mixolydisch, gewissermaßen E-Dur mit kleiner Septime. Die Polyphonie in dichter Kanontechnik führt hier, anders als bei Stantschinskys Zeitgenossen Max Reger, nicht zu einer linearen Überladung, sondern zu einer chorartigen Anmutung. Es ist eine konzentrierte Musik, die freundlich ins Licht führt: Ekstase ohne Hysterie.

Zu den pikanten Pointen in Husum gehört gewiss die Fantasie nègre Nr. 2 von Florence Price, die die rasend gewitzte Claire Huangci aufs Programm gesetzt hat. Hier kann man studieren, wie kulturelle Aneignung, nämlich des Formmodells der Rhapsodien Franz Liszts, in Gegenrichtung funktionierte: durch eine Afroamerikanerin.

Eine Auswahl des Raritätenprogramms von 2025, darunter mit der hinreißenden „Einsiedlerdrossel am Abend“ von Amy Beach, ist gerade beim dänischen Label Danacord erschienen. JAN BRACHMANN

Claire Huangci spielte die Fantasie nègre Nr. 2 von Florence Price Foto Thomas Lorenzen

Eine Auswahl

Aachen – Ludwig Forum: Christina Kubisch (bis 20.9.) – Suermondt-Ludwig-Museum: Tim Berresheim (bis 13.12.)

Ahlen – Kunstmuseum: Im Freien. Tina Blau – Eine Impressionistin aus Wien (bis 1. 11.)

Ahrenshoop – Kunstmuseum: Ihr denkt, wir waren anders. Fotografien aus Ost und West von 1945 bis 1989 (bis 20. 9.)

Albstadt – Kunstmuseum: Expressionismus. Hoher Flug & tiefer Fall (bis 14. 2. 27)

Alkersum – Museum Kunst der Westküste: Moderne trifft Küste. Künstlerische Aufbrüche im Norden (bis 10. 1. 27)

Amberg – Stadtmuseum: Köpfe. Zeiten. Geschichte(n). Michael Mathias Prechtl zum 100. Geburtstag (bis 10. 1. 27)

Amsterdam – Rijksmuseum: Getragen. Wertvolle Kleidung (bis 21. 3. 27) – Ste- delijk: Yayoi Kusama (11. 9. bis 17. 1. 27)

Arnsberg – Sauerland-Museum: Macherland. Wo Industrie Geschichte schreibt (bis 4. 4. 27)

Aschaffenburg – Christian Schad Museum: A European Collection. Meisterwerke aus dem Khanenko Museum in Kiew (bis 10. 2. 27) – Kunsthalle Jesuitenkirche: Vertraute Gesten. Werke aus der Slg. Jaegers (bis 25. 10.)

Augsburg – Kunsthalle Augsburg im Glaspalast: Manuel Frattini; Shift of Vision. Neue Wege der Abstraktion (bis 11. 10.); Symbiosis. Kunst zwischen Mensch und Natur (bis 18. 10.) – LETTL-Museum: Eine Reise hinter die Gesichter. Surreale Portraits (bis 15. 11.) – Maximilianmuseum: Aufgestellt und ausgegrenzt. Jüdisches Sportleben in Augsburg und Schwaben (11. 9. bis 15. 11.) – Puppentheatermuseum: Abenteuer Museum. 25 Jahre auf Entdeckungsreisen in der Kiste (bis 22. 11.) – Schaezlerpalais: Müllers Malsaal. Augsburger Karikaturen von Klaus Müller (bis 8. 11.) – tim: Love-parade. Fotografien von Daniel Biskup (bis 19. 11.); Celebrating Fashion. Talbot Runhof in Paris (bis 25. 10.)

Backnang – Galerie der Stadt: Vanessa Henn (12. 9. bis 8. 11.)

Baden-Baden – Staatliche Kunsthalle: Bloom up! Die Sprache der Blumen (bis 10. 1. 27) – Museum Frieder Burda: Simon Hantaï. Entfaltung der Farbe (bis 10. 1. 27)

Bad Homburg – Museum Sinclair-Haus: Tierstimmen. Kontakt durch Klang (13.9. bis 14.2.27)

Bamberg – Historisches Museum: E. T. A. Hoffmann Tanzsaal; Jüdisches in Bamberg; Bilderspaziergang. Gemälde erzählen Geschichten (bis 1. 11.) – Staatsbibliothek: E. T. A. Hoffmann global. Grenzgänge der Fantasie (14. 9. bis 5. 12.)

Basel – Cartoonmuseum: Emil Ferris (bis 15. 11.) – Fondation Beyeler: Pierre Huyghe (bis 13. 9.) – Jüdisches Museum der Schweiz: Frank Stella und die zerstörten Holzsynagogen (bis 31. 1. 27) – Kunstmuseum: Van Gogh, Hodler und ein Cabriolet. Die Sammlerin und Pionierin Gertrud Dübi-Müller (19. 9. bis 7. 2. 27) – Museum der Kulturen: Die Eule ist pink. Farbige Geschichten (bis 24. 1. 27) – Museum Tinguely: Labouring Bodies (bis 8. 11.); Nicolas Darrot (bis 7. 3. 27) – Spielzeug Welten Museum: Teddy. Von Legende bis Lifestyle (bis 31. 1. 27)

Bayreuth – Kunstmuseum: Augenzeugen. Max Beckmann und Armand Besch (bis 4. 10.) – Richard Wagner Museum: 50/150 – Utopie und Echo. Positionen – Projektionen – Reflexionen – Resonanzen (bis 4. 10.)

Bergisch Gladbach – Kunstmuseum Villa Zanders: Paper Minds. Konzeptuelle und konkrete Kunst aus Papier (18. 9. bis 14. 3. 27)

Berlin – Akademie der Künste: Metaxy. Zwischen Zerstörung und Wiederaufbau (10. 9. bis 6. 12.) – Alte Nationalgalerie: InterNational-galerie#1. Nationalmuseum in Warschau (bis 17. 1. 27); Cassirer und der Durchbruch des Impressionismus (bis 27. 9.) – Berlinische Galerie: Josef Kaiser. Bauen für die DDR (bis 1. 2. 27) – Berliner Medizinhistorisches Museum der Charité: Horizontal. Das Krankenbett und die Welt im Liegen (bis 2. 5. 27) – Bode-Museum: Porträt der Bundeskanzlerin; Fotografie erzählt Skulptur (bis 4. 10.) – Bröhan-Museum: Paperwork. Jumping He (bis 1. 11.) – Brücke-Museum: Draußen... Im Museum; Draußen... Unter Kiefern (bis 25. 10.) – C/O Berlin: Carrie Mae Weems (12. 9. bis 3. 2. 27); Stelios Kallinikou, Susanne Kriemann (12. 9. bis 20. 1. 27) – Dt. Historisches Museum: Objekte. Geschichte. Geschichten. Blick in die Slg. (bis 31. 10. 27) – Dokumentationszentrum Topographie des Terrors: Der Holocaust. Was wussten die Deutschen? (bis 31. 1. 27) – Futurium: On/Off-Beziehung (ab 11. 9.) – Georg Kolbe Museum: everybody (bis 29. 11.) – Gropiusbau: Kreuzberg. Kunst und Migration seit 1960 (10. 9. bis 17. 1. 27) – Hamburger Bahnhof: Ryuichi Sakamoto (11. 9. bis 20. 6. 27); materialistin (bis 28. 2. 27); Lina Lapelytė (bis 10. 1. 27); Shilpa Gupta (bis 3. 1. 27) – Humboldt Forum: Netta Weiser (bis 31. 3. 27); Mirae kh Rhee (bis 15. 2. 27) – Jüdisches Museum: Das Gegenteil von Jetzt. Künstlerische Wege in eine andere Gegenwart (4. 9. bis 10. 1. 27); Between the lines. Daniel Libeskind und das Jüdische Museum (bis 1. 11.) – Kunstgewerbemuseum: Sofie Dawo (bis 17. 1. 27); 2101. Future Ceramics. Tischkultur der Zukunft (bis 28. 2. 27) – Mauer-Mahnmal: Das Volk ist sich seiner selbst bewusst geworden. Die 10. Volkskammer der DDR (bis 31. 12.) – Mitte Museum: Umbenennen?! Berlins Straßennamen und ihre Geschichte (bis 27. 9.) – Mu

seum Europäischer Kulturen: Die Berge Tirols (bis 25. 4. 27); Schwerer Stoff. Frauen – Trachten – Lebensgeschichten (bis 29. 3. 27) – 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Mirae kh Rhee (bis 16. 2. 27) – Museum für Fotografie: Intermezzo. Revisiting Helmut Newton (bis 31. 12. 27); Rooms/Stages; Helmut Newton's One-off Album (bis 15. 11.); Neue Frau, Neues Sehen. Die Bauhaus-Fotografinnen (bis 4. 10.) – Neue Nationalgalerie: Maurizio Cattelan. Night (10. 9. bis 7. 3. 27); Ruin und Rausch. Berlin 1910–1930 (bis 3. 1. 27); Fujiko Nakaya (bis 25. 10.) – Neue Synagoge Berlin-Centrum Judaicum: Stolz und Vorurteil. Juden im Blick (bis 17. 11.) – Neuer Berliner Kunstv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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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rrilla Girls; Projektionen auf den Osten; Christoph Hochhäusler (10. 9. bis 8. 11.) – Neues Museum: Schicksal in den Sternen. Die Anfänge des Tierkreises (bis 10. 1. 27) – Schinkel Pavillon: Projektionen auf den Osten (10. 9. bis 20. 12.) – Slg. Scharf-Gerstenberg: Wechselwirkung (bis 15. 11.) – Werkbundarchiv/Museum der Dinge: Gestalten für Berlin (bis 22. 2. 27)

Bern – ALPS Alpines Museum Schweiz: Souvenir. Selfies, Kitsch und Gipfelsteine (bis 7.1.28) – Kunsthalle: Saodat Ismailova (11.9. bis 22.11.) – Kunstmuseum: Franz Gertsch. Blow-Up (Part I) (bis 17.1.27) – Museum Franz Gertsch: Cécile Wick (19.9. bis 29.11.) – Zentrum Paul Klee: Kosmos Klee. Florence Henri (1893–1982) (bis 10.1.27)

Bernau - Hans-Thoma-Kunstmuseum: Simone Lischka (bis 4. 10.)

Bernried – Buchheim Museum: Joachim Ringelnatz. Es hat sich selbst aus mir gemalt (bis 4. 10.); Aufruhr der Farben. Karl Schmidt-Rottluff und das Erbe der „Brücke“ (bis 15. 11.)

Bonn – Arithmeum: Die Kunstkammer Pohl-Goldschmidt. Mathematische und wissenschaftliche Instrumente und Schätze der Renaissance (bis 20. 6. 27) – Bundeskunsthalle: Interactions 2026 (bis 1. 11.) – Kunstmuseum: Kraftfelder (bis 11. 7. 28),; Aki Inomata; Versammlung der Tiere (bis 1. 11.); #ifeelyou. Dimensionen der Empathie (bis 11. 10.) – Museum August Macke Haus: Chunqing Huang (10. 9. bis 31. 1. 27) – Universitätsmuseum: Karl Simrock und die Grimms (bis 20. 12.)

Bottrop - Josef Albers Museum: Richard Paul Lohse (bis 11. 10.)

Bramsche – Varusschlacht-Museum: Verlorene Krieger. Germanen zwischen Macht und Mythos (bis 7. 11. 27)

Braunschweig – Herzog Anton Ulrich-Museum: Lothar Osterburg (bis 4. 10.) – Kunstverein: Liesl Raff, Annette Senneby, Michael Ray-von (bis 27. 9.) – Städt. Museum: Mit eigener Stimme. 75 Jahre Zentralrat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bis 20. 9.)

Bremen – Gerhard-Marcks-Haus: Daphne Wright; Christian Schilling (bis 18. 10.) – Kunsthalle: Mehr Frauen. Bremer Künstlerinnen auf Papier (bis 8. 11.) – Overbeck-Museum: material girls V (6. 9. bis 15. 11.) – Weserburg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 Edition S Press. Gedichte, die man hören muss (12. 9. bis 29. 8. 27); Anys Reimann (bis 4. 10.) – Wilhelm Wagenfeld Haus: Ein guter Anfang. 40 Jahre Blaumeier (bis 4. 10.)

Brüssel – Bozar: William Kentridge. I am not me, the horse is not mine (18. 9. bis 7. 3. 27)

Chemnitz – Burg Rabenstein: Die Geschichte der Tafelstube (bis 1. 11.) – Kunstsammlungen: Eine unvollendete Geschichte (bis 4. 10.) – Museum Gunzenhauser: Mahlzeit. Serving Gender (bis 1. 11.) – Neue Sächsische Galerie: Grafikbiennale 100. Sächsische Grafiken 2026 (8. 9. bis 22. 11.)

Cottbus – Museum Dieselkraftwerk: Jonathas de Andrade (30. 8. bis 15. 11.); Ungebremste Selbstbewegungen. Experimentelle Fotografie aus der späten DDR (29. 8. bis 15. 11.) – Fürst-Pückler-Museum, Park und Schloss Branitz: Die Dame/n des Hauses (bis 1. 11.)

Darmstadt – Ausstellungsgebäude Mathildenhöhe: A Step Ahead. 125 Jahre Mathildenhöhe (bis 31. 1. 27) – Hess. Landesmuseum: Wiederentdeckt! Textile Bilder (bis 4. 10.)

Den Haag – Kunstmuseum: Antonis Pittas (bis 7.3.27); Reflections on Fashion (bis 3.1.27) – Mauritshuis: Frans Hals und die Genremalerei (15.9. bis 5.11.)

Dessau – Anhaltische Gemäldegalerie: Konservator und Modernist. Ludwig Grote und das Dessauer Bauhaus (29. 8. bis 30. 11.) – Bauhaus Museum: Glas – Beton – Metall (bis 10. 1. 27)

Dorsten – Jüdisches Museum Westfalen: Kosmos des Lebens. Die Fotografin Annelise Kretschmer (bis 11. 10.)

Dresden – Deutsches Hygiene-Museum: Wie geht's? Die Ausstellung über mentale Gesundheit (bis 4. 4. 27); Große Gefühle. Mitmach-Ausstellung für Kinder (bis 6. 12.) – 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Zwinger: Correggio. Berührend menschlich (19. 9. bis 10. 1. 27) – Kupferstich-Kabinett: Unbekanntes aus Italien. Zeichnungen des 16. Jhs. neu erforscht (12. 9. bis 3. 1. 27) – Leonhardi-Museum: Hans Theo Richter (bis 4. 10.) – Militärhistorisches Museum: Wunderwaffen. Propaganda und Kriegstechnik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is 9. 3. 27) – Puppentheatersammlung (Kraftwerk Mitte): Bühne ohne Grenzen. Experimente im erweiterten Museum (5. 9. bis 1. 7. 27) – Residenzschloss: Auf ex! Willkomm

pokale im Grünen Gewölbe; Kunstkammer Gegenwart III (bis 3. 1. 27)

Dublin – Irish Museum of Modern Art IMMA: Technologies of Peace. Art and Transition in Contemporary Europe (1989–2026) (12. 9. bis 9. 5. 27)

Düsseldorf – Filmmuseum: Becoming Marilyn (bis 30. 9.) – K20: Franz Marc. Die Suche nach einer besseren Welt (12. 9. bis 24. 1. 27) – K21: Holly Herndon, Mat Dryhurst (bis 11. 10.) – Kunstpalast: Niki de Saint Phalle. Dream Machine (10. 9. bis 7. 2. 27) – NRW-Forum: Asia Pop (17. 9. bis 23. 5. 27)

Duisburg – Lehmbruck Museum: Dejan Sarić (bis 13. 12.); Anish Kapoor (bis 18. 10.) – MKM Museum Küppersmühle: Jaume Plensa (bis 1. 11.) – Museum DKM: Huang Min (bis 31. 1. 27); André Schweers (bis 31. 10.)

Edenkoben – Schloss Villa Ludwigshöhe: Sehnsucht Pompeji (bis 11. 10.)

Eisenhüttenstadt – Museum Utopie und Alltag: Das Weite suchen. Fotografien der späten DDR und frühen 1990er Jahre (bis 4. 10.)

Erfurt – Angermuseum: Nur Mut! Eva Bruszis (bis 10. 1. 27) – Dt. Gartenbau Museum: iga*61. Die DDR durch die Blume (bis 13. 6. 27) – Galerie Waidspeicher im Kulturhof z. Güldenen Krönbacken: Why so serious? (30.8. bis 14. 3. 27) – Kunsthalle: Colours & Values. Positionen des Malerinnennetzwerks (bis 1. 11.) – Schlossmuseum Molsdorf: Katharina Sieg (bis 18. 4. 27)

Essen – Museum Folkwang: Ich, Gustave Courbet. Maler und Rebell (bis 8. 11.); Saâdane Afif. Affiches/Plakate (bis 4. 10.) – Ruhr Museum: Überleben in der Eiszeit (bis 10.1.27); Alexander Lackmann (bis 25. 10.)

Frankfurt am Main – Dt. Architekturmuseum (DAM): More is now! Neue tschechische Architektur (19. 9. bis 17. 1. 27); Too hot. Heiße Städte, neue Wege (bis 7. 2. 27) – Caricatura Museum: Katharina Greve (bis 17. 1. 27) – Dt. Romantik-Museum: Schopenhauer und die Romantik. „Der Weg führt nach innen!“ (bis 13. 9.) – Filmmuseum: W. I. M. Im Lauf der Zeit. Eine Wim Wenders Ausstellung (bis 18. 10.) – Historisches Museum: Höchst erzählt. Das Museum im Bolongaropalast (bis 28. 2. 27); Die Welt im Geld. Globale Ereignisse im Spiegel Frankfurter Finanzobjekte (bis 31. 1. 27) – Jüdisches Museum: Mishpocha. The Art of Collaboration (bis 27. 9.); Armin Stern. Maler und Zionist (bis 3. 1. 27); Follow the Function? (bis 29. 11.) – Junges Museum: Damals 1410. Ausstellung zu Medienkompetenz ab 8 Jahren (bis 7. 2. 27) – Kunststiftung DZ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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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um Angewandte Kunst: Adler, Orden, Wahlurne. Redesigning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bis 21. 2. 27); On Display. Wie Grafikdesign uns gestaltet (bis 8. 11.); Stiftung Buchkunst. 60 Jahre Schöne Bücher (5. 9. bis 1. 11.); Im Modus der Serie. Differenz, Variation und Wiederholung in Architektur und Design (bis 18. 10.) – Museum für Kommunikation: Samizdat. Worte der Freiheit in der Tschechoslowakei 1939 bis 1989 (bis 24. 1. 27); Design-Ikonen der Mediengeschichte (bis 31. 12.) – MMK: Amel Bashier (12. 9. bis 10. 1. 27); Fritz Scholder (bis 25. 10.) – Schirn Kunsthalle (temporär in Frankfurt-Bockenheim): The World through AI (bis 20. 9.) – Städel Museum: Maria Magdalena. Sin. Pray. Love (17. 9. bis 17. 1. 27); Elmgreen & Dragset. Stillleben mit Gemüse (bis 17. 1. 27)

Gera – 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 Paul Helmut Becker. Gebrauchsgrafik zwischen Tradition und Wirtschaftspolitik der DDR (bis 14. 2. 27)

Gießen – Kunsthalle: Mukenge/Schellhammer (bis 1. 11.) – Museum für Gießen: Von Barrikaden und Parlamenten. Wilhelm Liebknechts Ideen für die Demokratie (bis 31. 1. 27)

ON/OFF-BEZIEHUNG

Gladbeck – Neue Galerie: Why Painting? Memes und digitale Bildkultur in der Malerei (bis 25.10.)

Frankfurt an der Oder – Museum Viadrina: Jenseits von Preußens Gloria. Der „andere“ Anton von Werner (bis 31. 10.) – Packhof: herzwärts wild. (Ost)deutsche und polnische Künstlerinnen der 1980er und 1990er Jahre (bis 27. 9.)

Gotha – Herzogliches Museum: Rembrandt 1632. Entstehung einer Marke (5. 9. bis 6. 12.); „Durch die Blume“. Fächer mit floralen Motiven aus drei Jahrhunderten (23. 9. bis 31. 12.)

Graz – Bruseum: Günter Brus (bis 26. 10.) – Graz Museum: Morgen war alles besser. Im Graz der 70er (bis 25. 4. 27) – Kunsthaus: 30 % Löwenzahn (bis 8. 11.) – Kunstverein: Martin Maloney (17. 9. bis 13. 12.) – Neue Galerie: Analytische Schönheit. Blumenbilder aus 200 Jahren (bis 4. 10.)

Freiburg – Augustinermuseum: Marcel van Eeden. 6. August 1870 (bis 18. 10.); Zukunfts(t)räume. Museum im Wandel (bis 21. 2. 27) – Museum für Neue Kunst: Spielfeld. Sport & Kunst (bis 11. 10.) – Museum Natur und Mensch: Voll unfair (bis 3. 1. 27)

Halberstadt – Gleimhaus: Sitten, Satire, Aufklärung. Kalenderkupfer von Daniel Chodowiecki (bis 15. 11.)

Halle (Saale) – Franckesche Stiftungen: Jin! Eine interaktive Ausstellung über Orientierung im Ungewissen (5. 9. bis 25. 4. 27); Das Königliche Pädagogium. Elitenbildung im 18. Jh. (bis 4. 4. 27) – Kunsthalle Talstrasse: Zaunkönig. Annette Schröter und Gudrun Petersdorff (bis 15. 11.) – Kunstmuseum Moritzburg: Edmund Kesting. Avantgardist (bis 25. 10.)

Freising – Diözesanmuseum: Ein Leben in Farben. Malerin Ruth Kohler (bis 27. 9.)

Hamburg – Bucerius Kunst Forum: Von Monet bis Picasso. Jüdische Kunstsammler:innen in Deutschland (11. 9. bis 29. 3. 27) – Deichtorhallen/PHOXXI: Abdulhamid Kircher (bis 1. 11.) – Ernst Barlach Haus: Ewald Mataré. Tierplastiken (bis 11. 10.) – Kunsthalle: This is the modern World. Durchbrüche in der Kunst 1900–1960 (4. 9. bis 30. 5. 27); Skulptural. Die neuen Galerien (bis 11. 4. 27); Carrie Yamaoka (bis 10.1.27); Aber ich – Die Welt – Ich sehe – Dich* (bis 4. 10.) – Kunsthaus: Yalda Afsah (5. 9. bis 8. 11.) – Kunstverein: Nandi Loaf (bis 27. 5. 27) – MARKK: Zuschreibung: Jüdisch. Fragen an die Geschichte des MARKK (bis 27. 6. 27); Katzen! (bis 29. 11.) – Museum für Kunst & Gewerbe: Sara Sallam (bis 10. 1. 27);

Hamm – Gustav-Lübcke-Museum: George Grosz x Daniel Richter. Krieg und Konfitüre (5, 9, bis 21, 2, 27)

Friedrichshafen – Zeppelin Museum: Gefühlte Wahrheiten. Zeppelin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bis 4. 4. 27)

Hannover – Kestner Gesellschaft: Dressed. Rom. Macht. Mode – Mode vor 2000 Jahren neu erlebt (bis 31. 1. 27) – Kunst-

Garmisch-Partenkirchen – Museum Werdenfels: Vergessene Künstlerinnen (bis 14.2.27)

verein: Jenny Brosinski (bis 31. 12.) – Landesmuseum: Aufgetaucht. Philipp Klein im Kreis der Impressionisten (bis 25. 10.) – Sprengel Museum: Zwischen Wirklichkeit und Traum. Otto Gleichmann und der Expressionismus in Hannover (bis 1. 11.) – Wilhelm Busch. Deutsches Museum für Karikatur und Zeichenkunst: Wie geht es dir? Zeichner*innen gegen Antisemitismus, Hass und Rassismus (bis 8. 11.)

Heidelberg – Kunstverein: Ndayé Kouagou (3. 9. bis 15. 11.) – Sammlung Prinzhorn: Alles Kunst? (bis 31. 1. 27) – Skulpturenpark: William Kentridge (bis 30. 10.) – Völkerkundemuseum: Mensch oder Objekt? Human Remains zwischen Forschung, Erinnerung und Verantwortung (bis 18. 10.)

Herford – Marta Herford: Mindset Los Angeles. Frank Gehry und die Cool School (bis 10. 1. 27)

Iphofen – Knauf-Museum: Trag mich. Handtaschen aus 100 Jahren (bis 8. 11.)

Kaiserslautern – Museum Pfalzgalerie: Franz Karl Bühler. Zeichnungen aus der Slg. Prinzhorn (bis 31. 7. 27)

Karlsruhe – Badischer Kunstverein: Catherine Christer Hennix (bis 15. 11.) – Kunsthalle: Annette Barcelo (bis 1. 11.) – Kunstmuseum: Tamina Amadyar; Expressiv. Grafik von Dürer bis Schlichter (bis 4. 10.) – ZKM: Silver Egg. Die Sinnlichkeit der Medienkunst (bis 21. 2. 27)

Kassel – Fridericianum: Charles Ray (bis 3.1.27) – Caricatura: Alles wird Ruth. Cartoons von Ruth Hebler (bis 1.11.) – Grimmwelt: „Zwischen Gestalten. Helga Gebert – Erzählen in Bild und Wort (bis 24.1.27) – Hess. Landesmuseum: ZOOM. Einblicke in die Welt der Mikroskopie (4.9. bis 11.4.27) – Neue Galerie: Resonanzräume. documenta Kunst und weitere Neuerwerbungen (bis 24.1.27) – Spohr Museum: Friedrich Kalkbrenner (2.9. bis 14.2.27)

Nürnberg, Staatstheater, Schauspielhaus: Franz Kafka „Der Prozess“. Regie: Laura Linnenbaum

16. Antwerpen, Opera Vlaanderen: Louis Andriessen/Phia Ménard/KOR'SIA „De Materie“. Dirigat: Bas Wiegers, Regie: Phia Ménard, Choreographie: KOR'SIA Berlin, Komische Oper, Flughafen Tempelhof, Hangar 4: Aribert Reimann „Lear“. Dirigat: Barrie Kosky, Regie: Nicholas Carter Genf, Grand Théâtre de Genève: Frank Martin „La Tempête“. Dirigat: Thierry Fischer, Regie: Netia Jones Wien, Theater an der Wien: Francesco Cavalli „La Calisto“. Dirigat: Christina Pluhar, Regie: Stefan Herheim

Veranstaltungen im September

Eine Auswahl

Koblenz – Ludwig Museum: Liliane Tomasko (30. 8. bis 1. 11.) – Rhein-Museum: Sprechende Steine. Das Devon-Meer (bis 31. 12.)

Köln – Käthe Kollwitz Museum: Kollwitz ausgewählt. Die persönlichen „Best of“ der Künstlerin (bis 15. 11.) – MAKK: Hans Georg Esch. Der architektonische Blick epochal-global; O. M. Ungers. Architektur als Idee (bis 27. 9.) – Museum Ludwig: De/Collecting Memories from Turtle Island (bis 8. 11.); Slg. Fotografie: Zweimal Deutschland um 1980 (bis 11. 10.)

Konstanz – Rosgartenmuseum: Die Mosbruggers. Eine Künstlerfamilie am Bodensee (bis 10.1.27) – Städt. Wessenberg-Galerie: Was bleibt. Erinnern und Vergessen in der Kunst (bis 4.10.)

Künzelsau – Museum Würth: Gertrude Reum (bis 8. 11.) – Museum Würth Belvedere und Skulpturengarten: Stella Hamberg (bis 8. 11.)

Leipzig – Bach-Museum: Jüdisches Leben und die Musikerfamilie Bach (bis 13.12.) – Grassi-Museum: Gerhard Kurt Müller. Kristallnacht (bis 11.10.) – Museum der bildenden Künste: Roxana Rios (bis 28.3.27); Rosa Barba (bis 3.1.27) – Stadtarchiv: Aufbruch und Tradition. 30 Jahre jüdisches Leben der Gegenwart in Sachsen. Fotografien von Silvia Hauptmann (bis 1.10.)

Lilienthal – Kunststiftung: Eine Landschaft voll Licht und Farbe. Die Künstlerkolonie Nidden (bis 18. 10.)

London – British Museum: Teppich von Bay-eux (10. 9. bis 11. 7. 27); Declaring independence. USA 250 (bis 29. 11.) – Royal College of Arts: Simone Leigh (18. 9. bis 12. 10. 27) – Tate Modern: Ana Mendieta (bis 17. 1. 27) – Design Museum: NIGO. From Japan with Love (bis 4. 10.)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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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s Gallery: Queen Elizabeth II. Her Life in Style (bis 18. 4. 27) – V&A: Rising Voices. Contemporary Art from Asia, Australia and the Pacific (bis 10. 1. 27); Schiaparelli. Fashion becomes Art (bis 1. 11.) – Wallace Collection: Winston Churchill. The Painter (bis 29. 11.)

Lübeck – Günter Grass-Haus: Helme Heine. Es war einmal (bis 10. 1. 27) – Museum Behnhaus Drägerhaus: Alfred Mahlau. Festzug 1926 (bis 22. 11.) – St. Annen-Museum: Dimensionen der Freiheit.

Carl-Henning Pedersen und Else Alfelt (bis 25.10.)

Lüneburg – Ostpreußisches Landesmuseum: „Der Tod ist ständig unter uns“. Deportationen nach Riga und der Holocaust im deutsch besetztem Lettland (26. 9. bis 28. 2. 27); Holger Trülzsch mit Vera von Lehndorff (bis 18. 10.)

Luzern – Kunstmuseum: Shirana Shahbazi (bis 18. 10.) – Richard Wagner Museum: Tabu Wagner? Jüdische Perspektiven (bis 30. 11.)

Madrid – Casa de México: Annie Leibovitz. WM Mexico 86 (bis 20. 9.) – Fundación Mapfre: Künstlerinnen des Präaffaelismus 1850–1914; Ausdruck von Wahnsinn in der Avantgarde-Kunst (24. 9. bis 10. 1. 27) – Museo del Prado: Valeriano D. Béquer (bis 4. 10.) – Museo Reina Sofia: Félix González-Torres (bis 12. 10.)

Magdeburg – Kulturhistorisches Museum: Im Zeichen von Zirkel und Winkelmaß. Freimaurerei in Magdeburg (bis 25. 10.) – Kunstmuseum: Joachim Brohm. Farbe und Gebiet (10. 9. bis 31. 1. 27)

Mainz – Kunsthalle: Freund*innenschaft (bis 10. 1. 27) – Landesmuseum: Shalom am Rhein. 1000 Jahre Judentum in Rheinland-Pfalz (bis auf Weiteres)

Mannheim – Kunsthalle: Alexander Tillegreen (bis 10. 1. 27); Fokus Sammlung: Neue Sachlichkeit (bis 31. 12.); Radikal. Real. Nouveau Réalisme und die Kunst der 1960er Jahre (bis 11. 10.) – Kunstverein: Hartmut Kiewert (6. 9. bis 8. 11.) – Reiss-Engelhorn-Museen: Schamanen Sibiriens. Zwischen den Welten (20. 9. bis 27. 6. 27) – Technoseum: Crime. Die Technik des Verbrechens (bis 27. 6. 27)

Memmingen – Mewo Kunsthalle: Josef Madlener (bis 22. 11.); Jochen Mühlenbrink (bis 1. 11.)

Mettingen – Draiflessen Collection: Mix & Match. Einblicke in einen Sammlungskosmos (bis 18. 10.)

Bild: Ernestyna Orlowska, Make Your Body Your Machine, 2021 © Ernestyna Orlowska. Foto: Margot Roth

Mönchengladbach – Städt. Museum Schloss Rheydt: Im goldenen Käfig. Adelige Frauen zwischen Pflicht und Privileg (bis 11. 10.)

München – Alte Pinakothek: Stolzer Strauß und wütender Tiger. Tierbronzen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11. 10.) – Pinakothek der Moderne: Dana Schutz (bis 4. 10.); Between & Beyond. Zwischenräume und Übergänge. Kunst und Raum seit 1960 (bis 29. 8. 27); Convivium. Nah-rungssysteme am Limit (bis 18. 10.) –

Archäologische Staatssammlung: Stonehenge. Uralte Geheimnisse, neue Entdeckungen (18. 9. bis 29. 8. 27) – 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 Kuckuckseier. Neue Kunst trifft alte Kunst (bis 15. 11.) – Die Neue Sammlung – The Design Museum: Design of the Unusual. Klarenbeek & Dros. (bis 10.10.27) – Haus der Bayerischen Geschichte: Hitler und der Kampf um die Demokratie (bis 7. 8. 27) – Haus der Kunst: Tomás Saraceno. 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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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bene Welten; Tao Schirrmachers Slg. Eisbach Treasures; Maria VMier (bis 7.2.27) – Jüdisches Museum: Yalla. Arabisch-jüdische Berührungen (bis 28.2.27) – Kunsthalle: Haar – Macht – Lust (bis 4.10.) – Lenbachhaus: Ein Ferngespräch. Szenen aus der Weimarer Republik (bis 27.9.) – Monacensia: Literatur & Haltung. Rachel Salamanders Archiv (bis 31.3.28) – Museum Brandhorst: Carrying (bis 8.11.) – Museum Fünf Kontinente: Krishna. Religion, Kunst und Popkultur (bis 8.11.) – Museum Villa Stuck: Delschad Numan Khorschid, Jan-Hendrik Pelz (bis 8.11.) – Staatl. Antikensammlungen: Sammeln mit Stil. Caroline Murat, Ludwig I. und die Antike (bis 17.1.27) – Valentin-Karlstadt-Musäum: Sternenstaub und Meeresgrund. Miriam Frank und Philipp Liehr (bis 10.11.)

Münster – Kunstmuseum Pablo Picasso: Giacometti, Picasso, Masson, Dubuffet. Grenzgänger der Pariser Moderne. Slg. Klewan (bis 25. 10.)

Murnau – Schloßmuseum: Die fabelhaften Alben des Alfred Mayer (bis 8. 11.)

Neumünster – Museum Tuch + Technik: Was konnten sie tun?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bis 25.10.)

Neu-Ulm – Edwin Scharff Museum: Ernst Barlach. Facetten der Liebe (bis 4.10.)

Nordhorn – Städt. Galerie: Desillusion (29. 8. bis 1. 11.)

Nürnberg – Kunsthalle: ibid. 30 Positionen aktueller Malerei (bis 4. 10.) – Neues Museum: Alexandra Grant (bis 11.10.)

Oberhausen – Gasometer: Mythos Wald (bis 30. 12.) – Ludwiggalerie: Pustekuchen, Schabernack und Plutimikation. Astrid Lindgrens Welt in Bildern (20. 9. bis 17. 1. 27)

Offenbach – Klingspor Museum: Aus der Mitte Europas. Tschechische Buchkunst von 1900 bis zur Gegenwart (5. 9. bis 29. 11.)

Osnabrück – Felix-Nussbaum-Haus: Michaela Melián (bis 2. 5. 27) – MIK Museum Industriekultur: Zukunft Bauen. Wie wollen wir wohnen und leben? (bis 1. 11.)

Otterlo – Kröller-Müller Museum: Van Gogh. All our paintings (15. 9. bis 3. 1. 27); Ruud Kuijer (bis 4. 10.)

Paderborn – Diözesanmuseum: Prophezeiungen. Wer deutet die Zeichen der Zeit? (30. 8. bis 31. 1. 27)

Paris – Fondation Giacometti-Institut: Giacometti Surrealist. Objekte als Skulpturen (bis 1. 11.) – Grand Palais: Cézanne et nous (23. 9. bis 17. 1. 27) –

AUSSTELLUNGEN

Louvre: Urwasser. Lehren aus Mesopotamien (bis 15. 3. 27) – Musée d'art et d'histoire du Judaïsme: Chaim Kaliski (bis 13. 12.) – Musée d'Orsay: Auguste Bartholdi. Die Freiheit erleuchtet die Welt (15. 9. bis 31. 1. 27) – Musée d'Art Moderne de Paris: Kerry James Marshall (18. 9. bis 24. 1. 27) – Musée du Luxembourg: Warhol. Die Linie und das Bild (16. 9. bis 10. 1. 27) – Musée Jacquemart-André: Ewiger Tintoretto (11. 9. bis 24. 1. 27)

Posen – Archäologisches Museum: Wege in die Vergangenheit. Rettungsarchäologie (2. 9. bis 8. 11.)

Potsdam – Filmmuseum: Ohne Frühstück, ohne Diskussion. 80 Jahre DEFA-Filme (bis 2. 5. 27) – Museum Barberini: Symphonie der Farben. Paul Signac und der Neoimpressionismus (bis 11. 10.) – Das Minsk: Annemirl Bauer (5. 9. bis 7. 2. 27)

Ratingen – Museum Ratingen: Elger Esser (18. 9. bis 24. 1. 27)

Ratzeburg – Ernst Barlach Museum: Ernst Barlach – Käthe Kollwitz. Was ist denn Vaterland? (bis 1. 11.)

Recklinghausen – Ikonen-Museum: Viten, Wunder und Legenden (bis 8. 11.)

Remagen – Arp Museum Bahnhof Rolands- eck: Zu den Sternen! Weltraum und Weltflucht seit der Moderne (bis 10. 1. 27)

Rendsburg – Jüdisches Museum: Rebecca Louise Law (bis 1. 11.)

Reutlingen – Kunstmuseum: Georg Lutz;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Ambiguität eines starken Gefühls (bis 1. 11.)

Rödental – Europäisches Museum für Modernes Glas: Der Gestalter Hans Theo Baumann (bis 8. 11.)

Rostock – Kunsthalle: Hedwig Holtz-Sommer (bis 22. 11.)

Saarbrücken – Saarlandmuseum: Anouk Kruithof (bis 3. 1. 27); Andy Warhol (bis 18. 10.)

Salzburg – MdM Rupertinum: Baselitz Manifeste (bis 4. 10.)

Schleswig – Schloss Gottorf: Rebecca Louise Law (bis 1.11.)

Schwaz – Kunstraum: Die Anrufung. 100 Jahre Ingeborg Bachmann (9. 9. bis 7. 11.)

Schwerin – Kunstverein: Paul Goesch, Matthias Noggler (bis 11. 10.)

Stade – Kunsthaus: Gekommen, um zu bleiben. Die Slg. Siegel (bis 1. 11.)

Staufen – Keramikmuseum: Jugendstil international. Keramische Kunst ohne Grenzen (bis 28. 11. 27)

St. Gallen – Kunstmuseum: Marie Schumann (bis 3.1.27) – Textilmuseum: Mise en Scène. Modefotografie von der Belle Époque bis heute (bis 28.2.27)

Straßbourg – Museum Tomi Ungerer: Anna Sommer (18. 9. bis 28. 2. 27)

Stuttgart – Haus der Geschichte Baden-Württemberg: Echt jetzt?! Fotografien, Retusche, Deepfakes (bis 4.10.) – Hotel Silber: Rechtsextremer Terror (bis 14.2.27) – Kunstmuseum/Kunstgebäude: Das kalte Herz (bis 4.10.)

Tilburg (NL) – De Pont Museum: Sigmar Polke (20. 9. bis 28. 2. 27)

Trier – Stadtmuseum Simeonstift: Treffpunkt Tresen (bis 18. 10.)

Tübingen – Schloss Hohentübingen: Was bleibt. Evamarie Sanders Leben, Familie und Wissenschaft (bis 15. 11.)

Überlingen – Städtische Galerie: Universum Mensch (bis 4. 10.) – Städtisches Museum: Das Überlinger Münster. Vom Mittelalter bis heute (bis 12. 12.)

Ulm – Kunsthalle Weishaupt: Wenn Farben Formen finden (bis 8. 11.) – Museum Ulm: Fabelhaft! Der Löwenmensch und seine Nachfahren (bis 4. 10.)

Vaduz – Hilti Art Foundation: Abstract. In Focus: Carmen Herrera, Wassily Kandinsky, Mark Rothko (bis 17. 5. 27)

Velbert – Dt. Schloss- und Beschlägemuseum: Mythos und Mechanik. Die Welt der Trickschlösser (17. 9. bis 28. 3. 27)

Völklingen – Völklinger Hütte: Urban Art Biennale 2026 (bis 15. 11.)

Wadgassen – Deutsches Zeitungsmuseum: Bernd Kissel (bis 3.1.27)

Waldenbuch – Museum Ritter: Marguerite Hersberger; Heavy Metal. Werke aus der Slg. Marli Hoppe-Ritter (bis 27. 9.)

Wassenaar – Museum Voorlinden: Eine Hommage an die Ikonen der Kunst (12. 9. bis 7. 3. 27)

Wedel – Barlach Kunstmuseum: Rosa Loy und Neo Rauch. Echo (bis 27. 9.)

Weil am Rhein – Vitra Design Museum: Verner Panton. Form, Farbe, Raum (bis 9.5.27)

Weimar – ACC-Galerie: Wo die Citronen glüh'n. Notizen – Noten – Neuigkeiten. 18 Einblicke in die Ateliers der Villa Massimo (bis 4. 10.) – Bauhaus-Museum: Gerhard Marcks. Frühe Holzschnitte des B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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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 Folkwang
Gustave Courbet, L'Homme à la pipe, um 1849 © Musée Fabre de Montpellier Méditerranée Métropole / Foto: Frédéric Jaulmes

haus-Meisters aus der Slg. HHW (bis 12. 1. 27) –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Emmie Arbel. Die Farbe der Erinnerung. Ausstellung mit Bildern von Barbara Yelin (bis 25. 10.) – Goethe- und Schiller-Archiv: Zwischen Ordnung und Verlust. Die Entstehung der Marke „Goethe“ (bis 13. 12.)

– Museum Neues Weimar: Bauhaus und Politik (bis 4. 1. 27) – Schiller-Museum: Faust. Eine Ausstellung (bis 1. 11. 27) – Studienzentrum der Herzogin Anna Amalia Bibliothek: Das Abc der Herzogin Anna Amalia Bibliothek (bis 30. 10.)

COUR BET

Werther – Museum Peter August Böckstiegel: Georg Tuxhorn und die zweite Generation der „Bielefelder Moderne“ (13. 9. bis 6. 12.)

Wien – Albertina: Picasso-Bacon. What It Feels Like to Be Human (18. 9. bis 31. 1. 27); OTTO meets Albertina (bis 10. 1. 27); Die Welt im Fokus (bis 26.10.); Sammeln für die Zukunft. 250 Jahre Albertina (bis 11. 10.) – Albertina Modern: Vasarely & Adrian. Dynamische Raster (bis 8. 11.) – Architekturzentrum Wien: Global – Neutral. Architektur aus Österreich in Afrika und Asien 1955–1989 (bis 5. 10.) – Haus der Geschichte Österreich: Unstoppabl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Highlights im Museum (bis 11. 10.); Alles Arbeit. Frauen zwischen Er-

werbs- und Sorgetätigkeit. Fotoarchiv Blaschka 1950–1966 (bis 10. 1. 27) – Jüdisches Museum: Eran Shakine. A Muslim, a Christian, and a Jew (bis 8. 11.) – Kunsthalle Wien Museumsquartier: Lebt und arbeitet in Wien (bis 26. 10.) – Kunst Haus: Seeds (bis 14. 2. 27) – Leopold Museum: Herbert Boeckl-Hans Josephsohn. Archetypen des Figuralen (bis 10. 1. 27) – MAK: Kateryna Lysovenko (16. 9. bis 18. 10.) – mumok: Terminal Piece (bis 7. 2. 27); Tolia Astakhishvili (bis 1. 11.) – Österr. Nationalbibliothek: Weltmacht Liebe. Eine Reise durch die Jahrhunderte (bis 1. 11.) – Unteres Belvedere: Erna Rosenstein (bis 10. 1. 27) – Weltmuseum: Ishir. Lebendige Erinnerung aus Paraguay (16. 9. bis 24. 1. 27) – Wien Museum: Schiele und

Peschka. Familienaufstellung (bis 27. 9.) Wiesbaden – Kunsthaus: Grace Schwindt (bis 8. 11.) – Museum Reinhard Ernst: Wolfgang Hollegha. Denk nicht, schau (bis 25. 10.) – Museum Wiesbaden: Women* & Type. Call of Flags (bis 3. 10.); Brutpflege. Liebe ohne Worte (bis 10. 1.

17. JUL - 8. NOV 2026

27); Jugendstil und Symbolismus. Georg Lührig. Ein Meister aus Dresden (bis 17.1.27); Unter Druck. Politische Plakate 1918-1933 (bis 22.11.)

Winterthur – Fotomuseum: Schattenwesen. Von der Geisterfotografie zu den Phantomen des Algorithmus; Nhu Xuan Hua (bis 11. 10.)

Wolfsburg – Kunstmuseum: Tell Me Where Home Is (19. 9. bis 17. 1. 27)

Worpswede – Kunsthalle: Impuls Paula. Zum 150. Geburtstag von Paula Modersohn-Becker (bis 1. 11.)

Wuppertal – Skulpturenpark Waldfrieden: Farbe! Farbe! Willi Baumeister, Franz Krause, Oskar Schlemmer; Tony Cragg (12. 9. bis 3. 1. 27)

Wurzen – Ringelnatz-Geburtshaus: Zwischen hübschen Streifen. Die Reklameverse von Joachim Ringelnatz für die Textilfabrik Sigmund Goeritz AG Chemnitz (bis 20. 12.)

Zürich – Kunsthaus: Ikonen (11. 9. bis 10. 1. 27); Vilhelm Hammershöi. Maler des stillen Klangs (bis 25. 10.) – Landesmuseum: Wir und der Krieg (bis 7. 1. 27) – Museum für Gestaltung: Bauen für die Macht. Pavillon Le Corbusier (bis 29. 11.) – Museum Rietberg: Rot. Meisterwerke der chinesischen Lackkunst (bis 31. 1. 27)

Eine Auswahl

3. Brüssel, Théâtre de la Monnaie: Sasha Waltz & Guests „Beethoven 7“. Choreographie: Sasha Waltz

4. Kopenhagen, Det Kongelige Teater: Giuseppe Verdi „Macbeth“. Dirigat: Vassilis Christopoulos, Regie: Benedict Andrews Weimar, Deutsches Nationaltheater: Georg F. Händel „Messias“. Dirigat: Daniel Carter, Regie: Jochen Biganzoli

5. Paris, Opéra-Comique: Wolfgang A. Mozart „Zaïde“. Dirigat und Regie: Raphaël Pichon Paris, Opéra national de Paris, Palais Garnier: Tyshawn Sorey „Perle noire: Méditations pour Joséphine“. Dirigat: Tyshawn Sorey, Regie: Peter Sellars

6. Amsterdam, Het Muziektheater: „Legacies“. Choreographie: George Balanchine/Hans van Manen/Kirsten Wicklund/Toer van Schayk

7. Kopenhagen, Det Kongelige Teater: Jules Massenet „Werther“. Dirigat: Marie Jacquot, Regie: Tatjana Gürbaca Minden, Stadttheater: Richard Wagner „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 Dirigat: Frank Beermann, Regie; Jakob Peters-Messer Schwerin, Mecklenburgisches Staats-theater, Theaterzelt: Ludwig van Beethoven „Fidelio“. Dirigat: Gábor Hont-vári, Regie: Kerstin Steeb

8. Göteborg, Operan: Giuseppe Verdi „La traviata“. Dirigat: Aivis Greters, Regie: Silvia Paoli Hamburg, Staatsoper: Giuseppe Verdi „Macbeth“. Dirigat: Tomáš Hanus, Regie: Tobias Kratzer Hannover, Staatstheater, Opernhaus: Peter I. Tschaikowsky „Pique Dame“. Dirigat: Francesco Angelico, Regie: Roland Schwab Magdeburg, Theater, Opernhaus: Wolfgang A. Mozart „Cosi fan tutte“.

MUSIKTHEATERPREMIEREN

Dirigat: Sebastian Rolli, Regie: Martina Gredler

Stockholm, Kungliga Operan: Giacomo Puccini „Tosca“. Dirigat: Vitali Alekseenok/André Callegaro

13. Frankfurt am Main, Opernhaus: Peter Tschaikowsky „Mazeppa“. Dirigat: Karsten Januschke, Regie: Matthew Wild

14. Meiningen, Staatstheater, Großes Haus: Alfred Schnittke „Historia von D. Johann Fausten“. Dirigat: Killian Farrell, Regie: Eva-Maria Höckmayr

15. Berlin, Deutsche Oper, Großes Haus: Karlheinz Stockhausen „Mittwoch aus Licht“. Dirigat: Maxime Pascal, Regie: Susanne Kennedy Halle, Opernhaus: Wolfgang A. Mozart „Die Hochzeit des Figaro“. Dirigat: Andreas Wolf, Regie: Walter Sutcliffe Kiel, Opernhaus: Richard Wagner „Tannhäuser“. Dirigat: Hendrik Vestmann, Regie: Daniel Karasek

16. Zürich, Opernhaus: Wolfgang A. Mozart „Die Zauberflöte“. Dirigat: Tarmo Peltokoski, Regie: Daniele Finzi Pasca

17. New York, Metropolitan Opera: Giuseppe Verdi „Macbeth“. Dirigat: Yannick Nézet-Séguin, Regie: Louisa Proske

18. Madrid, Teatro Real: Giacomo Puccini „Manon Lescaut“. Dirigat: Nicola Luisotti, Regie: Carlos Wagner

19. Paris, Opéra-Comique: Georges Bizet „Carmen“. Dirigat: Jérémie Arcache/ Igor Bouin, Regie: Jeanne Desoubeaux.

20. Barcelona, Gran Teatre del Liceu: Giuseppe Verdi „Aida“. Dirigat: Pablo Assante, Regie: Shirin Neshat

21. Berlin, Staatsoper Unter den Linden: Gaspare Spontini „La Vestale“. Dirigat: Carlo Rizzi, Regie: Lydia Steier Graz, Opernhaus: Hector Berlioz „La Damnation de Faust“. Dirigat: Johannes Braun, Regie: Lorenzo Fioroni Innsbruck, Tiroler Landestheater, Großes Haus: Giuseppe Verdi „Un ballo in maschera“. Dirigat: Stephan Zilias, Regie: Jasmina Hadžiahmetović Mainz, Staatstheater, Steinhalle im Landesmuseum: Philip Glass „In der Strafkolonie“. Dirigat: Andri Joel Harison, Regie: Sophie Kochanowska Nancy, Opéra national de Lorraine: Giuseppe Verdi „Otello“. Dirigat: Giulio Cilona, Regie: Ted Huffman Regensburg, Theater am Bismarckplatz: Karols Szymanowski „Król Roger“. Dirigat: Stefan Veselka, Regie: Sebastian Ritschel

22. Frankfurt am Main, Oper, Bockenheimer Depot: Wolfgang A. Mozart „Zaide“. Dirigat: George Petrou, Regie: David Hermann

Eine Auswahl

3. Wien, Theater in der Josefstadt: Arthur Schnitzler „Komödie der Verführung“. Regie: Ildikó Gáspár

4. Wien, Burgtheater: Elfriede Jelinek „Unter Tieren“. Regie: Nicolas Stemann. Uraufführung Wiesbaden, Hessisches Staatstheater, Wartburg: Fiona Sironic „Am Samstag gehen die Mädchen in den Wald und jagen Sachen in die Luft“. Regie: Amalia Starikow. Uraufführung

5. Wien, Akademietheater: Tankred Dorst „Merlin oder Das wüste Land“. Regie: Antú Romero Nunes Wien, Kammerspiele der Josefstadt: Peter Turrini „Der tollste Tag“. Regie: Anna Stiepani Wiesbaden, Hessisches Staatstheater, Kleines Haus: Franz Kafka „Der Prozess“. Regie: Mikheil Charkviani

6. Basel, Theater: Henrik Ibsen „Gespenster“. Regie: Anna Bergmann

7. Berlin, Berliner Ensemble, Neues Haus: Yasmina Reza „Glücklich die Glücklichen“. Regie: Oliver Reese Frankfurt am Main, Schauspiel: Nach Jaroslav Hašek/Bertolt Brecht „Die Abenteuer des braven Soldaten Schwejk“. Regie: Jan-Christoph Gockel Hamburg, Thalia Theater: Annette Hess „Deutsches Haus“. Regie: Jorinde Dröse. Uraufführung

8. Frankfurt am Main, Schauspiel, Kleines Haus: Lisa Wentz „Der Abend vor dem Danach“. Regie: Susanne Frieling. Uraufführung Hamburg, Thalia in der Gaußstraße: Han Kang „Die Vegetarierin“. Regie: Lilja Rupprecht

9. Berlin, Berliner Ensemble: Klaus Mann „Mephisto“. Regie: Frank Castorf

SCHAUSPIELPREMIEREN

17. Zürich, Schauspiel, Pfauen: Bertolt Brecht/Kurt Weill „Die Dreigroschen-oper“. Regie: Pınar Karabulut

18. Basel, Theater, Kleine Bühne: Ursula K. Le Guin „Das Wort für Welt ist Wald“. Regie: Franz Broich. Uraufführung Düsseldorf, Schauspiel, Großes Haus: Heinrich von Kleist „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 Regie: Ulrich Rasche Halle, neues theater: Henrik Ibsen „Hedda Gabler“. Regie: Mille Maria Dalsgaard

19. Bonn, Theater, Schauspielhaus: Anton Tschechow/Rebekka David und Ensemble „Meine Kirschen, mein Garten, mein Geld“. Regie: Rebekka David Düsseldorf, Schauspiel, Kleines Haus: Ingmar Bergman „Fanny und Alexander“. Regie: Thorleifur Örn Arnarsson Essen, Schauspiel, Grillo-Theater: Henrik Ibsen „Die Wildente“. Regie: Selen Kara

20. München, Kammerspiele, Schauspielhaus: Post Paradies und Ensemble nach Georg Büchner „Danton“. Regie: Lizzy Timmers

21. Berlin, Deutsches Theater, Kammer: Jakob Hein „Wie Grischa mit einer verwegenen Idee beinahe den Weltfrieden auslöste“. Regie: Wilke Weermann. Uraufführung

Essen, Ruhrtriennale, Grillo-Theater: Frieda Lange/Joosten Ellée/Emil Borge-

est/Cora Durmann „Stahlgipfel“. Regie: Frieda Lange. Uraufführung

Hamburg, Deutsches Schauspielhaus, Malersaal: Sophie Calle „Das Adressbuch“. Regie: Ruben Müller. Uraufführung

Hannover, Staatstheater, Ballhof 2: Nils Zapfe „Propadanga“. Regie: Nils Zapfe. Uraufführung

Köln, Schauspielhaus: Kristof Magnusson/Gunnar Klack „In bester Lage“. Regie: Kay Voges. Uraufführung

Mannheim, Nationaltheater, Altes Kono Franklin: Ödön von Horváth „Kasimir und Karoline“. Regie: Charlotte Sprenger

26. Berlin, Deutsches Theater, Bühne: Christopher Rüping „Deutscher Herbst“. Regie: Christopher Rüping. Uraufführung

Hamburg, Deutsches Schauspielhaus: Roland Schimmelpfennig „Prolog/Zwischenspiel/Die Argonauten“. Folge I–III. Regie: Karin Beier. Uraufführung (Folge IV „Medea in Kolchis“ und Folge V „Medea in Korinth“ am 27.09.)

München, Residenztheater, Marstall: Anja Hilling nach Arthur Schnitzler „Reigen Variationen“. Regie: Ran Chai Bar-zvi. Uraufführung

Stuttgart, Schauspielhaus: Elfriede Jelinek „Zwischen zwei Menschen entsteht manchmal, wie selten, eine Welt“. Regie: Burkhard C. Kosminski

27. Köln, Schauspielhaus Vorbühne: Roland Schimmelpfennig „Tag und Nacht“. Regie: Lily Sykes. Uraufführung München, Residenztheater: Bertolt Brecht/Kurt Weill „Die Dreigroschenoper“. Regie: Philipp Stölzl

Foto Getty

Neue Spiele auf der Gamescom

Schaurig schön: Bei der Gamescom 2026 gibt es etliche Neuerscheinungen. Hier sind einige der vielversprechendsten Titel und solche, die beim Publikum große Emotionen auslösen.

CONTROL: RESONANT

In „Control“, dem Überraschungshit des finnischen Entwicklerstudios Remedy Entertainment von 2019, war so gar nichts unter Kontrolle, vielmehr geriet die Sache völlig aus dem Ruder. Im „Ältesten Haus“, der Zentrale des Federal Bureau of Control (FBC), hatte sich das Hiss ausgebreitet – eine rot leuchtende außerweltliche Entität, die harmlose Büroangestellte in aggressive Gegner verwandelte. Die Protagonistin Jesse Faden musste sich darum kümmern, ohne dass ihr jemand erklärte, was zur Hölle da eigentlich los war. David Lynch als Videospiel.

Sieben Jahre später erscheint mit „Control: Resonant“ die Fortsetzung. Jesse ist spurlos verschwunden, und ihr Bruder Dylan übernimmt die Hauptrolle. Das Geschehen verlagert sich von drinnen nach draußen, denn das Hiss ist aus der klaustrophobisch machenden FBC-Zentrale ausgebüxt und hat Manhattan in ein Zerrbild seiner selbst verwandelt, in dem die Gesetze der Physik kaum mehr gelten. Dylan schwebt durch die Stadt, läuft die Wände hoch und schwingt seine übernatürliche Nahkampfwaffe, die wahlweise als Vorschlaghammer, als Doppelklinge oder als Sense fungiert. Die titelgebenden „Resonants“, mächtige extradimensionale Wesen, die als Bossgegner auftreten, muss er sich nacheinander vornehmen, um neue Fähigkeiten zu erwerben und New York zu befreien.

Auf den ersten Blick verspricht der neue Teil, der am 24. September erscheint, einer der vielversprechendsten Titel des Jahres zu werden, aber nur für ein ausgewähltes Publikum. Das surreale Setting und das actionlastige Gameplay werden nicht jedem gefallen, zumal „Control: Resonant“ manchen Spielern schlicht zu schwierig sein dürfte. Auf einer Demonstration bei der Gamescom starb selbst der geübte Entwickler beim Bosskampf mehrere Bildschirmtode.

SILENT HILL: TOWNFALL

Eigentlich dürfte der neueste Ableger von „Silent Hill“ gar nicht „Silent Hill“ heißen. Denn die Geschichte von „Townfall“ spielt nicht in der (fiktiven) titelgebenden Kleinstadt in Maine, sondern in der (ebenso fiktiven) Küstenstadt St. Amelia auf einer abgelegenen Insel in Schottland. Das ist nicht das Einzige, was diesmal anders ist. Zum ersten Mal erlebt der Spieler das Geschehen aus der Egoperspektive. Das hatte schon 2014 bei „P.T.“ gut funktioniert, der Demo mit Kultstatus, die es nie zum fertigen „Silent Hill“ schaffte.

Nun also „Townfall“. Simon Ordell wird 1996 nach St. Amelia gerufen, um „die Dinge in Ordnung zu bringen“. Ohne Erinnerungen und mit einem Infusionsbeutel am Arm wird Simon an die Küste gespült und erkundet eine nebelverhangene Stadt, die nur scheinbar verlassen ist. Zwar findet Simon zerbrechliche Nahkampfwaffen und später auch einen Revolver, aber vor allem mit Letzterem sollte er vorsichtig sein, der laute Knall lockt weitere Monster an.

Also geht Simon behutsam vor. Sein Taschenfernseher warnt ihn vor dem, was in der Dunkelheit lauert, und gibt Hinweise für die Lösung zahlreicher Rätsel, die beim ersten Anspielen etwas knifflig, aber machbar erscheinen. Damit das Rauschen und Flimmern des Geräts möglichst echt wirkt, haben die Entwickler sich an alten Röhrenfernsehern vergriffen, sie mit Magneten zerstört und das verzerrte Material dann wieder ins Spiel integriert. Screen Burn heißt das schottische Entwicklerstudio passenderweise, Konami fungiert nur als Publisher. Seit der Veröffentlichung der ersten vier „Silent Hill“-Spiele haben die Japaner die Produktion an westliche Entwickler ausgelagert und verdienen an den Markenrechten. „Townfall“ erscheint am 24. September.

METRO 2039

Das Genre der Egoshooter ist nicht unbedingt für tiefgründige Geschichten und komplexe Welten bekannt. Eine Ausnahme bildet die „Metro“-Reihe des ukrainischen Entwicklerstudios 4A Games. Weil die städtische Oberfläche von Moskau nach einem Atomkrieg unbewohnbar geworden ist, haben sich die Menschen in den Metrostationen eingerichtet. Der stumme Protagonist Artyom wagt Ausflüge nach oben und bekommt es mit extremer Kälte, Strahlung und mutierten Kreaturen zu tun. „Metro“ war nie nur stupides Geballer, sondern ein Spiel mit dichter Atmosphäre. Mit der Taschenlampe tastet man sich in dunkle Gänge vor, lauscht auf den Ausschlag des Geigerzählers und wischt sich über das verdreckte Glas der Gasmaske.

Der mittlerweile vierte Teil „Metro 2039“, der im Februar 2027 erscheinen soll, ist der erste seit der russischen Voll-invasion in der Ukraine. Der Hauptsitz von 4A Games wurde schon 2014, nach der Annexion der Krim, nach Malta verlegt, aber auch heute noch arbeiten in Kiew Entwickler unter den extremen Bedingungen des Krieges. Diese Erfahrungen fließen in „Metro 2039“ ein. Eine Fraktion namens Novoreich hat die Gewalt über die Metro übernommen, ihre Propaganda hallt durch die U-Bahn-Schächte, und Artyoms früherer Mentor führt die Truppen als „Führer“ an. Der Protagonist ist diesmal nicht Ar- tyom, sondern ein namenloser Fremder, der aus dem Exil zurückkehrt, um seine Ehefrau zu finden. Der russische Autor Dmitry Glukhovsky, auf dessen Romanen die „Metro“-Reihe basiert, lebt als Kritiker des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s mittlerweile ebenfalls im Exil. Auch an der Geschichte von „Metro 2039“ hat er mitgeschrieben – sie soll nach seiner Aussage „düsterer“ werden als „alles, was ihr bisher gesehen habt“.

THE WITCHER 3:

SONGS OF THE PAST

Bei der Eröffnungsfeier der Gamescom, einer zweistündigen Aneinanderreihung von Trailern für Neuerscheinungen, wurde am lautesten für ein Spiel geklatscht, das seit elf Jahren auf dem Markt ist. Aber nicht irgendein Spiel. „The Witcher 3: Wild Hunt“ gehört zu den beliebtesten und erfolgreichsten Titeln der Videospielgeschichte – so erfolgreich, dass Entwicklerveteranen sich zusammengetan haben, um die Fans nach so langer Zeit mit einer dritten und letzten Erweiterung namens „Songs of the Past“ zu beglücken.

Der weißhaarige Hexer Geralt von Riva kehrt also unverhofft aus dem Ruhestand zurück, um seinen Bardenkumpel Rittersporn zu suchen. Der ist nämlich spurlos verschwunden. Es muss etwas passiert sein, seine Laute würde er sonst nicht einfach so zurücklassen. Mit Rittersporns Cousine Lilla zieht Geralt zum Dornengarten los, wo es schnell vorbei ist mit der Idylle der neuen spielbaren Region Letten. Apropos Letten: Aus den Witcher-Büchern von Andrzej Sapkowski ist Rittersporn auch als Julian Alfred Pankratz, Viscount de Lettenhove, bekannt. Doch der Barde macht sich wenig aus seinem Adelstitel und zieht lieber mit Geralt durch die Welt, dessen Abenteuer ihm perfekten Stoff für seine Balladen liefern.

Irgendwann im Jahr 2027 soll „Songs of the Past“ erscheinen. Um die Wartezeit erträglicher zu gestalten, bekommt das Hauptspiel am 29. September eine technisch neu überholte Version. Unter anderem sollen die Monster sich künftig intelligenter verhalten und Kämpfe flüssiger ablaufen, Grafik und Animationen werden an den aktuellen Stand der Technik angepasst und der Fähigkeitenbaum überarbeitet. Das „Remaster“ ist kostenlos für alle Besitzer des Hauptspiels und enthält die ersten beiden Erweiterungen. „Songs of the Past“ soll dann Geralts letztes Abenteuer werden. Das polnische Entwicklerstudio CD Projekt Red arbeitet derweil am vierten Teil von „The Witcher“, in dem Geralts Adoptivtochter Ciri die Hauptrolle übernimmt. Zudem ist ein Remake des ersten Teils geplant. PATRICK SCHLERETH

Kartellklage zurückgezogen

Im Streit über die von mehreren Verlagen angestrebte Reform des Pressevertriebs hat die Seite der Presse-Großhändler ihre Klage im Hauptsacheverfahren vor dem OLG Düsseldorf zurückgezogen. Die Untätigkeitsbeschwerde beim OLG richtete sich gegen eine Entscheidung des Bundeskartellamts, in der die Behörde das Vorhaben der Verlage duldete. Ende Juli hatte das OLG einen Eilantrag der sechs Presse-Großhändler gegen das

Kartellamt abgewiesen. Die Grossisten wollten die Behörde zwingen, die von der Verlagsallianz vorangetriebenen Reformpläne zu stoppen. Das Gericht führte aus, die Grossisten müssten vorrangig zivilrechtlich vorgehen. Den Zivilrechtsweg beschreiten einige Grossisten bereits. Die erstinstanzlichen Eilverfahren gegen die Vertragskündigungen durch Verlage wurden bislang mehrheitlich zugunsten der Verlagsseite entschieden. Die Verlage der Initiative „Fit for Future“, darunter Burda, Bauer, Funke, „Spiegel“, Springer, SZ und F.A.Z., wollen über die Presse-Grosso-Allianz (PGA) die bislang regional als Vertriebsmonopolisten tätigen Grossisten ersetzen. epd/F.A.Z.

Der Trainer springt am höchsten: Miron Muslić und die Schalker Mannschaft feiern den Aufstieg.

Für das Wunder von Schalke brauchte es die richtigen Worte

„Schalke, das ist ja auch Leiden“, heißt es in „Mythos Schalke“ auf Sky. Wie wahr. Aber hier geht es um Euphorie bis zum Anschlag: den Wiederaufstieg.

Schon klar: Die Tore entscheiden, der Kader, die Fitness, die Taktik, die Punkte nach 34 Spielen in Folge. Die Gänsehaut-Doku „Mythos Schalke“, mit der Sky die Rückkehr der Knappen in die erste Liga begleitet, hat allerdings weitere Gründe auf Lager, wieso dem Traditionsverein aus einem der ärmsten Flecken in Deutschland der Wiederaufstieg in die Bundesliga gelang. Es war die Sprachgewalt des neuen Trainers Miron Muslić, die zum sportlichen Erfolg führte. Seine Wortwahl, sein Ton, seine Körpersprache in der Kabine.

Und es war die Erinnerungsarbeit, die der Verein in seiner dunkelsten Stunde, nach dem Beinahe-Abstieg in die dritte Liga im Frühjahr 2025, aufnahm. Mit Nachdruck gemahnte man den Zweitligisten damals an sein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Region. Schalke ist „Fußball-Aberglaube pur“, sagt der Verteidiger Timo Becker in Film, „wirklich ’ne Religion“. „Das ist nicht normal, wie dieser Verein zu den Familien gehört“, erklärt Sebastian Pantförder, der Leiter des Schalke-Museums, der versammelten Mannschaft. Sie lauscht konzentriert, weil auch er die richtigen Töne anschlägt. Wortkünstler, Geschichtenerzähler haben Schalke gerettet. Erst anschließend kamen die Tore.

Weil Schalke eine Religion ist, darf man „Mythos Schalke“ von Christoph Küppers und Martin Schultheiß, ein Film von Sky, der vom „Media House“ des Vereins mit vielen stylishen Wackelvideos aus dem Innenleben beliefert wurde, ohne Weiteres einen Gottesdienst nennen.

Einer der Erzähler ist der entschlossene Trainer. Wobei Muslić auch einen Hauch von Ted Lasso besitzt, wie er da bei seiner Ankunft in Gelsenkirchen erst mal Leitworte im Trainingszentrum aufhängen lässt. Beim sanften Ted war das „believe“. Bei ihm sind es die Worte „aggressiv“ „intensiv“, „mutig“. Er will ein „neues Mindset implementieren“. Die Spieler mustern den Neuling ebenso skeptisch wie viele Fans. Ausgerechnet ein Trainer, der mit seinem alten Team gerade aus der zweiten englischen Liga abgestiegen ist, soll sie auf Vordermann bringen. Er begrüßt sie mit markigen Worten auf Englisch: „So get your fucking self ready, okay? Fasten seat belts, and we fucking go, all together.“

Noch kommt das nicht an. Aber dass Muslić, der als Kind mit seinen Eltern aus Bosnien nach Österreich floh, ein Mann der klaren Ansagen ist und kein Selbstmitleid duldet, dürfte jeder verstanden haben. Später sind die Spieler hellwach. Die Worte von Muslić verfangen, auch die wütenden. Und familiär kann er auch.

So etwas nennt man einen Auftakt nach Maß. Als Andreas Hoppe am 6. Oktober 1996 zum ersten Mal an der Seite von Ulrike Folkerts in seiner Signaturrolle als Ludwigshafener „Tatort“-Kommissar Mario Kopper auftritt, geht es direkt in medias res der menschlichen Abgründe.

Für die Erläuterung der Schalker Eigenarten – die Blau-Weißen sind eine leicht bipolar gesinnte Gemeinschaft – sind der Eurofighter Youri Mulder, jetzt Sportdirektor, die Knipser-Legende Klaas-Jan Huntelaar und andere wie Sophia Thomalla, Stieftochter Rudi Aussauers, Fans oder der gern in der Nordkurve weilende Fußball-Malocher Timo Becker zuständig. Er ist mit Schalke seit der Kindheit in einer Zechensiedlung in Buer so innig wie kein anderer aktiver Spieler verbunden – und trug durch seine pünktliche Rückkehr zur mentalen Einnordung bei.

Ausgespart wird die Geschichte des Abstiegs, zu der auch die Geisterspiele der Covid-Pandemie 2020, der unrühmliche Abgang des Patriarchen Clemens Tönnies, der Name des unmöglich gewordenen Sponsors Gazprom 2022 und eine Vielzahl Schall und Rauch gewordener Trainernamen gehören würden. Für Rückschau und Aufarbeitung ist dieses knackig geschnittene Stück, das aus Vereinssicht auch eine wichtige Marketingmaßnahme darstellen dürfte, nicht der richtige Platz: Hier geht es um die Wiederauferstehung eines tief gefallenen, im Sommer 2025 (38 Punkte, Platz 14) selbst von härtesten Anhängern hämisch besungenen Teams.

Die Dramaturgie führt von diesem Tiefpunkt zur Ankunft des neuen Sportvorstands Frank Baumann und jener von Muslić, und dann geht es temporeich quer durch die Saison zur Rückkehr der stärkenden Fans, der wundersamen Erscheinung Edin Džekos und den Glückstränen Käpt'n Karamans nach seinem erlösenden Treffer zum Wiederaufstieg. „Es war fast zu viel“, sagt Muslić über den endlosen Jubel, „es war fast kitschig.“

Die Heldenreise „Mythos Schalke“ ist bei all ihren solide gelösten Stilfragen ebenfalls eine kitschige Sache. In den Speichern der Streamingdienste liegen mittlerweile viele Dokus über Fußballvereine. Ob man dabei an die emotionalen Staffeln von „Sunderland ’til I die“ denkt, die aalgatten Stücke „Inside Borussia Dortmund“ und „FC Bayern – Behind the Legend“ oder Herzerwärmendes wie den aktuellen Film „Poldi“. „Mythos Schalke“ ist insofern nichts Besonderes mehr. An den Blick durchs Schlüsselloch ist man durch die perfekten Social-Media-Inszenierungen der Vereine und Spieler gewöhnt.

Fans werden hier reichlich „Pippi inne Auge“ bekommen, wie man im Ruhrgebiet sagt. „Schalke ist ja auch Leiden“, heißt es in der Doku, und Euphorie bis zum Anschlag kommt selten vor. In der neuen Saison geht es um den Klassenerhalt und die wildesten Derbys gegen die Stadt mit dem unaussprechlichen Namen. Sky hofft auf Wunder und schickt die Doku-Kameras für Folge zwei. MATTHIAS HANNEMANN

In „Der kalte Tod“ treibt ein mordlüsterner Pathologe (Matthias Habich) mit Kommissarin Lena Odenthal ein psychologisches Katz-und-Maus-Spiel, während Kopper, von Anfang an mehr als ein knorriger Sidekick der seit neun Folgen allein Ermittelnden, zwar hier und da ungeschickt agiert, doch Gott sei Dank unempfänglich bleibt für des Professors Manipulationen. Insbesondere das zehnminütige Finale zwischen Rechtsbeschützern und Rechtsmediziner machte diesen „Tatort“, geschrieben vom „Borowski“-Autor Sascha Arango und inszeniert von der Regisseurin Nina Grosse, zu einem der besten der Neunziger und zum wohl besten SWR-Ludwigshafen-„Tatort“ überhaupt.

Mythos Schalke – Ein Leben lang läuft von Freitag an auf Sky und, in etwas längerer Fassung, an diesem Wochenende im Kino.

Alle sind hier furchtbar jung, schließlich ist es 30 Jahre her: Sophie von Kessel, das mutmaßliche Opfer; Folkerts, mit damals schickem schwarz gefärbtem Kurzhaar-schnitt, und Andreas Hoppe selbst, mit einer Haupterscheinung, die gepflegt zu nennen übertrieben wäre, und origineller Batschkapp auf der Nicht-Frisur. Ein eigenwilliger Typ, dessen Stimme man einmal hörte und nicht vergaß. Loyalität war und blieb Koppers Natur bis zur letzten „Tatort“-Folge. Äußerlichkeiten und Konkurrenzgehabe waren seine Sache nicht, Aufrichtigkeit, Freundschaft und Fürsorge dagegen schon.

Mit seinem legendären Faible für La dolce vita, insbesondere für die sizilianische Küche, wird Hoppe zum persönlichen „Tatort“-Schluss 21 Jahre später Folkerts stets zur Seite gestanden sein, schließlich in einer WG mit ihr gewohnt haben, sie mit Pasta bekocht, immer wieder Wein und Grappa eingeschenkt haben und 57 Folgen lang eben nicht nur die Figur Kop-

Andreas Hoppe

per gewesen sein, sondern ungefähr ganz er selbst, der (Lebens-)Künstler Hoppe.

Dass zwischen Kunstfigur und Darsteller kein (Drehbuch-)Blatt passte, das ließ sich nicht nur bei persönlicher Begegnung ahnen. Hoppe war Kopper, Kopper war Hoppe. Ulrike Folkerts kannte er schon viel länger, schon seit 1982, als beide dieselbe Schauspielklasse in Hannover besuchten. Es ist kein Geheimnis, dass Hoppes Ausstieg aus dem „Tatort“ kein ganz freiwilliger war. Mit der Entwicklung seiner Figur war er zuletzt nicht einverstanden, für „Tatort“-Experimente hatte er nichts übrig, und als der experimentelle Improvisations-, „Tatort“ „Babbeldasch“ (2017) in Pfälzer Mundart zum Zuschauer-Fiasko wurde, bewahrheiteten sich seine Vorbehalte in Gänze.

Er war Kopper

Statt Recht gab es für ihn allerdings den Abschied, mit der Folge „Kopper“ (2018). Immerhin ein maßgeschneidertes Ade. Hoppes Kopper legt sich in Ludwigshafen mit der sizilianischen Mafia an, taucht mit einem Jugendfreund unter, steht plötzlich auf der anderen Seite. Fürderhin Tristesse in Ludwigshafen oder sizilianisches Strandleben mit gekühltem Weißwein und der großen Liebe und Verlobten Maria (Marzia Tedeschi)?

Andreas Hoppe prägte den SWR-„Tatort“ aus Ludwigshafen. Der erste Film mit ihm war einer der besten der Krimireihe. Nun ist der Schauspieler mit 66 Jahren gestorben

Hoppe stieg aus, pflegte andere künstlerische Interessen, trat im Fernsehen im „Traumschiff“ oder zur Rosamunde-Pilcher-Verfilmung an. Als Duo mit Lena Odenthal hat er TV-Geschichte geschrieben, weitere Kapitel wären möglich gewesen. Etwa eine Rückkehr vom Dolce far niente zum SWR. Der Kulinarik blieb dieser Glaubwürdigkeitskünstler jedenfalls verbunden. Noch im April kochte Andreas Hoppe, inzwischen mit weißem Bart, in der Sat.1-Show „Promi Taste“ unter dem Motto „No Fat, no Fun“ im Team von Frank Rosin. Mit 66 Jahren ist Hoppe nun überraschend gestorben. HEIKE HUPERTZ

Die Tatort-Folge Kopper ist in der ARD-Mediathek abrufbar.

Bundestag geht offline

Webarchiv gesperrt

wegen Urheberrechten

Seit 2005 stellt der Deutsche Bundestag ein freiwilliges Serviceangebot zur Verfügung. Unter dem Titel „heute im Bundestag“ wird eine Art „Webarchiv“ im Internet veröffentlicht. Dieses informiert in einer leserfreundlichen Sprache über parlamentarische Vorgänge aller Art.

Seit einiger Zeit existiert allerdings eine Zugriffsbeschränkung für die Jahre von 2005 bis 2016. Wer eine ältere Meldung lesen will, erfährt vom Bundestag: „Das Web-Archiv mit den Internetseiten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aus den Jahren 2005 bis 2016 ist aus urheberrechtlichen Gründen seit dem 17. April 2026 nicht mehr online. Wenn Sie Dokumente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aus dieser Zeit suchen, wenden Sie sich bitte an das Parlamentsarchiv unter der E-Mail: parlamentsarchiv@bundestag.de“.

Misslich ist das bei Verlinkungen durch wissenschaftliche Texte oder in Rechtsdatenbanken. Allein beim Angebot dejure.org sind 41.898 dieser Meldungsseiten verlinkt, wo sie einen direkten Bezug zu einem verkündeten Gesetz oder einem Gesetzgebungsvorhaben haben. Auch für Rechtsanwälte ist die Situation unerfreulich; so schreibt der Digitalexperte Tom Braegelmann: „Das ist echt digitale Brandrodung unseres juristisch-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der deutschen Gesetzgebungs-Geschichte von 2005–2016. Warum nur?“

Wie der Bundestag nun auf Anfrage der F.A.Z. mitteilt, wurde der Zugriff auf die Texte aus urheberrechtlichen Risiken eingeschränkt. Diese Risiken stünden „vor allem im Zusammenhang mit in die Webseiten integrierten Abbildungen“. Urheberrechte an Texten spielten bei der Entscheidung keine Rolle. Texte etwa in Bundestagsdrucksachen, Pressemitteilungen oder „heute im Bundestag“-Kurzmeldungen sind als solche urheberrechtlich nicht problematisch.

Sie lassen sich jedoch aufgrund der technischen Struktur der archivierten Snapshots von Websites bis zum Jahr 2016 nicht mit einem vertretbaren Aufwand von jenen PDF-Dateien oder Bildern trennen, um die es bei den Urheberrechtsfragen geht. Diese PDF-Dateien und Bilder seien zudem nicht an zentraler Stelle, sondern innerhalb vieler Millionen einzelner Dateien unterschiedlich hinterlegt, die „händisch“ durchgegangen werden müssten. Daher sei, um mögliche Urheberrechtsverletzungen zu vermeiden, zunächst nur die allgemeine Zugangsbeschränkung der Jahre 2005 bis 2016 praktikabel gewesen. Die Bundestagsverwaltung prüft, ob und in welchem Umfang Inhalte des Webarchivs wieder in bisheriger Form zugänglich gemacht werden können. „Unser Anspruch ist der niedrigschwellige Servicegedanke, der aber mit den sich nun stellenden Urheberrechtsfragen in Einklang gebracht werden muss“, heißt es auf Anfrage.

Bei der aktuellen Maßnahme handelt es sich keinesfalls um eine Löschung. Das Webarchiv ist auch für den in Rede stehenden Zeitraum von 2005 bis 2016 weiter zugänglich, nur aktuell eben nicht online. Sämtliche Inhalte sind weiterhin im Parlamentsarchiv vorhanden. Informationen würden auf Nachfrage ohne Antrag und kostenlos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Oliver García, der den Rechtsinformationsdienst dejure.org leitet, sagt: „Mit dem Archiv hatte der Bundestag einen Schatz an redaktionellen Text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die oft komplexe Vorgänge in den Parlamentsdrucksachen prägnant auf das politisch Wesentliche herunterbrechen und für den ersten Zugriff schnell erfassbar machen. Sie machen es einfacher, zu neu erlassenen Gesetzen die ursprünglichen Streitstände zurückzuverfolgen, und tragen dadurch in Zweifelsfällen auch zu dem Verständnis und zur Auslegung dieser Gesetzesänderungen bei. Dieser Schatz ist nun praktisch kaum mehr nutzbar.“ Wer nicht „über gesetzesbezogene Suchen, sei es bei dejure.org oder einer allgemeinen Internetsuche, zu ihnen hingeführt wird, muss ja bereits wissen, dass es entsprechende Veröffentlichungen gibt, um sie im Parlamentsarchiv anfordern zu können.“ Er hoffe, dass die Texte bald wieder frei sind.

Ein paar Verbesserungen gibt es indes schon. So wurden bei wiedergewählten Abgeordneten die Angaben zu beruflichen Tätigkeiten vor dem Mandat nachgetragen, da aufgrund der Offlinestellung ein Verweis auf Daten im Webarchiv nicht mehr möglich war. Wieder verfügbar gemacht wurden Informationen zur letzten Volkskammer der DDR. Unabhängig vom Webarchiv sind weiter zugänglich Texte zum parlamentarischen Alltag, zur Plenar- und zur Ausschussberichterstattung aus den Jahren 2010 bis 2020, Pressemitteilungen von 2013 bis 2023 sowie die „heute im Bundestag“-Kurzmeldungen aus den Jahren 2013 bis 2020. JOCHEN ZENTHÖFER

Fernsehen am Freitag Aktualisiertes und ausgewähltes Programm

ARD

9.00 Tagesschau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139). Krimiserie. Ein Fußgänger sieht rot 9.55 Morden im Norden (40). Krimiserie. Sprengstoff 10.40 Tagesschau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Quiz 11.15 Gefragt – Gejagt (979/991). Quiz 12.00 ZDF-Mittagsmagazin. Infotainment 14.00 Tagesschau 14.10 Rote Rosen (4365). Telenovela 15.00 Tagesschau 15.10 Sturm der Liebe (4618). Telenovela 16.00 Tagesschau 16.10 Elefant, Tiger & Co. (559/562). Zoo-Doku. Countdown zum Lockdown! 17.00 Tagesschau 17.15 Brisant. Magazin 18.00 Gefragt – Gejagt (1026/1070). Quizshow 18.50 Quizduell-Olymp (567/589). Quizshow 19.45 Sportschau vor acht. Magazin. Live 19.50 Wetter vor acht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 Dokumentation

20.00 Tagesschau

20.15 Liebe braucht Meer Deut. Liebeskomödie mit Morgane Ferru, David Vormweg, Margarita Broich, Susi Stach, Filip Peeters. Regie: Christine Rogoll, 2026. Mit Neugier, Enthusiasmus und Empathie stürzt sich eine junge Insolvenzanwältin in die faszinierende Welt der Austernzucht und lernt die bretonische Lebensart kennen.

21.45 Tagesthemen Mit Wetter 22.20 WaPo Bodensee (57) Krimiserie. Paleo Girl. Mit Floriane Daniel, Tim Wilde, Wendy Güntensperger, Max König, Diana Körner

23.10 Sportschau Fußball. Bundesliga. Live

23.55 Selling Sex (1-6/6) Dramaserie. Mit Ella Morgen, Manal Raga a Sabit, Malik Blumenthal. BWL-Studentin Nelly beginnt, als Escort zu arbeiten, um ihren Lebensunterhalt bestreiten zu können.

2.48 Tagesschau

ZDF

5.30 ARD-Morgenmagazin 9.00 heute Xpress 9.05 Volle Kanne – Service täglich 10.30 Notruf Hafenkante. Krimiserie. Melody 11.15 SOKO Stuttgart. Krimiserie. Teams 12.00 ZDF-Mittagsmagazin. Infotainment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Kochshow 15.00 heute Xpress 15.05 Bares für Rares. Unterhaltung 16.00 heute – in Europa 16.10 Die Rosenheim-Cops. Krimiserie. Die kalte Gräfin 17.00 heute 17.10 hallo deutschland. Boulevardmagazin 18.00 SOKO Linz. Krimiserie. Signature Styles 19.00 heute 19.20 Wetter 19.25 Bettys Diagnose. Krankenhausserie. Schluss Aus Vorbei. Zwischen Betty und Julius herrscht dicke Luft. Sie scheinen auf unterschiedlichen Planeten unterwegs zu sein.

20.15 Die Chefin Krimiserie. Söhne. Mit Katharina Böhm, Jonathan Hutter, Jürgen Tonkel, Maya Haddad, Alexander Beyer. Diesmal hängt kein Fahrrad am Haken der Isar-Reinigung. Vielmehr ist es die Leiche eines jungen Unbekannten, der schon länger im Wasser treibt.

21.15 SOKO Leipzig Krimiserie. Ungehört. Mit Melanie Marschke, Amy Mußul, Johannes Hendrik Langer, Anna Stieblich, Sophie Lutz 22.00 heute journal

22.00 heute journal 22.30 heute-show spezial Unterhaltung: High Noem im Osten

23.00 ZDF Comedy Sommer mit Till Reiners Gäste: Herr Schröder, Maria Ziffy und Tony Bauer

23.30 Andrea Bocelli: Romanza Konzert. Eine musikalische Nacht in der Toskana auf der Bühne des Teatro del Silenzio

0.45 Schuld & Sühne mit Paulina Krasa Dokumentation. Ein düsterer Verdacht: Der Fall Dorota G.

ARTE

8.15 Wilder Grenzgänger – Der Wolf ist zurück. Niederl. Doku-Film, 2022 9.50 Marillengärten und wilde Natur. Doku. Die Wachau 10.45 Maronenwälder und wilde Natur. Dokumentation. An Montenegros Skutari See 12.00 Zu Tisch. Reportagereihe. Schwarzmeerküste, Türkei 12.30 Stadt Land Kunst. Magazin. U. a.: New York 14.00 Vatersland. Deut./Belg. Drama mit Felizia Trube, 2020 16.20 Rückeroberung der Rocky Mountains. Dokumentation. U. a.: Eine neue Heimat für die Bisons 17.50 Kanadas Nationalparks. Dokumentation. Cape Breton Highlands 18.35 Die Deutsche Alpenstraße. Dokumentation. Unterwegs zwischen Bergen, Seen und Schlössern 19.20 Arte Journal 19.40 Re: Reportage. Megafeuer in Frankreich

20.15 Mord im Mittsommer Fall 21: Nikki & Evelina. Schwed. Krimireihe mit Alexandra Rapaport, Nicolai Cleve Broch, Gustaf Hammarsten, Julius Fleischanderl, Anton Lundqvist. Regie: Mattias Ohlsson, 2024. Trotz des schweren Traumas, das er durch den Bombenanschlag erlitten hat, kehrt Kommissar Alexander Forsman in den Polizeidienst zurück.

21.45 Mord im Mittsommer Fall 22: Birgitta. Schwed. Krimireihe mit Alexandra Rapaport, Nicolai Cleve Broch, Julius Fleischanderl, Anton Lundqvist, Jonas Malmsjö. Regie: Niklas Ohlson, 2024

23.15 Queens of Crime – Charlotte Link, Meisterin des Thrills 0.10 Mediterrane Sounds – Träume

0.10 Mediterrane Sounds – Träume und Küsten Konzert

1.25 Die Adern der Welt Deut./MON Drama mit Bat-Ireedui Batmunkh, Enerel Tumen, Yalalt Namsrai. Regie: Byambasuren Davaa, 2020

3 sat

8.05 Alpenpanorama. Doku 8.30 ZIB 8.33 Alpenpanorama. Doku 9.00 ZIB 9.05 Kulturzeit. Magazin 9.45 nano. Magazin 10.20 Rundschau 11.10 Mein Cousin, der Bauer – Begegnung zwischen Stadt und Land. Reportagereihe 11.40 Sehen statt Hören. Magazin, Signmark – seine letzte Tour?! – Fernsehen in Gebärdensprache 12.15 Päpstlicher als der Papst – Die Piusbruderschaft. Doku 12.55 37°Leben. Doku. Comeback: Die Psyche 13.20 Die Elefanten der Victoriafälle. Dokumentation 13.50 Terra X: Serengeti – Wilde Geschichten aus der Savanne. Doku-Reihe. U.a.: Fels der Löwen 18.15 Nano: Liebe und Bindung. Dokumentation. Wie das Smartphone unsere Beziehung gefährdet 19.00 heute 19.20 Kulturzeit. Magazin

20.15 Lauf Junge lauf Deut./Franz. Drama mit Andrzej Tkacz, Kamil Tkacz, Elisabeth Duda, Itay Tiran, Zbigniew Zamachowski. Regie: Pepe Danquart. 2013. Der jüdische Srulik entkommt aus dem Warschauer Ghetto und versteckt sich auf dem Land. Bis zum Winter kann er von der Natur leben, doch während der kälte muss er den Kontakt zu Menschen suchen. Das ist gefährlich, denn er kann jederzeit entdeckt werden.

22.00 ZIB 2 22.25 Can

22.25 Cop Land Amerik. Thriller mit Sylvester Stallone, Harvey Keitel, Robert de Niro, Ray Liotta, Peter Berg. Regie: James Mangold, 1997 0.00 Du lebst noch 24 Stunden Taiwan/Amerik. Actionfilm mit Ethan Hawke, Qing Xu, Paul Anderson, Rutger Hauer, Tyrone Keogh. Regie: Brian Smrz, 2016 1.30 10 vor 10

RTL

9.00 GZSZ (8595) 9.30 Unter uns (7943) 10.00 Ulrich Wetzel (307). Der eiskalte Engel – Hat sich eine Altenpflegerin an ihrem Vermieter gerächt? 11.00 Barbara Salesch (390). Hat LKW-Fahrer seinen Stiefsohn in Raststätten-Toilette niedergestochen? 12.00 Punkt 12 15.00 Barbara Salesch (346). Vom Stalker angegriffen – Ist unbeholfener Romantiker eskaliert? 15.55 Ulrich Wetzel (209). Dreiste Angestellte soll Nudelauflauf der Chefin mit Drogen versetzt haben 17.00 Ulrich Wetzel – Das Jugendgericht. Hat 18-jähriger Vamp Lehrer absichtlich in den Po gebissen? 17.30 Unter uns (7944) 18.00 Explosiv (166) 18.30 Exclusiv (166) 18.45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5020). Herz macht Bumm 19.40 GZSZ (8596). Zweite Chance

20.15 So klingt Deutschland Ranking-show. Unsere 50 beliebtesten Nummer 1-Hits

0.35 CSI: Miami (18) Krimiserie. Tunnelblick. Mit Boti Ann Bliss, Kaitlin Doubleday, John Schneider, David Caruso, Emily Procter. Bei einer wilden Verfolgungsjagd auf den Straßen von Miami stürzt eines der Autos in ein sich plötzlich auftuendes Loch. Dabei kommt der Fahrer ums Leben. Bei näherer Untersuchung der Unglücksstelle stellen die Ermittler fest, dass dort offensichtlich ein Tunnel eingebrochen ist, der von einer Baustelle zum Tresorraum einer Bank führt.

1.25 CSI: Miami (19) Krimiserie. Ihre letzte Leiche. Mit Boti Ann Bliss, Katherine Moennig, David Caruso

2.10 CSI: Miami (20) Krimiserie. Heiße Drähte. Mit Boti Ann Bliss, David Lee Smith, David Caruso

www.faz.net/tv

SAT 1

5.3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Infotainment. Moderation: Christian Wackert, Daniel Boschmann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Gerichtsshow. Auferstanden von den Toten / Drum prüfe, wer sich ewig bindet / Das lebende Buffet / Sprungbrett in den Tod / Mein Daddy, der Zuhälter 15.00 Auf Streife. Reality-Soap. Kinder ausgesetzt am Straßenrand / Bankkaufmann Bello 17.00 Notruf. Infomagazin. U.a.: Herzinfarkt in der Mittagspause 18.00 Lenßen übernimmt. Reality-Soap. Die Klorollen-Konsequenz / Vater von Sinnen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Arztserie. Abschluss 19.45 Sat.1 : newstime 19.50 ran Fußball: Bundesliga Eröffnungsspiel FC Bayern München – VfB Stuttgart – Countdown

20.30 ran Fußball: Bundesliga Eröffnungsspiel FC Bayern München – VfB Stuttgart Moderation: Matthias Opdenhövel. Der Meister aus München und der Viertplatzierte aus Stuttgart eröffnen die neue Spielzeit. Im Mai begegneten sich die Teams im DFB-Pokalfinale, das Bayern mit 3:0 gewann. Es war der sechste Sieg der Münchner in Folge gegen die Schwaben. Können diese die Serie durchbrechen? Live 22.25 ran Fußball: Bundesliga Eröff-

Hungsspiel – Highlights 23.15 Villa der Versuchung Reality-

show. Moderation: Verona Pooth 1.40 Genial daneben Comedyshow. Gäste: Hella von Sinnen, Wigald Boning, Bastian Pastewka, Chris Tall, Martin Klempnow

2.30 Genial daneben Comedyshow. Gäste: Hella von Sinnen, Wigald Boning, Margie Kinsky, Oliver Pocher, Carolin Kebekus

ZDF Neo

8.15 Stadt, Land, Lecker 9.00 Die Kühenschlacht 9.45 Duell der Gartenprofs 10.30 Bares für Rares 12.15 Death in Paradise 15.45 The Rookie. Der Schuss / The Watcher 17.05 Suits. Herausforderungen / Nachtschicht 18.30 Bares für Rares 20.15 Death in Paradise. Ein stummer Zeuge / Die Smaragdinsel 22.00 Suits. Gegen die Zeit / Geliehene Zeit 23.20 Chabos. Mmmmonster Kill 0.00 Deadly Tropics. Die Stimme der Nacht / Eifersucht bis aufs Blut / Mord aus Liebe / Kopfgeld auf Gaëlle

Phoenix

9.00 Vor Ort 10.15 Sarah Tacke – Das Talkformat 11.15 Vor Ort 12.30 Fakt ist! Wahlarena 13.45 We agree to disagree – Die Zukunft der Diplomatie 14.00 Vor Ort 14.30 Mein Vater war ein deutscher Staat 15.15 Ein Moment in der Geschichte. Die Varusschlacht / Kolumbus erreicht Amerika / Die Mondlandung 17.30 Der Tag 18.00 Deepfakes. Leben nach digitaler Gewalt 18.30 Der große Traum. Geld für alle 20.00 Tagesschau 20.15 Das Atomzeitalter – Höllenfeuer und Hoffnung. Von Hiroshima bis zur Kuba-Krise / Vom Wettrüsten bis Tschernobyl / Vom Abrüsten bis zur Endlagersuche 22.30 Willy – Verrat am Kanzler 0.00 Wirecard – Russlands Top-Spion Jan Marsalek 0.45 Das Atomzeitalter – Höllenfeuer und Hoffnung

Pro Sieben

10.25 2 Broke Girls 10.55 Two and a Half Men 11.50 The Big Bang Theory 12.45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0 The Middle 14.10 Young Sheldon 14.35 2 Broke Girls 15.05 Two and a Half Men 16.00 The Big Bang Theory 17.00 taff 18.00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Die Simpsons 19.05 Galileo 20.15 The Batman. Amerik. Fantasyfilm, 2022 23.55 Smile 2. Amerik. Horrorfilm mit Naomi Scott, 2024 2.15 The Silence. Amerik./Deut. Horrorfilm, 2019

Tele 5

15.00 All Time Classic (2) 15.05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137) 16.05 Infomercial 16.10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138) 17.10 Sliders (505) 18.05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20.15 Ghost Adventures 22.05 Sinister – Wenn Du ihn siehst, bist Du schon verloren. Amerik. Horrorfilm mit Ethan Hawke, 2012 0.35 The Pyramid: Grab des Grauens. Amerik. Horrorfilm, 2014

KIKA

10.55 Wir sind die Dorfbande 11.40 Lassie 12.50 Goat Girl 13.30 logo! 13.40 Die Regeln von Floor 14.10 Schloss Einstein – Erfurt 15.00 Mako – Einfach Meerjungfrau 15.45 Lenas Ranch 16.30 Sherlock Yack 16.55 The Garfield Show 17.20 Die Schlümpfe 17.55 Pinocchio im Zauberdorf 18.15 Feuerwehrmann Sam 18.35 Zacki und die Zoobande (39/52) 18.47 Baumhaus 18.50 Sandmännchen 19.00 Die drei Musketiere 19.25 logo! 19.30 Mein Lotta-Leben. Alles Tschaka mit Alpaka! Deut. Abenteuerkomödie, 2022 20.50 Die Regeln von Floor (1/82)

Hessen

8.20 Die Ratgeber 8.50 Eisbär, Affe & Co. (145). Badespaß! 9.40 Mittendrin – Flughafen Frankfurt (20). Orkan auf dem Flughafen – Mario Hahn sorgt für Sicherheit 10.25 Rote Rosen (4364). Telenovela 11.15 Sturm der Liebe (4617). Telenovela 12.05 Frauen verstehen. Deut. Liebeskomödie mit Senta Berger, 2014 13.35 WaPo Duisburg (12). Krimiserie. Der ewige Zweite 14.20 Hubert ohne Staller (123). Krimiserie. Ein kuscheliger Mord 15.10 Mord mit Aussicht (5). Krimiserie. Waldeslust 16.00 hallo hessen 16.45 Hessenschau 17.00 hallo hessen 17.45 Hessenschau 17.55 Hessenschau Sport 18.00 main-tower 18.25 Brisant 18.45 Die Ratgeber 19.15 alle wetter! 19.30 Hessen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Dolomiten – Sommer in den italienischen Alpen 21.45 Hessenschau 22.00 NDR Talk Show 0.00 Verurteilt! Echte Kriminalfälle im Gespräch (160). Talkshow 1.05 ARD Crime Time: Auf den Spuren eines Giftmischers (2). Doku 1.40 Deutschrap ideal. Talkshow

NDR

8.10 Sturm der Liebe (4617) 9.00 Nordmagazin 9.30 Hamburg Journal 10.00 SH Magazin 10.30 buten un binnen 11.00 Hallo Niedersachsen 11.30 Brisant 11.55 Die Nordreportage 12.25 In aller Freundschaft (292). Väter und Söhne 13.10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235). Trennung 14.00 Die Nordreportage. Beerenstark! – Anpacken für die Super-Beeren / Hochsaison beim Heidekutscher 15.00 NDR Info 15.10 WaPo Berlin (25) 16.00 NDR Info 16.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125) 17.00 NDR Info 17.10 Leopard, Seebär & Co. (60) 18.00 Regionales 18.15 Die Nordreportage. Hofgeschichten 18.45 DAS! Rote Sofa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nordstory. Abenteuer Campingplatz – Arbeiten, wo andere entspannen 21.15 Tietjen campt. der Roadtrip – Willkommen auf Norderney! 21.45 NDR Info 22.00 NDR Talk Show 0.00 Käpt'ns Dinner 0.30 Azubi Storys. Alles voller Ratten! /Vom Studium aufs Dach 1.30 NDR Talk Show

RBB

8.30 rbb24 Abendschau 9.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Schlüsselmomente / Gewissensfragen 10.30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01). Verborgene Wahrheiten 11.15 Giraffe, Erdmännchen & Co. (204) 12.05 Hubert und Staller (109/116). Über sieben Brücken 12.55 Quarks 13.10 rbb Gartenzeit. Dachbegrünung mit Daniel Seidler 13.40 Hubert und Staller (110/116). Zu gut für diese Welt 14.30 Der Ruf der Berge. Deut. Heimatfilm mit Siegfried Rauch, 2005 16.00 rbb24 16.15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02). Ein schmaler Grat 17.05 Panda, Gorilla & Co. (205) 17.53 Sandmännchen 18.00 Der Tag in Berlin & Brandenburg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30 Cafés in Brandenburg, die Sie lieben werden 21.45 Regionales: 22.15 Die Sommerhitparade (3/3) 23.45 Eiblandfestspiele 2026 – Die Gala. Großes Kino an der Elbe 1.15 Mord mit Aussicht. Fingerübungen / Marienfeuer

ARD, 20.15 Uhr, Liebe braucht Meer: Lissi (Morgane Ferru) und Alain (David Vormweg) verstehen sich gut. Foto Degeto Film

WDR

9.10 Regionales 9.40 Wer weiß denn sowas? 10.25 Garten & Lecker (4/4) 11.10 Norwegens Sehnsuchtstraße – 3000 Kilometer Richtung Norden (2/2) 11.55 Elefant, Tiger & Co. 12.45 Aktuell 13.00 Spürnase, Fährtensau & Co. 13.50 Nashorn, Zebra & Co. Ein Vogel mit einem Press-lufthammer 14.20 Hubert ohne Staller. Ein Paket zu viel / Das verräterische Herz 16.00 Aktuell 16.15 In höchster Not (8). Dauereinsatz auf der Skipiste 17.00 Hier und heute. Sommerferien! 18.00 Aktuell / Lokalzeit 18.15 2 für 300. Tamina in Bordeaux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Acht Leben, ein Fest – NRW feiert Geburtstag 21.15 Wuppertal und die einzigartige Schwebebahn 21.45 Aktuell 22.00 Kölner Treff 0.00 Ladies Night 1.00 Kölner Treff

MDR

8.05 Sturm der Liebe (4617) 8.55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360) 9.45 Quizduell – Olymp (545) 10.35 Elefant, Tiger & Co. (453) 10.58 Aktuell 11.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Bombenstimmung / Schicksalhafte Begegnungen 12.30 Zimmer mit Stall – Schwiegermutter im Anflug. Deut. Comedyreihe mit Aglaia Szyszkowitz, 2021 13.58 Aktuell 14.00 MDR um 2 14.25 Elefant, Tiger & Co. (387) 15.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052) 16.00 MDR um 4 17.45 Aktuell 18.10 Brisant 18.54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es 19.30 Aktuell 19.50 Elefant, Tiger & Co. (1193) 20.15 Die größten Hits der Goldenen Henne 21.45 Aktuell 22.00 Riverboat 0.00 Die Olsenbande in der Klemme. Dän. Gaunerkomödie, 1969 1.45 Zeitpunkt X. Deut. Kurzfilm, 2022

SWR

10.20 Eisenbahn-Romantik (403). Mit dem Zug zwischen Fels und Meer – Eisenbahnen an der Ligurischen Küste 10.50 Sturm der Liebe (4617). Telenovela 11.40 aktiv und gesund. U. a.: Bitterstoffe 12.10 ARD-Buffet Spezial 12.55 Zwei übern Berg. Deut. Komödie mit Gisela Schneeberger, 2012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1116) 15.10 Hubert und Staller (38). Krimiserie. Unhaltbar 16.00 Regionales 16.05 Kaffee oder Tee 17.00 Regionales 17.05 Kaffee oder Tee 18.0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Ein Wochenende in Straßburg / Die Nordvogesen – Jenseits des Waldes 21.45 Regionales 22.00 Nachtcafé. Die Macht der Fantasie 23.30 Krause kommt! Über Nacht bei ChrisTine Urspruch 0.15 Nö. Deut. Tragikomödie, 2021

BR

9.00 Tele-Gym (6) 9.15 Dahoam is Dahoam. Silvester alloa dahoam? / Ausgekocht 10.15 Elefant, Tiger & Co. 11.05 Abenteuer Wildnis 11.50 aktiv und gesund 12.20 Schnittgut 12.50 In aller Freundschaft (808). Aufgeben verboten 13.35 Morden im Norden (88). Klassenkampf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15.10 Quizduell-Olymp 16.00 BR24 16.15 Wir in Bayern – Das Schönste aus 2025 17.30 Regionales 18.00 Abendschau 18.30 BR24 19.00 Unser Land 19.30 Landgasthäuser Bierschmankerl 20.00 Tagesschau 20.15 Hubert ohne Staller. Zu späte Einsicht / Eine Leiche zum Kaffee 21.50 BR24 22.05 Auf bairisch g'lacht! 22.50 Rosemaries Baby. Amerik. Horrorfilm mit Mia Farrow, 1968 1.05 Swiss Army Man. Amerik. Tragikomödie, 2016

RTL 2

13.55 Südklinik am Ring. Hardcore Nerd / Das perfekte Krimidinner 16.00 News 16.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56). Gut geplant ist halb gewonnen 17.05 Hartz Rot Gold (85). Doku-Soap. Neuigkeiten 18.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57). Doku-Soap. Der richtige Weg 19.05 Berlin – Tag & Nacht (3755). Daily Soap. Ganz und gar nicht reizend 20.15 Herz aus Stahl. Amerik./Taiwan./Brit. Kriegsdrama mit Brad Pitt, 2014 22.35 Hitman – Jeder stirbt alleine. Franz/Amerik. Actionfilm mit Timothy Olyphant, 2007 0.20 16 Blocks. Amerik./Deut. Actionfilm, 2006

Super RTL

8.45 Zig & Sharko 9.30 SpongeBob 10.55 Alvinnn!!! 11.30 Alvinnn!!! 11.50 Gangnam Project 12.50 Angelo! 13.20 Voll zu spät! 13.45 Ninjago – Aufstieg der Drachen (5) 14.15 Alvinnn!!! 14.40 Jade Armor (25) 15.10 Die Nektons (11) 15.35 Willkommen bei den echten Louds (19) 16.05 Pokémon Horizonte: Die Serie (20) 16.30 Willkommen bei den Louds 17.10 Voll zu spät! 17.50 Monster Loving Maniacs 18.15 Alvinnn!!! 19.25 Willkommen bei den echten Louds (20) 19.45 Woozle Goozle 20.15 Ocean's Eleven. Amerik. Gaunerkomödie mit George Clooney, 2001 22.30 Mr. & Mrs. Smith. Amerik. Actionkomödie mit Brad Pitt, 2005 1.00 Teleshoppingsendung

Kabel 1

8.20 Bull. Sein letzter Fall / Die Halskette 10.10 Navy CIS. Stargazer 11.05 MacGyver. Geisterinsel 12.05 FBI: Special Crime Unit. Fremdes Herz 13.00 Castle. Pandora / Der Auslöser 14.50 Bull. Frau am Steuer 15.50 News 16.00 Bull. Die wahre Geschichte 16.55 Abenteuer Leben täglich. Top X Geheimnisse Venedigs 17.55 Mein Lokal, Dein Lokal. „Gasthof Blautopf – Das Steakhaus“, Blaubeuren 18.55 Achtung Kontrolle! Undercover gegen den illegalen Tierhandel 20.15 Navy CIS: Origins. Krimiserie. Der Sohn des Generals / Der Stein in meiner Ecke 22.15 Navy CIS. Krimiserie. Kompromat / Blutiges Puzzle 0.10 The Irrational. Abrakadabra 1.10 News 1.15 Navy CIS: Origins. Der Sohn des Generals / Der Stein in meiner Ecke

Vox

9.35 VOX Nachrichten 9.40 CSI: Vegas. Krimiserie. Geld, Gewalt und Gift / Heuern und – Feuer / Bild für Bild 12.20 CSI: Miami. Krimiserie. Die Todes-Bar / Grand Prix / Big Brother 15.00 Shopping Queen. Doku-Soap. Tag 5: Claudia, Ruhrgebiet 16.00 Das Duell –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Reality-Soap. Loraine Schönau vs. Christian Sailler 17.00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94). Doku-Soap 18.00 First Dates – Ein Tisch für zwei. Dateshow 19.00 Das perfekte Dinner. Kochshow. Tag 5: Tobias, Pfalz 20.15 First Dates Hotel (8). Dateshow 22.20 Fast & Furious 9. Amerik. Actionfilm mit Helen Mirren, Vin Diesel, Michelle Rodriguez, Tyrese Gibson, Ludacris, 2021 1.05 VOX Nachrichten 1.25 Snapped – Wenn Frauen töten. Dokumentation

ARD-alpha

8.50 Panoramabilder 10.00 Schnittgut 10.30 aktiv und gesund 11.00 Nordtour 11.45 ARD Room Tour 12.00 Bergmenschen – Bertl und Claudia, Hüttenmanager 13.20 Tele-Gym (8) 13.35 nano 14.05 ARD Wissen 14.50 Stationen 15.20 Apotheke Regenwald 16.05 Bambus, Beet & Blaue Banane 16.35 Lohnt sich das? 16.45 Die gefährlichsten Schulwege der Welt 17.30 In den Nockbergen 18.15 Ländermagazin 18.45 42 – Die Antwort auf fast alles 19.10 Samy Molcho in München (1966) 19.15 Klimazeit 19.30 Euromaxx 19.55 Wissen vor acht – Erde 20.00 Tagesschau 20.15 Länder-Menschen-Abenteuer 21.00 Selbst ist der Mann (1963) 21.40 Die Heimwerker – Bericht aus deutschen Höhlen (1992) 22.25 Weine zum Selbermachen (1981) 22.55 Zwiebelzeltln (1963) 23.00 Back on Stage: Nik Kershaw 23.55 Back on Stage: Patrick Gammon 0.30 The Day 1.00 Die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1.15 Bob Ross 1.45 Space Night

WELT

Stündlich Nachrichten 13.30 Welt-Spezial 14.15 Welt Newsroom 14.45 Icon TV 15.20 Welt Newsroom 15.55 Börsenflash 16.20 Welt Newsroom 16.55 Börsenflash 17.05 Welt Newsroom 17.15 Welt-Spezial 17.45 Deffner & Zschäpitz 18.10 Meine Welt – Meine Meinung zum Tag 18.20 Die Welt am Abend 20.10 Meine Welt – Meine Meinung zum Tag 20.15 Border Patrol USA – Einsatz an Mexikos Grenze: 23.50 Abgefahren – Die spektakulärsten Dashcam Clips 1.45 Border Patrol USA – Einsatz an Mexikos Grenze:

ntv

Stündlich Nachrichten 9.30 Nachrichten 9.40 ntv Wirtschaft 10.30 Nachrichten 10.40 ntv Wirtschaft 11.30 Nachrichten 11.40 ntv Wirtschaft 12.30 News Spezial 13.15 ntv Wirtschaft 13.30 News Spezial 14.15 ntv Wirtschaft 14.30 News Spezial 15.30 ntv Wirtschaft 15.40 ntv Service 16.15 ntv Wirtschaft 16.30 News Spezial 17.15 ntv Wirtschaft 17.30 Auslands-report 18.30 ntv Wirtschaft 18.40 ntv Startup 19.15 ntv Wirtschaft 19.30 News Spezial 20.15 Große Gefahren 23.15 ntv Wirtschaft 23.30 Das Pantheon – Roms antiker Superbau 0.20 Die Chinesische Mauer 1.10 Jerusalem – Geschichte der Heiligen Stadt 1.55 Große Gefahren

CNN

7.45 World Sport. Magazin 8.00 CNN Newsroom 9.45 World Sport. Magazin 10.00 CNN Newsroom 11.00 CNN Headline Express. Infomagazin 12.00 CNN This Morning 13.00 CNN News Central 14.30 World Sport. Magazin 15.00 Connect the World 15.45 World Sport. Magazin 16.00 Connect the World 17.00 One World 18.45 Marketplace Africa. Reportage. Episode 602 19.00 Amanpour. Infomagazin 20.00 Isa Soares Tonight 21.00 What We Know with Max Foster 22.00 Quest Means Business. Dokumentation 23.00 The Lead with Jake Tapper 23.30 World Sport. Magazin 0.00 The Brief with Jim Sciutto 1.00 Erin Burnett OutFront. Dokumentation

Radio am Freitag

HÖRSPIEL

19.03 WDR 3 Hörspiel – Krimi – WDR 3 Show Down

20.03 Bayern 2 Salon – BR 2 Podcast. Seelenfänger. Holy Hell: Onkel Erlo (2/6). BR 2026 / Hörspiel. Stahnke – Schwindthausen 2 (15/15). BR 2018

KLASSIK

9.05 WDR 3 Klassik Forum – WDR 3 U. a.: Musikrätsel / Antonio Vivaldi: Violinkonzert Es-Dur, RV 253 / Keiko Abe: Memories of the Seashore

13.00 Am Mittag – HR 2 Moderation: Christiane Hillebrand. Musik aus Barock, Klassik und Romantik – zum Genießen und Entspannen.

13.05 Mittagskonzert – SWR Kultur U. a.: Philip Glass: Concerto for Saxophone Quartet and Orchestra, Bearbeitung / Ralph Vaughan Williams: Serenade to Music für 16 Soli und Orchester

20.00 Das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bei den BBC Proms in London – HR 2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udwig van Beethoven: 7. Sinfonie A-Dur op. 92 / Gabriela Ortiz: „Revolución diamantina“

20.00 Konzert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Young Euro Classic. U. a.: Eduard Tubin: „Ave Maria“ / Andres Lemba: „Ubi caritas“, „Dona nobis pacem“, „Up We Go, Dear Brothers“

JAZZ, POP, ROCK

19.00 Hörbar – HR 2 Atmender Kammerjazz mit dem Adam Baldych European Quartet

21.05 On Stage – Deutschlandfunk Heigh Chief (NOR) (2/3)

23.00 ARD Radiofestival Jazz | Free Jazz mit Humor – HR 2 Multi-Instrumentalist Hal Russell (1926 – 1992) zum 100. Geburtstag

FEATURE & MAGAZIN

8.30 Das Wissen – SWR Kultur Warum so viele Ostdeutsche rechts wählen. Von Ernst Ludwig von Aster

9.05 Im Gespräch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Journalistin und Feministin Sibylle Plog- stedt im Gespräch mit Susanne Führer

10.05 Lesart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U. a.: Der goldene Faden. Die Poetologie von Han Kang / Buchkritik: „Der Süden“ von Tash Aw

10.08 Lebenszeit – Deutschlandfunk Zwischen Babysitten und Selbstverwirklichung: Was sind Großeltern bereit zu leisten? Gäste: Dr. Mareike Bünning, Soziologin, Bernd Albrecht-Hielscher, Psychologe

11.05 Tonart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Thank You“ – das Solo-Debüt von Beastie Boy Mike D / Aus den Tiefen der Prince-Ar- chive – das neue Album „Timeless“ 12.00 Donnelkopf – HR 2

12.00 Doppelkopf – HR 2 „Ich habe Musik immer in Farben gesehen.“ – Der Bühnenbildner Jürgen Rose

12.04 Bayern 2 Eins zu Eins. Der Talk – BR 2 Deutschland 3000. Gast: Mirella Precek, YouTube-Ikone

13.05 Länderreport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Rostock – Eine gute Daseinsvorsorge schafft Vertrauen in die Politik / Zu wenig Grabstätten – Berliner Muslime in Not 14.40 Schalom – BR 2

14.40 Schalom – BR 2 Trotzdem weiter. Ein jüdisch-deutsches Fazit". Biografie von Charlotte Knobloch 15.05 Feature – SWR Kultur

15.05 Feature – SWR Kultur Flussretter – Kampf um die letzten wilden Gewässer Europas. Am Rand des Anthropozäns – Zwischen Verlust und Utopie

16.00 Am Nachmittag – HR 2

16.04 Bayern 2 Eins zu Eins. Der Talk – BR 2 Gast: Miriam Davoudvandi, DJane, Moderatorin, Autorin

17.05 Forum – SWR Kultur Kl im Journalismus – Wo liegen die Grenzen?

19.00 63 Hektar – der Landwirtschafts-Podcast – NDR 1 Niedersachsen Wochenlang keinen Regen: Folgen der Dürre und Lösungen

19.30 Literatur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Zum Tod von Péter Nádas

20.05 Feature – Deutschlandfunk aaaaaaaaa. Klingende Monotonie

20.30 Interview der Woche – WDR 5 Lissy Kaufmann mit Lars Klingbeil (SPD), Bundesminister der Finanzen

22.30 Musikfeuilleton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Von kaustischem Zynismus zur witzigen Parodie: Lord Berners

LESUNG

9.00 Winesburg, Ohio (Folge 3 von 8) – MDR Kultur

14.00 Auch ich in der Champagne (Folge 10 von 10) – MDR Kultur Vo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4.30 Lesung | Safia Al Bagdadi: Unser Haus mit Rutsche (5|24) – HR 2 Von Safia Al Bagdadi

18.53 Bayern 2 Betthupferl – BR 2 Dienstags bei Oma Otto: Die Überraschungs-Expedition

Auf die Sprachgepflogenheiten der Fernsehsender in ihren Programmhinweisen hat die F.A.Z. keinen Einfluss.

/ Archiv / Rese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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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utachtete im Hürtgenwald die Schäden der Waldbrände: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Foto Getty

Deutschland droht erstmals Klimaziel zu verfehlen

D er Kanzler sieht sich auf dem richtigen Weg. Er werde alles tun, um den Klimawandel zurückzudrängen, sagte er bei seinem ersten öffentlichen Auftritt nach dem Urlaub am vergangenen Wochenende im Hürtgenwald, wo zuvor schätzungsweise 300 bis 400 Hektar Wald abgebrannt waren. Leugner der Erderwärmung forderte er auf: „Schauen Sie sich genau an, was hier passiert ist. Wir müssen damit rechnen, dass wir häufiger solche Ereignisse haben. Das ist Klimawandel.“

Die Treibhausgasemissionen sind im ersten Halbjahr wohl nur um zwei Prozent gesunken. Tut die Bundesregierung genug, um den Klimawandel zurückzudrängen? Von Hanna Decker, Frankfurt

Doch neue Zahlen widersprechen dem Bild des „Klimakanzlers“. Eine erste Schätzung der Denkfabrik Agora Energiewende auf Basis vorläufiger Daten zeigt, dass die Treibhausgasemissionen im ersten Halbjahr trotz hoher Öl- und Gaspreise nur leicht gesunken sind, und zwar um sieben auf 327 Millionen Tonnen CO $_{2}$ -Äquivalente. Das wären nur zwei Prozent weniger als im Vorjahreszeitraum, geht aus der Analyse hervor, die der F.A.Z. exklusiv vorliegt. Sollte sich der Emissionsrückgang bis Ende des Jahres in diesem Tempo fortsetzen, werde Deutschland erstmals sein gesetzlich festgelegtes Klimaziel verfehlen, warnen die Autoren.

Die Bundesregierung hatte in den Jahren 2021 bis 2024 stets die sektorspezifischen Klimaziele für Gebäude und Verkehr verfehlt; die Ampel-Regierung hatte sie daraufhin abgeschafft. Doch in Summe wurde das im Klimaschutzgesetz festgelegte Gesamtziel bisher immer eingehalten. In diesem Jahr droht Deutschland nun erstmals, die erlaubte Höchstmenge von 625 Millionen Tonnen CO $_{2}$ -Äquivalenten um zehn Millionen Tonnen zu verfehlen. Deutschland hat nach Angaben des Umweltbundesamtes seinen Ausstoß seit 1990 halbiert.

In der Energiewirtschaft sanken die Emissionen geringfügig um 0,3 Millionen Tonnen. Der Ausstoß der Industrie hängt weiterhin stark an der Konjunktur sowie der Nachfrage auf den Weltmärkten. Eine Produktionssteigerung der Eisen- und Stahlindustrie um neun Prozent führte zu einem spürbaren Emissionsanstieg, der den Rückgang in anderen Branchen überkompensierte. In Summe stiegen die Emissionen in diesem Sektor um 0,6 Millionen Tonnen. „Elektrifizierungsfortschritte, eine grüne Grundstoffproduktion oder Effizienzsteigerungen gehen weiterhin zu langsam voran“, so der Befund von Agora.

Positiv sei, dass sich der starke Anstieg im Wärmepumpenabsatz – im ersten Halbjahr waren 195.000 Stück verkauft worden, ein Rekord – inzwischen positiv in der Emissionsbilanz niederschlage. Trotz des vergleichsweise kalten Winters sei der Gasverbrauch in Gebäuden nahezu konstant geblieben. Die Autoren beschreiben zudem einen Rückgang im Absatz von leichtem Heizöl, der jedoch auf statistische Unschärfen zurückzuführen sein könnte. Insgesamt gingen die Emissionen im Gebäudesektor laut Schätzung um drei Millionen Tonnen zurück. Im Verkehrsektor betrug der Rückgang vier Millionen Tonnen, vor allem, weil Lastwagen weniger Diesel verbrauchten.

Die Berechnungen decken sich mit einem Trend, den der unabhängige Expertenrat für Klimafragen schon Mitte Mai mit Blick auf die kommenden Jahre festgestellt hatte. Die Wissenschaftler hatten damals die Projektionsdaten des Umweltbundesamtes kritisiert und Bundesumweltminister Carsten Schneider (SPD) eine Überarbeitung seines Klimaschutzprogramms empfohlen. Laut ihrem eigenen Prüfbericht wird der zulässige Ausstoß bis 2030 um 60 bis 100 Millionen Tonnen überschritten. Wenn der Expertenrat im kommenden Jahr abermals eine voraussichtliche Überschreitung des Emissionsbudgets feststellen sollte, müsste die Bundesregierung gemäß Klimaschutzgesetz nachsteuern.

Emissionen müssen schneller sinken Entwicklung der Treibhausgasemissionen, in Millionen Tonnen CO₂-Äquivalenten

Energiewirtschaft Industrie Gebäude Verkehr Landwirtschaft Abfallwirtschaft Gesamtemissionen durchschn. Reduktionstempo $^{1)}$ gesetzlich zulässige Höchstmenge

1) Durchschnitt der letzten sechs Jahre. 2) Vorläufige Schätzung. / Quelle: Agora Energiewende / F.A.Z.-Grafik: fego.

Wovor der Kanzler im Hürtgenwald sprach, davor warnen Wissenschaftler schon lange: Dass nämlich Hitzewellen, starke Niederschläge und Trockenheit infolge des Klimawandels in Häufigkeit und Intensität zunehmen werden. „Dafür ist die Evidenz inzwischen sehr robust“, sagt Sonia Seneviratne, Professorin für Land-Klimadynamik an der ETH Zürich. „Wenn wir nicht noch viel schlimmere Ereignisse sehen wollen als in diesem Sommer, ist es wichtig, die Emissionen auf null zu reduzieren. Nur so können wir unser Klima stabilisieren.“

Die Umweltschutzorganisation Greenpeace hatte am Montag die wirtschaftlichen Schäden, die Ernteausfälle, Waldbrände sowie extreme Hitze und Trockenheit in diesem Sommer verursacht haben, auf mindestens 36 Milliarden Euro taxiert. Das entspräche etwa 0,8 Prozent der jährlichen Wirtschaftsleistung. Unter wirtschaftlichen Schäden versteht die Organisation unter anderem hitzebedingte Produktivitätsverluste in Büro und Schule, Produktionsausfälle, Schäden am Waldbestand, Belastungen der Landwirtschaft sowie die „gesundheitsökonomisch bewerteten Verluste an Lebensjahren“. Das Robert-Koch-Institut schätzt die hitzebedingten Sterbefälle laut Mitteilung vom Donnerstag auf 15.800.

Maximilian Auffhammer, Professor für Agrar- und Ressourcenökonomik an d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eist darauf hin, Zahlen zu wirtschaftlichen Einbußen wie die von Greenpeace nicht allzu wörtlich zu nehmen. Die genaue Höhe hänge stets davon ab, was als Schaden definiert wird, und dies unterscheide sich in klimawissenschaftlichen Studien oft stark – insbesondere, wenn es um erwartete Schäden in der Zukunft gehe. Und dennoch warnt er davor, nichts gegen den Klimawandel zu unternehmen, nur weil sich die erwarteten wirtschaftlichen Schäden nicht exakt beziffern ließen. „Wir müssen lernen, mit der Unsicherheit umzugehen und insbesondere das Risiko extremer, langfristiger Schäden zu verringern. Für die Rente legen wir ja auch Geld zurück, auch wenn wir nicht ganz sicher wissen, wie viel Geld genau wir im Alter einmal brauchen werden“, so der Wissenschaftler.

Deutschland fordert starke Kürzungen im EU-Haushalt

Gemeinsam mit fünf weiteren Staaten / Doch die „sparsamen“ Länder stehen damit weitgehend allein

BRÜSSEL. Deutschland fordert gemeinsam mit Österreich, den Niederlanden und den skandinavischen Mitgliedstaaten eine drastische Kürzung des Vorschlags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für den EU-Haushalt 2028 bis 2034. Für eine Einigung „muss der Vorschlag der Kommission von beinahe zwei Billionen Euro um mehrere Hundert Milliarden Euro gekürzt werden“, heißt es in einer gemeinsamen Stellungnahme der sechs Staaten. „In Zeiten, in denen faktisch alle Staaten ihre Haushalte schmerzhaft kürzen müssen, kann die EU keine Ausnahme bilden“, heißt es weiter.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hatte seine Amtskollegen aus Österreich, Finnland und Dänemark am Donnerstag zum Mittagessen im Kanzleramt getroffen, um eine gemeinsame Linie für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den Finanzrahmen 2028 bis 2034 zu verabreden. Schweden und die Niederlande nahmen digital teil. Die sechs Staaten gehören traditionell zu den Ländern, die für einen „sparsamen“ Haushalt eintreten.

Eine genaue Summe enthält die Stellungnahme nicht. Schweden hatte zuvor eine Kürzung um 400 Milliarden Euro verlangt. Im Kanzleramt kursieren nach Informationen der F.A.Z. ähnliche Zahlen. Das entspräche einem Prozent der Wirtschaftsleistung der EU. Der Kommissionsvorschlag entspricht 1,26 Prozent.

Die sechs Länder fordern in ihrer Stellungnahme zudem die Modernisierung und Reform des Haushalts. Die Ausgaben müssten sich stärker auf die neuen Prioritäten von der Verteidigung über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und die Migration bis zur Souveränität konzentrieren. Bisher fließen zwei Drittel des Haushalts in die Förderung von Landwirten und Regionen. Die von der Kommission geforderte Aufstockung des Personals von heute 32.000 Beschäftigten um 2500 lehnen sie ab. Schließlich wollen sie, dass die Hauptbeitragszahler zum Haushalt weiter einen Rabatt erhalten.

Das Treffen soll den Auftakt für die heiße Phase der Verhandlungen über den kommenden Finanzrahmen markieren. Diese sollen bis Ende des Jahres abgeschlossen sein. Darin sind sich alle Mitgliedstaaten einig. Entsprechend groß ist der Zeitdruck. Auch bei der Europatour, die EU-Ratspräsident António Costa nach der Sommerpause durch die 27 Mitgliedstaaten unternimmt, steht der Finanzrahmen ganz oben auf der Agenda. Den Auftakt haben in dieser Woche die Slowakei und die baltischen Staaten gemacht. In Berlin wird Costa in der Woche nach dem 7. September erwartet. Ohne Einigung in diesem Jahr würde die Zeit knapp, um bis Anfang 2028 alles vorzubereiten, damit die nächste Finanzperiode ordnungsgemäß beginnen kann. Vor allem aber stehen im kommenden Jahr Wahlen in den großen EU-Staaten Frankreich, Spanien und Italien an. Das macht eine Einigung schwierig. Costa und Merz wollen deshalb Schwung in die Gespräche bringen.

Bisher sind die Mitgliedstaaten allerdings weit von einer Einigung entfernt. Den „sparsamen Staaten“ steht eine große Gruppe von Staaten gegenüber, die sich sowohl gegen eine Kürzung des Kommissionsvorschlags als auch eine stärkere Ausrichtung der Mittel auf neue Prioritäten sperren. Zu der Gruppe, die sich „Freunde der Kohäsionspolitik“ nennt, gehören 16 EU-Staaten, darunter Polen, Spanien, Griechenland und Italien. Frankreich gehört nicht dazu, ist aber ebenfalls für höhere Ausgaben. Das Europäische Parlament, das ebenfalls ein Mitspracherecht hat, fordert sogar eine Aufstockung des Kommissionsvorschlags.

Die Kommission hatte die Aufstockung des Haushalts auf zwei Billionen Euro mit den neuen Aufgaben begründet, die auf die EU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zugekommen sind. Sie hatte dafür auch Kürzungen der Ausgaben für die Landwirte und Regionen vorgeschlagen. Beide machen aber nach wie vor einen großen Teil des Budgets aus. Dennoch würden die Ausgaben nach dem Kommissionsvorschlag stark steigen. Im laufenden Finanzrahmen 2021 bis 2027 kann die EU 1,3 Billionen Euro ausgeben. Hinzu kommt der Corona-Aufbaufonds von mehr als 800 Milliarden Euro.

Der wachsende Zeitdruck könnte Deutschland und den anderen „sparsamen

Staaten“ durchaus in die Hände spielen. Die sparsamen Staaten sind unter den Staaten zwar klar in der Minderheit. Da der Finanzrahmen 2028 bis 2034 einstimmig verabschiedet werden muss, haben sie faktisch aber ein Vetorecht. Zudem sind sie als Nettozahler weniger auf das Geld aus dem EU-Haushalt angewiesen. Sie können also abwarten, bis auf der anderen Seite die Angst vor einem Scheitern wächst, und dann entsprechend größere Zugeständnisse durchsetzen.

Ändererseits können die sechs Staaten kein Interesse daran haben, dass die EU ohne Budget handlungsunfähig ist. „In einer zunehmend unsicheren Welt bildet der Finanzrahmen die Basis dafür, dass die EU als starke und souveräne Gemeinschaft handeln kann“, heißt es in der Stellungnahme. Gefordert ist nun die irische Regierung, die Anfang Juli die Präsidentschaft im Ministerrat übernommen hat. Sie will vor dem nächsten EU-Gipfel im Oktober einen Kompromissvorschlag vorlegen. Der müsse sitzen, hatte Merz beim Gipfel im Juni klargemacht. Streit dürfte es dann nicht nur über die Höhe und Verwendung der Ausgaben geben. Ein heikles Thema ist zudem, ob die EU Zugriff auf neue EU-weite Steuern oder andere neue „Eigenmittel“ erhält, um das Budget zu finanzieren. Das Thema stand zwar auf der Agenda des Mittagessens in Berlin. Die Stellungnahme enthält dazu aber kein Wort. HENDRIK KAFSACK

Und wer denkt an die Beitragszahler?

Von Dietrich Creutzburg

Nach dem Sommertheater der Ost-Ministerpräsidenten über das große Rentenpaket war es n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dass die Ko-alition in Berlin am Ende des Som- mers wieder zu ihrem zuvor eingeschlagenen Reformkurs zurückfindet. Wenn sich schon die CDU so schwertut, von der abschlagsfreien Frührente für langjährig Versicherte abzulassen – dann wird es für die SPD noch viel schwieriger, sich hinter dem Gesamtkonzept zu versammeln.

Sie war es, die jene als „Rente mit 63“ beworbene Sonderregel einst gegen Widerstände der Unionsparteien durchgesetzt hat. Es gelang ihr um den Preis, der CSU eine die Beitragszahler bis heute stark belastende Erhöhung der Mütterrente zu gewähren.

Wenn nun selbst Matthias Miersch, der nicht für nachhaltige Finanzpolitik bekannte SPD-Fraktionsvorsitzende, der Rentenkommission noch einmal eine „hervorragende“ Arbeit bescheinigt, eröffnet das zumindest eine Perspektive. Die Koalition und ihre Spitzenkräfte sind wohl gewillt, nicht schon vor den drei Ost-Landtagswahlen im September einen rentenpolitischen Offenbarungseid zu leisten. Der wäre erfüllt, wenn als Regierungsbilanz nur das 2025 beschlossene erste Rentenpaket übrig bliebe, das den Zahlern weitere 200 Milliarden Euro bis 2040 abfordert, ohne ihre eigene Rente zu verbessern.

Reformfortschritt sollen nun pragmatische Regelungen für gesundheitlich stark belastete Versicherte weisen. Das ist nicht falsch, wenn es im von der Kommission selbst vorgeschlagenen Rahmen bleibt. Das Problem der „Rente ab 63“ lag ja stets darin, dass sie zugleich teuer ist und alles andere als zielgenau. Viel Anlass zu reformerischer Zuversicht gibt es aber trotzdem noch nicht. Selbst wenn das Projekt nicht direkt an parteipolitischen Folgen der Ostwahlen scheitert, kommt es sehr darauf an, was genau nun im Namen „pragmatischen Interessenausgleichs“ entsteht.

Wäre es eine neue, weitgefasste Berufsunfähigkeitsrente für alle rentennahen Jahrgänge, dann würde es womöglich noch teurer als heute. Die Belastung der Zahler durch Sozialbeiträge strebt aber jetzt schon auf 50 Prozent des Bruttolohns zu. Ihre Interessen dürfen keinesfalls noch einmal unter die Räder kommen.

Staatsgeld hilft nicht mehr

Von Werner Mussler, Brüssel

Mario Draghi hat dieser Tage einen neuen Klub gegründet. Es ist nicht der erste seiner Art und wird sicher nicht der letzte sein. Mit der „Rhine Group“ will der frühere EZB-Präsident den Inhalten jenes Berichts zur Stärkung der Wettbewerbsfähigkeit in der EU neues Leben einhauchen, den er vor zwei Jahren vorlegte und der bislang weitgehend wirkungslos verpufft ist.

Draghis Verein gehören übliche Verdächtige aus der erweiterten Brüsseler Dunstglocke an, Ex-Politiker wie Bruno Le Maire und Jörg Kukies, Ökonomen wie Philippe Aghion und Moritz Schularick, außerdem bemerkenswert viele Wirtschaftsvertreter – Banker, Start-up-Unternehmer, aber auch traditionelle Industrierepräsentanten. Die Gruppe wird am Ende nicht mehr sein als ein Debattierclub. Das ist schon deshalb gut, weil keiner der in der Gruppe vertretenen Wirtschaftsvertreter legitimiert ist, Einfluss auf die – wie auch immer ausgerichtete –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zu nehmen.

Draghi weiß das. Er weiß auch, dass in seinem Bericht die Malaise der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 zwar anschaulich analysiert ist, die vielen Vorschläge zur Verbesserung der Wettbewerbsfähigkeit aber genauso wenig widerspruchsfrei sind wie die Meinungen in seiner Gruppe. Es ist kein Zufall, dass die Forderungen nach neuen Schulden, die in dem Bericht (auch) stehen, mehr Aufmerksamkeit gefunden haben als alle anderen Ideen. Politisch sind mehr Eurobonds eben attraktiver als der Abbau bestehender Schranken im Binnenmarkt oder weniger Bürokratie in den Mitgliedstaaten.

Obwohl die 2020 für die laufende Haushaltsperiode beschlossene und mit der Pandemie begründete EU-Verschuldung explizit einmalig sein sollte, will sie die EU-Kommission in den bevorstehenden Haushaltsverhandlungen zur Dauereinrichtung machen. Viele Staaten, deren nationale Schulden in Zeiten steigender Zinsen kaum noch tragfähig sind, stehen hinter der Idee. Den derzeit noch reflexhaften Widerstand aus Berlin muss man am Ende weniger ernst nehmen als das kategorische Nein etwa aus den Niederlanden und den skandinavischen Ländern.

Draghi und seine Anhänger beharren im Kern darauf, dass sich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von Unternehmen (oder „der“ Wirtschaft) mit (europäischem) Staatsgeld steigern lässt, das durch Schulden finanziert wird. In Rede stehen Staatsaufträge vor allem für die Rüstungsindustrie, Ausgaben für die staatliche Infrastruktur und simple Subventionen. Mal sind Letztere an

Investitionen in den digitalen und „grünen“ Umbau geknüpft, mal nicht.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deren Interesse an ökonomischen Zusammenhängen nie ausgeprägt war, stimmt dieser Philosophie aus einem einzigen Grund zu: Sie verschafft ihr zusätzlichen Einfluss. Von der Leyen ist nicht grundlos die wohl mächtigste Kommissionschefin aller Zeiten geworden. Sie verfügt über mehr staatliches Geld als alle ihre Vorgänger. Es kommt von den europäischen Steuerzahlern, entweder über die Beiträge der Mitgliedstaaten zum EU-Haushalt oder von deren Haftung für die EU-Schulden.

Die EU bemüht sich wieder einmal, die europäische Wirtschaft in Gang zu bringen.

Während Staaten wie Frankreich oder Italien EU-Schulden in Zeiten hoher Zinsen aus schierer (Haushalts-)Not brauchen, benötigt sie von der Leyen zum Machterhalt. Weder die einen noch die andere kümmern sich um die in weiter Zukunft bevorstehende Tilgung von Krediten und Zinsen. Dieser Politik sind schon wegen der immer höher werdenden Verschuldung der EU Grenzen gesetzt. Die jüngst gestiegenen Anleihezinsen geben einen Vorgeschmack darauf, was passieren könnte, wenn Deutschland die bisher noch makellose Bonität der EU nicht mehr garantieren kann.

Das Prinzip „Wettbewerbsfähigkeit gegen Staatsgeld“ funktioniert aber auch auf der Ausgabenseite nicht. Die anmaßende Hypothese, die EU in Gestalt der Kommission könne durch eine Aufsicht über die Ausführung ihrer Programme für Reformen für eine „bessere“ Wirtschaftspolitik sorgen, war immer falsch. In Italien, dem größten Empfängerland der Mittel aus dem Corona-Schuldenfonds, gilt es schon als Erfolg des Programms, dass das Geld nicht allzu sehr versickert ist oder verschwendet wurde. Von Reformen, die in Draghis Sinne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verbessern könnten, wurde kaum berichtet.

All diese Befunde lassen nicht vermuten, dass Draghis Klub etwas ausrichten kann, egal in welche Richtung. Näher liegt eine wenig originelle Schlussfolgerung: Draghis Bericht wird denselben Weg nehmen wie die vor einem Vierteljahrhundert beschlossene Lissabon-Strategie. Auch diese handelte weitgehend ergebnislos von Wettbewerbsfähigkeit.

Schneider muss klein beigeben

Der Bundesumweltminister hatte große Pläne, um die Anpassung an die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voranzubringen – damit aber in Neuhardenberg wenig Erfolg.

Von Katja Gelinsky, Berlin

Als im Jahre 1962 die Nordseeküste von einer schweren Sturmflut getroffen wurde, hatte die Wetterkatastrophe langfristige Folgen für das föderale Gefüge. Nicht zuletzt wegen der schweren Flutschäden, vor allem in Hamburg, wurde der Küstenschutz als Gemeinschaftsaufgabe im Grundgesetz verankert. Auf ein ähnliches Momentum hatte offenbar Bundesumweltminister Carsten Schneider (SPD) gehofft.

Die vielen hitzebedingten Sterbefälle in diesem Sommer, Waldbrände, Niedrigwasser und die hohen Folgeschäden für die Wirtschaft zeigten: Es brauche es eine neue Gemeinschaftsaufgabe „Klimaanpassung und Naturschutz“ im Grundgesetz. Klimaanpassung sei eine der „zentralen staatlichen Gestaltungsaufgaben“, bekräftigte Schneider vor der Klausurtagung in Neuhardenberg.

Es geht darum, Städte und Infrastruktur an Extremwetter anzupassen, mehr Grün und klimaresiliente Wälder zu schaffen sowie Wasserversorgung und Schifffahrt zu sichern. Die Gemeinschaftsaufgabe Klimaanpassung und Naturschutz im Grundgesetz sei nötig, damit der Bund langfristig, rechtssicher und flächendeckend Maßnahmen der Länder und Kommunen mitfinanzieren und mitgestalten könne.

Doch der Umweltminister kommt mit recht leeren Händen aus Neuhardenberg zurück. Von einer Gemeinschaftsaufgabe Klimaanpassung und Naturschutz war nicht mehr die Rede, als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und Vizekanzler Lars Klingbeil (SPD) nach der Kabinettsitzung vor die Kameras traten. Auch mit seinem Vorstoß für ein „Sofortprogramm Klimaanpassung und Hitzeschutz“ hatte Schneider keinen Erfolg. Merz verwies auf beschlossene Maßnahmen und betonte: „Es mangelt uns nicht an Programmen, und es mangelt nicht an Geld.“ Den Ländern stünden aus dem Sondervermögen 100 Milliarden Euro zu Verfügung, das sie nach eigenem Ermessen investieren könnten.

Schneiders Haus bemühte sich, die Niederlage einzugrenzen. Es sei nicht so, „dass das Thema Gemeinschaftsaufgabe mit dem heutigen Tag beendet ist“, sagte ein Sprecher auf Nachfrage, wie es nun weitergehe. Der Kanzler habe sich nicht kategorisch gegen die Gemeinschaftsaufgabe ausgesprochen. Man befinde sich in einem politischen Prozess, den das Umweltministerium fortsetzen werde.

Damals, nach der Sturmflut an der Nordseeküste, dauerte es auch noch einige Jahre, bis der Küstenschutz schließlich im Jahre 1969 im Zuge der großen Finanzreform als Gemeinschaftsaufgabe im Grundgesetz verankert wurde. Doch nach Neuhardenberg herrscht bei Umwelt- und Sozialverbänden nicht Aufbruch-, sondern Katerstimmung. Konkrete Beschlüsse zum Hitzeschutz wurden – wie zuvor angekündigt – nicht gefasst. Das sei „verantwortungslos“, kritisierte die Grünen-Abgeordnete Julia Schneider, Berichterstatterin ihrer Fraktion für Klimaanpassung. Der Schutz vor Hitze, Dürre und anderen Folgen der Klimakrise gehöre zur öffentlichen Daseinsvorsorge.

Merz kündigte an, die Bundesregierung werde „in einigen Ressorts weitere Programme zur Klimaanpassung und zum Hitzeschutz auflegen“. Die Vorsorge gegen Waldbrände und für die bessere Ausstattung der Feuerwehren und der weiteren Hilfsorganisationen werde man überprüfen. Aber von dem Gesamtpaket für „einen vorausschauenden Umgang mit Hitze, Niedrigwasser und anderen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das Minister Schneider vorschwebte und in einem vierseitigen Papier skizzierte, ist nicht viel übrig geblieben. Das ist bezeichnend für den schweren Stand Schneiders in der Regierung.

Am Fluss Gera: Bundesumweltminister Carsten Schneider

Der Umweltminister ist ein Pragmatiker vom konservativen Flügel der Sozialdemokraten. Klima- und Naturschutzpolitik betreibt er mit kühlem Kopf. Aber eine Führungsrolle zum Thema Hitzeschutz hat er in der schwarz-roten Regierungskoalition bislang nicht einnehmen können. Merz betonte in Neuhardenberg, die Programme für eine wirksame Anpassung an Hitze und andere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müssten besser verzahnt und abgestimmt werden. Dabei setzt der Kanzler vor allem auf seinen CDU-Kollegen Philipp Amthor. Der neue Staatsminister im Kanzleramt für die Bund-Länder-Beziehungen soll mit den Ländern sowie mit den betroffenen Ressortchefs konkrete Vorschläge erarbeiten.

Schneider hatte in seinem Papier zur Anpassung an die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auch auf sein geplantes Naturschutzgesetz verwiesen. Mit dem sogenannten Gesetz zur Stärkung der natürlichen Infrastruktur wollte er ein Gegengewicht zum beschleunigten Ausbau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und der Modernisierung des Straßen- und Schienennetzes schaffen. Doch es gibt weiterhin Widerstände in den unionsgeführten Ressorts.

Der Umweltminister betonte nun, Moore, Wälder, Auen, Böden und Stadtgrün seien natürliche Verbündete, um Schäden durch Wetterextreme zu begrenzen. Für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führten Hitzetage zu Ausfallkosten von rund 500 Millionen Euro am Tag, gab Schneider in Neuhardenberg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m Sender Phönix zu bedenken. Bislang sieht es allerdings nicht danach aus, als könne der Umweltminister die Skeptiker in der Union davon überzeugen, dass sein geplantes Naturschutzgesetz ein wirksames Mittel gegen den Hitzestress der Wirtschaft sei.

BERLIN. Beschäftigte im Einzelhandel sollen 2026 und 2027 Lohnerhöhungen von insgesamt gut fünf Prozent erhalten. Darauf haben sich die Gewerkschaft Verdi und die Arbeitgeber in ihren Tarifverhandlungen in Nordrhein-Westfalen am späten Mittwochabend verständigt. Die Einigung in dem großen Bezirk könnte ein Durchbruch zu einer bundesweiten Lösung des Tarifkonflikts in der Branche mit insgesamt rund drei Millionen Beschäftigten sein. „Ich gehe davon aus, dass dieses Ergebnis die Grundlage für weitere Abschlüsse in den anderen bundesweit 15 Tarifgebieten des Einzelhandels ist“, sagte Verdi-Bundesvorstandsmitglied Silke Zimmer.

Das liegt am Mindestlohn / Tarifabschluss im Handel

Stärkere Tariferhöhungen sieht die Einigung in Nordrhein-Westfalen für einfache Tätigkeiten in den unteren Lohngruppen vor. Für sie soll es von Mai 2027 an mindestens 14,90 Euro je Stunde geben. Das sind rund zehn Prozent mehr, als es die unterste Entgeltgruppe nach dem Tarifabschluss von 2024 bisher vorsah. Sie lag zuletzt bei 13,52 Euro je Stunde. Allerdings war sie durch die deutliche Anhebung des gesetzlichen Mindestlohns Anfang 2026 außer Kraft gesetzt worden. Dieser beträgt seither 13,90 Euro und steigt 2027 auf 14,60 Euro.

Davon abgesehen, sollen die Tarifentgelte im NRW-Einzelhandel mit Wirkung von August 2026 an um drei Prozent steigen und im Mai 2027 um weitere zwei Prozent. Der Verhandlungsführer der Arbeitgeber in NRW, Christopher Ranft, sprach von einem „herausfordernden, schmerzhaften Kompromiss“. Dafür verschaffe die vereinbarte Vertragslaufzeit von 25 Monaten den Betrieben über einen längeren Zeitraum Planungssicherheit. Der Tarifgeschäftsführer des Handelsverbands Deutschland (HDE), Steven Haarke, sieht in dem Ergebnis ein Signal "tarifpolitischer Handlungsfähigkeit". Noch am Tag zuvor hatte es nicht so ausgesehen, die Tarifverhandlungen im Bezirk Hessen waren gescheitert.

Der höhere gesetzliche Mindestlohn treibt zugleich auch die gesamtwirtschaftliche Lohnentwicklung weiter an. Das legen neue Zahlen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s nahe. Sie weisen aus, dass Löhne im unteren Verdienstbereich zuletzt mehr als doppelt so stark gestiegen sind wie im oberen. Zugleich eilt der Lohnanstieg auch im gesamtwirtschaftlichen Durchschnitt dem Anstieg der Wirtschaftsleistung voraus.

Wie das Bundesamt am Donnerstag mitteilte, lag das Lohnniveau aller

Löhne von Hilfskräften steigen am stärksten

Zugleich steigen den aktuellen Daten Auswertung zufolge die Löhne von Teilzeitbeschäftigten stärker als die von Vollzeitbeschäftigten. Für alle Beschäftigten weist die Statistik mit plus 4,1 Prozent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esquartal einen um 0,2 Punkte stärkeren Lohnanstieg aus als für Vollzeitkräfte.

Real, also nach Abzug der Teuerung, belief sich der gesamtwirtschaftliche Lohnzuwachs den Berechnungen zufolge auf 1,5 Prozent zum zweiten Quartal 2025. Die gesamtwirtschaftliche Leistung, gemessen am Bruttoinlandsprodukt (BIP), war im zweiten Quartal real um 0,3 Prozent höher als ein Jahr zuvor. Für das erste Quartal hatten die Statistiker noch ein Reallohnplus von 1,8 Prozent im Vorjahresvergleich ermittelt. Dass sich der Lohnanstieg seit Jahresbeginn preisbereinigt verlangsamt hat, liegt daran, dass die Teuerungsrate von 2,2 Prozent im ersten Quartal auf 2,5 Prozent im zweiten angezogen hat. dc.

Warnstreik im Handel Foto dpa

Vollzeitbeschäftigten in Deutschland im zweiten Quartal dieses Jahres um 3,9 Prozent höher als ein Jahr zuvor. Für Beschäftigte im unteren Fünftel der Lohnskala gab es hingegen ein Plus von 6,7 Prozent. Das oberste Fünftel der Beschäftigten bekam im Durchschnitt nur 3,3 Prozent mehr. Die Bundesregierung hatte den gesetzlichen Mindestlohn zum 1. Januar, entsprechend den Beschlüssen der Mindestlohnkommission von 2025, um 8,4 Prozent auf 13,90 Euro erhöht. Die Anhebung auf 14,60 Euro mit dem kommenden Jahreswechsel bedeutet ein weiteres Plus von fünf Prozen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Bürgergespräch

Was wird aus unserem Wohlstand?

Baden-Württemberg gilt als eine der wirtschaftsstärksten Regionen Europas – und steht dennoch vor einer Zäsur. Globaler Wettbewerbsdruck, der Strukturwandel in der Automobilindustrie, der Fachkräftemangel und die Frage nach dem sozialen Zusammenhalt stellen das Erfolgsmodell des Südwestens auf die Probe.

Wie sichert eine Industrieregion ihren Wohlstand, wenn die Weltmärkte sich neu ordnen? Was könne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gemeinsam tun – und was müssen die Menschen in Baden-Württemberg selbst leisten? Und wie bleibt der gesellschaftliche Zusammenhalt stark, wenn wirtschaftliche Unsicherheit wächst?

Darüber wollen wir am 23. September 2026 im Schwörsaal in Ravensburg sprechen.

Zu Gast sind Ministerpräsident Cem Özdemir und Mathias Miedreich, Vorstandsvorsitzender der ZF, im Gespräch mit den F.A.Z.-Korrespondenten für Baden-Württemberg, Rüdiger Soldt und Benjamin Wagener. Danach ist Raum für Ihre Fragen und Austausch bei einem gemütlichen Ausk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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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PUNKT

Schuldenpolitik ist gleich doppelt unsozial

Von Christian Lindner

Die Schulden wachsen schneller als ihr realwirtschaftliches Fundament. Das ist zur globalen Normalität geworden. Nach aktuellen Projektionen übersteigt die weltweite Staatsverschuldung bis 2029 die Marke von 100 Prozent der Wirtschaftsleistung. Deutschland reiht sich ein, nachdem der Internationale Währungsfonds, Thinktanks und Ökonomen unserem Land diese Fiskalwende empfohlen hatten. Schon wenig später wachsen jetzt aber die Zweifel an dieser Politik: an den Kapitalmärkten ebenso wie im ökonomischen Diskurs innerhalb des IWF selbst.

Die üblichen Einwände gegen Politik auf Pump sollten bekannt sein. Erstens werden zur Wahl stehende Politiker zur Gegenwartspräferenz verführt, also zur Verwendung der zusätzlichen Mittel für Konsum und zur Vertagung struktureller Reformen. Zweitens verdrängt kreditfinanzierte Staatsnachfrage private Investitionen, über knappe Kapazitäten ebenso wie über den Kapitalmarkt. Drittens engt der Schuldendienst die Entscheidungsfreiheit künftiger Generationen ein: Heute wird verteilt, die Rechnung geht an unsere Kinder, und am Ende drohen Inflation und höhere Zinsen.

Grundsätzlicher noch wird derzeit die Wirkung dauerhaft expansiver Fiskalpolitik mit steigenden Schuldenquoten diskutiert. Denn die Rechnung wird unter unseren Kindern keineswegs gleichmäßig aufgeteilt, wie aktuelle Debattenbeiträge betonen. Der Gerechtigkeitsskandal findet nämlich nicht nur zwischen den Generationen statt, sondern auch innerhalb dieser.

Im August hat der Ökonom Moustafa Chatzouz ein Arbeitspapier des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sfonds vorgelegt, dem man Aufmerksamkeit in Parteizentralen und Finanzministerien wünscht. Der Fonds steht schon länger nicht mehr im Verdacht, eine Filiale der ordoliberalen Schule zu sein. Umso mehr Gewicht hat der Befund: Über siebzig Jahre und quer durch die Industrieländer gehen hohe Staatsschulden mit einer stärkeren Konzentration der Vermögen einher.

Dass Staatsschulden aufgeschobene Steuern sind, ist von geradezu folkloristischer Evidenz. Irgendwann müssen Zins und Tilgung ja aus Staatseinnahmen bedient werden. Diese ruhen ganz überwiegend auf dem Faktor Arbeit. In Staaten mit einer Schuldenquote über 100 Prozent liegt die effektive Steuerbelastung der Arbeitseinkommen im Schnitt bei knapp 38 Prozent, in Staaten mit einer Quote unter 40 Prozent bei 27 Prozent, hebt Chatzouz hervor. Den Zinsdienst tragen fast vollständig die Beschäftigten, während die Zinsen bei denen ankommen, die dem Staat Kapital leihen können.

Als Verteilungskanal wirkt zusätzlich die Verdrängung. Wird privates Kapital knapper, steigen dessen Renditen, während die Reallöhne unter Druck geraten.

In Staaten mit hoher Verschuldung müssen vor allem die Arbeitnehmer dafür zahlen.

Vermögende Haushalte, die mehr sparen und reinvestieren können, profitieren überproportional. Selbst die progressive Besteuerung gleicht das der Studie zufolge in aller Regel nicht aus. In der historischen Zerlegung erweisen sich laut Chatzouz Schuldenschocks sogar als größter Einzelfaktor der Vermögenskonzentratio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Besonders unbequem ist die Studie für alle, die – wie die Vordenker der aktuellen deutschen Finanzpolitik – Schulden für unbedenklich halten, solange das Wachstum über dem Zins liegt. Ob diese komfortable Bedingung hält, entscheiden allerdings die Märkte, nicht die Regierungen. Vor allem aber zeigt Chatzouz: Selbst wo sie erfüllt ist, schwächt der billige Schuldendienst den Beitrag der Spitzeneinkommen zur Staatsfinanzierung. Die Progression verliert an Kraft, die Vermögenskonzentration nimmt weiter zu. Tragfähigkeit ist eben etwas anderes als Verteilungsneutralität.

Vor diesem Hintergrund bekommt die Generationengerechtigkeit scharfe Kanten: Unsere Kinder sind wirtschaftlich nicht gleich. Wer ein Depot, eine Immobilie oder ein Unternehmen erbt, übernimmt mit seinem rechnerischen Anteil an den Staatsschulden zugleich Kapital, dessen Ertrag durch eben diese Schulden steigt. Wo nichts vererbt wird, bleibt nur die eigene Arbeitskraft, und aus ihr wird der Schuldendienst bezahlt. Schuldenpolitik im Namen sozialer Gerechtigkeit wirkt deshalb doppelt unsozial.

Für die politische Linke und ihre „Vordenkenden“ ist dieser Befund verheerend, denn sie begründet höhere Verschuldung seit Jahren mit sozialer Gerechtigkeit. Ihr naheliegender Einwand wird lauten, der Staat müsse dann eben bei Kapitalerträgen und Erbschaften kräftiger zugreifen. Die Studie dämpft diese Hoffnung empirisch gleich in doppelter Hinsicht. Kapital- und Erbschaftsteuern spielen als Einnahmequelle in allen Industrieländern nur eine Nebenrolle; getragen wird der Staat von den Steuern auf Arbeit, selbst am oberen Rand der Einkommen. Überdies bleibt die effektive Belastung der größten Vermögen regelmäßig hinter den nominalen Sätzen zurück, da es Gestaltungs- und Verlagerungsmöglichkeiten gibt. Kapital ist mobil. Immer schärfere Substanzsteuern würden die Verteilungswirkung der Schulden also kaum korrigieren, wohl aber Investitionen treffen, die Arbeitsplätze schaffen oder sichern. Man kann nicht oft genug daran erinnern.

Daraus folgt kein Pauschalurteil über jeden kreditfinanzierten Euro: Gegen eine öffentliche Investition, die das Produktionspotential erhöht, spräche nichts. Wenn der Staat diszipliniert wirtschaftet, ist das weder fiskalpolitisch noch verteilungspolitisch problematisch. Dazu kommt es nur zu selten. Indessen führt Konsum auf Pump zu einer intertemporalen Last – und auf dem größten Teil der nächsten Generation liegt sie doppelt.

Bei jeder neuen Kreditermächtigung sollte die Bundesregierung künftig also zwei Fragen beantworten: was sie heute ermöglicht und wer morgen die Rechnung bezahlt – während andere die Zinsen kassieren. Die anstehenden Haushaltsberatungen wären eine gute Gelegenheit, damit anzufangen.

Christian Lindner (FDP) war Bundesfinanzminister. Heute ist er der stellvertretende Vorstandsvorsitzende der Autoland AG.

Nadelöhr kurz vor dem Brennerpass: Die Renovierung der Luegbrücke wird den Verkehr nach Italien jahrelang lahmlegen.

Wie Österreich die Fahrt über die Alpen erschwert

Auf allen wichtigen Routen über die österreichischen Alpen gibt es Probleme mit Baustellen. Einen Fehler wollen die Verantwortlichen aber nicht gemacht haben.

Von Tobias Piller, Frankfurt, und Michaela Seiser, Wien

sterreichs Alpen erweise sich in diesem Jahr als besonders schwer zu überwinden, sowohl für den Reise verkehr mit Autos als auch für den Gütertransport von und nach Italien. Denn an den wichtigsten Pässen gibt es umfangreiche Baustellen, zum Teil auch Umleitungsrouten, die ebenfalls mit Baustellen gespickt sind. Die Baustellen auf allen Nord-Süd-Routen kosten allein schon zusätzliche Fahrzeit, sie verursachen zugleich während des Tages immer wieder lange Staus.

Bis 2030 wird der Brennerpass als eine der Hauptrouten nach Süden zum Nadelöhr. Auf der österreichischen Seite wird kurz vor der Passhöhe die Luegbrücke erneuert. Autofahrer und Lkws finden dort aktuell ein Gewirr von Baustellenspuren, auch dadurch bedingt, dass an manchen verkehrsreichen Tagen zweispuriger Verkehr erlaubt wird. Vor dem Erreichen der Brennerstrecke von Innsbruck nach Italien stößt der Verkehr schon im Inntal immer wieder auf ausgedehnte Baustellen, eine davon, zwischen Wörgl und Kramsach, wurde als Dauerbaustelle für den Sommer eingerichtet, als Bauende gibt der österreichische Autoclub ÖAMTC den 30. September an.

Für den Lkw-Verkehr wiederum zählen nicht nur die Staus an der Brennerroute in Österreich, die Lastwagen werden von vornherein in Kufstein nur gruppenweise in begrenzter Zahl ins Land gelassen. „Blockabfertigung“ heißt das dann offiziell. Der Rückstau von der österreichischen Grenze beträgt deshalb oft Dutzende Kilometer, was für die Lkw-Fahrer stundenlange Wartezeit bedeutet.

Als Ausweichroute gegenüber Staus und Chaos auf der Brennerstrecke wird immer wieder die Tauernautobahn genannt, die von Salzburg über Villach ins italienische Friaul oder nach Slowenien führt. Doch auch diese Strecke hat Großbaustellen, bei Werfen (bis Dezember 2026) und Flachau (bis Herbst 2027) im Salzburger Land sowie bei Spittal in Kärnten (bis 2029). Im Frühsommer kam es auch vor, dass wegen der Baustelle bei Werfen ganze Streckenabschnitte in einer Richtung gesperrt waren und über kurvige Landstraßen umfahren werden mussten. Auch auf der Ausweichstrecke fanden sich dann wiederum Baustellen mit Engstellen, die nur einspurig befahrbar waren, mit entsprechenden Baustellenampeln. Für die Jahre 2027 bis 2030 sind zudem umfangreiche Arbeiten an den beiden großen Tunnels der Tauernautobahn angekündigt. Aus der Sicht des ADAC wird die Strecke damit zur Staufalle mit bis zu 30 Kilometer Rückstau in Reisezeiten. Sinnigerweise soll 2027 auch eine westlich gelegene Parallelroute auf der Landstraße mit Bahnverladung zwischen Böckstein und Mallnitz, die sogenannte „Tauernschleuse“, für eine Sanierung total gesperrt bleiben.

Wer längere Passrouten auf der Landstraße nicht scheut und parallel zur Tauernautobahn etwas weiter östlich den Katschberg nutzen will, findet in diesem Jahr zwischen Juli und Oktober ebenso drastische Behinderungen in der Nähe der Passhöhe, durch eine Verengung auf eine Spur mit Ampel. Für die Dauer von Teerarbeiten wird zudem eine Totalsperrung angekündigt.

Die noch weiter östlich liegende Alpenüberquerung von Linz nach Graz, die Pyhrnautobahn, ist nach Angaben des ÖAMTC ebenfalls mit vier großen Baustellen belastet. Für zwei davon sind Bauzeiten bis 2027 vorgesehen.

Damit bliebe noch eine weit im Westen gelegene Route, etwa für die Rückkehr aus Italien, von Bozen über Meran, den Vinschgau, den Reschenpass und dann den Arlberg. Doch auch diese, größtenteils aus Landstraßen bestehende Route hat auf österreichischer Seite eine Staufalle unterhalb der Passhöhe. Auf dem Weg vom österreichischen Bergdorf Nauders ins Tal findet sich eine enge Baustelle, wo an der Ampel warnend angekündigt wird: „Rotphasen bis zu 15 Minuten“. Weiter abwärts ist es dann oft unmöglich, direkt in Richtung Landeck die Autobahn im Inntal anzusteuern, weil der dazu nötige Tunnel abends und nachts gesperrt ist. Die Ausweichstrecke enthält bis Oktober auch eine einspurig befahrbare Baustelle.

Österreichs staatlicher Autobahnbetreiber Asfinag weist dennoch jegliche Unterstellung zurück, die zahlreichen Baustellen auf wichtigen Alpenrouten seien Ausdruck mangelnder Koordinierung. Die Erhaltungs- und Sicherheitsmaßnahmen folgten einem mehrjährigen, abgestimmten Programm, teilte die Gesellschaft auf Anfrage mit. Priorisiert werde nach Zustand der Strecke, Verkehrsbedeutung und Sicherheitsrisiko. „Wir stehen dazu, unsere Straßen rechtzeitig zu sanieren – bevor wir sie aus Sicherheitsgründen komplett sperren müssen“, argumentiert Asfinag. Das halte die Netze verfügbar und verringere die Gefahr von Totalsperren.

Warum aber werden alle Routen gleichzeitig erneuert? Überschneidungen ließen sich trotz Planung nicht immer vermeiden. Asfinag begründet dies mit Genehmigungsverfahren, Witterung, Lieferkettenproblemen oder Arbeiten Dritter. Man stimme sich mit Ländern, Gemeinden, Einsatzdiensten und Nachbarstaaten ab. Allerdings müssten auch Baufenster, Umweltauflagen, Ferien- und Transitverkehr berücksichtigt werden. Zeitliche Überlagerungen seien daher möglich, aber „dezidiert nicht Ausdruck fehlender Abstimmung“.

Zur Frage, warum dann nicht nur die Hauptachsen wie Brenner, Tauern oder Arlberg Baustellen aufweisen, sondern auch Umleitungsrouten, verweist Asfinag wieder auf die Notwendigkeit regelmäßiger Instandhaltung. Umleitungsstrecken seien oft selbst wichtige Verkehrsachsen und müssten ebenfalls saniert werden. Eingriffe würden nach Möglichkeit minimiert, Abschnitte gebündelt und Notfallarbeiten vorgezogen. Akute Schäden oder Fremdbaustellen ließen sich aber nicht immer verschieben. Zum Landecker Tunnel heißt es, dieser werde bewusst nur nachts gesperrt, um tagsüber ausreichend Kapazität zu gewährleisten.

Österreich nimmt im europäischen Verkehr eine besondere Lage ein. Das Land liegt zwischen den großen Wirtschaftsräumen im Norden und den Urlaubs- und Industrieregionen im Süden. Der Brenner ist eine der wichtigsten Nord-Süd-Achsen Europas. Auch Tauern, Pyhrn, Arlberg, Reschen und Fernpass tragen erheblichen Transit- und Reiseverkehr. Zugleich verlaufen viele dieser Straßen durch enge Alpentäler, in denen Ausbau, Umleitung und Baustellenlogistik nur begrenzt mög lich sind. Der Spielraum für zusätzliche Fahrspuren, großräumige Umfahrungen oder Nachtarbeiten ist wegen der Landschaftsform, Lärmschutz, Natur- und Anwohnerinteressen deutlich geringer als in flacheren Regionen.

Auf die Frage, ob bei verringerten Kapazitäten auf den Alpenstrecken nicht der Zeitrahmen der Nutzung erweitert werden müsse, auch mit Aufhebung von Nachtfahrverboten für den Schwerverkehr, ist von den österreichischen Autobahnbetreibern keine Antwort zu bekommen. Sie verweisen auf die Politik. Nachtfahrverbote seien verkehrs- und umweltpolitische Instrumente und fielen nicht in die Entscheidungshoheit der Asfinag. Man agiere im jeweils geltenden gesetzlichen Rahmen.

Dass auch auf den mit Baustellen gespickten Routen weiterhin Mautgebühren bezahlt werden müssen, ist für die österreichischen Autobahnbetreiber ein unverrückbares Prinzip. Im Gegensatz dazu wurde bereits in Italien eine Rückerstattung der Autobahnmaut bei baustellenbedingten Staus angekündigt. Asfinag verweist darauf, dass sie Bau, Betrieb und Erhalt der Infrastruktur aus eigener Kraft über Mauteinnahmen finanziere und keine Mittel aus anderen Budgettöpfen erhalte. Generelle Rückerstattungen bei Stau seien derzeit nicht vorgesehen und würden gesetzliche Änderungen voraussetzen. Auch das Ministerium teilt mit, vergleichbare Modelle seien weder geplant noch Gegenstand konkreter verkehrspolitischer Überlegungen. Die Vignette sei ein pauschales Benutzungsentgelt für das gesamte hochrangige Straßennetz und nicht an die Verkehrssituation auf einzelnen Abschnitten gekoppelt. Zudem gehöre sie nach Darstellung von Asfinag mit umgerechnet rund 28 Cent am Tag für die Jahresvignette zu den günstigsten Mautmodellen Europas.

Zu dieser Frage äußert sich auch das österreichische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ovation, Mobilität und Infrastruktur: Das österreichische System der Straßenfinanzierung und -erhaltung gelte europaweit als verlässlich und effizient. Einnahmen aus Maut und Vignette flössen direkt in Erhalt, Modernisierung und Ausbau der Infrastruktur und kämen damit unmittelbar den Verkehrsteilnehmern zugute.

Jegliche Vermutung, die Baustellen könnten im Zusammenhang mit europäischen Verfahren wegen Behinderung des alpenüberschreitenden Verkehrs als Blockade verstanden werden, weisen die für Verkehrsinfrastruktur Verantwortlichen zurück. Man halte EU-Recht ein, sichere die Funktionsfähigkeit der wesentlichen europäischen Verkehrskorridore und stimme sich mit Nachbarstaaten ab. Baustellen dienten der Verkehrssicherheit und der langfristigen Verfügbarkeit der Strecken, nicht der Behinderung des Verkehrs.

Dabei sitzen die Österreicher wegen des Alpentransits ohnehin schon auf der Anklagebank. Italien klagt vor dem Europäischen Gerichtshof gegen Österreich wegen Behinderung des Alpentransits durch Fahrverbote für den Güterverkehr am Brenner, eine der wichtigsten Routen für den deutsch-italienischen Güterhandel. Im Juli legte der Generalanwalt am Europäischen Gerichtshof (EuGH) ein wichtiges Gutachten in diesem langjährigen Transitstreit zwischen Italien und Österreich vor. Er stuft das Tiroler Nacht-, Sektor- und Winterfahrverbot für Lkws als unzulässig ein. Die Schlussanträge des Generalanwalts sind für den EuGH nicht bindend, werden in der Praxis aber oft übernommen.

Österreich argumentiert, dass die allgemeinen Einschränkungen am Brenner – noch ohne Berücksichtigung der Baustellen – gegenüber dem freien Warenverkehr verhältnismäßig und notwendig sind, während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und Italien darin illegale Handelshemmisse sehen. Das endgültige Urteil des Gerichtshofs wird noch für dieses Jahr erwartet. Sollte der EuGH dem Gutachten des Generalanwalts folgen, könnte das österreichische Bundesland Tirol gezwungen werden, die Fahrverbote aufzuheben. Das könnte zwar einerseits zu Protesten und Blockaden der Bevölkerung führen. Andererseits wäre es dann möglich, an einem Engpass den Verkehr besser über den ganzen Tag zu verteilen.

Alle Augen auf Kevin Warsh

Der Fed-Chef hält in Jackson Hole seine erste große Grundsatzrede / Die Märkte hoffen auf Orientierung

WASHINGTON. Die am Donnerstag begonnene Zusammenkunft von Notenbankern, Ökonomieprofessoren, Politikern und Journalisten in Jackson Hole hat eigentlich den technologischen Fortschritt beim Zahlungsverkehr als Schwerpunkt. Doch alle Augen sind auf Kevin Warsh, den neuen Chef der amerikanischen Notenbank Federal Reserve (Fed) gerichtet. Er hält seine Rede am Freitag um acht Uhr morgens Ostküstenzeit und gibt den Finanzmärkten damit ausreichend Zeit zu reagieren. Traditionell nutzen die Fed-Chefs ihre Rede in Jackson Hole für eine besonders wichtige, langfristig angelegte Botschaft.

Die Spannung steigt: Denn aus den bisherigen Auftritten des Notenbankers konnten sich die professionellen Fed-Beobachter noch keinen rechten Reim machen. Eine der zentralen Fragen ist, wie er die jüngste Inflationsentwicklung deutet. Warsh hat öffentlich gemacht, dass einzelne Datenpunkte für ihn nicht übermäßig relevant seien und dass die Datenqualität selbst zweifelhaft sei. Damit verschafft er sich einen Freibrief, auch die Datenveröffentlichung des Handelsministeriums vom Mittwoch nicht so schwer zu nehmen.

Die Preise für Waren und Dienstleistungen waren demzufolge im Juli leicht gestiegen. Der Preisindex für die persönlichen Konsumausgaben (PCE) legte saisonbereinigt um 0,2 Prozent zum Vormonat zu. Die Jahresteuerung betrug 3,7 Prozent, teilte das Handelsministerium mit. Beide Werte lagen 0,1 Prozentpunkte über den Erwartungen. Ohne die stark schwankenden Preise für Lebensmittel und Energie stieg der Kern-PCE um 0,2 Prozent zum Vormonat und um 3,3 Prozent zum Vorjahr. Das entsprach den Prognosen. Der PCE war bisher das von der Federal Reserve bevorzugte Inflationsmaß.

Ob Warshs Rede die Märkte beruhigen wird, ist nicht ganz klar. Die Analysten und Investmentprofis sieben die Redetexte gewöhnlich nach Hinweisen durch, die beantworten, ob, um wie viel und wie oft der Leitzins in diesem Jahr noch verändert wird. Warsh hat seinen Unwillen deutlich gemacht, entsprechende Signale zu versenden. Auf der Pressekonferenz im Juli hatte er gesagt: „Wenn ich darf, möchte ich in der Höhenluft von Jackson, Wyoming, auch die großen Fragen in den Blick nehmen.“ Generell bestehe bei der Kommunikation der Federal Reserve die Gefahr, sich im Kurzfristigen zu verlieren.

Warsh hat nach seinen ersten Auftritten Zweifel in zweierlei Hinsicht aufkommen lassen. Zum einen ist unklar, wie entschlossen er in der Inflationsbekämpfung ist. Seinen alten Ruf als Falke hat er selbst unterminiert durch jüngere Äußerungen, dass der technologische Fortschritt und die damit einhergehende Produktivitätsrevolution die Inflation dämpfe und damit Leitzinssenkungen erlaube. Das war Musik in Präsident Donald Trumps Ohren, der ihn entsprechend für das höchste geldpolitische Amt nominierte. Zudem taucht die Frage auf, wie entschlossen er um die Unabhängigkeit der Zentralbank kämpft. Vor seine Kollegin im Gouverneursrat, Lisa Cook, die sich mit neuen Attacken aus dem Weißen Haus konfrontiert sieht, hat er sich nicht gestellt.

Ohnehin ist die Lage herausfordernd. Inflationssorgen, das große Haushaltsdefizit und der immense Kapitalhunger der Technologieindustrie treiben offensichtlich die Renditen der US-Staatsanleihen nach oben. Das US-Finanzministerium griff gleich zweimal in die globalen Märkte ein: zunächst, um über eine Fazilität der Fed den japanischen Yen zu stützen, und anschließend, um lang laufende US-Staatsanleihen zu stabilisieren.

Mit diesen Versuchen der Zinsmanipulation verwischen sich die Grenzen zwischen Geldpolitik und Fiskalpolitik, sagen Kritiker. Ohnehin gewinnt der Gedanke an Zustimmung, dass Geldpolitik nur noch dann Wucht entfaltet, wenn sie mit einer nachhaltigen Fiskalpolitik der schrumpfenden Defizite koordiniert wird. Man darf gespannt sein, ob Warsh dieses Thema anspricht. wvp.

Neue Diskussion zu Renten

Fraktionen der Koalition sprechen über Änderungen

MÜNSTER. Die Fraktionen von Union und SPD schließen Änderungen am Rentenkonzept der Koalition nicht aus. Kein Gesetz gehe so aus dem Bundestag, wie es hineinkomme, sagte Unionsfraktionschef Thorsten Frei vor einer gemeinsamen Klausurtagung in Münster. Zugleich betonte der CDU-Politiker aber, man müsse dabei sehr vorsichtig vorgehen, „dass man nicht an einer Stelle Veränderungen vornimmt, die möglicherweise das Gesamtkonstrukt ins Wanken bringen könnten“. Die Vorschläge der Rentenkommission stünden „in einer Wechselbeziehung“.

SPD-Fraktionschef Matthias Miersch erklärte, die Koalitionsfraktionen gäben gerade beim Thema Rente das Denken im Parlament ja nicht auf. Der Kontakt mit den Bürgern und der Diskurs mit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zeige, dass die Rente wichtig und auch ein Gerechtigkeitsthema sei. „Am Ende denke ich, mit einer großen Portion Empathie kriegen wir auch einen guten Kompromiss hin“, sagte Miersch.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hatte am Mittwoch nach der Kabinettsklausur auf Schloss Neuhardenberg in Brandenburg betont, dass er an der Abschaffung der abschlagsfreien Frühverrentung nach 45 Beitragsjahren festhalten will – trotz aller Widerstände auch aus den eigenen Reihen. Zugleich zeigte sich Merz allerdings offen für Härtefallregelungen, die auch von der Rentenkommission empfohlen werden.

Die drei ostdeutschen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Sven Schulze (Sachsen-Anhalt), Michael Kretschmer (Sachsen) und Mario Voigt (Thüringen) hatten sich gemeinsam gegen die Reform gestellt, ebenso wie Mecklenburg-Vorpommerns Ministerpräsidentin Manuela Schwesig und andere SPD-Regierungschefs. Die Befürworter der Reform verweisen darauf, dass die Vorschläge der Rentenkommission aufeinander abgestimmt seien und nur im Gesamtpaket die von der Kommission und der Bundesregierung erwünschte Wirkung entfalten würden. dpa-AFX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Moskau kann das Töten verhindern

Sowohl dem Leitartikel von Berthold Kohler in der F.A.Z. vom 22. August („Putins Angriff auf die Pressefreiheit“) als auch dem Leserbrief des ehemaligen Botschafters Martin Erdmann („Was dem Kreml ein Dorn im Auge ist“, F.A.Z. vom 25. August) ist voll zuzustimmen. Sie veranlassen mich jedoch zu einer Ergänzung: Die Empörung Moskaus und seiner westlichen Freunde über die Äußerungen des F.A.Z.-Korrespondenten Michael Martens über die Tötung russischer Soldaten durch die Ukraine im Angriffskrieg Russlands ist angesichts der täglichen gezielten Angriffe Russlands auf die ukrainische Zivilbevölkerung mehr als absurd.

Das Völkerrecht erlaubt dem Angegriffenen ausdrücklich die gezielte Tö- tung der sie angreifenden Soldaten, so- weit dies im Zusammenhang mit krie- gerischen Handlungen der Angreifer geschieht. Wie sollte sich ein angegriffen- enes Land auch anders verteidigen? Das Völkerrecht verbietet lediglich die Tötung sich ergebender oder bereits gefangen genommener Soldaten oder solcher feindlichen Soldaten, die sich eindeutig nicht am Angriffskrieg beteiligen.

Es gibt nur ein völkerrechtlich und ethisch richtiges Mittel, die Tötung russischer Soldaten durch die Ukraine zu verhindern: Das ist die Beendigung des Angriffskrieges durch den Angreifer Russland.

RAINER WOLFF, MÜNCHEN

Die AfD ist Folge linker Politik

Zu „Ein Schutzschild für die AfD“ von Jasper von Altenbockum (F.A.Z. vom 24. August): Die Brandmauer schützt die AfD auch vor unliebsamen Koalitionspartnern, mit denen man am Ende noch Kompromisse eingehen müsste. Das scheut die AfD wie der Teufel das Weihwasser. Sachsen-Anhalts AfD-Spitzenkandidat Siegmund will unbedingt die absolute Mehrheit erreichen, zum Durchregieren.

Die rechtsextreme AfD ist die hässliche Fratze und der krawallige Ausfluss selbstherrlicher linker Mainstream-Politik, linker Medienberichterstattung und eines linken gesellschaftlichen Mainstreams. Deutschland macht eine ähnliche Entwicklung durch wie die USA in den Anfängen der MAGA-Bewegung mit allen politischen, medial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Nebenwirkungen.

Der Aufstieg der AfD ist Ergebnis jahrelanger politischer Lebenslügen der Linken, der Grünen, der SPD, der FDP, der CDU und der CSU in der Flüchtlingspolitik, Sicherheitspolitik, Sozialpolitik und Wirtschaftspolitik.

RALF PFIRRMANN, FREIBURG

Klagen in der Opferrepublik

Zu „Wehe, wenn die Langmut im Westen endet“ (F.A.Z. vom 13. August): Der Leitartikel Reinhard Bingeners zum 13. August verdient eine intellektuelle und politische Vertiefung.

Der „Opfererzählung“ der Ostdeutschen kann zwanglos ein entsprechendes Narrativ der Westdeutschen gegenübergestellt werden: Außerordentliche Wohlstandsreserven der Bundesrepublik sind ab 1990 zur Überwindung des sozialistischen Staatsbankrotts und Herstellung einer ausgezeichneten Infrastruktur in den Osten geflossen.

Dramatischer, weil freiheitsbedrohend, ist der Wandel der politischen

Kultur: Wer sich als Opfer definiert, gibt den Anspruch an sich auf, selbst für seinen Lebensweg verantwortlich zu sein. Den obrigkeitsstaatlich gewollten Verlust der Selbstachtung des Bürgers hatte die westliche Bundesrepublik seit 1949 überwunden – nun beherrscht er wieder fest den Klageraum der „Berliner Republik“.

Ich denke, die westliche Geduld ist lange genug erschöpft. Bisher fehlt ihm nur ein politisches Ventil. Deutlich mehr Föderalismus zu wagen, könnte den Druck etwas vom Kessel nehmen.

FRIEDRICH W. SIEMERS, HANNOVER

Wo sind die blühenden Landschaften?

Man kann Herrn Bingener mehr als dankbar sein für seine klaren und offenen Worte unter anderem zur Lage der vom Westen erbrachten Leistungen für die DDR und die neuen Bundesländer („Wehe, wenn die Langmut im Westen endet“, F.A.Z. vom 13. August). Natürlich haben wir uns alle 1989 über die lang ersehnte Wiedervereinigung gefreut. Aber nicht alle waren emotional so trunken, um nicht nüchtern nach den verrückten geschichtsträchtigen Tagen darüber nachzudenken, was auf den Westen zukommt, um die durch die SED (heute die „Linke“) in den sozialistischen Bankrott geführte und weitgehend zerstörte DDR zu den „blühenden Landschaften“ zu machen, die Helmut Kohl ihnen und uns versprochen hat. Und in der Tat sind die blühenden Landschaften in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entstanden.

Der Westen musste dafür seine eigene Infrastruktur dem Verfall opfern und wartet bis heute auf die neuen „blühenden Landschaften“ im Westen, von denen wir wohl Lichtjahre entfernt sind. Die 500 Milliarden Euro Sondervermögen (also Schulden) sind bei den heutigen Kosten für eine neue Infrastruktur nicht mehr als „Peanuts“. Nicht zu vergessen die hohen Zahlungen, die der Westen von 1949 bis 1989 an die DDR gezahlt hat, die mehrfach bankrott war. Es waren mehrere zehn Milliarden D-Mark allein für Transit, Verkehrswege, Post, Häftlingsfreikauf, Begrüßungsgeld, sonstige Leistungen, davon allein knapp 3,5 Milliarden Euro für den Freikauf von 33.755 politischen Gefangenen. Die 1,96 Milliarden Euro Strauß-Kredite 1983 und 1984 waren Bankkredite, abgesichert durch Staatsbürgschaften, und keine Geschenke an die DDR. Insgesamt sind 1,9 Millionen Euro an teilungsbedingten Kosten für die Wiedervereinigung geflossen. 2005 bis 2019 flossen außerdem mindestens 156 Milliarden Euro aus dem Solidarpakt in den Bundeshaushalt aus gesamtdeutschen Steuerzahlungen.

Zur vermeintlichen Benachteiligung der Bürger in den neuen Bundesländern: Während es im Westen nach Ende des sogenannten Wirtschaftswunders Arbeitslose gab (etwa seit Beginn 1970 Arbeitslose von 0,9 Millionen bis 4,5 Millionen 2005), war das in der DDR nicht der Fall. In der Verfassung war das Recht, aber auch die Pflicht zur Arbeit verbrieft (Artikel 24). Die Folge davon war, dass in Betrieben und beim Staat mehr Beschäftigte angestellt waren, als zur Produktivität erforderlich waren.

Insbesondere waren auch fast alle Frauen in solchen Beschäftigungsverhältnissen (die Babys und die Kinder gingen fast ausnahmslos in die staatlichen Krippen und wurden dort erzogen), sodass beide Elternteile Rentenansprüche erwarben, aber keine Gelder nach dem Bankrott für Rentenleistungen vorhanden waren. Sie wurden mit DDR-Mark durch die Beschäftigten (also wertlos) „bezahlt“.

Mit der Einführung der D-Mark wurden Löhne und Renten eins zu eins umgestellt, obwohl die Produktivität auch wegen der Beschäftigungsgarantie, die die eigentliche Arbeitslosigkeit verdeckte, nur zwischen 30 und 40 Prozent der westdeutschen entsprach. Da die Frauen in der DDR Versicherungszeiten aufweisen konnten, als hätten sie das ganze Arbeitsleben gearbeitet, haben sie heute deutlich höhere Renten (im Schnitt 1218 Euro) als Frauen im Westen (im Schnitt 861 Euro).

Seit 1990 musste eine sehr große kumulierte Summe von mehreren Hundert Milliarden Euro transferiert werden für Renten im Osten. Zuletzt mussten rund 36 Milliarden Euro jährlich zusätzlich aufgebracht werden, weil die Rentenbeiträge in Ostdeutschland nicht zur Finanzierung der dortigen Renten ausreichen. Tendenz steigend. Die Rente mit 63 und die Mütterrente schlagen mit circa zehn bis 13 Milliarden Euro pro Jahr zu Buche, davon zwei bis drei Milliarden Euro allein für diese Zahlungen im Osten. Der Krug geht so lange zum Brunnen, bis er bricht – wollen wir das?

DR. MED. KARLGEORG KRÜGER, ESSEN

Ein Konsumgut?

Oliver Binz trifft mit seinem Artikel „Warum soll ich für dieses Land kämpfen“ vom 26. August den wunden Punkt: Merz’ Verweis auf ein „gutes Leben“ degradiert das Vaterland zum Konsumgut. Wer Verteidigungsbereitschaft haben möchte, muss mehr liefern als eine Wohlstandsbilanz – nämlich benennen, was dieses Land über den Lebensstandard hinaus schützenswert macht.

Ein Staat, der sich nur noch als Dienstleister versteht, braucht sich nicht zu wundern, wenn seine Bürger im Ernstfall zu Kunden werden, die den Anbieter wechseln.

DR. MOHAMMAD BEHECHTNEJAD, WINSEN AN DER LUHE

Ein Konvoi von Leichenwagen: Bei dem Absturz kamen 16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eines Gymnasiums aus Haltern in Nordrhein-Westfalen ums Leben.

Foto AP

Die Angehörigen wollen Aufklärung

Elf Jahre nach dem Germanwings-Absturz ziehen Hinterbliebene der Opfer vor Gericht. Sie werfen Behörden Versäumnisse bei der Prüfung der Flugtauglichkeit des Ko-Piloten vor. Von Marcus Jung und Timo Kotowski, Frankfurt

Dienstag, 24. März 2015: Germanwings-Flug 4U 9525 startet um 10.01 Uhr vom Flughafen Barcelona in Richtung Düsseldorf. An Bord des Airbus A320 befinden sich 144 Passagiere und sechs Besatzungsmitglieder. Im Cockpit sitzen der 34 Jahre alte Kapitän Patrick Sondenheimer und der 27 Jahre alte Ko-Pilot Andreas Lubitz. Vierzig Minuten nach dem Start zerschellt das Flugzeug in den französischen Alpen an einem Berg.

Die Ermittlungen ergeben, dass der Ko-Pilot das Flugzeug absichtlich zum Absturz gebracht und damit Suizid begangen hat. Er reißt alle 144 Passagiere sowie fünf weitere Besatzungsmitglieder mit in den Tod. Der Absturz zählt zu den schwersten Flugzeugkatastrophen der deutschen Nachkriegsgeschichte. Mehr als elf Jahre danach kommt es an diesem Freitag vor dem Landgericht Braunschweig vermutlich zur letzten jurist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 zwischen den Hinterbliebenen und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er Staat findet sich formell in der Rolle des Beklagten wieder. Eine Vielzahl an Verfahren hat es schon gegeben – gegen die Flugschule der Lufthansa in Arizona, gegen Lufthansa als Mutterkonzern von Germanwings, gegen die Fluggesellschaft selbst und gegen den Versicherer, die Allianz Global Corporate & Specialty. Stets geht es um die Frage, wie ein Ko-Pilot mit psychischen Problemen für flugtauglich erklärt werden und überhaupt im Cockpit des Flugzeugs sitzen konnte.

Auf Flug 4U 9525 nutzt er einen Moment, als der Kapitän nach dem Erreichen der Reiseflughöhe kurz das Cockpit verließ. Lubitz verstellt die Zielhöhe des Autopiloten von 38.000 Fuß auf 100 Fuß. Er verriegelt die speziell gesicherte Cockpittür. Der Kapitän kann sie nun auch über einen Notfallmechanismus nicht mehr von außen öffnen. Der Stimmenrekorder aus dem Cockpit soll noch sechs Minuten des Klopfens und Hämmerns gegen die Tür aufgezeichnet haben – bis die Aufnahme endet.

Die Kläger, dreißig Opfer-Angehörige, werfen dem Staat vor, den Gesundheitszustand des Ko-Piloten und dessen Flugtauglichkeit nicht ausreichend überprüft zu haben. Das Bundesverkehrsministerium wird in der Amtshaftungsklage durch das Luftfahrt-Bundesamt (LBA) mit Sitz in Braunschweig vertreten. Zu den Vorwürfen zählt, dass regelmäßige flugmedizinische Untersuchungen im Hinblick auf psychiatrische Vorerkrankungen nicht weitreichend genug gewesen seien sowie Vorgaben zur Überwachung und Feststellung der Flugtauglichkeit nicht eingehalten worden seien. Über die von Germanwings gezahlten Entschädigungen hinaus verlangen die Kläger nach Justizangaben bis zu 110.000 Euro für jeden Todesfall.

Die Angehörigen wollen Aufklärung. Vor Gericht geht es um Geld. Klägeranwalt Julius Reiter sagte der F.A.Z.: „Rechtlich handelt es sich bei diesem Verfahren um einen Schadenersatzprozess, aber kein Geld der Welt kann einen verlorenen Menschen ersetzen.“ Seinen Mandanten gehe es mit der Klage auf Amtshaftung mindestens ebenso sehr um Aufklärung und Verantwortung wie um die Frage, welche Lehren vor allem staatliche Stellen aus möglichen Fehlern ziehen müssten.

Ein Amtshaftungsanspruch besteht grundsätzlich nur unter bestimmten Voraussetzungen. Der Staat haftet dann, wenn der Schaden nicht auf andere Weise ersetzt werden kann – etwa durch die Fluggesellschaft, deren Versicherer oder das hinterlassene Vermögen von Lubitz. Und die Kläger tragen grundsätzlich die Darlegungs- und Beweislast, dass staatliche Bedienstete im konkreten Fall ihre Amtspflichten verletzt und zumindest fahrlässig gehandelt haben.

Die regelmäßigen flugmedizinischen Untersuchungen, die Piloten für ein gültiges Tauglichkeitszeugnis absolvieren müssen, waren bald nach dem Unglück in den Fokus gerückt. Gut ein Jahr nach dem Absturz kam es auch zu Änderungen. Psychische Themen erhielten mehr Raum, es gibt seitdem Stichprobenkontrollen auf Drogen, Medikamente und andere Substanzen, und es wurde eine neue flugmedizinische Datenbank aufgebaut.

All das war eine Reaktion auf die Tragödie – aber nicht nur. In der Bundestagsdrucksache zur Änderung des Luftverkehrsgesetzes im Jahr 2016 hieß es, dass deutsche Regelungen zur Feststellung der Tauglichkeit „nach Auffassung der EU-Kommission“ gegen Vorgaben verstießen. Bedenken hatte es schon vor dem Unglück gegeben – in Bezug auf die rechtlichen Grundlagen, nicht auf das konkrete Behördenhandeln. Beanstandet wurden unter anderem „die fehlende Historie medizinischer Befunde“ sowie die „Pseudonymisierung des Verfahrens“, die dazu führte, dass frühere Untersuchungs- ergebnisse nur noch sehr schwer einem individuellen Piloten zugeordnet werden konnten – erst recht, wenn der immer andere Ärzte aufsuchte. Die neue Datenbank offenbart auffälliges Ärztehopping.

Lubitz hatte zahlreiche Ärzte konsultiert. Fliegerärzte, Psychologen – und Augenärzte. In den letzten Monaten seines Lebens fürchtete er einen Sehschaden bis hin zur Erblindung, eine körperliche Ursache konnte nach allen vorliegenden Erkenntnissen nie festgestellt werden. Schon 2008 hatte er wegen psychischer Probleme und Suizidgedanken seine Pilotenausbildung unterbrochen, später wurde er wieder für gesund erklärt.

Am Tag des Absturzes war er krankgeschrieben. Germanwings wusste davon nichts. Ermittler fanden die Krankschreibung zerrissen in seiner Wohnung. Und laut dem Abschlussbericht der französischen Untersuchungsbehörde BEA ließen sich in Lubitz' Gewebe Spuren von Antidepressiva und einem Schlafmittel nachweisen. Wegen psychischer Probleme hatte er sich wohl kaum jemandem anvertraut. Eine Lehre aus der Katastrophe war daher auch der Ausbau brancheninterner Hilfsprogramme. In denen können Piloten untereinander sprechen – ohne Angst vor einem Lizenzentzug, der schlimmstenfalls drohen könnte, wenn vorübergehende Probleme aktenkundig werden.

Bislang haben die Angehörigen keinen Klageerfolg vorzuweisen. Die seit 2016 in den USA nach höheren amerikanischen Maßstäben geführte Entschädigungsklage gegen die Flugschule in Arizona wurde von einem Gericht in Phoenix beendet und in Teilen abgewiesen – mit Verweis auf Verfahren in Deutschland. Vor dem Landgericht Essen verklagten vier Angehörige die Lufthansa-Flugschule in einem Pilotverfahren. Ihre Forderung nach einem höheren Schmerzensgeld begründeten sie mit Versäumnissen bei der Pilotenausbildung. Außerdem verwiesen sie auf psychische Probleme, die bei Lubitz schon damals aufgetreten seien.

Im Herbst 2017 schlossen sich fast 200 Angehörige der Klage an. Später wurde sie auf die Konzernmutter Lufthansa ausgeweitet. Laut Berichten forderten sie 30.000 Euro je Betroffenen sowie Schmerzensgeld in Höhe von 50.000 Euro. Im Juli 2020 wies das Landgericht Essen die Klage ab. Die Richter verneinten eine organisatorische Verantwortung der Lufthansa – obwohl Untersuchungen im Flugmedizinischen Zentrum der Lufthansa stattgefunden hatten. Doch die Fliegerärzte sind formal im staatlichen Auftrag tätig, die Untersuchungen seien weder Aufgabe der Airline noch der Lufthansa-Flugschule, hieß es.

Im Herbst 2022 endete dann die Hoffnung der allermeisten Angehörigen. Ein Zivilsenat des Oberlandesgerichts Hamm wies die Berufung gegen das Essener Urteil zurück. Beobachter räumen ihnen auch im Braunschweiger Verfahren geringere Chancen ein. Das Gericht hat schon vor dem ersten Termin schriftlich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die Klage unschlüssig sein könnte.

Unterlüß und Kassel bieten die meisten Rüstungsjobs

Während die Autoindustrie und der Maschinenbau Stellen streichen, suchen Rüstungsbetriebe neue Mitarbeiter

FRANKFURT. Rüstungshersteller haben allein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deutschlandweit 4700 Stellen öffentlich ausgeschrieben, 22 Prozent mehr als im gleichen Zeitraum des Vorjahres. Das ergibt eine Auswertung durch die Personalmarktforschung Index Research aus Berlin. Der jüngste Anstieg ist noch stärker als der Zuwachs von 18 Prozent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Jahres 2025. Nach Einschätzung von Index-Chef Jürgen Grenz zeigt das Stellenplus den enormen Personalbedarf der Rüstungsbranche, die zu einem Wachstumsmotor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geworden sei.

Der russische Angriff auf die Ukraine im Jahr 2022 hat der zuvor weitgehend verpönten deutschen Rüstungsindustrie einen Boom beschert. Wegen der steigenden Verteidigungsinvestitionen wächst nicht nur der Bedarf an Arbeitskräften. Mit der Zeitenwende ist zudem deutlich geworden, dass Landesverteidigung einen gesellschaftlichen Nutzen bietet, sodass die Rüstungsbranche auch für ethisch verantwortungsvolle Arbeitnehmer nicht länger tabu ist.

Die Indexauswertung zeigt auch, an welchen Standorten die meisten Rüstungsjobs ausgeschrieben sind. Ganz vorn sind demnach Unterlüß, Kassel und Schrobenhausen. Weitere Städte mit zahlreich ausgeschriebenen Rüstungsstellen sind Lüneburg, Hannover, Celle, Oberndorf am Neckar, Bad Hersfeld, Göttingen und Anschau am Inn.

Der Spitzenreiter Unterlüß in der Lüneburger Heide ist ein wichtiger Standort des Rüstungsriesen Rheinmetall. Im Jahr 2024 startete dort der Bau des Werks Niedersachsen, das Artilleriemunition herstellen soll. In Unterlüß befindet sich auch ein riesiges Testgelände für Rheinmetall-Produkte. Es ist das größte privatwirtschaftliche Versuchsgebiet in Europa. Für Unterlüß zählt die Indexauswertung 654 Stellenausschreibungen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In Kassel, wo laut Auswertung im gleichen Zeitraum mehr als 500 Rüstungsjobs offen waren, produzieren sowohl Rheinmetall als auch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 Panzerhersteller KNDS. Laut der Kasseler Regionalzeitung „HNA“ hat KNDS in diesem Jahr allein für Kassel 20.000 Bewerbungen bekommen. Das übertrifft deutlich die 500 Ausschreibungen.

Viele offene Stellen: Mitarbeiter im Werk von KNDS in Kassel Foto Reuters

Auf Platz drei der Rüstungsstandorte mit den meisten offenen Stellen liegt das oberbayerische Städtchen Schrobenhausen mit 470 offenen Positionen. Dort befindet sich der Hauptsitz der deutschen Tochtergesellschaft des europäischen Rüstungskonzerns MBDA. Dessen Spezialität sind Lenkflugkörper, doch die technologischen Veränderungen sind rasant. So hat MBDA zusammen mit Rheinmetall den Auftrag erhalten, bis 2029 eine Laserwaffe für die Bundesmarine zu entwickeln. Das neue Waffensystem soll insbesondere den Schutz von Schiffen und Häfen vor Drohnenangriffen verbessern.

Quelle der Auswertung ist die laut Index Research größte Stellendatenbank Europas. Ausgewertet wurden 196 Printmedien, 304 Stellenbörsen, eine Million Firmenwebsites sowie das Stellenportal der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Demnach suchte die Rüstungsindustrie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vor allem technische Fachkräfte. Für diese Berufsgruppe waren laut Indexauswertung 1560 Stellen offen. Darüber hinaus wurden 885 Projektmanager sowie 753 Bauarbeiter und Handwerker gesucht. Von den insgesamt offenen Rüstungsjobs waren mit 1611 die meisten im Bundesland Niedersachsen ausgeschrieben, gefolgt von 916 Stellen in Bayern und 908 in Hessen. mfe.

Thermondo im Wärmepumpen-Glück

Das frühere Start-up aus Berlin ist erstmals profitabel. Es schwimmt im Heizungsmarkt auf der Welle der Elektrifizierung. Von Uwe Marx, Frankfurt

Profiteur der Wende am Heizungsmarkt: Einbau einer Wärmepumpe
Foto Thermondo

F elix Plog ist kaum zu bremsen, wenn es um die Wärmepumpe geht. Die Energiezeitenwende sei endgültig erreicht, die Elektrifizierung des Heizens unumkehrbar, die Stromerzeugung aus erneuerbarer Energie eineinholbar im Vergleich zu fossilen Alternativen, sagt er. Der Überschwang ist nachvollziehbar, denn Plog ist Vorstandsvorsitzender von Thermondo und der Berliner als erster Mann ein Profiteur der Wende am Heizungsmarkt – außerdem geben ihm die Zahlen Rückenwind.

Keines der sogenannten Clean-Tech-Unternehmen in Deutschland habe es bisher zur Profitabilität geschafft, sagte Plog am Donnerstag, was zunächst nur eine subjektive Wahrnehmung von Konkurrenten wie Enpal oder 1Komma5 Grad ist und dem aktuellen Höhenflug geschuldet sein mag. Thermondo allerdings ist objektiv erfolgreicher denn je seit seiner Gründung im Jahr 2013. Es hat zum ersten Mal Geld verdient nach Jahren des Aufbaus und der Investitionen. Als digitaler Heizungsinstallateur gestartet, hat das Unternehmen inzwischen eine Form und Struktur gefunden, die ihm in diesem Jahr 275 Millionen Euro Umsatz einbringen soll. Und erstmals ein operatives Plus von 12 Millionen Euro. Ein „Meilenstein“, wie der CEO schwärmt.

Plog hat seit seinem Wechsel zu Thermondo im Jahr 2024 alles auf die Wärmepumpe gesetzt, Gas- oder Ölheizungen sind längst kein Geschäftsfeld mehr. Aufgrund der Energiekrise im selben Jahr war das allerdings kein revolutionärer Ansatz. Auf der eigenen Online-Plattform geht es inzwischen aber nicht mehr nur um die Installation, Wartung oder Finanzierung von Wärmepumpen, sondern um weitere Produkte und Services rund um klimaneutrales Wohnen: Photovoltaik, Wallboxen und Energiespeicher etwa. Der Aufbau dieser Plattform, die Entwicklung einer eigenen Software, der Einsatz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 all das war so kapitalintensiv, dass für das Unternehmen jahrelang an Gewinn nicht zu denken war. Zuerst kamen die Investitionen. Das hat sich in diesem Jahr erstmals geändert und soll auch so bleiben.

Treiber des aktuellen Erfolgs ist mit weitem Abstand die Wärmpumpe. Sie sei der „Top-Seller“, sagt Plog. Bis zum Ende des Jahres will das Unternehmen zusätzlich rund 8000 Geräte installiert haben, was einer Steigerung gegenüber dem Vorjahr von 47 Prozent entspräche. Damit nähert es sich der Zahl von

20.000 insgesamt installierten Geräten. 10.000 neue Installationen im Jahr seien in nächster Zeit möglich, der Weg habe gerade erst begonnen. Um zu verdeutlichen, in welchen Regionen sich das Unternehmen früher bewegt hat, ist ein Blick ins Jahr 2022 hilfreich. Damals installierte Thermondo ganze 713 Wärmepumpen, der Umsatz lag bei 73 Millionen Euro.

Der derzeitige Aufschwung betrifft den ganzen Markt: In der ersten Jahreshälfte 2026 wurden in Deutschland alles in allem rund 195.000 Wärmepumpen installiert, auch dies ein Plus von mehr als 40 Prozent im Vergleich zu 2025. Gasheizungen hingegen – immer noch in der Hälfte der Wohnungen in Deutschland im Einsatz – legten nur um ein Prozent zu. Der Einbau von Ölheizungen ging um elf Prozent zurück.

Es passt ins Bild, dass Plog auch im neuen, inzwischen beschlossenen Gebäudemodernisierungsgesetz keine Gefahr für Thermondo sieht, das insgesamt 1200 Menschen beschäftigt, darunter 600 festangestellte Handwerker. Die Förderung von Wärmepumpen wird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zwar schrittweise reduziert, und der Neueinbau von Gas- oder Ölheizungen bleibt erlaubt. Das alles sei nicht ideal, aber es gebe trotzdem größere Planungssicherheit, und davon werde auch Thermondo profitieren. Es gebe immerhin „einen klaren Rahmen für die nächsten Jahre“ und „Investitionssicherheit bis 2030“. Deshalb rechne das Unternehmen mit einer weiter steigenden Nachfrage und folglich mit höheren Umsätzen. Vorbei die Zeiten also, in denen das Vorgängergesetz, das unter der Chiffre Heizungshammer für enormen politischen Wirbel und das Gegenteil von Planungssicherheit gesorgt hatte, die Branche in Atem hielt.

Es ist allerdings nicht so, dass Thermondo in der neuen Wärmepumpenwelt mit jeder Menge Anbietern zusammenarbeiten würde. Im Grunde sind es nur zwei Marken, die das Unternehmen installiert, Buderus aus dem Bosch-Konzern und LG aus Korea. Dabei ist der Markt deutlich breiter. Neben den deutschen Platzhirschen Vaillant und Viessmann sowie kleineren Marken gibt es inzwischen auch Anbieter aus China. Plog verweist auf die geringere Komplexität, wenn sich Thermondo auf wenige Marken fokussiert. Und auf die guten Erfahrungen mit den favorisierten Marken.

Es ist deshalb auch nicht ausgemacht, dass das Unternehmen neben dem Kernthema Heizen künftig ins Kühlen einsteigen will. Dabei scheint nach dem Rekordsommer die Zeit der Klimaanlagen auch in Deutschland gekommen zu sein – ein Produkt, das Herstellern von Wärmepumpen wegen der technischen Ähnlichkeit naheliegt. Plog berichtet, dass das Kühlen von Häusern oder Wohnungen in Einzelfällen schon heute mit einer Wärmepumpe möglich sei. Und Thermondo habe in Baden-Württemberg schon mit dem Verkauf von Klimaanlagen begonnen, um mithilfe dieses Testballons herauszufinden, ob das Geschäft interessant sein könnte. Möglich, dass man dieses Angebot demnächst national ausrolle. Kein Wunder, dass der CEO auch auf diesem Terrain die Ruhe selbst ist. Wer mit seinem Kernprodukt so stetig wächst, ist auf kein weiteres angewiesen.

Google wirbt um Gunst der Anwälte

FRANKFURT. Mit Google drängt ein weiterer großer Techkonzern in das lukrative Geschäft mit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für Anwälte. Unter dem Produktnamen „Gemini Enterprise for Legal“ hat Google Cloud seine bestehende KI-Plattform in dieser Woche um eine branchenspezifische Lösung für Kanzleien und Rechtsabteilungen von Unternehmen erweitert.

Nach Open AI, Anthropic und Microsoft tritt damit ein weiterer Anbieter allgemein einsetzbarer KI-Modelle mit einem vertikalen Produkt in den Rechtsmarkt ein. Die Rechtsbranche steht dabei besonders im Fokus, weil dort derzeit viel Geld in die digitale Transformation und in KI-Instrumente investiert wird.

„Nur wenige Berufe sind so anspruchsvoll wie die juristische Arbeit“, schreibt Thomas Kurian, der Chef von Google Cloud, in einer Mitteilung des Techkonzerns. Er verweist auf die besonderen Anforderungen an Juristen. Sie müssten ethische Schranken beachten, Zugriffsrechte in Verfahren wahren und die Geheimhaltungspflicht einhalten. Eine allgemein einsetzbare KI erfüllte diesen Standard nicht automatisch, so leistungsfähig sie auch sein möge, betont Kurian und begründet damit den jetzigen Schritt des Konzerns. „Die Intelligenz eines Grundmodells ist zwar notwendig, reicht für die juristische Arbeit jedoch bei Weitem nicht aus.“

Wie Produkte anderer KI-Anbieter setzt auch „Gemini Enterprise for Legal“ Schwerpunkte auf typische juristische Arbeitsabläufe wie etwa die Vertragserstellung, die Dokumentenprüfung und die Anbindung an Software, die viele Juristen auf der ganzen Welt schon nutzen.

Bei der Entwicklung der branchenspezifischen Lösung stimmte sich Google nach eigenen Angaben frühzeitig mit den Bedürfnissen juristischer Nutzer ab. Zu diesem Kreis zählen unter anderem die Großkanzleien Cleary Gottlieb, Freshfields, Weil Gotshal & Manges und Williams & Connolly. mj.

©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GmbH, Frankfurt.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vom Frankfurter Allgemeine ARC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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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her Besuch: Frank-Walter Steinmeier (Mitte) im Gespräch mit einer Cosplayerin, die als Ciri aus „The Witcher“ verkleidet ist
Foto dpa

Der Elefant im Raum heißt KI

Die Gamescom will für technologischen Fortschritt stehen. Doch beim Thema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st die Szene gespalten.

Von Dominik Jäger, Köln

Mit großen Augen tritt Bundespräsident Frank-Walter Steinmeier auf zwei Cosplayerinnen. Sie verkleiden sich in aufwendigen Kostümen, designt nach den fiktiven Helden aus ihren Lieblingsspielen. Es ist der erste Besuch eines Bundespräsidenten auf der Gamescom in Köln überhaupt. Steinmeier lacht herzlich mit den Cosplayerinnen, ehe er am Stand von Nintendo einen Controller in die Hand nimmt und in ein Abenteuer in dem Bewegungs-Multiplayer „Wii Sports“ eintaucht. Zuvor hatte Steinmeier (SPD) ein Geständnis abgelegt: „Ich bin kein Gamer.“

Dann räumt das Staatsoberhaupt mit ein paar Klischees auf. „Das Bild vom nerdigen Teenager, der mit Junkfood in der Bude hockt, wird den Gamern gar nicht mehr gerecht“, sagt Steinmeier. Er gesteht ein, dass es auch „unter Gamern Rassismus und Sexismus gibt“, doch Spiele seien „Kulturgut“. „Sie verbinden Jung und Alt in Bild und Ton; und in Dramaturgie und Botschaften.“ Und so steht er vor den Cosplayerinnen, die zumindest optisch das taten, wozu Steinmeier appelliert. „Lassen Sie uns die Kräfte aus Spielen in die reale Welt holen – ins Ehrenamt und in demokratische Parteien.“

Noch deutlicher wird gar der Geschäftsführer des Branchenverbandes Game, Felix Falk: „Wer die Demokratie bekämpft, wie die AfD es tut, ist auf der Gamescom nicht willkommen!“ Für den Branchenfachmann ist es „ein wichtiges Signal für die Kreativbranche“, dass der Bundespräsident erstmals die Messe besucht. 2017 hatte die damalige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CDU) ihre Premiere auf dem Event. Kurz darauf begann ein Förderprogramm des Bundes, der einzelne Projekte von Entwicklern über einen Fonds subventioniert. Falk fordert seit Jahren eine Steuerförderung als Anreiz für große Studios, Standorte in Deutschland zu eröffnen. Als Argument führt die Branche an, dass sie Entwicklungen, etwa die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KI), fördern.

Doch die Steuerförderung wird vorerst nicht kommen, wie Bundes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in einer Rede auf der Gamescom herausstellt. Die schwarz-rote Bundesregierung hatte 2025 im Koalitionsvertrag ihr Vorhaben bekundet, den Game-Standort Deutschland durch steuerliche Anreize zu fördern. Für kleine Entwickler sei die bisherige Förderung ein guter Startschuss, erläuterte Falk jüngst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und schlägt ein doppeltes Modell aus Subventionen und Steuerförderung vor. Seiner Idee nach sollen so kleine und große Titel profitieren.

Von den kleinen Studios stellen jede Menge auf der Gamescom aus – eine eigene Halle haben die sogenannten Indie-Games inzwischen. Indie steht dabei für Independent, also unabhängig. Entwicklerteams von einer Handvoll Leuten setzen ihre Spielidee um, auch als Gegenentwurf zu den großen Titeln. Für sie könnte KI ein Werkzeug sein. Denn genauso wie KI Geschichten für Bücher, Musik oder Filme erschaffen kann, kann sie auch ganze Welten in Spielen generieren. Und auch die Interaktion mit sogenannten NPCs, also vom Spiel automatisch gesteuerten Charakteren, kann natürlicher wirken. In den bisherigen Spielklassikern sind Gesprächsbäume vorprogrammiert, und je nach Aktion des Spielers reagiert der Charakter. Das könnte KI übernehmen. Insbesondere für Indie-Entwickler kann dies Kosten und Zeit sparen. Aber wollen Entwickler und Zocker das?

„Letztlich sind das unsere Arbeitsplätze“, sagt Karthik Venkateshan, der Spieleentwickler verantwortet die Produktion bei Electronic Arts (EA) für den neuen Modus „The Gounds“ im Spiel „EA Sports FC“. Jean-François Guastalla pflichtet Venkateshan bei, er ist Direktor für Spieledesign für den Modus. „Die Spieler sehen hoffentlich, dass da unsere Kreativität eingeflossen ist“, sagt Guastalla. Auch andere große Titel rühmen sich damit, etwas Neues zu erschaffen, während generative KI lediglich zurückblickt. Große Titel gehen jedoch davon aus, dass die Gamer allergisch auf KI reagieren und Spiele ablehnen, die aussehen, als seien sie mit KI generiert.

In Deutschland sind Spieler gleichwohl durchaus aufgeschlossen für den KI-Einsatz bei den Studios. 65 Prozent sind überzeugt, dass Spielwelten durch KI realistischer werden, wie aus einer neuen

Umfrage des Digitalverbands Bitkom hervorgeht. Die Hälfte sagt, dass die Spielerfahrung mit KI individueller wird. Für Entwickler zieht die Unternehmensberatung Bain & Company ein geteiltes Bild: KI könne Erfolg und Misserfolg gleichermaßen beschleunigen, heißt es in einer neuen Analyse. „Die Vorteile der KI verstärken sich durch den Fokus: Je klarer die Zielgruppe definiert ist, desto präziser lassen sich diese Tools einsetzen“, schreiben die Marktexperten. In kürzerer Zeit und mit weniger Kosten Spiele für die breite Masse zu entwickeln, rentiere sich nicht. Bain hat mehr als 5000 Gamer auf der ganzen Welt befragt, wobei sich zeigt, dass Spieler häufig den Nachfolger einer Reihe kaufen, anstatt neue Spiele anderer Genres anzuspielen, die für die breite Masse konzipiert sind.

Indie-Games richten sich an eine spezielle Gruppe Spieler. Der Einsatz von KI spaltet die meist jungen Entwickler. Ihre Spielidee könne KI nicht liefern, heißt es. Auf der anderen Seite sind insbesondere sie auf Projektförderungen und Kostenreduktion angewiesen. Auf der Spielemesse bleibt unklar, ob eine laute Minderheit gegen KI aufschreit oder – entgegen der Bitkom-Befragung – immer mehr Gamer KI gegenüber aufgeschlossen sind. Branchenfachmann Felix Falk sagt, dass KI auf der Gamescom eine Entwicklung wie in jeder Branche mitmach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wurde die neue Intelligenz häufiger auf der Messe thematisiert. Inzwischen hat die Gamescom Expertengespräche über KI überwiegend in die Entwicklermesse „Gamescom dev“ ausgelagert, die vor der eigentlichen Messe stattfindet. „Es gibt unterschiedliche Meinungen zu dem Thema, denen wir eine Plattform geben“, sagt Tim Endres, Gamescom-Direktor der Koelnmesse. Bundespräsident Steinmeier nimmt das Wort KI nur einmal in seiner Rede in den Mund. Er stellt heraus: „Computer- und Videospiele führen uns vor Augen, wie rasant der technologische Wandel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vorangeschritten ist.“

Zwei-Stunden-Limit für Teenager auf Instagram

Vergleich vor Gericht: Meta zahlt 18 Milliarden Dollar und verpflichtet sich zu Schutzregeln für Minderjährige

WASHINGTON. Die Facebook-Muttergesellschaft Meta hat sich mit Generalstaatsanwälten der meisten US-Bundesstaaten auf eine Zahlung von insgesamt 18 Milliarden Dollar und besondere Beschränkungen für die Nutzung der Medienplattformen Facebook und Instagram durch Minderjährige verständigt. Das zuständige Gericht in Kalifornien hat dem Vergleich bereits zugestimmt und damit eine der kostspieligsten Verbraucherschutz-Vergleiche abgesegnet. Die größte Auszahlung brachte ein Vergleich mit der Tabakindustrie in Höhe von mehr als 200 Milliarden Dollar im Jahr 1998.

Die größere Wirkung des Vergleiches liegt aber in den Schutzregeln für Minderjährige, die zu einem Industriestandard werden könnten. Eine entsprechende Klausel enthält die Vereinbarung. 30 Prozent der Vergleichssumme kommen nur zur Auszahlung, wenn die konkurrierenden Plattformen Tiktok und Youtube (Google-Tochtergesellschaft) zusammen die gleiche Summe entrichten und die identischen Schutzregeln etablieren.

Meta hatte für die Klausel gefochten angesichts der Realität, dass Kinder ihre erzwungene Auszeit auf Facebook nutzen würden, um auf die Plattformen der Konkurrenz zu springen. „Damit es wirklich vorangeht, fordern wir Tiktok und Youtube auf, sich uns und den Generalstaatsanwälten der Bundesstaaten anzuschließen und diesen neuen Standard zu übernehmen. So soll sichergestellt werden, dass Jugendliche soziale Medien gesund und verantwortungsvoll nutzen.“

Die neuen Regeln sind weitreichend: Für Jugendliche gilt auf Facebook und Instagram zusammen standardmäßig ein tägliches Nutzungslimit von zwei Stunden. Dabei wird auch die Zeit auf mehreren erkannten Konten zusammengerechnet. Sie können dieses Zwei-Stunden-Limit nicht selbst abschalten ohne die ausdrückliche Zustimmung eines Elternteils. Nach jeweils 15 Minuten ununterbrochenem Scrollen müssen die Apps überdies zu einer Nutzungspause auffordern.

Zwischen Mitternacht und sechs Uhr morgens Ortszeit haben Jugendkonten keinen Zugriff auf zentrale Funktionen wie Feed, Stories, Reels und Explore. Während der üblichen Schulzeiten werden Push-Nachrichten automatisch stumm geschaltet, ebenso zwischen 22 bis sieben Uhr. Bei Jugendlichen muss Meta überdies die Zahl der Likes und Reaktionen standardmäßig ausblenden – sowohl bei eigenen Beiträgen als auch bei Posts anderer. Damit soll der soziale Vergleichsdruck sinken. Meta muss Schönheitsfilter sperren, die verschönerte Gesichtszüge und digitales Make-up einfügen und damit unrealistische Schönheitsideale fördern – wenn damit das Körperbild negativ beeinflusst werden könnte. Strengere Inhaltsregeln: Meta muss seine Schutzmaßnahmen gegen Inhalte zu Selbstverletzung, Essstörungen und Cybermobbing beibehalten und weiter verschärfen.

Weniger Zeit zum Scrollen Foto Picture Alliance

Der Vergleich geht damit auf Forderungen der Kläger ein. Kritiker werfen dem Unternehmen seit Jahren vor, die Plattformen gezielt so gestaltet zu haben, dass Minderjährige möglichst lange auf den Plattformen bleiben. Funktionen wie endloses Scrollen und algorithmisch ausgewählte Inhalte sollen Jugendliche regelrecht fesseln und zu zwanghafter Nutzung verleiten, so der Vorwurf. Das hat nach ihrer Darstellung Depressionen, Ängste, Probleme mit dem eigenen Körperbild und Schlafmangel bei Teenagern ausgelöst. Überdies habe es die ihm aus interner Forschung bekannten Risiken verschwiegen.

Die frühere Facebook-Datenspezialistin Frances Haugen und andere Whistleblower hatten den Stein ins Rollen gebracht, indem sie interne Studien öffentlich machten: Denen zufolge gaben beispielsweise 13,5 Prozent von befragten britischen Mädchen im Teenageralter an, seit der Nutzung von Instagram häufiger Suizidgedanken zu haben. Eine andere Studie kam zum Schluss, dass sich bei 17 Prozent der Mädchen im Teenageralter Essstörungen nach der Nutzung von Instagram verschlimmert hätten. Rund 32 Prozent der Mädchen sagten einer internen Facebook-Studie zufolge, Instagram verschlechtere ihr Gefühl für den eigenen Körper noch, wenn sie ohnehin unzufrieden mit ihm seien.

Gesetzgeberische Initiativen zur Regulierung der Plattformen waren gescheitert. Für Meta sind trotz des Vergleiches die Probleme noch nicht zu Ende. Während der Außenseiter Texas dem Vergleich zustimmte und damit die Zahlung von 16,8 Milliarden auf 18 Milliarden Dollar hochschraubte, verweigert sich Florida: Dessen Generalstaatsanwalt James Uthmeier nannte den Vergleich „Peanuts“ und einen „Klaps auf die Finger“ für Meta. „Wir sehen uns vor Gericht“, schrieb er auf der Plattform X. „Ein Jahrzehnt Schaden für die Jugend des Landes mit dem Cashflow eines einzigen Monats abgelten zu wollen, ist eine Beleidigung. Unternehmen wie Meta werden nichts daraus lernen, solange Gesetzesverstöße für sie keine wirklich spürbaren Kosten haben.“ Meta hatte im abgelaufenen Geschäftsjahr 60 Milliarden Dollar Gewinn erzielt, die Zahlungen aus dem vereinbarten Vergleich erstrecken sich über zehn Jahre.

Meta und Konkurrenten sind mit Klagen von Tausenden Einzelpersonen und Schulbezirken konfrontiert. Meta erklärte am Mittwoch, diese Verfahren weiter ausfechten zu wollen. Bei einer Klage des Bundesstaates New Mexico ist das Unternehmen in Berufung gegangen. (Kommentar Seite 24.) WINAND VON PETERSDORFF

Essenslieferdienst Delivery Hero erhöht die Jahresprognose

Ergebnissprung im ersten Halbjahr

BERLIN. Der Essenslieferdienst Delivery Hero wird nach einem Umsatz- und Ergebnisplus in den ersten sechs Monaten des Jahres optimistischer. „Wir haben ein starkes erstes Halbjahr hinter uns, mit einer weiteren Beschleunigung im GMV-Wachstum und bereinigtem Ebitda über den Erwartungen“, sagte Finanzchefin Marie-Anne Popp laut Mitteilung vom Donnerstag. GMV steht für den Bruttowarenwert, Ebitda für das Ergebnis vor Zinsen, Steuern und Abschreibungen. „Diese Leistung gibt uns die Zuversicht, unsere Prognose für das Gesamtjahr in allen Kennzahlen anzuheben“, sagte Popp weiter. An der Börse war die Aktie am Vormittag wenig bewegt.

Für die Papiere des im MDax notierten Unternehmens ging es zuletzt moderat nach unten auf 37,06 Euro. Seit Jahresbeginn hat die Aktie aber fast zwei Drittel an Wert gewonnen. Nach oben gehievt wurde sie von der Erwartung eines Übernahmeangebots durch den US-Konzern Uber, das Mitte Juli dann auch erfolgte. Der Fahrdienstvermittler und Lieferdienst aus den USA bietet 41,50 Euro je Delivery-Hero-Aktie. Die Offerte bewertet Delivery Hero insgesamt mit knapp 13 Milliarden Euro.

Analyst Giles Thorne vom Investmenthaus Jefferies attestierte Delivery Hero solide Quartalszahlen. Das Unternehmen habe mit jeder Kennziffer die Erwartungen übertroffen, und das Wachstum des Bruttowarenwerts beschleunige sich. Konsequenterweise seien nun die geschäftlichen Ziele nach oben geschraubt worden.

reitgestellten Konsens weniger auf dem Zettel.

Auch für Annick Maas vom US-Analysehaus Bernstein hat der Essenslieferant besser abgeschnitten als erwartet. Allerdings werde die geplante Übernahme durch Über den Aktienkurs von Delivery Hero weiter bestimmen.

Im ersten Halbjahr hatte Delivery Hero seine Erlöse im Vorjahresvergleich um 17,8 Prozent auf 7,8 Milliarden Euro gesteigert. Rückenwind kam dabei vom Ausbau des Quick-Commerce-Geschäfts, bei dem die Kunden ihre Bestellungen in kurzer Zeit bekommen. Zudem trugen das Abonnement-Geschäft und die Erweiterung der eigenen Lieferlogistik zum Ergebnis bei. Der Bruttowarenwert erhöhte sich währungsbereinigt und auf vergleichbarer Basis um rund zehn Prozent auf 25,7 Milliarden Euro. Analysten hatten hier laut einem vom Unternehmen be-

Für den Bruttowarenwert erwartet Delivery Hero nun für 2026 einen Zuwachs um neun bis elf Prozent, zuvor waren noch plus acht bis zehn Prozent angepeilt. Der Umsatz soll statt um 14 bis 16 jetzt um 17 bis 19 Prozent zulegen. Beide Ziele sind gerechnet zu konstanten Wechselkursen und auf vergleichbarer Basis.

Das bereinigte operative Ergebnis (Ebitda) stieg um rund vier Prozent auf 426,7 Millionen. Branchenexperte hatten hier weniger erwartet. Diese Kennziffer erwartet das Management um Konzernchef und Mitgründer Niklas Östberg nun für das Gesamtjahr in einer Spanne von 960 Millionen bis 1 Milliarde Euro, gegenüber den bisher avisierten 910 bis 960 Millionen.

Im Zuge der angestrebten Übernahme durch Uber will sich Delivery Hero von seinem Geschäft in 14 Ländern trennen, in denen der Konzern bisher mit dem Lieferdienst Uber Eats konkurriert. Betroffen sind Österreich, Chile, Zypern, die Tschechische Republik, Ecuador, Griechenland, Moldau, Norwegen, Polen, Portugal, Rumänien, Spanien, Schweden und die Türkei.

Käufer ist den Angaben zufolge die Beteiligungsgesellschaft SSW Partners aus New York. Sie bezahle dafür 1,4 Milliarden Euro, hieß es im Juli. Voraussetzung sei, dass die Übernahme von Delivery Hero durch Uber gelingt.

Uber hielt zuletzt knapp 25 Prozent an dem Berliner Konzern, hinzu kommen Finanzinstrumente über knapp zwölf Prozent. Zudem gibt der Delivery-Hero-Großaktionär Prosus seinen Anteil von knapp 17 Prozent an Uber ab. Den Vollzug der Übernahme erwarten Uber und Delivery Hero für die zweite Jahreshälfte 2027. Bis dahin operieren beide Unternehmen weiter unabhängig voneinander.

Delivery Hero hatte jahrelang unter dem Strich fast durchweg Verluste geschrieben. Einen Überschuss fuhr der Konzern nur 2019 ein. Da hatte er sein Deutschlandgeschäft mit den Marken Foodora, Lieferheld und Pizza.de an den Rivalen Takeaway.com (heute Just Eat Takeaway) verkauft und damit einen hohen Sondergewinn eingestrichen. Just Eat Takeaway ist hierzulande vor allem mit der Marke Lieferando vertreten und konkurriert hier auch mit Uber Eats. dpa-AFX

Neuer Eigner für Spielzeug

Übernahme beim Hersteller Schleich

DÜSSELDORF. Beim angeschlagenen Spielzeughersteller Schleich mit Sitz in München bahnt sich nach Informationen der „Wirtschaftswoche“ wieder ein Eigentümerwechsel an. Kreditgeber des Unternehmens, darunter die Beteiligungsgesellschaft H.I.G. Capital, wollen die Kontrolle bei Schleich übernehmen, wie das Magazin unter Berufung auf Finanzkreise berichtete. Geplant sei, Forderungen der Finanzgläubiger in Anteilsrechte umzuwandeln.

H.I.G. Capital habe beim Bundeskartellamt bereits den „indirekten Erwerb einer Minderheitsbeteiligung“ an der Schleich Group Holding angemeldet. Auch bei den österreichischen Wettbewerbsbehörden sei ein Antrag eingereicht worden. Eine Gruppe von Kreditgebern beabsichtige im Zuge einer finanziellen Restrukturierung „mittelbar sämtliche Anteile an der Schleich Group Holding“ zu erwerben, heißt es darin. H.I.G. wollte den Vorgang auf Anfrage der „Wirtschaftswoche“ nicht kommentieren.

Das 1935 von Friedrich Schleich in Schwäbisch Gmünd gegründete Unternehmen ist nach eigenen Angaben einer der größten Spielwarenhersteller Deutschlands. Die Spielfiguren aus Hartgummi – Bauernhoftiere, wilde Tiere, Dinosaurier sowie Ritter, Elfen und Schlümpfe – werden in mehr als 50 Länder verkauft. Seit 2019 gehört Schleich der Schweizer Private-Equity-Gesellschaft Partners Group. Auch sie wollte den Bericht der „Wirtschaftswoche“ nicht kommentieren. Die Partners Group hatte das Unternehmen von der französischen Investmentgesellschaft Ardian übernommen. AFP

Depot kündigt alle Verträge

Die Deko-Kette soll als Marke aber erhalten bleiben

GROßOSTHEIM. Hat die Deko-Kette Depot noch eine Zukunft? Das dahinterstehende Unternehmen, die insolvente GDC Deutschland GmbH, stellt Ende September seinen Geschäftsbetrieb ein. Das sagte Inhaber Christian Gries. Sämtliche Arbeitsverhältnisse sowie Mietverträge werden zum 30. September gekündigt. Die Mitarbeiter erfuhren davon am Mittwoch. Die Marke solle fortbestehen, so Gries.

Das im unterfränkischen Großostheim ansässige Unternehmen hatte im Mai die Eröffnung eines Insolvenzverfahrens in Eigenverwaltung beantragt. Als Gründe nannte Gries Zölle, zunehmende Konkurrenz durch digital Plattformen wie die chinesische Temu-Gruppe sowie die allgemeine Kaufzurückhaltung der Verbraucher.

Ende Juni kündigte Depot die Schließung von zunächst 66 der etwa 150 Filialen an. Bis Anfang August folgten rund 30 weitere. Dass nun auch alle übrigen Verträge gekündigt werden, begründete Gries mit Masseunzulänglichkeit. Das Vermögen des Unternehmens reicht nicht, um alle Verbindlichkeiten zu bezahlen. Zu Ende September wird laut Gries nun etwa 730 Beschäftigten gekündigt, zu Ende Juli waren es bereits 350.

Für Depot muss dies laut Gries jedoch nicht das Aus bedeuten. Trotz der gekündigten Verträge sollen nach seinen Vorstellungen nicht alle der rund

50 verbliebenen Filialen bis Ende September schließen. Er will die in seinem Eigentum stehende Marke in eine andere Gesellschaft überführen und mit einer kleineren Mannschaft weitermachen.

„Wir werden mit den Vermietern in Dialog gehen, um neue Mietverträge abzuschließen. Depot wird nicht verschwinden“, sagte Gries. Wie viele Filialen erhalten bleiben könnten und bis wann endgültig darüber entschieden wird, ließ er offen. Gries verhandelt zudem über die Fortführung weiterer kleinerer Depot-Läden, die unter anderem in Märkte von Einzelhändlern wie Rewe oder Edeka integriert sind. Beide Unternehmen äußerten sich auf Nachfrage zunächst nicht.

Depot betrieb vor einigen Jahren noch etwa 400 Geschäfte. Während und nach der Corona-Pandemie kämpfte die Kette mit Schwierigkeiten. Schon 2024 meldete das Unternehmen Insolvenz in Eigenverwaltung an. Daraufhin schrumpfte das Filialnetz drastisch, viele Beschäftigte verloren ihren Arbeitsplatz.

Der Einzelhandel in Deutschland steht wegen der schwachen Konsumstimmung und des wachsenden Onlinehandels unter Druck. Neben Depot meldeten auch die Non-Food-Discounter Kodi und Mäc Geiz sowie die Baumarktkette Hellweg kürzlich Insolvenz an. dpa-AFX

iPhone ist eine Marke von Appl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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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Hausbank der KI-Entwicklung

Der amerikanische Chipkonzern Nvidia verdient so viel wie noch nie. Damit hält er die Anleger an der Börse bei Laune – und nicht nur die.

Von Stephan Finsterbusch, Frankfurt

Kann sich über sehr gute Zahlen freuen: Nvidia-CEO Jensen Huang
Foto Reuters

M it seinen jüngsten Re- kordzahlen und der Prognose auf ein wei- terhin starkes Wachstum hat der amerikanische Chipkonzern Nvidia nicht nur den Anlegern an der Börse zumindest vorübergehend wieder etwas mehr Zuversicht eingehaucht. Er hat auch seine Position auf einer der wichtigen Kommandohöhen des jüngsten Investitions-Booms gefestigt: der Finanzierung. Denn mit der Entwicklung von KI-Systemen geht eines der größten Infrastrukturprogramme der jüngeren Geschichte einher.

Mit einem bis zum Jahr 2030 veranschlagten Umfang zwischen vier und zehn Billionen Dollar allei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ist es nicht nur größer und teurer als einstmals der Bau des amerikanischen Schienen- wie auch des späteren Schnellstraßennetzes. Es stellt selbst die Finanzierung des Atomprogramms und auch das Mondprogramm der NASA in den Sechziger- und frühen Siebzigerjahren in den Schatten. Nvidia ist mit seinen elektronischen Chipsystemen quasi das Kraftzentrum der jüngsten Entwicklungen.

Das Unternehmen teilte in der Nacht zum Donnerstag mit, dass es das vergangene Quartal mit einem Rekordergebnis abgeschlossen habe. So erlöste es in den drei Monaten bis Ende Juni 96,2 Milliarden Dollar. Das waren rund 15 Milliarden Dollar mehr als im Vorquartal und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 wie im gleichen Zeitraum des Vorjahres. Der Gewinn erhöhte sich im Jahresvergleich von 26 auf fast 60 Milliarden Dollar. Für das kommende Quartal rechnet der Vorstand um seinen Chef Jensen Huang mit Erlösen in Höhe von 108 Milliarden Dollar.

Nvidia-Chef Jensen Huang gibt sich optimistisch, dass der KI-Boom in den kommenden Quartalen geradezu ungebremst weitergeht. „Die KI hat ihren Schlüsselmoment erreicht“, erklärte er. Sie leiste nützliche Arbeit, sei produktiv und profitabel. Die Nachfrage nehme daher rasant zu. Parallel dazu wachse das Angebot. Viele Unternehmen trieben die Entwicklung voran, hinzu komme die Einführung von Robotik, die mehr und mehr mit KI verschmelze.

Diese Worte dürften skeptische Stimmen an der Börse leiser werden lassen. Angesichts der rasanten Entwicklung der KI-Branche mit jährlichen Investitionen im dreistelligen Milliarden-Dollar-Bereich hatten sich Anleger zuletzt bei Aktien von Unternehmen aus der KI-Branche eher zurückgehalten.

Nvidia ist aus einem Start-up hervorgegangen, das noch in den Neunzigerjahren elektronische Steuerbausteine für Videospiele entworfen hatte. Heute ist es die größte börsennotierte Gesellschaft der Welt. Der Kurs der Aktie legte im Verlauf dieses Jahres weitere zwölf Prozent auf nun 214 Dollar zu. Nach Bekanntgabe der jüngsten Quartalsergebnisse stieg der Kurs der Nvidia-Aktie im nachbörslichen Handel um mehr als zwei Prozent. Der aktuelle Börsenkurs gibt Nvidia einen Marktwert von rund 5100 Milliarden Dollar (4400 Milliarden Euro). Das entspricht in etwa der jährlichen Wirtschaftsleistung Deutschlands. Die Bewertung macht Nvidia darüber hinaus zum wertvollsten Unternehmen der Welt, vor Apple (4200 Milliarden Dollar), dem Google-Konzern Alphabet (3650 Milliarden Dollar) und Microsoft (3600 Milliarden Dollar). Die am Frankfurter Parkett im Leitindex Dax gelisteten 40 größten deutschen börsennotierten Unternehmen kommen auf einen Gesamtwert von 2,5 Billionen Dollar.

Die Auftragsbücher von Nvidia sind nach wie vor gut gefüllt und die Kassen voll. Das Unternehmen verfügt über liquide Mittel von knapp 100 Milliarden Dollar. Ferner weist es den Wert seiner derzeitigen Firmen-Beteiligungen mit mehr als 75 Milliarden Dollar aus. So rüstet Nvidia nicht nur KI-Unternehmen wie Open AI, Oracle und Anthropic mit Chips aus, es ist auch mit großen Aktienpaketen direkt an acht großen Unternehmen wie Intel, Nokia und SpaceX beteiligt. Indirekt hält Nvidia über eine Kapitalgesellschaft für einen weiteren zweistelligen Milliarden-Dollar-Betrag die Anteile an rund 130 vielversprechenden KI-Start-ups. Derzeit wird Nvidia ein Kaufinteresse an der 13 Milliarden Dollar teuren KI-Entwicklungsplattform Hugging Face nachgesagt.

Aufgrund seiner Position im Markt gelten aktuelle Geschäftszahlen von Nvidia als Barometer für die Lage der gesamten Industrie. Nach dem kräftigen Wachstum in den zurückliegenden Quartalen zeigen sich Anleger und Analysten nun allerdings etwas vorsichtiger. Denn das Rad, welches die Branche mittlerweile dreht, hat eine Größe erreicht, die in der jüngeren Geschichte einzigartig ist. Werden doch allein in Amerika in diesem Jahr etwa 600 Milliarden Dollar in neuartige KI-Rechenzentren verbaut.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sollen die Budgets gar noch erhöht werden.

Fast die Hälfte dieser Gelder ist für Chipsysteme eingeplant. Die stammen vor allem von Nvidia. Sie sind wegen ihrer Leistungsfähigkeit momentan für alle Unternehmen, die KI entwickeln oder mit ihr im großen Stil arbeiten, so gut wie unersetzlich. Konkurrenten wie AMD oder Qualcomm stehen bislang nur in der zweiten Reihe. Ein Ende dieses Zustandes ist nicht in Sicht. Das lässt Nvidia wie eine Spinne fest im Zentrum des globalen KI-Netzwerkes sitzen. Angesichts der wachsenden Vorsicht und aufkeimenden Skepsis könnte dieses Netz aber auch rasch reißen.

Um das zu verhindern, hat sich der Nvidia-Vorstand um Gründer Jensen Huang neben seinem eigentlichen Chip-

Geschäft mehr und mehr zu einem zentralen Geldgeber des laufenden KI-Booms entwickelt. Dank seines technologischen Monopols, der gewinnreichen Geschäfte und der vollen Kassen knüpft Nvidia nicht nur engmaschige Partner- und Beteiligungsnetze. Es greift Lieferanten und Kunden mit Darlehen, Bürgschaften und Beteiligungen auch kräftig unter die Arme. Daher wird Nvidia gern auch die „Hausbank der KI“ genannt.

So gab der Halbleiterkonzern im abgelaufenen Quartal eine finanzielle Absicherung in Höhe von 105 Milliarden Dollar (91 Milliarden Euro) für den Bau eines riesigen Datenzentrums des KI-Anbieters Open AI in Ohio. In den dort stehenden Computern werden vor allem Nvidia-Chips arbeiten. Kurz zuvor hatte Nvidia erklärt, es ziehe mit Wall-Street-Häusern wie Goldman Sachs, KKR, Blackrock und Apollo eine Finanzplattform auf, über die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bis zu 500 Milliarden Dollar zur Finanzierung künftiger KI-Entwicklungen mobilisiert werden.

Darüber hinaus gibt Nvidia einem Teil der Kunden seiner Chips nun auch milliardenschwere Restwertgarantien. Damit sichert es faktisch zu, dass seine verkaufen Halbleiterbausteine nach vier bis sechs Jahren Nutzung auf Wiederverkaufspreise von mindestens einem Viertel der ursprünglichen Anschaffungskosten kommen. Denn: Viele der Chips haben auch nach Jahren noch hohe Nutzwerte. Je nach Vertrag würde Nvidia entstandene Differenzen ausgleichen. Das könnte mit einem dreistelligen Milliarden-Dollar-Betrag zu Buche schlagen.

Um auch jenseits der Großabnehmer wie Open AI, Amazon oder Microsoft die Kundenbasis rasch zu verbreitern, sollen die teuren Chipsysteme auch für ambitionierte kleinere Kunden erschwinglich gemacht werden. So entwickelte Nvidia ein Konzept zum Bau faktisch schlüsselfertiger Rechenzentren. Für Kunden dieser sogenannten DSX-AI-Factories legte das Unternehmen im Juli mehrere Finanzierungs- und Umsatzbeteiligungsmodelle auf. Start-ups wie die australisch-singapurische Firmus oder die australische Sharon AI sind darauf bereits eingestiegen.

So hat Nvidia Sharon AI eine Umsatzgarantie für sein neues mit Nvidia-Chips ausgestattetes DSX-Rechenzentrum in Höhe von 4,9 Milliarden Dollar gegeben. Der Kurs der Aktie des Start-ups zog daraufhin an. Er stieg seit Anfang März von weniger als zehn auf nun 60 Dollar. Firmus Technologies, ein ehemaliges Unternehmen zum Schürfen von Bitcoins, kommt nach seiner letzten Finanzierungsrunde auf eine Bewertung von mehr als zehn Milliarden Dollar. Nvidia übernahm Anteile im Wert von einer halben Milliarde Dollar, zog damit auch andere Geldgeber an und hält die Börsen bei Laune.

Salesforce überrascht die Börse

FRANKFURT. Mit einem kräftigen Kurssprung haben Anleger auf die jüngsten Ergebnisse des US-Softwareanbieters Salesforce reagiert. Der Kurs der Aktie stieg im nachbörslichen Handel bis zu 14 Prozent. Zuvor hatte der Vorstand die Prognose für das laufende Geschäftsjahr angehoben, für das abgeschlossene Quartal bessere Umsatz- und Gewinnzahlen als erwartet ausgewiesen sowie eine weitreichende Partnerschaft mit dem KI-Anbieter Anthropic angekündigt.

Damit sollen Kunden künftig auf ein System mit rund drei Dutzend vorgefertigten KI-Tools zugreifen können, um ihre Geschäftsprozesse besser als bisher zu organisieren und zu strukturieren. Die Claude-force genannte Partnerschaft wird von beiden Unternehmen zusammen betrieben, greift auf die Claude-Sprachmodelle von Anthropic zurück. Sie soll auf den bestehenden Systemen und Diensten von Salesforce laufen.

Wie viele Softwareunternehmen steht auch Salesforce stark unter dem Druck von KI-Systemen. Muss es doch beweisen, dass es angesichts der technischen Entwicklungen nach wie vor hausgemachte Computerprogramme liefern und über seine Cloudsysteme als Software-as-a-Service (SaaS) anbieten kann, die den Kunden wirklich Mehrwert liefern und sich nicht durch ein paar Befehle in Eigenregie erstellen lassen. An den Börsen gibt es einige Zweifel dazu.

So waren Softwaretitel in diesem Jahr deutlich abgewertet worden, bevor es zuletzt wieder nach oben ging. Wie Wettbewerber sucht auch Salesforce über KI-Partnerschaften wie auch Eigenentwicklungen wieder in die Offensive zu kommen. Marc Benioff, Gründer und Chef von Salesforce, erklärte: „Es ist Zeit, dass wir diesen Nonsens von einer SaaS-Apokalypse stoppen.“ Seine Bestrebungen habe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erste Erfolge gezeigt.

Im zurückliegenden zweiten Quartal des laufenden Geschäftsjahres erlöste Salesforce 11,3 Milliarden Dollar. Das waren elf Prozent mehr als im Vergleichszeitraum vor einem Jahr. Der Betriebsgewinn ging mit 3,4 Milliarden, der Reingewinn mit 1,5 Milliarden Dollar durchs Ziel. Für das laufende dritte Quartal rechnet der Vorstand allerdings mit einem nur leichten Wachstum gegenüber dem Vorquartal. fib.

Die F.A.Z.-Wetterinformationen

im Internet: www.faz.net/wetter
Sonne & Meer – Reisewetter am Wochenende

Städtewetter Deutsch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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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hen	22°	22°	23°
Arkona	24°	24°	24°
Berlin	27°	25°	27°
Bremen	24°	23°	24°
Brocken	19°	14°	15°
Cottbus	30°	26°	28°
Cuxhaven	24°	22°	23°
Dresden	28°	25°	27°
Düsseldorf	24°	24°	24°
Erfurt	26°	25°	26°
Essen	23°	23°	24°
Feldberg	15°	14°	16°
Feldberg/Ts.	20°	20°	21°
Frankfurt	26°	26°	28°
Freiburg	24°	26°	27°
Garmisch	29°	23°	25°
Greifswald	26°	24°	25°
Großer Arber	25°	15°	17°
Hamburg	25°	23°	24°
Hannover	25°	24°	25°
Helgoland	21°	20°	20°
Hof	25°	22°	24°
Kahler Asten	18°	18°	19°
Karlsruhe	25°	26°	27°
Kassel	25°	25°	26°
Köln	25°	25°	26°
Konstanz	25°	25°	26°
Leipzig	28°	26°	27°
Lübeck	25°	23°	24°
Magdeburg	28°	26°	27°
Mannheim	25°	26°	27°
München	29°	25°	27°
Norderney	22°	21°	21°
Nürnberg	26°	25°	27°
Oberstdorf	26°	23°	25°
Osnabrück	25°	24°	25°
Passau	32°	26°	28°
Rostock	27°	23°	24°
Saarbrücken	25°	25°	26°
Stuttgart	25°	26°	27°
Sylt	21°	20°	21°
Trier	25°	25°	26°
Zugspitze	12°	7°	8°
Prognosen der Tageshöchstemperaturen

Bremen, Niedersachsen, Hamburg, Schleswig-Holste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Viele Wolken mit Regengüssen und Gewittern. Temperaturanstieg auf maximal 21 bis 27 Grad.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in Böen frischer bis starker von Südost auf Südwest drehender Wind. Nachts nachlassende Schauer und Gewitter und gebietsweise aufklarender Himmel.

Berlin, Brandenburg, Sachsen-Anhalt, Thüringen, Sachsen: Im Tagesverlauf einige Regengüsse und einzelne Gewitter. Höchstwerte in den Nachmittagsstunden zwischen 22 und 30 Grad.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von Südost auf Südwest drehender Wind. In der kommenden Nacht gebietsweise weitere Schauer und Gewitter.

Wechselhaft mit kräftigen Schauern und Gewittern. Maximal 21 bis 24 Grad. Meist mäßiger, in Böen starker und bei Gewittern auch stürmischer Südwestwind. In der kommenden Nacht Wetterberuhigung und weitgehend trocken.

Vorhersage: Bei wechselnder Bewölkung gehen gebietsweise kräftige Regengüsse und Gewitter mit Unwettergefahr nieder. Die Temperaturen steigen nachmittags auf maximal 21 bis 30 Grad, im äußersten Südosten werden Höchstwerte um 32 Grad erreicht. Der Wind weht schwach bis mäßig, im Westen und Norden zeitweise auch frisch aus südlichen bis westlichen Richtungen. Bei Gewittern treten örtlich Sturmböen auf.

Zurzeit wirkt sich das Wetter vor allem negativ auf das Wohlbefinden von Herz-Kreislauf-Patienten mit Bluthochdruck aus. Sie sollten auf körperliche Anstrengungen verzichten. Außerdem verstärken sich bei Rheumakranken die Schmerzen in den Gelenken. Bei vielen wirkt sich die Wetterlage negativ auf die Leistungsfähigkeit aus. Wetterfühligte leiden häufig unter Kopfschmerzen.

Baden-Württemberg, Bayern Wechselnd bis stark bewölkt mit kräftigen Regengüssen und Gewittern. Örthlich Unwettergefahr durch Starkregen, Hagel und Orkanböen. Höchsttemperaturen von 22 bis 32 Grad. In der kommenden Nacht vor allem in Bayern noch mitunter kräftige Schauer und Gewitter.

	28.08.	29.08.	30.08.		28.08.	29.08.	30.08.
Amsterdam	23°	22°	23°	Mailand	31°	31°	31°
Athen	36°	33°	34°	Malaga	33°	29°	30°
Barcelona	30°	30°	30°	Mallorca	33°	32°	32°
Belgrad	32°	36°	35°	Moskau	19°	20°	23°
Bozen	32°	32°	32°	Neapel	37°	36°	35°
Brüssel	21°	22°	23°	Nizza	30°	30°	29°
Budapest	32°	30°	31°	Oslo	19°	19°	20°
Bukarest	28°	31°	33°	Palermo	38°	36°	34°
Dublin	21°	19°	19°	Paris	24°	24°	25°
Dubrovnik	33°	34°	32°	Prag	29°	25°	27°
Helsinki	20°	20°	17°	Riga	21°	23°	20°
Istanbul	26°	26°	28°	Rom	38°	35°	34°
Kiew	23°	27°	26°	Sofia	29°	30°	31°
Kopenhg.	22°	23°	22°	Stockholm	23°	23°	24°
Las Palmas	28°	28°	28°	St. Petersbg.	19°	21°	22°
Lissabon	27°	29°	30°	Venedig	31°	31°	31°
Ljubljana	34°	30°	27°	Warschau	26°	22°	26°
London	24°	22°	23°	Wien	32°	28°	30°
Madrid	26°	30°	33°	Zürich	24°	25°	26°

	28.08.	29.08.	30.08.
Städtewetter Afrika
Accra	24°	24°	24°
Algier	33°	32°	33°
Casablanca	26°	27°	28°
Johannesburg	20°	20°	20°
Kairo	38°	38°	37°
Kapstadt	21°	18°	18°
Städtewetter Nordamerika
Chicago	28°	26°	31°
Los Angeles	35°	33°	31°
Miami	36°	36°	36°
Montreal	18°	22°	23°
New York	31°	29°	31°
Vancouver	22°	16°	16°
Städtewetter Lateinamerika
Buenos Aires	20°	20°	21°
Caracas	35°	35°	34°
Lima	23°	23°	23°
Mexiko-Stadt	22°	20°	21°
Rio de Janeiro	31°	35°	33°
Santiago	14°	17°	17°
Städtewetter Naher Osten
Ankara	28°	23°	22°
Antalya	38°	37°	38°
Bagdad	45°	49°	45°
Dubai	46°	46°	47°
Riad	44°	44°	45°
Städtewetter Asien
Bangkok	32°	28°	28°
Hongkong	31°	30°	30°
Shanghai	29°	29°	29°
Neu Delhi	36°	36°	35°
Peking	22°	32°	31°
Seoul	31°	29°	26°
Tokio	29°	28°	27°
Australien und Neuseeland
Auckland	16°	14°	16°
Melbourne	14°	15°	15°
Sydney	21°	19°	21°

Armin Papperger (Mitte, links) mit Boris Rhein Foto Lucas Bäuml

Große Pläne: Gerd Chrzanowski, Chef der Schwarz-Gruppe, und Ministerpräsidentin Manuela Schwesig

Foto dpa

B

Der grüne Strom gab den Ausschlag

is zu 5,6 Milliarden Euro will die Schwarz-Gruppe bis zum Jahr 2033 in ein neues Rechenzentrum in der Nähe von Rostock investieren.

Dort sollen sowohl die Entwicklung wie auch der Betrieb von Cloud- und KI-Lösungen nach deutschem Recht möglich werden. „Wir wollen, dass digitale Wertschöpfung wieder in Europa stattfindet. Der Ausfall kritischer Dienste ist heutzutage kein IT-Problem mehr, sondern betrifft die Versorgungssicherheit der Bürger“, sagte Schwarz-Vorstandschef Gerd Chrzanowski auf einer gemeinsamen Pressekonferenz mit Manuela Schwesig. Die SPD-Ministerpräsidentin kämpft darum,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im September weiter Landeschefin zu bleiben – wenngleich der AfD-Kandidat Leif-Erik Holm in den Umfragen deutlich vorne liegt. Die Nachricht über eine Milliardeninvestition in eine Zukunftsbranche kommt der Politikerin entsprechend gelegen.

„Unser Land wird in vielfacher Weise von dieser Investition profitieren“, stellte Schwesig in Aussicht und nannte als Beispiel die absehbaren Bauaufträge während der Bauzeit des Rechenzentrums, mehr digitale Unabhängigkeit und Cybersicherheit – aber auch einen positiven Effekt auf den Strompreis. Der Hintergr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produziert in großen Mengen Windstrom. Bei geringer Nachfrage müssen mangels Kapazität im Übertragungsnetz immer wieder im großen Stil Windräder abgeregelt werden, wobei in dieser Zeit nicht nur die Erträge fehlen, sondern sogar Kosten entstehen. Genau diese kostentreibende Abriegelung entfällt, wenn es vor Ort entsprechend große Abnehmer für den Grünstrom gibt.

Für Schwarz wiederum war erklärtermaßen die gute Anbindung des Rechenzentrums an die Versorgung mit grünem Strom ausschlaggebend für die Standortentscheidung. Der Netzbetreiber 50 Hertz habe den Anschluss an das 380-Kilovolt-Höchstspannungsnetz zugesagt, wurde während der Pressekonferenz betont. Damit wäre ein Baubeginn im nächsten Jahr möglich. In anderen Teilen Deutschlands, etwa in Frankfurt, müssen Rechenzentrenbetreiber bis zu zehn Jahre auf einen Netzanschluss warten.

„Wir haben in Deutschland gepatzt mit dem Ausbau der Energietrassen. Jetzt ist es einfacher, über Glasfaser Daten in den Süden zu bringen, als zu warten, bis dorthin Stromtrassen gebaut sind“, erklärte Bernie Wagner, Vertriebschef der Schwarz Digits KG, gegenüber der F.A.Z.

Mit Blick auf den Klimaschutz ebenso wie auf zusätzliche Erlösquellen plant Schwarz auch eine Kooperation mit Rostock, damit die Abwärme des Rechenzentrums ins dortige Fernwärmenetz eingespeist werden kann. „Das wäre ein weiterer Schritt, um zu beweisen, dass Kreislaufwirtschaft funktioniert“, kommentierte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dieses Vorhaben. Die Kühlung der Server erfolge über einen geschlossenen Kreislauf. Anders als Rechenzentren älterer Bauarbeit seien daher keine großen Wassermengen nötig. Um ihr Grundwasser müssen sich die Menschen in der Region Rostock keine Sorgen machen, wurde auf Nachfrage betont.

Kerngeschäft des süddeutschen Konzerns ist traditionell der Einzelhandel (Lidl, Kaufland), aufgebaut aus kleins-

Milliardeninvestitionen sind selt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Jetzt plant die Handelsgruppe Schwarz dort ein riesiges Rechenzentrum. Dabei geht es auch um digitale Souveränität.

Von Susanne Preuß, Rostock, und Maximilian Sachse, Frankfurt ten Anfängen vom heute 86 Jahre alten Patriarchen Dieter Schwarz. Mit einem Umsatz von knapp 190 Milliarden Euro, 14.500 Filialen und mehr als 600.000 Beschäftigten gehört Schwarz mittlerweile zu den größten Lebensmittelhändlern der Welt. Schon aus diesem Grund braucht das Unternehmen große Rechenleistungen. „Jede Nacht werden bei uns zwei Milliarden KI-Entscheidungen gefällt“, sagte Schwarz-Chef Gerd Chrzanowski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Jedoch positioniert sich der Konzern zunehmend als „digital souveräne“ Alternative zu den amerikanischen Techriesen, vor allem für den öffentlichen Sektor und regulierte Branchen.

Schwarz begibt sich damit in den Wettbewerb mit den sogenannten Hyperscalern. Die großen Tech-Konzern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betreiben Projekte im Gigawattbereich. Allein Metas Rechenzentrum in Louisiana soll perspektivisch eine Anschlussleistung von fünf Gigawatt besitzen. Zum Vergleich: Die Leistung aller Rechenzentren in Deutschland lag laut dem Branchenverband Bitkom im vergangenen Jahr bei 2980 Megawatt Anschlussleistung.

Aktuell betreibt Schwarz sieben Rechenzentren. Ein weiteres entsteht in Lübbenau in Brandenburg, wo die Investitionssumme auf elf Milliarden

Euro beziffert wurde. In Hamburg wird eines in einer vorhandenen Immobilie geplant („damit es schneller geht“). Außerdem werden drei Rechenzentren für den Benelux-Raum mit der niederländischen Telekommunikationsgesellschaft KPM entwickelt. Generell plant Schwarz die Rechenzentren „nach dem Zwiebelprinzip“: zuerst sollen die Kapazitäten für eigene Zwecke genutzt werden. Dann sollen zunehmend externe Kunden für das eigene Cloud-Angebot Stackit sowie für die Entwicklung und den Betrieb von IT-Lösungen Dritter gewonnen werden.

Das Grundstück für das nun vorgestellte Projekt hat Schwarz in der Gemeinde Dummerstorf in der Nähe von Rostock erworben. Bis 2033 soll es über eine Kapazität von 240 Megawatt verfügen, bis 2045 könnte diese bei entsprechender Auslastung auf bis zu einem Gigawatt erweitert werden, sagte Chrzanowski: „Die Arbeit fängt jetzt an.“

Über die reine Hardware hinaus will Schwarz mit Mecklenburg-Vorpommern die Verwaltungsdigitalisierung vorantreiben. Noch in diesem Jahr soll die von Mecklenburg-Vorpommern entwickelte digitale Baugenehmigung über die Schwarz-Cloud Stackit eingeführt werden. Die Digitalisierung im öffentlichen Bereich soll zudem mit Hilfe von Open Desk vorangetrieben werden, einer Microsoft-Office-Alternative mit offenem Quellcode, die vom bundeseigenen Zentrum für digitale Souveränität in Bochum vertrieben wird. Den Anfang beim Umstieg auf Open Desk soll der Schulbereich machen, kündigte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an.

„Ziel der Landesregierung ist, dass wir unabhängiger von ausländischen Anbietern von Rechenzentren und Cloud- und KI-Anwendungen werden“, sagte Ministerpräsidentin Schwesig bei der Pressekonferenz: „Wir sehen die Investitionsentscheidung der Schwarz-Gruppe deshalb auch als Möglichkeit für mehr Unabhängigkeit und mehr Datensicherheit.“

Das Bemühen um eine größere Resilienz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 hat Mecklenburg-Vorpommern in der jüngsten Zeit schon zwei weitere große Wirtschaftsprojekte beschert, beide in der Werft-Branche. Im Frühsommer hat der Netzbetreiber 50 Hertz nach jahrelanger Vorarbeit den ersten Auftrag für eine Konverterplattform an ein Unternehmenskonsortium aus der Neptun Werft und dem belgischen Technologiekonzern Smulders vergeben. Konverterplattformen werden als Umspannwerke für den in Offshore-Windparks produzierten Strom gebraucht. Erwartet werden Aufträge im Volumen von 2,5 Milliarden Euro.

In Wismar wiederum baut der U-Boot-Spezialist TKMS aus Kiel seine Werft aus. Hier füllen gleich mehrere Großaufträge das Auftragsbuch auf mehrere Jahre. Während TKMS bis zu 1500 zusätzliche Arbeitsplätze in Aussicht stellt, werden mit dem Bau von Konverterplattformen auf der Neptun-Werft circa 500 Stellen entstehen. Für das Rechenzentrum geht Schwarz von dauerhaft 120 Beschäftigten aus.

Mecklenburg-Vorpommern gilt als strukturschwaches Land, mit nur 1,5 Millionen Einwohner (weniger als die Stadt Hamburg) auf einer verhältnismäßig großen Fläche. Der Landeshaushalt hat ein jährliches Volumen von rund sechs Milliarden Euro.

Die Geduld schwindet

Von Winand von Petersdorff

A merikas Bundesstaatsanwälte haben erreicht, was die Politik in Washington bisher nicht vermochte. Sie setzten einen Vergleich mit der Facebook-Muttergesellschaft Meta durch, der die Nutzungszeit der Plattformen Facebook und Instagram deutlich begrenzt. Der eindeutige Beweis, dass die Plattformen Teenager süchtig, krank und depressiv machen, steht noch aus. Doch die Resultate vieler Studien sind besorgniserregend. Zudem ist völlig klar, dass die Plattformen mit ihren Algorithmen versuchen, die Nutzer an diese zu fesseln. Die jetzt vereinbarten Nutzungsbeschränkungen sind wichtiger als die Summe, die Meta nun an die meisten Bundesstaaten überweist. 18 Milliarden Dollar klingen nach viel. Sie sind aber für einen Konzern, der im jüngsten Geschäftsjahr 60 Milliarden Gewinn erzielte, die Auszahlung über zehn Jahre strecken kann und eine Teilsumme überdies an die Voraussetzung knüpft, dass die Konkurrenten entsprechende Schutzregeln erlassen, gut verkraftbar. Tatsächlich wäre der Vergleich witzlos, wenn die Teenager ihre Zwangspause auf Instagram nutzten, um sich von Youtube und Tiktok in die Untiefen ihrer sozialen Welten ziehen zu lassen. Die Aussichten allerdings, dass die Youtube-Muttergesellschaft Google und die Tiktok-Muttergesellschaft Bytedance ebenfalls einlenken, sind nach dem Vorpreschen von Meta gut.

Die Milliardenzahlungen sind auch deshalb weniger bedeutsam, weil sie in staatlichen Initiativen zu enden pflegen, deren Nutzten oft, wenn auch nicht immer, zweifelhaft ist. Die tiefere Bedeutung des Vergleichs liegt darin, dass die Stimmung gegen die Technologiekonzerne in den USA kippt. Die Gerüchte, dass die Silicon-Valley-Größen ihren Kindern oft striktes Social-Media-Verbot auferlegen, um sie zu schützen, gehören zum Standardmaterial von Gartenparty-Konversationen. Wer kennt jemanden, der mit Blick auf seine Kinder so richtig zufrieden mit deren Mediennutzung ist? Den Stimmungsumschwung bekommen auch die Treiber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zu spüren. Ihre exorbitanten Baupläne für Rechenzentren werden ein ums andere Mal gestoppt. Der Missmut in der Bevölkerung ist übrigens parteiübergreifend, weshalb die Tatenlosigkeit der Politik schwer zu erklären ist – außer durch eine sehr, sehr starke Lobby.

„Das wird das modernste Panzerwerk der Welt sein“

Rheinmetall erwartet einen Milliardenauftrag für Boxer-Fahrzeuge und investiert dafür 270 Millionen Euro in seine Produktion

KASSEL. Der Rüstungskonzern Rheinmetall baut die Produktion in seinem Fahrzeugwerk in Kassel deutlich aus und investiert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270 Millionen Euro an seinem nordhessischen Standort. „Diese Investition verstehen wir als strategische Maßnahme mit Blick auf bedeutende Aufträge im Bereich militärischer Fahrzeuge, die wir künftig aus dem In- und Ausland erwarten dürfen“, sagte der Rheinmetall-Vorstandsvorsitzende Armin Papperger am Donnerstag.

In einem Hangar des Flughafens Kassel-Calden unterzeichnete der Rüstungsmanager gemeinsam mit dem hess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Boris Rhein (CDU) und Landeswirtschaftsminister Kaweh Mansoori (SPD) eine Vereinbarung, um ein „Defence Hub Nordhessen“ aufzubauen.

Dafür baut der Dax-Konzern unter anderem ein neues Logistik- und Technologiezentrum am Flughafen Kassel-Calden. Der Flughafen wird zunehmend auch durch das Militär genutzt, sowohl für Transporte als auch für Trainings- und Ausbildungsflüge der Bundeswehr. Am Flughafen soll auch neue Drohnen-Technik erprobt und erforscht werden – auch von Rheinmetall in einem neuen Drohnen-Kompetenzzentrum.

„Eine Drohne muss man in wenigen Monaten entwickeln. Geschwindigkeit ist ein ganz entscheidendes Maß“, sagte Papperger. Alle paar Monate schreite die Technik fort. Rheinmetall liefert der Bundeswehr die Kampfdrohne FV-014 und steht dabei im Wettbewerb mit Drohnenherstellern wie Stark oder Helsing.

Die hessische Landesregierung unterstützt das Projekt mit einem zweistelligen Millionenbetrag, Ende 2027 soll es in Betrieb gehen. Mit einem Anteil von 68 Prozent ist Hessen der größte Anteilseigner des Regionallflughafens. „Kassel-Calden ist und bleibt ein zentraler Baustein der Verkehrsinfrastruktur in Nordhessen“, sagte Hessens Ministerpräsident Rhein. „Mit den Investitionen schaffen wir zusätzliche Wertschöpfung und Arbeitsplätze“, sagte Rhein. Perspektivisch sollten in der Region mehr als 1000 neue Arbeitsplätze entstehen.

Rückgrat der Investition ist ein erwarteter Milliardenauftrag für die Fahrzeugklasse Boxer, die etwa als Transportpanzer, als Artilleriefahrzeug oder auch als Basis für die Flugabwehr mit dem Skyranger-System genutzt werden kann. Der Bundestag soll in einer Sitzung am 9. Dezember über einen ersten Boxer-Auftrag entscheiden. Auf Rheinmetall könnte dann ein Auftragsvolumen von 12,4 Milliarden Euro entfallen, auf den Rüstungskonzern KNDS die andere Hälfte.

Wie auch in anderen Projekten wie etwa dem Schützenpanzer Puma haben die Konzerne für die Produktion ein Gemeinschaftsunternehmen gegründet, für den Boxer heißt es Artec GmbH. In einem zweiten Schritt könnten für die Bundeswehr in den Jahren 2030 bis 2035 weitere Tausende Boxer-Fahrzeuge bestellt werden, dabei geht es um ein Auftragsvolumen zwischen zwölf und 14 Milliarden Euro alleine für Rheinmetall. „Wir reden hier in Summe über ein Auftragsvolumen nur in Deutschland von fast 40 Milliarden Euro“, sagte Papperger. Damit sei Beschäftigung bis in die Vierzigerjahre gesichert.

Um den erwarteten Großauftrag abarbeiten zu können, baut der Düsseldorfer Dax-Konzern die Produktion kräftig aus: Im Werk in Kassel soll die Jahreskapazität auf „mehr als 500 Fahrzeuge“ gesteigert werden. Momentan arbeiten 2200 Mitarbeiter für Rheinmetall an dem Standort, bis 2029 soll die Zahl der Beschäftigten auf 3500 wachsen, wie Papperger am Donnerstag sagte.

Aktuell macht der Rüstungskonzern an dem Standort rund 1,5 Milliarden Euro Umsatz im Jahr, künftig sollen es bis zu fünf Milliarden Euro werden. „Kassel wird in absehbarer Zeit das größte Panzerwerk Europas. Es wird das modernste Panzerwerk der Welt sein“, sagte Papperger.

In Kassel schweißt Rheinmetall etwa die Wannen für zahlreiche Fahrzeuge, gefertigt, modernisiert und instand gesetzt werden hier aber auch der Schützenpanzer Marder, die gepanzerte Pioniermaschine Kodiak, oder eben der Büffel, Boxer und Fuchs. Marder, die in Kassel modernisiert werden, gehen etwa an die Bundeswehr und in die Ukraine. Aktuell durchlaufen etwa 200 Fahrzeuge im Jahr das Werk, die meisten davon sind Instandsetzungen. Neu gebaut werden derzeit etwa 40 bis 50 Boxer im Jahr, schon heute liegt die Kapazität freilich deutlich darüber.

Um die jährliche Boxer-Produktion verzehnfachen zu können, will Rheinmetall die Herstellung effizienter machen. Produktionsschritte sollen automatisiert werden und der Fertigungsbereich insgesamt vergrößert. Kassel wird der erste Standort sein, in dem autonom fahrende Schweißanlagen für das Chassis unterwegs sein werden.

Der milliardenschwere Auftrag für den Boxer und erwartete weitere Aufträge für den Bergepanzer Büffel sind für das Kasseler Werk wichtig, fällt dort doch bald die Produktion des Schützenpanzers Fuchs weg. Über Jahrzehnte prägte der Fuchs das Werk, die Bundeswehr hat sich in der Nachfolge des Schützenpanzers aber für ein Modell des finnischen Rüstungskonzerns Patria entschieden, das unter anderem von KNDS und der Flensburger Fahrzeugbau Gesellschaft im Saarland gebaut wird.

Rheinmetall-Chef Papperger verwies am Donnerstag darauf, dass sein Unternehmen inzwischen eine „Buy Germany“-Strategie verfolge und inzwischen 11.000 Zulieferer aus Deutschland habe. „Ich glaube, wir müssen in der jetzigen Zeit auf Deutschland gucken und schauen, dass wir hier Arbeitsplätze schaffen“, sagte Papperger. Rheinmetall gebe alleine in diesem Jahr Aufträge im Wert von acht Milliarden Euro in die Kette seiner 11.000 Zulieferer.

Während sich der Rüstungskonzern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auf 70.000 Mitarbeiter verdoppeln wolle, arbeiteten in der Lieferkette 210.000 Menschen. Papperger verglich Rheinmetall am Donnerstag mit der Automobilindustrie in Deutschland, die rund 600.000 Menschen Arbeit gebe. „Dieses Unternehmen kann fast die Hälfte der Automobilindustrie in Deutschland abdecken.“ JONAS JANSEN

Interims-Chef für Evonik

DÜSSELDORF. Beim Spezialchemiekonzern Evonik muss Vorstandschef Christian Kullmann wegen einer Erkrankung vorübergehend ersetzt werden. Der frühere Interims-Finanzchef und aktuelle Asien-Chef Claus Rettig sei in den Vorstand berufen worden und solle Kullmanns Ämter übernehmen, bis der 57 Jahre alte reguläre Chef genesen sei, teilte der Essener Konzern am Donnerstag nach einer Sitzung des Aufsichtsrats mit. Kullmann solle sich in den kommenden Wochen von einer „schweren, ungeplanten Operation“ erholen. „Wir gehen fest davon aus, dass er nach seiner Rehabilitation seine Aufgaben wieder übernehmen wird“, sagte Aufsichtsratschef Bernd Tönjes.

Kullmann steht seit Mai 2017 an der Konzernspitze, im April wurde sein Vertrag bis 2030 verlängert. Damals wurde auch Michael Rauch als neuer Finanzchef vorgestellt, er trat sein Amt zum 1. Mai an. Rettig kehrte auf seinen Posten in Asien zurück.

Kullmann hat in seiner Amtszeit Evonik auch durch Übernahmen auf das lukrative Geschäft mit der Spezialchemie ausgerichtet. Von Massengeschäften hat er sich getrennt und den Konzern schlanker aufgestellt. Aktuell durchlaufen die Essener auch angesichts der Branchenkrise ein Sparprogramm, durch das auch zahlreiche Stellen wegfallen. „Evonik befindet sich mitten in der größten Transformation der Konzerngeschichte“, sagte Rettig: „Gemeinsam mit den Kollegen im Vorstand werden wir den eingeschlagenen Kurs konsequent vorantreiben.“

Reuters

Die Bahn erschwert Geschäftskunden das Punktesammeln

Betroffen von einer Neuregelung sind Inhaber einer Bahncard Business. Das Erreichen von Prämien oder einem Vielfahrerstatus wird häufig schwieriger.

Von Archibald Preuschat, Frankfurt

Begehrtes Privileg: Besuch in der DB-Lounge
Foto Action Press

F

rüher war alles besser, sagt man häufig. Das mag stimmen oder auch nicht. Aber bei der Bahncard stimmt es. Die Rabattkarte der Deutschen

Bahn gab es als Plastikkarte im Kreditkartenformat. Bei der Fahrkartenkontrolle zeigte man sie vor, gut war es.

Die Plastikkarte ist Geschichte. Die Bahncards, die den Normalpreis der Fahrkarte um ein Viertel oder die Hälfte reduzieren, gibt die Bahn schon seit zwei Jahren nur noch digital heraus: als QR-Code, der in einer App auf dem Smartphone hinterlegt werden muss. Vor einigen Wochen kam dann auch das Aus für die physische Bahncard 100, die Entertainer Harald Schmidt einst stolz ob ihrer schwarzen Farbe seine „Black Mamba“ genannt hatte. Auch die wertvollsten Kunden der Bahn werden bei der Fahrkartenkontrolle nur noch am QR-Code erkannt.

Doch es kommt noch schlimmer für Bahnkunden. Betroffen sind die Inhaber einer Bahncard Business, also einer Rabattkarte, die ein Unternehmen seinen Mitarbeitern zur Verfügung stellt. Per E-Mail wurden sie mitten in der Urlaubszeit im August darüber informiert, dass die Übertragung einer Bahncard Business vom Firmenaccount auf einen privaten Account bei der Bahn bereits vom 18. September an nicht mehr möglich sein wird. Das hat erhebliche Auswirkungen auf das Sammeln von Bahnbonus-Punkten, die sich gegen Prämien einlösen lassen und von einer bestimmten Punktehöhe an auch Vielfahrerprivilegien bringen.

Es bleibt den Unternehmen überlassen, ob sie ihren Mitarbeitern gestatten, die Bahncard Business auch für Privatreisen zu nutzen. Das ist nicht immer der Fall. Ein möglicher Grund ist die Gleichbehandlung von Mitarbeitern, die ein Pool-Fahrzeug fahren, das sie auch nicht privat nutzen dürfen. Rein rechtlich gehören auf Dienstreisen gesammelte Bonuspunkte – wie auch bei Fluggesellschaften gesammelte Meilen – dem Unternehmen, da es die Dienstreisen ja bezahlt. Gestattet das Unternehmen aber die private Verwendung der Punkte für Freifahrten oder andere Prämien, so übernimmt die Bahn die Pauschalversteuerung. Den geldwerten Vorteil, etwa einer Freifahrt, muss der Mitarbeiter nicht in der Steuererklärung angeben. Ein administrativer Aufwand für die Unternehmen entfällt.

Die Bahncard darf aber keine Zugabe für die Mitarbeiter sein. Ihre Anschaffung muss sich für das Unternehmen auch lohnen. Fährt ein Mitarbeiter etwa nur zweimal im Jahr von Frankfurt nach Stuttgart und zurück, rechnet sich die Anschaffung einer Bahncard für das Unternehmen nicht.

Sollte das Unternehmen die private Nutzung der Geschäfts-Bahncard erlauben, hängen die konkreten Auswirkungen der neuen Regelung stark von den genutzten Buchungssystemen in den einzelnen Unternehmen ab. Kommt in der Firma eine zentrale Buchungsstelle zum Einsatz, werden Bonuspunkte entweder gar nicht oder automatisch auf dem Firmenaccount gesammelt. Diese vom dienstlichen auf den privaten Bahnaccount zu übertragen, ist künftig nicht mehr möglich.

Besser sieht es für Mitarbeiter aus, die ihre Fahrkarten in einem Unternehmensreiseportal selbst buchen können. Diese können bei jeder Buchung manuell angeben, ob sie ihre Bonuspunkte auf dem privaten oder auf dem dienstlichen Bahnbonus-Konto sammeln wollen. Voraussetzung ist freilich, dass das Selbstbucherprogramm des Unternehmens nicht die Anmeldung zum Bahnbonus-Pro gramm zwingend voraussetzt und sich der Mitarbeiter auch nicht selbst auf seinem Firmenaccount für das Bahnbonus-Programm angemeldet hat.

Aber auch für Selbstbucher gilt: Wird eine neue Bahncard im Firmenportal gekauft, lassen sich die Bonuspunkte für den Kauf nicht mehr auf dem privaten Konto gutschreiben. Die Bahncard Business verlängert sich im Gegensatz zu einer privat erworbenen Bahncard nicht automatisch, sondern muss jedes Jahr neu erworben werden. Verhindern lässt sich das nur, wenn der Mitarbeiter seine Bahncard selbst kauft und dann über Spesen abrechnet – sofern das Unternehmen dies akzeptiert. Falls nicht, lässt sich der Kauf der Bahncard, die auch beruflich genutzt wird, noch als Werbungskosten in der Steuererklärung absetzen.

Eine andere Möglichkeit ist es, auch Privatreisen über das Firmenportal zu buchen, sofern das möglich ist. Ob es auch erwünscht ist, ist eine andere Frage. Mitarbeiter könnten vergessen, zur Zahlung die Privatkreditkarte zu verwenden. Dann werden die Fahrtkosten von der Firmenkreditkarte abgebucht. Die Rückforderung macht der Buchhaltung viel Arbeit. Im Sinne der Bahn ist das aber auch nicht. Sie räumt Unternehmen Rabatte ein, die sich nach der Höhe des Umsatzes richten.

In jedem Fall müssen die Inhaber einer Bahncard Business sich bis spätestens 17. September entscheiden, ob sie ihre Punkte auf ihrem privaten Bahnbonus-Konto sammeln wollen oder auf dem geschäftlichen. Eine generelle Handlungsempfehlung ist angesichts der unterschiedlichen Reiserichtlinien in Firmen schwierig. Generell lässt sich aber sagen, dass Mitarbeiter, die Fahrkarten und Bahncard selbst kaufen und über Spesen abrechnen können, weiterhin auf ihrem privaten Account sammeln können.

Verlangt die Firma ein Buchungsportal, auf das der Mitarbeiter selbst Zugriff hat, ist das Sammeln auf dem Geschäftsaccount überlegenswert. Dann gehen auch die Punkte für den Kauf der Bahncard nicht verloren. Wer seine Bahnbonus-Punkte auf dem dienstlichen Konto sammelt, behält sie, auch wenn er das Unternehmen verlässt, heißt es bei der Kundenbetreuung der Deutschen Bahn. Wird ein Mitarbeiter auf dem Geschäftskundenbuchungssystem entfernt, wird das Konto automatisch in ein privates Konto umgewandelt. Gleichwohl hat das Unternehmen das Recht, die Bahncard mit dem Ausscheiden des Mitarbeiters zu kündigen. Gesammelte Punkte würden aber ebenso wenig verfallen wie ein eventuell erreichter Status.

Mit jedem Euro Umsatz sammeln Bahnreisende nicht nur einen Prämienpunkt, sondern auch einen Statuspunkt. Letztere Punkte verfallen nach zwölf Monaten, während Prämienpunkte drei Jahre einlösbar bleiben. Denn Vielfahrer genießen bei der Bahn, ähnlich wie auch bei Fluggesellschaften, Privilegien. Wer mindestens 1500 Euro im Jahr für Bahnfahrkarten ausgibt, erreicht den Silberstatus, hat das Recht auf acht Besuche in der DB-Lounge am Bahnhof, wo Kaffee und Softdrinks gratis verfügbar sind. Voraussetzung ist, dass man ein am selben Tage gültiges Fernstreckenticket vorweist. Ebenso wie auf acht Freigetränke im Bordbistro, wo auch das teuerste Getränk, derzeit Gin Tonic zu elf Euro, „aufs Haus“ geht. Von 2500 Euro Umsatz pro Jahr an erreicht man den Goldstatus, der unter anderem zwölf Freigetränke im Bordbistro, den unbegrenzten Zugang zur Lounge sowie einen eigenen Sitzplatzbereich in beiden Wagenklassen mit sich bringt. Den Platinstatus erreicht, wer 6000 Euro im Jahr für Fahrkarten ausgibt. Dieser bringt zusätzlich den Zugang zu den Premium-Lounges an großen Bahnhöfen, in denen auch kleine Speisen und alkoholische Getränke gratis sind. Premium-Lounges sind ansonsten nur Reisenden der ersten Klasse oder Inhabern einer Bahncard 100 in der ersten Klasse vorbehalten. Da der Status personalisiert ist, „gehören“ Statuspunkte dem Mitarbeiter – so wird es auch bei Fluggesellschaften gehandhabt.

Offiziell begründet die Bahn die wegfallende Übertragungsmöglichkeit mit der Vereinfachung der Fahrkartenkontrolle im Zug. Des Problems, dass Geschäftskunden nicht mehr in jedem Fall alle Bahnbonus-Punkte in einem Konto sammeln können und so Prämien oder Status langsamer oder gar nicht erreichen, sei man sich bei der Bahn durchaus bewusst. Man arbeite ständig an einer Weiterentwicklung des Bahnbonus-Programms, heißt es. Zudem gebe es aber für 99 Prozent aller Fälle, die die neue Regelung mit sich bringt, einen Umweg. So ließen sich beispielsweise auch künftig Fahrkarten mithilfe der Auftragsnummer dem Account hinzufügen, in dem auch die Bahncard hinterlegt ist, sodass man für die Fahrt nur ein Gerät benötige.

Eine Sprecherin der Bahn sieht keinerlei Nachteile für die Inhaber der Bahncard Business: „Es handelt sich um eine technisch bedingte Umstellung“, sagt sie. Auch das Sammeln und das Einlösen von Bahnbonus-Punkten blieben weiterhin möglich. Künftig erfolge dies jedoch jeweils innerhalb des Kundenkontos, über das die Reise gebucht oder verwaltet wird. Auch würden bereits erreichte Bahnbonus-Statuslevel durch die technische Umstellung nicht automatisch entzogen.

Der Fahrgastverband Pro Bahn ist da anderer Meinung. Es handele sich zwar nur um eine kleinere Verschlechterung. „Aber die Bahn sollte alle Verschlechterungen unterlassen, die Bahnfahren weniger attraktiv machen. Zumal in Zeiten, in denen die Qualität ihres Angebots nicht überragend ist“, sagte der Probahn-Ehrenvorsitzende Karl-Peter Naumann der F.A.Z. Er weist auch darauf hin, dass die Geschäftsreisenden zwar nur eine relativ kleine Gruppe der Fahrgäste stellen, es sich aber um Multiplikatoren handele, anders als Gelegenheitsfahrer.

Wie viele Business-Bahncards ausgegeben sind, wollte eine Sprecherin der Bahn nicht exakt beziffern. Es handele sich um einen einstelligen Prozentsatz der 4,7 Millionen Bahncard-Inhaber, sagte die Sprecherin.

Helaba mit Gewinnrückgang

Landesbank fällt Immobiliengeschäft auf die Füße

FRANKFURT. Thomas Groß kam in einer Telefonkonferenz direkt zum Punkt. Das Halbjahresergebnis der Landesbank Hessen-Thüringen (Helaba) erlaubte es auch nicht, um den heißen Brei zu reden. „Das Ergebnis liegt unter unseren Erwartungen und auch unter unserem Anspruch“, sagte der Helaba-Vorstandsvorsitzende.

In den ersten sechs Monaten des Jahres verdiente die Helaba 194 Millionen Euro vor Steuern. Im gleichen Zeitraum des Vorjahres waren es noch 458 Millionen Euro. Ursächlich sind zwei Effekte: ein schwachelndes Immobilienentwicklungs- und Finanzierungsgeschäft. Hier liegen die Belastungen im Halbjahr bei 150 Millionen Euro. Bewertungseffekte fallen um 110 Millionen Euro niedriger aus als noch ein Jahr zuvor.

Dazu musste die Risikovorsorge von 129 Millionen auf 198 Millionen Euro erhöht werden. Die Zunahme sei überwiegend getrieben von erhöhten Belastungen aus dem Immobiliengeschäft. In der Zuführung zur Risikovorsorge wurden zudem geopolitische Risiken berücksichtigt, erläuterte die Helaba.

Dass insbesondere der Markt für Büroimmobilien schwächelt, betrifft auch andere Landesbanken und Institute. Dass es die Helaba aber besonders hart trifft, ist dem hausgemachten Klumpenrisiko zuzuschreiben. So ist die Landesbank nicht nur in der Finanzierung von Büroimmobilien aktiv, sondern über ihre hundertprozentige Tochtergesellschaft OFB auch in der Projektentwicklung – und dort wird bald nicht mehr ein Stein auf dem anderen stehen.

Groß kündigte eine umfassende Restrukturierung und Neuaufstellung der OFB an. Ganz vom Markt verschwinden wird die OFB laut Groß nicht. Aber in Zukunft deutlich schlanker am Markt agieren. „Ein signifikanter Abbau ist notwendig“, sagte der Helaba-Chef. Gespräche mit dem Betriebsrat hätten bereits begonnen. Derzeit zählt die OFB Projektentwicklung 140 Beschäftigte. Und auch sonst wird die Helaba schrumpfen. Durch natürliche Fluktuation frei werdende Stellen sollen nicht nachbesetzt werden. Bis der Effekt spürbar wird, dauert es allerdings noch. Erst von 2029 an werde eine signifikante Zahl von Beschäftigten in den Ruhestand gehen, sagte Groß. Den genauen Umfang des Mitarbeiterabbaus wollte das Helaba-Management nicht nennen. Ziel sei es, den Kostenanstieg auf 1,5 Prozent je Jahr und damit unterhalb der Inflationsrate zu begrenzen. Einen generellen Einstellungsstopp gebe es nicht. Selektiv und in Wachstumsfeldern würden neue Mitarbeiter eingestellt.

Dass sich angesichts des Ergebnisrückgangs in den ersten sechs Monaten die Jahresprognose nicht halten lässt, liegt auf der Hand. Die Helaba rechnet mit einem Vorsteuergewinn im Gesamtjahr von 500 Millionen Euro, 100 bis 200 Millionen Euro weniger als bislang erwartet. 2025 hatte sie vor Steuern noch 731 Millionen Euro verdient. Groß hält am Mittelfristziel fest, im Verlauf von fünf Jahren einen Vorsteuergewinn von einer Milliarde Euro zu erreichen. „Wir sehen uns für die Zukunft sehr gut aufgestellt“, betonte Groß. arp.

Deutsche sind keine Klimapioniere

Analyse der Privatbank Oddo BHF zeigt Nachholbedarf der Unternehmen

FRANKFURT. Weit verbreitet ist die Ansicht, Deutschland befinde sich im Klimaschutz in einem Alleingang. Unternehmen würden 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so stark unter Druck gesetzt, dass sie preislich nicht mithalten könnten. Häufig wird hinzugefügt, ein 80-Millionen-Einwohner-Land könne den Klimawandel nicht allein stoppen. Dieses Bild allerdings korreliert nicht mit dem Eindruck, den internationale Finanzmarktdaten vermitteln. Diese zeigen, dass weder deutsche Unternehmen in der Summe Pionier sind noch Unternehmen in anderen Ländern gänzlich untätig sind.

Die Vermögensverwalter der deutschen Privatbank Oddo BHF haben alle 8626 Unternehmen auf der Welt analysiert, die zum 1. Januar ein ESG-Rating der Agentur MSCI besaßen. ESG steht für Umwelt, Soziales und gute Unternehmensführung. Nach ihrem eigenen Kriterienkatalog für eine sinnvolle ESG-Geldanlage haben sie für all diese Unternehmen geprüft, wie glaubwürdig der Transitionsplan hin zu einer klimaneutralen Wirtschaft ist.

Dabei berücksichtigten die Vermögensverwalter, ob ein Unternehmen neue Anlagen für fossile Brennstoffe entwickelt und alle wesentlichen CO₂-Emissionen offenlegt. Auch einen Minderungsplan für Emissionen im eigenen Betrieb und in der Energieversorgung mussten die Unternehmen vorweisen. Für die vergangenen drei Jahre war überdies erforderlich, den Ausstoß effektiv gesenkt zu haben. Sie mussten ein Ziel für geringere Emissionen in der Lieferkette benennen und Investitionen für klimaschonendere Betriebsabläufe beabsichtigen.

Das Ergebnis passt nicht zum häufig wiederholten Bild eines deutschen Alleingangs. Deutschland befindet sich nicht einmal unter den zehn Ländern mit dem höchsten Anteil glaubwürdiger Transitionspläne, wie sie unter anderem die europäische Bankenaufsicht und die Europäische Zentralbank als Basis zur Risikovorsorge von Bankenportfolios verlangen. An der Spitze steht Finnland, wo 63 Prozent der Unternehmen mit Rating glaubwürdig sind oder sogar in die noch höhere Kategorie der Ermöglicher des Wandels fallen. Mit 58 Prozent folgt Irland auf Rang zwei. Frankreich mit 54 Prozent glaubwürdigen oder ermöglichen Unternehmen steht auf dem dritten Platz.

Unsichtbarer CO₂-Ausstoß Foto dpa

Deutsche Unternehmen erreichen den elften Platz mit einem Anteil von 37 Prozent. Das mag mit der Größe der Unternehmen zu tun haben. Nach der Analyse von Oddo BHF tun sich kleinere Unternehmen besonders schwer damit, konsistente Pläne aufzustellen. Der deutsche Mittelstand erwirtschaftet einen überdurchschnittlichen Anteil des deutschen Bruttoinlandsprodukts und ist dadurch vielleicht stärker vertreten als in anderen Ländern. Er war auch ein besonders scharfer Gegner der ursprünglich im European Green Deal geplanten europaweiten Regeln zur Nachhaltigkeitsberichterstattung – mit dem Argument, die Bürokratie schwäche ihre internationale Wettbewerbsfähigkeit.

China hat zwischenzeitlich schärfere Auflagen für Nachhaltigkeitsberichte geschaffen. In der Glaubwürdigkeit ihrer Transitionspläne liegen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nach der Analyse aber nur auf Platz 38. Nur sieben Prozent der Unternehmen mit einem ESG-Rating von MSCI erfüllten die Kriterien der Vermögensverwalter.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gelten immerhin noch zwölf Prozent der Transitionspläne als glaubwürdig. Damit kamen die USA auf Rang 32. Schlusslichter sind Marokko, Pakistan und Qatar, in denen kein Unternehmen die Kriterien erfüllte. pik.

Schiene der Torheit

Von Archibald Preuschat

Die Herstellung einer Plastik-Bahncard kostet nur wenige Cent. Sicherlich, bei 4,7 Millionen Bahncard-Inhabern summiert sich das. Aber die Digitalisierung ist nur dann eine Lösung, wenn ein Dienstleister sie auch beherrscht. Und die Bahn beherrscht sie nicht. 56 Minuten habe ein Gespräch mit dem Kundenbetreuer gedauert, berichtet ein Geschäftsreisender, dessen digitale Bahncard plötzlich von seinem Smartphone verschwunden war und der bei der Wiederherstellung ständig auf technische Probleme stieß. Und er ist kein Einzelfall. Das ist nicht effizient. Weder für den Geschäftsreisenden noch für die Bahn als Unternehmen. Damit ist auch nichts gespart. Dass nur etwas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Fernzüge pünktlich ist, ständig Abfahrtgleise oder Wagenreihungen geändert werden, Bordrestaurants geschlossen bleiben, weil das Personal noch in einem verspäteten Zug sitzt: Daran haben sich Geschäftsreisende, die ja nicht zum Spaß im Zug sitzen, ja schon fast gewöhnt. Dass jetzt auch noch das Sammeln von Punkten und das Erreichen eines Status komplizierter werden, kommt obendrauf. Ein Verdacht tut sich auf. Die Bahn will es vielfahrenden Geschäftsreisenden schwerer machen, einen Status zu erreichen und die DB Lounge besuchen zu dürfen. Denn die sind nicht nur zu Hauptverkehrszeiten rappelvoll, weil schlicht zu klein konzipiert. Diesen Verdacht zu entkräften, liegt bei der Bahn, wenn sie ihr Kundenbindungsprogramm Bahn Bonus weiterentwickelt.

Deutsche Bank startet IT-Umbau

DÜSSELDORF. Die Deutsche Bank startet nach den Problemen bei der Postbank-Integration einen neuen Anlauf zur Modernisierung ihrer IT-Systeme. Die Privatkundensparte hat sich für die Kernbankenplattform „Vault Core“ des britischen Finanztechnologieunternehmens Thought Machine entschieden und den IT-Dienstleister GFT mit der Umsetzung beauftragt, wie das Geldhaus und GFT am Donnerstag mitteilten. Die Plattform solle die Technik für Privat- und Vermögenskunden in Deutschland ersetzen und ermöglichen, neue Produkte schneller auf den Markt zu bringen. Die GFT-Aktie schnellte um 7,1 Prozent auf 24,15 Euro in die Höhe. Die Titel des Geldhauses tendierten mit 34,65 Euro auf Vortagesniveau. Dem Schritt vorausgegangen war die Pannen-Integration der Postbank in die IT-Systeme der Deutschen Bank, die bei Millionen Kunden zu teils erheblichen Problemen geführt hatte. Der jetzige Umbau ist Teil der Strategie, die Zahl der Kernbankensysteme im Konzern von 15 auf zwei zu reduzieren. Die Bank will bis Ende 2028 rund 600 Millionen Euro in die IT investieren und rechnet ab dann mit jährlichen Einsparungen von rund 300 Millionen Euro. Die Umstellung der Produkte auf das neue System soll schrittweise ab 2027 erfolgen. Reuters

Die Börse

	26.8.26	27.8.26
F.A.Z.-Index	3405,08	3404,69
Dax	26285,96	26247,17
M-Dax	32521,35	32762,77
Tec-Dax	4019,10	4079,00
Euro Stoxx 50	6470,74	6415,63
F.A.Z.-Euro-Index	232,19	230,16
Dow Jones	53463,88	53416,87
Nasdaq Index	26130,20	26418,60
Bund-Future	124,05	123,90
Tagesgeld Frankfurt	2,25 %	2,25 %
Bundesanl.-Rendite 10 J.	3,23 %	3,23 %
F.A.Z.-Renten-Rend. 10 J.	3,14 %	3,17 %
US-Staatsanl.-Rend. 10 J.	4,65 %	4,65 %
Gold, Spot ($/Unze)	4597,78	4572,37
Rohöl (London $/Barrel)	86,70	87,99
1 Euro in Dollar	1,1669	1,1645
1 Euro in Pfund	0,8561	0,8574
1 Euro in Franken	0,9380	0,9376
1 Euro in Yen	185,62	185,61

Alle Werte Stand: 16:13 Uhr

Die Billionenwette des Elon Musk

SpaceX, xAI, Robotaxi, Optimus: Elon Musk bastelt an vielen Fronten gleichzeitig. Die Rechnung dafür zahlt der Tesla-Konzern. Ist das der Preis des Fortschritts – oder einfach zu viel auf einmal?

Von Christoph Scherbaum

Infolge des Rekordbörsengangs von SpaceX und der atemberaubenden Kursbewegungen der Aktie des Raumfahrtunternehmens konnte man fast vergessen, dass Elon Musk mit Tesla schon einen anderen Konzern führt. Der Elektroautohersteller kommt derzeit auf einen Börsenwert von etwas mehr als 1,4 Billionen Dollar, wobei dieser kaum durch die im Automobilgeschäft erzielten Umsätze und Gewinne gerechtfertigt wird. Vielmehr wird das Versprechen einer rosigen Zukunft eingepreist.

Ähnlich wie in der gesamten Technologiebranche kollidieren auch bei Tesla Wachstumsversprechen und notwendige Investitionsausgaben. Für das zweite Quartal 2026 hatte der Elektroautobauer zunächst überraschend starke Auslieferungsstatistiken präsentiert. Doch der Blick auf die Profitabilität enttäuschte. Die Umsatzerlöse betrugen zwischen April und Juni zwar 28,23 Milliarden Dollar, was ein Anstieg um 26 Prozent gegenüber dem Vorjahr war und oberhalb der Durchschnittsschätzungen lag.

Doch die betriebliche Marge fiel um 269 Basispunkte, die operative Marge gar um 353 Basispunkte. Auch der bereinigte Gewinn je Aktie lag mit 0,33 Dollar deutlich unter den Durchschnittsschätzungen von 0,51 Dollar. Der freie Mittelfluss rutschte mit minus 1,09 Milliarden Dollar in den negativen Bereich – weniger schlimm als befürchtet, aber doch kein Ruhmesblatt.

Von Musk vernachlässigt? Der Aktienkurs des Elektroautoherstellers Tesla liegt seit Anfang des Jahres rund 19 Prozent im Minus.
Foto Bloomberg

Besserung ist vorerst nicht in Sicht. Tesla will weiterhin enorme Investitionsausgaben stemmen. Im zweiten Quartal schnellten diese im Jahresvergleich um 142 Prozent auf 5,79 Milliarden Dollar hoch. Damit soll das Wachstum in Zukunftsbereichen wie vollständig autonomes Fahren, Robotertaxis und dem humanoiden Roboter Optimus angekurbelt

Quelle: Bloomberg / F.A.Z.-Grafik: swa.

werden. Nur tragen diese Bereiche bislang nur einen kleinen Teil zu den Konzernerlösen bei.

Wenig Begeisterung löste auch aus, dass die Zahl der Abonnenten des Fahrassistenzsystems um 56 Prozent gegenüber dem Vorjahr gestiegen war und damit der erzielte Umsatz auf Jahressicht erstmals mehr als 100 Milliarden Dollar betragen wird.

Vielmehr liegt der Tesla-Aktienkurs seit Anfang des Jahres rund 19 Prozent im Minus und konnte damit auch nicht

faz.net/finanzen-podcast

26.8.2026

von der zwischenzeitlichen Euphorie rund um Technologiewerte profitieren. Das Management selbst spricht von der „größten und spannendsten Investitionsphase der Unternehmensgeschichte“. Für Anleger, die auf Gewinne warten, ist das nur ein schwacher Trost.

Viele Marktexperten glauben dennoch an Tesla. Alexander Potter, Analyst bei Piper Sandler, senkte das Kursziel zwar nach den jüngsten Zahlen von 500 auf 450 Dollar, beließ das „Overweight“-Rating jedoch unverändert. Selbst das gesenkte Ziel entspräche noch einem Kurspotential von rund einem Viertel und einem Börsenwert von etwa 1,8 Billionen Dollar.

Potter senkte seine Schätzungen für den Gewinn je Aktie für die Jahre 2026 und 2027, vor allem, um die niedrigeren Margen im Energie- und Automobilsegment abzubilden. Gleichzeitig kürzte er seine Annahmen für regulatorische Emissionsgutschriften. Teilweise ausgeglichen werden diese Revisionen durch höhere Umsätze infolge von Marktanteilsgewinnen im Elektroautomobilmarkt sowie einem wachsenden Beitrag der Fahrautonomie-Software und höheren Margen im Servicesegment.

Im Zusammenhang mit Tesla kommt zunehmend ein weiteres Thema auf: Eine mögliche Verschmelzung mit SpaceX. Zu Beginn des Jahres hatte SpaceX schon den KI-Entwickler xAI von Elon Musk übernommen. Einem Medienbericht zufolge gehen viele Tesla-Mitarbeiter seit Langem davon aus, dass eine Fusion von Tesla und SpaceX irgendwann stattfinden wird – das Thema werde intern offen diskutiert. Gemeinsame He

Der F.A.Z.-Finanzen-Podcast

Wir reden über Geld. Im Podcast Finanzen & Immobilien sprechen wir jeden Dienstag über Vermögen, Vorsorge und Märkte.

rausforderungen bei Stromversorgung und Rechenkapazität hätten schon regelmäßig zu Kooperationen geführt. Wie weit diese Verflechtung am Ende reichen wird, bleibt abzuwarten.

Tesla bleibt eine der faszinierendsten und zugleich widersprüchlichsten Aktien der Welt. Die Vision ist groß, die Investitionsbereitschaft enorm. Doch die Quartalszahlen zeigen, dass zwischen Versprechen und Wirklichkeit noch eine erhebliche Lücke klafft. Wer auf die Zukunftsthemen vollständig autonomes Fahren, Robotaxi und Optimus setzt, braucht starke Nerven und einen langen Atem. Kurzfristig bleibt der Gegenwind real: sinkende Margen, negativer freier Mittelfluss, Aktienkurs im Minus. Langfristig bleibt Tesla eines der spannendsten Unternehmen der Welt – aber eben auch eines der teuersten.

Wer die Geduld aufgebracht hatte, wurde fürstlich belohnt. Auf Dekadensicht gehört Tesla zu den renditestarken Aktien der Börsengeschichte: Aus 10.000 Euro wurden mehr als 233.000 Euro. Das ist über zehn Jahre ein durchschnittliches Plus von 33 Prozent im Jahr – eine Rendite, die kaum ein anderer Wert im globalen Technologiesegment erreicht.

Doch die jüngere Kursgeschichte zeigt, wie holprig der Weg sein kann. Nach einem spektakulären Plus von 76 Prozent im Jahr 2024 folgte 2025 ein kleines Minus. Seit Jahresbeginn 2026 liegt die Aktie knapp elf Prozent im Minus, auf Sicht von zwölf Monaten steht immerhin ein Plus von acht Prozent zu Buche. Das erfolgreichste Jahr der Unternehmensgeschichte bleibt immer noch 2020, als Tesla-Aktionäre mit einem Plus von 612 Prozent belohnt wurden.

Aktienmärkte

Tief	52 Wochen Vergleich	Hoch	BörsenwertIn Mio. €Gesamt	Xetra
				26.8.26Schluss	27.8.2615.56 h	Veränd. in % seit		Div.	Div.-Rend.
						26.8.	30.12.25
			Dax	26285,96	26327,94	+0,2	+7,5
			Adidas ▲	150,70	153,05	+1,6	-9,5	$2,80^{1x}$	1,83
			Airbus SE (NL) ▲▼	206,10	203,25	-1,4	+2,6	$3,20^{1x}$	1,57
			Allianz SE ▲▼	451,70	447,80	-0,9	+14,7	$17,10^{1x}$	3,82
			BASF SE ▲	51,78	51,17	-1,2	+15,2	$2,25^{1x}$	4,40
			Bayer ▲	49,11	48,40	-1,4	+30,8	$0,11^{1x}$	0,23
			Beiersdorf	80,90	80,34	-0,7	-14,2	$1,00^{1x}$	1,24
			BMW St. ▲	57,68	59,08	+2,4	-36,6	$4,40^{1x}$	7,45
			Brenntag SE	60,56	60,08	-0,8	+21,2	$1,90^{1x}$	3,16
			Commerzbank	40,93	40,47	-1,1	+12,1	$1,10^{1x}$	2,72
			Continental	70,28	68,58	-2,4	+0,9	$2,70^{1x}$	3,94
			Daimler Truck Hldg.	47,08	46,94	-0,3	+25,8	$1,30^{1x}$	4,05
			Deutsche Bank ▲	34,63	34,75	+0,3	+5,0	$1,00^{1x}$	2,88
			Deutsche Börse ▲	286,90	289,50	+0,9	+29,4	$4,20^{1x}$	1,45
			Deutsche Post ▲	56,82	56,38	-0,8	+20,7	$1,90^{1x}$	3,37
			Deutsche Telekom ▲▲▼	28,93	28,03	-3,1	+1,3	$1,00^{1x}$	3,57
			E.ON SE	17,89	17,48	-2,3	+8,4	$0,57^{1x}$	3,26
			Fresenius M. C.	40,36	39,75	-1,5	-2,5	$1,49^{1x}$	3,75
			Fresenius SE	46,35	45,75	-1,3	-6,6	$0,00^{1x}$	0,00
			GEA Group	67,35	67,30	-0,1	+16,4	$1,30^{1x}$	1,93
			Hannover Rück SE	255,40	256,40	+0,4	-3,7	$12,50^{1x}$	4,88
			Heidelberg Materials	170,70	169,55	-0,7	-24,0	$3,60^{1x}$	2,12
			Henkel Vz.	76,36	75,18	-1,5	+8,0	$2,07^{1x}$	2,75
			Hochtief	424,60	425,40	+0,2	+26,2	$6,60^{1x}$	1,55
			Infineon Techn. ▲▲	55,19	56,97	+3,2	+51,0	$0,35^{1x}$	0,61
			Mercedes Benz Grp. ▲	44,64	44,93	+0,6	-25,2	$3,50^{1x}$	7,79
			Merck	138,65	138,20	-0,3	+12,7	$2,20^{1x}$	1,59
			MTU Aero Engines	365,70	363,80	-0,5	+2,4	$3,60^{1x}$	0,99
			Münchener Rück ▲▼	515,80	516,00	±0,0	-8,2	$24,00^{1x}$	4,65
			Qiagen (NL) ▲	37,34	37,51	+0,4	-8,3	$0,358^{1x}$	0,82
			Rheinmetall ▲▼	1138,80	1168,80	+2,6	-25,1	$11,50^{1x}$	0,98
			RWE	57,50	57,50	±0,0	+27,0	$1,20^{1x}$	2,09
			SAP SE ▲▲▼	180,02	187,52	+4,2	-10,0	$2,50^{1x}$	1,33
			Scout24 SE	80,15	81,30	+1,4	-5,2	$1,50^{1x}$	1,85
			Siemens ▲▼	288,10	286,35	-0,6	+19,7	$5,35^{1x}$	1,87
			Siemens Energy ▲▼	151,10	151,84	+0,5	+26,1	$0,70^{1x}$	0,46
			Siemens Health. ▲	39,26	39,00	-0,7	-13,2	$1,00^{1x}$	2,56
			Symrise	92,74	92,06	-0,7	+33,7	$1,25^{1x}$	1,36
			Volkswagen Vz ▲	72,42	73,80	+1,9	-28,7	$5,26^{1x}$	7,13
			Vonovia SE	19,73	19,77	+0,2	-19,4	$1,25^{1x}$	6,32
			Zalando SE	23,22	23,58	+1,6	-6,9	$0,00^{1x}$	0,00

	M-Dax		32521,35	32804,21	+0,9	+7,1
■	4206,95	Aixtron SE ■	36,77	37,08	+0,8	+114,3	$0,15^{1x}$ 0,40
■	2212,06	Aroundtown (L)	2,05	2,02	-1,3	-23,6	$0,08^{1x}$ 3,96
■	3486,78	Aumovio SE	35,10	34,85	-0,7	-18,8	$0,00^{1x}$ 0,00
■	7993,31	Aurubis	177,50	177,80	+0,2	+43,2	$1,60^{1x}$ 0,90
■	4907,63	Auto1 Group SE	22,40	22,14	-1,2	-18,9	$0,00^{1x}$ 0,00
■	4732,56	Bechtle ■	36,62	37,56	+2,6	-14,0	$0,70^{1x}$ 1,86
■	3155,17	Billinger SE	80,05	83,90	+4,8	-21,9	$2,80^{1x}$ 3,34
■	5784,00	CTS Eventim	59,25	60,25	+1,7	-23,2	$1,44^{1x}$ 2,39
■	11324,88	Delivery Hero SE	36,95	36,95	±0,0	+62,6	$0,00^{1x}$ 0,00
■	9635,90	Deutsche Lufthansa	8,05	8,02	-0,4	-4,6	$0,33^{1x}$ 4,12
■	1875,92	Deutz	12,01	12,29	+2,3	+44,6	$0,18^{1x}$ 1,46
■	15110,00	DWS Group	75,25	75,55	+0,4	+33,7	$3,00^{1x}$ 3,97
■	2309,74	Elmos Semicond. SE ■	133,00	134,60	+1,2	+38,8	$1,50^{1x}$ 1,11
■	8499,84	Evonik Industries	18,55	18,24	-1,7	+36,5	$1,00^{1x}$ 5,48
■	4165,29	flatexDegiro	36,88	37,82	+2,5	+2,9	$0,30^{1x}$ 0,79
■	5968,85	Fraport	65,65	64,55	-1,7	-7,7	$1,00^{1x}$ 1,55
■	2860,75	freenet ■	24,36	24,06	-1,2	-18,0	$2,07^{1x}$ 8,60
■	2587,25	Fuchs SE Vz.	39,60	39,50	-0,3	+3,6	$1,23^{1x}$ 3,11
■	7788,89	Hella	70,10	70,10	±0,0	-15,1	$0,22^{1x}$ 0,31
■	10205,58	Hensoldt ■	87,26	88,36	+1,3	+20,4	$0,55^{1x}$ 0,62
■	2723,78	Hugo Boss	38,13	38,69	+1,5	+7,0	$0,04^{1x}$ 0,10
■	4886,00	Ionos Group SE ■	33,42	34,90	+4,4	+30,5	$0,00^{1x}$ 0,00
■	2292,96	Jenoptik ■	39,22	40,06	+2,1	+104,7	$0,40^{1x}$ 1,00
■	2867,39	K+S	16,23	16,01	-1,4	+28,9	$0,07^{1x}$ 0,44
■	5848,84	Kion Group	44,13	44,58	+1,0	-34,7	$0,62^{1x}$ 1,39
■	17135,56	Knorr-Bremse	106,10	106,30	+0,2	+11,7	$1,90^{1x}$ 1,79
■	3765,89	Krones	118,60	119,20	+0,5	-12,2	$2,80^{1x}$ 2,35
■	1202,80	Lanxess	14,17	13,93	-1,7	-20,9	$0,10^{1x}$ 0,72
■	3828,59	LEG Immobilien SE	49,72	49,82	+0,2	-20,0	$2,92^{1x}$ 5,86
■	8102,33	Nemetschek SE ■	65,00	70,15	+7,9	-24,4	$0,68^{1x}$ 0,97
■	9190,64	Nordex SE ■	38,40	38,80	+1,0	+33,2	$0,00^{1x}$ 0,00
■	20301,64	Porsche	43,25	44,57	+3,1	-2,3	$1,01^{1x}$ 2,27
■	4214,00	Porsche Hldg. SE	27,27	27,52	+0,9	-31,1	$1,51^{1x}$ 5,49
■	3840,81	Puma SE	25,00	25,95	+3,8	+16,4	$0,00^{1x}$ 0,00
■	7163,10	Rational	637,50	630,00	-1,2	-4,8	$20,00^{1x}$ 3,17
■	4802,50	Renk Group	47,60	48,03	+0,9	-10,4	$0,58^{1x}$ 1,21
■	4944,03	RTL Group (L)	32,10	31,95	-0,5	-7,3	$5,50^{1x}$ 17,21
■	3533,70	Salzgitter	58,15	58,80	+1,1	+46,5	$0,20^{1x}$ 0,34
■	9318,82	Sartorius Vz. ■	244,40	248,90	+1,8	+0,7	$0,74^{1x}$ 0,30
■	6850,41	Schaeffler	7,40	7,25	-2,0	-13,3	$0,30^{1x}$ 4,14
■	2620,20	Siltronic ■	79,35	79,40	+0,1	+62,4	$0,00^{1x}$ 0,00
■	1383,96	Suss MicroTec SE ■	69,20	72,40	+4,6	+85,0	$0,04^{1x}$ 0,06
■	2481,88	TAG Immobilien	13,04	13,04	±0,0	-1,4	$0,40^{1x}$ 3,07
■	32149,51	Talanx	124,00	124,50	+0,4	+9,4	$3,60^{1x}$ 2,89
■	9169,89	thyssenkrupp	14,46	14,73	+1,9	+58,8	$0,15^{1x}$ 1,02
■	5691,72	TKMS	91,00	89,60	-1,5	+35,6	$0,00^{1x}$ 0,00
■	19140,00	Traton SE	38,40	38,28	-0,3	+25,5	$0,93^{1x}$ 2,43
■	3668,73	TUI	7,27	7,23	-0,6	-19,5	$0,10^{1x}$ 1,38
■	5057,28	United Internet ■	25,38	26,34	+3,8	-4,8	$0,50^{1x}$ 1,90
■	4670,27	Wacker Chemie	89,80	89,55	-0,3	+29,1	$0,00^{1x}$ 0,00

Prime Standard

Frankfurt	26.8.Schluss	27.8.15.56 h
1&1	22,40	22,15
11 88 0 Solutions	1,80	1,97
3U Holding	0,942	0,942
ad pepper media (NL)	2,44	2,56
adesso SE	57,70	57,80
Adler Group (L)	0,12	0,127
All for One Gr. SE	67,80	67,80
Allane SE	12,50	12,00
Alzchem Group	161,40	161,30
Amadeus Fire	21,20	21,10
Arzneiwerk Vida	-	-
Asta Energy Sol. (A)	53,60	59,40
Atoss Software SE ■	95,70	100,00
Aumann	14,80	14,40
Basler	23,95	23,30
Bastei Lübbe	6,62	6,68
Baywa	8,96	9,22
BayWa vNA	2,66	2,65
BB Biotech N (CH)	60,40	60,00
Befesa (L)	36,45	36,70
Bertrandt	8,94	9,28
bet-at-home.com	3,30	3,31
Bike24 Holding	2,34	2,20
Biofrontera	2,29	2,31
Borussia Dortmund	3,23	3,23
Brain Biotech	2,76	2,73
Branics Group	0,766	0,742
Brockhaus Techno.	21,40	21,20
Cancom SE ■	21,40	22,05
Carl Zeiss Med. ■	31,56	31,12
Ceconomy	3,96	3,99
Cewe Stiftung	102,20	102,40
Cherry SE	1,17	1,15
Data Modul	27,40	27,40
Delticom	2,16	2,20
Demire Real Est.	0,388	0,362
Dermapharm Hldg. SE	40,25	39,85
DMG Mori	46,90	47,10
Douglas	7,93	7,94
Drägerwerk St.	84,60	83,80
Drägerwerk Vz ■	111,00	112,00
Dt. Beteiligungs	20,95	20,85
Dt. EuroShop	18,12	18,22
Dt. Konsum REIT	1,35	1,35
Dt. Pfandbriefbank	3,31	3,40
Dürr	17,80	17,82
Eckert & Ziegler SE ■	13,16	13,17
Edag Engineering (CH)	3,18	3,09
Einhell Germany	73,80	73,80
Electrovac	8,41	8,16
Eleving Group (L)	-	-
ElringKlinger	5,52	5,39
elumeo SE	2,20	2,26
Evotec SE ■	3,32	3,39
Fabasoft (A)	16,40	16,75
Fielmann Grp.	38,65	39,55
First Sensor	52,50	53,50
Formycon	19,58	19,72
Fortec Elektronik	10,85	11,15
Fr. Vorwerk Gr. SE	69,75	73,00
Fuchs SE	34,55	33,95
Gerresheimer	25,32	25,40
Gesco	14,40	14,40
GFT Technol. SE	22,50	24,95
Global Fashion (L)	0,461	0,454
Grammer	10,00	10,30
Grand City Pr. (L)	9,31	9,22
Grenke	11,20	11,06
H2APEX Group (L)	0,952	0,95
Haier Smart Home (CN)	1,80	1,79
Hamborner Reit	4,35	4,32
Hamburger Hafen	21,60	21,60
Hapag-Lloyd	136,30	131,90
Hawesko Hldg. SE	16,55	16,40
Heidelberg Ph.	2,46	2,47
Heidelberger Druck.	1,45	1,49
HelloFresh SE	2,82	2,81
Henkel St.	70,60	70,50
hGears	0,79	0,765
Highlight Com. (CH)	0,618	0,618
Hoenle	7,88	7,90
HomeToGo SE (L)	0,90	0,898
Hornbach Hldg.	80,50	81,30
Hypoport SE	84,65	87,65
Indus Holding	34,95	36,65
init innovat. SE	45,40	45,90
Instone Real	7,50	7,50
Intershop Comm.	1,49	1,47

InTiCa Systems SE	1,55	1,55
IVU Traffic Tech.	25,00	24,30
Jost Werke SE	60,50	61,80
Jungheinrich	25,58	25,58
Knaus Tabbert	11,76	11,54
Koenig & Bauer	8,67	8,65
Kontron (A)	22,26	22,10
KSB SE St	918,00	922,00
KSB SE Vz	829,00	882,00
KWS Saat SE	77,10	77,90
Leifheit	13,05	13,20
Logwin (L)	268,00	266,00
LPKF Laser&Elec. SE	13,30	13,80
Masterflex SE	14,20	14,20
MBB SE	186,40	183,80
MediClin	5,40	5,30
Medios	10,78	10,76
Mister Spex SE	1,11	1,11
MLP SE	9,60	9,46
Multitude (CH)	5,90	5,74
Mutares	26,45	25,75
MVV Energie	30,10	29,80
Nagarro	77,75	78,10
NFON	3,32	3,39
Norma Group SE	19,96	19,82
Novem Group (L)	2,32	2,30
OHB SE	193,60	192,40
Ottobock SE ■	60,30	58,20
OVB Holding	18,80	18,80
paragon GmbH	1,59	1,59
Patrizia SE	7,36	7,45
Pentixapharm	1,83	1,83
PNE	7,27	7,37
ProCredit Hldg.	8,58	8,49
ProSiebenSat.1 SE	3,68	3,65
PSI Software SE	44,90	45,20
PVA TePla ■	29,44	29,80
PWO	22,20	22,20
Q.Beyond konv.	3,42	3,40
R. Stahl	12,50	12,50
Redcare Pharmacy (NL)	63,55	65,40
Rhön-Klinikum	14,60	14,40
SAF Holland SE	22,65	22,70
Sartorius St.	194,20	192,00
Schott Pharma	23,10	23,35
Secunet Security	174,20	178,20
Serviceware SE	14,30	14,45
SFC Energy	19,84	20,35
SGL Carbon SE	4,25	4,12
Shelly Group SE (BG)	62,20	61,80
Singulus Techn.	8,12	8,06
Sirma Group (BG)	0,676	0,74
Sixt SE St.	72,50	72,50
Sixt SE Vz.	61,10	61,00
SMA Solar Techn. ■	55,10	56,30
SMT Scharf	5,85	5,80
SNP SE	82,00	81,80
Softing	2,43	2,43
Springer Nature	20,10	19,46
Stabilus SE	17,10	17,22
Stratec	22,60	22,50
Ströer SE	39,22	39,22
Südzucker	12,78	12,64
Surteco Grp. SE	7,40	7,40
Syzygy	1,20	1,20
Takkt	2,69	2,82
TeamViewer SE ■	6,43	6,87
technotrans SE	27,80	28,70
thyssenkr. nucera	7,76	7,87
tonies SE (L)	11,52	11,72
Uniper SE	46,30	46,65
United Labels
Verbio SE ■	31,12	31,58
Villeroy & Boch	15,05	14,95
Vincorion SE	20,53	21,03
Viscom SE	5,52	5,72
Volkswagen St.	73,50	74,15
Voltatron	3,97	3,94
Vossloh	60,45	60,45
Vulcan Energy RL (AUS)	1,68	1,63
Wacker Neuson SE	22,70	22,75
WashTec	38,50	38,70
Westwing Grp. SE	12,75	12,85
Wüst. & Württ.	14,12	14,20
YOC	4,81	4,73
Zeal Network SE	42,70	42,70

Statistik (aus dem H-Dax)
ANZEIGE.

Tagesgewinner	Veränd. %	52-W.-Gewinner	Veränd. %
Nemetschek SE	+7,92	Verbio SE	+216,19
TeamViewer SE	+5,49	Aixtron SE	+188,22
Bilfinger SE	+4,81	Suss M. Tec SE	+173,00
Suss M. Tec SE	+4,62	Salzgitter	+163,44
Atoss Softw.	+4,46	SMA Solar	+144,15

Tagesverlierer	Veränd. %	52-W.-Verlierer	Veränd. %
Dt. Telekom	-3,11	Lanxess	-42,96
Continental	-2,42	Evotec SE	-42,82
E.ON SE	-2,26	Nemetschek SE	-41,00
Schaeffler	-2,03	Aroundtown	-38,32
Lanxess	-1,69	BMW St.	-33,97

Gehört. Verstanden. Überzeugt.

Dax im Jahresverlauf (Xetra)

Verlauf: 26327,94 52-W. Hoch/Tief: 26573,50/21863,81

Europäische Börsen Kurse in Euro

Frankfurt	26.8. Schluss	27.8. 15.56 h	CEZ Inh. (CZ) Christian Dior (F)	56,90 405,60	57,15 408,40
			Coloplast (DK)	60,92	60,10
AB Inbev (BE)	67,30	67,18	Compass Group (GB)	26,02	25,78
ABB N (CH)	84,76	85,50	Crédit Agricole (F)	18,95	18,51
Ahold Delhaize (NL)	31,02	30,87	Danone (F)	65,22	64,96
Air Liquide (F)	168,56	167,00	Danske Bank (DK)	50,06	49,66
Amadeus IT (E)	57,58	57,42	Dassault Systemes (F)	22,25	23,00
Anglo American PLC (GB)	49,57	49,10	Diageo (GB)	20,16	20,04
Antofagasta (GB)	48,38	46,73	DSM-Firmenich (CH)	95,22	93,54
ArcelorMittal (L)	64,42	64,00	Endesa (E)	42,09	42,17
ASML Hold. (NL)	1497	1500	Enel (I)	9,51	9,32
Assa-Abloy AB (SE)	31,97	31,95	Engie (F)	24,98	23,98
AstraZeneca (GB)	143,70	140,80	Eni (I)	22,93	22,82
Atlas Copco A (SE)	18,81	18,91	Equinor ASA (N)	35,38	35,60
Aviva PLC (GB)	8,63	8,38	Ericsson B fr (SE)	8,82	8,66
AXA (F)	43,75	43,28	Erste Group Bank (A)	125,00	125,60
BAE Systems (GB)	24,20	24,50	EssilorLuxottica (F)	159,85	157,10
Banco Santander (E)	12,74	12,63	Exor (NL)	71,70	71,90
BBVA (E)	25,00	24,96	Experian Group (JE)	35,00	34,60
BNP Paribas (F)	106,38	101,60	Ferrari (NL)	359,05	353,40
BP (GB)	6,06	6,11	Flutter Entertain. (IRL)	86,50	83,50
Brit. Am. Tobacco (GB)	49,44	49,01	Geberit N (CH)	621,40	625,80
BT Group (GB)	2,38	2,39	Generali (I)	43,66	43,80
Caixabank (E)	13,15	13,15	Givaudan N (CH)	3529	3461
Capgemini (F)	106,40	107,50	Glencore (JE)	6,97	6,91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52 Wochen Vergleich		Dividende	Helmaltbörse		Frankfurt
			26.8. Schluss	27.8. 15.56 h	27.8. 15.56 h	Ver. in %
	3M Co.	0,78$b	180,00	177,84	153,75	+0,4
	Alphabet Inc. A	0,22$b	342,00	340,36	292,35	-0,3
	Amazon.com	0,00$b	260,28	256,85	221,05	-0,6
	American Express	0,95$b	336,15	335,32	288,00	+0,2
	Amgen	2,52$b	440,34	436,95	373,40	-0,7
	Apple Inc.	0,27$b	313,45	311,87	266,60	-1,3
	Boeing Co.	2,06$b	212,09	209,85	179,90	-0,8
	Caterpillar Inc.	1,63$b	821,93	811,51	712,20	+2,6
	Chevron Corp.	1,78$b	200,21	198,67	171,70	-0,2
	Cisco Systems	0,42$b	112,36	112,00	96,24	-0,1
	Coca Cola Co.	0,53$b	90,08	89,23	76,55	-0,9
	Disney Co.	0,75$b	109,63	108,14	92,74	-3,0
	Goldman Sachs	4,50$b	1040,46	1046,49	893,40	-2,2
	Home Depot	2,33$b	334,85	331,54	286,95	-1,2
	Honeywell Intl.	0,70$b	220,67	218,34	187,14	+1,9
	IBM	1,69$b	229,87	235,01	199,22	+0,9
	Johnson & Johnson	1,34$b	270,00	264,94	226,35	-2,2
	McDonald's	1,86$b	266,93	263,91	226,30	-1,2
	Merck & Co.	0,85$b	153,10	150,23	129,52	-3,2
	Microsoft	0,91$b	496,37	498,34	426,85	+0,5
	Morgan (J.P.)	1,50$b	356,50	355,15	303,70	-0,9
	Nike	0,41$b	38,59	38,71	33,15	-0,4
	NVIDIA Corp.	0,25$b	209,66	223,54	192,22	+6,9
	Procter & Gamble	1,09$b	145,00	143,38	123,48	-0,8
	Salesforce Inc.	0,44$b	205,62	242,52	207,15	+17
	Sherwin Will.	0,80$b	348,66	345,71	298,30	-0,3
	Travelers Comp.	1,25$b	371,15	370,92	317,60	+0,7
	UnitedHealth	2,32$b	401,01	396,83	342,80	-0,4
	VISA	0,67$b	383,90	381,29	327,55	-0,7
	Walmart Inc.	0,25$b	104,34	103,10	88,87	-1,1

Wirksame Kommunikation ist ein Handwerk, das erlernt werden kann und bei dem jeder Schritt sitzen muss. Mit dem Espresso-Prinzip lassen sich Botschaften so verdichten, dass sie bei den Zuhörern ihre volle Wirkung entfalten – wie ein guter Espresso.
DAS ESPRESSO-PRINZIP Robert Steffen 240 Seiten - 28 Euro ISBN 978-3-96251-234-7 www.fazbuch.de - 0711-7899 2044 faz@kolibri360.de

GSK PLC (GB)	22,30	21,84
Heineken Hold. (NL)	68,15	68,05
Heineken N.V. (NL)	72,52	72,44
Hermilionmat. (F)	1550	1556
Hexagon B (SE)	9,09	8,98
Holcim N (CH)	77,10	78,00
HSBC Hold. (GB)	17,80	17,60
Iberdrola (E)	20,20	19,90
Inditex (E)	58,50	58,30
ING Groep (NL)	30,70	30,23
Intesa Sanpaolo (I)	6,87	6,78
Investor B (SE)	37,50	37,37
KBC Group (BE)	133,20	134,10
Kone (FI)	52,68	53,08
Kühne + Nagel N (CH)	237,70	230,10
L'Oréal (F)	391,00	383,15
Legrand (F)	136,65	138,20
Linde PLC (IRL)	423,80	415,60
London Stock Ex. (GB)	101,20	103,70
LVMH Moet Hen. (F)	454,25	447,25
Michelin (F)	34,72	35,10
National Grid (GB)	13,83	13,71
Naturgy Energy (E)	29,74	29,78
NatWest Group (GB)	8,12	8,06
Nestlé N (CH)	85,29	83,19
Nokia (FI)	8,90	9,00

Nordea Bank Abp (FI)	17,55	17,49
Novartis N (CH)	136,34	134,06
Novonesis B (DK)	59,68	61,20
Novo-Nordisk B (DK)	40,30	39,40
Orange (F)	15,77	14,93
Partners Group (CH)	779,20	796,60
Pernod Ricard (F)	67,26	62,80
Philips Electr. (NL)	23,40	22,97
Poste Italiane (I)	27,38	28,07
Prosus (NL)	38,27	38,03
Prudential (GB)	12,14	11,84
Publicis Group (F)	103,30	103,40
Reckitt Benckiser (GB)	60,60	59,52
Relx (GB)	30,56	30,30
Richemont (CH)	199,15	203,20
Rio Tinto (GB)	89,55	88,83
Roche PS (CH)	392,95	389,00
Rolls-Royce Grp. (GB)	18,15	18,16
Ryanair Holdings (IRL)	24,37	24,41
Safran (F)	343,00	349,70
Saint-Gobain (F)	82,32	80,40
Sampo OYJ (FI)	9,84	9,86
Sandvik (SE)	35,75	35,80
Sanofi S.A. (F)	78,26	77,21
Schneider Electr. (F)	299,00	299,75
Scott.&South. En. (GB)	28,30	28,30

Aktien-Indizes

SEB A (SE)	20,09	20,17
Shell (GB)	39,13	39,21
Sika N (CH)	205,80	204,30
Standard Ch. PLC (GB)	25,12	25,80
Stellantis (NL)	4,44	4,53
STMicroelectronics (NL)	41,93	44,47
Svenska Handelsbk. (SE)	13,14	13,31
Swedbank A (SE)	33,73	33,85
Swiss Life NA (CH)	983,00	976,00
Swiss Re N (CH)	150,00	150,35
Swisscom NA (CH)	680,00	665,00
Telefónica (E)	3,62	3,56
Telenor (N)	12,53	12,28
Tesco (GB)	5,35	5,40
Thales (F)	250,10	246,00
TotalEnergies (F)	75,21	75,11
UBS Group N (CH)	46,65	46,41
UCB (BE)	224,70	221,20
UniCredit (I)	86,06	84,70
Unilever PLC (GB)	55,97	55,04
Veolia Environnem. (F)	34,02	32,65
Vinci (F)	119,60	115,00
Volvo B (SE)	31,83	31,67
Wolters Kluwer (NL)	68,78	69,16
Zurich Insur. Grp N (CH)	637,00	629,40

Devisenmärkte

EZB-Referenzkurse	25.8.	26.8.
Australischer Dollar	1,6303	1,6241
Brasilianischer Real	6,0153	6,0055
Britisches Pfund	0,8555	0,8561
Chinese Yuan	7,8366	7,8422
Dänische Kronen	7,4753	7,4757
Hongkong-Dollar	9,1407	9,1463
Indische Rupien	111,2760	111,3475
Isländische Krone	141,4000	141,2000
Japanese Yen	185,7000	185,6200
Kanadier Dollar	1,6363	1,6377
Mexikanischer Peso	19,7632	19,7567
Neuseeland-Dollar	1,9547	1,9582
Norwegische Kronen	10,8920	10,8845
Polinscher Zloty	4,3055	4,2955
Rumánische Lei	5,2537	5,2568
Schwedische Kronen	11,0668	11,0785
Schweizer Franken	0,9361	0,9380
Singapur-Dollar	1,4814	1,4817
Südafänkanischer Rand	18,6450	18,5724
Thaïndischer Baht	38,1760	38,2100
Tschechische Kronen	24,0990	24,0830
Türkische Lira	56,0935	56,1481
Ungarische Forint	362,2800	360,1800
US-Dollar	1,1662	1,1669

Warenmärkte

52 WochenTief Vergleich Hoch		52 Wochen			26.8.Schluss	27.8.15.56 h	Veränd. in %26.8.31.12.
		Hoch	Tief
Deutsche Indizes
		3424,89	2941,66	FA.Z.	3405,08	3414,28	+0,27 +5,1
		26573,50	21863,81	Dax	26285,96	26327,94	+0,16 +7,5
		33547,52	26803,25	M-Dax	32521,35	32804,21	+0,87 +7,1
		4284,41	3322,31	Tec-Dax	4019,10	4077,81	+1,5 +12,6
		14059,97	11558,54	H-Dax	13916,32	13949,93	+0,24 +8,1
		19325,96	15592,82	S-Dax	18642,01	18890,81	+1,3 +10,0

Europäische Indizes
	234,95	194,52	F.A.Z.-Euro	232,19	230,69	-0,65	+9,3
	457,90	369,67	F.A.Z.-Euro Performance	452,60	449,68	-0,65	+11,7
	6577,20	5290,46	Euro Stoxx 50 (Europa)	6470,74	6432,57	-0,59	+11,1
	5572,96	4509,92	Stoxx Europe 50 (Europa)	5494,85	5443,92	-0,93	+10,7
	692,33	560,10	Euro Stoxx (Europa)	680,81	676,21	-0,68	+10,5
	663,41	543,17	Stoxx Europe 600 (Europa)	656,41	651,88	-0,69	+10,1
	2698,48	2201,02	S&P Euro 350 (Europa)	2669,43	2650,15	-0,72	+10,2
	1984,60	1574,74	Euronext 100 (Europa)	1937,01	1914,48	-1,2	+11,3
	1124,13	883,89	AEX Index (Amsterdam)	1107,76	1102,05	-0,52	+15,8
	2701,80	1948,59	Comp. Index (Athen)	2687,04	2669,18	-0,66	+25,9
	14660,81	10725,65	OMX Index (Helsinki)	13710,48	13766,00	+0,40	+11,6
	15204,92	10053,74	BIST 100 (Istanbul)	14610,92	14552,11	-0,40	+29,2
	1800,63	1325,41	OMXC 20 Ind. (Kopenhagen)	1649,95	1633,50	-1,00	+1,6
	20356,50	14646,00	IBEX 35 (Madrid)	20067,30	19922,20	-0,72	+15,1
	8755,03	7505,27	CAC 40 (Paris)	8462,39	8329,55	-1,6	+2,2
	14669,51	11867,89	SMI (Zürich)	14542,90	14360,38	-1,3	+8,2
Amerikanische Indizes
	54744,33	44948,16	Dow Jones (New York)	53463,88	53479,73	+0,03	+11,3
	30762,20	22841,42	Nasdaq 100 (Nasdaq)	29224,52	29384,56	+0,55	+16,4

Titel	aktuell	$\pm$ %
S&P GSCI Index (Spot)	699,58	+0,26
DAXglobal® Gold Miners	936,30	$\pm$ 0,0
American Gold Bugs (HUI)	866,15	-0,02
Gold, Spot (€/Unze)	3923,63	-0,55
Gold, New York ($/Unze)	4607,80	$\pm$ 0,0
Silber, NY ($/Unze)	67,89	-0,29
Kupfer, NY ($/lb)	6,56	-0,50

Münzen, Barren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k.A. = keine Angaben; gs = geschlossen; ■ = auch im Tec-DAX enthalten; ▲ = auch im Euro Stoxx 50 enthalten; N = auch im Stoxx Europe 50 enthalten; Die Dividenden sind die letztgezahlten Ausschüttungen in Landeswährung bereinigt um Kapitalmaßnahmen. Hochzahl hinter Dividende: Zahl der Ausschüttungen je Jahr; Dividendenrendite: Brutto-Dividendenrendite auf Basis der letztgezahlten Jahresdividende; Das 52-Wochen-Hoch/Tief wird berechnet auf Basis von Tageschoch- und -tiefkursen bereinigt um Kapitalmaßnahmen; Börsenkapitalisierung: Berechnung ausschließlich mit der relevanten Gattung; Dividendenrendite berechne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auf Basis von Verlaufs- bzw. Schlusskursen.

Schalterpreisein Euro	27.8.
	Ankauf	Verkauf
1 kg Gold	122793,00	128923,00
1 oz Krügerrand	3802,50	3982,00
1/2 oz Krügerrand	1901,00	2118,90
1/4 oz Krügerrand	950,50	1079,70
1/10 oz Krügerrand	380,00	437,90
1 oz Britannia	3802,50	4033,00
1/2 oz Britannia	1901,00	2118,90
1/4 oz Britannia	950,50	1079,70
1/10 oz Britannia	380,00	437,90
20 Mark	881,60	839,20
20 Fr. Vreneli	714,10	761,50
2 Rand	892,60	932,00
1 Österr. Dukat	419,90	453,00
50 Chile Pesos	1098,50	1207,50
1 kg Silber	1735,00	2378,55
1 oz Maple Platin	1350,00	2040,85

*=Vortag, Quelle: Degussa Goldh., Endkundenpreise

Haben gut zu tun: KI-Server auf einer Produktausstellung von Nvidia im Juni in Taipeh
Foto AFP

Der Immer-die-Hälfte-Trick klappt auch bei Nvidia

Die Anleger an den Finanzmärkten hocken neuerdings jedes Mal vor den Geschäftszahlen von Nvidia wie das Kaninchen vor der Schlange. Ein Trick kann ihnen helfen.

Von Daniel Mohr, Frankfurt

E s ist ein Ritual geworden: Jedes Mal vor den Quartalszahlen von Nvidia sind alle Marktberichte gespickt mit den Hinweisen, dass es am

Markt ruhig sei, eine gespannte Ruhe, weil eben die Quartalszahlen des wertvollsten Unternehmens der Welt veröffentlicht werden. So als sei die Welt danach eine andere. Das schafft sonst nur die US-Notenbank Fed vor ihren Sitzungen.

In der Tat ist Nvidia wichtig für die Märkte. Mehr als fünf Billionen Dollar der Anleger stehen im Feuer. So viel wie bei keinem anderen Unternehmen der Welt. Stürzte der Aktienkurs um 60 Prozent ab, wäre der Verlust der Anleger so hoch wie ein Komplettausfall aller deutschen Staatsschulden am Anleihemarkt – umgerechnet rund drei Billionen Dollar.

Unmöglich wäre solch ein Kurssturz nicht. Aber es gibt am Markt so etwas wie die „Too big to fail“-Regel. Es sitzen einfach zu viele Anleger im Nvidia-Boot. Das macht einen tiefen Absturz sehr viel unwahrscheinlicher, weil eben kaum jemand ein Interesse daran hat, mit solch einem Einschlag das Finanzsystem zu erschüttern.

Was die Anleger noch beruhigen kann: Nvidia ist das am besten analysierte Unternehmen der Welt. Eben weil dort fünf Millionen Dollar an Anlegergeld im Risiko stehen, haben alle Banken, Fondsmanager und Vermögensverwalter ein ganz besonderes Auge auf dieses Unternehmen. Der Blick auf die vergangenen Jahre zeigt daher auch: Die Kursausschläge nach den Quartalszahlen von Nvidia sind deutlich kleiner geworden. Waren im Jahr 2024 noch zweistellige prozentuale Kursausschläge üblich, wurden sie 2025 seltener. Mittlerweile heißt es: Extrem unvorhersehbare Kurssprünge seien auszuschließen.

Auszuschließen ist an der Börse natürlich gar nichts, aber die Investor-Relations-Abteilung von Nvidia, die für die Pflege der Anlegerbeziehungen zuständig ist, war natürlich nicht untätig und bereitet in zahlreichen Gesprächen mit wichtigen Investoren den Boden für den Moment der Zahlenbekanntgabe – so wie die Notenbank Fed auch die Märkte Wochen vorher schon behutsam auf die kommenden Entscheidungen vorbereitet.

Konkrete Zahlen unterliegen der Ad-hoc-Pflicht und Insiderregeln und dürfen nicht vorab weitergegeben werden. Die Meldungen im Lauf eines Quartals zu neu- en Aufträgen und sonstigen Entwicklungen sind indes meist eine gute Indikation.

Kursreaktionen ergeben sich dann stets aus der Relation von Erwartungen zum Ergebnis. Hier ist der Blick auf die Analysteneinschätzungen zu Nvidia ganz interessant: 79 von 82 beim Finanzdatenanbieter Bloomberg geführten Analysten raten zum Kauf der Aktie. Das ist eine ganz ungewöhnlich hohe Quote. Zwar neigen die Analysten von Banken und Finanzdienstleistern stets zu einer zuversichtlichen Grundhaltung. In Kombination mit einer Renditeerwartung für die Nvidia-Aktie von 48 Prozent für die nächsten zwölf Monate ist dieses Bild aber schon außergewöhnlich optimistisch – zumal für eine Aktie, deren Kurs sich schon vervierfacht hat in den vergangenen drei Jahren und mit fünf Billionen Dollar Börsenwert ohnehin im Neuland von Börsenbewertungen unterwegs ist. Diese hohen Erwartungen sind eine Bürde. Am Mittwochabend war sie nicht zu groß für Nvidia. Die Zahlen überzeugten.

Lediglich Jay Goldberg vom Analysehaus Seaport Global hatte zum Verkauf der Aktie geraten, dies allerdings schon seit mehr als einem Jahr gegen den Markt- und Aktientrend. Sein Kursziel von 100 Dollar musste er vergangenen November auf 140 Dollar erhöhen und im Juni auf 180 Dollar. Der Konsens der Analysten nannte vor den Zahlen 314 Dollar bei einem aktuellen Aktienpreis von 214 Dollar als Ziel.

Weitere große Kurssprünge wären für einen Titel, der sich mit einem Verhältnis aus Kurs zu Gewinn (KGV) von 22 in einem mittlerweile unterdurchschnittlichen Niveau für Techaktien eingependelt hat, ungewöhnlich. Der Nettogewinn von 58 Milliarden Dollar aus dem Vorquartal (bei 81 Milliarden Dollar Umsatz) erreicht schon Höhen, die sich nicht mehr so leicht nochmals verdoppeln lassen. Am Mittwoch wurden 60 Milliarden Dollar Quartalsgewinn bei 96 Milliarden Dollar Umsatz genannt.

Für alle Anleger, die rätseln, ob sie Nvidia-Aktien dennoch kaufen sollten oder lieber bestehende Positionen auflösen, bietet sich ein Vorgehen an, das die Psychologie oft anwendet, aber auch renommierte Fondsmanager nicht selten nutzen. Wer zum Beispiel mit sich ringt, ob er nun seine Nvidia-Aktien verkaufen soll, um damit die hohen Kursgewinne der vergangenen Monate oder gar Jahre zu realisieren, dem sei der Nimm-immer-die-Hälfte-Trick ans Herz gelegt. Wenn der Anleger die Hälfte seiner Aktien verkauft, kann er sich in jedem Szenario freuen. Steigt der Aktienkurs weiter, kann er sich freuen, die Hälfte seiner Position noch behalten zu haben, fällt der Kurs hingegen, ist immerhin die Hälfte der Position samt Kursgewinnen auf die sichere Seite gebracht worden.

Das Vorgehen kann sich genauso für diejenigen Anleger eignen, die über einen (erstmaligen) Kauf der Aktie nachdenken. Einfach die Hälfte der überlegten Summe investieren. Steigt der Kurs weiter, ist man so immerhin nicht mehr nur noch Zuschauer, sondern mit einem Teil investiert. Fällt der Kurs, ist ein Teil der liquiden Mittel immer noch verfügbar, um eventuell nachzukaufen. Oder sich weniger im Mittelpunkt stehenden Unternehmen der Branche zuzuwenden, wie es Infineon im Frühjahr widerfuhr.

Die Frage, ob ein Kurs steigt oder fällt, kann dem Anleger ohnehin niemand vorher beantworten. Oft wissen nicht einmal die Unternehmensmanager selbst, ihre Zahlen kennend, wie ein Kurs auf eine Mitteilung reagiert. Manchmal schaut die Börse mehr auf die Prognosen, manchmal mehr auf die realen Zahlen. Manchmal erfreut ein Aktienrückkauf, manchmal wird er als Ideenlosigkeit des Managements kritisiert. Am Mittwoch wurde der Fokus auf den zuversichtlichen Ausblick gelegt, und der Aktienkurs stieg im nachbörslichen Handel um gut fünf Prozent.

Was aber unzweifelhaft ist: Unternehmen in starken Marktpositionen, die regelmäßig und verlässlich wachsen, deren Börsenwert steigt unterm Strich. Und da Nvidia noch immer das Idealbild eines hochprofitabel wachsenden Unternehmens ist, kommen eben fünf Billionen

Dollar Börsenbewertung zusammen. Ob der Trend intakt bleibt? Das weiß niemand. Nicht mal ein Hersteller von Lebensmitteln oder Medikamenten kann sicher sein, dass nicht morgen das Brot des Konkurrenten beliebter wird oder ein anderer Pharmakonzern bahnbrechende Forschungsergebnisse vorlegt. Das unternehmerische Risiko ist ein Wesenskern der Aktienbewertung.

Deswegen schwanken Kurse, und wegen des Risikos liefern Aktien unterm Strich als Anlagegattung höhere Renditen als risikoärmere Anlageklassen. Und dieses Risiko trägt jeder Anleger für sich allein. Im Falle von Nvidia immerhin mit besonders vielen Gleichgesinnten. Aber ähnlich vielen Gegnern. Am Dienstag wechselten an der Nasdaq 26 Milliarden Nvidia-Aktien den Besitzer. Die vielen Millionen Käufer setzten vor den Zahlen auf steigende Kurse, die vielen Millionen Verkäufer halten die Aktie für ausgereizt. Mit dem Hälfte-Trick kann sich der Anleger auf beide Seiten schlagen.

Der Zinsanstieg hinterlässt Spuren am Aktienmarkt

Eintrübungen bei Einzelaktien mahnen zur Zurückhaltung / Technische Analyse / Von Achim Matzke

Der Anstieg der Anleiherendite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Japan, Großbritannien und in der Eurozone hat zuletzt an Dynamik gewonnen. Hierfür ist eine Kombination mehrerer Einflussfaktoren verantwortlich: die erhöhten Inflationserwartungen, mögliche weitere Leitzinsanhebungen durch verschiedene Notenbanken, hohe Teilfinanzierung des KIBooms mithilfe von Anleihen und besonders die unsolide Haushaltspolitik der Regierungen in den USA, Japan und Großbritannien sowie in Teilen der EU.

Das Zins- und Renditeniveau ist und bleibt einer der wichtigsten Einflussfaktoren an den Aktienmärkten. Deshalb darf es nicht überraschen, wenn zinssensitive Branchen, die oft noch hohe Schuldenquoten in ihren Bilanzen aufweisen, bereits mit Gegenwind zu kämpfen haben. Bei dieser Aufzählung sollten deshalb die Sektoren Immobilien und Bau, einschließlich Bauzulieferer, einige Versorger sowie Retail- und Konsum-Titel im Fokus stehen. Hier mahnen technische Eintrübungen bei Einzelaktien, wie aus dem Euro Stoxx 50 bei Ahold Delhaize und aus dem Dax bei Heidelberg Materials und Vonovia bereits zur Zurückhaltung.

Die erhöhten Energiepreise und die Verunsicherung aufgrund der militär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en sorgen mit dafür, dass sich die Konsumenten in vielen Ländern eher zurückhalten. Das zeigt sich zuletzt nicht nur bei der Berichterstattung von Luxusgüter- und Sportartikelherstellern, sondern auch beim Kerngeschäft von Einzelhändlern.

Der im Euro Stoxx 50 enthaltene Lebensmittelhandelskonzern Ahold Delhaize aus Zaandam bei Amsterdam war im Jahr 2016 aus der Fusion der niederländischen Koninklijke Ahold und der belgischen Delhaize Group entstanden, und aus diesem Merger entstand der größte Lebensmittelhändler an der US-Ostküste. Aus technischer Sicht befindet sich der Titel seit 2015 (Kurse um 11,80 Euro) in einer übergeordneten moderaten Hausse-Bewegung, wobei der zentrale elfjährige Hausse-Trend bei 30 Euro liegt. Innerhalb dieses Trends steckte die Aktie von 2022 bis Ende 2024 in einer mittelfristigen Konsolidierung (Aufwärtsdreieck mit der Widerstandszone um 31,90 Euro bis 32 Euro, wobei diese jetzt als Unterstützungsszone arbeiten sollte).

zum Jahresanfang 2026 eine Trading-Top-Formation. Zuerst traten bei Ahold Delhaize Gewinnmitnahmesignale und technische Eintrübungen auf. Zuletzt folgten technische Verkaufssignale (Rutsch von oben nach unten durch die 200-Tage-Linie), wobei mit Kursen um 31 Euro die alte Unterstützungszone (31,90 Euro bis 32,00 Euro) nicht verteidigt werden konnte. Die Dynamik der technischen Eintrübung ist aktuell so ausgeprägt, dass die Gefahr besteht, dass auch der elfjährige Hausse-Trend in den nächsten Wochen insgesamt nicht verteidigt werden kann. Bei Ahold Delhaize ist aktuell eine defensive Haltung sinnvoll, wobei sich der Titel bei Investoren mit einem Bezug zum Euro Stoxx 50 zur Untergewichtung und ansonsten zur Liquiditätsbeschaffung anbietet.

Diese Konsolidierung wurde zum Jahreswechsel 2024/2025 mit einem Kaufsignal zum Investieren verlassen und der Titel ist bis auf die neuen Allzeithochs um 42,50 Euro gestiegen. Dort ergab sich

Heidelberger Materials: Technische Eintrübung

*Skala logarithmisch/Quellen: LSEG; Matzke-Research / F.A.Z.-Grafik: nav.

Heidelberg Materials AG (früher Heidelberger Zement AG) gehört zu den führenden Baustoffkonzernen mit einem Fokus auf die durchaus energieintensive Produktion und den Vertrieb von Asphalt, Transportbeton, Zement und Zuschlagstoffen. Die internationale Präsenz inklusive eines starken Standbeins in den USA entstand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auch durch Akquisitionen wie im Jahr 2007 die 14 Milliarden Euro schwere Übernahme des britischen Konkurrenten Hanson. Aus technischer Sicht startete im Jahr 2022 – nach vielen Jahren mit einer Seitwärts- bis Abwärtsbewegung – ausgehend von 38,70 Euro eine neue, von mehreren Investment-Kaufsignalen geprägte Aufwärtsbewegung.

Diese führte in den Folgejahren in einem idealtypischen Haussetrend zu einer technischen Neubewertung und neuen Allzeithochs bei Notierungen um 241,80 Euro (Jahresbeginn 2026).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mittelfristig deutlich überkauften Lage folgten zuerst Gewinnmitnahmesignale und danach mit dem Rutsch durch den beschleunigten Haussetrend und durch die 200-Tage-Linie Verkaufssignale. Seitdem befindet sich der Titel in einer technischen Gegenbewegung auf die vorherige Neubewertung. Da die technische Gesamtlage auf eine zeitliche (und eventuell auch räumliche) Ausweitung dieser Gegenbewegung und damit auf eine Fortführung der aktuellen relativen Schwäche zum Dax hindeutet, ist bei diesem Titel zunächst eher Zurückhaltung angebracht.

Steigende Leitzinsen und anziehende (Anleihe-)Renditen – und in Deutschland zuletzt noch in Kombination mit der politischen Diskussion über mögliche Enteignungen bei Wohnungsbaukonzernen – sorgen bei Immobilienaktien für technischen Gegenwind. Einerseits sorgen steigende Zinsen dafür, dass das ein oder andere Bauprojekt sich eventuell nicht mehr rechnet und andererseits werden Anleihen – gegenüber vielen Immobilienaktien mit ihrem Charakter als stabile Dividendenzahler – attraktiver.

Diese Entwicklung findet sich sowohl beim Dax-Konzern Vonovia als auch beim M-Dax-Titel LEG Immobilien. Vonovia hatte ausgehend vom Allzeithoch bei 59,10 Euro (September 2020, Aufnahme in den Euro Stoxx 50) eine Baisse durchlaufen, die im März 2023 bei 15,30 Euro in einem Ausverkauf endete. Als Folge ging im September 2023 auch die Euro-Stoxx-50-Mitgliedschaft wieder verloren. Ausgehend von 15,30 Euro ergab sich eine Zwischenhausse bis auf Notierungen um 33,90 Euro (Jahreswechsel 2024/2025). Diese wurde im Sommer 2024 erst zur Seite und dann – begleitet von weiteren technischen Eintrübungen – in eine Abwärtsbewegung verlassen. Diese hat sich in den letzten Monaten – gegen die Gesamtmarkttendenz – zu einer Baisse ausgeweitet.

Einerseits sollte es überraschen, wenn sich ohne Beruhigung an den Anleihemärkten und ohne Klärung der politischen Diskussion hier eine (grundlegende) technische Verbesserung ergibt. Andererseits bedeutet dies aber auch – da ein Teil der Belastungen in das Kursniveau eingearbeitet sein sollte –, dass schon vorhandene Positionen in Vonovia eher ein „Halten“ mit einem strategischen Sicherungsstopp bei 15,00 Euro (leicht unterhalb des vorherigen Baissetiefs) als einen prozyklischen technischen Verkauf darstellen.

Der Autor ist Geschäftsführer der Matzke-Research GmbH.

Klingbeil lädt Unicredit-Chef zu Gespräch

BERLIN/FRANKFURT. Die Bundesregierung schaltet sich in das Übernahmeringen zwischen der Commerzbank und der italienischen Großbank Unicredit ein. Vizekanzler Lars Klingbeil (SPD) hat Unicredit-Chef Andrea Orcel für den 14. September zu einem Gespräch in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eingeladen, wie die Deutsche Presse-Agentur aus Regierungskreisen erfuhr. Es gehe darum, die Position der Bundesregierung darzulegen und in einen Austausch zu treten, hieß es. „Dies begleitet die Gespräche der beiden Banken, denen es weiterhin obliegt, in direkten Beratungen über den weiteren Weg zu sprechen.“

Die Einladung Klingbeils markiert einen Kurswechsel in der bisherigen Position der Bundesregierung. Noch im Juli hatte sie das Vorgehen der Unicredit als „aggressiv und feindlich“ bezeichnet und als „inakzeptabel“ abgelehnt.

Die Unicredit, die vor rund zwei Jahren bei der Commerzbank eingestiegen war, wirbt seit Langem um eine Übernahme des Frankfurter Dax-Konzerns und hat sich bereits den Zugriff auf fast 50 Prozent der Anteile gesichert. Der Bund, der die Commerzbank in der Finanzkrise mit Steuermilliarden vor dem Kollaps rettete, hält noch gut zwölf Prozent an der Bank und ist damit zweitgrößter Aktionär. Bei einer möglichen Übernahme kommt der Bundesregierung daher eine wichtige Rolle zu.

Die Bundesregierung hatte wiederholt betont, die Commerzbank habe für die Finanzieru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und des Mittelstands hohe Priorität und sei „als bedeutender Arbeitgeber zudem zentral für den Finanzstandort Frankfurt“. Das gelte es auch künftig sicherzustellen. „Die Bundesregierung wird daher weiterhin im Sinne des deutschen Mittelstands, des Finanzstandorts Frankfurt und der Beschäftigten handeln.“

Der Bund hatte bisher einen Verkauf seines Commerzbank-Anteils abgelehnt. Zuletzt gab es aber Spekulationen, wonach die Bundesregierung offen für einen Ausstieg sein könnte, sofern sich Commerzbank und Unicredit auf eine gemeinsame Strategie verständigen sollten.

Orcel sieht bei einer Übernahme der Commerzbank Potential für Milliardeneinsparungen. Er plant den Abbau Tausender Jobs und will das Auslandsnetz der Commerzbank beschneiden. Die Arbeitnehmervertreter der Commerzbank fürchten einen Kahlschlag.

Commerzbank-Aufsichtsratschef Jens Weidmann hatte jüngst gefordert, der Bund solle vorerst Aktionär bei der Commerzbank bleiben. In der aktuellen Phase ergebe es Sinn, „dass der Bund weiter Aktionär bleibt, um die Interessen des Standorts Deutschland aktiv zu vertreten“, sagte er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dpa

Signale für Zinserhöhung

BERLIN. Im Kampf gegen die hartnäckig hohe Inflation im Euroraum wird voraussichtlich eine weitere Zinserhöhung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EZB) fällig. Dies geht aus den am Donnerstag veröffentlichten Protokollen der jüngsten Zinssitzung der Notenbank vom Juli hervor: „Zwar bleiben die Entscheidungen von der Datenlage abhängig, doch dürfte eine weitere Zinsanhebung notwendig sein, sofern sich die Inflationsaussichten nicht erheblich verbessern sollten“, heißt es darin.

Einige Währungshüter merkten an, dass sie sich bereits auf der aktuellen Sitzung nicht gegen eine mögliche Zinserhöhung gesperrt hätten. Denn die seit der Sitzung im Juni eingegangenen Daten hätten Argumente für eine weitere Straffung der Geldpolitik untermauert. Der nächste Zinsentscheid der EZB steht auf einer auswärtigen Sitzung am 10. September in Berlin an. An den Finanzmärkten wird eine Erhöhung als sehr wahrscheinlich erachtet.

Die EZB hatte die Zinsen im Juni erstmals seit fast drei Jahren angehoben und auf der Sitzung im Juli pausiert. Die Währungshüter streben eine Inflationsrate von 2,0 Prozent an. Zuletzt lag diese bei 2,9 Prozent. EZB-Direktorin Isabel Schnabel hält ein höheres Leitzinsniveau für nötig. Sie verwies in einem Interview darauf, dass sich der Konflikt im Nahen Osten hinziehe und die robuste Wirtschaft der Eurozone Aufwärtsrisiken für die Inflation berge. Schnabel ist mit dieser Einschätzung im Führungskreis der EZB nicht allein: Mehrere Währungshüter halten nach Informationen der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den Zeitpunkt für eine weitere Zinserhöhung für gekommen. Reuters

Foto Cushman & Wakefield

So funktioniert die Dachverpachtung

wand und die langfristige Bindung der Fläche.

Teure Fernwärme

Von Hanna Decker

Die Bundesregierung ist zurück aus der Sommerpause. Nach einem zweitägigen Aufenthalt auf Schloss Neuhardenberg will sie mit frischem Elan in den Herbst starten. Was dabei neben dem Streit um die Rente mit 63 und der Spekulation um mögliche Wahlergebnisse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fast unterging: Das Kabinett hat sich in dieser Woche auch auf eine kleine Reform der Fernwärme geeinigt. Dass Bedarf besteht, darin sind sich fast alle einig. Nah- und Fernwärme sollen in Zukunft in Großstädten noch eine deutlich größere Rolle spielen und alte Öl- und Gasheizungen insbesondere dort ablösen, wo Wärmepumpen aus ästhetischen Gründen, aus Platzmangel oder aus Lautstärkegründen nicht zum Zuge kommen können. Doch während um die Jahrtausendwende herum auf Strom- und Gasmärkten Erzeugung und Vertrieb strikt vom Betrieb der Netze getrennt wurden, um Wettbewerb zu ermöglichen, hat sich die Politik bei Wärmenetzen anders entschieden: Bis heute agieren die Anbieter als lokale Monopolisten. Dadurch haben sie entsprechend geringe Anreize, den Kunden möglichst niedrige Preise anzubieten. Da Schwarz-Rot daran grundsätzlich nichts ändern will, doktert sie bloß weiter an den Symptomen herum: Auf einer Plattform müssen Anbieter verpflichtend ihre Preise und Tarifstrukturen anzeigen, die Preisaufsicht soll gestärkt werden. Ob die Fernwärme so wirklich attraktiver wird, steht in den Sternen.

Mieterstrom: In der Wohnsiedlung Drewitz in Potsdam sind großflächig Photovoltaikanlagen angebracht.
Foto dpa

Das Prinzip klingt einfach: Eigentümer lassen sich für das Aufstellen von Antennen oder Solaranlagen bezahlen. Doch mancher zweifelt an den Einnahmen.

Von Oliver Schmale, Stuttgart

Eigentümer von Immobilien denken oftmals in Quadratmetern: Wie viel Miete lässt sich aus Wohnungen, Büros oder Gewerbeflächen holen? Doch über ihren Köpfen schlummert oft noch eine weitere Einnahmequelle: das Dach. Wer Dachflächen verpachtet, kann zusätzliche, langfristig planbare Erträge erzielen. Gefragt sind die Flächen etwa bei Betreibern von Photovoltaikanlagen (PV) oder Mobilfunkunternehmen, die Standorte für Antennen und Masten benötigen. Aus ungenutzten Quadratmetern kann so ein kleines, lukratives Zusatzgeschäft werden.

Auf das Modell setzt nach eigenen Angaben das kommunale Wohnungsunternehmen Münchner Wohnen in der bayerischen Landeshauptstadt mit fast 75.000 Wohnungen. Der Vorsitzende der Geschäftsführung, Jörg Franzen, sagt: „Mit der Verpachtung geeigneter Dachflächen für Photovoltaikanlagen leisten wir einen wichtigen Beitrag zu unserem zentralen Klimaziel: der Reduktion der CO₂-Emissionen in unserem Gebäudebestand.“ Ziel sei es, 100 Prozent der geeigneten Dachflächen mit einer Photovoltaikanlage auszustatten.

Im Dachverpachtungsmodell zahlt der Photovoltaikbetreiber eine Pacht im Jahr und für die Spitzenleistung der Anlage (Kilowatt-Peak). Diese Pachtzahlungen nutzt das Wohnungsunternehmen, um die Gebäude so zu gestalten, dass entsprechende Anlagen installiert werden können. Das können Investitionskosten in die Statik oder die Elektroinfrastruktur der Gebäude sein. In fast allen Fällen, in denen eine Liegenschaft mit Photovoltaikanlagen ausgestattet sei, werde den Mietern Mieterstrom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Ein Großteil der Anlagen wird von den Stadtwerken München betrieben.

Der Vermögensverwalter MEAG der Versicherungsgruppen Munich Re und Ergo setzt gleichfalls als Investor auf Dachflächen. Deren Immobilienmanagerin Anja Vellen sagt: „Die erste größere Welle im Bereich Photovoltaikanlagen begann vor allem auf Logistik- und Industrieimmobili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ei das Interesse deutlich gewachsen, aufgrund steigender Energiepreise, einer besseren Wirtschaftlichkeit besonders beim Immobilienverkauf und zunehmender Nachhaltigkeitsanforderungen. „Diese ESG-bezogenen Ziele umfassen nicht zuletzt den Ausbau erneuerbarer Energien wie PV“, sagt sie. Die Buchstaben ESG stehen für Environmental, Social und Governance (Umwelt, Soziales und Unternehmensführung). Es ist der Standard für nachhaltiges und verantwortungsvolles Investieren am Finanzmarkt.

Photovoltaikprojekte stoßen nach der Erfahrung der Managerin in der Regel auf breite Zustimmung. Im professionellen Dachpachtmodell trägt grundsätzlich der Betreiber die Kosten für Planung, Genehmigungen, Statikprüfung, Bau, Wartung, Versicherung und Rückbau. Beim Eigentümer verbleiben die Risiken der eingeschränkt möglichen Dachsanierung, Koordinationsa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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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nen finanziellen Mehrwert sieht hingegen Viktor Grinewitschus, Professor für Energiefragen der Immobilienwirtschaft an der EBZ Business School in Bochum. Er verweist auf die Pflicht solcher Anlagen in vielen Bundesländern. „Die Verpachtung der Dachflächen bringt regelmäßig für die Unternehmen keinen Ertrag“, sagt er. „Das ist maximal eine Möglichkeit, den behördlichen Auflagen zur Solarpflicht nachzukommen, ohne wirklich Vorteile davon zu haben.“ Eine Schwierigkeit trete auf, wenn Dachflächen saniert werden müssten. Dann müsse die Anlage demontiert werden, was mit einem nicht unerheblichen Aufwand verbunden sei. „Umso ungünstiger, wenn die Wohnungsbaugesellschaft sich mit dem Pächter der Dachanlage abstimmen muss.“

Nach Angaben von Benedikt Leidorf vom Immobiliendienstleister Frank Immobilien liegt die Dachpacht bei einer Photovoltaikanlage in der Regel zwischen zwei und sechs Euro je Quadratmeter und Jahr. Entscheidend seien nicht nur Fläche, Ausrichtung, Verschattung und Statik. „Für uns zählt vor allem, wie viel Strom wir im Gebäude tatsächlich absetzen können, also welche Mieterstruktur und Auslastung wir dort haben“, sagt er. „Für viele Eigentümer liegt der größere Vorteil nicht in der Pacht, sondern in der besseren energetischen Qualität und Attraktivität des Gebäudes.“

Beim weiteren Ausbau des Mobilfunknetzes gewinnen Dachflächen zunehmend an Bedeutung. „Durch den Ausbau von 4G und 5G steigt der Bedarf an leistungsfähigen Standorten, insbesondere in dicht besiedelten Gebieten, wo Datenkapazitäten und Netzqualität stetig verbessert werden müssen“, sagt der Geschäftsführer von Eubanet, Axel Pfeffer. Das Unternehmen vermittelt Standorte für Mobilfunkmasten.

Abstände von 100 bis 150 Metern zwischen den Mobilfunkstationen eines Netzbetreibers in Großstädten seien keine Seltenheit. „Gleichzeitig sind geeignete Neubauflächen knapp, weshalb bestehende Gebäude zunehmend an Bedeutung gewinnen“, sagt Pfeffer. Heute überwiege oftmals das Interesse an einer guten Netzversorgung gegenüber einstigen Vorbehalten. Besonders gefragt seien hohe Gebäude in Städten, Gewerbeimmobilien, Logistikzentren sowie öffentliche Gebäude an strategisch wichtigen Standorten. Gleichzeitig bestehe in vielen ländlichen Regionen Bedarf, Versorgungslücken zu schließen und die Netzqualität entlang von Verkehrswegen weiter zu verbessern.

Im Markt bewegen sich die jährlichen Mieten für Dachstandorte für Mobilfunkstationen häufig zwischen etwa 3000 und 7000 Euro, in Einzelfällen auch darüber, berichtet Pfeffer. Landwirtschaftliche Flächen, auf denen kostspielige Funkmasten errichtet werden, liegen laut ihm deutlich darunter, im Mittel zwischen 1200 und 3500 Euro. Die Mieteinnahmen für solche Antennen unterscheiden sich damit deutlich voneinander.

H FRAGEN AN: Pierre Nolte, Cushman & Wakefield

„Unternehmen reduzieren die Mietfläche“

Über leere Büros, hohe Investitionen und Berlin als Ausnahmestadt

Sie vermitteln Immobilien für einen internationalen Dienstleister. In welcher Stadt läuft das Bürogeschäft wieder rund?

Berlin ist mit Sicherheit die positive Ausnahme in diesem Jahr. Das Neuvermietungsgeschäft zeigt dort den höchsten Anstieg unter den Großstädten. Auch München läuft im Jahr 2026 sehr stark und spürbar über dem Vorjahresniveau. In Hamburg haben wir eine stabile Nachfrage, die sich aktuell aber nicht in größeren Abschlüssen manifestiert. Der Büromarkt hat dor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etwas besser abgeschnitten. Und Frankfurt erholt sich von dem Ausnahmejahr 2025. Insgesamt aber bleibt das Büro die wichtigste Nutzungssart, und das Neuvermietungsgeschäft läuft stabil. Auch das Transaktionsvolumen entwickelt sich mit deutlichen Pluszeichen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Aber Leerstand gibt es doch überall? Das stimmt. Leere Büroflächen finden sich an fast allen Orten außerhalb der Innenstädte und außerhalb der Topgebäude. Das liegt am Trend der vergangenen Jahre: Unternehmen reduzieren weiter ihre Mietfläche, aber ziehen dafür meist in zentralere Lagen und bessere Gebäude. Da spielen auch Nachhaltigkeitsaspekte eine große Rolle. Dadurch steigt aber der Leerstand.

Die Innenstädte gewinnen, andere verlieren. Spaltet sich der Zwei-Klassen-Büromarkt weiter auf?

Je weiter das Bürogebäude von der Innenstadt weg steht, umso größer werden die Leerstände und umso schwieriger wird auch die Vermietung. Eine Ausnahme ist Berlin, weil die Stadt keinen klassischen Innenstadtbereich hat, sondern unterschiedliche Zentren. Die Technologiebranche zieht es eher in die zentralen Lagen im Osten der Stadt, rund um den Hackeschen Markt, Alexanderplatz und Media Spree. Traditionelle Büroflächen für Anwaltskanzleien und Berater sind eher im Westen.

Was wird dann aus den Büros, die nicht mehr gefragt sind?

Pierre Nolte leitet seit einem Jahr das Deutsch- landgeschäft des Immobiliendienst- leisters Cushman & Wakefield.

Darauf können wir unseren Kunden keine allgemeine Antwort geben. Ich muss mir jedes Gebäude einzeln ansehen. Dann schauen wir uns an, warum Nutzer die Büroflächen nicht mehr benötigen. Ist es lediglich eine fehlende Modernisierung, die durch Investitionen nachgeholt werden kann? Wenn strukturelle Schwierigkeiten aufgrund der Lage oder des Gebäudes vorliegen, ist zu prüfen, ob eine Umnutzung wirtschaftlich sinnvoll ist und die Lokalpolitik ein neues Nutzungskonzept mitträgt. Allerdings ist sowohl eine Modernisierung als auch eine Umnutzung im aktuellen Marktumfeld mit hohen Baukosten und nur moderaten Mieten verbunden. Abseits der Innenstadtlagen lohnt sich eine Sanierung oder ein Umbau in den meisten Fällen wirtschaftlich nicht. Das ist das Dilemma, das die Investoren gerade lösen müssen.

Lohnt sich das Vermieten von Büros dann nicht mehr?

Doch, es lohnt sich immer zu vermieten. Die Frage ist: Wie positioniert der Eigentümer sein Gebäude, um die bestmöglichen Vermietungsaussichten zu haben? Eine These lautet: Immer wenn ich das beste Gebäude mit der besten Technik und der nachhaltigsten Gebäudefstruktur habe, kann ich auf jeden Fall vermieten. Aber das ist nicht die Antwort, wenn ich zu viel Geld in die Modernisierung investiere.

Wann hat zuletzt eine Umnutzung von Büroflächen gut funktioniert?

In Düsseldorf ist das ehemalige Kennedydamm-Center mit rund 20.000 Quadratmetern zu Wohnungen umgebaut worden, in München entstehen am Campus am Tucherpark Wohnungen, und in Berlin-Kreuzberg wird der Markgrafenpark studentisches Wohnen und einen Hotelbetrieb anbieten. Auch in Berlin sollte ein neues Gebäude am Hauptbahnhof ursprünglich als Bürogebäude entstehen. Das haben wir in der Projektentwicklung in gewerbliches Wohnen umgewandelt, mit möblierten Kurzzeitvermietungen. Das funktioniert an dem Platz hervorragend.

Die Fragen stellte Jan Hauser.

Auch darüber lässt sich in Eigentümergemeinschaften debattieren: Wie oft sind die Pflanzen zu gießen?
Foto dpa

Kinderlärm sorgt für Konflikte

Kosten, Krach, Baumaßnahmen: Zum Streit kommt es schnell in der Eigentümer- gemeinschaft. Eine Hausverwaltung soll dann schlichten. Von Dirk Engelhardt, Eberswalde

Eine Wohnungseigentümergeinschaft ohne Streit dürfte wohl ein Ding der Unmöglichkeit sein. Und auch die Ursache, aus der die meisten Streitfälle entstehen, dürfte überall die gleiche sein: das liebe Geld. Wenn Eigentümer außerdem selbst nicht in ihren Wohnungen in einem Mehrfamilienhaus wohnen, nehmen die finanziellen Konflikte zu. Warum muss der Garten so aufwendig angelegt werden? Muss die Heizungsanlage wirklich schon erneuert werden? Kann die Dämmung des Flachdaches nicht verschoben werden?

Oft prallen unterschiedliche Interessen aufeinander. Und je höher die Investitionen, desto emotionaler werden die Debatten. Moritz Himmelreich, Geschäftsführer der Matera Hausverwaltung in Berlin, kennt solche Konflikte. Das Unternehmen wurde im Jahr 2017 gegründet und betreut mehr als 10.000 Wohnungseinheiten in Deutschland.

Himmelreich kann jedoch auch mit einem Positivbeispiel aus Berlin-Charlottenburg aufwarten. „Rund 20 Parteien in einem klassischen Berliner Altbau, denkmalgeschützt“, sagt er. In der Gemeinschaft entbrannte ein Streit darüber, ob alle gemeinsam die hohen Kosten tragen sollten, die aus einem Hausschwammbefall von zwei Wohnungen resultierten, darunter auch tragende Holzbalken.

Erst im vergangenen Jahr hat sein Unternehmen mit der Verwaltung dort begonnen. „Gerade die erste Zeit nach einer neuen Übernahme ist für die Verwaltung nicht ganz einfach, weil man die Eigentümer nicht kennt, nicht weiß, wie sie ticken, man muss sich in die ganze Buchhaltung einarbeiten“, sagt Himmelreich. Dann sei ein bauliches Thema schwierig. Ein enger Austausch mit dem Beirat und verschiedene Termine vor Ort haben zur Lösung geführt. Die Sonderumlage konnte beschlossen werden. „Die Gemeinschaft hat diese Kosten gemeinsam geschultert, weil wir viel kommuniziert haben“, sagt er.

In Deutschland gibt es rund zehn Millionen Eigentumswohnungen, organisiert in schätzungsweise mehr als 1,5 Millionen Eigentümergemeinschaften. Für viele Wohnungseigentümergemeinschaften ist es schwer geworden, überhaupt eine Verwaltung zu finden. Viele Hausverwaltungen beenden ihr Geschäft: Die Zahl der Hausverwaltungen ist von rund 24.000 auf 22.000 zurückgegangen.

Ein Grund für den Rückgang sind die Anforderungen an die Mitarbeiter. Früher galt die Arbeit in einer Hausverwaltung als typische Möglichkeit für Quereinsteiger. Heute sind die Anforderungen wegen vieler Gesetze und juristischer Streitfälle gestiegen. Eine Ausbildung ist nötig. Sie sollen Juristen, Kaufleute, Vermittler, Krisenmanager und Projektsteuerer in einer Person sein. Seit der Reform des Wohnungseigentumsgesetzes können Eigentümer auf einen zertifizierten Verwalter bestehen.

Heizkostenabrechnungen, Energieausweise, CO₂-Bepreisung, Legionellenprüfung, Dämmvorschriften, digitale Belegarchive, digitale Kundenportale und die Datenschutz-Grundverordnung: Das alles erfordert detaillierte Kenntnisse. Doch laut Branchenbarometer des Verbands der Immobilienverwalter Deutschland (VDIV) sind rund 70 Prozent der Hausverwaltungen überlastet.

Gerade kleineren Wohnungseigentümergemeinschaften fällt es schwer, eine Verwaltung zu finden. Das liegt an einer einfachen Rechnung: In einer Gemeinschaft von acht Eigentümern zahlt jeder 30 Euro im Monat für die Verwaltung und damit zusammen nur 240 Euro im Monat. Dafür findet sich kaum eine Verwaltung, denn auch die Löhne sind gestiegen. „Eine zerstrittene WEG mit fünf oder sechs Parteien, da finden Sie heute keine Verwaltung mehr“, sagt Himmelreich.

Zudem sortieren Verwalter nicht nur die Belege und verschicken einmal im Jahr eine Nebenkostenabrechnung. Hausverwaltern werden Werte in Millionenhöhe anvertraut. Machen sie Fehler, haften sie oft persönlich.

In einem Mehrparteienhaus kommt es schnell zu Schwierigkeiten, berichtet Himmelreich: „Das ist insbesondere der Kinderlärm, der von vielen Gemeinschaften stark kritisiert wird.“ Das bekämen sie stark zu spüren, auch weil mehr Menschen im Homeoffice arbeiten. Lösen lasse sich das kaum, da Kinder nicht geräuschlos spielen.

Der Anbau von Klimaanlagen, die eine Wohnanlage von außen verändern, sei mehr und mehr Thema. Manche Eigentümer bauen ohne Absprache mit der Gemeinschaft eine Klimaanlage an. Doch das ändere den Gesamteindruck der Immobilie.

Den Fachkräftemangel spürt Himmelreich ebenfalls, wenn er Handwerker beauftragen will. „Dass wir bei kleineren Arbeiten, wie früher, drei Kostenvoranschläge von Handwerkern einholen, das entfällt heute meist“, sagt er. Für größere Sanierungsvorhaben wie die Dämmung eines Hauses werden verschiedene Angebote verglichen. Wenn nur eine Tür erneuert wird, machen sie das nicht mehr.

Regelmäßig sei zu lesen, dass Hausverwaltungen Rücklagen entwendet haben. Das trage kaum zu einem guten Branchenruf bei. Es scheint relativ einfach zu sein, Rücklagen von Hauskonten auf private Konten umzuleiten. Himmelreich will hier mit Transparenz vorbeugen. „Wenn Beiräte üblicherweise Abrechnungen und Kontoauszüge nur einmal im Jahr sehen und prüfen, ist das nach unserer Meinung nicht gut“, sagt er. „Wir machen unsere Konten das ganze Jahr über transparent, sodass so etwas gar nicht erst passieren kann.“

Nach Angaben der Deutschen Energie-Agentur wurden rund zwei Drittel der Mehrfamilienhäuser in Deutschland vor 1979 errichtet und benötigen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erhebliche Investitionen in Energieeffizienz und Gebäudetechnik. Damit dürfte noch manche Auseinandersetzung auf Eigentümergemeinschaften zuk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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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HTECK

Abriss hinterlässt Schimmel beim Nachbarn

Wer sein Haus abreißen lässt und die gemeinsame Giebelwand ungeschützt der Witterung überlässt, muss dem Nachbarn die Folgeschäden ersetzen. Zwei Nachbarn bewohnten ein Doppelhaus mit gemeinsamer Giebelwand. Als ein Eigentümer seine Hälfte abreißen und durch einen Neubau ersetzen ließ, stand die freigelegte Wand wegen eines Baustopps rund fünf Wochen ungeschützt im Regen.

Die anschließend angebrachte Schutzfolie wurde während der Bauarbeiten wiederholt eingeschnitten und nie ordnungsgemäß wiederhergestellt. Im Nachbarhaus drang Feuchtigkeit ein, später bildete sich Schimmel. Ein Sachverständiger bezifferte den Sanierungsaufwand, den der Nachbar in Höhe von rund 8700 Euro einklagte.

Das Oberlandesgericht Düsseldorf bestätigte die erstinstanzliche Verurteilung und stützte sich auf die Grundsätze des nachbarrechtlichen Ausgleichsanspruchs. Dieser greift, wenn von einem Grundstück Einwirkungen ausgehen, die der Nachbar nicht dulden muss, aber auch nicht rechtzeitig abwehren kann. Auf ein Verschulden kommt es dabei nicht an. Es genügt, dass er als Störer für die Gefahrenquelle verantwortlich ist. Der Bauherr konnte sich deshalb nicht damit entlasten, dass er eine erfahrene Baufirma und einen Architekten beauftragt hatte.

Der Nachbar wiederum hatte die Durchfeuchtung nicht rechtzeitig erkennen und daher auch nicht unterbinden können. Ein Bauvorhaben endet somit nicht an der Grundstücksgrenze. Wer eine gemeinsame Wand freilegt, sollte sie unverzüglich abdichten und den Schutz auch während längerer Pausen sicherstellen (Oberlandesgericht Düsseldorf, Urteil vom 20. Juli 2026, Aktenzeichen 9 U 94/25).

Mieterin erhält Kündigung, weil sie die Tür nicht öffnet

Wer seinem Vermieter beharrlich den Zutritt zur Wohnung verwehrt, riskiert die Kündigung. Eine 88 Jahre alte Frau bewohnt seit den 1980er-Jahren eine Einzimmerwohnung in München. Die heutigen Eigentümer erwarben das Haus 2012, hatten die Wohnung jedoch nie vollständig gesehen.

Als sie um einen Besichtigungstermin baten, reagierte die Mieterin mit einer langen Mängelliste: ein veraltetes Bad, ein sich auflösender Teppich, ein defekter Wasserhahn. Bei einem vereinbarten Termin gewährte sie nur Einblick in Küche und Bad.

Beim nächsten Mal öffnete sie die Tür gar nicht. Auch eine Abmahnung blieb wirkungslos. Selbst nachdem ein Gericht sie zur Duldung der Besichtigung verurteilt hatte, blieb die Tür zu. Daraufhin kündigten die Eigentümer.

Die Mieterin hielt die Kündigung für unverhältnismäßig. Sie sei hochbetagt, krank und habe wenig Geld. Die Eigentümer hätten das Urteil vollstrecken lassen müssen.

Das Landgericht München bestätigte gleichwohl die Wirksamkeit der Kündigung. Wer ein vermietetes Haus kauft, darf sich ein Bild vom Zustand der Wohnung verschaffen. Das gilt erst recht, wenn die Mieterin Mängel anzeigt. Den Anlass für die Besichtigung habe sie mit ihren eigenen Briefen selbst geschaffen und den Zutritt dann über Monate vereitelt. Erst zu vollstrecken, verlangt das Gesetz nicht.

Das hohe Alter sowie die langjährige Mietdauer bezog das Gericht in seine Abwägung ein, beides entfalte jedoch keine Schutzwirkung bei dauerhafter und vorsätzlicher Pflichtverletzung. Wer Mängel rügt, sollte die Besichtigung nicht auf einzelne Räume beschränken. Aufgrund des angespannten Wohnungsmarkts räumte das Gericht der Mieterin eine Räumungsfrist bis Ende Januar 2027 ein (Landgericht München I, Urteil vom 18. März 2026, Aktenzeichen 14 S 8609/25).

Fiona Ruby ist Rechtsanwältin der Kanzlei Bethge in Hannover.

Wohnimmobilien

Fernwärme soll überwacht werden

Regierung setzt auf Sonderkündigungsrecht und Preisaufsicht gegen hohe Kosten

BERLIN. Mehr Haushalte in Deutschland sollen an Fernwärmenetze angeschlossen werden, zugleich soll Fernwärme günstiger und auch grüner werden. Das Bundeskabinett verabschiedete am Mittwoch die Eckpunkte für ein Gesetzespaket, das einen Ausgleich zwischen den Interessen von Kunden, insbesondere Mietern, und den notwendigen Investitionen in die Infrastruktur schaffen soll. Vorgesehen ist unter anderem die Einrichtung einer Preistransparenzplattform sowie einer Preisaufsicht für Fernwärmeanbieter.

Preise, Tarifstrukturen und Strukturparameter wie Größe und Wärmequellen des Netzes sollen einsehbar sein und jährlich aktualisiert werden. Die neue Aufsicht soll die Angemessenheit der Preise kontrollieren. Die Preissetzung auf dem Fernwärmemarkt gilt bislang als intransparent, zugleich haben Fernwärmekunden praktisch keine Möglichkeit, den Anbieter zu wechseln.

Die Position der Kunden soll dem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zufolge unter anderem mit einem Sonderkündigungsrecht gestärkt werden: Wenn ein Fernwärmenetz nicht im Einklang mit den Vorgaben des Wärmeplanungsgesetzes mit erneuerbaren Energien betrieben wird, kann ein Kunde kündigen. Voraussetzung ist, dass er auf eine grüne Alternativlösung, etwa eine Wärmepumpe, umstellt.

Zudem können Fernwärmekunden die Leistung des Anschlusses einfacher drosseln. Fernwärmeanschlüsse sind häufig überdimensioniert, etwa wegen ursprünglich zu großzügig geplanter Sicherheitsmargen oder nachträglicher energetischer Sanierungen. Verbraucher zahlen dann über den Grundpreis dauerhaft unnötig viel. Auf der anderen Seite sollen Versorgungsunternehmen die Preise einfacher erhöhen können, wenn sie in den Netzausbau oder in die Umstellung auf erneuerbare Energien investieren. Zudem soll es für Vermieter einfacher werden, Mietshäuser und -wohnungen auf Fernwärme umzurüsten.

So gilt bislang im Sinne des Kostenneutralitätsgebots, dass der Mieter anschließend unter dem Strich nicht mehr zahlen darf als zuvor. Künftig soll bei „erheblichen Investitionen des Vermieters (...) eine Mehrbelastung der Mieter von bis zu 0,50 Euro pro Quadratmeter zulässig“ sein, teilte das Ministerium mit. Zudem fallen auch „sich selbst versorgende Mieter“, also etwa in Wohnungen mit einer Gasetagenheizung, künftig unter das Kostenneutralitätsgebot: Ihre Anlagen können damit einfacher auf Fernwärme umgerüstet werden.

Der Verband kommunaler Unternehmen (VKU), dessen Mitglieder häufig Fernwärmenetze betreiben, begrüßte die Pläne. Damit „kann endlich Bewegung in den Ausbau der Nah- und Fernwärme kommen“, sagte VKU-Hauptgeschäftsführer Ingbert Liebing. Die erweiterte Preisaufsicht habe aber „einen bitteren Beigeschmack“. Auch der Fernwärmeverband AGFW äußerte sich zustimmend und verwies auf weiterhin nötige

Milliardeninvestitionen in die Infrastruktur.

Der Grünen-Abgeordnete Alaa Alhamwi begrüßte das Wärmenetzpaket grundsätzlich, befürchtet jedoch mögliche Nachteile für Verbraucher. „Wenn ein Gebäude auf Fernwärme umgestellt wird, dürfen Mietende dadurch nicht mit höheren Heizkosten belastet werden“, sagte er. Der Verband der Wohnungswirtschaft GdW sieht hier einen guten Ausgleich zwischen den Interessen von Vermietern und Mietern. Für Vermietende würden Klimaschutzinvestitionen erleichtert, „zugleich bleibt die Belastung der Mieter klar begrenzt“, sagte Verbandspräsident Axel Gedaschko. „Dieser Ausgleich zwischen Investitionsfähigkeit und Bezahlbarkeit ist richtig.“

Der Mieterbund hingegen befürchtet Kostenrisiken für Mieter. „Fernwärme ist schon heute die teuerste Heizoption für Mieterhaushalte“, sagte Mieterbundpräsidentin Melanie Weber-Moritz. Es brauche „konkrete Vorschläge zum Schutz vor hohen Kostensteigerungen für Fernwärmekunden“. Die Linken-Abgeordnete Violetta Bock kritisierte das Gesetzespaket als „fahrlässigen Freifahrtschein für Wärmenetzbetreiber“. Es öffne die Tür dafür, „Investitionskosten direkt an Verbraucherinnen und Verbraucher weiterzureichen“. Abzocke sei da vorprogrammiert. Das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argumentiert vor allem damit, dass perspektivisch auch die Preise für Fernwärme sinken, wenn mehr Haushalte an das Netz angeschlossen werden.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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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 der Abwehr von Strafecken braucht es mutige, schmerzresistente Kerle. Teo Hinrichs ist Teil der ersten Welle, die mit ihrer Leidensbereitschaft das deutsche Hockeyteam ins WM-Halbfinale trägt.

Von Alex Westhoff, Frankfurt

Körpereinsatz: Hinrichs trägt die volle Wucht des Balls, der ihm mit bis zu 130 Kilometern pro Stunde entgegenrast.

Foto Picture Alliance

F

ür Nicht-Hockeykundige wirkt der Ablauf einer Strafecke so: Da schießt einer den Ball volles Rohr in eine Menschenmenge vor dem Tor. Dass da nicht ständig jemand zu Schaden kommt! Schließlich kommen dem Schützen ja auch Abwehrspieler scheinbar wild ent- gegengestürzt, die mehr mit ihren Kör- pern denn mit den schmalen Schlägern die Schussbahn verstellen. In Wahrheit gibt es im Spitzenhockey keinen Bereich, der intensiver analysiert, beackert und ge- probt wird. In keinen fließen mehr Geh- irnschmalz und Trainingsfleiß. Mal Zen- timeterarbeit, mal Kreativarbeit, wenn di- verse Manöver und Varianten zur Täuschung des Gegners ersonnen werden.

Die Strafecke ist „offensiv wie defensiv oft spielentscheidend und nicht selten ausschlaggebend dafür, ob man ein Turnier gewinnt oder nicht“, sagt Jean-Paul Danneberg zur F.A.Z. Der Torhüter der deutschen Herren-Nationalmannschaft steht besonders im Fokus, wenn sich die Gegner für eine Strafecke am Schusskreisrand aufstellen.

16 Strafecken haben die deutschen Kontrahenten während der WM in Belgien und den Niederlanden bislang erhalten – nur eine Einzige führte zu einem Gegentreffer (im souverän 5:1 gewonnenen Auftaktspiel der Gruppenphase gegen Malaysia). Eine herausragende Quote und mitverantwortlich dafür, dass die Deutschen an diesem Freitagabend (20.30 Uhr, live und kostenfrei auf Magenta) im Halbfinale gegen Argentinien stehen.

Die besten Eckenschützen sind ausgewiesene Spezialisten. Sie werden in den Mannschaften gehegt und gepflegt, man gibt ihnen möglichst viel Spielzeit, auf dass sie auch auf dem Kunstrasen sind, wenn das Team eine sogenannte „kurze Ecke“ zugesprochen bekommt. In der Spitze dieses Sports widmet man sich aber auch mit ähnlich detailversessener Hingabe dem Thema Eckenabwehr.

Bei dieser besonders standardisierten Standardsituation versuchen vier Verteidiger nebst dem Torhüter, einen Gegentreffer zu verhindern. Auch dafür gibt es Spezialisten in den Teams, die enorm hartgesotten sein müssen, mutig, schmerzresistent, ja viele haben sich urmenschliche Instinkte, sich zu schützen, ein Stück weit abtrainiert. Wer sind diese Typen, die in der sogenannten ersten Welle dem Schützen entgegen sprinten? Oder neben dem Torwart auf der Linie stehen mit lapidarer Schutzausrüstung? Hinter vorgehaltener Hand sprechen manche in der Szene von „Suicide Runnern“.

Teo Hinrichs gehört zu den weltbesten unter diesen Gladiatoren des Hockey-sports. Seine Aufgabe bei der Eckenabwehr beschreibt er gegenüber der F.A.Z. so: „Es geht darum, wie ich mich am besten abschießen lassen kann. Wenn ich abgeknallt werde, habe ich alles richtig gemacht. Klingt wie ein Witz, ist aber keiner.“ Schon seit Jugendzeiten stellt sich der Außenverteidiger dieser undankbaren wie ungeliebten Aufgabe. „Die Mitspieler wissen, welch Scheißjob das sein kann, und feiern uns dafür ab“, so Hinrichs, der mit einer besonderen, für diese Funktion unerlässlichen Antrittsschnelligkeit gesegnet ist.

Auf 120 bis etwa 135 Stundenkilometer beschleunigen die besten Schützen den Ball. Geschützt ist Hinrichs vor diesen Geschossen nur mit gängigen Schienbeinschonern, die mit einer Extraschicht verstärkt worden sind, Tiefschutz, einer dünnen Gesichtsmaske und Eishockeyhandschuhen. Trifft der Schütze den Rausläufer oberhalb des Knies, wird wegen gefährlichen Spiels gepfiffen. Aufgeplatzte Wunden an den Schienbeinen und anderswo hat er schon mal erlitten. Ebenfalls sehr schmerzhaft und häufig sind „Treffer“ an den Füßen. Hinrichs und Co. haben schon unzählige davon kassiert.

„Angst? Nein, man ist in diesen Momenten in solch einem wichtigen Turnier voll mit Adrenalin. Zudem geht alles so schnell“, sagt Hinrichs. Dieser Tage bereitet sich das deutsche Eckenabwehrteam haarklein auf die beiden starken argentinischen Schützen (sechs Tore bei 28 Strafecken bei dieser WM) vor. Wie sie sich von deren Bewegungsablauf möglichst nicht täuschen lassen, welche Schritte sie machen sollen oder nicht machen dürfen. Denn klar ist: Sehr häufig wollen, ja müssen die Schützen buchstäblich durch die erste Welle hindurch, um die Wahrscheinlichkeit auf einen Torerfolg zu erhöhen.

Die Faustregel lautet: Der Torhüter deckt 50 bis 60 Prozent des Tores ab – die Mitte und seine (rechte) Schlägerseite; dementsprechend ist er schon positioniert. Für die etwa 40 verbleibenden Prozent des Tores sind die erste Welle (mitunter zwei versetzt zueinander laufende Spieler) zuständig – und der Mann auf der Linie. Dieser Job ist ebenfalls nur wagemutigen Charakteren vorbehalten. Zumal dort der Ball, besonders wenn bei einer Eckenvariante die Kugel per „Stecher“ bewusst abgefälscht wird, auch mal auf Kopfhöhe einschlagen kann – mit quasi null Reaktionszeit.

Die deutsche Hockeylegende Stefan Blöcher wurde einst im olympischen Halb-finale 1988 bei einer Strafecke – damals war eine Schutzausrüstung für Feldspieler unbekannt – böse am Kopf getroffen. Daraufhin wurde die damals noch geltende Regel geändert, dass auch hoch aufs Tor geschlagen werden durfte.

Die Härte der heute üblichen Schlenzbälle übertrifft die der damaligen geschlagenen Versuche. Für die Eckenabwehr gilt, auch als Selbstschutz, sehenden Auges in der Schussbahn zu sein. Die dünne Gesichtsmaske schützt nämlich kaum Seiten und Schläfen. Diese wären sehr gefährdet, folgte man dem normalen Reflex, sich im Angesicht eines entgegenfliegenden Hockeyballs wegzudrehen.

Der Hauptpreis für Rausläufer und Mann auf der Linie ist, den Schuss mit dem Schläger abzuwehren. Ein Gewinn ist aber auch, wenn die erste Welle am Körper getroffen wird – denn eine Wiederholungsecke ist besser als ein Gegentor. „Hut ab vor unseren Jungs. Ich finde es sehr beeindruckend, diese 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sagt Torhüter Danneberg.

Im Wissen, dass manche Schützen die Rausläufer regelrecht mürbe schießen. Also mehrere Versuche lang bewusst in Kauf nehmen, diese zu treffen, um deren Mut und Willen ein Stück weit zu reduzieren – was dann die entscheidende Lücke öffnen könnte. Ein Pokerspiel mit hohem körperlichem Einsatz.

Und ein Quell von Unbehagen für viele (Jugend-)Spieler und Spielerinnen, Trainer und Eltern am Spielfeldrand. Zwar sind die Schüsse bei Strafecken bei Kindern und Hobbyspielern natürlich weit weniger hart, aber auch deutlich unkontrollierter als bei den Profis. Was viele in der Szene unisono sagen und auch Teo Hinrichs, Deutschlands bester Laufbursche im Kugelhagel, findet: „Es passiert erstaunlich wenig.“

Das Träumen erkämpft

Die Schüsse, die im Training auf sie zufliegen, werden immer härter. Mit Respekt und ein wenig Angst weicht Torhüterin Rukhsar Sidqee beim Parieren zurück. Sie ist 21 Jahre alt, sehr wissbegierig und traut sich von Minute zu Minute mehr zu. „Fußball war schon immer in meinem Blut. Ich mag es, durch die Luft zu fliegen“, sagt Sidqee. Vor fünf Jahren ist sie über Portugal nach Deutschland geflüchtet, weil die Taliban in ihrem Heimatland Afghanistan die Macht übernommen haben.

Jetzt lebt sie in Deutschland ihren Traum, in dem ein freies Leben und die Gleichberechtigung der Frauen die wichtigsten Rollen spielen. Und der Fußball. Rukhsar Sidqee will unbedingt für ein Land spielen, dessen Frauenfußball-Nationalmannschaft im Exil bald wieder um Siege und Anerkennung kämpft.

Der turbulente Trainingstag, den Rukhsar Sidqee mit 15 weiteren Spielerinnen aus Afghanistan erlebt, sendet eine wichtige Botschaft. Ein Nationalteam, das lange Zeit nicht existieren durfte, wird wieder aufgebaut und will stellvertretend für alle antreten, die in Afghanistan unterdrückt werden. „Hab Vertrauen. Wenn du stehen bleibst, strahlst du Selbstvertrauen aus“, ruft Almuth Schult beim gemeinsamen Aufwärm- und Techniktraining.

Die langjährige Nationaltorhüterin engagiert sich im Auftrag des VfL Wolfsburg und dessen Hauptsponsor Volkswagen für Spielerinnen, d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hres sportlichen Traumes beraubt worden waren. Nach einem zähen Ringen erkennt der Fußball-Weltverband FIFA seit diesem Jahr eine Mannschaft an, die es aus Sicht der Taliban gar nicht geben sollte. „Wir haben drei Jahre lang dafür gekämpft“, erzählt Rukhsar Sidgee. Jetzt hofft sie auf einen Platz in einer neuen Nationalmannschaft, die im

In Wolfsburg trainieren afghanische Fußballspielerinnen, die es nach dem Willen der Taliban nicht geben sollte. Von Christian Otto, Wolfsburg

November ein Testspiel bestreiten wird. Austragungsort und Gegner sind noch offen. Wichtig ist, dass gespielt wird.

Im „Girl Power Summer Camp“, das Fußball-Aktivistin Khalida Popal in dieser Woche in Wolfsburg leitet, sind das Lachen, Dribbeln und Jubeln herrlich anzusehen. Im Schatten der VW-Arena geht es auf dem vorbildlichen Trainingsgelände um Spaß, um Ehrgeiz und auch um Politik. Die Spielerinnen sprechen, obwohl ihre Familien in Afghanistan darunter leiden könnten, bemerkenswert offen über die unzumutbaren Zustände in ihrer Heimat.

„Die Frauen in Afghanistan dürfen das Haus nicht verlassen, nicht in die Schule gehen und nicht miteinander sprechen.

Afghanistans Nationalteam Foto dpa

Das ist grausam“, erzählt Nazanin Salimi. Sie sah sich vor fünf Jahren auf dem Weg zu einem Stammplatz in der Nationalmannschaft, die es plötzlich nicht mehr geben durfte. Eine neue, sichere Heimat hat die zierliche Spielerin bei der DJK SSG Darmstadt gefunden. „Mein Ziel ist die Nationalmannschaft“, sagt Salimi. „Wenn ich Fußball spiele, dann vergesse ich alles Schlimme.“ Sie ist dankbar für die Momente, die ihr der Fußball schenkt – und denkt an ihre beiden Schwestern, die in Afghanistan leben. Mit einer der ehemals besten Torhüterinnen der Welt und einem internationalen Betreuerteam in Wolfsburg üben zu dürfen, macht die Spielerinnen aus Afghanistan glücklich. Sie leben mittlerweile in Deutschland,

Portugal, Dänemark, Griechenland und Großbritannien. Das einwöchige „Girl Power Summer Camp“ bringt junge Frauen zusammen, die im deutschen Vereinsfußball ihr Glück finden und unbedingt für ihr Land spielen wollen.

„Fußball spielen zu dürfen, ist ein Menschenrecht. Und wir wollen zeigen, was der Fußball verändern kann. Dieses Camp erinnert die Welt daran, wie es den Menschen in Afghanistan geht“, sagt Khalida Popal. Die ehemalige Nationalspielerin wird als Gründerin der Girl Power Organisation nicht müde, sich für Spielerinnen starkzumachen, denen nach ihrer Flucht aus Afghanistan die Chance genommen war, an einem offiziellen Spielbetrieb teilzunehmen.

Worum wird es in den nächsten Monaten und bei den nächsten Trainingscamps gehen? Einerseits winkt das große Ziel, dass sich Afghanistans Fußballfrauen aus dem Exil für die Olympischen Spiele 2028 qualifizieren. Diesen Versuch überhaupt unternehmen zu dürfen, ist wichtiger als die Frage, wie realistisch ein solcher sportlicher Erfolg überhaupt wäre. „Es geht hier nicht darum, zehn Plätze in der FIFA-Weltrangliste zu klettern, sondern dass diese Mannschaft überhaupt in der Weltrangliste steht“, sagt die langjährige Wolfsburgerin Almuth Schult. Die Mutter von vier Kindern hat ihre Karriere beendet und zeigt als Trainerin im „Girl Power Summer Camp“, wie einfühlsam sie mit jungen Spielerinnen arbeitet.

Als die von zahlreichen Kamerateams und Reportern begleitete Trainingseinheit beendet ist, übernehmen Schult und Popal das Spiel mit den Medien. Rukhsar Sidqee, Nazanin Salimi und ihre Mitspielerinnen dagegen wollen das Wolfsburger Trainingsgelände gar nicht verlassen. Sie schießen Elfmeter um die Wette, albern herum und genießen ihre Freiheit.

LIV leben oder sterben lassen

Was tun ohne das Geld der Saudis? Jetzt sollen die Golfstars Anteile an der defizitären Serie erwerben

FRANKFURT. Während die 30 besten Spieler der PGA Tour bis Sonntag in Atlanta bei der Tour Championship um den Fedex-Cup und insgesamt 40 Millionen Dollar (34,3 Millionen Euro) spielen, könnte der Kontrast zur einst so finanzstarken Konkurrenz kaum größer sein. Vor vier Jahren schien Geld bei LIV Golf praktisch keine Rolle zu spielen. Der saudische Public Investment Fund (PIF) finanzierte den Angriff auf die PGA Tour mit Milliarden, Weltklassepieler wurden mit Verträgen in dreistelliger Millionenhöhe abgeworben, bei jedem regulären Turnier gab es allein 20 Millionen Dollar (17,1 Millionen Euro) individuelles Preisgeld.

Inzwischen sieht die Golfwelt anders aus. LIV hat seine Saison bereits beendet. Die ursprünglich vorgesehene Team Championship in Michigan wurde gestrichen, das Turnier in Indianapolis am vergangenen Wochenende kurzfristig zum Finale – und dort wurde das individuelle Preisgeld auf 10,1 Millionen Dollar (8,7 Millionen Euro) fast halbiert. Der entscheidende Einschnitt kommt vom bisherigen Geldgeber. Mehr als fünf Milliarden Dollar (4,3 Milliarden Euro) soll der PIF seit 2022 in LIV investiert haben. Nach dieser Saison endet die bisherige Finanzierung. LIV braucht deshalb neues Kapital.

Scott O'Neil, der CEO von LIV Golf, verbreitet dennoch Optimismus und plant bereits bis 2030. Ein neuer Hauptinvestor sei gefunden und eine Vereinbarung vom Vorstand genehmigt. Den Namen des Investors und die finanziellen Bedingungen verschweigt LIV weiterhin.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soll Ted Goldthorpe von BC Partners hinter dem Angebot stehen. Abgeschlossen ist der Deal noch nicht. Reuters berichtet von einem „Non-binding Term Sheet“, einer nicht bindenden Grundsatzvereinbarung. Gesucht wurde zuletzt neues Kapital von 250 bis 350 Millionen Dollar (214 bis 300 Millionen Euro). Gleichzeitig wird drastisch gespart. Ein Großteil der weltweit mehr als 300 Mitarbeiter soll LIV verlassen. Auch Dienstleister warten offenbar auf Geld.

Die Produktionsfirma Fresh Tape Media fordert gerichtlich mehr als 1,2 Millionen Dollar (1,0 Millionen Euro), auch Mobii Systems Group hat LIV wegen ausstehender Zahlungen von mehr als einer Million Dollar (860.000 Euro) verklagt. Für eine Tour, die jahrelang mit scheinbar unbegrenzten finanziellen Möglichkeiten auftrat, ist das bemerkenswert. Doch LIV soll weiterleben. 2027 ist ein Neustart als „LIV Golf 2.0“ geplant. Statt bisher 14 Turnieren soll es nur noch zehn geben: fünf internationale „Team Majors“ und fünf „Signature Events“. Auch die exorbitanten Preisgelder dürften Geschichte sein. Berichten zufolge wird mit rund zehn Millionen Dollar (8,6 Millionen Euro) pro Turnier geplant. Entscheidend wird sein, ob die Stars dieses Modell mittragen. Jon Rahms Wechsel Ende 2023 soll ihm mindestens 300 Millionen Dollar (257 Millionen Euro) garantiert haben, häufig wurden rund 350 Millionen Dollar (300 Millionen Euro) genannt.

Berichten zufolge bestehen aus den langfristigen Verträgen von Rahm und anderen Stars noch erhebliche Verpflichtungen. Über ausstehende Zahlungen wird spekuliert; wie hoch diese tatsächlich sind und wann sie fällig werden, ist öffentlich nicht bekannt. Auch Bryson DeChambeaus Zukunft ist wichtig. Sein Vertrag läuft nach 2026 aus. Der zweimalige US-Open-Sieger ist sportlich und aufgrund seiner enormen medialen Reichweite eines der wertvollsten Aushängeschilder von LIV.

Das neue Geschäftsmodell soll den Spielern deshalb die Möglichkeit geben, Mehrheitseigentümer von LIV Golf zu werden. Aus garantierten Millionenverträgen plus Rekordpreisgeldern würde eine neue Gleichung: weniger Turniere, geringere Kosten und weniger Preisgeld, dafür Unternehmensanteile. Ob Spieler, die wegen garantierter Millionen zu LIV wechselten, Anteile an einer bislang hochdefizitären Liga als attraktiven Ersatz betrachten, ist offen. Ebenso, welchen Wert diese überhaupt besitzen.

LIV 2.0 muss erst beweisen, dass daraus ein tragfähiges Geschäftsmodell werden kann. Vielleicht wird aus LIV deshalb keine echte Konkurrenz zur PGA Tour mehr, sondern eine kleinere internationale Ergänzungsserie. Das wäre etwas grundlegend anderes als jenes Projekt, das 2022 die bestehende Ordnung des professionellen Golfs verändern sollte. Der Zeitpunkt könnte kaum symbolträchtiger sein. Während die PGA Tour in Atlanta ihren Fedex-Cup-Champion kürt, muss LIV nach vier Jahren nahezu unbegrenzten Geldausgebens beweisen, dass die Idee auch ohne saudische Milliarden funktioniert.

2022 fragte sich die Golfwelt, ob LIV Golf die PGA Tour in ihren Grundfesten erschüttern würde. Vier Jahre später lautet die Frage: Kann LIV ohne die Milliarden des saudischen Staatsfonds überhaupt überleben? Scott O'Neil sagt Ja und plant LIV Golf 2.0. Ausgerechnet Greg Norman, der die Serie als erster CEO aufgebaut und jahrelang verteidigt hatte, klingt inzwischen ganz anders. Er sei traurig und enttäuscht über die Entwicklung und würde LIV lieber ganz enden lassen, als die Serie langsam dahinsiechen zu sehen. Wer recht behält, dürfte sich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zeigen. WOLFGANG SCHEFFLER

Auftrag Heim-WM

André Rankel übernimmt DEB-Auswahl

MÜNCHEN. André Rankel ist neuer Eishockey-Bundestrainer der Männer. Der langjährige Nationalspieler und siebenmalige deutsche Meister mit den Eisbären Berlin wurde an seinem 41. Geburtstag offiziell vom Deutschen Eishockey-Bund (DEB) im SAP Garden in München vorgestellt. Rankel folgt auf Harold Kreis und soll die zuletzt erfolglose deutsche Auswahl zu einer erfolgreichen Heim-WM führen.

Für den gebürtigen Berliner, der seine gesamte aktive Karriere bei den Eisbären verbracht hatte, ist es die erste Position als Cheftrainer. Nach seinem Karriereende 2020 war Rankel zuletzt seit 2023 Assistenztrainer in der Hauptstadt. Seine ersten Spiele wird der Rekordtorschütze der Berliner beim Deutschland Cup in Düsseldorf vom 5. bis 8. November leiten, anschließend steht die Vorbereitung auf die Weltmeisterschaft in Düsseldorf, Mannheim und Gelsenkirchen an (13. bis 30. Mai).

Kreis, der zu Beginn seiner Amtszeit 2023 WM-Silber gewonnen hatte, war nach der verpatzten Weltmeisterschaft in der Schweiz freigestellt worden. Zuvor hatte die DEB-Auswahl auch bei Olympia in Mailand und der vorigen WM in Dänemark enttäuscht. sid

In Kürze

Sieg für tschechisches Duo

Das tschechische Duo Karolina Muchova/Jakub Mensik hat den Mixed-Wettbewerb bei den US-Open gewonnen. Die beiden Tennis-Profis setzten sich in dem Turnier, in dem eine Frau und ein Mann Seite an Seite spielen, im Finale gegen Belinda Bencic aus der Schweiz und ihren italienischen Partner Flavio Cobolli mit einem 6:3, 1:6, 10:6 durch. Alexander Zverev war mit seiner Partnerin Taylor Townsend (USA) bereits in Runde eins gescheitert. sid

Saison-Aus für Ansah

Für Deutschlands Top-Sprinter Owen Ansah (Hamburg) ist die Saison verletzungsbedingt vorzeitig beendet. Damit wird der 200-Meter-Europameister am Sonntag auch nicht beim ISTAF in Berlin an den Start gehen können. Ansah, der keine Angaben zu seiner Verletzung machte, hatte zuletzt bei der EM Bronze über die 100 Meter gewonnen, drei Tage später stürmte der 25-Jährige über 200 Meter zu Gold. Allerdings ist unklar, ob Ansah seine Medaillen behalten darf, da die Nationale Anti-Doping-Agentur (NADA) für ihn wegen eines mutmaßlich verweigerten Dopingtests eine Sperre von vier Jahren fordert. sid

Berlin-Marathon ohne Sawe

Weltrekordler Sabastian Sawe (31) hat seinen Start beim Marathon in Berlin (27. September) „schweren Herzens“ wegen einer Verletzung abgesagt. Genaue Angaben zu der Blessur machte der Kenianer nicht. Ende April war Sawe in London als erster Mensch die klassischen 42,195 km unter regulären Bedingungen in weniger als zwei Stunden (1:59:30) gelaufen. Vor einem Jahr hatte Sawe das Rennen in Berlin gewonnen. sid

Bobfahrer und Rodler vorne

Der Bob- und Schlittenverband für Deutschland (BSD) hat bei der für die Vergabe der Fördermittel relevanten PotAS-Analyse am besten abgeschnitten. Wie die zuständige Kommission am Donnerstag bei der Vorstellung des Berichts für den olympischen Wintersport 2026 in Berlin mitteilte, belegen dem BSD zugehörige Disziplinggruppen die ersten sechs Plätze der Rangliste. Auf Rang eins liegt „Bob Frauen“, dahinter folgen „Rennrodeln Frauen“, „Rennrodeln Männer“, „Bob Männer“, „Skeleton Frauen“ und „Skeleton Männer“. Letzte der 38 Disziplinggruppen wurde „Short-track Frauen“. sid

Schwindet der Einfluss des FC Bayern?

Im Sport ist der FC Bayern einflussreich wie lange nicht. Und sportpolitisch? Eine Spitze von Uli Hoeneß lässt vermuten, dass er sich um den Einfluss des Klubs sorgt. Aber muss er das überhaupt?

Von Christopher Meltzer, München

Wer hat hier noch was zu sagen? Die Bosse des FC Bayern – Dreesen, Rummenigge und Hoeneß (v.l.) Foto Picture Alliance / DFB

In der Arena des FC Bayern wird an diesem Freitagabend sehr wahrscheinlich der Mann, der früher der einflussreichste des deutschen Fußballs war, dem Mann begeg-

nen, der in diesem Sommer „den DFB übernommen“ hat. So zumindest hat Uli Hoeneß über Jürgen Klopp gesprochen, über den neuen Bundestrainer, der sich für das Auftaktspiel der Bundesliga in München angekündigt hat. Und damit hat der eine einflussreiche Mann dem anderen gleich gesagt, dass ihm, sosehr er ihn als Trainer schätzt, etwas nicht gefällt.

Die Kritik, die Hoeneß im Interview bei RTL und Sky geäußert hat, dreht sich darum, dass der Deutsche Fußball-Bund (DFB) Klopps Berater und Geschäftspartner Marc Kosicke „miteingekauft“ habe. Er sagte es so: „Mir kommt die ganze Geschichte vor wie ein Friendly Takeover. Klopp und Co. haben den DFB übernommen. Und das halte ich für falsch.“ Wie wichtig Hoeneß diese Kritik war, merkte man daran, dass er in dem Interview nicht auf den Fall Kosicke angesprochen worden ist, sondern ihn selbst angesprochen hat.

Ist Uli Hoeneß besorgt um den DFB? Oder ist er besorgt darüber, dass der DFB dem Einfluss des FC Bayern noch weiter entgleitet, als er das ohnehin schon ist?

So oder so muss sich Hoeneß nicht darum sorgen, dass der neue Bundestrainer seinen Verein vernachlässigt. In München wird sich Klopp nicht nur das Spiel anschauen, sondern sich davor oder danach auch mit den Protagonisten austauschen. Klar, als der frühere Trainer Borussia Dortmund wird Klopp für immer im Team Schwarz-Gelb sein. Doch er weiß, dass er mindestens für die nächsten Jahre auch zum Team Rot gehören muss.

Sportlich ist der Einfluss des FC Bayern unter dem Trainer Vincent Kompany nämlich so groß wie vermutlich seit Pep Guardiola nicht mehr. Das dürfte schon an diesem Freitag (20.30 Uhr/bei Sat.1, Sky und im F.A.Z.-Liveticker zur Fußball-Bundesliga) gegen den VfB Stuttgart wieder sichtbar werden. Doch selbst wenn die Bayern nicht mehr so gut sein sollten wie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selbst wenn sie das erste Spiel gegen gute Stuttgarter verlieren sollten, wäre es dennoch eine Sensation, wenn sie in der dritten Saison mit Kompany nicht das dritte Mal die Meisterschaft gewinnen würden.

Die sporttaktischen Fragen werden sich daher erst vor dem Start der Champions League stellen. Doch weil dieser erst in anderthalb Wochen ansteht, kann man sich auch mit Blick auf Hoeneß' Kritik am Klopp-DFB einer sportpolitischen Frage stellen: Wie steht es eigentlich um den Einfluss des FC Bayern im deutschen Fußball?

Als der DFB in diesem Sommer nach der Trennung von Julian Nagelsmann schnell mit Jürgen Klopp und dessen Berater verhandelte, standen Hoeneß und der FC Bayern an der Seitenlinie. Sie mussten dort mitansehen, wie der DFB-Präsident Bernd Neuendorf immer wieder mit dem Bundesliga-Präsidenten Hans-Joachim Watzke aus Dortmund auftrat.

Das war früher anders. Als Theo Zwanziger im Herbst 2004 zum geschäftsführenden Präsidenten des DFB gewählt wurde, hatte er das Gefühl, dass er sich schnell mit den Bossen des FC Bayern treffen sollte. Er reiste damals nach München. Und schon wenige Wochen später stellte sich diese Reise als sehr wertvoll heraus. Als im Januar 2005 der Manipulationsskandal um den Schiedsrichter Robert Hoyzer aufgedeckt wurde, hat Zwanziger mit der Hilfe von Hoeneß verhindert, dass der DFB-Pokal trotz des manipulierten Spiels wiederholt werden musste.

Es ist natürlich nicht nur Hoeneß gewesen, der einen großen Einfluss gehabt hat, sondern auch Karl-Heinz Rummenigge, der im internationalen Fußball ein weitreichendes Netzwerk aufgebaut hat. In der Bundesliga erzählt man sich die Geschichte, dass FCB-Rummenigge in Europa persönlich von Treffen zu Treffen reiste, während der BVB-Watzke noch den Vertreter seines Vertreters schickte. Rummenigge hatte erkannt, dass die Champions League der Wettbewerb ist, wo es das große Geld gibt. Und er hat den Zugang zu diesem Geld so mitgestaltet, dass der FC Bayern bis heute davon profitiert.

Jetzt, da Hoeneß und Rummenigge (der weiterhin einen guten Kontakt zu Watzke hat) immer noch mitreden, aber nur noch selten mitreisen, wird der FC Bayern von einem neuen Mann vertreten: vom Vorstandsvorsitzenden Jan-Christian Dreesen, der anders als Hoeneß und Rummenigge nie selbst für den FC Bayern gespielt hat, sondern nur für die Sportvereinigung Aurich.

Stellt man dem FC Bayern die Frage, wie es mit weniger Hoeneß und weniger Rummenigge um den Einfluss stehe, bekommt man diese Antwort: Man sehe sich in den Gremien der Bundesliga gut vertreten. Dem kann man erst einmal kaum widersprechen. Die Bayern sind in sieben von acht Bundesliga-Kommissionen mit dabei, nur in der „Kommission Nachhaltigkeit“ nicht. Dazu ist Dreesen, dessen Vertrag als Vorstandsvorsitzender in München in dieser Woche vom Aufsichtsrat verlängert wurde, nicht nur Mitglied im Bundesliga-Präsidium, sondern auch ohne Gegenstimme zum Vorsitzenden des Lizensierungsausschusses gewählt worden. Das sollte man nicht unterschätzen: Die anderen Profiklubs haben ihn als den Mann ausgewählt, dem sie, wenn es sein muss, den Einblick in ihre Geschäftszahlen gewähren müssen.

In der Bundesliga soll Dreesen sehr geschätzt sein, gerade auch von denen, die in den Diskussionen andere Positionen vertreten als er, etwa von Oke Göttlich, dem Präsidenten des FC St. Pauli. Es geht vielleicht nicht so weit, dass er

Everybody's Dreesen wäre, aber weit genug, dass in der Säbener Straße in München gesagt wird, dass der eigene Vorstandsvorsitzende sich in Frankfurt hier und da noch ein bisschen mehr für den FC Bayern einsetzen könnte.

Stellt man außerhalb Münchens die Frage, wie es um den Einfluss des FC Bayern stehe, bekommt man von verschiedenen Personen dieselbe Antwort: Er sei schon einmal größer gewesen. Und dass er vor allem unter dem Vorstandsvorsitzenden Oliver Kahn und dem Sportvorstand Hasan Salihamidžić verloren gegangen ist. Damals hatte auch Dreesen schon seinen Abschied angekündigt. Als sein Nachfolger Michael Diederich, der damalige Finanzvorstand des FC Bayern, sich dann 2024 ins DFL-Präsidium wählen lassen wollte, schaffte er das mit nur einer Stimme Mehrheit. Warum? Weil viele Bundesliga-Vertreter Team Dreesen waren.

Mit Dreesen sind die Bayern in der Bundesliga wieder beliebter geworden. Und Fußballfunktionäre, die nicht für den FC Bayern arbeiten, sagen, dass es dem FC Bayern ein Stück weit egal sein kann, dass er nicht mehr so einflussreich ist. Weil die nationalen TV-Einnahmen ein zu kleiner Teil seiner Gesamteinnahmen geworden seien. Und weil er durch seine Markenbildung und seine internationale Positionierung eine gewisse Unabhängigkeit von der Bundesliga erlangt habe.

Ist der FC Bayern too big to fail? Manche würden sogar so weit gehen. Doch selbst wenn man das nicht möchte, kann man auf die Frage, ob der größte deutsche Fußballklub möglicherweise Einfluss im deutschen Fußball verloren hat, diese Antwort geben: Er ist too big to care.

Schweres Erbe bei Manchester City

Neue Spieler, neuer Trainer, alte Taktik: Enzo Maresca soll bei Manchester City nahtlos an die erfolgreiche Ära seines Mentors Pep Guardiola anknüpfen. Doch die Herausforderungen sind groß. Von Marcus Erberich, Brighton

V on außen betrachtet hat Enzo Maresca einen undankbaren Job. Er soll bei Manchester City mal eben in die Fußstapfen von Pep Guardiola treten, der in zehn Jahren bei dem Premier-League-Klub 17 Titel gewonnen und den Fußball in England nebenbei taktisch revolutioniert hat. Die Nordtribüne des Stadions trägt seit dem Ende der vergangenen Saison seinen Namen; der Bau einer Statue ist längst in Auftrag gegeben. Und jetzt soll ohne ihn nach Möglichkeit alles so weiter laufen wie gehabt. Maresca selbst verwies deshalb vorsorglich auf Beispiele, wo vergleichbare Umbrüche eben nicht auf Anhieb gelungen sind: bei Manchester United nach der Ära Alex Ferguson, beim FC Arsenal nach Arsène Wenger. „Ich habe schon oft gesagt, dass ich Pep für den besten Trainer der Welt der letzten 20 bis 25 Jahre halte“, sagte der Italiener über seinen prominenten Vorgänger: „Es ist eine Herausforderung. Es ist schön. Es ist ein Privileg.“ Citys Klub-Führung traut ihm offenbar zu, die Mannschaft in den nächsten drei Jahren weiterzuentwickeln. Die Dienste des früheren Leicester- und Chelsea-Teachers waren dem Verein sogar umgerechnet rund 20 Millionen Euro Ablöse wert.

Für Maresca spricht dabei besonders, dass er in der Saison 2022/23 ein Jahr lang als Guardiolas Ko-Trainer gearbeitet hatte. Er gilt deshalb als quasi interne Nachfolgelösung. Doch der Saisonauftakt hätte besser verlaufen können. Mitte August verlor City das Endspiel um den Community Shield – Englands Supercup – gegen den FC Arsenal mit 0:3. Der Wettbewerb ist zwar weitgehend bedeutungslos, das deutliche Resultat war es nicht. Am ersten Premier-League-Spieltag besiegte City dann den AFC Bournemouth durch zwei spät erzielte Tore 2:1, konnte spielerisch aber wieder nicht überzeugen. An diesem Freitagabend steht nun das Auswärtsspiel bei Crystal Palace an.

Neue Glatze an der Seitenlinie: Enzo Maresca ist der Nachfolger von Pep Guardiola – nicht nur optisch. Foto EPA

Taktisch will Maresca Manchester City nicht neu erfinden. Er will darauf aufbauen, was Guardiola ein Jahrzehnt lang kultiviert hat: Dominanz durch Ballbesitz, ein kuratierter Spielaufbau und einstudierte Passfolgen vom Torwart bis zum Mittelstürmer. „Wahrscheinlich ist der Grund, warum sich der Verein für mich entschieden hat, dass sie ein ähnliches Konzept wie beim vorherigen Trainer erkennen können“, sagte er nach seiner Vorstellung. Allerdings wurde ihm bei seinen vorigen Stationen bisweilen angelastet, dass seine Teams zwar oft den Ball hatten, daraus aber zu wenig Torgefahr entwickelten. Bei einem Klub, dessen Ziel in England und Europa die Spitze ist, muss er sein System an diesem Punkt nachschärfen.

Das wiederum wird durch die Abgänge gestandener Spieler in diesem Sommer nicht einfacher. Besonders schwer wiegt der Wechsel des defensiven Mittelfeldspielers Rodri zum FC Barcelona. Unter Guardiola war dieser Schutzschild vor der Abwehr, zentrales Relais im Spielaufbau und Taktgeber beim Pressing in Personalunion. Als er wegen eines Kreuzbandrisses monatelang ausfiel, bezeichnete ihn Guardiola als „nicht zu ersetzen“. Auch der Kapitän und Spielmacher Bernardo Silva hat Manchester verlassen, er spielt jetzt bei Real Madrid. Auch er war ein Spieler, der den Charakter der Mannschaft über Jahre geprägt hat. Im Gegenzug hat City allerdings enorm viel Geld in die Hand genommen, um die Abgänge zu kompensieren. Wichtigster Zugang ist bislang der zentrale Mittelfeldspieler Elliot Anderson, für den der Klub umgerechnet rund 135 Millionen Euro an Nottingham Forest überwiesen hat. Der Dreiundzwanzigjährige soll das

Fehlen von Rodri kompensieren, auch wenn sein Spiel deutlich offensiver ist. Für den erst 18 Jahre alten Ayyoub Bouaddi – ebenfalls zentraler Mittelfeldspieler – zahlt City fast 100 Millionen Euro an LOSC Lille. Bei der Weltmeisterschaft im Sommer spielte er trotz seines jungen Alters eine Hauptrolle in der marokkanischen Nationalmannschaft. Perspektivisch könnte er zusammen mit Anderson Citys neue Schaltzentrale bilden.

Weitere Zugänge werden erwartet, bevor das Sommertransferfenster am 1. September schließt. Darum kümmern sich unabhängig von Guardiolas Abgang weiterhin Geschäftsführer Ferran Soriano und Sportdirektor Hugo Viana. Beide berichten an Khaldoon Al-Mubarak, der seit 2008 als enger Vertrauter des Eigentümers Scheich Mansour bin Zayed Al-Nahyan an der Spitze der Organisation steht. Viana ist in diesem Konstrukt der Nachfolger von Txiki Begiristain, der über zehn Jahre als Architekt für den Kader verantwortlich war, City aber schon im Sommer 2025 verlassen hatte. Es war der Beginn des Übergangs in die Ära nach Guardiola. Beobachter gehen davon aus, dass Maresca als Trainer weniger in die Kaderplanung involviert sein wird.

Noch immer wirft die Premier League Manchester City vor, jahrelang gegen die finanziellen Spielregeln des Wettbewerbs verstoßen und die Kontrolleure darüber getäuscht zu haben. Ligachef Richard Masters räumte zuletzt ein, dass sich die für beide Seiten unbequeme Angelegenheit länger ziehe als erwartet. Der Klub bestreitet alle 130 Anschuldigungen. Maresca hat mit alledem nichts zu tun, aber das Thema wird auch seine Zeit im Amt begleiten wie ein Tinnitus. Sein Job mag ein Privileg sein. Aber das Erbe, das er antritt, kommt nicht ohne Probleme.

Infantino gewinnt Zeit

Von Christoph Becker

Der Untergang der Fußballwelt, wie wir sie kennen, fällt bis auf Weiteres aus. Das Schisma ist abgesagt. Die Union Europäischer Fußballverbände (UEFA) kassiert ihre Boykottdrohung ein. Die Meldung hatte schon die Runde gemacht, da waren die Mitglieder der UEFA-Exekutive noch gar nicht im Fürsten- tum Monaco eingetroffen.

Das Treffen, ein Amuse-Gueule mit ironischer Note, fand anlässlich der EDV-gestützten Konkretisierung des Champions-League-Contents für den beginnenden Fußballherbst statt, die landläufig unter dem Euphemismus Auslosung bekannt ist. Zu jenem Zeitpunkt also, an dem sich das verlässlichste Roulette der Welt zu drehen beginnt: das ganz große Rad, das die Reichsten der Reichen im Vereinsfußball garantiert noch ein bisschen, nein, sehr viel reicher macht, wenn Europas Fußballmaschinerie auf allen Zylindern feuert.

Zurück zur Nachricht: Von der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 sei garantiert worden, wusste nun alle Welt, dass Ideen wie jene von FIFA-Präsident Gianni Infantino, Anteile an der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an Investoren zu

Der Machtkampf mit der UEFA zieht sich - das Schisma der Fußballwelt fällt aus.

veräußern, von jetzt an auf alle Tage in Schubladen Staub ansetzen. Also gebe es keinen Grund, weiter mit Boykott von FIFA-Turnieren zu drohen. Konkret: Europa nimmt an der WM der U20-Juniorinnen teil, die kommende Woche in Polen beginnt.

Infantinos Versuch, den Deal auf die Schnelle, im Windschatten der zu Ende gehenden Trump-WM durchzudrücken, scheiterte krachend. Seine Präsidentschaft ist darüber in eine bedrohliche Krise geraten. Gleichwohl hatte die UEFA Anfang des Monats gefordert, es sei sicherzustellen, dass „derartige Versuche, den Fußball auf diese Weise zu entstellen, niemals wieder unternommen werden“. Gut drei Wochen später spielen Europas Teams bei FIFA-Wettbewerben nicht wieder mit, sondern weiterhin.

Das bedeutet erstens: Infantinos FIFA hat einen weiteren taktischen Rückzug antreten müssen. Zweitens: Der Kampf um die Macht im Weltfußball zieht sich in die Länge. Die UEFA will Infantino in der Schweiz wegen ungetreuer Geschäftsbesorgung vor Gericht bringen, in Florida wurde die Herausgabe von Dokumenten gerichtlich beantragt. Der FIFA-Präsident soll weiter zum Amtsverzicht gedrängt werden. Doch wie der Machtkampf ausgeht, bleibt bis auf Weiteres ungewiss. Während sich die Europäer in Monaco trafen, veröffentlichte der saudische Verband ein Statement. Die Gastgeber der WM 2034 stehen einstweilen weiter hinter Infantino.

Damit ist mitnichten gesagt, dass Riad am 18. März beim FIFA-Kongress in Rabat immer noch in Infantinos Lager, sollte sich der FIFA-Präsident bis dahin halten. Niemand stimmt gern für Verlierer. Dass die Saudis ihm für den Moment den Rücken stärken, zeigt aber: Nicht nur das Schisma der Fußball-Welt ist abgesagt, auch Infantinos Sturz, bisweilen schon als Faktum antizipiert, ist keine Gewissheit. Die Koalition, die sich jüngst zwischen Europäern, Nordamerikanern und Asiaten manifestiert hatte, muss gerade in Asien um jede Stimme kämpfen. Auch Qatars Verband steht weiter bei Infantino. Die Lager ringen weiter. 2016, beim letzten Mal, als die FIFA-Mitglieder in einer ähnlichen Konstellation wählten, kürten sie Gianni Infantino zum Präsidenten. Er hatte den Wählern mehr Geld versprochen. Die UEFA will verhindern, dass er antr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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