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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汇报

德国之报

2026 年 8 月 29 日 · 第 200 / 35 期 D1

由 GERALD BRAUNBERGER,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出版

4,40 € F.A.Z. 网址：faz.net

超过 500 人在尼泊尔洪水后死亡

新加坡。据当局周五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和西藏洪水灾害的死亡人数已增加至总计至少 543 人。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报告确认死亡人数为 538 人。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西藏的死亡人数上升至五人。超过 1400 人仍处于失踪状态，其中据德国外交部称，包括“较低的两位数”德国公民。而据尼泊尔军方称，一个由四口人组成的德国家庭已被直升机救出。周三早晨，海拔 5000 米以上的朗唐峰（Langtang Lirung）有一块冰川崩塌，引发泥石流洪水，沿着波特科希河（Bhotekoshi）和特里舒利河（Trishuli）奔向尼泊尔。周五，尼泊尔当局警告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洪水波。与此同时，救援人员正利用重型设备在数米深的泥沙和碎石中艰难前行。由于灾区大部分地区没有电力且没有手机信号，搜寻失踪者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大多数道路和路径仍被掩埋。（见“德国与世界”版。） fäh.

我们不需要礼仪监督员

萨巴-努尔·切马（Saba-Nur Cheema）和梅隆·门德尔（Meron Mendel）在他们的著作《愤怒陷阱》中主张建立一种新的争论文化。 副刊，第 11 页

她身边无人能立足 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再次成为焦点。她已经将曾经的“皇太子”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边缘化。 政治，第 6 页

普鲁士回归 德国博物馆目前对普鲁士的呈现乏善可陈。位于武斯特劳（Wustrau）的一家小型博物馆则是巨大的例外。 副刊，第 14 页

企业家与德国选择党（AfD） 对改革停滞的沮丧损害了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声誉。但德国选择党（AfD）的理念并未说服所有人。 休息室，第 21 页

“国际足联坐拥数十亿资金” 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希望推翻国际足联（FIFA）主席因凡蒂诺（Infantino）。为此，该联盟正寻求在瑞士开展调查。 体育，第 35 页

劳动力市场承压

经济学家恩佐·韦伯（Enzo Weber）表示，德国正处于一场“更新危机”之中——并勾勒了可能的出路。职业与机遇，第 33 页

致编辑信函，第 31 页

赫克不信任投票失败

埃尔福特。图林根州德国选择党（AfD）议会党团主席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周五在埃尔福特州议会再次发起针对州长马里奥·福伊格特（Mario Voigt，CDU）的建设性不信任投票，但以失败告终。赫克获得了 33 票赞成票。德国选择党（AfD）拥有 32 名议员。若要获得多数支持，赫克需要 45 票赞成。他发起该申请的理由是开姆尼茨工业大学（TU Chemnitz）撤销了福伊格特的博士学位。福伊格特在投票后表示，这次投票增强了他的信心。他在州议会中对赫克说：“你无法将我击垮。”（见第 4 页和 10. 页。） mwe.

挪威哀悼

纪念地：挪威哀悼哈拉尔五世（König Harald V）国王。这位君主于周五凌晨去世，享年 89 岁。数千人在奥斯陆聚集，献花纪念国王。哈拉尔五世于 1991 年登基。他的国民非常欣赏他，部分原因在于他低调的风格以及在困难时期维持国家团结的努力。他的儿子哈康（Haakon）现接任王位，其妻子梅特-玛丽特（Mette-Marit）成为新任王后。第 9 页和 10. 页。照片：路透社

厄兹德米尔与皮斯托里乌斯要求启动禁用 AfD 程序

重点针对图林根州、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勃兰登堡州的州级分会

斯图加特。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一周前，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SPD）与巴登-符腾堡州州长以及杰姆·厄兹德米尔（绿党）主张向联邦宪法法院提交申请，禁用被认定为具有种族民族主义（völkisch）倾向的 AfD 州级分会。厄兹德米尔与皮斯托里乌斯在为《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F.A.S.）撰写的一篇共同文章中写道：“基于我们的个人信念，我们再次强烈主张尽快启动禁用程序，重点针对在图林根州、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勃兰登堡州中明显具有种族民族主义倾向的州级分会。这在法律上是可行的，有证据支持，且是宪法所要求的。”据 F.A.S. 消息，这位绿党州长与社民党国防部长在禁用的申请问题上早已达成共识。由于民调显示他们属于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列，他们显然希望利用自己的地位再次对 AfD 发出明确警告，并为禁用申请造势。

禁用申请可由联邦政府、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提出。联盟党目前拒绝禁用 ——包括禁用单个州级分会。CDU 和 CSU 绝不希望通过一场禁用辩论来给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竞选活动带来负担。而厄兹德米尔与皮斯托里乌斯则认为，必须在 AfD 可能赢得选举之前进行这场辩论。他们预计在州议会选举后禁用辩论将继续，并寄希望于获得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州长丹尼尔·京特（Daniel Günther）这两位 CDU 州长的支持。

厄兹德米尔与皮斯托里乌斯将 AfD 内部的“德意志民族主义”部分与“种族民族主义”部分进行了严格区分。他们认为，对于 AfD 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诉求，可以通过论据予以反驳；但试图削弱 AfD 的种族民族主义观点则是“天真的”，因为这些观点被该党自身掩盖了。rso。

各党团向联邦政府施压

闭门会议领导层决议：应“尽快”提交改革方案

明斯特。CDU / CSU 和 SPD 的党团向联邦政府施压，要求尽快提交计划中改革的法律草案。在党团领导层于一次为期两天的闭门会议中达成的一项决议中提到：“关键在于联邦政府必须非常及时地提交改革方案”，以便计划中的法律“尽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在联邦议院获得通过。

养老金改革被列为首项任务。尽管联盟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 CDU）和 SPD 党团主席马蒂亚斯·米尔施（Matthias Miersch）已经明确表示，在议会程序过程中，对目前的政

柏林拒绝美国对湖泊的更名

联邦政府已宣布，不会采纳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Lake Ontario）更名为“美国湖”（Lake America）的方案。德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在周五表示：“对我们而言，它将继续被称为安大略湖，这是其通用名称。”在与加拿大的持续关税争端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前一天兑现了其威胁，签署了一项关于更名该湖泊的法令。美国政府表示，这一名称旨在表明该湖泊是一个美国湖。（见第10页。）F.A.Z.

[接前文] 政治协议在养老金改革方面是可能的。但在明斯特，有人指出，养老金委员会提交的是一个“综合方案包”，而非“一份可能的单一措施清单”。决议中写道：“联盟对此观点表示认同。”此举旨在强调，尽管有众多修改建议，但养老金方案不会被拆分。

主要的争议点之一是取消缴费满45年后无需扣减即可领取养老金的规定。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在接受 RTL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在未来的养老金体系中不再保留提前退休的激励措施”。但他同时指出，养老金改革委员会本身就建议，“我们需要过渡期。我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梅尔茨表示，在立法过程中出现改进建议是完全正常的。“但对于这项改革的基本方向，我们不想且也不允许做出任何改变。”

党团领导层的决议还涉及气候保护和气候适应。决议重申了联合组阁协议中的承诺，即审查这是否应成为联邦、州和市镇的共同任务。而社会民主党（SPD）部分成员提出的将此类共同任务写入《基本法》的要求，在决议中未被提及。（见第3页。）elo.

特朗普淡化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之影响

华盛顿。美国总统正致力于淡化其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莫斯科之行的重要性。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曾警告克里姆林宫不要试探北约的决心，而唐纳德·特朗普则强调，他不担心俄罗斯会攻击北约成员国。他在周四告诉在线平台 Axios，拉特克利夫在莫斯科并未发出此类警告。这位美国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的访问属于常规业务。（见第2页。）sat.

手工业界认为形势“令人担忧”

柏林。手工业未能走出经济低迷。在第二季度，企业的情绪与去年同期相比甚至进一步恶化。这是德国手工业中央协会最新经济报告显示的结果。上一次在第二季度出现如此剧烈的情绪下滑是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这象征着手工业整体形势令人担忧，”手工业协会主席约尔格·迪特里希（Jörg Dittrich）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见经济版，第20页。）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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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无需事事配合

作者：埃卡特·洛泽 (Eckart Lohse)

长期以来，被统治者一直认为，统治者应当让他们感到被“接纳”和“带动”，至少应当认真对待他们所有的个体需求。如果这能实现，且由联邦总理亲自执行，那自然很好。但凡事皆有界限。联邦总理必须为超过 80 百万人口制定政治的大方向。然而，他既不能、也不必亲自倾听每一个不满者的意见。他更不必像在周四深夜的电视节目中那样，任由他人辱骂。对方是一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靠出租房间赚钱、并主张以开放态度对待德国选择党（AfD）的自民党（FDP）成员；或者是另一名试图通过拍摄视频出名的女医生。

RTL电视台邀请梅尔茨参加这样一个节目——让他与四位面对镜头表现得愤慨、但论据并非全部充分的公民同桌而坐——这是该电视台的自由。但总理接受邀请则是另一回事。问题在于：为什么没有人阻止这件事？是因为有人指责他度假期间没有持续发声吗？在像RTL这样的辩论中，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并不总是表现出色。他经常做出情绪化反应，当那名女医生指责他的医疗政策违反了就职誓言时，他正是如此。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作为一个个体愿意承受这些，并且在被如此地“折磨”之后还将其全盘接受，这是此类露面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这涉及到职位的尊严。此人是联邦总理。公民有权每四年通过投票来影响谁来统治他们。但他们没有权利向在任者吐唾沫，或者在旁观看他人这样做。总理及其顾问应当对此有清晰的认识。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让他自己在电视上被扔彩色粉末袋吗？

配额并非解决方案

作者：尤尔根·考伯 (Jürgen Kaube)

英国社会科学家杰森·阿尔代 (Jason Arday) 曾是一位明星。这并非基于他的学术成就，而是基于他的个人履历。剑桥大学以他为荣，并以此自夸——将其任命为该校最年轻的黑人教授。据称，他直到18岁才学会阅读，五年后获得了学士学位；他以惊人的频率参加马拉松赛跑，并展现出极强的社会参与精神。

随后，他被揭露为一个骗子，其简历充斥着离奇的谎言，且不排除存在剽窃行为。阿尔代随后辞职，而当媒体对他这个对自身欺诈行为保持沉默的人穷追不舍时，他选择了自杀。

比这场悲剧更具深远影响的是一个问题：在学术职位的任命中，实行配额制究竟有多大意义。要求增加多样性的呼声随处可见。在社会的某些领域，人们希望弥补该领域所产生的不平等。更准确地说：人们希望在不平等并非产生于该处的地方对其进行补偿。英国人口以及剑桥大学学生的黑人占比为4%，英国大学学生的黑人占比约为9%，但剑桥大学的教授中黑人仅占0.4%。人们并未询问这些数字是如何形成的，而是预设了答案——即“由于不公正的招聘实践”。大学愿意相信阿尔代那些最不可信的说法，这表明了一种盲目的意志，即将多样性作为人事决策的唯一衡量标准。

人们对议会、剧院或企业的看法也与之类似。人们到处在计算，某个群体的比例是否在这些机构的高层职位中得到了体现。如果没有，便会引发抗议。起初，这是对影响这些群体的偏见的反应——这些偏见至今依然存在，包括厌女症、种族偏见以及阶级偏见。

然而，显而易见的结论并非实行配额制，而是打击非客观的刻板印象。许多管弦乐团引入了在幕帘后进行试奏的制度，以排除对候选人外貌印象的影响。这在并非所有申请场景中都可行。在这种情况下，由多元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可以提供帮助。或者依靠理智——因为仅凭性别、肤色、出身等群体身份的事实，本身几乎无法推断出任何结论。由于职位的任命几乎总是个案决策，平均特征并无帮助。申请职位的不是群体，而是个体。

然而，这也适用于那种认为到处都应实现“代表性”任命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中，人们回避了关于为何会出现比例过高或过低任命的问题。偏见并非唯一原因。起点机会、社会化环境、家庭教育风格、在教育系统中的成就，以及在专业和职业选择上的决定，这些都是分布不均的。任何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必须在教育路径的起点提供支持，而非在终点实行配额制。

多样性的标准应是学术广度与知识多样性。

美国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其 2005 年出版的《被选中者》（The Chosen）一书中，对三所美国顶尖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长期以来的录取政策进行了研究。他的结论是：每当某个特定群体在基于成绩的入学测试中表现出超常水平时，校方就会采取措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当犹太申请者表现最出色时，这些大学引入了“人格”和体育能力等标准。录取程序变得“综合化”，旨在优待富裕校友的子女。这种情况在 80 年代再次上演，当时亚洲移民在测试中取得了最高分。随后，校方实施了“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以补偿黑人的社会劣势。其核心始终在于维持校园内某种理想的多样性。个体始终被视为其特征群体的代表。

相比之下，教师团队的多样性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学术广度、知识多样性，以及教学方式的多样性。为此，不应将任何群体特征强加于人。但这在某些大学看来过于简单。它们希望脱颖而出的不仅是研究者的能力，还包括他们不能做的事：即对构建一个更平等社会的贡献。在疑虑之中，它们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结果两者都未能实现：既没有优秀的科研，也没有更好的世界。

FRAKTUR（断裂 / 评论版块）

尖嘴钳

哎呀，我们这次真是险之又险地避开了下一次民众起义！德国人已经对未来的柠檬汽水涨价感到非常不满了，因为那些健康狂热者认为这种甜饮料里的糖对人体有害。结果，卫生部一个大概只喝无气矿泉水的随随便便的参事跑出来，竟然想通过糖税让公民连无糖软饮料也喝得不痛快。这简直不可理喻！

幸运的是，他的上司克林拜尔（Klingbeil）立即否决了这个荒唐的想法，尽管这并非没有良心上的冲突。这位社民党（SPD）党魁别无选择，否则他那个正趋向于零线的政党还将失去那些喝“零糖”饮料的人。但财政部长现在必须放弃额外的税收收入，并进一步削减开支。

恶魔般的行径：养老院里是否也在用钳子进行酷刑？绘图：威廉·布什（Wilhelm Busch）

因此，克林拜尔现在必须面对其党总部内部的问题，在那里，人们显然首次不得不意识到，支出不能超过收入。正因如此，威利-勃兰特大楼（Willy-Brandt-Haus）现在也要增加工作时间。我们本以为，作为工人领袖的巴斯（Bas）至少会把这种对自身同志的剥削理由称为“胡说八道”。但这位劳动与社会部部长的思维，即便曾是清晰的“敌友之分”，如今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了。

正如研究部长贝尔（Bär）敏锐观察到的那样，巴斯在诺伊哈登贝格（Neuhardenberg）的内阁闭门会议上使用了一支 CDU 的圆珠笔，且没有产生任何过敏反应。而在以前，巴斯绝不会用钳子去碰这种来自阶级敌人政党的宣传工具。

即便在现在，她至少也应该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把扁嘴钳。至少在过去的一周里，那些不从事手工活的德国人在苦苦思索，究竟什么是扁嘴钳，以及为什么它会像我们的政府一样没用。这得归咎于选择党（AfD）党魁魏德尔，她曾表示，自己“不想再被某些扁嘴钳欺骗”。显然，她想以此侮辱联邦内阁，但令我们惊讶的是，以她的风格，竟然没有使用一个更粗俗、且每个人都能立刻理解的“扁平”词汇。当然，我们指的是与 W 开头的那个词相结合的词。

由于党魁定下了措辞基调，齐格蒙德·杜·德尔在面对舒尔茨时也必须遵守。这位挑战者尽职尽责地同样称现任者为“扁嘴钳”，但随即补充道，他希望对方仅在政治层面而非人格层面这样理解。哎，齐格蒙德难道不也是一把可爱的小尖嘴钳吗？尖嘴钳同样属于扁嘴钳家族，就像组合钳一样——如果你开西蒙（Simson）摩托车，最好随身携带一把。

相比之下，齐格蒙德的党友赫克则更像是一把螺栓剪，尽管他最近对福伊格特的“钳攻”失败了，因为图林根州的 BSW 不再听从其原命名者瓦根克内希的话。因此，钳口的一侧变得钝了。而且，对于一个代表工人与农民的政党来说，被一名学术出身且博士学位还被撤销的人统治，应该是真正难以忍受的。

但至少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现在有望迎来一位清白的总理——只要选举没有像特朗普那样被窃取。众所周知，早在默克尔时代就被雇佣的具有移民背景的护理人员，正用发红的指甲剪强迫养老院里的高龄选民在“扁嘴钳”们面前打叉。这种恶魔般的行径必须立即停止，以免危及政权更迭！之后，忠于故土的难民将从瑞士返回，并在养老院中接管监督工作。到那时，只要老人们选择被证明是民族主义的统一党，他们的水果茶里就又能加点糖了。bko.

这也关乎对特朗普的忠诚

一个合作伙伴指明方向：周四，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与马克·吕特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照片：法新社（AFP）

美国总统将在12月初决定有多少士兵留在欧洲。为此，盟友们必须填写一份调查问卷。 作者：托马斯·古特舍尔（Thomas Gutschker），布鲁塞尔

自7月底以来，美国在欧驻军的审查工作一直在进行——这一进程将导致部队的撤离和转移。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在上次国防部长会议上宣布了这一步骤，再次令盟友们感到意外。不过，他承诺这次将咨询盟友的意见，此前美国在6月初单方面取消了应对防御情况的重要军事能力。

因此，负责此次新审查的人员于周四抵达布鲁塞尔。五角大楼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秘书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首先会见了秘书长马克·吕特，随后会见了北大西洋理事会的成员国大使。讨论持续了两小时。随后，五角大楼公布了科尔比在内部所说的话。这表明：美国虽然在措辞上努力寻求伙伴关系，但并不希望进行一场结果开放的辩论。相反，他们明确指明了方向，且不仅是以军事标准为依据。

关键词是“NATO 3.0”。科尔比将其描述为：“重建一个基于灵活现实主义、以战斗准备为导向，并旨在确保北大西洋地区的威慑、执行防御和维护和平的联盟——即使在同时面临威胁的情况下，我们的盟友也将承担欧洲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大多数合作伙伴仍能认同这一定义，尤其是科尔比省去了海格塞斯与之相连的意识形态外壳。根据国防部长在6月中旬的阐述，“NATO 2.0”代表了一个欧洲“敞开大门”并“失去了对自己及其文明的信心”的时代。

巨大的问题在于：美国给欧洲人留多少时间来承担其防御的主要责任——以及他们会在军事能力方面留下多少缺口？“我们的方法和此次审查旨在加速并构建这一进程，”科尔比表示。人们不应陷入“过去那种迟钝的自我安慰”之中。这是一个警告：美国正在加快速度，盟友们必须提高自己的速度。无论如何，华盛顿将其优先级放在“西半球和第一岛链”，正如科尔比所言。这指的是沿着中国太平洋海岸线、从日本经台湾到印度尼西亚的“封锁线”。

关于盟友具体准备承担什么，华盛顿已通过书面形式进行询问。8月初，每个国家都收到了一份调查问卷，要求在本周五前寄回。“这份问卷是以开放、直接和清晰的精神发送的，旨在清晰地审视我们可以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以推进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可持续联盟的目标，”科尔比说。问卷涉及增加国防开支、采购军备以及承担军事能力的意愿。

但这同样关乎对美国以及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忠诚度。例如，各国将被要求说明是否支持其在中东的政策——而各国（包括德国在内）深知，许多国家反对针对伊朗的战争。路透社报道称，另一个问题是：“该国在准入、驻军和飞越方面给美国设定了哪些限制（如果有的话）？如果有，原因是什么？该国是否愿意减少或取消此类限制？”这针对的是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这些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实施了此类限制。另一个问题则旨在探讨一个国家是否想要“阻碍或限制国防工业领域的跨大西洋合作”。这针对的是欧盟国家及其“购买欧洲产品”的政策。

尽管科尔比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些要点，但它们在盟友中引发了担忧，即最终的目的可能并非（或不仅仅是）进行军事审查，而是为了惩罚不听话的行为。毕竟，这位国务秘书本人并不做决定。路透社援引一份内部文件报道称，他应在与北约欧洲最高司令、美国将军亚历克斯·格林克维奇（Alexus Grynkewich）密切协商后，在11月6日前向其部长提交关于未来驻军情况的四种方案。

最终决定权在特朗普总统手中，他经常对针对伊朗战争的批评感到愤怒，包括对德国联邦总理的批评。根据《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信息，特朗普将在12月初前做出决定。届时，联盟各国的外交部长将再次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

北约在东翼展示力量

加里宁格勒附近的飞行活动显著增强 / 作者：格雷戈尔·格罗斯（Gregor Grosse）和延斯·吉塞尔（Jens Giesel）

美国及北约盟友正在东翼展示军事力量。在过去几天里，该地区的飞行活动异常频繁，尤其是在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附近：公开飞行数据显示，西方的侦察机、监视机、加油机以及电子战飞机均投入了使用。美国、瑞典和挪威的战斗机以及波兰的地面部队也参与了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演习。根据飞行数据，侦察机也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上空盘旋。

自8月17日起，“Flightradar24”的分析显示，该地区的军事交通量有所增加，并在8月20日达到顶峰。但在此之后，除上周末外，每天仍有多次飞行记录。本周四活动有所回落；不过，相关数据仅能推断出开启了应答机的飞机情况。

此次演习由美国主导。北约强调这些活动的防御性质，并将其描述为常规操作。事实上，在加里宁格勒附近进行训练飞行并不罕见。然而，专家认为，鉴于此次演习的高强度以及先进特种飞机的投入，这是向俄罗斯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据推测由莫斯科主导的混合攻击，以及威胁将对乌克兰经济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行为，加剧了紧张局势。此次演习与上述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尚未得到证实。波兰国防部称其为“联盟快速反应能力的展示”。

加里宁格勒位于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莫斯科在该地部署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可在短时间内抵达欧洲各首都。所谓的“苏瓦乌基走廊”（Suwalki-Lücke）——即与俄罗斯结盟的白俄罗斯与加里宁格勒之间、波兰与立陶宛边界所在的走廊——被认为是北约最大的弱点之一：它可能是俄罗斯进攻的目标，旨在将波罗的海国家与北约其余领土隔离开来。

因此，北约在此次明显的权力展示中受到了高度关注。在军事观察家中，一架美国EA-37B“指南针呼叫”（Compass Call）飞机在加里宁格勒附近首次被公开记录的部署引起了轰动。这架专注于电子战的飞机是同类机型中最先进的之一，能够干扰敌方的雷达、导航或通信系统。“Flightradar24”的飞行数据显示，EA-37B在8月18日和20日，在靠近加里宁格勒的波兰领空内盘旋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在可能围绕苏瓦乌基走廊发生的冲突中，它在干扰俄罗斯防空系统方面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而加里宁格勒被认为防御极其严密。

这绝非该地区盟友所依赖的唯一军用飞机。例如，在波罗的海上空曾发现一架德国 P-8A“波塞冬”型反潜机。这款远程海上巡逻机直到 2025 年底才由美国交付给德国。利用 P-8A 可以探测、跟踪并打击潜艇。预警机（AWACS）也参与了此次演习，它们被视为北约的“天空之眼”，对于空中作战指挥至关重要。此外，波音 KC-135R 型加油机、湾流 S 102B“科尔彭”电子侦察机以及空客 A330 MRTT 加油运输机等也提供了支持。

根据专业门户网站“Army Recognition”的说法，多种能力的结合表明，北约国家在该地区进行的并非常规巡逻。因此，该联盟更倾向于以此证明，自己能够在“欧洲最具争议的军事环境之一”中生存下来。

未向莫斯科发出警告

特朗普否认 关于拉特克利夫的报道

华盛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否认了有关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向克里姆林宫发出警告的报道，并表示他并不担心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在周四与新闻门户网站 Axios 的电话采访中，他表示拉特克利夫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并未警告对方不要试探北约的决心。他认为不存在问题，美国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的这次访问属于常规业务，拉特克利夫每六个月会与俄罗斯的同行进行一次交流。

此前，特朗普曾将此次访问称为“半常规性”的，但最初决定不对此次行程的目的做进一步评论。克里姆林宫也否认了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其为“恐怖故事”。情报机构及其负责人的活动很少对外公开，这符合其工作性质。虚假信息也是这种实践的一部分。

最早报道拉特克利夫发出警告的《华尔街日报》引用了获悉 CIA 局长此次行程的人士的消息。其背景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认为，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近期可能会尝试考验西方联盟，例如对波罗的海国家发动一次有限的打击。特朗普曾多次对北约的互助义务表示怀疑。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对 CIA 局长访问莫斯科提出了另一种解读。该报援引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拉特克利夫在与 FSB 和 SWR 负责人的会谈中，传达了美国情报部门关于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前景黯淡的评估。据称，他敦促俄罗斯对话伙伴在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之前达成一项“协议”。

该报进一步称，拉特克利夫在与 FSB 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的交谈中，并未就普京若无视美国评估并继续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发出威胁。长期以来，CIA 内部一直怀疑普京是否能从其顾问那里获知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真实情况。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希望普京会将拉特克利夫传递的信息认为比通过常规外交渠道沟通的信息更紧迫、更可信。

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乌克兰战争的评估近期发生了变化。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其团队最初认为莫斯科获得军事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但此后，俄罗斯的伤亡人数增加，且在战场上的领土进展陷入停滞。特朗普政府似乎暂时搁置了最初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部分原因在于其在与俄罗斯盟友伊朗的战争中面临自身问题。

拉特克利夫的此次行程可能是尝试重启与莫斯科谈判的新尝试。但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鉴于伊朗战争的局势，普京认为华盛顿已经削弱。sat.

STIMMEN DER ANDEREN

更多公务员与更多人工智能

来自奥尔德（Oelde）的《钟声报》（Die Glocke）关注公共部门的人员需求：

“由于安全局势紧张以及新威胁的出现，警察和联邦国防军需要更多人员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同样，学校增加的职位必须被视为对国家未来的必要投资，而非额外的负担。但与此同时，公共行政部门必须利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提供的所有机会，以精简并加速结构与流程。在减少官僚主义和精简国家机构方面，仍有巨大的潜力。”

针对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的更多仇恨

《纽伦堡新闻报》（Nürnberger Nachrichten）为这位前德国外交部长辩护：

“目前的仇恨集中在她（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将担任一个最初为期三年的全球政治实践教授职位上。也就是说，美国私立精英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聘请了一位长期活跃在国际政治领域、最近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女性，旨在为后辈传授实践经验。支付这笔费用的不是德国纳税人，而是一所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大学。来自联邦共和国的谩骂没完没了，有时还带有令人发指的拼写错误，例如写成‘笨，更笨，教授’。批评者不断指责‘没有资质的政治家’继续‘被提拔’——就好像一所美国大学（在大学排名中全球第20位）不能自行决定聘用谁一样。”

更多农业资金

来自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马尔基舍奥得报》（Märkische Oderzeitung）发现了欧盟预算中的缺口：

“布鲁塞尔希望在2028年至2034年期间在欧盟内部分配2万亿欧元（...）——由成员国的税收资金提供。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国家，贡献最多，因此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布鲁塞尔也将面临一场艰苦的削减开支讨论。联邦政府与几个其他净出资国共同要求布鲁塞尔设定优先级，而不是简单地膨胀预算：他们的方案是安全与国防、竞争力、移民与主权。然而，其中没有出现一个对其他一些大国至关重要的支柱：农业资金。关于这一点，预计还将有激烈的争夺。”

普京的三种选择

华沙的《政治》（Polityka）杂志分析了俄罗斯总统的意图：

“（对于俄罗斯来说）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继续战争直到彻底毁灭。然而，乌克兰人希望生活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摆脱压迫、镇压、犯罪、腐败、裙带关系和黑帮勾当。只要西方继续提供弹药、武器和资金，他们就相信战斗是有价值的，且西方世界有一个位置在等待着他们。但如果西方停止援助，并发出信号表明乌克兰将无法加入欧盟、北约或申根区，那么乌克兰人可能会失去希望。俄罗斯深知这一点。因此，它有一个‘B计划’，更准确地说是有两个：‘B-1’和‘B-2’。第一个是军事性质的：宣布动员，榨干经济的最后一滴血，发起进攻，击溃乌克兰并试图进一步推进。在‘权力派’（Silowiki）中，这一方案的支持者认为西方虚弱且分裂，因此可以逐一击破各个国家。然而，俄罗斯目前既没有力量也没有能力实施这样一个计划。因此，还存在‘B-2’计划。（……）普京将其执行时间推迟到了秋季，因为该计划具有风险，但成功概率明显更高。必须承担风险，在西方策划一场挑衅，引发震惊、极度不安和难以控制的情绪。其目标很明确：制造如此巨大的社会压力，以至于各国政府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睁大眼睛，勇往直前！

执政联盟内部有人在谈论那些可能被引爆的“炸弹”。即将到来的州议会选举可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动态。作者：Mona Jaeger, Eckart Lohse 和 Matthias Wyssuwa

新动态：Miersch、Frei 和 CSU 州党团主席 Hoffmann。照片：dpa

执政联盟是如何瓦解的？有时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甚至可以精确到欧元和分。例如在“红绿灯”联盟以及关于债务刹车的争论中就是如此。但有时，巨大的事物会因为许多细小的问题而崩溃。这正是目前 CDU、CSU 和 SPD 的政治家们所看到的危险。他们谈到了“炸药”，谈到了隐藏在执政联盟诸多环节中的“炸弹”。

这些问题涉及养老金改革、联邦预算、如何应对 AfD、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以及个人之间的不信任。经济危机、作为持续威胁的乌克兰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带来的新压力。这些都是大量的“炸弹”。是否会有一个或多个爆炸？没人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人希望发生爆炸。但一位重要的社民党人也表示：“这很可能就这么发生了。”

无论总理如何多次表达信心，以及最近在诺伊哈登贝格城堡（Schloss Neuhardenberg）的内阁闭门会议上提到，他及其团队已经勾勒出了一幅“国家未来蓝图”，且德国必须“走出这种不满与沮丧的气氛”。

然而，一个问题变得日益紧迫：在这个国家的未来蓝图中，执政联盟还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的几周可能会决定这一切。首先是下周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目前的民调显示，AfD 支持率约为 40%，CDU 为 22%，SPD 为个位数，但至少还能留在州议会中。执政联盟政党面临一场灾难。这是第一枚“炸弹”。

但对于执政联盟、联盟党及其联邦政治家来说，并非一切都那么糟糕，即使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是如此。至少在本周三晚上德绍（Dessau）的 Kornhaus 礼堂里不是这样。虽然不久前，喜剧演员 Didi Hallervorden 与首席候选人 Sven Schulze 共同登台，这次共同竞选活动在州界之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 Hallervorden 批评了联邦政府，尤其是外交政策，并谴责了军备竞赛等战争挑衅行为。在德绍，有 700 多人目睹了这一幕。

但现在，外交部长 Johann Wadephul 来到了这座城市。就在内阁闭门会议之后，且在他上周末刚访问过乌克兰、承诺德国将持续支持该国，甚至呼吁合作伙伴提供更多援助之后。在这次竞选活动中，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立场。组织者们似乎对现在的情况有些紧张。但 Kornhaus 礼堂内坐了 120 多人，不仅座无虚席，外交部长还不断赢得掌声。

Wadephul 站在主要由老年人组成的观众席前，在习惯性的“Moin”（早安 / 你好）之后，立即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每个人都可能对某些事情感到愤怒。但请不要被极左或极右翼说服，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简单的答案。事实并非如此。而解决方案将在这个国家的中间地带制定。

随后，瓦德普尔（Wadephul）极力主张支持乌克兰——并赢得了第一波热烈的掌声。他为欧盟奔走，随后又是掌声。他说必须让德国保持在中间立场，掌声再次响起。在被问及问题时，人们首先对他所做的工作和投入表示感谢。随后他继续发言，并以一个请求结束：请大家去投票，给舒尔茨（Schulze）一个机会。他说，“虽然并非一切都达到了最优状态，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支持政治中间派是正确的”。在最后的掌声中，甚至有人起身起立。直到瓦德普尔离场后，联邦议员塞普·穆勒（Sepp Müller）才不得不面对针对政府高能源价格的批评。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总理几乎不可能听到这么多掌声。原因之一是此类活动根本没有计划邀请他参加。在选举前的最后几天里，梅尔茨（Merz）在该州的露面次数将非常有限。说他不被视为“选票磁铁”已经是非常委婉的说法了。下周一的计划证明了这一点：梅尔茨预计将于傍晚抵达奎德林堡（Quedlinburg），这是一个位于哈茨山脉的宁静小镇。在与州议会选举候选人、公职人员及授权代表进行一场禁止媒体参加的座谈会后，他将游览宫廷花园并发表一份新闻声明。梅尔茨简直可以直接在一个废弃的地铁隧道里进行竞选活动。这位备受厌恶的柏林联邦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被“隐藏”了起来。周四在洛伊纳（Leuna）有一个类似的行程。然后就全部结束了。

但当然，总理数周、甚至数月以来一直关注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不仅是他，在由基民盟（CDU）、基社盟（CSU）和社民党（SPD）党首组成的联盟委员会中，人们已经讨论了积极的，但尤其是消极的情景。如果选择党（AfD）获得绝对多数席位，预计基民盟内部将出现巨大的动荡。与会者对此达成了一致。

但社民党内部的情况可能也会变得不愉快。人们担心：两周后就要参加选举的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可能会将她的选举定义为关于选择党与社民党之间命运的抉择。她甚至可能想要成为党主席。那样的话，她将成为联盟委员会的一员——并且甚至想要重新谈判联盟协议的部分内容？这至少是联盟党内部听到的一种阴暗设想。施韦西格本人目前坚称她不想去柏林。

但据称，梅尔茨三个月前在社民党的联盟委员会中曾郑重承诺，基民盟绝不会与选择党开展任何合作。社民党高层相信他——但与此同时，他们想起了2020年安内格雷特·克拉姆-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在图林根州的失策：当时自民党（FDP）政治家托马斯·凯梅里希（Thomas Kemmerich）在选择党、基民盟和自民党的投票支持下被选为州长，基民盟主席因此陷入困境并失去了职务。就像炸药一样：它们有时会出人意料地爆炸。社民党认为，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中，这种情况同样不能排除。

一个让东部竞选人员尤为焦虑的话题，是计划取消缴费满45年即可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政策，该政策也被称为“63岁退休金”。在这一点上，社民党和基民盟的竞选人员达成了一致：这成了本就艰难的竞选之路上的一个沉重负担。继施韦西格之后，恰恰是三位东德的基民盟州长在今年夏天共同放弃了结束“63岁退休金”的主张。从形式上看，州长在养老金改革中没有发言权，因为该法律不需要联邦参议院的同意。但毫无疑问，州长们为那些反对此类痛苦改革的德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发声渠道。

在社民党（SPD）内部，人们甚至担心会出现类似哈茨改革（Hartz-Reformen）那样的新创伤。与此同时，社民党高层也深知，国家需要一项养老金改革，需要一个能够维持数十年的养老金体系，正如米尔施（Miersch）周四在明斯特开始党团闭门会议前所言。在这个议题上，人们可以看到社民党党团主席在进行“绕桩滑雪”：他试图在一方是联盟党（Union）的设想，另一方是自身党内批评之间寻找出路。

米尔施必须努力控制养老金辩论中的批评者——部分原因在于，其中一些最激进的批评者在社民党内部实际上另有打算：那就是结束执政联盟。他们厌倦了与联盟党达成的诸多妥协。然而，社民党高层对结束联盟毫无兴趣。在全国民调支持率仅为12%的情况下重新选举？千万不要。

一旦劳动部长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提交养老金法案草案，联盟内的党团、专业政治家和委员会成员将负责对该草案进行修改，以确保其获得必要的通过。去年养老金法案的先天缺陷在于，内阁在联盟党党团尚未达成多数共识的情况下就迅速做出了决定，导致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的基民盟议员）认为该法案成本过高。直到年底，梅尔茨（Merz）才通过强力指令获得了通过。

此次改革旨在安抚之前的批评者。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点就是取消“63岁退休”。在明斯特可以预见，这一举措将使那个被多次提及的原则——即必须能够给予对方一定的利益，以及在新组合下的信任合作——面临第一次重大考验。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必须为他的联盟党党团尽可能多地挽救取消方案，而米尔施必须考虑到，许多党内同志绝对支持保留旧规定。

两人在各自党内都要面对持批评态度的州长们，且最终必须展现出作为自信的议员，能为法律再次盖上自己的印章。在诺伊哈登贝格（Neuhardenberg），梅尔茨已明确表示，提前退休的激励措施已经结束，但将考虑特殊困难情况。

夏季休假结束后，不仅养老金改革需要通过联邦议院，2027年的预算案和所得税改革也同样如此。这两项均由克林拜尔（Klingbeil）领导的财政部负责，且在联盟党内部都具有巨大的激怒潜力。内阁在夏季休假前通过了预算草案，仅核心预算就预计产生近 1200 亿欧元的的新债务。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之后，联邦议院夏季休假后的第一周会议即将到来——这将是预算审议的开端。

在夏季休假前，执政联盟曾试图将所得税改革描绘成一项重大突破。然而，联盟党迅速注意到，尽管做出了所有让步，减税幅度仍然有限，预计为100亿欧元。这一规模也可以从财政部的一份法案草案中推导出来。然而，其中的其他细节立即再次引发了联盟党的批评，尤其是降低协会的免税额度。不过，总理府显然同意了这一建议，至少从随后泄露的发给财政部的电子邮件中可以看出。这是在竞选期间，执政伙伴之间上演的一场尴尬闹剧。克林拜尔随后将该段落从草案中删除。

阴郁的秋天？ 周三在诺伊哈登贝格宫的梅尔茨与克林拜尔 照片：Omer Messinger

所有这些议题在内容上都极具爆炸性——只有在相关当事人之间建立信任的情况下，才能将其化解。这并非解读，而是社民党（SPD）议会党团主席米尔施（Miersch）的原话。在明斯特举行的闭门会议开始时，他与联盟党议会党团的新任主席弗赖（Frei）并肩而立。在养老金、预算等问题上，现在的关键将主要取决于米尔施和弗赖。而米尔施在两人的首次共同亮相中做了什么？他未经询问便如此密集地谈论信任的必要性，以至于人们不禁产生疑问：难道两人之间并不信任吗？

这个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当弗赖还是总理府主任时，社民党曾在私下里对他评价不高，指责他未能做好联盟委员会磋商的准备工作。弗赖自然也听到了一些这类议论。

随后，米尔施在周四的明斯特会议上，还以极其友好、几乎是充满爱意的口吻谈到了弗赖的前任延斯·施潘（Jens Spahn）。米尔施说，在一年前举行党团闭门会议的维尔茨堡，双方找到了共识。于是人们再次产生疑问：米尔施和弗赖也能达成共识吗？直到周四，米尔施在关于信任的独白中过了很久才给出一个答案：“亲爱的托斯滕，是的，你拥有这种信任。”

弗赖表示，过去人们已经看到，“在个人信任的基础上达成共同解决方案是多么重要”。

在总理所属政党（CDU）的政府和党团内部经历人事洗牌后，现在不仅是党团领导层需要重新适应彼此。虽然总理府此前已在考虑至少对内阁进行微调，但由于施潘的“代孕操纵”事件，此次重组必须规模更大且速度更快，随之而来的还有党内成员的不满。

对于那些曾见证托斯滕·弗赖担任议会党团秘书长并观察到他对党团工作充满热情的人来说，他利用第一个机会转任党团领导层并不令人意外。弗赖也毫不掩饰他对新职位的喜悦。

而刚刚还因推动医保改革而被赞誉的部长尼娜·瓦肯（Nina Warken）转任总理府，则更倾向于属于“意外”类别。但看来在梅尔茨（Merz）眼中，谁能在与卫生政策参与者的博弈中胜出，谁就有能力胜任总理府主任这一高度复杂的协调任务。

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曾乐于担任基民盟（CDU）总书记，这与弗赖希望成为党团主席一样，并不令人意外。但在大选后他已经拒绝过梅尔茨提供的一个内阁职位后，他意识到这次必须接受任命，即便卫生部长并不在他的愿望清单上。

梅尔茨在清理之风中还将交通部长施尼德（Schnieder）给撤了，且未能出示一个稳定的接任方案，这不仅导致了此前担任议会党团秘书长的斯特芬·比尔格（Steffen Bilger）出任——或者说必须出任——联邦交通部长的意外，更意味着联盟党议会党团的领导层不仅更换了第一把手，连第二把手也被更换了。

因此，社民党人米尔施在明斯特所强调的信任建立，已变成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尤其是比尔格的继任者卡塔琳娜·多斯-桑托斯-温茨（Catarina dos Santos-Wintz）直到9月的党团会议上才能被选出，因此在明斯特期间，她是以候任第一议会党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的。

然而，对于一个共同执政一年有余的执政联盟来说，所有这些挑战最终并非完全不寻常。更具生存危机感的问题是，9月份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将对联盟伙伴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德国选择党（AfD）的得票强度以及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跌幅，可能会产生一种难以预测的动态，且这种动态比夏季的人事变动更难以被总理的计划所掌控。

但即便对总理以及社民党主席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和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表现的批评进一步增加，基本法也能确保不会立即发生剧烈冲突。在明斯特闭门会议开始前，尼娜·瓦尔肯（Nina Warken）在回答关于三场州议会选举后将发生什么的问题时，态度相当从容。她说，届时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将继续担任联邦总理。

赫克在嘉年华旋转木马中打转

选择党（AfD）图林根州主席再次在不信任投票中失利。但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

作者：马库斯·韦纳（Markus Wehner） 埃尔福特

今天上午，在图林根州议会中，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图林根州州长马里奥·福伊格特表现出了罕见的情绪化。他对着讲台上的选择党州主席比约恩·赫克喊道：“你无法将我击垮。”以及：“你的肮脏手段无法摧毁我们的民主。”福伊格特认为，赫克企图通过不断侮辱他，直到他失去理智。但即便如此，这位选择党人也无法得逞。

在十分钟后，他切入了决定此时再次发起不信任投票的关键点：即将到来的周日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赫克向萨赫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的15名议员喊话。他预言道：“如果你们支持福伊格特，你们将无法进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他表示：“你们面临选择：是走向挽歌，还是走向复兴。”

赫克的语气听起来像萨赫拉·瓦根克内希特，后者将该党的所有失败都归咎于他人。赫克不久前曾提议由瓦根克内希特出任图林根州州长候选人，但这位BSW创始人立即将其视为“有毒的礼物”而予以拒绝。因为她知道自己在图林根州BSW党团中的支持率很低。但即便是有两位瓦根克内希特的支持者不再愿意支持福伊格特，他们此前也保证过，既不会投票给赫克，也不会弃权。

针对赫克最激烈的演讲由BSW党团主席西格丽德·胡帕赫（Sigrid Hupach）发表。她以这句话开始演讲：“无论你们写多少封信给我们，我们都不会选你们当州长。”她认为赫克蔑视国家机构，只想破坏和瓦解，制造恐慌并利用他人。胡帕赫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代表左翼党在联邦议院任职，她表示：“你只关心你自己的利益以及你那些来自民族主义平行世界的同伙的利益。”此外，她认为选择党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一个支持富人的政党。胡帕赫总结道：“BSW党团将一致投票不选你担任州长。”

CDU党团主席安德烈亚斯·比尔（Andreas Bühl）为赫克的行径构思了一个特别的比喻：将赫克比作一场政治嘉年华的组织者。比尔对赫克说，选择党主席就像在嘉年华的旋转木马上一样，音乐越来越刺耳，旋转木马转得越来越快，“但你离你的目标却没有任何靠近”。他认为赫克想把州长这个职位像刮刮卡一样分发，一会儿给瓦根克内希特，一会儿给某个无名的专家，而因为只收到拒绝，最后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赫克现在只不过是“自己马戏团里的一个射击摊靶子”。比尔表示，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最终只能变成一个嘉年华小丑。比尔提醒道，赫克曾称福伊格特为“不光彩”，而他本人曾两次因使用被禁止的冲锋队（SA）口号而被定罪。

来自社会民主党（SPD）的卢茨·利布舍尔（Lutz Liebscher）则谈到了选择党的“摊位戏法”。他指责赫克滥用建设性不信任投票这一机制，该机制旨在确保只有在选出新政府首脑的情况下才能罢免现任首脑。利布舍尔说：“你们的不信任是破坏性的，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制造混乱。”左翼党的克里斯蒂安·沙夫特（Christian Schaft）则谴责选择党的“政治闹剧”；他认为对于一个法西斯分子，民主政党不应给予任何一张选票。赫克本人不再发言。埃尔福特的旋转木马将继续转动。

在一场时长约一小时的会议结束时，福伊格特发表了讲话。在此次会议中，选择党（AfD）像今年2月那样，将一项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列入了议程。与当时一样，竞争对手是赫克。而最终的结果甚至完全相同：该提案获得33票支持，比选择党拥有的议员数多了一票。赫克需要45票才能成为州长。88名议员中有87名出席，两票无效。与2月相比，唯一增加的是弃权票数：从一票增加到三票。这对赫克来说几乎算不上成功。

作为当天的首位发言人，赫克正面攻击了州长。他首先谈到了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撤销的后者的博士学位。这与2月时一样，是选择党发起不信任投票的依据。赫克称福伊格特是“知识产权窃贼、剽窃者、骗子”。他提到了福伊格特利用人工智能（AI）撰写的演讲稿和客座文章，以及剽窃侦查员斯特凡·韦伯（Stefan Weber）出具的鉴定报告，该报告列出了博士论文中100多个新的实际或疑似错误。这份由韦伯和赫克于5月在州议会提交的鉴定报告是由选择党出资的。至于如果他成为图林根州州长会做出哪些改变，赫克在演讲中并未提及。

正面攻击：周五在图林根州议会发表演讲后的比约恩·赫克，面对卡蒂亚·沃尔夫（Katja Wolf）和马里奥·福伊格特。照片：路透社

针对选择党（AfD）政治人物的调查

被禁组织“种族共同体”是否仍在运作？

汉诺威。哈勒检察机关目前正对共计 15 人展开调查，原因是他们涉嫌继续经营自 2023 年起被禁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组织“种族共同体——日耳曼信仰共同体”（Artgemeinschaft – Germanische Glaubens-Gemeinschaft）。为此，周四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柏林、勃兰登堡州、下萨克森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这五个联邦州共有 15 处场所被搜查。嫌疑人中包括选择党（AfD）政治人物西蒙·兰斯曼（Simon Lansmann）和塞巴斯蒂安·科赫（Sebastian Koch），两人都将代表选择党参加 9 月 6 日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两名政治人物均否认相关指控，并与“种族共同体”撇清关系。

此次调查的起因是“种族共同体”于 2026 年 6 月在加德莱根（Gardelegen）选择党政治人物西蒙·兰斯曼的庄园内举行的一次私人夏至庆典。根据《法兰克福汇报》（F.A.Z.）获得的信息，当时有 40 名成年人和 15 名儿童参加，兰斯曼的党内同僚塞巴斯蒂安·科赫也在场。警方当时在现场监控了此次集会，并对出入车辆进行了检查，但并未获得对该场地的搜查令。

然而，调查人员此后继续追踪相关嫌疑，认为此次夏至庆典标志着被禁组织“种族共同体”活动的延续。“种族共同体”自称是一个崇拜日耳曼诸神的神秘主义宗教协会。2023 年对其禁令的依据是，该组织具有深层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倾向。此外，宪法保卫局认为该组织是连接德国新纳粹场景的重要接口。“种族共同体”针对禁令提出的诉讼直到今年 4 月才被联邦行政法院驳回。

据哈勒检察机关称，在搜查过程中扣押了大量数据载体和文件。该机构未透露具体内容。根据《法兰克福汇报》的消息，扣押的物品足以证实指控。现场还扣押了武器。检察机关正就违反《武器法》的行为展开调查。该指控是否成立仍是调查重点。不过，据政府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武器是合法的，属于运动武器，但持有者的许可证现在可能面临被吊销的风险。 bin.

绿党要求种植新树

巴纳沙克指责联邦政府“傲慢自大”

绿党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应对热浪。该党执行委员会在周四和周五于柏林举行闭门会议并达成一项决议，其中指出：“气候危机以持久的热浪、干旱以及森林火灾的形式影响我们，并以巨大的威力冲击我们的日常生活。”具体而言，这个反对党主张制定一项新的树木法：在每一个施工现场——“无论是指铺设新的水管、新的路面，还是建设新的有轨电车轨道，亦或是翻修人行道铺装”——未来都必须评估是否可以同步种植新树。

党主席费利克斯·巴纳沙克（Felix Banaszak）周五表示，总共应种植100万棵新树。此外，绿党还要求为“热负荷极高且能源状态糟糕”的住宅建筑设立一项新的资助计划。该计划应由联邦气候与转型基金出资。其目标是推广隔热和遮阳措施，以及“与太阳能电力相结合的极高效能空调”。

针对医院、护理机构和教育设施的防暑保护，该党主张通过“联邦预算设立一项紧急计划”。此外，根据该决议，未来所有市镇都应设立一个防暑工作组。就像在巴黎的塞纳河一样，未来在柏林的施普雷河中游泳也应成为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应投资建设新的、可自由进入的游泳点。巴纳沙克批评道，他原本期待联邦政府能提出此类具体的防暑建议，但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CDU）及其执政联盟却“毫无计划”。

在最近的一次内阁闭门会议后，梅尔茨解释称，政府虽然讨论了高温和干旱问题，但相关决议要到秋季才会做出。绿党对此批评称，“整个欧洲”都在通过紧急计划做出反应，而德国政府却在“傲慢自大、逃避现实且无视情况”。绿党主席弗朗齐丝卡·布兰特纳（Franziska Brantner）周五表示，未来每能避免0.1度的全球升温，都能节省经济成本和气候适应成本。她呼吁政府采取更多行动，使德国在绿色产品领域获得技术领先地位。lufu.

塞乌塔出现追猎移民现象

当地居民摧毁临时营地——摩洛哥人袭击军队巡逻队

马德里。在塞乌塔，当地居民与摩洛哥移民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且日益演变为暴力冲突。约9000名安全人员正越来越多地陷入双方的对立之中。他们现在还必须保护移民免受愤怒居民的攻击。在参与人数不断增加的示威活动中，人们高喊着“人民帮助人民”等口号，号召保卫塞乌塔。本周六，西班牙境内有人号召组织一支由60艘船组成的“团结舰队”前往塞乌塔。

周四晚上，示威者封锁了红十字会卡车的通行道路，这些卡车原计划向特兰波林海滩（Trampolín-Strand）运送食物。那里有数百名摩洛哥人搭建了临时营地。他们高喊“红十字会是黑手党”和“驱逐入侵者”。尽管部署了大量警力，部分示威者仍成功地将移民在海滩上搭建的简易棚屋及其财物付之一炬。

人道主义救援人员担忧地观察到，情绪一天比一天激进。当地人权组织 Elin 报告称：“蒙面人员拿着棒球棍在街上奔跑。数百人试图袭击移民，摧毁他们的帐篷和财产。”互联网上流传着组建民兵组织的号召。

来自救援组织 Mission Lifeline 的德国医生莱昂·范·博梅尔（Leon van Bömmel）目睹了西班牙青年在街头追猎受伤移民的场景。他向《法兰克福汇报》在塞乌塔的报道中称，在周三晚上市中心超过2000人的示威活动边缘，部分示威者袭击了一名拄着拐杖的摩洛哥人。人群还辱骂西班牙非政府组织“世界医生”（Médicos del Mundo）的负责人为“叛徒”。

摩洛哥人告诉该医生，西班牙人在他们的夜间营地用手枪和砍刀威胁他们。

医疗供应无法得到保障。莱昂·范·博梅尔表示：“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伤口、感染、骨折以及慢性疾病，这些情况已经数周未得到治疗。”

塞乌塔危机协调员、领土部长安赫尔·维克多·托雷斯（Angel Victor Torres）呼吁停止暴力。托雷斯在暗示相关事件时表示，分发食物的红十字会志愿者以及记者都不应受到威胁。

移民对西班牙安全部队的暴力袭击也引发了新的担忧。周四凌晨，一支军队巡逻队在本祖（Benzú）区显然陷入了预先准备好的伏击。据媒体报道，数十名男子（为摩洛哥人）在海滩附近包围了一辆非装甲军车并向其投掷大石头。总参谋部通报称，四名未携带武器的士兵被迫逃离，其中一人受伤。警方随后逮捕了12名涉嫌袭击的人员。

就此，报纸《ABC》援引警方消息报道称，怀疑有激进分子从摩洛哥来到塞乌塔煽动骚乱。社交媒体上据称流传着号召将西班牙“占领者”彻底赶出这座城市的号召，而摩洛哥声称该市为其领土。

西班牙总检察长特蕾莎·佩拉马托（Teresa Peramato）在访问塞乌塔时将局势描述为“戏剧性的”，并提到自7月底以来发生了16起性侵事件。大多数受害者是未成年女性移民。抢劫案以及针对安全部队的袭击数量也有所增加。内政部长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Fernando Grande-Marlaska）周五指责右翼反对党人民党（PP）和 Vox 党在塞乌塔“煽动仇恨”。据他称，PP 和 Vox 的发言者提到人数高达20,000。hcr.

对极右翼进行考验

梅洛尼政府代表意欲与“国家未来党”结盟

罗马。执政党“意大利兄弟党”的一位高级代表首次提出与退役陆军将军罗伯托·万纳奇（Roberto Vannacci）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家未来党”（FN）开展合作。周四，在伊斯基亚岛举行的一次意大利兄弟党青年组织活动上，外交部副部长埃多蒙多·奇里埃利（Edmondo Cirielli）表示，在2027年议会选举后，有可能与“国家未来党”组成联盟。奇里埃利强调了双方在公共安全和移民等领域的一致性。由于“国家未来党”在最近的民调中获得了7%的支持率，奇里埃利表示，“我们既不能与他们的选民作对，也不能与他们的领导代表对抗”。相反，这位外交部副部长要求应对“国家未来党”进行“考验，并赋予他们政府责任”：“如果他们想与我们共同执政，我认为没有理由将他们排除在外。”

党魁兼政府首脑乔治亚·梅洛尼目前排除了2027年选举后与“国家未来党”结盟的可能性。自2022年10月以来，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一直与交通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联盟党”（Lega）以及由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亚尼（Antonio Tajani）领导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前进意大利党”（Forza Italia）维持着稳定的执政联盟。梅洛尼指责万纳奇及其政党在议会中与左翼反对派勾结。梅洛尼的执政伙伴中有8名议员投奔了“国家未来党”，而她自己的政党目前还没有成员倒戈。梅洛尼希望在明年继续维持与“联盟党”和“前进意大利党”的政府联盟。意大利兄弟党罗马总部表示，奇里埃利在与党内青年成员会面时表达的是其“个人观点”。一名党发言人表示：“与万纳奇结盟不在议程之上，党内也从未对此进行过讨论。”

在民调中，今年2月才成立的“国家未来党”目前与“前进意大利党”持平，并领先“联盟党”一个百分点。万纳奇将2027年选举的目标设定为两位数的结果。约53%的意大利兄弟党选民支持将“国家未来党”纳入中右翼联盟，而在“联盟党”和“前进意大利党”的支持者中，这一比例仅分别为26%。在“国家未来党”的支持者中，61%的人希望该党能加入由梅洛尼领导的第二次执政联盟。左翼反对党则指责右翼执政党因为担心失去政府多数席位，而“绝望地追随”万纳奇和“国家未来党”。

根据最新民调，三个执政伙伴的支持率合计为42%。只有在与万纳奇的“国家未来党”联合的情况下，他们在选举中才能获得49%的选票，从而在两院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在欧洲议会中，万纳奇是“主权国家欧洲”党团的成员，德国选择党（AfD）也属于该党团。rü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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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离开这山谷，那里曾有欢快的鸣响； 那将是我秋日的哀愁，我最后的旅程。 我静谧的山谷，我向你千次致意！ 那将是我秋日的哀愁，我最后的旅程。

赫尔曼·伦克博士 (Dr. Hermann Lenke)

* 2. März 1938 † 22. August 2026

我们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与您告别。

希尔德加德·伦克 (Hildegard Lenke)

迈克尔·安克 (Michael Anke) 与 路易斯·罗莎 (Luis Rosa)

伊拉·乌利 (Ira Uli) 与 保罗 (Paul)、艾玛 (Emma)、卡尔 (Carl)、大卫·莱娜 (David Lena)

理查德·桑纳 (Richard Sanna) 与 玛莎·多里安 (Martha Dorian)

菲利普·多勒 (Philipp Dorle) 与 卡尔 (Karl)、尼克 (Nick)、罗尼亚·法妮 (Ronja Fannie)

吊唁地址：Hildegard Lenke c / o Bestattungshaus Schieffer oHG, Rosenhügel 23, 50259 Pulheim-Brauweiler

葬礼已在普尔海姆-斯托梅尔恩 (Pulheim-Stommeln) 墓地举行。

马丁·克罗齐格 (Martin Krolzig) 牧师

*10.01.1941 †17.08.2026

当你将我们接走， 请让我们进入天堂， 你，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 ——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 (Matthias Claudius)

你的 勃丽吉特 (Brigitte)

理查德 (Richard)

奥利弗 (Oliver) 及其家人

女性友人与男性友人

吊唁地址：

萨宾·奥克鲁赫 (Sabine Okruch) c / o Bestattungen Kutzner Großenbaumer Allee 43, 47269 Duisburg

追思礼将于 05.09.2026 周六 10:30 在杜塞尔多夫-温特拉特 (Düsseldorf-Unterrath) 的彼得教堂 (Petruskirche Unterrath, Am Röttchen 10, 40468) 举行。 安葬仪式将在至亲范围内举行。

我曾经对你们的样子，现在依然如此。 像你们一直以来那样对我说话吧。 我并不遥远，只是在路的另一边。 亨利·斯科特·霍兰德 (Henry Scott Holland)

我们怀着深切的悲痛与深情的缅怀，告别我们的父亲、兄弟和祖父

曼弗雷德·卡霍夫博士 (Dr. Manfred Karhoff) * 15.03.1948 † 10.08.2026

带着爱与感激： 多萝西·盖巴特博士 (Dr. Dorothee Gebhart) 乔纳斯·盖巴特 (Jonas Gebhart) 与 尤里 (Juri)、玛雅 (Maja)

丹尼尔-克里斯蒂安·卡霍夫博士 (Dr. Daniel-Christian Karhoff) 丹妮拉·芬克曼 (Daniela Finkmann)

与 保罗 (Paul)、诺拉 (Nora)

艾娃-玛丽亚·彼得斯 (Eva-Maria Peters)，原姓卡霍夫 (geb. )

海因茨-路德维希·卡霍夫博士 (Dr. Heinz-Ludwig ) 及其家人

尼德哈达马尔 (Niederhadamar)，29. 8月 2026 吊唁地址：Bestattungen Vogel, c / o Trauerhaus , Neugasse 16, 65589 Hadamar

追思礼拜及随后的骨灰安葬仪式将于 7. 9月 2026（周一）13.00 时在尼德哈达马尔公墓举行。www.erinnerung-hadamar.de

克劳斯-米夏埃尔·库内 (Klaus-Michael Kühne)

* 2. Juni 1937 † 23. August 2026

我们深切地告知克劳斯-米夏埃尔·库内的逝世。他是库内控股公司（Kühne Holding AG）的所有者、库内+纳格尔国际公司（+Nagel International AG）的荣誉主席以及库内基金会（-Stiftung）的创始人。他于 23. August 2026 在瑞士辛德莱格（Schindellegi）逝世，享年 89 岁。我们的思念与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库内（Christine ）同在。

克劳斯-米夏埃尔·库内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企业家。他将由其祖父于 1890 年共同创立的货运公司库内+纳格尔发展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物流公司之一。在 1966 年，他从父亲手中接管公司领导权，并以无与伦比的动力不断扩大业务的国际化进程。

自 2008 年起，在库内控股公司的旗下建立了进一步的重要企业参股。由此形成了一个在运输、分销和交通领域广泛多样化的企业组合。创造长期价值、承担责任并积极推动必要的发展是他特别关注的事项。他将一生致力于这项全球性任务，并将自己视为一名深植于欧洲的企业家。

与此同时，数十年来，他作为基金会理事会主席，领导着致力于国际事务的库内基金会。

我们的目标是保护他的毕生事业并使其成功地进一步发展。

库内控股公司 库内+纳格尔国际公司 库内基金会

词语消逝，余音永存。摘自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歌剧《卡普里乔》（Capriccio）

我们在感激与哀悼中，与我们的创始人及赞助人告别

巴登-巴登节日剧院 (FESTSPIELHAUS BADEN-BADEN)

2.6.1937 - 23.8.2026

这位卓越的德国企业家曾是节日剧院的重要顾问。他将被永远铭记，他对音乐和文化的贡献将影响深远。

恩斯特-莫里茨·利普教授博士 (PROF. DR. ERNST-MORITZ LIPP) 理事会主席 节日剧院文化基金会

理查德·克里格鲍姆 (RICHARD KRIEGBAUM) 董事会主席 节日剧院文化基金会

贝内迪克特·斯坦帕 (BENEDIKT STAMPA) 艺术总监 节日剧院

我们在深切的哀悼中告别

克劳斯-米夏埃尔·库内

2. Juni 1937 — 23. August 2026

我们哀悼一位汉莎航空集团（Lufthansa Group）之友、我们航空货运的长期合作伙伴、一位热情的常旅客、我们最大的个人股东以及一位卓越的企业家。

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与汉莎航空集团的紧密联系以及他对我们公司的贡献。

汉莎航空集团 监事会、董事会及全体员工

汉莎航空集团 (LUFTHANSA GROUP)

我们哀悼我们的创始合伙人及同事

克里斯托夫·魏特坎普 (Christoph Weitkamp)

他以人性化、亲切的态度和绝佳的幽默感，给魏特坎普·希尔施及其同事律师事务所（Weitkamp Hirsch & Kollegen）以及我们的联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直到最后，他都以令人钦佩的坚强和巨大的生活勇气走完了自己的道路。

我们向他的家人以及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表示深切的同情。

我们将非常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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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夺回了舞台

玛丽娜·勒庞通过宣布竞选总统，重新夺回了国民联盟（RN）的领导权。对于曾经的“太子”乔丹·巴尔德拉而言，他只能退居二线。

作者：米凯拉·维格尔，巴黎

首次辩论：法国总统候选人布鲁诺·勒塔约、拉斐尔·格鲁克斯曼、玛丽娜·勒庞、菲利普、让-吕克·梅朗雄、玛丽娜·通德利埃和阿塔尔（从左至右）。照片来源：彭博社

在布列塔尼度暑假期间，玛丽娜·勒庞一直在刻苦钻研。至少在周四晚上向企业主协会 MEDEF 介绍其经济计划时，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这是明年春季选举前，七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的首次总统辩论。勒庞似乎轻而易举地列举出各种企业税的缩写，并表示如果她赢得选举，将取消这些税项。她甚至不需要看手中拿着的提示卡。

这位在民调中领先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在罗兰·加洛斯网球场争取企业主的支持时，使出了浑身解数。她承诺将把债务刹车写入宪法。这是在向被定罪的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致敬，后者早在 2011 年就承诺过这一所谓的“黄金法则”，但未能将其落实。勒庞身着一件深蓝色短裙，肤色被阳光晒成古铜色，她还宣布了一项高达 1250 亿欧元的紧缩计划，并表示希望在 10 月初的预算辩论之前提交该计划。

这位 58 岁的政治家通过向法国的“Patronat”（当地对企业主阶层的称呼）发起魅力攻势，旨在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她想要展示自己的经济能力，因为此前人们对此持有怀疑。在今年春天与道达尔能源（Total Energies）或 LVMH 等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共进午餐后，这些人透露，他们对勒庞缺乏对经济关联的理解感到震惊。相比之下，经济界认为年轻的党主席乔丹·巴尔德拉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自从勒庞重新掌控党内权力以来，不安情绪在党内蔓延。

尽管在勒庞出人意料地回归后，巴尔德拉声称自己正在为担任勒庞总统领导下的政府首脑工作做准备，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准备在他的公开沟通中并未体现出来。相反，这位 30 岁的年轻人被拍到在撒丁岛度假时，与女友波旁-西西里公主玛丽亚·卡罗琳娜亲密相依。在 Instagram 上，他将一本关于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期间思想的书列为度假读物。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含蓄的暗示，表明巴尔德拉觉得自己同样在自己的党内处于“流放”状态。

在这种认知中，党主席并非唯一一人。就在勒庞在企业主协会发表讲话期间，巴尔德拉的经济顾问弗朗索瓦·杜尔维（François Durvye）向《费加罗报》透露，他在入党仅五个月后就决定退出。毕业于精英摇篮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的杜尔维本应在经济界与这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间搭建桥梁。但显然，在勒庞面前，他无法做到这一点。

杜尔维被认为是右翼亿万富翁皮埃尔-爱德华·斯特林（Pierre-Edouard Stérin）的心腹，他曾领导斯特林的家族办公室。斯特林致力于将中右翼势力与国民联盟（RN）的右翼民粹主义者结合起来，并认为巴尔德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合适领袖。去年，巴尔德拉在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而这一次他缺席了。勒庞认为没有必要让她这位未来的政府首脑参与到与企业协会的辩论中。

事实上，勒庞在罗兰·加洛斯球场描述其削减开支计划时未能获得支持。她希望让长期参保者恢复到60岁退休，并将法定退休年龄定为62岁。她表示，削减开支应在“移民领域、欧盟以及众多不透明的机构”中进行。她宣布想要单方面削减法国对欧盟的缴纳款项，这引起了其他总统候选人的激烈批评。

中右翼候选人爱德华·菲利普指责勒庞在挑起与欧盟的冲突，而这可能会削弱法国企业。出乎意料的是，左翼民粹主义者让-吕克·梅朗雄站在了勒庞一边。梅朗雄说：“停止对她的歪曲！玛丽娜·勒庞没有说她想退出欧洲，她只是不想支付欧盟的额外费用，我也一样。”这位“不屈法国”党的创始人宣布，一旦欧盟规则“违反法国利益”，他将“绝不服从”。

勒庞显然认同这种对抗路线。

引人注目的是，她很少攻击梅朗雄，而是将矛头指向了马克龙的两任前总理——菲利普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她的六位竞争对手以及主持人对她都比较客气。勒庞因挪用欧盟资金而被定罪的事实一次也没有被提及。然而，这位政治人物明年在竞选时，可能被迫佩戴电子脚镣。

勒庞将法国的处境描述为阴郁，并表示她希望建立一个“民族联盟”以使国家重新崛起。这与她的竞选海报一致，海报上她以近乎救世主的姿态宣扬法国的“复兴”。这张照片拍摄于她在博凯尔（Beaucaire）举行的党内议员会议上的演讲。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巴尔德拉将会参选。

勒庞的长期发言人、议员卡罗琳·帕门蒂埃（Caroline Parmentier）将勒庞描述为一个永不言弃、能克服所有打击的坚强女性：童年时家中的炸弹袭击、父母离婚、父亲党内的政变企图、与父亲的关系破裂、2017年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那场失败的电视辩论，以及最近的一审判决。帕门蒂埃说：“每次遭受挫折后，她都能重新站起来。”

但与当年的父亲一样，在确保党内权力方面，勒庞同样手段冷酷。尽管巴尔德拉曾为总统竞选做了充分准备，但她现在要求他退到第二梯队。在党内，家庭成员再次拥有优先权。勒庞的侄女诺尔文·奥利维尔（Nolwenn Olivier）被任命为竞选发言人。勒庞的圈子中传出消息，称巴尔德拉必须小心，以免他与欧洲上层社会的交往令选民反感。

目前尚不清楚巴尔德拉计划在他宣布将于秋季出版的第三本书中写些什么。最初，这本书旨在以易读的方式介绍他的总统竞选纲领。巴尔德拉通过之前的两本书《我所追求的》（Ce que je cherche）和《法国人想要什么》（Ce que veulent les Français）赚了不少钱。根据他在8月中旬提交的财产申报，这两本书为他带来了超过100万欧元的作者收入。这远高于巴尔德拉作为欧盟议员的年收入。

在10月24日和25日于奥尔良举行的国民联盟党（RN）党代会上，勒庞将成为中心。虽然邀请函上巴尔德拉与勒庞并肩而立，但此次活动的重点并非庆祝巴尔德拉的连任——他是党主席职位的唯一候选人——而是旨在为勒庞的总统候选资格提供一个舞台。在勒庞决定参选以来，巴尔德拉在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采访中保证将支持他的导师。他在《费加罗报》上表示：“今天，法国的命运掌握在她手中。我的任务是帮助她赢得胜利。”巴尔德拉宣称，他希望制定一份政府计划并组建一个影子内阁。

然而，显然这位党魁在关键问题上的路线与勒庞不同。例如，考虑到财政状况，他对能否将退休年龄恢复到62岁持怀疑态度。此外，他也可以想象通过资本化来资助部分养老金。法国媒体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对搭档能维持多久，以及巴尔德拉将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发挥多么积极的作用。

简讯

民调显示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支持率达40%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前夕，选举研究小组（Forschungsgruppe Wahlen）的民调专家认为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率在40%。由州长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领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支持率为23%。左翼党在民调中为13%，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为9%，绿党为6%。德国联邦选择党（BSW）和自由民主党（FDP）在民调中各占3%。选举研究小组研究所表示，该民调具有代表性。为了德国电视二台（ZDF）的政治晴雨表，在8月25日至27日期间，共有1053名有投票权的公民接受了调查。在其他研究所的民调中，选择党在过去几天里的支持率在42%至43%之间。该党被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宪法保卫局定性为确定的极右翼组织。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将于9月6日举行。目前由CDU、SPD和FDP组成的联盟执政。F.A.Z.

柏林在遭受黑客攻击后遭到勒索

在8月中旬披露行政管理数据网络遭受黑客攻击后，柏林面临着一次勒索企图。市长凯·韦格纳（Kai Wegner，CDU）在周五的一次参议院特别会议后表示，柏林成为了严重刑事犯罪的受害者。“柏林州正遭到勒索。”韦格纳宣布，参议院将不会回应勒索者的要求。韦格纳未透露柏林是以何种形式被勒索的。rbb电台周四报道称，柏林州收到了一笔金额不明的赎金要求。dpa

特朗普关于邮寄投票的计划暂时被叫停

在美国国会选举前约两个月，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暂时叫停了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旨在增加邮寄投票难度的计划。法官在的一项临时禁令中写道，总统的法令是“一项可能违宪的规定，考虑到2026年的中期选举，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能执行的”。根据特朗普的法令，邮寄投票应仅限于出现在“州公民名单”上的人员。美国邮政应仅向由移民和社保机构编制的名单上登记的人员递送选举文件。F.A.Z.

为一名大规模杀手举行国葬？

贝尔格莱德就姆拉迪奇应如何下葬展开讨论 / 作者：迈克尔·马滕斯（Michael Martens），维也纳

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ć）的去世让塞尔维亚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属于实际操作层面，但仍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姆拉迪奇将被安葬在哪里？以何种形式——仅限最亲近的家庭成员，还是有国家参与？显而易见，一名 1945 年后欧洲最严重的战争罪犯之一将在何处长眠，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这是否会演变成一场丑闻？塞尔维亚司法部长内南德·武伊奇（Nenad Vujić）在一名战争罪犯去世后对一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电视台表示：“姆拉迪奇将军是一名将军，礼宾程序是明确的。”他认为，姆拉迪奇作为将军所应享有的待遇“肯定会被予以遵守”。

这一表态被一些贝尔格莱德媒体和政治参与者解读为将举行国葬的预告。但无论其真实意图如何，很明显，在贝尔格莱德只有一个人能决定国家是否以任何方式参与葬礼：国家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而他起初保持了克制。据报道，武契奇在姆拉迪奇去世一周前曾书面请求战争罪犯法庭，将这名显然已在弥留之中的囚犯移交给塞尔维亚的一家医院。但这一请求被拒绝了。

姆拉迪奇被安葬在波斯尼亚（他出生并成长的地方）的可能性可以被排除。不仅因为出于政治原因，在该国——即他犯下最大罪行的地方——为其建立坟墓是不可能的，而且这可能也不符合其家人和死者的愿望。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姆拉迪奇希望被安葬在女儿身边，其女于 1994 年在 23 岁时自杀。

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关注贝尔格莱德的讨论将具有启发意义。贝尔格莱德的领导层能否将二战后欧洲最邪恶的战争罪犯之一定义为“战争罪犯”？对此存在疑虑。在过去的几年里，塞尔维亚出现了一种至少在间接上由国家支持的姆拉迪奇个人崇拜。他的罪行被否认、淡化甚至被赞美。这一点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一栋住宅楼上的一幅巨型壁画中得到了清晰体现。在最终被拆除之前，这幅涂鸦在数周内显然处于国家机构的保护之下。一名塞尔维亚国家领导层中的政治人物还曾示威性地前往该处视察。

这种政治倾向并未过时，首都足球俱乐部“贝尔格莱德红星”的反应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家塞尔维亚的纪录冠军及 1991 年欧洲冠军杯得主在其社交媒体频道上发布了带有文字的照片：“将军，永恒的荣耀与感谢”。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塞尔维亚控制的半边国土——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同样盛行着对姆拉迪奇的崇拜。其中，波斯尼亚塞族政治人物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不仅与俄罗斯独裁者弗拉基米尔·普京，而且与美国的 MAGA 运动都保持着示威性的亲近关系。

塞尔维亚现在面临的问题，与 2006 年前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去世后该国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米洛舍维奇在审判结束前，因此在形式上是无罪的，在海格监狱的牢房中死于心脏病发作。当时，如何安葬他而又不使其坟墓成为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朝圣地，这一问题困扰着由亲欧派领导的

国家总统鲍里斯·塔迪奇。一段时间内，贝尔格莱德流传着一种想法，认为可以将这个问题外包给俄罗斯。米洛舍维奇的遗孀及其儿子已逃往莫斯科，因此在当地举行葬礼本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但最终，贝尔格莱德找到了另一种相当不寻常的方案：在获得特别许可后，米洛舍维奇被安葬在他出生地——贝尔格莱德东南方向的波扎雷瓦茨市，其私人住宅中不对公众开放的花园里。

姆拉迪奇本人直到最后都拒不认罪，这与在海牙法庭受审的其余近160名男子几乎如出一辙。目前没有理由认为，姆拉迪奇之死会引发塞尔维亚就九十年代以建立大塞尔维亚国家之名所犯下的罪行展开公开讨论。在姆拉迪奇被定罪的罪行中，包括后来被法院认定为种族灭绝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根据波斯尼亚官方数据，1995年间，在姆拉迪奇的最高指挥下，短短几天内有超过8000名波斯尼亚穆斯林被杀害。

他还被指控对围攻萨拉热窝数年之久负责，导致超过10,000人死亡。其中，仅塞尔维亚狙击手就造成了数百名受害者，他们简直是在对这座城市的居民进行狩猎。1995年战争结束后，姆拉迪奇离开波斯尼亚，并在塞尔维亚情报部门的帮助下潜伏在塞尔维亚境内，以逃避海牙法庭的审判。然而，压力日益增加。贝尔格莱德被告知，如果不引渡姆拉迪奇，这个巴尔干国家在向欧盟靠拢的过程中将无法取得进展。压力产生了效果。2011年5月，姆拉迪奇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个村庄被逮捕，他显然已在那里潜伏多年。

莫斯科将袭击描述为报复

普京威胁基辅——旨在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 / 作者：弗里德里希·施密特 (Friedrich Schmidt)

弗拉基米尔·普京以一种或许是为了显得坚定、或许是盯着提词器的僵硬目光，向他的国家及其对手发表讲话。上周六，这位俄罗斯统治者在面对其国家电视台的御用记者帕维尔·萨鲁宾 (Pawel Sarubin) 时，谈到乌克兰政府时表示：“基辅政权的目标是损害我们的经济”，“它自己打开了这个潘多拉之盒”。普京再次将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工业设施和港口的打击描述为对俄罗斯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受无人机袭击的报复，并谈到了“升级”，同时威胁道：“你们将收到针对你们最敏感经济部门的回击，坦率地说，这些部门本来就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而事实上，早在乌克兰开展无人机攻势之前，入侵者就已经攻击了被侵略国家的物流系统。普京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继续将这场侵略战争正当化为防御行动。克里姆林宫可能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在俄罗斯，这场战争已很难像不久前那样被掩盖。例如，由于燃料短缺，许多俄罗斯人不得不使用不符合当前欧5标准的汽油，这可能会损坏较新的发动机。《法兰克福汇报》刚刚听到一名俄罗斯人的经历，他试图为自己的宝马6系寻找欧5汽油未果，随后使用了其他汽油加油，不久后不得不花费约7000欧元进行维修。这并非个案。

但最重要的是，普京旨在向华盛顿发出信号。由于伊朗战争，华盛顿似乎对乌克兰战争失去了兴趣——这令莫斯科不满。普京想要证明，他能够继续升级、征服并获胜。他强调，“当然”，“俄罗斯军队的行动比乌克兰人的行动更明显，破坏性也大得多”。来自他身边所谓的消息人士再次间接发出核升级威胁：美国彭博社 (Bloomberg) 周三援引三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人士的话报道称，“袭击升级的螺旋式上升，使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官员得出结论，普京最终可能会考虑将战术核武器作为在乌克兰的最后手段”。

这类通过西方媒体传递的信息经常出现。它们看起来像揭秘，但实际上符合克里姆林宫的路线。考虑到其周围的监控情况，这更有可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信息。其目的是滋长西方的恐惧，并促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向基辅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最近的威胁是在乌克兰前一晚开始攻击 Ozon（俄罗斯第二大电子商务平台）之后发出的。市场领导者 Wildberries 的物流中心自7月中旬以来就一直是此类攻击的目标，据称该集团目前已损失了超过40%的仓储能力。损失金额据称接近折合100亿欧元。竞争对手的问题最初让 Ozon 受益，以至于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负责人罗伯特·布罗迪 (Robert Browdi) 身着该集团蓝色员工制服的 AI 模因 (Memes) 已经在流传。但这些模因最迟在周六就过时了，因为萨马拉地区的一个 Ozon 物流中心被烧毁。

现在，由普京对手阿列克谢·纳瓦尔尼 (Alexej Nawalnyj) 创立的反腐败基金会 (FBK) 的调查人员将 Ozon 与俄罗斯

与统治者有关联。FBK 报道称，该集团 34,95% 的股份是用根纳季·季姆琴科的资金购买的，并列举了这位亿万富翁兼普京亲信此前充当其“钱包”的案例。具体涉及一家名为“Optima”的公司向一个结构提供的一笔超过 510 亿卢布（超过 5.1 亿欧元）的贷款，而该结构的负责人形式上是 Ozon 最重要的投资者。据 FBK 称，“Optima”由一些在为普京及其周围人员提供供应的其他公司中为人熟知的女性管理，而该公司本身据称是以无息贷款的形式从季姆琴科的一家公司获得这笔资金的。

普京向萨鲁宾抱怨称，乌克兰的袭击击中了俄罗斯境内“民用的、事实上缺乏保护的目标”。就在三天前，他已经宣布，被袭击损坏的物流中心必须“在国家的参与下”进行修复。这当时是指 Wildberries，而该公司被认为与克里姆林宫官员安东·瓦伊诺、阿列克谢·格罗莫夫以及企业家兼议会上院议员苏莱曼·克里莫夫有关联。

但 Ozon 很快可能也需要帮助：该集团的更多仓库已经受损，其股价已然崩盘。普京还要求将国有和私营企业纳入努力之中，并改善防空系统。在俄罗斯，防御无人机是私人事务；普京最近的一项法令也明确了这一点，根据该法令，如果所有者未能对其设施提供充分保护，国家可以“临时”接管“关键基础设施目标”及其他资产。在实践中，此类措施往往导致企业落入权势显赫的宠儿之手。

我沉睡并梦见，生活即欢乐。 我醒来并看到，生活即责任。 我行动并发现，责任即欢乐。 ——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在经历了异常幸福且充实的一生后，我亲爱的父亲、我的岳父、我们的祖父、兄弟和姐夫，心怀感激地回到了上帝的天国。

彼得·冯·福斯特博士 (Dr. Peter von Foerster)

* 4. Juli 1940 米特劳 † 14. August 2026 汉堡

圣约翰骑士团正骑士 联邦德国功绩十字勋章 1. Klasse 获得者

我们想念你。

你的爱、你的理智、你的慷慨和你的幽默将令我们深切怀念。你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克里斯蒂安·门尼克-施瓦茨（原姓门尼克-冯·福斯特）、罗兰·施瓦茨、马克萨和皮娜、路易斯·菲德尔

克劳斯·苏斯卡·冯·福斯特（原姓冯·科斯勒）

格茨博士、莫妮卡·冯·福斯特（原姓哈伯曼）

迈克尔、乌尔苏拉·皮瑙（原姓莱德尔）、彼得、安雅·皮瑙（原姓德·拉·莫特）

追思礼将于 2026, 9月 15. 日（星期二）12时在圣约翰教堂举行，地址：Ludolfstraße 66, 20249 Hamburg。

葬礼将于稍后时间在尼恩施泰登公墓由至亲家属举行。

应我父亲的要求，请不要赠送花圈或鲜花，而请向圣约翰-埃彭多夫传道牧养促进协会 (Verein zur Förderung von Verkündigung Seelsorge e.V. an St. Johannis Eppendorf) 捐款，

IBAN DE77 2003 0700 1150 6912 47，备注：“Peter von Foerster”。

吊唁地址：Beeken Bestattungen, Fuhlsbüttler Straße 731, 22337 Hamburg

Theodor-Heuss-Straße 14, 61440 Oberursel 请勿赠送花圈或鲜花。

我们哀悼我们的名誉主席

彼得·冯·福斯特博士 (Dr. Peter von Foerster)

* 4. Juli 1940 † 14. August 2026

彼得·冯·福斯特博士在海外俱乐部 (Übersee-Club) 担任会员近 40 年，在主席团任职近二十年。他在 2000 年至 2011 年期间担任主席，这是海外俱乐部历史上一个尤为令人难忘的时代。冯·福斯特博士以极大的热情成功提升了俱乐部的声望与影响力。为了感谢他的卓越贡献，他于 2012 年被选为名誉主席。

为俱乐部服务是他的心愿。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和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以身作则地践行了我们机构的理想。随着彼得·冯·福斯特博士的离世，我们失去了一位榜样，他的一生及其成就始终契合汉萨城市的美德，如开放心态和对公共社会的责任感。

我们将永远铭记他，并按照他的意愿继续传承海外俱乐部的价值观。

海外俱乐部 (Der Übersee-Club e.V.)

哈拉尔德·福格尔桑博士 (Dr. Harald Vogelsang) 主席

克里斯蒂安·登索 (Christian Denso) 总经理

我们告别我们的前任董事会成员

他于 14. August 2026 逝世，享年 86 岁。

彼得·冯·福斯特博士在DESITIN制药有限公司 (DESITIN Arzneimittel GmbH) 董事会任职近三十四年，其中十八年担任副主席。

即使在 2021 年卸任后，他依然与我们公司保持着紧密联系。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睿智的判断和沉稳的作风，他给DESITIN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将怀念他这位非凡的人格魅力者和受人尊敬的同行者，并心怀感激地铭记他。

我们向他的家人以及所有与他亲近的人表示深切的慰问。

DESITIN制药有限公司 (DESITIN Arzneimittel GmbH)

股东、董事会、管理层、职工委员会、全体员工

我们必须过早地告别

恩斯特·威廉 (Ernst Wilhelm)

律师 – 建筑与建筑师法专业律师 – 调解员 *16. Dezember 1962 †22. August 2026

他在患重病后去世。他的离世令我们深感震惊。

随着恩斯特·威廉的离去，我们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法律专家和充满激情的律师，一个美好的人，以及一位富有同情心且关怀下属的上司。他是一位律师企业家人格的代表，一位敢于承担责任的远见实践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以企业家的远见对 HFK 产生了决定性的塑造作用。

在此过程中，对他而言，人始终是核心。与员工和客户保持亲近是他特别关注的事情。他以其态度、可靠性以及个人情谊，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共事方式。多年来，他以极大的投入和前瞻性的方式成功领导了我们的柏林办公室。

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恩斯特远不止是一位合伙人或同事。

他是同行者、建议者、朋友。

我们将怀着巨大的感激之情，永远铭记他。

我们向他的家人表示深切的哀悼。

HFK 律师合伙有限责任公司 (HFK Rechtsanwälte PartGmbH) 的股东及全体员工

你的心，你的精神，你的爱——我们想念你。但你的光芒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约瑟夫·I·费尔德 (Josef I. Felder)

* 30. Oktober 1933 † 26. August 2026

时光飞逝，唯爱永恒

在静默的哀悼中

玛丽莉丝·费尔德 (Marliese Felder)

卡门与基亚拉 (Carmen mit Chiara)

劳拉 (Laura)、马克西米利安 (Maximilian)

追思会及随后的葬礼将于 2026, 3. September 2026, 10:30 在位于 53840 特罗伊斯多夫 (Troisdorf) Heerstraße 17 的森林公墓礼拜堂举行。

汉堡交响乐团—莱斯厅管弦乐团 (Symphoniker Hamburg—Laeiszhalle Orchester) 哀悼他们最忠诚、资历最深的同行者之一，他于 14. August 2026 永远地沉睡了。

彼得·冯·福斯特博士 (Dr. Peter von Foerster)

* 04. Juli 1940 † 14. August 2026

彼得·冯·福斯特博士在 2007 2023 年期间担任汉堡交响乐团注册协会 (Symphoniker Hamburg e.V.) 的咨询委员会主席，在此职能期间，他在我们历史最重要的阶段之一中对管弦乐团产生了决定性的塑造作用。而更为深远的是，加布里埃莱与彼得·冯·福斯特以朋友、导师、建议者以及默默资助者的身份，赋予了我们管弦乐团深厚的情谊。

他们以无与伦比的、乐观且坚定不移的姿态，带着睿智的信心，在关键时刻给予我们支持。他们对乐团成功的喜悦具有感染力，为我们自身的快乐赋予了新的意义。加布里埃莱与彼得·冯·福斯特博士的个人真诚、对共同事业的热爱以及执行力，将始终是汉堡交响乐团—莱斯厅管弦乐团在自身行动中的光辉标杆。

我们怀着感激与谦卑之情致敬，我们的思念与家人们同在。

汉堡交响乐团—莱斯厅管弦乐团

我的灵魂展开宽广的翅膀， 飞越静谧之地，宛如飞向故乡。 约瑟夫·冯·艾兴多夫 (Joseph von Eichendorff)

我们哀悼我深爱的妻子，我们亲爱的母亲、岳母 / 婆婆、祖母 / 外祖母、姑姨、姑奶奶 / 姨奶奶

乌苏拉·利泽洛特·玛丽亚·诺滕 (Ursula Lieselotte Maria Nöthen)

原姓 盖布瑟 (Gebser)

* 27.8.1936 † 16.8.2026 波鸿 波恩

她是家庭中细心照顾大家的中心。我们怀着对美好共同生活的极大感激之情，与她告别。

工程师 保罗·休伯特·诺滕 (Dipl.-Ing. Paul Hubert Nöthen)

苏珊娜·玛丽亚·诺滕博士 (Dr. Susanne Maria Nöthen) 与 玛丽索尔 (Marisol)

伊尔马兹·齐维奥尔博士 (Dr. Yilmaz Dziewior)

拉法埃拉·莱塞格雷坦 (Rafaela Lesegretain)，原姓 盖布瑟 (Gebser) 以及

大卫·莱塞格雷坦博士 (Dr. David Lesegretain)

与 玛丽 (Marie)、莉丝 (Lise)、朱莉 (Julie) 和 萨缪尔 (Samuel)

吊唁地址： Trauerhaus Nöthen c / o Bestattungen Spannuth, Sternenburgstraße 52, 53115 波恩

葬礼将在至亲范围内举行。

功绩勋章 (Pour le mérite) 科学与艺术类分会哀悼其成员、作家兼摄影师

彼得·纳达什 (Péter Nádas) 的逝世

* 14. Oktober 1942 † 26. August 2026

勋章大臣

赫尔曼·帕辛格 (Hermann Parzinger)

数万亿资金被投入金融市场。其中仅 1% 就能终结全球所有饥饿学童的困境。

请伸出援手。

世界粮食计划署 (World Food Programme)

该联合国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打击饥饿。

生命被改变，而非被夺走 (Vita mutatur non tollitur)

贝尔贝尔·费医学博士 (Dr. med. Bärbel Fey)

原姓 克诺尔 (Knorr)

* 26. Juni 1941 † 16. August 2026

克劳斯 (Klaus) 克里斯托夫 (Christoph) 与 弗里多 (Frido) 和 保罗 (Paul) 马丁 (Martin) 与 娜塔莉 (Natalie) 和 马克斯 (Max) 莱娜 (Lena) 与 扬 (Jan)、乔纳森 (Jonathan) 和 宝拉 (Paula) 斯特菲 (Steffi) 与 亨宁 (Henning)、妮娜 (Nina) 和 约瑟芬 (Josefine)

追思会及随后的土葬将在较近的亲友圈内举行。

安魂弥撒将于星期五，2026, 9月 18.，18.30 时在柏林 Witzlebenstr. 30, 14057 的卡尼修斯教堂 (Canisius-Kirche) 举行。

吊唁地址：

Grieneisen Bestattungen, Bismarckstr. 67, 10627 柏林, “Dr. Bärbel Fey”

一个人能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是那些想起他的人脸上的微笑。

克里斯托夫·卡尔·福格勒 (Christoph Karl Vogler)

* 22. August 1940 † 6. August 2026

“因他必令他的使者在你的道路上保护你” 诗篇 91,11

莫妮卡·梅茨 (Monika Metz) 佐尔坦·伯姆博士 (Dr. Zoltán Böhm) 及其家人 福格勒家族及亲属

追思会及随后的骨灰安葬仪式将于星期五，2026年 9月 4.，13.30 时在法兰克福 65931, Welschgrabenstraße 20 的蔡尔斯海姆公墓 (Zeilsheimer Friedhof) 举行。

告别

“生命之路” (Lebenswege) 是《法兰克福汇报》的讣告门户网站，为逝者亲属提供一个适当表达悲痛的空间。在这里，讣告在发布之日后仍可查阅，并可留下吊唁信息。

更多信息请访问 lebenswege.faz.net

法兰克福汇报 生命之路 (LEBENSWEGE)

在本期中，您还可以找到其他讣告。

踏板船已入库

博登湖水位创历史新低

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一艘覆盖着的渔船停在碎石滩上，滩地逐渐变为干涸的泥浆。在原本应该是踏板船停泊的水域，杂草正从鹅卵石间生长出来。位于阿伦斯巴赫的鲍曼（Baumann）航运公司已经将这些船只移入了冬季仓库。

旁边的渡轮码头边是格纳登湖（Gnadensee）。按理说，现在应该是博登湖的旅游旺季，渡轮本应每天多次在阿伦斯巴赫与赖兴瑙岛（Insel Reichenau）之间往返，接送游客。但这座“施瓦本之海”却缺少了水。“最糟糕的情况！踏板船我们已经封存了，”在码头向散步者出售啤酒和柠檬水的渡轮船员说道，“在一年中的这个时间点，我从未见过如此低的水位。”

官方数据证实了船长的说法。周三博登湖的水位为278厘米。8月26日的正常值应为362厘米，这意味着湖水位比平时低了84厘米。在历年该日测得的最低值出现在2003年，为281厘米。博登湖的水位是在康斯坦茨（Konstanz）港口测量的。在港口入口的帝国女神（Imperia）雕像旁有一座水位观测屋，由州环境署（LUBW）运行测量站。

来自梅尔斯堡（Meersburger）的马克西米利安·图姆（Maximilian Thum）对LUBW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与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的测量值相结合，创建了长期分析报告。他的结论是：2026年夏季博登湖的水位是210年来的最低水平。自7月6日以来，每一天的水位都低于1817年开始记录以来相应日期的历史最低值。“单一的最低值可能是偶然，”图姆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已经连续52天每天都在发生。”

博登湖的水位在一年中发生变化是正常的。湖泊通常在二月和三月

干涸之中：阿伦斯巴赫前的一艘渔船 摄影：本杰明·瓦格纳（Benjamin Wagener）

达到最低水位。随后，阿尔卑斯山的积雪融化会补充水源，直到六月中旬达到年度最高水位。其集水区约40%位于海拔1800米以上，约62%的流入量来自阿尔卑斯莱茵河。冬季主要积在福拉尔贝格州（Vorarlberg）和格劳宾登州（Graubünden）山上的积雪，会在初夏融化后流入湖中。根据马克西米利安·图姆的数据，今年截至8月26日的最高水位为335厘米——出现在6月12日。“自1817年以来，没有任何一年的8月26日前最高水位如此之低，”图姆说，“此前最低的年度最高水位出现在1976年，为362厘米，比现在高出27厘米。”

LUBW主席乌尔里希·毛雷尔（Ulrich Maurer）认为，水位低的原因是阿尔卑斯山冬季少雪，以及盛夏持续高温导致降雨不足且蒸发量大。 “自2025年11月底以来，巴登-符腾堡州就过于干燥，而且博登湖的阿尔卑斯集水区的降水量也低于平均水平，”毛雷尔说，“因此，流入湖中的水源，尤其是阿尔卑斯莱茵河，部分出现了极低水位，这一点我们现在在博登湖上也能明显看到。”

湖泊周围都能感受到其影响。在海滨浴场，游泳者必须在泥泞中跋涉才能到达水边；在几家游艇码头，帆船和动力游艇已无法通过港口出口，或者完全搁浅在干地上。游览船已无法抵达北岸的朗根阿尔根（Langenargen）；在施泰因-am-莱茵（Stein am Rhein）与迪森霍芬（Diessenhofen）之间前往莱茵瀑布的方向，所有船只均已无法航行。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港口码头的气氛十分低落。“等到水位回升，游客们早就回家了，”一名渡轮船夫说道——随后又卖出了一瓶啤酒。本杰明·瓦格纳（BENJAMIN WAGENER）

一切都被卷走：这张航拍图显示了特里舒利河沿岸一个村庄的破坏情况。 照片：Anadolu / Getty

他们没有放弃希望

维什马·拉杰在尼泊尔灾难发生前不久还与哥哥联系过。现在，他正绝望地等待着对方的生存信号。作者：蒂尔·费恩德斯（Till Fähnders）

在洪水奔涌而下之前，维什马·拉杰·尼泊尔（Vishma Raj Nepal）还与他的哥哥通了电话。“他说一切都好。但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能联系上他，”这位在加德满都的尼泊尔旅行社经营者告诉《法兰克福汇报》。此外，在他经营的“喜马拉雅徒步旅行”（Hiking Himalayas Treks）公司一个由55人组成的旅行团中，包括6名乌克兰人、1名白俄罗斯人和许多尼泊尔人。当由水、泥沙和碎石组成的雪崩冲下山时，该团恰好位于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边境口岸。

“我太悲痛了，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维什马·拉杰·尼泊尔用哽咽的声音说道。他的哥哥哈里·钱德拉·尼泊尔（Hari Chandra Nepal）是一名导游，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希望上帝能让他们平安回家，”这位48岁的弟弟说。

与这位旅行社经营者一样，目前许多尼泊尔人正努力试图理解这场灾难的规模。周三上午8.37时，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朗唐峰（Langtang Lirung），一块冰川崩塌。由冰、水和泥土组成的巨大雪崩坠入了伦德河（Lhende）。

随后形成了一个湖泊，该湖泊最终溃决，导致一道由泥沙和碎石组成的墙沿着波特科希河（Bhotekoshi）和特里舒利河（Trishuli）奔向尼泊尔。这场巨大的泥石流如同山地海啸一般，将房屋、旅游巴士和人们卷入深渊。整个村庄被抹去，山谷被泥浆覆盖。

周五，尼泊尔当局警告称，新形成的湖泊可能会溃决并引发新一轮洪水。而中国官方媒体则谨慎地发出了解除警报的信号。他们周五报道称，风险正在逐渐降低。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报道称，湖水正在自然流出，流出量大于流入量。起初尚不清楚这些数据是否是指西藏的同一个湖泊，该湖泊由碎石形成的堤坝显然已经破裂，随后尼泊尔警方发出了洪水预警。据当局称，周五尼泊尔和西藏的死亡人数总计增加至至少543人。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报告确认死亡人数为538人。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西藏的死亡人数上升至5人。超过1400人仍处于失踪状态，其中包括数百名外国人。

同样没有收到哥哥生存信号的还有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尼泊尔女性萨吉·萨达克（Saji Sadhak）。她的哥哥拉姆·马尼·达哈尔（Ram Mani Dahal），33岁，在受灾尤为严重的拉斯瓦（Rasuwa）区上特里舒利-1（Upper Trishuli-1）大坝担任工程师。当时他已经在工作，他及其同事显然意识到洪水即将到来。

他们起初尝试开车逃生，但没走多远。随后他们改为步行。司机差点被洪水卷走，军队将其救出，但其他人的踪迹至今杳无音讯。“我们不知道我哥哥在哪里，”这位妹妹说，“那里只有岩石和森林。我希望他也能逃走，如果没能逃走，那就彻底没希望了。”

妹妹报告称，拨打他的手机号码无人接听。由于灾区目前大部分地区没有电且没有手机信号，搜救失踪人员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大多数道路和路径已被掩埋。

尽管如此，尼泊尔救援人员已开始使用重型设备，在数米深的淤泥和碎石中艰难搜寻幸存者。据尼泊尔媒体报道，目前尚未允许外国救援队进入。其原因在于 2015 年那场毁灭性地震后的经验：当时外国搜救队的涌入以及各国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诸多问题。一名官员表示，尼泊尔有能力自救，但欢迎紧急财政援助。

萨吉·萨达克（Saji Sadhak）的哥哥目前失踪，她怀疑尼泊尔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独立应对这场灾难。她希望大坝的运营商能够帮助寻找她的哥哥；据报道，该大坝由韩国公司建造，未来将提供尼泊尔 10% 以上的电力需求。

美联社（AP）报道称，一支救援队正在大坝处搜寻被困在隧道内的人员。据该社援引一名军方发言人的话称：“由于到处被淤泥覆盖，很难找到隧道的入口和出口。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困人员。”

来自灾区的照片显示，人们正在等待关于亲属的消息。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寻找亲人的呼吁。其中包括一组 15 人的印度裔澳大利亚人，他们当时正在喜马拉雅山进行徒步和朝圣之旅，其中包含一名 12 岁和一名 14 岁的儿童。

熟人在网上透露，他们在通过 Himalayan Glacier Travels 旅行社旅行期间入住的酒店已被洪水冲走。他们在印度-澳大利亚社区的一个在线门户网站上呼吁提供信息。该门户网站引用了一位负责协调搜救工作的熟人之词，称其亲属们“非常、非常绝望”。

“冰崩就像一枚从高空投下的炸弹”

中国研究员张强功谈冰崩原因及气候变化的作用

张教授，您是国际山地综合观察与建模中心（Icimod）的教授。喜马拉雅山的这次冰崩具体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冲刷而下的？

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在海拔5200米处崩塌，大量冰块从冰川主体脱离。冰块倾泻而下，冲击边界河流，卷起大量碎石，演变成一场延伸至100公里的洪水波，甚至波及了尼泊尔与印度的边境地区。至于其背后是由多年冻土融化还是其他因素导致，我们尚不清楚。

您如何评估这次冰泥流的规模和体积？

卫星图像显示，冰体长度约为600米。据估计，流入河流的总质量达数百万立方米。这是巨大的。冰崩就像一枚炸弹从高空掉落在低洼地带。

您以前经历过类似的雪崩吗？

它类似于2021年发生在印度北阿坎德邦的查莫利（Chamoli）灾难。那次灾难同样是由冰崩引起的，在数十公里之遥的地方依然冲击了基础设施和民房。

现在碎片阻塞了东林藏波河（Donglin Zangbo）或伦德科拉河（Lende Khola），形成了一个可能崩塌的碎石坝，再次引发洪水波的风险有多大？

冰崩阻塞了河流并形成了一个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含有约200万立方米的水。我们获得的信息显示，由于上游的汇入，未来两到三天内还将有另外300万立方米的水流入该湖。堰塞湖是否会溃决，取决于水量以及自然形成的大坝的稳定性。但这个堰塞湖位于较低海拔，且与高山上脱离的冰川质量相比，其水量并不算特别大。因此，这可能不会引发一场与之前规模相当的第二次洪水波。

四年前，中国科学家在喜马拉雅山约24.000个冰川湖中，将550个以上确定为“高风险冰川”。从那时起发生了什么，这次受影响的冰川是否属于高风险冰川？

那是关于冰川和冰川床湖的。而这次灾难是一次冰崩。这是两种不同的现象，但两者都与冰川有关。

气候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这次冰崩？

这次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气候变化，尽管并非这里所有的变化都由气候变化引起。在过去四十年里，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萎缩了30%。我们观察到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冰川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其下方的多年冻土系统也可能在融化，这可能会改变冰川生长及其运动的动力学。

这类灾难发生的频率增加的可能性有多大？

对于冰川湖溃决，有预测认为在本世纪其发生的概率将会增加。相比之下，关于冰崩的信息较少。在分析冰崩时，必须确定有多少冰川质量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及它们相对于其坡度的位置。

您认为有多少比例的冰川是不稳定的？

数量很多，但我无法给出精确的数字。必须考虑到，

喜马拉雅地区有50.000到60.000座冰川。此外，并非所有冰川都位于陡坡上，也不是所有冰川都拥有悬冰体。当我们分析冰崩的危险程度时，我们还必须

张强功（Zhang Qianggong）

考虑到冰川下游人类定居点和基础设施的位置。

面对该地区的不稳定性，有多少人处于危险之中？ 2.7 亿人直接接触来自喜马拉雅高原的水源和冰川河流。此外，还有近20亿人使用该地区的水源。为了核实有多少人可能受到冰川湖溃决或冰崩的影响，我们需要对冰崩以及人们居住距离相关冰川区域的远近进行模拟。

您如何评价关于预警系统不足的批评？

从技术上讲，一个地震传感器捕捉到了震动信号。起初，它被解读为地震而非冰崩。而在尼泊尔一侧的下游，一个水位传感器记录到了水位大幅上升的信号。然而，该传感器被洪水损坏了。因此，预警信号未能正确传递给政府。目前，我们没有有效的预警系统。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如果提前量太短，就没有时间有效地发出预警信号。此外，我们在冰川地区没有覆盖全面的预警系统。这些地区海拔太高，通常难以到达。

跨境沟通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的ICIMOD中心是一个区域性组织。进展有时非常缓慢——这不仅是因为知识缺口，还因为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跨越国家、文化和语言边界的沟通问题。

在此背景下，贵研究所的关注重点是什么？

ICIMOD致力于提高人们对多年冻土（即冰层地下部分）融化的认识。它起到了将冰川固定在一起的作用。那里的变化更难被察觉，因为在如此的高海拔地区，多年冻土还没有覆盖全面的监测网络。我们需要更多研究来探讨融化的多年冻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次灾难。

提问者：约亨·施坦克（Jochen Stahnke）。

展品项链被盗

这次作案的胆大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周四，在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MAK）光天化日之下，两名男子掏出锤子砸碎了一个展柜，在目瞪口呆的工作人员面前带着赃物逃之夭夭。警方周五报告称，其中一名嫌疑人携带了一把“疑似真实的枪支”。“嫌疑人随后带着赃物徒步向城市公园方向逃窜。”

直到周五下午，对这两名男子的搜捕仍未取得结果。警方仅能公布几张监控摄像头的照片，照片中可以看到未戴面具的疑似嫌疑人。出于“侦查战术原因”，更多细节未予公布。

显然，这些男子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据警方称，被盗的珠宝是一条镶嵌有 600 多颗钻石的项链，由埃及纳兹利王后于 1939 年委托巴黎珠宝商 Van Cleef & Arpels 定制，用于其女儿法乌齐亚与后来的波斯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婚礼。

钻石的总重量估计为 200 克拉。根据苏富比拍卖行的数据，该珠宝于 2015 年在纽约以 4,3 百万美元的价格被拍卖。

该展柜是“璀璨之作”（Glanzstücke）展览的一部分。根据 MAK 官网，该展览将馆藏的 500 件“独特且罕见展出的对象”与 Van Cleef & Arpels 家族收藏的 300 件作品相结合。对于安全措施以及为何此类贵重物品没有得到更好保护的问题，博物馆最初未予置评。 ALEXANDER HANEKE

短讯

30年后迎来谋杀案判决

在美国游客艾米·洛佩兹（Amy Lopez）被谋杀 30 多年后，凶手终于被定罪。科布伦茨地方法院首席法官鲁珀特·斯特林（Rupert Stehlin）周五表示，81 岁的被告必须被判处终身监禁。法院还认定其罪责极其严重。法院的判决与检察机关、共同原告代表及辩护人的一个共识一致。被告在审判开始时就承认了所有罪行。法院认定，该男子在 1994 24 岁的艾米·洛佩兹被捆绑，对其进行性侵，并用刀刺九刀将其杀害。此次谋杀具有阴险性，且是为了满足性欲。该案件在数十年间一直未获破解。直到利用新技术对旧 DNA 痕迹进行分析后才取得突破，这些痕迹被确定属于该男子。dpa

原告几乎没有希望

在关于德国之翼（Germanwings）飞机失事导致 150 人死亡后的额外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中，不伦瑞克地方法院给幸存家属带来的希望渺茫。法官表示，法院认为该诉讼没有成功的可能。她指出，原告更应向航空公司主张其权利。在灾难发生 11 年多之后，30 名遗属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申请了每人最高 110.000 欧元的赔偿。该民事诉讼在下萨克森州审理，是因为德国联邦航空局（Luftfahrt-Bundesamt）总部位于不伦瑞克。 dpa

申请羁押

在勃兰登堡州戈森-诺伊齐陶（Gosen-Neu Zittau）的一所学校发生导致两人死亡的暴力事件后，法兰克福（奥得河畔）检察机关已申请将一名19岁的德国人羁押候审。该机构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嫌疑人被指控犯有两起谋杀罪。据称，他“出于卑劣动机等原因”杀害了一名18岁的女学生和一名30岁的幼儿园教师。检察机关称，该18岁女孩被认为是嫌疑人的前女友，而该教师当时试图向其提供帮助。目前尚未公布作案动机和作案工具。dpa

他维系了这个国家

挪威的哈拉尔争取到了娶一名平民女性的权利。这使得他的孩子们在走自己的路时变得更加容易。如今，挪威国王去世了。

作者：塞巴斯蒂安·巴尔策尔 (Sebastian Balzter)

国王最艰难的日子来得较晚，直到他年事已高且身患疾病时才出现。在此之前，他的王国在访客眼中就像是一本度假目录中完美的章节——拥有美到令人窒息的自然景观，拥有北海深处惊人的油气资源财富，拥有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福利国家，以及在国庆节时挥舞小旗为君主欢呼的热爱和平的居民。

然而，恰恰是王室成员，给这幅挪威图景留下了最深的伤痕。对于哈拉尔五世来说，这可能格外令人痛苦，因为对此负主要责任的是他的儿媳梅特-玛丽特以及她此前一段感情所生的儿子马里乌斯。

因为哈拉尔本人第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在1959年他与一名平民女性的恋情公开之时。多年来，他一直与在这一点上十分保守的父亲奥拉夫五世抗争，希望能够娶企业家之女索尼娅·哈拉尔森。据传，直到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才获得了同意：“要么娶她，要么我终身不娶。”

得益于这段往事，这对夫妇所生的两个孩子在走自己的路时也变得更容易。这些路径有时十分曲折。女儿玛莎·路易丝嫁给了一名作家，放弃了继承权，撰写儿童读物，并通过创办一所“天使学校”转向灵性主义；这段婚姻育有三个孩子，但最终以离婚告终；前夫在几年后自杀身亡，而这位公主现在与一名备受争议的美国灵能治疗师结婚。

儿子，王储哈康，在父亲结婚40年后同样爱上了一名平民女性，且对方已是一位单亲母亲：梅特-玛丽特。哈拉尔和索尼娅在最初的疑虑之后并未阻碍这段关系，挪威人对此心存感激。这对继承人夫妇及其两个共同的孩子成为了极具亲和力的公众形象。

1987年6月：哈拉尔与妻子索尼娅以及孩子玛莎·路易丝和哈康

这一切都结束了。马里乌斯·博格·赫伊比被法院判处四年监禁，罪名是强奸和家庭暴力。他今年29岁，从未从事过任何职业。在奥斯陆的上流社会中，人们早已知道他渴望出风头，以及滥用酒精和毒品。虽然从礼宾协议意义上讲，他从未属于王室，但在许多场合他依然出席，并由王室出资生活。现在，许多挪威人在思考，国王作为家族首领，是否应该针对这种在结构上极其不利的尴尬地位采取某种措施。

同样让哈拉尔在近期感到沉重压力的是，过去几个月里披露的梅特-玛丽特与被定罪的美国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之间的关系。两人维持了多年的电子邮件友谊，交换了包含令人不安的私密内容的信件。梅特-玛丽特在面对爱泼斯坦时对自己的王室职责发表了贬低性言论，并接受其邀请前往其家中。面对这些事件，许多挪威人长期以来认为她不可能成为王后。但自周五起，梅特-玛丽特依然成为了挪威的新任王后。

此外，梅特-玛丽特自2018年起患有一种无法治愈的肺纤维化，近期导致了严重的呼吸困难。今年6月，她成功接受了捐赠肺移植手术。此后，这位53岁的女性一直在家中与家人一起休养。

这场君主制的危机对哈拉尔来说来得不是时候。他的体力明显下降。癌症在侵蚀他的身体，他还多次因严重的心脏问题在医院接受治疗。两年前，他植入了永久性心脏起搏器。与丹麦的玛格丽特二世不同，他并不想在去世前退位并为下一代让路。

他长期处于父亲和祖父的阴影之下：2026年2月的哈拉尔五世国王

照片来源：AFP

然而，他早已开始将职责移交给王储哈康，后者一直以来在处世上比他的父亲更圆融。与儿子相比，国王显得低调，有时甚至有些笨拙。虽然他对知识分子式的或政治上的冒险毫无兴趣，但在个人操守方面始终无可挑剔。尤其是在与身边人近期的过错形成对比的情况下，这塑造了哈拉尔的声望。

挪威在数百年间曾隶属于丹麦，随后隶属于瑞典。随着哈拉尔的祖父哈康七世国王于1905年登基，该国自1380年以来首次获得独立。由于缺乏本土贵族家庭，当时的新国王（一位前丹麦君主的孙子）必须从哥本哈根“进口”，这可以被视为挪威人对待其国家的务实态度的早期证明。哈拉尔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宗德堡-格吕克斯堡家族中第一位在挪威出生的国王，他深谙如何融入这种心态。

比起奥斯洛的宫殿，他更喜欢住在乡下的农场；比起礼服和勋章，他更喜欢穿着防风夹克和登山靴。他就读于公立高中，接受了军事训练，随后在奥斯洛和牛津学习政治学和经济学。他作为帆船运动员的成就——曾两次参加夏季奥运会，获得欧洲冠军并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亚军——在热爱体育的同胞眼中，与其说是卓越的辉煌成就，不如说是对国民普遍素质的一种肯定。

直到75岁，哈拉尔才在民众中获得极高的认可，他的统治始于1991年。在此之前，他一直处于其受欢迎的父亲以及祖父哈康七世的阴影之下。直到今天，哈康七世仍享有近乎英雄式的崇拜，因为他在1940年4月拒绝与德国占领军合作，而是从伦敦的流亡地成为了挪威抵抗运动的象征人物。

对于哈拉尔来说，并没有类似的考验——直到极右翼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发动袭击。2011年7月，布雷维克首先在奥斯洛的政府区引爆炸弹，随后在夏季帐篷营地的参与者中制造了一场大屠杀。之后，哈拉尔眼含泪水但语气坚定地发表了一次电视演讲，使他成为了国民的慰藉者，同时也为后续应对恐怖主义定下了基调。国王表现出深切的痛心，但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寻求报复。他与索尼娅王后一起走访了77名袭击遇难者的家属，献花并在追思弥撒中为他们祈祷。

国王随后在一次备受关注的演讲中，阐述了他心目中同胞的形象：“挪威人，是单身者和离婚者，是有孩子的家庭，也是年迈的夫妇。挪威人，是爱女性的女性，爱男性的男性，以及彼此相爱的男女。挪威人信仰上帝，信仰安拉，信仰一切，或者什么都不信。”

在晚年，哈拉尔五世国王凭借这样的言论，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成为了“将国家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剂”。他曾这样描述在他看来现代君主制应当承担的任务。然而，过去几周和几个月里的离心力一次次将他推向极限。如今，挪威民众对君主制的支持率处于历史最低点。

周五，哈拉尔五世国王在89岁时逝世。

法兰克福汇报 精选

法兰克福汇报 市民对话

个人专访

杰克·赖纳 愤怒不已

电影导演罗伯·赖纳及其妻子米歇尔之子杰克·赖纳（Jake Reiner）在父母惨遭杀害后首次接受电视采访。这位 34 岁的美国人在接受 ABC7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但同时，感觉像过了八年，又像只过了八分钟。”去年 12 月中旬，他的父母被发现死在位于洛杉矶布伦特伍德区的别墅中。六小时后，杰克的哥哥尼克·赖纳（Nick Reiner）被逮捕，他涉嫌谋杀。“我的父母对我们三个孩子有着无条件的爱，”杰克·赖纳说道。尼克和他还有一个名为罗米的妹妹，正是罗米将父亲去世的消息告知了杰克。“罗米给我打电话，但我没接，”他讲述道，“然后她立刻又打来，那一刻我就知道出事了。”对于哥哥被捕是否令其感到惊讶，杰克·赖纳不愿回答。“我在生理上失去了父母，接着尼克被捕。现在只剩下罗米和我了。”自那时起，他便没有与哥哥交谈。他表示自己永远无法理解父母惨死的真相，但必须接受现实。“对我来说，这是最让我愤怒的方面之一。”尼克·赖纳面临终身监禁，甚至可能是死刑。dpa

妮可·基德曼入驻 Tiktok

好莱坞明星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在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开设了账号。在这位 59 岁的奥斯卡奖得主发布的第一段视频中，她身着一件高开叉亮片礼服，显得十分迷人。她发布了新电影《实用魔法 2》（Practical Magic 2）在伦敦首映的片段以及出席活动前的造型准备过程。视频中，她与桑德拉·布洛克及其他合作演员一同亮相，神采奕奕。妮可·基德曼为该视频配上了歌手 Adéla 的歌曲《Ain't In LA》。自 2018 年起，这位女演员就在 Instagram 上分享她的生活，在该平台她拥有超过 1100 万粉丝。dpa

卡斯滕·施奈德在钓鱼中找回自我

联邦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在钓鱼中寻找宁静与放松。这位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政治家告诉《Bunte》杂志：“我根本不需要钓到鱼。我观察河流，思考鱼群可能在什么位置，并在此过程中感知变化。”他最喜欢的钓鱼区域是格拉河（Gera）。他表示，那里的水质虽然尚可，但河水正在变暖。“对于依赖冷水的褐鳟和灰鳟来说，这是一个问题。”KNA

接下来的方向如何？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不仅仅是一次地区性决定：它被视为具有对全国产生信号作用的政治情绪风向标。从选举结果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哪些议题和冲突线将主导接下来的政治辩论？选举结果对各政党、联盟以及整体联邦政治意味着什么？

我们计划在 17. 2026 年 9 月 19.30 举行讨论。随后将设有问答环节。您可以通过法兰克福福音派学院现场参加或观看直播。

对话嘉宾：

亚斯珀·冯·阿尔滕博库姆（Jasper von Altenbockum），内政部负责人 桑德拉·凯格尔（Sandra Kegel），文化版负责人 约翰内斯·彭内坎普（Johannes Pennekamp），经济报道负责人

主持：曼弗雷德·科勒（Manfred Köhler），《法兰克福汇报-莱茵-美因报》负责人

不信任

冯·斯特凡·勒文斯坦（Stephan Löwenstein）

在图林根州选择党（AfD）针对马里奥·福伊格特（Mario Voigt）提出的不信任动议中，核心问题并非州长的学术诚信。虽然一名所谓的“剽窃猎人”通过一份报告成为了这个被宪法保卫局认定为极右翼政党的推手，而该报告实质上只是确认了已知的事实。但随着福伊格特的博士学位被撤销（该决定正处于司法申诉中），这一话题在政治上已经“结束”了。不，选择党此举真正的目的是在邻邦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前夕再次制造骚动，并向在埃尔福特与联邦党意相悖地参与执政的 BSW（萨拉-瓦根克内希联盟）施压。图林根州选择党领导人赫克此次再次失败。

不信任投票是议会监督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反对党认为多数派地位动摇时提出此类投票是完全正当的。然而，在没有戏剧性新进展的情况下每隔几个月就搞一次，则是对这一民主工具的滥用。州议会是进行政治争论的正确场所，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工作议会，不能被瘫痪。不过，议会能够承受这一点，而且由于福伊格特的“黑莓联盟”（Brombeerkoalition）在此次事件后反而得到了加强，因此有望在半年内不会再次上演同样的戏码。

特朗普之湖

尼古拉斯·布塞（Nikolas Busse）

最令人惊讶的其实是，美国总统没有将安大略湖（Lake Ontario）直接更名为“特朗普湖”，而仅仅改为“美国之湖”（Lake of America）。但人们不应低估此类更名行为。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文化战争同样在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奥巴马曾将麦金利山（Mount McKinley）更名为德纳利山（Denali），以恢复阿拉斯加这座山的原住民名称（特朗普随后将其撤销）。同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现在也指出，安大略湖的名字源于一个原住民词汇。尤其在像北美这样被殖民过的地区，这最终涉及的是谁被视为国民以及在国家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

与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一样，特朗普从中获益的原因是：在过去几年中，许多白人多数群体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他们在公共话语中被边缘化了。特朗普的选民知道，一个由美国和加拿大共有的湖泊在名称上更接近本国，对他们个人并没有实际好处。他们可能也并不期待特朗普的关税战能为自己带来太多利益。但显然，他们获得了一些（左翼）竞争对手无法提供的东西：民族自豪感。而特朗普正在攻击的，正是加拿大人的自豪感。

捕鱼权还是安全保障

冰岛将就是否重新就加入欧盟进行谈判进行投票。 作者：朱利安·斯泰布（Julian Staib），发自汉堡

在关于是否重启与欧盟加入谈判的全民公投前夕，冰岛外交部长索格杜尔·卡特琳·古纳斯多蒂尔（Thorgerdur Katrín Gunnarsdóttir）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其政府的立场。古纳斯多蒂尔近日告诉《金融时报》，在与欧盟的协议中，冰岛要求在捕鱼问题上拥有“完全的主权”。她表示，在捕鱼领域，冰岛是一个“超级大国”。如果欧盟不重视这一点，谈判将变得非常困难。

外交部长发表这些言论，可能是为了反驳公投反对者的论点。因为长期以来，反对者一直警告称，加入欧盟意味着冰岛面临放弃捕鱼主权的风险。而捕鱼业对于该国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身份认同层面。

本周六，冰岛人将就重启谈判进行投票。在最近的一项民调中，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比例恰好持平，均为46%。2013年，当时新当选的中右翼政府停止了加入谈判。在那个时间点，关于最困难的议题——捕鱼权——尚未进行正式谈判，但该问题已经引发了争议。

冰岛所有商品出口额的约40%是海产品。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冰岛可以自行决定从哪些海域捕捞多少鱼类，且岛屿周围的鱼类资源目前依然非常丰富。对于许多冰岛人来说，捕捞配额以及限制进入海域的规定是他们的底线，而想象西班牙拖网渔船很快就能在他们的海域捕鱼，则是一场噩梦。

凭借捕鱼业——以及近期日益增长的旅游业——冰岛变得富裕起来。得益于配额制度，那些拥有国内大型渔业公司的家族变得极其富有且具有影响力。在国家西南部的韦斯特曼群岛（Vestmannaeyjar），许多此类公司的总部就设在那里。现在，那里有许多人担心，由于国内工资水平较高，加入欧盟后渔业岗位可能会流失。

此外，在潜在加入欧盟的批评者看来，冰岛不会从中获益，反而会成为净出资国。他们认为，目前在不成为欧盟成员的情况下，仅凭借欧洲经济区（EEA）的成员身份就已经处于最佳状态。农民协会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担心如果加入欧盟导致补贴和关税取消，农业可能会陷入困境。

相反，加入欧盟的支持者则以竞争不足为由进行宣传，他们认为正是因为之前对某些行业的保护导致缺乏竞争，从而使得食品等成本如此之高。此外，他们认为加入后，目前高得离谱的利率（例如购房贷款利率）最终也会下降。

但支持加入的最重要论据是安全政策。最初，冰岛政府计划直到2027年底才举行欧盟公投。但由于格陵兰危机，公投被提前。其中的相似之处过于明显：冰岛同样是北大西洋中一个具有极高战略意义的岛屿，无法仅靠自身实现保护。此外，特朗普在针对格陵兰发出威胁的过程中，偶尔也提到了“冰岛”（Iceland）。

韦斯特曼群岛的鱼类加工厂 照片：朱利安·斯泰布

尽管这可能是无意之举，但在雷克雅未克引发了恐慌。外交部长古纳斯多蒂尔在7月接受本报采访时，将自己的国家描述为孤立无援：大国不再顾及他人；贸易被用作武器；冰岛在关税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冰岛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仅由海岸警卫队负责保护外部边界。然而，在这个仅有约 390,000 名居民的国家，人们从未对自身安全感到过度担忧。对于美国而言，这座岛屿一直以来在战略上极其重要，被视为一个“不沉的航空母舰”。

冰岛的战略意义大概也是布鲁塞尔寻求其加入欧盟的主要原因。但目前尚不清楚，在渔业问题上，欧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满足冰岛的特殊要求。原则上，欧盟委员会已表示对例外规定持开放态度。但这种开放态度可能是有底线的。因为实际上，欧盟规定了各国进入渔场的权限以及捕捞限额。如果这项共同渔业政策为冰岛而放宽，那么很快其他国家可能也会提出特殊要求。

挪威与冰岛一样，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欧洲经济区的一部分，挪威正密切关注着这个规模小得多的冰岛所发生的情况。人们认为，在冰岛可能加入欧盟之后，挪威加入欧盟的压力可能会增加。但如果布鲁塞尔向冰岛做出让步，挪威可能也会提出相应要求。

不过，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依然漫长：如果冰岛民众现在投票支持重启谈判，首先必须与布鲁塞尔达成一致。而且即便达成了协议，随后还必须通过另一次全民公投进行表决。

匈牙利最惨痛的失败

500年前，一支匈牙利军队被奥斯曼帝国摧毁 / 作者：亚历山大·哈内克（Alexander Haneke），维也纳

在匈牙利的历史创伤清单中，莫哈奇（Mohács）具有特殊的意义。直到今天，当人们想要表达某次失败不应被看得太重时，仍会使用“比在莫哈奇失去的还要多”这句话。在已被罢免的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领导的青民盟（Fidesz）党内，提及这场输给奥斯曼帝国的战役，常被用来解释为何要严厉拒绝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以及为何要执行欧尔班的激进路线。他们认为，早在500年前，匈牙利在被欧洲盟友抛弃的情况下，就曾英勇地抵抗过人数占优的奥斯曼军队。

但最重要的是，1526年的这场毁灭性失败标志着中世纪匈牙利的终结；它开启了长达数世纪的外来统治，这在国家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因此，本周六将隆重纪念500年前8月29日的莫哈奇战役。上午，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将在如今位于克罗地亚边境的小镇发表一场电视直播演讲。马扎尔从竞选之初就注重历史象征意义，以免将这个领域拱手让给青民盟，因为后者一直自诩为匈牙利民族真正的捍卫者。

随后将举行一场弥撒，接着是在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Ludwig II）纪念碑前献花圈，路易二世在战败后逃亡至莫哈奇周边的沼泽中去世。仪式还包括将此前在战场挖掘中发现的匈牙利战士遗骸重新安葬，之后将由传统团体还原部分战阵。

1526 历史里程碑

然而，关于历史事件的解读依然存在争议。确定的是，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Suleyman I）在登基后重启了向欧洲的扩张。1521年，苏丹的军队攻占贝尔格莱德，五年后，他继续向北推进。年轻的国王路易二世只能艰难地动员起一支军队，因为国家在1514年的农民起义后已十分虚弱，尤其是农村人口对被称作“大贵族”的匈牙利权贵深感不信任。

随后的解读认为，一些强大的领主可能是有意抛弃了软弱的国王，他们直到很晚才集结部队，甚至根本没有出兵。最具争议的是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亚（Johann Zápolya）的角色，他被视为路易二世的对手，且未能及时将其强大的兵力带到莫哈奇。人们对扎波亚的怀疑还源于他后来在与哈布斯堡王朝争夺匈牙利王冠的斗争中投靠了奥斯曼帝国，并作为附庸臣服于苏莱曼。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故意抛弃路易二世，还是仅仅因为距离遥远且通讯缓慢，导致他未能及时出现在面对迅速推进的苏丹的战场上。

在那里，匈牙利人在一次绝望的行动中，以不足30,000人的兵力对抗70,000名奥斯曼战士的绝对优势，试图利用重骑兵冲垮尚未完全部署完毕的入侵者。然而，奥斯曼军队有序地撤退，诱使进攻者冲入大炮的火力网中。随后，他们将溃逃的匈牙利人驱入沼泽，大多数人在那里丧生。

路德维希二世的遗体直到两个月后才被寻获。苏莱曼在9月迁至布达，但随后暂时退隐，直到1529年才发起对维也纳的第一次围攻。

在围绕匈牙利王位的争端中，约翰·扎波亚在部分权贵及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下，最初成功抵御了斐迪南·冯·哈布斯堡。后者作为路德维希的姐夫，同样被选为匈牙利国王。有些人将扎波亚的做法视为匈牙利政治的一个早期范例，即在大国之间采取权术以谋取自身利益——或者，根据观察角度的不同，也可以看作是向大国屈服。

无论如何，在扎波亚去世后，匈牙利分裂成了三个部分：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首府为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法）的西部“皇家匈牙利”；位于中心的奥斯曼匈牙利；以及东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后者虽然需向苏丹缴纳贡金，但获得了广泛的自治权。

直到1683年第二次土耳其围攻维也纳之后，哈布斯堡家族才成功将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区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又过了近两百年，该国才在1867年通过与衰落的奥地利达成妥协，在双君主制国家内部赢得了广泛的独立地位。然而，在双君主制终结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巨大的历史创伤——《特里亚农条约》。根据该条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庞大的哈布斯堡匈牙利不得不将三分之二的领土割让给邻国：在这些领土中，虽然大部分是以其他族群为主，但仍居住着300万匈牙利人。他们的命运及其后代的处境至今仍影响着匈牙利政治。

国王哈康八世

备受关注的君主

国王驾崩，国王万岁！这句古老的法国纹章官格言意味着王位永不空缺，君主制的延续从未中断，这一原则在挪威同样适用。就在一年前，这种自动更替机制还能让大多数挪威人在失去他们深爱的哈拉尔五世国王时获得慰藉，因为他们将迎来一位同样受人爱戴的新国王。然而，如今的哈康八世面对的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根据最新民调，仅有约 60% 的人对君主制持积极看法，而十年前这一比例还超过 80%。

尤其是今年，在现任王后梅特-玛丽特与美国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之间那段不光彩的联系被揭露后，支持率大幅下降。尽管前任国王夫妇依然像往常一样受欢迎，但有人建议王储为了他的女儿英格丽德·亚历山德拉而放弃王位。但哈康选择支持他的妻子，而当时大多数挪威人已不再希望她担任王后。

哈康现在必须证明自己。这位 53 岁的君主以其曾祖父哈康七世命名，为履行职责做了充分准备。多年来，他多次在父亲重病期间代行职权，时间长达数周或数月。现在，他正式成为挪威的国家元首，主要承担代表性和宪法职责。理论上，他可以对政府的决定行使否决权，但自哈康七世以来，挪威国王再未直接干预政治决策。

就在本周二，哈康与梅特-玛丽特庆祝了他们的银婚纪念日。他们有两个孩子，分别是英格丽德·亚历山德拉和斯韦雷·马格努斯。在哈康的祖父奥拉夫五世在位期间，挪威于 1990 年修改了宪法，规定男性在王位继承中不再优先于女性。因此，年长者英格丽德·亚历山德拉现在是王储。

哈康热爱自然，尤其是海洋。因此，他在海军服兵役，拥有海军上将军衔，同时也是陆军和空军的将军。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政治学，随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发展研究硕士学位，重点研究国际贸易和非洲。1999 年，他还曾在纽约的联合国担任“实习生”。

此前，哈康与家人住在奥斯陆郊区阿斯克（Asker）的斯考古姆（Skaugum）皇家庄园，那里也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不过现在，这对国王夫妇可能会搬进奥斯陆的皇家宫殿。彼得-菲利普·施密特（PETER-PHILIPP SCHMITT）

法兰克福汇报 精选 风格

Lumos —— 精美瓷器工艺品

每件灯饰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其半透明感令人赞叹。在背光照射下，可以看到由克劳迪娅·比恩（Claudia Biehne）加工进瓷器中的叶片和花朵的自然结构，这些结构在烧制过程中消失，最终在纯白色的瓷器中留下一种艺术化的自然美。

您可以订购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尺寸约 18×14×14 厘米）：带叶片结构的售价为 175 欧元，不带叶片结构的售价为 165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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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舒适区

大学、舞台和公共空间不需要“礼仪监护人”，而需要能够承受争论与异议的人。

作者：萨巴-努尔·切马 (Saba-Nur Cheema) 和 梅隆·门德尔 (Meron Mendel)

在20.世纪初，一位名叫夏洛特·巴特利特 (Charlotte Bartlett) 的女性与她的表妹一同旅行时，肩负着一项任务：她要将所有糟糕、邪恶和错误的事物挡在表妹面前。尽管她对邪恶的陷阱有着敏锐且不可收买的嗅觉，但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表妹刚出门，就双脚踏入了现实世界，在那里事物起伏变幻——只不过其方式并不符合礼仪规范，而夏洛特对这些规范的执着程度与她对被监护人的关怀一样深。夏洛特越是努力想让表妹重回正轨，后者就越是走入歧途，直到最终出现了一个经典的转折：她找到了并嫁给了自己深爱的男人——违背了礼仪与阶级的规则。

夏洛特·巴特利特是一个小说人物，她从事的职业自上世纪中叶起就被认为已经过时：她是一名“礼仪监护人”（Anstandsdame）。在爱德华·福斯特 (Edward Forster) 那部伪装成爱情小说的社会分析作品《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她让自己失去了作用——因为她的控制欲恰恰催生了她想要阻止的事情。然而，礼仪监护人回来了。如今，她不再监视年轻女性及其结婚资格，而是监视言论、态度和可能的冒犯。她现在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作为“敏感性”的权威机构。就像当年的夏洛特一样，她的现代变体似乎也遵循着一个悖论：她越是决心消除错误，就越深地陷入到制造错误之中。

在我们的活动中，偶尔会遇到礼仪监护人的化身。当我们走上舞台，通常会看到许多友好的面孔。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倾听和提问，或许也是为了争论。但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任何一个论点被提出之前，主持人就会保证：没有人需要恐惧，种族主义是不被容忍的，反犹主义同样如此，一旦出现相关言论将立即采取行动。

在这一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人如何深深地陷进椅子里，陷入自我蜷缩之中。此前那些开放的面孔现在主要写满了不安。可以预见，观众中的大多数人现在正忙于在脑海中梳理哪些想法是不允许表达的，而不是思考他们想为讨论贡献什么。而我们更希望他们去做后者，哪怕偶尔使用一个可能并非百分之百符合话语纯洁性的词汇。因此，我们现在会告诉主持人，在我们的活动中不需要这类免责声明。

我们不需要礼仪监护人（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来保护我们免受观众潜在的“微侵犯”（Mikroaggressionen），我们想要共同思考，也想要争论。不仅仅是我们这样。尤其是在大学里——这些本应是开放、批判性探讨之地的场所——此类规则早已成为标准。想要了解这种仪式如何进行的人，可以观看例如2025年图宾根大学一次环形讲座的视频录像。在“晚上好。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么多观众光临”的友好标准问候之后，是主持人一段带有严厉教育口吻的长篇独白。她想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的反歧视条款”。

出席者可能已经在门口看到了这些条款，而他们现在参加活动，则意味着所有人均已表示同意。为了不产生任何疑虑，主持人随后解释了反歧视条款：主持人表示，组织者认为“在此次沟通中保持相互尊重且无歧视的共处”以及“相应的无歧视讨论”至关重要。紧接着是警告：“如果出现歧视或右翼意识形态的言论——即重复的或蓄意的歧视、侮辱或概括性言论，以及由右翼意识形态引起的干扰和参与——将导致被驱逐出活动。”这段行为准则持续了数分钟，而演讲者显然感到尴尬，目光空洞地望着前方。

在我们看来，这种预警仪式是辩论文化问题的典型症状和例证。当然，我们并不支持在大学活动中传播右翼宣传或发生歧视行为。但人们确实可以质疑，极右翼分子干扰此类活动的频率究竟有多高，或者他们是否真的会被这些警告之词所震慑。其次，这产生了一个“裁判”问题：由谁来判定某人发表了歧视性甚至“概括性”的言论？这里试图在事前就防止产生干扰，而不是将出席者视为成熟的个体并促进其形成自己的观点。针对美国语境中这种家长式剥夺自主权的倾向，作者格雷格·卢基亚诺夫（Greg Lukianoff）和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十多年前就曾发出警告：“当我们鼓励学生在离开成年生活的保护茧的瞬间，养成一种极其敏感的态度时，我们究竟在对他们做什么？”

在2021年的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典礼上，法兰克福的黑人市议员米里安娜·曼（Mirrianne Mahn）跳上舞台，打断了市长的演讲。她抱怨称，“黑人女性在这次书展上是不受欢迎的”。她将这一指控归结为“没有确保她们感到安全”。这几乎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当年的获奖者正是黑人津巴布韦作家齐齐·丹加伦巴（Tsitsi Dangarembga），而她当时就站在曼的身边。在我们看来，这个案例具有典范意义，因为它展示了如何通过将（不）安全感政治化，从而制造丑闻和愤怒。

这场丑闻始于几天前，当时黑人作家雅斯米娜·库恩克（Jasmina Kuhnke）通过其在社交媒体上影响力巨大的账号宣布，她将取消在书展上的亮相。她将这一决定归因于，由于右翼出版社“青年欧洲”（Jungeuropa）的出现，她感到在书展上受到了威胁。许多作家表示声援，同样撤回了参与申请。随后，公开信呼吁抵制书展。书展管理层通过具体的保护方案做出回应：安保计划、保镖、封锁通道——也就是说，实际的安全是可以组织起来的，正如在其他受到威胁的作家身上所成功实施的那样。

但这并不是核心问题。关键在于那种主观的不安全感，这种感觉被用来代表整个“群体”主张权利。至于能否或是否应该阻止“青年欧洲”出版社在书展上租用展位，人们可以对此进行充分的争论。然而，通过指责黑人女性在书展上不受欢迎，讨论被引导到了身份政治的轨道上。人们不再讨论客观现实，

电子报中的图片与时代

安德烈亚斯·基尔布（Andreas Kilb）：纪念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帝逝世1500周年

伊莎贝尔·法戈·科尔（Isabel Fargo Cole）：我回国庆祝美国建国周年纪念

索尼娅·阿萨尔（Sonja Asal）：启蒙主义民粹主义者让-保罗·马拉

马克·齐茨曼（Marc Zitzmann）： 大清真寺百年

在德国，人们在争论游泳池里是否允许穿布基尼（Burkini）；而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的人造海滩上，布基尼是强制要求，而比基尼则被禁止。 摄影：乌韦·尼胡斯（Uwe Niehuus）

而是关于主观感知，或者更准确地说：被宣称的感知。毕竟，情感无法用事实来反驳。因此，此类主张成为了吸引媒体关注并引发愤慨的有效手段。

尽管并非总是简单，但危险和风险是可以衡量的。长期以来，人们对安全的理解是指某种至少可以近似客观确定的东西：是否存在具体威胁？风险有多高？哪些措施适合保护人们？然而，在“超敏感化”时代，主观感受被推到前台，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这正体现了此类安全话语的政治动力。

通过主观的不安全感，可以产生道德压力，从而强推那些在法律或制度上难以证明其合理性的要求。当时，我们也面临着加入抵制行动的期望——参与将意味着与黑人女性脱离团结。然而，我们认为在现场参与辩论比缺席更有意义。因为那些为了抗议而离开舞台的人，最终将舞台让给了那些他们本想剥夺其舞台的人。这正是这次抵制行动所带来的悖论结果。

真实的安全形势可以被客观评估，而个人的主观威胁感则是不可验证的。这种不可反驳性正是其政治影响力的所在。更有甚者：安全感往往对那些旨在安抚它的措施产生悖论反应。一项关于在节日活动中使用所谓“意识团队”（Awareness-Teams）的探索性研究显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当受访者得知现场有经过培训的团队旨在打击歧视和侵犯行为时，这并没有增强节日参与者的安全感——恰恰相反。

作者将其解读为，一些受访者因为这类机制的存在，反而比没有它们时感到更不安。这就是“安全悖论”：我们越关注安全，就感到越不安全。而这种感觉被政治化得越严重，就越难以区分实际威胁与主观感知。

在我们的社会中，要求通过制度保障安全的设施呼声日益增高。公共空间被对待得仿佛其本身就是危险的。仿佛每一次潜在的干扰都必须预先进行引导、监控，并在理想情况下将其完全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由此建立起这样一种图景：每一次公共互动都被视为潜在的风险区域，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化解。这并没有增强人们处理冲突的能力，反而向他们传递了一个信号：如果没有专业人员，你们将无法应对——这就是“意识团队”诞生的时刻。

当“安全空间”（Safe-Space）的概念（试图）干预公共空间的建筑设计本身时，这种逻辑变得更加明显。我们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面对一个近乎“神圣”的安全空间时的情景：当时萨巴-努尔受邀前往下萨克森州的一座城市参加一场关于伊斯兰主义的圆桌讨论，由女性占主导的活动团队在当晚结束时邀请她参与一段视频短片的拍摄。

萨巴-努尔同意了，于是我们与三名女性一起走在深夜空无一人的校园里，大家心情愉快，交谈甚欢。当我们到达准备拍摄的房间，梅隆准备进入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其中一名女性站在门框中，双脚撑在底角，双臂伸向顶角，将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个X形的屏障，并用这样的话语强调道：“这是一个女性空间。你作为男性不能进来。”

由于该房间一方面被临时改为拍摄地，另一方面又被神圣化为女性区域（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除了负责拍摄的人员外，可能没有其他人会进入），当我们试图进入时，并没有得到多少理解：在组织者眼中，梅隆已经犯了错，因为他企图违反一项禁令。她们究竟在想象什么？她们到底想在这里保护谁或保护什么？

最终我们没有拍摄那段视频，原定的共同晚餐也取消了。这次经历向我们展示了此类保护逻辑是如何变得如此教条的。在具体情境中显得荒诞的行为，其实遵循着一种已经超越个案而固化的逻辑：它不再局限于自发的决定或个别参与者，而是日益影响着制度性的实践。我们在微观层面遇到的这种情况，在宏观层面同样可见。例如在杜塞尔多夫剧院（Düsseldorfer Schauspielhaus）。

伯尔成为热门金曲

作者：尼克拉斯·马克 (Niklas Maak)

这些天在法国度假的人，无论是在超市、海滩酒吧还是在广播里，总能听到同一首歌：《Petit Pêcheur》（德语意为“小渔夫”），它是这个夏天的惊喜热门单曲。这首歌的播放量已超过 1200 万次，由马农·丽莎 (Manon Lisa) 创作。此前，丽莎主要为席琳·迪翁 (Céline Dion) 等明星作曲并填词，后来通过将说唱歌曲改编为女性主义版本的歌词成为了 Instagram 明星。她借用了马努·查奥 (Manu Chao) 的一段旋律，讲述了一个渔夫的故事：他只在早晨出海捕鱼，然后就在阳光下打盹。一名商人走到他面前，问他为什么不再次出海，因为那样可以赚到双倍的钱，能买一艘大得多的船，建立一个船队帝国，然后他就会成为一个富有且幸福的人，可以休息，花时间陪伴家人，在沙滩上打盹，看着女儿们长大。对此，渔夫回答说，这一切他现在就已经在做了。在法国，随着选举前人们再次讨论提高退休年龄，一个宁愿淡然生活也不愿通过剥削自然来致富的故事如此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个故事起源于 1963 年的一篇短篇小说。正如丽莎在采访中所说，她身为教师的父亲在她的童年时期经常给她讲这个故事。该故事出自海因里希·伯尔 (Heinrich Böll) 之手，标题为《关于降低劳动积极性的轶事》(Anekdote zur Senkung der Arbeitsmoral)。伯尔讲述的故事与丽莎的几乎完全一致（部分措辞相同），但带有一种在当代文学中已基本消失的幽默感：一名游客在港口看到一名打盹的渔夫，试图说服他最大限度地剥削自然：“您可以建一个小冷库……开着自己的直升机到处飞，寻找鱼群，通过无线电给您的渔船下达指令”；等到渔夫富有之后，他就可以“在阳光下打盹”了。渔夫的回答与丽莎歌词中的一样：他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十年前，一名法国插画家已将伯尔的故事改编成儿童书，而现在这个寓言进入了流行音乐排行榜。这个案例表明，文学往往像一封漂流瓶信：一则在 1963 年被投入莱茵河的信息，在 2026 年气候与劳动力市场危机的中心，作为一首夏季热门单曲被冲上了法国的海滩。

AI 凌驾于所有巅峰之上？

“扮演上帝”：关于自动化批判的随笔集

1969年出生于耶拿的克劳迪娅·哈姆（Claudia Hamm）主要是一名文学翻译家，曾翻译过埃马纽埃尔·卡雷尔（Emmanuel Carrère）和雅丝米娜·雷扎（Yasmina Reza）的作品，同时也创作过戏剧作品。一段时间以来，她还以随笔作家的身份出现，探讨“人工智能”的影响，尤其是对艺术领域的影响。在2023年出版的《自动化语言》（Automatensprache）一书中，哈姆已经批判性地描述了人工智能对文本质量以及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从业者的毁灭性影响：例如，由人工智能应用及其推广所滋养的一种观念，即“书籍、诗歌和译文像免费的熟食一样在空中飞舞，而无需任何人事先对其进行孵化”。

作为一名翻译家，面对一个劣质且明显错误的翻译之毒早已渗透到数字化领域各处、且往往不受控制、未经修正且令人汗颜的现实，哈姆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怒和警觉。但在书展等场合的讨论中，人们可以看到她以一种风趣的、甚至是文学的方式来应对这一令人愤慨的现实。现在，她作为另一本主题相关书籍的编者，将这种方式转化为成果，书名为《扮演上帝》（Gott spielen）。哈姆在序言中承诺，“用事实、美感、伦理、反思、对人的热爱、幽默和愤怒来应对自动化语言的炒作”，而这本书兑现了这一承诺。

克劳迪娅·哈姆（编）：《扮演上帝》。 聊天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如何使语言、思维和行为自动化。 Dittrich出版社，魏勒斯维斯特 2026年。 304页，精装，22欧元。

书的开头是对人工智能“文本伪装”背后的人类观的思考，基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名言：“我们塑造了工具，随后工具塑造了我们。”神学家沃尔夫冈·帕拉弗（Wolfgang Palaver）在克莱斯特（Kleist）与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之间探讨了对待人工智能的伪宗教方式。人工智能在翻译中的错误被一篇关于“歌德与DeepL”的讽刺短文推向了极致。例如，妮娜·乔治（Nina George）的贡献《知识产权与被窃取的文本呕吐物》听起来充满了愤怒。迈克尔·西曼（Michael Seemann）关于技术权力斗争危及民主的随笔《人工智能是一场政变》则具有论战色彩且含义深远。他在文中顺便解释了“平台崩坏”（Enshittification）这一概念：这是“平台对自己蓄意的商业破坏”，源于在用户数量不再增长的情况下，仍必须产生增长收益的压力。诗人莫妮卡·林克（Monika Rinck）创作的机器人“戏剧小品”等富有想象力的插曲活跃了全书。本书还提供了语言创造性的切入点，例如在人工智能与学校领域提出了“退化性人工智能”（degenerative KI）这一概念（绝妙！）。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尽管并非所有内容都显得十分充分。但是：任何想要批判性思考这一主题的人，都绝对应该阅读这本书。 扬·维勒（JAN WIELE）

目前，存放着列宁防腐遗体的克里姆林宫墙 mausoleum（陵墓）关闭。在瓦莱里亚·戈尔杰耶夫（Valeria Gordeev）的小说中，革命领袖的遗骸被用来玩一场邪恶的游戏。

照片 EPA

并非每个人都能被长寿研究拯救

一部德国小说如何讲述当下的俄罗斯？瓦莱里娅·戈尔杰耶夫（Valeria Gordeev）在《蝉脱金壳》（Die 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enen Hülle）中给出了答案：将其呈现为一场文学造诣极高的闹剧。该书被认为是德国图书奖的热门候选作品。

瓦莱里娅·戈尔杰耶夫在创作这部小说，这件事在2023年6月底就已广为人知，当时她凭借书中的一段摘录参加了在克拉根福举行的英格堡·巴赫曼文学奖竞赛，并赢得了评审团罕见的一致认可。这段文字名为《他在打扫》（Er putzt），是一次宏大的文学尝试，深入剖析了一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他因姐姐和母亲在家庭清洁标准上与他不同而感到绝望。而这段文字现在被收录在书中（且出现在情节非常靠后的位置，即六百多页篇幅的最后六分之一处），该书的标题要冗长得多，名为《蝉脱金壳》（Die 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glänzenden Hülle）。而在书中，这个我们现在得知名叫康斯坦丁·莫洛特（Konstantin Molot）的男子的洁癖倾向，仅扮演了一个配角。

明日书籍播客

当特勒马科斯呼喊：“我对众神如此说道”：关于迷途及其他神话的新演绎，旨在为年轻一代寻找其古老榜样。

戈尔德耶夫（Gordeev）玩了一场自信的混淆游戏：她的书名指向“蜕变”并源自昆虫学，但对情节更为重要的则是真菌学（Mykologie），即蘑菇研究。康斯坦丁的母亲纳佳具有乌克兰血统，她在一家德国“真菌学会”的电话咨询部门工作；小说中记录的她进行的三次对话（其中一次是与女儿拉达的对话）是极佳的侧线描写，但对于主线情节似乎没什么关联。同样的情况还包括直到结尾才以三个片段形式插入的一篇玻利维亚污名化专家（Stigma-Experten）的旅行报告，该专家被紧急召集前往莫斯科。或者是关于一名刚刚在俄罗斯被捕的邪教头目及其追随者的段落。所有这些叙事线索都在汇聚，但在它们拧成一根绳子之前，书就结束了。如果说戈尔德耶夫在语调和文学策略上有什么榜样，那么那就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而莫斯科的一台德国冰箱，则具有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式的物件怪诞感。

然而，这部刚刚获得德国图书奖（Deutscher Buchpreis）提名的小说是否有一个核心主题？早在2023年就有传闻称，该书将探讨当今俄罗斯的生活。所谓的“当今俄罗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处于战争中的俄罗斯。但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可怕的连续性会让这位作者的任务变得更简单——她1986年出生于图宾根，父母是从苏联移民而来的家庭——那么只需回想一下2023年6月底，当戈尔德耶夫在克拉根福（Klagenfurt）演出时，俄罗斯发生了什么（这在小说中也被探讨了）。

在那一短暂的时刻，普京独裁政权似乎从内部受到了挑战，挑战来自由其领导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Jewgeni Prigoschin）率领的“瓦格纳”雇佣兵组织的起义。然而，他们发起的“进军莫斯科”很快就崩溃了；普里戈任在两个月后死于一场飞机失事——他是普京对手中众多离奇死亡者之一。此后，普京的地位比之前更加稳固。

但在戈尔德耶夫的小说中并非如此。在那部作品中，那位从未被点名提及的俄罗斯总统遭遇了与普里戈任相同的命运：一场所谓的意外死亡。小说中引用的一则关于这次直升机事故的俄罗斯通讯社报道称：“总统显然在地面上发现了一只雪豹，并表达了希望在机舱内喂食这只稀有野生动物并拍照的愿望。”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继任者暂时由不久前就任的总理卡尔波夫（Karpow）担任。这个卡尔波夫也是戈尔德耶夫虚构的，但这个卡尔波夫是如何在政治上崛起，以及他将如何利用新的权力，是书中最迷人的方面之一。尽管其中揭露的俄罗斯社会结构令人感到苦涩，但这一讽刺性的情节线索至少与关于洁癖的单集故事一样具有说服力。

因此，这本书在最好的意义上是一出闹剧，而且作为闹剧，它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例如，书中将两种疯狂状态直接并列：一种是戈尔德耶夫（Gordeev）在莫斯科设立的生物结构研究所中，人们致力于保存列宁遗体以及康斯坦丁·莫洛特（Konstantin Molot）目前在此工作所体现的组织与保存方面的疯狂；另一种则是康斯坦丁如今已成年的妹妹拉达（Lada）在柏林所经历的疯狂——因为她居住的房屋为了提高房产价值，正被系统性地清空租客。其中，装修噪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除了拉达，几乎没有房客能忍受这一点；幸运的是，她的室友汉内（Hanne）是聋哑人。

这两个片段在描述性的极致化处理上都堪称绝妙。在柏林公寓中的坚守被设计成一场接一场升级的刁难；而莫斯科研究所则被戈尔德耶夫安置在红场列宁墓旁边，是一座模仿但丁《神曲》中地狱、呈漏斗状深陷地下的建筑。康斯坦丁在那里从事一项未具体说明的任务，但最重要的是，他受其教父兼叔叔——一名流亡俄罗斯寡头——的委托，负责盗取研究所拥有的标本，因为这位富翁希望从莫斯科基于遗体保存研究而产生的长寿研究中获益。拉达对此一无所知，因此也不明白是什么让她的哥哥在战争和制裁时期的俄罗斯留了下来。但她同样被叔叔利用，成为了其目的的工具。

瓦莱里娅·戈尔德耶夫（Valeria Gordeev）提供了大量极具争议的话题：乌克兰战争、俄罗斯的新斯大林主义、超人类主义的长寿尝试以及德国的住房危机。她将所有这些都夸张化了，如果说这部小说有什么缺陷，恰恰就在于此。因为尽管有各种离奇的片段，但为核心兄妹两人的心理刻画所留的空间仍然太少。相比之下，那些偶尔介入情节但影响深远的次要人物则展现了大师级的暗示技巧：母亲纳佳（Nadja）、神秘的叔叔、康斯坦丁的研究所同事。甚至其中一个人的母亲也以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出现——一个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怀孕的少女。这本书的叙事热情毫无边界。

然而，它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其后现代的结构中，它不顾时间顺序，但这并未有利于其马赛克式的叙事原则，因为幻想与讽刺的成分终究过多。戈尔德耶夫的《蝉脱金壳》（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glänzenden Hülle）与希达·巴齐亚尔（Shida Bazyar）同样采用意识流碎片化叙事的小说《缺口》（Lücken）一样，最有希望获得今年的德国图书奖。但两者的对比表明，带着两部小说的经验去进行如此雄心勃勃的构思尝试，与像瓦莱里娅·戈尔德耶夫这样作为新人出道，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安德烈亚斯·普拉特豪斯（ANDREAS PLATTHAUS）

瓦莱里娅·戈尔德耶夫（Valeria Gordeev）： 《蝉脱金壳》（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glänzenden Hülle）。小说。 S. Fischer 出版社， 法兰克福 2026年。 636 页，精装，26.0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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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阿希姆·萨托里乌斯（Joachim Sartorius）

幸福的黄色

献给 彼得·纳达斯 (Péter Nádas)

一个年轻、圆润的南瓜，被切开后，其内部以一种近乎猥亵的方式展露无遗：由一百颗种子组成的柔软中心，包裹在黏滑的纤维网中。黄色在其中占据主导，并逐渐加深：极深的黄色，甚至已成金褐色。目光迷失在这种幸福的黄色中，像一颗带有湿润核心的满月，像一块点缀着蛋黄的藏红花蛋糕，像塞尚篮子里的那个黄苹果。当你拍摄南瓜切面时，心中在想其他事情：自然界令人惊叹的丰盈，它的色彩，以及性别的多样性。而你必须在将南瓜放入烤箱之前将其记录下来，并祈祷它能原谅你。

这张由自己收获的南瓜照片，是彼得·纳达斯在去世前不久发送给约阿希姆·萨托里乌斯 (Joachim Sartorius) 的。 私人照片

第11页续篇：走出舒适区

在那里，在一名演员于2021年公开披露一起种族主义事件后，受影响者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制作场所。其附加条件是，从表演到技术，舞台上和舞台后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是黑人。如果假设其出发点是良好的，那么这样做是为了创造一个无歧视的空间。但事实上，这在一家本应属于所有人的公共机构内部，形成了一种出于好意的隔离。2023年在多特蒙德LWL-Museum Zeche Zollern展出的名为“这就是殖民”的展览中，情况与之类似。在那里，周六的特定时间段被建议仅限黑人和遭受种族主义影响的人员进入。其理由是：“我们希望为遭受种族主义影响的人提供一个受保护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在此退隐并进行公开交流。”

在外界看来，这种做法有时会被宽容地视为一种敏感性，被视为一种防止潜在伤害的保护——而对于什么才算作“伤害”，人们通常有着极其宽泛的理解。然而，其核心同样意味着将他人排除在外，因为现在反过来是那些人拥有“错误”的出身或肤色。一段时间前，法兰克福的一个伊斯兰社区建议设立一个仅限穆斯林使用的游泳池。尤其是穿着布基尼（Burkini）的穆斯林女性经常遭受敌意。在这一倡议过程中，有穆斯林男性表示，出于宗教原因，他们不想在穿着清凉的女性身边游泳。

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想法在瞬间显得很不错，且在部分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建立一个穆斯林的受保护空间，使其免受歧视和其他冲突。出发点是好的。但这里同样显现出了“裁判问题”：谁在门口决定谁被视为穆斯林？谁来界定谁属于这个群体，谁不属于？公共游泳池是社会不同群体相遇的地方。在宽容方面，最好的实践练习就是忍受看到穿着任何泳装的人在游泳。

对于健康的共同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不是隔离，而是日常与此前可能不熟悉的人相遇。如果根据身份特征为每个群体创建独立且受保护的空间——这里是黑人，那里是犹太人或穆斯林，这里是罗姆人，那里是残障人士，另一处则是跨性别女性——那么共同公共空间的理念将瓦解为无数个飞地。同样适用的是：每个人都可以且应当寻找让自己感到舒适和安全的地方——无论是在家中、最喜欢的咖啡馆还是在足球场上。

这是一个个人决定。然而，试图根据政治化的身份原则来组织公共空间的尝试，与民主的基本原则产生了紧张关系。起初看似合理的防止歧视之举，往往会演变成一种悖论：恰恰是以多样性的名义，将其在空间上进行了分离。这也违背了后移民社会（postmigrantische Gesellschaft）的现实，正如移民研究专家奈卡·福鲁坦（Naika Foroutan）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种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恰恰不是群体之间清晰的界限，而是归属感的并存、重叠与相互融合。

后殖民主义印度文化理论家霍米·K·巴巴（Homi K. Bhabha）早在九十年代就为此创造了“混合性”（Hybridität）这一概念：身份产生于中间地带，产生于文化经验的交流与融合之中。巴巴以此反对静态文化的观念。他认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动态性，且以碎片化的形式同时存在于不同地点并充满矛盾。不同生活世界与社会环境的相遇，会导致某种新事物在文化“之间”生长出来。对于巴巴而言，在这个新空间中产生了“混合身份”——这是移民社会的本质特征。相反，那些根据出身、宗教、性取向或肤色来划分空间的人，是在沿着固定界限重新组织社会差异。

然而，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依赖于具有不同经验、信念和身份的人们共享同一个空间——并学习如何在其中面对所有的冲突、挑战和矛盾而共存。当这个空间被进一步分割时，冲突看似消失了，但实际上失去的是共同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最终剩下的将是一个日益退缩于回避之中的社会，人们建立起越来越多的保护空间，从而失去了在分歧中共同生活的能力。

本文节选自萨巴-努尔·切马（Saba-Nur Cheema）与梅隆·门德尔（Meron Mendel）合著的书籍《愤怒陷阱：我们如何重新学习争论》（Die Empörungsfalle. Wie wir wieder streiten lernen），该书将于 3. September（9月3日）由 Kiepenheuer & Witsch 出版社出版。全书共 224 页，售价 23 欧元。

夏洛特（莉莉丝·斯唐根贝格 饰）在这里显然掌握主导权——剧照出自《永远 16》（Für immer 16）。 照片：Rapid Eye Movies

谋杀让她状态大好

年龄扮演着重要角色：Stereo Total 乐队音乐人 Brezel Göring 用一部实验性的、看似廉价的电影，为他已故的伴侣 Françoise Cactus 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标题本身就蕴含着“保存”的意向。但在 Brezel Göring 这部 DIY 元电影《永远 16 岁》（Für immer 16）中，探讨的并非被保存的怀旧，也不是对“青春永驻”的美化，而是一种对待生活、艺术以及精心营造的混乱的态度：朋克已死，朋克万岁！或者说：Françoise Cactus 万岁！

这部电影呼吸着那位于 2021 年去世的作家兼音乐人的精神气息，Göring 与她长期相伴，并共同从事音乐创作近 30 年。两人凭借 Stereo Total 乐队书写了音乐史：轻盈的合成器流行乐，带有朋克色彩且充满低俗趣味（trashy），由 Cactus 带有法国口音的唱腔支撑。她对庸俗之辈的戏谑在片中依然存在——“我们在方格中起舞，我们专注地起舞！”

通过《永远 16 岁》，Göring 向他已故的伴侣致敬。剧本改编自 Cactus 一部未发表的小说《终身十四岁》（Lebenslänglich vierzehn）。2024 年，为了纪念这位艺术家的 60 岁生日，Göring 将该小说与其他文本一同收录在 Ventil 出版社出版的合集《噢，噢，谎言癖》（Oh Oh Mythomanie）中。《永远 16 岁》与“经典”德国电影几乎截然相反。电影开头，夏洛特（Charlotte，由 Lilith Stangenberg 饰演）从床上走到烟盒旁的画面，采用了摇晃且带有噪点的 Super-8 胶片影像，这并非一段俏皮的插曲。

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模糊且业余，就像人们在旧的家庭聚会或度假录像中看到的那样。《永远 16 岁》兼具这两者，并通过一种疏离感进行游戏：对话是单独录制的，随后部分以对口型的方式叠加在画面上。Stereo Total 的歌曲构成的声音背景贯穿全片。

电影开始时，夏洛特一边抽烟一边解释道：“我邀请了两个朋友。但实际上我们总是吵架。”不久之后，我们跟随她、海伦娜（Helena，由 Mücke 饰演）和奥斯卡（Oskar，由 Chang Wang 饰演）一起度假——《永远 16 岁》在巴勒莫拍摄。片中的三人组曾组成实验电影小组“可怕的孩子们”（Les enfants terrible），如今他们关系破裂，但又在勉强维持和解。嫉妒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夏洛特作为演员获得了成功，而海伦娜和奥斯卡则在生存底线边缘挣扎。

“关于我的年龄我撒了太多谎，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多大了，”夏洛特说道——这是电影中大量出现的绝妙台词之一。三人决定回归初心，在度假期间拍一部地下电影。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杀掉男性的连环杀手“失智症”（Dementia），由身穿皮衣的夏洛特饰演。邻居鲁道夫（Rudolph，由 Twiggy Glouglou 饰演）被选为受害者，但鲁道夫却与所有人搞在一起。

我们跟随这四个人进行疯狂的拍摄，在片中，“失智症”将她的受害者推倒，用石头将其砸成肉泥，或用木棍将其刺穿。随后，有人全身浸在数升番茄酱中在片场死去，三个朋友试图处理掉尸体。“残酷的事实是：谋杀让你状态大好了，”有人说道：谋杀被视为一种——同样是女性主义的——解放。

如果观众能够接受这种胡闹和实验性的业余模式，将会获得回报。因为在试图讲述一部低俗地下电影诞生过程的努力中，《永远 16 岁》凭借其无政府主义的自我反思，本身就成了一部这样的电影。凭借其不随波逐流的古怪特质，这部电影既有趣，又比初看时更具层次感。它在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同时，反对那种被磨成商品形式的主流文化。颠覆永远没有年龄限制，朋克万岁！ 詹斯·巴尔肯博格（JENS BALKENBORG）

令人不安且受人景仰

致法国漫画家雅克·塔迪（Jacques Tardi）八十岁生日

他最近一次由自己出版的文字发表于两年前：在名为《早中晚绘画》（Dessins matin, midi et soir；由 Oblique Art Production 出版）的小册子中，有一篇雅克·塔迪写的前言，其字体采用了他漫画中标志性的手写体。

在文中，出生于 1946 年的塔迪回忆起他的童年：“每当我的母亲去拜访她的朋友进行一次‘五分钟’的闲聊（结果往往持续整个下午！）时，她总是会带上一本学校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她们喝着咖啡，品尝着自制的小蛋糕，而我则在面前信手涂鸦。”正如这本迷人出版物的后续页面所证明的那样，几十年来，雅克·塔迪的消遣方式从未改变。

本周日他将迎来八十岁生日。自从莫比乌斯（Moebius）在十四年前去世以来，他毫无争议地成为了最受尊敬的法国漫画家，受到业内所有人的景仰，尽管塔迪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人。因此，他并非最受“礼遇”的法国漫画家；这位坚定的左翼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了加入荣誉军团的邀请。

从他漫画的主题中可以察觉到这一点。另一本出版于 2023 年的后期作品，用 25 幅无声的画面讲述了一位老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访问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Tardi 就住在附近）的故事，那里埋葬着 1871 年在镇压巴黎公社期间被杀害的起义者。在那里，死神（在法语中死神是阴性，因此化身为一名年轻女性）正等待着这位老人。然而，这位前公社成员的最后一次访问——该书标题为《1871年5月的20岁》（20 ans en mai 1871）——是为了祭奠死去的战友。

雅克·塔迪照片，来源：德拉吉尼昂媒体库（Médiathèque de Draguignan）

在这个故事中，塔迪再次将巴黎市作为背景。他参考了历史照片，但主要是基于他在各区广泛的散步。当塔迪在 80 年代将志同道合的推理小说作家利奥·马莱（Léo Malet）的《内斯托尔·伯马》（Nestor Burma）系列改编为漫画时，马莱曾对此感到惊讶。在一次约定的讨论会上，这位漫画家迟到了好几个小时，因为他耽于勾勒马莱笔下街区的外观。

《内斯托尔·伯马》系列漫画是塔迪的畅销作，而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本《梅尼蒙坦的骚乱》（Rififi in Ménilmontant）是他最新的出版物。该书在 2025 年出版时引起了巨大惊喜，因为塔迪在二十年前其实已经宣布结束他的改编工作。但这一新篇章是由他亲自撰写的，并沿用了马莱的人物设定。在 2022 年结束了自 1976 年起运行的奇幻恐怖推理系列《阿黛尔》（Adèle）之后，他的创作欲望显然需要一个新的出口。

在德国，他为此需要一家新的出版社。因为他在 80 年代出版首批《阿黛尔》译本的 Carlsen 出版社在 2023 年撤回了此前已预告的《伊莉莎与新游击队员》（Elise und die neuen Partisanen）一卷，因为在 10 月 7 日哈马斯大屠杀之后，书中包含的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立场显得过于敏感。该书随后由一家小型出版社出版；而随着新的《内斯托尔·伯马》问世，塔迪现在加入了传统的漫画出版社 Schreiber & Leser。该出版社寄希望于这位在有生之年可能永远不会停止绘画的男人能带来更多作品。安德烈亚斯·普拉特豪斯（ANDREAS PLATTHAUS）

政治迷信

为什么选择党（AfD）的支持者存在心理问题

选择党支持者对其政党所青睐的一切并非全部都源于政治。认为并非如此的人绝非在淡化该政党的危害，而是在指出其中起作用的“政治迷信”（阿多诺语）。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谈论一种“前政治”的情感？这种情感对于那些并非一开始就作为极右翼分子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加入选择党浪潮的人来说至关重要。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通过投票推动了极右翼主义，但他们本身——应该这样说吗？——是“心理选民”，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焦虑状态和无力感寻找缓解策略，并因此过于轻易地相信那些权威主义的承诺？

当政党研究人员阐述选择党成功的原因时，这种前政治形式的心理易感性被提及了，但其表述却奇怪地缺乏具体性。例如，开姆尼茨工业大学（TU Chemnitz）的政党研究员本杰明·赫内（Benjamin Höhne）最近在MDR电视台发表的声明就显示出这一点：“对未来的恐惧，人们必须应对的各种危机，以及同时对民主国家是否仍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怀疑。因此，许多人逃向极右翼政党，并陷入权威主义承诺的陷阱。”

这里似乎触及了一种具有影响力的人类学驱动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实质性的情况仅在“厨房心理学”层面被浅尝辄止地提及，概念极其模糊。在面对选择党支持者的情况时，难道不应该更仔细地研究其心理倾向，以便在正确的前政治环节采取应对策略吗？而不是在政治论据的空间里徒劳无功，甚至产生反效果——因为这些论据在选择党的圈子里要么石沉大海，要么仅被视为对情感需求的贬低，进而被用来强化选择党自身的立场？

在这方面，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正面临着一种令人瞠目的想象力匮乏——无论是在政党政治中，还是在脱口秀讨论以及那些试图“驯服”选择党的竞相开展的模拟方案中。例如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勒德（Andreas Röder）提出的“红线”模式，最近被前联邦家庭部长克里斯蒂娜·施罗德（Kristina Schröder）在《世界报》中采纳。施罗德梦想将选择党分裂为“温和”和“激进”两个部分，方法是对该党做出让步，例如在政治领域实施某种“重新国家化”，而这些领域此前受欧盟监管，且被排除在红线之外。

勒德关于与选择党建立“有条件的对话意愿”的论调——即通过接受红线的方式可以产生一个“不同的选择党”，进而“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这首歌在施罗德女士耳中显然成了挥之不去的洗脑曲。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前夕提出这一点，不仅让人联想到一名政治上的“逆行者”——且撇开其他不谈，采取此类策略已经太晚了——而且这种政治小把戏简直是故意地忽略了选择党赖以生存的心理舞台。

政党政治难道真的只能是政党政治吗？为什么在针对德国选择党（AfD）的策略博弈中，人们总是试图采取“以同样方式应对”（“就让这个党自我揭穿吧”——那么，祝旅途愉快！），而不是尝试更换一种手段？为什么人们总是仅仅研究该党纲领中最新的极端行为，而不是进行一次视角的反转，从而更仔细地审视那些除极端分子之外的 AfD 支持者在政治之前的心理倾向，且无需因此承担“将问题轻量化”的指责？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在面对生存危机式的毁灭场景时所表现出的反思性短路；涉及的是危言耸听和情感冲动；涉及的是精神崩溃和自我误解，其结果是，政治被视为对普遍存在的“自我弱点”（Ich-Schwäche）的一种补偿，而这种弱点在政治领域中通过未被觉察的自我演练而表现出来。

阿多诺将这种自我误解概括为“迷信”这一概念。他于 1962 年 11 月 30 日发表的演讲《迷信无害吗？》（Ist Aberglaube harmlos?）近期由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重新出版，这篇演讲也可以被解读为审视互联网公共空间中政治行为的启示——当然，考虑到时代差距，不能简单地直接套用，但如果能借助一些决定性的概念，或许可以阐明在社交媒体引导下，一种政治替代理性（Ersatzrationalität）的心理动力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在衔接关于被迷信掩盖的“自我弱点”这一结论时，演讲中提到：“社会心理学已经证明，在当今社会，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处于‘自我弱点’之中，也就是说，他们倾向于被降级为条件反射的中心，而面对这种情况，他们自身已几乎没有能力做出反击。”阿多诺表示，他现在并不想深入探讨这种自我弱点的心理机制，“我只想指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学事实，即使是你们之中那些对深度心理学不感兴趣或没有相关背景的人应该也能理解，那就是（注意，文化工业！编者注），我们所有人如今实际的决策可能性，由于制度的绝对权力——无论是大型经济集团还是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而受到了极大的削减。”被制度操纵的互联网，我听到了你的脚步声！

通过引用这段来自一个并非完全不同时代的文化批判结论，难道是要将 AfD 的支持者宣布为在政治上不具备行为能力吗？这是否是在逃避心理学，而实际上涉及的是法西斯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即便是在一个依然运作的民主制度中也能发生？法西斯主义理论家阿多诺并没有满足于概念上的魔术，而是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维护民主社会的稳定性，从而提出一个在心理学维度上扩展的政治概念。简单来说，这个概念能够让选民认清真实的自我，而不是让其迷信地将自己包装成针对不稳定生存状态的一种威权主义承诺。

那么，为什么不尝试用人类学的视角来接近 AfD 问题？这或许能带来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洞察。例如，用一句阿多诺熟知的拉丁语格言，可以概括 AfD 不断增长的选民潜力：人们渴望被欺骗。 克里斯蒂安·盖耶（CHRISTIAN GEYER）

如何与普鲁士达成和解

关于普鲁士历史，德国的历史博物馆目前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位于马尔克地区武斯特劳（Wustrau）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博物馆则是一个值得一看的例外。

是的，中尉先生？新常设展览中的玩偶。照片：Johannes Brandt

四个侧面头像悬挂在红色支架上，一个扎着辫子，三个戴着假发。一道光脉冲在它们之间穿梭，当光线触及其中一个头像时，该头像便开始说话。其中一个说，他将国家从废墟中重建；另一个说，他将国家列入欧洲王国之林。第三个解释道，他扩大了军队并巩固了国家；第四个则说，他将国家提升为大国。在武斯特劳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博物馆入口大厅悬挂的这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统治者头像，可以通过其标志性的鼻子和尖顶帽轻松认出。他就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老弗里茨（Alte Fritz）。

坦率地说，普鲁士这个话题近来失去了受欢迎程度。围绕霍亨索伦家族对德国博物馆所有权主张的多年争端，揭露了魏玛共和国末期君主制右翼与纳粹分子的勾结；而柏林宫洪堡论坛在舆论上的失败，则使自由资产阶级的普鲁士狂热戛然而止。那些在2001年和2012年满怀热情地参观普鲁士王室周年纪念展以及腓特烈大帝诞辰展的人，现在对普鲁士之鹰冷若冰霜。只有政治右翼仍在低声谈论战争荣耀和普鲁士美德，但即便其追随者也不认真对待这些关于美德的说辞，否则他们就必须表现出那种毫不妥协的对国家的忠诚，而这恰恰与他们目前的立场相悖。

相应地，当地博物馆对普鲁士文化的呈现也十分匮乏。在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中，这个主题并未出现，部分原因在于该展览目前根本不存在，因为原计划安置展览的军械库（Zeughaus）将至少翻修至2030年。位于波茨坦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历史之屋则摆脱了其原有的身份，现在更名为“勃兰登堡未来、现在与历史博物馆”；在它的展厅里，人们可以看到勃兰登堡的艺术家以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但再也看不到戴王冠的腓特烈们、威廉们及其事迹。位于威斯特法伦地区明登（Minden）的普鲁士博物馆因装修而关闭；其名为“天呐，普鲁士！”（Potzblitz Preußen!）的新展即将开幕，旨在提供对其研究对象的“出人意料的洞察”——希望在提供洞察的同时，不会完全迷失方向。

因此，普鲁士的爱好者和厌恶者目前只能前往武斯特劳——这是勃兰登堡州诺伊鲁平（Neuruppin）附近费尔贝林（Fehrbellin）市镇的一个区——在那里对这个他们热爱或憎恨的对象形成更准确的认识。不过，武斯特劳博物馆的情况比较特殊。其创始人兼赞助人、银行家埃哈德·伯德克（Ehrhardt Bödecker）在2016年去世前的几年里，通过言论和文字传播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历史论调；因此五年前在一次公开辩论后，带有其肖像的捐赠者纪念牌被从洪堡论坛的埃奥桑德庭院（Eosanderhof）中移除。这座由伯德克自掏腰包建造并用其私人收藏填充的两层砖砌建筑博物馆，在伯德克的领导下致力于颂扬普鲁士：统治者肖像、武器、制服、鼓、团旗和战争画作在展厅中齐声歌颂霍亨索伦家族。

这种情况在波德克（Bödecker）的儿子安德烈亚斯（Andreas）接手后发生了彻底改变，他通过增加日常生活用品和借展品丰富了馆藏，并为这座现由基金会运营的博物馆聘请了一位专门的学术负责人。2020年，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阿尔帕西（Christian Arpasi）接任馆长。今年春天，在关闭两年并经过翻修后，名为“普鲁士的产物”（Kopfgeburt Preußen）的新常设展正式开幕。该展览在很大程度上是阿尔帕西的心血之作。

“真正具有普鲁士特质的，”克里斯蒂安·阿尔帕西说，“或许恰恰是其矛盾之处。”因此，他将博物馆试图讲述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梳理：不再将其视为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事件序列，而是将其视为不同视角的交汇点，并将其归纳在五个核心概念之下。这五个概念分别是：扩张、效率、创新、实用主义和权威。那些自认为已经知道普鲁士人如何定义这些概念的人，在武斯特劳（Wustrau）会感到一种令人愉悦的意外。例如，在“权威”这一关键词下，不仅有不可或缺的统治者肖像画廊，还有一个来自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投票箱——当时普鲁士自由州是社会民主党的堡垒。在“创新”区域，可以看到哈勒（Halle）弗兰克基金会（Franckesche Stiftungen）的木制模型和一艘普鲁士蒸汽帆船的模型；在“实用主义”部分，启蒙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胸像向观众致意；而“扩张”板块则以一个“普鲁士芭比”（pruzzischen Babe）的石膏像开篇，这是一个九世纪的石像女性，在1000年后被用作东普鲁士与沙俄帝国之间的界石。

普鲁士在19.世纪为了成为德国的霸主并最终建立德意志帝国而发动的战争，在这一编排中退居次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与波兰的关系——普鲁士的选侯国和王国最初在封建法上依赖于波兰，随后又将其逐步吞并，直到这个邻国从地图上消失。此外，旧普鲁士的农民生活世界，即容克地主及其农奴的世界，在武斯特劳也未能得到充分展现；与之相对，国家机器的效率提升则被刻画得更为鲜明，而这套机器正是由展厅前厅中四位统治者的头像所构思并创建的。

例如，职业文官制度由一个带有四个玻璃管的行政沙漏来提醒人们铭记；而军队不仅通过军帽和针发枪来代表，还通过一个威廉时代中尉的施泰夫（Steiff）玩偶来呈现。但这里也展出了一台便携式手磨坊，那是17.世纪一个新教移民家庭迁往勃兰登堡时带来的；还有一顶近卫骠骑步兵团的皮帽，正是威廉一世在1933年3月的“波茨坦之日”所佩戴的——当时霍亨索伦王朝的军事精英向新任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表示效忠。

这一切并没有构成一个统一的，但却构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且含义丰富的图像，一个在矛盾中成长的国家的全景图。博物馆馆长阿尔帕西将其描述为“多种深浅不一的灰色”，但人们也可以想到那些主导着普鲁士驻军城市街景的亮蓝色、白色和红色制服。展览设计师也利用了这些色彩，因为标志着普鲁士扩张政策区域的深红色，与启蒙和宽容板块的绿色形成了呼应。中央圆形大厅将从勃兰登堡边区建立到帝国宣布成立的七百年历史，通过版画、墙面文字和可抽拉的信息板展开，整个大厅笼罩在明亮的普鲁士蓝之中：在这里，历史矛盾的嘈杂之声终于归于平静。

在博物馆的正门前，矗立着一座由沙多（Schadow）设计的普鲁士骑兵将军汉斯-约阿希姆-冯-齐滕（Hans Joachim von Zieten）的青铜纪念碑，其基座与由埃尔哈特·伯德克（Ehrhardt Bödecker）设计的博物馆建筑一样，均由捐赠而建。再走几步，齐滕及其第一任妻子利奥波尔丁（Leopoldine）便在村庄教堂的阴影下，安息在花岗岩板覆盖的砂岩棺椁之中。武斯特劳（Wustrau）曾是齐滕家族的领地，直到1945年仍由其后裔持有，随后，这座位于鲁平湖畔的宏伟巴洛克式城堡被用作东德司法部的职业学校和进修中心。如今，德国法官学院（Deutsche Richterakademie）入驻于这座带有迷人花园亭的三翼建筑群中。

在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及博物馆的访客中，极少有人还记得，正是齐滕在1760年通过一次侧翼进攻，为腓特烈大帝赢得了原本已经失利的托尔高战役，从而使普鲁士王室免于在面对奥地利人和俄罗斯人的战争中遭遇最终失败。如今，这座位于武斯特劳的小型私人博物馆，正以类似的方式挽救着德国历史博物馆的荣誉。它来自极边缘的地带，来自最深层的乡村。但正因为博物馆景观的中心地带目前正处于全面退缩之中，它才得以将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完全据为己有。——安德烈亚斯·基尔布（ANDREAS KILB）

普鲁士的构想。武斯特劳勃兰登堡-普鲁士博物馆，位于武斯特劳-阿尔特弗里萨克（Wustrau-Altfriesack）。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10 至 18 小时。

他们仍想参与其中

如果因为年龄原因而无法独立前往音乐会或博物馆该怎么办？马耳他之骑士团（Malteser）的一项倡议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

伊尔姆特劳特·雷斯（Irmtraut Reyss）说，到某个时候，他们就干脆不再来了：这些年长的女士们通常不再打电话预约，而不是在体力尚且允许的情况下，充分享受最后一次文化之旅，然后体面地告别。即便她们多年来一直忠实地参加这个由 30 名老年女性（最近几乎没有男性参加）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每月都会在科隆共同体验新鲜事物。

她们到某个时候就不再打电话了，但正是这些电话至关重要——最好是在马耳他救援服务中心（Malteser Hilfsdienst）的邀请函寄达后立即拨打。伊尔姆特劳特·雷斯近十年来一直担任该机构“文化陪同服务”（KulTour Begleitungsdienst）的志愿者负责人。名额非常抢手。“当然得是正式的信函，”伊尔姆特劳特·雷斯在谈到邀请函时说道。信函顶端有一张彩色图片，直接展示了这次活动的内容：可能是参观歌剧院或博物馆，听一场音乐会，或者去动物园，亦或是乘船游览。活动项目丰富多彩，五辆可用的小巴每辆仅有六个座位，竞争激烈。能够参加的人会在出行前三天再次接到电话，告知具体在自家门前等待车辆接送的时间。

随后便是上车——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只能依靠在照顾老年人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那种谨慎与果敢相结合的方式来克服。此外，所有小巴在车门前都配备了一个小型附加踏板。如果需要使用助行车，则将其放入后备箱，并确保在下车时不会与其他人的助行工具混淆。

[...OMITTED...]

忘却所有限制

这是组织者、志愿者陪同人员和司机必须应对的主要敏感点之一。尽管他们必须关注客人的特殊需求——关注他们的节奏、行动能力和耐力，关注他们体力的下降、听力和视力的衰退，或是更频繁的如厕需求；但对于参与者来说，恰恰相反，她们希望尽可能地忘掉这些限制，忽略它们或掩饰它们。至少在这次出游期间如此。

对她们而言，参观博物馆或听音乐会已变成一项挑战，甚至连动物园或狂欢节都已不再能轻易抵达。即便对于马耳他骑士团（Malteser）组织的行程来说，车辆也并不总是能足够靠近活动地点，以便让客人们免于长距离步行——而在此之前，车辆可能已经在城市中行驶了两小时，逐一接走所有参与者。助行车再次需要找到合适的位置：既要触手可及，又不能造成干扰。有时是馆内通道狭窄，有时是洗手间没有无障碍设施。或者，排号和座位编号过于隐蔽，导致老年人很难独自找到自己的位置。楼梯缺少扶手，而观众席在演出前就如此昏暗，以至于老年人很快就看不清脚下的路。在细节上，许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向这部分观众展现出开放甚至好客的态度，而这部分观众在过去几十年里往往是对文化艺术最忠诚的人群。

许多机构早已采取了更大规模的举措：例如在柏林或莱比锡，他们提供在天还亮时就结束并让观众回家的演出；在开姆尼茨或斯图加特，他们推出了祖孙联票；或者像在波恩或英戈尔施塔特那样，干脆邀请老年人参加上午的校园专场演出。尽管这些方案很受欢迎，但它们无法解决一个核心问题：老年人往往根本不知道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该如何前往剧院或博物馆。

这句话完全是字面意义上的：即便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路途往往也遥远且繁琐。但这种不便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例如当主办方倾向于通过互联网购票，而人们无法指望通过耐心的电话沟通预留座位并在晚间票窗取票时。而前往预售点的路程将成为另一个障碍。伊尔姆特劳特·赖斯（Irmtraut Reyss）表示，那些不会操作智能手机且没有电子邮箱的人，往往根本无法买到热门活动的门票。

与此同时，一种更微妙、更难以捉摸的障碍也已足够高，尤其是对于那些文化活动在数十年里一直是其充实生活之必然组成部分的人来说：那就是依赖感。一个一生都在听音乐会、年轻时熟悉城市各大舞台、对近期首演和在展作品有自己见解的人，现在却必须依赖于有人来接送自己。

像马耳他骑士团这样的服务无法改变这一现状。但其“文化陪同服务”（KulTour Begleitungsdienst）深知这种敏感性，并以谨慎的态度来应对。同时还带着魅力：与参与者沟通的方式是邀请。即便她们在登车时需要将写有名字的信封（内含分摊费用）交给工作人员，她们依然被当作贵宾对待。而社交活动——演出前后的共同咖啡时光——则是此次出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科隆，一个由20名志愿者组成的团队在项目成立近20年后负责统筹计划，其中11人随行，另外9人轮流驾驶五辆小型巴士。在全德国范围内，马耳他骑士团（Malteser）在30多个地点提供类似的方案。超过360名志愿者以此方式照顾约1400名参与者。去年，通过这种方式共组织参加了267场活动。这些数字看起来规模很大，但如果想象一下德国有多少老年人在晚年可能会渴望能定期去博物馆或听音乐会，那么这些数字又显得如此之小。

数十年的习惯就此中断

与此同时，有些人意识到出行变得越来越吃力，于是决定今后宁愿在家里欣赏图片和录像。但很多时候，这种习惯会戛然而止：一次跌倒、一次受伤或一场疾病，即便随后康复，也可能突然限制其行动能力，以至于例如去听一场歌剧变得不可想象。或者，陪同人员出了问题，而独自一人则无法应对此类活动的艰辛。那些数十年来提供每月精神高光的活动变得遥不可及，而人们甚至没能体面地告别或退出。于是，人们就干脆不再打电话了。

在“文化陪同服务”（KulTour Begleitungsdienst）中，老年人们倾向于忽略那些需要克服的障碍——无论是规划阶段、陪同过程，还是参与者在活动当天的困难。相反，他们更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参与文化生活的方式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名科隆女性在最近的圣诞问候信中写道，通过这样的启发，她感到自己比通过观看电视新闻和纪录片时“更有生命力，对世界更感兴趣”。另一位 92 岁的老人则感谢这项“艰辛的工作，让我们这些老人依然能参与到生活中来”。

因为对这些老人而言，这关乎的正是这些：不是娱乐、消遣或消磨业余时间，而是生活质量，是感官与理性的体验，是交流与参与，以及那些随着年岁增长而承受越来越大压力的个人资源。去听音乐会的人，沉浸在画作中并进行思考的人，与他人讨论所听所见的人，会感受到自己依然是一个群体的一员。而老年时期的孤独不仅仅是一种糟糕的感觉，更是一个可量化的健康风险因素。文化邂逅能够抵御这种孤独，因为它兼具两重属性：既是审美体验，又是社交情境。 FRIDTJOF KÜCHEMANN

田园诗与不安：乌尔夫·杰文斯（Ulf Jevins）为 Tivoli 的 CHART 展创作的装置艺术 摄影 Jan Soendergaard / Ulf Jedin / Arnstedt Östra Karup

不要失去头脑！

在不牺牲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准入门槛，这是最重要的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博览会 CHART 的座右铭。而且：今年我们依然团结一致，力量倍增。

终于迎来了云层和雨水：在这一最重要的斯堪的纳维亚当代艺术博览会的第二天，天气向秋季的转变给参展商带来了受欢迎的缓解。开幕式是在夏洛滕堡艺术馆（Kunsthalle Charlottenborg）光线充足的大厅中举行的——这里曾是一座宫殿，如今是丹麦皇家艺术学院的所在地——当时人们还在耀眼的阳光下，在一种地中海盛夏般的感觉中庆祝。在丹麦，八月也太温暖了。尽管如此，这座城市依然挤满了来自西班牙或法国的游客，他们除了追求北欧的生活方式，大概也在寻求清凉——以及对新鲜绿意的向往。

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今年他们可以再次在历史悠久的蒂沃利（Tivoli）游乐园享受这种绿意。该园以其过山车、旋转木马和甘草糖摊位而闻名，其花园景观在九月底之前也同样繁花似锦。四年来，CHART 在博览会期间及之后，在公园内展出了一系列雕塑作品。此前展出的是大型作品，其尺寸足以突破任何展位规格，并气势磅礴地分布在整个场地中。而现在的概念则明显更为谦逊：在限定于花卉平地的 12 件作品中，大多数作品几乎没有高出植被。

这符合在人们对未来缺乏乐观态度、在购买艺术品时也倾向于捂紧钱袋的时局下，向小型化尺寸发展的趋势。博览会总监朱莉·科特鲁普·西尔伯曼（Julie Quottrup Silbermann）在交谈中表示，新形式旨在引导人们进行更沉静、更专注的观察，正如博览会整体旨在邀请人们共同停下脚步，以抵消在数字化碎片化的公共空间中普遍存在的匆忙感。“Shared Realities”（共同现实）是本次的主题。

具有自然主义主题且深含寓意的作品——这本就是北欧当代艺术的一大强项——在如今规模适中的蒂沃利艺术生态位中表现最佳：例如瑞典艺术家乌尔夫·杰文（Ulf Jevin，来自 Östra Karup 的 Arnstedt 画廊）在花床中布置的一小群无头觅食的黑羊，或者一件格陵兰神话中天气女神 Asiaq 的大理石胸像。来自努克（Nuuk）的艺术家马丁·布兰特·汉森（Martin Brandt Hansen，来自哥本哈根的 Andersen's Contemporary 画廊）让她的面部特征在石头中融化，如同风中的云图；这或许是气候变化的一张面孔。

在博览会上，丹麦的前殖民地格陵兰也占据重要地位。在总部位于哥本哈根的 Wilson Saplana 画廊展位上，挂着一张由伊努特克·斯托奇（Inuuteq Storch）创作的大幅黑白照片，他曾代表丹麦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画廊主克里斯蒂娜·威尔逊（Christina Wilson）讲述道，去年当美国关于该岛的觊觎之词变得愈发尖锐时，这位摄影师几乎无法从采访请求中脱身。如今情况已趋于平静，艺术再次成为焦点：在 CHART 上，展出的是一幅雪山覆盖的壮丽全景，年轻男子化作微小的黑色身影在冰块之间跳跃。

克里斯蒂娜·威尔逊展位上的价格在 2500 到 44,000 欧元之间。该展位像所有精品博览会的展位一样，开放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等级之分，与竞争对手的展位无缝衔接。这是 CHART 的典型特征。在针对年轻收藏家的板块以及新兴画廊的“Please Notice”区域，作品的价格尤为低廉。

在不牺牲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准入门槛：这是该艺术博览会从一开始就关注的目标。其参展商通过邀请制提名，且明确仅限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或与北欧国家有个人联系的画廊。CHART 由该市五家画廊于 2013 年共同创立，目前隶属于一个非营利基金会。因此，从整体来看，对他们而言，“给予”比“获取”更重要。相应地，该博览会通过其配套活动，为该国典型的文化民主化做出了贡献：地铁中的艺术展、免费开放的讲座和视频艺术演示、行为艺术和音乐会，以及在夏洛滕堡宫（Charlottenborg）内庭的一件大型装置作品。

对于 37 家参展画廊而言——由于艺术馆的空间限制，很难容纳更多画廊——除了个体经营，集体意识更为重要。这里的氛围非常亲切，就像一次家族聚会。“我们认为自己更多是同事而非竞争对手，”博览会创始人之一博·比耶加德（Bo Bjerggaard）说道。他认为，北欧画廊主们团结起来会更强大，并能塑造清晰的形象。其中，连续性和忠诚度是重要的价值观。他展位上的作品——包括一幅由 Tal R 创作、售价近 91.000 欧元的画作——以一种游戏化的方式将“床”作为主题。

同样作为共同创始人的哥本哈根画廊主苏珊娜·奥特森（Susanne Ottesen）则展示了一些无需主题限制的知名艺术家作品。在凯内特·尼尔森（Kehnet Nielsen）那些带有精美自然抽象风格的真人高度水彩画前，七个安装在视线高度的抛光玻璃头像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79 岁的丹麦雕塑家比约恩·诺加德（Bjørn Nørgaard）通过这些作品再次证明，他能多么轻松地让自己的创作能量采取全新的形式。这些幽灵般闪烁着虹彩的抽象肖像唤起了对逝去同伴的记忆：“7 Frères d'Outre-Tombe”（彼岸的七兄弟）。

与其他博览会不同，在 CHART 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绘画，而是多种艺术门类的多样性。多萝西·尼尔森（Dorothée Nilsson）从柏林带来了一组由玛丽克·舒尔曼（Marike Schuurman）创作的烧焦闪光灯照片系列；哥本哈根的 V1 画廊则将水手风格的纹身图案转化为罗斯·埃肯（Rose Eken）古灵精怪的陶瓷作品；来自雷克雅未克的 Berg Contemporary 则展出了年轻艺术家波迪斯·埃尔拉·佐加（Pórdís Erla Zoëga）具有科技感的有机玻璃作品。在 Chart 上，所有这些作品平等地并列或共存，并相互支撑。这正是该博览会的强大之处。

CHART 艺术博览会，夏洛滕堡，哥本哈根，展至 30. August，门票约 12 欧元

夏日的轻盈依然存在

Art-O-Rama 艺术博览会上的年轻艺术家与新兴画廊 / 作者：劳拉·海伦娜·武尔特（Laura Helena Wurth），马赛

小心，有刺：索菲·坎托尔（Sophie Cantor）在 Milość 画廊展出的屏风 照片：索菲·坎托尔 / 伦敦 Milosc

当夏天接近尾声，艺术之秋及其随之而来的展览开幕式和博览会即将到来，尤其是在巴黎。但在那之前，马赛将举办 Art-O-Rama。近 20 年来，它一直是开学季（Rentrée）最令人兴奋的艺术博览会之一。此次博览会仅有 35 家画廊参展，地点设在名为“Friche la Belle de Mai”的前工业区，这是一个拥有大量涂鸦和滑板公园的文化中心。

在这里，你找不到香槟和奢华的 VIP 计划，但能看到新兴画廊展出的有趣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一些画廊是在过去五年内才成立的。博览会总监热罗姆·潘塔拉奇（Jérôme Pantalacci）介绍说，许多法国博物馆策展人将此次博览会作为他们在蔚蓝海岸度假后的最后一站。潘塔拉奇在长期雇主、画廊主罗杰·派哈斯（Roger Pailhas）于 2005 年去世后，于 2007 年创立了 Art-O-Rama。而派哈斯早在 1996 年就发起过该博览会的前身。那个项目名为“Art Dealers”，当时只有八位画廊主在旧港的一个展厅中展示作品，其中包括来自巴黎的知名画廊 Yvon Lambert，它将赛·汤布利（Cy Twombly）或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的作品带到了这座港口城市。

潘塔拉奇仍然将 Art-O-Rama 视为一个让画廊主相互建立联系、艺术家相互交流的平台。这就是为什么画廊必须提交一个专门为博览会设计的项目进行申请，并可以自行设计其展位。一个展位的费用仅为 3600 欧元，因此这里的销售压力远低于其他博览会。

一些画廊在这里可以负担得起展出那些乍看之下几乎无法售出的作品。例如，来自日本的 Hayashi + Art Bridge 展示了由日瑞组合 Enterprise 创作的价值约 10,000 欧元的装置作品《Anew》：被锯断的电线杆堆叠在一起，人们起初会怀疑这是否是博览会所在地——这座前烟草工厂——电力供应系统的残骸。但这正是艺术家的意图：展示在数字化基础设施迅速变革时，我们的世界是如何改变的。在交谈中，他们提到了日益影响景观的数据中心。

许多画廊并非首次参展，例如来自巴黎的 DS Gallery，它与来自伦敦的 Xxijra Hii 共用一个展位。这两家参展商三年前在博览会上相识，此后一直共用展位并分担费用。不久，他们将向对方开放自己在伦敦和巴黎的展厅。这正是潘塔拉奇在发起此次博览会时所设想的合作方式。

DS Gallery（巴黎）展出了法国艺术家马克斯·布洛塔斯（Max Blotas）那件并不起眼的作品《海豚 / 私家侦探》（Le Dauphin / Private Eyes），售价 16,000 欧元。但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展示”：作品的两个部分被隐藏在两个人造通风口中，使得展位乍看之下是空的。一旦发现闪烁的灯光，人们可以通过百叶窗看到微缩模型，布洛塔斯以 1:20 的比例重建了一个地下夜总会。其中发生的事情被拍摄下来，并通过展位上的屏幕传输。在如今俱乐部文化自由空间日益减少的时代，这里为某种正在缓慢消亡的事物找到了一个聪明且具有时代感的对应物。

来自伦敦的 Miłość 画廊首次参展。其展位被刷成柔和的粉红色，并饰有灰泥边框。墙上挂着索菲·坎托尔（Sophie Cantor）和道格拉斯·坎托尔（Douglas Cantor）夫妇的绘画作品。这对夫妇在英国共用一个工作室；她在一侧绘画，他在另一侧。展位上的作品布置也与之相似，一个由索菲·坎托尔绘制了两只巨猫的屏风（19,500）将展位与展会的喧嚣隔离开来。她绘制的小尺寸自画像（1,750）让人得以窥见一名年轻女性自我审视的私密内心。她经常将自己描绘成赤裸地坐在贝壳中，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她用空间分隔物为这些画作保留了一定的私密性。

来自柏林的 Zyrland Zoiropa 画廊也来到了这里，该画廊两年前曾参加过展会。它与来自都柏林的 The Horse 在共同展位上展示了绘画的不同面向，从伊尼戈·巴特汉姆（Inigo Batterham）明信片大小的水彩画（600），到阿里斯泰尔·弗罗斯特（Alistair Frost）用纸折叠并彩绘的 T 恤（600），这些作品是介于绘画与雕塑之间的精致之作。

在 Art-O-Rama 展会上，人们仍能感受到些许夏日的轻盈，而在此期间商业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至于直到 7 月底仍在该地区肆虐的毁灭性森林火灾，在展会上已无人提及。与此同时，表演艺术节 Systema 正在马赛举行，而落户马赛的大量项目空间也开启了新的展览。无论这里宣告的是夏季的结束还是艺术之秋的到来：无论如何，在远离巴黎的地方，有大量值得一看的作品。

Art-O-Rama，马赛 Friche la Belle de Mai，展至 8 月 30 日，门票 12 欧元。

非洲的神秘瑰宝

Artcurial 与 Lempertz 联合拍卖会：Rotthier 收藏展 / Bettina Wohlfarth 报道，巴黎

自 2014 年起，总部位于科隆的老牌拍卖行 Lempertz 不仅在柏林，还在布鲁塞尔举办拍卖会。在比利时首都，其重点在于传统的非洲、大洋洲及前哥伦布时期的艺术品。现在，该公司首次进军巴黎。9 月 8 日，它将与 Artcurial 合作，在后者位于香榭丽舍圆环（Rond-Point des Champs-Élysées）的总部，拍卖此前鲜为人知的让-雅克·罗蒂尔（Jean-Jacques Rotthier）的非洲艺术收藏。

两家拍卖行此前已在其他方面开展过合作，例如在布鲁塞尔 BRAFA 艺术博览会期间举办的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品拍卖会。然而，巴黎是原住民艺术品贸易最重要的场所。此次拍卖会将与圣日耳曼艺术区举办的“世界之旅”（Parcours des Mondes）博览会同步进行，届时将有来自远方的收藏家和专家前来参加。

今年 5 月，Artcurial 在一次考古拍卖会中成功拍卖了 Rotthier 收藏的第一部分，包含近 70 件埃及古文物。所有作品的成交价大多远高于估价，总计筹得 1,5 百万欧元。对于即将举行的第二部分拍卖——涉及这位 2009 年去世的比利时收藏家所持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传统艺术品——Artcurial 作为主办方，与 Lempertz 的布鲁塞尔专业部门合作，由 Jan-Joris Visser 和 Bernard de Grunne 负责鉴定和目录内容。

此次拍卖将展示从包含 300 多件物品的收藏中精选出的 90 件作品。曾与 Rotthier 相识的 Jan-Joris Visser 将这位收藏家描述为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似乎没有人，甚至包括他的家人，确切知道该收藏的规模。Rotthier 被传统非洲艺术品的表现力和艺术卓越性所吸引。

收藏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刚果地区，但也包括马里和尼日利亚，其中有两组来自杰内-杰诺（Djenne-Djeno）和诺克（Nok）的奇幻陶土雕像（估价在 4000 至 12.000 欧元之间）。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在这些国家于 1960 年前后获得独立之后，这位法律专家兼律师在多次旅行中收集这些作品，或从比利时的商人及收藏家处购得。

来源清单显示了皮埃尔·达特韦尔（Pierre Dartevelle）、克劳德-亨利·皮拉特（Claude-Henri Pirat）、博杜安·德·格伦（Baudouin de Grunne）或雅克·范·奥弗斯特拉滕（Jacques van Overstraeten）等顶尖专家的名字。Jan-Joris Visser 与 Bernard de Grunne（博杜安·德·格伦之子——非洲艺术专家圈子很小）共同花费了近五个月的时间对这些物品进行研究并编写目录。许多作品曾在相关出版物中被提及或在展览中展出。由于 Rotthier 是在旅行中购买，其来源并非总能被追溯。Visser 解释说，此前相对默默无闻的 Rotthier 之名，将通过这次拍卖会成为一个基准。

顶级拍品包括一组四尊高达一米的刚果松耶（Songye）雕像（拍品 33 至 36）。这些神像（Fetisch-Figuren）是沟通媒介，由王国、部落联盟或家族的首领委托制作。它们见证了松耶思维的力量、复杂性和精神财富，是社区的守护者，也是人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中介。一尊松耶。

雕像（拍品 34）拥有一个长长的、带有螺纹的颈部，而通过三层眼睑重复呈现的眼睛则唤起了一种非凡的洞察力。在该艺术家的作品集中，目前仅已知两尊类似的雕像。由于其显赫的来源，估价为 50,000 至 80,000 欧元。

在四件松耶（Songye）神像中，另外两件（拍品 35 和 36）的来源尚不明确。然而，它们的表达方式堪称大师之作，其装饰的羽毛、皮毛、珠链和金属碎片令人着迷，这些装饰赋予了它们魔力。估价区间为 15,000 至 30,000 欧元。

在“无尖端”（Spitzenlosen）系列中，还包括一尊来自刚果库尤（Kuyu）人的宏伟雅努斯双面像（拍品 45），预期价格为 40,000 至 60,000 欧元。这种被称为 Okue 的双面雕像，是为祭祀神灵 Djo 的仪式而雕刻的，仪式过程中会重演库尤人的宇宙起源论。其双面设计旨在阐明神灵 Djo 固有的二元性。目前已知此类双面像极少，且大多收藏于博物馆中。

“无尖端”系列之一：木制松耶雕像，高度 95 厘米，估价 50,000 至 80,000 欧元 照片来源：Artcurial

其中一件最神秘的作品（拍品 61）在目录中被描述为一个占卜盒的盖子（估价 1,500 至 2,000 欧元）。盖子上有两个背对背而坐的人物，旁边放着一个碗和一个锅。维瑟（Visser）解释说，这是一个女性文化对象，其运作方式类似于一种秘密语言。此类雕刻作品的制作目的是为了在特定事件发生后，以图像谜题或类似字谜的形式，记录下某种批判性的、游戏化的且带有讽刺意味的表达，但这种表达仅在女性内部被理解。这件精美小作品的真实含义可能将永远被掩盖。

“世界纪录是如何产生的？”

埃米利奥·韦多瓦（Emilio Vedova），€ 970,000，2026年6月晚间拍卖会。 欢迎与我们探讨您的艺术品。 周年纪念拍卖会的征集截止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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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精心策划的陷阱

托马斯·勒格朗案 / 作者：马克·齐茨曼，巴黎

两名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与两名社会党政治人物在咖啡馆坐在一起。邻桌的一名人士秘密拍摄了他们的对话，并将其提供给一家极右翼杂志。电视和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数周内播放了该视频的片段，并将这段对话作为国家媒体与左翼势力勾结的证据。其中一名记者因一段被听到且容易引起误解的话而被停职。一年过去了，他依然没有重返播音岗位，且短期内也不会回归。

这就是巴黎社论主笔、政治评论员托马斯·勒格朗（Thomas Legrand）的遭遇。2025年7. Juli trafen er und sein Berufskollege Patrick Cohen sich mit zwei Verantwortlichen des Parti socialiste. 录音内容涉及即将到来的市政选举。勒格朗在其中说道：“关于达蒂（Dati），帕特里克和我会做必要的事情。”这位记者并未说明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但对于希望成为巴黎市长的保守派部长拉希达·达蒂（Rachida Dati）来说，答案很明确：对方想要将她“从巴黎选举中剔除”。勒格朗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只是承诺与科恩一起履行报道义务，向公众告知达蒂违反法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这位曾受萨科齐提拔的人士即将因腐败罪受审；据称她在财产申报中还未申报价值 420.000 欧元的珠宝。

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勾结”：记者们之所以与社会党人会面，是因为后者想就这两名记者对其政党所谓的公正性缺失进行投诉。科恩和勒格朗对社会党的评价和报道，事实上绝非赞美。

然而，极右翼在推进其议程时并不需要事实。在国民议会中，极右翼UDR党团利用每年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权利，在2025年11月至2026年4月期间举行了关于“公共广播电台的中立性、运作方式及资金来源”的听证会。整个过程演变成了一场阴险的宣传操弄。委员会的报告员提出了充满暗示和指控的问题，并在没有附带相应回答的情况下将其在社交媒体上散布；与此同时，身份政治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旗下的媒体将这场闹剧夸大为揭露一场虚构的阴谋。属于“博洛雷生态圈”的一员——Europe 1广播电台，在此期间秘密录制了勒格朗在一家小酒馆里的另一段私人对话。

与此同时，自2008年起一直在该台工作的公共广播电台France Inter在勒格朗被停职后，在整个2025 / 26合同期内不再为其分配播音时间——并且在周一开始的新合同季中也不会这样做。勒格朗现在在《世界报》（Le Monde）的一封公开信中对此表达了不满。

他并非为了哀悼自己的遭遇——他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并接受批评。而是因为这创造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媒体集团让其对手意识到，只要制造足够的噪音就足以促使一名记者被撤职，那么编辑自由将不再仅由编辑部决定。“今天轮到我，”勒格朗写道，“明天可能就轮到一名记者，其调查研究干扰了政府或某个权势显赫的工业巨头；一名审视游说团体的记者；或者一名观点令人反感的评论员。”新闻自由正因微小的妥协、过度谨慎、疲惫、对丑闻的恐惧，以及试图通过避免冲突来保护机构的努力而遭到侵蚀。现在需要的是勇气。France Inter 的负责人塞琳·皮加勒（Céline Pigalle）随后在《世界报》中表示，任何采取这种行为的人从她这里“什么也得不到”。针对博洛雷（Bolloré）旗下的媒体，公共广播电视母公司 France Télévisions 和 Radio France 已提起诽谤诉讼。庭审将于 9 月初举行。

“我只是想保护你，”年迈的父亲说道。早已成年且如今自己也有了儿子的儿子认为，这是所有父亲的“原罪”，因为：“我们做不到。”遗憾的是，在德语配音版本中，“original sin”被错误地翻译成了“命运”（Schicksal），从而丢失了罪责这一维度。而这在根据亚历克斯·诺斯（Alex North，英国畅销书作家史蒂夫·莫斯比的笔名）小说改编的惊悚片《儿童耳语者》（Der Kinderflüsterer）中起着重要作用。

该书在 2019 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因在血腥的故事之余，敏锐地探讨了父子关系的起伏而受到赞誉。书中还涉及了丧失体验、责任感以及遗传性的恐惧。但在由本·雅各比（Ben Jacoby）和蔡斯·帕尔默（Chase Palmer）改编的剧本电影中，这些内容大多未能保留。不过，除了略显僵硬的父子对话外，片中仍有一些场景非常精美地展示了孩子们很难走出父母的阴影。

邪恶的救赎者

汤姆·肯尼迪是臭名昭著的前警察皮特的儿子。皮特虽然曾将连环杀手、绰号“儿童耳语者”的弗兰克·卡特送进监狱，但在此过程中他严重忽视了自己的家庭，导致家庭破碎。早年丧妻的汤姆现在请求与他疏远的父亲提供帮助，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原因：他的儿子杰克（Acston Luca Porto 饰）被绑架了，而且绑架方式与当年“儿童耳语者”的受害者极其相似。这可能是一个模仿犯所为，或者是精神病患者卡特曾经的同伙。愧疚感折磨着汤姆，因为在那个夜晚他饮了酒，未能尽到保护者的职责。

皮特本人也深受创伤，不想再次被卷入这场漩涡，但理所当然地，他不会抛弃儿子和孙子。在侦探阿曼达·贝克（Michelle Monaghan 饰）的协助下，他参与了调查。无论独自寻找杰克的汤姆走到哪里，皮特总是在那里，并且始终领先儿子好几步。汤姆已成为一名成功的犯罪小说作家——这是他化解父辈阴影的一种方式——而他在片中再次萎缩成一个不知所措、需要帮助的孩子，这一点由亚当·斯科特（Adam Scott）演绎得极其精彩。在没有过度渲染情感的情况下，他角色中的绝望、愤怒和迷茫感变得愈发清晰。

罗伯特·德尼罗和亚当·斯科特在《儿童耳语者》中分别饰演父子，表现卓越。但这部惊悚片缺失了一些东西。

亚当·斯科特与罗伯特·德尼罗在《儿童耳语者》中。照片：David Lee / Netflix

如果为这个角色聘请像《人生切割术》主演斯科特这样的一位性格演员，那么在父亲的角色上必须进一步加码。而《儿童耳语者》确实做到了：再次成功挑战自身神话的超级巨星罗伯特·德尼罗（现年 83 岁）饰演皮特，将其塑造为一个看起来淡然的男人。然而，他克服了消极情绪，因为他希望弥补自己在作为父亲和保护者方面的失败，弥补他的“原罪”。事实上，信任感在重新增长。

但遗憾的是，心理戏剧层面被一个按照固定模式设计的、关于精神病连环杀手的紧张情节所掩盖，而后者远没有前者那么细腻。对于詹姆斯·阿什克罗夫特的导演手法，能评价的不多。所有场景都能看出这部作品的制作规模，或许稍微有些过头。穿插其中的恐怖元素——比如一只诡异的手通过信箱缝隙试图抓走杰克——可以被解释为对儿童恐惧的视觉化，但看起来依然很刻意。而那些头部被包裹的儿童尸体的血腥画面在内容上并非必要，而纯粹是为了追求视觉效果。

更严重的是叙事上的缺陷。观众甚至无法理解汤姆在电影开头与儿子一起返回的地方——他亡妻的童年故居——对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杰克恰恰在此时成为杀人绑架者的目标，也没有解释。这是对皮特当年击败“儿童耳语者”的迟到报复吗？然而，新的绑架系列在汤姆和杰克返回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他们为什么恰好租下这栋诡异的——且如后文所示，并非纯洁的——房子，这与绑架和谋杀之前对悲伤或愤怒的孩子们的低语之意义一样，都笼罩在迷雾之中。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完全不可信的巧合与戏剧化冲突。

这或许是一个典型的 Netflix 问题：凭借据称提供给鲁索兄弟的 50 百万加元预算，他们雇佣了顶尖演员，这些人即便面对枯燥的对话也能将其点石成金，但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依然不过是一部平庸的心理惊悚片，其情节看起来就像是由人工智能随机地将无数类似电影的场景剪辑在一起。这背后可能是对任何非传统和实验性尝试的恐惧，尽管这恰恰是 Netflix 黄金时代作品的标志。《低语之人》（The Whisper Man）将像风中的低语一样迅速被遗忘。——奥利弗·容根（OLIVER JUNGEN）

《儿童低语者》在 Netflix 上线。

作者：帕特里克·施勒雷斯（Patrick Schlereth）

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首次访问 Gamescom（科隆游戏展）时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一名游戏玩家，即便这样做可能会让自己听起来像个“婴儿潮一代”（Boomer）。尽管如此，他认为电子游戏是“我们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无论好坏都“与我们的民主制度相关”。无论好坏——这句话充分描述了德国对游戏产业的“德国式焦虑”（German Angst）。当德国在多年时间里纠结于“暴力游戏”的争论时，巴黎、魁北克、伦敦以及其他地方已经意识到该行业作为创新驱动力和经济因素的潜力，并为大型开发工作室的入驻创造了条件。当其他国家提供税收激励并为开发者创造规划确定性时，德国在 2026. 年仅有一项——尽管现在已明显增加——金额为 1.25 亿欧元的资助预算。今年至今约有 85 百万欧元未被使用，原因可能是官僚主义的障碍。这种被冷落对待的结果是：德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之一，全球最大的电子游戏展也在德国举行，但在价值创造方面却几乎没有发挥作用。仅有 5% 的营业额流向了“德国制造”的游戏。虽然联邦政府在联合执政协议中约定了税收减免，但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SPD）在 Gamescom 上并不愿就具体时间表做出承诺——理由是预算状况紧张。“我们希望能够达成一些成果，包括与各联邦州共同努力，”目前该行业得到的承诺仅限于此模糊的表态。好管闲事的“糖税”：没问题。优惠的“游戏税”：再看看吧。如果这不叫短视，那什么才叫短视。

短期内国家确实会损失收入，但长期来看，大量的新就业机会、更高的投资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将足以弥补这一损失，并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德国游戏产业协会早在 2025 年就为此提交了一份方案。游戏是一个 10 亿欧元级别的产业，电子游戏开发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将产生协同效应——英伟达（Nvidia）便是例证。但在 Gamescom 上，人们更倾向于讨论电子游戏作为文化产品的民主价值，并为了保险起见，再次试图打破施泰因迈尔所描述的那个“吃着垃圾食品窝在房间里的书呆子青少年”的刻板印象。就好像游戏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还是个新领域，就好像 Gamescom 的 350.000 名访客和德国 40 百万名游戏玩家不能证明一切一样。

第26届柏林国际文学节

观点在何处结束，权利在何处开始？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Frauke Brosius-Gersdorf）在2025年成为了政治关注的焦点。在《选举与真相》（Wahl und Wahrheit）一书中，她主张建立一种植根于法治国家的辩论文化。

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 Markus Höhn

关于权利的争论

尤尔根·考伯（Jürgen Kaube）与桑德拉·凯格尔（Sandra Kegel）将与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及朱莉娅·罗伊申巴赫（Julia Reuschenbach）共同探讨德国当前的辩论文化。

2026年9月5日，周六 19:30 Uhr 柏林节日之屋（Haus der Berlin Festspiele）

本活动由柏林国际文学节与《法兰克福汇报》合作举办。

这不仅仅是一款电子游戏吗？粉丝们陷入狂热：“侠盗猎车手 6”即将驶来

雇佣了 Netflix，看了广告。咦！尽管 Netflix 首席执行官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曾以极其自信的口吻，几乎是将其刻在石头上地宣称，他不想通过广告来“剥削”观众。但由于一款名为《侠盗猎车手 6》（Grand Theft Auto 6）的电子游戏目前的炒作已达到顶峰，这次例外肯定是可以忍受的。尤其是这段时长近 27 分钟的宣传片，展示了 Rockstar Games 公司推出的 GTA 系列第六部作品的游戏实机画面（Gameplay），且仅在 Netflix 独家播出，人们可能会认为：面对如此巨大的热度，总有足够多的人无法等到第二天在网上看到游戏预告，而宁愿迅速办理一份 Netflix 订阅。

这值得吗？嗯，如果浏览相关的网络论坛，可以说：有人认为值得，有人则不然。看过这段“深度预览”（Extended Look）的人会证实，游戏的视觉表面经过了精细打磨。光影动态、“罪恶都市”（Vice City，以现在的迈阿密为原型）的全景、毒品实验室，

《数字媒体州际协议》的第二部分进展极其艰难。几个月来，各联邦州的媒体代表一直在就内容和监管界限进行博弈。他们的磋商被美国总统对那些试图限制平台影响力的国家的刑事威胁，以及关于所谓国家审查的指责所掩盖。目前已经有一份合同草案，各州广播委员会可能会在 9 月 16 日通过。随后将进行一次在线听证会。年底时，政府首脑们将签署该草案。然而，如果 AfD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中获胜，这一切可能都将化为泡影。

各州设定的目标是“在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长期确保一个自由、多样且独立的媒体环境”。为此，应建立相关结构，以保证“促进媒体多样性以及言论和信息自由，尤其是在数字空间中”。这是 2025 年 10 月各州决议所规定的。

目前的文件制定了 6 个重点。首先是数字空间的媒体多样性。各州认为，舆论形成日益受到平台、搜索引擎和 AI 系统的影响。因此，对可搜索性具有重大影响的供应商应承担更强的义务，AI 产品应部分纳入媒体中间机构的规则。随着媒体集中法（Medienkonzentrationsrecht）的改革，数字参与者和

追逐戏、拥挤的城市交通、顶层公寓里的枪战以及所有配套元素，旨在将这个黑帮情侣的故事变成一种“沉浸式”体验。此外，不能忘记精妙的配乐。

那么现在呢？在 11 月游戏正式发布之前，仍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更多的营销、更多的炒作、更多的虚火，以及一个非专业媒体也必须面对的问题：他们还想追逐多少公关碎片？人们反复听到由 Rockstar 公关巧妙打造的句子：《侠盗猎车手》是“不仅仅是一款电子游戏”。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这里开发的不仅是一款历时十余年的电子游戏，而首先是一款确保成功的电子游戏。至于它作为一种叙事媒介的实际质量——正如 Rockstar 不厌其烦地强调的那样，它无需在任何其他媒介面前低头（因为其早已将所有媒介融合在自身之中）——只有在它正式面世之时才能做出评判。 阿克塞尔·魏德曼 (AXEL WEIDEMANN)

各联邦州已准备就绪，尽管过程艰难：数字媒体州级协议已拟定

……需考虑网络中新的权力地位。可以通过将所有相关参与者纳入风险分析，并将广告和营收收入作为衡量经济资源权力的标准，从而接近于解决互联网中观点权力的集中问题。第三点是提高新闻内容的可见度。一项“公共价值状态”（Public-Value-Status）旨在确保人们能够获取可靠且多样化的内容，并为投资相关产品提供激励。

《数字媒体州级协议》旨在更好地保护通信空间免受操纵和虚假信息的侵害。为此，在线供应商必须接受编辑责任、透明度和标识等原则。由自动化生成并传播的内容，以及由第三方付费投放的内容，必须让用户能够识别。媒体领域的人工智能（AI）应用将适用新规则。州媒体管理局将负责监督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执行。针对人工智能系统的训练，协议规定了全面的透明度义务。

第六个重点是媒体监管的现代化。州媒体管理局在技术和组织上应能更好地应对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在共同程序中，计划采用主导原则。此外，该协议在国家层面规范了三项欧洲法律文件：欧盟的《欧洲媒体自由法》和《人工智能法案》，后者规定了人工智能内容的标识义务，以及媒体监管机构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工具的法律基础。关于政治广告的条例则规定，应对网络上政治广告的定向投放和传播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此外，媒体州级协议还确保了多年来已在实践中的做法：在监管中使用技术手段。媒体管理局可以在“自动化比对的框架内，处理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内容中包含的个人数据”，只要“这对于最终评估内容是必要且足够的”。禁止对特定的个人数据进行自动化比对。

关于《数字媒体州级协议》的第一部分，即所谓的 9. 媒体修订州级协议，各州总理已于6月底达成一致。目前各州政府正在对其进行审议，随后将交由州议会决定。然而，如果德国选择党（AfD）近期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执政，那么该协议于 1. August 2027 生效将只是痴人说梦。 HELMUT HARTUNG

周六电视节目 更新及精选节目单

[...OMITTED...]

ARD

8.20 《知识真奇妙！》雨林度假 8.45 POV – 你的故事至关重要 (21)。当没人发声时该怎么办——青少年中的右翼极端主义 8.55 《胡椒粒》。包括：世界上最棒的姑姑 9.50 新闻联播 (Tagesschau) 9.55 熊猫、大猩猩等 11.30 第一频道 Quarks。释放河流！回归自然带来的影响 12.00 新闻联播 (Tagesschau) 12.15 兽医。真人秀。包括：吞下的针 13.45 新闻联播 () 14.00 《生命之河》。德国家庭电影，主演鲁斯·玛丽亚·库比切克，2011 15.30 《我的母亲不可理喻》。德国喜剧，主演戴安娜·阿姆夫特，2018 17.00 新闻联播 () 17.15 《关键时刻》(Brisant) 17.52 第一频道天气预报 18.00 体育新闻 (Sportschau)。德丙联赛。直播 18.30 体育新闻 (Sportschau)。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直播 19.57 彩票

20.00 新闻联播 () 20.15 《罗马外交官——危险的谎言》。德国犯罪剧集，主演纳塔莉亚·沃纳、克莱莉亚·萨托、亚历山大·拜尔、朗斯顿·尤贝尔。 导演：安娜-卡塔琳娜·迈尔，2026

21.45 今日话题 (Tagesthemen) 含天气预报 22.05 《狼之国：黑色之心》。 德国犯罪剧集，主演格茨·舒伯特、伊冯娜·卡特费尔德。导演：奥勒·扎帕特卡，2023

亚历山大·赫纳，柏林 23.40 《伊娜之夜》(7 / 12) 深夜秀。主持人：伊娜·米勒。 嘉宾：克里斯蒂安·埃林、伊娃·卡尔·法尔特迈尔、帕梅拉

0.40 新闻联播 () 0.45 《强盗！》。美国动作喜剧，主演布鲁斯·威利斯。导演：巴里·莱文森，2001

2.43 新闻联播 ()

ZDF Neo

17.45 Maithink X – 表演秀 18.15 glorreichen 10 19.00 素描历史 (Sketch History) 19.45 伯姆与迈特·凯利一起烤肉 20.15 《曼哈顿爱情故事》。美国爱情喜剧，2002 21.50 《爱上新娘》。美 / 英爱情喜剧，2008 23.25 《基本本能 2》。英 / 德 / 西 / 美情色惊悚片，2006 1.15 《曼哈顿爱情故事》。美国爱情喜剧，2002

PHOENIX

17.15 冷战与气候变化 17.45 原子时代——地狱之火与希望 20.00 新闻联播 () 20.15 《深入蔚蓝——印度尼西亚的水下天堂》 23.15 历史上的极端职业 0.00 独裁者

Pro Sieben

TELE 5

18.10 新闻 18.20 《辛普森一家》 20.15 《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战》。美国动作片，2019 23.40 《蝙蝠侠》。美国奇幻片，2022 2.45 克里斯·塔斯的“克里斯让你出名”秀

ZDF

13.30 《时空穿梭者》(Sliders) 14.30 《赫拉克勒斯》 17.25 《希娜》 20.15 《鲁比孔》。奥地利科幻电影，2022

8.20 《罗宾汉》 8.45 《H2O：美人鱼的冒险》。情人节 9.10 《比比和蒂娜》。蒂娜在危险中 9.35 《长袜子皮皮》。包括：皮皮与海盗 (3) 10.25 《港口边缘急救电话》。购物 11.10 《斯图加特 SOKO》。致命吸引力 11.55 今日快讯 (heute Xpress) 12.00 简单的人 12.15 《邦德舒一家——邦德舒对决邦德舒》。德国喜剧，主演安德烈亚·萨瓦茨基，2023 13.40 《阿尔萨斯之夏》。德国喜剧，主演塔尼娅·韦多恩，2012 15.10 今日快讯 (heute Xpress) 15.15 《古董价值》(Bares für Rares) 16.10 《罗森海姆警探》。猎人的灾难 17.00 今日快讯 ( Xpress) 17.05 州情概览 17.35 ZDF 报道：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18.05 《慕尼黑 SOKO》。在旅途中 19.00 今日新闻 () 19.25 《山地医生》。希望 (1)

20.15 乔瓦尼·扎雷拉秀 音乐节目。大型夏季派对。该节目首次将其大型夏季派对作为露天活动在 ZDF 电视花园场地举行。乔瓦尼·扎雷拉在舞台上迎接包括克尔斯汀·奥特、瓦妮莎·迈、安德烈亚斯·加巴利尔在内的嘉宾。

23.15 今日新闻期刊 ( Journal) 23.30 当前体育工作室 杂志。嘉宾：篮球运动员玛丽·古利希，帕德博恩体育俱乐部教练拉尔夫·凯特曼。直播 0.55 今日快讯 ( Xpress)

1.00 乔瓦尼·扎雷拉的加利西亚之夏音乐秀 2.30 今日秀特别版。娱乐。东方的正午

3.00 《杀手踪迹——草地之夜》。美国惊悚片，主演梅根·福克斯，2021

22.30 《2067——未来之战》。奥地利科幻电影，2020 1.05 《金字塔：恐怖之墓》。美国恐怖片，2014

KIA

16.30 《彼得潘》 17.15 《丛林之书》 17.45 《玛莎和熊》 17.55 《魔法村的皮诺曹》 18.15 《消防员萨姆》 18.35 《扎基和动物帮》 18.47 《树屋》 18.50 《沙人》 19.00 《三个火枪手》 19.25 《检查员托比》 19.50 logo! 20.00 KiKA 直播 20.10 《神秘——考里角的秘密》

HR FERNSEHEN

ARTE

8.10 42 – 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信息杂志。孤独具有传染性吗？ 8.35 地理报道。沙特尔，天空的色彩 9.25 360° 报道。澳大利亚：鸭嘴兽任务 10.20 晚餐时间。报道系列。意大利，卡普里 10.50 葡萄牙自然公园。纪录片。包括：辛特拉-卡斯凯什自然公园 12.35 城市 乡村 艺术特辑。杂志。包括：台湾 14.10 与尸体的约会。美 / 英犯罪电影，主演：彼得·乌斯蒂诺夫、劳伦·巴科尔、凯丽·费舍尔、约翰·吉尔古德、派珀·劳里，1988 15.50 野生王朝。纪录片。猕猴 16.35 葡萄牙自然公园。纪录片。包括：杜罗自然公园 18.25 Arte 报道 19.20 Arte 新闻 19.40 东方足迹。杂志。白俄罗斯 —— 恐惧之国

13.40 纯粹出于友谊 15.10 兽医默滕斯医生 16.00 视觉盛宴 —— 景观餐厅 16.45 烹饪故事 17.15 全心烹饪 17.45 大师厨房 18.15 杂谈 18.45 托比的度假之旅 19.30 黑森州新闻 19.58 黑森州天气预报 20.00 日报新闻 20.15 杜宾探长。布列塔尼之金。德语犯罪系列剧，2015 21.45 维也纳犯罪故事。盲查 —— 普拉特公园之死。德 / 奥犯罪系列剧，2022 23.15 阿姆斯特丹犯罪故事。死而复生。德语犯罪系列剧，2018 0.40 消失 —— 你信任他吗

20.15 女法老。塑造埃及帝国的女性。纪录片。5000多年前，世界上第一个领土国家在尼罗河畔诞生，女性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一个国际研究团队通过最新的挖掘工作，揭示了关于权力结构和女性影响力的最新发现。

21.45 奈费尔提蒂 —— 美丽属于谁？杂志

22.40 追寻胡夫金字塔的足迹。纪录片。建筑奇迹

23.35 格鲁克：《奥利斯之伊菲革涅亚》——《陶里斯之伊菲革涅亚》。歌剧。2024年艾克斯-昂普罗旺斯复活节艺术节

3.25 凭指南针与智慧在公海航行。纪录片。孔卡尔诺，启航

NDR 电视台

16.00 拿出鱼竿，乐趣开始！ 16.30 沿直线旅行 17.15 围绕米歇尔 18.00 北方之旅 18.45 DAS! 红色沙发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日报新闻 20.15 谁知道这种事 XXL 23.25 您应该知道的流行歌曲 0.10 相当不错的继母

RBB

16.30 你好，邻居！ 17.00 热情似火 17.45 柏林这样吃 17.53 沙漠小矮人 18.00 rbb UM6 18.30 勃兰登堡的圣地 19.00 家乡日志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日报新闻 20.15 夏洛特·林克。德语犯罪片，2020 21.45 rbb24 及体育新闻 22.00 有毒的真相。美国传记片，2019 0.00 消失 —— 你信任他吗

WDR

3 周六

16.00 新闻 16.20 品鉴师 16.55 乡村与美味 17.45 简单且美味 18.15 WestArt 18.45 时事新闻 19.30 地方新闻 20.00 每日新闻 20.15 2026年北威州夏季音乐会 22.00 极限边缘 – 1993 22.40 巅峰之上 – 1994 23.25 爱与其他灾难 – 1995 0.10 在胜利与悲伤之间 – 1996 0.55 摘星之旅 – 1997

9.00 ZIB 9.05 文化广场 9.35 如画的奥塞兰 9.50 皇家花园 – 美泉宫 10.40 2026年美泉宫夏夜音乐会 12.15 爱情故事与婚姻事务 (6) 13.00 ZIB 13.10 海外笔记 13.15 寻找共存的施密特·马克斯 14.00 地区杂志。今日关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14.30 艺术 + 旧货 15.00 旅行时光 – 梦幻目的地：皮埃蒙特 15.25 布雷根茨音乐节：威尔第的《茶花女》 – 全球最大湖上舞台的幕后 15.55 美食盛宴 – 尤登堡 16.40 美食盛宴 – 格拉茨之绿 17.30 我想要回我的幸福。德国悲喜剧，米凯拉·梅主演，2023 19.00 今日新闻 19.20 流行大都市：米兰。纪录片

20.15 《茶花女》 – 选自2026年布雷根茨音乐节。歌剧。由莉莉·帕西基维、保罗·凡丁出演。在音乐节成立后的80年里，朱塞佩·威尔第的经典歌剧《茶花女》此前从未出现在节目单中。新任音乐节总监莉莉·帕斯基维希望改变这一点。

22.30 来自伯尔尼的纽约夜店偶像。纪录片

23.25 巴黎之日出 法国剧情片，露西·张、 诺艾米·梅兰、马基塔·桑巴、 杰尼·贝斯主演。导演：雅克·欧迪亚尔，2021

1.05 夏日避暑 – 像皇帝时代那样旅行。纪录片

2.00 体育新闻直播间 3.25 皇家花园 – 美泉宫。纪录片

MDR

18.20 露营 – 萨克森瑞士的梦幻之旅 18.45 可信度 18.50 天气 18.54 沙漠小矮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新闻 19.50 我们的村庄过周末 20.15 谁知道这种事 XXL 23.23 新闻 23.25 奥拉夫俱乐部 0.10 范德瓦尔克探长。破碎的阿姆斯特丹。德 / 英 / 荷犯罪系列剧，2019

SWR

16.00 家政检查 16.45 市场检查 checkt ... 17.30 地区新闻 18.15 跳蚤市场 18.45 地区新闻 20.00 每日新闻 20.15 爱情故事。美国浪漫片，1970 21.50 地区新闻 23.20 SWR 经典金曲 0.50 白帆之下 – 心之奥德赛。德国剧情片，2005

BR

17.45 在施佩萨尔特与卡文德尔之间 18.30 BR24 18.45 希尔施豪森与深度伪造黑帮 19.30 艺术 + 旧货 20.00 每日新闻 20.15 班贝格骑手。弗兰肯犯罪故事。德国犯罪片，2012 21.45 水牛出笼！德国故乡电影，2016 23.15 两个农民没有地。德国喜剧，2017 0.45 随后露西来了。德国家庭电影，2011

RTL

5.15 警笛报告。真人秀。包括：血腥交通事故揭露残暴罪行 12.00 芭芭拉·萨莱施 – 刑事法院。纪录真人秀。电水壶作为投掷物！女婿袭击挥霍无度的婆婆？ / 食物车起火！一场热烈恋情的终结？ 14.00 乌尔里希·韦策尔 – 刑事法院 (68)。纪录真人秀。嘉年华环境中的神秘死亡 15.00 足球德甲。RB莱比锡 – 门兴格拉德巴赫。直播 17.45 乌尔里希·韦策尔 – 预审法官。纪录片。偏僻停车场上的危险袭击 18.15 周六独家 (33)。娱乐杂志 19.05 生活 – 人们，时刻，故事。资讯娱乐

20.15 摩托艇之星世界锦标赛秀。主持：劳拉·翁托拉。嘉宾：斯特凡·拉布、拉尔夫·舒马赫、勒内·卡塞利、法比安·汉比兴、Dagi Bee、索菲亚·蒂尔、古斯塔夫·舍费尔、乔尔·马特利、雷娜塔与瓦伦丁·卢辛、Knossi、乔伊·凯利、Emmvee、斯特凡诺·扎雷拉、安-卡特琳·本迪克森、亚历山大·库普特纳

0.30 马库斯·克雷布斯现场！小心 ... 你认识他吗？喜剧秀

2.20 德国之声排行榜秀。我们最受欢迎的50首冠军单曲

RTL 2

20.15 贫穷的德国 22.15 哈茨与衷心 0.15 哈茨红金

SUPER RTL

16.40 《欢迎来到劳德一家》(Willkommen bei den Louds) 17.05 《太迟了！》(Voll zu spät!) 18.15 《艾尔文！！！》(Alvinnn!!!) 19.45 《Woozle Goozle》 20.15 《魔发精灵世界巡演》(Trolls World Tour)。美国动画电影，2020 22.00 《十一罗汉》(Ocean's Eleven)。美国犯罪喜剧，2001 0.15 《Without a Trace》

Kabel 1

16.20 新闻 16.30 《海军罪案调查处》(Navy CIS) 20.15 《9-1-1：洛杉矶紧急救援》 22.15 《9-1-1：孤星》(9-1-1: Lone Star) 0.15 《海豹突击队：报复》(Seal Team. Vergeltung)

Vox

16.50 《狗狗专家》(Der Hundeprofi) 17.55 《hundkatzemaus》 19.10 《狗狗专家——吕特团队》(Der Hundeprofi – Rütters Team) 20.15 《新娘自救》(Selbst ist die Braut)。美国喜剧，2009 22.30 《致命武器2：洛杉矶危机》(Lethal Weapon 2 – Brennpunkt L. A.)。美国动作喜剧，1989 0.40 《法医探案》(Medical Detectives)

ARD-alpha

18.15 《绝美》(Wunderschön) 19.00 《铁路浪漫》(Eisenbahn-Romantik) 19.30 《全球我们》(Global Us) 19.55 《知识先行》(Wissen vor)

www.faz.net / tv

SAT 1

5.05 《弗里达——热情似火》(Frieda – Mit Feuer und Flamme)。日播剧。包含：如在迷醉 (2) / 易北河畔的未来 (1) / 易北河畔的未来 (2) / 家庭价值 (1) / 家庭价值 (2) / 出乎意料的前景 (1) / 出乎意料的前景 (2) / 愧疚 (1) / 愧疚 (2) 9.00 《SAT.1周六早餐电视》。资讯娱乐。主持：Daniel Boschmann, Simone Panteleit 12.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Richter Alexander Hold)。法庭节目。包括：洛特的绿手指 / 水泥之手 / 新约 15.55 《紧急呼叫》(Notruf)。资讯杂志。包括：森林中的地狱之痛 16.59 《直击要点》(Auf den Punkt) 17.00 《紧急呼叫》(Notruf)。资讯杂志 18.00 《1% 问答——德国有多聪明？》(Das 1% Quiz – Wie clever ist Deutschland?)。问答节目。主持：Jörg Pilawa 19.55 Sat.1 : newstime

20.15 《玛蒂尔达》(Matilda)。美国儿童电影，主演：丹尼·德维托 (Danny DeVito)、玛拉·威尔逊 (Mara Wilson)、莉亚·珀尔曼 (Rhea Perlman)、恩贝斯·大卫茨 (Embeth Davidtz)、帕姆·费里斯 (Pam Ferris)。导演：丹尼·德维托，1996。玛蒂尔达被家人忽视——并开发出了神奇的能力。

22.20 《女巫》(Hexen hexen)。美国奇幻喜剧，主演：安妮·海瑟薇 (Anne Hathaway)、奥克塔维亚·斯宾塞 (Octavia Spencer)、斯坦利·图齐 (Stanley Tucci)、贾齐尔·布鲁诺 (Jahzir Bruno)、布莱恩·博韦尔 (Brian Bovell)。导演：罗伯特·泽米基斯 (Robert Zemeckis)，2020。一名七岁男孩误入女巫集会。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

0.25 《生化危机》(Resident Evil)。英 / 德动作电影，主演：米拉·乔沃维奇 (Milla Jovovich)、米歇尔·罗德里格兹 (Michelle Rodríguez)、埃里克·马比乌斯 (Eric Mabius)、詹姆斯·皮尔福伊 (James Purefoy)、约瑟夫·梅 (Joseph May)。导演：保罗·W.S. 安德森 (Paul W.S. Anderson)，2002。一种病毒将伞撑公司 (Umbrella Corporation) 的员工变成了僵尸。

acht – 未来 20.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20.15 《战争倒计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Countdown to War – Ausbruch des 2. Weltkriegs) 22.30 《男人自救》(Selbst ist Mann) (1963) 23.10 《DIY者——德国地窖报告》(Die Heimwerker – Bericht aus deutschen Höhlen) (1992) 23.55 《自制葡萄酒》(Weine zum Selbermachen) (1981) 0.25 《洋葱切片》(Zwiebelzeltln) (1963) 0.30 《战争倒计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Countdown to War – Ausbruch des 2. Weltkriegs)

WELT

19.20 《轮上的传奇》(Legenden auf Rädern) 20.15 《田间高科技——收割巨头出击》(Hightech auf dem Acker – Einsatz für die Ernte-Giganten) 21.10 《高科技与手工——邮轮建造》(Hightech und Handarbeit – Bau eines Kreuzfahrtschiffes) 22.05 《随U36号潜艇演习》(Auf Manöverfahrt mit U36) 23.05 《博物馆重型运输——U17号最后航程》(Schwertransport ins Museum – U17 auf letzter Fahrt) 0.00 《纳粹秘密探险：圣杯》(Geheime Nazi-Expeditionen: Heilige Gral) 0.55 《纳粹秘密探险：喜马拉雅》(Geheime Nazi-Expeditionen: Himalaya)

ntv

18.00 新闻 18.30 《海外报告》(Auslandsreport) 19.00 新闻 19.10 《失落之地——神秘岛屿》(Lost Places – Mysteriöse Inseln) 20.00 20.15 《新西兰边境巡逻》(Border Patrol Neuseeland) 21.00 21.05 《新西兰边境巡逻》(Border Patrol Neuseeland) 22.00 22.05 《毒品走私枢纽》(Drehkreuz des Drogenschmuggels) 23.00 23.30 (未解之谜 1.10 《新西兰边境巡逻》(Border Patrol Neuseeland)

周日电视 更新及精选节目

ARD

7.05 《绿山墙的安妮》(Anne auf Green Gables) (2 / 3)。加拿大剧集，主演：Ella Ballentine，2017 8.30 《阿莉娜》(Alina) (2 / 3)。青少年剧集。马语者 9.30 《带鼠之秀》(Die Sendung mit Maus) 10.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10.03 《周日总是如此》(Immer wieder sonntags) (12 / 13) 12.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12.03 《新闻俱乐部》(Presseclub) 12.45 《欧洲杂志》(Europamagazin) 13.15 《夜巡》(Nachtstreife) (2 / 6)。真人秀。诡异的邂逅 14.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14.03 《婚礼》(Hochzeiten)。德国喜剧，主演：Senta Berger，2012 15.30 《体育新闻》(Sportschau)。赛艇世锦赛（女子及男子单人赛） / 约 15.45 国际田径运动节 (ISTAF) 17.00 《关键点》(Brisant) 17.45 《每日新闻》(Tagesschau) 18.00 《柏林报告》(Bericht aus Berlin)。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Friedrich Merz) 与 Markus Preiß 对谈 18.30 《纽约属于谁？》(Wem gehört New York?) 19.15 《体育新闻》(Sportschau)。足球。第二联赛 19.57 《电视彩票》(Fernsehlotterie)

20.00 Tagesschau

20.00 Tagesschau（今日新闻） 20.15 《客房服务》（Tatort Roomservice）。德国犯罪系列剧，主演：乌尔里克·福尔克茨、安德烈亚斯·霍佩。导演：蒂姆·特拉格瑟，2015年

21.45 卡伦·米奥斯加（Caren Miosga）：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德国面临的危险有多大？嘉宾：沃尔夫冈·施密特（SPD）、汉娜·诺特（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 CNS）、尼科·朗格（风险分析与国际安全研究所）

22.45 今日新闻及天气预报 23.05 ttt – 标题、论点、气质（titel thesen temperamente）文化杂志。内容包括：作为斗争术语的“家乡”：柏林 PEN 协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寻找踪迹

23.35 《汉内斯》（Hannes）。德国悲喜剧，主演：伦纳德·谢舍尔。导演：汉斯·斯坦比希勒，2019年

ZDF

8.15 《蒲公英》（Löwenzahn） 8.40 《隆内贝加的米歇尔》：当米歇尔成为英雄 9.03 《37°生活》 9.30 天主教礼拜：十字架——赢得生命 10.15 《古董交易》（Bares für Rares）——心爱之物 11.55 heute Xpress（今日快讯） 12.00 ZDF 电视花园。安德烈亚·基韦尔主持音乐与嘉宾节目——美因茨广播中心现场直播 14.00 《这就是我的风格》（That's My Style） 14.45 花园专家对决 15.25 heute Xpress（今日快讯） 15.30 plan b：聪明旅行——用很少的钱看世界 16.15 《罗森海姆警探》：假期之死 17.00 heute（今日新闻） 17.15 全球最非凡的酒店：秘密与传奇 18.00 《双雄破案》（Ein Fall für zwei）：毫无顾忌 18.55 行动人类（Aktion Mensch） 19.00 heute（今日新闻） 19.10 柏林直击 19.30 Terra X：世界城市。伦敦

20.15 《僚机不会恋爱》（Eine Wingwoman verliebt sich nicht）。德国爱情喜剧，主演：基亚拉·肖拉斯、萨拉·鲍尔雷特、汤姆·贝克、多米尼克·拉克、贝尼亚米诺·布罗吉。导演：沃尔夫冈·艾斯勒，2026年

1.00 Tagesschau（今日新闻）

21.45 Heute Journal（今日杂志） 22.15 《伊克门探长——伊斯坦布尔之死》犯罪剧。死亡与继承 (1)。主演：亚塞明·凯·艾伦、伊森·凯、坎辛·杜曼、凯沃克·马利基扬、维多利亚·埃卡诺耶

23.05 《伊克门探长——伊斯坦布尔之死》犯罪剧。死亡与继承 (2)。主演：亚塞明·凯·艾伦

8.20 《无聊——未被探索的情绪》。纪录片 9.15 《可持续建筑》。纪录片。Lacaton & Vassal——绝不拆除 9.40 Twist 杂志 10.15 永恒的纪念碑。纪录片。佩特拉，岩壁中的美 12.25 《狂野阿根廷》。纪录片。内容包括：危险的海岸 14.40 《完美世界》（Perfect World）。美国剧情片，主演：凯文·科斯特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劳拉·邓恩、T. J. 劳瑟、基思·萨拉巴伊卡，1993年 16.50 《美第奇家族的别墅》。纪录片。爱、权力与艺术 17.45 维瓦尔第与莉亚·德桑德雷。音乐会 18.35 Karambolage 杂志。内容包括：Bibi 18.45 《餐桌前》（Zu Tisch）。报道系列。罗马尼亚，巴纳特 19.20 Arte Journal 19.40 Geo 报道。布列塔尼，粗犷之美

20.15 《公司》（Die Firma）。美国惊悚片，主演：汤姆·克鲁斯、吉恩·哈克曼、珍妮·特里普霍恩、埃德·哈里斯、哈尔·霍尔布鲁克。导演：西德尼·波拉克，1993年。年轻的法律专家米奇·麦迪尔满怀希望地开始了律师的第一份工作。但很快他发现，他所在的律所是在为黑手党工作。随后他接到了 FBI 的联系。

1.05 《婚礼》（Hochzeiten）。德国喜剧，主演：森塔·贝尔格，2012年

ARTE

22.40 汤姆·克鲁斯：肩负双重使命的男人。人物志

TELE 5

23.50 Terra X 历史：我们的协会——不仅仅是保龄球和养兔子。纪录片系列 0.35 heute Xpress（今日快讯）

ZDF Neo

PHOENIX

Pro Sieben

16.15 Robert Bernardis 17.00 Into the Blue – 印度尼西亚的水下天堂 20.00 Tagesschau 20.15 赤道自然天堂 23.15 phoenix satire 0.15 phoenix gespräch 0.45 原子时代 – 地狱之火与希望

18.05 Sketch History 18.30 绝世名侦探 (Death in Paradise) 20.15 柏林最后线索 (Letzte Spur Berlin) 21.45 ZDF Comedy 与 Till Reiners 共度夏天 22.10 Maithink X – 节目 22.45 heute-show 特辑 23.15 Böhmi 与 Maite Kelly 畅谈 23.45 Maithink X – 节目 0.15 Sugar. 加拿大 / 墨西哥犯罪片，2022

23.35 中国 vs. 好莱坞：受控的梦工厂 纪录片

17.45 新闻 17.55 Galileo Stories 19.05 Galileo X-Plorer：身处台风眼 20.15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美国动作片，2023 22.45 整体掌控 (The Equalizer)。美国动作片，2014 1.15 微笑 2 (Smile 2)。美国恐怖片，2024

0.40 盐烧 (Saltburn) 美国 / 英国惊悚片，主演：Barry Keoghan, Jacob Elordi, Archie Madekwe, Rosamund Pike。导演：Emerald Fennell, 2023

16.45 神秘博士特别篇：雪人 18.00 Rubikon。奥地利科幻片，2022 20.15 深渊 (Abyss)。美国科幻片，1989 23.45 鬼影实录 (Jeepers Creepers) – 已准备就绪。德国 / 美国恐怖片，2001 1.25 电视购物 (Infomercial)

8.30 骑士、铁匠、贵妇 – 克恩顿州的城堡昔与今 9.25 卡尼施阿尔卑斯山 – 充满瑰宝的山脉 10.10 家园待售。奥地利 / 德国剧情片，主演：Fritz Hammel, 2010 11.35 沿着德劳河 – 克恩顿州的绿色生命线 12.30 奥地利湖区 – 克恩顿州的隐藏湖泊 13.20 奥地利湖区 – 大型湖泊 – 南方风情 14.15 克恩顿州 – 浴湖与阿尔卑斯之巅 15.45 心之敌。奥地利喜剧片，主演：Friedrich von Thun, 2001 17.15 沃特湖畔的一座城堡 – 电影。奥地利家庭片，主演：Roy Black, 1992 18.35 南方之梦 – 奥地利的异域植物 18.45 沃特湖畔的别墅。纪录片 19.30 岩石与河流之间 – 从默尔河谷到马尔河谷。纪录片

3 sat

20.15 克恩顿州的奇迹 奥地利 / 德国剧情片，主演：Ken Duken, Julia Koschitz, Juergen Maurer, Gerti Drassl, Gerhard Liebmann。导演：Andreas Prochaska, 2011。马库斯·赫希特曼医生 (Dr. Markus Höchstmann) 是一名年轻的心脏病专家，生活并不轻松。但随后：一名三岁女孩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被送入医院。在所有人都放弃时，赫希特曼勇敢地继续奋斗。他连续15小时竭尽全力试图让女孩复活。

KIAKA

16.35 安娜与野生动物 17.00 1, 2 或 3 17.30 彼得森与芬杜斯 17.55 魔法村的皮诺曹 18.15 消防员萨姆 18.35 扎基与动物园帮 18.47 树屋 18.50 沙人 19.00 三剑客 19.25 Pur+ 19.50 logo! 20.00 Team Timster 20.15 故事时间 20.40 POV 20.50 Floor 的规则

HR FERNSEHEN

17.00 Quarks 17.45 mex. 市场杂志 18.30 maintower 周末 19.00 烹饪故事 19.30 黑森州新闻 (Hessenschau) 19.58 黑森州天气预报 20.00 Tagesschau 20.15 兽医 21.45 体育新闻 (Sportschau) 22.10 黑森大问答 22.55 街头之星 (strassenstars) 23.25 街头之星 – 历史 23.55 安格拉·默克尔 – 一位总理的命运之年 1.25 黑森影像

NDR FERNSEHEN

16.00 在山口 – 来自顶级厨房的故事 16.30 Zora 简单烹饪 17.00 Bingo! 18.00 汉萨视角 18.45 红色沙发 (DAS! Rote Sofa) 19.30 地区新闻 20.00 Tagesschau 20.15 绝美 21.45

0.30 愿你安好，里科 (Auf dass es dir gutgehe, Rico) 英国 / 美国短片，主演：Juan Collado, Destiny Checo, Nathaly Navarro, Yohanna Florentino, Gregory Requena。导演：Joel Alfonso Vargas, 2024

1.05 加利福尼亚！纪录片系列。在乌托邦与现实之间

体育新闻 – 周日德甲 22.10 简直不敢相信！ 22.55 Fifty-Fifty 问答 23.40 我是谁？ – 荣誉嘉宾：Günter Netzer 0.25 Caren Miosga

RTL

RBB

16.55 《画眉胡子国王》(König Drosselbart)。德国童话电影，2008 17.53 《沙人》(Sandmännchen) 18.00 rbb24 18.05 卡塔琳娜·维特呈现：《包容赢得胜利！》(Inklusiv Gewinnt!) 18.28 rbb天气 18.30 rbb花园时光 19.00 《罪犯的踪迹》(Die Spur der Täter) 19.27 rbb天气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20.15 《波希米亚森林》(Der Böhmerwald) 21.45 rbb24（含体育） 22.00 《Nuhr在第一频道》2026 – 嘉宾精选 22.45 Mittermeiers Lucky Punch 喜剧俱乐部 23.30 《你看吧！》(Na siehste!) 0.15 175 柏林消防队周年 – 大型车辆巡游

WDR

16.20 《八个人生，一个庆典 – 北威州庆祝生日》 17.20 《伍珀塔尔与独特的悬索铁路》 17.50 《体验之旅》 18.00 《体验地球：狂野亚速尔 – 大西洋中的奇迹世界》 18.45 《当前小时》(Aktuelle Stunde) 19.30 《本地时间直播》(Lokalzeit live) 20.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20.15 《太美了！》(Wunderschön!) 21.45 《体育之窗：周日德甲》 22.10 《蔡格勒的足球奇妙世界》 22.45 《多娜·里昂 – 塞伦尼西马的黑暗时刻》。德国侦探剧系列，2008 0.15 Kylesa – 2026年怪谷音乐节 (Freak Valley Festival)

21.45 《猎人的感谢》(Waidmannsdank) 奥地利 / 德国犯罪电影，主演：Jutta Fastian, Pia Hierzegger, Robert Stadlober, Johannes Flaschberger，2020

23.15 《如果你知道这里有多美》奥地利犯罪电影，主演：Gerhard Liebmann, Simon Hatzl, Ines Honsel, Manuel Sefciuc，2015

0.45 《克恩顿州奇迹》(Das Wunder von Kärnten) 奥地利 / 德国剧情片，2011

MDR

16.45 《扫帚上的女孩》。捷克斯洛伐克童话，1972 18.00 Aktuell 18.05 《关键点》(Brisant) 18.52 《沙人》(Sandmännchen) 19.00 地区新闻 19.30 Aktuell 19.50 《刑事警察直播》(Kripo live) 20.15 《巴拉顿湖》 21.45 Aktuell 22.00 《体育之窗：周日德甲》 22.25 《回到地堡？》 23.25 《空战 – 破坏的自然史》。纪录片，2022 1.05 《刑事警察直播》(Kripo live)

SWR

20.15 《金刚特工》(Kingsman: The Golden Circle) 英 / 美动作喜剧，主演：Taron Egerton, Mark Strong, Sophie Cookson, Colin Firth, Julianne Moore。导演：Matthew Vaughn，2017。在与邪恶的瓦伦丁战斗一年后，代号为加拉哈德的Eggsy面临新的战斗：毒品大亨波比·亚当斯想要除掉秘密组织“金刚特工”的特工们。其美国对应组织“Statesman”也被卷入其中。

5.40 《蓝光报告》(Der Blaulicht Report)。真人秀。包括：盗木案揭露犯罪家庭关系 / 未成年人盗窃流浪汉财物 / 血腥野餐的女性令人震惊 / 女孩给姐姐下泻药 / 电影院抢劫案 / 婴儿车滚向警车 / 15岁少女用剪刀袭击同学 / 在高脚椅上发现婴儿 / 饮料店入室盗窃揭露性秘密 / 女性担心其未婚夫已死亡 12.45 《花床兄弟》(Die Beet-Brüder)。纪录片真人秀。包括：Nicole及其女儿Katrin和Laura，瓦尔达尔格斯海姆 17.45 《独家 – 周末》(35)。资讯娱乐 18.45 RTL当前新闻 19.05 《农民找老婆国际版 – 全球新农民》。约会节目

17.30 《银幕与等级之间 – 本杰明·布卡德的艺术革命》 18.00 地区新闻 19.15 《法勒一家》(Die Fallers) 19.45 地区新闻 20.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20.15 《阿尔代什河 – 法国狂野之南》 21.00 《法国的崎岖海岸 – 布列塔尼南部》 21.45 地区新闻 22.45 《承诺》(Das Versprechen)。美国犯罪片，2000 0.40 《东风》(Ostwind)。德国冒险电影，2015

BR

16.45 《乡村客栈啤酒美食》 17.15 《简单。好。巴赫迈尔》 17.45 地区新闻 18.30 BR24 18.45 《休闲时间》 19.15 《在我们天空之下》 20.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20.15 《山中音乐》 21.45 《体育焦点》。直播 23.05 《班贝格骑手》。弗兰肯犯罪故事。德国犯罪片，2012 0.35 Y-Kollektiv

23.00 《周日stern TV》(26) 信息杂志。主持：Stefan Uhl, Mareile Höppner

0.30 《金刚特工》(Kingsman: The Golden Circle) 英 / 美动作喜剧，2017

RTL 2

3.55 《CSI：追踪罪犯》(22) 犯罪剧集。无头

16.15 《美丽意大利》(Bella Italia) 18.15 《抓手》(Grip) 20.15 《美国狙击手》(American Sniper)。美国剧情片，2014 22.45 《陌生人：第一章》(The Strangers: Chapter 1)。美国恐怖片，2024 0.25 《杀手 – 每个人都孤独地死去》(Hitman – Jeder stirbt alleine)。法 / 美动作片，2007

SUPER RTL

16.10 《欢迎来到劳德一家》 17.05 《太迟了！》 18.10 《Alvinnn!!!》 19.45 《Woozle Goozle》 20.15 《路西法》(Lucifer) 0.00 《没有痕迹》(Without a Trace) 0.55 电视购物节目

Kabel 1

16.00 新闻 16.10 我的店，你的店 18.10 小心诈骗 20.15 欢迎来到赖曼家 22.20 周日生活冒险 0.25 钢铁伙伴

Vox

17.00 汽车世界 18.10 典当行专家 20.15 grilling Henssler 夏季特辑 23.35 Being Burdecki 0.15 法医探案

ARD-alpha

www.faz.net / tv

SAT 1

20.15 《姓氏》德国喜剧，主演：Florian David Fitz, Christoph Maria Herbst, Caroline Peters, Iris Berben, Justus von Dohnányi。导演：Sönke Wortmann, 2021。多萝西在兰萨罗特岛向家人宣布了一个惊喜。

17.35 简直天才 18.00 Quarks 18.45 Prisma 19.00 尊重 19.30 欧洲杂志 20.00 日报新闻 20.15 艺术

5.20 巡逻中——柏林。真人秀。警方追捕两名逃犯 / 行人发现求救纸条 / 被盗的导盲犬 / 披萨外送员被盗 9.00 Sat.1 周日早餐电视。信息杂志。主持：Daniel Boschmann, Matthias Killing 12.15 烘焙大赛。烹饪节目。主持：Enie van de Meiklokjes 14.55 《魔法师》美国奇幻喜剧，主演：Anne Hathaway, Octavia Spencer, Stanley Tucci, Jahzir Bruno, Brian Bovell, 2020 17.00 《玛蒂尔达》美国儿童电影，主演：Danny DeVito, Mara Wilson, Rhea Perlman, Embeth Davidtz, Pam Ferris, 1996 18.55 Julia Leischik 寻找：请联系我。真人秀。Jule 在智利寻找她的母亲 Julia。 19.55 Sat.1 :newstime

22.00 《名字》德国喜剧，主演：Christoph Maria Herbst, Florian David Fitz, Janina Uhse, Iris Berben, Justus von Dohnányi。导演：Sönke Wortmann, 2018

23.50 《僵尸之地：双倍更好》美国恐怖喜剧，主演：Woody Harrelson, Jesse Eisenberg, Emma Stone, Abigail Breslin。导演：Ruben Fleischer, 2019

1.40 《风向爱》美国 / 加拿大喜剧，主演：Cindy Busby, Christopher Russell, Donna Benedicto, Ryan McDonell, Jennifer Copping, 2020

艺术犯罪——盗窃之术 21.45 Arod 四重奏演奏巴托克：弦乐四重奏 22.05 David Guerrier 演奏哈特曼：室内协奏曲 22.35 印刷新鲜 23.05 流行秘密故事 23.20 艺术犯罪——盗窃之术 0.50 20年前的日报新闻

WELT

15.00 手球联邦联赛直播：VfL Gummersbach – SC Magdeburg 16.45 遗迹探索 22.05 希特勒与斯大林 0.00 彩色历史——闪击战 0.55 彩色历史——巴巴罗萨计划

ntv

16.00 新闻 16.10 历史巨擘 17.00 新闻 17.10 历史巨擘 18.00 18.30 PS——汽车杂志 19.00 19.10 ntv 知识 20.00 20.15 死者律师——在凶手脑中 21.00 21.05 死者律师——世界上最可怕的连环杀手 22.00 22.05 死者律师——世界上最可怕的连环杀手 23.00 23.30 死者律师——世界上最可怕的连环杀手 1.10 《雪之子》——追捕儿童杀手

周六广播

广播剧

19.03 WDR 3 广播剧 – WDR 3 她与他 (1 / 2) 19.04 侦探剧 – SWR Kultur

19.04 侦探剧 – SWR Kultur 带着雨伞和闪烁的枪 (3 / 4)： 诗人与侦探 / (4 / 4)：午夜之影。制作： 1996

20.03 ARD 广播犯罪现场 – BR 2 《兔子死了》。作者：Uta-Maria Heim。 2026

古典音乐

9.04 WDR'S 古典论坛：WDR'S 第 40 年！嘉宾：Wilhelm Matejka。包括：多梅尼科·斯卡拉蒂：E大调奏鸣曲, K 380 10.04 音乐会面点 – Kultur 演播室嘉宾：Bastian Pastewka。包括：约翰·威廉姆斯：电影《印第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十字军东征》(1989) 中的摩托车与管弦乐谐谑曲

20.00 萨尔茨堡艺术节的朱塞佩·威尔第《安魂曲》 – HR 2

爵士、流行、摇滚

13.00 可听之声 – HR 2

13.00 可听之声 – 2 与 Monsieur Periné, Tal Arditi, Cheikh Ibra Fam 一起环游世界

17.50 六点前爵士 – Kultur Basheer Qusim, Jon Hendricks: Social call / Ronnell Bright: Sweet pumpkin

19.00 现场爵士 / -爵士乐团 (1 / 2) – 2 Christof Lauer, 萨克斯风。John Schröder, 鼓。Sebastian Sternal, 钢琴。Bastian Weinig, 贝斯。嘉宾：Carlotta Armbruster, 长号

特写与杂志

8.30 知识 (Das Wissen) – SWR Kultur BAföG（联邦教育促进法）、奖学金、贷款——学生资助制度的改革

13.05 宽带 (Breitband)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数字生活。Gamescom——为了民主而游戏 / 行为扫描仪——机器评估人类

14.00 档案句子 (Archivsätze) – HR 2 流亡中的故乡——埃里卡·曼与西奥多·W·阿多诺的对话 (1958)

15.05 巴伐利亚2台广播之巅 (Bayern 2 Radiospitzen) – BR 2 2026年萨尔茨堡公牛奖：德国获奖者 Bodo Wartke

16.05 图书市场 (Büchermarkt) – Deutschlandfunk 面向年轻读者的书籍。其中包括：新右翼及其在儿童和青少年书籍中的文学政治策略

17.05 争论文化 (Streitkultur) – Deutschlandfunk 法西斯主义回归了吗？文化学者、出版人 Mithu Sanyal 与《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作家 Simon Strauß 的对话

18.00 hr2- – 精选：这些女孩永远如此！(These Girls For ever!) – HR 2

18.05 特写 (Feature) – Deutschlandfunk 田野调查：农业。传统与农业综合企业之间的四个人生

23.05 长夜 (Lange Nacht) – Deutschlandfunk 极地研究长夜

朗读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瓶中魔》

F.A.Z. 无法影响电视台在其节目预告中所使用的语言习惯。

周日广播

广播剧

8.05 凤头鹦鹉 (Kakadu) – Deutschlandfunk 儿童广播剧。《50欧元面值的钞票》

14.00 科幻广播剧 / Arne Salasse 与 Léon Haase 的《2035年你绝对想不到的9件事——第6件会让你震惊》 – HR 2 15.05 巴伐利亚2台广播剧 (Bayern 2 Hörspiel) – BR 2 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的《拆除》(Demolition)

古典音乐

12.30 午间音乐会 – SWR 其中包括：约翰·格奥尔格·阿尔布雷希茨贝格：D大调协奏交响曲

20.00 直播 – 柏林音乐节上的“堪萨斯城交响乐团” – HR 2 其中包括：彼得·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op. 35 / 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a小调第3交响曲 op. 44

爵士、流行、摇滚

15.05 摇滚及其它 (Rock et cetera) – Deutschlandfunk 班卓琴终曲：美国 Lambchop 乐队的最后一张专辑

18.04 WDR 3 爵士 – WDR 3 开普爵士先生：钢琴家兼作曲家 Abdullah Ibrahim

特写与杂志

8.30 知识 (Das Wissen) – SWR 连接所有语言的东西——全球通用的“妈妈”

10.00 周日明星特别节目 – NDR 1 Niedersachsen 红玫瑰特别节目——吕讷堡城市跑现场直播

10.00℃üneyt Akan 的 hr1 对谈 – HR 1 “为了不在办公室里崩溃，人们不应该把工作看得太认真！”

11.30 卡米诺 (Camino) / 战争是可以被遗忘的吗？ – HR 2 给寻求和平者的注解

12.04 信仰 – SWR “神圣之地” (6 / 6)：卡马奇居住的地方——哈姆最古老的印度教寺庙

13.05 存在与争论 (Sein und Streit) – Deutschlandfunk 其中包括：霸权：从葛兰西到新右翼

17.30 赛后 (Nachspiel) – Deutschlandfunk 其中包括：插曲：脑中迷雾——谁来买下一轮酒？

22.05 文学 – Deutschlandfunk 诗歌之夏。押韵还是不押韵：关于一种伟大力量的简史

朗读

14.05 巴伐利亚2台沙龙 – BR 2

14.03 巴伐利亚2台沙龙 - BR 2 Meike Rötzer 的《奥德赛》(5 / 8)

礼拜

10.00 天主教礼拜 – WDR 5 转播自：施瓦尔巴赫圣十字教区

10.00 礼拜 – MDR 来自厄德兰市教堂的新教礼拜

10.05 礼拜 – Deutschlandfunk 冈格尔特和平教堂。讲道：Mathias Schoenen 牧师。新教教会

危险！爆炸！

乌韦·蒂姆昨日获颁法兰克福歌德奖。他的文学特质何在？作者：希达·巴齐亚尔

过去影像的修正者：乌韦·蒂姆 照片来源 Picture Alliance

像这样的奖项在表彰获奖者的同时，也表彰了奖项的命名者。因此，我想首先将话语权交给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世界历史必须不时地被重写，这一点在当今时代大概已无需质疑。这种必要性并非源于发现了许多被掩盖的往事，而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观点，因为处于进步时代的人被引导至某些立场，从而能以新的方式审视和评判过去。”

历史编纂是一项动态的事业，尽管人类本身更希望它并非如此。因为，如果能将过去视为已完结而将其撇开，而不是将其视为我们各自解读的结果并试图重新评估，那将是多么令人安心。挑战当下，要求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过去，是不舒服的。

歌德在 1810 年的话语与今天一样真实，并且极其精准地捕捉到了乌韦·蒂姆的作品精髓。至于我之所以用这段引用开头，仅仅是为了让所有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拥有更深厚的知识储备，能够从乌韦·蒂姆与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之间广泛的联系中汲取素材。事实是，我在十二年级想要写一篇自选专题论文时，就背离了德国最重要的这位诗人。我想探究歌德与波斯诗人兼神秘主义者哈菲兹的关系，我想更多地了解他们两人。但我的德语老师不允许写这篇论文。她没有提出其他建议，而是冷淡地表示，德语课仍然应该关注德国的诗人与作家。

我敢于讲述自己在歌德知识方面的匮乏，是因为我研究过德国文学——主要是通过德语课以外的方式——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了像乌韦·蒂姆这样的作家。他是一位可以想象到的最不自负的作家，他在德国语言与文学学院的就职演说以这样美妙的话语开始：“对于我现在能在这里向各位讲话这件事，最感到惊讶的大概是我以前的一位老师，那位在小学教我德语的老师。在他看来，我完全是一个没救的人。”

乌韦·蒂姆的人生轨迹证明了一个人始终在阅读、观察、倾听和收集，尽管外部环境似乎将所有能找到的障碍都摆在了他的面前。我并不想将一段艰苦奋斗的教育之路浪漫化，但我不得不承认，那些拥有所谓“非正统”人生轨迹的人，有时展现出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开放心态。当我审视乌韦·蒂姆作品的数量与多样性时，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思维极其敏锐且开放的人。

如果我们仅从历史主题的广度来衡量这种开放性，那么在乌韦·蒂姆的作品中，我们会遇到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技术创新阶段、殖民战争以及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种族灭绝；我们会遇到纳粹时期的优生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我们会了解到战后时期的日常生活、占领时期的状况以及经济奇迹；我们会再次发现 68 年的学生运动，直到那些后来被称作“老 68 辈”的人。至此，我们涵盖了超过一百年的德国近代史。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乌韦·蒂姆（Uwe Timm）的写作还是他的出版，都无法被纳入这里所暗示的（且可能是不完整的）时间线之中，而这恰恰构成了他的诗学。记忆并非按时间顺序排列，口头叙述——他在作品中给予了大量空间——并非按时间顺序排列，写作亦然。文本本身也是如此，乌韦·蒂姆是一位蒙太奇大师，无论是在宏观上，即小说内部不同文本体裁的交替作用，还是在微观上，即一个段落中某个句子地重复出现并产生强大影响力。

他的小说蕴含着多么丰富的文学手段之宝库，难怪关于其作品的文学研究论文数量之多令人难以计数。

这是一个文学手段的宝库，一个人物与矛盾的宝库。对我这个读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一个意象的宝库，这些意象在我心中根深蒂固，并展开了完整的故事。一张灰绿色斑点、被当作雨具使用的野战地图。一只从汽车里爬到熨衣板上的猪。一名俄罗斯士兵在远处点燃的香烟。黑色吉普车司机递给那个被父母隐藏了12年的孩子的、用银纸包裹的小片。一个年轻人坐在河边的石桥上，翘着腿，在笔记本上写字。一个包裹在衬里快递袋中的长方形塑料件，沉甸甸的，但手感柔软，上面印着鲜红的字样：“Danger! Explosiv!”（危险！易爆！）。一个由24头拉车牛在草原上拖行的巨大白兰地桶。

这个白兰地桶代表了殖民梦想与行为的荒诞与深渊，正如乌韦·蒂姆在小说《莫伦加》（Morenga）中所描述的那样。这部小说于1978年由乌韦·蒂姆共同创立的“作者出版社”（Autorenedition）出版——顺便提一句，同年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首次以英文出版——因此它早于后殖民主义话语的兴起。殖民战争以及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种族灭绝在德国史学中曾是一块空白，而乌韦·蒂姆通过艰苦的调研工作及其巧妙的蒙太奇技术将其揭示。

蒂姆将像巨大白兰地桶这样古怪的事物与当代历史文献并列，它们之间看似形成对比。因为恰恰是对幻想片段的极其严肃的描述，使得所有统治者所主张的普遍真理显得可疑。所有这些配角在各自古怪的追求中，试图利用并占领德国的“保护领”，他们把自己看得多么严肃。

在那些当代历史文献中，例如提到绳端比河马鞭或大象鞭是对所谓“土著”更“人道”的惩戒手段，即便这些文献独立存在，也能描述出所犯下的罪行。但在这些早期作品中——《莫伦加》是蒂姆在处女作《炎夏》（Heißer Sommer）之后出版的第二部小说——作者的特点在于运用特立独行的文学工具，以凸显深渊的维度与层次。

这不仅涉及歌德所定义的叙述时的“新视角”，更是一种运用独特手段的叙述。读完这部小说后，读者将无法简单地将那些文献最终地斥为令人遗憾的时代历史规范。

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新的“立场”出发进行叙述，尤其包括描述当时现今纳米比亚居民的抵抗，而这一抵抗在莫伦加（Morenga）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乌韦·蒂姆（Uwe Timm）在他的一次诗学讲座中提到，这部小说“不能也不愿重建过去的现实，而是要写一部反向历史”。仅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直到2021年才正式承认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种族灭绝，我们就能意识到这一目标的意义之重大。时至今日，《莫伦加》仍然是极少数关注这些德国罪行的德语文学作品之一。考虑到现任联邦政府的纪念馆规划不再希望将德国的殖民主义作为本土记忆文化的一大支柱，这本书显得愈发必要。

蒂姆的两部作品都涉及德国历史以及记忆本身，它们分别在千禧年之初相隔两年出版，分别是《以我兄弟为例》（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和《朋友与陌生人》（Der Freund und der Fremde）。文学评论界认为这两本书呈现了相反的运动方向。如果说关于兄弟的书是通过一个个人情境——蒂姆的兄弟曾志愿加入武装党卫队，并死于战争创伤的后遗症——来例证地揭示整个社会的动机，那么蒂姆与本诺·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的友谊则旨在将后者因死亡而变成的那个符号，重新还原为一个个体。

没有理由反对这些解读，尤其是因为它们描述了为人熟知的现象：在每个家庭传记中都能找到某种能代表相应时代历史的东西，而在每一个由国家造成（或至少是被默许）的死亡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人的生命。将这两本书进行这种对立关联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观点过于受限于接收者的视角，且似乎在寻找某种功用。因为作者，也就是叙述者本人——他在极少的情况下将自己的自我写成“我”——首要做的是：他始终与被描述的人保持极近的距离，尽管这些人随时都有可能从他指缝中溜走。他观察的滤镜是他的记忆，他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些记忆，因为他知道，记忆会诱使他去建立一些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

他的切入点是书信、文件和对话，有时这些资料简短得令人心痛，有时甚至完全丢失。人们也可以将这两本书理解为一种持续的尝试，试图尽管如此地去揣摩、去认出、以某种方式抓住这两位逝者——无论是兄弟还是朋友。就好像叙述者实际上在与他们进行一场对话，而这场对话是痛苦的，因为两人都已无法开口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更痛苦的是，两人最初都写过东西，至少是为自己而写。兄弟在战争服役期间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日记中从未引导他去描述情感，但尽管如此简练，仍使他成为了自己战争经历的作者。而我们得知，朋友本诺·奥内索格则非常自觉且细致地进行了纯文学性的写作，只不过看来除了唯一一次以笔名发表外，他仅与好友乌韦·蒂姆分享了这些文字。

这是德国历史中两种不面向公众的作者身份。而正是由于乌韦·蒂姆，才使得一种与他们的对话得以存在。

在《以我哥哥为例》（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的一处，乌韦·蒂姆（Uwe Timm）探讨了说话者与能够说话者之间的这种不对等：“而我则能够找到自己的语言，能够反驳，能够询问和追问。并且能够通过讲述，用语言来表达悲伤与恐惧。”他以此描述了德国社会在1945年之后仍未做到的事情——当时人们对发生在邻里之间、且自身负有责任的罪行保持沉默。书中写道：“这已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懦弱——即对此绝口不提。”

因此，在文中，每当作者思考成年人的行为，并再次通过蒙太奇手法揭露谎言与弊端时，其隐含的主题始终是那位哥哥。在他对轰炸和防空洞的回忆中，出现了一个看似简单、看似随意的句子：“犹太人被禁止进入防空掩体。”作者非常清楚，当一个句子被插入到正确的位置且无需进一步评论时，它绝非简单；正是通过这个正确的位置，它揭示了全部的恐怖。

在许多评论中经常出现这样一句话：乌韦·蒂姆在书中追问，为什么哥哥

会自愿加入武装党卫队（Waffen-SS）。20年后，这种关注点令我感到困惑，因为书中出现了一个同样明确且重要的句子：“这是对父亲在与社会共识一致的情况下所希望之事的无言执行。”在我看来，关于“为什么”的追问在小说进程中让位于对“如何”的描述。父亲的“如何”，共识的“如何”，社会的“如何”。毕竟，正是同一代父亲，将德国殖民地浪漫化，并接受在那里犯下的罪行。正是同一代父亲，在1945年后彻夜讨论通过哪些战役本可以赢得战争。这一代父亲被他们的孩子观察到，在所有价值体系崩塌后：被降级且被击败。乌韦·蒂姆在不同的文本中，将这种童年经历与六十年代末他那一代人的反抗建立起了联系。

如果不是在这些书中，我们还能在哪里如此深刻地了解德国的过去？而那些起初看似已经结束的事情，在乌韦·蒂姆的描述下，又是多么频繁地被重新挖掘、搅乱并重新组合。在此过程中，他从未自认为比别人更懂，从未自认为掌握了最终的、新的视角，也从未试图勾勒一幅完整的图景。相反，我将他的书视为一场与过去的对话，这场对话引领我们走向现在。

在一次诗学讲座中，乌韦·蒂姆在谈到歌德的《亲合力》（Wahlverwandtschaften）时说：“在阅读这部小说时，这种觉醒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生，而每次都会对其丰富性感到惊叹。”

我最近对这句话感到欣喜，因为它与我在准备这篇文章时变得非常熟悉的一种感觉相契合。一次又一次地对乌韦·蒂姆作品中的丰富性感到惊叹。每一次都是一次新的觉醒。

我想，我早已不需要再去号召人们阅读乌韦·蒂姆的书了。但我想要号召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们，重新阅读，从这种丰富性中汲取新的意象。并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审视德国历史。

希达·巴齐亚尔（Shida Bazyar）是一位作家。她的新小说《空白》（Lücken）将于下周出版。她昨日在法兰克福歌德奖颁奖典礼上为乌韦·蒂姆发表了这段赞词。

法兰克福选集

罗纳德·斯图尔特·托马斯 (Ronald Stuart Thomas)

蜂鸟从未到来 (1997)

我们等待着， 屏息凝神，目光专注， 花园如此诱人， 一如往昔。是我们内心 缺乏花蜜吗？

上帝也是如此？我们等待。他是否也因同样的原因而迟疑？苦涩，理智

干涸的蜂巢？尘埃， 在应当有 花粉的地方？请来吧，主； 即便我们的头颅低垂， 鸟儿的彩虹仍在我们上方。

凯文·佩里曼 (Kevin Perryman) 英译德译

乌特·荣-凯泽 (Ute Jung-Kaiser)

本应有花粉与花蜜之处，如今只剩尘埃

任何在自然环境中观察野鸟的人都知道，耐心与静默至关重要。英国诗人 R. S. 托马斯（R. S. Thomas）深谙此道。作为一名热衷于观鸟的人，他学会了坚韧地等待。于是我们看到他与其他的鸟类爱好者一起潜伏：所有人都在“屏息凝神，目光锁定”在渴望已久的自然奇迹上。然而徒劳无功，毫无动静，不见飞鸟。此时的抉择要么是放弃观察哨，要么是继续坚守。但结果悬而未决，因为托马斯从叙述模式切换到了反思模式：难道花园并非始终“如此诱人”，为人类和动物提供了令人愉悦的观察时刻——还是说一切完全不同？至少标题是明确且坚决的：《蜂鸟从未到来》。

由此产生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既然目标对象此前从未出现，且极大概率现在也不会出现，那么他为何还要潜伏，为何还要讲述此事？在诗歌的结尾几行中可以找到一个模糊的回答，而非解决方案。托马斯不为所动，以冷静且客观的态度继续推测，提出了奇怪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即“花蜜匮乏”应归咎于谁：归咎于“花园”中植物的缺失；但第二个问题则不然。

在第一个问题——“花蜜匮乏”——中是否已经隐含了一种指责，即人类没有以符合物种习性的方式打理花园，因此未能履行其职责——保护自然——因为唯有花蜜才能保证蜂鸟的到来及其生存。对“我们”——诗人以及读者——的暗示明确指出：环境污染、对自然的剥削、破坏性的工业化以及贪婪的物质主义，其责任完全在“我们”身上。

关于原因探究的第二个问题在进入第二节的行间跳跃中达到顶峰，体现在两个词中：“上帝也是吗？”，他以此将世界创造者纳入其中，并继续问道：“他是否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犹豫？”，以及：他也容忍“理智中干涸的蜂巢”吗，他也接受纯粹的“本应有花粉之处却只有尘埃”吗？凯文·佩里曼（Kevin Perryman）在此将“sourness”翻译为“Herbheit”（苦涩 / 艰涩）。而其原本的含义则更为贴切：“酸”、“酸味”，这在剥夺了天堂般的“甜美”这一意义上，使情况变得更加剧烈。他是否像我们一样感到“酸楚”？

这些令人困惑的词碎片和思维跳跃是这位诗人诗意思考的典型特征。他不消除不和谐感；“因果或目的连词的伪逻辑”对他而言是陌生的——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准确地还原了这一点。他冒险留下空白、矛盾和未竟之言，将其交给读者去勉强修补这些断裂处。他的呼吁近乎激进，要求将环境破坏和意义丧失的原因视为在“我们内部”，并得出结论。然而，仅将托马斯视为一名环保主义者、和平活动家或威尔士民族主义的拥护者则过于片面。他始终是一个寻找意义的人——即便他找不到意义，正如在这首诗中，他哀悼上帝的缺席（隐藏之神 Deus absconditus），让我们的祈祷在无人听闻中消散。尽管如此，寻找者并未沉默。

这源于他四十年的牧职工作，使其始终关注人与上帝的关系，他的履历也证实了这一点：托马斯 1913 年出生于卡迪夫，在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后，于 1936 年被任命为圣公会牧师。他学习了威尔士语并成为威尔士民族主义的拥护者，这降低了他在英国王国中的认可度，甚至可能让他失去了 1995 / 96 年期间被讨论的诺贝尔文学奖。

宗教烙印不仅解释了等待的多种形式，也解释了为何认为托马斯是“其最重要形而上学诗人

编辑：胡贝特·施皮格尔（Hubert Spiegel）

“母语与世代”（理查德·埃克斯纳）。因此，这首诗——尽管鸟类观察失败且环境呼吁冷峻——仍包含着承载意义的元素：繁花似锦的花园作为圣经中伊甸园的遗迹；那只虽然“从未”到来，却被神奇彩虹环绕的极乐鸟，它在面对我们这些“垂头丧气”的人类时，正“在上方”出现。那么，“来吧，主”的呼唤是否得到了回应？

罗纳德·斯图尔特·托马斯：《落叶树之语》。诗集。双语版。凯文·佩里曼英译。Babel出版社，登克林根 1998年。已绝版。

乌特·荣-凯泽最近编辑出版了：《方济各的“欢呼”：论阿西西贫者在精神、人性与美学上的魅力》。Georg Olms出版社，巴登-巴登 2026年。344页，精装，69欧元。

使用手机扫描： 您可以在 www.faz.net / anthologie 找到托马斯·胡贝尔的诗歌朗诵。

八月的劳动力市场 在一家药店的供应中心：联邦政府希望减轻药品制造商的负担。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联合政府拟减轻制药行业负担

一个新的委员会将确保在德国开展业务的制造商无需向医保基金提供如此高额的折扣。为了在减轻负担的同时不增加社会保险缴费，联合政府祭出了其最喜爱的工具：补贴。

作者：克里斯蒂安·盖尼茨（Christian Geinitz），发自柏林

联邦政府计划再次调整法定医疗保险（GKV）的紧缩方案，以减轻制药工业的负担。据《法兰克福汇报》获悉，为了弥补财务损失，政府也在考虑提供德国及欧洲层面的补贴。

为了探讨可行路径，由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领导的卫生部和由凯瑟琳·赖歇（Katherine Reiche）（两人均来自 CDU）领导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旨在为德国制造商制定一项“选址条款”（Standortklausel），该小组已于周五开始工作。两部委均对此发布了通知。

该委员会可能会为在德国进行研发和生产的企业制定例外条款，使其免于执行近期翻倍的法定制造商折扣：在新的《法定医疗保险缴费率稳定法》中，工业界必须向医保基金提供的专利药物折扣从 7% 提高到了 15,5%。这意味着企业作为对系统的节支贡献，未来收到的资金将减少，价格随之下降。

工业界将其称为“强制折扣”并对此表示抵制。其代表指出，大幅提高折扣将危及德国的吸引力：无论是作为销售市场，还是作为生产、研发和开发的基地。此外，德国净交付价格的下降也意味着在目前最大的市场——美国——的营业额将下降。因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希望将欧洲价格作为参考，以压低通常高得多的美国价格。

礼来（Eli Lilly）和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两家公司在 6 月份已援引德国投资环境恶化的理由，暂停了在德国超过 30 亿欧元的投资。

7 月，研究型制药商协会（VFA）间接威胁将进一步取消投资计划。协会主席汉·斯图特尔（Han Steutel）告诉《法兰克福汇报》：“谁如此系统性地恶化德国的投资计算，谁就会在具体的决策中看到结果，而这些决策一旦做出就无法逆转。”

他批评称，法定医疗保险紧缩法的最初草案在 7 月于联邦议院通过前被进一步收紧，导致制药行业在 2027 年至 2030 年间必须放弃的总金额从之前的 146 亿欧元增加到 19,2 亿欧元。

此外，联邦议院原本希望制定一项“选址豁免条款”，以使在德投资的企业免于折扣上调。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现在，新成立的委员会将弥补这一缺失。

根据两部委提供的信息，该委员会将在 9 月底前提交结果。随后，联邦议院将通过一项现行的立法作为“综合法案”（Omnibus）来通过相关修订。据悉，“选址条款应在 1. 月 1 日 2027 年前引入，从而与《法定医疗保险缴费率稳定法》的主要规定同步生效”。

该委员会由十余人组成，其中包括斯图特尔以及法定医疗保险最高协会（GKV-Spitzenverband）的副主席斯特凡妮·斯托夫-阿尼斯（Stefanie Stoff-Ahnis）。政府联合党派派出了三名联邦议员参加。两部委将设立一个由两名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办事处。委员会主席由化学工业工会（IGBCE）主席迈克尔·瓦西利亚迪斯（Michael Vassiliadis）担任，其副主席是经济学家、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负责人迈克尔·许特（Michael Hüther）。

“医疗改革降低了医疗服务质量，并给我们的同事们带来了负担，而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向法定医疗保险（GKV）缴纳保费，”瓦西利亚迪斯在柏林表示。“然而，这同时也对德国作为制药基地的地位构成了威胁，而联邦政府在联合组阁协议中曾表示，希望将其打造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制药基地。”

IGBCE在立法过程中就曾敦促，应对那些在德国进行研发和生产的企业制定例外规定。这位工会负责人表示：“关于此类‘基地条款’具体应如何制定，我们现在将在专业委员会中予以明确。”

其任务是通过设定折扣增加的例外情况，确保医药研发人员和制造商不会外流，而是继续供应市场，并在理想情况下扩大其业务活动。达成政治共识的可能性很高，因为工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也意识到，利润、税收和就业岗位与新药在德国的上市一样，都面临风险。因为德国境内受政治压力而降低的价格，会间接危及在极具吸引力的美国市场的营收：制造商可能会放弃德国市场，以免将美国市场的价格“搞垮”。

另一种可能的影响是：为了在美方当局所谓的“最惠国（MFN）参考定价”中被认定在尽可能高的水平，德国和欧洲的价格可能会上涨，而非下降。

支持提高制造商折扣的一方（例如医疗保险基金）则指出，由于部分价格极高且受专利保护的药物，药品支出正在大幅增长。此外，制药巨额利润也证明了他们应当增加节省贡献。

一份关于委员会工作任务的内部文件规定，基地条款不得导致保险缴费、附加工资成本和预算支出的增加。

那么，制药行业下降的节省贡献该如何补偿？可能会通过额外的补贴。文件中提到，“还应审查法定医疗保险（GKV）之外的额外工具，例如在欧盟的资助工具或联邦经济与能源部的基地资助框架内”。在此过程中，当然必须考虑欧盟的国家援助法。

劳动力市场尚未显现复苏迹象

8月失业人数超过300万 / 但新数据仍创下纪录

法兰克福。德国经济似乎正在缓慢复苏。至少近期经济研究人员看到了一些曙光。慕尼黑Ifo研究所的调查显示，企业对经营状况和未来的看法变得更加乐观。德国工商大会（DIHK）最近也报告称订单充足。然而，这种复苏趋势尚未转化为劳动力市场的改善。联邦就业局（BA）局长安德里亚·纳勒斯（Andrea Nahles）周五在纽伦堡公布的新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据此，德国8月的失业人数依然超过300万。自7月以来，失业人数增加了 54.000 人，达到 3.061.000。失业率轻微上升 0,1 个百分点，目前为 6,5%。不过，夏季失业率较高属于常态。如果剔除这种季节性模式，联邦就业局实际上记录的失业人数比上月增加了 4000 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几乎没有变化。

总体而言，过去几个月的趋势在8月依然延续。例如，企业招聘新员工的人数依然很少。这可以从联邦就业局收到的职位空缺申报数量中看出。8月份该数量为 656.000。虽然比去年增加了 25.000 个，但数据仍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工业领域传来了一些令人希望的消息：Ifo研究所几天前报告称，企业削减岗位的意愿有所降低，裁员势头正在减弱。但在许多行业中，裁员计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纳勒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业局也注意到了各大机构近期关于经济情绪好转的说法。但这首先需要变得稳定。联邦就业局局长解释道：“按照惯例，这种好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她认为这是积极的消息，但在就业局目前的数据中，还看不到任何转折的证据或迹象。即使是 2022, 年底经济危机的开始，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应也明显滞后。纳勒斯总结道：“如果你愿意这么理解的话，我们总是稍微滞后一点——无论好坏。”

失业人数（百万）< / td><>< / ><>失业率< / ><>同比1)< / >< / tr><><>德国< / ><>3,061< / ><>6,5%< / ><>0,1%< / >< / ><><>西部< / ><>2,361< / ><>6,1%< / ><>0,0%< / >< / ><><>东部< / ><>0,700< / ><>8,1%< / ><>0,2%< / >< / table>

<><>其中（千人）< / >< colspan="2">同比（千人）< / >< / ><><>年长失业者2)< / ><>758< / ><>24< / >< / ><><>青年失业者3)< / ><>326< / ><>15< / >< / ><><>长期失业者4)< / ><>1074< / ><>22< / >< / table>

1) 百分点变化。 2) 55 岁及以上。 3) 25 岁以下。 4) 失业时间超过一年。 数据来源：联邦就业局 / F.A.Z.图表：swa。

但她可以在周五宣布一项纪录：德国持有非德国护照且缴纳社会保险的从业人员人数首次突破600万。这是一个关键数字。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在劳动力市场上变得日益明显。拥有德国国籍的就业人数正在下降，自2023年初以来，仅外籍雇员人数在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已无法抵消流失的人数。一年多以来，退出劳动市场的人数多于进入劳动市场的人数。这一点在德国东部尤为明显。那里的平均年龄高于西部。对于医疗卫生系统以及该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而言，这是一个挑战。nkur.

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石油

作者：维南德·冯·彼得斯多夫 (Winand von Petersdorff)

当美国特种部队在1月3日绑架委内瑞拉独裁者尼古拉斯·马杜罗并将其国家的石油工业置于掌控之下时，当时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将这次干预与一种希望联系在一起，即美国将帮助启动向民主的过渡。但必须承认，特朗普总统从未承诺过这一点。他宣布将带领委内瑞拉走向新的繁荣，使全体人民从中受益。他的随行人员则提出了额外的干预动机：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并停止马杜罗的毒品交易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而愤世嫉俗者则迅速做出判断：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石油。

九个月后，人们开始怀疑那些愤世嫉俗者是对的。根据一致的报道，美国政府即将参与开发一些油田，这些油田占据了该国巨大储量近三分之一的份额。通过这项拟议中的交易，政府显然希望最终点燃其早已期待的投资热潮。毕竟，美国人此前已经成功迫使该国议会通过修改法律，允许外国公司进行投资。尽管如此，尤其是石油巨头们在返回这个曾经没收过他们财产的国家时仍犹豫不决。如果美国政府很快能亲自掌控这些油田，并委托企业进行开发，那么风险将会降低。

在伊朗遭遇惨败以及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处于最低点的情况下，特朗普需要一些石油方面的利好消息。此外，委内瑞拉的重油与美国的炼油厂相匹配，而美国本土的轻油在这些炼油厂中几乎没有用武之地。这或许有助于实现特朗普的目标。但委内瑞拉人民能从中获得什么则不那么明确。他们经历的是：一个被大多数国家视为非法政府的政权，正通过贱卖国家的石油权益来购买其权力的延续。在由美国政府控制的石油出口收益中，民众至今几乎没有分到多少。只有内部人士才知道，自马杜罗被绑架以来流出的数十亿资金究竟去向何方。

欧盟需要一份现代化的预算

作者：亨德里克·卡夫萨克（Hendrik Kafsack），布鲁塞尔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且出现得恰逢其时：欧盟委员会关于 2028 至 2034 年下一个欧盟多年期预算的提案必须削减数千亿欧元。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关于 20 亿欧元七年预算的梦想是无法负担的。

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及其来自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欧盟国家和荷兰的同行们正带着这一共同立场进入预算谈判的关键阶段。各方已达成一致，应在今年年底前达成协议。2027 年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将举行选举，届时达成妥协可能会变得十分困难。

如果联邦政府想要防止欧盟支出爆炸，现在就必须钉好桩子（确立底线）。提醒一点：2021 至 2027 年的现行财务框架允许欧盟支出约 1,3 万亿欧元。这约占经济产值的 1,1%。即便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此前约定的 1% 的上限。而现在，委员会甚至要求达到 1,26%。

委员会认为对此有充分理由。多年来，欧盟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危机。在新冠疫情之后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能源价格高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欧洲人征收关税。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安全问题上不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威胁着政治世界秩序，并用廉价出口充斥欧洲和全球。如果欧盟预算像以前那样主要关注农民和地区的福祉，将无法应对这一切。在这一点上，冯德莱恩是正确的。欧盟需要一份现代化的预算，使其更强地聚焦于国防、移民和提升竞争力等议题。

因此，大幅增加预算对冯德莱恩来说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出钱的不是委员会，而是支付账单的大额出资国——首先是德国，以及梅尔茨刚刚邀请到总理府进行协调的五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些国家的财政空间也同样狭窄。目前没有一个欧盟国家能避开紧缩措施。那么，为什么欧盟应该成为一个例外？

新的欧盟税收或其他自有资金也无法解决问题。虽然届时各国财政部长向布鲁塞尔汇款的金额会减少，但他们的收入也会降低。同样，梅尔茨不能接受冯德莱恩关于设立新债务池的想法，也不能接受推迟偿还新冠复苏基金债务的要求。这虽然能提供短期缓冲，但将是迈向债务联盟的最终一步。

因此，削减预算是唯一出路。许多地方都有调整空间。委员会并不需要额外增加 2500 名官员。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要求在2028至2034年间获得2万亿欧元。这太多了。

冯德莱恩新设立的竞争力基金过于丰厚。为了提高竞争力，欧盟需要的不是国家资金和产业政策，而是减少官僚主义以及降低单一市场的准入门槛。

为了使预算现代化，欧盟最重要的是必须做一件事：大幅削减传统支出。委员会在这点上过于保守。虽然拟议中对农业和结构性援助的削减对相关方来说很痛苦，但这还远远不够。几十年来，这两项预算支出一直未能证明补贴具有经济效益。欧盟现在必须摒弃旧习。

这在政治上很困难。德国农民不会在没有抗议的情况下接受这一点，好斗的法国人也是如此。在从中欧和南欧欧盟成员国中，阻力会更大，因为这些国家受益于布鲁塞尔“再分配机器”的转移支付。毕竟，得益于结构性促进资金，欧盟预算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欧洲版的国家间财政平衡机制。欧盟不能一夜之间完全放弃这一点，否则将危及凝聚力。面对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欧洲人不能冒这个险。尽管如此，柏林方面绝不能过早妥协。预算必须一致通过，没有柏林就无法推进。梅尔茨必须利用这一点来争取让步——必要时甚至可以将时间推迟到跨年之后。即便直到2027年才达成一致虽然会有困难，但绝非一场灾难。

迪特里希先生，夏季休假已经结束，但手工业的经济低迷仍在继续。在当前针对手工业企业的经济调查中，各项数据普遍糟糕，哪一项最让您担心？

情绪正趋向于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经历过的水平。反映手工业企业现状与预期的商业气候指数在2026年第二季度的跌幅，是自疫情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这象征着手工业整体形势令人担忧。但最让我担心的是，企业的投资没有启动。对于一部分企业来说，在当前的框架条件下投资不划算，而另一部分企业则因为巨大的不确定性而持谨慎态度。

不同行业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存在差异，但趋势在所有行业中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在过去几年中，个别行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回升，例如建筑业或汽车维修店。而目前，所有行业的趋势都在下滑。

即便有来自基础设施投资专项资金的数十亿欧元支持，情况依然如此吗？

是的，我们有专项资金、建筑加速计划（Bauturbo）和投资特别折旧。但真的投资了吗？公共资金到达手工业领域的时间太长了。但这转移了核心问题的注意力。因为最缺乏的是私人投资，而私人投资约占德国所有投资的四分之三。

联邦政府在夏季休假前推出的改革方案能否改善情绪？

联邦政府启动了一些正确的事情，现在必须快速实施。但仅靠这些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在治疗肺炎，但仍然患有败血症，那么不能停止治疗。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经济数据，还没有看到预期的效果，我们还需要更多。对于企业来说，养老金方案甚至在最初意味着额外的负担。

东德各州州长反对取消63岁退休制度，他们的观点正确吗？

手工业者的负担依然沉重：约尔格·迪特里希

确实，在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在养老金政策中寻找公平且公正的解决方案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此，我认为养老金委员会的建议原则上是正确的，且应当予以实施。但令我恼火的是，一旦谈到养老金，突然之间所有人似乎都变成了屋顶工或护理人员。然而，不同职业的从业经历和负担是不同的。养老金政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并考虑到这一点。

这意味着什么？

您本周受邀参加了在诺伊哈登贝格举行的内阁闭门会议。手工业协会主席向联邦政府传达了什么信息？

养老金委员会所设定的总体路线必须予以维持。此外，必须确保例如通过困难案例规定，来兼顾特殊的从业经历。

我们必须告别单纯描述现状的时代。在这一信息上，我与所有顶层协会的主席们达成了一致。我们知道失业率在上升。我们了解公共预算日益严重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到，仅在去年就有超过180,000家企业注销。其中只有13%是因为破产而倒闭。其他企业则是出于各种原因关门：因为找不到接班人，因为感到沮丧，或者单纯因为看不到前景。这种企业的“静默死亡”伴随着数千个本应被需要的工作岗位的流失。因此，今年秋季迫切需要进一步实施改革。

联邦政府具体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

对于手工业而言，排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位的是降低劳动力附加成本。这对我们的打击尤为沉重，因为手工业的工资占比平均为 60%，明显高于其他部门。我最大的担忧不是由更廉价的竞争对手接手工作，而是消费者再也雇不起手工业者。社会保险缴费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雇员的钱包里以及企业的投资资金中少了约 200 亿欧元。我们目前的水平已经比 40% 这一长期被视为红线的标准高出了三个百分点。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水平。这涉及到每年缺失的约 600 亿欧元，这些资金本应属于

“手工业的形势令人担忧”

手工业协会主席担心，普通人几乎再也雇不起手工业者。约尔格·迪特里希（Jörg Dittrich）抱怨称，在情绪跌至疫情期间水平的同时，政府又制造了新的负担——并要求改变方向。

企业和雇员。

在联邦政府之前的减负尝试中，手工业在某种程度上被排除在外。例如工业电价问题。减轻工业负担是否也能帮助到手工业？

政界的一种论调是，必须先照顾工业，因为工业与手工业不同，处于国际竞争之中，遗憾的是我经常听到这种说法。这让我很生气。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手工业涉及约 600 万个就业岗位。加上家属，很快就占到了总人口的 15% 以上。不能仅仅因为这些绝大多数为小规模的企业没有自己的新闻部门，因此在媒体上关注度较低，就认为它们能够自行应对。如果能源成本上升，人们在加油站支付更多费用，那么在其他地方就会缺钱。到那时，有些人就无法负担去理发店理发或在糕点店买一块蛋糕。工业在数月内通过订单量缓慢感受到的压力，对手工业而言则是直接的冲击。

税收减免计划对手工业有帮助吗？

企业所得税计划在明年降低。但四分之三的手工业企业无法从中受益，因为它们作为个人企业适用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改革草案远低于我们的预期：计划中的变更并未给企业带来明显的减负，相反，某些企业甚至因此增加了额外负担。

联邦政府负责中小企业政策的职责刚刚随国务秘书吉塔·康内曼（Gitta Connemann，CDU）转移到了数字化部。手工业在那里能得到妥善安置吗？

比中小企业政策和手工业被安置在哪个部门更重要的，是它们在联邦政府中能被认真对待，并且能够制定出切实的中小企业政策。在吉塔·康内曼这里，这一点得到了极好的保障。她致力于支持手工业，并证明了她的坚定和执行力。我希望中小企业和手工业的诉求在整个联邦政府中都能获得类似的理解。但我并不认为所有部门都给我这种印象。

您能举个例子吗？

就拿“周日烘焙禁令”来说。在联合组阁协议中写明，该禁令应被完全取消。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偏偏由劳动部长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SPD）来决定谁可以在什么时候烘焙。加油站的烘焙站周日全天都可以把面团推入烤箱。然而，面包师未来在周日被允许烘焙的时间仅从三小时增加到五小时。很多人会问：这简直是胡闹吧？

还有更多类似的情况吗？

就拿强制提供收据（Bonpflicht）来说。此前约定的是将其废除，但现在的收银机法案草案却计划改为引入数字化凭证提供义务。这又带来了额外的负担。此外还引入了收银机强制使用义务，影响到了广泛的企业。购置一套合适的收银系统及其后续成本很快就能达到四位数的高额费用。这意欲何为？水管工或电工也会注意到这一点，并认为无论政府执政联盟宣布什么，最终的执行结果都与约定不符。这样信任感就会丧失。我不要求联邦政府去影响油价，但在其能够采取行动的地方，它应当采取行动。

德国选择党（AfD）目前正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进行竞选，其经济计划将中小型企业置于中心位置。德国选择党比执政党更懂手工业吗？

当然不。我认为目前的真正危险普遍在于民粹主义，而且是来自各方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为每个问题寻找一个罪魁祸首，然后假装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令我深感担忧的是，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显然在进一步加强这一趋势。

手工业领域也存在这种趋势吗？

手工业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因此，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发展自然会反映在手工业中，这里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数量可能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多。在手工业中，人们对绩效公平（Leistungsgerechtigkeit）有着敏锐的感知，许多人认为这种公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丧失。在我看来，这是导致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德国选择党挑起的“重新移民”（Remigration）辩论在企业中产生影响了吗？不受控制的移民可能会使我们的社会不堪重负。尽管如此，我们仍迫切依赖于合格的移民。手工业从业者中约有 16% 持外国护照，而具有移民背景的人数则更多。企业中有很多令人感动的融合故事。在德国接受职业培训的难民中，近一半是在手工业企业接受培训的。因此，这些企业为社会融合做出了远超比例的贡献。

手工业整体的后备人才培训情况如何？

与工业的大部分领域不同，手工业今年的培训人数预计将再次增长。如果实现，这将是连续第四年取得成功。尤其在当前经济困难的时期，这是企业的一项卓越成就。然而，政府执政联盟不仅没有认可这种巨大的投入，反而几乎是以“奖励”的方式削减了企业外学徒指导（überbetriebliche Lehrlingsunterweisung）的资金。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仅是几百万欧元，绝非数十亿欧元的巨额资金。

手工业教育中心的资金情况如何？ 财务支持不足以解决积压的翻修问题。但为了让这些中心在技术上保持最新状态，这绝对是迫切需要的。如今，职业教育在与大学的阶梯教室（Audimax）竞争。如果设备不达标，我们如何能让年轻人对职业培训产生热情？有 2.76 百万年轻人没有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尽管如此，人们仍在削减双轨制职业培训的资金，而不是对其进行促进和加强。

提问者：斯特凡·帕拉维奇尼（Stefan Paravicini）。

手工业情绪低迷

柏林。手工业无法摆脱经济低迷的困境。根据德国手工业中央协会（ZDH）最新的经济报告，第二季度企业的情绪与去年同期相比甚至进一步恶化。反映企业现状与预期的手工业商业景气指数较2025年第二季度下降了13点，跌至102点。上一次在第二季度出现如此剧烈的情绪下滑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

所有关键的情绪指标近期均呈负面发展。企业本就疲软的投资活动也在下降。仅有16%的手工业企业在第二季度增加了投资，而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报告投资下降。手工业的所有行业和工种均受到影响。这种低迷情绪与德国其他企业管理层明显好转的心情形成了鲜明对比。

慕尼黑Ifo研究所通过对约9000名管理人员进行调查得出的Ifo商业景气指数于周二公布，该指数在8月份连续第四个月上涨。该经济晴雨表上涨了2.1点，达到88.8点。该指数再次回升至2月下旬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Ifo负责人克莱门斯·富斯特（Clemens Fuest）表示：“尽管能源价格再次上涨，但德国经济正在复苏。”

手工业尚未感受到这种复苏。无论是对经营状况的评估还是商业预期，与2025年第二季度相比均大幅下降。根据ZDH的说法，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给企业带来了压力。工业对手工业中间产品的需求依然低迷，建筑业的复苏迟迟未现，且由于劳动力市场发展疲软，私人需求也非常谨慎。

对于今年下半年，手工业企业预计经济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因此，ZDH的经济报告指出，联邦政府完成众多尚未落实的改革计划显得尤为重要。该协会代表德国约100万家手工业企业及其近600万名雇员的利益。在6月份进行的ZDH第二季度经济调查中，有近6000家手工业企业参与。

对伊朗采取强硬路线

华盛顿 / 柏林。美国政府希望在下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促使二十国集团（G-20）的财政部长们达成一致的经济路线。尤其是，他们将被敦促中断与伊朗的经济关系。美国财政部的一位高级代表在周四晚上表示。会议议程包括加强经济增长、减少全球失衡以及应对国家债务问题的步骤。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将于周一和周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主持这次由20个领先工业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参加的会议。据该政府代表称，贝森特将向G-20代表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如果他们希望继续在以美元为主导的领域开展业务，就必须遵守制裁规定。他预计，这将成为“每一次双边会谈”中讨论的话题。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还致力于打击贸易失衡，以帮助美国工人并为美国公司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在G-20对话中关注的重点是，确保我们的经济是在生产力、创新和投资的基础上进行竞争，而不是通过将过剩生产和产能推向全球市场的政策来竞争。”路透社

不确定的未来： 破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海特里美（Bohai Trimet）的工人们在5月的一次集会后返回车间。 照片：Jasper Hill

经济的另一种选择？

对柏林改革停滞的沮丧情绪，正使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许多企业家远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然而，他们仅在部分程度上认可德国选择党（AfD）的经济政策构想。

作者：斯特凡·帕拉维奇尼（Stefan Paravicini），发自哈勒

这场备受期待的、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候选人的选举对话会议，在失望中拉开帷幕。“齐格蒙德先生因个人原因取消了行程，”哈勒-德绍工业与贸易协会（IHK Halle-Dessau）总干事托马斯·布罗克迈尔在距离选举三周的活动开始时解释道。在响应商会邀请而到场的约200名企业家中，大多数人主要对德国选择党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的经济政策立场感兴趣。

原定顶替出场的德国选择党州议会党团文化政策发言人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同样在短期内宣布缺席。他派遣了党团经济政策发言人扬·沙芬诺特（Jan Scharfenort）出席。“我非常希望能够削减所有非生产性部门的成本，精简行政管理，从而为经济注入新的动力，”沙芬诺特在谈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作为经济基地的现状时说道。

这位拥有商业外交专业学位且持有财务专家资格的人员赢得了友好的掌声。然而，齐格蒙德在公开露面时所传播的那种积极进取的氛围并未出现。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根本谈不上什么“进取”。经济多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从2019年到202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萎缩0.6%。只有萨尔州的情况更糟。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失业率为8.1%，在所有联邦州中最高。在州议会选举的民调中，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超过40%，有可能获得绝对多数席位。

在这些右翼民粹主义者的竞选纲领（被德国选择党称为“政府计划”）中，从经济角度来看存在重要的空白。例如，作为该州最重要的支柱产业的化学工业，在纲领中未被提及一个字。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营收最高的这一产业目前正处于危险的动摇之中。“许多企业的情况都非常紧张，”Infraleuna总经理克里斯托夫·金特（Christof Günther）表示。该公司在哈勒以南约20公里处运营着东德最大的化学工业园区，拥有超过1万名员工。在该地区，化学工业中每一个高薪岗位都带动着另外四个相关岗位。

由于国内经济疲软、能源成本高昂以及来自中国的竞争日益激烈，该基地正面临压力。在洛伊纳（Leuna）化学工业园区，许多事情取决于洛伊纳聚酰胺公司（Leuna Polyamid）的后续发展，这家公司目前已破产并正在寻找投资者。中德化学三角区面临进一步撕裂的威胁。陶氏化学（Dow Chemical）位于伯伦（Böhlen）以及施科保（Schkopau）前布纳工厂（Buna-Werke）场地的三座工厂将于2027年关闭。

德国选择党将能源密集型产业面临的问题归咎于柏林的“计划经济式能源转型”。通过宣布一项旨在结束对俄罗斯能源进口制裁的联邦参议院倡议，该党也吸收了化学工业基地的担忧。“天然气是化学工业最重要的能源载体，而价格不断创下新高，这是一场灾难，”Infraleuna负责人金特说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其他原材料也同样短缺且昂贵。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政策无法影响其中任何一项。“州议会选举在这方面不起作用，”他表示。

尽管如此，高昂的能源价格仍是德国选择党（AfD）在针对企业主竞选活动中的一个成功议题。化学工业东北州协会首席执行官诺拉·施密特-凯塞勒（Nora Schmidt-Kesseler）表示，在许多企业看来，联邦政府在能源危机中未能足够迅速地提供可感知的缓解措施，这削弱了人们对政治执行力的信心：“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民调结果向联邦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政府必须重新建立起政治能够增强工业竞争力的信心。”

在塑造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区位特点的中型企业和手工业领域，对执政党失去信心的现象似乎尤为严重。“我不亲近德国选择党，但我离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很远，”哈尔伯施塔特手工业联盟（Handwerksunion Halberstadt）的总经理托马斯·科瓦尔斯基（Thomas Kowalski）说道，他经营着一家拥有二十多个员工的手工业企业。他描述了一种在选举前几天广泛存在的情绪。如果与其他企业主讨论此事，许多人会点头认同，但不会公开表态。

在6月中旬于哈尔伯施塔特举行的一场自由中产阶级协会（Verein Liberaler Mittelstand）活动上，人们与各政党的亲疏关系分布得十分明确。当晚，约150名中型企业主对德国选择党的首席候选人齐格蒙德（Siegmund）表示支持。与此同时，基督教民主联盟在马格德堡州议会的党团主席吉多·胡尔（Guido Heuer）在讲台上与齐格蒙德并肩而坐，努力为联盟与右翼民粹主义者的界限进行辩护。现场多次听到参与者表示，基督教民主联盟已将这个州带入了绝路，现在必须由德国选择党来收拾残局。

官僚主义问题似乎尤其严重地损害了对政治的信任。来自哈勒的在线零售商Relaxdays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丁·门茨（Martin Menz）质疑道：“总是说了很多，但最后落实了什么？”在州政府的支持下，该公司五年前在莱比锡 / 哈勒机场附近开设了一个物流中心。然而，来自柏林和布鲁塞尔的规则越来越多，让这位创始人感到沮丧，而与此同时，中国在线零售商的产品正充斥欧洲市场。门茨表示：“如果政治不认真对待企业的担忧，那么它不应对信任的进一步丧失感到惊讶。”

德国选择党的齐格蒙德目前恰好击中了许多中型企业主的痛点：“我们希望企业拥有自由，因为他们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他在哈尔伯施塔特的活动上如此说道，并赢得了在场中型企业主的热烈掌声。但在德国选择党针对可能进入马格德堡州政府办公厅后前一百天的“即时计划”中，对此并未提及任何内容。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基督教民主联盟首席候选人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宣布了一项行政改革。就在几个月前，他简化了该州的招标法，为此得到了经济界的广泛赞誉。他在哈勒的一次工业与贸易协会（IHK）活动上承诺：“我想坚定地走这条路，与经济界共同实施立法。”然而，联邦层面的改革停滞掩盖了州一级的这些宣布。

“在联邦议院选举后，人们曾希望有所改变，”哈勒人民银行（Volksbank Halle）董事会主席兼哈勒-德绍工业与贸易协会（IHK Halle-Dessau）主席萨沙·格莱瑟（Sascha Gläßer）说道。这种希望在1月份该协会在哈勒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依然能被感受到，当时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CDU）拜访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经济界。梅尔茨表示他最希望完全废除《工作时间法》，这在企业主中引起了极大的热情。然而，就在第二天，柏林就爆发了联盟内部的冲突。

“人们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根本没有任何进展，”行业网络 Sahreg Automotive 主席延斯·吕克（Jens Lücke）这样描述企业内部的情绪。该网络整合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约 270 家汽车供应商的利益，涉及约 25,000 名雇员。在该州，供应商行业与化工行业一样，是制造业中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大多数供应商在从内燃机向电动汽车转型的过程中承受着巨大压力。其中许多企业长期依赖与大众汽车（Volkswagen）的业务往来。大众位于沃尔夫斯堡的总厂经 A 2 高速公路行驶，距离马格德堡约一小时车程。自从大众汽车出现危机以来，尤其是在许多供应商聚集的伯德县（Landkreis Börde）和哈尔茨县（Landkreis Harz），破产公告日益增多。

在哈尔茨格罗德（Harzgerode）小镇，围绕破产供应商博海特里美（Bohai Trimet），近一千个工业岗位面临流失。州长舒尔策（Schulze）曾亲自向大众汽车董事会为该基地争取支持。但行业网络的吕克表示：“州政府无法直接下达订单。”德国选择党（AfD）在针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政府计划”中主张废除内燃机禁令，此外还宣布将取消国家对电动汽车的补贴。这两项主张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实现。

吕克认为，无论州议会选举结果如何，汽车企业必须转向机器人技术、商用车氢能或国防等新领域：“为此所需的人才，我们无法仅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内部找到。”德国选择党在竞选活动中积极宣传的“重新移民”（Remigration）议题也令其他行业感到不安。许多企业担心，持有外国护照的专业人才未来可能会刻意避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德国选择党州议会党团的经济政策发言人沙芬奥特（Scharfenort）在哈勒-德绍工业与贸易协会（IHK Halle-Dessau）的选举对话中虽表示支持合格的移民，但同时也重申了该党的“重新移民”路线。他宣布：“接下来的举措将是建立遣返拘留所和专项工作组，以便我们能够遣返必须离境的外国人。”当晚企业家的反应是：保留意见的沉默。

移民对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经济至关重要。去年，外籍雇员在缴纳社会保险的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为 8.6%。这一比例仅低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而在黑森州则约为 20%。在这个德国平均年龄最高的州，人口结构转型正在全面进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近 30% 的从业者年龄在 55 岁以上。

根据预测，在未来十年中，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 12% 以上，即每年减少约 10,000 人。德国选择党希望通过吸引外迁专业人才回归等方式来弥补这一缺口。该党团的文化政策发言人蒂尔施奈德（Tillschneider）希望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打造为“德国爱国者的向往之地”。他主张将该州的招商引资宣传口号从“#现代思维”（#moderndenken）改为“#德国思维”（#deutschdenken）。

“人们不会回来的，他们的工作、家庭和社交圈都在其他地方，”策布斯特螺栓厂（Schraubenwerk Zerbst）总经理埃克哈德·施密特（Eckhard Schmidt）说道。多年来，他一直有针对性地在海外招聘以满足人员需求。在这家金属加工企业约 350 名员工中，约五分之二具有国际背景。施密特尤其担心那些持有临时居留许可的员工。

策布斯特螺栓厂（Schraubenwerk Zerbst）为全球范围内的风力发电设施生产连接件。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有超过2500座风力发电机，总装机容量接近6吉瓦。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中的占比已超过60%。而德国选择党（AfD）则希望停止这种对“景观的破坏”，并终止对扩建可再生能源的补贴。

其他人则将可再生能源视为重要的经济因素。来自路德施塔特-维滕贝格（Lutherstadt Wittenberg）的电池储能制造商Tesvolt的首席执行官西蒙·尚德特（Simon Schandert）表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在过去几年中在这方面的发展非常积极。”该公司最初始于太阳能行业。他认为，该州在可再生能源相关技术的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直到今天，管理层仍对该州支持在比特费尔德（Bitterfeld）建立“太阳能谷”（Solar Valley）的举措给予正面评价。尚德特表示，技术诀窍和生产线早已转移到中国，这主要与柏林和布鲁塞尔的失职有关。在谈到位于维滕贝格的Tesvolt工厂时，他表示：“如果没有州政府，我们的工厂也不会坐落在这里。”他认为，利用联邦政府数以十亿计的补贴将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Intel）吸引到马格德堡的尝试是正确的。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许多中型企业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德国选择党在其竞选纲领中主张：

“支持中型企业，而非补贴全球主义的大财团。”在五年前的州议会选举竞选期间，齐格蒙德曾赞扬特斯拉在勃兰登堡州的落户。

近日，柏林Florida Eis公司的总经理奥拉夫·赫恩（Ölaf Höhn）与州长舒尔策共同为位于舍内贝克（Schönebeck）的一座新冰淇淋工厂奠基。在谈到这个位于马格德堡易北河上游15公里的选址时，赫恩表示：“补贴资金充足，地块价格低廉，劳动力充足，一切都恰到好处。”从2028年起，这里将由500名工人每年生产高达25.000吨的食用冰淇淋。赫恩计划通过自建的光伏系统来满足工厂的能源需求。他并不担心州议会选举后会面临阻力。赫恩还在考虑种植少量的香草，并已计划建设一座温室。

“由于德国选择党的反欧立场，对我来说他们是不可能被选中的，”在阿尔特马克（Altmark）阿彭堡庄园（Gut Apenburg）的退役军官保罗-维尔纳·冯·舒伦堡（Paul-Werner von Schulenburg）说道。作为一名有机农户，冯·舒伦堡于1993年从西方回到该地区。他的家族在这里根深蒂固，早在1351年就首次获得了阿彭堡的封地。

尽管他厌恶德国选择党，但该党承诺减轻农民不必要官僚负担的竞选诺言，也引起了冯·舒伦堡的关注。在阿彭堡庄园管理者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积如山。无论在州内的哪个地方，官僚主义问题似乎最令企业界感到心力交瘁。

在哈勒举行的一场工业与贸易协会（IHK）活动期间，聚集的企业家群体中仅有一次传出低语。其中一个问题是：“公共部门是否应该削减人员？”舞台上的政治家们纷纷竖起大拇指表示赞同，但企业界却感到震惊。从2024年中期到2025年中期，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公共部门的从业人数增加了485人，达到114.885人。

德国选择党宣布，将在上任的前一百天内减少马格德堡的部委数量，以削减行政岗位。具体哪些部委将被合并尚不明确。

油库演习：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名工人正在进行安全测试 照片 AFP

掌控委内瑞拉石油

美国试图通过政府持股来确保委内瑞拉巨大的石油储备。这一计划引发了激烈争议。

作者：Winand von Petersdorff，华盛顿

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持股方式确保委内瑞拉庞大的石油储备。据媒体服务机构 Axios 报道，特朗普政府正与委内瑞拉过渡政府就该国巨额石油资源的持股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涉及 17 个油田，这些油田已证实的储量达 900 亿桶。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正考虑退出欧佩克（OPEC），彭博社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委内瑞拉曾是该石油卡特尔的创始成员。

委内瑞拉拥有 3000 亿桶（每桶 159 升）的原油储备，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约占全球储备的 17%。该国石油工业已被国有化，且数十年来一直深受社会主义管理不善、经济危机以及美国制裁之苦。投资缺口巨大，这反映在日产油量上：从 3,5 百万桶下降至 900.000 桶。

自今年 1 月初美国特种部队绑架国家元首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其送往纽约的一所监狱以来，美国在与过渡政府协商后控制了该国的石油业务。该业务由马杜罗的前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领导。美国管理石油出口收入并监管投资。在马杜罗被罢免后，委内瑞拉在美国的推动下修改了其碳氢化合物法，赋予外国公司在经营油田及其销售产出份额方面更多的自由。预期的投资热潮起初并未出现，日产油量仅增加了数十万桶。

Axios 引用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这是一笔巨额交易。谈判显然尚未结束。一名政府代表告诉 Axios，华盛顿瞄准的油田此前由委内瑞拉内部人士或中国公司控制。美国政府的这种持股形式将如何运作尚不明确。一种可能是，政府在服务合同框架下委托私营公司开发资源；另一种可能是，政府与石油巨头成立合资企业来开发油田。

此次行动背后的逻辑同样模糊。显然，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此举提高法律确定性，从而激励外国公司投资于开采。如果美国政府直接受到影响，委内瑞拉将很难继续其旧有的征收实践。

虽然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小型石油开采商已经签署了首批协议，但石油巨头们仍在犹豫。尽管谈判在进行，但进展缓慢。达成协议对特朗普来说正逢其时，因为他与伊朗的战争严重影响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

委内瑞拉从中能获得什么则不那么明确。目前人们已经怀疑出口收益中的石油美元是否流向了委内瑞拉。相关美国部门在上次披露收入数据后，再未提供任何数据。由于美国制裁，委内瑞拉原油长期以来只能以高折扣出售，而现在由于伊朗战争，其价格几乎达到了目前异常高昂的世界市场价格。

“实际上，委内瑞拉应该在美元中游泳，”影响力深远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说道，他曾在 90 年代短暂担任委内瑞拉的规划部长。但该国并未如此。豪斯曼在 6 月写道，玻利瓦尔反而继续下跌，而美元的黑市汇率则在上涨。在他看来，这表明石油美元并未流回他的故乡。

现在，豪斯曼在 X 平台上对该协议发出警告：“一个未经合法授权的过渡政府，凭借一部未经合法授权的碳氢化合物法，完全没有合法性去签署这项违宪协议。这将以一场惨败告终——从国务卿鲁比奥开始，所有参与者都将如此。”事实上，许多国家并不认为该政府合法，并坚持要求重新举行选举。相反，特朗普则赞扬了由马杜罗释放的罗德里格斯政权。

据多个消息来源，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主导了这一计划。特朗普在考虑军事干预时，总是对相关国家的矿产资源心存觊觎。据此前报道，早在马杜罗掌权之前，他就曾思考如何将油田转入美国之手。

联邦政府：评估排放量还“太早”

德国今年是否将无法实现其气候目标？

法兰克福。联邦环境部在周五驳斥了有关德国今年可能首次无法实现涵盖所有部门的气候目标的猜测。联邦环境局将在2027年3月中旬之前提交2026年的关键排放数据。部长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社民党 SPD）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可靠的基础来评估2026年的气候平衡。”目前进行“可靠、稳健的评估”还“太早”。

智库 Agora Energiewende 此前基于初步数据估计，上半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仅下降了七，至 3.27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法兰克福汇报（F.A.Z.）提前获得了相关报告。作者警告称，如果排放量下降的速度一直持续到年底，德国将首次无法实现法律规定的气候目标。

该部门发言人指出，此类“年度内的估计和推算”不应与官方年度结算混淆。许多发展情况“只有在年度结束后才能进行严肃评估”。他举的例子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建筑部门受天气影响的情况以及进一步的经济发展。

对此，Agora Energiewende 澄清称，其计算并非预测，而是在假设下半年框架条件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前提下的趋势外推。报告中已指出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未来几年的减排动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框架条件以及经济形势和天气的影响。

德国业务总监朱莉娅·布莱修斯（Julia Bläsius）表示，德国可以通过结构性的气候保护措施，更好地防御化石能源价格危机。为此，联邦政府必须将能源和工业政策坚定地导向可再生能源和电气化。“这需要加速电网建设以及提高电网的利用效率。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布莱修斯要求，应“坚定地”将气候与转型基金的资金用于投资，并使资助计划更具社会导向。

联邦政府则指出了其在3月底于气候保护计划中决定的追加措施。发言人表示：“这些措施目前正在实施，将为实现目标做出重大贡献。”据此，在 2027 至 2030 76 亿欧元额外资金将在气候与转型基金中提供，此外

卡斯滕·施奈德

4 亿欧元将从特别基金中提供，并额外招标容量为12吉瓦的陆上风力发电机。该部门还希望周三通过的远程供暖促进方案以及年初引入的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能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积极推动。

德国有义务在 2030 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1990 年相比减少 65%。气候问题专家委员会也对此发出了可能无法实现目标的警告。

德国自动售货机行业协会（Die Deutsche Automatenwirtschaft e.V.）——该协会由德国自动售货机工业协会（Verband der Deutschen Automatenindustrie e.V.）和联邦自动售货机企业协会（Bundesverband Automatenunternehmen e.V.）合并而成——正为其开拓者和长期同行地哀悼

保罗·高泽尔曼 (Paul Gauselmann)

他于 21. August 2026 在吕贝克（Lübbecke）逝世。

随着保罗·高泽尔曼的离世，德国自动售货机行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企业家，他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塑造了我们的行业。二战后，他将一家单人企业发展成为如今拥有约 15.000 名员工的默库尔集团（Merkur Group）。他的企业家勇气、执行力和塑造意愿，在自身公司之外树立了标杆。

作为德国自动售货机工业协会（VDAI）的长期董事长及后来的名誉主席，保罗·高泽尔曼是我们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目光和投入始终关注整个自动售货机行业，从制造商到中型安装企业。他在我们伞形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于 2013 至 2017 年期间担任董事会成员。凭借远见、毅力和个人投入，他助力该行业发出了共同的声音。

保罗·高泽尔曼始终将企业成功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因其多样化的贡献，他于 1993 年获得联邦功绩十字勋章，2003 年获得 1. 等级功绩十字勋章。他与妻子卡琳（Karin）于 1999 年共同创立了保罗与卡琳·高泽尔曼基金会，此后该基金会一直支持其家乡的社会、文化和医疗项目。

我们失去了一位充满激情的企业家，一位敢于争论的前瞻者，以及一位可靠的同行者。我们将深切怀念他坚定的立场和不懈的努力。

德国自动售货机行业将永远铭记保罗·高泽尔曼。我们向他的妻子卡琳及其家人表示深切的哀悼。

格奥尔格·施特克尔 (Georg Stecker) 董事会发言人 德国自动售货机行业协会 (Die Deutsche Automatenwirtschaft e.V.) 伞形协会

德国自动售货机工业协会哀悼其长期主席兼名誉主席，他于 21.8.2026 以 91 岁高龄逝世

保罗·高泽尔曼 (Paul Gauselmann)

1. 等级联邦功绩十字勋章获得者

VDAI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人物。

38 年来，保罗·高泽尔曼一直为我们的协会承担责任。其中 28 年他以主席身份领导协会。这是一段非凡的时光，期间他决定性地塑造了VDAI和德国自动售货机行业。

他将协会工作视为一种义务，即思考超越自身公司之上的问题。这完全忠实于他的信念：“如果行业发展良好，我的公司也会发展良好。”

保罗·高泽尔曼深知强大的共同利益代表的力量。他擅长将不同的立场统一起来，并将其转化为一个共同的声音。一个被听见的声音。 在政治和行政领域。在经济和社会领域。

在此过程中，他不惧怕困难的对话和争论；当他确信某个立场时，他会表现得十分执着。并且始终准备好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他不仅想要守护，他更想要塑造。

数十年来，保罗·高泽尔曼一直是我们协会的面孔和声音。在此期间，他深刻地影响了VDAI。他的核心理念始终是：一个行业只有在共同行动时才是强大的。

为此，我们对他心怀巨大的感激。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名誉主席。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企业家和自动售货机行业利益的激情代表。

他的影响将持续回响。他的遗产将成为我们协会的一部分。

德国自动售货机工业协会以极大的感激之情，向其名誉主席的一生成就致敬。

德国自动售货机工业协会 (VDAI) 董事会、管理层、员工及会员

我们哀悼家族企业的创始人

保罗·高泽尔曼 (Paul Gauselmann)

*26. August 1934

† 21. August 2026

联邦功绩十字勋章 1. Klasse 获得者，埃斯佩尔坎普市 (Espelkamp) 与吕贝克市 (Lübbecke) 荣誉市民

他以不懈的精力、勇气以及对其理念的坚定信念建立了自己的企业。为了确保其毕生事业能够代代相传，保罗·高泽尔曼于 2016 年与家人共同创立了高泽尔曼家族基金会 (Gauselmann-Familienstiftung)，并担任该基金会主席直至 2024 年。

对他而言，企业的成功始终与社会责任密不可分：他支持了明登-吕贝克 (Minden-Lübbecke) 地区在社会、文化、体育、健康领域的众多项目，并在困难时期直接提供非官僚化的援助。

我们对他所创造和传承的一切深表感激。他的价值观、他的理念以及他的企业遗产，将成为我们面向未来的责任与指引。

迈克尔·高泽尔曼 (Michael Gauselmann) 高泽尔曼家族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我们哀悼我们的创始人及长期担任的董事会主席

保罗·高泽尔曼 (Paul Gauselmann)

*26. August 1934

† 21. August 2026

保罗·高泽尔曼 1934 年出生于明斯特附近的博格霍斯特 (Borghorst)，童年经历了丧亲、战争与匮乏。在漫长的轰炸之夜中，他发现了游戏的世界，亲身体会到策略与随机决策能带来怎样的幸福感——当时他并未意识到，游戏将决定他的一生。

1957 年，他开始兼职安装音乐自动售货机，随后在 1964 年正式成为一名全职的博彩设备安装商。1974 年，他开设了第一家游戏厅；1977 年，他推出了首款自主研发的博彩设备“Merkur B”；2014 年，他获得了首张赌场执照——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创业历程。

在领导企业的 67 年里，他将一家单人企业发展成为拥有约 15.000 名员工的国际化集团。数十年来，他还以德国自动机工业协会 (Verband der Deutschen Automatenindustrie e.V.) 主席的身份，参与塑造了整个行业的面貌。

他一生都以尊重且平等的方式对待员工。我们失去了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将按照他的意愿继续传承他的毕生事业。

我们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的哀悼。

怀着敬意地缅怀

代表全体员工 MERKUR GROUP 监事会与董事会

联邦国防军最古老的军营概览：位于安德纳赫 (Andernach) 的克拉嫩贝格军营 (Krahnenberg-Kaserne) 照片：弗兰克·勒特 (Frank Röth)

像流水线一样建设军营

除了武器，德国联邦国防军还需要军营，而且速度越快越好。对于建筑业来说，这是一门好生意。

作者：贝恩德·弗赖塔格（Bernd Freytag） 美因茨

如果联邦国防军要按照联邦总理的意愿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那么除了武器和无人机，还需要军营，且必须尽快建成。包括新建和全面翻修的宿舍、厨房、医疗室，以及可容纳车辆、技术设备、弹药和武器的厂房。这一切不仅是联邦国防军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当地建筑业的一笔大生意。

具体规模在这一周变得清晰。在波恩的哈特高地（Hardthöhe），联邦国防军与企业的代表签署了一套总额为 46 亿欧元的合同包。这笔资金将用于短期内在 130 个地块上建设 300 栋建筑，为新兵和教官增加 63.000 个以上的床位。如果计划顺利实施，首批 14 栋建筑将在 2027 年中期完工。

为了获得必要的建设速度，联邦国防军和企业将重点放在标准化上。采用预制混凝土构件的系列化建筑、统一的平面图以及建筑部件的类型化，旨在加速施工并“有助于形成可识别的统一外观”。

事实上，合同的授予速度很快：2025 年 5 月，国防部批准了“G-CAP Inland – Stufe 1”项目。G-CAP 代表“德国武装部队——承包商增强计划”（German Armed Forces – Contractor Augmentation Program）。由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建筑与地产管理部门受联邦国防军委托负责招标和授予合同。招标工作于 2025, 12 月启动，2026 年 8 月所有合同全部签署——对于涉及政府参与的如此规模的建筑项目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快速流程。现在，建筑公司必须证明他们有能力完成任务。

据联邦国防军称，合同被分成了 14 个标段。每个标段都可以由单个公司或建筑业常见的联合体申请。最大的中标者应该是巴伐利亚的 Max Bögl 建筑集团，它是德国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据该公司称，其作为总承包商，中标了在巴伐利亚州、下萨克森州和德国东部建设 102 栋宿舍楼的项目，合同价值约 10 亿欧元。

总部位于斯图加特的 Wolff & Müller 建筑集团与来自萨尔州的 OBG 集团以及巴伐利亚的混凝土构件制造商 Lechner 组建了联合体，并中标了两个标段。他们将投入总计 3.7 亿欧元，在巴登-符腾堡州、黑森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萨尔州建设 25 栋军营建筑。

据该三人组称，他们采用了系列化和标准化的建筑方式。计划采用三种形式的四种建筑类型，即最多 12 种变体。Lechner 总经理托比亚斯·莱希纳（Tobias Lechner）在的一份公告中提到，要实现“最大重复率”和“最大预制率”。该公司将大部分自行生产所需的预制混凝土件。

因此，除了主体结构和屋顶元件外，所谓的 TGA 中心（即安置房屋技术设备，如供暖、通风、电力技术的建筑部分）也将实现标准化生产。为了确保规划和建设迅速进行，该联合体采用了 BIM（建筑信息模型），即数字化联网的规划与制造。

尽管如此，建设过程并非能自动顺利进行，毕竟各地的选址存在显著差异。据称，基础设施和进出通道必须在现场解决，并纳入标准化规划之中。根据 Wolff & Müller 代表罗曼·赛勒（Roman Sailer）的说法，最大的挑战在于紧迫的时间表。一旦主管机关调用合同，企业将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规划和施工准备。随后在七个月内，建筑物必须建成并交付使用（钥匙交付）。

时间紧迫，目前联邦国防军已无法在没有集装箱的情况下维持运作。根据一项专门设立的紧急计划，联邦国防军拟在 9 月底前为 32 处房产提供 4800 个“住宿集装箱”。但这并非长久之计。

建筑业已经针对来自国防工业的新客户做好了准备。Wolff & Müller 作为该行业大型中型企业之一，拥有超过 2200 名员工，年建筑产值超过 10 亿欧元，为此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据该公司称，Wolff & Müller 政府服务部门（Wolff & Müller Government Services）目前已在国内外为联邦国防军和美国军队承建工程。该公司与萨尔州的 OBG 合作，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鲍姆霍尔德（Baumholder）为美国陆军建造了 54 栋联排别墅。

联邦国防军目前运行的计划旨在通过新建房屋扩建现有军营。根据国防部的意愿，第二阶段将实现“流水线式军营建设”：直接从工厂交付成品的新驻军区。

投资者因 Techem 董事会成员离职引发关注

私募股权公司 Partners Group 迅速更换了这家暖气费计量公司的两名董事

法兰克福 / 埃施博恩。金融投资者 Partners Group 因更换其旗下暖气费计量公司 Techem 的两名总经理而成为关注焦点。公司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哈特曼（Matthias Hartmann）和首席财务官卡斯滕·叙里格（Carsten Sürig）迅速离开了管理层。在人事变动公布的一天后，两人于周五便不再担任公司领导职务，目前由两名临时共同负责人接管。据《法兰克福汇报》从公司内部人士处获悉，两名经理被告知离职的时间极其仓促。

一名公司相关人士表示，投资者在周二邀请哈特曼和叙里格于周四进行谈话。在谈话中，他们被告知人事变动自当日起生效。Techem 和 Partners Group 均拒绝就此发表评论。这家瑞士投资者持有这家总部位于埃施博恩的计量集团的多数股权，其他投资者持有少数股权。

在《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一份给员工的通知中，监事会称其与这两位 60 岁的经理“就领导层的更换达成了一致”。哈特曼曾在四个月前宣布，其合同在 2027 年春季之后将不再续约。据称，他已经有了另一家公司的领导职位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者提前终止合同并非完全不寻常，但如此突然的离职则很不寻常，尤其是尚未任命正式的继任者。

相反，这家埃施博恩公司目前由一个过渡期的双头领导体制管理，Techem 表示，这种情况将持续“直到这些职位最终重新填补为止”。

该组合由 50 岁的德国区负责人乌尔里希·席勒（Ulrich Schiller）和 53 岁的监事会成员迈克尔·尼勒斯（Michael Nilles）组成。管理层的第三名成员尼古莱·库斯（Nicolai Kuß）留任原职，负责销售和客户管理。

据称，叙里格对此完全感到意外，他在债券投资者中享有良好声誉——哈特曼在业内同样获得认可。当 Techem 在 4 月底宣布哈特曼将在明年春季不再续约时，公司在继任问题上还留有时间：当时称相关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启动一个结构化的继任流程”。直到一周前，Techem 还发送了一份日期预留（“Save the Date”）通知，称哈特曼将于 1. Oktober 介绍“Techem Atlas”，该报告旨在分析德国多户住宅的能源、热量和用水量的发展情况——这进一步证明了此次变动在内部也是突然发生的。Techem 在过去 30 年间（有中断）一直由私募股权持有。去年，该公司再次陷入新的所有权结构变动。Partners Group 原计划将这家房地产暖气和水费计量公司出售给美国金融投资者 TPG。但由于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要求进行深入审查，TPG 退出了这项价值 67 亿欧元的协议。相反，TPG 以少数股权形式加入。

首席计量官：马蒂亚斯·哈特曼 照片：卢卡斯·博姆尔（Lucas Bäuml）

根据 Techem 当时的说法，在新结构中，Partners Group 仍持有 51% 的股份。新加坡主权基金 GIC 和来自阿布扎比的投资公司 Mubadala 被列为其他少数股东。

Partners Group 在德国最广为人知的是其在 2019 年收购的玩具制造商 Schleich。该公司经历了一次重组，总部从施韦比施格明德（Schwäbisch Gmünd）迁至慕尼黑，重要部门则迁往布拉格。根据联邦卡特尔局（Bundeskartellamt）的一份最新公告，投资者 H.I.G. Capital 计划收购 Schleich 的少数股权。法兰克福汇报（F.A.Z.）旗下的《金融》（Finance）杂志根据向奥地利竞争当局提交的一份申请指出，此次交易涉及一项债转股（Debt-to-Equity-Swap），即债权人将债权转换为股权。当地媒体也报道了其其他投资组合中存在的问题：瑞士《新苏黎世报》（NZZ）在 5 月份以“楚格湖畔的诸神黄昏”为题，暗指该公司的总部所在地。Partners Group 属于上市的私募股权公司。其股价自年初以来已下跌约四分之一。

Techem 是两家主导多户住宅热能和水耗计量并计算单户成本的巨头公司之一。其主要竞争对手是 Ista。客户包括住房建设公司、房屋管理机构以及多户住宅的业主。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这家此前曾上市的集团年营业额超过 10 亿欧元，拥有 4300 名员工，在 18 个国家为近 1400 万套公寓提供服务。KLAUS MAX SMOLKA

诈骗犯霍尔特潜逃——前往俄罗斯？

企业家利用监狱外出机会潜逃

法兰克福。自2025年春季以来，亨德里克·霍尔特（Hendrik Holt）被允许在白天离开位于柏林南部的司法拘留所（JVA）。如今，这位因诈骗被定罪的企业家利用了开放式监禁的便利条件，据推测已潜逃至国外。奥斯纳布吕克检察官办公室在回复《法兰克福汇报》的书面查询时确认，霍尔特在8月25日（即上周二）一次经批准的无陪同外出后，未返回拘留所。

一名当局发言人表示：“目前已有事实表明，可以判定其为潜逃。”霍尔特通过电子邮件向拘留所传达，称他将不再返回。奥斯纳布吕克检察官办公室已启动搜捕措施。奥斯纳布吕克地方法院曾于2022年以团伙诈骗、贿赂和伪造文件罪，判处霍尔特总计八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周四下午，Instagram账号“hendrikrichardholt”上传了一张照片和一个视频，据称拍摄地为莫斯科。该账号自2025年11月起开始上传霍尔特的照片，拥有超过60.000名粉丝且经过认证。这两条内容均以“快拍”（Story）形式上传，因此会在一天后自动消失。照片显示的是一条夜晚的街道，上方写着“来自莫斯科的爱之问候，这里非常漂亮，鱼子酱太棒了”。视频画面从一座粉色房子转向一座黄色房子。

有迹象表明该视频拍摄于莫斯科。《法兰克福汇报》将该视频与Yandex Maps的街景进行了对比。Yandex Maps是一家俄罗斯地图服务商。根据对比，这座粉色房子位于莫斯科东北部的巴斯曼尼区（Basmannyj）。在2025年的一张街景图中，可以看到相邻的黄色房子上贴着一张宣传歌剧演出的红色海报。这张海报在Instagram的快拍中也可以辨认出来。

天气情况也吻合：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气象服务的资料，周四下午天气多云，这与Instagram上的照片一致。尽管如此，目前尚不清楚霍尔特本人当时是否在现场。也不排除视频是由他人拍摄，且可能拍摄于一段时间之前。特别是现在利用人工智能伪造视频已变得更加容易。

现年36岁的霍尔特曾被视为来自埃姆斯兰（Emsland）的企业家神童。他与其他参与者大规模营销仅存在于纸面上的风电场。多家外国能源巨头陷入这一骗局和伪造文件的陷阱，与霍尔特的企业集团签署了项目合同。2020年春季，他在柏林著名的阿德隆酒店（Hotel Adlon）被戏剧性地逮捕。调查人员没收了多辆豪华轿车、珠宝和现金。

亨德里克·霍尔特 照片来源：dpa

奥斯纳布吕克地方法院的一个经济刑事法庭于2022年首先因诈骗罪判处霍尔特七年半监禁。由于其他判决，该刑期随后有所增加。2023年，霍尔特及其他共同被告撤回了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的上诉申请。至此，判决正式生效。

起初，霍尔特被关押在下萨克森州的一所监狱中，但随后在2023年夏天根据其申请被转移至柏林。与其他联邦州相比，柏林刑事司法部门更频繁地将开放式监禁作为准备后续出狱的措施。其刑罚执行的特点是让被定罪的罪犯快速融入日常生活。而在霍尔特这起案件中，这成了柏林司法部门的致命失误。baha. / mj.

Anthropic 赢得阶段性胜利

人工智能公司在与五角大楼的争端中获胜

旧金山。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与五角大楼关于在军事领域使用人工智能的争端中赢得了一次重要的阶段性胜利。一名加利福尼亚州法官裁定，美国国防部将 归类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的行为缺乏正当理由，必须予以撤销。

此次冲突的起因是 坚持认为，该公司的 AI 模型不得被用于对美国公民进行大规模监控，也不得用于自主武器系统。而美国国防部则要求拥有“任何合法使用”的权利，并强调没有任何公司能够向政府发号施令。

法官丽塔·林（Rita Lin）得出结论，将其归类为供应链风险仅仅是出于想要杀鸡儆猴的愿望，因为 批评了政府，而非基于该公司确实会破坏其 AI 模型的合理担忧。她早在今年春季就已拦截了政府决定的执行。被归类为供应链风险对一家公司而言，其影响远超在美军中的使用范围。例如，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曾下令，所有美国联邦机构应停止使用 的技术。此外，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表示，所有希望向美国军队供货的公司都必须切断与 的业务关系。与此同时，法官强调，国防部并非必须使用 的软件，而是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转向使用其他 AI 公司的技术。五角大楼已削减了对 AI 的使用，并计划在 9 月底前完全放弃。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警告称，AI 使人们能够自动将散布在网络上的个人数据拼凑成一个关于其生活的详细画像。dpa

通航价格创纪录

5,3 百万美元买断巴拿马运河通行权

巴拿马城。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LPG）的油轮为在计划的航运限制前获得优先通行权，支付了 5,3 百万美元的纪录金额。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副局长伊利亚·埃斯皮诺·德·马罗塔（Ilya Espino de Marotta）表示，这是迄今为止在通行权拍卖中支付的最高金额。

船舶通常会提前预订巴拿马运河的通行权。未预订的船舶平均等待通行时间为五天，但它们也可以在拍卖中竞得最后一刻的通行权。根据运河管理局的数据，2025 年 10 月至 2026 年 2 月期间，平均拍卖价格约为 55.000 美元。

据金融新闻机构彭博社报道，这艘以 5,3 百万美元确保通行权的船舶名为“G. Spirit”号。韩国 SK Gas 集团为 1. 9 月的通行支付了这笔纪录金额。从 3. 9 月起，当局将逐步减少该航线的船舶流量。原因是目前中美洲地区干旱，这一现象被认为是由于厄尔尼诺（El Niño）气候现象所致。

在这种现象下，赤道附近东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的海面温度升高。这将影响全球的风向、气压和降水量。目前，它导致中美亚地区出现干旱：今年 5 月至 8 月，巴拿马运河区域的降水量比历史平均水平低 34%。

巴拿马运河船闸的运行需要大量水分。这些水取自由两个湖泊供水的集水区。由于降水不足，湖泊水位显著下降。全长约 80 公里的巴拿马运河连接了大西洋与太平洋。全球 5% 的海运贸易通过该水道，主要使用该运河的船舶来自美国、中国、日本、智利和韩国。法新社（AFP）

一个圆满的人生已走到终点。

布尔哈德·亨泽博士 (Dr. Burkhard Hense)

* 20. 10 月 1942 † 14. 8 月 2026

我们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与您告别。

加布里埃尔·亨泽-拉德马赫 (Gabriele Hense-Rademacher)

克里斯蒂安·亨泽 (Christian Hense) 与贝戈尼亚·冈萨雷斯-阿莱曼·卡列哈 (Begoña González-Alemán Calleja) 及丹尼尔 (Daniel)、马特奥·尼古拉斯 (Mateo Nicolas)

斯特凡妮·菲利普·帕森斯 (Stefanie Philip Parsons)

与马克西米利安 (Maximilian)、莉莉·克拉拉 (Lilly Clara)

弗洛里安·卡罗琳·亨泽博士 (Dr. Florian Carolin Hense) 与路易莎·泰图斯 (Louisa Titus)

与路易莎·泰图斯 (Louisa Titus)

葬礼将于 2026 年 9 月 3 日 14.00 时在巴特洪堡（Bad Homburg vor der Höhe）的宫廷教堂举行。

我们请求将原本用于花圈或鲜花的款项捐赠给“德国癌症研究中心”，IBAN：DE98 6725 0020 0005 0000 50, 备注：Dr. Burkhard Hense。

亨泽家族，c / o Eckhardt-Zahradnik 殡葬中心，Hessenring 85, 61348 Bad Homburg

音乐为人类开启了一个未知的领域。

E. T. A. 霍夫曼

一个充满音乐的人生已走到终点。我们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与您告别：

彼得·通格尔 (Peter Tonger)

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与您告别

* 22.3.1937 † 15.8.2026

布尔哈德·亨泽博士 (Dr. Burkhard Hense)

普华永道有限公司 (PricewaterhouseCoopers GmbH) 审计公司 监事会、管理层及全体员工

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思念与诚挚的同情与他的家人同在，我们向其家人致以深切的哀悼。

布尔哈德·亨泽博士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对我们企业集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卓越的专业能力、企业远见和巨大的个人投入，他以特殊的方式致力于维护客户和员工的利益，并推动了公司的成功发展。他的贡献远不止于本公司。在专业组织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可持续地推动了该行业的职业发展。

托马斯·帕特纳 (Thomas Parthena) 汤格 (Tonger) 与海伦娜·康斯坦丁 (Helena Konstantin)

莉莉·汤格-埃尔克教授博士 (Prof. Dr. Lily Tonger-Erk) 罗伯特·施马尔茨博士 (. Robert Schmaltz)

即使在退休之后，他依然与普华永道 (PwC) 保持着紧密联系，继续在负责任的岗位上为公司贡献力量。

与亨丽埃特·安东 (Henriette Anton)

尤塔·汤格-埃尔克 (Jutta Tonger-Erk)

约汉娜·汤格-埃尔克 (Johanne Tonger-Erk) 汉内斯·金特博士 (. Hannes Günter) 与特娅·库尔特 (Thea Kurt)

联邦德国功绩十字勋章（带绶带）获得者，本公司前董事会长期成员，于 2026 年 8 月 14 日逝世，享年 83 岁。

奥利弗 (Oliver) 比尔吉特·金德 (Birgit Kind)

追思礼将于 2026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10.30 时在科隆-罗登基兴 (Köln-Rodenkirchen) 墓地礼堂（Sürther Straße）举行。随后将进行骨灰安葬。

菲利普 (Philipp) 安妮特·金德 (Annette Kind) 及家人

根据逝者意愿，请以捐款代替鲜花，捐赠对象为：KammerMusikKöln e.V.，IBAN: DE52 3705 0198 1930 4382 86，或 Endlich. Palliativ & Hospiz Köln e.V.，IBAN: DE03 3705 0299 0310 5523 58，用途请注明：Spende Peter Tonger（捐赠给彼得·汤格）。

汤格家族 c / o Christoph Kuckelkorn 殡仪馆，Zeughausstraße 28-38, 50667 Köln

法学教授、荣誉博士

乌韦·H·施耐德 (Uwe H. Schneider)

1941 年 1 月 29 日 - 2026 年 8 月 24 日

我们怀着爱与感激之情，与您告别。

乌尔里克·罗登瓦尔德医学博士 (. med. Ulrike Rodenwald)

斯文·H·施耐德法学博士 (. jur. Sven H. Schneider) 汉娜·克里斯蒂娜·弗里德里希 (Hannah Kristina Friedrich) 与费利克斯 (Felix)、加布里埃尔 (Gabriel) 马克西米利安 (Maximilian)

与朱利叶斯 (Julius)、阿德里安·康斯坦丁 (Adrian Konstantin)

苏珊娜·A·施耐德-皮尔斯医学教授博士 (Prof. . med. Susanne A. Schneider-Pils) 霍尔格·皮尔斯哲学博士 (. phil. Holger Pils)

阿克塞尔 (Axel) 萨宾娜·施耐德医学博士 (. med. Sabine Schneider) 斯维亚·舒茨 (Svea Schütz)

多萝西·施耐德 (Dorothee Schneider)

*8.10.1941 † 17.7.2026

科杜拉·纳加巴-彼得斯 (Cordula Nagaba-Peters)

维尔纳 (Werner) 冈达·皮尔斯 (Gunda Pils)

Am Elfengrund 39, 64297 Darmstadt-Eberstadt

代表家人与朋友

追思礼将于 2026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15 时在保罗教堂 (Pauluskirche, Niebergallweg 20, Darmstadt) 举行。安葬仪式将在至亲范围内举行。

追思礼及随后的安葬仪式将于 202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五）10 时在万圣教堂 (All Saints Church, Hüttenweg 46, 14195 Berlin) 举行（位于达勒姆森林墓地对面）。

根据逝者愿望，请以捐款代替亲切的鲜花，捐款将用于达姆施塔特马蒂尔登高地 (Mathildenhöhe) 的巴库斯喷泉 (Bacchusbrunnen) 修复工作。

克劳斯-尤尔根·布鲁德教授博士 (Prof. . Klaus-Jürgen Bruder)

收款人：Wissenschaftsstadt Darmstadt，IBAN: DE93 5085 0150 0000 5440 00 用途：Denkmalschutz（文物保护），债务人编号 162552，Bacchusbrunnen（巴库斯喷泉）

发生在他人身上时，我们坦然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我们无法理解。

赫尔穆特·加尔茨博士 (Dr. Helmut Galts)

* 1951年2月13日 † 2026年8月1日

在悲痛之中，虽仍难以释怀，但对我们曾共同走过的旅程充满感激，我们带着爱与感恩地与您告别。

卡门·加尔茨 (Carmen Galts)

格尔达·罗尔夫·格尔德斯 (Gerda Rolf Gerdes)

霍尔格·博勒 (Holger Bolle) 西尔维亚·马克斯 (Silvia Marx)

希尔德加德·加尔茨 (Hildegard )

迈克尔·尤塔·加尔茨 (Michael Jutta ) 与 马滕·迪克 (Marten Dyk)

吊唁地址：Familie c / o Bestattungen Rueben, Haus der Begegnung, Uerdinger Straße 640, 47800 Krefeld

葬礼已在至亲好友的陪同下举行。

我们请求将原本用于花圈或鲜花的款项捐赠给 Krefelder Tafel e.V.（克雷费尔德食物银行），IBAN: DE75 3205 0000 0065 0385 56, BIC: SPKRDE33XXX，备注：Dr. Helmut 。

我们可以因为他的离去而流泪，也可以因为他曾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微笑。 —— 摘自 大卫·哈金斯 (David Harkins)

在经历了漫长且充满好奇心与兴趣的充实人生后，

法学博士、荣誉博士教授 乌韦·H·施奈德 (Uwe H. Schneider)

* 卡尔斯鲁厄，1941年1月29日 † 达姆施塔特，2026年8月24日

离开了我们。

他的学术同行们带着欣慰与悲痛之情共同缅怀：

赫里伯特·安津格教授博士 (Professor . Heribert Anzinger)

海因茨-迪特尔·阿斯曼博士 (. Heinz-Dieter Assmann)

托比亚斯·布劳尔博士 (. Tobias Brouwer)

乌尔里希·布尔加德博士 (. Ulrich Burgard)

马蒂亚斯·哈伯萨克博士 (. Mathias Habersack)

瓦尔特·哈丁博士 (. Walther Hadding)

彼得·霍梅尔霍夫多荣誉博士 (. . h.c. mult. Peter Hommelhoff)

格德·克里格博士 (. Gerd Krieger)

彼得·O·米尔伯特博士 (. Peter O. Mülbert)

迈克尔·尼奇博士 (. Michael Nietsch)

贝恩德·辛格霍夫博士 (. Bernd Singhof)

失去一个人是非常沉重的。然而，恰恰是在悲痛的时刻，许多人希望传递希望的信号。吊唁捐款可以让人们在极度困苦中获得帮助。

迪克·A·费尔斯博士 (. Dirk A. Verse)

“德国援助行动”（Aktion Deutschland Hilft）是由许多知名救援组织组成的联盟。我们共同帮助严重自然灾害的受害者重建未来。请通过您的吊唁捐款提供帮助。

联系人：比尔吉特·克鲁泽女士 (Frau Birgit Kruse)，电话：0228 / 242 92-430 www.Aktion-Deutschland-Hilft.de / Kondolenz

尊严之柱

教育使人们能够自救，以更挺拔的姿态面对生活。 brot-fuer-die-welt.de / bildung

赋予人类尊严。

actalliance 成员

告别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ebenswege.faz.net

“Lebenswege”是《法兰克福汇报》的悼念门户网站，为逝者亲属提供一个适当表达悲痛的空间。在这里，悼念公告在发布之日后仍可查阅，并可留下吊唁信息。

LEBENSWEGE

法兰克福汇报

高科技生产：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ies）在新加坡 照片：美光

意外的AI赢家：新加坡

全球每十颗芯片中就有一颗来自新加坡。恰恰是这个在人工智能面前战栗的金融中心，正从其繁荣中获益。

新加坡最大的惊喜出现在距离闪耀的市中心向西北方向开车半小时的岛上。在这里，在几乎空旷的北海岸大道（North Coast Drive）上，在可以望见邻国马来西亚的地方，一座由铁丝网围墙和门禁保护的新工厂预计将于今年年底投入运营，用于开发、组装、封装和测试人工智能的高速芯片。这将创造 1400 个新工作岗位。

这些纯白色厂房的建设方是美光（Micron），该公司在现有的生产设施之外，在此投资 70 亿美元。就在旁边，这家美国半导体制造商在几个月前为另一座两层高的“NAND闪存晶圆”工厂举行了动工仪式：这种存储芯片被用于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就像数字档案一样存储照片、视频、云内容以及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数据。该建筑拥有 65.000 平方米的无尘室面积，美光为此投入了另外 240 亿美元，计划从 2028 年起投入运行，并在新加坡创造另外 1600 个工业就业岗位。

尽管这个城市国家在世界上以金融中心著称，而非工业基地。位于上武吉底马路（Upper Bukit Timah Road）那座漂亮的福特工厂，在 1941 年建成时是东南亚第一个完整的汽车生产厂，但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已仅是一座博物馆。然而，当新加坡在 7 月中旬公布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初步预测时，即使是经济部的官员们也没有预料到如此之高：5,7%，最终结果甚至还高出 0,2 个百分点。8 月中旬，政府大幅提高了全年增长预测：从 2% 至 4% 上调至最高 5,5%——这种数值通常只出现在新兴市场国家，而非像新加坡这样的人均收入比德国高出三分之二的高薪国家。

新加坡此次再度腾飞，恰恰要归功于人工智能的繁荣。事实上，面对诸多挑战，岛上的目前情绪并非最佳：伊朗战争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税攻击威胁着其作为全球化枢纽的地位。而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高薪雇员们更为恐惧，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像 AI 开发商 Anthropic 这样的语言模型所取代，理论上这些模型可能会让金融分析师、税务顾问、合规经理和软件开发人员失业。总理劳伦斯·黄（Lawrence Wong）在 5 月 1 日警告称，某些工作将会消失。这个奉行极端自由主义的城市国家在其历史上首次提供失业救济。

如今，恰恰是人工智能拯救了新加坡在世界经济低迷之年的一年。该岛第二季度的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12,5%，这归功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硬件的需求。人们突然意识到，这个面积与汉堡相当的小国自 60 年代以来已发展成为一个电子工业基地，如今构成了人工智能供应链的物理核心。虽然新加坡没有开发自己的语言模型，像英伟达（Nvidia）那样最强高性能芯片的开发也不是在那里进行，而是在美国，且其

而在台湾进行生产。新加坡制造了全球十分之一的芯片和五分之一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它提供了围绕并供应AI计算机器的框架。如果说美国人设计了AI进步的发动机，台湾人将其制造出来，那么形象地说，新加坡则提供了变速箱。

其中包括像新加坡半导体供应商AEM这样的本土企业。其设备在芯片被安装到服务器、智能手机和AI数据中心之前，通过高电压和高温测试其可靠性。尤其是外国跨国公司，它们看重这个靠近赤道岛屿的基础设施和法律安全性，并在那里投资。Silicon Box也是新加坡本土培育的企业。这家成立仅五年的初创公司在东部的坦宾（Tampines）经营一家工厂，将其他公司制造的芯片在方形面板上进行“封装”，从而能够将其分解为小型模块化组件，进而提高AI应用的效率。

慕尼黑半导体巨头英飞 Infineon 同样不只是将新加坡作为销售办事处。德国人自1970年起就在该岛开展活动，最初是作为西门子的一部分。如今，英飞 Infineon 作为一家独立公司，通过这个物流枢纽掌控着其大部分年营业额。英飞 Infineon 在新加坡还经营着功率半导体、传感器、微控制器和安全芯片的生产线。这些组件控制电流和能量，调节电机，并使电子设备更加可靠。当美国供应商美光（Micron）在新加坡制造AI存储器时，英飞 Infineon 在该岛有400名开发人员在研究如何满足数据中心日益增长的能耗需求。

当然，新加坡在AI供应链中的地位并非一夜之间取得。早在1965年独立之年，在国父李光耀领导下的政府就开始有针对性地吸引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电子公司。三年后，美国半导体先驱国家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率先建立工厂，随后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惠普（Hewlett-Packard）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紧随其后。从现在的角度看，当时芯片的组装、布线、测试和封装非常简单。但这却是数十年来向高科技生产基地攀升的开始。制造商们看重该地稳定的能源和水资源供应——以及在这个被称为“亚洲瑞士”的国家中，其他一切都能高效运转。

而现在，恰恰是让许多新加坡人感到恐惧的AI在推动增长。经济部长颜金勇（Gan Kim Yong）在1月为美光新的240亿美元工厂奠基时表示，这座城市希望为科技巨头保持一个“可靠、高质量的AI供应链节点”。但如果政府随后没有立即给这种乐观情绪降温，那就不是新加坡的风格了：科技公司的投资可能会再次下降——万一AI热潮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泡沫。

布雷滕工厂出售意向者

拉文斯堡。位于巴登州布雷滕的博世-西门子家用电器（BSH）工厂员工仍寄希望于这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集团能为这座传统工厂找到买家。在过去的几周里，已有数家公司向这座位于卡尔斯鲁厄东部的城镇派遣代表，考察烤箱和抽油烟机的生产线。据BSH称，该工厂仅向潜在的欧洲买家提供，其中大多数意向者来自德国。

根据《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信息，至少已有四个代表团考察了该工厂。据BSH称，后续还计划进行更多访问。潜在买家是否愿意进入销售谈判阶段的反馈预计将在9月中旬前给出。

BSH最初打算完全关闭这座拥有约1000名员工的布雷滕工厂。在企业职工委员会提交了一套替代方案后，这家家用电器制造商改变了计划。目前，该公司正在为生产抽油烟机的工厂部分寻找买家，以便随后作为锚定客户继续从布雷滕采购抽油烟机。BSH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梅茨（Matthias Metz）在7月中旬告诉《法兰克福汇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建立一家能够接触新客户和新市场的独立公司的想法，为保留该基地的相关部分以及尽可能多的工作岗位提供了机会。”

由于BSH工厂整体产能利用率不足，BSH计划将烤箱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基地。关于抽油烟机生产部门的员工人数，以及这些岗位是否能通过出售得以挽救，BSH未予置评。一名发言人表示：“我们已经暂停了将抽油烟机生产活动转移至BSH波兰基地的所有活动。”企业职工委员会对这些谈判表示欢迎，但同时也持怀疑态度。职工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鲁道夫（Thomas Rudolph）表示：“我们看到了投资者到来的机会，但我们也知道，将我们的工厂从BSH集团中剥离并非易事。” ben.

为了给未来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是一项伟大的共同任务。无论是生日或夏季庆典，结婚纪念日或同学聚会，公司周年庆还是退休仪式：请分享您对历史建筑的热爱，并邀请您的宾客向德国古迹保护基金会（Deutsche Stiftung Denkmalschutz）捐款！

我们将每年在与我们共同庆祝的周年纪念者中，抽奖赠送一次古迹之旅以及许多其他诱人的奖品。

更多信息： 电话：0228 9091 250 网址：www.denkmalschutz.de / jubilate

我们依托文化而建。

欧空局资助德国火箭初创公司

欧洲旨在通过增加自主火箭数量以获得更好的太空准入

慕尼黑 / 法兰克福。两家德国火箭初创公司获得了欧洲空间局（ESA）的大额资助。其中，位于慕尼黑附近奥托布伦（Ottobrunn）的 Isar Aerospace 公司获得了最高额的合同承诺，金额为 1.978 亿欧元，用于开发其 Spectrum 火箭。Rocket Factory Augsburg 公司则获得了 1.869 亿欧元用于 RFA-One 火箭。西班牙竞争对手 PLD Space 的 Miura 5 火箭获得了 1.589 亿欧元的合同资助。

通过与这些年轻火箭制造商签署的合同，空间局启动了多阶段竞争的下一阶段。“欧洲发射器挑战赛”（European Launcher Challenge）旨在通过实现至少两种新型运载火箭的量产，从而改善欧洲进入太空的渠道。资金承诺是这些初创公司进展的指标，此前欧空局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分析。

Isar Aerospace 表示，将利用这笔资金开发下一代运载火箭，并加速测试和发射基础设施的扩建，以提高发射频率并支持未来的任务。对于这家初创公司而言，在今年 Spectrum 运载火箭的第二次试飞四次失败后，获得这笔承诺资金是一次重要的肯定。Isar Aerospace 负责销售的董事会成员 Stella Guillen 表示：“我们已经实现了该计划的首批重要里程碑，在确保独立进入太空方面，我们在欧洲占据了领导地位。”她认为 Isar Aerospace 正在推动欧洲下一代航天能力的提升，并为行业树立标杆。欧空局空间运输主管 Géraldine Naja 表示，通过此次融资，欧空局支持欧洲航天能力的建设，并有助于增强竞争力。

联邦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SPD）在 7 月底访问位于奥托布伦的 Isar Aerospace 工厂期间，谈到了联邦国防军建立火箭发射场的计划。目前欧洲在苏格兰设兰群岛的安斯特岛（Unst，Saxavord）以及挪威的安多亚（Andøya）设有火箭发射场，Isar Aerospace 今年曾四次尝试从安多亚发射其 Spectrum 运载火箭，但均告失败。

2 亿欧元对于该公司来说是一笔巨款。到目前为止，Isar Aerospace 从投资者那里筹集的资金可能接近 8 亿欧元。在最近一轮 2.7 亿欧元的融资中，该公司的估值约为 20 亿欧元，北约创新基金以及大众汽车大股东保时捷汽车控股公司（Porsche Automobil Holding）也参与了投资。

欧空局在竞争中重点关注小型火箭。RFA 和 PLD 的开发目标是分别承载约半吨的有效载荷，而 Isar Aerospace 的火箭在当前配置下可运输高达一吨的载荷。在大型运输业务领域，Ariane 和 Avio 是主要供应商。在这次竞争中，欧空局扮演着内容和资金资助者以及发射时段利用的锚定客户角色，制造商必须证明火箭的功能。欧空局战略与运载火箭主管 Lucia Linares 表示，现在取决于参赛者能否“证明他们能为欧洲提供可靠的发射服务并在竞争中生存”。

在“欧空局发射器挑战赛”中，来自法国的 Ariane 子公司 Maiaspace 仍在竞争之列。目前尚未与该公司签署合同。但欧空局表示，该进程“即将完成”，并将在“未来几周内继续”推进。maf. / tko.

奶农获得特例

由于干旱，法国放宽奶酪生产规定

巴黎。由于今年夏天的干旱，法国放宽了针对几种特殊奶酪的严格生产规定。生产传统奶酪 Abondance、Beaufort 和 Comté 的农民现在被允许破例给奶牛喂食产地较远的饲料，或增加此类饲料的喂食量。这三种由生牛奶制成的熟成压制奶酪拥有所谓的“原产地名称保护”（PDO）认证。这一欧盟范围内的标志旨在保护特殊的地区产品，因此其生产过程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

Abondance 和 Beaufort 产于法国的萨伏伊地区。由于干旱，农民现在可以给奶牛喂食更多的干草。按照规定，这些动物应主要以牧草为食。

此外，允许使用原饲料产区以外的更多干草。对于在汝拉山脉生产的 Comté 奶酪，法国允许农民使用在其他地方种植的青贮玉米。

据法国气象局（Météo France）称，法国的土壤干燥程度达到了 1959 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干旱自 6 月起便开始蔓延，并因严重缺雨和高温而加剧。自 8 月中旬以来，法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地区受到干旱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土壤干旱程度自 7 月初以来已达到平均最高值。

法国共有近 50 种奶酪被列入原产地名称保护名单。为了获得该标志，产品的所有生产步骤必须在明确界定的原产地范围内进行，并按照明确规定的程序执行。这其中就包括饲料的来源以及动物放牧的时间长短。dpa

天气服务中心

今日预报

调味 / 烟熏豆腐 原味豆腐

豆腐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餐盘中

空荡的货架、社交媒体上琳琅满目的食谱以及旺盛的需求：豆腐正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它绝非一种新产品。豆腐是一种拥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食品，拥有自己的传统、食谱和烹饪方式——无论是经过腌制后烧烤、熏制、油炸，还是作为酱汁和甜点中的稠化剂。其可能性似乎无穷无尽。不到三年前，德国的豆腐销量约为九百万公斤。2025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3,6百万公斤。

德国大豆促进协会（Deutscher Sojaförderrings）主席马丁·米尔施（Martin Miersch）表示，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在于传统。该协会拥有220家来自农业、贸易和育种领域的会员企业，旨在促进大豆的生产和加工。米尔施表示：“豆腐是一种独立的食品，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可以通过调味展现出非常多样的面貌。”

此外，饮食习惯的改变也起到了作用。尽管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豆腐经常被视为一种素食肉类替代品。而在德国，过去十年中，采取素食或纯素饮食的人数大幅增加。2015年，德国有5,4百万人口采取素食饮食，202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近8,5百万。纯素食者的数量——在较低的基数基础上——几乎翻了一番。② 总共有超过一千万人口放弃食用肉类。米尔施表示，植物性饮食本身就是一种趋势，“尤其是在弹性素食者（Flexitariern）之中。”市场由那些向着减少肉类依赖的饮食方向转变的消费者所决定。

因此，豆腐的市场潜力巨大。根据欧洲良好食品研究所（Good Food Institute Europe）的数据，虽然2025年植物性肉类替代品的总销量下降了约2%，但豆腐工业却在扩张。德国最大的豆腐生产商之一 Taifun 目前正在扩大产能。在弗赖堡，一座新的豆腐生产设施和一个大豆筒仓正在建设中。尽管如此，2025年肉类替代品的销量仍是豆腐销量的3,5倍以上。

豆腐市场增长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其低廉的价格。③ 其他素食蛋白质来源，如由小麦蛋白组成的赛坦（Seitan）和发酵大豆产品天贝（Tempeh），价格是豆腐的两倍多。原因之一是从大豆中可以提取出豆腐的数量：一公斤大豆可以生产两公斤豆腐。

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豆类。“如果您使用任何大豆，都能做出豆腐，但在

有些人简直厌恶这种食品，而另一些人则将这种蛋白质来源奉为最喜爱的产品。但为什么豆腐会成为趋势？

作者：卢卡·诺伊舍费尔-鲁贝（Luca Neuschaefer-Rube，文字），妮可·戈梅斯·罗德里格斯（Nicole Gomes Rodrigues）和朱莉亚·贝兰（Julia Bellan，图表）

① 豆腐需求上升 德国豆腐销量，单位：百万公斤

② 更多人放弃肉类 ③ 豆腐最便宜 素食蛋白质来源的平均价格，单位：欧元 / 公斤（2025） 德国自称为素食者 / 纯素食者的人数，单位：百万人

“人们会说：‘噢，不，就是那种像砖块一样的东西’，”米尔施（Miersch）说道。此外，一公斤大豆可能只能产出约 1,2 公斤豆腐。因此，人们培育了专门的豆腐豆品种。如果使用这些品种，“那么产出的产品会更松软、更细腻、更有油脂感，在煎炸时能形成酥脆的外皮，同时内部保持蓬松松软，”他说道。在豆腐大豆中，特定蛋白质组均匀储存水分的能力尤为突出。米尔施解释说，豆腐制造商有针对性地培育了这些豆类。Taifun 公司通过与霍恩海姆大学（Universität Hohenheim）合作，为其产品开发了专用豆类。

④ 但大豆主要是一种进口产品。德国的自给率仅为 3,7%。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5 年德国本土收获量为 130,800 吨，而进口量约为 3,4 百万吨。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其他重要供应国包括巴西、乌克兰和波兰。

⑤ 大豆粕的产量在二十年间翻了一番

米尔施表示，德国拥有大得多的自主生产潜力。2025 年，全德大豆种植面积为 43,300 公顷，而 2016 年仅为 15,800 公顷。这位专家将德国本土的目标设定在至少 100,000 公顷。气候变化使得在大多数

⑥ 替代肉类产品的生态足迹更小

生态足迹（单位：每公斤食品产生的二氧化碳当量公斤数）

目前德国的部分地区已经足够温暖，可以种植大豆。在育种方面已经发生了一场“小型革命”，培育出了优秀的新品种。

此外，大型农业企业的兴趣也在增加。这也是因为“许多农民在现有的轮作模式下承受着压力”。在玉米和油菜等作物中，由于种植过于频繁，即在轮作中出现次数过多，导致病虫害问题日益严重。而大豆则能缓解这一压力。

“德国64%的耕地适合种植大豆，”大豆推广协会主席表示。如果大豆在轮作中平均占比达到10%，理论上德国的自给率可以提高到65%。目前尚未实现这一点，是因为米尔施（Miersch）所称的“产量缺口”：每公顷通常会损失约半吨的产量。通过改善种植地点、机械设备或增加大豆种植知识，可以弥补这一缺口。

提高自给率的影响不仅限于豆腐爱好者。⑤ 约98%的大豆在国际上被用作牲畜饲料。大豆粕在提取大豆油的过程中产生，具有极高的蛋白质含量，使其成为最常用的饲料之一。在过去的两年中，全球每年生产的大豆粕均超过2.77亿吨。根据预测，2026年这一数字可能超过2.88亿吨。米尔施表示：“如果我们想产生影响，就必须首先从畜牧业入手。”进口大豆必须部分地被本土产品所取代。

⑥ 在可持续性方面，豆腐几乎是无敌的，蛋白质来源的生态足迹对比显示了这一点。根据Ifeu研究所的数据，牛肉的生态足迹比豆腐高出13倍以上，鸡肉、鱼肉和猪肉则高出约5倍。在与蔬菜或其他蛋白质来源的素食替代产品对比时，豆腐同样胜出。这是为什么？“这源于专家所称的‘蛋白质利用效率’，”米尔施解释道。

一颗大豆中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既可用于制作豆腐，也可用于动物饲料。“如果我将蛋白质喂给猪，只有16%的大豆蛋白能转化为猪肉。其余部分则变成了粪便和尿液。”在鸡蛋中，利用效率至少在25%左右。“相比之下，豆腐的蛋白质利用效率几乎达到100%。我几乎将大豆中所有的蛋白质都转移到了豆腐中。”

丰富的食谱、不断增长的市场、巨大的种植潜力以及相对较低的生态足迹——在这些前提条件下，豆腐热潮短期内不会结束。

statista

statista 📋 数据研究：Luca Neuschaefer-Rube；来源：欧洲良好食品研究所 (Good Food Institute Europe)、IfD Allensbach、联邦统计局、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局 (USDA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Ifeu

网络查询：www.faz.net / wetter

特殊天气事件 F.A.Z. 天气信息

德国城市天气

< / td><>29.08.< / ><>30.08.< / ><>31.08.< / >< / tr><><>亚琛< / ><>22°< / ><>21°< / >< / ><><>阿尔科纳< / ><>23°< / >< / ><><>柏林< / ><>26°< / >< / ><><>不来梅< / ><>24°< / ><>23°< / ><>22°< / >< / ><><>布罗肯峰< / ><>15°< / ><>14°< / ><>13°< / >< / ><><>科特布斯< / ><>26°< / ><>28°< / ><>27°< / >< / ><><>库克斯港< / ><>22°< / ><>21°< / >< / ><><>德累斯顿< / ><>25°< / ><>27°< / ><>26°< / >< / ><><>杜塞尔多夫< / ><>24°< / ><>23°< / ><>22°< / >< / ><><>埃尔福特< / ><>25°< / ><>26°< / ><>25°< / >< / ><><>埃森< / ><>23°< / ><>22°< / >< / ><><>费尔德山< / ><>14°< / ><>15°< / ><>14°< / >< / ><><>费尔德山 / 图林根< / ><>19°< / ><>20°< / ><>19°< / >< / ><><>法兰克福< / ><>26°< / ><>27°< / ><>26°< / >< / ><><>弗赖堡< / ><>26°< / ><>27°< / ><>26°< / >< / ><><>加米施< / ><>23°< / ><>26°< / ><>24°< / >< / ><><>格赖夫斯瓦尔德< / ><>24°< / >< / ><><>大阿尔伯峰< / ><>15°< / ><>17°< / ><>16°< / >< / ><><>汉堡< / ><>24°< / ><>23°< / ><>22°< / >< / ><><>汉诺威< / ><>24°< / ><>23°< / >< / ><><>赫尔戈兰岛< / ><>20°< / ><>19°< / >< / ><><>霍夫< / ><>23°< / ><>24°< / ><>23°< / >< / ><><>卡勒阿斯滕< / ><>18°< / ><>17°< / >< / ><><>卡尔斯鲁厄< / ><>26°< / ><>27°< / ><>26°< / >< / ><><>卡塞尔< / ><>25°< / ><>24°< / >< / ><><>科隆< / ><>25°< / ><>24°< / >< / ><><>康斯坦茨< / ><>25°< / ><>27°< / ><>25°< / >< / ><><>莱比锡< / ><>26°< / ><>27°< / ><>26°< / >< / ><><>吕贝克< / ><>23°< / ><>22°< / >< / ><><>马格德堡< / ><>27°< / ><>26°< / >< / ><><>曼海姆< / ><>26°< / ><>27°< / ><>26°< / >< / ><><>慕尼黑< / ><>25°< / ><>28°< / ><>26°< / >< / ><><>诺德奈岛< / ><>21°< / ><>19°< / >< / ><><>纽伦堡< / ><>26°< / ><>27°< / ><>26°< / >< / ><><>奥伯斯多夫< / ><>23°< / ><>25°< / ><>23°< / >< / ><><>奥斯纳布吕克< / ><>24°< / ><>23°< / >< / ><><>帕绍< / ><>27°< / ><>29°< / ><>27°< / >< / ><><>罗斯托克< / ><>23°< / ><>22°< / >< / ><><>萨尔布吕肯< / ><>25°< / >< / ><><>斯图加特< / ><>26°< / ><>27°< / ><>26°< / >< / ><><>叙尔特岛< / ><>20°< / ><>19°< / >< / ><><>特里尔< / ><>24°< / ><>25°< / ><>24°< / >< / ><><>楚格峰< / ><>6°< / ><>8°< / ><>7°< / >< / ><>< colspan="4">日最高气温预测< / >< / table>

一本书中的咖啡世界：从种植、贸易到冲煮、品鉴以及社会责任。为所有想要了解当今咖啡行业特质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人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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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国天气

不来梅、下萨克森州、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多云至阴天，尤其是沿海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下午气温在北弗里斯兰的 20 度与阿尔特马克局部地区的 25 度之间。西南风，风力中等至清新，阵风时强。

柏林、勃兰登堡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图林根州、萨克森州： 阳光与部分云层交替。波罗的海沿岸局部有阵雨，其余地区基本干燥。下午气温在 23 到 27 度之间。厄尔士山脉和图林根林山的高海拔地区气温较低。西南风，风力中等至清新。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黑森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萨尔州： 多云，时有阳光。起初仅局部有阵雨，傍晚阵雨频率增加。最高气温在豪erland高地的 20 度与普法尔茨的 26 度之间。西南风，风力中等至清新，阵风强。

阳光与云层交替出现。起初主要在北海周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以及波罗的海沿岸有阵雨或雷阵雨。傍晚时分，新的雨云将移至西部和西北部。气温升至 20 到 27 度。东部和南部吹弱至中等西南风，北部和西部吹中等至清新西南风，阵风强。

生物气象

气象敏感者经常感到头痛，在有相应病史的情况下还会出现偏头痛发作。低血压以及有心脏或循环系统问题倾向的人员应尽可能避免体力活动。手术疤痕可能会产生感应。欧艾草花粉浓度为弱至中等，禾本科花粉浓度较低。

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 长时间晴朗阶段与云层交替，仅有零星阵雨。下午气温在北弗兰肯的 21 度与上莱茵局部 27 度之间。西南至西风，风力弱至中等。零度线高度在 3600 米。

更多天气信息与数据请访问互联网：www.faz.net

H 高压 T 低压 暖锋 冷锋 混合锋面

欧洲城市天气

< / td><>29.08.< / ><>30.08.< / ><>31.08.< / >< / tr><><>阿姆斯特丹< / ><>22°< / ><>21°< / >< / ><><>雅典< / ><>34°< / ><>35°< / >< / ><><>巴塞罗那< / ><>30°< / >< / ><><>贝尔格莱德< / ><>37°< / ><>34°< / ><>37°< / >< / ><><>博尔扎诺< / ><>32°< / >< / ><><>布鲁塞尔< / ><>22°< / ><>21°< / >< / ><><>布达佩斯< / ><>29°< / ><>32°< / >< / ><><>布加勒斯特< / ><>30°< / ><>34°< / ><>35°< / >< / ><><>都柏林< / ><>18°< / ><>19°< / >< / ><><>杜布罗夫尼克< / ><>33°< / ><>32°< / ><>31°< / >< / ><><>赫尔辛基< / ><>20°< / ><>18°< / >< / ><><>伊斯坦布尔< / ><>25°< / ><>28°< / >< / ><><>基辅< / ><>27°< / ><>25°< / ><>27°< / >< / ><><>哥本哈根< / ><>22°< / ><>21°< / ><>22°< / >< / ><><>拉斯帕尔马斯< / ><>29°< / >< / ><><>里斯本< / ><>29°< / ><>30°< / ><>29°< / >< / ><><>卢布尔雅那< / ><>22°< / ><>28°< / ><>30°< / >< / ><><>伦敦< / ><>21°< / ><>23°< / >< / ><><>马德里< / ><>31°< / ><>33°< / ><>34°< / >< / table>

<><>< / ><>29.08.< / ><>30.08.< / ><>31.08.< / >< / ><><>米兰< / ><>31°< / ><>32°< / >< / ><><>马拉加< / ><>29°< / ><>31°< / >< / ><><>马略卡岛< / ><>32°< / >< / ><><>莫斯科< / ><>21°< / ><>22°< / ><>25°< / >< / ><><>那不勒斯< / ><>35°< / ><>34°< / ><>33°< / >< / ><><>尼斯< / ><>30°< / ><>29°< / >< / ><><>奥斯陆< / ><>19°< / ><>20°< / >< / ><><>巴勒莫< / ><>35°< / ><>34°< / ><>32°< / >< / ><><>巴黎< / ><>24°< / ><>25°< / >< / ><><>布拉格< / ><>24°< / ><>27°< / ><>26°< / >< / ><><>里加< / ><>22°< / >< / ><><>罗马< / ><>35°< / ><>34°< / >< / ><><>索非亚< / ><>32°< / ><>33°< / >< / ><><>斯德哥尔摩< / ><>17°< / ><>22°< / ><>21°< / >< / ><><>圣彼得堡< / ><>22°< / ><>17°< / ><>24°< / >< / ><><>威尼斯< / ><>31°< / ><>30°< / >< / ><><>华沙< / ><>23°< / ><>27°< / >< / ><><>维也纳< / ><>28°< / ><>31°< / ><>29°< / >< / ><><>苏黎世< / ><>25°< / ><>27°< / ><>25°< / >< / table>

< / td><>29.08.< / ><>30.08.< / ><>31.08.< / >< / tr><>< colspan="4">非洲城市天气< / >< / ><><>阿克拉< / ><>24°< / >< / ><><>阿尔及尔< / ><>32°< / ><>33°< / >< / ><><>卡萨布兰卡< / ><>27°< / ><>28°< / >< / ><><>约翰内斯堡< / ><>20°< / ><>21°< / ><>23°< / >< / ><><>开罗< / ><>37°< / ><>35°< / >< / ><><>开普敦< / ><>18°< / >< / ><>< colspan="4">北美城市天气< / >< / table>

<><>芝加哥< / ><>27°< / ><>30°< / ><>33°< / >< / ><><>洛杉矶< / ><>34°< / ><>31°< / ><>29°< / >< / ><><>迈阿密< / ><>36°< / >< / ><><>蒙特利尔< / ><>23°< / ><>24°< / ><>21°< / >< / ><><>纽约< / ><>28°< / ><>31°< / ><>27°< / >< / ><><>温哥华< / ><>17°< / ><>16°< / ><>23°< / >< / table>

<>< colspan="4">拉丁美洲城市天气< / ><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20°< / ><>21°< / ><>20°< / >< / ><><>加拉加斯< / ><>35°< / ><>34°< / >< / ><><>利马< / ><>24°< / ><>23°< / >< / ><><>墨西哥城< / ><>20°< / ><>21°< / >< / ><><>里约热内卢< / ><>34°< / ><>32°< / ><>33°< / >< / ><><>圣地亚哥< / ><>17°< / ><>18°< / >< / table>

中东城市天气

<><>安卡拉< / ><>24°< / ><>29°< / >< / ><><>安塔利亚< / ><>38°< / ><>37°< / >< / ><><>巴格达< / ><>49°< / ><>44°< / ><>39°< / >< / ><><>迪拜< / ><>47°< / ><>46°< / >< / ><><>利雅得< / ><>44°< / >< / table>

亚洲城市天气

<><>曼谷< / ><>30°< / ><>26°< / ><>27°< / >< / ><><>香港< / ><>34°< / ><>32°< / ><>31°< / >< / ><><>上海< / ><>29°< / >< / ><><>新德里< / ><>35°< / ><>34°< / >< / ><><>北京< / ><>32°< / ><>29°< / >< / ><><>首尔< / ><>30°< / ><>32°< / >< / ><><>东京< / ><>24°< / ><>28°< / >< / table>

<>< colspan="4">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 >< / ><><>奥克兰< / ><>14°< / ><>16°< / ><>15°< / >< / ><><>墨尔本< / ><>15°< / ><>16°< / ><>15°< / >< / ><><>悉尼< / ><>19°< / ><>21°< / ><>23°< / >< / table>

特别天气事件 2005年8月29日，极强飓风卡特里娜在纽奥良附近袭击美国南海岸。造成超过1800人死亡。

“我们行善——但持有企业家的标准”

邮购业务是奥托帝国（Otto-Imperium）的萌芽。其背后的新战略负责人是本杰明·奥托（Benjamin Otto），他在汉堡以慈善之姿崭露头角。他与妻子雅尼娜·林·奥托（Janina Lin Otto）共同投入数百万欧元，打造一项关于生活与学习的方案。

在奥托集团（Otto Group）总部旁边有一个校园，由五栋建筑和281个房间组成。这就是“Life Hamburg”的外部形态。他们两人通过自己的基金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使该项目现在能够启动。这个项目具体是关于什么的？

雅尼娜·林·奥托：Life Hamburg 是一个独特的校园，旨在实现跨代共融、终身学习以及整体福祉——并与我们的环境和谐共处。我们为建设性的交流提供空间，从而催生新事物：包括工作坊和实验室、花园、厨房，以及用于瑜伽、舞蹈或音乐的房间。

本杰明·奥托：我们希望在教育领域创造一些新东西，一些独特的东西。我们整体基金会（Holistic Foundation）的方法是将那些通常被分开考虑的生活领域联系起来：教育与运动、创造力与科学、理论与实践。

这与个人经历有关吗？对我来说，这听起来简直像是有过某种“学校创伤”。

本杰明·奥托：说“创伤”就太过了。事实上，在学生时代，我经常很难将理论知识装进脑子里。我个人在实践中学习效果更好。传统的正面教学法（Frontalunterricht）并不适合每个人。

花卉、水果、蔬菜：在整体基金会的新校园里，园艺也属于项目的一部分。

开始规划 Life Hamburg。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创办一所好学校而来的。我们希望实现系统性的变革。

关注度一定很高。谁能从中受益？

（Life Hamburg 照片）

雅尼娜·林·奥托：在启动之初，我们大约有90个名额，但有超过一千名申请者。关于谁被录取，将根据个体情况决定：哪些孩子能让我们提供最优质的陪伴？

本杰明·奥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接收450名学生甚至更多。我们也在考虑将方案扩展至高中毕业（Abitur）阶段——毕竟校园里还有空间。重要的是：我们追求多样性。不同的孩子在能力上互补，从而相互促进。录取决定由校长与教学团队共同做出。他们是专家，能够通过经验识别并感知哪些学习类型适合这些学习小组。

谁能真正就读这所学校？是否只有资金雄厚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学费？

雅尼娜·林·奥托：不应让金钱成为障碍。我们的基金会也提供奖学金。

本杰明·奥托：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被排除在外，这适用于整个校园。当然，我们无法让所有服务都免费。在 Maker Space（一个设有3D打印机和机器人用于实验的工作坊）中，会产生材料成本。但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来自结构性弱势社区的学校想要使用 Maker Space，可以通过我们的整体基金会来实现。

雅尼娜·林·奥托：最终关注的始终是意义。在整体基金会，我们衡量“社会投资回报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套计算方法，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投入的资本，实现最大的公益影响力。

校园内的方案是如何产生的？

本杰明·奥托：网络化是其特别之处，这适用于整个校园。由于在空间上靠近奥托集团，这使得与经济界的接触变得简单便捷……

Otto集团首席执行官佩特拉·沙尔纳-沃尔夫（Petra Scharner-Wolff）在开幕典礼上大致宣布，首批员工将尽快在校园内开展活动。

本杰明·奥托（BENJAMIN OTTO）：没错，这就是联网的一部分。课程和活动计划是根据周边居民以及合作伙伴的需求和供给而产生的。我对这里将要形成的状态最喜欢的称呼是“村落共同体”。我们正在Life-Campus上创建一种村落共同体。

这样做难道不会与其他参与者产生竞争吗？比如协会、教会、成人教育中心（Volkshochschulen）？

雅妮娜·林·奥托（JANINA LIN OTTO）：我们是在填补一项空白。人们正在寻找新的聚集地，这些地方能够基于价值观运作并赋予希望。此外，我们现在以及今后将继续与公益组织及经济组织开展伙伴关系合作。

如果个别课程提供者不能认同你们的价值观，这件事也可能会出问题。涉及人工智能（AI）、社交媒体、政治、民主等话题时，情况可能会变得棘手。

礼堂白天由学生用于体育活动，而得益于内置舞台，晚上可变为音乐会场地。我们计划在启动阶段后，每天提供多达50种不同的项目。在三到五年内，校园应实现收支平衡。

本杰明·奥托（BENJAMIN OTTO）：我们不想每年重新捐赠巨额资金。我们的原则遵循“新慈善主义”（New Philanthropy）。我们做善事，但带有企业家的追求。经济模式已经证明它们在市场上具有生存能力。将此与公益性相结合，就形成了新慈善主义。

你们之所以能捐赠这么多，是因为你们属于Otto家族。您的父亲是迈克尔·奥托（Michael Otto），他因其成就常被称作“邮购之王”。今年春天，您从他手中接管了Otto集团的战略领导权，现在您担任股东会和基金会理事会的负责人。在这个角色中，您的目标是什么？

本杰明·奥托（BENJAMIN OTTO）：我的目标是将Otto集团引领向一个强大的未来。其中一个关键部分将是工业生产数字化（即所谓的“工业 4.0”）之后的下一个阶段。未来的核心在于塑造人机关系，这是我的诉求。人工智能在此具有决定性影响。关键在于创造一种文化，让所有员工既能充分利用AI的可能性，又能识别其危险和局限。同时，还需要仔细审视AI究竟在哪些方面能带来真正的附加值。

雅妮娜·林·奥托（JANINA LIN OTTO）：这正是我们想要应对的挑战。每个孩子都有巨大的潜力，而学校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挖掘这种潜力。顺便提一下，在企业家中可以发现很多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gente）人群，即那些偏离常规、在传统教育体系中较为吃力的人。恰恰是这些人能够为我们时代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恰好，校园的配套设施中包括一所私立学校。其理念是什么？

雅尼娜·林与本杰明·奥托

雅尼娜·林·奥托：这是一所经政府批准的独立运营学校。我们提供跨年级学习，因为这具有许多优势。学生们能体验到完全不同的自我效能感。最重要的是，这能预防欺凌。我们这里没有传统的班级，而是学习小组；我们为一至三年级和四至六年级分别设立了两个学习小组。顺便提一下，我们还将园艺课重新引入了汉堡的学校。通过我们的“生命学院”（Academy of Life）概念，自八年前我们开始

雅尼娜·林·奥托：这些正是我们两人都非常重视的议题。我们已经计划在秋季举办一场人工智能（AI）节以及面向老年人的工作坊。我们还举办关于媒介素养（“利用新闻”）或深度伪造（Deepfakes）的活动，因为后者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识别。针对这些议题，我们在网络中拥有许多优秀的支持者。此外，我们还拥有经验丰富的项目经理，负责审核各项方案是否符合校园的价值观。

谈谈钱吧：这一切的成本是多少？

奥托这个姓氏有所帮助，财富同样如此：雅尼娜·林·奥托（40岁）在回顾过去几年的工作时表现得非常现实，这些年她与丈夫本杰明·奥托（51岁）共同开发了“Life Hamburg”项目。她解释说，只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一切皆有可能。在学习工商管理专业后，她创办了第一家公司。凭借其作为“未来塑造者”的自我定位，她找到了本杰明·奥托这个被视为战略家和愿景规划者的合作伙伴。银行职员培训、伦敦留学、海外工作经历以及自主创业，构成了他作为奥托集团（Otto Group）“执行股东”的地位基础。今年春季，他接替父亲出任基金会与股东委员会主席。这对夫妇与两个孩子一起住在汉堡附近的一个乡村庄园里。

照片 Life Hamburg/

在奥托面临亚马逊（Amazon）、希音（Shein）等强力竞争的时代，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在您的角色中，您很少涉及具体运营，对吗？您的工作更多是关于长期的方向设定？

这一切的成本： 本杰明·奥托：仅在校园建设方面，我们就投入了中等两位数的百万欧元。此外还有经常性开支，主要是人员成本。目前 Life Hamburg 约有 20 名员工，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

本杰明·奥托：没错。我的强项在于战略。我提供愿景冲动，并以世代为单位进行思考。在目前人员配置更强的股东委员会中，我们可以汇集多元化的视角，从而进行非常广泛的思考。贸易模式并不一定非要维持现状。目标是利用奥托集团内部的优势来塑造未来。

那么未来的融资计划如何？

雅尼娜·林·奥托：部分经常性开支由收入覆盖，包括课程费、餐饮销售、场地租赁和赞助。在理想情况下，整栋建筑应被多次重复利用：例如，多功能

提问者：苏珊娜·普鲁斯（Susanne Preuß）。

战略投资为贝塔斯曼带来回报

“贝塔斯曼正处于繁荣期”：即将离任的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拉贝如此总结这家媒体集团目前的成功

汉堡。媒体集团贝塔斯曼（Bertelsmann）的长期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拉贝（Thomas Rabe）在回顾半年报数据时措辞明确。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贝塔斯曼正处于繁荣期。”营收增长5%，达到 93 亿欧元，这是除 2021. 年疫情年之外，过去二十年来最高的营收增长。他表示，集团广泛的投资组合对此做出了贡献，从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团企鹅随机屋（Penguin Random House），到服务部门 Arvato（其物流和金融服务在时尚和美容领域也取得了成功）。

凭借这一增长，贝塔斯曼实现了 13 亿欧元的营业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这也增长了近5%。但拉贝重点强调的是集团净利润，该项指标增长了 45%，达到近 3 亿欧元。

在贝塔斯曼董事会任职 21 年后，拉贝将在年底将首席执行官一职移交给家族掌门人莱因哈德·蒙（Reinhard Mohn）的孙子托马斯·科斯费尔德（Thomas Coesfeld）。在交接前几个月，他可以认为自己的战略得到了验证。自拉贝在 2021 年宣布名为“Boost”的投资计划以来，已投资 77 亿欧元。一旦已决定收购的音乐公司 Concord 完成交易（拉贝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完成），该总额将上升至100亿欧元。

这些投资的重点是这家总部位于居特斯洛（Gütersloh）的集团的全球化及其更广泛的布局。这位贝塔斯曼高管强调：“对我而言，一个特别关注的点是 RTL 电视业务的成功转型，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盈利支柱之一。”他曾连续几年兼任总部位于卢森堡的上市公司 RTL 集团（ Group）以及 德国公司的负责人。

多年来， 投入了高额成本来推动流媒体业务。其目标是弥补所谓线性电视（有固定播出时间）日益萎缩的用户基础。拉贝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指出：“Netflix 在很多年里也经历了启动期的亏损。”在建立广泛的营收基础之前，技术和内容的构建以及市场营销都产生了高昂的成本。

目前， 的流媒体业务在今年上半年已突破盈亏平衡点。拉贝预计全年将贡献 1.2 亿欧元的营业利润（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因此， 全年的整体业绩有望增长至远超10亿欧元，部分原因在于第四季度传统上凭借高额广告收入能提供更强的业绩贡献。

尽管 Arvato 集团正迅速追赶，但 仍将是该媒体集团最强的盈利支柱。这个服务部门起源于图书俱乐部业务，而后者正是如今集团的雏形。目前，Arvato 的物流客户涵盖多个行业，其中不乏数据中心运营商。与此同时，Arvato Systems 正在扩大在主权云服务领域的影响力。

在金融服务领域，贝塔斯曼（Bertelsmann）现在甚至正演变为一家银行。拉贝（Rabe）报告称，公司已在卢森堡为金融科技公司 Riverty 申请并获得了银行执照。促使这一举动的原因是欧盟针对 2026 年 11 月起生效的消费信贷业务所做的监管调整。这尤其涉及被称为“BNPL”（先买后付）的分期贷款，这类贷款经常被指责为“债务陷阱”。在完成了耗时数月且复杂的申请程序后，拉贝明确表示，公司现在希望利用这一银行执照：“我们正在考虑在现有业务之外还能开展哪些工作。”

健康议题在贝塔斯曼的投资组合中重要性日益增加。拉贝表示，跨所有部门在该领域的年营业额已达到 10 亿欧元。一方面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高昂的成本压力，公司认为在提供提高效率的解决方案方面存在机遇。其投资部门在全球持有 328 项投资，并在第一季度设立了一个名为“贝塔斯曼医疗保健投资”（Bertelsmann Healthcare Investments）的基金。 苏珊娜·普罗伊斯（SUSANNE PREUß）

阴影下的展会

作者：多米尼克·耶格尔 (Dominik Jäger)

只需 27 分钟，就足以让为期五天的 Gamescom（科隆游戏展）显得黯然失色。在这场全球最大规模电子游戏展的首个开放日晚上，Rockstar Games 发布了一段详细的预告，揭秘了许多玩家期待多年的游戏《GTA 6》。这部成功游戏系列《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的续作在经历多年延迟后，将于 11 月上市。许多其他大作则被推迟到 2027 年春季才发布，仅仅是为了避免与这个行业巨头竞争。像 Rockstar Games 这样的发行商需要吸引每一位玩家——因为全球游戏产业正面临压力。许多工作室在解雇开发人员，人工智能（AI）则在业内引发分歧。人工智能的优势显而易见：能以更低成本在更短时间内完成编程；整个游戏世界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生成。然而，开发人员大多将自己视为创意产业的一部分，因此拒绝使用 AI。但根据调查，越来越多的玩家对 AI 持积极态度。此外，半导体短缺也给参展的硬件制造商带来了压力。德国游戏产业上半年的营业额下降了 3%。此外，市场正日益向“直接面向客户”的模式转变。目前，半数玩家直接通过开发者的网店购买新游戏，而非通过平台。

例如，PlayStation 的制造商索尼（Sony）正日益加强对客户的绑定，且自新冠疫情停展以来一直未回归 Gamescom。而《GTA》的发行商向来避开该展会。虽然其他公司今年带着大作回归，且预计参观人数将接近 2019 年的纪录年份（当时有 373.000 名粉丝涌入科隆展馆），但 Gamescom 首先是一个大型的大众活动。尽管首次访问该活动的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肯定了游戏产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相关性，但该行业所要求的税收补贴仍无法迅速实现。如果 Gamescom 想要成为该行业的代表，它必须在一个“27 分钟的游戏片段就能吸引全球约 30 亿玩家关注”的环境中证明自己的地位。

乐观的化学工业

慕尼黑。深陷危机中的德国化学工业情绪突然好转：慕尼黑 Ifo 研究所表示，自四年前以来，化学企业在即将结束的 8 月份首次再次对当前的经营状况给出积极评价。该指标已从 7 月的负 14,6 点上升至目前的正 11,6 点。据分析，原因在于伊朗战争导致亚洲供应中断。

由当前经营状况和未来几个月预期组成的行业商业气候综合指标从负 26,3 点上升至负 2,4 点。Ifo 研究员安娜·沃尔夫（Anna Wolf）将其称为“特殊繁荣”。因为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严重影响了天然气及其他化学原材料向亚洲的供应，导致生产下降。此外，中国对硫酸实施了出口限制，而硫酸是生产肥料及许多其他产品所需的化学品。

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反叛分子继续威胁红海的航运，从而影响苏伊士运河的通行。因此，许多来自亚洲的船只选择绕道非洲南端。这导致了成本增加和交货时间延长。由于战争看不到结束的迹象，Ifo 认为德国化学企业预计这种特殊繁荣将持续下去。dpa

聚焦：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的交易员 照片 dpa

为什么现在所有人都在关注债券收益率

作者：雅各布·克雷姆佐（Jakob Krembzow），法兰克福

美国总统喜欢表现得雷厉风行。近日，在被问及美国国债市场动荡的问题时，唐纳德·特朗普以其标志性的方式威胁要动用美国军队，称其为美国拥有的最强干预工具。唐纳德·特朗普是真的认为可以用军队来控制债券市场，还是将财政政策干预与军事干预搞混了，这仍是他的秘密。

债券市场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这通常意味着没什么好事。本质上，它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债务轮盘，缓慢且在一定程度上可预测地将一方的贷款与另一方尽可能耐心的投资者资金结合起来，从而使一方能够分享利息，而另一方则能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尽可能更有意义的用途。

一旦这个轮盘出现卡顿，整个金融体系很快就会产生动摇。因为其规模极其庞大，每日交易额同样惊人。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SIFMA）的最新数据，去年全球未偿还债券总额为160万亿美元。全球市值也被标注为与之相近的158万亿美元。但与股票市场相比，这个巨大的债券市场高度集中。每五美元中就有一美元，即33万亿美元，属于全球最大的债务人：美国联邦政府。

在美国以及欧洲，公共部门的债券分别占市场未偿还债务的一半以上。这已经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债券总是受到特别关注。拥有如此之高市场份额的实体，其兴衰将影响其他所有方面。

对于最大的债务人来说，这一点尤为突出。不仅其他债券的价格通常是相对于美国债券来评估的，而且如果这个最大的债务人在未来支付更高的利息，所有其他借款人——从购房者到寻求扩张的企业——都必须提供更好的条件才能保持竞争力。此外，全球最大债务市场的动态在中期内在美国境外也能感受到。国家和企业都面临压力，必须提供更多的补偿——毕竟，承诺丰厚收益的美国债券有大量可供购买。

其中，美国国债最重要的参考价格是十年期债券的收益率。对于长期债务，三十年期债券的收益率起决定性作用。上周，投资者大量抛售此类长期债券，导致债券价格下跌。由于国债的票面利率（即发行人每年向债券持有者支付的利息）通常不会改变，因此在价格较低时，债券会带来更高的收益。

具体来说，如果一张美国债券的面值为100美元，票面利率为4.63%，那么持有者每年将从美国政府获得4.63美元。如果他为这张债券支付了100美元，那么他的收益率就是4.63%。但如果他支付的金额低于100美元，计算方式就改变了。他每年仍然获得4.63美元，但这现在已经超过了他初始投资的4.63%——他的收益率高于名义利率。

根据同样的机制，对于投资者而言，支付超过100美元来获得固定利息的吸引力较低。这就是债券市场中价格与收益率之间基础关系的解释：其中一个上升，另一个则下降。

对于长期债券，设定的利率原则上高于短期债券。这是因为贷款人必须在更长时间内放弃其投资资本，而这种放弃会获得补偿。与此同时，其风险也会增加：例如借款人在期间内破产、出现其他更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利率在期间内发生变化，或者通货膨胀削弱了所投资的 100 美元的价值。

美国 30 年期债券的收益率上周达到了 5,337%，创下 2007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随即宣布，从 9 月 9 日至 11 月 4 日，将增加 140 亿美元的长期美国国债购买额。由此，本季度所有期限的回购总额可能达到 890 亿美元。虽然金额巨大，但在一个规模超过 33 万亿美元的市场中，这仅占未偿债务的 0,27%。

美国财政部这类市场干预措施自 2024 年起已成为常态。但并非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清楚其意义。财政部既是债券的发行方，又是回购方。为了给回购提供资金，它发行期限更短的新债券。由于美国的债务水平处于创纪录的高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3%，此类干预措施并不能改变债务总量。它们改变的是美国债务的平均期限。目前平均期限约为 6 年，因此可能会下降。而期限较短的债务凭证要求的利率较低。

因此，这类操作可能改变的是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支出。预计 2026 年利息支出将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与前两年一样，该支出将高于军费开支。但随着贝森特的干预，潜在加息带来的风险随之增加。加息将更快地影响到更大比例的债务，导致利息负担进一步上升。

收益率上升最初是一种市场现象。对于已经发行的债券，美国政府执行的是约定的利率。但当政府筹集新债时，需要支付的利率将参考当前的市场状况。按照这个模式，市场收益率会转化为政府的利息支出。

这不仅涉及用于弥补当前预算中 1,9 百万美元赤字的新债。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政府还会发行新债券来偿还旧债。政府大规模偿还债务的情况十分罕见，因为这将显著缩小其预算空间。去年，美国政府发行了 4,8 百万美元期限至少为一年的新债券。

贝森特将此次干预的理由归结为增强长期美国债券的市场活跃度，旨在让卖家能更快地以更好的价格找到买家。在宣布该计划后，收益率起初略有回落，但本周再次上升。然而，此类干预几乎无法永久性地降低收益率。相反，这需要更低的赤字或更强劲的增长。但从特朗普最近的言论来看，他是否研究过债券市场的运作机制，至少令人怀疑。

美国运通提供补偿方案

为乘客提供 20 欧元的餐饮券

法兰克福。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为在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机场使用白金卡（Platinum-Card）的持卡人提供了补偿方案。在汉莎航空终止与该信用卡公司的合同后，从 10 月起，不具备常旅客身份的汉莎航空集团乘客将无法仅凭出示美国运通白金卡进入汉莎航空贵宾休息室。

作为替代，美国运通现在为其每年支付 720 欧元会费的白金卡客户提供每年 6 张餐饮券，每张面值为 20 欧元。然而，根据一份客户通知，每天只能兑换一张券。此外，主卡持卡人必须与可能的附属卡持卡人共享该额度。

此前，该信用卡公司的附属卡持卡人也可以进入汉莎航空贵宾休息室，前提是他们乘坐的是汉莎航空集团旗下的航空公司，即汉莎航空、瑞士航空、奥地利航空、布鲁塞尔航空或 Discover 航空。如果持有波兰航空（Lot）的机票则无法进入，尽管这两家航空公司都是 Miles & More 奖励计划的成员。汉莎航空在法兰克福运营 7 个商务休息室，这些休息室此前对持有经济舱机票的美国运通白金卡持卡人开放。

虽然该信用卡还包含“Priority Pass”，但并非所有休息室都接受此卡。在法兰克福机场 1 号航站楼的安全检查后，没有接受 Priority Pass 的休息室。从法兰克福新开业的 3 号航站楼申根区出发的乘客同样没有可用的 Priority Pass 休息室。

慕尼黑机场 2 号航站楼的情况也是如此。该信用卡公司宣布，在慕尼黑机场也将接受这款高端卡的餐饮券。具体细节尚未告知客户。对于美国运通而言，进入机场休息室是其每月费用为 60 欧元的白金卡的一项重要销售卖点。arp.

放松身心：机场休息室是备受欢迎的避风港。照片 Getty

BÖRSENWOCHE（股市周刊）

谁来为股市纪录买单？

德国股票指数 Dax 本周再次向其历史最高点攀升。周五，该指数直接突破了 26.500 点大关，距离近期最高纪录 26.573,50 点仅一步之遥。当然，人工智能（AI）热潮和英伟达（Nvidia）出色的财报为股市提供了助力。但在后台，一项发展正让部分投资者感到担忧。

因为这次的纪录追逐不再发生在一个资金廉价的世界中。相反，长期融资的价格正在显著上升。本周十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为 3,2762%。由此，它攀升至 2011,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即 15 年来的最高点。

债券市场开出的这张账单，首先由债务人支付。也就是说，那些发行新债的国家，以及必须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融资的企业。但最终，所有人都会被要求买单，从公民到那些产品价格因此上涨的消费者。

不过，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也出现了一场堪称历史性的纪录追逐。芯片巨头英伟达报告第二季度营收为 962 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利润在年度对比中也从 26 增长至近 600 亿美元。

如果现在有人认为在这样的数据面前股价会冲破天际，那就错了：从周线来看，其涨幅仅为 4,5%，几乎可以用微小来形容。虽然结果高于分析师的预期，但强劲的营收增长早已被计入股价。英伟达不需要

赢家

股票< / td>< colspan="2">价格1) 日期< / >< rowspan="2">涨跌幅 %< / >< / tr><><>21.8.< / ><>28.8.< / >< / ><><>Bilfinger SE< / ><>75,20< / ><>85,70< / ><>13,96< / >< / ><><>蒂森克虏伯 (Thyssenkrupp)< / ><>13,37< / ><>15,03< / ><>12,38< / >< / ><><>萨尔茨吉特 (Salzgitter)< / ><>52,75< / ><>58,25< / ><>10,43< / >< / ><><>凯昂集团 (Kion Group)< / ><>41,10< / ><>45,12< / ><>9,78< / >< / ><><>联合互联网 (United Internet)< / ><>24,56< / ><>26,86< / ><>9,36< / >< / ><><>Nemetschek SE< / ><>65,75< / ><>70,90< / ><>7,83< / >< / ><><>海德堡材料 (Heidelberg Materials)< / ><>159,60< / ><>171,30< / ><>7,33< / >< /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 ><>32,38< / ><>34,70< / ><>7,17< / >< / ><><>永恒汉利希 (Jungheinrich)< / ><>24,56< / ><>26,26< / ><>6,92< / >< / table>

<>< rowspan="2">股票< / >< colspan="2">价格1) 日期< / ><>涨跌幅< / >< / ><><>21.8.< / ><>28.8.< / >< style="text-align:center;">%< / >< / ><><>BioNTech< / ><>101,70< / ><>95,65< / ><>-5,95< / >< / ><><>Gerresheimer< / ><>27,60< / ><>26,16< / ><>-5,22< / >< / ><><>西立科 (Siltronic)< / ><>83,90< / ><>80,30< / ><>-4,29< / >< / ><><>施普林格自然 (Springer Nature)< / ><>20,55< / ><>19,70< / ><>-4,14< / >< / ><><>哈帕格-劳埃德 (Hapag-Lloyd)< / ><>136,80< / ><>132,40< / ><>-3,22< / >< / ><><>德国电信 (Deutsche Telekom)< / ><>28,94< / ><>28,13< / ><>-2,80< / >< / ><><>西门子能源 (Siemens Energy)< / ><>153,36< / ><>149,74< / ><>-2,36< / >< / ><><>Aumovio SE< / ><>36,60< / ><>35,80< / ><>-2,19< / >< / ><><>西门子医疗 (Siemens Healthineers)< / ><>40,20< / ><>39,48< / ><>-1,79< / >< / table>

1) 未经调整的原始价格，不含附加价格；统计范围为包含在 F.A.Z. 指数中的股票。价格低于 1 欧元的股票未被纳入。 来源：F.A.Z.

进一步证明存在繁荣——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但该公司现在必须证明，这种繁荣将比股价已经预期的还要更大。

无论人们如何谈论英伟达（Nvidia），对于股东而言，不断上升的收益率终有一天会变成一件代价高昂的事情。因为安全债券的收益率越高，对于那些估值高且利润预期在遥远未来的股票，其股价能否持续走高就越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要利润的实际增长速度快于利息成本的上升速度，这一点仍将体现在股价的上涨中。但正如英伟达巨大的业绩跳跃与相对较小的股价涨幅所显示的，这种操作空间正在缩小。

尽管如此，这在本周仍给达克斯指数（Dax）带来了推动力，尤其是半导体股有所上涨。但这种动能是有限的。因为驱动市场的核心问题是高利率将持续多久。如果安全债券成为股票的一个极具价值的替代方案，债券市场将越来越多地成为股票市场的节拍器。随之而来的，是崩盘风险的增加。

投资者目前最想知道的是，高收益率仅仅是对通胀和经济数据的暂时反应，还是资本市场的环境发生了永久性改变。尽管利润在增长，但股价还剩下多少空间，关键就取决于这一点。而这正是本周股市的矛盾所在：英伟达报告了创纪录的增长，达克斯指数向历史新高攀升——但投资者依然保持谨慎。

因此，在周末临近之际，人们将目光投向央行。新任美国央行行长凯文·沃什（Kevin Warsh）在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的演讲将成为市场的下一个考验。投资者应关注他是否发出降息信号——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股市反弹。而如果他暗示通胀风险依然很高，从而导致收益率维持高位，则会让人重新想起债券市场债务人的处境。无论如何，在这两种情况下，传递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在股市中，决定因素不再仅仅是利润有多高，还取决于获取资金的成本是多少。 弗朗茨·内斯特勒（FRANZ NESTLER）

仅仅是安慰奖

作者：Archibald Preuschat

每月60欧元，每年720欧元。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白金卡的价格十分昂贵。诚然，它确实提供了一些优惠。但购买该卡的主要理由无疑是机场休息室的进入权限。然而，在法兰克福机场1号航站楼和慕尼黑机场2号航站楼，这一权限今后将不复存在。汉莎航空休息室的大门将对其关闭。

虽然必须承认，这家信用卡公司已经意识到德国客户（尤其是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大都市区客户）所享服务的严重恶化，但每两个月一张20欧元的消费券仅仅是安慰奖。美国运通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以证明其高昂卡费的合理性。唯一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建立自己的Amex休息室，正如在斯德哥尔摩以及美国和亚洲已经拥有的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持久地维护美国运通白金卡的形象。因为竞争对手并未止步：英国数字银行Revolut已经意识到了休息室进入权限的价值——且提供了更低廉的卡费。

Revolut是否想要推出自己的稳定币？该币种将与欧元挂钩。不过，这家数字银行不会作为发行方出现，这一角色将由Stripe的子公司Bridge承担。

德国联邦银行是否要求Wero与数字欧元相结合？执行董事会成员Lutz Lienenkämper要求将数字欧元集成到这一欧洲支付解决方案中。他认为，这样可以扩大覆盖范围，并减少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否对Wise实施了制裁？金融监管机构指责其违反了法定监管义务。这家欧洲支付和电子货币机构实体现在必须支付一笔罚款。

ING银行是否将其文档接收流程自动化？借助人工智能，每年高达700万份文档将实现自动化处理。所使用的系统能将约80%的文档自动分类到400个类别中。

Schufa是否面临集体诉讼？位于维也纳的欧洲数据保护组织NOYB（“None of Your Business”）已正式对该公司发出警告，并宣布准备提起司法集体诉讼。不过，Schufa驳回了这些批评。 fne.

股市

< / td><>27.8.26< / ><>28.8.26< / >< / tr><><>F.A.Z.指数< / ><>3421,54< / ><>3435,83< / >< / ><><>Dax< / ><>26367,24< / ><>26486,87< / >< / ><><>M-Dax< / ><>32947,28< / ><>33002,98< / >< / ><><>Tec-Dax< / ><>4104,52< / ><>4104,65< / >< / ><><>Euro Stoxx 50< / ><>6424,73< / ><>6470,00< / >< / ><><>F.A.Z.欧元指数< / ><>230,69< / ><>232,19< / >< / ><><>道琼斯指数< / ><>53569,44< / ><>53691,82< / >< / ><><>纳斯达克指数< / ><>26541,35< / ><>26533,24< / >< / ><><>联邦债券期货< / ><>123,74< / ><>123,77< / >< / ><><>法兰克福活期存款利率< / ><>2,25 %< / ><>2,28 %< / >< / ><><>Bundesanl.-Rendite 10 J.< / ><>3,25 %< / ><>3,26 %< / >< / ><><>F.A.Z.-Renten-Rend. 10 J.< / ><>3,17 %< / ><>3,19 %< / >< / ><><>US-Staatsanl.-Rend. 10 J.< / ><>4,66 %< / ><>4,68 %< / >< / ><><>黄金，现货（美元 / 盎司）< / ><>4601,85< / ><>4609,05< / >< / ><><>原油（伦敦 美元 / 桶）< / ><>88,47< / ><>87,46< / >< / ><><>1 欧元兑美元（前一日）< / ><>1,1669< / ><>1,1645< / >< / ><><>1 欧元兑英镑（前一日）< / ><>0,8561< / ><>0,8574< / >< / ><><>1 欧元兑瑞郎（前一日）< / ><>0,9380< / ><>0,9376< / >< / ><><>1 欧元兑日元（前一日）< / ><>185,62< / ><>185,61< / >< / ><>< colspan="3">所有数值截至：15:53 Uhr< / >< / table>

*=前一日，来源：Degussa金店，终端客户价格

欧洲央行勇闯代币世界

希望以代币形式持有央行准备金：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伊莎贝尔·施纳贝尔（Isabel Schnabel） 照片：Lucas Bäuml

欧洲央行执行董事施纳贝尔在美国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的央行会议上要求，央行必须实现“上链”。这关乎央行领域的一场数字化革命。 作者：克里斯蒂安·西登比德尔（Christian Siedenbiedel），法兰克福

各国央行目前正在探讨其在数字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金融体系中未来的角色。欧洲中央银行（EZB）不仅在筹备面向大众的数字欧元，在欧元区银行之间的大额资金交易领域，也可能出现巨大的变革。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伊莎贝尔·施纳贝尔周五在美国杰克逊霍尔的央行会议上，针对经济学家达雷尔·达菲（Darrell Duffie）的一篇工作论文提出了一些指导方针。她的要求是：央行自身应当“上链”——应当以代币的形式提供央行准备金。

据施纳贝尔介绍，欧洲央行目前有两个项目正在为此做准备。这两个项目的名称均源自罗马世界。“阿皮亚项目”（Project Appia）以历史悠久的阿皮亚古道（Via Appia，罗马最古老且最重要的道路之一）命名，旨在研究一个集成欧洲代币化金融生态系统的各种架构模型。因此，这更像是一个原则性计划，相当于建设金融领域的“高速公路”。而“庞特斯项目”（Project Pontes，拉丁语意为“桥梁”）则具体致力于在欧洲央行现有的传统大额支付系统（包括 Target-2 系统）与金融市场现代的去中心化平台之间搭建桥梁。后者的技术被称为“DLT”（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则是其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令人兴奋的是：“庞特斯项目”计划在下个月启动。虽然整个项目似乎仍处于试验阶段，施纳贝尔强调，“资金端的法律终结性”暂时仍留在 Target-2 系统中。但显然，人们希望在实际运行中尝试 DLT 技术是如何运作的。施纳贝尔表示：“从长远来看，结算终结性应当由欧元系统自身的 DLT 平台承担。”

这种技术的一个优势（人们在区块链中已熟知）是“原子性”（Atomicity）：一笔交易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遵循“全有或全无”原则：要么交易的所有步骤全部成功执行，要么完全不执行。这位欧洲央行执行董事表示：“由此消除了结算风险。”她提到的第二个优势是“可编程性”：“这些系统中的交易结算可以依赖于一系列自动执行的规则，而无需作为一系列手动协调的步骤来处理。”也就是说，这旨在提供一种更快速、更简单的解决方案。

施纳贝尔坚信这样做绝对有意义。“代币化具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客户业务金融市场的潜力。”在美国，DLT 的应用已经广泛得多。而欧元区实际上存在一些弱点和不完善之处，这使得在欧洲部署该技术显得尤为有意义：“代币化不仅能提高市场的效率，还能有助于克服欧洲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长期以来碎片化的问题。”

然而，整体而言，这在秩序政策上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在所有这些由数字化流程取代传统流程的问题中，出现了一个核心问题：私营部门能够做什么，而央行必须做什么。毕竟，稳定币最初的出现，虽然可能并非为了取代，但确实是为了充当中央银行货币的一种相当广泛的替代方案。

那么，以政府证券为抵押的稳定币，是否会比央行代币成为央行大额客户结算业务更好的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银行在这一大额结算业务中使用的是对央行的债权，即央行货币。施纳贝尔认为，如果稳定币想要承担这一任务，必须满足两个要求：安全性以及在危机时期快速扩大流动性的能力。

这位欧洲央行执行董事认为，稳定币在理论上可以满足第一个要求：“然而，稳定币发行方并不具备独立满足第二个标准的能力，即弹性地扩大流动性——尤其是在压力阶段，当再融资市场承压且信任度突然发生变化时。”她的结论是：“为了让代币化取得突破，一个安全且可扩展的结算媒介是不可或缺的——而这最好由央行来提供。”

LBBW 凭借节俭维持创纪录业绩

拨备略有增加 / 预测持谨慎态度

法兰克福。乍一看，巴登-符腾堡州银行（LBBW）的半年报业绩稳健，但并不出众。上半年税前利润微增300万欧元，达到 7.08 亿欧元。净利润为 4.79 亿欧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00万欧元。与此同时，该州银行将支出降低了4%，至 12.6 亿欧元。

但在该州银行的四个业务领域中，有两个领域出现了业绩下滑。企业客户部门的税前利润为 3.12 亿欧元，而去年同期为 3.6 亿欧元。据解释，这一下降部分归因于风险拨备，但 39 百万欧元的拨备金额依然处于正常范围。

房地产融资部门的税前利润同样低于一年前：从 1.9 亿欧元降至 1.71 亿欧元。 表示，这反映了房地产市场困难的环境。尤其是办公地产的危机，甚至导致黑森-图林根州银行在半年报中出现了利润暴跌。 的资本市场业务维持在去年水平，而这一领域在其他公布业绩的商业银行中曾带来积极惊喜。不过，该州银行的资本市场业务规模远小于德意志银行。 的利润增长点在于私人客户 / 储蓄银行部门，该部门的税前利润增加了 30 百万欧元，达到 1.35 亿欧元。

尽管如此， 首席执行官莱纳·内斯克（Rainer Neske）仍表示满意。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我们的收入维持在超过20亿欧元的极高水平。而且是在去年已经是银行历史上第二好的一年之后实现的。总体而言，半年报业绩甚至略高于我们的预期。”

他表示，尤其是在巴登-符腾堡州实力雄厚的汽车工业中，关于裁员的负面新闻尚未波及银行。内斯克称：“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会有异常的贷款违约发生。” 在半年内将风险拨备从 1.07 亿欧元提高到 1.21 亿欧元。此外，该行还预留了近 8 亿欧元以应对不可预见的冲击，但内斯克预计这更多将集中在地缘政治危机领域。在对全年前景的展望上，他一如既往地保持谨慎。尽管大部分利润已经到手，但税前利润的预期仍维持在“超过 11 亿欧元”。arp。

Strabag 令股市惊喜

业绩公布后股价跳升

维也纳。奥地利建筑巨头 Strabag 在经历强劲的上半年后，对全年前景持明显乐观态度，这在股市引发了热烈反响。 股价在周五早盘交易中跳升超过 10%，最新报 94,60 欧元。由于订单充足，管理层目前预计 2026 年的建筑产值将接近 230 亿欧元，此前目标为 220 亿欧元。在盈利能力方面， 也变得更加自信，预计营业利润率将在 5,5 和 6,0 之间，而非此前预计的 5,0 至 5,5。

在前六个月中， 的产值增长了 12%，达到近 100 亿欧元。营业利润（Ebit）增长 35%，至 1.7443 亿欧元。最终集团净利润为 1.19 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5%。订单存量增长 27%，至近 360 亿欧元。由于欧洲寒冷天气导致许多道路建设工程在第一季度起步缓慢，业务在第二季度开始加速。在股东层面，由于欧盟制裁，由俄罗斯股东 Rasperia 持有的 24,1% 的股份仍被冻结。路透社

股票市场

低点 / 52周对比 / 高点 / 总市值（百万欧元） / Xetra :--- 27.8.26 收盘 / 28.8.26 15.51 h / 自 27.8. 起变动 % / 自 30.12.25 起变动 % / 分红 / 分红率 Dax / 26367,24 / 26497,65 / +0,5 / +8,2 Adidas ▲ / 153,10 / 153,70 / +0,4 / -9,1 / $2,80^{1x}$ / 1,82 Airbus SE (NL) ▲▼ / 203,30 / 202,95 / -0,2 / +2,4 / $3,20^{1x}$ / 1,58 Allianz SE ▲▼ / 445,20 / 451,60 / +1,4 / +15,6 / $17,10^{1x}$ / 3,79 BASF SE ▲ / 51,51 / 52,39 / +1,7 / +17,9 / $2,25^{1x}$ / 4,29 Bayer ▲ / 48,48 / 48,67 / +0,4 / +31,5 / $0,11^{1x}$ / 0,23 Beiersdorf / 80,70 / 81,16 / +0,6 / -13,4 / $1,00^{1x}$ / 1,23 BMW St. ▲ / 59,94 / 62,34 / +4,0 / -33,1 / $4,40^{1x}$ / 7,06 Brenntag SE / 60,50 / 61,78 / +2,1 / +24,7 / $1,90^{1x}$

< / td> 3,08< / >< / tr> <>< / ><>< / ><>德国商业银行 (Commerzbank)< / ><>39,82< / ><>40,20< / ><>+1,0< / ><>+11,4< / ><> $1,10^{1x}$ < / ><>2,74< / >< / ><><>< / ><>< / ><>大陆集团 (Continental)< / ><>69,08< / ><>69,94< / ><>+1,2< / ><>+2,9< / ><> $2,70^{1x}$ < / ><>3,86< / >< / ><><>< / ><>< / ><>戴姆勒卡车控股 (Daimler Truck Hldg.)< / ><>46,96< / ><>47,01< / ><>+0,1< / ><>+26,0< / ><> $1,90^{1x}$ < / ><>4,04< / >< / ><><>< / ><>< / ><>德意志银行 ▲< / ><>34,44< / ><>34,74< / ><>+0,9< / ><>+4,9< / ><> $1,00^{1x}$ < / ><>2,88< / >< / ><><>< / ><>< / ><>德意志交易所 ▲< / ><>288,80< / ><>291,30< / ><>+0,9< / ><>+30,2< / ><> $4,20^{1x}$ < / ><>1,44< / >< / ><><>< / ><>< / ><>德国邮政 ▲< / ><>56,42< / ><>56,54< / ><>+0,2< / ><>+21,0< / ><> $1,90^{1x}$

< / ><>3,36< / >< / ><><>< / ><>< / ><>德国电信 ▲▲▼< / ><>28,19< / ><>28,30< / ><>+0,4< / ><>+2,3< / ><> $1,00^{1x}$ < / ><>3,53< / >< / ><><>< / ><>< / ><>意昂集团 (E.ON SE)< / ><>17,62< / ><>17,81< / ><>+1,1< / ><>+10,4< / ><> $0,57^{1x}$ < / ><>3,20< / >< / ><><>< / ><>< / ><>费森尤斯医疗 (Fresenius M. C.)< / ><>40,13< / ><>39,71< / ><>-1,0< / ><>-2,6< / ><> $1,49^{1x}$ < / ><>3,75< / >< / ><><>< / ><>< / ><>费森尤斯 SE (Fresenius SE)< / ><>46,20< / ><>45,73< / ><>-1,0< / ><>-6,6< / ><> $0,00^{1x}$ < / ><>0,00< / >< / ><><>< / ><>< / ><>GEA集团 (GEA Group)< / ><>67,60< / ><>67,80< / ><>+0,3< / ><>+17,3< / ><> $1,30^{1x}$ < / ><>1,92< / >< / ><><>< / ><>< / ><>汉诺威再保险 SE (Hannover Rück SE)< / ><>256,00< / ><>257,60< / ><>+0,6< / ><>-3,2< / ><> $12,50^{1x}$

< / ><>4,85< / >< / ><><>< / ><>< / ><>海德堡材料 (Heidelberg Materials)< / ><>168,30< / ><>171,40< / ><>+1,8< / ><>-23,1< / ><> $3,60^{1x}$ < / ><>2,10< / >< / ><><>< / ><>< / ><>汉高 (Henkel Vz.)< / ><>75,70< / ><>75,82< / ><>+0,2< / ><>+9,0< / ><> $2,07^{1x}$ < / ><>2,73< / >< / ><><>< / ><>< / ><>豪赫蒂夫 (Hochtief)< / ><>425,60< / ><>426,00< / ><>+0,1< / ><>+26,4< / ><> $6,60^{1x}$ < / ><>1,55< / >< / ><><>< / ><>< / ><>英飞凌科技 ▲▲< / ><>57,17< / ><>56,81< / ><>-0,6< / ><>+50,6< / ><> $0,35^{1x}$ < / ><>0,62< / >< / ><><>< / ><>< /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 / ><>45,60< / ><>46,75< / ><>+2,5< / ><>-22,2< / ><> $3,50^{1x}$ < / ><>7,49< / >< / ><><>< / ><>< / ><>默克 (Merck)< / ><>140,10< / ><>139,50< / ><>-0,4< / ><>+13,8< / ><> $2,20^{1x}$

< / ><>1,58< / >< / ><><>< / ><>< / ><>MTU航空发动机 (MTU Aero Engines)< / ><>358,60< / ><>358,70< / ><>±0,0< / ><>+1,0< / ><> $3,60^{1x}$ < / ><>1,00< / >< / ><><>< / ><>< / ><>慕尼黑再保险 ▲▼< / ><>514,40< / ><>517,80< / ><>+0,7< / ><>-7,9< / ><> $24,00^{1x}$ < / ><>4,63< / >< / ><><>< / ><>< / ><>奇亚根 (NL) ▲< / ><>37,75< / ><>37,65< / ><>-0,3< / ><>-8,0< / ><> $0,35^{1x}$ < / ><>0,82< / >< / ><><>< / ><>< / ><>莱茵金属 ▲▼< / ><>1173,20< / ><>1158,20< / ><>-1,3< / ><>-25,8< / ><> $11,50^{1x}$ < / ><>0,99< / >< / ><><>< / ><>< / ><>RWE< / ><>57,76< / ><>59,00< / ><>+2,1< / ><>+30,4< / ><> $1,20^{1x}$ < / ><>2,03< / >< / ><><>< / ><>< / ><>SAP SE ▲▲▼< / ><>189,88< / ><>189,54< / ><>-0,2< / ><>-9,0< / ><> $2,50^{1x}$

< / td> 1,32< / >< / tr> <>< / ><>< / ><>Scout24 SE< / ><>81,25< / ><>80,80< / ><>-0,6< / ><>-5,8< / ><> $1,50^{1x}$ < / ><>1,86< / >< / ><><>< / ><>< / ><>西门子 (Siemens) ▲▼< / ><>286,95< / ><>289,70< / ><>+1,0< / ><>+21,1< / ><> $5,35^{1x}$ < / ><>1,85< / >< / ><><>< / ><>< / ><>西门子能源 (Siemens Energy) ▲▼< / ><>150,24< / ><>148,78< / ><>-1,0< / ><>+23,6< / ><> $0,70^{1x}$ < / ><>0,47< / >< / ><><>< / ><>< / ><>西门子医疗 (Siemens Health.) ▲< / ><>39,26< / ><>39,51< / ><>+0,6< / ><>-12,0< / ><> $1,00^{1x}$ < / ><>2,53< / >< / ><><>< / ><>< / ><>德之馨 (Symrise)< / ><>91,86< / ><>93,40< / ><>+1,7< / ><>+35,6< / ><> $1,25^{1x}$ < / ><>1,34< / >< / ><><>< / ><>< / ><>大众汽车 (Volkswagen) Vz ▲< / ><>75,00< / ><>76,68< / ><>+2,2< / ><>-25,9< / ><> $5,26^{1x}$

< / ><>6,86< / >< / ><><>< / ><>< / ><>Vonovia SE< / ><>19,95< / ><>19,87< / ><>-0,4< / ><>-19,0< / ><> $1,25^{1x}$ < / ><>6,29< / >< / ><><>< / ><>< / ><>Zalando SE< / ><>24,00< / ><>24,14< / ><>+0,6< / ><>-4,7< / ><> $0,00^{1x}$ < / ><>0,00< / >< / table>

标准股 (Prime Standard)

<><>< / >< colspan="2">M-Dax< / ><>32947.28< / ><>33012.48< / ><>+0,2< / ><>+7,8< / ><>< / >< / ><><>4153,63< / ><>Aixtron SE ■< / ><>37,09< / ><>36,61< / ><>-1,3< / ><>+111,6< / ><> $0,15^{1x}$ < / ><>0,41< / >< / ><><>2160,64< / ><>Aroundtown (L)< / ><>2,00< / ><>1,98< / ><>-1,3< / ><>-25,4< / ><> $0,08^{1x}$ < / ><>4,05< / >< / ><><>3526,80< / ><>Aumovio SE< / ><>34,80< / ><>35,25< / ><>+1,3< / ><>-17,9< / ><> $0,00^{1x}$ < / ><>0,00< / >< / ><><>8051,75< / ><>Aurubis< / ><>178,50< / ><>179,10< / ><>+0,3< / ><>+44,2< / ><> $1,60^{1x}$ < / ><>0,89< / >< / ><><>4836,70< / ><>Auto1 Group SE< / ><>21,98< / ><>21,82< / ><>-0,7< / ><>-20,1< / ><> $0,00^{1x}$ < / ><>0,00< / >< / ><><>4755,24< / ><>Bechtle ■< / ><>37,66< / ><>37,74< / ><>+0,2< / ><>-13,6< / ><>

$0,70^{1x}$ < / ><>1,85< / >< / ><><>3185,26< / ><>Billinger SE< / ><>84,35< / ><>84,70< / ><>+0,4< / ><>-21,1< / ><> $2,80^{1x}$ < / ><>3,31< / >< / ><><>5697,60< / ><>CTS Eventim< / ><>60,30< / ><>59,35< / ><>-1,6< / ><>-24,4< / ><> $1,44^{1x}$ < / ><>2,43< / >< / ><><>11355,53< / ><>Delivery Hero SE< / ><>37,05< / ><>±0,0< / ><>+63,1< / ><> $0,00^{1x}$ < / ><>0,00< / >< / ><><>9621,47< / ><>德国汉莎航空 (Deutsche Lufthansa)< / ><>8,00< / ><>±0,0< / ><>-4,8< / ><> $0,33^{1x}$ < / ><>4,12< / >< / ><><>1970,56< / ><>道依茨 (Deutz)< / ><>12,45< / ><>12,91< / ><>+3,7< / ><>+51,9< / ><> $0,18^{1x}$ < / ><>1,39< / >< / ><><>15190,00< / ><>DWS Group< / ><>75,65< / ><>75,95< / ><>+0,4< / ><>+34,4< / ><> $3,00^{1x}$ < / ><>3,95< / >< / ><><>2292,58< / ><>Elmos Semicond. SE

■< / ><>133,20< / ><>133,60< / ><>+0,3< / ><>+37,7< / ><> $1,50^{1x}$ < / ><>1,12< / >< / ><><>8728,18< / ><>赢创工业 (Evonik Industries)< / ><>18,52< / ><>18,73< / ><>+1,1< / ><>+40,2< / ><> $1,00^{1x}$ < / ><>5,34< / >< / ><><>4165,29< / ><>flatexDegiro< / ><>37,52< / ><>37,82< / ><>+0,8< / ><>+2,9< / ><> $0,30^{1x}$ < / ><>0,79< / >< / ><><>5811,66< / ><>法兰克福机场 (Fraport)< / ><>64,70< / ><>62,85< / ><>-2,9< / ><>-10,2< / ><> $1,00^{1x}$ < / ><>1,59< / >< / ><><>2913,06< / ><>freenet ■< / ><>24,24< / ><>24,50< / ><>+1,1< / ><>-16,5< / ><> $2,07^{1x}$ < / ><>8,45< / >< / ><><>2620,00< / ><>福克斯 (Fuchs SE) Vz.< / ><>39,62< / ><>40,00< / ><>+1,0< / ><>+4,9< / ><> $1,23^{1x}$ < / ><>3,08< / >< / ><><>7844,44< / ><>海拉 (Hella)< / ><>70,30< / ><>70,60< / ><>+0,4< / ><>-14,5< / ><> $0,22^{1x}$

< / td> 0,31< / >< / tr> <>10194,03< / ><>Hensoldt ■< / ><>89,22< / ><>88,26< / ><>-1,1< / ><>+20,2< / ><> $0,55^{1x}$ < / ><>0,62< / >< / ><><>2735,04< / ><>Hugo Boss< / ><>38,50< / ><>38,85< / ><>+0,9< / ><>+7,5< / ><> $0,04^{1x}$ < / ><>0,10< / >< / ><><>4930,80< / ><>Ionos Group SE ■< / ><>35,12< / ><>35,22< / ><>+0,3< / ><>+31,7< / ><> $0,00^{1x}$ < / ><>0,00< / >< / ><><>2313,56< / ><>Jenoptik ■< / ><>40,22< / ><>40,42< / ><>+0,5< / ><>+106,5< / ><> $0,40^{1x}$ < / ><>0,99< / >< / ><><>2930,08< / ><>K+S< / ><>16,11< / ><>16,36< / ><>+1,6< / ><>+31,7< / ><> $0,07^{1x}$ < / ><>0,43< / >< / ><><>5951,17< / ><>Kion Group< / ><>44,63< / ><>45,36< / ><>+1,6< / ><>-33,5< / ><> $0,62^{1x}$ < / ><>1,37< / >< / ><><>17232,28< / ><>Knorr-Bremse< / ><>106,90< / ><>±0,0< / ><>+12,3< / ><> $1,90^{1x}$ < / ><>1,78< / >< / ><><>3822,76< / ><>Krones< / ><>119,20< / ><>121,00< / ><>+1,5< / ><>-10,9< / ><> $2,80^{1x}$ < / ><>2,31< / >< / ><><>1258,07< / ><>Lanxess< / ><>13,95< / ><>14,57< / ><>+4,4< / ><>-17,3< / ><> $0,10^{1x}$ < / ><>0,69< / >< / ><><>3839,35< / ><>LEG Immobilien SE< / ><>50,25< / ><>49,96< / ><>-0,6< / ><>-19,7< / ><> $2,92^{1x}$ < / ><>5,84< / >< / ><><>8148,53< / ><>Nemetschek SE ■< / ><>71,40< / ><>70,55< / ><>-1,2< / ><>-24,0< / ><> $0,68^{1x}$ < / ><>0,96< / >< / ><><>9176,43< / ><>Nordex SE ■< / ><>38,72< / ><>38,74< / ><>+0,1< / ><>+33,0< / ><> $0,00^{1x}$ < / ><>0,00< / >< / ><><>21066,88< / ><>Porsche< / ><>45,22< / ><>46,25< / ><>+2,3< / ><>+1,4< / ><> $1,01^{1x}$ < / ><>2,18< / >< / ><><>4354,88< / ><>Porsche Hldg. SE< / ><>27,86< / ><>28,44< / ><>+2,1< / ><>-28,8< / ><> $1,51^{1x}$ < / ><>5,31< / >< / ><><>3794,92< / ><>Puma SE< / ><>26,02< / ><>25,64< / ><>-1,5< / ><>+15,0< / ><> $0,00^{1x}$ < / ><>0,00< / >< / ><><>7231,32< / ><>Rational< / ><>632,50< / ><>636,00< / ><>+0,6< / ><>-3,9< / ><> $20,00^{1x}$ < / ><>3,14< / >< / ><><>4801,50< / ><>Renk Group< / ><>48,20< / ><>48,02< / ><>-0,4< / ><>-10,5< / ><> $0,58^{1x}$ < / ><>1,21< / >< / ><><>4928,56< / ><>RTL Group (L)< / ><>31,85< / ><>±0,0< / ><>-7,5< / ><> $5,50^{1x}$ < / ><>17,27< / >< / ><><>3449,57< / ><>Salzgitter< / ><>58,40< / ><>57,40< / ><>-1,7< / ><>+43,0< / ><> $0,20^{1x}$ < / ><>0,35< / >< / ><><>9367,49< / ><>Sartorius Vz. ■< / ><>250,40< / ><>250,20< / ><>-0,1< / ><>+1,2< / ><> $0,74^{1x}$ < / ><>0,30< / >< / ><><>7077,19< / ><>Schaeffler< / ><>7,35< / ><>7,49< / ><>+1,9< / ><>-10,4< / ><> $0,30^{1x}$ < / ><>4,01< / >< / ><><>2661,45< / ><>Siltronic ■< / ><>79,45< / ><>80,65< / ><>+1,5< / ><>+64,9< / ><> $0,00^{1x}$ < / ><>0,00< / >< / ><><>1378,23< / ><>Suss MicroTec SE ■< / ><>71,70< / ><>72,10< / ><>+0,6< / ><>+84,2< / ><> $0,04^{1x}$ < / ><>0,06< / >< / ><><>2495,20< / ><>TAG Immobilien< / ><>13,20< / ><>13,11< / ><>-0,7< / ><>-0,9< / ><> $0,40^{1x}$ < / ><>0,7< / >< / >

< / td> 3,05< / >< / tr> <>32407,74< / ><>Talanx< / ><>124,10< / ><>125,50< / ><>+1,1< / ><>+10,3< / ><> $3,60^{1x}$ < / ><>2,87< / >< / ><><>9219,70< / ><>蒂森克虏伯 (thyssenkrupp)< / ><>14,94< / ><>14,81< / ><>-0,8< / ><>+59,7< / ><> $0,15^{1x}$ < / ><>1,01< / >< / ><><>5698,07< / ><>TKMS< / ><>91,10< / ><>89,70< / ><>-1,5< / ><>+35,7< / ><> $0,00^{1x}$ < / ><>0,00< / >< / ><><>19020,00< / ><>Traton SE< / ><>38,32< / ><>38,04< / ><>-0,7< / ><>+24,7< / ><> $0,93^{1x}$ < / ><>2,44< / >< / ><><>3648,43< / ><>TUI< / ><>7,19< / ><>-0,1< / ><>-20,0< / ><> $0,10^{1x}$ < / ><>1,39< / >< / ><><>5180,16< / ><>United Internet ■< / ><>26,84< / ><>26,98< / ><>+0,5< / ><>-2,5< / ><> $0,50^{1x}$ < / ><>1,85< / >< / ><><>4852,80< / ><>瓦克化学 (Wacker Chemie)< / ><>90,25< / ><>93,05< / ><>+3,1< / ><>+34,2< / ><> $0,00^{1x}$ < / ><>0,00< / >< / table>

<><>法兰克福< / ><>27.8.收盘< / ><>28.8.15.51 h< / >< / ><><>1&1< / ><>22,15< / ><>22,80< / >< / ><><>11 88 0 Solutions< / ><>1,97< / ><>1,79< / >< / ><><>3U Holding< / ><>0,914< / ><>0,94< / >< / ><><>ad pepper media (NL)< / ><>2,56< / >< / ><><>adesso SE< / ><>57,80< / ><>59,90< / >< / ><><>Adler Group (L)< / ><>0,127< / ><>0,128< / >< / ><><>All for One Gr. SE< / ><>67,80< / >< / ><><>Allane SE< / ><>12,40< / ><>11,50< / >< / ><><>Alzchem Group< / ><>161,30< / ><>164,00< / >< / ><><>Amadeus Fire< / ><>20,85< / ><>21,00< / >< / ><><>Arzneilver Vida< / ><>-< / ><>0,206< / >< / ><><>Asta Energy Sol. (A)< / ><>60,80< / ><>60,00< / >< / ><><>Atoss Software SE ■< / ><>100,00< / ><>101,80< / >< / ><><>Aumann< / ><>14,60< / ><>14,30< / >< / ><><>Basler< / ><>23,30< / ><>24,30< / >< / ><><>Bastei Lübbe< / ><>6,68< / ><>6,88< / >< / ><><>Baywa< / ><>8,92< / >< / ><><>BayWa vNA< / ><>2,67< / ><>2,68< / >< / ><><>BB Biotech N (CH)< / ><>59,90< / ><>59,80< / >< / ><><>Befesa (L)< / ><>36,75< / ><>37,15< / >< / ><><>Bertrandt< / ><>9,30< / ><>9,04< / >< / ><><>bet-at-home.com< / ><>3,31< / ><>3,25< / >< / ><><>Bike24 Holding< / ><>2,20< / ><>2,32< / >< / ><><>Biofrontera< / ><>2,31< / ><>2,32< / >< / ><><>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 (Borussia Dortmund)< / ><>3,27< / ><>3,29< / >< / ><><>Brain Biotech< / ><>2,73< / ><>2,69< / >< / ><><>Branics Group< / ><>0,742< / >< / ><><>Brockhaus Techno.< / ><>21,20< / >< / ><><>Cancom SE ■< / ><>22,05< / ><>21,75< / >< / ><><>蔡司医疗 (Carl Zeiss Med.) ■< / ><>31,12< / ><>32,06< / >< / ><><>Ceconomy< / ><>3,99< / ><>3,93< / >< / ><><>Cewe Stiftung< / ><>102,40< / ><>105,40< / >< / ><><>Cherry SE< / ><>1,17< / ><>1,18< / >< / ><><>Data Modul< / ><>27,40< / >< / ><><>Delticom< / ><>2,20< / >< / ><><>Demire Real Est.< / ><>0,362< / ><>0,368< / >< / ><><>Dermapharm Hldg. SE< / ><>39,85< / ><>39,95< / >< / ><><>DMG Mori< / ><>47,10< / ><>47,00< / >< / ><><>Douglas< / ><>7,94< / ><>8,02< / >< / ><><>Drägerwerk St.< / ><>83,80< / ><>84,00< / >< / ><><>Drägerwerk VZ ■< / ><>110,40< / >< / ><><>Dt. Beteiligungs< / ><>20,85< / ><>21,15< / >< / ><><>Dt.

EuroShop< / td><>18,22< / ><>18,06< / >< / tr><><>Dt. Konsum REIT< / ><>1,35< / ><>1,29< / >< / ><><>Dt. Pfandbriefbank< / ><>3,40< / ><>3,41< / >< / ><><>Dürr< / ><>17,82< / >< / ><><>Eckert & Ziegler SE ■< / ><>13,31< / ><>13,27< / >< / ><><>Edag Engineering (CH)< / ><>3,05< / >< / ><><>Einhell Germany< / ><>73,80< / ><>74,00< / >< / ><><>Electrovac< / ><>8,15< / ><>8,16< / >< / ><><>Eleving Group (L)< / ><>-< / >< / ><><>ElringKlinger< / ><>5,39< / ><>5,46< / >< / ><><>elumeo SE< / ><>2,26< / ><>2,22< / >< / ><><>Evotec SE ■< / ><>3,35< / >< / ><><>Fabasoft (A)< / ><>16,75< / ><>17,05< / >< / ><><>Fielmann Grp.< / ><>39,55< / ><>39,30< / >< / ><><>First Sensor< / ><>53,50< / >< / ><><>Formycon< / ><>19,22< / ><>19,20< / >< / ><><>Fortec Elektronik< / ><>11,15< / ><>11,25< / >< / ><><>Fr. Vorwerk Gr. SE< / ><>73,00< / ><>75,00< / >< / ><><>Fuchs SE< / ><>34,20< / ><>33,85< / >< / ><><>Gerresheimer< / ><>25,40< / ><>26,10< / >< / ><><>Gesco< / ><>14,60< / ><>14,40< / >< / ><><>GFT Technol. SE< / ><>24,95< / ><>25,60< / >< / ><><>Global Fashion (L)< / ><>0,454< / ><>0,442< / >< / ><><>Grammer< / ><>10,30< / ><>10,40< / >< / ><><>Grand City Pr. (L)< / ><>9,33< / ><>9,34< / >< / ><><>Grenke< / ><>11,06< / ><>11,58< / >< / ><><>H2APEX Group (L)< / ><>0,95< / ><>0,986< / >< / ><><>Haier Smart Home (CN)< / ><>1,76< / ><>1,79< / >< / ><><>Hamborner Reit< / ><>4,32< / ><>4,33< / >< / ><><>Hamburger Hafen< / ><>21,60< / ><>21,50< / >< / ><><>Hapag-Lloyd< / ><>131,90< / ><>135,30< / >< / ><><>Hawesko Hldg. SE< / ><>16,40< / ><>16,35< / >< / ><><>Heidelberg Ph.< / ><>2,48< / ><>2,49< / >< / ><><>Heidelberger Druck.< / ><>1,52< / ><>1,55< / >< / ><><>HelloFresh SE< / ><>2,81< / ><>2,84< / >< / ><><>Henkel St.< / ><>70,50< / ><>69,65< / >< / ><><>hGears< / ><>0,765< / ><>0,785< / >< / ><><>Highlight Com. (CH)< / ><>0,618< / ><>0,586< / >< / ><><>Hoenele< / ><>7,90< / ><>7,98< / >< / ><><>HomeToGo SE (L)< / ><>0,898< / ><>0,87< / >< / ><><>Hornbach Hldg.< / ><>80,10< / ><>80,60< / >< / ><><>Hypoport SE< / ><>87,65< / ><>87,70< / >< / ><><>Indus Holding< / ><>36,65< / ><>36,45< / >< / ><><>init Innovat. SE< / ><>45,90< / ><>45,10< / >< / ><><>Instone Real< / ><>7,50< / ><>7,46< / >< / ><><>Intershop Comm.< / ><>1,48< / >< / table>

<><>InTiCa Systems SE< / ><>1,55< / ><>1,57< / >< / ><><>IVU Traffic Tech.< / ><>24,30< / ><>25,50< / >< / ><><>Jost Werke SE< / ><>62,80< / ><>63,50< / >< / ><><>Jungheinrich< / ><>25,58< / ><>25,94< / >< / ><><>Knaus Tabbert< / ><>11,54< / ><>11,82< / >< / ><><>Koenig & Bauer< / ><>8,65< / ><>8,71< / >< / ><><>Kontron (A)< / ><>22,90< / ><>22,84< / >< / ><><>KSB SE St< / ><>926,00< / >< / ><><>KSB SE Vz< / ><>882,00< / ><>899,00< / >< / ><><>KWS Saat SE< / ><>76,00< / ><>76,90< / >< / ><><>Leifheit< / ><>13,20< / >< / ><><>Logwin (L)< / ><>266,00< / >< / ><><>LPKF Laser&Elec. SE< / ><>13,70< / ><>13,75< / >< / ><><>Masterflex SE< / ><>14,20< / ><>14,10< / >< / ><><>MBB

SE< / td> 183,80< / ><>187,20< / >< / tr> <>MediClin< / ><>5,30< / ><>5,35< / >< / ><><>Medios< / ><>10,76< / ><>11,00< / >< / ><><>Mister Spex SE< / ><>1,11< / ><>1,06< / >< / ><><>MLP SE< / ><>9,33< / >< / ><><>Multitude (CH)< / ><>5,74< / ><>5,64< / >< / ><><>Mutares< / ><>25,75< / ><>26,05< / >< / ><><>MVV Energie< / ><>29,80< / ><>30,10< / >< / ><><>Nagarro< / ><>78,10< / ><>77,95< / >< / ><><>NFON< / ><>3,39< / ><>3,32< / >< / ><><>Norma Group SE< / ><>19,82< / ><>19,86< / >< / ><><>Novem Group (L)< / ><>2,30< / ><>2,24< / >< / ><><>OHB SE< / ><>188,20< / ><>196,00< / >< / ><><>Ottobock SE ■< / ><>58,20< / ><>59,70< / >< / ><><>OVB Holding< / ><>18,80< / ><>19,10< / >< / ><><>paragon GmbH< / ><>1,59< / >< / ><><>Patrizia

SE< / ><>7,45< / ><>7,50< / >< / ><><>Pentixapharm< / ><>1,83< / ><>1,81< / >< / ><><>PNE< / ><>7,37< / ><>7,26< / >< / ><><>ProCredit Hldg.< / ><>8,49< / ><>8,72< / >< / ><><>ProSiebenSat.1 SE< / ><>3,65< / ><>3,56< / >< / ><><>PSI Software SE< / ><>45,20< / ><>44,90< / >< / ><><>PVA TePla ■< / ><>29,80< / ><>30,82< / >< / ><><>PWO< / ><>22,20< / ><>21,80< / >< / ><><>Q.Beyond konv.< / ><>3,40< / ><>3,50< / >< / ><><>R. Stahl< / ><>12,50< / ><>12,40< / >< / ><><>Redcare Pharmacy (NL)< / ><>66,70< / ><>67,35< / >< / ><><>Rhön-Klinikum< / ><>14,70< / ><>14,60< / >< / ><><>SAF Holland SE< / ><>22,70< / ><>22,50< / >< / ><><>Sartorius St.< / ><>192,00< / ><>194,60< / >< / ><><>Schott Pharma< / ><>23,35< / ><>23,50< / >< / ><><>Secunet

Security< / ><>178,20< / ><>181,40< / >< / ><><>Serviceware SE< / ><>14,45< / ><>14,50< / >< / ><><>SFC Energy< / ><>20,35< / ><>21,00< / >< / ><><>SGL Carbon SE< / ><>4,13< / ><>4,15< / >< / ><><>Shelly Group SE (BG)< / ><>61,60< / ><>62,30< / >< / ><><>Singulus Techn.< / ><>7,96< / ><>7,86< / >< / ><><>Sirma Group (BG)< / ><>0,694< / ><>0,684< / >< / ><><>Sixt SE St.< / ><>72,50< / ><>72,80< / >< / ><><>Sixt SE Vz.< / ><>61,00< / ><>60,70< / >< / ><><>SMA Solar Techn. ■< / ><>56,30< / ><>56,00< / >< / ><><>SMT Scharf< / ><>5,80< / ><>5,85< / >< / ><><>SNP SE< / ><>81,80< / >< / ><><>Softing< / ><>2,43< / ><>2,38< / >< / ><><>Springer Nature< / ><>19,46< / ><>19,84< / >< / ><><>Stabilus

SE< / ><>17,22< / ><>16,96< / >< / ><><>Stratec< / ><>22,50< / >< / ><><>Ströer SE< / ><>39,22< / ><>39,50< / >< / ><><>Südzucker< / ><>12,64< / ><>12,88< / >< / ><><>Surteco Grp. SE< / ><>7,40< / ><>7,70< / >< / ><><>Syzygy< / ><>1,20< / >< / ><><>Takkt< / ><>2,82< / ><>2,79< / >< / ><><>TeamViewer SE ■< / ><>6,94< / ><>7,20< / >< / ><><>technotrans SE< / ><>28,70< / ><>28,00< / >< / ><><>thyssenkr. nucera< / ><>7,89< / ><>7,86< / >< / ><><>tonies SE (L)< / ><>11,84< / ><>11,72< / >< / ><><>Uniper SE< / ><>46,50< / ><>46,90< / >< / ><><>United Labels< / ><>< / >< / ><><>Verbio SE ■< / ><>32,16< / ><>32,34< / >< / ><><>Villeroy & Boch< / ><>14,95< / >< / ><><>Vincorion SE< / ><>21,03< / ><>20,39< / >< / ><><>Viscom

SE< / td> 5,72< / ><>5,50< / >< / tr> <>大众汽车 (Volkswagen St.)< / ><>75,65< / ><>77,70< / >< / ><><>Voltatron< / ><>3,94< / ><>3,97< / >< / ><><>Vossloh< / ><>61,40< / ><>61,60< / >< / ><><>Vulcan Energy RL (澳大利亚)< / ><>1,63< / ><>1,66< / >< / ><><>Wacker Neuson SE< / ><>22,90< / >< / ><><>WashTec< / ><>38,70< / ><>38,90< / >< / ><><>Westwing Grp. SE< / ><>12,85< / ><>12,75< / >< / ><><>Wüst. & Württ.< / ><>14,20< / ><>14,36< / >< / ><><>YOC< / ><>4,73< / >< / ><><>Zeal Network SE< / ><>42,70< / ><>42,50< / >< / table>

统计数据（摘自 H-Dax）

<><>当日上涨最多< / ><>涨跌幅 %< / ><>52周上涨最多< / ><>涨跌幅 %< / >< / ><><>朗西斯 (Lanxess)< / ><>+4,44< / ><>Verbio SE< / ><>+199,06< / >< / ><><>宝马 (BMW St.)< / ><>+4,00< / ><>Aixtron SE< / ><>+184,35< / >< / ><><>道依茨 (Deutz)< / ><>+3,69< / ><>Suss M. Tec SE< / ><>+173,11< / >< / ><><>瓦克化学 (Wacker Chemie)< / ><>+3,10< / ><>萨尔茨吉特 (Salzgitter)< / ><>+155,79< / >< / ><><>TeamViewer SE< / ><>+3,00< / ><>SMA Solar< / ><>+148,04< / >< / ><><>当日下跌最多< / ><>涨跌幅 %< / ><>52周下跌最多< / ><>涨跌幅 %< / >< / ><><>法兰克福机场 (Fraport)< / ><>-2,86< / ><>Evotec SE< / ><>-44,18< / >< / ><><>萨尔茨吉特 (Salzgitter)< / ><>-1,71< / ><>Aroundtown< / ><>-41,88< / >< / ><><>CTS Eventim< / ><>-1,58< / ><>Nemetschek SE< / ><>-40,76< / >< / ><><>TKMS< / ><>-1,54< / ><>朗西斯 (Lanxess)< / ><>-40,34< / >< / ><><>彪马 (Puma SE)< / ><>-1,46< / ><>宝马 (BMW St.)< / ><>-30,87<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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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x 年度走势 (Xetra)

欧洲股市 价格以欧元计

<><>法兰克福< / ><>27.8.收盘< / ><>28.8.15.51 h< / ><>CEZ Inh. (捷克) Christian Dior (法) Coloplast (丹)< / ><>57,15406,6061,66< / ><>57,10403,0062,10< / >< / ><><>百威英博 (AB Inbev, 比利时)< / ><>67,18< / ><>68,52< / ><>康帕斯集团 (Compass Group, 英国)< / ><>25,78< / ><>26,30< / >< / ><><>ABB N (瑞士)< / ><>83,38< / ><>84,10< / ><>农业信贷银行 (Crédit Agricole, 法)< / ><>18,51< / ><>18,50< / >< / ><><>Ahold Delhaize (荷兰)< / ><>30,48< / ><>30,46< / ><>达能 (Danone, 法)< / ><>64,66< / ><>64,34< / >< / ><><>液化空气 (Air Liquide, 法)< / ><>167,00< / ><>170,10< / ><>丹麦银行 (Danske Bank, 丹)< / ><>49,66< / ><>49,56< / >< / ><><>Amadeus IT (西班牙)< / ><>57,42< / ><>58,06< / ><>达索系统 (Dassault Systemes, 法)< / ><>23,10< / ><>23,12< / >< / ><><>英美资源 (Anglo American PLC, 英国)< / ><>49,33< / ><>50,18< / ><>帝亚吉欧 (Diageo, 英国)< / ><>19,96< / ><>19,60< / >< / ><><>安托法加斯塔 (Antofagasta, 英国)< / ><>46,73< / ><>46,88< / ><>DSM-Firmenich (瑞士)< / ><>93,54< / ><>96,00< / >< / ><><>安赛乐米塔尔 (ArcelorMittal, 卢森堡)< / ><>63,82< / ><>63,98< / ><>恩德萨 (Endesa, 西班牙)< / ><>41,55< / >< / ><><>ASML Hold. (荷兰)< / ><>1489< / ><>1488< / ><>国家电网 (Enel, 意大利)< / ><>9,35< / ><>9,48< / >< / ><><>亚萨合 lock AB (Assa-Abloy AB, 瑞典)< / ><>31,95< / ><>32,15< / ><>英格尼 (Engie, 法)< / ><>24,06< / ><>24,37< / >< / ><><>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英国)< / ><>142,40< / ><>140,50< / ><>埃尼 (Eni, 意大利)< / ><>22,74< / ><>22,79< / >< / ><><>阿特拉斯·科普柯 A (Atlas Copco A, 瑞典)< / ><>18,91< / ><>18,93< / ><>Equinor ASA (挪威)< / ><>35,47< / >< / ><><>Aviva PLC (英国)< / ><>8,38< / ><>8,52< / ><>爱立信 B fr (Ericsson B fr, 瑞典)< / ><>8,66< / ><>8,70< / >< / ><><>安盛 (AXA, 法)< / ><>42,71< / ><>43,57< / ><>第一集团银行 (Erste Group Bank, 奥地利)< / ><>125,60< / ><>121,90< / >< / ><><>BAE Systems

(GB)< / td> 24,50< / ><>23,80< / ><>EssilorLuxottica (F)< / ><>157,10< / ><>160,80< / >< / tr> <>Banco Santander (E)< / ><>12,46< / ><>12,64< / ><>Exor (NL)< / ><>71,90< / ><>71,85< / >< / ><><>BBVA (E)< / ><>24,96< / ><>24,85< / ><>Experian Group (JE)< / ><>34,60< / ><>35,40< / >< / ><><>BNP Paribas (F)< / ><>100,50< / ><>101,44< / ><>Ferrari (NL)< / ><>353,40< / ><>362,00< / >< / ><><>BP (GB)< / ><>6,00< / ><>6,04< / ><>Flutter Entertain. (IRL)< / ><>83,50< / ><>81,00< / >< / ><><>Brit. Am. Tobacco (GB)< / ><>48,60< / ><>48,41< / ><>Geberit N (CH)< / ><>625,80< / ><>617,00< / >< / ><><>BT Group (GB)< / ><>2,38< / ><>Generali (I)< / ><>43,80< / ><>44,11< / >< / ><><>Caixabank (E)< / ><>13,15< / ><>13,06< / ><>Givaudan N

(CH)< / ><>3461< / ><>3499< / >< / ><><>Capgemini (F)< / ><>107,50< / ><>108,05< / ><>Glencore (JE)< / ><>6,94< / >< / table>

<>< rowspan="2" colspan="2">52周对比< / >< rowspan="2">股息< / >< colspan="2">本土交易所< / >< colspan="2">法兰克福< / >< / ><><>27.8. 收盘< / ><>28.8. 15.51 h< / ><>涨跌幅 %< / >< / ><><>< / ><>3M Co.< / ><>0,78$< / ><>178,83< / ><>177,83< / ><>152,75< / ><>-0,3< / >< / ><><>< / ><>Alphabet Inc. A< / ><>0,225$< / ><>340,65< / ><>343,51< / ><>295,00< / ><>+1,0< / >< / ><><>< / ><>Amazon.com< / ><>0,001< / ><>256,26< / ><>259,14< / ><>222,45< / ><>+0,8< / >< / ><><>< / ><>American Express< / ><>0,95$< / ><>334,16< / ><>335,02< / ><>286,70< / ><>-0,5< / >< / ><><>< / ><>Amgen< / ><>2,52$*< / ><>436,99< / ><>433,14< / ><>379,95< / ><>+1,8< / >< / ><><>< / ><>Apple

Inc.< / ><>0,275$< / ><>314,58< / ><>315,95< / ><>272,50< / ><>+1,1< / >< / ><><>< / ><>Boeing Co.< / ><>2,065$< / ><>209,89< / ><>209,86< / ><>179,36< / ><>-0,7< / >< / ><><>< / ><>Caterpillar Inc.< / ><>1,635$< / ><>817,00< / ><>819,56< / ><>700,60< / ><>-0,1< / >< / ><><>< / ><>Chevron Corp.< / ><>1,785$< / ><>199,77< / ><>200,59< / ><>172,02< / ><>+0,4< / >< / ><><>< / ><>Cisco Systems< / ><>0,425$< / ><>112,15< / ><>110,83< / ><>95,51< / ><>-0,5< / >< / ><><>< / ><>Coca Cola Co.< / ><>0,535$< / ><>89,06< / ><>89,89< / ><>76,97< / ><>-0,1< / >< / ><><>< / ><>Disney Co.< / ><>0,755$*< / ><>106,82< / ><>107,79< / ><>91,96< / ><>-0,8< / >< / ><><>< / ><>Goldman

Sachs< / ><>4,505$< / ><>1040,87< / ><>1041,05< / ><>897,40< / ><>+0,3< / >< / ><><>< / ><>Home Depot< / ><>2,335$< / ><>328,61< / ><>328,71< / ><>280,60< / ><>-0,7< / >< / ><><>< / ><>Honeywell Intl.< / ><>1,195$< / ><>220,39< / ><>218,02< / ><>190,14< / ><>+1,4< / >< / ><><>< / ><>IBM< / ><>1,695$< / ><>238,79< / ><>237,08< / ><>205,05< / ><>-0,5< / >< / ><><>< / ><>Johnson & Johnson< / ><>1,345$< / ><>265,77< / ><>265,20< / ><>227,30< / ><>-1,0< / >< / ><><>< / ><>McDonald's< / ><>1,865$< / ><>260,06< / ><>263,92< / ><>223,80< / ><>+0,0< / >< / ><><>< / ><>Merck &

Co.< / td> 0,855$< / ><>149,54< / ><>147,44< / ><>125,98< / ><>-3,2< / >< / tr> <>< / ><>Microsoft< / ><>0,915$< / ><>505,06< / ><>509,99< / ><>440,50< / ><>+1,6< / >< / ><><>< / ><>Morgan (J.P.)< / ><>1,505$< / ><>354,22< / ><>354,32< / ><>304,05< / ><>-0,2< / >< / ><><>< / ><>Nike< / ><>0,415$< / ><>38,44< / ><>38,90< / ><>33,33< / ><>+0,9< / >< / ><><>< / ><>NVIDIA Corp.< / ><>0,255$< / ><>227,98< / ><>225,63< / ><>193,88< / ><>-1,0< / >< / ><><>< / ><>Procter & Gamble< / ><>1,095$< / ><>143,14< / ><>143,74< / ><>123,04< / ><>-0,4< / >< / ><><>< / ><>Salesforce Inc.< / ><>0,445$*< / ><>252,05< / ><>260,64< / ><>219,30< / ><>+1,3< / >< / ><><>< / ><>Sherwin

Will.< / ><>0,805$< / ><>345,21< / ><>345,89< / ><>295,20< / ><>-1,0< / >< / ><><>< / ><>Travelers Comp.< / ><>1,255$< / ><>369,33< / ><>369,97< / ><>315,70< / ><>-0,6< / >< / ><><>< / ><>UnitedHealth< / ><>2,325$< / ><>395,05< / ><>395,66< / ><>340,40< / ><>+0,3< / >< / ><><>< / ><>VISA< / ><>0,675$< / ><>379,66< / ><>381,68< / ><>327,40< / ><>+0,2< / >< / ><><>< / ><>Walmart Inc.< / ><>0,255$*< / ><>102,63< / ><>102,87< / ><>88,25< / ><>+0,1< / >< / tabl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天才的城市肖像！

<><>GSK PLC (GB)< / ><>21,49< / ><>21,57< / >< / ><><>Heineken Hold. (NL)< / ><>68,05< / ><>67,85< / >< / ><><>Heineken N.V. (NL)< / ><>72,44< / ><>71,78< / >< / ><><>Hermilionmat. (F)< / ><>1556< / ><>1614< / >< / ><><>Hexagon B (SE)< / ><>9,05< / ><>9,06< / >< / ><><>Holcim N (CH)< / ><>78,00< / ><>77,02< / >< / ><><>HSBC Hold. (GB)< / ><>17,60< / ><>17,82< / >< / ><><>Iberdrola (E)< / ><>19,98< / ><>20,29< / >< / ><><>Inditex (E)< / ><>58,30< / ><>57,40< / >< / ><><>ING Groep (NL)< / ><>30,03< / ><>30,28< / >< / ><><>Intesa Sanpaolo (I)< / ><>6,75< / ><>6,80< / >< / ><><>Investor B (SE)< / ><>37,31< / ><>37,55< / >< / ><><>KBC Group (BE)< / ><>134,10< / ><>131,90< / >< / ><><>Kone (FI)< / ><>53,20< / ><>53,08< / >< / ><><>Kühne + Nagel N (CH)< / ><>229,70< / ><>230,20< / >< / ><><>L'Oréal (F)< / ><>383,15< / ><>387,90< / >< / ><><>Legrand (F)< / ><>138,20< / ><>137,15< / >< / ><><>Linde PLC (IRL)< / ><>416,00< / ><>419,40< / >< / ><><>London Stock Ex. (GB)< / ><>106,00< / ><>104,65< / >< / ><><>LVMH Moet Hen. (F)< / ><>447,85< / ><>457,95< / >< / ><><>Michelin (F)< / ><>35,10< / ><>34,28< / >< / ><><>National Grid (GB)< / ><>13,35< / ><>13,75< / >< / ><><>Naturgy Energy (E)< / ><>29,58< / ><>29,70< / >< / ><><>NatWest Group (GB)< / ><>8,06< / ><>7,96< / >< / ><><>Nestlé N (CH)< / ><>83,91< / ><>83,75< / >< / ><><>Nokia (FI)< / ><>9,11< / ><>9,13< / >< / table>

股票指数

北欧银行 (Nordea Bank Abp, 芬兰)< / td><>17,49< / ><>17,62< / >< / tr><><>诺华 (Novartis N, 瑞士)< / ><>134,06< / ><>132,74< / >< / ><><>诺维能 (Novonesis B, 丹麦)< / ><>61,00< / ><>61,50< / >< / ><><>诺和诺德 (Novo-Nordisk B, 丹麦)< / ><>39,21< / ><>39,28< / >< / ><><>Orange (法国)< / ><>15,14< / ><>15,01< / >< / ><><>合伙集团 (Partners Group, 瑞士)< / ><>796,60< / ><>804,40< / >< / ><><>保乐力加 (Pernod Ricard, 法国)< / ><>62,80< / ><>64,36< / >< / ><><>飞利浦电子 (Philips Electr., 荷兰)< / ><>22,97< / ><>23,22< / >< / ><><>意大利邮政 (Poste Italiane, 意大利)< / ><>27,68< / ><>27,73< / >< / ><><>Prosus (荷兰)< / ><>37,96< / ><>38,09< / >< / ><><>普鲁登申 (Prudential, 英国)< / ><>11,84< / ><>11,79< / >< / ><><>阳狮集团 (Publicis Group, 法国)< / ><>103,40< / ><>101,35< / >< / ><><>利洁时 (Reckitt Benckiser, 英国)< / ><>59,50< / ><>59,52< / >< / ><><>Relx (英国)< / ><>31,12< / ><>31,28< / >< / ><><>历峰集团 (Richemont, 瑞士)< / ><>203,20< / ><>206,80< / >< / ><><>力拓 (Rio Tinto, 英国)< / ><>89,39< / ><>89,85< / >< / ><><>罗氏 (Roche PS, 瑞士)< / ><>391,70< / ><>385,30< / >< / ><><>罗尔斯-罗伊斯集团 (Rolls-Royce Grp., 英国)< / ><>18,16< / ><>17,78< / >< / ><><>瑞安航空控股 (Ryanair Holdings, 爱尔兰)< / ><>24,41< / ><>23,19< / >< / ><><>赛峰 (Safran, 法国)< / ><>349,70< / ><>345,90< / >< / ><><>圣戈班 (Saint-Gobain, 法国)< / ><>79,42< / ><>80,36< / >< / ><><>Sampo OYJ (芬兰)< / ><>9,86< / ><>9,82< / >< / ><><>山特维克 (Sandvik, 瑞典)< / ><>35,80< / ><>35,61< / >< / ><><>赛诺菲 (Sanofi S.A., 法国)< / ><>76,95< / ><>77,01< / >< / ><><>施耐德电气 (Schneider Electr., 法国)< / ><>298,00< / ><>303,35< / >< / ><><>苏格兰和南方能源 (Scot.&South. En., 英国)< / ><>28,30< / ><>27,90< / >< / table>

外汇市场

<><>瑞典商业银行 (SEB A, 瑞典)< / ><>20,17< / ><>20,11< / >< / ><><>壳牌 (Shell, 英国)< / ><>38,85< / ><>38,96< / >< / ><><>西卡 (Sika N, 瑞士)< / ><>204,30< / ><>206,40< / >< / ><><>渣打银行 (Standard Ch. PLC, 英国)< / ><>25,80< / ><>25,10< / >< / ><><>斯特兰蒂斯 (Stellantis, 荷兰)< / ><>4,54< / ><>4,70< / >< / ><><>意法半导体 (STMicroelectronics, 荷兰)< / ><>44,29< / ><>43,57< / >< / ><><>瑞典商业银行 (Svenska Handelsbk., 瑞典)< / ><>13,31< / ><>13,29< / >< / ><><>瑞典银行 (Swedbank A, 瑞典)< / ><>33,85< / ><>33,62< / >< / ><><>瑞士人寿 (Swiss Life NA, 瑞士)< / ><>976,00< / ><>979,60< / >< / ><><>瑞士再保险 (Swiss Re N, 瑞士)< / ><>150,35< / ><>149,45< / >< / ><><>瑞士电信 (Swisscom NA, 瑞士)< / ><>665,00< / ><>670,00< / >< / ><><>西班牙电信 (Telefónica, 西班牙)< / ><>3,56< / ><>3,62< / >< / ><><>电信挪威 (Telenor, 挪威)< / ><>12,35< / ><>12,39< / >< / ><><>特易购 (Tesco, 英国)< / ><>5,40< / ><>5,35< / >< / ><><>泰雷兹 (Thales, 法国)< / ><>246,40< / ><>248,00< / >< / ><><>道达尔能源 (TotalEnergies, 法国)< / ><>75,00< / ><>74,85< / >< / ><><>瑞银集团 (UBS Group N, 瑞士)< / ><>46,16< / ><>46,81< / >< / ><><>UCB (比利时)< / ><>221,20< / ><>222,10< / >< / ><><>联合信贷 (UniCredit, 意大利)< / ><>83,43< / ><>84,28< / >< / ><><>联合利华 (Unilever PLC, 英国)< / ><>55,21< / ><>55,32< / >< / ><><>威立雅环境 (Veolia Environnem., 法国)< / ><>32,95< / ><>32,92< / >< / ><><>文西 (Vinci, 法国)< / ><>116,30< / ><>114,15< / >< / ><><>沃尔沃 (Volvo B, 瑞典)< / ><>31,67< / ><>31,66< / >< / ><><>沃尔得克鲁兹 (Wolters Kluwer, 荷兰)< / ><>69,16< / ><>69,92< / >< / ><><>苏黎世保险集团 (Zurich Insur. Grp N, 瑞士)< / ><>629,60< / ><>633,00< / >< / table>

欧洲央行参考汇率< / td><>26.8.< / ><>27.8.< / >< / tr><><>澳大利亚美元< / ><>1,6241< / ><>1,6196< / >< / ><><>巴西雷亚尔< / ><>6,0055< / ><>5,9879< / >< / ><><>英镑< / ><>0,8561< / ><>0,8574< / >< / ><><>人民币< / ><>7,8422< / ><>7,8258< / >< / ><><>丹麦克朗< / ><>7,4757< / ><>7,4747< / >< / ><><>港币< / ><>9,1463< / ><>9,1282< / >< / ><><>印度卢比< / ><>111,3475< / ><>111,2575< / >< / ><><>冰岛克朗< / ><>141,2000< / ><>140,4000< / >< / ><><>日元< / ><>185,6200< / ><>185,6100< / >< / ><><>加拿大元< / ><>1,6776< / ><>1,6740< / >< / ><><>墨西哥比索< / ><>19,7567< / ><>19,7653< / >< / ><><>新西兰元< / ><>1,9582< / ><>1,9566< / >< / ><><>挪威克朗< / ><>10,8845< / ><>10,8770< / >< / ><><>波兰兹罗提< / ><>4,2955< / ><>4,3268< / >< / ><><>罗马尼亚列伊< / ><>5,2568< / ><>5,2584< / >< / ><><>瑞典克朗< / ><>11,0785< / ><>11,0835< / >< / ><><>瑞士法郎< / ><>0,9380< / ><>0,9376< / >< / ><><>新加坡元< / ><>1,4817< / ><>1,4804< / >< / ><><>南非兰特< / ><>18,5724< / ><>18,6155< / >< / ><><>泰铢< / ><>38,2100< / ><>38,2600< / >< / ><><>捷克克朗< / ><>24,0830< / ><>24,1390< / >< / ><><>土耳其里拉< / ><>56,1481< / ><>56,0483< / >< / ><><>匈牙利福林< / ><>360,1800< / ><>363,9500< / >< / ><><>美元< / ><>1,1669< / ><>1,1645< / >< / table>

商品市场

<><>项目< / ><>当前< / ><>± %< / >< / ><><>S&P GSCI 指数 (现货)< / ><>703,64< / ><>-0,08< / >< / ><><>DAXglobal® 金矿股指数< / ><>950,05< / ><>+0,29< / >< / ><><>美国金矿股指数 (HUI)< / ><>874,53< / ><>+0,08< / >< / ><><>黄金，现货 (€ / 盎司)< / ><>3961,13< / ><>+0,31< / >< / ><><>黄金，纽约 ($ / 盎司)< / ><>4608,80< / ><>-< / >< / ><><>白银，纽约 ($ / 盎司)< / ><>71,00< / ><>+2,6< / >< / ><><>铜，纽约 ($ / 磅)< / ><>6,62< / ><>+0,39< / >< / table>

钱币，金条 所有数据不保证准确。k.A. = 无数据；gs = 关闭；■ = 同时也包含在 Tec-DAX 中；▲ = 同时也包含在 Euro Stoxx 50 中；▼ = 同时也包含在 Stoxx Europe 50 中；股息为最近一次以当地货币支付的分配额，并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股息后的高位数字：每年分配次数；股息率：基于最近一次支付的年度股息计算的毛股息率；52周最高 / 最低价基于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最高价和最低价计算，并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市值：仅使用相关类别计算；股息率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基于历史价格或收盘价计算。

柜台价格（欧元）< / td>< colspan="2">28.8.< / >< / tr><><>< / ><>买入< / ><>卖出< / ><>< / >< / ><><>1 kg 黄金< / ><>123663,00< / ><>129802,00< / ><>< / >< / ><><>1 oz 克鲁格金币< / ><>383,00< / ><>4009,00< / ><>< / >< / ><><>1 / 2 oz 克鲁格金币< / ><>1915,00< / ><>2133,10< / ><>< / >< / ><><>1 / 4 克鲁格金币< / ><>957,50< / ><>1086,90< / ><>< / >< / ><><>1 / 10 克鲁格金币< / ><>383,00< / ><>440,80< / ><>< / >< / ><><>1 不列颠金币< / ><>383,00< / ><>4061,00< / ><>< / >< / ><><>1 / 2 不列颠金币< / ><>1915,00< / ><>2133,10< / ><>< / >< / ><><>1 / 4 不列颠金币< / ><>957,50< / ><>1086,90< / ><>< / >< / ><><>1 / 10 不列颠金币< / ><>383,00< / ><>440,80< / ><>< / >< / ><><>20 马克< / ><>887,90< / ><>945,70< / ><>< / >< / ><><>20 弗兰 Vreneli< / ><>719,20< / ><>766,50< / ><>< / >< / ><><>2 兰特< / ><>899,10< / ><>938,50< / ><>< / >< / ><><>1 奥地利杜卡特< / ><>422,90< / ><>456,00< / ><>< / >< / ><><>50 智利比索< / ><>1106,50< / ><>1216,00< / ><>< / >< / ><><>1 kg 白银< / ><>1810,00< / ><>2468,05< / ><>< / >< / ><><>1 枫叶铂金币< / ><>1418,00< / ><>2088,45< / ><>< / >< / table>

养老金通知单：想要额外进行养老规划的人，应当关注养老金投资账户。 照片 dpa

里斯特养老保险合同可以这样挽救

养老储备账户即将取代里斯特养老金。旧的里斯特合同将如何处理，何时转换才有利？

从2027年1.1日起，金融服务提供商即可提供政府资助的养老储备账户（Altersvorsorgedepot）。这是联邦政府针对法定养老金的缺陷以及对里斯特养老金（Riester-Rente）批评而采取的养老金改革措施。养老储备账户旨在取代2002年引入并以时任劳动和社会部长瓦尔特·里斯特（SPD）命名的里斯特养老金。

作者：Mark Fehr

支持者希望由此实现更高的透明度、更低的成本，尤其是为参保人带来更高的收益。养老储备账户或许能说服更多消费者为老年生活储蓄并参与养老规划。但对于约1500万份旧的里斯特合同，以及那些已经储蓄多年并获得政府补贴的参保人来说，这次改革意味着什么？

现有的里斯特合同以及在2027年1.1日之前签署的合同将受到“既有保护”（Bestandsschutz）。根据联邦财政部关于养老储备账户的常见问题解答清单，旧的里斯特合同可以继续享受原有的税收优惠。因此，不想做出改变的人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可以像往常一样申请年度补贴，或由提供商代为申请。

与此相呼应，许多提供商坚称目前现有客户无需采取紧急行动，这听起来令人安心。许多客户可能很乐意听到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无需费心。但这种安抚之词也可能与提供商不希望让老客户感到不安，从而导致其逃离该产品有关。

如果对自己的里斯特合同不满意，则不应被动等待，而应将养老储备账户视为改变的机会。但改变什么？一种可能性是将旧的里斯特合同转移到新的养老储备账户中，以便在某些情况下从更好的补贴中获益。养老金改革允许里斯特储蓄者通过向提供商声明，在保留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将其现有里斯特合同转换为新的税收优惠体系。在新的补贴体系中，政府年度基础补贴将从之前的175欧元提高至最高540欧元。不过，每名儿童300欧元的固定儿童补贴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父母将根据储蓄金额获得儿童补贴，上限为300欧元。

因此，人们必须计算选择旧补贴还是新补贴更为有利。安联保险（Allianz）为此提供了一个初步参考的计算器。对于一名年薪80.000欧元（税前）的已婚里斯特储蓄者，安联计算器设定的每月储蓄金额约为135欧元。这相当于获得全额补贴所需的最低金额。在这种前提下，根据安联计算器，养老储备账户的补贴率略高。

除了补贴，储蓄者的风险偏好也可以成为转换的重要理由。新的养老储备账户提供了在没有缴费保证的情况下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虽然保证增加了安全性，但它会抑制收益，导致储蓄者错过资本市场的长期机会。这种由保证导致的收益抑制，过去和现在都是里斯特旧模式的主要批评点之一。

然而，只有在供应商配合的情况下，修改旧版里斯特（Riester）合同的条款才具有可行性。不过，此次改革允许储蓄者将其旧的里斯特合同设为“免缴费状态”，并根据养老金账户（Altersvorsorgedepot）的补贴条件签署一份新合同。此外，根据联邦财政部的问答清单，在保留旧合同的同时，原则上还可以签署最多两份新的养老金合同。储蓄者可以将此前投入到现已设为免缴费状态的旧合同中的资金，转而投入到新合同中。

尽管旧版里斯特合同享有既得权保护，但巴德洪堡 Taunus Investments 资产管理公司的托马斯·贡德曼（Thomas Gundermann）认为，对于许多现有里斯特合同的持有者来说，将其合同转换为新的养老金账户可能是明智之举。贡德曼表示，许多旧合同深受高额管理费、低保证利率以及收益机会受限之苦。转换合同可以减少这些劣势。他在 V-Bank 最近的一份时事通讯中写道：“此前已获得的补贴将予以保留。”

“但转换不应操之过急，”贡德曼说道。特别是必须审查税务影响以及可能失去的保证给付。在什么条件下，转换为养老金账户才是有利的？

据贡德曼粗略估算，在 60 岁之前进行转换几乎总是划算的。对于 60 岁以上的参保人，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希望的领取阶段。在新的养老金账户中，养老金领取阶段可以选择终身年金，或者选择每月领取计划（最少领取至 85 岁）。在领取计划中，最高可将积蓄资本的 30% 在养老金领取开始时一次性取出。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身故后的给付。贡德曼指出，大多数现有的里斯特合同仅在有限的年限内（例如最多 15 年）将养老金支付给已故参保人的配偶或其他受益人。而对于养老金账户，特别是选择养老金领取阶段的领取计划时，根据目前情况，所有剩余资产原则上都可以转移给继承人。

对此，联邦财政部的问答清单中提到：在身故时，养老金资产可以在不扣除任何费用的情况下，转移至一份以生存配偶名义开设的养老金合同中。相比之下，终身年金则无法继承，它随死亡而终止。但根据规定，可以选择约定十至二十年的年金保证期。如果参保人在约定期限内去世，年金将支付给遗属。

资产管理公司 Ginmon 的拉尔斯·赖纳（Lars Reiner）认为，里斯特储蓄者是否应该转换为养老金账户，取决于个人情况。不能给出统一的建议，只能说：对于剩余期限较长且个人缴费金额较高的旧合同，转换尤其有利。赖纳表示：“相反，临近退休的人员以及持有具有保证年金系数旧合同的人，通常留在原合同中更为稳妥。”

赖纳认为，养老金账户改变了评估旧版里斯特合同的标准。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储蓄者，也影响供应商，因为标准账户中的新成本上限已不再为旧里斯特体系的销售和管理结构留有空间。这将要求更高效的账户管理、补贴管理和咨询服务。

根据赖纳（Reiner）的说法，养老金账户能够清晰地揭示出此前养老方案中备受争议的缴费保证和保险外壳所带来的成本。他表示：“许多里斯特（Riester）合同将无法通过对比测试。”虽然部分合同能够通过，但正因如此，才需要针对具体个案进行计算。赖纳指出：“储蓄者无法独立完成这项计算。”该计算需要原合同的数据、补贴历史以及一份可靠的对比分析。

因此，那些考虑转换方案的人现在恰恰需要他们在签署最初的里斯特合同时就应该获得的东西：即独立且易懂的咨询服务。

读者来信

必须让选择党执政

关于《蓝色猪》（《法兰克福汇报》2026年8月25.日刊）：人们普遍必须质疑，所有媒体从业者在对待选择党（AfD）的问题上，究竟是缺乏学习能力，还是不愿学习。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他们最终应该意识到，所有“建制派”政党加在一起也无法将选择党压制下去。那么现在只剩下另一种选择：要么尝试让选择党被禁，要么让他们执政。

即便禁令能在联邦宪法法院通过，最终也毫无收获。因为观念和态度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让选择党执政，现在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就十分合适。到那时将见分晓：要么他们能胜任，那自然是好事；要么他们不能胜任。即便如此，至少有一个积极结果，那就是他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且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退出政治舞台。

无论如何，都有很大机会能打破目前这种不幸的僵局。

雅各布·威尔伯特（JAKOB WILBERT），布兰迪斯

怀旧与淡化

在《西方耐心一旦耗尽，后果堪忧》（《法兰克福汇报》8月13.日刊）这篇社论中，赖因哈德·宾格纳描述了德国一个根本性的文化冲突潜能：一方面是某种“东德特殊意识”，它在很大程度上由一种被歧视感所驱动，且与旧联邦州那些“内心安稳的区域认同”有所不同。

后者通过“数以十亿计的转移支付迅速且人为地缩小了（西德与东德之间的）繁荣差距”，而这正是目前包括全德国在内的基础设施、社会制度等方面亟需改革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我看来，目前不存在宾格纳所说的那个仿佛“就在街头”的话题近期会被公开讨论的危险。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会将其“拾起”。因为他们一贯采取淡化东德独裁统治的策略，并推行上述叙事，即东德各州公民在统一过程中被“欺骗”了，且至今仍受到歧视，例如通过废除“63岁退休金”。此外，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即使是那些不属于选择党和左翼党支持者的东德州公民，也会产生老年人典型的怀旧心理。对美好青春回忆的追忆，掩盖了政治体制带来的“限制”。

基民盟（CDU）和社民党（SPD）的政治家也不会将这个话题“从街头拾起”，因为作为对统一负责的政党，他们不想讨论赖因哈德·宾格纳提到的社会制度改革必要性的原因，也不愿进一步加剧全德国（尤其是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厌倦感。

联盟90 / 绿党（Bündnis 90 / Grünen），这个在东德各州为进入州议会而奋斗的政党，同样不会这样做。最终，从上述“文化冲突潜能”中获益的，反而是那些否认它的人：左翼党和选择党。他们是具体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不适感”的获益者，即便大多数公民支持改革的必要性。因此，该话题已成为一种政治意识的一部分，这种意识的特点是由实证证明的与政治的距离感、多样化的国内政治冲突以及国际结构性冲突共同驱动的。

卡尔·戴希曼（CARL DEICHMANN）教授（荣休博士），瑙奥特

图林根州的 BSW 与 14. Dezember

关于“图林根州 BSW 将维持与 CDU 和 SPD 的执政联盟”（《法兰克福汇报》18. August 报道）：图林根州 议会党团违背其联邦总部意愿，希望维持与 CDU 和 SPD 的联盟，这在政治上是可以解释的。然而，为了进行全面的评估，还需要冷静地审视其中的制度性激励因素。

三位 部长自 13. Dezember 2024 起就职。原则上，只有在任职满两年后，才产生领取部长退休金的权利（根据《图林根州部长法》第 11 条）。当然，这一规定适用于所有符合法定条件的图林根州政府成员。按照目前的规模，任职不足五年的人员，每位部长每月可获得约 3000 欧元的税前金额。年满 60. 岁起可通过申请提前领取。

因此，14. Dezember 2026 对于图林根州 的部长们来说，具有一种超越目前埃尔福特与 联邦总部之间争端的意义。因为在假设寿命足够长的前提下，这对他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涉及高达数个 100.000 欧元的养老金权益。

这并不能证明养老金问题决定了相关人员的行为。但政治分析不应仅限于公开陈述的理由。它原则上且始终应该询问，不同的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个人、制度和财务后果。

彼得·韦尔茨（PETER WERZ），波恩

为什么柴油价格仍然高于汽油？

油价昂贵是因为波斯湾原油短缺 / 价格比例也发生了反转

法兰克福。燃油价格正受到针对伊朗战争的影响，驾驶员们早已习惯了这一关联。自从加油补贴结束以来，大多数人的油价小数点前再次回到了数字“2”。然而，随着针对伊朗战争的升级，加油站显示屏上的价格排序也发生了变化。为什么目前柴油的平均价格比超级汽油贵 2,24 欧元以上？

首先，由于战争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两种燃料都受到了影响。而要解释价格比例的变化，则需要涉及一些工艺技术和地理因素。关于前者：汽油和柴油是在炼油厂中从原油中提取的。在德国销售的汽油大部分是在国内或邻近地区炼制的，但柴油并非如此。

德国的柴油消费量相对较高，因为柴油不仅被用于货运，也被广泛用于私家车。原油炼制汽油和柴油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控的。原油进口量足以生产满足国内市场的汽油，但炼油厂无法通过进口原油来满足当地的柴油消费。

因此，德国和欧洲不仅在原油方面，而且在其衍生产品柴油方面也依赖进口。而柴油的价格与原油一样，取决于全球的供应与需求。需求量变化缓慢，但供应量则取决于全球炼油厂的产能以及贸易通道是否畅通。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目前有一系列大型炼油厂无法提供足够的供应量。部分炼油厂位于波斯湾，处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根据美国大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一项分析，在战争之前，这些炼油厂生产了欧洲约五分之一的柴油，而在航空煤油方面，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二分之一。现在，由于从那里运出的原油大幅减少，运载精炼产品的油轮也同样被阻挡在海峡之外。

此外，此前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俄罗斯出现的问题也至关重要。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在过去几个月取得了巨大成功，导致多家俄罗斯炼油厂不得不削减产量，甚至暂时停产。随后，莫斯科政府实施了柴油出口禁令，出口几乎陷入停滞。

柴油价格涨幅高于原油和汽油

来源：ADAC, Bloomberg / F.A.Z.图表：nav.

摩根士丹利的原材料分析师还指出，中国炼油厂的减产是另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因素。综合来看，全球炼油厂的日处理量比去年减少了约 600 万桶。一个令人欣慰的副作用是，这使得对原油的需求略有下降，从而抑制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

分析师通过原油和柴油的相对批发价格来量化这一异常情况。在过去的 83 年里，对欧洲起决定作用的柴油批发价格平均比布伦特原油高出约五分之一。而目前，尽管油价上涨，但这一价格几乎是原油的两倍。除了 1991 年一个异常的交易日外，这两种价格从未出现如此剧烈的分歧。分析表明：面对短缺局面，柴油生产目前对炼油厂来说是一门异常获利的生意。jzow.

把权力交给文本机器

“学习与机器共存”一文（《法兰克福汇报》8月5日刊）的作者预告了作者身份的消亡。人工智能将接管文本的写作。它不仅写作速度更快，而且目前的模型已经“变得如此出色，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可靠地分辨出‘真实’文本与‘人工智能’文本”。决定因素是质量，而非人类作者身份的标签。相应地，未来将属于那些为机器写作文本的质量负责的“授权者”；这种成就与校对员或编辑部的作用相当。

在学术论文的世界里，“授权”早已成为实践。越来越多的文章由机器撰写。它们在整理现有内容的同时幻构新内容，充斥着各大门户网站。这里没有质量保证；面对如此巨大的数量，质量保证又怎么可能实现？专业期刊已无法亲自阅读提交的稿件，于是它们也用“人工智能”武装自己。那么，对于纯文学而言，“学习与机器共存”意味着什么？

谁不想写出自己的普鲁斯特或巴赫曼，或者在好朋友生日时送她一部全新的 A. 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但人们为什么读小说？他们想了解看待世界的全新视角，他们寻求娱乐，同时也寻求一种本质。虽然较少见，但他们有时也寻求对其世界观的挑战。那些只能对现有内容进行重新组合的文本机器能提供这些吗？不能。文本机器基于宏大的算法，但它们没有经验，没有意图，没有感知。这是一种掷骰子式的伪创造力。

当然——生产力提高了：一个此前需要两年、三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一部小说的作者，现在每年可以轻松地“授权”十部或更多小说。只不过，谁会读这些书？只有文本机器能够做到。就像在学术专业文本的世界里一样，届时将是机器阅读机器的文本。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一定会对此感到兴奋。那么评论家呢？他们是否也会“授权”由机器撰写的评论？这种冲动绕过了文学的核心。

凯·P·赫拉迪拉克博士（DR. KAY P. HRADILAK），柏林

在每天收到的众多来信中，它们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但我们只能发表其中的一小部分。无论信件包含的是批评还是赞同，这并不重要。我们经常必须进行删减，以便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能够发声。我们会仔细阅读所有信件并予以关注，即使我们无法一一回复。

ODDO BHF 资产管理

www.kanam-grund.deinfo@kanam-grund.de / 电话：069-7104110< / td>< / tr> <>Leading Cities< / ><>€< / ><>59,07 / 55,99 -1,91< / >< / tr>< / table>

www.faz.net / weltwirtschaft /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自行计算 / F.A.Z.图表：joth.，grün.

美国可能如何陷入金融危机

美国的高额债务已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不选择一个明智的退出方案，一场债务危机可能会演变为信任危机，进而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

作者：罗尔夫·J·朗汉默 (Rolf J. Langhammer)

2026年8月13日，美国国债规模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大关。与此同时，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的预测显示，在预算赤字率占国内生产总值（BIP）6%至7%且缺乏债务整合计划的情况下，美国到2031年的总债务率将达到142%的纪录高位，而今年的这一比例为126%。

这条路径是否会终结于这样一个时间点：债权人将进一步的贷款承诺与显著提高的利率挂钩，而美国作为主权债务人，不得不单方面削减甚至停止偿还债务？40年前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经验法则：危机要么始于经济增长已不足以支付利息支出；要么始于政府不再愿意通过提高税收从公民那里榨取足够资金来支付利息。

届时，对于一个（与企业不同）永远存在的国家而言，那条无限延伸的信贷链条将会断裂，旧债将无法通过新债来偿还，债务人除了支付利息外，还必须承担旧债的本金偿还部分。在正常时期，这部分资金是通过新贷款来融资的。专业文献将偿还债务的“能力”（capacity to serve the debt）与偿还债务的“意愿”（willingness to serve the debt）区分开来。

但美国并非一个主要持有外币外债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这类国家，向外国债权人强加停止偿债的政治难度远低于向国内债权人强加。相反，美国作为美元这一主导货币的守护者，可以利用自身的印钞机来应对其美元债务。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美国四分之三的债务义务是对国内债权人（如美联储 Fed 和养老基金）承担的。

因此，那个令人不安的、要求外国债权人接受债务减记的“海湖庄园计划”，将仅影响美国债务的四分之一。该计划目前并非迫在眉睫，但仍留在金融市场的记忆中。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种记忆可能会导致美国债务的国内债权人与外国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在未来进一步向国内债权人倾斜。

此前将储蓄投资于美国的“出口冠军”国家（如日本和德国）的经常项目盈余正在下降。这些国家现在需要将储蓄用于自身的国内投资。而新的出口冠军中国作为贷款方，正在远离美国。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 (Scott Bessent) 在华盛顿。照片：dpa

这是一篇来自

科技公司虽然提高了生产率，但也助长了对童话般经济复苏的投机，而这种投机最终以泡沫破裂而告终。人工智能（AI）的赌注也可能破裂，例如，美国政府在坚信复苏将到来的预期下提前增加了支出，从而产生了一种与“自我实现预言”相反的效果。AI公司巨大的资金需求可能会推高利率，进而使其他经济部门无法获得贷款。政府预算也必须承受这些利率上涨带来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将金融压制作为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它可以通过容忍更高的通货膨胀来降低国内债权人的实际债权价值，并要求外国债权人接受海湖庄园计划（Mar-a-Lago-Plan）中所构想的债务削减。

F.A.Z. 世界经济

关于全球化、安全与资源的全部重要信息，请参阅我们的高级时事通讯及 FAZ.NET。

这将成为一场新金融危机爆发的配方，由两个诱因驱动：首先，人们可能会突然对美联储能够抵御政府主导的金融压制的能力失去信心。其次，可能会出现一次现实冲击，因为人工智能（AI）带来的生产力和增长效应，相较于旧技术更快到来的折旧成本，实际上被严重高估了。

特朗普既不想让日益重要的国内债权人承受加税，也不想限制支出。相反，在他对伊朗的冒险行动之后，他进一步扩大国防预算，并寄希望于他的秘密武器：凭借人工智能（AI）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以及货币私有化而产生的新增长动力，也就是说，他在赌在不对 AI 公司征税的情况下能获得更多税收。这场赌博风险极高。

回顾千禧年左右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当时互联网和

但与 2008 年一样，金融危机并不等同于美国债务危机。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美国作为主权债务人和巨大的市场，（目前）仍拥有许多有效的手段来向其外国债权人施压，迫使他们保持沉默并接受损失——从威胁撤销军事保护，到其在全球 AI 和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再到作为全球投资货币的美元（中国出于担心失去对全球金融市场控制权的考量，不会触动美元）。国内债权人则无法逃避所谓的通货膨胀税。一个拥有数万亿债务且深知美元缺乏替代方案的人，会将问题转嫁给债权人。

而且，最终也不排除通过受控方式为 AI 泡沫放气，并基于一种“恐怖平衡”使安全局势得到缓解的可能性。这样一来，特朗普的赌注最终可能会成功。

罗尔夫·J·朗汉默（Rolf J. Langhammer）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对外经济与发展经济学家，以及基尔大学的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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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 td><>货币< / ><>发行价 / 回购价< / ><>业绩< / >< / tr><><>截至：28.08.2026< / ><>< / ><>1个月< / >< / ><>< colspan="4">*价格为前一日 / 最新可用价格< / >< / ><>< colspan="4">可持续发展基金 (ESG)< / >< / ><><> < / >< colspan="3">ARETEETHIK INVEST< / >< / ><>< colspan="4">info@arete-ethik.ch; www.arete-ethik.ch< / >< / ><><>Arete PRI VAL Grow< / ><>€ 155,61 / 148,20< / ><>4,73< / ><>< / >< / ><><>Arete PRI VAL Inco< / ><>€ 132,97 / 129,09< / ><>2,13< / ><><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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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P PARIBAS 资产管理

货币市场基金对比

名称< / td>< rowspan="2">ISIN< / >< colspan="2">价格 28.8. '26< / >< colspan="5">业绩 (%)< / >< rowspan="2">年度成本 %< / >< / tr><><>< / ><>1 个月< / ><>6 个月< / ><>1 年< / ><>3 年< / ><>5 年< / ><>< / >< / ><><>Vontobel US Dollar Money B< / ><>LU0120690226< / ><>163,79< / ><>USD< / ><>+0,42< / ><>+1,39< / ><>+3,48< / ><>+14,44< / ><>+16,65< / ><>0,51< / >< / ><><>Deka Lux DekaLux-Geldm:USD< / ><>LU0065060971< / ><>96,07< / ><>USD< / ><>+0,31< / ><>+1,70< / ><>+3,71< / ><>+14,29< / ><>+19,15< / ><>0,58< / >< / ><><>Federated ST USGovSec Inst S< / ><>IE0003334947< / ><>198,34< / ><>USD< / ><>+0,22< / ><>+1,29< / ><>+2,81< / ><>+11,18< / ><>+15,04< / ><>1,04< / >< / ><><>Deka Lux Deka FlexZins TF< / ><>LU0268059614< / ><>992,48< / ><>EUR< / ><>+0,08< / ><>+0,05< / ><>+1,50< / ><>+10,99< / ><>+11,55< / ><>0,57< / >< / ><><>Federated Her Euro-KurzI< / ><>IE0001475106< / ><>16,13< / ><>EUR< / ><>+0,25< / ><>+0,94< / ><>+2,35< / ><>+10,94< / ><>+11,24< / ><>0,25< / >< / ><><>Schoeller Kurzinvest(T)< / ><>AT0000820469< / ><>97,70< / ><>EUR< / ><>+0,28< / ><>+1,30< / ><>+2,59< / ><>+10,89< / ><>+12,45< / ><>-< / >< / ><><>Schoeller Kurzinvest A< / ><>AT0000944806< / ><>66,29< / ><>EUR< / ><>+0,29< / ><>+1,28< / ><>+2,60< / ><>+10,84< / ><>+12,49< / ><>-< / >< / ><><>Erste AM RESP EURO PL< / ><>AT0000812979< / ><>116,24< / ><>EUR< / ><>+0,28< / ><>+0,34< / ><>+1,62< / ><>+9,23< / ><>+9,10< / ><>0,33< / >< / ><><>ESPA Cash Euro-Plus A< / ><>AT0000858105< / ><>71,73< / ><>EUR< / ><>+0,28< / ><>+0,34< / ><>+1,62< / ><>+9,22< / ><>+9,10< / ><>0,33< / >< / ><><>Deka Lux Deka Flex:EUR C< / ><>LU0027797579< / ><>1318,39< / ><>EUR< / ><>+0,05< / ><>+0,60< / ><>+1,64< / ><>+8,97< / ><>+7,18< / ><>0,75< / >< / table>

优质基金份额价格每日公布 - 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提供 www.deka.de / 电话 069 / 7147-652 所有列出的投资基金均为 Funds Service 的参与者，按 3 年业绩排序，根据 BVI 方法计算。年度成本 % = 基金的管理成本比例，百分比越高 = 成本占比越高。每日轮换显示的类别：股票、债券、货币市场、混合、房地产及对冲基金。不构成投资建议或推荐。 法国巴黎银行基金 (BNP Paribas Funds)

<>< colspan="4">CATELLA REAL ESTATE AG< / >< / ><><>Cat Dutch Resid II< / ><>€< / ><>10,70 / 10,70< / ><>0,19< / >< / ><><>Cat. Scandia Chance< / ><>€< / ><>13,18 / 13,18< / ><>-2,30< / >< / ><><>Catella European R< / ><>€< / ><>14,28 / 14,28< / ><>-0,35< / >< / ><><> MAX< / ><>€< / ><>17,04 / 16,23< / ><>-4,13< / >< / ><><> Mod Wohnen< / ><>€< / ><>9,52 / 9,52< / ><>-0,21< / >< / ><><> Nachh Immo< / ><>€< / ><>9,95 / 9,66< / ><>-1,02< / >< / ><><> Parken Eur< / ><>€< / ><>10,76 / 10,25< / ><>0,20< / >< / ><><> Wohnen Eur< / ><>€< / ><>10,18 / 10,18< / ><>0,20< / >< / ><><>Immo-Spez-Süddeut.< / ><>€< / ><>14,08 / 14,08< / ><>0,28< / >< / ><><>Multiten. Stiftung< / ><>€< / ><>13,23 / 12,60< / ><>0,24< / >< / ><><>PaRhei Dutch Resid< / ><>€< / ><>14,29 / 14,29< / ><>0,49< / >< / ><><>Sar Sust Prop-EuCi< / ><>€< / ><>1043 / 1043< / ><>-2,00< / >< / ><><>Wirtsch.-reg SüdDE< / ><>€< / ><>10,98 / 10,46< / ><>0,00< / >< / table>

Aqua< / td><>€< / ><> / 239,51< / ><>-0,13< / >< / tr><><>中国股票 (China Equity)< / ><>€< / ><> / 183,36< / ><>1,64< / >< / ><><>气候影响 (Climate Impact)< / ><>€< / ><> / 313,89< / ><>0,18< / >< / ><><>消费者创新 (Consumer Inn)< / ><>€< / ><> / 319,96< / ><>3,99< / >< / ><><>颠覆性技术 (Disruptive Techno)< / ><>€< / ><> / 3754< / ><>7,39< / >< / ><><>能源转型 (Energy Transition)< / ><>€< / ><> / 610,90< / ><>-2,49< / >< / ><><>欧洲股票 (Euro Equity)< / ><>€< / ><> / 905,07< / ><>3,71< / >< / ><><>欧洲高收益短期债券 (Euro HY ShortDu Bd)< / ><>€< / ><> / 135,71< / ><>0,37< / >< / ><><>医疗保健创新 (Health Care Innov)< / ><>€< / ><> / 1860< / ><>4,62< / >< / ><><>智能食品 (SMaRT Food)< / ><>€< / ><> / 119,88< / ><>2,14< / >< / table>

<>< colspan="4">C&P 基金 (Creutz & Partners)< / >< / ><><>C&;P Funds ClassiX< / ><>€< / ><>116,07 / 116,07< / ><>5,36< / >< / ><><>C&;P Funds DetoX< / ><>€< / ><>66,99 / 66,99< / ><>1,20< / >< / ><><>C&;P Funds QuantiX< / ><>€*< / ><>209,03 / 209,03< / ><>0,10< / >< / table>

<>< colspan="4">德国商业地产 (Commerz Real)< / >< / ><><>hausInvest< / ><>€< / ><>46,24 / 44,04< / ><>0,05< / >< / ><>< colspan="4">DAVIS FUNDS SICAV< / >< / ><><>Global A< / ><>$< / ><>77,08 / 72,65< / ><>2,07< / >< / ><><>Value Fund A< / ><>$< / ><>130,72 / 123,20< / ><>2,06< / >< / table>

<><>DJE-Europa PA< / ><>€ 531,94 / 506,61< / ><>1,10< / >< / ><><>DJE-Gold&;Ressou PA< / ><>€ 374,90 / 357,05< / ><>17,20< / >< / ><><>-Gold&;Stabfd < / ><>€ 169,82 / 161,73< / ><>4,33< / >< / ><><>-Mittel&;Innov < / ><>€ 185,38 / 176,55< / ><>-1,81< / >< / ><><>-Multi Ass&;Tre< / ><>€ 380,75 / 366,11< / ><>1,27< / >< / ><><>-Sht Term Bd < / ><>€ 113,75 / 112,62< / ><>0,21< / >< / ><><>-Zins&;Divid < / ><>€ 195,70 / 188,17< / ><>0,36< / >< / ><><>FMM-Fonds< / ><>€ 91,49 / 87,13< / ><>0,88< / >< / table>

<><>AriDeka CF< / ><>€< / ><>114,99 / 109,24< / ><>1,19< / >< / ><><>BasisStrat Flex CF< / ><>€< / ><>139,57 / 134,53< / ><>0,56< / >< / ><><>BerolinaRent Deka< / ><>€< / ><>41,78 / 40,32< / ><>0,07< / >< / ><><>BW Zielfonds 2030< / ><>€< / ><>55,19 / 54,11< / ><>0,41< / >< / ><><>Deka-ESG Div RhEd< / ><>€< / ><>126,38 / 121,81< / ><>2,80< / >< / ><><>-ESG ReRheinEd< / ><>€< / ><>29,43 / 28,85< / ><>-0,10< / >< / ><><>-Europ.Bal. CF< / ><>€< / ><>57,25 / 55,58< / ><>0,05< / >< / ><><>-Europ.Bal. TF< / ><>€< / ><>109,30 / 109,30< / ><>0,02< / >< / ><><>-Europa Akt Str< / ><>€< / ><>113,16 / 107,77< / ><>1,56< / >< / ><><>DekaFonds CF< / ><>€< / ><>173,37 / 164,71< / ><>2,36< / >< / ><><>-Global Bal CF< / ><>€< / ><>113,33 / 110,03< / ><>0,06< / >< / ><><>-Global Bal TF< / ><>€< / ><>106,82 / 106,82< / ><>0,04< / >< / ><><>-MegaTrends CF< / ><>€< / ><>191,63 / 184,70< / ><>1,33< / >< / ><><>-Na.Div Str CF< / ><>€< / ><>163,43 / 157,52< / ><>2,00< / >< / ><><>-Sachwer. CF< / ><>€< / ><>114,34 / 111,01< / ><>0,23< / >< / ><><>-Sachwer. TF< / ><>€< / ><>107,01 / 107,01< / ><>0,20< / >< / ><><>DekaSpezial CF< / ><>€< / ><>810,07 / 780,79< / ><>1,12< / >< / ><><>DekaTresor< / ><>€< / ><>88,05 / 85,90< / ><>0,09< / >< / ><><>Div.Strateg.CF A< / ><>€< / ><>250,85 / 241,78< / ><>1,93< / >< / ><><>DivStrategieEur CF< / ><>€< / ><>134,48 / 129,62< / ><>1,95< / >< / ><><>ESG SeAkREd TF< / ><>€< / ><>49,96 / 49,96< / ><>0,83< / >< / ><><>Euro Potential CF< / ><>€< / ><>179,28 / 172,80< / ><>1,48< / >< / ><><>EuropaBond CF< / ><>€< / ><>92,12 / 89,44< / ><>-0,32< / >< / ><><>EuropaBond TF< / ><>€< / ><>32,52 / 32,52< / ><>-0,37< / >< / table>

Frankf.Sparinvest< / td><>€-< / ><>232,46 / 221,39< / ><>2,66< / >< / tr><><>GlobalChampions CF< / ><>€-< / ><>464,10 / 447,33< / ><>2,32< / >< / ><><>GlobalChampions TF< / ><>€-< / ><>394,14 / 394,14< / ><>2,25< / >< / ><><>Mainfr Strategiek< / ><>€-< / ><>217,56 / 217,56< / ><>1,71< / >< / ><><>Mainfr Wertk ausg< / ><>€-< / ><>101,51 / 101,51< / ><>2,28< / >< / ><><>Multi Asset In.CFA< / ><>€-< / ><>89,66 / 87,05< / ><>0,16< / >< / ><><>Multirent-Invest< / ><>€-< / ><>33,42 / 32,45< / ><>0,50< / >< / ><><>Multizins-INVEST< / ><>€-< / ><>25,11 / 24,38< / ><>0,16< / >< / ><><>Naspa-Fonds< / ><>€-< / ><>41,52 / 40,51< / ><>0,56< / >< / ><><>RenditDeka< / ><>€-< / ><>22,51 / 21,85< / ><>-0,50< / >< / ><><>RenditDeka TF< / ><>€-< / ><>28,17 / 28,17< / ><>0,28< / >< / ><><>RentenStratGI TF< / ><>€-< / ><>76,63 / 76,63< / ><>0,58< / >< / ><><>RentenStratGlob CF< / ><>€-< / ><>79,54 / 77,22< / ><>0,61< / >< / ><><>Technologie CF< / ><>€-< / ><>137,06 / 132,11< / ><>2,19< / >< / ><><>UmweltInvest CF< / ><>€-< / ><>252,89 / 243,75< / ><>-1,16< / >< / ><><>UmweltInvest TF< / ><>€-< / ><>212,09 / 212,09< / ><>-1,22< / >< / ><><>Weltzins-Invest P< / ><>€-< / ><>19,84 / 19,26< / ><>0,00< / >< / table>

www.deka.de / 电话 069 / 7147-652

DWS 开放式房地产基金

<><>Köln Str.Ertrag< / ><>€< / ><>46,36 / 45,45< / ><>1,13< / >< / ><><>Köln Str.Wachstum< / ><>€< / ><>49,35 / 48,38< / ><>1,85< / >< / ><><>KölnStr.Chance+< / ><>€< / ><>76,50 / 75,00< / ><>1,79< / >< / ><><>UnterStrat Eu CF< / ><>€< / ><>204,37 / 196,98< / ><>1,45< / >< / table>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Deka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22 Str.Cha.Pl.< / ><>€'< / ><>180,84 / 173,88< / ><>1,13< / >< / ><><>1822 Str.Chance< / ><>€'< / ><>120,90 / 116,81< / ><>1,82< / >< / ><><>1822 Str.Ert.Pl.< / ><>€'< / ><>51,25 / 50,00< / ><>1,09< / >< / ><><>1822 Str.Wachstum< / ><>€'< / ><>63,94 / 62,08< / ><>1,89< / >< / ><><>Berol.Ca.Chance< / ><>€'< / ><>81,70 / 79,32< / ><>1,64< / >< / ><><>Berol.Ca.Premium< / ><>€'< / ><>111,16 / 107,40< / ><>1,84< / >< / ><><>Berol.Ca.Sicherh.< / ><>€'< / ><>44,93 / 43,83< / ><>0,85< / >< / ><><>Berol.Ca.Wachst.< / ><>€'< / ><>46,11 / 44,88< / ><>1,45< / >< / ><><>DekaEuAktSpezAV< / ><>€'< / ><>196,93 / 196,93< / ><>1,42< / >< / ><><>DekaEuAktSpezCF(A)< / ><>€'< / ><>287,93 / 277,52< / ><>1,42< / >< / ><><>Deka-FlexZins CF< / ><>€'< / ><>997,91 / 992,95< / ><>0,08< / >< / ><><>Deka-FlexZins PB< / ><>€'< / ><>1001 / 1001< / ><>0,38< / >< / ><><>Deka-FlexZins TF< / ><>€'< / ><>992,48 / 992,48< / ><>0,08< / >< / ><><>DekaGlobAktLRCF(A)< / ><>€'< / ><>284,07 / 273,80< / ><>2,15< / >< / ><><>Deka-Indust 4.0 CF< / ><>€'< / ><>270,26 / 260,49< / ><>-0,15< / >< / ><><>Deka-Indust 4.0 TF< / ><>€'< / ><>243,15 / 243,15< / ><>-0,20< / >< / ><><>Deka-Lifestyle CF< / ><>€'< / ><>90,38 / 87,11< / ><>3,42< / >< / ><><>Köln Str.Chance< / ><>€'< / ><>87,25 / 85,54< / ><>2,21< / >< / table>

Deka资产管理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 td>< / tr><><>Deka-BaAZSt off 25< / ><>€-< / ><>137,42 / 134,73< / ><>2,35< / >< / ><><>-PB Wert 4y< / ><>€-< / ><>117,06 / 113,65< / ><>1,68< / >< / ><><>-PISel ausgew< / ><>€-< / ><>133,02 / 129,15< / ><>1,32< / >< / ><><>-PISel dynam< / ><>€-< / ><>161,26 / 156,56< / ><>1,60< / >< / ><><>-PISel moderat< / ><>€-< / ><>110,42 / 108,25< / ><>0,87< / >< / ><><>DekaStruk.5Chance< / ><>€-< / ><>248,85 / 243,97< / ><>2,21< / >< / ><><>DekaStruk.5Chance+< / ><>€-< / ><>400,18 / 392,33< / ><>1,83< / >< / ><><>DekaStruk.5Ertrag+< / ><>€-< / ><>106,25 / 104,17< / ><>1,13< / >< / ><><>DekaStruk.5Wachst.< / ><>€-< / ><>122,31 / 119,91< / ><>1,87< / >< / ><><>Hamb Stiftung D< / ><>€-< / ><>1021 / 1001< / ><>1,11< / >< / ><><>Hamb Stiftung I< / ><>€-< / ><>918,12 / 900,12< / ><>1,11< / >< / ><><>Hamb Stiftung P< / ><>€-< / ><>92,07 / 88,53< / ><>1,08< / >< / ><><>Hamb Stiftung T< / ><>€-< / ><>127,63 / 122,72< / ><>1,08< / >< / ><><>Haspa TrendKonz P< / ><>€-< / ><>92,99 / 89,41< / ><>0,27< / >< / ><><>Haspa TrendKonz V< / ><>€-< / ><>100,72 / 96,85< / ><>0,78< / >< / ><><>LBBW Bal. CR 20< / ><>€-< / ><>46,84 / 45,92< / ><>0,75< / >< / ><><>LBBW Bal. CR 40< / ><>€-< / ><>56,92 / 55,80< / ><>1,23< / >< / ><><>LBBW Bal. CR 75< / ><>€-< / ><>82,26 / 80,65< / ><>2,49< / >< / ><><>Priv BaPrem Chance< / ><>€-< / ><>227,44 / 214,57< / ><>1,11< / >< / ><><>Priv BaPrem Ertrag< / ><>€-< / ><>48,84 / 46,96< / ><>-0,42< / >< / table>

国际 (卢森堡) (Deka集团)

<><>< colspan="3">www.dje.lu I info@dje.lu 电话 00352 26925220< / >< / ><><> Zins Global P€< / ><>€ 136,12 / 133,45< / ><>0,02< / >< / ><><>-Asien PA€< / ><>€ 258,04 / 245,75< / ><>0,91< / >< / ><><>-Concept PA< / ><>€* 167,75 / 159,76< / ><>1,53< / >< / ><><>-Div&Sub P< / ><>€ 768,32 / 731,73< / ><>1,00< / >< / >

<><><>grundb. europa IC:< / ><>€< / ><>36,16 / 34,44< / ><>-2,60< / >< / ><><>grundb. europa RC< / ><>€< / ><>36,29 / 34,56< / ><>-2,48< / >< / ><><>. Fok Deu RC< / ><>€< / ><>51,83 / 49,36< / ><>-0,76< / >< / ><><>. Fokus D IC:< / ><>€< / ><>52,16 / 49,68< / ><>-0,74< / >< / ><><>. global IC:< / ><>€< / ><>47,01 / 44,77< / ><>-1,82< / >< / ><><>. global RC< / ><>€< / ><>46,27 / 44,07< / ><>-1,85< / >< / >

privatanleger@meag.com MEAG

<><><>Unifavorit: Aktien< / ><>€< / ><>339,41 / 323,25< / ><>0,04< / >< / ><><>UniFonds< / ><>€< / ><>88,94 / 84,70< / ><>3,79< / >< / ><><>UniFonds-net-< / ><>€< / ><>123,46 / 123,46< / ><>3,76< / >< / ><><>UniGlobal< / ><>€< / ><>536,15 / 510,62< / ><>0,53< / >< / ><><>UniGlobal-net-< / ><>€< / ><>302,90 / 302,90< / ><>0,52< / >< / ><><>UnionGeldmarktfds< / ><>€< / ><>47,76 / 47,76< / ><>0,21< / >< / ><><>UniRak< / ><>€< / ><>163,97 / 159,19< / ><>0,76< / >< / ><><>UniRak Konserva A< / ><>€< / ><>124,44 / 122,00< / ><>0,35< / >< / ><><>UniRak -net-< / ><>€< / ><>85,98 / 85,98< / ><>0,73< / >< / ><><>UniStrat: Ausgew.< / ><>€< / ><>90,98 / 88,33< / ><>1,09< / >< / ><><>UniStrat: Konserv.< / ><>€*< / ><>81,63 / 79,25< / ><>0,72< / >< / >

<><>< colspan="4">www.guinnessgi.com / de info@guinnessgi.com< / >< / ><><>Global Equity Inc< / ><>€< / ><> / 20,56< / ><>2,22< / >< / ><><>Global Innovators< / ><>€< / ><> / 43,65< / ><>2,84< / >< / ><><>Sustainable Energy< / ><>€*< / ><> / 26,05< / ><>-0,97< / >< / >

<><><>GUINNESSGLOBAL INVESTORS< / >< / >

<><><>Skyline Dynamik< / ><>€ 379,61 / 379,61< / ><>9,47< / >< / >

[...OMITTED...]

电话 +49 651 1704 301 / +352 48 30 48 30< / td>< / tr><><>HWB Pf. Plus CHF< / ><>F< / ><>73,55 / 73,55< / ><>0,88< / >< / ><><>HWB Pf. Plus R< / ><>€< / ><>121,51 / 121,51< / ><>0,16< / >< / ><><> . Plus V< / ><>€< / ><>121,15 / 121,15< / ><>0,17< / >< / ><><> Vict.Str.. R< / ><>€< / ><>1417 / 1417< / ><>1,31< / >< / ><><> Vict.Str.. V< / ><>€*< / ><>1418 / 1418< / ><>1,31<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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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Investment 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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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Investment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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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span="4">卢森堡安置基金< / >< / ><><>Solitär< / ><>€< / ><> / 2863< / ><>1,01< / >< / ><><>Solitär II< / ><>€< / ><> / 1860< / ><>0,54<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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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依附于经济奇迹的最后残余”

劳动力市场研究员恩佐·韦伯 (Enzo Weber) 认为德国正处于一场“更新危机”之中。他解释了工业如何保持强劲、为何人工智能 (AI) 的讨论缺乏事实依据，以及职场新人应如何应对技术变革。

视觉焦点： 路人惊叹于 60 年代末出现在法兰克福中央车站的新车。 照片：Lutz Kleinhans

韦伯先生，目前德国约四分之三的从业人员在广义的服务业工作。这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事实上，德国的服务业岗位相对较少，其他国家的比例更高。在统计中，企业服务也被计算在内：营销、法律、物流等。即使是为工业企业提供活动，也被归类为服务业。工业的结构转型也在推动服务业岗位比例的上升。因为在工业领域，生产率的提升空间最大，由于车间提供了一个可以受控地使用技术并实现活动自动化的环境。因此，几十年来，工业的价值创造份额并未下降，下降的是实现该价值创造所需的人员比例。绝对人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减少，只是相比之下，其他领域的就业增长更为强劲。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业领域平均每月减少 15.000 个岗位，但这纯粹是危机的结果。

您认为核心问题在哪里？

我们正经历一场更新危机。在德国，新兴工业的产生速度太慢。这一点从投资额、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以及创业统计数据中可见一斑。从整体经济来看，如今创业活动依然活跃，但在工业领域，创业数量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这构成了此次工业危机的主要部分。我们创造的新事物太少，因此工业目前陷入了劣势。

与此同时，工业领域依然存在大量极具吸引力的工作岗位。未来的发展趋势会如何？如果我们希望在未来也能拥有这些具有吸引力的岗位，就必须重新创造它们。如果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德国作为工业国家将能重现往日的强盛；否则，我们将继续下滑。这就是所谓的更新危机，它不是靠简单的“坚持”就能解决的。在疫情期间，国家可以启用短时工作津贴，等待局势平息。在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需求崩溃时，我们在“坚持”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目前的裁员是因为现有结构承受着压力，而这种压力未能通过足够的新兴产业来抵消。我们需要拥有新商业模式、新投资和新岗位的全新工业。德国工业就业将走向何方，就取决于此。

哪些因素让您感到乐观？

哪些因素让您感到乐观。 目前既定的发展路径在短期内仍将继续下滑，但这并非必然。德国的工业并不必然像许多其他国家那样必须消失。我们拥有很多可能性：例如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或者风能、氢能和储能技术，以及新的生产技术——以及所有现代化

基础设施所需的各项技术。我们完全有可能再次成为全球的设备供应商。

目前卡在哪个环节——是否过于依赖“只要挺住就足够”的想法？

摆脱旧模式是很困难的。例如，如果您曾是内燃机领域的明星，那么许多结构都已为此设定。集体薪资协议、资助计划、研发以及部分整个公司结构都与之挂钩。我曾说过一句话，绝非出于不尊重：我们目前正依附于经济奇迹的最后残余。只要我们还依附于此，而不开始致力于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奇迹，下滑的情况就会持续。这当然绝非易事。在公共部门研究机构工作的人说话比较轻松，但对于全身心投入其中的人们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

需要来自政治方面的哪些推动力？

任何能够创造流动性、消除障碍并促进人员发展的政策，都是正确的政策。因为作为投资地，我们并非天生太贵，也没有错误的资质。我们只需要做到将所有技术资质应用于新兴领域，并在其中注入更多活力，创造更多岗位并建立能力。这样一来，德国在应对这一转型方面将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比许多其他国家都要好。为了促进员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层面已经采纳了一些方案，如劳动力市场转岗机制、试用期换岗、在入职新工作时提供遣散费补贴——这些都是正确的步骤。一项广泛的资质培训资助可以对此进行补充：为每个培训日提供固定的税收抵扣额度。

公共部门以稳定性为诱饵。这在数据中是如何体现的？ 公共部门仍然是增长领域之一，而对安全感的追求是一个驱动因素。但公共部门也涵盖了许多对自由经济至关重要的分支。护理、教育或整体医疗：如果这里缺乏劳动力，会自动占用其他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正是其他领域劳动力市场所缺失的。尤其是女性职业发展的潜力依然巨大，只有在公共服务改善的情况下才能被挖掘。因此，公共部门部分领域的就业增长，最终是私营经济产生并填补岗位的前提条件。此外，为了能够投入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资金，也需要人员。但在面对人员增长时，我们在行政管理方面必须在效率、数字化和去官僚化方面更具雄心。

聚焦劳动力市场：IAB研究员恩佐·韦伯 (Enzo Weber) 照片来源 IAB

东部和西部的发展情况有何不同？ 目前来看，出人意料地没什么区别。失业和就业的发展趋势目前相差不大。工业危机对西部的打击稍重一些，因为那里有规模更大的工业区。因此，一些一直被认为极其强劲的地区，例如巴登-符腾堡州或巴伐利亚州，目前的失业率也在上升。尽管如此，这些地区的就业水平仍然高于所有联邦州的平均水平。但我们经历的并非纯粹的工业危机。通货膨胀也留下了痕迹，购买力的削弱让东部和西部的零售业及餐饮业都深有体会。

人工智能（KI）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大议题。目前有许多描述潜在影响的预测和模型。最大的变化将会是什么？

我们在秋季提交了一项关于潜在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大型研究。很多事情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我们试图尽可能地为其提供坚实的基础。人工智能将取代部分工作，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新的工作岗位也会产生。这同样不是单向的过程。因此，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因人工智能而导致的大规模裁员。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靠的基础。

人们经常提到，入门级岗位越来越多地被人工智能取代——这种说法正确吗？

年轻求职者的就业机会确实下降了。职场新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确实面临更多困难，这是事实，而且情况不容乐观。但年长求职者的就业机会下降幅度同样之大。这表明：我们面对的并非特定的“人工智能职场新人危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更新危机”，即新岗位的产生较少，而所有想要找工作的人都因此受苦。其中，刚从教育系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自然受影响最深。但这并不是人工智能的问题。

人工智能肯定会体现在哪里？ 职业画像将会发生改变，这是核心影响。重点不在于某些职业完全消失而大量新职业出现，而在于人工智能技术将被纳入具体工作中，对于雇员来说，新的能力将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情况目前在很多地方已经发生，在数字化办公岗位中尤为明显。但我们尚未看到显著的效果，因为生产力已经多年没有增长了。

要想改变这种情况需要什么？

需要具体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使人工智能不再仅仅被用作个人使用的工具，而是被整合进业务流程中，在协作中发挥作用，并改变管理方式和组织结构。这些是实现价值创造的关键步骤。但当然，这种发展会导致剧变，而历史表明，剧变有时也可能导致糟糕的结局。这样一个过程不会自动运行得顺畅，但其机遇是巨大的。不过，目前我更多被问到的是，我能推荐什么样的“AI安全”工作。

您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这个问题背后的想法。这个问题原则上在表达：我想拥有一份明确不参与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的工作。在一个国民经济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可以走这条路，但实际上人们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我们拥有一种能够改变工作条件和活动的技术，人们可以通过它习得许多新技能并实现自我提升。这才是关键所在。诚然，改善并非自动发生，但许多新机遇正在产生，而人们应当把握这些机遇。

您认为职场新人在就业市场上的最佳机会在哪里？ 作为职场新人，在困难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行业选择方面，应该保持灵活性。如果走一条许多人都走过的老路，而这条路上突然出现了障碍，那么很快就会陷入困境。关键在于我的优势在哪里被需要。例如，如果我是一名机械工程师，我就不必只专注于内燃机。这种灵活性非常重要。因此，目前的核心问题是：谁最适合哪个岗位？在许多领域，培训岗位数量仍然多于申请者。因此，需要更深入的职业指导，引导人们进入他们感兴趣的职业——即便他们之前可能根本没考虑过这个具体职业——并且在职业发生变化时，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甚至走在前面。

提问者：本杰明·费舍尔（Benjamin Fischer）。

朝九晚五 为自己留一颗心

作者：马丁·格罗普 (Martin Gropp)

您今天给别人送过“心”吗？我是指数字形式的。任何在智能手机上使用聊天服务或社交网络成员的人，肯定已经给某些人或某些事物点过心了。毕竟，表情符号是一种快速且高效地表达关注的方式。

在数字服务提供商看来，这些代表着有时并不那么微小的情感的微小替代品，还具有另一个功能。它们主要对平台运营商有用。因为社交网络用户能够迅速获得对自己言论的反应，这能让他们在平台上保持相当高的活跃度。

注意力维持在高位，有时用户还会产出更多内容。因为可能会有人用一个星眼笑脸、一个纸屑礼炮、一个倒立的笑脸或两只合在一起的手来赞赏一条新帖子。或者使用那个模仿爱德华·蒙克画作《呐喊》的表情符号。而且由于搜索过程本身就令人着迷，人们在聊天软件中停留的时间往往比预想的要长得多。

但即使是那些能大致控制自己表情符号输出量的人，也应该——尤其是在职业环境下——思考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某些服务允许用户在自己的发言中也加上一颗小爱心或类似符号？

一个答案是：也许平台认为，用户只会给自己那些与自身没有直接关系的帖子点赞。例如，一张可爱的杰克罗素梗图，或者一个刚崭露头角的流行小星的新歌链接。但在工作中，人们经常在沟通平台上交换论据以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通过表情符号来提升自己的发言（星眼笑脸！）或贬低自己的发言（流泪笑脸！），可能会显得自恋、不自信或粗心。

另一种关于“自我点心”可能性的解释或许更可信：平台当然又是出于最好的意图，希望让那些很少被关注的用户也能获得数字层面的喜爱。正如格言所说：如果每个人都给自己点赞，那么所有人就都被点赞了。

FAZ.NET 职业问题

扫描此二维码，您可以进入“职业问题”咨询系列。本周主题为：“我该如何减轻通勤压力？”

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增加

在德国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正在增加。根据联邦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2025年这一人数为216,200人，比前一年增加了3,800人，增幅为1.8%。数据显示，女性比例维持在49%不变。博士研究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0.5岁。其中四分之一持有外国国籍。

在64,100人中，30%的博士研究人员在人类医学和健康科学学科组攻读博士学位。第二大群体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组，共有47,300名博士研究人员，其次是工程科学，共有40,100人。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分布情况：仅四所高校就占据了所有博士研究人员的近18%。其中，慕尼黑大学（LMU）以10,200个博士项目领先，其次是慕尼黑工业大学（TU München，10,100个）。海德堡大学有9,600人在攻读博士学位，亚琛工业大学（RWTH Aachen）为8,000人。KNA

依然在播报

尽管有流媒体等冲击：德国 70 多家高校电台继续吸引着新人。有些人想在那里“高效地放松”，而另一些人则希望以此作为进入媒体世界的敲门砖。

作者：马雷克·米夏埃利斯 (Marek Michaelis)

克拉拉回到编辑办公室时显得有些沮丧。就在刚才，她还在科隆校园电台（Kölncampus，科隆的高校电台）进行直播，但她并不满意。“刚才表现得不太好，”这位 24 岁的大学生评价道，“前半段我的麦克风关掉了，这让我完全乱了阵脚。而且我还说错了两次，”她向在隔壁房间听了报道的同事们讲述道。

报道的主题是“盟友”（Allies），即那些支持酷儿群体权利但自身并不属于该群体的人。在这个七月的日子里，节目的整体重心是几天后即将举行的科隆克里斯托弗大街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一些编辑甚至计划一起参加游行，但不是以记者的身份：他们不想在游行现场进行直播。

其实，这很符合科隆校园电台的风格，因为在德国，大学广播传统上被视为抗议媒体。伴随着 68 学运，学生电台这一现象从美国传到了德国。在基尔，学生们直接在游行现场播发替代性节目；在法兰克福，他们则从一座被占领的塔楼中播报。“这种抗议时刻使该媒介变得格外具有吸引力，”在马格德堡-施滕达尔大学研究高校广播的亚历山大·科尔纳（Alexander Körner）说道。

如今，广播作为年轻或替代性媒体的声誉已基本丧失。一项来自 ARD 和 ZDF 的媒体研究显示，在 14 至 29 岁的人群中，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主导了媒体使用习惯。自 2010 年以来，每天至少开启一次传统广播的年轻成年人比例几乎减半。然而，这恰恰是大学电台的目标受众。因此，如果按照研究结果来看，高校广播实际上应该几乎不再发挥作用。

但媒体研究员科尔纳估计，尽管有各种媒体趋势的影响，目前德国大学中仍至少存在 75 家高校电台。即便现在的大学电台不再被视为学生阶层的替代性发声渠道，它们依然能吸引新人，从而维持电台的运转。资深编辑透露，科隆校园电台至今已播报 24 年，除了偶尔的低谷期，每年大约有 50 到 60 名学生在这里接受广播基础培训。在此期间，他们将学习采访和报道等不同的节目形式。克拉拉也是这些初学者之一。她才加入几周，因此同事们很快就原谅了她在播报中的失误。至于科隆校园电台或其他大学电台实际上覆盖了多少受众，很难说清楚。“相关资料很少，”科尔纳表示。媒体分析耗资巨大，通常只有商业电台才负担得起。因此，科隆校园电台想出了另一种方法来进行市场调研。去年，该电台通过大学邮件分发系统向科隆 80.000 多名大学生发送了一份问卷。结果仅收到 4000 份回复。其中 80% 的人表示目前根本不听科隆校园电台，仅有 25% 的人听说过该电台，且其中许多人是通过朋友得知。

但对于广播制作人来说，听众人数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关键，至少在经济层面是这样：“如果听大学广播的人减少，对我们不会产生直接影响，因为我们没有广告市场，”北威州高校广播协会主席、前明斯特校园广播编辑保罗·萨特勒（Paul Sattler）说道。高校电台并非以商业为导向，其目的在于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

媒体研究员克尔纳（Körner）认为，大学广播的培训功能在未来某些专业中甚至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由于人工智能（AI）的影响，传统考试成绩的价值正在下降。因此，教师可能会更倾向于采用实践性的考核形式，例如为校园广播制作一篇报道，”他表示。目前，学生们通常已经可以将他们在大学电台的工作量计入学分。

尽管如此，在萨特勒看来，大学广播不能仅仅停留在模拟演习阶段，其报道内容必须能够被自由接收。但这非常昂贵：许多大学广播仍通过超短波（UKW）广播。为此，他们需要天线和许可证。每年成本可能高达 30,000

耳边之音： 科隆校园学生广播 演播室内部景象 照片：Kölncampus

欧元。此外，如果大学不提供房间，录音室和办公室的租金也可能意味着高昂的经常性支出。除此之外，还包括剪辑软件的授权费以及麦克风、耳机等小型技术设备的购置费。

克尔纳表示，大学广播如何为其运营筹资，往往取决于所在地。在德国南部，许多电台由州媒体管理局资助。例如，巴伐利亚媒体管理局据称在去年资助了三个项目，总金额近 50,000 欧元。其原因是校园广播不仅培养后备新闻记者，还促进了本土文化的传播。一名发言人表示：“它们为当地艺术家、音乐团体和文化活动提供了舞台，而这些内容在其他地方可能较少受到关注。”在巴登-符腾堡州，年轻的广播制作人们则能享受到更丰厚的资金支持。该州媒体管理局在回复询问时表示，每个广播站点每年可获得 50,000 欧元的资助金。其目标是提升高校的媒体素养。

许多其他高校广播则通过学生会提供的补贴筹资，而这些补贴由学生分摊。补贴金额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在科隆，大多数高校的学生会都参与资助该电台。仅科隆大学每年就出资约 20,000 欧元。据该大学广播的董事会成员透露，凭借其他高校的补贴，科隆校园广播（Kölncampus）能够覆盖年度经常性开支，甚至能为更换新网站等重大更新建立储备金。因此，每位科隆大学生在每学期的学杂费中，大约有 25 分钱用于支持科隆校园广播。

尽管个人分摊的金额相当少，但年轻的编辑们明白，他们必须向出资方做出解释。例如，在涉及大额支出时。“当然，当人们质疑大学电台的用途时，我们必须接受这种质询，”前科隆校园广播项目负责人马克斯·劳曼（Maxx Laumann）说道。他甚至承认，广播本身或许没有未来，但他认为“作为一项手艺的广播是具有可持续性的”。许多年轻编辑以后可能不会从事广播工作，但他们习得的能力可以迁移到其他媒体形式中。

在科隆校园电台，许多学生在面对广播行业的未来时，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缺乏野心。有些人打算在职业生涯中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并将大学电台称为“富有成效的消遣”。另一些人则希望以此作为进入整个媒体世界的敲门砖。对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积累经验和作品集，而这通常是进入媒体行业实习的前提条件。克拉拉在经过两周的培训后，已经完成了两篇短篇报道。现在，她的首要目标是变得更加自信：“我从不告诉朋友我什么时候在播音，”她说，“我想等自己在麦克风前变得更自信之后再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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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最低目标

女排欧洲杯十六强赛

法兰克福。对于参加欧洲杯的德国女排来说，小组赛艰难的抽签结果带来了一个优势：她们在小组赛结束后无需搬迁。只要由队长卡米拉·魏策尔（Camilla Weitzel）率领的球队在赛事中能够坚持下去，那么在所有淘汰赛中，她们都将留在伊斯坦布尔这座拥有氛围浓厚的西南·埃尔德姆体育馆（Sinan Erdem Dome）的城市，该馆可容纳 16.500 名观众——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她们可以一直在这里打到决赛。

魏策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将能够留在伊斯坦布尔继续比赛视为一种主场优势，因为德国国家队主教练朱利奥·布雷戈利（Giulio Bregoli）的主业是欧洲顶尖俱乐部伊斯坦布尔药剂师队（Eczacıbaşı Istanbul）的教练——魏策尔在接下来的赛季也将转会至该队。此外，与分布在欧洲大陆其他三个欧洲杯举办地——布尔诺（捷克）、哥德堡（瑞典）和巴库（阿塞拜疆）相比，这里的排球氛围要浓厚得多。现在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有时近乎狂热的氛围中获得有益的启发。在周三晚上输给世界排名第三的土耳其队后，自由人安妮·塞萨尔（Annie Cesar）表示：“在满场观众面前比赛非常有趣。”但她也补充道，由于主场优势，想要战胜东道主“极其困难”。

“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可以战胜任何人，”副队长莉娜·阿尔斯迈尔（Lina Alsmeier）在欧洲杯之前就曾预言——她指的是此前在世界女排联赛中的经验。但她随即对自身能力的乐观情绪进行了限制：“但我们也可能输给任何人。”

在力求挖掘球队最大潜能方面，国家队主教练朱利奥·布雷戈利在赛前就承认，“国家队的运作逻辑有所不同”。三个月的时间里，大家紧密地在一起——在训练营中、在世界联赛的比赛中，以及现在的欧洲杯期间。但在一年中的其余时间里，大家几乎互不相见。相比之下，他可以与自己的俱乐部球队合作九个月之久，并且能以更结构化的方式进行建设。布雷戈利在俱乐部取得的成功证明了他的理论：今年夏天，他带领伊斯坦布尔药剂师队闯入了欧冠决赛，直到在伊斯坦布尔的于尔克体育馆（Ülker Sports Arena）举行的决赛中才输给了当地对手瓦基夫银行队（VakıfBank）——这也标志着女子排球在土耳其拥有极高的地位。

魏策尔在接下来的赛季也将效力于伊斯坦布尔药剂师队，这可以被视为对德国排球的一种认可。在 14 人的大名单中，另有 9 名球员在日常工作中效力于欧洲顶尖俱乐部。在转会至土耳其之前已在意大利效力五年的卡米拉·魏策尔认为，海外经验最大的收获是心态的转变。这包括自信心，以及坚信自己能够始终维持一定的水平——即使在状态不佳的时候也是如此。

布雷戈利同样将德国队的首要目标定义为：保持稳定的表现，并学习如何管理压力。在六天内参加五场欧锦赛比赛后，可以断定，这一点并非总能实现。除了在必须获胜的比赛中分别以 3:1 和 3:0 击败拉脱维亚和匈牙利，以及在面对土耳其（1:3）和波兰（0:3）这两支世界顶尖球队时失利外，在赛事开始之初，德国队还遭遇了一场 0:3 负于斯洛文尼亚的惨败。尽管如此，由于每个小组的前四名均可晋级，进入 16 强的名额并未受到威胁。现在，世界排名第 12 的德国队将在周一或周二面对一个棘手的对手：可能是由前德国国家队教练费利克斯·科斯洛夫斯基执教的荷兰队、比利时队，或是共同东道主阿塞拜疆队。这将是一场决定德国队此次欧锦赛征程成败的关键比赛。进入 8 强是最低目标。德国队的优势在于：她们可以在伊斯坦布尔的驻地等待，而对手则必须从遥远的巴库启程前来。 ACHIM DR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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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四晚间起，欧洲方面计划推翻吉安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的策略已然明确。在瑞士，执法部门拟根据《瑞士刑法典》第158条，以涉嫌背信经营为由，对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主席启动调查程序。

为了举报因凡蒂诺，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已向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迈阿密联邦地区法院申请移交相关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因凡蒂诺此前已放弃的一项计划，即向投资者出售世界杯赛事的股份，并将商业权利集中在一家新的FIFA子公司（FIFA Forward Enterprise, FFE）中。该申请针对的是FIFA迈阿密办事处的资料。据UEFA所述，通过这些文件可以还原FFE计划的详情。该诉状共计55页。截至目前，FIFA尚未回应《法兰克福汇报》（F.A.Z.）的置评请求。

对手：2024年6月29日于柏林，因凡蒂诺（右）与UEFA主席切费林（Čeferin）

UEFA计划如何推翻因凡蒂诺？

UEFA声称，因凡蒂诺在“秘密掩盖之下”推进其计划，并有针对性地与投资者约书亚·库什纳（Joshua Kushner）以及格雷格·马菲（Greg Maffei）合作。约书亚·库什纳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兄弟，而后者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马菲在2024年底前担任Liberty Media（该公司旗下拥有F1集团等）的首席执行官，目前则以顾问身份为因凡蒂诺提供服务。据此，因凡蒂诺于2026年7月28日公开的这些规划，在推进过程中已超过一年时间，期间并未按照章程规定让FIFA相关机构参与其中。特别是FIFA理事会对FIFA赛事权利申请的管辖权被无视了。

图片来源：dpa

欧洲足球协会联盟意图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此，欧足联（UEFA）正寻求在瑞士对因凡蒂诺发起调查。以下是关于其策略、指控以及欧洲方面如何寻求支持的概述。

作者：克里斯托夫·贝克尔（Christoph Becker），法兰克福

欧足联在其申请中依据了过去几周的媒体报道；通过要求公开相关文件，旨在证明相关指控。其核心假设是，在拟议的足球世界杯股份出售过程中，价值权利的定价被定得过低。在申请书的开篇陈述中提到：“根据因凡蒂诺宣布的条件，这些投资者将以4,2 Milliarden Dollar的价格购买国际足联（FIFA）财务子公司的永久财务股份，这意味着该公司的企业价值仅约为20 Milliarden Dollar，这一数字既没有经过公开的竞争性拍卖，也没有经过任何独立评估师的审核。”据此，库什纳的投资公司 Thrive Eternal 原本计划以约3,6 Euro的价格收购国际足联子公司的20%股份。欧足联在申请书中将该子公司的价值估算高出至少三分之一，认为其价值超过30 Dollar，即超过25,75 Euro。

为了证明这一点，申请书除了列举此前世界杯的营收结果外，还指出因凡蒂诺首次尝试出售国际足联赛事权利时的定价明显更为乐观。2018年投资者根据因凡蒂诺本人的陈述，愿意为俱乐部世界杯及未来的全球国家联赛权利支付25 Dollar，这些权利的出售期限为12年。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被描述为“货币化不足”。对于那些被“因凡蒂诺及其同伙”要求在19. September前给出答复的国际足联成员协会，如果同意，将被提供20 Millionen Dollar的一次性付款，以及来自发展基金的另外20 Millionen Dollar付款。虽然此类付款对于许多成员协会来说是“异常”的，但协会在同意的同时也出售了其自身未来价值的一部分，而获得的报酬则来自现有的资金池。在提交给迈阿密地方法院的申请书中，FFE计划以及因凡蒂诺的行为被描述为国际足联高层数十年之久的自我敛财文化的延续。这一论述在标题为“国际足联官员腐败的持续历史”下展开，追溯到了四分之一世纪前，即2001年体育权利营销商 ISL 破产时的事件。

2012年，随着楚格州检察官办公室与前国际足联主席若昂·哈维兰日（João Havelange）以及时任巴西足协主席里卡多·特谢拉（Ricardo Teixeira）之间的一项终止诉讼协议的公开，相关的贿赂行径随之曝光。

关于2015年国际足联（FIFA）丑闻的描述——当时美国刑事调查人员在苏黎世的国际足联大会前逮捕了国际足联官员，导致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约瑟夫·布拉特被迫离职——在标题为“因凡蒂诺试图为了自身利益而破坏国际足联治理改革的努力”的章节中引入了对因凡蒂诺主席任期的讨论。这些改革是在2015年协会文化被公开曝光的压力下引入的，但事实证明，它们“无法抵御因凡蒂诺新采取的旨在削弱限制主席权力之制衡机制的手段”。除了在佛罗里达州申请移交文件外，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还在纽约申请传唤库什纳出庭作证（英文：subpoena）。在提交给迈阿密法院的申请中提到，欧足联认为，无论是国际足联迈阿密部门（FIFA Americas）还是FWC 2026（2026年世界杯组织公司）都不会被起诉。库什纳及其公司同样如此。根据瑞士法律，背信经营罪是一项在有初步嫌疑时必须由官方启动追诉的犯罪。至于是否启动调查程序，欧足联的举报仅起有限作用。随着指控被公开，欧洲足球协会联盟正在推进其战略，旨在2027年3月18. 预定的国际足联大会之前推翻国际足联主席。在周四由欧足联执行委员会的国家协会代表、国际足联理事会的欧洲成员以及欧足联的国家协会主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如果现任国际足联主席仍然寻求连任，欧足联将与合作伙伴协会共同确保为成员协会提供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提名主席候选人的截止日期为11月18日。

与此同时，欧洲方面向潜在的支持者承诺资金：“国际足联目前坐拥数十亿资金。这些钱属于成员协会。欧足联将与其他协会共同寻求一种方式，以负责任地将国际足联储备金的一部分交给成员协会，同时确保国际足联的财务稳定性得以维持。因此，问题在于，为什么国际足联主席认为需要外部投资者来扩大发展资金的规模。”

兹维列夫能否成为“狮子之王”？

亚历山大·兹维列夫首次领衔大满贯种子排名，创造了新纪录

法兰克福。亚历山大·兹维列夫撒了谎。面对球迷，面对记者，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也撒了谎。这位德国最顶尖的网球运动员一次又一次地声称，他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现在突然成为了夺冠的大热门。然而，不久后他在法网确实赢得了首个大满贯冠军，随后他承认之前的说法并非事实。例如，在真正的头号热门扬尼克·辛纳爆冷出局的那天晚上，兹维列夫因为过度紧张而彻夜难眠。

这位29岁的球员在周日开赛的美国公开赛前睡眠情况如何，目前尚未表态。但他在8月底纽约所处的情况，与5月底在巴黎的情况确实非常相似。这一次，世界排名第一且是真正头号热门的辛纳因膝盖受伤根本没有参赛。而与辛纳在过去三年共同统治网坛的卡洛斯·阿尔卡拉斯，在经历了近五个月的伤停（期间错过了法网）后，才刚刚重返赛场。

当今网球世代的这两位天才球员近期与身体的斗争多于与对手的较量，这为兹维列夫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起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首次以种子排名第一的身份参加大满贯赛事。他是继 35 年前的鲍里斯·贝克尔以来，第一位获得此地位的德国职业网球运动员，也是历史上第一位此前从未获得过世界排名第一就领衔种子名单的职业网球运动员。

此外，抽签结果似乎极其有利。虽然兹维列夫在首轮对阵意大利人洛伦佐·索内戈的比赛相当棘手，但像大满贯纪录保持者诺瓦克·德约科维奇这样的顶级难关，或是像状态火热的法国人亚瑟·菲尔斯这样的陷阱，几乎全部集中在签表的另一半。在可能与阿尔卡拉斯会师决赛之前，他的晋级之路似乎基本畅通。

尽管如此，兹维列夫在周日开赛的年度最后一个大满贯赛事中仍未被视为绝对的头号热门，这与过去几周的情况有关。自7月初进入温网决赛以来，这位德国人仅赢了两场比赛。在蒙特利尔和辛辛那提的大师赛中，他均早早出局，在加拿大甚至愤怒地称其为“整个赛季最糟糕的一场比赛”。

他的竞技状态尚未恢复到惯常水平，这显然令他感到恼火。虽然五盘三胜制的大满贯网球通常有所不同，但去年美国公开赛中，兹维列夫在第三轮就出局了，这是自八年前以来他出局最早的一次。

周四，兹维列夫在纽约的亚瑟·阿什球场进行训练。由于进入场馆免费，这座宏伟的网球场看台座无虚席。兹维列夫与担任教练的父亲亚历山大（老）进行了异常频繁的讨论，也与哥哥米沙交流了一些想法，并测试球拍以寻找合适的磅数。随后，在与美国年轻球员利纳·田进行的一盘训练赛中，他因为一次简单的正手击球失误，沮丧地将球拍狠狠地砸在墙上。

已经有一些网球专家对兹维列夫能否胜任领跑者这一新角色表示怀疑。例如，鲍里斯·贝克尔在他与前职业球员安德烈亚·佩特科维奇的播客中表达了一种猜测。“机会现在来了，”贝克尔说道，他自己曾表示非常热爱“狮子之王”这个角色。“但我感觉到，面对这个难以置信的机会，他可能会给自己施加过大的压力。”

现在可以预见，近期多次对贝克尔的评论感到厌烦的兹维列夫将会对此予以反驳。然而，人们不能假设这种反驳就必然符合事实。 皮尔明·克洛斯（PIRMIN CLOSSE）

安萨就禁赛决定提起申诉

汉堡。德国顶尖短跑运动员欧文·安萨（Owen Ansah）已在规定期限内向国家反兴奋剂机构（NADA）就其面临的四年禁赛处罚提起申诉。至此，这位200米欧洲冠军的案件将提交至德国体育仲裁法院（DIS）。NADA在周五上午表示，该程序将“根据DIS体育仲裁法院条例的程序要求执行，原则上不公开”。关于进一步的程序细节，NADA“无法发表评论。程序的组织由仲裁法院决定。但对NADA而言，重要的是该程序在德国体育仲裁法院能够迅速且有效地执行”。NADA指控安萨在7月9日违反了国家反兴奋剂条例第2.3条（拒绝或未进行样本采集），而这位25岁的运动员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坚称自己清白。尽管纪律处分程序仍在进行中，安萨最近仍参加了欧锦赛。这位德国纪录保持者在100米比赛中获得铜牌，三天后在200米比赛中夺金。安萨能否保留这些奖牌，将取决于体育仲裁法院的审理结果。sid

简讯

菲比希遭遇失利

篮球国家队队员莱奥妮·菲比希（Leonie Fiebich）在主场世界杯前的倒数第二场联赛中遭遇了失望。这位26岁的球员所在的WNBA纽约自由队以60:79大败给热门球队金州女武神队，未能延续其复出后的强劲表现。在32分钟的比赛时间里，菲比希仅得到3分，七次投篮命中一次。dpa

梅西的新教练

利昂内尔·梅西在迈阿密国际将迎来一位新教练。克里斯蒂安·冈萨雷斯将接替于4月份离职的哈维尔·马斯切拉诺。目前由吉列尔莫·霍约斯担任临时教练并负责球队。在继任者公布前几小时，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对他处以一场禁赛处罚，原因是迈阿密国际近期多次迟到入场。在周六对阵蒙特利尔的比赛中，他不得在替补席就座。dpa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 / td><>第1轮< / >< / tr><>< colspan="2">拜仁慕尼黑 – VfB斯图加特< / ><>周五，20.30< / >< / ><>< ="2">RB莱比锡 – 门兴格拉德巴赫< / ><>周六，15.30< / >< / ><>< ="2">美因茨05 – 帕德博恩< / ><>周六，15.30< / >< / ><>< ="2">柏林联盟 – 法兰克福< / ><>周六，15.30< / >< / ><>< ="2">科隆 – 1899霍芬海姆< / ><>周六，15.30< / >< / ><>< ="2">埃尔弗斯贝格07 – 勒沃库森< / ><>周六，15.30< / >< / ><>< ="2">多特蒙德 – 汉堡< / ><>周六，18.30< / >< / ><>< ="2">弗赖堡 – 维尔德布雷门< / ><>周日，15.30< / >< / ><>< ="2">奥格斯堡 – 沙尔克04< / ><>周日，17.30< / >< / table>

欧冠联赛 欧联杯 欧协联附加赛 保级 降级区

接下来的比赛：周五，4.9.，20.30：VfB斯图加特 – 科隆；周六，5.9.，15.30：1899霍芬海姆 – 多特蒙德，勒沃库森 – 柏林联盟，门兴格拉德巴赫 – 埃尔弗斯贝格07，维尔德布雷门 – RB莱比锡，帕德博恩 – 弗赖堡；周六，5.9.，18.30：沙尔克04 – 拜仁慕尼黑；周日，6.9.，15.30：汉堡 – 美因茨05；周日，6.9.，17.30：法兰克福 – 奥格斯堡

<>< ="2">德国足球乙级联赛< / >< / ><><>< / ><>第3轮< / >< / ><><>波鸿 – 奥斯纳布吕克< / ><>周五，18.30< / >< / ><><>布伦瑞克 – 柏林赫塔< / ><>周五，18.30< / >< / ><><>海登海姆1846 – 德累斯顿迪纳摩< / ><>周六，13.00< / >< / ><><>卡尔斯鲁厄 – 沃尔夫斯堡< / ><>周六，13.00< / >< / ><><>科特布斯能源 – 格律特富र्थ< / ><>周六，13.00< / >< / ><><>纽伦堡 – 比勒费尔德< / ><>周六，20.30< / >< / ><><>圣保利 – 凯泽斯劳滕< / ><>周日，13.30< / >< / ><>< ="2">达姆施塔特98 – 汉诺威96< / ><>周日，13.30< / >< / ><><>马格德堡 – 基尔< / ><>周日，13.30< / >< / table>

<><>< / ><>俱乐部< / ><>场次< / ><>胜< / ><>平< / ><>负< / ><>进球< / ><>积分< / >< / ><><>1< / ><>纽伦堡< / ><>2< / ><>0< / ><>7:2< / ><>6< / >< / ><><>2< / ><>柏林赫塔< / ><>2< / ><>0< / ><>5:1< / ><>6< / >< / ><><>3< / ><>卡尔斯鲁厄< / ><>2< / ><>1< / ><>0< / ><>2:1< / ><>4< / >< / ><><>4< / ><>沃尔夫斯堡< / ><>2< / ><>1< / ><>0< / ><>1:0< / ><>4< / >< / ><><>5< / ><>布伦瑞克< / ><>2< / ><>1< / ><>0< / ><>1< / ><>6:2< / ><>3< / >< / ><><>6< / ><>比勒费尔德< / ><>2< / ><>1< / ><>0< / ><>1< / ><>4:2< / ><>3< / >< / ><><>7< / ><>波鸿< / ><>2< / ><>1< / ><>0< / ><>1< / ><>1:1< / ><>3< / >< / ><><>8< / ><>能源

Cottbus< / td> 2< / ><>1< / ><>0< / ><>1< / ><>3:4< / ><>3< / >< / tr> <>9< / ><>1. FC Heidenheim< / ><>2< / ><>1< / ><>0< / ><>1< / ><>5:7< / ><>3< / >< / ><><>10< / ><>1. FC Magdeburg< / ><>2< / ><>1< / ><>0< / ><>1< / ><>4:6< / ><>3< / >< / ><><>11< / ><>Dynamo Dresden< / ><>2< / ><>1< / ><>0< / ><>1< / ><>1:3< / ><>3< / >< / ><><>12< / ><>Holstein Kiel< / ><>2< / ><>0< / ><>2< / ><>0< / ><>4:4< / ><>2< / >< / ><><>13< / ><> St. Pauli< / ><>2< / ><>0< / ><>2< / ><>0< / ><>3:3< / ><>2< / >< / ><><>14< / ><> Kaiserslautern< / ><>2< / ><>0< / ><>2< / ><>0< / ><>0:0< / ><>2< / >< / ><><>15< / ><>Darmstadt 98< / ><>2< / ><>0< / ><>1< / ><>2:3< / ><>1< / >< / ><><>16< / ><>SpVgg Gr.

Fürth< / ><>2< / ><>0< / ><>1< / ><>3:5< / ><>1< / >< / ><><>17< / ><>Hannover 96< / ><>2< / ><>0< / ><>2< / ><>1:4< / ><>0< / >< / ><><>18< / ><>VfL Osnabrück< / ><>2< / ><>0< / ><>2< / ><>3:7< / ><>0< / >< / table>

升级区 升级附加赛 降级区

接下来的比赛：周五，4.9.，18.30：汉诺威 96 – 卡尔斯鲁厄 SC，比勒费尔德 Arminia – 圣保利 ；周六，5.9.，13.00：沃尔夫斯堡 VfL – 能源科特布斯，凯泽斯劳滕 1. – 达姆施塔特 98，基尔 Holstein – 纽伦堡 1. ；周六，5.9.，20.30：德累斯顿 Dynamo – 波鸿 VfL；周日，6.9.，13.30：柏林赫塔 BSC – 马格德堡 1. ，格林福尔特 SpVgg – 海登海姆 1. 1846，奥斯纳布吕克 VfL – 不伦瑞克 Eintracht

谁将获得亚军？

BLOMBERG：为什么勒沃库森在失去了亚历杭德罗·格里马尔多这位阿隆索时代最后一名顶尖球员后，在明年夏天仍能成为非冠军球队中最成功的一支？因为这家俱乐部的新任教练名叫卡莱斯·马丁内斯，他在巴塞罗那习得职业技能，并从今年夏天最重大的几场比赛中吸取了正确的教训。因为欧联杯、欧冠以及世界杯的决赛——在这些比赛的终点，乌奈·埃梅里、路易斯·恩里克和路易斯·德拉富恩特高举奖杯——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西班牙教练流派应当成为标杆。

CHORUS：在多特蒙德、莱比锡和勒沃库森必须应对程度不一的复杂变革时，斯图加特凭借欧冠带来的收入，成功地维持了球队的稳定性。新援格里沙·普勒梅尔、利奥·绍尔和杰南·佩奇诺维奇扩充了阵容，此外，教练塞巴斯蒂安·赫内斯将在这支曾经的“问题之队”至少再留一年。为了争夺亚军，斯图加特只需要积累那些尚未磨合完成的竞争对手所遗失的分数即可。

MELTZER：斯图加特并不拥有第二强的阵容（那是多特蒙德），甚至也没有第二出名的赫内斯，但在迪特之子塞巴斯蒂安的带领下，它拥有德甲绝大多数球队都不具备的东西：一套关于控球的理念。这足以让他们成为“其余球队之最”。不过，拜仁慕尼黑在本赛季可能也只能满足于第二名：尽管其上司在言语上极力粉饰，但哈里·凯恩在金球奖中的表现可能不会更好。

谁将在下赛季游历欧洲，但目前还不得而知？

BLOMBERG：三年前，乌尔斯·费舍尔曾处于如今若泽·穆里尼奥所处的位置。他在联合柏林这家小俱乐部的战术板上，不仅勾勒出了一套稳定的五后卫体系，还规划出了通往欧洲的道路，一直延伸到皇家马德里的主场。而上赛季的比赛已经预示，自12月起担任美因茨05教练的费舍尔，现在也将这条路画在了美因茨的战术板上：在上赛季的下半程，只有四支欧冠参赛球队的分数比他们高。这表明，这位“美因茨的穆里尼奥”很快就能再次将他的五名后卫部署在欧洲的大球场中。

CHORUS：在门兴格拉德巴赫，一切都围绕着“K问题”展开：蒂姆·克莱因迪斯特在经历了近一年的伤停后，能多快恢复往日的强势？在他的第一个赛季，这位队长贡献了16个进球和9次助攻。在阵容调整后，经验将至关重要：如果他能与23岁和17岁的天才球员雨果·博林和瓦埃尔·莫希亚配合默契，那么重返欧洲赛场并非不可能。

MELTZER：自从奥格斯堡甩掉桑德罗·瓦格纳这个包袱（德甲战绩：12场比赛输掉8场）后，他们的气球开始上升。如果新球员能继续提供动力，他们最终可能会获得一个欧战席位。至于“热空气”的话题：在莱比锡，尤尔根·克洛普在担任“全球某某职”的最后几周里，参与促成了更换马丁·德米切利为教练的决定，在经历了欧冠赛季后，他们或许现在就应该开始用欧联杯的球进行训练了。

本赛季谁该担心降级，但目前还未意识到？

BLOMBERG：如果询问足球迷如何看待柏林联盟（Union Berlin）的比赛风格，他们可能会皱起眉头。这说明了两点：首先，柏林联盟的踢法绝对无法竞逐任何足球美学奖；但其次，人们对他们的踢法记得非常清楚。现在，该俱乐部试图在瑞士教练毛罗·卢斯特里内利（Mauro Lustrinelli）的带领下改变其基因。这听起来像是一次令人兴奋、但尤其是充满风险的实验。这是一次以牺牲稳定性为代价的尝试。而且，当你刚刚失去了两名最优秀的后卫时，这种尝试通常是不应该贸然尝试的。

CHORUS：回到前东家向来是个糟糕的主意。然而，德甲的球员和经理们赛季接赛季地陷入这个陷阱。尼克拉斯·富尔克鲁格（Niclas Füllkrug）被寄予厚望，旨在激活云达布雷门（Werder Bremen）那毫无威胁的进攻线，而他 2022 / 23 赛季打入 16 球的记忆笼罩在一切之上。但富尔克鲁格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球员，因此他的回归恰恰证明了该俱乐部对援兵的需求有多么紧迫。早在上个赛季，最后一刻才完成的转会就给球队建设带来了困难。现在，这种情况恐将重演。

球队建设。这种情况恐将重演。 MELTZER：在首场比赛前的一周，法兰克福发生了一件通常在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前才会发生的事：法兰克福队（Eintracht）请来了一名“消防员”。这位被要求尽快到岗的救火队员既不是弗里德海姆·芬克尔（Friedhelm Funkel），也不是阿尔敏·费（Armin Veh），而是诺亚·阿图博卢（Noah Atubolu）。大概应该这样理解这次门将转会：如果没有他，出问题的将不再是房子（Hütte），而是胡特（Hütter，主教练）。但即便有了阿图博卢，如果法兰克福再次拉响火警警报，人们也不应感到惊讶。

德甲联赛的惊喜将来自何方

谁将获得亚军，谁将降级，谁将升级——在国家队主帅克洛普的领地里：法兰克福汇报（F.A.Z.）体育编辑部将以多元视角，解答新赛季的悬而未决之问。 作者：Tammo Blomberg, Celine Chorus 和 Christopher Meltzer

德甲联赛新动态： 塞巴斯蒂安·赫内斯（左上）将带领斯图加特获得亚军吗？蒂姆·克莱因迪斯特（下方）将带领门兴格拉德巴赫争夺欧洲赛席位吗？尼克拉斯·富尔克鲁格（中间）将带领不来梅保级吗？而罗伯特·安德里希（右上）是否很快将不再在德甲联赛中效力？ 照片来源：dpa, Picture Alliance，由 F.A.Z. 编辑。

谁将为国家队带来新面孔？

BLOMBERG：在过去的两个赛季中，德国人先是迷上了个高大瘦削的斯图加特前锋，随后又迷上了一个身材较矮但强壮的斯图加特前锋。因此很明显，斯图加特队的这位新前锋将成为下一个被全国球迷呼吁穿上国家队球衣的人。在那里，拥有中锋终结能力和中锋身材的中锋杰南·佩奇诺维奇（Dženan Pejčinović），将很快用进球来满足德国人对中锋的渴望。但请注意，不要在爱中盲目：斯图加特队最近总是能让他们的前锋看起来比实际水平要好一些。

CHORUS：扬·奥雷尔·比塞克（Yann Aurel Bisseck）在五月份可能觉得自己彻底被耍了。在“链式防守”之国，他是主力球员，随国际米兰赢得了意甲冠军和杯赛冠军——尽管如此，他依然未能进入德国队的世界杯大名单。乔纳森·塔和尼科·施洛特贝克在后卫线上的位置稳固，但比塞克拥有一个新任国家队主帅实际上无法放弃的特质：他速度快，多才多艺，且拥有 50 百万欧元的市场价值，相当值钱。

MELTZER：国家队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新面孔，但同样需要一名高大的新中后卫。千禧一代的吕迪格和塔已年过 30，Z 世代后卫施洛特贝克则拥有至少一段 Y 世代的伤病史。因此，作为国家队门面的尤尔根·克洛普可能已经关注到了来自斯图加特的 20 岁小将芬·耶尔奇（Finn Jeltsch）。这也是为什么值得关注那里的另一个原因：丹尼斯·赛门（Dennis Seimen），他将作为斯图加特的新一号门将开启本赛季。

[...OMITTED...]

谁将在冬歇期以数百万英镑转会至英超？

BLOMBERG：电视评论员杰米·卡拉格（Jamie Carragher）最近称弗洛里安·维尔茨（Florian Wirtz）是一名“还不错的球员”，考虑到维尔茨的天赋水平，这种评价的准确程度，就像说这个夏天“气温还不错”一样。维尔茨很快将在英超联赛中大放异彩；届时，那里的俱乐部将会更加密切地关注德甲赛场。如果在那儿再次出现一名身披勒沃库森球衣、能灵活穿透防线的中场球员，那些金主们的想象力将随着每一次盘带而增长。而其中一人将在冬天为易卜拉欣·马扎（Ibrahim Maza）支付一笔“还不错”的金额。

CHORUS：“你们的老13号要走了，但你们的新10号会留下，”赛义德·埃尔·马拉（Saïd El Mala）向1. FC Köln的球迷承诺道。在一次没有赢家的转会博弈后，他将合同延长至2031年，并被神化为一名拒绝巨额金钱的英雄。如果埃尔·马拉在前半赛季表现出色，敲门的人可能不是多特蒙德，而是英超联赛。毕竟布伦特福德足球俱乐部（FC Brentford）此前已经表现出兴趣。而且在现代足球中，一份合同的价值仅在于它所书写的那张纸。

MELTZER：在英超联赛中，足球俱乐部在男足球队上的支出高得离谱，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他们将这些离谱的资金大多花在了可以用“年轻”来形容的专业人才身上。因此，朱利安·纳格尔斯曼（Julian Nagelsmann）在39岁时依然是一名年轻教练，这倒是很合适。而且，正因为离谱的资金带来了同样离谱的预期，而这些预期并非都能实现，所以在这个英国的冬天，被寻找的不仅是球员，还有教练。

谁很快将只在意大利或美职联（MLS）比赛？

BLOMBERG：在上个乙级联赛赛季中，埃丁·哲科（Edin Džeko）看起来经常像个在地区联赛中、曾经踢过更高水平比赛的、略显老态的前锋。但如果这个前锋突然遇到那些本身仍处于较高水平的对手会怎样？那么观众可能会更容易注意到哲科已经老了，而不是他以前曾在另一个水平上踢球。那么现在呢？也许还是转会到那个所有曾经踢过更高水平比赛的人都已老去的地方。

CHORUS：罗伯特·安德里希（Robert Andrich）在勒沃库森有一份有效期至2028年的合同，但到那时他还有未来吗？新任教练卡莱斯·马丁内斯（Carles Martínez）在防守中场的计划中没有他，而队长袖标未来将由埃德蒙·塔普索巴（Edmond Tapsoba）佩戴。如果安德里希不满足于在替补席上度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前突围：总能找到一家还需要一名持有德国护照的詹纳罗·加图索（Gennaro Gattuso）的俱乐部。

MELTZER：依然不是拜仁慕尼黑，尽管其当时的总裁弗朗茨·贝肯鲍尔（Franz Beckenbauer）早在2003年关于基希丑闻（Kirch-Affäre）的讨论中就威胁道：“那样我们就去意大利注册。”啊，一个没有拜仁的德甲赛季，确实会很有趣。但另一方面，在超级联赛（Superleague）出现之前，人们应该享受他们的存在。不过，哈里·凯恩（Harry Kane）很快可能会在美国比赛——至少是与唐纳德·特朗普一起打高尔夫球。

CHAPEAU Von Christoph Becker

烫手山芋

气氛再次变得火爆。比如周三在里昂，在里昂奥林匹克与费内巴切的欧冠资格赛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费内巴切球员马特奥·根杜齐与球场内除其队友及支持者以外的所有人之间。根杜齐曾效力于里昂死对头马赛，因此遭到了里昂球迷用法语文化中一套完整的“不友好词汇”洗礼。而根杜齐选择了“前卫式防守”，并慷慨地通过言语和肢体动作表达了他的反击。当终场哨响，他开始在里昂队的看台前高喊“Allez l'OM”（马赛加油）来庆祝胜利时，场面陷入混乱。主队球迷和球员试图抓住根杜齐，球员通道内甚至爆发了斗殴。其实没必要这样。根杜齐的队友恩戈洛·坎特证明了更好的处理方式：凭借1.68米的身高，他再次成为了球场上“最高”的球员。当他周围的队友和工作人员成群结队地冲向大规模斗殴时，坎特却气定神闲地走下球场，迈向新赛季。

为了能细致地享受新的德甲赛季，我们建议观众今后随身携带一副歌剧望远镜。因为这样你才能发现营销领域最新的“明珠”。但我们何必费力寻找词汇，毕竟那些词汇永远无法企及天才广告词早已达到的效果？请看：“数百万人梦想着有一天能出现在德甲首发阵容中。对于那些实现这一目标的人来说，那一刻是独一无二的。而‘首发首秀补丁’正是为了致敬这一时刻。每位球员在职业生涯中仅能获得一次该徽章——就在他首次在德甲首发登场时。”如果亲爱的读者此时在想，为什么不给这些“孩子”在德甲首秀时递一个——直白地说——糖果袋，那么答案一如既往：钱。因为这个最新的球衣装饰钉在被缝在首秀球员的袖口上后，会被再次取下并压入一套集换式卡牌中。好让学童们将零花钱投入到这场“追寻德国足球中最稀有收藏品之一”的狩猎中。这就是循环经济？那我还是更想要巧克力。

拜耳可行的任务

摩纳哥。德国足球甲级联赛俱乐部勒沃库森（Bayer Leverkusen）和霍芬海姆（TSG Hoffenheim）在欧联杯联赛阶段获得了极具看点的对阵安排。勒沃库森的对手包括马赛（Olympique Marseille）和萨尔茨堡红牛（Red Bull Salzburg）。霍芬海姆则将面对格拉茨风暴（Sturm Graz）——这也是其教练伊尔泽（Ilzer）的前东家——以及欧协联冠军水晶宫（Crystal Palace）。这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周五在摩纳哥格里马尔迪论坛（Grimaldi Forum）抽签的结果。两家俱乐部在抽签对手中存在重叠：勒沃库森和霍芬海姆都将分别对阵里昂（Olympique Lyon）、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斯（Besiktas Istanbul）和克里特OFI（OFI Kreta）。赛程计划最迟将于周日公布。首轮比赛将于16. / 17. September举行，决赛将于2027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举行。sid

公元500年的初夏，哥特国王进入罗马：他并非以征服者的身份，而是以合法君主的身份进入。官方说法是，狄奥多里克（Theoderich）来到这座帝国前首都，是为了庆祝他作为其民族统治者登基三十周年，他曾于489年率领该民族迁入意大利。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个权力政治动机：他必须在曾经的世界帝国发源地，向他已在拉文纳统治了七年的罗马人现身，以最终巩固其统治。费迪南德·格雷戈罗维乌斯（Ferdinand Gregorovius）根据古代文献将这一场景描述得最为优美：“他的进入伴随着皇帝级别的礼遇；罗马的谄媚者像迎接另一位图拉真一样迎接他。在城外，元老院和民众以及由教皇率领的圣职人员迎接了他。这位阿里乌派国王出于审慎的考虑，立即前往圣彼得大教堂，并在使徒之墓前‘以极大的虔诚且像个天主教徒一样’进行祈祷，随后才在凯旋的盛装中跨过哈德良桥进入罗马。”狄奥多里克的日耳曼继任者们也如此行事，他们试图从奥多亚克（Odoaker）手中夺回权力，并以皇帝之名“直到皇帝回归”为止进行统治。因此，哥特统治的合法性是临时性的，且随时可能被撤销。但在公元500年的那个夏天，这一点几乎感觉不到。当时狄奥多里克居住在帕拉蒂尼山的古皇宫中，他对罗马人的破坏行为感到惊讶——这些人砍掉青铜像的手臂和头部以便熔化，并从神庙墙壁中拔出铁夹以锻造工具。“他任命了一名城市建筑师，由城市长官（Praefectus Urbis）对其负责，并委托他负责古迹的维护；而在新建筑方面，他命令其勤奋研究古风，不得野蛮地偏离其范式”（格雷戈罗维乌斯）。这是哥特人在罗马颁布的第一条也是最后一条文物保护法令，它决定性地塑造了后世对狄奥多里克的看法。

狄奥多里克大帝——这个称号几乎仅在德语中使用——处于两个时代的交汇点。在他大约出生于453年时，地中海周边的世界虽然多次遭受震荡

古代最后的国王

狄奥多里克大帝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基于分工的帝国：他的哥特人负责军事事务，罗马人负责民政事务。然而，他的王权在他死后不久便随之消亡。1500年前，他死于拉文纳。

作者：安德烈亚斯·基尔布 (Andreas Kilb)

……在后世，那些在整个中世纪期间头衔为皇帝的人，一旦出现在罗马，首先会前往圣彼得大教堂……他向罗马人宣布，他希望维持所有之前的皇帝法令；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的法令应被刻在铜板上。”

这段摘自1859年出版的《中世纪罗马城市史》第一卷的文字，出于多个原因而具有研究价值。它不仅记录了19世纪早期德国民族历史编纂学的视角——将日耳曼人狄奥多里克视为从查理大帝到查理五世这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前辈，而且还用寥寥数笔记录了他统治时期的矛盾。因为狄奥多里克并非那个罗马西帝国的皇帝（当时该帝国仅剩下意大利靴形地带、西西里岛以及巴尔干半岛的一小部分），而仅仅是一位在意大利的哥特国王。因此，他不能制定法律，只能发布敕令，而且为了获得绝大多数臣民的好感，即使是敕令也出台得很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简单地确认皇帝的法令。

而且狄奥多里克是一名阿里乌教徒，因此按照天主教的标准来看，他是一个异端。他不相信基督与圣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正如325年尼西亚公会议所规定），而仅相信上帝与上帝之子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正如哥特语圣经的创作者、传教士武尔菲拉（Wulfila）所教导的那样。在公元500年的宗教混杂局面中，这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天主教世界自身内部也深陷分裂。为了将主要在东方盛行的、反对451年迦克墩公会议宣布的“两性论”的反对者重新接纳回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一个名叫阿卡基乌斯（Akakios）的人——受皇帝之托发布了一项折中方案，其结果是回归到迦克墩之前的正统信仰。

然而，罗马教皇坚决拒绝这一折中方案：阿卡基乌斯被他逐出教会，与东罗马帝国的教会共同体关系被终止。这场持续近三十年的“阿卡基乌斯分裂”对这位哥特统治者非常有利，因为这使得他促进阿里乌教徒与天主教徒和平共处的宗教政策，在对比之下显得较为温和。

然而，如果在君士坦丁堡出现一位摒弃阿卡基奥教义的皇帝掌权，狄奥多里克在教宗面前的地位将会变得岌岌可危——而这恰恰发生在查士丁（518至527）统治期间。对于与帝国本身的关系而言，情况也类似，因为在474至491年间执政的泽农曾明确派遣狄奥多里克及其哥特军队前往意大利，以将帝国行省从篡位者手中夺回。

依然深受古典时代的影响。那是匈人国王阿提拉的死亡之年，他曾将东哥特部落纳入其权力体系；也是西罗马军队统帅埃提乌斯生命中的倒数第二年，后者曾在卡塔劳努姆战场击败匈人及其盟友，并于454年被他自己的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谋杀。当狄奥多里克于 30. August 526,（即1500年前的明天）在拉文纳去世时，时代转折的预兆已清晰可见。罗马西方世界的城市文化逐渐凋零，广场变得空旷，议会几乎不再召开。哥特国王不得不一次次采取行动制止对公共建筑的洗劫，因为建筑业已全面退化为对旧料的二次利用。

在狄奥多里克去世近二十年后，哥特王国覆灭，古典时代的自我毁灭跨过了临界点。由于哥特军队与东罗马军队之间长年的消耗战，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和瘟疫，意大利人口缩减了五分之二；在曾经拥有百万人口的罗马城，经过三次残酷的围攻后，仅剩下数千人居住。木制简陋房舍在城市宏伟建筑的废墟中扎根，乡村地区匪帮横行，庄园主的别墅要么变成了堡垒，要么被废弃。从568年开始的伦巴第人入侵最终将这片毫无防御能力的土地撕裂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伦巴第战争承包商统治，另一部分规模较小，由罗马教宗和小诸侯在君士坦丁堡的名义统治下管理。

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中，曾经连缺乏教育的狄奥多里克都捍卫的拉丁教育理想，仅剩下了伟大教宗格列高利的“stilus humilis”（谦卑风格）——这种风格摒弃了一切表达上的技巧，仅认可在上帝面前的理智臣服。中世纪早期已在地平线上显现，唯有东罗马人尚未察觉，其国家领土在查士丁（527至565）的收复战争中曾一度再次扩张至大西洋沿岸。直到570年开始的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迁徙、针对波斯大王的毁灭之战以及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教的崛起，才使其帝国萎缩成一个中等强国，在七世纪艰难地抵御波斯人、阿瓦尔人和阿拉伯人的冲击。

贝尔恩的狄奥多里克，成为国王。 意大利：F° 487. 杀死 4 Heriz 并成为。 国王 K° 493. 死于 F° 526 后世在各自时代的视角下看待他：一张17世纪的狄奥多里克铜版画肖像 照片 AKG

在先于这一转型时期的晚期古典时代历史剧集中，狄奥多里克在西方的东哥特王国构成了最后一幕。当他率领20.000名战士和规模大四倍的随行队伍进入意大利时，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正致力于巩固他在北高卢的独裁统治。在阿尔卑斯山与罗讷河之间定居的是

勃艮第人，而在卢瓦尔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西哥特人的王国已延续了三代，他们正逐渐将其影响力扩展至伊比利亚半岛。在地中海的对岸，即今天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汪达尔人自约430年起便盘踞于此。狄奥多里克是日耳曼王国创建者的最后一人，但他得到了最珍贵的战利品。因为在5世纪末，只有意大利还保留着某种程度上的罗马特色。在这里，罗马元老院的成员们——尽管已失去实权，但仍在地论坛的元老院大厦中开会——拥有着他们的大庄园；这里的城市密度高于其他任何地方；这里也是东西方贸易路线的交汇点。

于是，狄奥多里克在此发起了攻势。此前，他率领着流动的战士团体在巴尔干半岛南部游荡了十五年，始终在寻找新的定居空间，以及一个能为他的战士们确保固定收入的军队统帅（Heermeister）职位。但本可以授予他该职位的东罗马皇帝们并非可靠的合作伙伴：在马尔基安（450年至457年）与泽农之间，所有的帝国首脑均出身军队，且无人能成功建立王朝。此外，狄奥多里克在哥特内部还有一个竞争对手，对方与他同名，指挥着另一支迁徙部队，且与帝国宫廷关系更近。直到这位狄奥多里克·斯特拉博（“斜视者”）去世后，狄奥多里克才成为所有东哥特人的国王。此时，他指挥着一支足以成为政治权力因素的庞大军队。统治根基不稳的泽农任命他为执政官，但无法满足哥特人的土地要求。

皇帝通过将狄奥多里克派往意大利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那里，最后一名西罗马军队统帅奥多亚克于476年强迫最后一名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退位。最后一名王位继承候选人于480年在流亡中去世，帝制如今仅存于拜占庭。通过让哥特人对抗奥多亚克，泽农在成功的情况下，至少能在形式上将一个叛离的核心行省收回帝国。如果狄奥多里克失败，皇帝则能除掉一个强大且不可预测的麻烦制造者。

然而，狄奥多里克获胜了。经过数场血战和两年的围城，他成功地在被认为不可攻破的拉文纳要塞中将奥多亚克饿死。他的

统治始于一场谋杀：493年3月，在一次宴会上，他用剑刺死了与其签署权力分享协议的敌方首领，据称是为了给被杀的亲属报仇。但不久之后，他便开始接管由奥多亚克建立的统治结构。这在土地分配方面尤为明显。奥多亚克在476年为自己及其士兵截留了三分之一的地产。狄奥多里克采取了同样做法，只不过他现在可以接管奥多亚克那些已死或被驱逐的追随者的财产，而几乎不需要额外没收罗马人的财产。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成为了哥特人的定居区。相比之下，罗马以南仅居住着少数哥特人，只有在拿坡里、雷焦和叙拉古等战略要地设有哥特驻军。

第二项重要措施涉及行政管理。狄奥多里克通过在宫廷和行省中为罗马领导阶层保留文职岗位，与他们达成妥协。这适用于禁卫军长官（Prätoriumspräfektur）——帝国最高官员职位，该职位保留给资深的元老院成员；同样适用于宫廷办公厅主任（magister officiorum）以及负责国家财政的圣库长官（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另一方面，军队服役则由哥特人垄断。罗马人被明确禁止携带武器。为了调解哥特人内部以及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争端，狄奥多里克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职位，即“comes gothorum”，将其翻译为“哥特伯爵”是非常不充分的。

就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并存，在日常生活中必须不断地相互磨合。狄奥多里克的传记作者汉斯-乌尔里希·维默（Hans-Ulrich Wiemer）将其称为“通过隔离实现融合”。对于罗马人来说，这种分工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哥特人的保护下经营业务；对于哥特人来说，则意味着他们从一个成员变动的流动组织转变为一支具有共同身份的常备军。现在，凡是作为士兵或成员隶属于狄奥多里克军事机构的人，都被视为哥特人。

狄奥多里克融合政策最著名的执行者是罗马人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他出身于一个资深的元老院家族——其祖父曾任瓦伦丁三世的秘书——他最初担任哥特国王的宫廷大法官（quaestor sacri palatii），这是一种类似于司法部长的职位，负责起草所有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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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下一个异乡，第二部分

因独立而关闭

纳匝雷特，当时这座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受到如今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冲突的影响。照片：Interfoto

关于以色列国庆期间从特拉维夫前往纳匝雷特的一次旅行回忆。 作者：Moshe Sakal

我热爱纳匝雷特。在这座以色列境内最大的阿拉伯城市中，人们能找到一种精准的配比：一方面是归属感，另一方面则是成为一个完全陌生人的可能性。或许那里还拥有我在某些城市中寻找的东西：那些意识到自己城市在历史和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居民，他们是极佳的东道主，但面对来访者时绝不卑躬屈膝——或许是因为他们很清楚，你只是一个过夜的客人，是众多客人中的一个，而他们自己如今也只是住在那里，在这样或那样的统治之下，他们有一天也会被载入某本历史书中，唯有他们的城市将永远屹立在山丘之上，比任何个人和任何偶然的权力都更强大。

法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其1863年出版的《耶稣传》一书中写道，这座城市至今仍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或许是巴勒斯坦唯一一个能让灵魂卸下负担的地方，而在其他地方，灵魂在那种奇异的荒芜中始终承受着重压；那里的人们友好且开朗，花园郁郁葱葱。他还补充道，在纳匝雷特，基于宗教原因的仇恨比在其他地方更少被感知。

于是，在2008年的纪念日——即以色列阵亡将士纪念日，该日紧接在独立日之前——在以色列建国六十周年的前夕，我们坐上了我从哥哥埃兰（Eran）那里借来的车，将第一座希伯来城市特拉维夫留在身后。目的地：纳匝雷特。在老城的停车场，来自“福齐·阿扎尔”（Fauzi Azar）宾馆的加比（Gabi）已经在等待。他接上了我们以及两名年轻的美国女性，很快，老城的巷弄便将我们三人吞没。

我们并不担心，因为我们非常熟悉这条路：几个月前，我们曾来到这座城市，在“戴安娜”（Diana）餐厅庆祝我的生日，餐后入住在了“福齐·阿扎尔”宾馆。我记得凌晨一点半，我站在这座古老宾馆的院子里，望着那些面向院子的大窗户。在铺有木护墙板的客厅里，穿着凉鞋和袜子的苍白朝圣者们在走动；有人坐在电脑前浏览着一个陌生的网页；左边有人在厨房里洗杯子，另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阅读。那里的一切看起来恰恰像一个处于“外部”的地方：在特拉维夫的空间和时间之外，在那个我将在同一晚回归的生活之外。

当我们这次回来在独立日期间放松时，选择“福齐·阿扎尔”宾馆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拎着包走上楼梯；在入口处我们再次遇到了加比。他邀请我们进入客厅，用他在厨房阳台上采摘的草药冲泡的饮品款待我们。其中的秘密成分是天竺葵。这种不起眼的植物在投入热水后，味道极其鲜美。我想起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读到过关于天竺葵的内容——竟然让他想到了女同性恋——于是我决定在回到特拉维夫后寻找那段文字，或许将其纳入旅行报告中。

客厅里挤满了客人：一群来自加拿大的年轻朝圣者，年龄都在二十岁出头。其中几个人走过来和我们攀谈起来：史蒂夫、克里斯蒂娜和约书亚。前两位说英语，第三位则坚持用法语与我们交流，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魁北克口音。当你与一名说法语的加拿大人交谈时——即便你只是一个曾在巴黎生活过的、具有东方血统的特拉维夫居民——你也无法抑制某种优越感。毕竟，我拥有巴黎口音！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来到圣地停留三周，计划访问提比里亚、耶路撒冷和耶利哥。关于访问特拉维夫，他们只字未提，看来这次旅程他们并不打算前往那里。

晚上，我们在“穆克塔尔甜点店”吃了一份热的 Knafeh（一种浸在甜糖浆中的奶酪糕点）。当我们重新走上街道时，看到一家名为“Versace”的店，标志上方挂着一块牌子：“本广告与意大利时装屋无关。”我们走进一家酒吧。邻桌坐着几个三十岁左右的当地人，正用阿拉伯语激烈地讨论着乔治·迈克尔。另一张桌子上坐着四个穿着紧身衬衫的年轻人，他们长时间地向对方投去严肃的目光。突然，邻近的拿撒勒伊利特（Nazareth Illit）传来了爆炸声——那是建在阿拉伯拿撒勒上方的犹太城市——烟花填满了天空。除了一个老人短暂地、漠然地抬起头随后又低下头之外，没有人在意。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高兴地发现那些加拿大人已经出发去履行他们的朝圣职责了。我坐在阳台上阅读。我的右边坐着管理这家房子的苏赖达，她带着两岁的儿子，正在教他数数。我的左边坐着苏赖达的母亲，她正在挑选豆类和其他荚果。苏赖达问我们打算做什么。我们说想去老城的市场，她解释说市场关门了——“因为独立日”。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去了。事实的确如此：所有摊位都关了，只有几家卖清洁剂的店开着。在关闭的摊位之间，我看到一个站在那里的小男孩，脚边放着一个箱子。箱子里有几十只刚出生一天的小鸡在跳跃和唧唧叫。仔细观察发现，其中一些病得很重；它们四肢瘫软，翅膀受损，躺在箱底。有些小鸡抬起一条腿，做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另一些则在颤抖，小眼睛翻白，两三只已经完全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第四十个独立日。那时我刚读完拉马特阿维夫“尼扎尼姆”学校的六年级，这个整十数的节日恰好在那段时间，因此毕业演出完全是以建国为主题。高潮部分是《枯骨之异象》，即以西结关于死骨复活的预言。背景音乐响起了拉威尔的《波莱罗》。我们所有六年级的学生都像死人一样僵直地躺在舞台上。随着音乐，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抬起一只手、一条腿或一个头——动作极其缓慢。随着《波莱罗》的旋律愈发激昂，我们的肢体动作也随之增加，直到最后在信号发出时，我们全部站了起来——大概是受到了迈克尔·杰克逊《Thriller》的启发——仿佛我们就是那些复活的枯骨。

拿撒勒那个“因为独立日”而关闭的市场里，那些可怜的小鸡让我想起了这件事。只不过，这些小鸡并没有像枯骨之异象那样站起来，没有从死亡中苏醒，在它们短暂而凄惨的一生中，也没有任何国家性的或其他的奇迹在等待着它们。

当我们离开市场时，在寻找圣母领报教堂的过程中在小巷中迷了路。一个名叫萨米尔的年轻人为我们指路，并额外推荐了一个喝黑咖啡的好地方。在一家面包店里，我看着人们将一团面团从一侧推入，片刻之后——仿佛施了魔法一般——一个膨胀的皮塔饼从另一侧被推出。我没能抵挡住诱惑，买了一个撒有扎塔尔（Zaatar）香料的皮塔饼，随后我们在来自印度、阿根廷等国的朝圣团之间，向圣母领报教堂走去。在天主教的圣母领报教堂里（它很丑陋，与其希腊正教会的姐妹教堂截然不同，后者确实具有某种魅力），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奇怪的浮雕：圣母及其子以令人不安的色彩呈现的像。

在参观完圣约瑟教堂后，我们又对拿撒勒的其他遗迹进行了简短的游览：萨拉亚（Saraya）、莫斯科维亚（Moskowija）、泉水广场以及正教会教堂。之后便可以开车返回平原。当我们抵达特拉维夫时，第六十个独立日已经过去。我停好我哥哥埃兰的车，将钥匙通过他位于曼内街（Manne-Straße）公寓的窗格扔进去，看到埃兰在客厅的沙发上，在大电视屏幕前，正处于一种心安理得的熟睡之中。

摩西·萨卡尔（Moshe Sakal），1976年出生于雅法，现作为作家居住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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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最后的国王

在拉文纳——这座城市的围攻战为他带来了决定其政治崛起地位的军事胜利——狄奥多里克选择了在此安葬。他的陵墓至今仍屹立于此。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负责皇家法令，随后担任办公厅长（magister officiorum）。在狄奥多里克的继任者统治期间，他担任了四年的禁卫军长官，随后在哥特战争的混乱中流亡至君士坦丁堡。在返回并见证哥特王国覆灭后，他在卡拉布里亚斯奎拉切的家族领地上建立了维瓦里乌姆修道院，该修道院的抄写室成为了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核心场所。他于580年左右在那里去世，享年九十余岁。

在哥特统治时期，卡西奥多尔此前出版了《杂集》（Variae），这是一部包含近五百封信函、标准格式文件和皇家法令的合集，全部由他亲自起草。这些文字采用了晚期古典时代典型的华丽办公文体——例如，在批准一名元老请求受邀前往拉文纳宫廷时，国王写道，“愿你被我们共处的甜蜜所俘获”——这些文件构成了研究狄奥多里克统治时期日常生活的最重要来源。其内容涉及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的争端、拒缴税款、雕像被盗以及外交纠纷。但最重要的是，它们证明了一个政府机器的顺畅运行，该机器基于军事（即哥特人）与民政（即罗马人）事务的严格二分法。

这种二分法在几乎违背狄奥多里克意愿的情况下，反而成为了哥特与罗马融合的动力。几年后，狄奥多里克的将领中开始出现罗马名字；哥特人则在他的宫廷中获得官员职位。他的女儿阿马拉逊莎习得拉丁语教育，并将其传给儿子，即后来的幼年国王阿塔纳里希；他的侄子狄奥达哈德（后来也短暂担任国王）在托斯卡纳过着大地主的奢侈生活。隔离并未停止，但其轮廓变得模糊，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初现端倪。

但这种国内政治的成功中，也潜藏着狄奥多里克在历史层面失败的根源。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从未打算在意大利永久建立一个哥特王国；这个王国存在的时间越长，就越成为他们的对手。这首先体现在外交政策上。在掌权后不久，狄奥多里克就迎娶了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的妹妹，并将他的女儿们蒂乌杜戈莎和奥斯特罗戈莎分别嫁给西哥特国王和勃艮第王位继承人。尽管如此，他仍无法阻止克洛维在507年发动战争，导致图卢兹的西哥特王国覆灭。汪达尔国王特拉萨蒙德（狄奥多里克妹妹阿马拉弗里达的丈夫）在东罗马舰队蹂躏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海岸时并未干预；其继任者希尔德里克则杀害了阿马拉弗里达。狄奥多里克的同盟体系在短时间内因其他日耳曼王国之间的竞争而崩溃，而这种竞争正是东罗马外交手段刻意煽动的。甚至连他为了防御法兰克人而需要的缓冲国勃艮第，也在523年背离了他。在狄奥多里克去世前，意大利以外的所有日耳曼王国都皈依了天主教，这意味着信仰阿里乌派的哥特人在基督教普世教会中陷入了孤立。

除了在新皇帝查士丁统治下、随着阿卡基乌斯分裂结束而加剧的宗教孤立之外，还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在他的外交通信中—。

在外交信函中，狄奥多里克始终将君士坦丁堡和拉文纳的王国视为一个政治整体的两个部分（“utraque res publicae”），但在政治实践中，他依赖于君士坦丁堡的好意。他特意从西班牙请来指定的继任者欧塔里希，后者得到了查士丁尼的认可并被任命为共同执政官，但不久后便去世了；而对于他在临终前将王位传给的未成年孙子阿塔纳里希，皇帝则拒绝给予认可。为了至少在宗教政治上取得进展，狄奥多里克在525年派遣教皇若望一世前往君士坦丁堡，以期促使东罗马帝国取消对阿里乌派的制裁。然而这次使命失败了，教皇虽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但最终空手而归。愤怒的狄奥多里克随后将若望一世囚禁，年迈的教皇在监禁的影响下去世。从此，这位哥特国王在天主教徒心中被视为迫害基督徒的人。

狄奥多里克（根据卡西奥多鲁斯中世纪手稿《多样书》中的绘图） 图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

大约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一起严重损害狄奥多里克死后名声的审判。一名叫阿尔比努斯的元老被指控与帝国宫廷交换密信。他的同事波爱修斯——一个显赫元老家族的后裔，也是哲学教学著作的作者——为他作保，结果也一同被送上了被告席。在审理过程中，虽然审判席上坐满了罗马人，但国王掌控着判决结果。判决结果是死刑。526年初夏，波爱修斯被处决。但在被处决之前，他在狱中写下了他的代表作《哲学之慰》，将新柏拉图主义的人类观转化为基督教术语。在整个中世纪，《哲学之慰》一直是修道院和大学的必读书目，包括其序言在内，在序言中，波爱修斯对国王顾问不公正的指控提出了抗议。狄奥多里克曾是一位致力于和解的君主，为饱受袭击和内战之苦的意大利带来了三十多年的和平时期，但从此他的名声上被打上了暴政的烙印。

当时人们的评价也同样分歧。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证明他“名义上是篡位者，实际上却是真正的皇帝”，而大格列高利则讲述了一个传说，称狄奥多里克的灵魂被若望一世和同样被处决的元老辛马库斯的幽灵推入了利帕里岛的一个地狱火山口。格雷戈里奥维斯将他视为查理大帝的先驱，因为他是第一个尝试“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新世界秩序的人，这种秩序必然是北欧蛮族与罗马文化及民族性结合的产物”。而关于民族大迁徙时期的最新权威著作作者米沙·迈尔则认为，这是一种“从结果来看，在结构上自我瓦解的帝国构建”。考虑到东罗马强权花费了十七年时间才摧毁哥特王国，这一结论显得过于笼统。但狄奥多里克一生都无法解决其使命（为皇帝收复部分领土）与建立自身王权之间的矛盾。他的继任者们被这一冲突撕裂。

在“贝尔恩的迪特里希”（Dietrich von Bern）这一童话人物形象中，关于狄奥多里克（Theoderich）的记忆在古典时代结束后的黑暗世纪中幸存了下来。诚然，这位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他被驱逐出家乡贝尔恩（维罗纳），在匈奴首领阿提拉的宫廷中获得接纳，并在拉文纳的“乌鸦之战”中为夺回王位而战——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共同点至多只有寥寥几分。但在某些瞬间，历史传承的微光依然闪现。例如在传说的最后一章中，迪特里希在赢得最后一场战役后向南而行：

“……并在罗马城亲自接过了皇帝的皇冠。”尽管视角已然扭曲，但我们在此回望公元500年的罗马。那是一个消逝得太快的末世。

梦中的烈火

一个国家在庆祝其 250. 周年诞辰：2026. 年 4. 月 7 日，美国空军在曼哈顿上空进行编队飞行。下方为同一天在华盛顿特区参加“向美国致敬”活动的游客。 照片 AP, Bloomberg

请不要谈政治：一名在多年后回国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美国女性的印象。

作者：伊莎贝尔·法戈·科尔 (Isabel Fargo Cole)

我们入境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我的德国男友甚至比我更早被放行，而我则被一名年轻的边境官员询问：“回家？”“不，只是探亲。”“明白了，酷。”我解释说我的父母住在丹佛，但我已经在德国生活很久了。“那么在美国以外生活怎么样？”他问，“那里更好吗？”

困惑的目光交汇。这仅仅是闲聊吗？还是一个真诚的问题？或者他想测试我的政治倾向？我无奈地歪了歪头：“视情况而定。”“取决于哪一天？”他补充道。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只是随口一说，但他似乎在表达某种东西，想告诉我某些事情。是他自己波动的情绪吗？就在我还在琢磨时，他微笑着把护照还给了我。

第二天早上，我和父母在温莎花园（Windsor Gardens）的绿地中散步，那是市郊一个大型的55岁以上人士社区。那是2026年6月14日，“旗帜日”，也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生日。我们的回程航班将在7月4日——即建国250周年纪念日（Semiquincentennial）之后立即起飞。我在旅前开玩笑说，我想见证一场新的革命。自从我上次访问以来，发生了多少事情？委内瑞拉、格陵兰，现在又是与伊朗的战争。大规模游行，针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抗议浪潮。民主党执政的州坚持其主权——尤其是科罗拉多州，该州今年也庆祝其建州150周年（Sesquisemiquincentennial）。到处都是脱离联邦的幻想——或是内战的幻想。

但在旗帜日这一天，家门口却弥漫着一种午睡般的慵懒氛围。温莎花园在岁末曾挂满了圣诞节、光明节和宽扎节的装饰，而现在即使是挂旗也显得稀疏。只有对面那栋曾获得圣诞装饰大赛冠军的住宅楼格外卖力，挂了两幅巨大的横幅：一幅画着白头海雕，另一幅写着口号“250 Freedom”。这场我原以为至少能听到明确表态的周年庆典，却呈现出双重面貌。全国性的庆祝活动最终分成了两条路线。在“America 250”的口号下，官方规划委员会早在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就已开始工作。2025年初，特朗普任命了一个竞争性的任务小组“Freedom 250”——而且是以国家公园基金会旗下有限责任公司（GmbH）的形式运作。这个不透明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劫持了250周年庆典。那么“250 Freedom”是否等同于“Freedom 250”？邻居们的横幅是特朗普的潜意识广告吗？还是说他们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名为“高线运河小径”（High Line Canal Trail）的自行车道旁，一个空心的白杨树桩里布置了一个装置：小旗帜、带有星条的微型风车，一张写着“因勇敢而自由”（Home of the Free Because of the Brave）口号的海报，以及沙漠棕色的军靴，让人联想到伊拉克、阿富汗，以及现在的伊朗。然而，那些步履轻盈、处处问候的散步者看起来一点也不具有好战色彩。甚至连骑自行车的人都很友好。

我读到，市中心州议会大厦前正在举行一场抗议活动：“反法西斯旗帜”（Flags against Fascism），旨在设计新的旗帜。“将红旗变为彩虹旗”——这让我那位在东德社会化成长起来的男友感到困惑。我也只能猜测，这里是指共和党的红色，还是指作为警告信号的“红旗”（red flag）……在政治符号面前，我已经看不透了。在某个时间点——是2010年代吗？——出现了一大批替代旗帜，在孤独的牧场前飘扬着颜色异常的星条旗，或是革命时期的标志，比如带着“不要践踏我”（Don’t Tread on Me）字样的响尾蛇，这些全部可以被解读为右翼或自由意志主义者的领地标记。后来我很少再见到这些，符号之战已经转移到了网络上。

目前，街头抗议再次兴起。在“温莎花园，不要国王”（No Kings Windsor Gardens）的抗议活动中，三千名居民中有时会有数百名示威者拿着标语站在主干道边，过往车辆鸣笛表示赞同。而在社区内部，房屋管理条例禁止出现政治符号，而且一种普遍的顾虑或克制，似乎现在也让人们不再展示旗帜。

有时，一些晦涩的符号会闪过视线。在运河小径（Canal Trail）上，我们经常遇到一对骑卧式自行车的夫妇，女士带着彩虹色旗帜，男士则带着响尾蛇旗帜。当我们困惑地回头看他们时，他们友好地挥手致意。

随后，在山区的旅途中，小城镇的家门上挂着常见的旗帜，门廊上装饰着常见的7月4日旗帜花环。就像我童年时期的某一年一样。没有符号，没有口号，甚至没有提到那个特殊的周年纪念。

在落基山国家公园（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的游客中心，只有一张摆放着“美国250”啤酒垫和水瓶的小桌子提示着这次二百五十周年庆典。在护林员办公室的窗户最下方，挂着一项要求，即举报那些“对过去或在世的美国人发表负面评论，或未能强调景观与自然纪念碑之美、辉煌与丰饶”的公园标牌。根据一项名为“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与理智”（Restoring Truth and Sanity to American History）的法令规定，到2026年7月4日为止，所有“负面”的信息标牌都应从国家公园中消失。在与时间的赛跑中，公民倡议组织 SaveOurSigns.org 在“反抗护林员”（Resistance Rangers）的支持下，存档了数千块公园标牌，其中一些成员是由政府效率部（DOGE）解雇的公园员工。那些留下来的人则试图忍受特朗普的羞辱姿态。特朗普规定在他的生日当天免费入园——但为此取消了马丁·路德·金生日以及奴隶制废除纪念日的免费入园。未来，他的面孔还将出现在国家公园通行证上。谁能想到，特朗普在晚年竟然发现了野生自然的魅力？

那些尚未被解雇的护林员依然坚定且友好地应对着夏季的游客高峰。我们-

出发得很早：这条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处、从东部的前岭（Front Range）蜿蜒至西坡（Western Slope）的狭窄公路，被我的父母列为必看景点。然而，这种“必须看”其实很累人。在每个观景点，你都得扭断脖子地观察：那里有什么值得赞赏的？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空车位？没有，你必须继续开，在停放的车辆后面，视野被挡在了一边。与此同时，全景图以一种近乎压抑的方式穿透所有的车窗，而你则以步行速度沿着陡峭的山坡缓慢爬行，下方是宽广的山谷，上方是圆润且带有雪纹的山峰。

我的母亲通过阅读地质书籍来分散对政治局势的注意力，她解释说，落基山脉只是曾经一座更高山脉被冰川磨平后的残余。而这座山脉又吞噬了更古老山脉的沉积物，即“祖先落基山”（Ancestral Rockies）。这是一个地质之谜：在这里，远离任何板块边界的地方，山脉却一次次地形成。在风和水的侵蚀下，它们自我磨损，崩塌为碎石、砾石和沙子，在土层下被压成岩石，然后再次被推高成岩脊……

阳光愈发强烈，空气愈发稀薄。人们在争抢停车位时变得粗鲁，而在厕所的长队中则表现得礼貌得近乎刻意——“您先请！”“不，您先请！”在阿尔卑斯游客中心（Alpine Visitor Center）通往山脊最高点的长阶梯上，数十人正对着停车场上方的一群瓦皮提鹿拍照。当我们眩晕地爬上阶梯时，那些瓦皮提鹿退到了山脊另一侧。我宁愿盯着地面看，那里的高山花卉都标有指示牌。我读到“困惑蓝铃花（Mertensia perplexa）”，这感觉就像是我那中暑的大脑产生的一次突发奇想。

随后，我们下到山谷，前往科罗拉多河的上游。在一个野餐区，一条踩踏出的小径通向一条小溪。我将双脚浸在湍急冰冷的溪水中，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头脑清醒的错觉。我想在脑海中勾勒出大峡谷的景象，以及这条细流的后续走向——它在流经2300公里后注入加利福尼亚湾，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此之前就消失在沙地之中，因为科罗拉多河沿途灌溉了五个美国州和一个墨西哥州。但我不得不回到岸边，那寒冷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我们在埃斯特斯公园（Estes Park）法尔河（Fall River）边的一家旅馆过夜。那也是一条湍急的溪流，声音大到人们在房间里几乎无法沟通，而我则像洪水中的一块石头一样局促不安。我上一次来埃斯特斯公园还是八岁的时候。现在，我仿佛回到了第二个童年，我倾听着父母在副驾驶座上没完没了的政治讨论，但无论我如何环顾四周，在城市景观或路人的交谈中都找不到政治的踪迹，仿佛被某种覆盖全城的家规所禁止。这是一种诱人的状态：那些在外界某个地方存在的争吵与纠结，最多像梦境一样渗透进我的意识，并被转化为自然景象。

旗帜像本土花卉一样装饰着房屋。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认同自己的国家——这种方式如此自然，仿佛他们所说的“国家”（Land）是指的“风景”（Landschaft）。就好像这些旗帜仅仅是在表达：“我们喜欢生活在这里。”但这种情绪很容易升级为：“我们很自豪能生活在世界上最好、最自由的国家。”还没等反应过来，人们就陷入了“因勇敢而自由之国”（Land of the Free Because of the Brave）的语境——以及军靴的意象。然而，为什么在独立两个半世纪之后，自由的概念依然必须由士兵来担保？如果人们认为必须通过“地面部队”（boots on the ground）来捍卫，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是军队在宣传这种观点，还是更多地来自平民大多数？二战时期的“最伟大的一代”在公众意识中延续至今——这是一个再也没有人能企及的典范。如今，没有人需要做出牺牲，没有人需要证明勇气。

那么，人们究竟凭什么赢得了用走廊上的旗帜来庆祝的幸运？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崇拜那些让自己获得自由的“勇敢者”。与此同时，这种自由日益被理解为“远离政治的自由”。象征性的自由战士将平民从必须亲自涉足肮脏战场的义务中解救出来。因为政治（politics）正是被如此感知：一场小规模战争，是党派之争、机会主义、权力欲以及意识形态恐怖主义。

根据民调，跨党派的多数民众希望这次 250 周年庆典能“少一些政治色彩”。因此，我曾希望会出现大规模游行——毕竟最终的口号是“自 1776 年起不再有国王”。然而，4. Juli 并未成为一个正式的抗议日。那样做恐怕就做得太过火了。在普通公民眼中，这样做——就如同特朗普国王一样——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了法定假日。因为政治的污点同样附着在激进主义之上。因此，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缺乏一个能够描述参与其中且可被接受的词汇。参与的结构早已不再运作，或者从未像预想中那样运作。这一点已无法否认，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尤其是在对语言的争夺中，在对那个令人厌恶的词汇“politics”（政治）的委婉回避中……

我们在科罗拉多州南部的萨利达（Salida）度过了五天，那里的景观豁然开朗，山谷向草原平原延伸。在阿肯色河谷（Arkansas Valley），高速公路两旁突然出现了规律排列的旗帜。在长长的旗阵起点，挂着一面写有“250 Years”的孤旗——这是一个例行提示，随即被铁丝网上反复出现、永恒不变的星条旗图像所取代。那一刻，我们仿佛脱离了时间，脱离了年份，脱离了历史。

在萨利达旧城中心，激流皮划艇运动员和河流冲浪者在阿肯色河上游练习，岸边挂着可随意取用的救生衣。在汽车旅馆周围的住宅区，骡鹿在前花园里啃食树枝。当我们走过时，它们抬起头看着我们

——完全不像被车灯照射到的鹿，而是非常平静，没有任何愧疚感。没有人驱赶它们。

晚上，我们沿着阿肯色河散步。河滨小径从离汽车旅馆不远的地方开始，就在棒球场后面，那里的一根泛光灯杆上筑有白头海雕的巢。再往前走是一片池塘，里面有鸬鹚、鹈鹕、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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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调，面对半千禧年庆典，约 40% 的民众感到‘自豪’，而只有 30% 感到‘兴奋’”：美国 250. 周年诞辰阅兵车队，该活动由美国犹他州的小镇普罗沃（Provo）于 2026 年 7 月 4 日举办 照片 Imago

伊莎贝尔·科尔（左）1976 年孩童时期，参加其祖国两百周年诞辰庆祝活动 照片 伊莎贝尔·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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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加拿大雁带着一群雏雁在河流与池塘之间往来穿梭。在道路的起点，高岸边还立着几栋房子，一段阶梯通向房前。在上面的花园里，鹿群喜欢在装饰用的瓮之间现出剪影，啃食着龙舌兰的花朵。其中一只沿着阶梯走下来，趴在台阶上。当我们踏上归途时，它依然在那里，用警觉的眼睛注视着我们。19世纪初，贵格会画家爱德华·希克斯（Edward Hicks）曾一百多次创作以《和平之国》（The Peaceable Kingdom）为题的画作，灵感源自《以赛亚书》：“豺狼必与羊羔同居……”这种淡定地注视观察者的动物，正是其画作中的主题。

我母亲认为这些鹿看起来瘦弱不堪。大概是因为干旱，它们才进入城市，因为这里还有绿油油的草坪和灌木。

阿肯色河在日益朦胧的山峦背景前流淌，水面映射出愈发绚烂的日落。一天傍晚，当我们返回汽车旅馆时，一名纹身机车手在走廊上告诉我们，欧雷（Ouray）那边起火了，他刚和一名朋友通了电话，那人去那里露营，现在必须撤离。

欧雷距离这里有数百公里，但不久我们就闻到了那里森林被焚烧的烟味。而且，在西坡（Western Slope）靠近犹他州边界的诺尔斯火灾（Knowles Fire）和戈尔火灾（Gore Fire）产生的烟味，恐怕早已飘至此处，因为它们距离更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读到，那里有3名消防员丧生。

我们在矿业小镇利德维尔（Leadville）度过了一天。下午再次出发时，一缕细细的烟柱从高速公路附近的山坡林地升起——那是柳树火灾（Willow Fire）的爆发。在阿肯色河边最后一次夜间散步时，山峦已几乎不可见，月亮呈现血红色。天空中传来噪音，闪烁着红光——在蓄水池旁，一架装满灭火水的直升机腾空而起。

我在深夜从梦中惊醒：大火已经追上了我们，烟雾在阴暗的山坡林地间窜动，我匆忙穿衣，收拾起最重要的东西。但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

随着西坡消防员的遇难，一个新成立的联邦机构在执行任务中遭遇了首批人员伤亡：今年1月成立的美国野地消防局（U.S. Wildland Fire Service）旨在将灭火工作集中化。它取代了此前负责此项工作的机构——尤其是林务局（Forest Service），而后者已被政府效率部（DOGE）大幅削减。到处都缺乏资金和人员，充满了混乱与士气低落。野地消防局现在还将职责搞混——更糟糕的是，它摒弃了之前的森林火灾策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种平衡的方法已成为主流：谨慎预防，容忍具有自然功能的火灾，以及通过有控制的放火来维持生态平衡。相比之下，野地消防局采用的是一种原始且如今被认为极高风险的方法：全面压制（full suppression），即用激进手段扑灭每一场火灾。据推测，这背后是几家专业飞行公司的游说工作。有人质疑，这三名消防员的生命是否被轻率地置于险境。

在返回丹佛的途中，烟雾化作一层薄霾伴随我们，使天空在更高、更广的范围内变得阴沉。

回到温莎花园（Windsor Gardens）后，我们在走廊里注意到一个购物车，里面堆着一小堆独立日装饰品：一个印有自由钟的充气气球，一条红白蓝相间的花环，以及两个由红白蓝亮片组成的独角兽。公寓的装饰委员会终于开始行动了。明天就是7月1日，温莎花园的庆祝活动即将举行，社区中心将搭建节日舞台并举行无人机表演——以替代烟花，因为由于高温和强风，烟花在几乎所有地方都被禁止了。

根据民意调查，面对这次二百五十周年庆典（Semiquincentennial），约有40%的人口感到“自豪”，而只有30%的人感到“兴奋”。这些数值与德国统一日的情况类似。

我与男友一同前往温莎花园（Windsor-Gardens）参加庆祝活动，我的父母感冒了。在社区中心的停车场，人们聚集在几辆美食餐车、几家当地公司的宣传摊位以及本次活动的亮点——一排排打开引擎盖、闪闪发光的古董车周围。我在一个摊位上买了一个印有“美国250——科罗拉多150”标志的咖啡杯。舞台上发出的声音几乎听不清，但突然间，在燥热的风中，所有人都停了下来，有的将手放在心口，有的放在右太阳穴：在唱国歌。随后，一位年长的女士朗读《独立宣言》——她事先警告说这将持续13分钟。我们站在观众亭的边缘。在风中猎猎作响的篷布环绕下，这位女士不为所动地继续读着，而大多数人已经重新在摊位间闲逛。只有在观众亭里，在列举1776年的种种弊端时保持着安静，那些指控国王的措辞，有的显得陈旧，有的则令人惊讶地具有现实意义。真的有人在仔细听吗？我想，唱国歌时所有人都肃立，但一旦涉及到实质内容，大家就又散开去排队买塔可（Taco）餐车了。这些天真且贪吃的像小鹿一样的人们！

但最后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难道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吗？这里谁在听到“国王”时立刻想到了特朗普？谁想到了任何国家权力或任何政治体制？

政治能量流向了何方已经很清楚了：今天初选结果出炉。在州长选举中，现任检察官、民主党人菲尔·韦泽（Phil Weiser）凭借其作为反抗特朗普政府的勇敢斗士形象获得了高分；而在共和党方面，建制派候选人被局外人维克多·马克斯（Victor Marx）以微弱优势超越。马克斯创办了一家自己的教会以及一个从事“高风险人道主义”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他塑造了一个张扬的形象——据称他小时候曾犯下谋杀罪，后来还通过电话进行驱魔。更令人瞩目的是，年轻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梅拉特·基罗斯（Melat Kiros）击败了“企业民主党人”戴安娜·德盖特（Diana DeGette），后者担任民主党议员已有30年（那时基罗斯还没出生）。对此，我的母亲感到有些不悦：尽管德盖特被指责没有骨气，但她至少熟悉那些隐秘的权力杠杆。她经常出现在温莎花园的民主党人面前，汇报她最近在攻坚哪些难关。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很快就会意识到，在实践中一切并非那么简单。

我的父亲反驳道，民主社会主义者并没有那么激进。他们实际上只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因此，又是熟悉的“常规政治”（politics as usual）：政治被视为一场“赛马”，一种人为构建的阵营划分，一场所谓的激进分子或纯粹的疯子与老牌党务工作者之间的表演赛。这一次带着新鲜的能量和新的紧迫感——但这种感觉随时可能陷入旧有的沮丧之中。

当我们吃晚餐讨论时，庆典舞台上飘来了音乐声——巴迪·霍利（Buddy Holly）和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我的父母说，1976年的二百周年庆典时也几乎没有庆祝气氛。那同样是一个动荡且同时令人清醒的时代。我不记得了，因为那时我才三岁半，但一张照片显示我在特拉华州多佛市的庆祝活动现场，与一名女性朋友手牵手，我们两个都穿着带有围裙和帽子的小殖民地风格裙装，显得相当自豪且兴奋。

在博物馆中，这次二百五十周年庆典得到了最成功的纪念。科罗拉多历史中心（History Colorado Center）展出了由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举办的巡展“塑造美国的时刻”（Moments that Made US），该展览根据各州特点进行了调整。它通过50件文物讲述了美国的故事，在此次展览中重点关注科罗拉多州。与此同时，该州150周年的纪念意义也被相对化了：展览的开篇是一根手指大小、已干枯的、拥有800年历史的玉米棒，来自梅萨维德（Mesa Verde）——一个由阿纳萨齐人（Anasazi）建立的普韦布洛（pueblo，即岩石城市；如同希腊语中的polis，pueblo既指城市也指民族）。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是一支圆珠笔，民主党议员兼陆军游骑兵杰森·克劳（Jason Crow）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期间寻找掩护时，本能地抓起它用于自卫。在这两者之间，是一长串从未解决的冲突——殖民化、奴隶制、工人运动和民权运动——以及从未完全兑现的承诺。

位于华盛顿的总馆是否还承担得起如此冷静的清算？特朗普的“恢复真相与理智”（Restoring Truth and Sanity）法令主要针对史密森学会及其“觉醒”的历史观。无论如何，在丹佛，策展人们成功解决了这个矛盾：实现了没有道德酸蚀的包容，以及没有自我折磨的自我批评。这一切都统一在“没有国王”（No Kings）集会上的口号之下：“这就是民主的样子。”

7月4日，丹佛举行了一场传统的游行。我们因为身体不适留在家里。晚上22点左右远方传来的烟花声突然让我陷入了跨年氛围。跨年让我感到抑郁——这个时间的分水岭，无论是否合适，都强迫人们进行总结并进行浇铅占卜。爆裂声持续不断，且愈发狂欢。这不仅仅是官方的烟火。尽管情绪低落且烟花被禁，但庆祝的热情早已积压已久。就像往年跨年时一样，我已经躺在床上，逐渐对这种原始的景象产生了一种敬畏感——面对那些想要如此庆祝、与恶灵作战的普通公民。他们会把一切付之一炬吗？还是会驱逐那个名为“政治”的老魔鬼，好让某种真正配得上这个名字的东西取而代之？

伊莎贝尔·法戈·科尔（Isabel Fargo Cole），1973年出生于伊利诺伊州，自1995年起居住在德国。其散文集《芝诺新世——进步的悖论》（Das Zenonzän – Paradoxien des Fortschritts，Nautilus出版社）近期出版。

回顾：《我恨你的十件事》

编剧在创作过程中构思的标题，很少能最终出现在银幕上。但这部电影是个例外。当卡伦·麦库洛（Karen McCullah）和基尔斯滕·史密斯（Kirsten Smith）坐在一起，准备编写一部受莎士比亚《驯悍记》启发的一部青少年喜剧时，麦库洛在她的旧日记中寻找合适的基调。她发现了一份清单，上面记录了她讨厌当时男友的十件事。麦库洛将这个清单读给她的创作伙伴听，对方说：“《我恨你的十件事》，这会是一个超级棒的电影标题。”由此诞生了 90 年代末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电影之一，并由此推出了该世代三位最重要的演员。

故事紧贴莎士比亚的原作：卡梅伦作为一名新学生来到帕多瓦高中，并爱上了该年级最受欢迎的学生之一比安卡。比安卡甚至对他约会感兴趣，但她精明的父亲制定了一项严格的规定：只有当大女儿凯特也考虑约会时，小女儿才被允许与男生见面。

凯特对这类建议不屑一顾，她阅读女权主义书籍，听女子组合，并与她那个书呆子朋友混在一起——后者最希望的是能亲自与莎士比亚一起喝咖啡，因为高中男生对她来说太原始了。于是，卡梅伦为了能带心上人出去，制定了一个计划：他雇佣了学校里的坏男孩帕特里克，让他去诱惑凯特。但帕特里克要求获得相应的报酬，就像那些没有什么名声可失去的男生那样。卡梅伦通过比安卡的另一位明显更富有的追求者筹集了这笔钱，后者同样希望能够带这位美女参加派对。潜力足够

他为她起舞

斯泰尔斯至今已出演了五十多部非常成功的电影。戈登-莱维特曾与克里斯托弗·诺兰合作，如今自己已成为导演，并致力于反对在电影行业中使用人工智能。希斯·莱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继续掩盖了所有电影搭档的光芒。2008年，他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年仅28岁便离世。玛丽亚·维斯纳（MARIA WIESNER）

因此也带来了误解和情感纠葛。导演吉尔·荣格在执导他的首部故事片时，并不想拍一部嘲笑学生及其问题的喜剧。“我更想拍一部关于恋爱关系的电影，而这些关系恰巧发生在高中生身上，”荣格说道。在选角时，他寻找尚未崭露头角的年轻才俊。卡梅伦是个例外，“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想：这就是电影明星！”莱杰在饰演帕特里克时，将摇滚歌手的姿态与詹姆斯·迪恩式脆弱的男性气质结合在一起。他不畏权威：帕特里克给校长提供关于其情色小说的建议（成年后再次观看这部电影时会发现，伟大的艾莉森·珍妮在这个配角中演得多么开心）。他不在乎他人如何看待他——为了凯特，他在全校面前表演西纳特拉的《I love you, baby》。而且他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当他陪凯特参加一个大学生派对且凯特喝醉后，他照顾她，在她呕吐时帮她撑住头发，并将她送回家，没有进行任何愚蠢的挑逗。

导演所赞赏的那种气场在莱杰的每一个场景中都可见，他比所有人都要耀眼。幸运的是，他的搭档朱莉娅·斯泰尔斯能够与之匹敌。她在接手凯特这个角色时年仅17岁——并且意识到这可能是她在电影界的突破。她兼具野心与才华，在关键场景中让剧组人员流下了眼泪。在凯特与帕特里克之间经历了长时间的拉锯后，她在文学课上朗诵了一首诗，列举了十件她讨厌他的地方。这是一次毫不掩饰、毫无感伤的告白。“那是这个场景的第一次拍摄，”荣格回忆道，“我用手捂住嘴；我哭得那么厉害，但不想干扰拍摄。”

这部电影对待青春期的恋爱问题，就像对待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认真。

希斯·莱杰在《10件我讨厌你的事情》中

图片来源 Picture Alliance

这贯穿于90年代后期的青少年剧集和电影之中。从凯文·威廉姆森的《道森之丘》到乔斯·韦登的《巴菲》，年轻的主角们都能极其深刻地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

他由约瑟夫·戈登-莱维特出演。戈登-莱维特当时已经在情景喜剧《第三类接触》（Hinterm Mond gleich links）中担任了六季的重要角色——他立即与荣格达成一致，绝不在电影中通过牺牲青少年角色来开愚蠢的玩笑。剧本也符合两人的想法，因为编剧赋予角色能够极其雄辩地传达其情感和意图的台词——这一趋势

当然，这需要顶级的演员。荣格找到了澳大利亚人希斯·莱杰来饰演那个可以诱惑凯特的年轻叛逆者：“他有一种迷人的气场！当

一个人民之友

作为启蒙化身的民粹主义者：基思·迈克尔·贝克探讨让-保罗·马拉 / 作者：索尼娅·阿萨尔

在1793年7月让-保罗·马拉被刺杀的前一天，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代表团还去探望了这位患病的成员。报纸报道称他已在弥留之际，有些人甚至说他已经要求进行最后的临终涂油礼。然而，这小群代表见到马拉时，他正坐在浴缸里以缓解皮肤病，面前的写字板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代表团报告称，即便疾病也未能阻止他继续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随行人员中还包括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几个月后，大卫创作了那幅成为标志性的《马拉之死》，塑造了一种世俗化的“圣母怜子像”（Pietà），当时这一场景或许就浮现在他的脑海中。画中的马拉形单影只，呈现出一种近乎超越时间的绝美，毫无临终挣扎之感。而年轻的夏洛特·科黛将匕首刺入他心脏的致命一击，仅由掉落在地上的那把刀所证明。

美国思想史学家基思·迈克尔·贝克在其关于这位革命小册子作者兼记者的传记（《让-保罗·马拉：恐怖的先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 / 伦敦 2025. 952 S., Abb., geb., 49,50 €）中写道，科黛的这把刀给马拉带来的，简直是一种政治上的“复活”。在他死后的几个月里，随着雅各宾派在救国委员会中扩大权力，恐怖统治达到顶峰，马拉成为了围绕自由革命烈士之崇拜的领军人物。这种崇拜达到了近乎宗教的维度，正如贝克总结的那样，这恐怕是马拉从未敢想象的。因为在革命爆发后的四年里，马拉主要通过他创办且几乎独立撰写的报纸《人民之友》以日益激进的语调介入其中，而在这期间，他有一半的时间必须为了躲避逮捕而潜逃，另一半时间里，他那毫无节制的抨击不仅招致了对手的厌恶，甚至也引起了雅各宾同僚的猜忌。

马拉的反叛精神并非没有家庭榜样。他于1743年出生在讷沙泰尔公国，是一位从萨丁岛逃亡的前牧师的长子，其父不久前在日内瓦皈依了加尔文主义。年仅16岁时，他就离开了家庭。贝克根据关于马拉生活极其匮乏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了一个在“18. 世纪复杂且流动世界”中，由强烈的自我实现欲驱动的年轻人的不稳定但绝非典型的成长轨迹。1762年起，他的足迹出现在巴黎，在那里，他显然产生了效仿让-雅克·卢梭，通过哲学著作来成名的野心。1765年，他移居伦敦，很快在那里开设了一家获利丰厚的诊所，随后又凭借在圣安德鲁斯获得的医学文凭使其合法化。在英国的岁月对马拉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英国被下议院议员兼记者约翰·威尔克斯引发的丑闻所震撼，贝克将其称为马拉的“政治启蒙”。在那段时间里，马拉近距离观察了群众面对议会时能发挥怎样的力量，并由此形成了对政治新闻影响力可能性的认知。他对公共领域的理解很早就带上了煽动性的色彩。

在英格兰期间，马拉还阐述了他在巴黎可能已经准备好的哲学构想。177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政治著作《奴隶的枷锁》（The Chains of Slavery）。贝克认为，在这部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马拉在革命期间始终坚持的信念雏形，即对政治代表制的根本性批判以及他对穷人的绝对支持。

1776年，他突然离开伦敦，据推测是在贵族的庇护下，在巴黎成为了阿尔图瓦伯爵（Comte d'Artois）卫队的医生。然而，他真正的野心是通过关于火、光和电的实验，在自然研究领域成名。当认可迟迟未到时，他只能将其归结为一场阴谋——要么是学院成员不想分享他们的名声，要么是哲学家们据称不想让他发声。1788年带来了转机。马拉在年底重病，可能是由于皮肤病的首次发作。他在病榻上写下了小册子《献给祖国》（L'Offrande à la Patrie）。这不仅让他获得了他深信的康复，还将他推向了短暂的政治记者生涯。

1789年9月，他创办了报纸《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该刊名后来成为了马拉本人——“人民之友”的代名词。该杂志公开的目标是，

既然不能腐蚀我，他们就谋杀我。

雅克-路易·大卫受国民议会委托创作的马拉之死画像，1793年 照片来源 Picture Alliance

上图：雅克-路易·大卫绘制的《马拉在科德利尔旧教堂的葬礼》。左图：雅克-路易·科皮亚斯的蚀刻画《马拉之死》。

照片来源 Bridgeman Images

让读者能够直接参与到国民议会的辩论和决策中，而马拉对这个机构持有根本性的不信任。他的抨击如此激进，以至于在仅经过四周、出版22期后，他就被下达了逮捕令，该令一直有效直到1791年9月的皇家特赦。在此期间，马拉在地下生活了706天，但从未放弃报纸的工作。该杂志保持了其语调，甚至进一步升级：“一个揭露和告发的机关”，贝克如此描述，它在任何地方都能嗅到背叛和阴谋。

贝克仅点到为止地描述了马拉这段时期的生活和写作条件——搜查、印刷机和材料被没收、分发和融资的困难。关于那些为他提供从食物到信息等一切必需品的支持圈子，我们知之甚少。但人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必须被怎样的能量驱动，才能在数年间几乎每天独立写满八页印刷页。贝克几乎逐日地追踪这些文本产出，将其与国民议会的记录进行比对，并简要勾勒出相应的政治背景。贝克明确旨在与马拉一起投身于事件的洪流之中，追踪他随具体情况而变化的立场，并展现论点与措施的每日斗争，革命参与者试图在其中引导事件的进程。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对巴黎革命事件从开始直到1793年7月的一次异常精细且极具可读性的呈现。

贝克揭示了多变的联盟与影响力、不稳定的情绪，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人民代表在寻找新政治秩序过程中摇摆不定的试探。在此过程中，他尤其明确地指出，马拉并非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也没有追求过一贯的纲领性目标，而他唯一坚持的视角是“人民”，他将自己视为人民的传声筒——但这同样没有妨碍他在机会合适时，以轻蔑的态度谴责人民无法掌握其应有的主权并将其转化为行动的无能。

在一种充斥着关于阴谋和反革命活动传闻的氛围中，马拉号召暴力的言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愤怒和紧迫。贝克将这种趋势通过马拉对“清洗”的呼吁作为主导基调来加以确认。贝克引用马拉的话称，就在攻占巴士底狱当天，处决600人就足以保证革命能够和平进行。然而，这个数字规模不断扩大：五万、十万，甚至100万或三十万颗头颅应当落地，才能将人民从背叛者中解放出来。这种算术仅仅是出于策略，旨在通过煽动性的语言将注意力吸引到他的诉求上吗？告发、诋毁、揭露，以及煽动愤慨与恐惧，是否仅仅是语言游戏？或者，马拉想要点燃一种最终导致恐怖统治的暴力，而他正是这种统治的预言者，尽管他自己未能亲历其中？

面对这些问题，贝克在其传记中克制了方法论上的探讨。他与早年关于革命语言研究的联系显而易见，在那些研究中，他认为利益的表达始终是一种符号性的、因此也是语言上的构建。贝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提醒我们，政治始终围绕着词语的含义展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概念史和科学史研究中，贝克将数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尼古拉·德·孔多塞视为现代性的典范代表，将“代表制”视为现代社会的特有特征，并将其视为首批将科学思维应用于社会现象的人之一。当时，贝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这一概念与启蒙运动是不可分割的。

通过研究马拉，贝克现在将他对孔多塞的研究扩展为一副“革命双联画”，从而描绘了一幅新的启蒙运动图景：除了这位进步思想家、现代自由社会的代表之外，他现在还将民粹主义者描绘为启蒙运动的一种形态。对他而言，马拉毫无疑问是第一个现代民粹主义者，在马拉看来，作为整体的人民代表了最终的政治现实。至于马拉的告发式语言究竟只是为了煽动情绪，还是旨在号召暴力，最终并不重要。贝克在总结中给出了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结论：这种语言随时可能从前者转变为后者，正是民粹主义政治必然承担的风险。因此，贝克的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宏大的晚年之作，它更是一份知识分子失望的记录：不仅是贝克的失望，而是一个时代的失望。

100年前，巴黎大清真寺落成。据称在开幕后的最初几天里，一名穆安津（唤拜员）发出了礼拜的召唤。当地居民感到震惊，随后很快

随后是嘘声和投石。据称，不久之后，对面脚手架上的建筑工人用嘲讽之词让那位宣礼员闭了嘴。我们无法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背书：“世界报”在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这件事，但该文包含明显的错误信息（文中杜撰了一位清真寺校长写过情色诗且拥有一个“绝妙的香槟酒窖）。但无论如何，对于一座伊斯兰礼拜场所如何在怀疑主义、世俗主义和无神论之都进行艰难的适应，这是一个极具画面感、甚至带有旋律的轶事。

如今，巴黎大清真寺已成为巴黎地理标志中的一个固定点。在我们访问期间，正午时分的咖啡馆已无一席空位——尽管人们坐在露天环境下，但彼此之间拥挤得令人不适。相比之下，内部的餐厅空间则宽敞得多，其装修风格似乎是由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灯神设计的，涵盖了所有关于东方的刻板印象，包括那种带有魅力的邋遢感。而工作人员则以一种绝非巴黎式的亲切感迎接客人——库斯库斯（Couscous）则以其酱汁令人陶醉，仿佛在舌尖上施展了1001种香料的魔力。

与食客一样，清真寺建筑群的访客也由当地人和国际游客组成。法里德·布迪亚夫（Farid Boudiaf）住在郊区欧贝维利耶（Aubervilliers），他将出租车停在白色围墙前，为了——“快点，我只有十分钟时间”——进行一次礼拜。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尼西亚女性在她的首次巴黎之旅中发现，法国也有清真寺，这让她立刻感到更加受欢迎。

这座建筑由一名多年担任国家文物保护专家的建筑师设计，在

在原本如此现代的20世纪20年代，巴黎大清真寺的建设采用了尽可能传统设计的内部装潢。 照片 ddp

善恶之幻象

伊斯兰教在法国存在的可见象征：巴黎大清真寺即将迎来百岁生日。 作者：马克·齐茨曼 (Marc Zitzmann)

曾在摩洛哥工作过的建筑师，其作品本身就是一种融合体。他不仅借鉴了来自非斯、凯鲁万和拉巴特的清真寺，还参考了如阿尔卡萨尔和阿尔罕布拉等安达卢西亚宫殿，以及像梅克内斯那样的城门。这座建筑群由此形成了礼拜场所、装饰花园与微缩城市的综合体。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左）2019年与大清真寺校长达利尔·布巴克尔在一起。上方为该寺茶室的内部景象，左侧为2024年宰牲节期间信徒的照片。 图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 (2), AFP

这座在法国本土建立的第一座永久性清真寺，是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的50万名非洲殖民地军队成员——其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人牺牲。然而，从1920年项目启动到六年后的竣工，社会情绪发生了转变。尤其是由于1921年至1926年间在摩洛哥爆发的里夫战争（一场反殖民游击战），曾经的战壕“兄弟”变成了不受欢迎的“土著”，甚至成了令人厌恶的“西迪”（Sidis）。因此，巴黎大清真寺在开业之初就被赋予了一项非正式的任务：监视当时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5万名马格里布工人。历史学家帕斯卡尔·布兰查德在近期出版的合集《巴黎大清真寺》中写道：“殖民地的‘平定’伴随着对首都政治参与度日益增加的监控。”他还引用了当时来自共产主义和极右翼阵营谴责清真寺建设的声音：一方称其为“对我们未来的威胁”，另一方则称其为一个社会的“巨大骗局”，而在这个社会中，“关于偷窃且懒惰的骆驼骑手这种种族偏见”正盛行。

但对于那些没有公民权的无名民族主义者来说，巴黎大清真寺也提供了一种集体归属的安全感。这种“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典型体现是：在占领时期，犹太人在宣礼塔的阴影下找到了食物、避难所，甚至获得了伪造的伊斯兰信仰证明。据估计，伊玛目阿卜杜勒卡德尔·梅斯利（Abdelkader Mesli）因此救了500到1600名被追捕者——但其本人在1944年被驱逐。秉持类似的精神，时任校长哈姆扎·布巴克尔（Hamza Boubakeur）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宣布，这场冲突并非宗教驱动，而是纯粹的政治动机。随后，他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兄弟”们共同创立了“亚伯拉罕兄弟会”。

其子达利尔（Dalil）在1992年至2020年任职期间的个人特质，反映了大清真寺作为一个机构的形象。达利尔·布巴克尔乐于将自己视为“伊斯兰教的伏尔泰”。他博学、都市化且风雅，是一位精致的保守主义者，而这类人如今——即便在法国——也正趋于消失。右翼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拜访他；然而，这位校长自2013年起将女性信徒安置在地下室——抱歉，应为底层——尽管在此之前，她们一直被允许与男性信徒在同一个大厅内礼拜，只不过是端庄地隐藏在帘幕之后。面对抗议活动，这位家长式的人物用中世纪的论据进行反驳：女性倾向于窃窃私语和 / 或诱惑，简直就像恶魔（Scheitan）一样。

2005年，在大规模的郊区骚乱期间，布巴凯尔（Boubakeur）乘车前往克利希-苏布瓦（Clichy-sous-Bois）的清真寺，他的车被人们用石头袭击。这位来自“光明之城”的显贵与愤怒的郊区青年之间无法进行任何沟通。而自2010年有四名年轻人为了“获得基地组织特许经营权”而策划谋杀他以来，他身边一直有两名保镖全程陪同。

布巴凯尔长期的法律顾问及其继任者谢姆斯-丁·哈菲兹（Chems-eddine Hafiz）进一步加剧了伊斯兰主义者对巴黎大清真寺的仇恨。哈菲兹不仅与恐怖主义作斗争，还与原教旨主义作斗争。在言论上，他通过出版书籍来表达，例如2021年出版的《反对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宣言》，以及近期出版的一本关于“西方世界的穆斯林”主题的九百页文集。在行动上，他推出了预防激进化计划，并在去年开设了伊本·巴迪斯国家学校（École nationale Ibn Badis），旨在培养“法兰西式”的伊玛目。他频繁表达对犹太人的支持，并发表诸如“女性是伊斯lam的未来”或“法国不应存在面纱”等言论，这让那些蓄胡须的激进分子气得抓狂。

而他在小范围内表达的“同性恋伊玛目是客观现实”这一观点，更是彻底激怒了他们。哈菲兹不仅寻求与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交流，还与自称“兼职穆斯林仇恨者”的米歇尔·韦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以及一名叫米拉（Mila）的前学生接触——后者在2020年因在网上发表针对伊斯兰教的负面言论而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网络暴力。

尽管如此，仍有人质疑这位“模范穆斯林”。《解放报》（Libération）去年写道，关于他的传闻已听过百遍：“在纸面上，他很出色，聪明，开明，拥有无可挑剔的共和主义话语，但是……”紧接着是：“他有两幅面孔。小心。”不过，文中并未提出实质性的证据。《观点报》（L’Opinion）则通过一项调查提出了更具体的问题，该调查涉及所有从欧洲进口到阿尔及利亚的产品的清真认证，而巴黎大清真寺对此拥有垄断权。据称，哈菲兹是相关公司的唯一股东；根据不同来源，该公司的年收入在400万至1600万欧元之间。

大清真寺及其校长最后一个强大的敌人是摩洛哥。最初，这座宗教场所的运营公司由来自法国殖民地或保护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以及法属西非）的代表组成。在这些地区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在上述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1982年与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达成一项石油和天然气协议后完全掌控了该机构。由于阿尔及利亚与拉巴特（摩洛哥首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争端已逾半个世纪，阿尔及尔此后一直试图将巴黎大清真寺工具化。

哈菲兹在担任律师的早年职业生涯中，不仅代表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大使馆、阿尔及利亚领事馆或阿尔及利亚航空，还代表过波利萨里奥阵线（Front Polisario）——这是一个由阿尔及利亚资助、致力于争取目前大部分由摩洛哥控制的西撒哈拉独立的运动。因此，像在线报纸《Le360》这样的摩洛哥半官方媒体对这位校长口诛笔伐。在这些仇恨言论的重复基调中，他被指为阿尔及尔的特工。

然而，去年巴黎内政部也吹来了寒风。由于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关系极度紧张，时任内政部长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抵制了斋月期间的开斋活动，从而打破了一项延续数十年的传统。正如1926年一样，巴黎大清真寺在2026年依然是一个具有极强政治色彩的机构。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Samstag, 29. August 2026 · Nr. 200/35 D1

HERAUSGEGEBEN VON GERALD BRAUNBERGER,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4,40 € F.A.Z. im Internet: faz.net

Mehr als 500 Tote nach Flut in Nepal

SINGAPUR. Die Zahl der Todesopfer nach der Flutkatastrophe in Nepal und Tibet hat sich nach Behördenangaben am Freitag auf insgesamt mindestens 543 erhöht. Der nepalesische Katastrophenschutz meldete 538 bestätigte Tote. Laut chinesischen Staatsmedien stieg die Zahl der Toten in Tibet auf fünf. Mehr als 1400 Menschen galten weiter als vermisst, unter ihnen nach Angaben des Auswärtigen Amts auch eine „niedrige zweistellige Zahl“ Deutscher. Eine vierköpfige deutsche Familie ist nach Angaben des nepalesischen Militärs dagegen mit einem Hubschrauber gerettet worden. Am Mittwochmorgen war am Berg Langtang Lirung in mehr als 5000 Meter Höhe das Stück eines Gletschers abgebrochen. Es kam zu einer Flut aus Schlamm und Geröll, die die Flüsse Bhotekoshi und Trishuli hinab nach Nepal raste. Am Freitag warnten die nepalesischen Behörden vor einer möglichen weiteren Flutwelle. Die Rettungskräfte kämpften sich derweil mit schwerem Gerät durch meterhohen Schlamm und Geröll. Die Suche nach den Vermissten wird dadurch erschwert, dass es im Katastrophengebiet überwiegend keine Elektrizität und keinen Mobilempfang gibt. Zudem sind die meisten Straßen und Wege noch verschüttet. (Siehe 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fäh.

Wir brauchen keine Anstandsdamen

Saba-Nur Cheema und Meron Mendel plädieren in ihrem Buch „Die Empörungsfalle“ für eine neue Streitkultur. Feuilleton, Seite 11

Neben ihr hat keiner Platz Marine Le Pen steht wieder im Rampenlicht. Jordan Bardella, ihren einstigen Kronprinzen, hat sie kaltgestellt. Politik, Seite 6

Preußen ist wieder da Zu Preußen fällt den deutschen Museen gerade sehr wenig ein. Ein kleines Museum in Wustrau ist dabei die große Ausnahme. Feuilleton, Seite 14

Unternehmer und die AfD Frust über den Reformstau schadet dem Ruf der CDU in Sachsen-Anhalt. Die Ideen der AfD überzeugen aber nicht alle. Die Lounge, Seite 21

„FIFA sitzt auf Milliarden“ Die UEFA will FIFA-Präsident Infantino stürzen. Dazu strebt man Ermittlungen in der Schweiz an. Sport, Seite 35

Arbeitsmarkt unter Druck

Deutschland stecke in einer „Erneuerungskrise“, sagt Ökonom Enzo Weber – und skizziert mögliche Auswege. Beruf und Chance, Seite 33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Seite 31

Höcke scheitert mit Misstrauensvotum

ERFURT. Thüringens AfD-Fraktionschef Björn Höcke ist am Freitag im Erfurter Landtag abermals mit einem konstruktiven Misstrauensvotum gegen Ministerpräsident Mario Voigt (CDU) gescheitert. Höcke erhielt 33 Jastimmen. Die AfD hat 32 Abgeordnete. Für eine Mehrheit hätte Höcke 45 Jastimmen gebraucht. Er begründete den Antrag mit dem Entzug von Voigts Doktortitel durch die TU Chemnitz. Voigt sagte nach der Abstimmung, er sehe sich durch das Votum gestärkt. Im Landtag hatte er zu Höcke gesagt: „Sie werden mich nicht kleinmachen.“(Siehe Seiten 4 und 10.) mwe.

Norwegen trauert

Gedenkstätte: Norwegen trauert um König Harald V. Am frühen Freitagmorgen starb der Monarch im Alter von 89 Jahren. In Oslo versammelten sich Tausende Menschen und legten in Gedenken an den König Blumen ab. Harald V. hatte den Thron im Jahr 1991 bestiegen. Seine Landsleute

schätzten ihn unter anderem wegen seiner zurückhaltenden Art und wegen seiner Anstrengungen, die Nation auch in schwierigen Zeiten zusammenzuhalten. Seine Nachfolge tritt nun sein Sohn Haakon an, neue Königin ist dessen Ehefrau Mette-Marit. Seiten 9 und 10. Foto Reuters

Özdemir und Pistorius fordern Verbotsverfahren gegen die AfD

„Fokus“ auf Landesverbände Thüringen, Sachsen, Sachsen-Anhalt und Brandenburg

STUTTGART. Eine Woche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haben sich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und Baden-Württembergs Ministerpräsident Cem Özdemir (Grüne) dafür ausgesprochen, für die als völkisch eingestuften AfD-Landesverbände bei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einen Verbotsantrag zu stellen. „Wir plädieren aufgrund unserer persönlichen Überzeugung noch einmal eindringlich für eine baldmöglichkeiten Einleitung eines Verbotsverfahrens, mit einem Fokus auf die eindeutig völkischen Landesverbände der AfD in Thüringen, Sachsen, Sachsen-Anhalt und Brandenburg. Das ist rechtlich möglich, durch Belege gedeckt, von der Verfassung geboten“, schreiben Özdemir und Pistorius in einem gemeinsam verfassten Beitrag für d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F.A.S.). Der grüne Ministerpräsident und der sozialdemokratische Verteidigungsminister sind nach Informationen der F.A.S. bezüglich eines AfD-Verbotsantrags schon seit Längerem derselben Meinung. Weil sie laut Umfragen zu den beliebtesten Politikern Deutschlands gehören, wollen sie offenbar ihre Stellung nutzen, um noch einmal deutlich vor der AfD zu warnen und für einen Verbotsantrag zu werben.

Gestellt werden kann ein Verbotsantrag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dem Bundestag und dem Bundesrat. Die Union lehnt ein AfD-Verbot – auch einzelner Landesverbände – derzeit ab. CDU und CSU wollen den Wahlkampf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durch eine

Verbotsdebatte keinesfalls belasten. Özdemir und Pistorius sind der Auffassung, dass man die Debatte aber vor möglichen Wahlsiegen der AfD führen muss. Sie rechnen mit einer Fortsetzung der Verbotsdebatte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und setzen dann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r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Hendrik Wüst in Nordrhein-Westfalen und Daniel Günther in Schleswig-Holstein.

Özdemir und Pistorius unterscheiden scharf zwischen einem deutschnationalen und dem völkischen Teil der AfD. Den „deutschnationalen“ Forderungen der AfD könne man mit Argumenten entgegentreten. Der Versuch, die völkischen Auffassungen der AfD zu entkräften, sei aber „naiv“, weil diese Auffassungen von der Partei selbst verschleiert würden. rso.

Fraktionen machen Bundesregierung Druck

Beschluss der Führungen bei Klausurtagung: Reformen „sehr zeitnah“ vorlegen

MÜNSTER. Die Fraktionen von CDU/CSU und SPD machen Druck auf die Bundesregierung, schnell Gesetzentwürfe für die geplanten Reformen vorzulegen. In einem Beschluss, den die Fraktionsführungen während einer zweitägigen Klausurtagung fassten, heißt es: „Entscheidend ist,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Reformvorhaben sehr zeitnah vorlegt“, sodass die geplanten Gesetze „möglichst bis zum Ende des Jahres“ im Bundestag beschlossen werden könnten.

Als erstes Vorhaben wird eine Rentenreform aufgeführt. Zwar hatten die Vorsitzenden der Unions- und der SPD-Fraktion, Thorsten Frei (CDU) und Matthias Miersch, deutlich gemacht, dass im Verlaufe des parlamentarischen Verfahrens noch Änderungen an der bisherigen poli-

Berlin lehnt amerikanische Umbenennung von See ab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angekündigt, die Umbenennung des US-kanadischen Grenzsees Lake Ontario in Lake America nicht zu übernehmen. „Für uns heißt es weiter Lake Ontario, wie der übliche Name ist“, teilte ein Sprecher des Auswärtigen Amts am Freitag mit. Im andauernden Zollstreit mit Kanada hatte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am Vorabend seine Drohung wahr gemacht und ein Dekret zur Umbenennung des Sees unterzeichnet. Mit dem Namen solle zum Ausdruck gebracht werden, dass es sich um einen amerikanischen See handele, hieß es von der US-Regierung. (Siehe Seite 10.) F.A.Z.

tischen Einigung zur Rentenreform möglich seien. Doch wurde in Münster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die Rentenkommission eine „umfassende Lösung im Paket“ vorgelegt habe und nicht „einen Katalog möglicher Einzelmaßnahmen“. In dem Beschluss heißt es: „Diesem Verständnis schließt sich die Koalition an.“ Damit soll die Entschlossenheit bekräftigt werden, trotz zahlreicher Änderungsvorschläge das Rentenpaket nicht aufzuschnüren.

Einer der wesentlichen Streitpunkte ist die Abschaffung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sagte dazu im Fernsehsender RTL, er wolle „die Anreize zur Frühverrentung im zukünftigen Rentensystem nicht mehr haben“. Doch wies er darauf hin, dass die Rentenre-

Trump spielt Ratcliffes Moskaubesuch herunter

WASHINGTON.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ist bemüht, die Bedeutung der Moskaureise seines CIA-Direktors herunterzuspielen. Nach Berichten amerikanischer Medien, John Ratcliffe habe den Kreml gewarnt, die Entschlossenheit der NATO auszutesten, hob Donald Trump hervor, er sei nicht besorgt, dass Russland NATO-Staaten angreifen könnte. Der Onlineplattform Axios sagte er am Donnerstag, Ratcliffe habe in Moskau keine solche Warnung ausgesprochen. Der Besuch des Chefs des amerikanischen Auslandsgeheimdienstes gehöre zum üblichen Geschäft. (Siehe Seite 2.) sat.

formkommission selbst vorgeschlagen habe, „dass wir Übergangszeiten brauchen. Wir machen das nicht von einem Tag auf den anderen“, sagte Merz. Es sei völlig klar, dass es im Gesetzgebungsverfahren Verbesserungsvorschläge gebe, sagte Merz. „Nur an der grundsätzlichen Ausrichtung dieser Reform wollen wir und dürfen wir auch nichts ändern.“

In dem Beschluss der Fraktionsführungen geht es auch um Klimaschutz und Klimaanpassungen. Bekräftigt wird die Ankündigung aus dem Koalitionsvertrag, zu prüfen, ob das zu einer Gemeinschaftsaufgabe von Bund, Ländern und Kommunen werden solle. Die von Teilen der SPD vorgebrachte Forderung, eine solche Gemeinschaftsaufgabe im Grundgesetz zu verankern, bleibt unerwähnt. (Siehe Seite 3.) elo.

Handwerk hält Lage für „besorgniserregend“

BERLIN. Das Handwerk kommt nicht aus der Konjunkturflaute. Im zweiten Quartal hat sich die Stimmung in den Betrieben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sogar noch einmal verschlechtert. Das geht aus dem jüngsten Konjunkturbericht des Zentralverbands des Deutschen Handwerks hervor. Einen so starken Stimmungsabfall gab es in einem zweiten Quartal zuletzt im Corona-Jahr 2020. „Das steht sinnbildlich für eine insgesamt besorgniserregende Lage im Handwerk“, sagte Handwerkspräsident Jörg Dittrich im Interview mit der F.A.Z. (Siehe Wirtschaft, Seite 20.)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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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Kanzler muss nicht alles mitmachen

Von Eckart Lohse

E s gilt längst als Anspruch der Regierten, von den Regierenden „abgeholt“ und „mitgenommen“, jedenfalls in all ihren individuellen Bedürfnissen ernst genommen zu werden. Schön, wenn das klappt, wenn es sogar der Bundeskanzler persönlich tut. Aber es gibt Grenzen. Ein Bundeskanzler muss die großen Linien der Politik für mehr als 80 Millionen festlegen. Er kann und muss jedoch nicht jeden einzelnen Unzufriedenen persönlich anhören. Schon gar nicht muss er sich wie am späten Donnerstagabend im Fernsehen beschimpfen lassen. Nicht von einem FDP-Mitglied, das in Sachsen-Anhalt sein Geld mit dem Vermieten von Zimmern verdient und für einen offenen Umgang mit der AfD wirbt. Auch nicht von einer Ärztin, die nebenbei versucht, mit Videos bekannt zu werden.

Dass der Fernsehsender RTL Merz zu einer solchen Sendung einlädt, in der er mit vier kamerareif empörten, aber nicht durchweg argumentationsstarken Bürgern an einen Tisch gesetzt wird, steht dem Sender frei. Dass der Kanzler die Einladung annimmt, ist etwas anderes. Die Frage stellt sich: Warum verhindert das niemand? Weil ihm vorgeworfen wurde, sich nicht dauernd aus seinem Urlaub zu Wort gemeldet zu haben? In Auseinandersetzungen wie bei RTL ist Friedrich Merz nicht immer gut. Er reagiert oft emotional, was er auch tat, als die Ärztin ihm vorwarf, mit seiner Gesundheitspolitik seinen Amtseid zu brechen.

Dass der Mensch Friedrich Merz so etwas mitmacht, dass er den Kakao, durch den er gezogen wird, anschließend noch austrinkt, ist die eine Seite solcher Auftritte. Die andere ist, dass es hier auch um die Würde des Amtes geht. Der Mann ist Bundeskanzler. Die Bürger haben das Recht, alle vier Jahre mit ihrer Stimme Einfluss darauf zu nehmen, wer sie regiert. Sie haben aber keinen Anspruch, den Amtsinhaber zu bespucken oder dabei zuzugucken, wie andere das tun. Das sollte auch dem Kanzler und seinen Beratern klar sein. Was soll als Nächstes kommen: dass er sich im Fernsehen mit Farbbeuteln bewerfen lässt?

Eine Quote ist keine Lösung

Von Jürgen Kaube

Der britische Sozialwissenschaftler Jason Arday war ein Star. Nicht aufgrund seiner Wissenschaft, sondern aufgrund seiner Biographie. Die Universität Cambridge rühmte sich seiner und rühmte sich selbst dafür, ihn zu ihrem jüngsten schwarzen Professor gemacht zu haben. Einen, der erst mit achtzehn Jahren lesen gelernt haben will und fünf Jahre danach einen Bachelor machte. Der in unglaublicher Frequenz Marathons lief. Der phantastisches soziales Engagement zeigte.

Dann stellte er sich als Hochstapler heraus, der seinen Lebenslauf mit abenteuerlichen Lügen verziert hatte und auch Plagiaten nicht abgeneigt war. Arday trat zurück, und als die Medien von ihm, der zu seinem Schwindel schwieg, nicht abließen, nahm er sich das Leben.

Folgenreicher als dieses Unglück ist die Frage, wie sinnvoll Quotierungen bei der Besetzung wissenschaftlicher Positionen sind. Der Ruf nach mehr Diversität ist allerorten zu hören. In einzelnen Sektoren der Gesellschaft sollen Ungleichheiten wiedergutgemacht werden, die sie hervorbringt. Genauer: Sie sollen dort kompensiert werden, wo sie nicht entstanden sind. Vier Prozent der britischen Bevölkerung und der Studenten in Cambridge sind schwarz, gut neun Prozent der britischen Studenten, aber nur 0,4 Prozent der Professoren in Cambridge. Wie diese Zahlen zustande kommen, wurde nicht gefragt. Die Antwort „durch ungerechte Einstellungspraxis“ wurde vorausgesetzt. Die Bereitschaft der Universität, noch die unwahrscheinlichsten Behauptungen Ardays zu glauben, zeigt den blinden Willen an, Diversität zum alleinigen Maßstab einer Personalentscheidung zu machen.

Ähnlich wird über Parlamente gedacht, Theater oder Unternehmen. Überall wird ausgerechnet, ob sich der Bevölkerungsanteil einer Gruppe in ihren höheren Positionen widerspiegelt. Tut er es nicht, wird protestiert. Zunächst war das eine Reaktion auf Vorurteile, die solche Gruppen betrafen und noch immer betreffen, misogyny, ethnische, schichtbezogene Vorurteile.

Der naheliegende Schluss ist aber nicht Quotierung, sondern die Bekämpfung unsachlicher Stereotype. In vielen Orchestern wurde das Probespiel hinter einem Vorhang eingeführt, um vom optischen Eindruck der Kandidaten abzusehen. Das ist nicht in allen Bewerbungssituationen möglich. Dann können gemischte Komitees helfen. Oder der Einsatz des Verstandes, der aus der Tatsache einer Gruppenzugehörigkeit qua Geschlecht, Hautfarbe, Herkunft ohnehin kaum etwas zu schließen vermag. Da Entscheidungen über die Besetzung einer Stelle fast immer Einzelfallentscheidungen sind, helfen durchschnittliche Merkmale nicht weiter. Es bewerben sich nicht Gruppen, sondern Individuen.

Das gilt allerdings auch für die Erwartung, überall solle „repräsentativ“ besetzt werden. Umgangen wird dabei die Frage, wie es zu über- und unterproportionalen Besetzungen kommt. Vorurteile sind nicht der einzige Grund. Startchancen, Umstände der Sozialisation, familiäre Erziehungsstile, Erfolge im Bildungssystem, Entscheidungen der Studien- und Berufswahl sind ungleich verteilt. Wer etwas dagegen tun möchte, muss mit Förderung am Beginn der Bildungswege einsetzen, nicht mit Quotierung am Ende.

Kriterien für Diversität sind wissenschaftliche Bandbreite und intellektuelle Vielfalt.

In seinem Buch „The Chosen“ hat der amerikanische Soziologe Jerome Karabel 2005 die Zulassungspolitik dreier großer amerikanischer Universitäten (Harvard, Yale, Princeton) über längere Zeiträume untersucht. Sein Ergebnis: Wann immer eine bestimmte Gruppe in den leistungsbezogenen Zugangstests überdurchschnittlich abschnitt, wurden Maßnahmen eingeleitet. Als in den Zwanzigerjahren jüdische Bewerber die erfolgreichsten waren, führten die Universitäten Kriterien wie „Persönlichkeit“ und sportliches Können ein. Die Verfahren wurden „ganzheitlich“, um die Kinder wohlhabender Ehemaliger zu begünstigen. Das wiederholte sich in den Achtzigerjahren, als die besten Tests von asiatischen Einwanderern abgelegt wurden. Später wurde „affirmative action“ betrieben, um soziale Nachteile der Schwarzen zu kompensieren. Immer ging es darum, eine erwünschte Diversität auf dem Campus zu erhalten. Immer wurde das Individuum als Vertreter seiner Merkmalsgruppe behandelt.

Für die Diversität im Kollegium gibt es dagegen ein einfaches Kriterium: wissenschaftliche Bandbreite, intellektuelle Vielfalt, auch solche des Unterrichts. Ein Beitrag dazu ist Trägern jedes Gruppenmerkmals zu unterstellen. Das aber ist manchen Universitäten zu trivial. Sie wollen nicht durch das, was Forscher können, sondern auch durch das, was sie nicht können, hervorstechen: durch Beiträge zu einer egalitäreren Gesellschaft. Im Zweifel opfern sie das eine für das andere und erreichen dann beides nicht: die gute Forschung und die bessere Welt.

FRAKTUR

Flachzangen

D a sind wir ja noch mal haar-scharf am nächsten Volksauf-stand vorbeigeschrammt! Die Deutschen haderten ja schon sehr damit, dass ihre Limo künftig noch teurer wird, weil Gesundheitsfanatiker meinen, der Zucker in der Plörre sei nicht gut für den Menschen. Und dann kommt so ein dahergelaufener Referent im Gesundheitsministerium, der sicher nur Mineralwasser ohne Kohlensäure trinkt, und will den Bürgern mit der Zuckersteuer auch noch die zuckerfreien Softgetränke vergällen. Ja, geht's noch?!

Zum Glück hat sein Chef Klingbeil diese Schnapsidee sofort kassiert, wenn auch nicht ganz ohne Gewissenskonflikt. Dem SPD-Chef blieb gar nichts anderes übrig, sonst hätte seine der Nulllinie entgegenstrebende Partei auch noch die Zero-Trinker verloren. Der Finanzminister aber muss jetzt auf zusätzliche Steuereinnahmen verzichten und noch mehr sparen.

Teuflische Praxis: Wird auch in den Altersheimen mit der Kneifzange gefoltert? Zeichnung Wilhelm Busch

Damit ist Klingbeil nun selbst in der eigenen Parteizentrale konfrontiert, in der man offenbar erstmals einsehen muss, dass man nicht mehr ausgeben kann, als reinkommt. Deswegen wird nun auch im Willy-Brandt-Haus die Arbeitszeit erhöht. Wenigstens von der Arbeiterführerin Bas hätten wir erwartet, dass sie die Begründung für die Ausbeutung der eigenen Genossinnen und Genossen „bullshit“ nennt. Aber auch das einst klare Freund-Feind-Denken der Arbeits- und Sozialministerin ist nicht mehr das, was es einmal war.

Bas hat, wie von Forschungsministerin Bär genau beobachtet, bei der Kabinettsklausur in Neuhardenberg mit einem CDU-Kugelschreiber geschrieben, ohne dass es zu einer allergischen Reaktion kam. Früher hätte Bas ein solches Propagandinstrument der Parteien des Klassenfeindes doch nicht einmal mit der Kneifzange angefasst.

Und auch jetzt hätte sie wenigstens eine Flachzange aus der Handtasche ziehen sollen. Seit einer Woche rätseln ja jedenfalls die nicht heimwerkenden Deutschen, was genau eine Flachzange ist und warum sie so wenig taugen soll wie unsere Regierung. Schuld daran ist die AfD-Chefin Weidel, die gesagt hatte, sie wolle „nicht mehr angelogen werden von irgendwelchen Flachzangen“. Damit wollte sie offenkundig das Bundeskabinett beleidigen, doch wundert uns, dass sie dafür, so wie sie drauf war, nicht auf eine deutlich deftigere Flachheit zurückgriff, die jeder sofort verstanden hätte. Wir meinen natürlich die Kombination mit dem W-Wort.

An die Sprachregelung durch die Chefin musste sich dann auch Siegmund du Dell mit Schulze halten. Der Herausforderer nannte den Amtsinhaber pflichtschuldigst ebenfalls Flachzange, schob aber sogleich nach, dass er das nur politisch, nicht aber menschlich verstanden wissen wolle. Ach, ist Siegmund nicht selbst eine süße kleine Storchschnabelzange? Die gehört ebenfalls zur Familie der Flachzangen, wie übrigens die Kombizange, die man auch als Simson-Fahrer tunlichst immer dabeihaben sollte.

Siegmunds Parteifreund Höcke würden wir dagegen eher als Bolzenschneider einstufen, obwohl auch sein jüngster Zangenangriff auf Voigt gescheitert ist, weil das BSW in Thüringen nicht auf seine einstige Namensgeberin Wagenknecht hört. So blieb die eine Zangenbacke stumpf. Und das, obwohl es doch gerade für eine Partei der Arbeiter und Bauern wirklich unerträglich sein muss, von einem Akademiker regiert zu werden, dem auch noch der Doktortitel aberkannt wurde.

Aber wenigstens Sachsen-Anhalt hat nun ja Aussicht darauf, einen unbefleckten Ministerpräsidenten zu bekommen – wenn ihm nicht wie Trump die Wahl gestohlen wird. Man weiß ja, dass schon von Merkel gedungenes Pflegepersonal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die betagten Wähler in den Altenheimen mit glühenden Nagelzwickern dazu zwingt, ihr Kreuz bei den Flachzangen zu machen. Diese teuflische Praxis muss sofort unterbunden werden, um den Regimewechsel nicht zu gefährden! Danach werden ja die heimattreuen Flüchtlinge aus der Schweiz zurückkehren und für die AfD die Aufsicht in den Heimen übernehmen. Die Alten, die dann nachweislich die nation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wählen, bekommen auch wieder etwas Zucker in den Früchtetee. bko.

Es geht auch um Loyalität zu Trump

Ein Partner gibt die Richtung vor: Elbridge Colby und Mark Rutte im NATO-Hauptquartier in Brüssel am Donnerstag Foto AFP

Bis Anfang Dezember soll der US-Präsident entscheiden, wie viele Soldaten in Europa bleiben. Verbündete müssen dafür einen Fragebogen ausfüllen. Von Thomas Gutschker, Brüssel

Seit Ende Juli läuft die Überprüfung der US-Truppenpräsenz in Europa – ein Prozess, der zum Abzug und zur Verlagerung von Einheiten führen wird. Verteidigungsminister Pete Hegseth hatte diesen Schritt beim letzten Verteidigungsministertreffen angekündigt und damit die Verbündeten ein weiteres Mal überrascht. Immerhin versprach er, dass sie diesmal konsultiert werden sollten, nachdem die USA Anfang Juni einseitig wichtige militärische Fähigkeiten für den Verteidigungsfall abgemeldet hatten.

Deshalb kam der Mann, der die neue Überprüfung leitet, am Donnerstag nach Brüssel. Elbridge Colby, Staatssekretär für politische Angelegenheiten im Pentagon, traf zuerst Generalsekretär Mark Rutte und dann die Botschafter der Mitgliedstaaten im Nordatlantikrat. Zwei Stunden dauerte die Aussprache. Und zumindest was Colby intern sagte, wurde anschließend vom Pentagon veröffentlicht. Es zeigt: Die USA bemühen sich zwar um partnerschaftliche Rhetorik, wollen aber keine ergebnisoffene Debatte führen. Stattdessen geben sie klar die Richtung vor und legen nicht nur militärische Kriterien zugrunde.

Das Schlüsselwort lautet „NATO 3.0“. Colby beschrieb das so: „Die Wiederherstellung eines Bündnisses, das auf flexible Realismus basiert, auf Kampfbereitschaft ausgerichtet ist und darauf ausgelegt ist, im nordatlantischen Raum Abschreckung zu gewährleisten, Verteidigung zu leisten und den Frieden zu sichern – selbst unter Bedingungen gleichzeitiger Bedrohungen, wobei unsere Verbündeten die Hauptverantwortung für die konventionelle Verteidigung Europas übernehmen.“ Hinter dieser Definition können sich die meisten Partner noch versammeln, zumal Colby den ideologischen Überbau wegließ, den Hegseth damit verbindet. Demnach steht NATO 2.0 für eine Ära, in der Europa seine „Grenzen weit öffnete“ und „den Glauben an sich und seine Zivilisation verlor“, wie der Verteidigungsminister Mitte Juni dargelegt hatte.

Die große Frage ist: Wie viel Zeit lassen die USA den Europäern bei der Übernahme der Hauptverantwortung für ihre Verteidigung – und welche Lücken reißen sie bei militärischen Fähigkeiten? „Unser Ansatz und diese Überprüfung zielen darauf ab, diesen Prozess zu beschleunigen und darauf aufzubauen“, sagte Colby. Man solle nicht in die „träge Selbstberuhigung der Vergangenheit“ zurückfallen. Das war eine Warnung: Die USA drücken aufs Tempo, die Verbündeten müssen ihres erhöhen. Washington jedenfalls sieht seine Priorität in „der westlichen Hemisphäre und der ersten Inselkette“, wie Colby sagte. Das bezieht sich auf den „Sperrriegel“ entlang der chinesischen Pazifikküste, von Japan über Taiwan bis nach Indonesien.

Was konkret die Verbündeten zu leisten bereit sind, hat Washington schriftlich abgefragt. Anfang August bekam jedes Land einen Fragebogen übermittelt, den es bis zu diesem Freitag zurücksenden sollte. „Er wurde im Geiste der Offenheit, Direktheit und Klarheit versandt, mit klarem Blick auf die wichtigsten Maßnahmen, die wir ergreifen können, um dieses Ziel eines stärkeren, nachhaltigeren Bündnisses voranzubringen“, sagte Colby. Es geht darin um die Erhöhung der Verteidigungsausgaben, die Beschaffung von Rüstungsgütern und die Bereitschaft, militärische Fähigkeiten zu übernehmen.

Es geht aber auch um Loyalität zu den USA und zu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So sollen die Staaten angeben, ob sie dessen Politik im Nahen Osten unterstützen – wissend, dass viele, auch Deutschland, den Krieg gegen Iran ablehnen. Eine weitere Frage lautet, wie die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berichtete: „Welche Einschränkungen, wenn überhaupt, hat das Land hinsichtlich des Zugangs, der Stationierung und des Überflugs den USA auferlegt? Wenn ja, warum? Ist das Land bereit, solche Beschränkungen zu reduzieren oder aufzuheben?“ Das richtet sich gegen Spanien, Italien und das

Vereinigte Königreich, die solche Beschränkungen zumindest zeitweilig erlassen haben. Eine andere Frage zielt darauf, ob ein Land „die transatlantische Zusammenarbeit in der Verteidigungssindustrie behindern oder einschränken“ will. Das zielt auf die EU-Staaten und ihre „Buy European“-Politik.

Auch wenn Colby nicht weiter auf diese Punkte einging, wecken sie unter den Verbündeten die Befürchtung, dass es am Ende nicht oder nicht allein um eine militärische Überprüfung gehen wird, sondern auch um eine Bestrafung für unbotmäßiges Verhalten. Der Staatssekretär wird ja nicht selbst entscheiden. Er soll seinem Minister, in enger Absprache mit dem NATO-Oberbefehlshaber für Europa, US-General Alexus Grynkewich, bis zum 6. November vier Optionen für die künftige Truppenpräsenz vorlegen, wie Reuters unter Verweis auf ein internes Dokument berichtete.

Die endgültige Entscheidung liegt bei Präsident Trump, der sich oft genug über die Kritik am Irankrieg ereifert hat, auch über den Bundeskanzler. Nach F.A.Z.-Informationen soll sich Trump bis Anfang Dezember festlegen. Dann kommen die Außenminister des Bündnisses wieder in Brüssel zusammen.

Die NATO demonstriert Stärke an der Ostflanke

Die Flugaktivität nahe Kaliningrad hat sich deutlich verstärkt / Von Gregor Grosse und Jens Giesel

Die USA und NATO-Verbündete demonstrieren militärische Stärke an der Ostflanke.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gab es dort eine ungewöhnlich hohe Flugaktivität; insbesondere in der Nähe der russischen Exklave Kaliningrad: Westliche Aufklärungs-, Überwachungs- und Tankflugzeuge sowie Maschinen zur elektronischen Kriegführung waren im Einsatz, wie öffentlich zugängliche Flugdaten zeigen. Amerikanische, schwedische und norwegische Kampfflugzeuge sowie polnische Bodentruppen waren an den Manövern in Polen und im Baltikum ebenfalls beteiligt. Auch über der Nord- und Ostsee kreisten laut Flugdaten Aufklärungsflugzeuge.

Seit dem 17. August zeigen Auswertungen von „Flightradar24“ einen Anstieg des Militärverkehrs in der Region, der demnach am 20. August seinen Höhepunkt fand. Aber auch danach wurden jeden Tag – mit Ausnahme des vergangenen Wochenendes – mehrere Flüge registriert. An diesem Donnerstag ging die Aktivität zurück; die Daten lassen allerdings nur Rückschlüsse auf Flugzeuge mit eingeschaltetem Transponder zu.

Die Manöver wurden von den USA angeführt. Die NATO betonte den defensiven Charakter der Aktivitäten und stellte sie als Routine dar. Tatsächlich sind Übungsflüge nahe Kaliningrad nicht ungewöhnlich. Fachleute deuteten die jüngsten Manöver aufgrund der hohen Intensität und des Einsatzes von hochmodernen Spezialflugzeugen jedoch als deutliche Botschaft an Russland. Hybride Angriffe, hinter denen Moskau vermutet wird, so wie Drohungen, die ukrainische Wirtschaft mit massiven Militärschlägen zu treffen, haben die Spannungen verschärft. Ein Zusammenhang mit den jüngsten Manövern ist nicht bestätigt. Polen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sprach von einer „Demonstration der Fähigkeiten des Bündnisses zur schnellen Reaktion“.

Kaliningrad, gelegen zwischen den beiden NATO-Staaten Polen und Litauen, ist von großer strategischer Bedeutung. Moskau hat dort nuklearfähige Iskander-Raketen stationiert, die europäische Hauptstädte in kurzer Zeit erreichen könnten. Die sogenannte Suwalki-Lücke – ein Korridor zwischen dem mit Russland verbündeten Belarus und Kaliningrad, in dem die Grenze zwischen Polen und Litauen verläuft – gilt als eine der größten Schwachstellen der NATO: Sie könnte mögliches Ziel eines russischen Vorstoßes sein, um die baltischen Staaten vom übrigen Bündnisgebiet abzuschneiden.

Dementsprechend aufmerksam wurde die offensichtliche Machtdemonstration der NATO dort registriert. Aufsehen erregte unter militärischen Beobachtern einer der ersten öffentlich dokumentierten Einsätze einer amerikanischen EA-37B Compass Call nahe Kaliningrad. Das auf elektronische Kriegführung spezialisierte Flugzeug ist eines der modernsten seiner Art. Es kann feindliche Radar-, Navigations- oder Kommunikationssysteme stören. Die Flugdaten von „Flightradar24“ zeigen, dass die EA-37B am 18. und 20. August mehr als zwei Stunden lang im polnischen Luftraum in der Nähe von Kaliningrad in Schleifen flog. Bei einem möglichen Konflikt um die Suwalki-Lücke könnte es eine wichtige Rolle in der Störung der russischen Flugabwehr spielen; Kaliningrad gilt als äußerst gut geschützt.

Das ist bei Weitem nicht das einzige Militärflugzeug, auf das die Verbündeten in der Region setzten. So wurde über der Ostsee ein deutscher U-Boot-Jäger des Typs P-8A Poseidon gesichtet. Der Seefernaufklärer wurde erst Ende 2025 von den USA an Deutschland geliefert. Mit der P-8A können U-Boote aufgespürt, verfolgt und bekämpft werden. Auch die fliegenden Radarsysteme AWACS waren an den Manövern beteiligt. Sie gelten als die „Augen im Himmel“ der NATO und sind zentral für die Gefechtsführung in der Luft. Zudem leisteten unter anderem Tankflugzeuge des Typs Boeing KC-135R, elektronische Aufklärungsflugzeuge Gulfstream S 102B Korpen und Tank- und Transportflugzeuge Airbus A330 MRTT Unterstützung.

Laut dem Fachportal „Army Recognition“ deutet die Kombination verschiedener Fähigkeiten darauf hin, dass die NATO-Staaten dort keine routinemäßigen Patrouillen durchführten. Es gehe dem Bündnis demnach viel eher darum, zu demonstrieren, dass man „in einem der umkämpftesten militärischen Umfelder Europas“ bestehen könnte.

Keine Warnung an Moskau

Trump dementiert Berichte über Ratcliffe

WASHINGTON.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 Berichte über eine Warnung des CIA-Direktors John Ratcliffe an den Kreml zurückgewiesen und erklärt, er sei nicht besorgt, dass Russland einen NATO-Staat angreifen könnte. In einem Telefoninterview mit dem Nachrichtenportal Axios sagte er am Donnerstag, Ratcliffe habe bei seinem Besuch in Moskau nicht davor gewarnt, die Entschlossenheit der NATO auszutesten. Es gebe kein Problem. Der Besuch des Chefs des amerikanischen Auslandsgeheimdienstes gehöre zum üblichen Geschäft. Ratcliffe spreche alle sechs Monate mit seinem russischen Gegenüber.

Schon zuvor hatte Trump den Besuch „halb Routine“ genannt, sich jedoch zunächst entschieden, den Anlass der Reise nicht weiter zu kommentieren. Auch der Kreml hatte die Berichte amerikanischer Medien dementiert und von „Horrorgeschichten“ gesprochen. Es gehört zur Natur der Sache, dass über die Tätigkeit der Geheimdienste, zumal ihrer Chefs, wenig nach außen dringt. Auch Desinformation ist Teil der Praxis.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das zuerst über die Warnung Ratcliffes berichtet hatte, bezog sich auf Leute, die über die Reise des CIA-Direktors unterrichtet worden seien. Hintergrund sind Einschätzungen amerikanischer Dienste, der russische Machthaber Wladimir Putin könnte in nächster Zeit versuchen, das westliche Bündnis auf die Probe zu stellen, und etwa einen begrenzten Schlag gegen einen baltischen Staat ausüben. Trump hatte die Beistandspflicht der NATO mehrfach in Zweifel gezogen.

Die „New York Times“ verbreitete unterdessen eine weitere Lesart der Reise des CIA-Direktors nach Moskau. Unter Berufung auf gegenwärtige und frühere Regierungsvertreter berichtete das Blatt, Ratcliffe habe in Gesprächen mit den Leitern des Inlandsgeheimdienstes FSB und des Auslandsgeheimdienstes SWR die Einschätzung amerikanischer Dienste über die düsteren Aussichten Putins im Ukrainekrieg überbracht. Er soll seine russischen Gesprächspartner gedrängt haben, einen „Deal“ zu machen, bevor sich die militär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Lage für Russland verschlechtere.

Ratcliffe, so die Zeitung weiter, soll in seinem Gespräch mit FSB-Chef Aleksandr Bortnikov darauf verzichtet haben, mit möglichen Konsequenzen zu drohen, sollte Putin die amerikanische Einschätzung ignorieren und den Krieg fortsetzen. In der CIA gibt es seit Langem Zweifel daran, dass Putin von seinen Beratern die wahre Lage der russischen Streitkräfte in der Ukraine erfährt. Die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svertreter äußerten die Hoffnung, Putin werde die Botschaft Ratcliffes als dringlicher und glaubwürdiger einschätzen als die übliche Kommunikation über diplomatische Kanäle.

In der Trump-Regierung hatte sich die Einschätzung über den Ukrainekrieg zuletzt verändert. Nach der Rückkehr Trumps ins Weiße Haus hatten seine Leute zunächst einen militärischen Sieg Moskaus für unvermeidlich gehalten. Seither haben aber die russischen Opferzahlen zugenommen, und die russischen Geländegewinne auf dem Schlachtfeld sind ins Stocken geraten. Die Trump-Regierung schien ihre anfänglichen Bemühungen, den Ukrainekrieg zu beenden, zwischenzeitlich vertagt zu haben – auch wegen eigener Probleme im Krieg gegen Russlands Verbündeten Iran.

Ratcliffes Reise dürfte auch ein neuer Versuch sein, die Verhandlungen mit Moskau wieder aufzunehmen. Dem stehen aber Einschätzungen amerikanischer Dienste entgegen, Putin halte Washington angesichts der Lage im Irankrieg für geschwächt. sat.

STIMMEN DER ANDEREN

Mehr Beamte und mehr KI

„Die Glocke“ aus Oelde befasst sich mit dem Personalbedarf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Dass Polizei und Bundeswehr mehr Personal benötigen, dürfte aufgrund einer angespannten Sicherheitslage und neuer Bedrohungen außer Frage stehen. Auch zusätzliche Stellen an Schulen müssen mehr als notwendige Investition in die Zukunft des Landes denn als zusätzliche Belastung angesehen werden. Gleichzeitig müssen in den öffentlichen Verwaltungen aber alle Chancen, die Digitalisierung un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ieten, um Strukturen und Prozesse zu verschlanken und zu beschleunigen, genutzt werden. Da ist noch erhebliches Potenzial, um Bürokratie abzubauen und den Staat zu verschlanken.“

Mehr Hass für Annalena Baerbock

Die „Nürnberger Nachrichten“ verteidigen die frühere deutsche Außenministerin:

„Aktuell entzündet sich der Hass daran, dass sie (Annalena Baerbock) eine zunächst auf drei Jahre befristete Praxis-Professur für globale Politik übernimmt. Da engagiert also die private amerikanische Elite-Uni Columbia eine Frau, die lange i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unterwegs war, zuletzt als Präsidentin der UN-Generalversammlung, um dem Nachwuchs praktische Erfahrungen zu vermitteln. Nicht der deutsche Steuerzahler bezahlt das, sondern eine im harten Wettbewerb stehende Uni. Aus der Bundesrepublik kommen Schmähungen ohne Ende, manchmal mit haarsträubenden Rechtschreibfehlern, in denen es zum Beispiel „Dumm, dümmer, Professor“ heißt. Immer wieder würden „Politiker ohne Qualifikation“ weiter „nach oben befördert“, wird kritisiert – gerade so, als ob eine US-Uni (weltweit Platz 20 im Universitätsranking) nicht selbst entscheiden dürfte, wen sie anstellt.“

Mehr Geld für die Landwirtschaft

Die „Märkische Oderzeitung“ aus Frankfurt/Oder erblickt Lücken im EU-Haushalt:

„Zwei Billionen Euro (...) möchte Brüssel in den Jahren zwischen 2028 und 2034 in der EU verteilen – finanziert aus dem Steuergeld der Mitgliedstaaten. Deutschland gibt als größtes EU-Land am meisten dazu, weshalb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nicht nur zu Hause, sondern auch in Brüssel eine anstrengende Spardiskussion bevorsteht. Die Bundesregierung fordert gemeinsam mit mehreren anderen Nettozahlern von Brüssel, Prioritäten zu setzen, statt einfach nur den Haushalt aufzublähen: Sicherheit und Verteidigung, Wettbewerbsfähigkeit, Migration und Souveränität, lautet ihr Rezept. Was dabei nicht auftaucht, ist allerdings ein Pfeiler, der für einige andere große Länder der zentrale ist: Geld für die Landwirtschaft. Darüber dürfte es noch mächtiges Gerangel geben.“

Drei Optionen für Putin

Das Magazin „Polityka“ aus Warschau analysiert die Absichten des russischen Präsidenten:

„Es gibt (für Russland) drei Optionen. Die erste ist ein weiterer Krieg bis zur völligen Zerstörung. Nur wollen die Ukrainer in einem normalen, demokratischen Staat leben, frei von Unterdrückung, Repression, Verbrechen, Korruption, Vetternwirtschaft und mafiösen Machenschaften. Solange der Westen Munition, Waffen und Geld liefert, glauben sie, dass es sich lohnt zu kämpfen und dass ein Platz in der westlichen Welt auf sie wartet. Und wenn der Westen die Hilfe einstellt und signalisiert, dass die Ukraine nicht der EU, der NATO oder dem Schengenraum betreten wird? Dann könnten die Ukrainer die Hoffnung verlieren. Russland weiß das. Deshalb hat es einen Plan „B“, genauer gesagt zwei: „B-1“ und „B-2“. Der erste ist militärischer Natur: Mobilmachung verkünden, den letzten Saft aus der Wirtschaft rauspressen, eine Offensive starten, die Ukraine zerschlagen und versuchen, weiter vorzudringen. Die Befürworter dieser Lösung unter den „Silowiki“ gehen davon aus, dass der Westen schwach und gespalten ist, sodass man die einzelnen Staaten nacheinander einnehmen kann. Russland verfügt heute jedoch weder über die Kräfte noch über die Möglichkeiten, einen solchen Plan umzusetzen. Deshalb gibt es auch Plan „B-2“. (...) Putin hat dessen Umsetzung bis zum Herbst hinausgezögert, da er riskant ist, aber deutlich größere Erfolgsaussichten hat. Man muss ein Risiko eingehen und eine Provokation im Westen inszenieren, die einen Schock, extreme Aufregung und schwer zu bändigende Emotionen auslöst. Das Ziel wäre klar: einen solchen gesellschaftlichen Druck zu erzeugen, dass die Regierungen ihre Hilfe für die Ukraine einstellen.“

Augen auf und durch!

Manche in der Koalition reden über die Sprengsätze, die sie sprengen könnten. Die anstehenden Landtagswahlen könnten eine kaum vorhersehbare Dynamik entfalten. Von Mona Jaeger, Eckart Lohse und Matthias Wyssuwa

Neue Dynamik: Miersch, Frei und CSU-Landesgruppenchef Hoffmann Foto dpa

Wie zerfallen Koalitionen? Manchmal lässt sich das klar sagen, sogar fast auf Euro und Cent berechnen. So war

es bei der Ampelkoalition und dem Streit über die Schuldenbremse. Manchmal aber geht etwas Großes an vielen kleinen Dingen kaputt. Genau diese Gefahr sehen gerade Politiker von CDU, CSU und SPD. Sie sprechen von Dynamit, von Sprengsätzen, die an etlichen Stellen in dieser Koalition versteckt seien.

Es geht um die Rentenreform, den Bundeshaushalt, den Umgang mit der AfD, die Wahl in Sachsen-Anhalt und persönliches Misstrauen. Die Wirtschaft in der Krise,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als anhaltende Bedrohung und die Sperr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s als eine neue Belastung. Es sind eine ganze Menge Sprengsätze. Ob einer, ob mehrere explodieren? Das weiß keiner. Sicher ist, dass niemand von Gewicht die Detonation will. Aber auch das sagt ein wichtiger Sozialdemokrat: „Es kann einfach passieren.“

Da mag der Kanzler noch so oft seine Zuversicht beteuern und wie kürzlich bei der Kabinettsklausur auf Schloss Neuhardenberg davon sprechen, dass er und seine Leute ein „Zukunftsbild unseres Landes“ entworfen hätten. Und dass Deutschland „heraus aus dem Klima der Verdrießlichkeit und des Verdrusses“ kommen müsse.

Immer drängender stellt sich die Frage, welche Rolle der Koalition in diesem Zukunftsbild des Landes noch zukommt. Die nächsten Wochen könnten darüber entscheiden. Als Erstes bei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in einer Woche. Aktuelle Umfragen sehen die AfD bei etwa 40 Prozent, die CDU um die 22 und die SPD ein- stellig, aber immerhin im Landtag. Es droht ein Desaster für die Koalitionspar- teien. Ein erster Sprengsatz.

Es ist aber auch nicht alles schlecht für die Koalition, die Union und ihre Bundespolitiker, nicht einmal in Sachsen-Anhalt. Zumindest nicht an diesem Mittwochabend im Kornhaus in Dessau. In der Stadt stand zwar auch kürzlich der Komiker Didi Hallervorden mit Spitzenkandidat Sven Schulze auf einer Bühne, es war einer der gemeinsamen Wahlkampfauftritte der beiden, der für einiges Erstaunen weit über die Grenzen des Landes hinaus sorgte. Weil Hallervorden die Bundesregierung kritisierte, gerade auch außenpolitisch, und Kriegstreiberei beklagte wie die Aufrüstung. In Dessau sahen das mehr als 700 Menschen.

Jetzt ist aber Außenminister Johann Wadephul in die Stadt gekommen. Gleich nach der Kabinettsklausur und nachdem er ein Wochenende zuvor noch in der Ukraine verbracht und dem Land anhaltende deutsche Unterstützung zugesagt und sogar die Partner aufgefordert hatte, mehr zu liefern. Keine populäre Position in diesem Wahlkampf. Ein bisschen nervös scheint man bei den Organisatoren zu sein, was das jetzt hier wird. Aber das Kornhaus ist mit gut 120 Menschen nicht nur proppenvoll. Der Außenminister wird auch beständig beklatscht.

Wadephul steht da vor den Reihen vor allem älterer Menschen und fängt nach seinem obligatorischen „Moin“ gleich mit einer Bitte an: Jeder könne mal über das eine oder andere verärgert sein, sagt er. Aber man möge sich doch weder von ganz links oder rechts einreden lassen, dass es einfache Antworten in dieser Welt gebe. Die gebe es nicht. Und Lösungen würden in diesem Land in der Mitte formuliert.

Dann wirbt Wadephul eindringlich dafür, die Ukraine zu unterstützen – und erhält den ersten großen Applaus. Er wirbt für die EU, es folgt Applaus. Er sagt, man müsse Deutschland in der Mitte halten, Applaus. Als ihm Fragen gestellt werden, wird ihm erst einmal für seine Arbeit gedankt, für seinen Einsatz. Dann muss er weiter und endet auch mit einer Bitte: Wählen zu gehen und Schulze eine Chance zu geben. Es sei „nicht alles optimal, aber in dieser Situation ist es richtig, die politische Mitte zu unterstützen“. Da stehen einige sogar auf beim Schlussapplaus. Und erst nach Wadephuls Abgang muss sich der Bundestagsabgeordnete Sepp Müller der Kritik an der Regierung wegen der hohen Energiepreise erwehren.

Der Kanzler wird so viel Applaus in Sachsen-Anhalt kaum zu hören bekommen. Schon weil solche Veranstaltungen gar nicht mit ihm geplant sind. Nur sehr gering dosiert wird Merz in dem Land in den letzten Tagen vor der Wahl auftreten. Dass er nicht als Wählermagnet betrachtet wird, ist noch eine zurückhaltende Formulierung. Die Planung für den kommenden Montag belegt das. Merz wird am Abend in Quedlinburg erwartet, einem beschaulichen Harzstädtchen. Nach einer Gesprächsrunde mit Kandidaten für die Landtagswahl, Amts- und Mandatsträgern, bei der die Presse nicht dabei sein darf, gibt es noch einen Rundgang durch den Schlossgarten und ein Pressestatement. Da könnte Merz auch gleich in einem stillgelegten U-Bahn-Schacht Wahlkampf machen. Der Hauptverantwortliche der ungeliebten Berliner Bundesregierung wird versteckt. Am Donnerstag gibt es einen ähnlichen Termin in Leuna. Das war es dann.

Aber natürlich beschäftigt sich der Kanzler seit Wochen, ja Monaten mit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Und nicht nur er. Im Koalitionsausschuss, wo die Parteichefs von CDU, CSU und SPD zusammenkommen, wurde bereits über die positiven, aber vor allem die negativen Szenarien gesprochen. Sollte die AfD die absolute Mehrheit erringen, wird mit großer Unruhe in der CDU gerechnet. Darüber war man sich in der Runde einig.

Aber auch in der SPD dürfte es ungemütlich werden. Die Befürchtung: Manuela Schwesig, die zwei Wochen später eine Wahl bestreiten muss, könnte ihre Wahl zur Schicksalsfrage über AfD und SPD erklären. Sie würde womöglich sogar Parteivorsitzende werden wollen. Dann wäre sie Teil des Koalitionsausschusses – und würde sogar Teile des Koalitionsvertrags neu verhandeln wollen? So lautet zumindest ein dunkles Szenario, das in der Union zu hören ist. Schwesig selbst beteuert derzeit, dass sie nicht nach Berlin wolle.

Merz soll aber schon vor drei Monaten im Koalitionsausschuss der SPD hoch und heilig versprochen haben, dass es keinerlei Zusammenarbeit der CDU mit der AfD geben werde. Die SPD-Spitzenleute glauben ihm – und erinnern sich gleichzeitig an die Irrfahrt von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 in Thüringen 2020, als der FDP-Politiker Thomas Kemmerich mit Stimmen von AfD, CDU und FDP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gewählt worden ist und die CDU-Vorsitzende darüber stolperte und ihr Amt verlor. Wie das eben mit Sprengsätzen so ist: Sie detonieren manchmal unerwartet. Das schließt zumindest die SPD auch für die Wahl in Sachsen-Anhalt nicht aus.

Ein Thema, das die Wahlkämpfer im Osten besonders aufregt, ist die geplante Abschaffung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auch „Rente mit 63“ genannt. Da sind sich die Wahlkämpfer von SPD und CDU einig: Das ist ein Klotz am eh schon schweren Wahlkampfbein. Nach Schwesig waren es ausgerechnet die drei ostdeut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der CDU, die zusammen im Sommer von einem Ende der „Rente mit 63“ abrückten. Formal hab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bei der Rentenreform zwar nicht mitzureden, weil das Gesetz nicht die Zustimmung des Bundesrats brauchen wird. Aber ohne Zweifel geb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dem Teil der Deutschen, die solch schmerzende Reformen ablehnen, eine Stimme.

In der SPD fürchtet man sich sogar vor einem neuerlichen Trauma, ähnlich dem der Hartz-Reformen. Gleichzeitig wissen auch die SPD-Spitzenleute, dass das Land eine Rentenreform braucht, ein Rentensystem, das über mehrere Jahrzehnte trage, wie Miersch am Donnerstag vor Beginn der Fraktionsklausur in Münster sagt. Bei dem Thema kann man dem SPD-Fraktionschef beim Slalomfahren zusehen: Er versucht links und rechts vorbeizukommen an den Vorstellungen der Union auf der einen und der Kritik seiner eigenen Partei auf der anderen Seite.

iersch muss sich bemühen, die Kritiker in der Rentendebatte in Schach zu halten – schon weil einige der schärfsten

von ihnen in der SPD eigentlich etwas anderes im Sinn haben: das Ende der Koalition. Sie sind die vielen Kompromisse mit der Union leid. Doch an einem Ende der Koalition hat die SPD-Spitze keinerlei Interesse. Neuwahlen bei zwölf Prozent in den bundesweiten Umfragen? Bitte nicht.

Sobald 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ihren Entwurf für ein Rentengesetz vorgelegt hat, werden die Fraktionen, die Fachpolitiker und Ausschussmitglieder der Koalition, diejenigen sein, die diesen Entwurf so bearbeiten müssen, dass er die erforderliche Zustimmung erhält. Der Geburtsfehler des Rentengesetzes im vorigen Jahr, das vielen, vor allem jungen christdemokratischen Abgeordneten zu teuer ist, lag darin, dass das Kabinett rasch einen Beschluss gefasst hatte, ohne dass die Mehrheit in der Unionsfraktion stand. Nur mit einem Machtwort konnte Merz eine Zustimmung zum Jahresende erreichen.

Die jetzige Reform soll auch die Kritiker der vorigen besänftigen. Einer der ganz wichtigen Punkte ist dabei die Abschaffung der Rente mit 63. In Münster ist zu erkennen, dass damit das viel beschworene Prinzip, man müsse dem anderen auch etwas gönnen können, und die vertrauensvolle Zusammenarbeit in neuer Zusammensetzung auf die erste große Probe gestellt werden wird. Thorsten Frei muss für seine Unionsfraktion so viel wie möglich von der Abschaffung retten, Miersch muss daran denken, dass viele Genossen durchaus für die Beibehaltung der alten Regelung sind.

Beide haben es in ihren Parteien mit krit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zu tun, und sie müssen sich schließlich als selbstbewusste Parlamentarier zeigen, die einem Gesetz noch mal einen eigenen Stempel aufdrücken. In Neuhardenberg hat Merz klargemacht, dass die Anreize zur Frühverrentung beendet sind. Härtefälle wolle man berücksichtigen.

Nach der Sommerpause muss aber nicht nur die Rentenreform durch den Bundestag, sondern auch der Haushalt für 2027 und die Einkommensteuerreform. Beides in der Verantwortung von Klingbeils Finanzministerium und beides mit großem Verärgerungspotential in der Union. Den Haushaltsentwurf hat das Kabinett noch vor der Sommerpause verabschiedet, er sieht allein im Kernhaushalt eine neue Verschuldung von fast 120 Milliarden Euro vor. Nach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steht die erste Sitzungswoche im Bundestag nach der Sommerpause an – es ist der Auftakt der Haushaltsberatungen.

Die Einkommensteuerreform hatte die Koalition noch vor der Sommerpause als großen Durchbruch darzustellen versucht. Allerdings fiel vor allem in der Union schnell auf, dass trotz aller Zugeständnisse die Entlastungen sich in Grenzen hielten, zehn Milliarden Euro sollen es werden. Diese Größenordnung lässt sich auch aus einem Gesetzesentwurf aus dem Finanzministerium ableiten. Jedoch sorgten andere Details darin gleich wieder für Kritik aus der Union. Vor allem die Absenkung des Steuerfreibetrags für Vereine. Allerdings hatte das Kanzleramt diesem Vorschlag offenbar zugestimmt, zumindest geht das aus kurz darauf durchgestochenen E-Mails an das Finanzministerium hervor. Eine peinliche Posse zwischen den Koalitionspartnern mitten in Wahlkampfzeiten. Klingbeil ließ die Passage aus dem Entwurf streichen.

Dunkler Herbst? Merz und Klingbeil auf Schloss Neuhardenberg am Mittwoch Foto Omer Messinger

All diese Themen sind inhaltlich ziemlich explosiv – und lassen sich nur entschärfen, wenn sich die handelnden Personen vertrauen. Das ist keine Interpretation, sondern genau so sagt es SPD-Fraktionschef Miersch. Da steht er zu Beginn der Klausur in Münster neben Frei, dem neuen Chef der Unionsfraktion. Auf Miersch und Frei wird es bei Rente, Haushalt und Co. jetzt vor allem ankommen. Und was macht Miersch beim ersten gemeinsamen Auftritt der beiden? Er redet ungefragt so intensiv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von Vertrauen, dass sich die Frage aufdrängt: Vertrauen sich die beiden etwa nicht?

Die Frage ist berechtigt. Denn als Frei noch Kanzleramtschef war, war es die SPD, die hinter vorgehaltener Hand schlecht über ihn sprach. Ihm vorwarf, die Beratungen des Koalitionsausschusses schlecht vorzubereiten. Von diesem Gerede bekam Frei natürlich etwas mit.

Und dann spricht Miersch am Donnerstag in Münster auch noch ausgesprochen freundlich, fast liebevoll über Freis Vorgänger, Jens Spahn. Man habe in Würzburg, wo vor einem Jahr die Klausurtagung der Fraktionen stattfand, zusammengefunden, sagt Miersch. Da drängt sich schon wieder die Frage auf: Werden denn auch Miersch und Frei zusammenfinden? Es dauert lange, bis Miersch in seinem Vertrauensmonolog am Donnerstag zu einer Antwort kommt: „Lieber Thorsten, ja, du hast dieses Vertrauen.“

Frei sagt, man habe in der Vergangenheit gesehen, „wie wichtig es ist, auf der Basis von persönlichem Vertrauen auch zu gemeinsamen Lösungen zu kommen“.

Nach den Personalrochaden in Regierung und Fraktion aufseiten der Kanzlerpartei müssen sich jetzt aber nicht nur die Fraktionsspitzen aufeinander neu einstellen. Zwar hatte man im Kanzleramt länger schon erwogen, zumindest im Kabinett nachzujustieren. Durch Spahns Leihmutter-Manöver musste der Umbau aber umfänglicher werden – und schnell gehen. Unmut in den eigenen Reihen inklusive.

Dass Thorsten Frei die erste Gelegenheit nutzen würde, an die Fraktionsspitze zu wechseln, konnte niemanden überraschen, der ihn als Parlamentarischen Geschäftsführer erlebt und seine Freude an der Fraktionsarbeit beobachtet hatte. Frei macht auch keinen Hehl aus der Freude über die neue Funktion.

Der Wechsel von Nina Warken, die gerade noch als Ministerin für die Krankenkassenreform gefeiert wurde, ins Kanzleramt gehört eher in die Kategorie Überraschung. Aber wer sich im Ringen mit den Akteuren in der Gesundheitspolitik durchsetzt, dem scheint Merz auch die hochkomplizierte Koordinierungsaufgabe einer Kanzleramtschefin zuzutrauen.

Dass Carsten Linnemann gerne CDU-Generalsekretär war, ist so wenig eine Überraschung wie Freis Wunsch, Fraktionsvorsitzender zu werden. Doch nachdem er Merz schon einmal, gleich nach der Wahl, für einen Kabinetsposten abgesagt hatte, war ihm klar, dass er nun springen musste, auch wenn Gesundheitsminister nicht auf seiner Wunschliste stand.

Dass Merz im Aufräumrausch Verkehrsminister Schnieder auch noch entsorgt hat, ohne eine stabile Nachfolgeregelung vorweisen zu können, führte nicht nur zu der Überraschung, dass der bisherige Parlamentarische Geschäftsführer Steffen Bilger Bundesverkehrsminister wurde – oder werden musste. Vielmehr ist damit an der Spitze der Unionsfraktion nicht nur die Nummer eins, sondern auch noch die Nummer zwei ausgetauscht worden.

Die in Münster von Sozialdemokrat Miersch beschworene Vertrauensbildung ist damit zu einer noch umfassenderen Aufgabe geworden, zumal Bilgers Nachfolgerin Catarina dos Santos-Wintz erst in der Fraktionssitzung im September gewählt werden kann, in Münster also als designierte Erste Parlamentarische Geschäftsführerin unterwegs war.

Doch all das sind letztlich keine ganz ungewöhnlichen Herausforderungen für eine Koalition nach gut einem Jahr des gemeinsamen Regierens. Existenzieller ist die Frage, welche Auswirkungen die Landtagswahlen im September in Sachsen-Anhalt, Berlin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auf die Koalitionäre haben. Je nachdem, wie stark die AfD abschneidet und wie tief CDU und SPD fallen, kann eine Dynamik entstehen, die sich kaum vorhersagen lässt und die sich noch mehr den Planungen des Kanzlers entziehen als die Personalwechsel des Sommers.

Doch selbst wenn die Kritik an den Leistungen des Kanzlers oder der SPD-Vorsitzenden Bärbel Bas und Lars Klingbeil noch zunehmen sollte, sorgt schon das Grundgesetz dafür, dass es nicht gleich zum ganz großen Knall kommt. Nina Warken antwortet kurz vor der Klausur in Münster auf die Frage, was nach den drei Landtagswahlen geschehen werde, jedenfalls einigermaßen entspannt. Dann werde Friedrich Merz weiterhin Bundeskanzler bleiben, sagt sie.

Höcke im Kirmes-Karussell

Wieder verliert der AfD-Vorsitzende in Thüringen sein Misstrauensvotum. Doch diesmal geht es um etwas ganz anderes.

Von Markus Wehner, Erfurt

M ario Voigt wird an diesem Vormittag im Thüringer Landtag ungewohnt emotional. Der Thüringer Ministerprä-

Nach zehn Minuten kommt er auf den Punkt, der entscheidend dafür ist, ein Misstrauensvotum abermals zu diesem Zeitpunkt ins Feld zu führen: die Wahl in Sachsen-Anhalt am kommenden Sonntag. Höcke wendet sich an die 15 Abgeordneten vom 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 (BSW). „Wenn Sie Voigt unterstützen, werden Sie den Einzug in den Landtag von Sachsen-Anhalt nicht schaffen“, prophezeit er. „Sie haben die Wahl: Requiem oder Renaissance.“

Höcke klingt wie Sahra Wagenknecht, die das Thüringer BSW für alle Niederlagen der Partei verantwortlich macht. Er hatte Wagenknecht unlängst als Kandidatin für das Amt der Thüringer Ministerpräsidentin vorgeschlagen, was die BSW-Gründerin sogleich als vergiftetes Geschenk ablehnte. Denn sie weiß, dass sie nur geringe Unterstützung in der Thüringer BSW-Fraktion hat. Doch selbst die beiden Wagenknecht-Anhänger, die Voigt nicht mehr stützen wollen, hatten zuvor versichert, dass sie Höcke weder wählen noch sich der Stimme enthalten würden.

Die schärfste Rede gegen Höcke hält Sigrid Hupach, die Fraktionschefin des BSW. „Sie können uns noch so viele Briefe schreiben, wir werden Sie nicht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wählen“, beginnt sie ihre Rede. Höcke mache die staatlichen Institutionen verächtlich, er wolle nur zerstören und zersetzen, Menschen verunsichern und sie benutzen. „Ihnen geht es nur um Ihre Interessen und die ihrer Kumpanen aus der völkischen Parallelwelt“, sagt Hupach, die von 2013 bis 2017 für die Linke im Bundestag saß. Zudem betreibe die AfD eine neoliberale Wirtschaftspolitik, sei eine Partei, die die Reichen unterstütze. Hupach schließt: „Die BSW-Fraktion wird Sie einstimmig nicht zum MP wählen.“

Ein besonderes Bild für das Vorgehen Höckes hat sich CDU-Fraktionschef Andreas Bühl ausgedacht: Höcke als Veranstalter einer politischen Kirmes. Wie auf einem Kirmes-Karussell bewege sich der AfD-Chef, die Musik werde schriller, das Karussell drehe sich schneller, „nur Ihrem Ziel kommen Sie nicht näher“, sagt Bühl zu Höcke. Das Amt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wolle er wie ein Rubbellos vergeben, mal an Wagenknecht, dann an einen namenlosen Experten, und weil er nur Absagen bekomme, dann doch wieder an sich selbst. Höcke sei nur noch „eine Schießbudenfigur in seinem eigenen Zirkus“. Wenn er so weitermache, dann könne er nur noch zum Kirmes-Clown werden, sagt Bühl, der daran erinnert, dass Höcke, der Voigt als „unehrenhaft“ bezeichnet hatte, zweimal wegen der Verwendung einer verbotenen SA-Parole verurteilt worden ist.

Vom Budenzauber der AfD spricht der SPD-Mann Lutz Liebscher. Er wirft Höcke vor, das Instrument des konstruktiven Misstrauensvotums zu missbrauchen, das sicherstellen soll, dass ein Regierungschef nur abgewählt werden kann, wenn ein neuer gewählt wird. „Ihr Misstrauen ist destruktiv, es hat nur das Ziel, Chaos zu stiften“, sagt Liebscher. Christian Schaft von den Linken beklagt das „politische Schmierentheater“ der AfD; für einen Faschisten dürfe es keine Stimme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geben. Höcke selbst ergreift nicht mehr das Wort. Das Karussell in Erfurt wird sich weiterdrehen.

sident von der CDU ruft dem AfD-Landeschef Björn Höcke vom Rednerpult zu: „Sie werden mich nicht kleinmachen.“ Und: „Ihr Dreck wird unsere Demokratie nicht kaputtmachen.“ Höcke setze darauf, ihn so lange zu beleidigen, bis er aus der Haut fahre. Doch auch das werde dem AfD-Mann nicht gelingen.

Voigt redet am Ende einer gut einstündigen Sitzung, in dem die AfD wie schon im Februar ein 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 auf die Tagesordnung gesetzt hatte. Wie damals heißt der Gegenkandidat Höcke. Und am Ende bekommt er sogar das gleiche Ergebnis: 33 Stimmen für den Antrag, eine mehr, als die AfD Abgeordnete hat. 45 Stimmen hätte Höcke gebraucht, um Ministerpräsident zu werden. 87 von 88 Abgeordneten sind anwesend, zwei Stimmen ungültig. Nur die Zahl der Enthaltungen ist im Vergleich zum Februar gestiegen: von einer auf drei. Ein Erfolg für Höcke ist das kaum.

Als erster Redner des Tages war Höcke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frontal angegangen. Er redet zunächst über dessen Doktorgrad, den ihm die TU Chemnitz entzogen hat. Das ist wie schon im Februar der Grund, auf den die AfD ihr Misstrauensvotum stützt. Voigt sei ein „Dieb geistigen Eigentums, ein Plagiator, ein Betrüger“, sagt Höcke. Er erinnert an die Reden und Gastbeiträge, die Voigt mit KI schreiben ließ, und an das Gutachten des Plagiatsjägers Stefan Weber, das mehr als 100 neue tatsächliche oder vermeintliche Fehler in der Doktorarbeit auflistet. Das Gutachten, im Mai von Weber und Höcke im Landtag vorgestellt, wurde von der AfD finanziert. Was er als Ministerpräsident in Thüringen anders machen würde, das sagt Höcke in seiner Rede nicht.

Frontalangriff: Björn Höcke nach seiner Rede im Thüringer Landtag am Freitag vor Katja Wolf und Mario Voigt Foto Reuters

Ermittlungen gegen AfD-Politiker

Wirkt die verbotene „Artgemeinschaft“ weiter?

HANNOVER. Die Staatsanwaltschaft in Halle ermittelt gegen insgesamt 15 Personen wegen des Verdachts, die seit 2023 verbotene, völkisch-rassistische „Artgemeinschaft – Germanische Glaubens-Gemeinschaft“ fortgeführt zu haben. Am Donnerstag wurden deshalb 15 Objekte in den fünf Bundesländern Sachsen-Anhalt, Berlin, Brandenburg, Niedersachen und Nordrhein-Westfalen durchsucht. Unter den Verdächtigen befinden sich auch die AfD-Politiker Simon Lansmann und Sebastian Koch, die beide bei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am 6. September für die AfD antreten. Beide Politiker weisen die Vorwürfe zurück und distanzieren sich von der Artgemeinschaft.

Ausgangspunkt der Ermittlungen war eine private Sonnenwendfeier der „Artgemeinschaft“, die im Juni 2026 in Gardelegen auf dem Anwesen des AfD-Politikers Simon Lansmann stattfand. Dort trafen sich nach Informationen der F.A.Z. 40 Personen und 15 Kinder, auch Lansmanns Parteifreund Sebastian Koch war dort. Die Polizeibehörden hatten das Treffen damals vor Ort im Blick und führten An- und Abfahrtskontrollen durch, erhielten aber keinen Durchsuchungsbeschluss für das Gelände.

Die Ermittler gingen seither aber weiter dem Verdacht nach, dass mit der

Sonnenwendfeier die Tätigkeit der verbotenen „Artgemeinschaft“ fortgesetzt worden ist. Die „Artgemeinschaft“ präsentiert sich als esoterisch-religiöse Vereinigung für germanischen Götterglauben. Das Verbot im Jahr 2023 gründete auf dem Befund, dass die „Artgemeinschaft“ zutiefst rassistisch und antisemitisch ist. Der Verfassungsschutz sieht in ihr zudem eine wichtige Schnittstelle zur deutschen Neonaziszene. Eine Klage der „Artgemeinschaft“ gegen ihr Verbot wurde erst im April dieses Jahres vom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 zurückgewiesen.

Bei den Durchsuchungen wurden nach Angabe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Halle zahlreiche Datenträger und Dokumente sichergestellt. Die Behörde macht keine Angaben zu deren Inhalt. Nach F.A.Z.-Informationen sollen die beschlagnahmten Gegenstände geeignet sein, den Tatvorwurf zu erhärten. Auch Waffen wurden sichergestell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ermittelt wegen des Verstoßes gegen das Waffengesetz. Ob sich dieser Vorwurf bestätigt, sei Gegenstand der Ermittlungen. Aus Behördenkreisen verlautet jedoch, dass die Waffen legal seien. Es handele sich um Sportwaffen, deren Trägern nun aber ein Entzug der Erlaubnis drohen könnte. bin.

Grüne fordern neue Bäume

Banaszak wirft Bundesregierung „Bräsigkeit“ vor

Die Grünen fordern die Bundesregierung auf, Maßnahmen zum Schutz vor Hitzewellen zu treffen. „Die Klimakrise erreicht uns in Form von langanhaltenden Hitzewellen, Dürren sowie Waldbänden und greift mit voller Wucht in unseren Alltag ein“, heißt es in einem Beschluss des Parteivorstands, der sich am Donnerstag und Freitag in Berlin zu einer Klausur getroffen hatte. Konkret setzt sich die Oppositionspartei für ein neues Baumgesetz ein: Bei jeder Baustelle – „ganz egal ob bei einer neuen Wasserleitung, einer neuen Straßendecke, ob ein neues Straßenbahngleis gebaut wird oder bei der Sanierung eines Gehwegpflasters“ – müsse künftig geprüft werden, ob neue Bäume mit eingesetzt werden könnten.

Der Parteivorsitzende Felix Banaszak sagte am Freitag, insgesamt sollten eine Million neue Bäume gepflanzt werden. Außerdem fordern die Grünen ein neues Förderprogramm für Wohngebäude „mit besonders hoher Hitzebelastung und schlechtem energetischen Zustand“. Finanziert werden solle es aus dem Klima- und Transformationsfonds des Bundes. Ziel sei es, Dämmung und Verschattung zu fördern, aber auch „besonders energieeffiziente Klimaanlagen, die wir mit Solarstrom kombinieren“.

Für den Hitzeschutz von Krankenhäusern, Pflege- und Bildungseinrichtungen plädiert die Partei für ein „Sofortprogramm aus dem Bundeshaushalt“. Zudem soll es in allen Kommunen dem Beschluss gemäß künftig einen Hitzestab geben. Wie in der Seine in Paris solle es künftig auch möglich sein, in der Berliner Spree zu baden – auch andernorts solle in neue, frei zugängliche Badestellen investiert werden. Banaszak kritisierte, er habe eigentlich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solche konkreten Vorschläge zum Hitzeschutz erwartet. Aber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und seine Koalition hätten „keinen Plan“.

Nach der jüngsten Kabinettsklausur hatte Merz erklärt, dass die Regierung zwar über die Hitze und Dürre gesprochen habe; Beschlüsse sollten aber erst im Herbst getroffen werden. Die Grünen kritisierten, „in ganz Europa“ werde mit Sofortprogrammen reagiert, in Deutschland aber regierten „Bräsigkeit, Realitätsverweigerung und Ignoranz“. Die Grünen-Vorsitzende Franziska Brantner sagte am Freitag, jedes Zehntelgrad an künftiger Erderwärmung, das vermieden werden könne, spare Kosten in der Wirtschaft und bei der Klimaanpassung. Sie rief die Regierung dazu auf, mehr zu tun, damit das Land Technologieführerschaft für grüne Produkte erlange. lufu.

Menschen jagen Migranten in Ceuta

Einheimische zerstören ein Notlager – und Marokkaner attackieren eine Armeepatrouille

MADRID. In Ceuta eskalieren die Spannungen zwischen der einheimischen Bevölkerung und marokkanischen Migranten. Immer häufiger arten sie in gewaltsame Konfrontationen aus. Die etwa 9000 Sicherheitskräfte geraten dabei zunehmend zwischen die Fronten. Sie müssen nun auch Migranten vor wütenden Einwohnern schützen. Bei Demonstrationen, die immer mehr Zulauf finden, wird mit Slogans wie „Das Volk hilft dem Volk“ dazu aufgerufen, Ceuta zu verteidigen. Für diesen Samstag ist in Spanien zu einer „Solidaritäts-Armada“ mit 60 Schiffen nach Ceuta aufgerufen.

Am Donnerstagabend blockierten Demonstranten die Durchfahrt von Lastwagen des Roten Kreuzes, die Nahrungsmittel an den Trampolín-Strand bringen sollten. Dort haben Hunderte Marokkaner ein Notlager aufgeschlagen. Sie riefen „Das Rote Kreuz ist eine Mafia“ und „Raus mit den Eindringlingen“. Trotz eines großen Polizeiaufgebots gelang es einigen Demonstranten, am Strand die improvisierten Hütten und Habseligkeiten der Migranten in Brand zu setzen.

Humanitäre Helfer beobachten besorgt, wie die Stimmung von Tag zu Tag aggressiver wird. „Vermummte Menschen rennen mit Baseballschlägern durch die Straßen. Hunderte versuchen, die Migranten anzugreifen. Sie zerstören ihre Zelte und ihr Hab und Gut“, berichtet die lokale Menschenrechtsorganisation Elin. Im Internet kursieren Aufrufe, Bürgerwehren zu gründen.

Der deutsche Arzt Leon van Bömmel von der Hilfsorganisation Mission Lifeline sah, wie junge Spanier verletzte Migranten durch die Straßen jagten. Am Rand der Demonstration am Mittwochabend im Stadtzentrum seien einige der mehr als 2000 Demonstranten auf einen Marokkaner mit Krücken losgegangen, berichtete er der F.A.Z. aus Ceuta. Die Menschenmenge habe zudem die Leiterin der spanischen NGO „Médicos del Mundo“ als „Verräterin“ beschimpft.

Marokkaner erzählten dem Arzt, Spanier hätten sie in ihren Nachtlagern mit Pistolen und Macheten bedroht.

Die gesundheitliche Versorgung sei nicht gewährleistet. „Wir sehen sehr viele Verletzungen, Infektionen, Knochenbrüche und chronische Erkrankungen, die seit Wochen unbehandelt bleiben“, sagte Leon van Bömmel.

Der Krisenkoordinator für Ceuta, Territorialminister Angel Victor Torres, rief zu Gewaltlosigkeit auf. Freiwillige Helfer des Roten Kreuzes, die Nahrungsmittel verteilten, dürften ebenso wenig bedroht werden wie Journalisten, sagte Torres in Anspielung auf entsprechende Vorfälle.

Neue Besorgnis rufen auch gewaltsame Übergriffe von Migranten auf spanische Sicherheitskräfte hervor. Am frühen Donnerstagmorgen geriet eine Militärpatrouille offenbar in einen vorbereiteten Hinterhalt im Stadtteil Benzú. Mehrere Dutzend Männer – laut Medienberichten Marokkaner – umringten in der Nähe des Strandes ein nicht gepanzertes Militärfahrzeug und bewarfen es mit großen Steinen. Die vier unbewaffneten Soldaten mussten fliehen, einer wurde verletzt, wie der Generalstab mitteilte. Die Polizei nahm später zwölf mutmaßliche Angreifer fest.

Die Zeitung „ABC“ berichtete in diesem Zusammenhang unter Berufung auf Polizeiquellen von dem Verdacht, wonach aus Marokko radikale Personen nach Ceuta gekommen seien, die zu Unruhen aufstachelten. In sozialen Medien kursieren angeblich Aufrufe, die spanischen „Besatzer“ endgültig aus der Stadt zu vertreiben, die Marokko für sich beansprucht.

Die spanische Generalstaatsanwältin Teresa Peramato bezeichnete bei einem Besuch in Ceuta die Lage als „dramatisch“ und verwies auf die 16 sexuellen Übergriffe seit Ende Juli. Die meisten Opfer seien minderjährige Migrantinnen. Auch die Zahl der Raubüberfälle und der Angriffe auf Sicherheitskräfte habe zugenommen. Innenminister Fernando Grande-Marlaska warf am Freitag den rechten Oppositionsparteien PP und Vox vor, in Ceuta „Hass zu schüren“. Nach seinen Angaben halten PP und Vox sprechen von bis zu 20.000. hcr.

Rechtsextreme auf Probe stellen

Vertreter von Melonis Regierung will Koalition mit FN

ROM. Erstmals hat ein ranghoher Vertreter der führenden Regierungspartei Brüder Italiens ein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rechtsextremen Partei Nationale Zukunft (FN) des pensionierten Heeresgenerals Roberto Vannacci ins Gespräch gebracht. Bei einer Veranstaltung der Jugendorganisation der Brüder Italiens auf Ischia stellte der stellvertretende Außenminister Edmondo Cirielli am Donnerstag eine Koalition mit der FN nach den Parlamentswahlen 2027 in Aussicht. Cirielli strich Übereinstimmungen etwa in den Bereichen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und Migration mit der FN heraus. Da die FN in jüngsten Umfragen sieben Prozent Zustimmung erreiche, „können wir weder gegen deren Wähler noch gegen deren führende Vertreter Front machen“, sagte Cirielli. Stattdessen solle man die FN „auf die Probe stellen und ihnen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übertragen“, forderte der Vize-Außenminister: „Wenn sie mit uns regieren wollen, sehe ich keinen Grund, sie auszuschließen.“

Partei- und Regierungschefin Giorgia Meloni schließt bisher eine Koalition mit der FN nach den Wahlen von 2027 aus. Melonis Brüder Italiens regieren seit Oktober 2022 in einer stabilen Koalition mit der rechtsnationalen Lega von Verkehrsminister Matteo Salvini und der christdemokratischen Forza Italia unter Führung von Außenminister Antonio Tajani. Meloni wirft Vannacci und dessen Partei vor, im Parlament gemeinsame Sache mit der linken Opposition zu machen. Acht Abgeordnete von Melonis Koalitionspartnern sind zur FN übergelaufen, aus ihrer eigenen Partei gab es noch keine Überläufer. Meloni will ihr Regierungs- bündnis mit der Lega und Forza Italia im kommenden Jahr fortsetzen. Aus der Zentrale der Brüder Italiens in Rom hieß es, Cirielli habe bei dem Treffen mit dem Parteinachwuchs seine „private Meinung“ vertreten. „Ein Bündnis mit Vannacci steht nicht auf der Tagesordnung und wurde innerhalb der Partei nie diskutiert“, sagte ein Parteisprecher.

In Umfragen liegt die erst im Februar gegründete Nationale Zukunft derzeit gleichauf mit Forza Italia und einen Prozentpunkt vor der Lega. Vannacci hat als Ziel für die Wahlen 2027 ein zweistelliges Ergebnis ausgegeben. Rund 53 Prozent der Wähler der Brüder Italiens sprechen sich für eine Aufnahme der FN in die Mitte-rechts-Koalition aus, bei den Anhängern von Lega und Forza Italia sind es jeweils nur 26 Prozent. Unter den Anhängern der FN wünschen sich 61 Prozent einen Eintritt der Partei in eine zweite Koalition unter Führung Melonis. Die linken Oppositionsparteien werfen den rechten Koalitionsparteien vor, sie würden aus Sorge vor einem Verlust der Regierungsmehrheit Vannacci und der FN „verzweifelt hinterherhecheln“.

Nach jüngsten Umfragen kommen die drei Koalitionspartner auf 42 Prozent Zustimmung. Nur gemeinsam mit Vannaccis FN würden sie bei Wahlen mit 49 Prozent der Stimmen die absolute Mehrheit der Mandate in beiden Parlamentskammern erreichen. Im Europaparlament ist Vannacci Mitglied der Fraktion „Europa der Souveränen Nationen“, zu der auch die AfD gehört. rü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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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üsst aus dem Tal ich scheiden, wo alles Lust und Klang; das wär mein herbstes Leiden, mein letzter Gang. Dich, mein stilles Tal, grüß ich tausendmal! Das wär mein herbstes Leiden, mein letzter Gang.

Dr. Hermann Lenke

* 2. März 1938 † 22. August 2026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Hildegard Lenke

Michael und Anke mit Luis und Rosa

Ira und Uli mit Paul, Emma, Carl, David und Lena

Richard und Sanna mit Martha und Dorian

Philipp und Dorle mit Karl, Nick, Ronja und Fannie

Traueranschrift: Hildegard Lenke c/o Bestattungshaus Schieffer oHG, Rosenhügel 23, 50259 Pulheim-Brauweiler

Die Beerdigung hat auf dem Friedhof in Pulheim-Stommeln stattgefunden.

Martin Krolzig Pfarrer

*10.01.1941 †17.08.2026

Und, wenn du uns genommen, Laß uns in den Himmel kommen, Du unser HERR und unser GOTT! Matthias Claudius

Deine Brig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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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ueranschr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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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Samstag, 05.09.2026 um 10:30 Uhr in der Petruskirche Unterrath, Am Röttchen 10, in 40468 Düsseldorf-Unterrath statt. Die Beisetzung findet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statt.

Das, was ich für euch war, bin ich immer noch. Sprecht mit mir, wie ihr es immer getan habt. Ich bin nicht weit weg, nur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Weges. Henry Scott Holland

In tiefer Trauer und liebevollem Gedenken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unserem Vater, Bruder und Opa

Dr. Manfred Karhoff * 15.03.1948 † 10.08.2026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Dr. Dorothee Gebhart und Jonas Gebhart mit Juri und Maja

Dr. Daniel-Christian Karhoff und Daniela Finkmann

mit Paul und Nora

Eva-Maria Peters, geb. Karhoff

Dr. Heinz-Ludwig Karhoff und Familie

Niederhadamar, den 29. August 2026 Traueranschrift: Bestattungen Vogel, c/o Trauerhaus Karhoff, Neugasse 16, 65589 Hadamar

Die Trauerf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Urnenbeisetzung findet am Montag, 7. September 2026 um 13.00 Uhr auf dem Friedhof Niederhadamar statt. www.erinnerung-hadamar.de

Klaus-Michael Kühne

* 2. Juni 1937 † 23. August 2026

Tief bewegt geben wir Kenntnis vom Tod von Klaus-Michael Kühne, dem Eigner der Kühne Holding AG, Ehrenpräsidenten der Kühne+Nagel International AG und Stifter der Kühne-Stiftung. Er verstarb am 23. August 2026 in Schindellegi, Schweiz, im Alter von 89 Jahren. Unsere Gedanken sind bei seiner Ehefrau Christine Kühne.

Klaus-Michael Kühne war eine einzigartige Unternehmerpersönlichkeit. Er hat das von seinem Grossvater 1890 mitgegründete Speditionsunternehmen Kühne+Nagel zu einem der weltweit bedeutendsten Logistikunternehmen entwickelt hat. Im Jahre 1966 übernahm er von seinem Vater die Führung der Gesellschaft und baute in unvergleichlicher Dynamik die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s Geschäfte immer weiter aus.

Seit 2008 wurden unter dem Dach der Kühne Holding AG weitere wesentliche unternehmerische Beteiligungen aufgebaut. Daraus entstand ein breit diversifiziertes Portfolio von Unternehmen in den Bereichen Transport, Distribution und Verkehrswesen. Es war ihm ein besonderes Anliegen, langfristig Werte zu schaffen, 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und erforderliche Entwicklungen proaktiv voranzutreiben. Er widmete sein ganzes Leben dieser globalen Aufgabe und verstand sich als tief in Europa verwurzelter Unternehmer.

Gleichzeitig führte er über Dekaden hinweg als Präsident des Stiftungsrats die international engagierte Kühne-Stiftung.

Unser Anspruch ist es, sein Lebenswerk zu bewahren und erfolgreich weiterzuentwickeln.

Kühne Holding AG Kühne+Nagel International AG Kühne-Stiftung

Das Wort vergeht, der Klang besteht. Aus Richard Strauss' Oper „Capriccio“

In Dankbarkeit und Trauer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unserem Stifter und Mäzen

FESTSPIELHAUS BADEN-BADEN

2.6.1937 - 23.8.2026

Der bedeutende deutsche Unternehmer war dem Festspielhaus Baden-Baden ein wichtiger Ratgeber. Er bleibt unvergessen, sein Engagement für Musik und Kultur wirkt weit in die Zukunft.

PROF. DR. ERNST-MORITZ LIPP

RICHARD KRIEGBAUM

Vorsitzender des Vorstands

BENEDIKT STAMPA

Kulturstiftung Festspielhaus Baden-Baden

Vorsitzender des Stiftungsrats

Kulturstiftung Festspielhaus

Baden-Baden

Intendant

Festspielhaus

Baden-Baden

In tiefer Anteilnahme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Klaus-Michael Kühne

2. Juni 1937 — 23. August 2026

Wir trauern um einen Freund der Lufthansa Group, einen langjährigen Partner unserer Luftfracht, einen leidenschaftlichen Vielflieger, unseren größten Einzelaktionär und eine herausragende Unternehmerpersönlichkeit.

Seine enge Verbundenheit zur Lufthansa Group und seinen Einsatz für unser Unternehmen werden wir nie vergessen.

Lufthansa Group

Aufsichtsrat, Vorstand und Mitarbeitende

LUFTHANSA GROUP

Wir trauern um unseren Gründungspartner und Kollegen

Christoph Weitkamp

Mit seiner menschlichen und zugewandten Art und seinem wunderbaren Humor hat er die Kanzlei Weitkamp Hirsch & Kollegen und unseren Verbund nachhaltig geprägt. Bis zuletzt ist er seinen Weg mit beeindruckender Stärke und großem Lebensmut gegangen.

Unser tiefes Mitgefühl gilt seiner Familie sowie den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der Kanzlei.

Wir werden ihn sehr vermissen.

•afileon

Sie holt sich die Bühne zurück

Marine Le Pen beansprucht mit ihrer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ur wieder die Führungsrolle im RN. Für Jordan Bardella, einst ihr Kronprinz, bleibt nur die zweite Reihe.

Von Michaela Wiegel, Paris

Erste Debatte: Die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en Bruno Retailleau, Raphaël Glucksmann, Marine Le Pen, Édouard Philippe, Jean-Luc Mélenchon, Marine Tondelier und Gabriel Attal (v.l.n.r.) Foto Bloomberg

Während ihres Sommer-urlaubs in der Bretagne hat Marine Le Pen gepaukt. So wirkt es zumindest, als sie

vor dem Unternehmerverband MEDEF am Donnerstagabend ihr Wirtschaftsprogramm vorstellt. Es ist die erste Präsidentschaftsdebatte der sieben aussichtsreichsten Kandidaten vor den Wahlen im nächsten Frühjahr. Le Pen zählt scheinbar spielend die Abkürzungen für die verschiedenen Unternehmenssteuern auf, die sie im Falle ihres Wahlsieges abschaffen will. Sie muss nicht einmal auf die Spickzettel schauen, die sie in der Hand hält.

In ihrem Werben um die Unternehmer zieht die rechtspopulistische Umfragefavoritin im Tennisstadion Roland Garros alle Register. Sie verspricht, eine Schuldenbremse in der Verfassung verankern zu wollen. Das ist eine Verneigung vor dem verurteilten Ex-Präsidenten Nicolas Sarkozy, der diese sogenannte goldene Regel schon 2011 versprach, aber nicht durchsetzen konnte. In kurzem, dunkelblauem Kleid und mit sonnengebräuntem Teint kündigt Le Pen zudem einen Sparplan in Höhe von 125 Milliarden Euro an, den sie noch vor der Haushaltsdebatte Anfang Oktober vorlegen wolle.

Mit ihrer Charmeoffensive gegenüber dem französischen „Patronat“, wie die dortige Unternehmerschaft genannt wird, verfolgt die 58 Jahre alte Politikerin ein klares Ziel. Sie will ihre Wirtschaftskompetenz vorführen, an der bislang Zweifel bestanden. Nach einem Mittagessen im Frühjahr mit den Chefs börsennotierter Unternehmen wie Total Energies oder LVMH ließen diese durchsickern, dass sie entsetzt über Le Pens mangelndes Verständnis wirtschaftlicher Zusammenhänge seien. Dem jungen Parteivorsitzenden Jordan Bardella hingegen wurde in Wirtschaftskreisen eine gewisse Anpassungsbereitschaft zugestanden. Seit Le Pen die Zügel in ihrer Partei wieder an sich gerissen hat, ist die Verunsicherung groß.

Bardella hat zwar nach Le Pens überraschendem Comeback behauptet, er bereite sich auf seine Arbeit als Regierungschef einer Präsidentin Le Pen vor. Aber bislang schimmert diese Vorbereitung in seiner öffentlichen Kommunikation nicht durch. Stattdessen hat sich der Dreißigjährige in inniger Pose mit seiner Freundin, Prinzessin Maria Carolina von Bourbon-Sizilien, im Urlaub auf Sardinien ablichten lassen. Auf Instagram führte er als seine Urlaubslektüre ein Buch über Napoleons Gedanken im Exil auf der Insel Sankt Helena an. Das wirkte wie ein Wink mit dem Zaunpfahl, dass Bardella sich ebenfalls im Exil in seiner eigenen Partei wähnt.

In dieser Wahrnehmung ist der Parteivorsitzende nicht allein. Bardellas Wirtschaftsberater François Durvye hatte just während Le Pens Auftritt vor dem Unternehmerverband der Zeitung „Le Figaro“ anvertraut, dass er sich nach nur fünf Monaten in der Partei wieder zurückziehe. Der an der Eliteschmiede École polytechnique ausgebildete Durvye sollte Brücken zwischen der Wirtschaft und der rechtspopulistischen Partei schlagen. Doch offensichtlich sah er sich mit Le Pen dazu nicht in der Lage.

Durvye gilt als Vertrauter des rechten Milliardärs Pierre-Edouard Stérin, dessen Family-Office er leitete. Stérin strebt einen Zusammenschluss der bürgerlichen Rechten mit den Rechtspopulisten des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an und glaubte, in Bardella den geeigneten Frontmann für dieses Unterfangen gefunden zu haben. Vergangenes Jahr war Bardella beim MEDEF noch überaus herzlich empfangen worden. Dieses Mal fehlte er. Le Pen sah es nicht als notwendig an, ihren Regierungschef in spe an den Debatten mit dem Unternehmerverband teilhaben zu lassen.

Tatsächlich konnte Le Pen in Roland Garros nicht punkten, als sie ihren Sparplan beschrieb. Sie will zurück zur Rente mit 60 Jahren für langjährig Versicherte und zur Regelrente mit 62 Jahren. Einsparungen sollen „bei der Einwanderung, bei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d bei zahlreichen undurchsichtigen Institutionen“ gemacht werden, wie sie sagte. Ihre Ankündigung, den französischen EU-Beitrag einseitig kürzen zu wollen, stieß bei den anderen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en auf heftige Kritik.

Der Mitte-rechts-Kandidat Édouard Philippe hielt Le Pen vor, es auf einen Konflikt mit der EU ankommen zu lassen, der die französischen Unternehmen schwächen dürfte. Unverhofft sprang der Linkspopulist Jean-Luc Mélenchon Le Pen zur Seite. „Hören Sie doch auf, sie zu karikieren! Marine Le Pen hat nicht gesagt, dass sie aus Europa austreten will, sie will nur nicht die Mehrkosten für die EU zahlen, und ich auch nicht“, sagte Mélenchon. Der Gründer der Linkspartei La France insoumise kündigte an, dass er „nicht gehorchen werde“, sobald EU-Regeln „gegen die Interessen Frankreichs verstoßen“.

Mit diesem Konfrontationskurs ist Le Pen ganz offensichtlich einverstanden.

Auffällig war, wie wenig sie Mélenchon angriff und stattdessen die beiden ehemaligen Premierminister Macrons, Philippe und Gabriel Attal, ins Visier nahm. Ihre sechs Konkurrenten wie auch die Moderatorin gingen pfleglich mit ihr um. Nicht ein einziges Mal wurde Le Pens Verurteilung wegen der Veruntreuung von EU-Geldern angesprochen. Dabei könnte die Politikerin dazu gezwungen sein, im nächsten Jahr Wahlkampf mit einer elektronischen Fußfessel zu bestreiten.

Le Pen beschrieb Frankreichs Lage als düster und bekundete, sie wolle eine „nationale Union“, um das Land wieder aufzurichten. Das steht im Einklang mit ihren Wahlkampfplakaten, auf denen sie in fast messianischer Geste die „Renaissance“ Frankreichs anpreist. Das Foto wurde bei einer Rede aufgenommen, die sie bei den Parlamentariertagen ihrer Partei in Beaucaire hielt. Damals glaubten die meisten, dass Bardella kandidieren würde.

Le Pens langjährige Sprecherin, die Abgeordnete Caroline Parmentier, beschreibt Le Pen als Stehauffrau, die niemals aufgibt und alle Schicksalsschläge überwindet: den Bombenanschlag auf ihr Wohnhaus als Kind, die Scheidung ihrer Eltern, den Putschversuch in der Partei ihres Vaters, den Bruch mit ihrem Vater, das verpatzte TV-Duell gegen Emmanuel Macron im Jahr 2017 und zuletzt die Verurteilung in erster Instanz. „Nach jedem Rückschlag rappelt sie sich wieder auf“, sagt Parmentier.

Wie seinerzeit ihr Vater geht Le Pen aber auch unbarmherzig vor, wenn es darum geht, sich die Macht in ihrer Partei zu sichern. Obwohl sich Bardella intensiv auf eine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ur vorbereitet hatte, verlangt sie ihm fortan ab, in die zweite Riege zurückzutreten. In der Partei haben wieder Familienmitglieder Vorrang. Als Kampagnensprecherin wurde Nolwenn Olivier bestimmt, die Nichte Le Pens. Aus Le Pens Umkreis wurde gestreut, dass Bardella aufpassen müsse, dass seine Liaison mit dem europäischen Hochadel nicht Wähler abschrecke.

Unklar ist, was Bardella in seinem für den Herbst angekündigten dritten Buch schreiben will. Ursprünglich sollte darin gut leserlich sein Präsidentschaftsprogramm vorgestellt werden. An seinen beiden vorherigen Büchern „Ce que je cherche“ (etwa: Was ich anstrebe) und „Ce que veulent les Français“ (Etwa: Was die Franzosen wollen) hat Bardella gut verdient. Wie er in seiner Vermögenserklärung Mitte August angab, haben ihm die beiden Bücher mehr als eine Million Euro Einnahmen als Autor eingebracht. Das ist wesentlich mehr als Bardellas Jahreseinkommen als EU-Abgeordneter.

Beim Parteitag des RN am 24. und 25. Oktober in Orléans will Le Pen im Mittelpunkt stehen. Auf der Einladung stehen Bardella und Le Pen zwar Seite an Seite. Doch die Veranstaltung soll weniger Bardellas Wiederwahl feiern – er ist der einzige Kandidat für den Parteivorsitz – als vielmehr Le Pen eine Bühne für ihre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ur bieten. In seinem bislang einzigen Interview seit Le Pens Kandidaturentscheidung versicherte Bardella, seine Mentorin zu unterstützen. „Heute liegt das Schicksal Frankreichs in ihren Händen. Es ist meine Aufgabe, ihr zum Sieg zu verhelfen“, sagte er der Zeitung „Le Figaro“. Er wolle ein Regierungsprogramm ausarbeiten und ein Schattenkabinett zusammenstellen, bekundete Bardella.

Doch es ist bereits klar, dass der Parteichef in wichtigen Punkten einen anderen Kurs als Le Pen verfolgt. So hegt er Zweifel daran, dass eine Rückkehr zu einem Renteneintrittsalter mit 62 Jahren angesichts der Finanzlage möglich sei. Auch kann er sich vorstellen, einen Teil der Renten über Kapitalisierung zu finanzieren. In der französischen Presse wird die Frage aufgeworfen, wie lange das Duo hält und wie aktiv sich Bardella in den Präsidentschaftswahlkampf einbringen wird.

Wichtiges in Kürze

Umfrage sieht AfD bei 40 Prozent in Sachsen-Anhalt

Kurz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sehen die Meinungsforscher der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die AfD bei 40 Prozent. Die CDU von 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kommt demnach auf 23 Prozent. Die Linke verzeichnet in der Umfrage 13 Prozent, die SPD neun Prozent und die Grünen sechs Prozent. Das BSW und die FDP kommen in der Umfrage jeweils auf drei Prozent. Wie das Institut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mitteilte, ist die Umfrage repräsentativ. Für das ZDF-Politbarometer wurden vom 25. bis zum 27. August insgesamt 1053 Wahlberechtigte befragt. In Umfragen anderer Institute kam die AfD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auf 42 bis 43 Prozent. Die Partei wird vom Verfassungsschutz in Sachsen-Anhalt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 einstuft. Die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findet am 6. September statt. Aktuell regiert ein Bündnis aus CDU, SPD und FDP. F.A.Z.

Berlin wird nach Hackerangriff erpresst

Nach dem Mitte August bekannt gewordenen Hackergriff auf das Datennetz der Verwaltung ist Berlin mit einem Erpressungsversuch konfrontiert. Berlin sei Opfer einer schweren Straftat geworden, sagte der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CDU) nach einer Sondersitzung des Senats am Freitag. „Das Land Berlin wird erpresst.“ Wegner kündigte an, der Senat werde auf die Forderungen der Erpresser nicht eingehen. Wegner machte keine Angaben dazu, in welcher Form Berlin erpresst wird. Der rbb hatte am Donnerstag berichtet, dass eine Lösegeldforderung in unbekannter Höhe beim Land Berlin eingegangen war. dpa

Trumps Pläne zur Briefwahl vorerst gestoppt

Rund zwei Monate vor den Kongresswahle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hat eine US-Bundesrichterin die Pläne von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für eine erschwerte Briefwahl vorerst gestoppt. Der Erlass des Präsidenten sei „eine wahrscheinlich verfassungswidrige Regelung, deren Einhaltung im Hinblick auf die Zwischenwahlen 2026 praktisch unmöglich ist“, schrieb die Richterin in einer einstweiligen Verfügung. Trumps Dekret zufolge soll die Briefwahl auf Menschen beschränkt werden, die auf „Staatsbürgerschaftslisten der Bundesstaaten“ stehen. Die US-Post soll Wahlunterlagen nur noch an Menschen zustellen, die auf Listen verzeichnet sind, die von den Einwanderungs- und Sozialversicherungsbehörden erstellt wurden. F.A.Z.

Staatsbegräbnis für einen Massenmörder?

Belgrad debattiert, wie Mladić begraben werden soll / Von Michael Martens, Wien

Der Tod von Ratko Mladić stellt Serbien vor heikle Fragen. Die wichtigste ist praktischer Art, aber dennoch von hoher politischer Brisanz: Wo wird Mladić begraben? Und wie –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oder mit staatlicher Beteiligung? Es ist offenkundig: Die Frage, wo einer der größten Kriegsverbrecher in Europa nach 1945 seine letzte Ruhe findet, ist ein Politikum. Doch wird das auch ein Skandal? Serbiens Justizminister Nenad Vujić sagte einem bosnisch-serbischen Fernsehsender nach dem Tode des Kriegsverbrechers: „General Mladić ist ein General, und das Protokoll ist bekannt.“ Das, was Mladić als General zustehe, werde „mit Sicherheit beachtet werden“.

Diese Äußerung war von einigen Belgrader Medien und politischen Akteuren als Ankündigung eines Staatsbegräbnisses interpretiert worden. Doch wie immer sie auch gemeint gewesen sein sollte, ist ohnehin klar, dass nur ein Mann in Belgrad entscheidet, ob sich der Staat in irgendeiner Weise an der Beerdigung beteiligt: Staatspräsident Aleksandar Vučić. Und der hielt sich zunächst zurück. Berichtet wurde nur, dass Vučić sich eine Woche vor Mladićs Tod schriftlich an das Kriegsverbrecher-tribunal gewandt hatte mit der Bitte, den offenbar schon im Sterben liegenden Häftling in ein serbisches Krankenhaus zu überstellen. Diese Bitte sei aber abgelehnt worden.

Dass Mladić in Bosnien begraben wird, wo er geboren wurde und aufwuchs, kann als ausgeschlossen gelten. Nicht nur wäre es aus politischen Gründen unmöglich, ihm in dem Land seiner größten Verbrechen ein Grabmal zu errichten. Es entspräche wohl auch nicht dem Wunsch der Familie und des Verstorbenen. Laut serbischen Medienberichten soll Mladić gewünscht haben, neben seiner Tochter begraben zu werden, die 1994 im Alter von 23 Jahren Suizid beging.

Dennoch wird es aufschlussreich sein, die Belgrader Debatten in den kommenden Tagen zu verfolgen. Wird die Belgrader Führung imstande sein, einen der übelsten Kriegsverbrecher in Europa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als solchen zu bezeichnen? Zweifel sind angebracht. In Serbien hat e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einen zumindest indirekt staatlich geförderten Kult um die Person Mladiós gegeben. Seine Verbrechen wurden geleugnet, verharmlost oder gar gepriesen. Deutlich wurde das unter anderem an einem überlebensgroßen Wandgemälde an einem Wohnhaus in der Belgrader Innenstadt. Bevor es am Ende doch entfernt wurde, stand das Grafitto über Wochen hinweg offenkundig unter dem Schutz staatlicher Stellen. Ein Politiker aus der Führungsriege des serbischen Staates machte dort demonstrativ seine Aufwartung.

Dass diese Politik nicht überholt ist, zeigte unter anderem die Reaktion des hauptstädtischen Fußballvereins „Roter Stern Belgrad“. Der serbische Rekordmeister und Gewinner des Europapokals der Landesmeister von 1991 verbreitete auf seinen Social-Media-Kanälen Bilder mir der Aufschrift: „General, ewiger Ruhm und Dank“. Auch in der serbisch kontrollierten Staatshälfte von Bosnien-Hercegovina, der bosnischen Serbenrepublik, wird ein Mladić-Kult gepflegt. Dabei tut sich vor allem der bosnische Serbenpolitiker Milorad Dodik hervor, der sowohl zu Russlands Diktator Wladimir Putin als auch zur amerikanischen MAGA-Bewegung eine demonstrative Nähe pflegt.

Die Frage, vor der Serbien nun steht, hatte sich für das Land sehr ähnlich schon nach dem Tod des früheren serbi- schen Präsidenten Slobodan Milošević im Jahr 2006 gestellt. Der war vor dem Ende seines Prozesses, und damit for- mal unschuldig, in der Zelle seines Haa- ger Gefängnisses an einem Herzinfarkt gestorben. Die Frage, wo man ihn be- graben könne, ohne eine Wallfahrts- stätte für den großserbischen Nationalismus zu schaffen, beschäftigte damals die Führung um den proeuropäischen

Staatspräsidenten Boris Tadić. Eine Weile kursierte in Belgrad die Idee, man könne das Problem nach Russland auslagern. Miloševićs Witwe und sein Sohn waren nach Moskau geflohen, sodass eine Beerdigung dort eine naheliegende Lösung gewesen wäre. Schließlich fand man in Belgrad jedoch eine andere, durchaus ungewöhnliche Lösung: Milošević wurde mit einer Ausnahmegenehmigung im öffentlich nicht einsehbaren Garten seines Hauses in seiner Geburtsstadt Požarevac südöstlich von Belgrad begraben.

Mladić selbst war bis zum Schluss uneinsichtig, ähnlich wie nahezu alle anderen der vor dem Haager Tribunal angeklagten 160 Männer. Es besteht wenig Anlass zu der Annahme, dass Mladićs Tod zu einer offenen serbischen Debatte über die im Namen eines großserbischen Staates in den neunziger Jahren begangenen Verbrechen führen wird. Zu den Verbrechen, für die Mladić verurteilt wurde, gehörte das später gerichtlich als Völkermord eingestufte Massaker von Srebrenica. Dabei wurden 1995 binnen weniger Tage nach offiziellen bosnischen Angaben mehr als 8000 bosnische Muslime unter Mladićs Oberbefehl ermordet.

Auch die jahrelange Belagerung Sarajevos mit mehr als 10.000 Todesopfern wurde ihm angelastet. Dabei starben mehrere Hundert Opfer allein durch serbische Scharfschützen, die regelrecht Jagd auf die Bewohner der Stadt machten. Nach Kriegsende 1995 verließ Mladić Bosnien und tauchte, wohl mithilfe des serbischen Geheimdiensts, in Serbien unter, um dem Haager Tribunal zu entgehen. Doch der Druck auf ihn wuchs. Belgrad wurde klargemacht, dass es ohne Auslieferung Mladićs keine Fortschritte für den Balkanstaat bei der Annäherung in die EU geben werde. Der Druck zeigte Wirkung. Im Mai 2011 wurde Mladić in einem nordserbischen Dorf, in dem er sich offenbar jahrelang aufgehalten hatte, verhaftet.

Moskau stellt Angriffe als Vergeltung dar

Putin droht Kiew – auch, um Trump zu beeindrucken / Von Friedrich Schmidt

Mit starrem Blick, der vielleicht entschlossen wirken sollte, vielleicht einem Teleprompter galt, wandte sich Wladimir Putin an sein Land und seine Gegner. „Das Kiewer Regime hat sich das Ziel gesetzt, unserer Wirtschaft zu schaden“, sagte der russische Herrscher am vergangenen Samstag seinem Staatsfernseh-Leibreporter, Pawel Sarubin, über die ukrainische Regierung. „Es hat selbst diese Büchse der Pandora geöffnet.“ Putin stellte die russischen Schläge gegen ukrainische Städte, Industrieeinrichtungen, Häfen neuerlich als Vergeltung für Drohnenschläge gegen russische Raffinerien und Logistikzentren dar, sprach von einer „Eskalation“ und drohte: „Ihr werdet die Antwort gegen eure empfindlichsten Wirtschaftsbranchen bekommen, die, ehrlich gesagt, ohnehin schon am Rande des Grabes stehen.“

In Wirklichkeit haben die Invasoren schon lange vor der ukrainischen Drohnenkampagne auch die Logistik des überfallenen Landes attackiert. Putin geht es zum einen darum, den Angriffskrieg weiter als Verteidigungsringen zu rechtfertigen. Dies dürfte man im Kreml für gebotener denn je halten, denn der Krieg lässt sich in Russland kaum noch ausblenden wie noch vor Kurzem. Wegen der Treibstoffknappheit etwa müssen viele Russen auf Benzin zurückgreifen, das den aktuellen Euro-5-Standards nicht entspricht und neuere Motoren schädigen kann. Die F.A.Z. hörte gerade von einem Russen, der vergeblich nach Euro-5-Benzin für seinen 6er-BMW suchte, den Wagen dann anders betankte und ihn alsbald für umgerechnet 7000 Euro reparieren lassen musste. Das ist kein Einzelfall.

Doch vor allem geht es Putin darum, Signale nach Washington auszusenden, das über den Irankrieg das Interesse am Ukrainekrieg verloren zu haben scheint – zu Moskaus Missfallen. Putin will zeigen, dass er weiter eskalieren, erobern, siegen könne. „Natürlich“ seien „die

Aktionen der russischen Armee viel spürbarer und viel zerstörerischer“ als die der Ukrainer, hob er hervor. Sogenannte Quellen aus seinem Umfeld übernahmen es, indirekt wieder mit einer nuklearen Eskalation zu drohen: Die amerikanische Nachrichtenagentur Bloomberg berichtete am Mittwoch unter Berufung auf drei Personen, die „dem Kreml nahe“ stünden, „die sich zuspitzende Eskalationsspirale der Angriffe lässt immer mehr russische Amtsträger zu dem Schluss kommen, dass Putin letztlich den Einsatz taktischer Atomwaffen als letztes Mittel in der Ukraine in Betracht ziehen könnte“.

Solche Botschaften über westliche Medien gibt es regelmäßig. Sie wirken wie Enthüllungen, liegen aber auf der Linie des Kremls. Auch angesichts der Überwachung in dessen Umfeld dürfte es sich vielmehr um genau kalibrierte Botschaften handeln. Sie sollen westliche Ängste nähren und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dazu bringen, wieder mehr Druck auf Kiew auszuüben.

Bemerkenswerterweise folgte Putins jüngste Drohung darauf, dass die Ukraine in der Nacht zuvor begonnen hatte, auch Ozon anzugreifen, Russlands zweitgrößte E-Commerce-Plattform. Logistikzentren des Marktführers Wildberries werden schon seit Mitte Juli Ziele solcher Attacken, mittlerweile soll dieser Konzern mehr als 40 Prozent seiner Lagerkapazitäten eingebüßt haben. Der Schaden soll sich der Marke von umgerechnet zehn Milliarden Euro nähern. Von den Problemen des Wettbewerbers profitierte Ozon zunächst, sodass schon KI-Memes des Leiters der ukrainischen Drohnenstreitkräfte, Robert Browdi, in blauer Mitarbeiterkluft des Konzerns kursierten. Die sind spätestens seit Samstag veraltet, als ein Ozon-Logistikzentrum im Gebiet Samara ausbrannte.

Nun haben Rechercheure der einst von dem Putin-Gegner Alexej Nawalnyj gegründeten Stiftung zum Kampf gegen Korruption (FBK) Ozon mit Russlands

Herrscher verbunden. 34,95 Prozent der Anteile an dem Konzern seien mit Geld von Gennadij Timtschenko erworben worden, berichtete der FBK und zählte Fälle auf, in denen dieser Milliardär und Weggefährte Putins schon früher als dessen „Geldbörse“ fungiert habe. Konkret geht es um ein Darlehen eines Unternehmens namens „Optima“ über mehr als 51 Milliarden Rubel, mehr als 510 Millionen Euro, an eine Struktur, deren Leiter formal als Ozons wichtigster Investor auftritt. „Optima“ wird laut FBK von Frauen geführt, die aus anderen Unternehmen zur Versorgung von Putin und dessen Umfeld bekannt seien, und erhielt das Geld seinerseits demnach als zinsloses Darlehen von einem Timtschenko-Unternehmen.

Putin klagte gegenüber Sarubin, die ukrainischen Angriffe träfen „zivile, faktisch ungeschützte Objekte“ in Russland. Schon drei Tage zuvor hatte er angekündigt, die durch die Angriffe beschädigten Logistikzentren müssten „unter Beteiligung des Staates“ wieder instand gesetzt werden. Das bezog sich noch auf Wildberries, das seinerseits mit den Kreml-Funktionären Anton Wajno, Alexej Gromow sowie mit dem Unternehmer und Parlamentsoberhausmitglied Sulejman Kerimow verbunden wird.

Bald dürfte aber auch Ozon Hilfe benötigen: Schon sind weitere Lager des Konzerns beschädigt worden, sein Aktienkurs ist eingebrochen. Putin forderte auch, staatliche wie private Unternehmen in die Bemühungen einzubeziehen und die Luftabwehr zu verbessern. Der Schutz gegen Drohnen ist in Russland Privatsache; das macht auch ein jüngster Erlass Putins klar, dem zufolge der Staat „Objekte kritischer Infrastruktur“ und weiteres Vermögen von Eigentümern, die ihre Einrichtungen nicht ausreichend schützten, „auf Zeit“ übernehmen darf. In der Praxis führen solche Maßnahmen oft dazu, dass Unternehmen bei machtnahen Günstlingen landen.

Ich schlief und träumte, das Leben wäre Freude. Ich erwachte und sah, das Leben war Pflicht. Ich handelte und siehe, die Pflicht war Freude. Rabindranath Tagore

Nach einem außergewöhnlich glücklichen und erfüllten Leben durfte mein geliebter Vater, mein Schwiegervater, unser Großvater, Bruder und Schwager dankbar in das himmlische Reich Gottes heimkehren.

Dr. Peter von Foerster

* 4. Juli 1940 Mittlau † 14. August 2026 Hamburg

Rechtsritter des Johanniterordens Träger des Verdienstkreuzes 1. Klasse des Verdienstorden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Wir vermissen Dich.

Deine Liebe, Deine Vernunft, Deine Großzügigkeit und Dein Humor werden uns fehlen. Du lebst in unseren Herzen weiter.

Christiane Mennicke-Schwarz, geb. Mennicke-von Foerster Roland Schwarz Maxa und Pina, Louis und Fidel

Klaus und Suska von Foerster, geb. von Keussler

Dr. Götz und Monika von Foerster, geb. Habermann

Michael und Ursula Pinnau, geb. Leidel Peter und Anja Pinnau, geb. de la Motte

Die Trauerfeier findet statt am Dienstag, den 15. September 2026, um 12 Uhr in der St. Johannis Kirche, Ludolfstraße 66, 20249 Hamburg.

Die Beisetzung erfolgt zu einem späteren Zeitpunkt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auf dem Friedhof Nienstedten.

Auf Wunsch meines Vaters bitte ich anstelle von liebevoll zugedachten Kränzen und Blumen um eine Spende für den Verein zur Förderung von Verkündigung und Seelsorge e.V. an St. Johannis Eppendorf,

IBAN DE77 2003 0700 1150 6912 47, Kennwort: "Peter von Foerster".

Kondolenzanschrift: Beeken Bestattungen, Fuhlsbüttler Straße 731, 22337 Hamburg

Theodor-Heuss-Straße 14, 61440 Oberursel
Von freundlich zugedachten Kranz- und Blumenspenden bitten wir abzusehen.

Wir trauern um unseren Ehrenpräsidenten

Dr. Peter von Foerster

* 4. Juli 1940 † 14. August 2026

Dr. Peter von Foerster war fast 40 Jahre Mitglied des Übersee-Clubs und nahezu zwei Jahrzehnte Mitglied des Präsidiums. Seine Präsidentschaft von 2000 bis 2011 war eine besonders erinnerungswürdige Ära in der Geschichte des Übersee-Clubs. Mit großem Engagement hat Dr. von Foerster erfolgreich das Ansehen und die Bedeutung des Clubs gesteigert. Zum Dank für seine großen Verdienste wurde er im Jahr 2012 zum Ehrenpräsidenten gewählt.

Der Einsatz für den Club war ihm Herzenssache. Als erfolgreicher Unternehmenslenker und engagierter Demokrat hat er die Ideale unserer Institution vorbildlich gelebt. Wir verlieren mit Dr. Peter von Foerster ein Vorbild, das sein Leben und Wirken konsequent an hanseatischen Tugenden wie Weltoffenheit und Verantwortungsbewusstsein für das Gemeinwesen ausrichtete.

Wir werden sein Andenken in Ehren halten und in seinem Sinne die Werte des Übersee-Clubs weiterführen.

Der Übersee-Club e.V.

Dr. Harald Vogelsang

Christian Denso

Präsident

Geschäftsführer

Wir nehmen Abschied von unserem ehemaligen Verwaltungsratsmitglied

Dr. Peter von Foerster

der am 14. August 2026 im Alter von 86 Jahren verstorben ist.

Über nahezu vierunddreißig Jahre gehörte Dr. Peter von Foerster dem Verwaltungsrat der DESITIN Arzneimittel GmbH an, davon achtzehn Jahre als stellvertretender Vorsitzender.

Auch nach seinem Ausscheiden im Jahr 2021 blieb er unserem Unternehmen eng verbunden. Mit seinem klaren Blick, seinem klugen Urteil und seiner besonnenen Art, hat er DESITIN nachhaltig geprägt.

Wir werden ihn als außergewöhnliche Persönlichkeit und geschätzten Wegbegleiter vermissen und in großer Dankbarkeit in Erinnerung behalten.

Unser tiefes Mitgefühl gilt seiner Familie und allen, die ihm nahestanden.

DESITIN Arzneimittel GmbH

Gesellschafter Verwaltungsrat Geschäftsführung Betriebsrat Belegschaft

Viel zu früh müssen wir Abschied nehmen von

Ernst Wilhelm

Rechtsanwalt – Fachanwalt für Bau- und Architektenrecht – Mediator *16. Dezember 1962 †22. August 2026

der nach schwerer Krankheit verstorben ist. Sein Tod erschüttert uns.

Wir verlieren mit Ernst Wilhelm einen exzellenten Juristen und leidenschaftlichen Rechtsanwalt, einen wunderbaren Menschen sowie einen einfühlsamen und zugewandten Chef. Er ware eine Anwalts- und Unternehmerpersönlichkeit, ein Visionär und Macher, der Verantwortung übernahm und HFK mit unternehmerischem Weitblick über die letzten Jahrzehnte maßgeblich mitgestaltet hat.

Dabei stand für ihn stets der Mensch im Mittelpunkt. Die Nähe zu seinen Mitarbeitenden und Mandanten war ihm ein besonderes Anliegen. Mit seiner Haltung, seiner Verlässlichkeit und seiner persönlichen Verbundenheit hat er unser Miteinander nachhaltig geprägt. Unser Berliner Büro hat er über viele Jahre mit großem Engagement und vorausschauender Art erfolgreich geführt.

Für viele von uns war Ernst weit mehr als ein Partner oder Kollege.

Er war Wegbegleiter, Ratgeber und Freund.

Wir werden ihn mit großer Dankbarkeit in ehrender Erinnerung behalten.

Unser tiefes Mitgefühl gilt seiner Familie.

Die Gesellschafter sowie alle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 der HFK Rechtsanwälte PartGmbH

Dein Herz, Dein Geist, Deine Liebe – Du fehlst. Doch Dein Licht werden wir stets in uns tragen.

Josef I. Felder

* 30. Oktober 1933 † 26. August 2026

Tempus fugit, amor manet

In stiller Trauer

Marliese Felder

Carmen mit Chiara und

Laura und Maximilian

Die Trauerf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Beisetzung findet am Donnerstag, 3. September 2026, um 10:30 Uhr in der Kapelle des Waldfriedhofes, Heerstraße 17 in 53840 Troisdorf statt.

Die Symphoniker Hamburg—Laeiszhalle Orchester trauern um einen ihrer treusten und langjährigsten Weggefährten, der am 14. August 2026 für immer eingeschlafen ist.

Dr. Peter von Foerster

* 04. Juli 1940 † 14. August 2026

Dr. Peter von Foerster war zwischen 2007 und 2023 Vorsitzender des Beirats der Symphoniker Hamburg e.V. und formte in dieser Funktion unser Orchester in einer der wichtigsten Phasen unserer Geschichte maßgeblich mit. Noch viel weitreichender war die Verbundenheit, die Gabriele und Peter von Foerster unserem Orchester als Freunde, Mentoren, Ratgeber und stille Mäzene haben zuteilwerden lassen.

In beispielloser, heiterer Unerschütterlichkeit und mit weiser Zuversicht standen sie uns auch dann bei, wenn es wirklich darauf ankam. Ihre Freude am Erfolg des Orchesters war ansteckend und gab unserer eigenen Freude immer neuen Sinn. Die persönliche Aufrichtigkeit, die Liebe zur gemeinsamen Sache und die Tatkraft von Gabriele und Dr. Peter von Foerster sind und bleiben den Symphonikern Hamburg—Laeiszhalle Orchester lichtvoller Maßstab für ihr eigenes Tun.

Wir verneigen uns in Dankbarkeit und Demut und sind mit unseren Gedanken bei der Familie.

Symphoniker Hamburg—Laeiszhalle Orchester

Und meine Seele spannte Weit ihre Flügel aus, Flog durch die stillen Lande, Als flöge sie nach Haus. Joseph von Eichendorff

Wir trauern um meine geliebte Ehefrau, unsere liebe Mutter, Schwiegermutter, Großmutter, Tante und Großtante

Ursula Lieselotte Maria Nöthen

geb. Gebser

* 27.8.1936 † 16.8.2026 Bochum Bonn

Sie war die sorgende Mitte der Familie. Wir nehmen Abschied in großer Dankbarkeit für ein wunderbares gemeinsames Leben.

Dipl.-Ing. Paul Hubert Nöthen

Dr. Susanne Maria Nöthen mit Marisol

Dr. Yilmaz Dziewior

Rafaela Lesegretain geb. Gebser und

Dr. David Lesegretain

mit Marie, Lise, Julie und Samuel

Kondolenzanschrift: Trauerhaus Nöthen c/o Bestattungen Spannuth, Sternenburgstraße 52, 53115 Bonn

Die Beisetzung findet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statt.

Der Orden Pour le mérite fü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betrauert den Tod seines Mitglieds, des Schriftstellers und Fotografen

Péter Nádas

* 14. Oktober 1942 † 26. August 2026

Der Ordenskanzler

Hermann Parzinger

Billionen werden für die Finanzmärkte ausgegeben. Nur 1% davon könnte die Not aller hungernden Schulkinder weltweit beenden.

Helfen Sie helfen. wfp.org/de

World Food Programme

Die UN-Organisation bekämpft den Hunger — weltweit.

Vita mutatur non tollitur

Dr. med. Bärbel Fey

geb. Knorr

* 26. Juni 1941 † 16. August 2026

Klaus Christoph mit Frido und Paul Martin mit Natalie und Max Lena mit Jan, Jonathan und Paula Steffi mit Henning, Nina und Josefine

Die Trauerf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Erdbeisetzung findet im engeren Familien- und Freundeskreis statt.

Das Requiem wird am Freitag, dem 18. September 2026, um 18.30 Uhr in der Canisius-Kirche, Witzlebenstr. 30, 14057 Berlin gehalten.

Kondolenzanschrift:

Grieneisen Bestattungen, Bismarckstr. 67, 10627 Berlin, „Dr. Bärbel Fey“

Das Schönste was ein Mensch hinterlassen kann, ist ein Lächeln auf dem Gesicht derjenigen, die an ihn denken.

Christoph Karl Vogler

* 22. August 1940 † 6. August 2026

„Denn er befiehlt seinen Engeln, dich zu behüten auf all deinen Wegen“ Psalm 91,11

Monika Metz Dr. Zoltán Böhm und Familie Familien Vogler und Verwandte

Die Trauerf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Urnenbeisetzung findet am Freitag, dem 4. September 2026, um 13.30 Uhr auf dem Zeilsheimer Friedhof in 65931 Frankfurt am Main, Welschgrabenstraße 20, statt.

Abschied nehmen

„Lebenswege“, das Trauerportal der F.A.Z., bietet Hinterbliebenen Raum, ihrem Schmerz angemessen Ausdruck zu verleihen. Hier finden sich Traueranzeigen über den Tag ihrer Veröffentlichung hinaus mit der Möglichkeit, eine Kondolenzbotschaft zu hinterlassen.

Mehr erfahren Sie unter lebenswege.faz.ne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LEBENSWEGE

In dieser Ausgabe finden Sie weitere Traueranzeigen.

Tretboote eingelagert

Niedrigwasser wie noch nie am Bodensee

ALLENSBACH. Ein abgedeckter Fischerkahn steht auf einem Kiesstrand, der in abtrocknenden Matsch übergeht. An der Stelle, an der eigentlich Tretboote im Wasser liegen sollten, sprießt Unkraut zwischen Kieselsteinen hervor. Die Boote hat der Schiffsbetrieb Baumann in Allensbach schon ins Winterlager gebracht.

Am Fähranleger daneben liegt der Gnadensee. Eigentlich wäre jetzt Hauptsaison am Bodensee, eigentlich würde das Fährschiff täglich mehrmals zwischen Allensbach und der Insel Reichenau hin- und herpendeln, um Urlauber hinüberzubringen. Aber dem „Schwäbischen Meer“ fehlt das Wasser. „Worst Case! Die Tretboote haben wir schon eingemottet“, sagt der Fährmann, der am Anleger Spaziergängern Bier und Limo verkauft. „So einen niedrigen Pegel habe ich um diese Zeit noch nie erlebt.“

Die offiziellen Daten bestätigen den Schiffsführer. Der Pegel des Bodensees lag am Mittwoch bei 278 Zentimetern. Der Normalwert für einen 26. August beträgt 362 Zentimeter, der See steht also 84 Zentimeter tiefer als üblich. Der bislang tiefste für diesen Tag im Kalenderjahr gemessene Wert lag bei 281 Zentimetern im Jahr 2003. Gemessen wird der Pegel des Bodensees im Hafen von Konstanz. Neben der Statue Imperia an der Hafeneinfahrt steht ein Pegelhaus, in dem die Landesanstalt für Umwelt (LUBW) die Messstelle betreibt.

Der Meersburger Maximilian Thum wertet die LUBW-Daten aus, kombiniert sie mit den Messwerten der Wasserstraßen- und Schifffahrtsverwaltung des Bundes und erstellt Langzeitanalysen. Seine Schlussfolgerung: Die Pegelstände des Bodensees im Sommer 2026 sind die niedrigsten seit 210 Jahren. Der Pegel liegt seit dem 6. Juli an jedem einzelnen Tag tiefer als für den jeweiligen Kalendertag seit Beginn der Messungen 1817 jemals verzeichnet. „Ein einzelner Tiefstwert ist Zufall“, sagt Thum. „Bemerkenswert ist, dass das seit 52 Tagen an jedem einzelnen Tag der Fall ist.“

Dass sich der Pegel des Bodensees im Jahresverlauf verändert, ist normal. Den niedrigsten Wasserstand hat

Auf dem Trockenen: Fischerboot vor Allensbach Foto Benjamin Wagener

der See in der Regel im Februar und März. Danach füllt der tauende Schnee in den Alpen das Gewässer auf, bis es Mitte Juni seinen Jahreshöchststand erreicht. Rund 40 Prozent seines Einzugsgebiets liegen oberhalb von 1800 Metern, etwa 62 Prozent des Zuflusses kommen über den Alpen-rhein. Was im Winter als Schnee vor allem auf den Bergen in Vorarlberg und in Graubünden liegt, erreicht den See mit der Schmelze im Frühsommer. In diesem Jahr lag der höchste Pegelstand bis zum 26. August nach den Daten von Maximilian Thum bei 335 Zentimetern – und zwar am 12. Juni. „In keinem Jahr seit 1817 war der Höchststand bis zum 26. August so niedrig“, sagt Thum. „Der bisherige niedrigste Jahreshöchststand stammt von 1976 und lag mit 362 Zentimetern um 27 Zentimeter höher.“

Die Gründe für das Niedrigwasser liegen für LUBW-Präsident Ulrich Maurer in einer Kombination aus schneearmen Wintern in den Alpen sowie ausbleibendem Regen und hoher Verdunstung bei andauernd hohen Temperaturen im Hochsommer. „Schon seit Ende November 2025 ist es in Baden-Württemberg zu trocken, und auch im alpinen Einzugsgebiet des Bodensees waren die Niederschläge unterdurchschnittlich“, sagt Maurer. „Dadurch führen die Seezuflüsse, insbesondere der Alpenrhein, teils extremes Niedrigwasser, das sehen wir jetzt auch am Bodensee deutlich.“

Die Auswirkungen sind rund um den See zu spüren. In Strandbädern müssen Badende durch Matsch zum Wasser waten, in mehreren Marinas kommen Segelboote und Motor-yachten nicht mehr durch die Hafenausfahrten oder liegen ganz auf dem Trockenen. Die Ausflugsschiffe können Langenargen am Nordufer nicht mehr anfahren, zwischen Stein am Rhein und Diessenhofen Richtung Rheinfall können gar keine Schiffe mehr fahren. Die Stimmung an der Hafenmole in Allensbach ist gedrückt. „Bis das Wasser kommt, sind die Urlauber wieder zu Hause“, sagt der Fährmann – und verkauft ein weiteres Bier. BENJAMIN WAGENER

Alles wurde mitgerissen: Das Luftbild zeigt die Zerstörungen in einem Ort am Fluss Trishuli.
Foto Anadolu/Getty

Sie geben die Hoffnung nicht auf

Vishma Raj hatte kurz vor der Katastrophe in Nepal noch Kontakt zu seinem Bruder. Nun wartet er verzweifelt auf ein Lebenszeichen. Von Till Fähnders

Kurz bevor die Flutwelle den Berg hinabstürzte, hatte Vishma Raj Nepal noch einmal mit seinem Bruder telefoniert. „Er sagte, alles sei okay. Doch seitdem hatte ich keinen Kontakt mehr zu ihm“, sagt der nepalesische Reiseveranstalter der F.A.Z. aus Kathmandu. Darüber hinaus waren sechs Ukrainer, ein Belarusse und viele Nepalesen Teil der fünfundfünfzigköpfigen Reisegruppe seiner Firma Hiking Himalayas Treks. Als die Lawine aus Wasser, Schlamm und Geröll den Berg herabkam, war die Gruppe gerade am Grenzübergang zwischen Nepal und China.

„Ich bin so traurig, dass ich mich kaum kontrollieren kann“, sagt Vishma Raj Nepal mit tränenerstickter Stimme. Sein Bruder Hari Chandra Nepal, der Reiseleiter, habe zwei kleine Kinder. „Ich hoffe, Gott wird sie sicher nach Hause bringen“, sagt der 48 Jahre alte Bruder.

So wie der Reiseveranstalter kämpfen derzeit viele Nepalesen darum, das Ausmaß dieser Katastrophe zu verstehen. Am Mittwoch war um 8.37 Uhr am Berg Langtang Lirung in mehr als 5000 Meter Höhe das Stück eines Gletschers abgebrochen. Eine gewaltige Lawine aus Eis, Wasser und Erde fiel in den Gebirgsfluss Lhende.

Es bildete sich ein See, der schließlich aufbrach, sodass eine Wand aus Schlamm und Geröll die Flüsse Bhotekoshi und Trishuli hinunter nach Nepal raste. Wie ein Bergtsunami riss die riesige Schlammlawine Häuser, Reisebusse und Menschen in die Tiefe. Ganze Dörfer wurden ausgelöscht und Täler mit Schlamm bedeckt.

Am Freitag warnten die nepalesischen Behörden, dass der neu geformte See bersten und eine weitere Flutwelle auslösen könnte. Chinesische Staatsmedien gaben wiederum vorsichtig Entwarnung. Die Risiken nähmen allmählich ab, berichteten sie am Freitag. Das Wasser aus dem See fließe auf natürliche Weise ab, meldete der chinesische Staatssender CCTV. Die Abflussmenge sei größer als die Zuflussmenge. Zunächst war unklar, ob die Angaben sich auf denselben See in Tibet bezogen, dessen durch Schutt gebildeter Damm offenbar gebrochen war, woraufhin die nepalesische Polizei vor Überschwemmungen gewarnt hatte. Die Zahl der Todesopfer erhöhte sich am Freitag in Nepal und Tibet nach Behördenangaben auf insgesamt mindestens 543. Der nepalesische Katastrophenschutz meldete 538 bestätigte Tote. Laut chinesischen Staatsmedien stieg die Zahl der Toten in Tibet auf fünf. Mehr als 1400 Menschen galten weiter als vermisst, unter ihnen hunderte Ausländer.

Ohne Lebenszeichen ihres Bruders ist auch Saji Sadhak, eine Nepalesin, die zurzeit in Australien lebt. Ihr Bruder Ram Mani Dahal, 33 Jahre alt, arbeitete als Ingenieur am Staudamm Upper Trishuli-1 im besonders schwer getroffenen Bezirk Rasuwa. Er war bereits bei der Arbeit, als er und seine Kollegen offenbar merkten, dass eine Flut kommen würde.

Sie versuchten erst, mit einem Auto zu flüchten, kamen aber nicht weit. Danach liefen sie weiter. Der Fahrer wurde fast von der Welle erwischt. Die Armee konnte ihn retten, aber von den anderen fehlt bis jetzt jede Spur. „Wir wissen nicht, wo mein Bru- der ist“, sagt die Schwester. „Dort gibt es nur Felsen und Wald. Ich hoffe, er konnte auch weglaufen, aber wenn nicht, dann ist alle Hoffnung verloren.“

Anrufe auf seinem Handy gingen ins Leere, berichtet die Schwester. Die Suche nach den Vermissten wird dadurch erschwert, dass es im Katastrophengebiet derzeit überwiegend keine Elektrizität und keinen Mobilempfang gibt. Zudem sind die meisten Straßen und Wege verschüttet.

Die nepalesischen Rettungskräfte haben trotzdem begonnen, sich mit schwerem Gerät auf der Suche nach Überlebenden durch den meterhohen Schlamm und das Geröll zu kämpfen. Ausländische Rettungsteams würden derzeit aber noch nicht zugelassen, berichteten nepalesische Medien. Grund seien die Erfahrungen nach dem verheerenden Erdbeben 2015, als der Zustrom ausländischer Such- und Rettungsteams und der Wettbewerb zwischen den Ländern zu Problemen geführt hätten. Nepal sei in der Lage, sich selbst zu helfen, sagte ein Beamter. Finanzielle Soforthilfe sei aber willkommen.

Saji Sadhak, deren Bruder vermisst wird, hegt Zweifel, dass Nepal über die Ressourcen verfügt, mit der Katastrophe allein fertig zu werden. Sie hofft, dass der Betreiber des Staudamms, der Berichten zufolge von koreanischen Unternehmen gebaut wird und in Zukunft mehr als zehn Prozent des nepalesischen Strombedarfs liefern sollte, bei der Suche nach ihrem Bruder helfen kann.

Die Agentur AP berichtete, dass ein Rettungsteam an dem Staudamm nach Personen suche, die in einem Tunnel gefangen seien. „Es ist schwierig, die Ein- und Ausgänge des Tunnels zu finden, da alles mit Schlamm bedeckt ist“, sagte ein Armeesprecher der Agentur zufolge. „Unsere oberste Priorität ist die Rettung der eingeschlossenen Menschen.“

Bilder aus dem Katastrophengebiet zeigen Menschen, die auf Informationen über ihre Angehörigen warten. Mittlerweile tauchen auch im Internet immer mehr Aufrufe von Menschen auf, die ihre Angehörigen suchen. Darunter ist auch eine Gruppe von 15 Australiern indischer Herkunft, die sich auf einer Trekking- und Pilgertour im Himalaja befunden hatte, darunter ein zwölf und ein 14 Jahre altes Kind.

Bekannte berichteten online, dass das Hotel, in dem sie im Zuge ihrer Reise mit dem Anbieter Himalayan Glacier Travels übernachtet hatten, von der Welle davongespült worden sei. Sie riefen in einem Onlineportal für die indisch-australische Gemeinde zu Informationen auf. Das Portal zitierte einen Bekannten, der die Suche koordiniere, mit den Worten, die Angehörigen seien „sehr, sehr verzweifelt“.

„Eine Eislawine ist wie eine Bombe aus großer Höhe“

Der chinesische Forscher Zhang Qianggong über die Ursache für die Eislawine und die Rolle des Klimawandels

Professor Zhang, Sie sind Professor am Forschungsinstitut Icimod. Wie genau kam es zur Eislawine im Himalaja, und wie brach sie sich Bahn?

Der Gletscher auf der nepalesischen Seite brach auf 5200 Metern zusammen, wo sich eine große Menge Eis vom Hauptkörper des Gletschers löste. Das Eis stürzte hinab, traf auf den Grenzfluss, riss viel Geröll mit sich und verwandelte sich in eine Flutwelle, die sich bis zu 100 Kilometer ausbreitete und sogar die Grenzgebiete zwischen Nepal und Indien erreichte. Ob dahinter das Auftauen des Permafrosts oder andere Faktoren stecken, wissen wir nicht.

Wie schätzen Sie die Größe und das Volumen der Eis- und Schlammwelle ein? Satellitenbilder deuten darauf, dass der Eiskörper etwa 600 Meter lang ist. Es wird geschätzt, dass die Gesamtmasse, die in den Fluss floss, einige Millionen Kubikmeter beträgt. Das ist gewaltig. Eine Eislawine ist, als würde eine Bombe aus großer Höhe auf tiefer gelegenes Gelände fallen.

Haben Sie je eine solche Lawine erlebt? Sie ähnelt der Chamoli-Katastrophe in der indischen Provinz Uttarakhand 2021. Auch die wurde durch eine Eislawine ver- ursacht, die Infrastruktur und Wohn- häuser noch in einer Entfernung von Dut- zenden Kilometern traf.

Wie groß ist die Gefahr einer weiteren Flutwelle, jetzt wo Trümmer den Fluss Donglin Zangbo beziehungsweise Lende Khola blockieren und einen Schuttdamm bilden, der zusammenbrechen könnte? Die Eislawine hat ihn blockiert und einen Stausee entstehen lassen. Dieser Stausee enthält rund zwei Millionen Kubikmeter Wasser. Wir haben Informationen, dass in den nächsten zwei bis drei Tagen aufgrund des Zuflusses aus dem Oberlauf weitere drei Millionen Kubikmeter Wasser in diesen Stausee fließen. Ob der Stausee bricht, hängt vom Wasservolumen und der Stabilität des natürlich entstandenen Staudamms ab. Aber dieser Stausee liegt in tieferer Lage, und das Wasservolumen ist im Vergleich zu der Masse, die sich hoch oben vom Gletscher gelöst hat, nicht besonders groß. Das wird also wahrscheinlich keine zweite Flutwelle auslösen, die mit der vorherigen vergleichbar wäre.

Vor vier Jahren identifizierten chinesische Wissenschaftler mehr als 550 der rund 24.000 Gletscherseen im Himalaja als „Hochrisikogletscher“. Was ist seitdem geschehen, und gehörte der nun betroffene Gletscher zu den Hochrisikogletschern? Da ging es um Gletscher und Gletscherbettseen. Bei der aktuellen Katastrophe war es eine Eislawine. Das sind zwei verschiedene Phänomene, aber beide hängen mit dem Gletscher zusammen.

Inwieweit hat der Klimawandel Anteil an der Eislawine?

Diese Katastrophe ist größtenteils auf den Klimawandel zurückzuführen, auch wenn der Klimawandel nicht für alle Veränderungen hier verantwortlich ist. In der Himalaja-Region sind die Gletscher in den letzten vier Jahrzehnten um 30 Prozent zurückgegangen. Wir beobachten einen massiven Wandel, weil die Gletscher instabiler werden. Auch das darunterliegende Permafrostsystem könnte auftauen, was die Dynamik des Gletscherwachstums und seiner Bewegung verändern kann.

Wie wahrscheinlich ist es, dass Katastrophen wie diese häufiger auftreten?

Für Gletscherseeausbrüche gibt es Prognosen, dass deren Wahrscheinlichkeit in diesem Jahrhundert zunimmt. Über Eislawinen liegen dagegen weniger Informationen vor. Bei Eislawinen muss man ermitteln, wie viel Gletschermasse sich im instabilen Zustand befindet und wo sie sich in Bezug auf ihre Neigung befindet.

Wie viel Prozent der Gletscher halten Sie für instabil?

Das sind viele, aber ich kann sie nicht genau beziffern. Man muss bedenken, dass

es im Himalaja 50.000 bis 60.000 Gletscher gibt. Zudem weisen nicht alle Gletscher steile Hänge auf, und auch nicht alle Gletscher verfügen über hängende Eiskörper. Wenn wir analysieren, wie gefährlich Eislawinen sind, müssen wir

Zhang Qianggong

zudem die Lage der menschlichen Siedlungen und der Infrastruktur flussabwärts der Gletscher berücksichtigen.

Wie viele Menschen sind angesichts der Instabilität der Region gefährdet? 270 Millionen Menschen stehen in direktem Kontakt mit dem Wasser aus dem Himalaja-Plateau und den Gletscherflüssen. Hinzu kommen fast zwei Milliarden Menschen, die Wasser aus der Region beziehen. Um zu überprüfen, wie viele Menschen von Gletscherseeausbrüchen oder Eislawinen betroffen sein können, brauchen wir Simulationen zu Eislawinen und dazu, wie nah die Menschen an den jeweiligen Gletschergebieten leben.

Wie bewerten Sie die Kritik an unzureichenden Frühwarnsystemen?

Technisch gesehen hat ein seismischer Sensor das Signal der Erschütterung erfasst. Zunächst wurde es als Erdbeben und nicht als Eislawine interpretiert. Und im Unterlauf auf nepalesischer Seite hat ein Wasserstand-Sensor ein Signal über einen massiven Anstieg des Wasserstands registriert. Dieser wurde jedoch durch die Flut beschädigt. Daher wurde das Frühwarnsignal nicht korrekt an die Regierung weitergeleitet. Derzeit verfügen wir über keine wirksamen Frühwarnsysteme. Alles geschah viel zu schnell. Wenn die Vorlaufzeit zu kurz ist, bleibt keine Zeit, Frühwarnsignale wirksam auszusenden. Zudem haben wir keine flächendeckenden Frühwarnsysteme in den Gletschern. Diese liegen zu hoch und sind in der Regel schwer erreichbar.

Hätte die grenzüberschreitende Kommunikation besser sein können?

Unser ICIMOD-Zentrum ist eine regionale Organisation. Fortschritte kommen manchmal nur langsam voran – nicht nur aufgrund von Wissenslücken, sondern auch wegen geopolitischer Faktoren und der Kommunikation über Länder-, Kultur- und Sprachgrenzen hinweg.

Worauf konzentriert sich Ihr Institu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Icimod sensibilisiert für das Schmelzen des Permafrosts, also des unterirdischen Teils des Eises. Er hält den Gletscher zusammen. Veränderungen dort sind noch schwerer zu erkennen, da es in dieser Höhenlage für Permafrost kein flächendeckendes Überwachungsnetz gibt. Wir brauchen mehr Forschung, inwiefern auch tauender Permafrost zu dieser Katastrophe beigetragen hat.

Die Fragen stellte Jochen Stahnke.

Collier aus Ausstellung gestohlen

Die Tat war an Dreistigkeit kaum zu überbieten. Am helllichten Tag zückten am Donnerstag zwei Männer im Wiener 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 (MAK) einen Hammer, schlugen eine Vitrine ein und entkamen mit ihrer Beute an den verdutzten Mitarbeitern vorbei. Einer der Täter habe eine „mutmaßlich echte Schusswaffe“ mit sich geführt, meldete die Polizei am Freitag. „Mit der Beute flüchteten die Tatverdächtigen anschließend zu Fuß in Richtung Stadtpark.“

Bis zum Freitagnachmittag lief die Fahndung nach den beiden Männern ohne Erfolg. Die Polizei konnte nur mehrere Bilder von Überwachungskameras veröffentlichen, auf denen die mutmaßlichen Täter ohne Maskierung zu erkennen sind. Weitere Details wurden aus ermittlungstaktischen Gründen“ nicht veröffentlicht.

Offenbar wussten die Männer genau, was sie taten. Das erbeutete Schmuckstück ist nach Angaben der Polizei ein Collier mit mehr als 600 Diamanten, das Königin Nazli von Ägypten 1939 vom Pariser Juwelierhaus Van Cleef & Arpels hatte anfertigen lassen, um es bei der Hochzeit ihrer Tochter Fawzia mit Mohammed Reza Pahlawi zu tragen, dem späteren Schah von Persien.

Das Gesamtgewicht der Diamanten wird mit 200 Karat beziffert. Nach den Daten des Auktionshauses Sotheby's war das Schmuckstück 2015 in New York für 4,3 Millionen Dollar versteigert worden.

Die Vitrine war Teil der Ausstellung „Glanzstücke“, in der das MAK laut eigener Website 500 „einzigartige, selten gezeigte Objekte“ aus eigenen Beständen mit 300 Stücken der Patrimonial Collection des Hauses Van Cleef & Arpels vereint. Zu den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und der Frage, warum derartige Wertgegenstände nicht besser geschützt würden, äußerte sich das Museum zunächst nicht. ALEXANDER HANEKE

Kurze Meldungen

Mordurteil nach 30 Jahren

Mehr als 30 Jahre nach dem Mord an der amerikanischen Touristin Amy Lopez ist der Täter verurteilt worden. Der 81 Jahre alte Angeklagte müsse eine lebenslange Haftstrafe antreten, sagte der Vorsitzende Richter Rupert Stehlin am Freitag im Landgericht Koblenz. Das Gericht stellte zudem die besondere Schwere der Schuld fest. Mit dem Urteil folgte die Kammer den einstimmigen Einschätzunge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der Nebenklägervertreter und Verteidiger. Der Angeklagte hatte die Tat zum Prozessaufakt pauschal gestanden. Das Gericht sah es als erwiesen an, dass der Mann im September 1994 die 24 Jahre alte Amy Lopez gefesselt, sexuell missbraucht und mit neun Messerstichen getötet hat. Der Mord sei heimtückisch und zur Befriedigung des Geschlechtstriebs erfolgt. Jahrzehntelang war der Fall ungeklärt geblieben. Ein Durchbruch konnte erst nach der Auswertung alter DNA-Spuren mit neuen technischen Möglichkeiten erzielt werden. Sie konnten dem Mann zugeordnet werden. dpa

Kaum Hoffnung für Kläger

Im Prozess um zusätzliches Schmerzensgeld nach dem Absturz eines Germanwings-Flugzeugs mit 150 Toten hat das Landgericht Braunschweig den Hinterbliebenen wenig Hoffnung gemacht. Die Kammer gehe davon aus, dass die Klage keine Aussicht auf Erfolg habe, sagte die Richterin. Die Kläger könnten ihre Ansprüche eher gegen die Fluggesellschaft geltend machen, sagte sie. Mehr als elf Jahre nach der Katastrophe haben 30 Hinterbliebene Ansprüche von jeweils bis zu 110.000 Euro gegen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ngemeldet. Verhandelt wird das Zivilverfahren in Niedersachsen, weil das Luftfahrt-Bundesamt seinen Sitz in Braunschweig hat. dpa

U-Haft beantragt

Nach der Gewalttat an einer Schule mit zwei Toten in Gosen-Neu Zittau (Brandenburg) ha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Frankfurt (Oder) die Unterbringung eines 19 Jahre alten Deutschen in Untersuchungshaft beantragt. Dem Verdächtigen wird zweifacher Mord vorgeworfen, wie eine Sprecherin der Behörde mitteilte. Er soll eine 18 Jahre alte Schülerin und einen 30 Jahre alten Kita-Erzieher „unter anderem aus niedrigen Beweggründen getötet“ haben. Laut Staatsanwaltschaft soll es sich bei der Achtzehnjährigen um die Ex-Freundin des Verdächtigen handeln. Der Erzieher soll versucht haben, ihr Hilfe zu leisten. Angaben zu Motiv und Tatwerkzeug wurden nicht gemacht. dpa

Er hielt das Land zusammen

Harald von Norwegen erstritt sich das Recht, eine Bürgerliche zu heiraten. Das machte es seinen Kindern leichter, eigene Wege zu gehen. Nun ist der König von Norwegen gestorben.

Von Sebastian Balzter

Die schwersten Tage für den König kamen spät, erst als er schon hochbetagt und krank war. Vorher hatte sein Reich auf Besucher wie ein gelungenes Kapitel aus einem Urlaubskatalog gewirkt – mit atemraubend schönen Landschaften, mit dem sagenhaften Reichtum der Öl- und Gasvorkommen aus den Tiefen der Nordsee, mit einem funktionierenden Sozialstaat und friedliebenden Einwohnern, die ihrem Herrscher zum Nationalfeiertag fähnchenschwenkend zujubeln.

Dann aber war es ausgerechnet die königliche Familie, die diesem Bild von Norwegen die tiefsten Kratzer zufügte. Und für Harald V. muss es auf besondere Weise schmerzlich gewesen sein, dass dafür in erster Linie seine Schwiegertochter Mette-Marit und ihr aus einer vorehelichen Verbindung stammender Sohn Marius verantwortlich waren.

Denn Harald selbst trat zum ersten Mal in den Blickpunkt der Öffentlichkeit, als 1959 seine Liebe zu einer bürgerlichen Frau bekannt wurde. Jahrelang rang er mit seinem in diesem Punkt konservativen Vater Olav V. darum, die Unternehmertochter Sonja Haraldsen heiraten zu dürfen. Erst ein Ultimatum, so wurde kolportiert, brachte ihm die Zustimmung: „Entweder sie – oder ich bleibe Junggeselle.“

Den beiden Kindern, die aus der Ehe hervorgegangen sind, fiel es auch dank dieser Vorgeschichte leichter, ihre eigenen Wege zu gehen. Es waren zeitweise verschlungene Pfade. Die Tochter, Märtha Louise, heiratete einen Schriftsteller, verzichtete auf die Thronfolge, schrieb Kinderbücher und verlegte sich mit der Gründung einer „Engelschule“ aufs Spiritistische; die Ehe, aus der drei Kinder hervorgingen, wurde geschieden; der frühere Mann nahm sich einige Jahre später das Leben, und die Prinzessin ist inzwischen mit einem umstrittenen amerikanischen Geistheiler verheiratet.

Der Sohn, Kronprinz Haakon, verliebte sich 40 Jahre nach seinem Vater ebenfalls in eine bürgerliche Frau, die zudem schon alleinerziehende Mutter war: Mette-Marit. Harald und Sonja stellten sich der Verbindung nach anfänglichen Zweifeln nicht in den Weg, und die Norweger waren ihnen dankbar dafür. Das Thronfolgerpaar mit seinen beiden gemeinsamen Kindern wurde zum telegenen Sympathieträger.

Juni 1987: Harald mit Frau Sonja und den Kindern Märtha Louise und Haakon

Das ist vorbei. Marius Borg Høiby ist von einem Gericht zu vier Jahren Haft verurteilt worden, wegen Vergewaltigung und häuslicher Gewalt. Er ist 29 Jahre alt, hat nie einen Beruf ausgeübt. In der Osloer Schickeria weiß man schon lange von seinem Geltungsdrang, von Alkohol- und Rauschgiftmissbrauch. Der königlichen Familie gehörte er im protokollarischen Sinn zwar nie an, war bei vielen Anlässen gleichwohl dabei und lebte auf ihre Kosten. Nun fragen sich viele Norweger, ob der König als Oberhaupt der Familie nicht etwas gegen diese in ihrer Struktur unheilvolle Zwitterstellung hätte tun müssen.

Ähnlich schwer dürfte zuletzt auf Harald gelastet haben, was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über die Beziehung Mette-Marits zu dem verurteilten amerikanischen Sexualstraftäter Jeffrey Epstein bekannt wurde. Die beiden unterhielten eine jahrelange E-Mail-Freundschaft, tauschten Nachrichten mit befremdlichen intimen Inhalten aus. Mette-Marit äußerte sich Epstein gegenüber abfällig über ihre königlichen Pflichten und ließ sich in sein Haus einladen. Dass sie angesichts dieser Vorfälle noch Königin werden kann, hielten viele Norweger lange für ausgeschlossen. Seit Freitag ist Mette-Marit nun trotzdem neue Königin von Norwegen.

Hinzu kam, dass Mette-Marit seit 2018 an einer unheilbaren Lungenfibrose litt, die zuletzt zu massiver Atemnot führte. Ihr wurde im Juni erfolgreich eine neue Spenderlunge transplantiert. Seither erholt sich die Dreiundfünfzigjährige zu Hause bei ihrer Familie.

Diese Krise der Monarchie kam für Harald zur Unzeit. Seine Kräfte waren sichtlich geschwunden. Eine Krebserkrankung zehrte an ihm, immer wieder musste er sich im Krankenhaus auch wegen massiver Herzprobleme behandeln lassen. Vor zwei Jahren bekam er einen permanenten Herzschrittmacher eingesetzt. Anders als Margrethe II. von Dänemark wollte er

Er stand lange im Schatten seines Vaters und seines Großvaters: König Harald V. im Februar 2026

Fotos AFP

indes nicht vor seinem Tod abdanken und der nächsten Generation Platz machen.

Längst hatte er jedoch begonnen, Aufgaben an Kronprinz Haakon abzugeben, der seit jeher geschmeidiger aufzutreten wusste als sein Vater. Der König wirkte im Vergleich mit seinem Sohn unauffällig, manchmal unbeholfen. An intellektuellen oder gar politischen Eskapaden nicht interessiert, war er persönlich jedoch stets ohne Fehl und Tadel. Das prägte gerade im Kontrast zu den jüngsten Verfehlungen in seinem Umkreis Haralds Ansehen.

Norwegen gehörte jahrhundertelang zu Dänemark, dann zu Schweden. Das Land wurde mit der Inthronisierung von Haralds Großvater König Haakon VII. im Jahr 1905 zum ersten Mal seit 1380 unabhängig. Dass der damals neue König, der Enkel eines früheren dänischen Monarchen, mangels einheimischer Adelsfamilien aus Kopenhagen importiert werden musste, lässt sich als früher Beleg für die pragmatische Einstellung der Norweger zu ihrem Staat werten. Harald, der erste in Norwegen geborene König aus dem Hause Schleswig-Holstein-Sonderburg-Glücksburg, wusste sich in diese Mentalität einzufügen.

Er wohnte lieber auf einem Bauernhof draußen auf dem Land als im Schloss in Oslo; trug lieber Anorak und Wanderstiefel als Galauniform und Orden. Er besuchte ein öffentliches Gymnasium, absolvierte eine militärische Ausbildung und studierte danach in Oslo und Oxford Politik-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Seine Erfolge als Segler – er nahm zweimal an Olympischen Sommerspielen teil, wurde Europameister und errang einen zweiten Platz bei Weltmeisterschaften – nahmen seine sportbegeisterten Landsleute nicht so sehr als herausragende Glanzleistung denn als Bestätigung allgemeiner nationaler Qualitäten wahr.

Zu größerer Beliebtheit in der Bevölkerung gelangte Harald, dessen Regierungszeit 1991 begann, erst in seinem 75. Lebensjahr. Vorher stand er im Schatten seines populären Vaters und seines Großvaters Haakon VII., der bis heute eine ins Heldenhafte spielende Verehrung genießt, weil er im April 1940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deutschen Besatzungsmacht verweigerte und stattdessen aus dem Exil in London zur Symbolfigur des norwegischen Widerstands wurde.

Eine vergleichbare Bewährungsprobe gab es für Harald nicht – bis zum Attentat

des Rechtsextremen Anders Behring Breivik, der im Juli 2011 zuerst eine Bombe im Regierungsviertel von Oslo zündete und danach ein Massaker unter den Teilnehmern eines Sommerzeltlagers verübte. Danach hielt Harald mit feuchten Augen, aber fester Stimme eine Fernsehansprache, die ihn zum Tröster seines Volkes machte und gleichzeitig die Tonlage für den weiteren Umgang mit dem Terror festlegte. Der König zeigte sich zutiefst betroffen, aber weder eingeschüchtert noch Vergeltung suchend. Er besuchte zusammen mit Königin Sonja die Hinterbliebenen der 77 Opfer des Attentats, legte Blumen nieder und betete für sie während eines Trauergottesdiensts.

Wie er sich seine Landsleute vorstellte, formulierte der König später in einer viel beachteten Rede: „Norweger, das sind Singles und Geschiedene, Familien mit Kindern und alte Eheleute. Norweger, das sind Frauen, die Frauen lieben; Männer, die Männer lieben; und Frauen und Männer, die einander lieben. Norweger glauben an Gott, an Allah, an alles und nichts.“

Im hohen Alter wurde König Harald V. mit solchen Worten für eine Weile tatsächlich zu dem „Klebstoff, der das Land zusammenhält“. So beschrieb er einmal die Aufgabe, die moderne Monarchien nach seiner Auffassung ausfüllen sollten. Die Fliehkräfte der vergangenen Wochen und Monate brachten ihn dabei immer wieder an seine Grenzen. Die Zustimmung zur Monarchie ist in Norwegen heute so gering wie nie.

Am Freitag ist Harald V. im Alter von 89 Jahren gestorb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Bürgergespräch

Persönlich

Jake Reiner ist wütend

Der Sohn des Filmregisseurs Rob Reiner und seiner Ehefrau Michele, Jake Reiner, hat erstmals seit deren gewaltsamem Tod ein Fernsehinterview gegeben. „Es ist acht Monate her. Gleichzeitig fühlt es sich an wie acht Jahre. Und es fühlt sich an wie acht Minuten“, sagte der 34 Jahre alte Amerikaner im Gespräch mit dem Sender ABC7. Mitte Dez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waren seine Eltern tot in ihrer Villa im Stadtteil Brentwood in Los Angeles entdeckt worden. Sechs Stunden später wurde Jakes Bruder Nick Reiner festgenommen. Er steht unter Mordverdacht. „Meine Eltern hatten bedingungslose Liebe für uns drei“, sagte Jake Reiner. Nick und er haben noch eine Schwester namens Romy. Sie war es, die Jake die Nachricht vom Tod ihres Vaters überbrachte. „Romy rief mich an, und ich bin nicht drangegangen“, erzählte er. „Dann rief sie mich sofort wieder an, und ich wusste in dem Moment, dass etwas nicht stimmte.“ Die Frage, ob es für ihn überraschend gewesen sei, dass sein Bruder festgenommen wurde, wollte Jake Reiner nicht beantworten. „Ich habe meine Eltern physisch verloren, dann wurde Nick festgenommen. Jetzt sind es nur noch Romy und ich.“ Seitdem habe er nicht mit seinem Bruder gesprochen. Den gewaltsamen Tod seiner Eltern werde er nie verstehen. Er müsse aber die Realität akzeptieren. „Für mich ist das einer der Aspekte, die mich am wütendsten machen.“ Nick Reiner droht lebenslange Haft, möglicherweise sogar die Todesstrafe. dpa

Nicole Kidman ist auf Tiktok

Hollywoodstar Nicole Kidman hat einen Account auf der Videoplattform Tiktok eröffnet. In ihrem ersten Video zeigte sich die 59 Jahre alte Oscarpreisträgerin glamourös im hochgeschlitzten Paillettenkleid. Sie postete Clips von der Londoner Premiere ihres neuen Films „Practical

Magic 2" und von den Styling-Vorbereitungen für ihren Auftritt. Darin zeigt sie sich strahlend an der Seite von Sandra Bullock und anderen Ko-Stars. Das Video unterlegte Nicole Kidman mit dem Song „Ain't In LA“ der Sängerin Adéla. Auf Instagram gibt die Schauspielerin schon seit 2018 Einblick in ihr Leben. Dort hat sie mehr als elf Millionen Follower. dpa

Carsten Schneider ist beim Angeln bei sich

Bundesumweltminister Carsten Schneider findet Ruhe und Entspannung beim Angeln. „Ich muss gar nichts fangen. Ich beobachte den Fluss, überlege, wo die Fische stehen könnten, und nehme dabei Veränderungen wahr“, sagte der SPD-Politiker der „Bunten“. Sein bevorzugtes Angelgebiet ist die Gera. Die Wasserqualität dort sei zwar in Ordnung, aber auch der Fluss werde wärmer. „Das ist für Forellen und Äschen problematisch, die auf kühles Wasser angewiesen sind.“ KNA

Wie geht es jetzt weiter?

Die Wahl in Sachsen-Anhalt ist mehr als eine regionale Entscheidung: Sie gilt als politisches Stimmungsbild mit Signalwirkung für das ganze Land. Welche Schlüsse lassen sich aus dem Wahlausgang ziehen? Welche Themen und Konfliktlinien prägen nun die politische Debatte? Und was bedeutet das Ergebnis für Parteien, Koalitionen und die Bundespolitik insgesamt?

Darüber wollen wir am 17. September 2026 um 19.30 Uhr sprechen. Danach ist Raum für Ihre Fragen. Teilnahme vor Ort in der Evangelischen Akademie in Frankfurt oder im Livestream.

Im Gespräch:

Jasper von Altenbockum, Ressortleiter Innenpolitik Sandra Kegel, Ressortleiterin Feuilleton Johannes Pennekamp, Ressortleiter Wirtschaftsberichterstattung

Moderation: Manfred Köhler, Ressortleiter der F.A.Z.-Rhein-Main-Zeitung

Misstrauen Von Stephan Löwenstein

B eim Misstrauensantrag der Thüringer AfD gegen Mario Voigt ging es nicht um die wissenschaftliche Redlichkeit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Zwar hat sich ein sogenannter Plagiatsjäger mit einem Gutachten vor den Karren der laut Verfassungsschutz rechtsextremen Partei spannen lassen, das im Wesentlichen Bekanntes bekräftigte. Aber das Thema ist mit der (gerichtlich angefochtenen) Aberkennung von Voigts Doktorgrad politisch „durch“. Nein, der AfD ging es darum, kurz vor der Wahl im Nachbarland Sachsen-Anhalt noch einmal Wirbel zu veranstalten. Und Druck auf das in Erfurt gegen den Willen der Bundespartei mitregierende BSW auszuüben. Thüringens AfD-Anführer Höcke ist nun zum zweiten Mal gescheitert.

Ein Misstrauensvotum ist ein wichtiges Mittel der parlamentarischen Kontrolle. Es zu stellen, etwa wenn die Opposition den Eindruck hat, dass die Mehrheit wackelt, ist völlig legitim. Das Ganze ohne dramatische neue Entwicklung alle paar Monate zu veranstalten, ist hingegen ein Missbrauch dieses demokratischen Instruments. Ein Landtag ist eine Bühne, die für die Austragung politischen Streits der richtige Ort ist. Er ist aber auch ein Arbeitsparlament, das nicht gelähmt werden darf. Aber er wird das verkraften, und da Voigts Brombeerkoalition eher gestärkt aus der Sache hervorgegangen ist, gibt es eine Aussicht, dass nicht in einem halben Jahr wieder das Gleiche veranstaltet wird.

Trumps See Von Nikolas Busse

A m meisten muss man sich eigentlich darüber wundern, dass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en Lake Ontario nicht in Lake Trump umbenannt hat, sondern nur in Lake of America. Unterschätzen sollte man solche Umbenennungen aber nicht. Auch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politischen Spektrums wird damit der Kulturkampf geführt. Obama benannte den Mount McKinley in Denali um, um den indigenen Namen des Berges in Alaska wiederherzustellen. (Trump machte es rückgängig.) Ähnlich verwies nun der kanad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Mark Carney darauf, dass der Name des Lake Ontario auf ein indigenes Wort zurückgehe. Gerade in einem kolonisierten Gebiet wie Nordamerika geht es hier letztlich um die Frage, wer zur Nation gerechnet wird und welche Stellung er darin hat.

Wie die Rechtspopulisten in Europa profitiert Trump davon, dass viele in der weißen Mehrheitsbevölkerung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en Eindruck gewinnen konnten, sie kämen im öffentlichen Diskurs zu kurz. Trumps Wähler werden wissen, dass es ihnen persönlich nichts bringt, wenn ein See, den sich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mit Kanada teilen, dem Namen nach näher ans eigene Land rückt. Sie werden vermutlich auch von Trumps Zollkriegen nicht allzu viel für sich erwarten. Aber sie bekommen offenbar etwas, was die (linke) Konkurrenz nicht im Angebot hat: Nationalstolz. Und den der Kanadier greift Trump an.

Fischfang oder Sicherheit

Island stimmt darüber ab, ob nochmals über einen EU-Beitritt verhandelt werden soll. Von Julian Staib, Hamburg

Kurz vor dem Referendum über eine mögliche Wiederaufnahme der Beitrittsgespräche mit der EU hat Islands Außenministerin Thorgerdur Katrín Gunnarsdóttir die Position ihrer Regierung sehr deutlich gemacht. Bei einem Deal mit der EU verlange man „volle Souveränität“ über das Thema Fischfang, sagte Gunnarsdóttir kürzlich der „Financial Times“. Beim Fischfang sei Island eine „Supermacht“. Wenn die EU das nicht beachte, würden Verhandlungen sehr schwer.

Mit ihren Äußerungen suchte die Außenministerin wohl die Argumente der Gegner des Referendums zu entkräften. Denn die warnen seit Langem, dass die Insel mit einem EU-Beitritt ihre Souveränität beim Fischfang aufzugeben droht. Und der ist für das Land zentral. Sowohl mit Blick auf die Wirtschaft als auch auf die Identität.

An diesem Samstag stimmen die Isländer nun über die Wiederaufnahme ab. Zuletzt lagen in einer Umfrage Befürworter und Gegner exakt gleichauf bei 46 Prozent. Im Jahr 2013 hatte die damals neu gewählte Mitte-rechts-Regierung die Beitrittsgespräche gestoppt. Über das schwierigste Thema, den Fischfang, war zu diesem Zeitpunkt noch gar nicht formell verhandelt worden. Trotzdem sorgte es schon für Streit.

Rund 40 Prozent aller isländischen Warenexporte sind Meeresprodukte. Als unabhängiger Staat kann Island selbst darüber bestimmen, wie viele Fische es aus welchen seiner Gewässer holt, und rings um die Insel geht es den Beständen noch sehr gut. Quoten zum Fang, zudem ein beschränkter Zugang, sind vielen Isländern ebenso ein Albtraumszenario wie die Vorstellung, bald könnten etwa spanische Trawler in ihren Gewässern fischen.

Mit dem Fischfang – und zuletzt vermehrt dem Tourismus – ist Island reich geworden. Extrem reich und einflussreich wurden damit dank eines Quotensystems vor allem jene Familien, denen die großen Fischfirmen im Land gehören. Auf den Vestmannaeyjar-Inseln im Südwesten des Landes haben viele da von ihren Sitz. Dort sorgen sich nun viele, dass aufgrund der hohen Löhne im Land nach einem EU-Beitritt die Jobs der Fischindustrie abwandern könnten.

Zudem würde Island aus Sicht der Kritiker eines möglichen Beitritts nicht von diesem profitieren, sondern zum Nettozahler werden. Ihnen zufolge bietet die bestehende Mitgliedschaft im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raum ohne eine EU-Mitgliedschaft heute schon die beste aller Welten. So argumentieren auch die Bauernverbände, die zudem befürchten, dass die Landwirtschaft darben könnte, wenn nach einem EU-Beitritt Subventionen und Zölle wegfallen müssten.

Befürworter eines Beitritts hingegen werben für diesen mit dem Argument, dass es gerade aufgrund des bisherigen

Schutzes einiger Branchen an Wettbewerb mangele, was die Kosten etwa für Lebensmittel so immens mache. Zudem sänken demnach nach einem Beitritt endlich auch die derzeit horrenden Zinsen, etwa für einen Hauskauf.

Das wichtigste Argument für einen Beitritt aber ist die Sicherheitspolitik. Ursprünglich hatte die isländische Regierung vor, das Referendum über die EU erst bis Ende 2027 abzuhalten. Doch infolge der Grönlandkrise wurde es vorgezogen. Zu offenkundig sind die Parallelen: Auch Island ist eine strategisch äußerst wichtige Insel im Nordatlantik, die sich allein nicht zu schützen vermag. Zudem sprach Trump im Zuge seiner Drohungen gegen Grönland vereinzelt auch von „Iceland“.

Fischfabrik auf den Vestmannaeyjar-Inseln
Foto Julian Staib

Auch wenn das mutmaßlich versehentlich geschah, löste es in Reykjavik doch Ängste aus. Außenministerin Gunnarsdóttir beschrieb im Juli im Gespräch mit dieser Zeitung ihr Land als auf sich allein gestellt: Große Supermächte nähmen keine Rücksicht mehr; Handel werde als Waffe eingesetzt; Island sei schutzlos Zöllen ausgeliefert.

Island ist Gründungsmitglied der NATO, hat aber kein eigenes Militär. Nur eine Küstenwache ist für den Schutz der Außengrenze zuständig. Aber um die eigene Sicherheit musste man sich in dem Land mit nur rund 390.000 Einwohnern nie große Sorgen machen. Für die USA ist die Insel seit jeher strategisch enorm wichtig als unsinkbarer Flugzeugträger.

Die strategische Bedeutung Islands ist wohl auch der Hauptgrund für Brüssel, einen Beitritt anzustreben. Unklar ist aber, inwieweit man dabei bereit ist, isländischen Sonderwünschen in Sachen Fischerei entgegenzukommen. Grundsätzlich hat die EU-Kommission hier Offenheit für Ausnahmeregelungen signalisiert. Doch diese Offenheit dürfte Grenzen haben. Denn eigentlich regelt die EU den Zugang der Länder zu Fischgründen sowie die Fanglimits. Wird diese gemeinsame Fischereipolitik aber für Island aufgeweicht, dürften bald auch andere Länder Sonderwünsche einfordern.

In Norwegen, das ebenso wie Island kein EU-Mitglied, aber Teil des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raums ist, werden die Vorgänge in dem deutlich kleineren Island aufmerksam verfolgt. Angenommen wird, dass nach einem möglichen Beitritt Islands der Druck auf Norwegen zunehmen könnte, auch beizutreten. Sollte Brüssel aber Konzessionen gegenüber Island machen, dürfte auch Norwegen welche fordern.

Allerdings ist der Weg dahin noch weit: Sollten die Isländerinnen und Isländer nun für eine Wiederaufnahme der Gespräche stimmen, muss danach erst einmal eine Einigung mit Brüssel erzielt werden. Und selbst wenn es eine solche geben sollte, muss darüber später in einem abermaligen Referendum abgestimmt werden.

Ungarns bitterste Niederlage

Vor 500 Jahren wurde ein ungarisches Heer von den Osmanen vernichtet / Von Alexander Haneke, Wien

Mohács hat auf der Liste der historischen Traumata Ungarns eine besondere Bedeutung. Noch heute gilt der Spruch „Mehr noch ist bei Mohács verloren gegangen“, wenn jemand ausdrücken will, dass eine Niederlage nicht zu schwer genommen werden sollte. Im Fidesz des abgewählten Ministerpräsidenten Viktor Orbán diente der Hinweis auf die verlorene Schlacht gegen die Osmanen auch gern als Erklärung dafür, warum man gerade die Migration aus muslimischen Ländern strikt ablehne und Orbáns radikalen Kurs vollziehe. Schon vor 500 Jahren hätten sich die Ungarn, im Stich gelassen von den europäischen Verbündeten, heldenhaft gegen die Übermacht der Osmanen gestemmt.

Vor allem aber markiert die verheerende Niederlage von 1526 das Ende des mittelalterlichen Ungarns; sie läutete Jahrhunderte der Fremdherrschaft ein, die sich im historischen Gedächtnis des Landes tief eingeprägt haben.

Entsprechend groß wird an diesem Samstag die Erinnerung an die Schlacht bei Mohács am 29. August vor 500 Jahren begangen. Am Morgen soll Ministerpräsident Péter Magyar in dem kleinen Ort, der heute an der Grenze zu Kroatien liegt, eine live im Fernsehen übertragene Ansprache halten. Magyar hatte schon von Beginn seiner Kampagne an auf historische Symbolik gesetzt, um dieses Feld nicht dem Fidesz zu überlassen, der stets für sich in Anspruch nahm, der eigentliche Verteidiger der ungarischen Nation zu sein.

Im Anschluss ist eine Messe angesetzt, dann soll eine Kranzniederlegung am Denkmal für den ungarischen König Ludwig II. folgen, der nach der Schlacht auf der Flucht in den Sümpfen um Mohács starb. Auch die Umbettung der Überreste ungarischer Krieger, die bei Ausgrabungen auf dem Schlachtfeld gefunden wurden, ist Teil der Zeremonie, bevor einzelne Schlachtformationen von Traditionsgruppen nachgestellt werden sollen.

1526 WEGMARKEN DER GESCHICHTE

Um die Deutung der historischen Er- eignisse herrscht jedoch weiter Streit. Gesichert ist, dass der osmanische Sultan Suleyman I. nach seiner Thronbesteigung die Expansion in Richtung Europa wieder aufnahm. 1521 eroberten die Truppen des Sultans Belgrad, fünf Jahre später setzte er seinen Feldzug in Richtung Norden fort. Der junge König Ludwig II. konnte nur mühsam ein Heer mobilisieren, das Land war nach dem Bauernaufstand von 1514 geschwächt, vor allem durch das tiefe Misstrauen der Landbevölkerung gegenüber den ungarischen Magnaten, wie der Hochadel im Land genannt wurde.

Später kam die Deutung hinzu, dass einige mächtige Landherren den schwachen König wohl bewusst im Stich gelassen hätten, indem sie erst spät oder gar nicht ihre Truppen aufstellten. Besonders umstritten ist die Rolle des siebenbürgischen Woiwoden Johann Zápolya, der als Widersacher Ludwigs galt und seine bedeutende Streitmacht nicht rechtzeitig nach Mohács führte. Zum Misstrauen gegen Zápolya trug bei, dass er sich später im Streit mit den Habsburgern um die ungarische Krone auf die Seite der Osmanen schlug und sich Suleyman als Vasall unterwarf. Doch unklar bleibt, ob er Ludwig absichtlich im Stich gelassen hatte oder ob es schlicht an den weiten Entfernungen und der langsamen Kommunikation der Zeit lag, dass er nicht rechtzeitig auf dem Schlachtfeld gegen den rasch vorrückenden Sultan erschien.

Dort warfen sich die Ungarn in einer Verzweiflungsaktion mit wohl weniger als 30.000 Mann der Übermacht von 70.000 osmanischen Kämpfern entgegen und versuchten, mit ihrer schweren Reiterei die Invasoren zu überrennen, die ihre Truppen noch nicht fertig aufgestellt hatten. Die Osmanen zogen sich jedoch geordnet zurück und ließen die Angreifer ins Feuer ihrer Geschütze laufen. Später trieben sie die fliehenden Ungarn in die Sümpfe, wo die meisten den Tod fanden.

Die Leiche Ludwigs II. wurde erst zwei Monate später geborgen. Suleyman zog noch im September nach Buda, zog sich dann aber zunächst zurück, bevor er 1529 zur ersten Belagerung Wiens ansetzte.

Im Streit um die ungarische Krone konnte sich Johann Zápolya, unterstützt von Teilen der Magnaten und mithilfe der Osmanen, zunächst gegen Ferdinand von Habsburg halten, der sich als Ludwigs Schwager ebenfalls zum ungarischen König wählen ließ. Manche sehen in Zápolyas Vorgehen ein frühes Beispiel der ungarischen Politik, zum eigenen Vorteil zwischen den Großmächten zu taktieren – oder, je nach Blickwinkel, sich ihnen zu unterwerfen.

Nach Zápolyas Tod zerfiel Ungarn jedenfalls in drei Teile: Ein westliches „Königliches Ungarn“ unter den Habsburgern mit der Hauptstadt Pressburg (Bratislava), ein osmanisches Ungarn im Zentrum und das Fürstentum Siebenbürgen im Osten, das dem Sultan zwar tributpflichtig war, aber weitgehende Selbständigkeit erhielt.

Erst nach der zweiten Türkenbelagerung Wiens 1683 schafften es die Habsburger, die meisten Teile Ungarns unter ihrer Herrschaft zu vereinen. Es dauerte noch knapp zweihundert Jahre, bis das Land 1867 durch den Ausgleich mit dem geschwächten Österreich weitgehende Eigenständigkeit innerhalb der Doppelmonarchie errang. An deren Ende folgte allerdings das zweite große historische Trauma, der Vertrag von Trianon, durch den das große habsburgische Ungarn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zwei Drittel seines Gebiets an die Nachbarstaaten abgeben musste: Territorien, in denen zwar größtenteils andere Bevölkerungsgruppen in der Mehrheit waren, in denen aber auch noch drei Millionen Ungarn lebten. Deren Schicksal und das ihrer Nachfahren spielt noch heute in die ungarische Politik hinein.

König HAAKON VIII.

Monarch unter Beobachtung

Der König ist tot, es lebe der König! Die alte französische Heroldsformel, die besagt, dass ein Thron niemals leer, die Kontinuität der Monarchie ungebrochen ist, gilt auch in Norwegen. Noch vor einem Jahr hätte dieser Automatismus die meisten Norweger über den Verlust ihres beliebten Königs Harald V. getröstet. Denn sie hätten einen neuen, nicht minder beliebten König gehabt. Doch Haakon VIII. blickt inzwischen in eine ungewisse Zukunft. Nur noch etwa 60 Prozent sehen laut den jüngsten Umfragen die Monarchie positiv, vor zehn Jahren waren es noch mehr als 80 Prozent.

Vor allem in diesem Jahr ging die Zustimmungsrate stark zurück, nachdem die unheilvolle Verbindung der neuen Königin Mette-Marit zu dem amerikanischen Sexualstraftäter Jeffrey Epstein bekannt geworden war. Während das alte Königspaar so beliebt blieb wie eh und je, wurde dem Kronprinzen nahegelegt, zugunsten seiner Tochter Ingrid Alexandra auf den Thron zu verzichten. Haakon aber stand zu seiner Frau, die eine Mehrheit der Norweger zwischenzeitlich nicht mehr als Königin haben wollte.

Haakon muss sich nun beweisen. Der Dreiundfünfzigjährige, der nach seinem Urgroßvater Haakon VII. benannt wurde, ist bestens auf sein Amt vorbereitet. Seit Jahren hat er seinen Vater, der immer wieder schwer erkrankt war, über Wochen oder Monate vertreten. Offiziell ist er nun das Staatsoberhaupt Norwegens, hat vorwiegend repräsentative und konstitutionelle Aufgaben. Theoretisch kann er gegen Beschlüsse der Regierung sein Veto einlegen, doch seit Haakon VII. hat sich der norwegische König nicht mehr direkt in die politische Entscheidungsfindung eingeschaltet.

Erst am Dienstag feierten Haakon und Mette-Marit ihre silberne Hochzeit. Sie haben zwei Kinder, Ingrid Alexandra und Sverre Magnus. Noch unter Haakons Großvater Olav V. war 1990 die Verfassung geändert worden, so dass Männer nicht mehr Vorrang vor Frauen in der Thronfolge haben. Deswegen ist Ingrid Alexandra, die Ältere, nun Kronprinzessin.

Haakon liebt die Natur und vor allem das Meer. Auch darum absolvierte er seine Militärzeit bei der Marine, er hat den Dienstgrad eines Admirals, ist aber auch General bei Heer und Luftwaffe. Er studierte Politikwissenschaften an der Universität von Kalifornien in Berkeley, es folgte ein Master-Abschluss in Entwicklungsstudien an de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it dem Schwerpunkt internationaler Handel und Afrika. 1999 war er zudem als „Praktikant“ bei den Vereinten Nationen in New York.

Haakon lebte bisher mit seiner Familie auf dem königlichen Gut Skaugum in Asker, einem Vorort von Oslo. Dort verbrachte er schon seine Kindheit. Nun aber wird das Königspaar wohl ins Königliche Schloss in Oslo ziehen. PETER-PHILIPP SCHM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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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s aus der Schonzone

Universitäten, Bühnen und öffentliche Räume brauchen keine Anstandsdamen, sondern Menschen, die Streit und Widerspruch aushalten.

Von Saba-Nur Cheema und Meron Mendel

Als im frühen 20. Jahrhundert eine Frau namens Charlotte Bartlett mit ihrer Cousine auf Reisen geht, hat sie einen Auftrag: Sie soll alles

Schlechte, Böse und Falsche von ihrer Cousine fernhalten. Und obwohl sie einen unbestechlichen Riecher für die Tücken des Bösen hat, geschieht das Unvermeidliche: Kaum tritt ihre Cousine vor die Tür, landet sie mit beiden Füßen in der Wirklichkeit, in der die Dinge kommen und gehen – nur nicht so, dass es den Regeln des Anstands entspräche, denen sich Charlotte genauso verschrieben hat wie ihrem Schützling. Je mehr sich Charlotte bemüht, ihre Cousine wieder auf den rechten Weg zu bringen, desto mehr gerät diese auf Abwege, bis es schließlich zu einem klassischen Twist kommt: Sie findet und heiratet den Mann, den sie liebt – gegen die Regeln von Benimm und Stand.

Charlotte Bartlett ist eine Romanfigur, und sie hat einen Beruf, der seit der Mitte des vergangenen Jahrhunderts als überholt gilt: Sie ist eine Anstandsdame. In Edward Forsters als Liebesroman getarnter Gesellschaftsanalyse „Zimmer mit Aussicht“ schafft sie sich selbst ab – indem sie durch ihr Kontrollbedürfnis genau das hervorbringt, was sie verhindern will. Doch die Anstandsdame ist zurück. Heute wacht sie nicht mehr über junge Frauen und ihre Heiratsfähigkeit, sondern über Worte, Haltungen und mögliche Kränkungen. Sie erscheint heute in anderer Gestalt: als Instanz der Sensibilität. Und wie einst Charlotte scheint auch ihre moderne Variante einem Paradox zu folgen. Je entschlossener sie das Falsche bannen will, desto mehr verstrickt sie sich in dessen Hervorbringung.

In unseren Veranstaltungen begegnen wir gelegentlich Inkarnationen der Anstandsdame. Wenn wir eine Bühne betreten, sehen wir in der Regel in viele freundliche Gesichter. Menschen, die gekommen sind, um zuzuhören und Fragen zu stellen, vielleicht auch, um zu streiten. Aber häufig versichert dann ein Moderator oder eine Moderatorin, noch bevor ein einziges Argument vorgetragen ist: Niemand brauche sich zu fürchten, Rassismus werde nicht geduldet, Antisemitismus auch nicht, bei entsprechenden Äußerungen werde sofort eingeschritten.

In diesem Moment können wir förmlich zusehen, wie alle tiefer in die Stühle und in sich zusammensinken. Jetzt steht in den zuvor aufgeschlossenen Gesichtern vor allem Unsicherheit. Es ist davon auszugehen, dass die meisten im Publikum nun damit beschäftigt sind, im Kopf durchzugehen, welche Gedanken sie nicht äußern dürfen, statt darüber nachzudenken, was sie zur Diskussion beitragen möchten. Uns hingegen ist viel lieber, wenn sie genau das tun, gerne auch mal mit einem Wort, das möglicherweise nicht zu hundert Prozent diskursrein ist. Deswegen sagen wir inzwischen an dieser Stelle der Moderation, dass wir solche Disclaimer in unseren Veranstaltungen nicht brauchen.

Wir wollen keine Anstandsdamen (oder Anstandsherren), die uns vor potentiellen Mikroaggressionen vom Publikum schützen, wir wollen gemeinsam nachdenken und auch streiten. Es geht nicht nur uns so. Gerade an Universitäten, die Orte der offenen, krit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 sein sollen, sind solche Regeln längst Standard. Wer sich ein Bild davon machen will, wie das Ritual verläuft, kann beispielsweise die Videoaufnahme aus einer Ringvorlesung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aus dem Jahr 2025 anschauen. Der freundlichen Standardbegrüßung „Guten Abend. Wir freuen uns sehr, dass Sie so zahlreich erschienen sind“ folgt ein langer Monolog der Moderatorin im strengen pädagogischen Duktus. Sie möchte gerne auf „unsere Antidiskriminierungsklausel hinweisen“.

Die Anwesenden hätten diese möglicherweise schon an der Tür gesehen, und dass sie nun der Veranstaltung beiwohnen, bedeute, dass sich alle damit einverstanden erklärt hätten. Damit kein Zweifel entstehen kann, wird die Antidiskriminierungsklausel erklärt: Den Veranstaltern, so die Moderatorin, seien „ein respektvolles und diskriminierungsfreies Miteinander in dieser Kommunikation hier“ und eine „entsprechend diskriminierungsfreie Diskussion wichtig“. Darauf folgt die Warnung: „Sollten Diskriminierungen oder rechte Ideologien geäußert werden – das heißt wiederholte oder intendierte Diskriminierungen, Beleidigungen oder pauschalisierende Äußerungen, Störungen durch rechte Ideologien und Beteiligung –, führen sie zum Ausschluss von der Veranstaltung.“ Der Verhaltenskodex geht über Minuten, während der Redner sichtlich verlegen ins Leere schaut.

Uns scheint das Vorwarnungsritual als symptomatisch und exemplarisch für die Probleme der Debattenkultur. Natürlich sind wir nicht dafür, dass rechte Propaganda an einer Universitätsveranstaltung verbreitet wird oder dort Diskriminierung stattfindet. Man kann sich aber schon fragen, wie oft Rechtsradikale solche Veranstaltungen gestört haben oder ob sie durch die warnenden Worte wirklich abgeschreckt würden. Zweitens stellt sich ein Schiedsrichterproblem: Wer soll entscheiden, dass eine diskriminierende oder gar „pauschalierende Äußerung“ getätigt wurde? Statt die Anwesenden als mündige Individuen wahrzunehmen und sie in ihrer Meinungsbildung zu fördern, wird hier im Vorfeld versucht, Irritationen zu verhindern. Vor diesen paternalistischen Entmündigungstendenzen im amerikanischen Kontext haben schon vor mehr als zehn Jahren die beiden Autoren Greg Lukianoff und Jonathan Haidt gewarnt: „Was tun wir unseren Studierenden an, wenn wir sie dazu ermutigen, sich eine extrem dünnhäutige Haltung anzueignen – genau in dem Moment, in dem sie den schützenden Kokon des Erwachsenseins verlassen?“.

Bei der Verleihung des Friedenspreise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sprang 2021 die schwarze Frankfurter Stadtverordnete Mirrianne Mahn auf die Bühne und unterbrach die Rede des Oberbürgermeisters. Sie beklagte, dass „schwarze Frauen auf genau dieser Buchmesse nicht willkommen waren“. Diesen Vorwurf begründete sie damit, dass „nicht dafür gesorgt wurde, dass sie sich sicher fühlen“. Was fast schon ironisch ist, denn die Preisträgerin des Jahres war die schwarze simbabwische Autorin Tsitsi Dangarembga, die währenddessen neben ihr stand. Der Fall ist aus unserer Sicht paradigmatisch, weil er zeigt, wie Skandalisierung und Empörung durch die Politisierung von (Un-)Sicherheitsgefühlen produziert werden.

Der Skandal begann einige Tage vorher, als die Schwarze Autorin Jasmina Kuhnke über ihren reichweitenstarken Account in den sozialen Medien bekannt gab, dass sie ihren Auftritt auf der Buchmesse absagen werde. Sie begründete diese Entscheidung damit, dass sie sich auf der Buchmesse durch die Präsenz des rechten Verlags „Jungeuropa“ bedroht fühle. Zahlreiche Autoren solidarisierten sich und zogen ebenfalls ihre Teilnahme zurück. Daraufhin wurde in offenen Briefen zum Boykott der Messe aufgerufen. Die Messeleitung reagierte mit konkreten Schutzangeboten: Sicherheitskonzepte, Bodyguards, abgesperrte Wege – reale Sicherheit hätte sich also organisieren lassen, wie es auch bei anderen bedrohten Autoren gelungen war.

Doch darum ging es nicht. Entscheidend war das subjektive Gefühl der Unsicherheit, das stellvertretend für eine ganze „Community“ geltend gemacht wurde. Nun lässt sich trefflich darüber streiten, ob man es verhindern kann oder soll, dass der Jungeuropa-Verlag einen Stand auf der Buchmesse mietet. Mit der Anklage, schwarze Frauen seien auf der Buchmesse nicht willkommen, wird jedoch die Diskussion auf die identitätspolitische Schiene gelenkt. Es wird nicht mehr über objektive Realität diskutiert,

Bilder und Zeiten im E-Paper

Andreas Kilb: Zum 1500. Todestag des Ostgotenkönigs Theoderich des Großen

Isabel Fargo Cole: Meine Heimkehr zur Feier des Gründungsjubiläums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Sonja Asal: Der aufklärerische Populist Jean Paul Marat

Marc Zitzmann: Hundert Jahre Grande Mosqu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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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utschland streiten sie über den Burkini im Schwimmbad, am Artificial Beach der maledivischen Hauptstadt Male ist er Pflicht, dafür der Bikini verboten. Foto Uwe Niehuus

sondern über subjektive Wahrnehmung, oder genauer gesagt: die proklamierte Wahrnehmung. Gefühle lassen sich schließlich nicht mit Fakten entkräften. Und damit sind solche Behauptungen ein effektives Mittel, um mediale Aufmerksamkeit und Empörung zu generieren.

Auch wenn es nicht immer einfach ist, lassen sich Gefahren und Risiken messen. Lange Zeit verstand man unter Sicherheit etwas, das sich zumindest annähernd objektiv bestimmen ließ: Gibt es konkrete Bedrohungen? Wie hoch ist das Risiko? Welche Maßnahmen sind geeignet, Menschen zu schützen? Im Zeitalter der Supersensibilisierung hingegen tritt das subjektive Empfinden in den Vordergrund und wird zu einem starken politischen Mittel. Darin zeigt sich die politische Dynamik solcher Sicherheitsdiskurse.

Über das subjektive Unsicherheitsgefühl lässt sich moralischer Druck erzeugen, um Forderungen durchzusetzen, die rechtlich oder institutionell nur schwer begründbar wären. Auch an uns wurde damals die Erwartung herangetragen, uns dem Boykott anzuschließen – eine Teilnahme würde eine Entsolidarisierung mit schwarzen Frauen bedeuten. Wir hielten es allerdings für sinnvoller, vor Ort zu sein und an den Debatten teilzunehmen, statt fernzubleiben. Denn wer die Bühne aus Protest räumt, überlässt sie am Ende jenen, denen man sie eigentlich entziehen möchte. Gerade darin lag die paradoxe Konsequenz dieses Boykotts.

Während eine reale Sicherheitslage objektiv eingeschätzt werden kann, ist das subjektive Bedrohungsgefühl eines Individuums nicht überprüfbar. In ihrer Unwiderlegbarkeit steckt auch ihre politische Wirkmächtigkeit. Mehr noch: Das Sicherheitsgefühl reagiert häufig paradox auf genau die Maßnahmen, die es eigentlich beruhigen sollen. In einer explorativen Studie zum Einsatz sogenannter Awareness-Teams auf einem Festival zeigte sich ein interessantes Paradoxon: Als die Befragten erfuhren, dass geschulte Teams anwesend waren, die gegen Diskriminierung und übergriffiges Verhalten angehen sollten, führte das nicht zu einem gesteigerten Sicherheitsgefühl unter den Festivalbesuchern – im Gegenteil.

Die Autorin interpretiert dies so, dass sich einige Befragte durch die Präsenz solcher Strukturen sogar unsicherer fühlten als ohne sie. So lautet das Sicherheitsparadox: Je mehr wir uns um Sicherheit kümmern, desto unsicherer fühlen wir uns. Und je stärker dieses Gefühl politisiert wird, desto schwieriger wird es, zwischen tatsächlicher Bedrohung und subjektiver Wahrnehmung zu unterscheiden.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wächst die Forderung nach Infrastruktur, die Sicherheit institutionell garantiert. Der öffentliche Raum wird so behandelt, als wäre er per se gefährlich. Als müsste jede potenzielle Irritation vorsorglich betreut, überwacht und im Idealfall ganz von ihm ferngehalten werden. Damit etabliert sich ein Bild, in dem jede öffentliche Interaktion als potenzielle Risikozone gilt, die professionell entschärft werden muss. Statt Menschen in ihrer Konfliktfähigkeit zu stärken, wird ihnen signalisiert: Ohne Spezialpersonal seid ihr überfordert – das ist die Geburtsstunde der Awareness-Teams.

Noch deutlicher wird diese Logik, wenn Safe-Space-Konzepte in die Architektur öffentlicher Räume selbst eingreifen (sollen). Wir erinnern uns noch gut an unsere erste Konfrontation mit einem geradezu sakralen Safe Space: Als Saba-Nur in einer niedersächsischen Stadt zu einem Podiumsgespräch über Islamismus eingeladen war, bat das mehrheitlich aus Frauen bestehende Veranstaltungsteam sie am Ende des Abends, an Dreharbeiten für einen Videoclip teilzunehmen.

Saba-Nur willigte ein und wir gingen gemeinsam mit drei Frauen, allesamt gut gelaunt und im freundlichen Gespräch miteinander, über den nächtli-

chen, menschenleeren Campus. Als wir zu dem Raum kamen, in dem die Dreharbeiten stattfinden sollten, und Meron eintreten wollte, geschah etwas Merkwürdiges: Eine der Frauen stellte sich in den Türrahmen, stemmte die Füße in die unteren Ecken, streckte die Arme in die oberen und verwandelte ihren Körper in eine x-förmige Barriere, die sie mit den Worten bekräftigte: „Das ist ein Frauenraum. Du als Mann darfst hier nicht rein.“

Als wir betreten reagierten, weil der Raum einerseits zum Drehort umfunktioniert, andererseits als Frauenbereich sakralisiert wurde, in den während der nächsten Stunden wahrscheinlich keine außer jenen eintreten würde, die sich um den Dreh kümmerten, ernteten wir wenig Verständnis: In den Augen der Veranstalterinnen hatte sich Meron schuldig gemacht, weil er sich angeschickt hatte, ein Gebot zu brechen. Was sie sich wohl vorgestellt hatten? Wen oder was genau wollten sie hier schützen?

Das Video haben wir schließlich nicht mehr gedreht und das gemeinsame Essen platzte auch. Diese Erfahrung zeigte uns, wie dogmatisch solche Schutzlogiken werden können. Was in der konkreten Situation absurd wirkte, folgt einer Logik, die sich über Einzelfälle hinaus verfestigt hat: Sie bleibt nicht auf spontane Entscheidungen oder einzelne Akteure beschränkt, sondern prägt zunehmend auch institutionelle Praktiken. Was uns dort im Kleinen begegnete, lässt sich im Großen wiederfinden. Zum Beispiel im Düsseldorfer Schauspielhaus.

Fortsetzung auf Seite 13

F Böll als Hit

Von Niklas Maak

Wer in diesen Tagen in Frankreich Urlaub macht, hört in Supermärkten, in Strandbars und im Radio immer wieder den gleichen Song: „Petit Pêcheur“, zu deutsch „kleiner Fischer“, ist der Überraschungshit des Sommers. Geschrieben wurde das Lied, das mehr als zwölf Millionen mal gestreamt wurde, von Manon Lisa, die bisher vor allem Songs für Stars wie Céline Dion komponiert und getextet hat und mit feministisch umgetexteten Rapsongs ein Instagram-Star wurde. Zu einer von Manu Chao ausgeborgten Melodie erzählt sie die Geschichte eines Fischers, der nur am Morgen auf Fang geht und dann in der Sonne döst. Ein Geschäftsmann tritt an ihn heran und fragt ihn, warum er nicht noch mal aufs Meer fahre, da mache er doch doppelt so viel Geld und könne sich ein viel größeres Boot kaufen, ein Flottenimperium aufbauen, und dann werde er ein reicher und glücklicher Mann und könne sich ausruhen, Zeit mit der Familie verbringen, im Sand dösen und seine Töchter aufwachsen sehen. Woraufhin der Fischer sagt, all das könne er doch auch jetzt schon. Es ist kein Wunder, dass die Geschichte von einem, der lieber gelassen leben als die Natur ausbeuten und reich werden will, in Frankreich, wo vor dem Wahlkampf wieder über die Anhebung des Renteneintrittsalters diskutiert wird, so einschlägt. Ihren Ursprung hat sie allerdings in einer Kurzgeschichte aus dem Jahr 1963. Wie Lisa in Interviews erzählt, hat ihr Vater, der Lehrer war, ihr die Geschichte als Kind oft erzählt. Sie stammt von Heinrich Böll und erschien unter dem Titel „Anekdotе zur Senkung der Arbeitsmoral“. Böll erzählt teils wörtlich, allerdings mit einem in der Gegenwartsliteratur weitgehend verloren gegangenen Humor, die gleiche Geschichte wie Lisa: Ein Tourist sieht im Hafen einen dösenden Fischer und will ihn überzeugen, die Natur maximal auszubeuten: „Sie würden ein kleines Kühlhaus bauen ... mit einem eigenen Hubschrauber herumfliegen, die Fischschwärme ausmachen und Ihren Kuttern per Funk Anweisung geben“; und wenn der Fischer dann reich sei, könne er „in der Sonne dösen“. Und der Fischer sagt, wie bei Lisa: das tue er ja schon jetzt. Vor zehn Jahren hat ein französischer Zeichner Bölls Geschichte bereits als Kinderbuch aufbereitet, jetzt hat es die Parabel in die Charts geschafft. Der Fall zeigt, dass Literatur oft wie eine Flaschenpost funktioniert: Eine Botschaft, die 1963 in den Rhein geworfen wurde, wird 2026, mitten in der Klima- und Arbeitsmarktkrise, als Sommerhit an die Strände Frankreichs geschwemmt.

Über allen Gipfeln KI?

„Gott spielen“: Essays zur Automaten-Kritik

Die 1969 in Jena geborene Claudia Hamm ist in erster Linie Literaturübersetzerin, etwa von Emmanuel Carrère und Yasmina Reza, aber hat auch schon Werke fürs Theater geschrieben. Seit einiger Zeit tritt sie auch als Essayistin hervor, die sich mit den Implikationen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vor allem für die künstlerische Sphäre auseinandersetzt. In dem Band „Automatensprache“ hat Hamm bereits 2023 die verheerende Wirkung von KI sowohl für die Qualität von Texten als auch für die Menschen, deren Arbeit von KI ersetzt wird, kritisch beschrieben: etwa die durch KI-Anwendungen und deren Bewerbung genährte Vorstellung, „Bücher, Gedichte und Übersetzungen flögen gratis verzehrfertig durch die Luft, ohne dass jemand sie vorher ausbrüten müsste“.

Hamm hat als Übersetzerin allen Grund, verärgert und alarmiert zu sein angesichts einer Realität, in der das Gift schlechter und eklatant falscher Übersetzungen längst die digitale Sphäre überall durchsetzt, oft unkontrolliert, unkorrigiert, beschämend. Wer sie auch bei Diskussionen zum Thema etwa auf Buchmessen erlebt, sieht bei ihr aber auch einen unterhaltsamen, ja, literarischen Umgang mit dieser empörenden Realität. Diesen hat sie nun fruchtbar gemacht als Herausgeberin eines weiteren Bandes zum Thema mit dem Titel „Gott spielen“. Das von Hamm im Vorwort gemachte Versprechen, „dem Hype um automatisierte Sprache mit Fakten, Schönheit, Ethik, Reflexion, Menschenliebe, Witz und Wut zu begegnen“, löst das Buch ein.

Claudia Hamm (Hg.): „Gott spielen“. Wie Chatbots und KI Sprache, Denken und Handeln automatisieren. Dittrich Verlag, Weilerswist 2026. 304 S., br., 22,- €.

Es beginnt mit Überlegungen zum Menschenbild hinter den „Textattrappen“ der KI, basierend auf Marshall McLuhans Diktum: „Wir formen unsere Werkzeuge, und dann formen die Werkzeuge uns.“ Den pseudoreligiösen Umgang mit KI erörtert der Theologe Wolfgang Palaver zwischen Kleist und Jaron Lanier. Die Fehler der KI beim Übersetzen spitzt eine Glosse über „Goethe und DeepL“ zu. Wütend klingt zum Beispiel Nina Georges Beitrag „Geistiges Eigentum und zusammengeklaute Textkotze“. Polemisch, aber hintergründig ist Michael Seemanns Essay „KI ist ein Coup“ über den Machtkampf um Technologie, der die Demokratie gefährdet. Er erklärt en passant auch den Begriff der „Enshittification“: Das ist der „mutwillige kommerzielle Vandalismus der Plattformen an sich selbst“, geboren aus dem Zwang, wachsende Renditen zu erzeugen, auch wenn die Nutzerzahlen nicht mehr wachsen. Phantasievolle Einwürfe wie ein Roboter-„Dramolett“ der Dichterin Monika Rinck lockern den Band auf. Er bietet auch sprachschöpferische Ansätze, etwa auf dem Gebiet KI und Schule mit dem Begriff der „degenerativen KI“ (herrlich!). Und das ist noch nicht alles, wobei auch nicht alles triftig wirkt. Aber: Wer kritisch über das Thema nachdenken möchte, sollte dieses Buch unbedingt lesen. JAN WIELE

Derzeit ist das Mausoleum an der Kremlmauer, in dem Lenins konservierter Körper liegt, geschlossen. In Valeria Gordeevs Roman wird mit den Überresten des Revolutionsführers ein böses Spiel getrieben.

Foto EPA

Nicht jeden rettet die Langlebigkeitsforschung

Wie kann ein deutscher Roman vom heutigen Russland erzählen? Valeria Gordeev zeigt es mit „Die 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enen Hülle“: als literarisch versierte Farce. Das Buch gilt als heißer Anwärter auf den Deutschen Buchpreis.

Dass Valeria Gordeev an diesem Roman saß, war seit Ende Juni 2023 allgemein bekannt, als sie mit einem Auszug daraus beim Ingeborg-Bachmann-Wettbewerb in Klagenfurt antrat – und bei seltener Einmütigkeit der Jury gewann. „Er putzt“ hieß dieser Text, eine grandiose Tour de Force durch das Innenleben eines jungen Mannes, der an Schwester und Mutter verzweifelt, weil sie nicht dieselben peniblen Maßstäbe an häusliche Reinlichkeit anlegen. Das Buch, in der er nun Eingang gefunden hat – und zwar sehr spät in dessen Handlungsverlauf, im letzten Sechstel von mehr als sechshundert Seiten –, trägt einen weitaus umständlicheren Titel: „Die 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glänzenden Hülle“. Und darin spielt der Reinlichkeitsfimmel des Mannes, den wir nun als Konstantin Molot kennenlernen, nur noch eine Nebenrolle.

Morgen im Bücher-Podcast

Wo Telemachos ruft: „Das sage ich den Göttern“: Neue Nacherzählungen von Irrfahrten und weiteren Mythen für ein junges ihr altes Vorbild.

faz.net/buecher-podcast

Gordeev betreibt ein souveränes Verwirrspiel: Ihr Buchtitel verweist auf Metamorphose und entstammt der Entomologie, aber viel wichtiger für die Handlung ist die Mykologie, also Pilzkunde. Konstantins Mutter Nadja, ukrainischer Abstammung, arbeitet für die telefonische Pilzberatung einer deutschen „Mykologischen Gesellschaft“, und ihre drei im Roman wiedergegebenen Gespräche (darunter eines mit ihrer Tochter Lada) sind köstliche Seitenlinien, die aber für die Haupthandlung wenig Relevanz zu haben scheinen. Wie auch der erst gegen Ende in ebenfalls drei Abschnitten eingestreute Reisebericht eines bolivianischen Stigma-

Experten, der dringend nach Moskau gerufen wird. Oder die Passagen zur Gefolgschaft eines gerade in Russland festgenommenen Sektenführers. All diese Erzählstränge laufen aufeinander zu, aber bevor sie zu einem einzigen Tau werden, ist das Buch aus. Wenn es ein Vorbild für Tonfall und literarische Strategie von Gordeev gibt, dann ist es David Foster Wallace. Und für einen deutschen Kühlschrank in Moskau die Objektskurrilität eines Thomas Pynchon.

Gibt es jedoch so etwas wie den Hauptgegenstand dieses Romans, der gerade für den Deutschen Buchpreis nominiert worden ist und von dem schon 2023 zu hören war, dass er sich mit dem Leben im heutigen Russland beschäftigen werde? „Heutiges Russland“, das war damals wie heute ein Russland im Krieg, aber wer glaubte, dass diese scheußliche Kontinuität die Aufgabe für die 1986 in Tübingen als Kind einer aus der Sowjetunion ausgewanderten Familie geborenen Autorin leichter machte, der muss sich nur vergegenwärtigen, was Ende Juni 2023, als Gordeev in Klagenfurt auftrat, in Russland geschah (und im Roman jetzt auch thematisiert wird).

Für einen kurzen Moment schien die Putin-Diktatur damals aus dem Inneren herausgefordert durch den Aufstand der Söldnergruppe „Wagner“ unter ihrem

Führer Jewgeni Prigoschin. Deren ausgerufener „Marsch auf Moskau“ brach indes schnell in sich zusammen; Prigoschin starb zwei Monate später bei einem Flugzeugabsturz – einer von vielen ominösen Toten unter den Gegenspielern Putins. Der saß danach fester im Sattel als zuvor.

Nicht in Gordeevs Roman. Da erleidet der nie namentlich genannte russische Präsident dasselbe Schicksal wie Prigoschin: einen angeblichen Unfalltod. Der im Roman wiedergegebenen russischen Agenturmeldung zu diesem Hubschrauberunglück ist zu entnehmen: „Offenbar hatte der Präsident am Boden einen Schneeleoparden entdeckt und den Wunsch geäußert, das seltene Wildtier aus der Kabine heraus zu füttern und Fotos aufzunehmen.“ Die Nachfolge an der Staatsspitze tritt fürs Erste der kurz zuvor ins Amt gelangte Premierminister Karpow an. Auch den hat Gordeev sich ausgedacht, aber wie dieser Karpow politisch aufgestiegen ist und was er mit der neuen Machtfülle anfangen wird, das ist einer der reizvollsten Aspekte im Buch und bei aller Bitterkeit der dabei zutage tretenden russischen Gesellschaftsstrukturen ein satirisch mindestens so überzeugender Handlungsfaden wie die Einzeleepisode zum Putzfimmel.

Das Buch ist also im besten Sinne eine Farce. Und als solche wunderbar geglückt. Etwa auch beim unmittelbaren Nacheinander des organisatorischen und konservatorischen Irrsinns im von Gordeev in Moskau angesiedelten Institut für biologische Strukturen, wo man sich um den Erhalt der Leiche Lenins bemüht und Konstantin Molot aktuell beschäftigt ist, und dem Wahnsinn, den Konstantins mittlerweile erwachsene Schwester Lada in Berlin erlebt, weil das Haus, in dem sie lebt, zwecks Wohnungsaufwertung systematisch entmietet werden soll. Der Renovierungslärm spielt dabei die entscheidende Rolle. Außer Lada hat das kaum eine Partei ausgehalten; ihre Mitbewohnerin Hanne ist günstigerweise taub.

Beide Episoden sind fabelhaft in ihrer deskriptiven Zuspitzung. Das Ausharren in der Berliner Wohnung ist als eine einzige Schikanensteigerung angelegt, und das Moskauer Institut siedelt Gordeev gleich neben dem Lenin-Mausoleum auf dem Roten Platz an, als trichterförmig in den Boden versenktes Gebäude nach dem Vorbild von Dantes Hölle. Dort geht Konstantin einer nie näher bestimmten Aufgabe nach, doch vor allem ist er im Auftrag seines Patenonkels, eines im Exil lebenden russischen Oligarchen, mit dem Diebstahl von Präparaten aus Institutsbesitz befasst, denn der reiche Mann möchte von der Langlebigkeitsforschung profitieren, die in Moskau aus dem Bemühen um die Leichenkonservierung entstanden ist. Lada weiß davon nichts und begreift deshalb auch nicht, was den Bruder zu Kriegs- und Sanktionszeiten in Russland hält. Aber auch sie wird vom Onkel für seine Zwecke eingespannt.

Valeria Gordeev hat brisante Themen in Hülle und Fülle zu bieten: den Ukrainekrieg, den Neostalinismus in Russland, die transhumanistischen Longevity-Bemühungen, die deutsche Wohnungskrise. All das übersteigert sie, und wenn man dem Roman einen Vorwurf machen kann, dann genau diesen. Denn für die psychologische Zeichnung ihres zentralen Geschwisterpaars bleibt trotz diverser skurriler Episoden zu wenig Raum. Meisterhaft dagegen der Andeutungsreichtum bei Figuren, die nur gelegentlich in die Handlung eingreifen – aber dann umso prägender: die Mutter Nadja, der geheimnisvolle Onkel, die Institutskollegen von Konstantin. Selbst die Mutter eines von ihnen bekommt einen unvergesslichen Auftritt als schwangeres Mädchen in Leningrad während der Belagerungszeit. Die Erzählfreude dieses Buchs kennt keine Grenzen.

Doch es lässt andere erkennen, vor allem in seiner postmodernen Konstruktion, die sich um chronologische Abläufe nicht schert, damit aber das mosaizierende Erzählprinzip nicht begünstigt, weil es der Phantastik und Ironie denn doch zu viel wird. Gordeevs „Die 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glänzenden Hülle“ dürfte neben dem ähnlich bewusst bruchstückhaft erzählten Roman „Die Lücken“ von Shida Bazyar die größten Aussichten auf den diesjährigen Deutschen Buchpreis haben. Aber beider Vergleich zeigt, was es bedeutet, mit der Erfahrung von bereits zwei Romanen an ein solch ambitioniertes kompositorisches Unterfangen zu gehen oder als Debütantin wie Valeria Gordeev. ANDREAS PLATTHAUS

Valeria Gordeev: „Die 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glänzenden Hülle“. Roman. S. Fischer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26. 636 S., geb.,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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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chim Sartorius

Jaune heureux

für Péter Nádas

Ein junger, runder Kürbis, aufgeschnitten, legt obszön sein Innerstes dar, die weiche Mitte aus hundert Kernen in einem Netz glitschiger Fasern. Es triumphiert die Farbe Gelb, dunkelnd: tieftiefes Gelb, goldbraun schon. Die Augen verlieren sich in dieses glückliche Gelb, diesen Vollmond mit feuchtem Kern, diese Safrantorte mit Dotter, diesen gelben Apfel aus dem Korb von Cézanne. Als du die Kürbishälften fotografierst, hast du anderes im Sinn: Die bestürzende Fülle der Natur, ihre Farben, die Vielfalt des Geschlechts. Und dass du dies festhalten musst, bevor du den Kürbis in den Ofen schiebst, betend, dass er dir verzeihen möge.

Dieses Bild von einem Kürbis aus eigener Ernte schickte Péter Nádas kurz vor seinem Tod an Joachim Sartorius. Foto privat

Fortsetzung von Seite 11 Raus aus der Schonzone

Dort forderten Betroffene eine eigene Produktionsstätte, nachdem ein Schauspieler 2021 einen Rassismusvorfall öffentlich gemacht hatte. Daran gebunden war die Vorgabe, dass alle Beteiligten auf und hinter der Bühne schwarz sein sollten, vom Schauspiel bis zur Technik. Unterstellt man beste Absichten, soll so ein diskriminierungsfreier Raum entstehen. Faktisch aber entsteht eine Form gut gemeinter Segregation innerhalb eines öffentlichen Hauses, das eigentlich allen gehören soll. Ähnlich gelagert war der Fall bei der 2023 gezeigten Ausstellung „Das ist kolonial“ im Dortmunder LWL-Museum Zeche Zollern. Dort wurde samstags zu bestimmten Zeiten der Zutritt für Schwarze und von Rassismus betroffene Menschen empfohlen. „Wir möchten Menschen, die von Rassismus betroffen sind, einen geschützten Raum geben, in den sie sich zurückziehen und offen austauschen können“, lautete die Begründung.

Nach außen hin wird auch das mitunter wohlwollend als Sensibilität wahrgenommen, als Schutz vor potenzieller Verletzung – mit einem gewöhnlicherweise sehr breiten Verständnis dessen, was alles bereits als Verletzung zählt. Im Kern bedeutet es jedoch auch hier, dass andere ausgeschlossen werden, weil nun umgekehrt sie es sind, die die „falsche“ Herkunft oder Hautfarbe haben. In Frankfurt schlug vor einiger Zeit eine islamische Gemeinde vor, ein Schwimmbad nur für Muslime einzurichten. Gerade muslimische Frauen, die einen Burkini tragen, erfahren Anfeindungen. Von muslimischen Männern hörte man im Zuge der Initiative, dass sie aus religiösen Gründen nicht neben leichter bekleideten Frauen schwimmen möchten.

Für viele schien die Idee für einen Moment gut und in Teilen nachvollziehbar: Ein geschützter Raum für Muslime soll entstehen, frei von Diskriminierung und anderen Konflikten. Gut gemeint. Doch auch hier zeigt sich das Schiedsrichterproblem: Wer entscheidet an der Tür, wer als Muslim gilt? Wer soll festlegen, wer dazu gehört und wer nicht? Öffentliche Schwimmbäder sind Orte, in denen unterschiedliche Gruppen der Gesellschaft aufeinandertreffen. Die beste praktische Übung in Toleranz besteht darin, den Anblick schwimmender Menschen in egal welcher Badegarderobe zu ertragen.

Nicht die Segregation, sondern die alltägliche Begegnung mit dem bisher vermutlich Unbekannten ist für ein gesundes Zusammenleben unabdingbar. Wenn für jede Gruppe anhand eines Identitätsmerkmals ein eigener, abgesicherter Raum geschaffen wird – hier Schwarze, dort Juden oder Muslime, hier Roma, dort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 an anderer Stelle trans-Frauen –, zerfällt die Idee einer gemeinsamen Öffentlichkeit in lauter Enklaven. Auch hier gilt: Jede und jeder kann und soll sich Räume suchen, in denen man sich wohl und sicher fühlt – ob zu Hause, im Lieblingscafé oder auf dem Fußballplatz.

Das ist eine individuelle Entscheidung. Doch der Versuch, öffentliche Räume nach einem politisierten Prinzip von Identität zu organisieren, gerät in Spannung zu demokratischen Grundprinzipien. Was als Schutz vor Diskriminierung plausibel beginnt, mündet nicht selten in eine paradoxe Bewegung: Ausgerechnet im Namen der Vielfalt wird diese räumlich getrennt. Das widerspricht auch der Realität der postmigrantischen Gesellschaft, wie sie etwa von der Migrationsforscherin Naika Foroutan beschrieben wird. Dort gilt gerade nicht die klare Trennung von Gruppen als prägend, sondern das Nebeneinander, Überlappen und Ineinanderfließen von Zugehörigkeiten.

Der postkoloniale indische Kulturtheoretiker Homi K. Bhabha hat dafür schon in den Neunzigerjahren den Begriff der Hybridität geprägt: Identitäten entstehen in Zwischenräumen, im Austausch und in der Vermischung kultureller Erfahrungen. Bhabha setzte damit der Vorstellung von statischen Kulturen etwas entgegen. Kultur lebe davon, so Bhabha, dass sie dynamisch sei und fragmentarisch, an verschiedenen Orten gleichzeitig und widerspruchsvoll existiere. Die Begegnung von unterschiedlichen Lebenswelten und Milieus führe dazu, dass etwas Neues „zwischen“ den Kulturen erwachse. Für Bhabha entstehen in diesem neuen Raum „hybride Identitäten“ – ein Wesensmerkmal von Migrationsgesellschaften. Wer dagegen Räume nach Herkunft, Religion, sexueller Orientierung oder Hautfarbe sortiert, organisiert gesellschaftliche Differenz wieder entlang fester Linien.

Eine demokratische Öffentlichkeit lebt jedoch davon, dass Menschen mit unterschiedlichen Erfahrungen, Überzeugungen und Identitäten denselben Raum teilen – und lernen, in diesem mit all den Konflikten, Herausforderungen und Widersprüchen zu existieren. Wo dieser Raum immer weiter parzelliert wird, verschwindet der Konflikt nur scheinbar. Was tatsächlich verloren geht, ist die Möglichkeit, ihn gemeinsam auszutragen. Am Ende bleibt eine Gesellschaft, die sich immer stärker in Vermeidung zurückzieht, immer mehr Schutzräume baut und dabei die Fähigkeit verliert, im Dissens miteinander zu leben.

Vorabdruck aus dem Buch „Die Empörungs- falle. Wie wir wieder streiten lernen“ von Saba-Nur Cheema und Meron Mendel, das am 3. September bei Kiepenheuer & Witsch erscheint. Es hat 224 Seiten und kostet 23 Euro.

Hier hat Charlotte (Lilith Stangenberg) eindeutig den Hut auf – Szene aus „Für immer 16“.
Foto Rapid Eye Movies

Der Mord hat ihr gutgetan

Alter spielt eine Rolle: Der Stereo-Total-Musiker Brezel Göring setzt seiner verstorbenen Partnerin Françoise Cactus mit einem experimentellen, nur scheinbar billigen Film ein Denkmal.

Schon im Titel steckt die Idee der Konservierung. In Brezel Görings DYI-Metafilm „Für immer 16“ geht es aber weniger um konservierte Nostalgie, keine Forever-Young-Verklärung, sondern um eine Einstellung zum Leben, zur Kunst und zum gepflegten Chaos: Der Punk ist Tod, es lebe der Punk! Oder: Es lebe Françoise Cactus!

Görings Film atmet den Spirit der 2021 verstorbenen Autorin und Musikerin, mit der er lange liiert war und bald 30 Jahre Musik gemacht hat. Mit Stereo Total haben die beiden Musikgeschichte geschrieben: fluffiger Synthie-pop, punkig, trashig, getragen von Cactus' Gesang mit französischem Akzent. Ihr Augenzwinkern gegenüber dem Spießer fehlt, „wir tanzen im Viereck, wir tanzen konzentriert!“

Mit „Für immer 16“ verbeugt sich Göring vor seiner verstorbenen Partnerin. Das Drehbuch basiert lose auf „Lebenslänglich vierzehn“, einem unveröffentlichten Roman von Cactus, den Göring gemeinsam mit weiteren Texten in der Sammlung „Oh Oh Mythomanie“ 2024 anlässlich des 60. Geburtstags der Künstlerin im Ventil Verlag veröffentlicht hat. „Für immer 16“ könnte dabei kaum weiter vom „klassischen“ deutschen Film entfernt sein. Die wackeligen und knisternden Super-8-Bilder, die Charlotte (Lilith Stangenberg) zu

Beginn beim Gang aus dem Bett hin zur Zigarettenschachtel zeigen, sind kein verspieltes Intermezzo.

Hier wirkt alles verwaschen und amateurhaft, ganz so, wie man das vielleicht von alten Aufnahmen von Familienzusammenkünften und Urlauben kennt. „Für immer 16“ ist ein bisschen von beidem und spielt mit der Verfremdung, indem die Dialoge separat eingesprochen und anschließend teils lippun-synsychron über die Bilder gelegt wurden. Ein Soundteppich mit Stereo Total-Songs begleitet den Film durchgehend.

Zu Filmbeginn erklärt Charlotte, wie immer rauchend: „Ich hab zwei Freunde eingeladen. Aber wir streiten uns eigentlich immer.“ Kurz darauf folgen wir ihr, Helena (Mücke) und Oskar (Chang Wang) bei einem gemeinsamen Urlaub – gedreht wurde „Für immer 16“ in Palermo. Das Trio im Film, das früher die Experimentalfilmgruppe „Les enfants terrible“ bildete, ist zerstritten und rauft sich mehr oder weniger zusammen. Neid ist ein großer Faktor, denn während Charlotte als Schauspielerin erfolgreich geworden ist, dümpeln Helena und Oskar am Existenzminimum herum.

„Ich habe so viel über mein Alter gelogen, ich weiß selbst nicht mehr, wie alt ich bin“, sagt Charlotte – einer der vielen herrlichen Sätze, von denen der Film nur so wimmelt. Die drei beschließen, quasi back to the roots, im Urlaub einen Undergroundfilm zu drehen. Es soll um die männermordende Serienkillerin Dementia gehen, gespielt von Charlotte im Lederoutfit. Als Opfer wird der Wohnungsnachbar Rudolph (Twiggy Glouglou) gecastet, der allerdings auch mit allen anbandelt.

Wir folgen dem Quartett bei den bekloppten Dreharbeiten, in denen Dementia ihre Opfer umwirft, mit einem Stein zu Brei schlägt oder mit einem Holzstab durchbohrt. Später kommt jemand, getränkt in literweise Tomatenketchup, am Set um, und die drei Freunde versuchen, die Leiche loszuwerden. „Die grausame Wahrheit ist: Der Mord hat dir gutgetan“, sagt jemand: ein Mord als – auch feministische – Emanzipation.

Wer sich als Zuschauer mit diesem Quatsch und dem experimentellen Laienmodus arrangieren kann, wird belohnt. Denn in dem Bestreben, vom Entstehen eines trashigen Undergroundstreifens zu erzählen, ist „Für immer 16" in seiner anarchischen Selbstreflexion selbst einer. Mit seinem unangepassten Eigenbrötlertum macht der Film Spaß und ist zugleich vielschichtiger, als man anfangs meinen könnte. Ohne sich selbst zu ernst zu nehmen, stellt er sich gegen eine auf Warenförmigkeit gebürstete Mainstreamkultur. Für Subversion ist man nie zu alt, es lebe der Punk! JENS BALKENBORG

Unbequem und von allen bewundert

Dem französischen Comiczeichner Jacques Tardi zum Achtzigsten

Sein jüngstes in eigener Sache publiziertes Wort liegt zwei Jahre zurück: In dem kleinen Band „Dessins matin, midi et soir“ (Zeichnungen morgens, mittags und abends; erschienen bei Oblique Art Production) findet sich ein Vorwort von Jacques Tardi, reproduziert in der unverkennbaren Lettering-Schrift seiner Comics.

Darin erinnert sich der 1946 geborene Tardi an seine Kinderzeit: „Wenn meine Mutter eine ihrer Freundinnen zu einem fünfminütigen Schwatz besuchte (der dann den ganzen Nachmittag dauerte!), nahm sie immer ein Schulheft und einen Kugelschreiber mit. Sie tranken ihren Kaffee und schnabulierten kleine hausgemachte Kuchen, während ich vor mich hinkritzelte.“ Wie die dann folgenden Seiten der zauberhaften Publikation beweisen, hat sich in all den Jahrzehnten seither nichts an der Beschäftigung von Jacques Tardi geändert.

Am Sonntag wird er achtzig, und seit dem Tod von Moebius vor mittlerweile vierzehn Jahren ist er unbestritten der höchst angesehene französische Comiczeichner, bewundert von allen in der Branche, obwohl Tardi ein unbequemer Mann ist. Deshalb ist er nicht der höchst Geehrte französische Comiczeichner; die Aufnahme in die Ehrenlegion lehnte der überzeugte Linksanarchist ab.

Den Themen seiner Comics merkt man das an. Ein weiterer später Band, erschienen 2023, erzählt in 25 stummen Bildern von einem alten Mann, der i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den Pariser Friedhof Père-Lachaise besucht (Tardi wohnt um die Ecke), wo die 1871 bei der Niederschlagung der Kommune ermordeten Aufständischen begraben liegen. Dort erwartet den Greis selbst der Tod (in Gestalt einer jungen Frau, denn im Französischen ist der Tod weiblich). Doch der letzte Besuch der früheren Kommunarden – der Band trägt den Titel „20 ans en mai 1871“, also zwanzigjährig im Mai 1871 – gilt den toten Kameraden.

Jacques Tardi Foto Médiathèque de Draguignan

Einmal mehr hat Tardi in dieser Geschichte die Stadt Paris zu seiner Kulisse gemacht, nach historischen Fotos, vor allem aber auf der Grundlage seiner ausgedehnten Spaziergänge durch die Arrondissements, über die sich schon der geistesverwandte Krimiautor Léo

Malet gewundert hatte, als Tardi in den Achtzigerjahren Bücher aus dessen „Nestor Burma“-Reihe als Comics adaptierte. Zu einer verabredeten Besprechung darüber kam der Zeichner um Stunden verspätet, weil er sich mit der Skizzierung des Erscheinungsbildes von Malets Viertel aufgehalten hatte.

Die „Nestor Burma“-Comics sind die Bestseller von Tardi, und der bislang letzte, „Rififi in Ménilmontant“ ist seine aktuellste Veröffentlichung. Als er 2025 herauskam, war das eine große Überraschung, denn Tardi hatte seine Adaptionen zwanzig Jahre zuvor eigentlich für beendet erklärt. Aber diese neue Episode schrieb er nun selbst, unter Rückgriff auf Malets Personal. Seine Erzählfreude brauchte nach dem 2022 erfolgten Abschluss der seit 1976 laufenden Phantastik-Horror-Krimi-Reihe „Adèle“ offenbar ein neues Ventil.

In Deutschland brauchte er dafür einen neuen Verlag, denn derjenige, bei dem er in den Achtzigern die ersten „Adèle“-Übersetzungen untergebracht hatte, Carlsen, hatte 2023 den schon angekündigten Band „Elise und die neuen Partisanen“ zurückgezogen, weil ihm nach dem Hamas-Massaker vom 7. Oktober eine darin enthaltene Parteinahme für die Palästinenser zu heikel wirkte. Das Buch kam dann bei einem kleinen Haus heraus; mit dem neuen „Nestor Burma“ ist Tardi nun beim Traditionscomicverlag Schreiber & Leser untergekommen. Dort setzt man darauf, dass noch viel kommen wird von diesem Mann, der zu Lebzeiten wohl nicht aufhören wird, zu zeichnen. ANDREAS PLATTHAUS

Politischer Aberglaube

Warum AfD-Anhänger ein Nervenproblem haben

Es ist nicht alles politisch, was AfD-Anhänger an ihrer Partei toll finden. Wer das annimmt, verharmlost die Partei keineswegs, sondern verweist auf den „politischen Aberglauben“ (Adorno), der dort seine Finger mit im Spiel hat. Soll man insoweit von vorpolitischen Empfindungen sprechen, die bei all jenen ins Gewicht fallen, die nicht von vornherein als Rechtsextremisten und Deutschnationale auf den AfD-Zug aufspringen? Die also mit ihrer Wahl zwar den Rechtsextremismus befördern, selbst aber - soll man sagen? - Psycho-Wähler sind, die nach Entlastungsstrategien für ihre Angstzustände, für ihre Überforderungsgefühle suchen und dabei nur allzu bereitwillig autoritären Versprechen aufsitzen?

Die psychologische Anfälligkeit in ihrer vorpolitischen Ausprägung klingt bei Parteienforschern an, wenn sie Gründe für den AfD-Erfolg darlegen, sie bleibt aber merkwürdig unspezifisch, wie beispielsweise das Statement des Parteienforschers Benjamin Höhne von der TU Chemnitz neulich im MDR zeigt: „Die Angst vor dem, was da kommt, die vielfältigen Krisen, mit denen die Menschen klarkommen müssen, zugleich Zweifel, ob der demokratische Staat noch ausreichend zur Problemlösung in der Lage ist. Da flüchten sich viele zu Rechts-außen-Parteien und fallen autoritären Versprechen anheim.“

Hier scheint eine einflussreiche anthropologische Triebkraft getroffen; umso bedauerlicher kann man die begriffliche Vagheit finden, mit der dieser substanzielle Sachverhalt lediglich auf der Ebene des Küchenpsychologischen angerissen wird. Müsste man den psychologischen Bereitschaften im Falle der AfD-Anhängerschaft nicht erheblich sorgfältiger nachgehen, um Gegenstrategien an der richtigen vorpolitischen Stelle ansetzen zu lassen? Statt folgenlos, wenn nicht kontraproduktiv den Raum politischer Argumente zu bewirtschaften, die im AfD-Milieu verhallen beziehungsweise bloß als Abwertung der emotionalen Bedürfnisse wahrgenommen und in der Folge zur Verstärkung AfD-eigener Positionen herangezogen werden?

In dieser Hinsicht hat man es erstaunlicherweise mit einer gähnenden Phantasielosigkeit zu tun – in der Parteienpolitik wie in den Talkshow-Diskussionen und sich überbietenden Planspielen zur „Zähmung“ der AfD nach dem Vorbild der „roten Linien“ des Historikers Andreas Röder, zuletzt aufgegriffen in der „Welt“ von Kristina Schröder, der ehemaligen Bundesfamilienministerin, die davon träumt, die AfD in einen „moderaten“ und einen „radikalen“ Teil zu spalten, indem man der Partei entgegenkommt etwa mit einer von roten Linien auszunehmenden „Renationalisierung“ von Politikfeldern, die bislang der europäischen Regulierung unterliegen.

Rödders Lied von der „konditionierten Gesprächsbereitschaft“ mit der AfD, aus der auf dem Wege akzeptierter roter Linien eine „andere AfD“ hervorgehen könne, „mit der dann auch anders umzugehen wäre“ – dieses Lied ist hörbar der Ohrwurm bei Frau Schröder. Und es so kurz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ins Spiel zu bringen, lässt nicht nur an eine politische Geisterfahrerin denken – es ist, von allem anderen abgesehen, für eine solche Strategie schlicht zu spät –, sondern verfehlt mit derartigen Polit-Kunststückchen auch geradezu vorsätzlich die psychologische Bühne, auf der die Musik für die AfD spielt.

Kann Parteienpolitik wirklich nur Parteienpolitik? Warum in den Strategiespielen zur AfD immer nur „Mehr vom selben“ („lasst die Partei doch sich selbst entzaubern“ – na dann, gute Reise!) versuchen, statt einfach mal das Register zu wechseln, und statt stets bloß die neuesten Exzesse der Parteiprogrammatik zu untersuchen, lieber eine Blickumkehr zu vollziehen, dergestalt, dass die vorpolitischen Bereitschaften der AfD-Anhängerschaft diesseits der Extremisten genauer in den Blick zu nehmen wären, ohne sich deshalb den Vorwurf der Verharmlosung zuziehen zu müssen. Es hätte dabei um reflexive Kurzschlüssigkeit zu gehen, wie sie sich angesichts existenzieller Untergangsszenarien bemerkbar macht; um Alarmismus und Affekte; um verlorene Nerven und um Selbstmissverständnisse, in deren Folge das Politische als Ausgleich für grassierende Ich-Schwäche gilt, wie sie sich über sich selbst unaufgeklärt dort, im politischen Feld, ausagiert.

Adorno hat dieses Selbstmissverständnis auf den Begriff des Aberglaubens gebracht, sein soeben bei Suhrkamp wieder aufgelegter, am 30. November 1962 gehaltener Vortrag „Ist Aberglaube harmlos?“ lässt sich auch als Augenöffner fürs politische Agieren in der Internetöffentlichkeit lesen – nein, natürlich nicht ohne Weiteres in diesem Zeitenabstand, wohl aber mit weiterem, so etwa mit der Angewiesenheit auf bestimmende Begriffe, mit denen sich klären ließe, wie es um die psychologische Dynamik einer politischen Ersatzrationalität steht, die durch soziale Medien angeleitet wird.

An den Befund der abergläubisch bemäntelten Ich-Schwäche anknüpfend, heißt es in dem Vortrag: „Die Sozialpsychologie hat nachgewiesen, dass man in der heutigen Gesellschaft in einem sehr weiten Maß bei den Menschen von „Ich-Schwäche“ reden kann, das heißt, dass sie tendenziell herabgesetzt werden zu Zentren bedingter Reflexe, ohne dass sie demgegenüber aus eigenem noch viel entgegenzusetzen hätten.“ Er, Adorno, wolle jetzt gar nicht in die psychologischen Mechanismen dieser Ich-Schwäche eindringen, „ich möchte nur auf ein ganz einfach Soziologisches hinweisen, das auch denen unter Ihnen einleuchten dürfte, die nicht tiefenpsychologisch interessiert oder orientiert sind, nämlich darauf (Achtung, Kulturindustrie!, Anm. d. Red.), dass ja die tatsächliche Entscheidungsmöglichkeit von uns allen heute durch die Übermacht der Institutionen, sowohl der großen wirtschaftlichen Gruppen wie auch der hochkonzentrierten Verwaltungsmacht, außerordentlich herabgesetzt ist.“ Vermachtetes Internet, ick hör dir trapsen!

Soll die AfD-Anhängerschaft hiermit, mit der Zitation dieses kulturkritischen Befunds aus einer dann doch nicht so ganz anderen Zeit, soll sie etwa für politisch unzurechnungsfähig erklärt werden? Ist das alles eine Ausflucht ins Psychologische, wo es in Wirklichkeit um die Faschisierung als einen dynamischen Prozess gerne auch in einer noch funktionierenden Demokratie geht? Statt sich mit Begriffsmagie zufriedenzugeben, trifft der Faschismustheoretiker Adorno Unterscheidungen, die erkennbar das Anliegen verfolgen, zur Bestandssicherung der demokratischen Gesellschaft einen psychologisch erweiterten Politikbegriff in Anschlag zu bringen, der, salopp gesagt, die Wählerschaft über sich selbst aufzuklären vermag, statt sich als autoritäres Versprechen für prekäre Existenzen abergläubisch in Szene zu setzen.

Warum sich also der AfD-Frage nicht auch anthropologisch nähern? Da springen womöglich politisch weit reichende Einsichten heraus. Etwa diese, das wachsende AfD-Wählerpotential mit einem lateinischen, Adorno zu Gebote stehenden Vers umfangend: Die Menschen wollen betrogen sein. CHRISTIAN GEYER

Wie man sich mit Preußen versöhnt

Zur preußischen Geschichte haben die deutschen historischen Museen gerade wenig zu sagen. Das Brandenburg-Preußen-Museum im märkischen Wustrau macht eine sehenswerte Ausnahme.

Jawoll, Herr Leutnant? Puppe in der neuen Dauerausstellung Foto Johannes Brandt

D a schweben vier Köpfe im Profil an roten Stangen, einer Zopf, drei mit Perücke. Ein Lichtimpuls wandert zwischen ihnen, und wenn

er einen der Köpfe erreicht, beginnt dieser zu sprechen. Er habe sein Land aus Ruinen wiederaufgebaut, sagt der eine; er habe es unter die Königreiche Europas eingereiht, der andere. Der dritte erklärt, er habe die Armee vergrößert und den Staat gefestigt; der vierte, er habe ihn zu einer Großmacht erhoben. Diesen vierten und letzten Herrscherkopf, der im Eingangsraum des Brandenburg-Preußen-Museums in Wustrau hängt, erkennt man leicht an seiner markanten Nase und dem spitzen Hut. Es ist Friedrich der Große, König von Preußen: der Alte Fritz.

Das Thema Preußen hat in jüngster Zeit, freundlich gesagt, an Beliebtheit verloren. Der jahrelange Streit um die Besitzansprüche des Hauses Hohenzollern an deutsche Museen enthüllte die Verbandelungen der monarchistischen Rechten mit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r publizistische Misserfolg des Humboldt-Forums im Berliner Schloss brachte die Preußen-Euphorie des liberalen Bürgertums zum Erliegen. Wer 2001 und 2012 begeistert in die Ausstellungen zu den Jahrestagen des preußischen Königtums und der Geburt des großen Friedrich gegangen ist, zeigt dem Preußenadler jetzt die kalte Schulter. Nur die politische Rechte raunt noch von Schlachtenruhm und preußischen Tugenden, aber selbst ihre eigenen Anhänger nehmen das Tugendgerede nicht ernst, sonst müssten sie ja jene unerbittliche Staatstreue zeigen, die ihnen gerade gegen den Strich geht.

Entsprechend mager fällt die Präsentation des Preußentums in den hiesigen Museen aus. In der Dauerausstellung des Deutschen Historischen Museums in Berlin kommt das Thema nicht vor, was auch daran liegt, dass es die Ausstellung derzeit noch gar nicht gibt, weil das Zeughaus, in dem sie einmal stehen soll, bis mindestens 2030 saniert wird. Das Haus der Brandenburgisch-Preußischen Geschichte in Potsdam wiederum hat seine Herkunft abgeschüttelt und nennt sich jetzt „Brandenburg Museum für Zukunft, Gegenwart und Geschichte“; in seinen

Sälen kann man brandenburgischen Künstlern und den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für die Landwirtschaft begegnen, doch von gekrönten Friedrichen und Wilhelmen und ihren Taten ist nichts mehr zu sehen. Das Preußenmuseum im westfälischen Minden ist wegen Umbaus geschlossen; seine neue Ausstellung „Potzblitz Preußen!“ soll demnächst eröffnen und „unerwartete Einblicke“ in seinen Gegenstand bieten – hoffentlich, ohne ihn ganz aus den Augen zu verlieren.

So bleibt Preußenfreunden und -feinden vorerst nur der Weg nach Wustrau, einem Ortsteil der Gemeinde Fehrbellin beim brandenburgischen Neuruppin, um sich dort ein genaueres Bild ihres Liebesoder Hassobjekts zu machen. Mit dem Wustrauer Museum hat es allerdings eine besondere Bewandtnis. Sein Gründer und Mäzen, der Bankier Ehrhardt Bödecker, verbreitete in den Jahren vor seinem Tod 2016 nationalistische und judenfeindliche Geschichtsthesen in Wort und Schrift; vor fünf Jahren wurde deshalb die Stifterplakette mit seinem Bildnis nach einer öffentlichen Debatte aus dem Eosanderhof des Humboldt-Forums entfernt. Das Museum, dessen zweistöckigen Klinkerbau er aus eigener Tasche bezahlt und aus seiner Privatsammlung bestückt hatte, widmete sich unter Bödeckers Ägide der Preußenverherrlichung: Herrscherporträts, Waffen, Uniformen, Trommeln, Regimentsfahnen und Schlachtengemälde sangen in den Sälen das Hohelied des Hauses Hohenzollern.

Das änderte sich gründlich unter Bödeckers Sohn Andreas, der den Objektbestand durch Alltagsgegenstände und Leihgaben ergänzte und einen eigenen wissenschaftlichen Leiter für das inzwischen von einer Stiftung geführte Museum berief. 2020 übernahm dann der Historiker Christian Arpasi die Direktion. Im Frühling dieses Jahres, nach zweijähriger Schließzeit und Sanierung, wurde die neue Dauerausstellung „Kopfgeburt Preußen“ eröffnet. Sie ist im Wesentlichen Arpasis Werk.

„Das eigentlich Preußische“, sagt Christian Arpasi, „ist vielleicht gerade das Widersprüchliche.“ Entsprechend hat er die Geschichte, die das Museum erzählen will, sortiert: nicht als unvermeidliche Folge von Ereignissen, sondern als Schnittpunkt von Perspektiven, die unter fünf Leitbegriffen subsumiert werden. Sie lauten Expansion, Effizienz, Innovation, Pragmatismus und Autorität, und wer glaubt, er wisse schon, was die Preußen darunter ver-

standen hätten, sieht sich in Wustrau auf angenehme Weise brüskiert. Zum Stichwort „Autorität“ etwa findet sich nicht nur die unvermeidliche Galerie von Herrscherporträts, sondern auch eine Wahlurne aus der Weimarer Republik, als der Freistaat Preußen ein Bollwerk der Sozialdemokratie war. Im Bereich „Innovation“ finden sich ein Holzmodell der Franckeschen Stiftungen in Halle und das Modell eines preußischen Dampfseglers, bei „Pragmatismus“ grüßt die Büste des Aufklärers Moses Mendelssohn, und die Sektion „Expansion“ eröffnet mit dem Gipsabguss einer pruzzischen Babe, einer steinernen Frauenfigur aus dem neunten Jahrhundert, die 1000 Jahre später als Grenzstein zwischen Ostpreußen und dem Zarenreich diente.

Die Kriege, die Preußen im 19. Jahrhundert geführt hat, um zur Vormacht in Deutschland und schließlich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zu werden, treten in dieser Zusammenstellung in den Hintergrund. Wichtiger ist das Verhältnis zu Polen, von dem das Kurfürsten- und Königtum zunächst lehnsrechtlich abhängig war und das es sich später Stück für Stück einverleibte, bis der Nachbarstaat vom Erdboden verschwunden war. Auch die bäuerliche Lebenswelt Altpreußens, die Welt der Junker und ihrer Leibeigenen, kommt in Wustrau zu kurz; dafür werden die Effizienzgewinne der Staatsmaschinerie, die von den vier Herrscherköpfen im Vorraum der Ausstellung erdacht und geschaffen wurde, umso schärfer konturiert.

Etwa das Berufsbeamtentum, an das eine Behörden-Sanduhr mit vier Gläsern erinnert, oder das Militär, das nicht nur durch Uniformmützen und Zündnadelgewehre, sondern auch durch die Steiff-Puppe eines wilhelminischen Leutnants repräsentiert wird. Aber auch die tragbare Handmühle ist da, die eine protestantische Einwandererfamilie im 17. Jahrhundert nach Brandenburg mitbrachte, und eine Pelzmütze des Leib-Garde-Husaren-Infanterieregiments, wie sie Wilhelm von Preußen am „Tag von Potsdam“ vom März 1933 trug, als die militärische Elite der Hohenzollernmonarchie dem neuen Reichskanzler Adolf Hitler huldigte.

Das alles ergibt kein einheitliches, aber ein faszinierend vieldeutiges Bild, das Panorama eines Staates, der an seinen Widersprüchen wuchs. Museumsdirektor Arpasi spricht von „vielfachen Schattierungen von Grau“, aber man könnte auch an die hellen Blau-, Weiß- und Rottöne der

Uniformen denken, die das Straßenbild in den preußischen Garnisonsstädten beherrschten. Auch die Ausstellungsarchitekten haben mit ihnen gespielt, denn auf das Karmesinrot, das den Raumteil zur Expansionspolitik Preußens markiert, antwortet das Grün der Sektion zur Aufklärung und Toleranz. Die zentrale Rotunde, in der die siebenhundertjährige Geschichte von der Gründung der Mark Brandenburg bis zur Proklamation des Kaiserreichs anhand von Stichen, Wandtexten und ausziehbaren Informationstafeln aufgefächert wird, ist in strahlendes Preußischblau gehüllt: Hier kommt das Stimmengewirr der historischen Widersprüche zur Ruhe.

Vor dem Haupteingang des Museums steht, von Schadow entworfen, ein Bronzedenkmal des preußischen Reitergenerals Hans Joachim von Zieten, dessen Sockel wie der Museumsbau von Ehrhardt Bödecker gestiftet wurde. Ein paar Schritte weiter ruhen Zieten und seine erste Ehefrau Leopoldine in Sandsteinsärgen unter Granitplatten im Schatten der Dorfkirche. Wustrau war Zietens Familiensitz und gehörte bis 1945 seinen Nachkommen, dann wurde das herrschaftliche Barckschloss am Ufer des Ruppiner Sees als Berufsschule und Fortbildungsstätte des DDR-Justizministeriums genutzt. Heute residiert in der Dreiflügelanlage mit dem lieblichen Gartenpavillon die Deutsche Richterakademie.

Nur die wenigsten unter ihren Tagungsteilnehmern wie unter den Besuchern des Museums werden noch wissen, dass es Zieten war, der 1760 durch einen Flankenangriff die eigentlich schon verlorene Schlacht bei Torgau für Friedrich den Großen gewann und damit das preußische Königtum vor der endgültigen Niederlage gegen Österreicher und Russen bewahrte. So ähnlich rettet heute das kleine Privatmuseum in Wustrau die Ehre der deutschen historischen Museen. Es kommt von ganz außen, aus der tiefsten Provinz. Aber weil sich im Zentrum der Museumslandschaft gerade alles auf dem Rückzug befindet, hat es eines der wichtigsten Them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ganz für sich. ANDREAS KILB

Kopfgeburt Preußen. Brandenburg-Preußen-Museum Wustrau, Wustrau-Altfriesack. Geöffnet Dienstag bis Sonntag 10 bis 18 Uhr.

Sie wollen noch dazugehören

Was, wenn man es altersbedingt nicht mehr selbstständig ins Konzert oder ins Museum schafft? Eine Initiative der Malteser sorgt für Abhilfe

Irgendwann bleiben sie einfach weg, sagt Irmtraut Reyss: Statt den letzten Kulturausflug, zu dem die Kräfte reichen, noch einmal richtig auszukosten und sich anschließend zu verabschieden, rufen die älteren Damen in der Regel schlicht nicht mehr an. Auch wenn sie lange Jahre treu zu der Gruppe von 30 Seniorinnen – in letzter Zeit sind Männer kaum mehr dabei – gehört haben, die miteinander jeden Monat in Köln etwas erlebt hat.

Sie rufen irgendwann nicht mehr an, dabei kommt es doch auf ihren Anruf an, möglichst gleich, wenn die Einladung des Malteser Hilfsdiensts, dessen „KulTour Begleitungsdienst“ Irmtraut Reyss seit bald zehn Jahren ehrenamtlich leitet, in der Post war. Die Plätze sind begehrt. „Als richtiger Brief, natürlich“, sagt Irmtraut Reyss über die Einladung, als Schreiben, auf dem ein Farbbild gleich zuoberst zeigt, worum es diesmal geht: um einen Besuch im Opernhaus oder im Museum, um ein Konzert oder auch mal einen Zoobesuch oder eine Bootstour. Das Programm ist bunt, die je sechs Plätze in den fünf verfügbaren Minibussen sind begehrt. Wer dabei sein kann, wird drei Tage vor dem Ausflug noch einmal angerufen und instruiert, wann genau sie abholbereit vor der Haustür auf das Auto warten soll.

Dann geht es ans Einsteigen – für viele Teilnehmerinnen eine Herausforderung, die nur mit der typischen Mischung aus Behutsamkeit und Zupackenkönnen zu meistern ist, die für die Arbeit mit älteren Menschen unerlässlich ist. Und mit einer kleinen zusätzlichen Stufe vor der Autotür, mit der alle Minibusse ausgestattet sind. Ist ein Rollator vonnöten, kommt er in den Kofferraum, und zwar so, dass er beim Aussteigen nicht etwa mit den Gehhilfen der anderen verwechselt wird.

Alle Einschränkungen vergessen

Das ist eine der großen Empfindlichkeiten, auf die sich die Organisatoren, die ehrenamtlichen Begleiter und die Fahrer einstellen müssen. Sosehr sie auf die besonderen Bedürfnisse ihrer Gäste achten müssen, auf ihr Tempo, ihre Beweglichkeit und Ausdauer, auf nachlassende Kräfte, auf schwindendes Hör- und Sehvermögen oder den häufiger nötigen Gang auf die Toilette: Den Teilnehmerinnen geht es umgekehrt darum, diese Einschränkungen nach Möglichkeit zu vergessen, sie zu übergehen oder zu überspielen. Wenigstens für diesen Ausflug.

Für sie ist ein Museums- oder Konzertbesuch zur Herausforderung geworden, selbst der Zoo oder der Karneval sind nicht mehr ohne Weiteres erreichbar. Selbst für die organisierten Touren der Malteser ist es nicht immer leicht, mit den Fahrzeugen nah genug an den Veranstaltungsort zu kommen, um den Gästen lange Fußwege zu ersparen, nach mitunter zweistündigen Touren durch die Stadt, auf denen alle Teilnehmerinnen nach und nach abgeholt werden. Wieder müssen die Rollatoren ihren Platz finden, in Reichweite, doch ohne zu stören. Dann sind mal die Wege im Haus eng, mal die Waschräume nicht barrierefrei. Oder die Reihen und Sitze sind so diskret nummeriert, dass ältere Menschen kaum allein zu ihrem Platz finden. An den Treppen fehlen Geländer, und im Publikumsraum ist es schon vor der Aufführung so dunkel, dass ältere Menschen schnell nicht mehr sehen können, wohin sie treten. Im Kleinen lässt sich manches ändern, um sich gerade diesem Teil des Publikums gegenüber zugänglich, ja gastfreundlich zu zeigen, das der Kultur umgekehrt oft jahrzehntelang die Treue gehalten hat.

Und auch die größeren Schritte sind viele Häuser längst gegangen: Sie bieten Aufführungen an, nach denen das Publikum wie in Berlin oder Leipzig noch im Hellen wieder nach Hause kommt, haben Kombitickets für Großeltern und ihre Enkelkinder eingeführt wie in Chemnitz oder Stuttgart, oder sie laden kurzerhand auch Senioren zu ihren Schulvorstellungen am Vormittag ein wie in Bonn oder Ingolstadt. So gut solche Angebote auch angenommen werden, ein Kernproblem lösen sie nicht: dass ältere Menschen oft schlicht nicht wissen, wie sie ohne Unterstützung ins Theater oder ins Museum kommen sollen.

Das ist durchaus wörtlich gemeint: Die Wege sind oft weit und umständlich, selbst für Städter. Doch die Zumutungen gehen schon vorher los, etwa wenn der von den Veranstaltern bevorzugte Weg zu einem Ticket über das Internet führt und man sich nicht darauf verlassen kann, am Telefon im geduldigen Gespräch einen Platz reservieren zu können und die Karte dann an der Abendkasse hinterlegt zu bekommen. Und die Fahrt zu einer Vorverkaufsstelle wäre eine weitere Hürde. Wer kein Smartphone bedienen kann und keine E-Mail-Adresse hat, kommt an Karten für begehrte Veranstaltungen oft schlicht nicht mehr heran, sagt Irmtraut Reyss.

Dabei ist eine subtilere, schwerer fassbare Barriere auch so schon hoch genug, vor allem für Menschen, zu deren erfülltem Leben Kultur jahrzehntelang selbstverständlich gehörte: das Gefühl der Abhängigkeit. Wer zeit seines Lebens ins Konzert gegangen ist, in jüngeren Jahren die großen Bühnen der Stadt kannte, wer eine eigene Meinung hatte zu den letzten Premieren und laufenden Ausstellungen, ist nun davon abhängig, dass jemand kommt und ihn fährt.

Ändern kann ein Angebot wie das der Malteser diesen Umstand nicht. Aber der „KulTour Begleitungsdienst“ weiß um diese Empfindlichkeit und begegnet ihr mit Diskretion. Und mit Charme: Die Geste, mit der die Teilnehmerinnen angesprochen werden, ist die der Einladung. Auch wenn sie ihren Unkostenbeitrag in einem Briefumschlag mit ihrem Namen darauf beim Einsteigen abgeben sollen: Sie werden als Gäste behandelt. Und die Geselligkeit, der gemeinsame Kaffee vor oder nach einer Veranstaltung, ist fester Bestandteil des Ausflugs.

In Köln kümmert sich bald 20 Jahre nach der Gründung ein Team von 20 Ehrenamtlichen ums Programm, elf von ihnen fahren mit, neun wechseln sich am Steuer der fünf Minibusse ab. Bundesweit machen die Malteser in mehr als 30 Orten ein vergleichbares Angebot. Mehr als 360 Ehrenamtliche betreuen so rund 1400 Teilnehmerinnen und Teilnehmer. 267 Veranstaltungen konnten im vergangenen Jahr auf diese Weise besucht werden. Zahlen, die groß wirken – und klein zugleich, wenn man sich vorstellt, wie viele alt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im Alter wohl vermissen werden, regelmäßig ins Museum oder ins Konzert zu gehen.

Eine jahrzehntelange Praxis bricht ab

Dabei merken die einen, wie es immer beschwerlicher wird, und entscheiden selbst, sich künftig lieber zu Hause an Abbildungen und Aufnahmen zu erfreuen. Allzu oft steht man aber auch vor einem jähen Ende: Ein Sturz, eine Verletzung, eine Erkrankung können selbst bei anschließender Erholung die Möglichkeiten unvermittelt so weit einschränken, dass zum Beispiel ein Opernbesuch undenkbar geworden ist. Oder es erwischt die Begleitung, und allein sind die Anstrengungen dieser Unternehmung nicht zu bewältigen. Was jahrzehntelang für monatliche Höhepunkte sorgte, ist unerreichbar geworden, ohne dass man sich angemessen hätte verabschieden oder zurückziehen können. Dann ruft man einfach nicht mehr an.

Welche Hürden es zu nehmen gilt, bei der Planung und Begleitung wie für die Teilnehmerinnen selbst am Tag der Veranstaltung, blenden die älteren Menschen beim „KulTour Begleitungsdienst“ gern aus. Umso klarer benennen sie, was ihnen diese Form der Teilhabe am kulturellen Leben bedeutet: Durch Anregungen wie diese, schrieb eine Kölnerin in ihrem jüngsten Weihnachtsgruß, fühle sie sich „lebendiger und an der Welt interessierter“, als Nachrichten und Dokumentarfilme im Fernsehen erreichen könnten. Ein anderer dankte mit 92 Jahren für die „mühevolle Arbeit, uns Alten noch am Leben teilhaben zu lassen“.

Um nichts weniger nämlich geht es für die alten Menschen: nicht um Unterhaltung, Ablenkung oder Freizeitgestaltung, sondern um Lebensqualität, um sinnliches und intellektuelles Erleben, um Austausch und Teilhabe, um jene persönlichen Ressourcen, die im Laufe der Jahre immer stärker unter Druck geraten. Wer ins Konzert geht, wer sich in ein Bild vertieft und darüber nachdenkt, wer mit anderen Menschen über das Gehörte und Gesehene spricht, erlebt sich als jemand, der noch dazugehört. Und Einsamkeit im Alter ist nicht einfach nur ein missliches Gefühl, sondern ein messbarer Risikofaktor für die Gesundheit. Kulturelle Begegnung wirkt dem entgegen, weil sie beides zugleich ist: ästhetisches Erlebnis und soziale Situation. FRIDTJOF KÜCHEMANN

Idyll und Irritation: Ulf Jevins Installation für CHART im Tivoli
Foto Jan Soendergaard/Ulf Jedin/Arnstedt Östra Karup

Nicht den Kopf verlieren!

Den Einstieg erleichtern, ohne Kompromisse bei der Qualität, ist das Motto der wichtigsten skandinavischen Kunstmesse CHART. Und: Gemeinsam sind wir stark, auch in diesem Jahr wieder.

E ndlich Wolken und Regen: An Tag zwei der wichtigsten skandinavischen Messe für zeitgenössische Kunst ist der Umschwung Rich-

tung Herbst für die Aussteller eine willkommene Erleichterung. Die Eröffnung in den lichtdurchfluteten Sälen der Kunsthalle Charlottenborg – einem früheren Schloss, das heute die Königliche Dänische Kunstakademie beherbergt – wurde noch bei gleißendem Sonnenschein mit mediterranen Hochsommergefühlen gefeiert. Auch in Dänemark war der August zu warm. Gleichwohl ist die Stadt noch voller Touristen aus Spanien oder Frankreich, die neben der nordischen Lebensart wohl Abkühlung suchten – und den Ausblick auf frisches Grün.

Den können Kunstbegeisterte dieses Jahr außerdem wieder im historischen Tivoli-Vergnügungspark genießen, der mindestens so berühmt für seine Achterbahnen, Karusselle und Lakritzstände ist wie für die bis Ende September vor Blütenschmuck strotzenden Gartenanlagen. Seit vier Jahren zeigt die CHART während der Messe und darüber hinaus im Park eine Auswahl skulpturaler Werke. Bislang waren es großformatige Arbeiten, die jedes Messekojenformat sprengen würden und mit Aplomb auf dem gesamten Gelände verteilt wurden. Nun ist das Konzept deutlich bescheidener: Die meisten der zwölf auf das Blumenparterre begrenzten Beiträge ragen kaum über die Vegetation hinaus.

Das entspricht dem Trend zum kleineren Format in Zeiten, in denen Menschen wenig optimistisch in die Zukunft schauen und ihr Geld auch beim Kunstkauf eher zusammenhalten. Die Messedirektorin Julie Quottrup Silbermann sagt im Gespräch, das neue Format solle zur besinnlicheren, konzentrierten Betrachtung einladen, wie die Messe überhaupt zu einem gemeinschaftlichen Innehalten als Ausgleich zum allgemeinen Hetzen durch einen digital fragmentierten öffentlichen Raum einladen wolle. „Shared Realities“, gemeinsame Wirklichkeiten, heißt das Motto.

Hintersinnige Arbeiten mit naturnahen Sujets – überhaupt eine Stärke nordischer Gegenwartskunst – machen sich in dem nun überschaubaren Tivoli-Kunstbiotop am besten: etwa eine kleine Herde kopflos weidender schwarzer Schafe, die der Schwede Ulf Jevin (Galerie Arnstedt, Östra Karup) in einem Beet arrangiert hat, oder eine Marmorbüste der Wettergöttin Asiaq aus der grönländischen Mythologie. Der aus Nuuk stammende Künstler Martin Brandt Hansen (Galerie Andersen's Contemporary, Kopenhagen) lässt ihre Gesichtszüge in Stein zerfließen wie ein Wolkenbild im Wind; vielleicht ein Antlitz des Klimawandels.

Auch auf der Messe ist die frühere dänische Kolonie Grönland stark vertreten. Am Stand der in Kopenhagen beheimateten Wilson Saplana Gallery hängt ein großformatiger Fotodruck in Schwarz-Weiß von Inuuteq Storch, der Dänemark schon auf einer Venedig-Biennale vertreten hat. Als die US-amerikanische Rhetorik der Begehrlichkeiten bezüglich der Insel im vergangenen Jahr immer schärfer wurde, erzählt die Galeristin Christina Wilson, habe der

Von Ursula Scheer, Kopenhagen

Fotograf sich vor Interviewanfragen kaum retten können. Inzwischen sei mehr Ruhe eingekehrt und trete die Kunst wieder in den Vordergrund: auf der CHART ein erhabenes Panorama schneebedeckter Berge, von denen junge Männer als winzige dunkle Figuren über Eisschollen springen.

Die Preise in Christina Wilsons Koje, die wie alle auf der Boutiquemesse offen und weitgehend hierarchiefrei in die der Mitstreiter übergeht, bewegen sich zwischen 2500 und 44.000 Euro. Das ist typisch für die CHART. Besonders günstig sind Werke in der Sektion für junge Sammler und im Bereich „Please Notice“ aufstrebender Galerien.

Den Einstieg leicht machen, ohne Kompromisse bei der Qualität einzugehen: Das war von Beginn an ein Anliegen der Messe, deren Aussteller auf Einladung nominiert werden, dezidiert nur aus Skandinavien oder mit einer persönlichen Verbindung in ein nordisches Land. Gegründet 2013 von fünf Galerien in der Stadt, gehört die CHART inzwischen einer nicht gewinnorientierten Stiftung. Geben ist für sie also aufs Ganze gesehen wichtiger als Einnehmen. Entsprechend trägt die Messe zur landestypischen Demokratisierung der Kultur mit ihrem Rahmenprogramm bei: Kunst in der Metro, frei zugängliche Vorträge und Videokunstvorführungen, Performances und Konzerte sowie eine Großinstallation im Innenhof von Charlottenborg.

Für die 37 teilnehmenden Galerien – mehr wären in der Kunsthalle kaum unterzubringen – steht neben dem individuellen Geschäft der Gemeinschaftsgedanke im Vordergrund. Es geht familiär zu, wie bei einem Sippentreffen. „Wir verstehen uns mehr als Kollegen denn als Konkurrenten“, sagt Bo Bjerggaard, einer der Gründer der Messe. Gemeinsam seien die nordischen Galeristen stärker und könnten sich klar profilieren. Kontinuität und Loyalität seien dabei wichtige Werte. Die Werke an seinem Stand – darunter ein Gemälde für knapp 91.000 Euro von Tal R – widmen sich spielerisch dem Bett als Sujet.

Etablierte Größen, frei von einer thematischen Klammer, präsentiert die Kopenhagenager Galeristin Susanne Ottesen, gleichfalls eine Mitbegründerin. Vor den mannshohen Aquarellen mit exquisiten Naturabstraktionen von Kehnet Nielsen formieren sich sieben auf Augenhöhe montierte Köpfe aus poliertem Glas wie zu einem stummen Gespräch. Der 79 Jahre alte dänische Bildhauer Bjørn Nørgaard beweist mit ihnen einmal mehr, wie mühelos er seine schöpferische Energie immer neue Formen annehmen lassen kann. Die geisterhaft irisierenden, abstrahierten Porträts evozieren verlorene Weggefährten: „7 Frères d'Outre-Tombe“.

Anders als bei anderen Messen dominiert auf der CHART nicht die Malerei, sondern eine Vielfalt der Gattungen. Dorothée Nilsson hat aus Berlin eine Fotoserie ausgebrannter Blitzlampen von Marike Schuurman mitgebracht; die Kopenhagener V1 Gallery offeriert Tattoo-Motive nach Seemannsart als schräge Keramiken von Rose Eken, und Berg Contemporary aus Reykjavik technoide Plexiglasarbeiten der jungen Pórdís Erla Zoëga. Auf der Chart steht all das egalitär nebeneinander oder eher zusammen und gibt sich gegenseitig Halt. Das macht die Stärke dieser Messe aus.

CHART Art Fair, Charlottenborg, Kopenhagen bis 30. August, Eintritt rund 12 Euro

Es gibt sie noch, die Leichtigkeit des Sommers

Junge Künstler und aufstrebende Galerien auf der Messe Art-O-Rama / Von Laura Helena Wurth, Marseille

Vorsicht, bissig: Paravent von Sophie Cantor bei der Galerie Milość Foto Sophie Cantor/Milosc London

Wenn sich der Sommer dem Ende zuneigt, steht der Kunstherbst mit seinen Ausstellungseröffnungen und Messen bevor, gerade in Paris. Doch bevor es soweit ist, gibt es in Marseille die Art-O-Rama. Seit fast 20 Jahren zählt sie zu den spannendsten Kunstmessen zum Rentrée. Mit gerade einmal 35 Galerien findet sie auf dem ehemaligen Industriegelände „Friche la Belle de Mai“ statt, in einem Kulturzentrum mit viel Graffiti und einem Skatepark.

Champagner und ein aufwendiges VIP-Programm sucht man hier vergeblich, dafür sieht man Werke interessanter junger Künstler bei aufstrebenden Galerien. Einige von diesen wurden erst in den vergangenen fünf Jahren gegründet. Viele französische Museumskuratoren machten die Messe zur letzten Station ihrer an der Côte d'Azur verbrachten Ferien, erzählt der Messedirektor Jérôme Pantalacci. Er hat die Art-O-Rama 2007 gegründet, nachdem sein langjähriger Arbeitgeber, der Galerist Roger Pailhas, 2005 gestorben war. Pailhas hatte bereits 1996 den Vorläufer der Messe ins Leben gerufen. Art Dealers hieß das Projekt, bei dem nur acht Galeristen ihre Arbeiten in einer Halle am alten Hafen zeigten, darunter so renommierte wie Yvon Lambert aus Paris, die Cy Twombly oder Sol LeWitt in die Hafenstadt brachte.

Pantalacci sieht die Art-O-Rama immer noch als eine Messe, bei der Galeristen sich miteinander vernetzen und Künstler austauschen können. Das sei der Grund, weshalb sich die Galerien mit einem eigens für die Messe entwickelten Projekt bewerben müssen und ihre Messeauftritt selbst entwerfen dürfen. Ein Stand kostet lediglich 3600 Euro, und so ist der Druck zu verkaufen wesentlich geringer als auf anderen Messen.

Manche Galerien können es sich hier leisten, Werke auszustellen, die erst einmal geradezu unverkäuflich wirken. Hayashi + Art Bridge aus Japan etwa präsentiert die rund 10.000 Euro teure Installation „Anew“ des japanisch-schweizerischen Duos Enterprise: Auseinandergesägte Strommasten liegen gestapelt da, und man fragt sich erst, ob das Überbleibsel der Elektrizitätsversorgung der ehemaligen Tabakfabrik sind, in der die Messe ihr Quartier bezogen hat. Doch genau darum geht es den Künstlern: zu zeigen, wie sich unsere Welt verändert, wenn sich die digitale Infrastruktur rasant wandelt. Im Gespräch verweisen sie auf Rechenzentren, die zunehmend die Landschaft prägen.

Viele Galerien sind nicht zum ersten Mal dabei, etwa wie DS Gallery aus Paris, die sich ihren Stand mit Xxijra Hii aus London teilt. Die Aussteller haben sich vor drei Jahren auf der Messe kennengelernt und teilen sich seitdem einen Stand und die Kosten. Bald werden sie sich gegenseitig ihre Räume in London und Paris zur Verfügung stellen. Es muss diese Art von Kooperation gewesen sein, die Pantalacci vor Augen hatte, als er die Messe initiierte.

DS Gallery (Paris) zeigt die unauffällige Arbeit „Le Dauphin / Private Eyes“ des Franzosen Max Blotas (16.000 Euro). Doch von Zeigen kann eigentlich nicht die Rede sein: Die beiden Teile der Arbeit sind in zwei künstlichen Lüftungsschächten versteckt, sodass der Stand auf den ersten Blick leer erscheint. Entdeckt man die blinkenden Lichter, kann man durch die Lamellen die Miniaturen erkennen, in denen Blotas im Maßstab 1:20 einen Underground-Nachtklub nachgebaut hat. Was darin passiert, wird wiederum gefilmt und auf einem Bildschirm am Stand übertragen. Gerade heute, wo es immer weniger Freiräume für Klubkultur gibt, findet sich hier eine kluge, eine zeitgemäße Entsprechung für etwas, das langsam ausstirbt.

Zum ersten Mal dabei ist die Galerie Miłość aus London. Ihr Stand ist in zartem Rosa gestrichen und mit einer Stuckbordüre verziert. An den Wänden hängen Malereien des Ehepaares Sophie und Douglas Cantor. Das Paar teilt sich in England ein Atelier; sie malt auf der einen Seite, er auf der anderen. So ähnlich sind auch die Werke am Stand arrangiert, den ein von Sophie Cantor mit zwei riesigen Katzen bemalter Paravent (19.500) vom Messetrubel abgrenzt. Die kleineren Selbstporträts von ihr (1750) geben intime Einblicke in die Selbstbetrachtung einer jungen Frau. Oft inszeniert sie sich nackt in einer Muschel sitzend, und man versteht, warum sie den Bildern durch den Raumteiler etwas Privatheit zugesteht.

Aus Berlin ist die Galerie Zyrland Zoiropa angereist, die vor zwei Jahren schon einmal teilgenommen hat. Gemeinsam mit The Horse aus Dublin zeigt sie am gemeinsamen Stand Facetten der Malerei, von Inigo Batterhams postkartengroßen Aquarellen (600) bis zu Alistair Frosts aus Papier gefalteten und bemalten T-Shirts (600), delikaten Arbeiten zwischen Malerei und Skulptur.

Noch spürt man auf der Art-O-Rama etwas von der Leichtigkeit des Sommers, in dem die Geschäfte geruht haben. Von den verheerenden Waldbränden, die noch Ende Juli in der Region gewütet haben, spricht auf der Messe schon niemand mehr. Parallel zu ihr findet in Marseille das Performancefestival Systema statt, und die Vielzahl der Projekträume, die sich in Marseille angesiedelt haben, eröffnet neue Ausstellungen. Ob hier das Ende des Sommers oder Kunstherbst eingeläutet wird: Zu sehen gibt es jedenfalls eine Menge, weit weg von Paris.

Art-O-Rama, Friche la Belle de Mai, Marseille, bis zum 30. August, Eintritt 12 Euro

Rätselhafte Schätze Afrikas

Gemeinsame Auktion von Artcurial und Lempertz: die Sammlung Rotthier / Von Bettina Wohlfarth, Paris

Seit 2014 richtet das alteingesessene Kölner Auktionshaus Lempertz nicht nur außerdem in Berlin, sondern auch in Brüssel Versteigerungen aus. In der belgischen Hauptstadt liegt der Schwerpunkt auf traditioneller afrikanischer, ozeanischer und präkolumbischer Kunst. Jetzt tritt das Unternehmen zum ersten Mal in Paris auf. Gemeinsam mit Artcurial versteigert es am 8. September im Hauptsitz der französischen Kollegen am Rond-Point des Champs-Élysées die bislang kaum bekannte Afrikana-Sammlung von Jean-Jacques Rotthier.

Beide Häuser hatten zuvor schon anderweitig kooperiert, etwa für Auktionen mit afrikanischer und ozeanischer Kunst in Brüssel anlässlich der BRAFA-Messe. Paris aber ist der wichtigste Ort für den Handel mit indigenen Werken. Die Versteigerung nun wird zeitgleich mit der Messe im Kunstviertel von Saint-Germain, dem Parcours des Mondes, stattfinden, für den Sammler und Spezialisten von weither anreisen.

Im vergangenen Mai hatte Artcurial im Rahmen einer Archäologie-Auktion den ersten Teil der Sammlung Rotthier mit fast 70 Losen ägyptischer Antiquitäten erfolgreich zerstreut. Sämtliche Werke wurden zumeist weit über den Taxen zugeschlagen und spielten insgesamt 1,5 Millionen Euro ein. Für die bevorstehende Versteigerung des zweiten Teils der Kollektion des 2009 verstorbenen belgischen Sammlers mit traditionellen Kunstobjekten aus Subsahara-Afrika kooperiert Artcurial als ausrichtendes Haus mit der Brüsseler Fachabteilung von Lempertz, die mit Jan-Joris Visser und Bernard de Grunne für die Expertise und den Kataloginhalt zuständig war.

Die Auktion präsentiert eine Auswahl von 90 Werken aus der mehr als 300 Objekte umfassenden Kollektion. Jan-Joris Visser, der Rotthier kannte, beschreibt den Sammler als sehr diskrete Persönlichkeit. Den Umfang der Sammlung scheint niemand, nicht einmal seine Familie, genau gekannt zu haben. Rotthier war fasziniert von der Ausdruckskraft und künstlerischen Vortrefflichkeit traditioneller afrikanischer Kunstwerke.

Ein großer Teil der Kollektion stammt aus dem Kongo-Gebiet, aber auch aus Mali und Nigeria mit zwei Gruppen phantastischer Terrakotta-Figuren aus Djenne-Djeno und Nok (Taxen zwischen 4000 und 12.000 Euro). Seit den Siebzigerjahren, nach der um 1960 erreichten Unabhängigkeit dieser Länder, trug der Jurist und Anwalt auf zahlreichen Reisen Stücke zusammen oder erwarb sie bei belgischen Händlern und Sammlern.

Die Provenienzliste zeigt Namen führender Experten wie Pierre Dartevelle, Claude-Henri Pirat, Baudouin de Grunne oder Jacques van Overstraeten. Gemeinsam mit Bernard de Grunne (einem Sohn von Baudouin de Grunne – die Welt der Afrikana-Experten ist klein) hat Jan-Joris Visser fast fünf Monate an der Recherche zu den Objekten und der Erstellung des Kataloges gearbeitet. Zahlreiche Werke wurden in einschlägigen Publikationen genannt oder auf Ausstellungen gezeigt. Weil Rotthier auf seinen Reisen kaufte, ließ sich die Herkunft nicht immer erschließen. Der bislang noch relativ unbekannte Name Rotthier, erklärt Visser, werde mit dieser Auktion zur Referenz werden.

Zu den Toplosen gehört eine Gruppe von vier monumentalen, bis zu einen Meter hohen Songye-Statuen aus dem Kongo (Lose 33 bis 36). Diese Fetisch-Figuren sind Kommunikationsobjekte, die vom Oberhaupt eines Königreiches, eines Stammesverbandes oder einer Familie in Auftrag gegeben wurden. Sie zeugen von der Kraft, der Komplexität und dem spirituellen Reichtum des Songye-Denkens, sind Beschützer der Gemeinschaft und Vermittler zwischen der Welt der Menschen und der Geister. Eine der Songye-

Figuren (Los 34) trägt einen langen, geschraubten Hals, während die durch drei Lider vervielfachten Augen eine außerordentliche Visionskapazität evozieren. Vom Werkkorpus dieses Künstlers sind bislang nur zwei vergleichbare Figuren bekannt. Auch wegen der namhaften Provenienz lautet die Taxe 50.000 bis 80.000 Euro.

Für zwei weitere unter den vier Songye-Fetischen (Los 35 und 36) bleibt die Provenienz ungeklärt. Sie sind jedoch meisterhaft in ihrem Ausdruck und faszinieren durch die Accessoires aus Federn, Fell, Perlenketten und Metallstücken, mit denen sie besetzt und mit magischer Kraft geladen wurden. Die Taxspannen reichen von 15.000 bis 30.000 Euro.

Zu den Spitzenlosen gehört auch eine imposante Janusfigur der Kuyu aus dem Kongo (Los 45), für die 40 000 bis 60 000 Euro erwartet werden. Diese Doppelstatuen, Okue genannt, wurden für rituelle Zeremonien zur Ehrung des Gottes Djo geschnitzt, in deren Verlauf die Kosmogonie der Kuyu nachgestellt wurde. Durch ihre zweiseitige Gestaltung soll die innewohnende Dualität der Gottheit Djo veranschaulicht werden. Nur wenige dieser janusköpfigen Figuren sind heute bekannt und befinden sich in Museumssammlungen.

Eines der Spitzenlose: Songye-Statue aus Holz, Höhe 95 Zentimeter, Taxe 50.000 bis 80.000 Euro Foto Artcurial

Eines der rätselhaftesten Werke (Los 61) wird im Katalog als Deckel für einen Wahrsagekasten beschrieben (Taxe 1500 bis 2000 Euro). Darauf sitzen Rücken an Rücken zwei Figuren, neben denen eine Schale und ein Topf stehen. Es handele sich, erklärt Visser, um ein Objekt der Frauenkultur, das wie eine Geheimsprache funktioniert. Solche Schnitzwerke wurden angefertigt, um nach bestimmten Vorkommnissen in Form eines Bilderrätsels oder wie ein Rebus eine kritische, spielerische und ironische Aussage festzuhalten, die allerdings nur die Frauen unter sich verstanden. Der tatsächliche Sinn des wundervollen kleinen Werks wird wohl für immer verborgen blei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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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 Kampagne verfängt

Der Fall Thomas Legrand / Von Marc Zitzmann, Paris

Zwei Journalisten des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s sitzen mit zwei sozialistischen Politikern im Café. Ein Tisch-nachbar filmt ihr Gespräch heimlich und spielt es einem rechtsextremen Magazin zu. TV- und Radiosender strahlen Ausschnitte aus dem Video aus, über Wochen – und verkaufen die Passage als Beweis für ein Zusammenwirken zwischen Staatsmedien und Linken. Der eine Journalist wird wegen eines missverständlichen Satzes, den man ihn sagen hört, suspendiert. Ein Jahr später ist er noch immer nicht auf Sendung. Und wird es vorerst auch nicht sein.

So ist es dem Pariser Leitartikler und politischen Kommentator Thomas Legrand ergangen. Am 7. Juli 2025 trafen er und sein Berufskollege Patrick Cohen sich mit zwei Verantwortlichen des Parti socialiste. In den Mitschnitten geht es um die anstehenden Gemeindewahlen. Legrand sagt da: „Was Dati angeht, tun Patrick und ich, was nötig ist.“ Was er damit meinte, ließ der Journalist offen.

Doch für die konservative Ministerin Rachida Dati, die Pariser Bürgermeisterin werden wollte, war klar: Man wollte sie „von der Wahl in Paris eliminieren“. Legrand lieferte eine andere Erklärung: Er habe nur versprochen, gemeinsam mit Cohen der Berichterstattungspflicht nachzukommen und die Öffentlichkeit über Datis Verstöße gegen das Gesetz und die Berufsethik zu informieren. Sarkozys einstige Protegée steht demnächst wegen Korruption vor Gericht; auch soll sie in ihrer Vermögenserklärung Schmuck im Wert von 420.000 Euro nicht deklariert haben.

Von einem „Zusammenwirken“ kann hier keine Rede sein: Die Journalisten hatten sich mit den Sozialisten getroffen, weil diese sich über die vermeintlich ungerechte Behandlung ihrer Partei durch die beiden beklagen wollten. Was Cohen und Legrand über den Parti socialiste sagten und schrieben, klingt in der Tat alles andere als schmeichelhaft.

Doch Rechtsextreme brauchen keine Fakten für ihre Agenda. In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nutzte die Fraktion der rechtsextremen UDR ihr Recht, jährlich einen Untersuchungsausschuss einzusetzen, um von November 2025 bis April 2026 Anhörungen „über die Neutralität, die Funktionsweise und die Finanzierung des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s“ abzuhalten. Das Ganze geriet zu einer Übung in Perfidie und Propaganda. Der Berichterstatter des Ausschusses stellte Fragen voller Andeutungen und Unterstellungen, die er – ohne die dazugehörigen Antworten – auf Social Media verbreitete; im Gleichschritt bauschten die Medien des identitären Milliardärs Vincent Bolloré die Farce zur Aufdeckung einer imaginären Verschwörung auf. Ein Organ der „Bollosphäre“, der Radiosender Europe 1, nahm während dieser Zeit heimlich ein weiteres privates Gespräch von Legrand in einer Brasserie auf.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 Sender France Inter indes, bei dem der Journalist seit 2008 ununterbrochen zu hören war, sagte ihm nach der Suspendierung während der gesamten Vertragszeit 2025/26 keine Sendezeit mehr zu – und wird dies auch für die am Montag beginnende neue Vertragssaison nicht tun. In einem offenen Brief in „Le Monde“ hat sich Legrand jetzt darüber beklagt.

Nicht, um sein Los zu beweinen – er sei bereit, Rechenschaft abzulegen und Kritik hinzunehmen. Sondern weil ein gefährlicher Präzedenzfall geschaffen wurde: Wenn Medienkonzerne ihre Gegner lehrten, es reiche, Lärm zu machen, um die Entfernung eines Journalisten zu erwirken, dann werde die redaktionelle Freiheit nicht mehr allein in den Redaktionen bestimmt. „Heute geht es um mich“, schreibt Legrand, „morgen könnte es einen Journalisten treffen, dessen Recherchen eine Regierung oder einen mächtigen Industriellen stören; einen Reporter, der eine Lobbygruppe unter die Lupe nimmt; einen Kommentator, dessen Meinungen missfallen.“ Pressefreiheit erodiere durch kleine Zugeständnisse, Übervorsicht, Erschöpfung, Angst vor einem Skandal, durch das Bestreben, eine Institution zu schützen, indem man Konfrontation vermeide. Nötig sei Mut. Die Chefin von France Inter, Céline Pigalle, erklärte daraufhin in „Le Monde“, wer so auftrete, bekomme von ihr „gar nichts“. Gegen die Bolloré-Medien haben die öffentlich-rechtlichen Muttergesellschaften France Télévisions und Radio France Klage wegen Verleumdung eingereicht. Anfang September wird verhandelt.

Ich wollte dich nur schützen“, sagt der alte Vater. Der längst erwachsene Filius, der inzwischen selbst einen Sohn hat, hält das für die Erbsünde aller Väter, denn: „Wir können es nicht.“ Leider wurde „original sin“ in der deutschen Synchronisation mit „Schicksal“ falsch übersetzt, denn dabei geht die Dimension der Schuld verloren. Und die spielt eine große Rolle in dem Thriller „Der Kinderflüsterer“ nach dem Roman von Alex North (ein Pseudonym für den britischen Bestsellerautor Steve Mosby).

Das Buch war 2019 ein großer Erfolg und wurde dafür gelobt, neben einer blutigen Story sensibel die Höhen und Tiefen von Vater-Sohn-Beziehungen ausgelotet zu haben. Das Buch handelt auch von Verlusterfahrungen, Verantwortung und vererbten Ängsten. Viel ist davon nicht übriggeblieben in der Verfilmung nach einer Drehbuchadaption von Ben Jacoby und Chase Palmer. Immerhin gibt es neben den leicht gestelzt wirkenden Vater-Sohn-Dialogen auch Szenen, die sehr schön zeigen, dass Kinder aus dem Schatten der Eltern nur schwer herauszutreten vermögen.

Von bösen Erlösern

Tom Kennedy ist der Sohn des berüchtigten ehemaligen Polizisten Pete, der zwar einst einen Serienkiller, den Kinderflüsterer Frank Carter, hinter Gitter gebracht hat, dabei aber seine eigene Familie so sehr vernachlässigte, dass diese zerbrach. Dass der früh verwitwete Tom jetzt den entfremdeten Vater um Hilfe bittet, hat einen tragischen Grund, denn sein eigener Sohn Jake (Acston Luca Porto) wurde entführt, und zwar auf ähnliche Weise wie einst die Opfer des Kinderflüsterers. Es könnte ein Kopist am Werk sein oder ein ehemaliger Komplize des Psychopathen Carter. Schuldgefühle nagen an Tom, denn an besagtem Abend hatte er getrunken und versagte als Beschützer.

Pete, selbst traumatisiert, möchte nicht wieder in diesen Mahlstrom hineingezogen werden, aber natürlich lässt er weder Sohn noch Enkel im Stich. An der Seite von Detective Amanda Beck (Michelle Monaghan) nimmt er an den Ermittlungen teil. Wo immer nun der auch auf eigene Faust nach Jake suchende Tom hinkommt, ist Pete schon da und dem Sohn stets um mehrere Schritte voraus. Wie Tom, der sich als erfolgreicher Krimiautor etabliert hat – seine Form der Vaterbewältigung –, hier wieder zum überforderten, hilfsbedürftigen Kind zusammenschrumpft, das ist phantastisch gespielt von Adam Scott. Ohne es mit dem Emotionalen zu übertreiben, sind Verzweiflung, Wut und Verlorenheit seiner Figur immer deutlicher anzusehen.

Robert de Niro und Adam Scott brillieren in „Der Kinderflüsterer“ als Vater und Sohn. Aber dem Thriller fehlt etwas.

Adam Scott und Robert De Niro in „Der Kinderflüsterer“ Foto David Lee/Netflix

Wer für diese Rolle einen Charakter- schauspieler wie den „Severance“-Haupt- darsteller Scott verpflichtet, muss im Hin- blick auf den Vater noch einmal drauflegen. Und tatsächlich liefert „Der Kinderflüsterer“ auch hier: Niemand Geringeres als der erneut erfolgreich gegen den eigenen Mythos anspielende Super- star Robert de Niro, inzwischen 83 Jahre alt, verkörpert Pete als abgeklärt wirkenden Mann. Er überkommt jedoch seine Resignation, weil er sein Scheitern als Vater und Beschützer, seine „Erbschuld“, wiedergutmachen möchte. Tatsächlich wächst das Vertrauen wieder.

Doch leider wird die psychologisch-dramatische Ebene stark überlagert von der weit weniger feinsinnigen Spannungshandlung rund um einen psychopathischen Serienkiller nach Schema F. Gegen die Regie von James Ashcroft lässt sich wenig sagen. Man merkt allen Szenen die Größe dieser Produktion an, vielleicht eine Spur zu sehr. Eingestreute Horrorelemente wie eine gruselige Hand, die durch den Briefkastenschlitz nach Jake greift, lassen sich als Visualisierung kindlicher Furcht legitimieren – aufgesetzt wirken sie dennoch. Die drastischen Bilder von Kinderleichen mit umwickelten Köpfen wiederum sind inhaltlich nicht notwendig, sondern dienen allein dem Effekt.

Schwerer wiegen die erzählerischen Mängel. Man versteht nicht einmal, welche Bedeutung der Ort, in den Tom mit seinem Sohn zu Beginn des Films zurückkehrt – der Kindheitsort seiner verstorbenen Frau –, für die Familie hat. Weshalb Jake genau jetzt in den Fokus des mordenden Entführers gelangt, wird auch nicht erklärt. Ist es späte Rache für Petes Schlag gegen den Kinderflüsterer? Die neue Entführungsserie hatte allerdings schon vor der Rückkehr von Tom und Jake begonnen. Und wieso sie just dieses gruselige – und wie sich zeigen wird: nicht unschuldige – Haus anmieten, bleibt ebenso im Dunkel wie der Sinn des Geflüsters zu den trauernden oder wütenden Kindern, das den Entführungen und Morden vorausgeht. Weitere völlig unglaubhafte Zufälle und Zuspitzungen kommen hinzu.

Vielleicht ist das ein spezifisches Netflix-Problem: Da hat man dank eines Budgets von 50 Millionen Dollar, das den Russo-Brüdern für die Produktion zur Verfügung gestanden haben soll, Extraklasse-Schauspieler engagiert, die selbst öde Dialoge in Gold verwandeln, aber trotzdem entsteht daraus nicht viel mehr als ein generischer Psychothriller, dessen Handlung so wirkt, als habe eine KI beliebig Szenen aus unzähligen ähnlichen Filmen zusammenmontiert. Dahinter könnte die Angst vor allem Unkonventionellen und Experimentellen stehen, obwohl genau das die Produktionen der goldenen Netflix-Ära auszeichnete. „The Whisper Man“ wird so schnell vergessen sein wie ein Flüstern im Wind. OLIVER JUNGEN

Der Kinderflüsterer läuft bei Netflix.

Von Patrick Schlereth

Er sei kein Gamer, gab Bundespräsident Frank-Walter Steinmeier bei seinem ersten Besuch auf der Gamescom freimütig zu, auch auf die Gefahr hin, wie ein „Boomer“ zu klingen. Gleichwohl seien Videospiele ein „fester Bestandteil unseres kulturellen Lebens“ und im Guten wie im Schlechten „relevant für unsere Demokratie“. Im Guten wie im Schlechten – die „German Angst“ um die Gamingbranche ist damit hinlänglich beschrieben. Während Deutschland sich jahrelang mit der Killerspieldebatte aufhielt, wurde in Paris, Quebec, London und anderswo das Potential der Branche als Innovationstreiber und Wirtschaftsfaktor erkannt und wurden die Voraussetzungen für die Ansiedlung großer Entwicklerstudios geschaffen. Während andere Länder steuerliche Anreize bieten und Planungssicherheit für die Entwickler schaffen, gibt es in Deutschland nur ein – immerhin nun deutlich aufgestocktes – Förderbudget von 125 Millionen Euro für 2026. Etwa 85 Millionen Euro blieben in diesem Jahr bisher ungenutzt, ein Grund könnten bürokratische Hürden sein. Die Folge der stiefmütterlichen Behandlung: Deutschland gehört zu den größten Gaming-Märkten weltweit, die weltgrößte Videospielmesse findet hierzulande statt, bei der Wertschöpfung spielt man aber kaum eine Rolle. Nur fünf Prozent der Umsätze fließen in Spiele Made in Germany. Zwar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im Koalitionsvertrag Steuererleichterungen vereinbart, aber auf einen konkreten Zeitplan will sich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bei der Gamescom nicht festlegen – wegen der angespannten Haushaltslage. „Wir wollen etwas hinbekommen, auch gemeinsam mit den Ländern“, mehr als diese lose Zusage bekommt die Branche vorerst nicht. Bevormundende Zuckersteuer: Ja bitte. Ermäßigte Zockersteuer: Schauen wir mal. Wenn das mal nicht kurzsichtig ist. Kurzfristig würden dem Staat zwar Einnahmen entgehen, langfristig aber könnten viele neue Arbeitsplätze, höhere Investitionen und die Steigerung der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sfähigkeit diesen Verzicht mehr als wettmachen und höhere Steuereinnahmen bringen. Der Verband der deutschen Games-Branche hat bereits 2025 ein Konzept dafür vorgelegt. Gaming ist ein Milliardengeschäft, das Zusammenspiel von Videospielentwicklung und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wird Synergieeffekte schaffen – Nvidia lässt grüßen. Aber auf der Gamescom diskutiert man lieber über den demokratischen Wert von Videospielen als kulturelles Gut und räumt noch mal sicherheitshalber auf mit dem Bild vom „nerdigen Teenager, der mit Junkfood in der Bude hockt“, wie es Steinmeier formuliert. Als wäre das Gaming für uns alle Neuland und als sprächen 350.000 Besucher bei der Gamescom und mehr als 40 Millionen Zocker in Deutschland nicht für sich.

26. internationales Literaturfestival Berlin

Wo endet Meinung, wo beginnt das Recht? Frauke Brosius-Gersdorf geriet 2025 ins Zentrum der politischen Aufmerksamkeit. In „Wahl und Wahrheit“ plädiert sie für eine rechtsstaatlich verankerte Debattenkultur.

Frauke Brosius-Gersdorf © Markus Höhn

Der Streit um das Recht

Jürgen Kaube und Sandra Kegel unterhalten sich mit Frauke Brosius-Gersdorf und Julia Reuschenbach über die aktuelle Debattenkultur in Deutschland

Sa 5 Sep 2026 19:30 Uhr Haus der Berlin Festspiele

Eine Veranstaltung des Internationalen Literaturfestivals Berlin in Kooperation mit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

Ist das mehr als ein Videospiel? Fans außer Rand und Band: „Grand Theft Auto 6“ rollt

Netflix angestellt, Werbung geguckt. Nanu! Und das, obwohl Netflix-Chef Reed Hastings einst im Brustton der Überzeugung, gewissermaßen für die Ewigkeit in Stein weißelte, seine Zuschauer „nicht mit Werbung ausbeuten“ zu wollen. Aber da der Hype, um ein gewisses Videospiel namens „Grand Theft Auto 6“ gerade keine Grenzen kennt, kann man diese Ausnahme sicher mal verschmerzen. Zumal die knapp 27-minütige Dauerwerbesendung mit Spielszenen (Gameplay) des sechsten Teils der GTA-Reihe aus dem Hause Rockstar Games dort exklusiv zu sehen war und man sich gedacht haben mag: Es gibt angesichts des Hypes immer genügend Leute, die nicht bis zum nächsten Tag warten können, bis die Spiele-Vorschau im Netz zu finden ist, und lieber rasch ein Netflix-Abo abschließen.

Lohnt sich das? Nun ja, blickt man in die einschlägigen Foren im Netz, kann man sagen: Die einen sagen so, die anderen so. Wer sich den „Extended Look“ angesehen hat, wird bestätigen, dass die visuelle Oberfläche des Spiels auf Hochglanz poliert ist. Licht und Schattendynamiken, das Panorama von „Vice City“ (angelehnt an das heutige Miami), Drogenküchen,

Der zweite Teil des Digitale-Medien-Staatsvertrags ist eine schwierige Geburt. Seit Monaten ringen die Medienreferenten der Bundesländer um Inhalte und die Grenzen der Regulierung. Ihre Beratungen werden überlagert von Strafandrohungen des US-Präsidenten gegen Staaten, die den Einfluss der Plattformen begrenzen wollen, und vom Vorwurf einer angeblichen staatlichen Zensur. Nun gibt es einen Vertragsentwurf, den die Rundfunkkommission der Länder am 16. September verabschieden kann. Dann folgt eine Online-Anhörung. Ende des Jahres sollen die Regierungschefs den Entwurf paraphieren. Gewinnt indes die AfD die Wahl in Sachsen-Anhalt, könnte aus alldem nichts werden.

Die Länder setzen sich das Ziel, „eine freie, vielfältige und unabhängige Medienlandschaft in einer sich immer weiter digitalisierenden Welt langfristig zu sichern“. Dazu sollen Strukturen geschaffen werden, die „die Medienvielfalt fördern sowie Meinungs- und Informationsfreiheit, auch und insbesondere im digitalen Raum“, garantieren. So legt es der Beschluss der Länder vom Oktober 2025 fest.

Das jetzige Papier formuliert sechs Schwerpunkte. Erstens geht es um die Medienvielfalt im digitalen Raum. Die Länder sehen die Meinungsbildung zunehmend durch Plattformen, Suchmaschinen und KI-Systeme bestimmt. Anbieter mit großem Einfluss auf die Auffindbarkeit sollen deshalb stärker verpflichtet werden, KI-Angebote sollen teilweise unter die Regeln für Medienintermediäre fallen. Mit der Reform des Medienkonzentrationsrechts sollen endlich digitale Akteure und

Verfolgungsjagden, dichter Stadtverkehr, Schießereien in Penthousewohnungen und alles, was dazugehört, um diese Gangsterpärchengeschichte zu einem „immersiven“ Erlebnis zu machen. Nicht zu vergessen, ein kluger Soundtrack.

Und nun? Ist noch reichlich Zeit bis zur Veröffentlichung des Spiels im November für noch mehr Marketing, noch mehr Hype, noch mehr heiße Luft und für die Frage, die sich auch Medien abseits der Fachpresse stellen müssen: Wie vielen PR-Schnipseln wollen sie noch hinterherjagen? Immer wieder hört man den von der Rockstar-PR geschickt geprägten Satz: „Grand Theft Auto“ sei „mehr als ein Videospiel“. Das stimmt vielleicht insofern, als hier nicht nur mehr als zehn Jahre lang ein Videospiel entwickelt wurde, sondern primär der sichere Erfolg eines Videospiels. Über die eigentliche Qualität als erzählendes Medium, dass sich – wie man bei Rockstar kaum müde wird zu betonen – vor keinem anderen Medium zu verstecken brauche (auch weil es sie längst allesamt in sich aufgenommen hat), lässt sich allerdings erst urteilen, wenn seine Zeit gekommen ist. AXEL WEIDEMANN

Bundesländer sind soweit Schwere Geburt: Der Staatsvertrag zu digitalen Medien ist vorbereitet

neue Machtpositionen im Netz berücksichtigt werden. Der Konzentration von Meinungsmacht im Internet könnte man nahe rücken, indem alle relevanten Akteure in eine Gefährdungsanalyse einbezogen und auch Werbe- und Umsatzerlöse als Maß für ökonomische Ressourcenmacht berücksichtigt werden. Ein dritter Punkt ist die bessere Auffindbarkeit journalistischer Inhalte. Ein Public-Value-Status soll den Zugang zu verlässlichen Inhalten und Vielfalt sichern und einen Anreiz für Investitionen in relevante Angebote bieten.

Der Digitale-Medien-Staatsvertrag soll die Kommunikationsräume besser gegen Manipulation und Desinformation absichern. Dazu müssen Online-Anbieter Prinzipien wie redaktionelle Verantwortung, Transparenz und Kennzeichnung akzeptieren. Automatisiert erstellte und verbreitete Inhalte und die von Dritten bezahlte Platzierung von Inhalten müssen für Nutzer erkennbar sein. Für den Einsatz von KI im Medienbereich sollen neue Regeln gelten. Die Landesmedienanstalten übernehmen die Aufsicht über die Einhaltung der europäischen KI-Verordnung. Für das Training von KI-Systemen ist eine umfassende Transparenzpflicht vorgesehen.

Der sechste Schwerpunkt ist die Modernisierung der Medienaufsicht. Die Landesmedienanstalten sollen technisch und organisatorisch besser auf digitale Plattformen und KI reagieren können. Bei gemeinsamen Verfahren ist ein Federführungsprinzip geplant. Der Vertrag regelt zudem drei europäische Rechtsakte auf nationaler Ebene: das Europäische Medienfreiheitsgesetz und die KI-Verordnung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die eine Kennzeichnungspflicht für KI-Inhalte und rechtliche Grundlagen für den Einsatz KI-gestützter Instrumente durch die Medienaufsicht vorsieht. Die Verordnung über politische Werbung sieht eine strengere Aufsicht über das Targeting und die Verbreitung politischer Werbung im Netz vor. Zudem sichert der Medienstaatsvertrag ab, was bereits seit Jahren praktiziert wird: die Nutzung technischer Mittel in der Aufsicht. Die Medienanstalten können im „Rahmen des automatisierten Abgleichs die in Text-, Bild-, Audio- und Bewegtbildinhalten enthaltenen personenbezogenen Daten“ verarbeiten, „sofern und soweit dies erforderlich ist, um den Inhalt abschließend bewerten zu können“. Ein automatisierter Abgleich spezifischer personenbezogener Daten ist nicht zulässig.

Auf den ersten Teil des Digitale-Medien-Staatsvertrags, den sogenannten 9. Medienänderungsstaatsvertrag, haben sich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schon Ende Juni geeinigt. Gegenwärtig beraten ihn die Landesregierungen, danach sind die Landtage gefragt. Sollte die AfD demnächst in Sachsen-Anhalt regieren, ist das Inkrafttreten des Vertrags zum 1. August 2027 indes Wunschdenken. HELMUT HARTUNG

Fernsehen am Samstag Aktualisiertes und ausgewähltes Programm

ARD

8.20 Wissen macht Ah! Urlaub im Urwald 8.45 POV – Deine Geschichte zählt (21). Was tun, wenn keiner was sagt – Rechts-extremismus unter Jugendlichen 8.55 Die Pfefferkörner. U. a.: Die tollste Tante der Welt 9.50 Tagesschau 9.55 Panda, Gorilla & Co. 11.30 Quarks im Ersten. Lasst die Flüsse frei! Was die Rückkehr zur Natur bewirkt 12.00 Tagesschau 12.15 Die Tierärzte. Reality-Soap. U. a.: Die verschluckte Nadel 13.45 Tagesschau 14.00 Im Fluss des Lebens. Deut. Familienfilm mit Ruth Maria Kubitschek, 2011 15.30 Meine Mutter ist unmöglich. Deut. Komödie mit Diana Amft, 2018 17.00 Tagesschau 17.15 Brisant 17.52 Das Wetter im Ersten 18.00 Sportschau. 3. Liga. Live 18.30 Sportschau. Fußball-Bundesliga. Live 19.57 Lotto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Diplomatin in Rom – Gefährliche Lügen Deut. Krimireihe mit Natalia Wörner, Clelia Sarto, Alexander Beyer, Langston Uibel. Regie: Anna-Katharina Maier, 2026

21.45 Tagesthemen Mit Wetter 22.05 Wolfsland Das schwarze Herz. Deut. Krimireihe mit Götz Schubert, Yvonne Catterfeld. Regie: Ole Zapatka, 2023

Alexander Höner, Berlin 23.40 Inas Nacht (7/12) Late-Night- Show. Moderation: Ina Müller. Gäste: Christian Ehring, Eva Karl Faltermeier, Pamela

0.40 Tagesschau 0.45 Banditen! Amerik. Actionkomödie mit Bruce Willis. Regie: Barry Levinson, 2001

2.43 Tagesschau

ZDF Neo

17.45 Maithink X – Die Show 18.15 Die glorreichen 10 19.00 Sketch History 19.45 Böhmí brutzelt mit Maite Kelly 20.15 Manhattan Love Story. Amerik. Liebeskomödie, 2002 21.50 Verliebt in die Braut. Amerik./Brit. Liebeskomödie, 2008 23.25 Basic Instinct 2. Brit./Deut./Span./Amerik. Erotikthriller, 2006 1.15 Manhattan Love Story. Amerik. Liebeskomödie, 2002

PHOENIX

17.15 Kalter Krieg und Klimawandel 17.45 Das Atomzeitalter – Höllenfeuer und Hoffnung 20.00 Tagesschau 20.15 Into the Blue – Indonesiens Unterwasserparadiese 23.15 Extreme Jobs der Geschichte 0.00 Despoten

Pro Sieben

TELE 5

18.10 News 18.20 Die Simpsons 20.15 Avengers: Endgame. Amerik. Actionfilm, 2019 23.40 The Batman. Amerik. Fantasyfilm, 2022 2.45 Chris Talls „Chris du mich berühmt“ Show

ZDF

13.30 Sliders 14.30 Hercules 17.25 Xena 20.15 Rubikon. Österr. Sci-Fi-Film, 2022

8.20 Robin Hood 8.45 H2O – Abenteuer Meerjungfrau. Valentinstag 9.10 Bibi und Tina. Tina in Gefahr 9.35 Pippi Langstrumpf. U. a.: Pippi und die Seeräuber (3) 10.25 Notruf Hafenkante. Shopping 11.10 SOKO Stuttgart. Tödlicher Sog 11.55 heute Xpress 12.00 einfach Mensch 12.15 Familie Bundschuh – Bundschuh vs. Bundschuh. Deut. Komödie mit Andrea Sawatzki, 2023 13.40 Ein Sommer im Elsass. Deut. Komödie mit Tanja Wedhorn, 2012 15.10 heute Xpress 15.15 Bares für Rares 16.10 Die Rosenheim-Cops. Waidmanns Unheil 17.00 heute Xpress 17.05 Länderspiegel 17.35 ZDF.reportage: Vorbereitet für den Ernstfall 18.05 SOKO München. Auf der Walz 19.00 heute 19.25 Der Bergdoktor. Hoffnung (1)

20.15 Die Giovanni Zarrella Show Musikshow. Die große Sommer- party. Erstmals feiert die Show ihre große Sommerparty als Open- Air-Event auf dem Gelände des ZDF-Fernsehgartens. Auf seiner Bühne begrüßt Giovanni Zarrella unter anderem Kerstin Ott, Vanes- sa Mai, Andreas Gabalier.

23.15 heute Journal 23.30 das aktuelle sportstudio Magazin. Gäste: Marie Gülich, Basketballspielerin, Ralf Kettemann, Trainer SC Paderborn. Live 0.55 heute Xpress

1.00 Eine kalienische Sommerhaupt mit Giovanni Zarrella Musikshow 2.30 heute-show spezial Unterhaltung. High Noon im Osten

3.00 Die Spur des Killers – Midnight in the Switchgrass Amerik. Thriller mit Megan Fox, 2021

22.30 2067 – Kampf um die Zukunft. Austr. Sci-Fi-Film, 2020 1.05 The Pyramid: Grab des Grauens. Amerik. Horrorfilm, 2014

KIA

16.30 Peter Pan 17.15 Das Dschungelbuch 17.45 Mascha und der Bär 17.55 Pinocchio im Zauberdorf 18.15 Feuerwehrmann Sam 18.35 Zacki und die Zoobande 18.47 Baumhaus 18.50 Sandmännchen 19.00 Die drei Musketiere 19.25 Checker Tobi 19.50 logo! 20.00 KiKA Live 20.10 Mystic – Das Geheimnis von Kauri Point

HR FERNSEHEN

ARTE

8.10 42 – Die Antwort auf fast alles. Infomagazin. Ist Einsamkeit ansteckend? 8.35 Geo Reportage. Chartres, die Farben des Himmels 9.25 360° Reportage. Australien: Mission Schnabeltier 10.20 Zu Tisch. Reportagereihe. Capri, Italien 10.50 Naturparks in Portugal. Dokumentation. U. a.: Naturpark Sintra-Cascais 12.35 Stadt Land Kunst Spezial. Magazin. U. a.: Taiwan 14.10 Rendezvous mit einer Leiche. Amerik./Brit. Kriminalfilm mit Peter Ustinov, Lauren Bacall, Carrie Fisher, John Gielgud, Piper Laurie, 1988 15.50 Wilde Dynastien. Dokumentation. Makaken 16.35 Naturparks in Portugal. Dokumentation. U. a.: Naturpark Douro 18.25 Arte Reportage 19.20 Arte Journal 19.40 Tracks East. Magazin. Belarus – Land der Angst

13.40 n aller Freundschaft 15.10 Tierärztin Dr. Mertens 16.00 Augenschmaus – Restaurants mit Ausblick 16.45 Kochstories 17.15 Mit Herz am Herd 17.45 Meisterküche 18.15 Querbeet 18.45 Tobis Urlaubstrip 19.30 Hessenschau 19.58 Hessenschauwetter 20.00 Tagesschau 20.15 Kommissar Dupin. Bretonisches Gold. Deut. Krimireihe, 2015 21.45 Der Wien-Krimi. Blind ermittelt – Tod im Prater. Deut./Österr. Krimireihe, 2022 23.15 Der Amsterdam-Krimi. Auferstanden von den Toten. Deut. Krimireihe, 2018 0.40 Vanished – Vertraust du ihm

20.15 Die Pharaoninnen. Frauen, die das Reich Ägypten formten Dokumentation. Vor über 5000 Jahren entstand am Nil der erste Flächenstaat der Welt, und Frauen spielten dabei eine entscheidende Rolle. Ein internationales Forschungsteam enthüllt anhand aktueller Grabungen neue Erkenntnisse über Machtstrukturen und den Einfluss von Frauen.

21.45 Die Nofretete – Wem gehört die Schönheit? Magazin

22.40 Auf den Spuren der Cheops-Pyramide Dokumentation. Wunder der Architektur

23.35 Gluck: Iphigenie in Aulis – Iphigenie auf Tauris Oper. Osterfestspiele von Aix-en-Provence 2024

3.25 Mit Kompass und Köpfchen auf hoher See Dokumentation. Concarneau, der Aufbruch

NDR FERNSEHEN

16.00 Rute raus, der Spaß beginnt! 16.30 Unterwegs auf der Luftlinie 17.15 Rund um den Michel 18.00 Nordtour 18.45 DAS! Rote Sofa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Wer weiß denn sowas XXL 23.25 Schlager, die Sie kennen sollten 0.10 Ziemlich beste Stiefmutter

RBB

16.30 Hallo Nachbarn! 17.00 Feuer und Flamme 17.45 So isst Berlin 17.53 Sandmännchen 18.00 rbb UM6 18.30 Heilige Orte in Brandenburg 19.00 Heimatjournal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Charlotte Link. Deut. Krimi, 2020 21.45 rbb24 mit Sport 22.00 Vergiftete Wahrheit. Amerik. Biografie, 2019 0.00 Vanished – Vertraust du ihm

WDR

3 sat

16.00 Aktuell 16.20 Der Vorkoster 16.55 Land & lecker 17.45 Einfach und köstlich 18.15 WestArt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Lokalzeit 20.00 Tagesschau 20.15 NRW Sommerkonzert 2026 22.00 Am Limit – 1993 22.40 Auf dem Gipfel – 1994 23.25 Liebe und andere Katastrophen – 1995 0.10 Zwischen Triumph und Trauer – 1996 0.55 Griff nach den Sternen – 1997

9.00 ZIB 9.05 Kulturplatz 9.35 Malerisches Ausseerland 9.50 Königliche Gärten – Schloss Schönbrunn 10.40 Sommernachtskonzert Schönbrunn 2026 12.15 Liebesg'schichten und Heiratssachen (6) 13.00 ZIB 13.10 Notizen aus dem Ausland 13.15 Der Schmidt Max auf der Suche nach dem Miteinander 14.00 Ländermagazin. Heute aus Nordrhein-Westfalen 14.30 Kunst + Krempel 15.00 Reisezeit – Traumhafte Ziele: Piemont 15.25 Bregenzer Festspiele: Verdis La traviata – Hinter den Kulissen der größten Seebühne der Welt 15.55 Aufgetischt – Judenburg 16.40 Aufgetischt – Grazer Grün 17.30 Ich will mein Glück zurück. Deut. Tragikomödie mit Michaela May, 2023 19.00 heute 19.20 Metropolen des Pop: Mailand. Doku

20.15 La Traviata – von den Bregenzer Festspielen 2026 Oper. Mit Lilli Paasikivi, Paolo Fantin. In den 80 Jahren seit der Gründung der Festspiele stand Giuseppe Verdis Opernklassiker „La traviata“ bisher noch nie auf dem Spielplan. Das wollte die neue Festspielintendantin Lilli Paaskivi ändern.

22.30 Die New Yorker Nachtclub-Iko-ne aus Bern Dokumentation

23.25 Wo in Paris die Sonne aufgeht Franz. Drama mit Lucie Zhang, Noémie Merlant, Makita Samba, Jehnny Beth. Regie: Jacques Audi- ard, 2021

1.05 Sommerfrische – Reisen wie zu Kaisers Zeiten Dokumentation

2.00 das aktuelle sportstudio 3.25 Königliche Gärten – Schloss Schönbrunn Dokumentation

MDR

18.20 Biwak – Traumtouren in der Sächsischen Schweiz 18.45 Glaubwürdig 18.50 Wetter 18.54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es 19.30 Aktuell 19.50 Unser Dorf hat Wochenende 20.15 Wer weiß denn sowas XXL 23.23 Aktuell 23.25 Olafs Klub 0.10 Kommissar Van der Valk. Zerrissenes Amsterdam. Deut./Brit./Niederl. Krimireihe, 2019

SWR

16.00 Der Haushalts-Check 16.45 Markt-check checkt ... 17.30 Regionales 18.15 Flohmarkt 18.45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Love Story. Amerik. Romanze, 1970 21.50 Regionales 23.20 SWR Kulthits 0.50 Unter weißen Segeln – Odyssee der Herzen. Deut. Drama, 2005

BR

17.45 Zwischen Spessart und Karwendel 18.30 BR24 18.45 Hirschhausen und die Deepfake-Mafia 19.30 Kunst + Krempel 20.00 Tagesschau 20.15 Bamberger Reiter. Ein Frankenkrimi. Deut. Krimi, 2012 21.45 Die Büffel sind los! Deut. Heimatfilm, 2016 23.15 Zwei Bauern und kein Land. Deut. Komödie, 2017 0.45 Dann kam Lucy. Deut. Familienfilm, 2011

RTL

5.15 Der Blaulicht Report. Reality-Soap. U.a.: Blutiger Verkehrsunfall deckt brutales Verbrechen auf 12.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Doku-Soap. Wurfgeschoss Wasserkocher! Attackierte Schwiegersohn verschwenderische Schwiegermutter? / Flammen im Foodtruck! Das Ende einer feurigen Affäre? 14.00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68). Doku-Soap. Mysteriöser Tod im Kirmesmilieu 15.00 Fußball-Bundesliga. RB Leipzig –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Live 17.45 Ulrich Wetzel – Der Ermittlungsrichter. Dokumentation. Gefährliche Attacke auf abgelegenem Parkplatz 18.15 Exclusiv am Samstag (33). Boulevardmagazin 18.45 RTL Aktuell 19.05 Life – Menschen, Momente, Geschichten. Infotainment

20.15 Jetski Star WM Show. Moderation: Laura Wontorra. Mit Stefan Raab, Ralf Schumacher, René Casselly, Fabian Hambüchen, Dagi Bee, Sophia Thiel, Gustav Schäfer, Joel Mattli, Renata und Valentin Lusin, Knossi, Joey Kelly, Emmvee, Stefano Zarrella, Ann-Kathrin Bendixen, Alexander Kumptner

0.30 Markus Krebs live! Pass auf ... kennste den? Comedyshow

2.20 So klingt Deutschland Ranking-show. Unsere 50 beliebtesten Nummer 1-Hits

RTL 2

20.15 Armes Deutschland 22.15 Hartz und herzlich 0.15 Hartz Rot Gold

SUPER RTL

16.40 Willkommen bei den Louds 17.05 Voll zu spät! 18.15 Alvinnn!!! 19.45 Woozle Goozle 20.15 Trolls World Tour. Amerik. Animationsfilm, 2020 22.00 Ocean's Eleven. Amerik. Gaunerkomödie, 2001 0.15 Without a Trace

Kabel 1

16.20 News 16.30 Navy CIS 20.15 9-1-1 Notruf L.A. 22.15 9-1-1: Lone Star 0.15 Seal Team. Vergeltung

Vox

16.50 Der Hundeprofi 17.55 hundkatzemaus 19.10 Der Hundeprofi – Rütters Team 20.15 Selbst ist die Braut. Amerik. Komödie, 2009 22.30 Lethal Weapon 2 – Brennpunkt L. A. Amerik. Actionkomödie, 1989 0.40 Medical Detectives

ARD-alpha

18.15 Wunderschön 19.00 Eisenbahn-Romantik 19.30 Global Us 19.55 Wissen vor

www.faz.net/tv

SAT 1

5.05 Frieda – Mit Feuer und Flamme. Daily Soap. Wie im Rausch (2) / Zukunft an der Elbe (1) / Zukunft an der Elbe (2) / Der Wert der Familie (1) / Der Wert der Familie (2) / Unerwartete Aussichten (1) / Unerwartete Aussichten (2) / Gewissensbisse (1) / Gewissensbisse (2) 9.0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am Samstag. Infotainment. Moderation: Daniel Boschmann, Simone Panteleit 12.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Gerichtsshow. U. a.: Lottes grüner Daumen / Zementierte Hände / Das neue Testament 15.55 Notruf. Infomagazin. U. a.: Höllische Schmerzen im Wald 16.59 Auf den Punkt 17.00 Notruf. Infomagazin 18.00 Das 1% Quiz – Wie clever ist Deutschland? Quizshow. Moderation: Jörg Pilawa 19.55 Sat.1 : newstime

20.15 Matilda Amerik. Kinderfilm mit Danny DeVito, Mara Wilson, Rhea Perlman, Embeth Davidtz, Pam Ferris. Regie: Danny DeVito, 1996. Matilda wird von ihrer Familie vernachlässigt – und entwickelt magische Fähigkeiten.

22.20 Hexen hexen Amerik. Fantasykomödie mit Anne Hathaway, Octavia Spencer, Stanley Tucci, Jahzir Bruno, Brian Bovell. Regie: Robert Zemeckis, 2020. Ein Siebenjähriger gerät mitten in eine Versammlung von Hexen hinein. Das ist eine äußerst brenzlige Lage.

0.25 Resident Evil Brit./Deut. Action-film mit Milla Jovovich, Michelle Rodríguez, Eric Mabius, James Purefoy, Joseph May. Regie: Paul W.S. Anderson, 2002. Ein Virus verwandelt die Mitarbeiter der Umbrella Corporation in Zombies.

acht – Zukunft 20.00 Tagesschau 20.15 Countdown to War – Der Ausbruch des 2. Weltkriegs 22.30 Selbst ist der Mann (1963) 23.10 Die Heimwerker – Bericht aus deutschen Höhlen (1992) 23.55 Wei- ne zum Selbermachen (1981) 0.25 Zwie- belzeltln (1963) 0.30 Countdown to War – Der Ausbruch des 2. Weltkriegs

WELT

19.20 Legenden auf Rädern 20.15 Hightech auf dem Acker – Einsatz für die Ernte-Giganten 21.10 Hightech und Handarbeit – Der Bau eines Kreuzfahrtschiffes 22.05 Auf Manöverfahrt mit U36 23.05 Schwertransport ins Museum – U17 auf letzter Fahrt 0.00 Geheime Nazi-Expeditionen: Der Heilige Gral 0.55 Geheime Nazi-Expeditionen: Himalaya

ntv

18.00 Nachrichten 18.30 Auslandsreport 19.00 Nachrichten 19.10 Lost Places – Mysteriöse Inseln 20.00 Nachrichten 20.15 Border Patrol Neuseeland 21.00 Nachrichten 21.05 Border Patrol Neuseeland 22.00 Nachrichten 22.05 Drehkreuz des Drogenschmuggels 23.00 Nachrichten 23.30 (Ungeklärte Phänomene 1.10 Border Patrol Neuseeland

Fernsehen am Sonntag Aktualisiertes und ausgewähltes Programm

ARD

7.05 Anne auf Green Gables (2/3). Kanad. Drama mit Ella Ballentine, 2017 8.30 Alina (2/3). Jugendserie. Die Pferdeflüsterin 9.30 Die Sendung mit der Maus 10.00 Tagesschau 10.03 Immer wieder sonntags (12/13) 12.00 Tagesschau 12.03 Presseclub 12.45 Europamagazin 13.15 Nachtstreife (2/6). Reality-Soap. Unheimliche Begegnungen 14.00 Tagesschau 14.03 Hochzeiten. Deut. Komödie mit Senta Berger, 2012 15.30 Sportschau. Ruder-WM (Einer Frauen und Männer) / ca. 15.45 Internationales Leichtathletik-Sportfest (ISTAF) 17.00 Brisant 17.45 Tagesschau 18.00 Bericht aus Berlin. Friedrich Merz im Gespräch mit Markus Preiß 18.30 Wem gehört New York? 19.15 Sportschau. Fußball. 2. Liga 19.57 Fernsehlotterie

20.00 Tages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Tatort Roomservice. Deut. Krimireihe mit Ulrike Folkerts, Andreas Hoppe. Regie: Tim Trageser, 2015

21.45 Caren Miosga Russlands hybrider Krieg – wie groß ist die Gefahr für Deutschland? Gäste: Wolfgang Schmidt (SPD), Hanna Notte (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CNS), Nico Lange (Institut für Risikoanalysen und Internationale Sicherheit)

22.45 Tagestehlen mit Wetter 23.05 ttt – titel thesen temperamen- te Kulturmagazin. U. a.: Heimat als Kampfbegriff: PEN Berlin auf Spurensuche in Sachsen-Anhalt

23.35 Hannes Deut. Tragikomödie mit Leonard Scheicher. Regie: Hans Steinbichler, 2019

ZDF

8.15 Löwenzahn 8.40 Michel aus Lönneberga. Als Michel ein Held wurde 9.03 37°Leben 9.30 Katholischer Gottesdienst. Kreuz – Leben gewinnen 10.15 Bares für Rares – Lieblingsstücke 11.55 heute Xpress 12.00 ZDF-Fernsehgarten. Andrea Kiewel präsentiert Musik und Gäste – live aus dem Sendezentrum Mainz 14.00 That's My Style 14.45 Duell der Gartenprofis 15.25 heute Xpress 15.30 plan b. Clever reisen – Die Welt für wenig Geld 16.15 Die Rosenheim-Cops. Tod in den Ferien 17.00 heute 17.15 Die außergewöhnlichsten Hotels der Welt. Geheimnisse und Legenden 18.00 Ein Fall für zwei. Ohne Skrupel 18.55 Aktion Mensch 19.00 heute 19.10 Berlin direkt 19.30 Terra X: Weltstädte. London

20.15 Eine Wingwoman verliebt sich nicht Deut. Liebeskomödie mit Chiara Schoras, Sarah Bauerett, Tom Beck, Dominic Raacke, Beniamino Brogi. Regie: Wolfgang Eißler, 2026

1.00 Tagesschau

21.45 Heute Journal 22.15 Inspector Ikmen – Tod in Istanbul Krimiserie. Sterben und Erben (1). Mit Yasemin Kay Allen, Ethan Kai, Cansin Duman, Kevork Malikyan, Victoria Ekanoye

23.05 Inspector Ikmen – Tod in Istanbul Krimiserie. Sterben und Erben (2). Mit Yasemin Kay Allen

8.20 Langeweile – Das unerforschte Gefühl. Dokumentation 9.15 Nachhaltige Architektur. Dokumentation. Lacaton & Vassal – Niemals abreißen 9.40 Twist. Magazin 10.15 Denkmäler der Ewigkeit. Dokumentation. Petra, Schönheit im Felsmassiv 12.25 Wildes Argentinien. Dokumentation. U. a.: Gefährliche Küste 14.40 Perfect World. Amerik. Drama mit Kevin Costner, Clint Eastwood, Laura Dern, T. J. Lowther, Keith Szarabajka, 1993 16.50 Die Villen der Medici. Dokumentation. Liebe, Macht und Kunst 17.45 Vivaldi mit Lea Desandre. Konzert 18.35 Karambolage. Magazin. U. a.: Bibi 18.45 Zu Tisch. Reportagereihe. Banat, Rumänien 19.20 Arte Journal 19.40 Geo Reportage. Bretagne, die raue Schönheit

20.15 Die Firma Amerik. Thriller mit Tom Cruise, Gene Hackman, Jeanne Triplehorn, Ed Harris, Hal Holbrook. Regie: Sydney Pollack, 1993. Der junge Jurist Mitch McDeere beginnt frohen Mutes seine erste Stelle als Anwalt. Doch bald merkt er, dass die Kanzlei, in der er tätig ist, für die Mafia arbeitet. Dann wird er vom FBI kontaktiert.

1.05 Hochzeiten Deut. Komödie mit Senta Berger, 2012

ARTE

22.40 Tom Cruise: Mann mit zwei Missionen Porträt

TELE 5

23.50 Terra X History: Unsere Vereine – Mehr als Kegeln und Kaninchen Doku-Reihe 0.35 heute Xpress

ZDF Neo

PHOENIX

Pro Sieben

16.15 Robert Bernardis 17.00 Into the Blue – Indonesiens Unterwasserparadiese 20.00 Tagesschau 20.15 Naturparadiese am Äquator 23.15 phoenix satire 0.15 phoenix gespräch 0.45 Das Atomzeitalter – Höllenfeuer und Hoffnung

18.05 Sketch History 18.30 Death in Paradise 20.15 Letzte Spur Berlin 21.45 ZDF Comedy Sommer mit Till Reiners 22.10 Maithink X – Die Show 22.45 heute-show spezial 23.15 Böhmi brutzelt mit Maite Kelly 23.45 Maithink X – Die Show 0.15 Sugar. Kanad./Mexik. Krimi, 2022

23.35 China vs. Hollywood: Traumfabrik unter Kontrolle Dokumentation

17.45 News 17.55 Galileo Stories 19.05 Galileo X-Plorer: Im Auge des Taifuns 20.15 Ant-Man and the Wasp: Quantumania. Amerik. Actionfilm, 2023 22.45 The Equalizer. Amerik. Actionfilm, 2014 1.15 Smile 2. Amerik. Horrorfilm, 2024

0.40 Saltburn Amerik./Brit. Thriller mit Barry Keoghan, Jacob Elordi, Archie Madekwe, Rosamund Pike. Regie: Emerald Fennell, 2023

16.45 Doctor Who Special: Die Schneemänner 18.00 Rubikon. Österr. Sci-Fi-Film, 2022 20.15 Abyss – Abgrund des Todes. Amerik. Sci-Fi-Film, 1989 23.45 Jeepers

Creepers – Es ist angerichtet. Deut./Amerik. Horrorfilm, 2001 1.25 Infomercial

8.30 Ritter, Schmiede, Edelfrauen – Kärntens Burgen einst und jetzt 9.25 Karnische Alpen – Ein Gebirge voller Kostbarkeiten 10.10 Heimat zu verkaufen. Österr./Deut. Drama mit Fritz Hammel, 2010 11.35 Die Drau entlang – Kärntens grüne Lebensader 12.30 Seenland Österreich – Die versteckten Kärntner Seen 13.20 Seenland Österreich – Große Seen – südliches Flair 14.15 Kärnten – Badeseen und Alpengipfel 15.45 Herzensfeinde. Österr. Komödie mit Friedrich von Thun, 2001 17.15 Ein Schloss am Wörthersee – Der Film. Österr. Familienfilm mit Roy Black, 1992 18.35 Der Traum vom Süden – Exotische Pflanzen in Österreich 18.45 Die Villen vom Wörthersee. Doku 19.30 Zwischen Fels und Fluss – Vom Mölltal ins Maltatal. Doku

3 sat

20.15 Das Wunder von Kärnten Österr./Deut. Drama mit Ken Duken, Julia Koschitz, Juergen Maurer, Gerti Drassl, Gerhard Liebmann. Regie: Andreas Prochaska, 2011. Dr. Markus Höchstmann ist junger Kardiologe und hat es nicht leicht. Doch dann: Ein dreijähriges Mädchen wird leblos eingeliefert. Als alle schon aufgegeben haben, kämpft Höchstmann tapfer weiter. 15 Stunden lang tut er alles, um das Mädchen wiederzubeleben.

KIAKA

16.35 Anna und die wilden Tiere 17.00 1, 2 oder 3 17.30 Pettersson und Findus 17.55 Pinocchio im Zauberdorf 18.15 Feuerwehrmann Sam 18.35 Zacki und die Zoobande 18.47 Baumhaus 18.50 Sandmännchen 19.00 Die drei Musketiere 19.25 Pur+ 19.50 logo! 20.00 Team Timster 20.15 Story Time 20.40 POV 20.50 Die Regeln von Floor

HR FERNSEHEN

17.00 Quarks 17.45 mex. das marktmagazin 18.30 maintower weekend 19.00 Kochstories 19.30 Hessenschau 19.58 Hessenschauwetter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Tierärzte 21.45 Sportschau 22.10 Das große Hessenquiz 22.55 strassenstars 23.25 strassenstars – History 23.55 Angela Merkel – Schicksalsjahre einer Kanzlerin 1.25 Bilder aus Hessen

NDR FERNSEHEN

16.00 Am Pass – Geschichten aus der Spitzenküche 16.30 Zora kocht's einfach 17.00 Bingo! 18.00 Hanseblick 18.45 DAS! Rote Sofa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Wunderschön 21.45

0.30 Auf dass es dir gutgehe, Rico Brit./Amerik. Kurzfilm mit Juan Collado, Destiny Checo, Nathaly Navarro, Yohanna Florentino, Gregory Requena. Regie: Joel Alfonso Vargas, 2024

1.05 California! Doku-Reihe. Zwischen Utopie und Realität

Sportschau –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10 Kaum zu glauben! 22.55 Das Fifty-Fifty-Quiz 23.40 Was bin ich? – Ehren-gast: Günter Netzer 0.25 Caren Miosga

RTL

RBB

16.55 König Drosselbart. Deut. Märchenfilm, 2008 17.53 Sandmännchen 18.00 rbb24 18.05 Katarina Witt präsentiert: Inklusiv Gewinnt! 18.28 rbb wetter 18.30 rbb Gartenzeit 19.00 Die Spur der Täter 19.27 rbb wetter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Der Böhmerwald 21.45 rbb24 mit Sport 22.00 Nuhr im Ersten 2026 – Best of Gäste 22.45 Mittermeiers Lucky Punch Comedy Club 23.30 Na siehste! 0.15 175 Jahre Berliner Feuerwehr – der große Fahrzeugkorso

WDR

16.20 Acht Leben, ein Fest – NRW feiert Geburtstag 17.20 Wuppertal und die einzigartige Schwebebahn 17.50 Erlebnisreisen 18.00 Erlebnis Erde: Wilde Azoren – Wunderwelt im Atlantik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Lokalzeit live 20.00 Tagesschau 20.15 Wunderschön! 21.45 Sportschau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10 Zeiglers wunderbare Welt des Fußballs 22.45 Donna Leon – Die dunkle Stunde der Serenissima. Deut. Krimireihe, 2008 0.15 Kylesa – Freak Valley Festival 2026

21.45 Waidmannsdank Österr./Deut. Kriminalfilm mit Jutta Fastian, Pia Hierzegger, Robert Stadlober, Johannes Flaschberger, 2020

23.15 Wenn du wüsstest, wie schön es hier ist Österr. Kriminalfilm mit Gerhard Liebmann, Simon Hatzl, Ines Honsel, Manuel Sefciuc, 2015

0.45 Das Wunder von Kärnten Österr./Deut. Drama, 2011

MDR

16.45 Das Mädchen auf dem Besenstiel. CSSR Märchen, 1972 18.00 Aktuell 18.05 Brisant 18.52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es 19.30 Aktuell 19.50 Kripo live 20.15 Der Balaton 21.45 Aktuell 22.00 Sportschau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25 Zurück in den Bunker? 23.25 Luftkrieg – Die Naturgeschichte der Zerstörung. Doku-Film, 2022 1.05 Kripo live

SWR

20.15 Kingsman: The Golden Circle Brit./Amerik. Actionkomödie mit Taron Egerton, Mark Strong, Sophie Cookson, Colin Firth, Julianne Moore. Regie: Matthew Vaughn, 2017. Ein Jahr nach dem Kampf gegen den fiesen Valentine wartet auf Eggsy alias Galahad ein neuer Kampf: Die Drogenbaronin Poppy Adams will den Agenten der geheimen Organisation „Kingsman“ ans Leder. Darin wird auch ihr amerikanisches Pendant „Statesman“ verwickelt.

5.40 Der Blaulicht Report. Reality-Soap. U.a.: Holzdiebstahl deckt kriminelle Familienverhältnisse auf/ Nicht Strafmündige beklaut Obdachlosen/ Frau von blutigem Picknick schockiert/ Mädchen mischt Schwester Abführmittel unter/ Raubüberfall im Kino / Kinderwagen rollt vor Polizeiauto / 15-Jährige attackiert Mitschüler mit Schere/ Baby auf Hochsitz gefunden/ Einbruch in Getränkemarkt enthüllt Sex-Geheimnis/ Frau befürchtet ihr Verlobter ist tot 12.45 Die Beet-Brüder. Doku-Soap. U.a.: Nicole und ihre Töchter Katrin und Laura, Waldalgesheim 17.45 Exclusiv – Weekend (35). Infotainment 18.45 RTL Aktuell 19.05 Bauer sucht Frau International – Die neuen Bauern weltweit. Dateshow

17.30 Zwischen Leinwand und Level – Benjamin Burkards Kunstrevolution 18.00 Regionales 19.15 Die Fallers 19.45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Ardèche – Der wilde Süden Frankreichs 21.00 Frankreichs raue Küste – Im Süden der Bretagne 21.45 Regionales 22.45 Das Versprechen. Amerik. Krimi, 2000 0.40 Ostwind. Deut. Abenteuerfilm, 2015

BR

16.45 Landgasthäuser Bierschmankerl 17.15 Einfach. Gut. Bachmeier 17.45 Regionales 18.30 BR24 18.45 freizeit 19.15 Unter unserem Himmel 20.00 Tagesschau 20.15 Musik in den Bergen 21.45 Blickpunkt Sport. Live 23.05 Bamberger Reiter. Ein Frankenkrimi. Deut. Krimi, 2012 0.35 Y-Kollektiv

23.00 stern TV am Sonntag (26) Info-magazin. Moderation: Stefan Uhl, Mareile Höppner

0.30 Kingsman: The Golden Circle Brit./Amerik. Actionkomödie, 2017

RTL 2

3.55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22) Krimiserie. Kopflos

16.15 Bella Italia 18.15 Grip 20.15 American Sniper. Amerik. Drama, 2014 22.45 The Strangers: Chapter 1. Amerik. Horrorfilm, 2024 0.25 Hitman – Jeder stirbt alleine. Franz./Amerik. Actionfilm, 2007

SUPER RTL

16.10 Willkommen bei den Louds 17.05 Voll zu spät! 18.10 Alvinnn!!! 19.45 Woozle Goozle 20.15 Lucifer 0.00 Without a Trace 0.55 Teleshoppingsendung

Kabel 1

16.00 News 16.10 Mein Lokal, Dein Lokal 18.10 Achtung Abzocke 20.15 Willkommen bei den Reimanns 22.20 Abenteuer Leben am Sonntag 0.25 Steel Buddies

Vox

17.00 auto mobil 18.10 Die Pfandhaus-Profis 20.15 Grill den Henssler Sommer-Special 23.35 Being Burdecki 0.15 Medical Detectives

ARD-alpha

www.faz.net/tv

SAT 1

20.15 Der Nachname Deut. Komödie mit Florian David Fitz, Christoph Maria Herbst, Caroline Peters, Iris Berben, Justus von Dohnányi. Regie: Sönke Wortmann, 2021. Dorothea überrascht ihrer Familie auf Lanzarote mit einer Ankündigung.

17.35 Einfach genial 18.00 Quarks 18.45 Prisma 19.00 Respekt 19.30 Europa-magazin 20.00 Tagesschau 20.15 Art

5.20 Auf Streife – Berlin. Reality-Soap. Polizei jagt zwei geflohene Häftlinge / Passantin findet Zettel mit Hilferuf / Der geklaute Blindenhund / Pizzabotin wird beklaut 9.0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am Sonntag. Infomagazin. Moderation: Daniel Boschmann, Matthias Killing 12.15 Das große Backen. Kochshow. Moderation: Enie van de Meiklokjes 14.55 Hexen hexen. Amerik. Fantasykomödie mit Anne Hathaway, Octavia Spencer, Stanley Tucci, Jahzir Bruno, Brian Bovell, 2020 17.00 Matilda. Amerik. Kinderfilm mit Danny DeVito, Mara Wilson, Rhea Perlman, Embeth Davidtz, Pam Ferris, 1996 18.55 Julia Leischik sucht: Bitte melde dich. Reality-Soap. Jule sucht ihre Mutter Julia in Chile. 19.55 Sat.1 :newstime

22.00 Der Vorname Deut. Komödie mit Christoph Maria Herbst, Florian David Fitz, Janina Uhse, Iris Berben, Justus von Dohnányi. Regie: Sönke Wortmann, 2018

23.50 Zombieland: Doppelt hält besser Amerik. Horrorkomödie mit Woody Harrelson, Jesse Eisenberg, Emma Stone, Abigail Breslin. Regie: Ruben Fleischer, 2019

1.40 Der Wind weht in Richtung Liebe Amerik./Kanad. Komödie mit Cindy Busby, Christopher Russell, Donna Benedicto, Ryan McDonell, Jennifer Copping, 2020

Crimes – Die Kunst des Diebstahls 21.45 Quatuor Arod spielt Bartók: Streichquartett 22.05 David Guerrier spielt Hartmann: Kammerkonzert 22.35 Druckfrisch 23.05 Pop Secret Stories 23.20 Art Crimes – Die Kunst des Diebstahls 0.50 Die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WELT

15.00 Handball-Bundesliga Live: VfL Gummersbach – SC Magdeburg 16.45 Lost Places 22.05 Hitler und Stalin 0.00 Geschichte in Farbe – Der Blitzkrieg 0.55 Geschichte in Farbe – Unternehmen Barbarossa

ntv

16.00 Nachrichten 16.10 Giganten der Geschichte 17.00 Nachrichten 17.10 Giganten der Geschichte 18.00 Nachrichten 18.30 PS – Automagazin 19.00 Nachrichten 19.10 ntv Wissen 20.00 Nachrichten 20.15 Anwälte der Toten – Im Kopf des Mörders 21.00 Nachrichten 21.05 Anwälte der Toten – Die schlimmsten Serienkiller der Welt 22.00 Nachrichten 22.05 Anwälte der Toten – Die schlimmsten Serienkiller der Welt 23.00 Nachrichten 23.30 Anwälte der Toten – Die schlimmsten Serienkiller der Welt 1.10 Children of the Snow – Die Jagd nach einem Kindermörder

Radio am Samstag

HÖRSPIEL

19.03 WDR 3 Hörspiel – WDR 3 Sie & Er (1/2) 19.04 Krimi – SWR Kultur

19.04 Krimi – SWR Kultur Mit Schirm und blinkender Pistole. (3/4): Dichter und Detektive / (4/4): Schatten um Mitternacht. Produktion: SWR 1996

20.03 ARD Radio Tatort – BR 2 „Hase tot“. Von Uta-Maria Heim. SWR 2026

KLASSIK

9.04 WDR'S Klassik Forum: WDR'S Das 40. Jahr! Gast: Wilhelm Matejka. U. a.: Domenico Scarlatti: Sonate E-dur, K 380 10.04 Treffpunkt Musik – SWR Kultur Gast im Studio: Bastian Pastewka. U. a.: John Williams: Scherzo for motorcycle and orchestra aus dem Film „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1989)

20.00 Giuseppe Verdis „Requiem“ von den Salzburger Festspielen – HR 2

JAZZ, POP, ROCK

13.00 Hörbar – HR 2

13.00 Hörbar – HR 2 Um die Welt mit Monsieur Periné, Tal Arditi, Cheikh Ibra Fam

17.50 Jazz vor sechs – SWR Kultur Basheer Qusim, Jon Hendricks: Social call / Ronnell Bright: Sweet pumpkin

19.00 Live Jazz | hr-Jazzensemble (1/2) – HR 2 Christof Lauer, Saxofon. John Schröder, Schlagzeug. Sebastian Sternal, Piano. Bastian Weinig, Bass. Gast: Carlotta Armbruster, Posaune

FEATURE & MAGAZIN

8.30 Das Wissen – SWR Kultur BAföG, Stipendien, Kredite – Die Reform der Studienfinanzierung

13.05 Breitband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Digitales Leben. Gamescom – Spiele(n) für die Demokratie / Verhaltenscanner – Maschinen bewerten Menschen

14.00 Archivsätze – HR 2 Heimat im Exil – Erika Mann und Theodor W. Adorno im Gespräch (1958)

15.05 Bayern 2 Radiospitzen – BR 2 Salzburger Stier 2026: Der deutsche Preis- träger Bodo Wartke

16.05 Büchermarkt – Deutschlandfunk Bücher für junge Leser. U. a.: Die Neue Rechte und ihre literaturpolit. Strategien im Kinder- und Jugendbuch

17.05 Streitkultur – Deutschlandfunk Ist der Faschismus zurück? Die Kulturwissenschaftlerin und Publizistin Mithu Sanyal und der FAZ-Journalist und Schriftsteller Simon Strauß im Gespräch

18.00 hr2-kultur – kompakt: These Girls For ever! – HR 2

18.05 Feature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Feldstudie: Landwirtschaft. Vier Leben zwischen Tradition und Agribusiness

23.05 Lange Nacht – Deutschlandfunk Die Lange Nacht der Polarforschung

LESUNG

Robert Louis Stevenson: Der Flaschenteufel

Auf die Sprachgepflogenheiten der Fernsehsender in ihren Programmhinweisen hat die F.A.Z. keinen Einfluss.

Radio am Sonntag

HÖRSPIEL

8.05 Kakadu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Kinderhörspiel. Der Fünfzigeuroschein

14.00 Science-Fiction-Hörspiel | „9 Dinge, die Du 2035 nicht erwartet hättest – #6 wird Dich umhauen“ von Arne Salasse und Léon Haase – HR 2 15.05 Bayern 2 Hörspiel – BR 2 „Demolition“ von Alfred Bester

KLASSIK

12.30 Mittagskonzert – SWR Kultur U. a.: Johann Georg Albrechtsberger: Sinfonia concertino D-Dur

20.00 Live – Das „Kansas City Symphony“ beim Musikfest Berlin – HR 2 U. a.: Peter Tschaikowsky: Violinkonzert D-Dur op. 35 / Sergej Rachmaninow: 3. Sinfonie a-Moll op. 44

JAZZ, POP, ROCK

15.05 Rock et cetera – Deutschlandfunk Finale mit Banjo: Ein letztes Album der US-amerikanischen Band Lambchop

18.04 WDR 3 Jazz – WDR 3 Mr Cape Jazz: Der Pianist und Komponist Abdullah Ibrahim

FEATURE & MAGAZIN

8.30 Das Wissen – SWR Kultur Was alle Sprachen verbindet – Die welt- weite „Mama“

10.00 Stars am Sonntag Spezial – NDR 1 Niedersachsen Rote Rosen Spezial – live vom Lüneburger Stadtlauf

10.00 Der hr1-Talk mit Cüneyt Akan – HR 1 „Um nicht im Büro durchzudrehen, sollte man die Arbeit nicht zu ernst nehmen!“

11.30 Camino | Ist Krieg verlernbar? – HR 2 Anmerkungen für Friedenssuchende

12.04 Glauben – SWR Kultur „Heilige Orte“ (6/6): Wo Kamadchi wohnt – Der älteste Hindutempel in Hamm

13.05 Sein und Streit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U. a.: Hegemonie: Von Gramsci bis zur Neuen Rechtens

17.30 Nachspiel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U. a.: Einwurf: Nebel im Kopf – wer zahlt die nächste Runde?

22.05 Literatur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Lyriksommer. Reim oder nicht Reim: Kleine Geschichte einer großen Kraft

LESUNG

14.05 Bayern 2 Salon – BR 2

14.03 Bayern 2 Salon - BR 2 „Die Odyssee“ (5/8) von Meike Rötzer

GOTTESDIENST

10.00 Katholischer Gottesdienst – WDR 5 Übertragen aus: Pfarrei Heilig Kreuz Schwalbach

10.00 Gottesdienst – MDR Kultur Evangelischer Gottesdienst aus der Stadtkirche Oederan

10.05 Gottesdienst – Deutschlandfunk Friedenskirche in Gangelt. Predigt: Pfarrer Mathias Schoenen. Evangelische Kirche

Auf die Sprachgepflogenheiten der Fernsehsender in ihren Programmhinweisen hat die F.A.Z. keinen Einfluss.

Danger! Explosiv!

Uwe Timm bekam gestern den Frankfurter Goethepreis. Was macht seine Besonderheit in der Literatur aus? Von Shida Bazyar

Korrektor des Vergangenheitsbildes: Uwe Timm Foto Picture Alliance

P

reise wie dieser würdigen ihre Preisträger und im gleichen Zug ihren Namensgeber, weswegen ich als Erstes gerne das Wort a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übergeben möchte: „Dass die Weltgeschichte von Zeit zu Zeit umgeschrieben werden müsse, darüber ist in unseren Tagen wohl kein Zweifel übrig geblieben. Eine solche Notwendigkeit entsteht aber nicht etwa daher, weil viel Geschehenes nachentdeckt worden, sondern weil neue Ansichten gegeben werden, weil der Genosse einer fortschreitenden Zeit auf Standpunkte geführt wird, von welchen sich das Vergangene auf neue Weise überschauen und beurteilen lässt.“

Geschichtsschreibung ist ein dynamisches Unterfangen, auch wenn der Mensch an sich es gerne anders hätte. Denn wie beruhigend wäre es, das Vergangene als abgeschlossen abzutun, statt es immer wieder als Resultat unserer jeweiligen Interpretationen zu betrachten und neu bewerten zu wollen. Die Gegenwart dazu herauszufordern, das Vergangene anders zu denken, ist unbequem.

Die Worte Goethes waren 1810 genauso wahr, wie sie heute wahr sind, und fangen das Werk Uwe Timms bemerkenswert gut ein. Ich für meinen Teil beginne aber allein deswegen mit diesem Zitat, damit alle dem Trugschluss erliegen, ich würde über ein umfangreicheres Wissen verfügen und aus einem breiten Fundus aus Verbindungen zwischen Uwe Timm und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schöpfen können. Die Wahrheit ist, dass ich mich von Deutschlands wichtigstem Dichter abgewandt habe, als ich in der zwölften Klasse eine freiwillige Facharbeit schreiben wollte. Ich wollte dem Verhältnis Goethes zu dem persischen Dichter und Mystiker Hafis nachgehen, ich wollte mehr über beide erfahren. Meine Deutschlehrerin ließ die Arbeit nicht zu. Statt einen anderen Vorschlag zu machen, sagte sie nüchtern, dass es im Deutschunterricht immer noch um deutsche Dichter und Autoren zu gehen habe.

Ich traue mich, von meinen Wissenslücken bezüglich Goethe zu erzählen, weil ich mich mit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beschäftigt habe – vorzugsweise außerhalb des Deutschunterrichts – und dabei auf Autoren wie Uwe Timm gestoßen bin. Einen denkbar uneitlen Autor, dessen Antrittsrede vor der Deutschen Akademie für Sprache und Dichtung mit so wunderbaren Worten wie diesen beginnt: „Darüber, daß ich jetzt zu Ihnen spreche, würde sich am meisten ein ehemaliger Lehrer wundern, der Lehrer, der mich auf der Volksschule in Deutsch unterrichtet hatte. Für ihn war ich ein ganz hoffnungsloser Fall.“

Uwe Timms Lebensweg zeugt von jemandem, der immer gelesen, immer beobachtet, immer zugehört und gesammelt hat, und das, obwohl die äußeren Umstände ihm eigentlich sämtliche Steine in den Weg zu legen schienen, die auffindbar waren. Es liegt mir fern, einen hart erkämpften Bildungsweg romantisieren zu wollen, doch ich komme nicht umhin, Menschen mit sogenannten ungeraden Lebenswegen mitunter eine Offenheit zu attestieren, die nur beeindrucken kann. Und wenn ich auf die Vielzahl und Vielfalt des Werks von Uwe Timm schaue, dann komme ich nicht umhin, von einem sehr wachen und sehr offen denkenden Menschen zu sprechen.

Wenn wir diese Offenheit allein an der Bandbreite historischer Themen festmachen wollen, dann stoßen wir in Uwe Timms Werk auf die Phase technischer Innovatione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den Kolonialkrieg sowie den Völkermodan den Herero und Nama, wir begegnen der Eugenik der NS-Zeit und den Bomben des Zweiten Weltkriegs, wir erfahren vom Alltag der Nachkriegszeit, von Besatzung und Wirtschaftswunder, wir finden die Studentenbewegung der Achtundsechziger wieder, bis hin zu jenen Menschen, die man irgendwann als Altachtundsechziger bezeichnet hat. Damit kommen wir auf mehr als hundert Jahre deutsche Zeitgeschichte.

Dabei lassen sich weder Uwe Timms Schreiben noch sein Veröffentlichen in diese hier suggerierte (und vermutlich unvollständige) Chronologie bringen, und das macht seine Poetik auch aus. Das Erinnern ist nicht chronologisch, das mündliche Erzählen – dem er viel Raum gibt – ist nicht chronologisch, das Schreiben ist es nicht. Der Text als solcher ist es auch nicht, Uwe Timm ist ein Meister der Montage, ob es sich im Großen um das Wechselspiel verschiedener Textgattungen innerhalb eines Romans handelt oder im Kleinen um einen einzelnen Absatz, in dem ein einzelner Satz abermals fällt und wirkmächtig wird.

Was für einen Schatz an literarischen Mitteln bergen seine Romane, es ist kein Wunder, dass es eine unüberblickbare Menge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r Abhandlungen zu seinem Werk gibt.

Ein Schatz an literarischen Mitteln, ein Schatz an Figuren und Widersprüchen. Für mich als Leserin vor allen Dingen ein Schatz an Bildern, die sich in mir festgesetzt haben und die ganze Geschichten entfalten. Eine Feldplane, graugrün gesprenkelt, die als Regenschutz herhält. Das Schwein, das auf einem Bügelbrett aus dem Auto klettert. Die in der Ferne aufleuchtende Zigarette eines russischen Soldaten. Das in Silberpapier gewickelte Plättchen, das der Fahrer des schwarzen Jeeps jenem Kind reicht, das zwölf Jahre lang von seinen Eltern versteckt gehalten wurde. Der Junge, der auf der Steinbrücke am Fluss sitzt, ein Bein über das andere geschlagen, und der in sein Notizbuch schreibt. Ein in einem gefütterten Versandbeutel verpacktes rechteckiges Plastikteil, schwer, aber im Griff weich, mit der leuchtend roten Aufschrift: „Danger! Explosiv!“ Das riesige Branntweinfass, das von 24 Zugochsen durch die Steppe gezogen wird.

Dieses Branntweinfass steht für die Absurditäten und Abgründe kolonialer Träume und Handlungen, wie Uwe Timm sie in seinem Roman „Morenga“ beschreibt. Einem Roman, der 1978 in der von Uwe Timm mitbegründeten Autorenedition erschienen ist – übrigens im selben Jahr wie Edward Saids „Orientalism“ in der englischsprachigen Erstveröffentlichung – und somit bevor der postkoloniale Diskurs beginnen konnte. Der Kolonialkrieg sowie der Völkermord an den Herero und Nama bildete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eine Leerstelle, die Uwe Timms aufwendige Recherchearbeit und seine gewitzte Montagetechnik beleuchtet hat.

Skurrilitäten wie die des riesigen Branntweinfasses stellt Timm neben zeithistorische Dokumente, wo sie nur scheinbar im Kontrast zueinander stehen. Denn es sind doch gerade die sehr ernsthaften Beschreibungen der phantastischen Episoden, die den universalen Wahrheitsanspruch aller Herrschenden fragwürdig erscheinen lassen. Wie ernst nehmen sich doch all diese Nebenfiguren in ihren jeweiligen kuriosen Bestrebungen, die deutschen „Schutzgebiete“ für sich zu nutzen und einzunehmen.

Die zeithistorischen Dokumente, in denen beispielsweise die Rede davon ist, dass ein Tauende ein „humaneres“ Züchtigungsmittel für die sogenannten Eingeborenen sei als die Flusspferd- oder Elefantenpeitsche, hätten auch für sich stehend die begangenen Verbrechen beschrieben. Es kennzeichnet aber den Autor auch in diesen frühen Werken – „Morenga“ war nach seinem Debüt „Heißer Sommer“ der zweite von Timm veröffentlichte Roman –, auf eigensinniges literarisches Werkzeug zurückzugreifen, um die Dimensionen und Ebenen der Abgründe herauszustellen.

E s handelt sich nicht nur um die von Goethe formulierten „neuen Standpunkte“, von denen aus erzählt wird, sondern auch um ein Erzählen, das sich ganz eigener Mittel bedient. Diesen Roman zu lesen und die Dokumente abschließend als bedauerliche zeitgeschichtliche Norm abzutun, wird den Lesenden verunmöglich.

Zum Erzählen aus einem neuen „Standpunkt“ heraus gehört in diesem Fall insbesondere, den Widerstand der damaligen Einwohner des heutigen Namibias, personifiziert in der Figur Morenga, zu beschreiben. Uwe Timm sagte in einer seiner Poetikvorlesungen, der Roman „kann und will nicht die vergangene Wirklichkeit rekonstruieren, sondern eine Gegengeschichte schreiben“. Wie wichtig dieses Vorhaben ist, erkennen wir allein daran, dass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en Völkermord an den Herero und Nama erst 2021 offiziell als solchen anerkannt hat. Bis heute bleibt „Morenga“ eines der sehr wenigen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rischen Werke, die sich dieser deutschen Verbrechen annehmen. Mit Blick darauf, dass die Gedenkstättenkonzeption der derzeitigen Bundesregierung den deutschen

Kolonialismus nicht mehr als weitere Säule der hiesigen Erinnerungskultur berücksichtigen möchte, erscheint das Buch umso notwendiger geworden zu sein.

Zwei Werke von Timm, die sowohl von deutscher Geschichte als auch vom Erinnern selbst handeln, sind die Anfang des neuen Jahrtausends im Abstand von zwei Jahren erschienenen Bücher „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 sowie „Der Freund und der Fremde“. Die Literaturkritik attestierte den beiden gegenläufige Bewegungen. Während das Bruder-Buch anhand einer individuellen Situation – Timms Bruder hatte sich freiwillig zur Waffen-SS gemeldet und war an den Folgen einer Kriegsverletzung gestorben – exemplarisch die Beweggründe einer ganzen Gesellschaft beleuchte, stehe Timms Freundschaft mit Benno Ohnesorg dafür, das Symbol, das dieser durch den Tod geworden ist, wieder zurück zu einem Individuum werden zu lassen.

Nichts spricht gegen diese Lesarten, zumal sie bekannte Phänomene beschreiben: In jeder Familienbiographie findet sich etwas, das für die jeweilige Zeitgeschichte exemplarisch ist, und hinter jedem staatlich verursachten (oder zumindest in Kauf genommenen) Tod verbirgt sich ein Menschenleben. Diese gegensätzliche Inbezugsetzung der beiden Bücher ist nachvollziehbar, bedauerlich ist, dass sie so sehr dem Blickwinkel einer Rezeption verhaftet bleibt und nach einem Nutzen zu suchen scheint. Denn der Autor, der Erzähler selbst, der in den wenigsten Momenten von seinem eigenen Ich als „Ich“ schreibt, tut in erster Linie eines: Er bleibt ganz nah an den beschriebenen Menschen, obwohl sie ihm jederzeit zu entgleiten drohen. Der Filter, durch den er blickt, sind seine Erinnerungen, und er geht mit ihnen sorgsam um, wissend, dass sie ihn dazu verleiten, Kausalitäten herzustellen, die keine sind.

Seine Zugänge sind Schriftstücke, Dokumente und Gespräche, manchmal schmerzhaft knapp, manchmal sogar gänzlich in Verlorenheit geraten. Man kann diese beiden Bücher auch als den ständigen Versuch verstehen, die beiden Verstorbenen, den Bruder wie den Freund, trotzdem zu erahnen, sie trotzdem erkennen zu können, sie irgendwie zu greifen. Als würde der Erzähler eigentlich ein Gespräch mit ihnen führen, schmerzhaft, denn beide sind nicht mehr dazu in der Lage, zu sprechen und ihre eigenen Geschichten zu erzählen. Schmerzhafter noch, obendrein, wo doch beide ursprünglich geschrieben haben, für sich zumindest. Der Bruder führte während des Kriegseinsatzes ein geheimes Tagebuch, das ihn nie zu Gefühlsbeschreibungen verleitete und ihn trotzdem, in all der Verknappung, zum Autor seiner Kriegserfahrungen macht. Der Freund Benno Ohnesorg, so erfahren wir, hat dagegen sehr bewusst und mit großer Sorgfalt, dezidiert literarisch, geschrieben, nur scheint es, als habe er das Geschriebene, bis auf eine einzige Veröffentlichung unter Pseudonym, ausschließlich mit seinem Freund Uwe Timm geteilt.

Zwei Autorschaft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für die kein öffentliches Publikum vorgesehen war. Und es ist allein Uwe Timm zu verdanken, dass es trotzdem eine Art Gespräch mit ihm gibt.

An einer Stelle von „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 thematisiert Uwe Timm dieses Missverhältnis dessen, wer spricht und wer sprechen kann: „Ich hingegen hatte eigene Worte finden können, Widerworte, das Fragen und Nachfragen. Und Worte, mit denen sich das Traurigsein und Angst ausdrücken ließen – im Erzählen.“ So beschreibt er etwas, was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selbst nach 1945 nicht getan hat, als sie sich in Schweigen über die an der eigenen Nachbarschaft begangenen Verbrechen und die eigene Verantwortung hüllte. „Es ist die zur Gewohnheit gewordene Feigheit – das Totschweigen“, heißt es da.

Im Text geht es somit auch jedes Mal weiterhin implizit um den Bruder, wenn der Autor über das Verhalten der Erwachsenen nachdenkt und auch hier mittels Montage Verlogenheiten und Missstände aufdeckt. So fällt in seinen Erinnerungen an die Bombardierungen und die Luftschutzkeller der scheinbar einfache, scheinbar lose Satz: „Juden war das Betreten des Luftschutzraums verboten.“ Dass ein Satz niemals einfach ist, wenn er an der richtigen Stelle eingefügt und nicht weiter kommentiert wird, dass er genau durch diese richtige Stelle sein ganzes Grauen offenbart, weiß der Autor sehr genau.

Häufig findet sich in Rezensionen der Satz, Uwe Timm würde sich in diesem Buch die Frage stellen, warum der Bruder

sich freiwillig zur Waffen-SS gemeldet habe. 20 Jahre später irritiert mich dieser Fokus, fällt in diesem Buch doch der ebenso eindeutige wie wichtige Satz: „Es war die wortlose Ausführung von dem, was der Vater im Einklang mit der Gesellschaft wünschte.“ Für mein Gefühl weicht die Frage nach dem Warum im Laufe des Romans einer Beschreibung des Wie. Das Wie des Vaters, das Wie des Einklangs, das Wie der Gesellschaft. Es ist immerhin dieselbe Generation Väter, die die deutschen Kolonien so romantisiert und die dort begangenen Verbrechen akzeptiert hat. Dieselbe Generation Väter, die nach 1945 nächtelang darüber diskutierte, durch welche Schlachten der Krieg doch noch hätte gewonnen werden können. Die Generation Väter, die von ihren Kindern beim Verlust aller Wertesysteme beobachtet wurde: degradiert und besiegt. In verschiedenen Texten stellt Uwe Timm einen Zusammenhang her zwischen dieser Kindheitserfahrung und dem Aufbegehren seiner Generation Ende der Sechzigerjahre.

Wo, wenn nicht in diesen Büchern, können wir so viel deutsche Vergangenheit erfahren? Und wie häufig wurde etwas, was zunächst als abgeschlossen daherkam, durch Uwe Timms Beschreibungen wieder aufgewählt, durcheinandergebracht, neu zusammengesetzt. Und hierbei hat er sich nie angemaßt, es besser zu wissen, die endgültige, neue Sichtweise zu kennen, ein vollständiges Bild zu entwerfen. Viel mehr erlebe ich seine Bücher als ein Gespräch mit der Vergangenheit, das in die Gegenwart hineinführt.

In einer seiner Poetikvorlesungen sagte Uwe Timm über Goethes „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Es gibt dieses Erwachen immer wieder neu bei der Lektüre des Romans, und jedes Mal wieder das Staunen über dessen Reichtum.“

Über diese Formulierung freute ich mich kürzlich, denn sie deckte sich mit einem Gefühl, das mir durch die Vorbereitung für diesen Text wohlvertraut geworden ist. Immer wieder das Staunen über den Reichtum in Uwe Timms Werk. Jedes Mal ein neues Erwachen.

Ich muss wohl längst nicht mehr dafür werben, Uwe Timms Bücher zu lesen. Aber ich möchte mir herausnehmen, dafür zu werben, sie wieder und wieder zu lesen, neu zu lesen, neue Bilder aus diesem Reichtum zu schöpfen. Und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mmer wieder neu zu hinterfragen.

Shida Bazyar ist Schriftstellerin. Ihr neuer Roman „Die Lücken“ erscheint kommende Woche. Sie hielt diese Laudatio gestern zur Verleihung des Frankfurter Goethepreises an Uwe Timm.

FRANKFURTER ANTHOLOGIE

Ronald Stuart Thomas

Der Kolibri kam nie (1997)

Wir warteten, den Atem angehalten, die Blicke gezielt, der Garten so verlockend wie immer. Gab es einen Mangel an Nektar in uns?

Gott auch? Wir warten. Zögert er aus dem gleichen Grund? Herbheit, des Verstandes

ausgetrocknete Wabe? Staub, wo es Pollen geben sollte? Komm, Herr; auch wenn unsere Köpfe hängen, steht des Vogels Regenbogen über uns.

Aus dem Englischen von Kevin Perryman

Ute Jung-Kaiser

Nur noch Staub, wo es Pollen und Nektar geben sollte

Wer Wildvögel in ihrer natürlichen Umgebung beobachtet, weiß, dass Geduld und Stille unerlässlich sind. Der englische Lyriker R. S. Thomas wusste es. Als passionierter Birdwatcher hatte er gelernt, beharrlich zu warten. So sehen wir ihn mit weiteren Vogelliebhabern auf der Pirsch: Alle haben „den Atem angehalten, die Blicke gezielt“ auf das ersehnte Naturwunder gerichtet. Doch vergeblich, nichts passiert, kein Vogel in Sicht. Angesagt wäre, entweder den Beobachtungsposten aufzugeben oder weiter auszuharen. Doch das bleibt offen, da Thomas vom Erzählmodus in den Reflexionsmodus wechselt: Hatte nicht stets der Garten, „so verlockend wie immer“, beglückende Momente der Beobachtung ermöglicht, für Mensch und Tier – oder war alles ganz anders gewesen? Zumindest der Titel ist dezidiert und klar: „Der Kolibri kam nie“.

Damit entsteht ein unlösbares Paradox: Warum liegt er dann auf der Lauer, warum erzählt er davon, wenn das Zielobjekt bisher nie gekommen ist und aller Wahrscheinlichkeit nach auch jetzt nicht erscheinen wird? Eine vage Antwort, nicht Lösung, findet sich in den Schlusszeilen des Gedichtes. Unbeirrt, nüchtern und kühl spekuliert Thomas weiter, stellt seltsame Fragen. Deren erste wäre nachvollziehbar, wem der „Mangel an Nektar“ anzulasten sei: der fehlenden Flora des „Gartens“, nicht jedoch die zweite.

Schwingt schon in der ersten – „Mangel an Nektar“ – der Vorwurf mit, dass der Mensch seinen Garten nicht artgerecht bestellt habe, er also seiner Aufgabe – Bewahrung der Natur – nicht nachgekommen sei, da allein Nektar das Kommen wie auch das Überleben eines Kolibris garantiert. Der Fingerzeig auf „uns“ – Dichter wie Leser – sagt eindeutig: Allein „uns“ sind Umweltverschmutzung, Ausbeutung der Natur, zerstörende Industrialisierung und geldgieriger Materialismus zur Last zu legen.

Die zweite Frage zur Ursachenforschung kulminiert im Zeilensprung zur zweiten Strophe, in den beiden Worten: „Gott auch?“, mit denen er den Weltenschöpfer miteinbezieht, um fortzufahren: „Zögert er aus dem gleichen Grund?“, und: Toleriert auch er „des Verstandes ausgetrocknete Wabe“, akzeptiert auch er den puren „Staub, wo es Pollen geben sollte“? Kevin Perryman hat hier „sourness“ mit „Herbheit“ übersetzt. Schlüssiger wäre deren eigentliche Bedeutung: „Säure“, „Säuerlichkeit“, welche die Situation dramatisch zuspitzt im Sinne von: beraubt der paradiesischen „Süße“. Ist er „sauer“ wie wir?

Die irritierenden Wortfetzen und Gedankensprünge sind typisch für das poetische Denken dieses Dichters. Er löst Dissonanzen nicht auf; „die Scheinlogik von Kausal- oder Finalkonjunktionen“ ist ihm fremd – was die Übersetzung meist wortgenau wiedergibt. Er riskiert Leerstellen, Widersprüche, Ungesagtes, überlässt es dem Leser, die Bruchstellen spärlich zu kitten. Fast aggressiv sein Appell, die Ursachen für Umweltzerstörung und Sinnverlust „in uns“ zu sehen und Schlussfolgerungen zu ziehen. Doch Thomas allein als Umweltschützer, Friedensaktivist oder Verfechter des walisischen Nationalismus zu sehen, greift zu kurz. Er bleibt ein Sinnsuchender – selbst dann, wenn er keinen findet, wie auch in diesem Gedicht, in dem er die Abwesenheit Gottes (den Deus absconditus) beklagt, der unsere Gebete ungehört verhallen lässt. Dennoch verstummt der Suchende nicht.

Das ist begründet durch seine vierzigjährige pastorale Arbeit, die das Verhältnis Mensch-Gott im Blick behält, was seine Vita bestätigt: Nach dem Studium der Theologie und Altphilologie wurde Thomas, der 1913 in Cardiff geboren wurde, im Jahr 1936 zum anglikanischen Priester geweiht. Er lernte Walisisch und wurde zum Verfechter des walisischen Nationalismus, was seine Akzeptanz im britischen Königreich minderte und ihn womöglich sogar den Literaturnobelpreis kostete, für den er 1995/96 im Gespräch war.

Die religiöse Prägung erklärt nicht nur die vielen Varianten des Wartens, sondern auch die Einschätzung, Thomas sei „wichtigster metaphysical poet seiner

Redaktion Hubert Spiegel

Muttersprache und Generation“ (Richard Exner). So enthält auch dieses Gedicht – trotz gescheiterter Vogelschau und nüchternen Umweltappells – sinntragende Elemente: den blühenden Garten als Relikt des biblischen Edens, den Paradiesvogel, der zwar „nie“ kam, aber doch von einem magischen Regenbogen umhüllt ist, mit dem er „über uns“ Menschen, deren „Köpfe hängen“, entgegentritt. Wird der Ruf „Komm, Herr“ erhört?

Ronald Stuart Thomas: „Laubbaum Sprache“. Gedichte. Zweisprachige Ausgabe. Aus dem Englischen von Kevin Perryman. Babel Verlag, Denklingen 1998. Vergriffen.

Ute Jung-Kaiser hat zuletzt herausgegeben: „Der „Freudenschrei“ des Franziskus: Zur geistlichen, menschlichen und ästhetischen Faszination des Poverello aus Assisi“. Georg Olms Verlag, Baden-Baden 2026. 344 S., br., 69,- €.

Mit dem Handy scannen: Eine Gedichtlesung von Thomas Huber finden Sie unter www.faz.net/anthologie.

Arbeitsmarkt im August

Im Versorgungszentrum einer Apotheke: Die Bundesregierung will die Arzneimittelhersteller entla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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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alition will Pharmabranche schonen

Eine neue Kommission soll dafür sorgen, dass in Deutschland engagierte Hersteller den Kassen weniger hohe Rabatte gewähren müssen. Damit die Sozialbeiträge trotzdem nicht steigen, holt die Koalition ein Lieblingsinstrument hervor: Subventionen.

Von Christian Geinitz, Berlin

Die Bundesregierung will das Sarpaket zur gesetzlichen Krankenversicherung (GKV) noch einmal aufschnüren, um die Pharmaindustrie zu entlasten. Zum Ausgleich der finanziellen Ausfälle werden nach F.A.Z.-Informationen auch deutsche und europäische Subventionen erwogen.

Um die möglichen Wege zu prüfen, haben das Gesundheitsministerium von Carsten Linnemann und das Wirtschaftsministerium von Katherine Reiche (beide CDU) ein Fachgremium zur Erarbeitung einer „Standortklausel“ für deutsche Hersteller ins Leben gerufen, das am Freitag seine Arbeit aufgenommen hat. Das teilten beide Häuser mit.

Der Rat könnte für in Deutschland forschende und produzierende Unternehmen Ausnahmen von dem kürzlich verdoppelten gesetzlichen Herstellerabschlag ausarbeiten: Im neuen GKV-Beitragssatzstabilisierungsgesetz war dieser Rabatt, den die Industrie den Krankenkassen für patentgeschützte Medikamente gewähren muss, von sieben auf 15,5 Prozent erhöht worden. Die Konzerne sollen also, als Sparbeitrag für das System, künftig weniger Geld erhalten, die Preise sollen fallen.

Die Industrie, die von „Zwangsrabatt“ spricht, wehrt sich. Ihre Vertreter führen ins Feld, dass die stark erhöhten Abschläge die Attraktivität Deutschlands gefährdeten: als Absatzmarkt sowie als Standort für Herstellung,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Außerdem bedeuteten sinkende Netto-Abgabepreise in Deutschland auch Umsatzrückgänge in den USA, dem mit Abstand größten Markt. Denn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will die europäischen Preise als Referenz heranziehen, um die oft viel höheren amerikanischen zu drücken.

Die Unternehmen Eli Lilly und Boehringer Ingelheim hatten im Juni unter Verweis auf die hierzulande ungünstiger werdenden Standortbedingungen bereits Investitionen von mehr als drei Milliarden Euro in Deutschland zurückgestellt.

Im Juli drohte der Verband Forschender Arzneimittelhersteller VFA indirekt mit weiteren Absagen. „Wer die Investitionsrechnung für Deutschland so systematisch verschlechtert, wird das in konkreten Entscheidungen sehen, und diese lassen sich nicht mehr umkehren“, sagte Verbandspräsident Han Steutel der F.A.Z.

Er kritisierte, der Ursprungsentwurf zum GKV-Spargesetz sei vor Verabschiedung im Bundestag im Juli so verschärft worden, dass die Pharmabranche zwischen 2027 und 2030 auf insgesamt 19,2 statt zuvor 14,6 Milliarden Euro verzichten müsse.

Zudem habe der Bundestag eine „Standortfreistellungsklausel“ formulieren wollen, um in Deutschland engagierte Unternehmen von der Abschlagserhöhung zu befreien. Das sei aber so nicht erfolgt. Dieses Versäumnis soll die neue Kommission jetzt nachholen.

Nach Angaben der beiden Ministerien wird diese ihnen die Ergebnisse bis Ende September vorlegen. Dann will der Bundestag die Änderungen über eine laufende Gesetzgebung als „Omnibus“ verabschieden. „Die Standortklausel soll bis zum 1. Januar 2027 eingeführt und damit zeitgleich mit wesentlichen Regelungen des GKV-Beitragssatzstabilisierungsgesetzes in Kraft treten“, heißt es.

Dem Rat gehören mehr als ein Dutzend Personen an, darunter Steutel und die Vizevorsitzende des GKV-Spitzenverbands, Stefanie Stoff-Ahnis. Für die Regierungskoalition sind drei Bundestagsabgeordnete dabei. Die beiden Ministerien richten eine Geschäftsstelle mit zwei Abteilungsleitern ein. Chef der Kommission wird der Vorsitzende der Chemiegewerkschaft IGBCE, Michael Vassiliadis. Sein Stellvertreter ist der Ökonom und Chef des Institut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Köln, Michael Hüther.

„Die Gesundheitsreform verschlechtert die Versorgungsqualität und belastet unsere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die zu einem weit überwiegenden Teil in die GKV einzahlen“, sagte Vassiliadis in Berlin. „Sie ist allerdings auch eine Gefahr für den Pharmastandort Deutschland, den die Bundesregierung laut Koalitionsvertrag ja zum innovativsten weltweit machen will.“

Die IGBCE habe schon im Gesetzgebungsverfahren auf Ausnahmeregelungen für solche Unternehmen gedrungen, die in Deutschland forschten und produzierten. „Wie eine solche Standortklausel genau aussehen kann, werden wir jetzt in dem Fachgremium klären“, so der Gewerkschaftsboss.

Der Auftrag lautet, mit Ausnahmen von der Rabatterhöhung dafür zu sorgen, dass Pharmaforscher und -hersteller nicht abwandern, sondern weiterhin den Markt versorgen und bestenfalls ihre Aktivitäten ausbauen. Die Chance auf politische Einigung ist hoch, da auch Gewerkschaften und SPD sehen, dass Gewinne, Steuern und Arbeitsplätze ebenso auf dem Spiel stehen wie die Markteinführung neuer Medikamente in Deutschland. Denn politisch gedrückte Preise hierzulande gefährden auf indirekte Weise die Umsätze in den deutlich attraktiveren USA: Hersteller könnten auf Deutschland verzichten, um sich nicht die Preise für Amerika „kaputtzumachen“.

Auch ein anderer Effekt ist denkbar: Um in der sogenannten MFN-Referenzierung durch die US-Behörden auf einem möglichst hohen Niveau berücksichtigt zu werden, besteht die Gefahr, dass die Preis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steigen – statt zu sinken.

Befürworter höherer Herstellerrabatte, etwa die Krankenkassen, verweisen darauf, dass die Arzneiausgaben wegen einiger extrem hochpreisiger patentgeschützter Präparate stark wüchsen. Zudem rechtfertigten die hohen Gewinne der Pharmakonzerne zunehmende Sparbeiträge ihrerseits.

Ein internes Papier zum Arbeitsauftrag der Kommission legt fest, dass die Standortklauseln nicht zu steigenden Kassenbeiträgen, Lohnzusatzkosten und Etatausgaben führen dürften.

Wie soll dann der sinkende Sparbeitrag der Pharmabranche kompensiert werden? Möglicherweise durch zusätzliche Subventionen. In dem Papier heißt es, es „sollen auch zusätzliche Instrumente außerhalb der GKV etwa im Rahmen von Förderinstrumen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oder Standortförderungen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 geprüft werden“. Dabei gelte es natürlich, das Beihilferecht der EU zu berücksichtigen.

Am Arbeitsmarkt zeigt sich die Erholung noch nicht

Mehr als drei Millionen Arbeitslose im August / Einen Rekord halten die neuen Zahlen aber bereit

FRANKFURT.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scheint sich langsam zu erholen. Zumindest warteten Konjunkturforscher jüngst mit einigen Lichtblicken auf. So schauen die Unternehmen optimistischer auf ihre Geschäftslage und in die Zukunft. Das geht aus den Umfragen des Münchner Ifo-Instituts hervor. Die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 (DIHK) vermeldete vor Kurzem gut gefüllte Auftragsbücher. Auf den Arbeitsmarkt übersetzt sich dieser Erholungskurs aber noch nicht. Das zeigen die neuen Zahlen der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BA), die deren Chefin Andrea Nahles am Freitag in Nürnberg vorgestellt hat.

In Deutschland waren demnach auch im August mehr als drei Millionen Menschen arbeitslos. Seit Juli stieg die Zahl um 54.000 Personen auf 3.061.000. Die Arbeitslosenquote rutschte leicht um 0,1 Prozentpunkte nach oben und beträgt nun 6,5 Prozent. Allerdings ist eine höhere Arbeitslosigkeit im Sommer üblich. Rechnet man dieses saisonale Muster heraus, verzeichnet die BA de facto 4000 Arbeitslose mehr als im Vormonat. Der Arbeitsmarkt hat sich also kaum verändert.

Generell zeigen sich die Trends der vergangenen Monate auch im August. Zum Beispiel stellen die Betriebe nach wie vor wenig neue Mitarbeiter ein. Das lässt sich aus der Zahl der gemeldeten Stellen ablesen, die bei der BA eingegan-

gen sind. Im August waren es 656.000. Das sind zwar 25.000 mehr als noch im Jahr zuvor, doch die Zahlen bewegen sich auf einem niedrigen Niveau. Gleichzeitig gibt es hoffnungsvolle Neuigkeiten aus der Industrie: Das Ifo-Institut meldete vor einigen Tagen, dass die Unternehmen weniger Jobs streichen wollen. Der Stellenabbau verliere an Dynamik. In vielen Branchen überwiegen Pläne zum Personalabbau aber nach wie vor.

Dass große Institute zuletzt Anflüge einer besseren Stimmung in der Wirtschaft verlauteten, habe auch die Arbeitsagentur erreicht, sagte Nahles bei der Pressekonferenz. Das müsse sich nun aber erst mal verstetigen. „Klassischerweise dauert es, bis sich das auch auf dem Arbeitsmarkt niederschlägt“, erklärte die BA-Chefin. Das seien positive Nachrichten, aber in den Daten der Arbeitsagentur könne man derzeit keine Belege oder Anzeichen für einen Umschwung erkennen. Auch der Beginn der Wirtschaftskrise, Ende 2022, habe sich nur mit Abstand auf dem Arbeitsmarkt bemerkbar gemacht. „Wir hinken, wenn Sie so wollen, immer ein bisschen hinterher – im Guten wie im Schlechten“, schloss Nahles.

Arbeitslosein Millionen		Quote	ZumVorjahr1)
Deutschland	3,061	6,5%	+0,1%
West	2,361	6,1%	+0,0%
Ost	0,700	8,1%	+0,2%

Darunter in Tausend	Zum Vorjahr in Tausend
Ältere Arbeitslose2)	758	+24
Junge Arbeitslose3)	326	+15
Langzeitarbeitslose4)	1074	+22

1) Veränderung in Prozentpunkten. 2) 55 Jahre und älter. 3) Unter 25 Jahren. 4) Länger als ein Jahr arbeitslos. Quelle: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 F.A.Z.-Grafik: swa.

Einen Rekord aber konnte sie am Freitag verkünden: Erstmals arbeiten in Deutschland mehr als sechs Millionen Menschen ohne deutschen Pass sozialversicherungspflichtig. Das ist eine wichtige Zahl. Denn der demographische Wandel wird auf dem Arbeitsmarkt immer sichtbarer. Die Zahl der Beschäftigten mit deutscher Staatsangehörigkeit sinkt, seit Anfang 2023 wächst allein jene der ausländischen Arbeitnehmer. Allerdings können die Zuwächse die Abgänge nicht mehr ausgleichen. Seit gut einem Jahr scheiden damit mehr Menschen aus dem Erwerbsleben aus als auf dem Arbeitsmarkt nachkommen. Das macht sich vor allem in Ostdeutschland bemerkbar. Dort ist die Bevölkerung im Schnitt älter als im Westen. Für das Gesundheitswesen und den Fachkräftebedarf dieser Branche ist das eine Herausforderung. nkur.

Am Ende geht es doch ums Öl

Von Winand von Petersdorff

Als amerikanische Spezialkräfte am 3. Januar Venezuelas Diktator Nicolás Maduro entführten und die Ölindustrie des Landes unter ihre Kontrolle brachten, gab es ein paar Idealisten. Sie verbanden mit der Intervention die Hoffnung, die USA würden helfen, den Übergang zur Demokratie einzuleiten. Präsident Trump, das muss man ihm zugutehalten, hat das nie versprochen. Er kündigte an, Venezuela zu neuem Wohlstand zu führen, von dem das ganze Volk profitieren würde. Sein Umfeld bot als zusätzliches Interventionsmotiv an, Chinas Einfluss zurückzudrängen sowie Maduros Drogengeschäfte und Terroristenfinanzierung zu stoppen. Die Zyniker dagegen urteilten schnell: Es geht immer nur um Öl.

Neun Monate später steigt der Verdacht, dass die Zyniker recht hatten. Die US-Regierung steht nach übereinstimmenden Berichten kurz davor, sich an Ölquellen zu beteiligen, auf die knapp ein Drittel der gewaltigen Reserven des Landes entfällt. Mit dem angestrebten Deal will die Regierung offenbar endlich jenen Investitionsboom entfachen, den sie längst erwartet hatte. Schließlich hatten die Ame rikaner das Parlament des Landes schon erfolgreich genötigt, durch eine Gesetzesänderung Investitionen ausländischer Unternehmen zu erlauben. Trotzdem zögerten vor allem Ölgiganten, in das Land zurückzukehren, das sie schon einmal enteignet hatte. Wenn die US-Regierung bald selbst über die Quellen verfügt und Konzerne mit deren Ausbeutung beauftragt, ist das Risiko geringer.

Trump kann gute Ölnachrichten gebrauchen nach dem Fiasco in Iran und angesichts des Tiefststandes der strategischen Ölreserven der USA. Dazu kommt, dass Venezuelas schweres Öl zu Amerikas Raffinerien passt, die mit dem heimischen leichten Öl wenig anfangen können. Trumps Zielen mag gedient sein. Was die Bevölkerung Venezuelas davon hat, ist weniger klar. Sie erlebt, dass eine von den meisten Ländern als illegitim eingestufte Regierung ihre Machterhaltung erkauft, indem sie die Ölrechte ihres Landes verschachert. Von den von der US-Regierung kontrollierten Ölexporterlösen hat das Volk bisher wenig. Nur Insider wissen, was aus den Milliarden geworden ist, die seit der Entführung Maduros geflossen sind.

Die EU braucht ein modernes Budget

Von Hendrik Kafsack, Brüssel

E s ist eine klare Ansage, und sie kommt zur richtigen Zeit: Der Vorschlag der EU-Kommission für den nächsten mehrjährigen Haushal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2028 bis 2034 muss um mehrere Hundert Milliarden Euro gekürzt werden. Die Träume von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von einem Sieben-Jahres-Budget von zwei Billionen Euro sind nicht finanzierbar.

Mit dieser gemeinsamen Linie gehen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und seine Amtskollegen aus Österreich, den skandinavischen EU-Staaten und den Niederlanden in die entscheidende Phase der Budgetverhandlungen. Bis Ende des Jahres soll eine Einigung stehen. Darauf haben sich alle Beteiligten verständigt. 2027 sind Wahlen in Spanien, Frankreich und Italien. Dann die nötigen Kompromisse zu erzielen, dürfte schwierig sein.

Wenn die Bundesregierung eine Explosion der EU-Ausgaben verhindern will, muss sie jetzt Pflöcke einschlagen. Zur Erinnerung: Der aktuelle Finanzrahmen 2021 bis 2027 ermöglicht der EU Ausgaben von rund 1,3 Billionen Euro. Das entspricht etwa 1,1 Prozent der Wirtschaftsleistung. Schon dieser Anteil liegt über der einst verabredeten Obergrenze von einem Prozent. Nun fordert die Kommission mit zwei Millionen sogar 1,26 Prozent.

Sie glaubt, dafür gute Gründe zu haben. Die EU sieht sich seit Jahren mit einer Krise nach der anderen konfrontiert. Auf Corona folgte der russische Angriffskrieg gegen die Ukraine. Die Energiepreise sind hoch,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 die Europäer mit Zöllen belegt. Vor allem aber sind die USA kein verlässlicher Partner in Sicherheitsfragen mehr. China bedroht die politische Weltordnung und überzieht Europa und die Welt mit Billigausfuhren. Mit einem EU-Haushalt, der sich wie bisher hauptsächlich um das Wohl von Bauern und Regionen kümmert, lässt sich das alles nicht adressieren. In diesem Punkt hat von der Leyen recht. Die EU braucht einen modernen Haushalt, der stärker auf Themen wie Verteidigung, Migration und die Förderung der Wettbewerbsfähigkeit ausgerichtet ist.

Das Budget kräftig aufzustocken, mag deshalb für von der Leyen auf der Hand liegen. Doch nicht die Kommission muss das Geld aufbringen, sondern die Rechnung begleichen die großen Beitragszahler – allen voran Deutschland und die fünf Staaten, deren Chefs Merz jetzt zur Abstimmung ins Kanzleramt eingeladen hatte. Auch diese Staaten haben nur noch einen engen finanziellen Spielraum. Kein EU-Staat kommt momentan an Sparmaßnahmen vorbei. Warum also sollte die EU eine Ausnahme bilden?

Auch neue EU-Steuern oder andere Eigenmittel lösen das Problem nicht. Die nationalen Finanzminister müssten dann zwar weniger Geld nach Brüssel überweisen, hätten aber geringere Einnahmen. Ebenso wenig darf Merz von der Leyens Ideen für neue Schuldentöpfe akzeptieren oder die Forderung nach Aufschub der Rückzahlung der Schulden aus dem Corona-Aufbaufonds. Das verschaffte kurzfristig Luft, wäre aber der endgültige Schritt in die Schuldenunion.

So führt an Kürzungen kein Weg vorbei. Spielraum gibt es an vielen Stellen. Die Kommission benötigt keine 2500 zusätzlichen Beamten. Von

Kommissionschefin von der Leyen fordert zwei Billionen Euro für 2028 bis 2034. Das ist zu viel.

der Leyens neuer Wettbewerbsfähigkeitsfonds ist zu üppig. Um wettbewerbsfähig zu werden, braucht die EU nicht Staatsgeld und Industriepolitik, sondern weniger Bürokratie und Hürden im Binnenmarkt.

Um das Budget zu modernisieren, muss die EU aber vor allem eines tun: die traditionellen Ausgaben stark verringern. Die Kommission ist in dem Punkt viel zu zurückhaltend. Die vorgeschlagenen Kürzungen der Agrar- und Strukturhilfen sind für die Betroffenen zwar schmerzhaft, reichen aber nicht. Beide Haushaltsposten bleiben seit Jahrzehnten den Nachweis schuldig, dass die Subventionen einen wirtschaftlichen Nutzen haben. Die EU muss jetzt alte Zöpfe abschneiden.

Das ist politisch schwierig. Die deutschen Bauern werden das ebenso wenig ohne Proteste hinnehmen wie die streitbaren Franzosen. Größer noch ist der Widerstand in den mittel- und südeuropäischen EU-Staaten, die von den Transfers der Brüsseler Umverteilungsmaschine profitieren. Schließlich ist der EU-Haushalt dank der Strukturförderung so etwas wie ein europäischer Länderfinanzausgleich. Davon kann die EU nicht von heute auf morgen komplett abrücken, das gefährdete den Zusammenhalt. Das können die Europäer angesichts der geopolitischen Situation nicht riskieren. Berlin darf dennoch nicht zu früh einlenken. Das Budget muss einstimmig beschlossen werden. Ohne Berlin geht es nicht. Das muss Merz ausnutzen, um Zugeständnisse durchzusetzen – zur Not über den Jahreswechsel hinaus. Eine Einigung erst im Jahr 2027 wäre schwierig, ein Drama aber wäre sie nicht.

Herr Dittrich, die Sommerpause ist vorbei, die Konjunkturflaute im Handwerk hält aber weiter an. Welche der durchweg schlechten Zahlen in der aktuellen Konjunkturumfrage unter den Handwerksbetrieben macht Ihnen die größten Sorgen?

Die Stimmung nähert sich einem Niveau, das wir zuletzt in der Corona-Zeit erlebt haben. So stark wie im zweiten Quartal 2026 ist der Geschäftsklimaindex, der die Lage und die Erwartungen in den Handwerksbetrieben widerspiegelt, seit Beginn der Pandemie nicht mehr gesunken. Das steht sinnbildlich für eine insgesamt besorgniserregende Lage im Handwerk. Die größten Sorgen macht mir aber, dass die Investitionen in den Betrieben nicht anspringen. Für die einen rechnen sie sich unter den aktuellen Rahmenbedingungen nicht, während die anderen wegen der großen Unsicherheit zurückhaltend sind.

Gibt es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n einzelnen Gewerken?

Es gibt Unterschiede, der Trend zeigt aber überall in die gleiche Richtung.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ging es in einzelnen Gewerken zumindest zeitweise aufwärts, etwa am Bau oder in den Autowerkstätten. Im Moment geht es für alle Gewerke nach unten.

Und das trotz der Milliarden aus dem Sondervermögen für Investitionen in die Infrastruktur?

Ja, wir haben das Sondervermögen, den Bauturbo und Investitions-Sonderabschreibungen. Aber wird auch investiert? Es dauert zu lange, bis die öffentlichen Mittel im Handwerk ankommen. Das führt aber vom eigentlichen Problem weg. Denn es fehlen vor allem die privaten Investitionen, die im Mittel rund drei Viertel aller Investitionen in Deutschland ausmachen.

Kann das Reformpaket, das die Bundesregierung noch vor der Sommerpause auf den Weg gebracht hat, die Stimmung aufhellen?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richtige Dinge angestoßen. Die müssen jetzt schnell umgesetzt werden. Aber auch das allein wird nicht reichen. Wenn man eine Lungenentzündung heilt, der Patient aber weiter an einer Sepsis leidet, darf man die Behandlung nicht einstellen. Wenn wir uns nüchtern die Wirtschaftsdaten anschauen, sehen wir noch nicht die Wirkung, die wir brauchen. Das Rentenpaket bedeutet für die Betriebe sogar zunächst eine zusätzliche Belastung.

Hab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aus den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n recht, die sich gegen ein Ende der Rente mit 63 ausgesprochen haben?

Die Belastungen für das Handwerk bleiben hoch: Jörg Dittrich

Richtig ist, dass es eine gigantische Herausforderung ist,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demographischen Wandels faire und gerechte Lösungen in der Rentenpolitik zu finden. Die Vorschläge der Rentenkommission halte ich daher für grundsätzlich richtig, und sie sollten umgesetzt werden. Es ärgert mich aber, dass plötzlich immer alle Dachdecker oder Pflegekräfte sind, sobald über die Rente gesprochen wird. Erwerbsbiographien und Belastungen in verschiedenen Berufen sind jedoch unterschiedlich. Das muss sich in der Rentenpolitik irgendwie widerspiegeln und berücksichtigt werden.

Das heißt?

Sie waren in dieser Woche bei der Kabinettsklausur in Neuhardenberg zu Gast. Was war die Botschaft des Handwerkspräsidenten an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generelle Linie, die die Rentenkommission vorgegeben hat, muss Bestand haben. Ergänzend muss sichergestellt werden, dass zum Beispiel durch Härtefallregelungen besonderen Erwerbsbiographien Rechnung getragen wird.

Die Zeit der reinen Zustandsbeschreibung müssen wir hinter uns lassen. In dieser Botschaft weiß ich mich auch einig mit den Präsidenten aller Spitzenverbände. Wir wissen, dass die Arbeitslosigkeit steigt. Wir kennen die wachsenden Probleme der öffentlichen Haushalte. Und wir sehen, dass allein im vergangenen Jahr mehr als 180.000 Betriebe abgemeldet wurden. Nur 13 Prozent davon sind in die Insolvenz gerutscht. Die anderen haben aus unterschiedlichen Gründen dichtgemacht: weil sie keinen Nachfolger finden, weil sie frustriert sind oder weil sie schlicht keine Perspektive mehr sehen. Dieses stille Sterben der Betriebe geht einher mit dem Verlust von Tausenden Arbeitsplätzen, die eigentlich gebraucht werden. Deshalb müssen im Herbst dringend weitere Reformen nachgelegt werden.

Wo muss die Bundesregierung konkret nachlegen?

Auf den Plätzen eins, zwei und drei steht für das Handwerk die Senkung der Lohnzusatzkosten. Sie treffen uns besonders hart, weil der Lohnanteil im Handwerk mit durchschnittlich 60 Prozent deutlich höher ist als in anderen Sektoren. Meine größte Sorge ist nicht, dass ein günstigerer Wettbewerber die Arbeit macht, sondern dass sich der Verbraucher den Handwerker nicht mehr leisten kann. Jeder Prozentpunkt mehr bei den Sozialversicherungsbeiträgen entspricht rund 20 Milliarden Euro, die den Beschäftigten im Portemonnaie und den Betrieben für Investitionen fehlen. Wir liegen inzwischen drei Prozentpunkte über der Marke von 40 Prozent, die lange als rote Linie galt. Dahin müssen wir zurück. Da geht es um rund 60 Milliarden Euro, die den

„Die Lage im Handwerk ist besorgniserregend“

Normale Leute können sich kaum noch einen Handwerker leisten, fürchtet der Handwerkspräsident. Während die Stimmung auf Pandemieniveau sinkt, schafft die Regierung neue Belastungen, klagt Jörg Dittrich – und fordert ein Umsteuern.

Betrieben und den Beschäftigten jährlich fehlen.

Bei den bisherigen Entlastungsversuchen der Bundesregierung blieb das Handwerk zum Teil außen vor. Stichwort Industriestrompreis. Hilft eine Entlastung der Industrie auch dem Handwerk?

Das Argument der Politik, sie müsse sich erst um die Industrie kümmern, weil diese anders als das Handwerk 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stehe, höre ich leider immer wieder. Das ärgert mich. Wir sitzen alle in einem Boot. Im Handwerk reden wir über rund sechs Millionen Beschäftigungsverhältnisse. Zusammen mit den Familien kommt man schnell auf mehr als 15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Nur weil die überwiegend kleinen Betriebe keine eigenen Presseabteilungen haben und deshalb medial weniger Aufmerksamkeit erzeugen, kann man doch nicht davon ausgehen, dass sie schon irgendwie klarkommen. Wenn die Energiekosten steigen und die Menschen an der Tankstelle mehr bezahlen müssen, fehlt dieses Geld an anderer Stelle. Und einige werden sich dann eben nicht mehr den Gang zum Friseur oder das Stück Torte aus der Konditorei leisten. Was die Industrie über Monate gestreckt in ihrem Auftragseingang spürt, das trifft das Handwerk unmittelbar.

Helfen die Pläne für steuerliche Entlastungen dem Handwerk?

Die Körperschaftsteuer für Unternehmen soll im kommenden Jahr sinken. Doch drei von vier Handwerksbetrieben profitieren davon nicht, weil sie als Personenunternehmen der Einkommensteuer unterliegen. Und der Entwurf zur Reform der Einkommensteuer bleibt weit hinter unseren Erwartungen zurück: Die geplanten Änderungen entlasten die Betriebe nicht spürbar, im Gegenteil werden manche dadurch sogar zusätzlich belastet.

Di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Mittelstandspolitik in der Bundesregierung ist mit Staatssekretärin Gitta Connemann (CDU) gerade ins Digitalministerium umgezogen. Ist das Handwerk da gut aufgehoben?

Wichtiger als die Frage, wo Mittelstandspolitik und das Handwerk angesiedelt sind, ist, dass sie in der Bundesregierung ernst genommen werden und Mittelstandspolitik gemacht wird. Bei Gitta Connemann ist dies hervorragend aufgehoben. Sie setzt sich für das Handwerk ein und hat Standfestigkeit und Durchsetzungskraft bewiesen. Ich würde mir wünschen, dass die Belange des Mittelstands und Handwerks in der gesamten Bundesregierung auf ein vergleichbares Verständnis treffen. Diesen Eindruck habe ich nicht unbedingt bei allen Ressorts.

Wollen Sie ein Beispiel nennen?

Nehmen Sie das Sonntagsbackverbot. Im Koalitionsvertrag steht, dass das komplett entfallen soll. Mir ist völlig unverständlich, warum ausgerechnet 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SPD) darüber entscheidet, wann jemand backen darf. Die Backstation an der Tankstelle darf am Sonntag den ganzen Tag Teiglinge in den Ofen schieben. Der Bäcker jedoch soll künftig am Sonntag fünf statt drei Stunden backen dürfen. Da fragen sich doch viele: Was ist das für ein Quatsch?

Gibt es noch mehr davon?

Nehmen Sie die Bonpflicht. Vereinbart war deren Abschaffung, geplant ist nun im Kassengesetzentwurf, stattdessen eine digitale Belegbereithaltungspflicht einzuführen. Das bringt dann wieder zusätzliche Belastungen. Dazu kommt die Einführung einer Kassenpflicht, die die Breite der Betriebe trifft. Anschaffung und Folgekosten eines geeigneten Kassensystems können schnell einen hohen vierstelligen Betrag erreichen. Was soll das? So etwas nimmt dann auch der Klempner oder der Elektroniker wahr und denkt, egal was die Regierungskoalition ankündigt, es wird nicht so umgesetzt, wie es vereinbart wurde. Da geht Vertrauen verloren. Ich verlange nicht,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den Ölpreis beeinflusst. Aber dort, wo sie handeln kann, sollte sie es auch tun.

Die AfD macht in Sachsen-Anhalt gerade Wahlkampf mit einem Wirtschaftsprogramm, das den Mittelstand ins Zentrum rückt. Versteht die AfD mehr vom Handwerk als die Regierungsparteien?

Sicherlich nein. Die eigentliche Gefahr sehe ich derzeit generell im Populismus, und zwar dem von allen Seiten. Populismus sucht sich einen Schuldigen für jedes Problem und tut dann so, als seien damit die Probleme gelöst. Das sind sie aber nicht. Große Sorgen bereitet mir, dass die zunehmende Unzufriedenheit in der Gesellschaft diesen Trend offenkundig eher noch verstärkt.

Gibt es diesen Trend auch im Handwerk?

Das Handwerk ist eine große Gesellschaftsgruppe. Deshalb spiegeln sich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en im Handwerk als Teil dieser Gesellschaft natürlich wider, und es dürfte hier vermutlich genauso viele Wähler populistischer Parteien geben wie in anderen Gesellschaftsgruppen. Im Handwerk gibt es ein feines Gespür für Leistungsgerechtigkeit, und viele haben den Eindruck, dass davon etwas abhandengekommen ist. Das ist aus meiner Sicht ein wichtiger Grund für die Unzufriedenheit.

Verfängt die von der AfD angezettelte Remigrationsdebatte in den Betrieben? Eine ungesteuerte Migration kann unsere Gesellschaft überfordern. Und trotzdem sind wir dringend auf qualifizierte Zuwanderung angewiesen. Gut 16 Prozent der Beschäftigten im Handwerk haben einen ausländischen Pass und noch viel mehr haben einen Migrationshintergrund. Es gibt viele berührende Geschichten der Integration in den Betrieben. Fast die Hälfte der Geflüchteten, die in Deutschland eine berufliche Ausbildung gemacht haben, wurden in einem Handwerksbetrieb ausgebildet. Damit haben die Betriebe einen weit überproportionalen Beitrag zur Integration geleistet.

Wie läuft es im Handwerk insgesamt mit der Nachwuchsausbildung?

Das Handwerk wird – anders als große Teile der Industrie – voraussichtlich auch in diesem Jahr wieder seine Ausbildungszahlen steigern. Das wäre dann bereits das vierte Jahr in Folge, in dem das gelingt. Gerade in den derzeit wirtschaftlich schwierigen Zeiten ist das eine bemerkenswerte Leistung der Betriebe. Doch anstatt dieses große Engagement zu würdigen, will die Regierungskoalition quasi zur Belohnung die Mittel für die überbetriebliche Lehrlingsunterweisung kürzen. Dabei reden wir hier über wenige Millionen und keinesfalls über Milliardenbeträge.

Wie steht es um die Finanzierung der handwerklichen Bildungszentren? Di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ist nicht auskömmlich, um den Sanierungsstau aufzulösen. Das wäre aber dringend notwendig, damit die Zentren technologisch auf dem neuesten Stand bleiben. Die berufliche Bildung konkurriert heute mit dem Audimax an der Universität. Wie wollen wir junge Menschen für eine Ausbildung begeistern, wenn die Ausstattung nicht stimmt? 2,76 Millionen junge Menschen haben keinen berufsqualifizierenden Abschluss. Und trotzdem kürzt man die Mittel für die duale Ausbildung, statt sie zu fördern und zu stärken.

Die Fragen stellte Stefan Paravicini.

Stimmung im Handwerk ist schlecht

BERLIN. Das Handwerk kommt nicht aus der Konjunkturflaute. Im zweiten Quartal hat sich die Stimmung in den Betrieben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sogar noch einmal verschlechtert. Das geht aus dem jüngsten Konjunkturbericht des Zentralverbands des Deutschen Handwerks (ZDH) hervor. Der Geschäftsklimainindex für das Handwerk, der die Lage und die Erwartungen der Betriebe widerspiegelt, rutschte gegenüber dem zweiten Quartal 2025 um 13 Zähler auf 102 Punkte ab. Einen so starken Stimmungsabfall gab es in einem zweiten Quartal zuletzt im Corona-Jahr 2020.

Alle wichtigen Stimmungsindikatoren entwickelten sich zuletzt negativ. Auch die ohnehin schwächelnde Investitionstätigkeit der Betriebe ist rückläufig. Nur 16 Prozent der Handwerksbetriebe haben im zweiten Quartal ihre Investitionen erhöht, während ein Drittel der befragten Unternehmen einen Rückgang meldete. Alle Branchen und Gewerke im Handwerk sind betroffen. Die schlechte Stimmung steht im Kontrast zur deutlich verbesserten Laune in den Chefetagen anderer deutscher Unternehmen.

Der am Dienstag veröffentlichte Ifo-Geschäftsklimaindex, für den das Münchner Ifo-Institut die Stimmung bei rund 9000 Führungskräften erhebt, stieg im August den vierten Monat in Folge. Das Konjunkturbarometer legte um 2,1 Punkte auf 88,8 Punkte zu. Der Index liegt damit wieder über dem Niveau, das vor dem Ende Februar ausgebrochenen Irankrieg erreicht wurde. „Trotz des erneuten Energiepreisanstiegs erholt sich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sagte Ifo-Chef Clemens Fuest.

Das Handwerk spürt noch nichts von dieser Erholung. Sowohl die Bewertung der Geschäftslage als auch die Geschäftserwartungen gingen im Vergleich zum zweiten Quartal 2025 deutlich zurück. Unter anderem machen die Preissteigerungen bei Energie und Material den Betrieben laut ZDH zu schaffen. Die Nachfrage nach handwerklichen Vorleistungen aus der Industrie sei weiter zurückhaltend, der Aufschwung am Bau lasse auf sich warten und auch die private Nachfrage sei wegen der schwachen Arbeitsmarktentwicklung sehr verhalten.

Für die zweite Hälfte des laufenden Jahres erwarten die Handwerksbetriebe eine weitere Konjunktureintrübung. Umso wichtiger sei es deshalb,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zahlreichen noch offenen Reformvorhaben abarbeitet, heißt es im Konjunkturbericht des ZDH. Der Verband vertritt die Interessen von rund einer Million Handwerksbetrieben mit knapp sechs Millionen Beschäftigten in Deutschland. An der Konjunkturumfrage des ZDH zum zweiten Quartal haben im Juni knapp 6000 Handwerksbetriebe teilgenommen. par.

Harter Kurs gegen Iran

WASHINGTON/BERLIN. Die amerikanische Regierung will die Finanzminister der Gruppe der G-20-Staaten bei einem Treffen in der kommenden Woche auf einen gemeinsamen Wirtschaftskurs einschwören. Vor allem sollen sie zu einem Abbruch der Wirtschaftsbeziehungen mit dem Iran gedrängt werden. Das sagte ein hochrangiger Vertreter des US-Finanzministeriums am Donnerstagabend. Die Agenda des Treffens umfasse Schritte zur Stärkung des Wirtschaftswachstums, zum Abbau globaler Ungleichgewichte und zur Bewältigung der Staatsschuldenproblematik. US-Finanzminister Scott Bessent ist am Montag und Dienstag Gastgeber des Treffens der 20 führenden Industrie- und Schwellenländer in Asheville im Bundesstaat North Carolina. Bessent werde den G-20-Vertretern eine „deutliche Ansage“ machen, dass sie sich an die Sanktionen halten müssten, wenn sie weiterhin im Dollar-dominierten Raum Geschäfte machen wollten, so der Regierungsvertreter. Er erwarte, dass dies „in jedem einzelnen bilateralen Treffen“ zur Sprache kommen werde. Nach Angaben aus informierten Kreisen konzentriert sich die US-Regierung auch darauf, Handelsungleichgewichte zu bekämpfen, um US-Arbeitnehmern zu helfen und gleiche Wettbewerbsbedingungen für US-Firmen zu schaffen. „Wir konzentrieren uns in unseren G-20-Gesprächen darauf, sicherzustellen, dass unsere Volkswirtschaften auf der Grundlage von Produktivität, Innovation und Investitionen konkurrieren und nicht durch eine Politik, die überschüssige Produktion und Überkapazitäten in die Weltmärkte drückt.“ Reuters

Unsichere Zukunft: Arbeiter des insolventen Autoteilezulieferers Bohai Trimet gehen im Mai nach einer Kundgebung in die Werkshallen zurück. Foto Jasper Hill

Eine Alternative für die Wirtschaft?

Der Frust über den Reformstau in Berlin lässt viele Unternehmer in Sachsen-Anhalt von der CDU abrücken.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Ideen der AfD aber schätzen sie nur zum Teil.

Von Stefan Paravicini, Halle

Das mit Spannung erwartete Treffen zum Wahldialog mit den Spitzenkandidaten für die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beginnt mit einer Enttäuschung. „Herr Siegmund hat aus persönlichen Gründen abgesagt“, erklärt Thomas Brockmeier, der Hauptgeschäftsführer der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 Halle-Dessau, zu Beginn der Veranstaltung drei Wochen vor der Wahl. Dabei sind die meisten der rund 200 Unternehmer, die der Einladung der Kammer gefolgt sind, vor allem an den wirtschaftspolitischen Positionen von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interessiert.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der kulturpolitische Sprecher der AfD-Landtagsfraktion, der einspringen soll, meldet sich ebenfalls kurzfristig ab. Er schickt Jan Scharfenort, den wirtschaftspolitischen Sprecher der Fraktion. „Mir liegt am Herzen, Kosten in allen unproduktiven Sektoren einzusparen, die Verwaltung zu verschlanken und dadurch neue Dynamik in der Wirtschaft zu erzeugen“, sagt Scharfenort zum Wirtschaftsstandort Sachsen-Anhalt.

Der Diplom-Kaufmann und Finanzfachwirt erntet freundlichen Applaus. Die Aufbruchstimmung, die Siegmund bei seinen Auftritten verbreitet, kommt aber nicht auf. In Sachsen-Anhalt kann von Aufbruch ohnehin keine Rede sein. Die Wirtschaft stagniert seit Jahren. Von 2019 bis 2025 schrumpfte das Bruttoinlandsprodukt je Einwohner um durchschnittlich 0,6 Prozent im Jahr. Nur im Saarland lief es schlechter. Die Arbeitslosenquote in Sachsen-Anhalt beträgt 8,1 Prozent. In keinem anderen Flächenland ist sie höher. Die AfD kommt in Umfragen zur Landtagswahl auf mehr als 40 Prozent und könnte die absolute Mehrheit erlangen.

Im Wahlprogramm der Rechtspopulisten, das die AfD „Regierungsprogramm“ nennt, finden sich aus wirtschaftlicher Sicht wichtige Leerstellen. Die Chemieindustrie zum Beispiel, das wichtigste Standbein des Landes, wird mit keinem Wort erwähnt. Dabei wackelt die umsatzstärkste Industrie von Sachsen-Anhalt bedenklich. „Wir haben in vielen Unternehmen eine sehr angespannte Situation“, sagt Christof Günther, der Geschäftsführer von Infraleuna. Rund 20 Kilometer südlich von Halle betreibt das Unternehmen den größten Chemiepark in Ostdeutschland mit mehr als 10.000 Beschäftigten. An jedem der gut bezahlten Arbeitsplätze in der Chemie hängen in der Region vier weitere.

Wegen der schwachen Binnenkonjunktur, hoher Energiekosten und wachsender Konkurrenz aus China steht der Standort unter Druck. Im Chemiepark Leuna hängt vieles davon ab, wie es mit Leuna Polyamid weitergeht, dem insolventen Unternehmen auf Investorensuche. Dem mitteldeutschen Chemiedrieck droht ein weiterer Riss. Drei Anlagen von Dow Chemical in Böhlen und auf dem Gelände der ehemaligen Buna-Werke in Schkopau werden 2027 abgeschaltet.

Die AfD macht die „planwirtschaftliche Energiewende“ in Berlin für die Probleme der energieintensiven Industrie verantwortlich. Mit der Ankündigung einer Bundesratsinitiative für das Ende der Sanktionen auf Energieimporte aus Russland nimmt sie auch Sorgen am Chemiestandort auf. „Erdgas ist der wichtigste Energieträger für die Chemie, und die Preise erreichen immer neue Höchststände, das ist eine Katastrophe“, sagt Infraleuna-Chef Günther. Wegen der Lage an der Straße von Hormus seien auch andere Rohstoffe knapp und teuer. Die Politik in Sachsen-Anhalt könne aber weder das eine noch das andere beeinflussen. „Die Landtagswahl spielt da keine Rolle“, sagt er.

Die hohen Energiepreise sind dennoch ein erfolgreiches Thema der AfD im Wahlkampf unter Unternehmern.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in der Energiekrise aus Sicht vieler Unternehmen nicht schnell genug für spürbare Entlastungen gesorgt habe, habe das Vertrauen in die Handlungsfähigkeit der Politik geschwächt, sagt Nora Schmidt-Kesseler, die Hauptgeschäftsführerin des Landesverbands Nordost der Chemischen Industrie: „Die Umfrageergebnisse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sind ein Signal an die Bundesregierung, dass sie wieder Vertrauen in die Fähigkeit der Politik schaffen muss,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r Industrie zu stärken.“

In der mittelständischen Wirtschaft und im Handwerk, die den Standort Sachsen-Anhalt prägen, scheint der Vertrauensverlust in die Regierungsparteien besonders groß zu sein. „Ich bin nicht nahe bei der AfD, aber ich bin weit weg von der CDU“, sagt Thomas Kowalski, der Geschäftsführer der Handwerksunion Halberstadt, das ist ein Handwerksbetrieb mit gut zwei Dutzend Mitarbeitern. Er beschreibt eine Stimmung, die wenige Tage vor der Wahl weitverbreitet ist. Spricht man darüber mit anderen Unternehmern, nicken viele mit dem Kopf, ohne sich öffentlich zu äußern.

Auf einer Veranstaltung des Vereins Liberaler Mittelstand Mitte Juni in Halberstadt sind Nähe und Distanz zu den Parteien eindeutig verteilt. AfD-Spitzenkandidat Siegmund wird von vielen der rund 150 Mittelständler an diesem Abend gefeiert. Der Fraktionsvorsitzende der CDU im Landtag in Magdeburg, Guido Heuer, hat derweil auf dem Podium neben Siegmund Mühe, die Abgrenzung der Union zu den Rechtspopulisten zu verteidigen. Die CDU habe das Land vor die Wand gefahren, ist gleich mehrfach von Teilnehmern zu hören. Jetzt müsse es die AfD richten.

Das Thema Bürokratie scheint dem Vertrauen in die Politik besonders zuzusetzen. „Es wird immer viel geredet, aber was wird am Ende umgesetzt?“, fragt Martin Menz, der Gründer und Vorstandsvorsitzende des Onlinehändlers Relaxdays aus Halle. Mit Unterstützung des Landes hat das Unternehmen vor fünf Jahren ein Logistikzentrum in der Nähe des Flughafens Leipzig/Halle eröffnet. Immer mehr Regeln aus Berlin und Brüssel sorgen beim Gründer dennoch für Frust, während chinesische Onlinehändler Europa mit ihren Produkten fluten. „Wenn die Politik die Sorgen der Unternehmen nicht ernst nimmt, darf sie sich über einen weiteren Vertrauensverlust nicht wundern“, sagt Menz.

Vorzeit-heit wundern (zugmehs). Siegmund von der AfD trifft gerade für viele Mittelständler den richtigen Ton: „Wir möchten Freiheit für die Unternehmen, sie wissen am besten, was sie brauchen“, sagte er auf der Veranstaltung in Halberstadt und erntete von den anwesenden Mittelständlern viel Applaus. Im Sofortprogramm der AfD für die ersten hundert Tage nach einem möglichen Einzug in die Staatskanzlei in Magdeburg ist dazu nichts zu lesen.

Sachsen-Anhalts 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der Spitzenkandidat der CDU, hat eine Verwaltungsreform angekündigt. Erst vor wenigen Monaten hat er das Vergabegesetz des Landes vereinfacht, wofür es viel Lob aus der Wirtschaft gab. „Ich möchte den Weg konsequent weitergehen, Gesetzgebung gemeinsam mit der Wirtschaft umzusetzen“, versprach er auf der IHK-Veranstaltung in Halle. Doch der Reformstau im Bund überschattet die Ankündigungen auf Landesebene.

ach der Bundestagswahl gab es die Hoffnung, dass sich etwas ändert“, sagt Sascha Gläßer, der Vorstandsvorsitzende der Volksbank Halle

und Präsident der IHK Halle-Dessau. Diese Hoffnung war auch noch im Januar beim Neujahrsempfang der Kammer in Halle zu spüren, als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der sachsen-anhaltischen Wirtschaft seine Aufwartung machte. Mit seinem Bekenntnis, das Arbeitszeitgesetz am liebsten ganz abschaffen zu wollen, sorgte Merz bei den Unternehmern für Begeisterung. Schon am nächsten Tag gab es Koalitionskrach in Berlin.

„Es ist ein hoher Verdruss da, dass einfach nichts passiert“, beschreibt Jens Lücke, der Vorsitzende des Branchennetzwerks Sahreg Automotive, die Gefühlslage in den Unternehmen. Das Netzwerk bündelt die Interessen von etwa 270 Automobilzulieferern aus Sachsen-Anhalt mit rund 25.000 Beschäftigten. Die Zulieferindustrie zählt im Land neben der Chemie zu den wichtigsten Branchen des verarbeitenden Gewerbes.

Die meisten Zulieferer in Sachsen-Anhalt stehen auf dem Weg vom Verbrenner zum Elektroauto unter hohem Druck. Viele von ihnen haben sich lange auf die Geschäfte mit Volkswagen verlassen. Das Stammwerk in Wolfsburg ist über die A 2 eine Autostunde von Magdeburg entfernt. Seit es bei VW knirscht, häufen sich vor allem im Landkreis Börde und im Landkreis Harz, wo viele Zulieferer zu Hause sind, die Insolvenzbekanntmachungen.

Im Städtchen Harzgerode droht der Verlust von knapp tausend Industriearbeitsplätzen rund um den insolventen Zulieferer Bohai Trimet. Ministerpräsident Schulze setzte sich beim VW-Vorstand persönlich für den Standort ein. „Eine Landesregierung kann aber keine Aufträge vergeben“, sagt Lücke vom Branchennetzwerk. Die AfD setzt in ihrem „Regierungsprogramm“ für Sachsen-Anhalt auf die Abschaffung des Verbrennerverbots. Außerdem kündigt sie das Ende staatlicher Prämien für Elektroautos an. Beides könnte nur der Bund einlösen.

Die Autounternehmen müssten unabhängig vom Ausgang der Landtagswahl auf neue Themen wie Robotik, Wasserstoff für Nutzfahrzeuge oder Verteidigung setzen, sagt Lücke: „Die dafür erforderlichen Fachkräfte werden wir nicht allein in Sachsen-Anhalt finden.“ Das Thema Remigration, mit dem die AfD im Wahlkampf offensiv wirbt, treibt auch andere Branchen um. Viele Unternehmen fürchten, dass Fachkräfte mit ausländischem Pass künftig einen Bogen um Sachsen-Anhalt machen könnten.

Scharfenort, der wirtschaftspolitische Sprecher der AfD-Landtagsfraktion, sprach sich beim Wahldialog der IHK Halle-Dessau für qualifizierte Zuwanderung aus, bekräftigte aber auch den Remigrationskurs der Partei. „Was kommt, ist eine Abschiebehaftanstalt und einer Taskforce, damit wir ausreisepflichtige Ausländer abschieben können“, kündigte er an. Die Reaktion der Unternehmer an diesem Abend: reserviertes Schweigen.

Zuwanderung ist für die Wirtschaft in Sachsen-Anhalt von großer Bedeutung. Der Anteil ausländischer Arbeitnehmer an den sozialversicherungspflichtig Beschäftigten betrug im vergangenen Jahr 8,6 Prozent. Niedriger war er nur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in Hessen sind es rund 20 Prozent. Der demographische Wandel in dem Flächenland mit dem höchsten Durchschnittsalter in Deutschland ist in vollem Gang. Knapp 30 Prozent der Erwerbstätigen in Sachsen-Anhalt sind älter als 55 Jahre.

In den kommenden zehn Jahren wird die Bevölkerung im erwerbsfähigen Alter nach Prognosen um mehr als zwölf Prozent oder rund 10.000 Menschen im Jahr sinken. Die AfD will das unter anderem mit der Rückkehr von ausgewanderten Fachkräften ausgleichen. Tillschneider, der kulturpolitische Sprecher der Landtagsfraktion, will Sachsen-Anhalt zum „Sehnsuchtsort deutscher Patrioten“ machen. Die Standortkampagne für Sachsen-Anhalt soll von „#moderndenken“ in „#deutschdenken“ geändert werden.

„Die Leute werden nicht zurückkommen, die haben ihre Arbeit, ihre Familien und ihren Bekanntenkreis an einem anderen Ort“, sagt Eckhard Schmidt, der Geschäftsführer des Schraubenwerks Zerbst. Er rekrutiert seit Jahren gezielt auch im Ausland, um den Personalbedarf zu decken. Von den rund 350 Beschäftigten in dem metallverarbeitenden Betrieb haben etwa zwei Fünftel einen internationalen Hintergrund. Vor allem um seine Mitarbeiter mit befristetem Aufenthaltstitel macht Schmidt sich Sorgen.

Das Schraubenwerk Zerbst stellt Verbindungselemente für Windkraftanlagen auf der ganzen Welt her. In Sachsen-Anhalt stehen mehr als 2500 Windräder mit einer Leistung von knapp sechs Gigawatt. Der Anteil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an der Stromproduktion erreicht mehr als 60 Prozent. Die AfD will die „Verschandelung der Landschaft“ stoppen und die Subventionen für den Ausbau der erneuerbaren Energien beenden.

Andere sehen die erneuerbaren Energien als wichtigen Wirtschaftsfaktor. „Sachsen-Anhalt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ier sehr positiv entwickelt“, sagt Simon Schandert, der Vorstandsvorsitzende des Batteriespeicherherstellers Tesvolt aus Lutherstadt Wittenberg, der einst in der Solarbranche begann. Das Land sei führend in der Entwicklung von Technologien rund um die erneuerbaren Energien.

Die Unterstützung des Landes für den Aufbau des Solar Valleys in Bitterfeld bewertet der Manager bis heute positiv. Dass das Know-how und die Produktion längst nach China abgewandert sind, habe vor allem mit Versäumnissen in Berlin und Brüssel zu tun, sagt Schandert. „Auch unser Werk würde ohne die Landesregierung nicht hier stehen“, sagt er über Tesvolt in Wittenberg. Der Versuch, den amerikanischen Chiphersteller Intel mithilfe von milliardenschweren Subventionen des Bundes nach Magdeburg zu locken, sei richtig gewesen.

Das sehen viele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n in Sachsen-Anhalt anders. Die AfD spricht sich in ihrem Wahlprogramm für eine

„Förderung des Mittelstands statt Subventionierung globalistischer Großkonzerne“ aus. Im Landtagswahlkampf vor fünf Jahren lobte Siegmund die Ansiedlung von Tesla in Brandenburg.

Ölaf Höhn, der Geschäftsführer von Florida Eis in Berlin, legte vor wenigen Tagen zusammen mit Ministerpräsident Schulze den Grundstein für eine neue Eisfabrik in Schönebeck. „Die Fördermittel sind gut, das Grundstück ist günstig, die Arbeitskräfte sind da, es passt alles zusammen“, sagt Höhn über den Standort, 15 Flusskilometer elbaufwärts von Magdeburg. Von 2028 an sollen hier 500 Arbeiter bis zu 25.000 Tonnen Speiseeis im Jahr produzieren. Den Energiebedarf der Fabrik will Höhn mit eigenen Photovoltaikanlagen abdecken. Gegenwind nach der Landtagswahl fürchtet er nicht. Auch über den Anbau von kleinen Mengen Vanille denkt Höhn nach und plant schon ein Gewächshaus.

„Die AfD ist schon wegen ihrer anti-europäischen Haltung für mich nicht wählbar“, sagt Paul-Werner von der Schulenburg, ein Offizier im Ruhestand, auf dem Gut Apenburg in der Altmark. Der Bio-Landwirt von der Schulenburg kehrte 1993 aus dem Westen in die Region zurück. Die Familie hat hier tiefe Wurzeln. Mit Apenburg wurde sie erstmals 1351 belehnt.

Trotz seiner Ablehnung der AfD stößt ihr Wahlversprechen, die Landwirte von unnötiger Bürokratie zu entlasten, auch bei von der Schulenburg auf offene Ohren. Auf dem Schreibtisch des Verwalters von Gut Apenburg türmt sich das Papier. Wo man auch hinkommt im Land, scheint das Thema Bürokratie am meisten an den Nerven der Wirtschaft zu zehren.

Während der IHK-Veranstaltung in Halle geht nur einmal ein Raunen durch die Reihe der versammelten Unternehmer. „Soll der öffentliche Dienst Personal reduzieren?“, lautet eine Frage. Alle Daumen der Politiker auf der Bühne gehen nach oben, doch die Wirtschaft staunt. Von Mitte 2024 bis Mitte 2025 wuchs die Zahl der Beschäftigten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in Sachsen-Anhalt um 485 auf 114.885 Personen.

Die AfD kündigt für die ersten hundert Tage an, die Zahl der Ministerien in Magdeburg zu reduzieren, um Stellen in der Verwaltung einzusparen. Welche Ministerien zusammengelegt werden sollen, ist offen.

Löschübung im Tanklager: Ein Arbeiter der staatlichen venezolanischen Ölgesellschaft bei einem Sicherheitstest Foto AFP

Griff nach Venezuelas Öl

Durch Regierungsbeteiligungen wollen sich die USA Venezuelas riesige Ölreserven sichern. Das Vorhaben ist heftig umstritten.

Von Winand von Petersdorff, Washington

Die US-Regierung will sich Venezuelas gewaltige Ölreserven über Beteiligungen sichern. Nach Angaben des Mediendienstes Axios ver-

handelt die Trump-Regierung mit Vene-zuelas Übergangsregierung über eine Beteiligung an den gewaltigen Ölvorkommen des Landes. Im Gespräch sind 17 Ölfelder, für die Reserven im Umfang von 90 Milliarden Fass nachgewiesen sind. Zur Nachricht passt, dass Venezuela erwägt, die OPEC zu verlassen. Das hatte Bloomberg zuerst berichtet. Venezuela war Gründungsmitglied des Ölkartells.

Venezuela verfügt über Rohölreserven von 300 Milliarden Barrel (je 159 Liter), mehr als jedes andere Land. Das sind rund 17 Prozent der globalen Reserven. Die Ölindustrie ist verstaatlicht und leidet seit Jahrzehnten unter sozialistischer Misswirtschaft, Wirtschaftskrisen und amerikanischen Sanktionen. Der Investitionsstau ist gewaltig. Er spiegelt sich in der täglichen Ölproduktion, die von 3,5 Millionen auf 900.000 Barrel pro Tag sank.

Seit amerikanische Spezialeinheiten Staatschef Nicolás Maduro und seine Frau Anfang Januar entführten und in ein New Yorker Gefängnis brachten, kontrollieren die USA in Absprache mit der Übergangsregierung das Ölgeschäft des Landes. Dieses wird von Maduros ehemaliger Vizepräsidentin Delcy Rodriguez geführt. Die USA verwalten die Einnahmen aus den Ölexporten und regulieren die Investitionen. Nach Maduros Absetzung änderte Venezuela auf Betreiben der USA sein Kohlenwasserstoffgesetz und räumte ausländischen Unternehmen deutlich mehr Freiheiten ein, Ölfelder zu betreiben und ihren Anteil an der Förderung selbst zu verkaufen. Der erwartete Investitionsboom setzte zunächst nicht ein, die tägliche Ölproduktion stieg lediglich um einige Hunderttausend Barrel.

Axios zitiert ungenannte Quellen, die von einem gigantischen Deal sprechen. Die Verhandlungen sind offenbar noch nicht beendet. Bei den von Washington ins Visier genommenen Ölfeldern handelt es sich um Vorkommen, die früher von venezolanischen Insidern oder von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kontrolliert wurden, sagte ein Regierungsvertreter gegenüber Axios. Wie eine solche Beteiligung der US-Regierung aussehen könnte, ist noch unklar. Möglich ist, dass die Regierung private Firmen im Rahmen eines Dienstleistungsvertrags mit der Ausbeutung der Vorkommen betraut. Alternativ könnte sie mit Ölkonzernen Gemeinschaftsunternehmen gründen, die die Ölfelder erschließen.

Die Logik hinter dem Vorstoß ist ebenfalls noch unscharf. Offenbar will die US-Regierung mit dem Schritt mehr Rechtssicherheit schaffen und damit ausländische Unternehmen animieren, in die Förderung zu investieren. Venezuela würde es schwerer fallen, seine alte Enteignungspraxis fortzusetzen, wenn davon direkt die US-Regierung betroffen wäre.

Während kleinere Ölförderer aus Texas erste Abkommen geschlossen haben, zögern die Ölgiganten. Verhandlungen laufen zwar, doch sie kommen nur langsam voran. Ein Abkommen käme Trump auch deshalb gerade recht, weil sein Krieg mit Iran Öllieferungen durch die Straße von Hormus stark beeinträchtigt.

Was für Venezuela dabei herauskommt, ist weniger klar. Schon bisher gibt es Zweifel daran, dass die Petrodollars aus den Exporterlösen nach Venezuela fließen. Die beteiligten US-Ministerien legen seit der letzten Offenlegung der Einnahmezahlen keine Daten mehr vor. Venezuelas Rohöl, das wegen der amerikanischen Sanktionen lange nur mit hohen Abschlägen verkauft wurde, erzielt nun nahezu die derzeit ungewöhnlich hohen Weltmarktpreise als Folge des Irankriegs.

„Eigentlich müsste Venezuela in Dollar schwimmen“, sagt der einflussreiche Harvard-Ökonom Ricardo Hausmann, der in den Neunzigerjahren kurz Planungsminister in Venezuela war. Das tut das Land aber nicht. Der Bolívar gab stattdessen weiter nach, während der Schwarzmarktkurs für den Dollar stieg, schrieb Hausmann im Juni. Für ihn ist das ein Hinweis darauf, dass die Petrodollar nicht in seine alte Heimat fließen.

Jetzt warnte Hausmann auf der Plattform X vor dem Abkommen: „Eine nicht legitimierte Übergangsregierung mit einem nicht legitimierten Kohlenwasserstoffgesetz hat keinerlei Legitimation, dieses verfassungswidrige Abkommen zu schließen. Es wird für alle Beteiligten in einem Fiasco enden – angefangen bei Außenminister Rubio.“ Tatsächlich sehen viele Länder die Regierung nicht als legitim an und pochen auf Neuwahlen. Trump dagegen lobt das von Maduro befreite Rodríguez-Regime.

Außenminister Marco Rubio hat verschiedenen Quellen zufolge die Federführung bei diesem Vorhaben. Trump liebäugelt bei militärischen Interventionen stets auch mit den Bodenschätzen der betroffenen Länder. Schon vor der Ergreifung Maduros hatte er früheren Berichten zufolge darüber sinniert, wie man die Ölfelder in amerikanische Hände bringen könnte.

Bundesregierung: Für Bewertung der Emissionen „viel zu früh“

Verfehlt Deutschland in diesem Jahr sein Klimaziel?

FRANKFURT. Das Bundesumweltministerium hat am Freitag Spekulationen zurückgewiesen, wonach Deutschland in diesem Jahr erstmals sein Klimaziel über alle Sektoren hinweg verfehlen könnte. Das Umweltbundesamt werde die ausschlaggebenden Emissionsdaten für 2026 bis Mitte März 2027 vorlegen. „Erst dann haben wir die belastbare Grundlage, um die Klimabilanz für das Jahr 2026 zu bewerten“, teilte ein Sprecher von Minister Carsten Schneider (SPD) mit. Für eine „belastbare, solide Bewertung“ sei es „heute noch viel zu früh“.

Die Denkfabrik Agora Energiewende hatte zuvor auf Basis vorläufiger Daten geschätzt, dass die Treibhausgasemissionen im ersten Halbjahr nur um sieben auf 327 Millionen Tonnen CO₂-Äquivalente gesunken sind. Ein entsprechender Bericht lag der F.A.Z. vorab vor. Sollte sich der Emissionsrückgang bis Ende des Jahres in diesem Tempo fortsetzen, werde Deutschland erstmals sein gesetzlich festgelegtes Klimaziel verfehlen, warnten die Autoren.

Der Sprecher des Ministeriums wies darauf hin, dass solche „unterjährigen Schätzungen und Hochrechnungen“ nicht mit einer offiziellen Jahresbilanz zu verwechseln seien. Viele Entwicklungen ließen sich „erst nach dem Abschluss des Jahres seriös bewerten“. Als Beispiele nannte er die Stromerzeugung aus erneuerbaren Energien, witterungsbedingte Einflüsse im Gebäudesektor und die weiter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Agora Energiewende stellte daraufhin klar, bei den Berechnungen handele es sich nicht um eine Prognose, sondern eine Trendfortschreibung unter der Voraussetzung, dass sich die Rahmenbedingungen im zweiten Halbjahr nicht entscheidend ändern. Auf mögliche Unsicherheiten habe man im Bericht hingewiesen. Die Minderungsdynamik der kommenden Jahre werde in hohem Maße von den politischen Rahmenbedingungen, aber auch von Konjunktur und Wetter beeinflusst.

Deutschland könne sich mit strukturellen Klimaschutzmaßnahmen besser vor fossilen Energiepreiskrisen schützen, sagte die Direktorin des Deutschland-Geschäfts, Julia Bläsius. Dafür müsse die Bundesregierung ihre Energie- und Industriepolitik konsequent auf erneuerbare Energien und Elektrifizierung ausrichten. „Hierfür braucht es einen beschleunigten Netzbau sowie die effizientere Auslastung der Netze. Das spart Kosten.“ Bläsius forderte zu dem, Mittel aus dem Klima- und Transformationsfonds „konsequent“ für Investitionen zu nutzen und Förderprogramme stärker sozial auszurichten.

Die Bundesregierung verweist auf die zusätzlichen Maßnahmen, die sie Ende März im Klimaschutzprogramm beschlossen hatte. „Diese werden aktuell umgesetzt und sollen maßgeblich mit zur Zielerreichung beitragen“, so der Sprecher. Demnach sollen in den Jahren 2027 bis 2030 7,6 Milliarden Euro an zusätzlichen Mitteln im Klima- und Transformationsfonds, zusätzlich

Carsten Schneider

400 Millionen Euro aus dem Sonderevermögen bereitgestellt werden sowie Windräder an Land mit einer Kapazität von zwölf Gigawatt zusätzlich ausgeschrieben werden. Auch vom am Mittwoch verabschiedeten Paket zur Förderung der Fernwärme und der zu Jahresbeginn eingeführten Kaufprämie für Elektroautos erhofft sich das Ministerium positive Impulse zur Senkung der Treibhausgasemissionen.

Deutschland ist verpflichtet, seine Treibhausgasemissionen bis 2030 um 65 Prozent verglichen mit dem Stand von 1990 zu verringern. Auch der Expertenrat für Klimafragen warnt hier vor einer drohenden Zielverfehlung. hade.

Der Dachverband Die Deutsche Automatenwirtschaft e.V., in dem der Verband der Deutschen Automatenindustrie e.V. und der Bundesverband Automatenunternehmen e.V. vereint sind, trauert um seinen Wegbereiter und langjährigen Weggefährten

Paul Gauselmann

Er verstarb am 21. August 2026 in Lübbecke.

Mit Paul Gauselmann verliert die Deutsche Automatenwirtschaft eine herausragende Unternehmerpersönlichkeit, die unsere Branche über Jahrzehnte geprägt hat. Aus einem Einmannbetrieb entwickelte er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die heutige Merkur Group mit rund 15.000 Beschäftigten. Sein unternehmerischer Mut, seine Tatkraft und sein Gestaltungswille setzten Maßstäbe weit über sein eigenes Unternehmen hinaus.

Als langjähriger Vorstandsvorsitzender und späterer Ehrenpräsident des Verbandes der Deutschen Automatenindustrie e.V. war Paul Gauselmann eine der maßgeblichen Persönlichkeiten unserer Branche. Sein Blick und sein Einsatz galten stets der gesamten Automatenwirtschaft von den Herstellern bis hin zu den mittelständischen Aufstellunternehmen. An der Gründung unseres Dachverbandes wirkte er entscheidend mit und gehörte von 2013 bis 2017 dem Vorstand an. Mit Weitblick, Beharrlichkeit und persönlichem Engagement trug er dazu bei, der Branche eine gemeinsame Stimme zu geben.

Paul Gauselmann verstand unternehmerischen Erfolg immer auch als gesellschaftliche Verantwortung. Für sein vielfältiges Engagement erhielt er 1993 das Bundesverdienstkreuz und 2003 das Verdienstkreuz 1. Klasse. Gemeinsam mit seiner Frau Karin gründete er 1999 die Paul und Karin Gauselmann-Stiftung, die seither soziale, kulturelle und medizinische Projekte in seiner Heimat unterstützt.

Wir verlieren einen leidenschaftlichen Unternehmer, einen streitbaren Vordenker und einen verlässlichen Weggefährten. Seine klare Haltung und sein unermüdlicher Einsatz werden uns fehlen.

Die Deutsche Automatenwirtschaft wird Paul Gauselmann ein ehrendes Andenken bewahren. Seiner Frau Karin und seiner Familie gilt unser tiefes Mitgefühl.

Georg Stecker Sprecher des Vorstandes Die Deutsche Automatenwirtschaft e.V. Dachverband

Der Verband der Deutschen Automatenindustrie trauert um seinen am 21.8.2026 im Alter von 91 Jahren verstorbenen langjährigen Vorsitzenden und Ehrenpräsidenten

Paul Gauselmann

Träger des Bundesverdienstkreuzes 1. Klasse

Der VDAI verliert eine seiner bedeutendsten Persönlichkeiten.

38 Jahre lang hat Paul Gauselmann Verantwortung für unseren Verband übernommen. 28 Jahre stand er als Vorsitzender an seiner Spitze. Eine außergewöhnliche Zeitspanne, in der er den VDAI und die deutsche Automatenwirtschaft entscheidend geprägt hat.

Er sah Verbandsarbeit als Verpflichtung, über das eigene Unternehmen hinauszudenken. Dies ganz getreu seiner Überzeugung: „Wenn es der Branche gut geht, dann geht es auch meinem Unternehmen gut.“

Paul Gauselmann wusste um die Kraft einer starken gemeinsamen Interessenvertretung. Er verstand es, unterschiedliche Positionen zusammenzuführen und aus ihnen eine gemeinsame Stimme zu formen. Eine Stimme, die gehört wurde. In Politik und Verwaltung. I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Er scheute dabei auch schwierige Gespräche und Auseinandersetzungen nicht, war beharrlich, wenn er von einer Position überzeugt war. Und immer bereit, 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Dabei wollte er nicht nur bewahren. Er wollte gestalten.

Paul Gauselmann war über Jahrzehnte das Gesicht und die Stimme unseres Verbandes. Er hat den VDAI in dieser Zeit maßgeblich geprägt. Sein Leitgedanke war dabei stets, dass eine Branche dann stark ist, wenn sie gemeinsam handelt.

Dafür sind wir ihm zu großem Dank verpflichtet. Wir verlieren unseren Ehrenpräsidenten. Wir verlieren einen großen Unternehmer und leidenschaftlichen Vertreter der Interessen der Automatenwirtschaft.

Sein Wirken hallt nach. Sein Vermächtnis bleibt Teil unseres Verbandes.

Der Verband der Deutschen Automatenindustrie verneigt sich mit großer Dankbarkeit vor der Lebensleistung seines Ehrenpräsidenten.

Vorstand, Geschäftsführung,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glieder Verband der Deutschen Automatenindustrie e. V.

Wir trauern um den Gründer unseres Familienunternehmens

Paul Gauselmann

*26. August 1934

† 21. August 2026

Träger des Bundesverdienstkreuzes 1. Klasse Ehrenbürger der Städte Espelkamp und Lübbecke

Mit unermüdlicher Kraft, Mut und dem festen Glauben an seine Ideen hat er sein Unternehmen aufgebaut. Um den Fortbestand seines Lebenswerks über Generationen hinweg zu sichern, gründete Paul Gauselmann 2016 gemeinsam mit seiner Familie die Gauselmann-Familienstiftung, deren Vorsitzender er bis 2024 war.

Sein unternehmerischer Erfolg war für ihn stets untrennbar mit gesellschaftlicher Verantwortung verbunden: Er unterstützte zahlreiche Projekte aus Sozialem, Kultur, Sport und Gesundheit in der Region Minden-Lübbecke und half in schwierigen Zeiten auch unmittelbar und unbürokratisch.

Wir sind dankbar für alles, was er geschaffen und weitergegeben hat. Seine Werte, seine Ideen und sein unternehmerisches Vermächtnis werden uns Verpflichtung und Orientierung für die Zukunft sein.

Michael Gauselmann Vorstandsvorsitzender der Gauselmann-Familienstiftung

Wir trauern um unseren Gründer und langjährigen Vorstandsvorsitzenden

Paul Gauselmann

*26. August 1934

† 21. August 2026

Träger des Bundesverdienstkreuzes 1. Klasse Ehrenbürger der Städte Espelkamp und Lübbecke

Paul Gauselmann wurde 1934 in Borghorst bei Münster geboren und erlebte als Kind Verlust, Krieg und Entbehrung. In langen Bombennächten entdeckte er die Welt des Spiels und erfuhr am eigenen Leibe, wie beglückend Strategie- und Zufallsentscheidungen sein können – nicht ahnend, dass Spiele sein ganzes Leben bestimmen würden.

Nebenberuflich begann er 1957 mit dem Aufstellen von Musikboxen, bevor er sich 1964 hauptberuflich als Aufsteller von Geldspielgeräten selbstständig machte. 1974 eröffnete er seine erste Spielothek, 1977 brachte er mit dem „Merkur B“ sein erstes eigenes Geldspielgerät auf den Markt und 2014 erhielt er die erste Spielbanklizenz – eine beispiellose unternehmerische Entwicklung.

In 67 Jahren an der Spitze des Unternehmens machte er aus einem Einmannbetrieb einen international tätigen Konzern mit rund 15.000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n. Über Jahrzehnte prägte er zudem als Vorstandsvorsitzender des Verbands der Deutschen Automatenindustrie e.V. die gesamte Branche mit.

Seinen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n begegnete er zeitlebens mit Respekt und auf Augenhöhe. Wir verlieren einen herausragenden Unternehmer und werden sein Lebenswerk in seinem Sinne fortführen.

Unser tief empfundenes Mitgefühl gilt seiner Familie.

In respektvoller Erinnerung

Im Namen aller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 Der Aufsichtsrat und der Vorstand der MERKUR GROUP

Blick auf die älteste Kaserne der Bundeswehr: Die Krahnenberg-Kaserne in Andernach
Foto Frank Röth

Kasernenbau am Fließband

Die Bundeswehr braucht neben Waffen auch Kasernen. Und das möglichst schnell. Für die Bauwirtschaft ist das ein gutes Geschäft.

Von Bernd Freytag, Mainz

Wenn die Bundeswehr nach dem Willen des Bundeskanzlers zur stärksten Armee Europas werden soll,

braucht sie neben Waffen und Drohnen auch Kasernen, und das möglichst schnell. Neue und grundsanierte Unterkünfte, Küchen, Sanitätshäuser, Hallen mit Platz für Fahrzeuge, technische Ausrüstung, Munition und Waffen. Das alles ist nicht nur eine Mammutaufgabe für die Bundeswehr, sondern auch ein großes Geschäft für die hiesige Bauwirtschaft.

Wie groß genau, wurde diese Woche klar. Auf der Hardthöhe in Bonn unterzeichneten Vertreter von Bundeswehr und Unternehmen ein Vertragspaket im Gesamtvolumen von 4,6 Milliarden Euro. Für das Geld sollen kurzfristig 300 Gebäude in 130 Liegenschaften entstehen, mehr als 63.000 zusätzliche Betten für Rekruten und Ausbilder. Gehen die Pläne auf, sollen die ersten vierzehn Gebäude schon Mitte 2027 fertig sein.

Um das nötige Tempo zu bekommen, setzen Bundeswehr und Unternehmen auf Standardisierung. Serielles Bauen mit vorgefertigten Betonteilen, einheitliche Grundrisse und die Typisierung von Gebäudeteilen sollen den Bau beschleunigen und „zu einem wiedererkennbaren Erscheinungsbild beitragen“.

Tatsächlich ging die Vergabe der Aufträge schnell: Im Mai 2025 hat da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das Projekt „G-CAP Inland – Stufe 1“ beschlossen. G-CAP steht für German Armed Forces – Contractor Augmentation Program. Ausgeschrieben und vergeben hat die Verträge im Auftrag der Bundeswehr der Bau- und Liegenschaftsbetrieb Nordrhein-Westfalen. Die Vergabe startete im Dezember 2025, im August 2026 wurden alle Verträge unterzeichnet – für Bauprojekte in dieser Größe mit staatlichem Akteur ein ohne Frage schnelles Verfahren. Jetzt müssen die Bauunternehmen zeigen, dass sie es können.

Die Bundeswehr hat die Aufträge nach eigenen Angaben in vierzehn Lose aufgeteilt. Auf jedes dieser Lose konnten sich einzelne Unternehmen oder die in der Bauwirtschaft üblichen Arbeitsgemeinschaften bewerben. Größter Auftragsgewinner dürfte die bayerische Baugruppe Max Bögl sein, eines der größten Bauunternehmen Deutschlands. Bögl hat nach eigenen Angaben als Generalunternehmer den Zuschlag für den Bau von 102 Unterkunftsgebäuden in Bayern, Niedersachsen und Ostdeutschland erhalten. Auftragswert rund eine Milliarde Euro.

Der Stuttgarter Baukonzern Wolff & Müller hat sich mit der OBG-Gruppe aus dem Saarland und dem bayerischen Betonteilehersteller Lechner zusammengetan und den Zuschlag für zwei Lose bekommen. Für zusammen 370 Millionen Euro sollen sie fünfundzwanzig Kasernengebäude bauen, in Baden-Württemberg, Hessen, Rheinland-Pfalz und dem Saarland.

Das Trio setzt nach eigenen Angaben auf serielles und standardisiertes Bauen. Man plane mit vier Gebäudetypen in drei Formen, also maximal zwölf Varianten. Lechner-Geschäftsführer Tobias Lechner spricht in einer Mitteilung von „maximalem Wiederholungsfaktor“ und „maximalem Vorfertigungsgrad“. Die nötigen Betonfertigteile baue das Unternehmen weitgehend selbst.

Standardisiert hergestellt werden demnach neben Elementen für den Rohbau und das Dach auch die sogenannten TGA-Zentralen, das sind Gebäudeteile, in denen die Haustechnik untergebracht wird, also Heizung, Lüftung, Elektrotechnik. Damit Planung und Bau zügig vonstattengehen, setze die Arbeitsgemeinschaft auf BIM, also auf digital vernetztes Planen und Herstellen.

Ein Selbstläufer wird der Bau dennoch nicht, schließlich unterscheiden sich die Standorte teils erheblich. Infrastruktur und Zufahrten müssten vor Ort gelöst und in die standardisierte Planung eingepasst werden, heißt es. Die größte Herausforderung ist nach Angaben von Wolff-&-Müller-Vertreter Roman Sailer der enge Zeitrahmen. Sobald die zuständige Behörde den Vertrag abrufe, hätten die Unternehmen drei Monate Zeit für Planung und Arbeitsvorbereitung. In weiteren sieben Monaten müssten die Gebäude dann schlüsselfertig gebaut werden.

Die Zeit drängt, aktuell kommt die Bundeswehr ohne Container nicht mehr aus. Aus einem eigens aufgelegten Sofortprogramm will sie bis Ende September 4800 „Unterkunftscontainer“ für 32 Liegenschaften bereitstellen. Eine Dauerlösung ist das nicht.

Die Bauwirtschaft hat sich auf die neuen Auftraggeber aus der Rüstung bereits eingestellt. Wolff & Müller, mit mehr als 2200 Beschäftigten und über einer Milliarde Euro Bauleistung einer der großen Mittelständler der Branche, hat dafür sogar eine eigene Einheit gebildet. Die Wolff & Müller Government Services baut nach eigenen Angaben schon heute für die Bundeswehr und die amerikanischen Streitkräfte im In- und Ausland. Zusammen mit der saarländischen OBG hat sie unter anderem 54 Reihenhäuser für die amerikanische Armee im rheinland-pfälzischen Baumholder gebaut.

Das laufende Programm der Bundeswehr zielt darauf ab, bestehende Kasernen mit neuen Gebäuden zu erweitern. In einer zweiten Stufe soll nach dem Willen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dann der „Kasernenbau am Fließband“ Wirklichkeit werden: neue Garnisonen, fertig aus der Fabrik.

Investor erregt Aufsehen mit Vorstandsexit bei Techem

Knall auf Fall tauscht das Private-Equity-Haus Partners Group zwei Vorstände des Heizkostenerfassers aus

FRANKFURT/ESCHBORN. Mit dem Austausch zweier Geschäftsführer bei seinem Heizkostenerfasser Techem rückt der Finanzinvestor Partners Group ins Rampenlicht. Knall auf Fall sind Unternehmenschef Matthias Hartmann und Finanzchef Carsten Sürig aus der Geschäftsführung ausgeschieden. Einen Tag nach Bekanntgabe der Personalie standen beide am Freitag schon nicht mehr an der Spitze des Unternehmens, und es gibt zwei interimistische Ko-Leiter. Wie die F.A.Z. aus unternehmensnahen Kreisen erfuhr, wurden beide Manager äußerst kurzfristig über ihren Abgang informiert.

Eine Person aus dem Umfeld des Unternehmens sagte, der Investor habe Hartmann und Sürig am Dienstag zu einem Gespräch am Donnerstag gebeten. Darin erfuhren sie von der Personalie mit Wirkung vom selben Tag. Techem und Partners Group lehnten dazu einen Kommentar ab. Der Schweizer Investor hält die Mehrheit am Ablesekonzern aus Eschborn, andere Investoren sind mit Minderheitspaketen beteiligt.

In einer Mitteilung an Mitarbeiter, die der F.A.Z. vorliegt, informierte der Aufsichtsrat, er habe sich mit den beiden 60 Jahre alten Managern „einvernehmlich auf einen Wechsel an der Führungsspitze verständigt“. Hartmann hatte vor vier Monaten angekündigt, seinen Vertrag über das Frühjahr 2027 hinaus nicht zu verlängern. Er hat dem Vernehmen nach schon einen neuen Leitungsposten in einem anderen Unternehmen in Aussicht. Eine vorzeitige Trennung vonseiten des Eigentümers ist in einer solchen Situation nicht völlig ungewöhnlich – unüblich aber ein derart abrupter Abgang, zumal noch kein regulärer Nachfolger benannt ist.

Stattdessen führt nun eine Übergangsdoppelspitze das Unternehmen aus Eschborn, „bis die Positionen endgültig neu besetzt sind“, wie Techem mitteilte.

Das Duo besteht aus dem Deutschlandchef Ulrich Schiller, 50 Jahre, und Aufsichtsratsmitglied Michael Nilles, 53 Jahre. Das dritte Mitglied der Geschäftsführung, Nicolai Kuß, verbleibt in seiner Position, er verantwortet Vertrieb und Kundenmanagement.

Komplett überrascht worden ist dem Vernehmen nach Sürig, der unter anderem bei Anleiheinvestoren einen guten Ruf genießt – so wie auch Hartmann in der Branche anerkannt ist. Als Techem Ende April bekannt gab, Hartmann werde seinen Vertrag im kommenden Frühjahr nicht verlängern, hatte man sich mit der Nachfolge noch Zeit gelassen: Das zuständige Gremium werde „zu gegebener Zeit einen strukturierten Nachfolgeprozess durchführen“, hieß es damals. Erst vor einer Woche schickte Techem eine Terminvormerkung („Save the Date“), wonach Hartmann am 1. Oktober den „Techem Atlas“ vorstellen sollte, der die Entwicklung von Energie-, Wärme- und Wasserverbrauch in deutschen Mehrfamilienhäusern beleuchtet – ein weiteres Indiz dafür, dass der Wechsel auch intern abrupt kam. Techem ist, mit Unterbrechung, seit 30 Jahren in der Hand von Private Equity. Im vergangenen Jahr geriet das Unternehmen zum wiederholten Male in eine neue Eigentümerkonstellation. Partners Group hatte den Erfasser von Heizungs- und Wasserkosten in Immobilien an den US-Finanzinvestor TPG veräußern wollen. Doch der zog sich aus der 6,7 Milliarden Euro schweren Vereinbarung zurück, als die EU-Kartellaufsicht eine vertiefte Prüfung wollte. Stattdessen stieg TPG am

Oberster Ableser: Matthias Hartmann
Foto Lucas Bäuml

Ende mit einer Minderheitsbeteiligung ein. Nach damaligen Techem-Angaben lagen in der neuen Struktur noch 51 Prozent bei Partners Group. Als weitere Minderheitseigner wurden der singapurische Staatsfonds GIC und die Investmentgesellschaft Mubadala aus Abu Dhabi genannt.

Partners Group ist in Deutschland vor allem durch den Spielzeughersteller Schleich bekannt, den der Investor 2019 erworben hatte. Das Unternehmen durchlief eine Umstrukturierung, der Firmensitz wurde von Schwäbisch Gmünd nach München verlegt, wichtige Abteilungen wanderten nach Prag ab. Laut einer aktuellen Mitteilung des Bundeskartellamts will der Investor H.I.G. Capital eine Minderheit an Schleich erwerben. Das Magazin „Finance“ aus der F.A.Z.-Gruppe arbeitet auf Basis einer Anmeldung bei der österreichischen Wettbewerbsbehörde heraus, es gehe um einen Debt-to-Equity-Swap, bei dem Kreditgeber Forderungen in Anteile tauschen. Die heimische Presse berichtete über Probleme auch in anderen Beteiligungen: „Götterdämmerung am Zugersee“, titelte die schweizerische „NZZ“ im Mai in Anspielung auf den Sitz der Gesellschaft. Partners Group gehört zu den Private-Equity-Häusern, die an der Börse notiert sind. Die Aktie hat seit Jahresbeginnt etwa ein Viertel an Wert verloren.

Techem ist einer von zwei dominierenden Konzernen, die den Wärme- und Wasserverbrauch in Mehrfamilienhäusern erfassen und die Kosten für die einzelnen Haushalte berechnen. Großer Konkurrent ist Ista. Kunden sind Wohnungsbaugesellschaften, Hausverwaltungen und Eigentümer in Mehrfamilienhäusern. Der früher börsennotierte Konzern erzielt nach den jüngsten veröffentlichten Angaben mehr als eine Milliarde Euro Jahresumsatz mit 4300 Beschäftigten und bedient knapp 14 Millionen Wohnungen in 18 Ländern. KLAUS MAX SMOLKA

Betrüger Holt setzt sich ab – nach Russland?

Unternehmer nutzt Ausgang aus der Haftanstalt

FRANKFURT. Seit dem Frühjahr 2025 konnte Hendrik Holt die Justizvollzugsanstalt (JVA) im Süden von Berlin am Tag verlassen. Nun hat der wegen Betrugs verurteilte Unternehmer die Erleichterungen des offenen Vollzugs genutzt, um sich vermutlich ins Ausland abzusetzen. Wie die Staatsanwaltschaft Osnabrück auf Anfrage der F.A.Z. schriftlich bestätigte, kehrte Holt am 25. August, also vergangenen Dienstag, nicht von einem genehmigten, unbegleiteten Ausgang in die JVA zurück.

„Mittlerweile liegen Tatsachen vor, aufgrund derer von einer Flucht auszugehen ist“, teilte ein Behördensprecher mit. Holt habe schriftlich per E-Mail gegenüber der JVA ausrichten lassen, dass er nicht zurückkehren werde. Die Staatsanwaltschaft Osnabrück hat schon Fahndungsmaßnahmen eingeleitet. Das Landgericht Osnabrück hatte Holt im Jahr 2022 wegen bandenmäßigen Betrugs, Bestechung und Urkundenfälschung zu einer Gesamtfreiheitsstrafe von mehr als acht Jahren verurteilt.

Am Donnerstagnachmittag hat der Instagram-Account „hendrikrichardholt“ ein Bild und ein Video hochgeladen, die aus Moskau sein sollen. Der Account lädt seit November 2025 Bilder von Holt hoch, hat über 60.000 Follower und ist verifiziert. Beide Beiträge wurden als Story hochgeladen; sie verschwinden also nach einem Tag automatisch. Das Bild zeigt eine Straße bei Nacht, darüber steht „Liebesgrüße aus Moskau sehr schön hier der Kaviar ist fantastisch“. Der Bildausschnitt des Videos schwenkt von einem pinken Haus zu einem gelben.

Einiges deutet darauf hin, dass dieses Video aus Moskau ist. Die F.A.Z. hat das Video mit Straßenansichten von Yandex Maps verglichen. Yandex Maps ist ein russischer Kartendienst. Demnach befindet sich das pinke Haus im Stadtteil Basmannyj im Nordosten Moskau. Auf einer Straßenansicht aus dem Jahr 2025 sieht man an dem gelben Nachbarhaus ein rotes Plakat, das für eine Opernaufführung wirbt. Dieses Plakat ist auch in der Instagram-Story erkennbar.

Auch das Wetter würde ins Bild passen: Laut dem Wetterdienst der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ar es am Donnerstagnachmittag bewölkt, was dem Bild auf Instagram entspricht. Trotzdem ist unklar, ob Holt selbst zu diesem Zeitpunkt dort war. Denkbar ist auch, dass jemand anderes das Video aufgenommen hat, auch schon vor einer

Weile. Insbesondere ist es leichter geworden, Videos mithilfe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zu verfälschen.

Der heute 36 Jahre alte Holt galt einst als unternehmerisches Wunderkind aus dem Emsland. Der Unternehmer vermarktete mit anderen Beteiligten im großen Stil Windparks, die nur auf dem Papier existierten. Mehrere ausländische Energiekonzerne fielen auf diesen Schwindel und gefälschte Dokumente herein und schlossen Projektverträge mit Holts Unternehmensgruppe ab. Im Frühjahr 2020 erfolgte seine spektakuläre Festnahme im Berliner Nobelhotel Adlon. Die Ermittler beschlagnahmten mehrere Luxuslimousinen, Schmuck und Bargeld.

Hendrik Holt
Foto dpa

Eine Wirtschaftsstrafkammer des Landgerichts Osnabrück verurteilte Holt im Jahr 2022 zunächst wegen des Betrugs zu einer Gefängnisstrafe von siebeneinhalb Jahren. Aufgrund anderer Urteile erhöhte sich diese Strafe später. 2023 zogen Holt und weitere Mitangeklagte ihre Revisionsanträge beim Bundesgerichtshof zurück. Damit waren die Entscheidungen rechtskräftig.

Zunächst saß Holt in einem Gefängnis in Niedersachsen, wurde dann aber im Sommer 2023 auf seinen Antrag hin nach Berlin verlegt. Im Vergleich zu anderen Bundesländern nutzt die Berliner Strafjustiz den offenen Vollzug deutlich stärker als Maßnahme zur Vorbereitung auf die spätere Entlassung aus der Haft. Der Strafvollzug ist auf die schnelle Integration von verurteilten Straftätern in den Alltag geprägt. Das ist der Berliner Justiz nun im Fall von Holt zum Verhängnis geworden. baha./mj.

Anthropic erzielt Etappensieg

KI-Unternehmen liegt im Streit mit dem Pentagon

SAN FRANCISCO. Die KI-Firma Anthropic hat einen wichtigen Etappensieg in ihrem Streit mit dem Pentagon über die Verwendung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im Militär errungen. Eine kalifornische Richterin entschied, dass die Einstufung von Anthropic als Lieferkettenrisiko für die nationale Sicherheit durch das US-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nicht gerechtfertigt war und aufgehoben werden muss.

Auslöser für den Konflikt war das Beharren von Anthropic darauf, dass KI-Modelle des Unternehmens nicht zur Massenüberwachung von Amerikanern sowie in autonomen Waffensystemen genutzt werden dürfen. Das US-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fordert hingegen die Rechte für „jede rechtmäßige Nutzung“ ein und betont, dass kein Unternehmen der Regierung Vorschriften machen könne.

Richterin Rita Lin kam zu dem Schluss, dass die Einstufung als Lieferkettenrisiko nur auf dem Wunsch basierte, ein Exempel zu statuieren, weil Anthropic die Regierung kritisiert hatte – und nicht auf einer begründeten Befürchtung, dass die Firma ihr KI-Modell tatsächlich sabotieren würde. Sie hatte schon im Frühjahr die Umsetzung der Regierungsentscheidung blockiert. Eine Einstufung als Lieferkettenrisiko hat für ein Unternehmen weitreichende Folgen über die Nutzung im US-Militär hinaus. So hatte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angeordnet, dass alle US-Bundesbehörden die Nutzung von Anthropic-Technologie einstellen sollen. Zudem hieß es von Verteidigungsminister Pete Hegseth, dass auch alle Unternehmen ihre Geschäftsbeziehungen zu Anthropic kappen müssten, wenn sie das US-Militär beliefern wollten. Zugleich betonte die Richterin, dass da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nicht Anthropic-Software nutzen müsse, sondern stattdessen auf Technologie anderer KI-Unternehmen umsteigen könne, solange dies rechtlich einwandfrei geschehe. Das Pentagon schraubte die Nutzung von Anthropic-KI zurück und will sie bis Ende September komplett aufgeben. Anthropic-Chef Dario Amodei warnt, dass KI es möglich mache, über das Netz verstreute Daten einzelner Menschen automatisiert zu einem detaillierten Bild ihres Lebens zusammenzusetzen. dpa

Rekordpreis für Durchfahrt

5,3 Millionen Dollar für Fahrt durch Panamakanal

PANAMA-STADT. Ein Tanker mit Flüssiggas (LPG) an Bord hat eine Re- kordsumme von 5,3 Millionen Dollar für eine bevorzugte Durchfahrt des Panamakanals vor geplanten Beschränkungen des Schiffsverkehrs bezahlt. Das sei die bislang höchste Summe, die bei der Auktion für die Durchfahrten gezahlt wurde, sagte die stellvertretende Leiterin der Panamakanal-Behörde, Ilya Espino de Marotta.

Schiffe buchen ihre Durchfahrt durch den Panamakanal für gewöhnlich im Voraus. Schiffe ohne Buchung warten im Schnitt fünf Tage auf die Passage, allerdings können sie auch Last-Minute-Durchfahrten bei einer Auktion ersteigern. Nach Angaben der Kanalbehörde belief sich der durchschnittliche Auktionspreis zwischen Oktober 2025 und Februar 2026 auf rund 55.000 Dollar.

Nach Angaben der Finanznachrichtenagentur Bloomberg handelte es sich bei dem Schiff, das sich nun für 5,3 Millionen Dollar die Durchfahrt sicherte, um die „G. Spirit“. Der südkoreanische Konzern SK Gas bezahlte die Rekordsumme für die Durchfahrt am 1. September. Ab dem 3. September reduzieren die Behörden schrittweise den Schiffsverkehr auf der Route. Grund ist die derzeitige Trockenheit in Mittelamerika. Als Grund wird das Klimaphänomen El Niño angesehen.

Dabei erwärmt sich die Wasseroberfläche im östlichen und zentralen Pazifik nahe dem Äquator. Das hat Auswirkungen auf Wind, Luftdruck und Niederschläge in der ganzen Welt. In Mittelamerika sorgt es derzeit für Dürre: Im Gebiet des Panamakanals lagen die Niederschlagsmengen von Mai bis August dieses Jahres 34 Prozent unter dem historischen Durchschnitt.

Für den Betrieb der Schleusen des Panamakanals sind große Wassermengen nötig. Sie werden aus einem von zwei Seen gespeisten Wassereinzugsgebiet entnommen. Wegen der fehlenden Niederschläge sind die Wasserpegel in den Seen deutlich gesunken. Der rund 80 Kilometer lange Panamakanal verbindet den Atlantik und den Pazifik. Fünf Prozent des globalen Seehandels passieren die Wasserstraße. Vor allem Schiffe aus den USA, China, Japan, Chile und Südkorea nutzen den Kanal. AFP

Ein erfülltes Leben hat sein Ende gefunden.

Dr. Burkhard Hense

* 20. Oktober 1942 † 14. August 2026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Gabriele Hense-Rademacher

Christian Hense und Begoña González-Alemán Calleja mit Daniel, Mateo und Nicolas

Stefanie und Philip Parsons

mit Maximilian, Lilly und Clara

Dr. Florian und Carolin Hense mit Louisa und Titus

mit Louisa und Titus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3. September 2026 um 14.00 Uhr in der Schlosskirche in Bad Homburg vor der Höhe statt.

Anstelle von zugedachten Kränzen oder Blumen bitten wir um eine Spende für „Deutsches Krebsforschungszentrum“, IBAN: DE98 6725 0020 0005 0000 50, Kennwort: Dr. Burkhard Hense.

Familie Hense, c/o Trauerzentrum Eckhardt-Zahradnik, Hessenring 85, 61348 Bad Homburg

Die Musik schließt dem Menschen ein unbekanntes Reich auf.

E. T. A. Hoffmann

Ein mit Musik erfülltes Leben ist zu Ende gegangen.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Peter Tonger

Mit großer Trauer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 22.3.1937 † 15.8.2026

Dr. Burkhard Hense

Aufsichtsrat, Geschäftsführung und Mitarbeitende der

PricewaterhouseCoopers GmbH Wirtschaftsprüfungsgesellschaft

Unsere Gedanken und unser aufrichtiges Mitgefühl sind in dieser schweren Zeit bei seiner Familie, der wir unser herzliches Beileid aussprechen.

Dr. Burkhard Hense hat über Jahrzehnte die Geschicke unserer Unternehmensgruppe maßgeblich geprägt. Mit hoher fachlicher Kompetenz, unternehmerischem Weitblick und großem persönlichen Engagement setzte er sich in besonderer Weise für die Interessen unserer Mandanten und unserer Mitarbeitenden sowie für die erfolgreiche Entwicklung unserer Gesellschaft ein. Sein Engagement reichte dabei weit über unsere Gesellschaft hinaus. In führenden Positionen innerhalb berufsständischer Organisationen trieb er die Entwicklung des Berufsstands nachhaltig voran.

Thomas und Parthena Tonger mit Helena und Konstantin

Prof. Dr. Lily Tonger-Erk und Dr. Robert Schmaltz

Auch nach seiner aktiven Zeit blieb er PwC eng verbunden und engagierte sich weiterhin in verantwortungsvollen Funktionen für unsere Gesellschaft.

mit Henriette und Anton

Jutta Tonger-Erk

Johanne Tonger-Erk und Dr. Hannes Günter mit Thea und Kurt

Träger des Verdienstkreuzes am Bande des Verdienstorden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langjähriges Mitglied des Vorstands unserer Gesellschaft, der am 14. August 2026 im Alter von 83 Jahren verstorben ist.

Oliver und Birgit Kind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Freitag, dem 18.9.2026, um 10.30 Uhr in der Trauerhalle des Friedhofs in Köln-Rodenkirchen, Sürther Straße, statt. Die Urnenbeisetzung erfolgt anschließend.

Philipp und Annette Kind mit Familie

Statt Blumen bitten wir im Sinne des Verstorbenen um eine Spende für KammerMusikKöln e.V., IBAN: DE52 3705 0198 1930 4382 86, oder Endlich. Palliativ & Hospiz Köln e.V., IBAN: DE03 3705 0299 0310 5523 58, Verwendungszweck: Spende Peter Tonger.

Familie Tonger c/o Bestattungshaus Christoph Kuckelkorn, Zeughausstraße 28-38, 50667 Köln

Professor Dr.jur. Dr.h.c.

Uwe H. Schneider

29. Januar 1941 - 24. August 2026

In Liebe und voller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Dr. med. Ulrike Rodenwald

Dr. jur. Sven H. Schneider und Hannah Kristina Friedrich mit Felix, Gabriel und Maximilian

mit Julius, Adrian und Konstantin

Prof. Dr. med. Susanne A. Schneider-Pils und Dr. phil. Holger Pils

Axel und Dr. med. Sabine Schneider Svea Schütz

Dorothee Schneider

*8.10.1941 † 17.7.2026

Cordula Nagaba-Peters

Werner und Gunda Pils

Am Elfengrund 39,64297 Darmstadt-Eberstadt

Im Namen der Familie und Freunde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Freitag, 18. September 2026, um 15 Uhr in der Pauluskirche, Niebergallweg 20, Darmstadt, statt. Die Beisetzung erfolgt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Die Trauerfr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Beisetzung findet am Freitag, den 4. September 2026, um 10 Uhr, in der All Saints Church, Hüttenweg 46, 14195 Berlin statt (ggü. Waldfriedhof Dahlem).

Anstelle freundlich zugedachter Blumen erbitten wir auf Wunsch des Verstorbenen eine Spende zugunsten der Restaurierung des Bacchusbrunnens auf der Darmstädter Mathildenhöhe.

Prof. Dr. Klaus-Jürgen Bruder

Empfänger: Wissenschaftsstadt Darmstadt, IBAN: DE93 5085 0150 0000 5440 00 Verwendungszweck: Denkmalschutz, Debitorennummer 162552, Bacchusbrunnen

Es stößt anderen zu, und wir nehmen es hin. Es trifft uns selbst und wir begreifen es nicht.

Dr. Helmut Galts

* 13. Februar 1951 † 1. August 2026

Trauernd und dem Verstehen noch fern, aber voll Dankbarkeit für den Weg, den wir gemeinsam gehen durften, nehmen wir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Abschied.

Carmen Galts

Gerda und Rolf Gerdes

Holger Bolle und Silvia Marx

Hildegard Galts

Michael und Jutta Galts mit Marten und Dyk

Kondolenzanschrift: Familie Galts c/o Bestattungen Rueben, Haus der Begegnung, Uerdinger Straße 640, 47800 Krefeld

Die Trauerfeierlichkeiten haben im engsten Familien- und Freundeskreis stattgefunden.

Anstelle zugedachter Kränze und Blumen bitten wir um eine Spende an die Krefelder Tafel e.V., IBAN: DE75 3205 0000 0065 0385 56, BIC: SPKRDE33XXX, unter dem Kennwort: Dr. Helmut Galts.

Man kann Tränen vergießen, weil er gegangen ist, oder man kann lächeln, weil er gelebt hat. nach David Harkins

Nach einem langen und erfüllten Leben voller Neugier und Interessen ist

Professor Dr. jur. Dr. h.c. Uwe H. Schneider

* Karlsruhe, 29. Januar 1941 † Darmstadt, 24. August 2026

von uns gegangen.

Mit einem lächelnden und einem weinenden Auge für seine wissenschaftlichen Weggefährten

Professor Dr. Heribert Anzinger

Professor Dr. Heinz-Dieter Assmann

Dr. Tobias Brouwer

Professor Dr. Ulrich Burgard

Professor Dr. Mathias Habersack

Professor Dr. Walther Hadding

Professor Dr. Dr. h.c. mult. Peter Hommelhoff

Professor Dr. Gerd Krieger

Professor Dr. Peter O. Mülbert

Professor Dr. Michael Nietsch

Dr. Bernd Singhof

Einen Menschen zu verlieren ist sehr schwer. Doch gerade in Trauersituationen möchten viele Menschen ein Zeichen der Hoffnung setzen. Trauer- und Kondolenzspenden ermöglichen es, Menschen in großer Not zu helfen.

Professor Dr. Dirk A. Verse

Aktion Deutschland Hilft ist ein Bündnis viele renommierter Hilfsorganisationen. Gemeinsam helfen wir den Opfern schwerer Naturkatastrophen ihre Zukunft neu zu gestalten. Helfen Sie mit – mit Ihrer Kondolenzspende.

Ihr Kontakt: Frau Birgit Kruse, Tel.: 0228/242 92-430 www.Aktion-Deutschland-Hilft.de/Kondolenz

Würdesäule.

Bildung ermöglicht Menschen, sich selbst zu helfen und aufrechter durchs Leben zu gehen. brot-fuer-die-welt.de/bildung

Würde für den Menschen.

Mitglied der actalliance

Abschied nehmen

Mehr erfahren Sie unter lebenswege.faz.net

„Lebenswege“, das Trauerportal der F.A.Z., bietet Hinterbliebenen Raum, ihrem Schmerz angemessen Ausdruck zu verleihen. Hier finden sich Traueranzeigen über den Tag ihrer Veröffentlichung hinaus mit der Möglichkeit, eine Kondolenzbotschaft zu hinterlassen.

LEBENSWEG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Hightechproduktion: Micron Technologies in Singapur
Foto Micron

Der überraschende KI-Gewinner Singapur

Jeder zehnte Chip auf der Welt kommt aus Singapur. Ausgerechnet das Finanzzentrum, das vor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zittert, profitiert von deren Boom.

Die größte Überraschung Singapurs zeigt sich auf der Insel eine halbe Stunde Autofahrt gen Nordwesten von den glitzernden Ban-

Von Hendrik Ankenbrand, Singapur kentürmen entfernt. Hier, am nahezu leeren North Coast Drive in Sichtweite des Nachbarstaats Malaysia, soll hinter von Stacheldraht geschützten Mauern und Toren bis Ende des Jahres eine neue Fabrik in Betrieb gehen, in der Hochgeschwindigkeitschips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ntwickelt, zusammengesetzt, verpackt und getestet werden sollen. 1400 neue Arbeitsplätze sollen so entstehen.

Bauherr der ganz in Weiß gehaltenen Hallen ist Micron, das hier sieben Milliarden Dollar neben seinen bereits bestehenden Produktionsanlagen investiert. Gleich nebenan hat der amerikanische Halbleiterhersteller vor ein paar Monaten den Spatenstich für eine weitere, zweigeschossige Fabrik für „NAND-Flash-Wafer“ gesetzt: Speicher-chips, die in Laptops, Smartphones, Servern und Rechenzentren wie in einem digitalen Archiv Fotos, Videos, Cloud-Inhalte und die Trainingsdaten von KI-Modellen speichern. Der Bau mit 65.000 Quadratmeter Reinraumfläche ist Micron weitere 24 Milliarden Dollar wert, ab 2028 soll es losgehen und weitere 1600 Industriearbeitsplätze in Singapur schaffen.

Dabei ist der Stadtstaat in der Welt als Finanzzentrum bekannt, nicht unbedingt als Industriestandort. Die hübsche Ford-Fabrik an der Upper Bukit Timah Road, bei ihrem Bau im Jahr 1941 das erste vollwertige Autoproduktionswerk Südostasiens, ist seit fast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nur noch ein Museum. Doch als Singapur Mitte Juli die erste Schätzung für das Wirtschaftswachstum im zweiten Quartal bekannt gab, hatten selbst die Beamten im Wirtschaftsministerium nicht mit einer solchen Höhe gerechnet: 5,7 Prozent, am Ende waren es sogar noch 0,2 Punkte mehr. Mitte August erhöhte die Regierung ihre Schätzung für das Wachstum im Gesamtjahr deutlich: von zwei bis vier Prozent auf nun bis zu 5,5 Prozent – ein Wert, wie man ihn eigentlich nur von aufstrebenden Schwellenländern kennt, nicht von einem Hochlohnland wie Singapur, in dem das Pro-Kopf-Einkommen um zwei Drittel höher liegt als in Deutschland.

Zu verdanken hat Singapur seinen neuen Höhenflug ausgerechnet dem Boom der KI. Eigentlich ist die Stimmung auf der Insel angesichts der vielen Herausforderungen derzeit nicht die beste: Der Irankrieg und die Zollattacken Donald Trumps bedrohen den Status als Drehscheibe der Globalisierung. Mehr aber noch fürchten die hoch bezahlten Angestellten in Banken und Versicherungen, ihre Jobs an Sprachmodelle wie von KI-Entwickler Anthropic zu verlieren, die in der Theorie Finanzanalysten, Steuerberater, Compliance-Manager und Softwareentwickler arbeitslos machen könnten. Manche Jobs würden verschwinden, hat Ministerpräsident Lawrence Wong am ersten Mai gewarnt. Zum ersten Mal in seiner Geschichte bietet der erzliberale Stadtstaat nun Arbeitslosenhilfe an.

Nun rettet ausgerechnet die KI Singapur ein weltwirtschaftlich verkorkstes Jahr. Dass die Industrieproduktion auf der Insel im zweiten Quartal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eszeitraum um 12,5 Prozent wuchs, ist auf die weltweite Nachfrage nach Hardware für KI zurückzuführen. Plötzlich wird deutlich, dass sich das winzige Land mit der Flächengröße von Hamburg seit den Sechzigerjahren zu einem Elektronikstandort entwickelt hat, der heute den physischen Kern der KILieferkette bildet. Zwar hat Singapur kein eigenes Sprachmodell entwickelt. Auch die Entwicklung der stärksten Hochleistungschips wie von Nvidia findet nicht dort statt, sondern in den USA, und ihre

Fertigung in Taiwan. Singapur, das jeden zehnten Chip auf der Welt herstellt und jede fünfte Maschine für die Halbleiterproduktion, liefert das Gerüst, das die KI-Rechenmaschine umgibt und versorgt. Wenn die Amerikaner den Motor des KIFortschritts entwerfen und die Taiwaner ihn bauen, liefert Singapur also bildlich gesprochen das Getriebe.

Einheimische Unternehmen sind darunter wie der Singapurer Halbleiterzulieferer AEM. Dessen Maschinen testen Chips unter hoher Spannung und Hitze auf ihre Zuverlässigkeit, bevor sie in Servern, Smartphones und KI-Rechenzentren verbaut werden. Vor allem sind es ausländische Weltkonzerne, die Infrastruktur und Rechtssicherheit auf der Insel nahe dem Äquator schätzen und dort investieren. Auch Silicon Box ist ein Singapurer Eigengewächs. Das erst fünf Jahre alte Start-up betreibt im östlichen Tampines ein Werk, das die von anderen gefertigten Chips auf quadratischen Panels „verpackt“, was die Aufteilung in kleine modulare Bausteine ermöglicht und so die Effizienz für KI-Anwendungen erhöht.

Auch der Münchener Halbleiterkonzern Infineon nutzt Singapur nicht nur als Verkaufsbüro. Die Deutschen sind bereits seit 1970 auf der Insel, zunächst als Teil von Siemens. Heute steuert Infineon als eigenes Unternehmen von dem Logistikhub aus nicht nur einen Großteil seines Jahresumsatzes. In Singapur betreibt Infineon auch eine Fertigung für Leistungshalbleiter, Sensorik, Mikrocontroller und Sicherheitschips. Die Bausteine steuern Strom und Energie, regeln Motoren und machen die Elektronik zuverlässiger. Während etwa US-Anbieter Micron in Singapur den Speicher für KI baut, for-schen auf der Insel bei Infineon 400 Entwickler nach Wegen, den immer größeren Energiehunger der Rechenzentren zu stillen.

Erkämpft hat sich Singapur seinen Platz in der KI-Lieferkette freilich nicht über Nacht. Bereits im Jahr der Unabhängigkeit 1965 begann die Regierung unter Landesgründer Lee Kuan Yew gezielt, Elektronikkonzerne aus den USA, Japan und Europa anzulocken. Den Anfang machte drei Jahre später der amerikanische Halbleiter-Pionier National Semiconductor mit einer Fabrik, der Texas Instruments, Hewlett-Packard und General Electric folgten. Von heute aus betrachtet, war das Montieren, Verdrahten, Testen und Verpacken der damaligen Chips simpel. Doch es war der Beginn eines jahrzehntelangen Aufstiegs zum Standort für Hightech-Produktion. Die Hersteller schätzten am Standort die stabile Energie- und Wasserproduktion – und dass auch alles andere in dem als „asiatische Schweiz“ bekannten Staat funktionierte.

Nun treibt ausgerechnet die KI, vor der so viele Singapurer Angst haben, das Wachstum. Die Stadt wolle für die Tech-Konzerne ein „verlässlicher, qualitativ hochwertiger Knotenpunkt in der KI-Lieferkette“ bleiben, sagte Wirtschaftsminister Gan Kim Yong, als er im Januar den Grundstein für Microns neue 24-Milliarden-Dollar-Fabrik legte. Doch Singapur wäre nicht Singapur, hätte die Regierung nicht später die Euphorie gleich wieder gebremst: Die Investitionen der Techkonzerne könnten auch wieder zurückgehen – stelle sich der KI-Hype doch noch als Blase heraus.

Interessenten für Werkskauf in Bretten

RAVENSBURG. Die Beschäftigten der Fabrik von Bosch-Siemens-Hausgeräte (BSH) im badischen Bretten hoffen weiter, dass der Münchner Konzern für das Traditionswerk einen Käufer findet.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haben mehrere Unternehmen Vertreter in das Städtchen östlich von Karlsruhe geschickt, die sich die Produktion für Backöfen und Dunstabzugshauben angeschaut haben. BSH bietet die Fabrik nach eigenen Angaben nur potentiellen Käufern aus Europa an, mehrheitlich kommen die Interessenten aus Deutschland.

Nach Informationen der F.A.Z. haben sich bereits mindestens vier Delegationen das Werk angeschaut. Weitere Besuche sind nach BSH-Angaben geplant. Bis Mitte September sollen die Rückmeldungen kommen, ob die potentiellen Käufer in Verkaufsverhandlungen einsteigen wollen.

BSH hatte eigentlich die Absicht, das Werk in Bretten mit rund 1000 Mitarbeitern komplett zu schließen. Nachdem der Betriebsrat ein Alternativkonzept vorgelegt hatte, änderte der Hausgerätehersteller seine Pläne. Nun sucht das Unternehmen für den Teil der Fabrik, der die Dunstabzugshauben produziert, einen Käufer, um im Anschluss als Ankerkunde weiter Dunstabzugshauben aus Bretten zu beziehen. „Die Idee eines eigenständigen Unternehmens mit Zugang zu neuen Kunden und Märkten bietet aus unserer Sicht die Chance, einen relevanten Teil des Standorts und damit möglichst viele Arbeitsplätze zu erhalten“, hatte BSH-Chef Matthias Metz Mitte Juli der F.A.Z. gesagt.

Die Fertigung von Backöfen will BSH an andere Standorte verlegen, weil die BSH-Fabriken insgesamt zu wenig ausgelastet sind. Zur Zahl der Beschäftigten in der Produktion von Dunstabzugshauben, und ob diese Stellen durch einen Verkauf gerettet werden können, sagt BSH nichts. „Wir haben alle Aktivitäten zur Verlagerung der Dunstabzugshauben-Produktionsaktivitäten an den polnischen BSH-Standort ausgesetzt“, sagt eine Sprecherin. Der Betriebsrat begrüßt die Gespräche, ist aber auch skeptisch. „Wir sehen die Chance, dass ein Investor kommt“, sagt der stellvertretende Betriebsratsvorsitzende Thomas Rudolph. „Wir wissen aber auch, dass es nicht ganz einfach ist, unser Werk aus dem BSH-Verbund zu lösen.“ ben.

Unser kulturelles Erbe für die Zukunft zu bewahren ist eine große Gemeinschaftsaufgabe. Ob Geburtstag oder Sommerfest, Hochzeitstag oder Klassentreffen, Firmenjubiläum oder Pensionierung: Teilen Sie Ihre Begeisterung für historische Bauten und bitten Sie Ihre Gäste um Spenden an die Deutsche Stiftung Denkmalschu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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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bauen auf Kultur.

ESA fördert deutsche Raketen-Start-ups

Europa soll mit mehr eigenen Raketen einen besseren Zugang ins All bekommen

MÜNCHEN/FRANKFURT. Zwei deutsche Raketen-Start-ups erhalten Großförderungen der Europäischen Weltraumagentur (ESA). Die größte vertragliche Zusage mit 197,8 Millionen Euro erhält das Unternehmen Isar Aerospace aus Ottobrunn bei München für die Entwicklung seiner Spectrum-Rakete. Das Unternehmen Rocket Factory Augsburg wird mit 186,9 Millionen Euro für die RFA-One-Rakete bedacht. Der spanische Wettbewerber PLD Space erhält für seine Miura 5 eine vertragliche Förderung von 158,9 Millionen Euro.

Mit den Verträgen, die die ESA mit den jungen Raketenfertigern geschlossen hat, leitet die Raumfahrtagentur die nächste Phase eines mehrstufigen Wettbewerbs ein. Die „European Launcher Challenge“ soll für einen besseren Zugang Europas zum Weltraum mit der Serienreife von mindestens zwei neuen Trägerraketen enden. Die Mittelzusagen sind ein Indiz für den Fortschritt der Start-ups, den ein ESA-Beratungsgremium zuvor analysiert hatte.

Isar Aerospace teilte mit, die Mittel dafür einzusetzen,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von Trägerraketen zu entwickeln sowie den Ausbau von Test- und Startinfrastruktur zu beschleunigen, um die Startfrequenz zu erhöhen und künftige Missionen zu unterstützen. Für das Start-up sind die zugesagten Mittel auch eine wichtige Bestätigung, nachdem in die sem Jahr der zweite Testflug der Träger-rakete Spectrum viermal fehlgeschlagen war. „Wir haben bereits die ersten wichtigen Meilensteine des Programms erreicht und nehmen damit eine Führungssrolle in Europa ein, wenn es darum geht, unabhängigen Zugang zum Weltraum zu sichern“, sagte Stella Guillen, die im Vorstand von Isar Aerospace den Vertrieb verantwortet. Isar Aerospace treibe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europäischer Raumfahrtkapazitäten voran und setze den Maßstab für die Branche. Mit der Finanzierung unterstütze die ESA den Aufbau europäischer Raumfahrtkapazitäten und trage zur Stärkung der Wettbewerbsfähigkeit bei, sagte die ESA-Direktorin für Raumtransport, Géraldine Naja.

Anlässlich seines Besuchs des Isar-Aerospace-Werks in Ottobrunn hatte Bundes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Ende Juli über Pläne für einen Raketenstartplatz der Bundeswehr gesprochen. In Europa gibt es einen Raketenstartplatz auf der schottischen Shetlandinsel Unst (Saxavord) sowie einen im norwegischen Andøya, von wo aus Isar Aerospace in diesem Jahr viermal vergeblich seine Trägerrakete Spectrum zu starten versucht hat.

Die 200 Millionen Euro sind für das Unternehmen ein beträchtlicher Betrag. Bislang dürfte Isar Aerospace knapp 800 Millionen Euro bei Investoren eingesammelt haben. In der jüngsten Finanzierungs runde über 270 Millionen Euro wurde das Unternehmen, bei dem sich auch der NATO-Innovationsfonds und der VW-Großaktionär Porsche Automobil Holding engagiert haben, mit rund zwei Milliarden Euro bewertet.

Die ESA legt in ihrem Wettbewerb einen Fokus auf kleinere Raketen. Die Entwicklungen von RFA und PLD sind für jeweils etwa eine halbe Tonne Nutzlast ausgelegt, die Isar-Aerospace-Rakete soll in ihrer aktuellen Konfiguration bis zu eine Tonne transportieren. Im Geschäft mit größeren Transportmengen sind die Anbieter Ariane und Avio präsent. Die ESA tritt in dem Wettbewerber als inhaltlicher und finanzieller Förderer sowie als Ankerkunde für die Nutzung von Startslots auf, die Funktion der Raketen müssen die Hersteller zeigen. Jetzt liege es an den Wettbewerbsteilnehmern „zu beweisen, dass sie zuverlässige Startdienste für Europa liefern und im Wettbewerb bestehen können“, sagte Lucia Linares, die ESA-Leiterin für Strategie und Trägerraketen.

In der ESA-Launcher-Challenge ist auch noch Maiaspace aus Frankreich, eine Ariane-Tochtergesellschaft, im Rennen. Mit dem Unternehmen wurden bisher noch keine Verträge unterzeichnet. Der Prozess stehe aber „kurz vor dem Abschluss“ und solle „in den kommenden Wochen fortgesetzt“ werden, teilte die ESA mit. maf./tko.

Ausnahmen für Käsebauern

Wegen der Dürre werden in Frankreich die Regeln für die Herstellung gelockert

PARIS. Wegen der Dürre in diesem Sommer hat Frankreich die strengen Herstellungsregeln für besondere Käsesorten gelockert. Bauern der traditionsreichen Käse Abondance, Beaufort und Comté dürfen ihren Kühen ausnahmsweise auch Futter geben, das weiter weg angebaut wurde, beziehungsweise mehr davon. Die drei gekochten Presskäse aus Rohmilch verfügen über die sogenannte geschützte Ursprungsbezeichnung. Dieses europaweite Siegel will besondere regionale Produkte schützen. Für die Herstellung gelten daher strenge Regeln.

Abondance und Beaufort werden in der französischen Region Savoyen hergestellt. Landwirte dürfen ihren Kühen wegen der Trockenheit nun mehr Heu geben. Eigentlich sollen die Tiere hauptsächlich durch Weidegras ernährt werden.

Auch mehr Heu außerhalb des eigentlichen Futtergebiets ist erlaubt. Beim Comté, der im Juramassiv produziert wird, erlaubt Frankreich den Bauern, grünen Mais zu verwenden, der anderswo angebaut wird.

Frankreichs Böden sind laut dem Wetterdienst Météo France so trocken wie nie seit Beginn der Aufzeichnungen 1959. Schon seit Juni macht sich Trockenheit breit und wurde von starkem Regenmangel und hohen Temperaturen verstärkt. Mehr als drei Viertel Frankreichs sind seit Mitte August von Trockenheit betroffen. Seit Anfang Juli hat die Trockenheit der Böden, aufs ganze Land gesehen, im Mittel einen Höchstwert erreicht.

Insgesamt gibt es in Frankreich fast 50 Käsesorten, die als geschützte Ursprungsbezeichnung gelistet sind. Damit ein Produkt das Siegel erhält, müssen alle Schritte der Herstellung in dem genau festgelegten Ursprungsgebiet des Produktes erfolgen und nach einem klar festgelegten Verfahren durchgeführt werden. Dazu gehört etwa auch, woher das Futter stammt und wie lange die Tiere weiden. dpa

WetterKontor

Vorhersage für heute

Tofu gewürzt/geräuchert Tofu natur

Tofu kommt immer häufiger auf den Teller

Leere Regale, eine Vielzahl an Social-Media-Rezepten und eine hohe Nachfrage: Tofu ist im Trend. Dabei handelt es sich keineswegs um ein neues Produkt. Tofu ist ein mehr als 2000 Jahre altes Lebensmittel, mit eigener Tradition, Rezepten und Zubereitungen – mariniert auf dem Grill, geräuchert, frittiert oder als Konsistenzgeber in Soßen und Desserts. Die Möglichkeiten scheinen unendlich. Vor nicht einmal drei Jahren wurden in Deutschland etwa neun Millionen Kilogramm Tofu verkauft. 2025 waren es 13,6 Millionen Kilogramm.

Ein Grund für die Beliebtheit sei die Tradition, sagt Martin Miersch, Vorsitzender des Deutschen Sojaförderrings. Die Vereinigung hat 220 Mitgliedsunternehmen aus Landwirtschaft, Handel und Züchtung, die die Erzeugung und Verarbeitung von Sojabohnen fördern wollen. „Tofu ist ein eigenständiges Lebensmittel, das unglaublich wandlungsfähig ist und durch die Würzung sehr viele Gesichter zeigen kann“, sagt Miersch.

Dazu kommen Veränderungen in den Ernährungsgewohnheiten. Trotz der langen Historie wird Tofu häufig als vegetarisches Fleischersatzprodukt wahrgenommen. Und in Deutschland hat die Zahl derer, die sich vegetarisch oder vegan ernähren,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stark zugenommen. 2015 ernährten sich 5,4 Millionen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vegetarisch, 2025 waren es fast 8,5 Millionen. Die Zahl der Veganer hat sich – auf niedrigerem Niveau – fast verdoppelt. ② Insgesamt verzichten mehr als zehn Millionen Menschen auf Fleisch. Pflanzliche Ernährung liege auch so im Trend, sagt Miersch. „Insbesondere bei den Flexitariern.“ Der Markt werde von Verbrauchern bestimmt, die sich in Richtung einer weniger auf Fleisch konzentrierten Ernährung bewegten.

Das Marktpotential für Tofu ist daher groß. Die Verkaufsmenge von pflanzlichen Fleischersatzprodukten insgesamt nahm zwar 2025 laut dem Good Food Institute Europe um etwa zwei Prozent ab. Die Tofuindustrie hingegen wird ausgebaut. Einer der größten deutschen Tofuproduzenten, Taifun, erweitert aktuell seine Kapazitäten. In Freiburg werden eine neue Tofuanlage und ein Soja-Silo gebaut. Die Verkaufsmenge von Fleischersatzprodukten war 2025 dennoch mehr als 3,5 Mal so groß wie die von Tofu.

Ein Grund für das Wachstum des Tofumarkts dürfte der niedrige Preis sein. ③ Andere vegetarische Proteinquellen wie Seitan, das aus Weizenprotein besteht, und Tempeh, ein fermentiertes Sojaprodukt, kosten mehr als das Doppelte. Ein Grund dafür ist die Menge an Tofu, die aus Sojabohnen gewonnen werden kann: Aus einem Kilogramm Soja können zwei Kilogramm Tofu produziert werden.

Wichtig ist dafür die richtige Bohne. „Wenn Sie irgendeine Sojabohne nehmen, dann kommt dabei Tofu raus, bei

Bei manchen ist das Lebensmittel geradezu verhasst, andere kuren die Proteinquelle zum Lieblingsprodukt. Doch warum ist Tofu im Trend?

Von Luca Neuschaefer-Rube (Text), Nicole Gomes Rodrigues und Julia Bellan (Grafik)

① Die Nachfrage nach Tofu steigt Verkaufsmenge von Tofu in Deutschland, in Millionen Kilogramm

② Mehr Menschen verzichten auf Fleisch
③ Tofu ist am günstigsten Durchschnittlicher Preis für vegetarische Proteinquellen, in Euro pro Kilogramm (2025)
Anzahl der Personen in Deutschland, die sich als Vegetarier/Veganer bezeichnen, in Millionen

dem man sagt: Oh ne, irgend so ein Backsteinklotz“, sagt Miersch. Zudem entstünden aus einem Kilogramm Soja möglicherweise nur rund 1,2 Kilo Tofu. Deshalb wurden spezielle Tofubohnen gezüchtet. Werden diese genutzt, „dann kommt da etwas Lockeres, Cremiges, Speckiges bei heraus, das, wenn es aufgebraten wird, eine knusprige Oberfläche bildet und gleichzeitig innen fluffig locker ist“, sagt er. In Tofu-Sojabohnen sei die Fähigkeit spezieller Eiweißgruppen, gleichmäßig Wasser einzulagern, besonders vertreten. Tofuhersteller züchteten diese Bohnen gezielt, erklärt Miersch. Taifun habe Bohnen für seine Produkte in einer Kooperation mit der Universität Hohenheim entwickelt.

④ Doch Soja ist vor allem ein Importprodukt. Der deutsche Selbstversorgeranteil erreicht nur 3,7 Prozent. Laut Zahlen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s wurden 2025 hierzulande 130.800 Tonnen geerntet, etwa 3,4 Millionen Tonnen wurden importiert. Mehr als die Hälfte davon stammt aus den USA. Weitere wichtige Lieferländer sind Brasilien, die Ukraine und Polen.

⑤ Die Produktion von Sojaschrot hat sich in zwei Jahrzehnten verdoppelt

In Deutschland gebe es ein viel größeres Selbstproduktionspotential, sagt Miersch. 2025 wurden bundesweit auf 43.300 Hektar Sojabohnen angebaut, 2016 waren es 15.800 Hektar. Der Fachmann zielt auf mindestens 100.000 Hektar hierzulande ab. Der Klimawandel habe dafür gesorgt, dass es in den meisten

⑥ Fleischersatzprodukte haben einen kleineren ökologischen Fußabdruck

Ökologischer Fußabdruck in Kilogramm CO₂-Äquivalente, je Kilogramm Lebensmittel

Lagen Deutschlands mittlerweile warm genug für den Sojaanbau sei. In der Züchtung habe es „eine kleine Revolution“ gegeben, gute neue Sorten seien entstanden.

Zudem sei das Interesse in größeren Landwirtschaftsbetrieben gestiegen. Das liege auch daran, „dass viele Landwirte unter Druck kommen mit ihren bisherigen Fruchtfolgen“. Bei Pflanzenkulturen wie Mais und Raps gebe es immer mehr Probleme mit Schädlingen und Krankheiten, die dadurch entstünden, dass sie zu oft angebaut werden, also zu häufig in der Fruchtfolge auftauchten. Soja sorge für Entlastung.

„64 Prozent der Ackerflächen in Deutschland sind sojafähig“, sagt der Vorsitzende des Sojaförderrings. Wenn Soja im Durchschnitt zu zehn Prozent in die Fruchtfolge eingebaut werde, könne der Selbstversorgungsanteil Deutschlands theoretisch auf 65 Prozent gesteigert werden. Dass dies noch nicht erreicht sei, liege an etwas, das Miersch ein Ertragsdefizit nennt: Häufig gehe etwa eine halbe Tonne Ertrag je Hektar verloren. Verbesserungen am Anbaustandort, an Maschinen oder im Wissen über Soja könnten dieses Defizit tilgen.

Ein größerer Selbstversorgungsanteil hätte nicht nur Auswirkungen auf Tofu-Fans. ⑤ Etwa 98 Prozent des Sojas wird international als Futter für Nutztiere verwendet. Sojaschrot entsteht bei der Sojaölgewinnung und zeichnet sich durch einen sehr hohen Proteingehalt aus, was ihn zu einem der meistgenutzten Futtermittel macht. In den beiden vergangenen Jahren wurden global jeweils mehr als 277 Millionen Tonnen Sojaschrot produziert. Laut Prognosen können es 2026 mehr als 288 Millionen Tonnen werden. Miersch sagt: „Wenn wir Wirkung erzielen wollen, dann müssen wir erst mal an die Nutztierhaltung gehen.“ Importsoja müsse zum Teil durch heimische Produkte ersetzt werden.

⑥ In Sachen Nachhaltigkeit ist Tofu fast unschlagbar, wie ein Blick auf den ökologischen Fußabdruck von Proteinquellen zeigt. Der liegt laut Ifeu-Institut bei Rindfleisch mehr als 13 Mal so hoch und bei Hähnchen, Fisch und Schweine-fleisch etwa fünfmal so hoch. Auch einen Vergleich mit vegetarischen Ersatzprodukten aus Gemüse oder anderen Proteinquellen gewinnt Tofu. Woran liegt das? „An etwas, das die Fachleute Proteinnutzungseffizienz nennen“, erklärt Miersch.

In einer Sojabohne steckt eine bestimmte Menge an Protein, die sowohl für Tofu als auch für Tiernahrung gebraucht wird. „Wenn ich das Protein an Schweine verfüttere, transportiere ich nur 16 Prozent des Sojaproteins ins Schweinefleisch. Der Rest geht in die Gülle und den Mist.“ Bei Eiern liege die Nutzungseffizienz immerhin bei etwa 25 Prozent. „Die Proteinnutzungseffizienz von Tofu ist hingegen beinahe bei 100 Prozent. Ich überführe quasi sämtliches Protein, das ich in der Sojabohne habe, in den Tofu.“

Eine Vielzahl an Rezepten, ein wachsender Markt, ein großes Potential im Anbau und ein vergleichsweise geringer ökologischer Fußabdruck – unter diesen Voraussetzungen dürfte der Tofu-Trend nicht so bald zu Ende gehen.

statista

statista 📋 Datenrecherche: Luca Neuschaefer-Rube; Quellen: Good Food Institute Europe, IfD Allensbach,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USDA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Ifeu

im Internet: www.faz.net/wetter

Das besondere Wetterereignis
Die F.A.Z.-Wetterinformationen

Städtewetter Deutschland

	29.08.	30.08.	31.08.
Aachen	22°	2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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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	26°	26°	26°
Bremen	24°	23°	22°
Brocken	15°	14°	13°
Cottbus	26°	28°	27°
Cuxhaven	22°	22°	21°
Dresden	25°	27°	26°
Düsseldorf	24°	23°	22°
Erfurt	25°	2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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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dberg	14°	15°	14°
Feldberg/Ts.	19°	20°	19°
Frankfurt	26°	27°	26°
Freiburg	26°	27°	26°
Garmisch	23°	26°	24°
Greifswald	24°	24°	24°
Großer Arber	15°	17°	16°
Hamburg	24°	23°	22°
Hannover	24°	23°	23°
Helgoland	20°	20°	19°
Hof	23°	24°	23°
Kahler Asten	18°	18°	17°
Karlsruhe	26°	27°	26°
Kassel	25°	25°	24°
Köln	25°	25°	24°
Konstanz	25°	27°	25°
Leipzig	26°	27°	26°
Lübeck	23°	23°	22°
Magdeburg	27°	26°	26°
Mannheim	26°	27°	26°
München	25°	2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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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rstdorf	23°	25°	23°
Osnabrück	24°	24°	23°
Passau	27°	29°	27°
Rostock	23°	23°	22°
Saarbrücken	25°	25°	25°
Stuttgart	26°	27°	26°
Sylt	20°	20°	19°
Trier	24°	25°	24°
Zugspitze	6°	8°	7°
Prognosen der Tageshöchsttemperat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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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ter in Deutschland heute

Bremen, Niedersachsen, Hamburg, Schleswig-Holste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echselnd bis stark bewölkt, vor allem an der See einige Regenschauer und vereinzelt auch kurze Gewitter. Temperaturen am Nachmittag zwischen 20 Grad in Nordfriesland und örtlich 25 Grad in der Altmark. Mäßiger bis frischer, in Böen zeitweise auch starker Wind aus Südwest.

Berlin, Brandenburg, Sachsen-Anhalt, Thüringen, Sachsen: Wechsel von Sonnenschein und einigen Wolkenfeldern. An der Ostsee

örtlich Regenschauer, sonst weitgehend trocken. Temperaturen am Nachmittag zwischen 23 und 27 Grad. In den Hochlagen von Erzgebirge und Thüringer Wald kühler. Mäßiger bis frischer Wind aus Südwest.

Nordrhein-Westfalen, Hessen, Rheinland-Pfalz, Saarland Wechselnd bewölkt, zeitweise Sonnenschein. Zunächst nur vereinzelt, am Abend häufiger Regenschauer. Höchsttemperaturen zwischen 20 Grad im Hochsauerland und 26 Grad in der Pfalz. Mäßiger bis frischer, in Böen starker Südwestwind.

Sonnenschein und Wolkenfelder wechseln sich miteinander ab. Zunächst gibt es vor allem rund um die Nordsee, in Schleswig-Holstein und an der Ostsee einige Regenschauer oder Gewitter. Am Abend ziehen im Westen und Nordwesten neue Regenwolken heran. Die Temperaturen steigen auf 20 bis 27 Grad. Im Osten und Süden weht ein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im Norden und Westen ein mäßiger bis frischer und in Böen starker Wind aus Südwest.

Biowetter

Wetterfühige leiden häufig unter Kopfschmerzen, bei einer entsprechenden Vorbelastung treten auch Migräneattacken auf. Personen mit niedrigem Blutdruck und Neigung zu Herz- oder Kreislaufproblemen sollten möglichst auf körperliche Anstrengungen verzichten. Operationsnarben können sich bemerkbar machen. Beifußpollen fliegen schwach bis mäßig, Gräserpollen schwach.

Baden-Württemberg, Bayern Mix aus längeren sonnigen Phasen und Wolkenfeldern, nur noch verein- zelt Regenschauer. Temperaturen am Nachmittag zwischen 21 Grad in Oberfranken und örtlich 27 Grad am Oberrhein.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Wind aus Südwest bis West. Null- gradgrenze bei 3600 Metern Höhe.

Weitere Wetter-informationen und -daten finden Sie im Internet: www.faz.net

H Hoch T Tief Warmfront Kaltfront Mischfront

Städtewetter in Europa

	29.08.	30.08.	31.08.
Amsterdam	22°	22°	21°
Athen	34°	34°	35°
Barcelona	30°	30°	30°
Belgrad	37°	34°	37°
Bozen	32°	32°	32°
Brüssel	22°	22°	21°
Budapest	29°	32°	32°
Bukarest	30°	34°	35°
Dublin	18°	19°	19°
Dubrovnik	33°	32°	31°
Helsinki	20°	18°	18°
Istanbul	25°	28°	28°
Kiew	27°	25°	27°
Kopenhagen.	22°	21°	22°
Las Palmas	29°	29°	29°
Lissabon	29°	30°	29°
Ljubljana	22°	28°	30°
London	21°	23°	23°
Madrid	31°	33°	34°

	29.08.	30.08.	31.08.
Mailand	31°	31°	32°
Malaga	29°	29°	31°
Mallorca	32°	32°	32°
Moskau	21°	22°	25°
Neapel	35°	34°	33°
Nizza	30°	29°	29°
Oslo	19°	20°	20°
Palermo	35°	34°	32°
Paris	24°	25°	25°
Prag	24°	27°	26°
Riga	22°	22°	22°
Rom	35°	34°	34°
Sofia	32°	32°	33°
Stockholm	17°	22°	21°
St. Petersburg	22°	17°	24°
Venedig	31°	31°	30°
Warschau	23°	27°	27°
Wien	28°	31°	29°
Zürich	25°	2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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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ädtewetter Afrika
Accra	24°	24°	24°
Algier	32°	33°	33°
Casablanca	27°	28°	28°
Johannesburg	20°	21°	23°
Kairo	37°	37°	35°
Kapstadt	18°	18°	18°
Städtewetter Nordamerika

Chicago	27°	30°	33°
Los Angeles	34°	31°	29°
Miami	36°	36°	36°
Montreal	23°	24°	21°
New York	28°	31°	27°
Vancouver	17°	16°	23°

Städtewetter Lateinamerika
Buenos Aires	20°	21°	20°
Caracas	35°	35°	34°
Lima	24°	23°	23°
Mexiko-Stadt	20°	20°	21°
Rio de Janeiro	34°	32°	33°
Santiago	17°	17°	18°

Städtewetter Naher Osten

Ankara	24°	24°	29°
Antalya	38°	37°	37°
Bagdad	49°	44°	39°
Dubai	47°	47°	46°
Riad	44°	44°	44°

Städtewetter Asien

Bangkok	30°	26°	27°
Hongkong	34°	32°	31°
Shanghai	29°	29°	29°
Neu Delhi	35°	35°	34°
Peking	32°	32°	29°
Seoul	30°	30°	32°
Tokio	24°	24°	28°

Australien und Neuseeland
Auckland	14°	16°	15°
Melbourne	15°	16°	15°
Sydney	19°	21°	23°

Das besondere Wetterereignis Am 29. August 2005 erreichte der extrem starke Hurrikan Katrina bei New Orleans die Südküste der USA. Über 1800 Menschen kamen ums Leben.

„Wir tun Gutes – aber mit unternehmerischem Anspruch“

Versandhandel ist die Keimzelle des Otto-Imperiums. Der neue strategische Kopf dahinter ist Benjamin Otto, der sich in Hamburg als Wohltäter hervortut. Zusammen mit seiner Frau Janina Lin Otto steckt er Millionen in ein Angebot für Leben und Lernen.

Ein Campus neben der Zentrale der Otto Group, fünf Gebäude mit 281 Räumen. Das ist die äußere Form von Life Hamburg. Sie beide haben über Ihre Stiftung das nötige Geld gegeben, damit es jetzt losgehen kann mit diesem Projekt. Um was genau geht es eigentlich?

JANINA LIN OTTO: Life Hamburg ist ein einzigartiger Campus für generationsübergreifendes Miteinander, lebenslanges Lernen, ganzheitliches Wohlbefinden – im Einklang mit unserer Umwelt. Wir geben Raum für den konstruktiven Austausch, aus dem Neues entstehen kann: Werkstätten und Labore, den Garten, die Küche, Räume für Yoga oder Tanz oder Musik.

BENJAMIN OTTO: Wir wollten etwas Neues im Bildungsbereich schaffen, etwas Einzigartiges. Der Ansatz unserer Holistic Foundation ist es, Lebensbereiche zu verknüpfen, die häufig getrennt voneinander gedacht werden: Bildung und Bewegung, Kreativität und Wissenschaft, Theorie und Praxis.

Hat das mit eigenen Erfahrungen zu tun? Für mich hört sich das fast so an, als gäbe es da ein Schultrauma.

BENJAMIN OTTO: Trauma ist zu viel gesagt. Tatsächlich ist es mir in der Schulzeit oft schwergefallen, theoretische Dinge in den Kopf zu bringen. Ich persönlich lerne besser in der Praxis. Frontalunterricht ist einfach nicht für jeden das Richtige.

Blumen, Obst, Gemüse: Am neuen Campus der Holistic Foundation gehört auch Gärtnern zum Programm.

der Planung für Life Hamburg angefangen haben. Wir sind nicht nur angetreten, eine gute Schule ins Leben zu rufen. Wir wünschen uns systemischen Wandel.

Das Interesse ist bestimmt groß. Wer profitiert davon?

Foto Life Hamburg

JANINA LIN OTTO: Wir hatten für die zum Start rund 90 Plätze mehr als tausend Interessenten. Die Entscheidung, wer angenommen wird, wird individuell getroffen: Welche Kinder können wir bestmöglich begleiten?

BENJAMIN OTTO: Mit der Zeit werden wir 450 Schüler aufnehmen oder noch mehr. Wir überlegen auch, das Angebot bis zum Abitur auszubauen – es gibt ja noch Platz auf dem Campus. Wichtig ist: Wir wollen Vielfalt. Unterschiedliche Kinder ergänzen sich in ihren Fähigkeiten und fördern sich dadurch gegenseitig. Die Auswahl trifft die Schulleitung gemeinsam mit dem pädagogischen Team. Das sind Experten, die durch ihre Erfahrung erkennen, spüren, welche Lerntypen in die Lerngruppen passen.

Wer kann die Schule wirklich besuchen? Nur Familien mit großem Geldbeutel, wegen der Schulgebühren?

JANINA LIN OTTO: Am Geld soll es nicht scheitern. Es gibt auch Stipendien seitens unserer Stiftung.

BENJAMIN OTTO: Wir möchten nicht, dass jemand ausgeschlossen wird, das gilt für den ganzen Campus. Natürlich werden wir auch nicht alle Angebote kostenlos halten können. Im Maker Space, einer Werkstatt, wo zum Beispiel 3D-Drucker und Robotik zum Experimentieren stehen, fallen auch Materialkosten an. Aber, nur als Beispiel: Sollte eine Schule aus einem strukturell benachteiligten Stadtteil den Maker Space nutzen wollen, könnte das über unsere Holistic Foundation ermöglicht werden.

JANINA LIN OTTO: Am Ende geht es immer um die Sinnhaftigkeit. Bei der Holistic Foundation messen wir den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Das ist eine Rechnung, die wir selbst entwickelt haben, weil wir mit dem Kapital, das wir investieren, die größtmögliche gemeinnützige Wirkung erzielen möchten.

Wie entsteht das Angebot auf dem Campus?

BENJAMIN OTTO: Die Vernetzung ist das Besondere, das gilt für den ganzen Campus, der durch die räumliche Nähe zur Otto Group einen unkomplizierten Kontakt mit der Wirtschaft ermöglicht ...

... Die Otto-Group-Vorstandschefin Petra Scharner-Wolff hat ja bei der Eröffnungsfeier sinngemäß angekündigt, dass baldmöglichst die ersten Mitarbeiter auf diesem Campus aktiv sein sollen.

BENJAMIN OTTO: Genau, das ist Teil der Vernetzung. Das Kurs- und Veranstaltungsprogramm entsteht aus dem, was an Nachfrage und Angebot kommt, von den Menschen in der Nachbarschaft und von unseren Partnern. Mein Lieblingsbegriff für das, was entstehen soll, ist die Dorfgemeinschaft. Wir schaffen eine Art Dorfgemeinschaft auf dem Life-Campus.

Machen Sie damit nicht anderen Akteuren Konkurrenz? Vereinen, Kirchen, Volkshochschulen?

JANINA LIN OTTO: Wir schließen eine Lücke. Die Menschen sind auf der Suche nach neuen Orten der Zusammenkunft, die wertebasiert agieren und Hoffnung schenken können. Zudem arbeiten wir jetzt schon und weiterhin mit gemeinnützigen sowie wirt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en partnerschaftlich zusammen.

Das könnte auch schiefgehen, wenn einzelne Kursanbieter sich eben nicht mit Ihren Werten identifizieren. Mit Themen wie KI, Social Media, Politik, Demokratie und so weiter könnte das heikel werden.

halle, die von den Schülern tagsüber für Sport genutzt wird, dank integrierter Bühne abends zu einer Konzertlocation werden. Wir planen nach dem Hochlauf mit bis zu 50 verschiedenen Angeboten pro Tag. In drei bis fünf Jahren soll der Campus kostendeckend arbeiten. BENJAMIN OTTO: Wir möchten nicht jährlich von Neuem große Summen spenden. Unser Prinzip folgt der „New Philanthropy“. Wir tun Gutes, aber mit unternehmerischem Anspruch. Wirtschaftliche Modelle haben bewiesen, dass sie auf dem Markt Bestand haben. Wenn man das kombiniert mit Gemeinnützigkeit, entsteht New Philanthropy.

Dass Sie überhaupt so viel geben können, hängt damit zusammen, dass Sie zur Otto-Familie gehören. Ihr Vater war Michael Otto, der aufgrund seiner Leistung oft als „Versandhauskönig“ bezeichnet wird. Von ihm haben Sie im Frühjahr die strategische Führung der Otto Group übernommen, Sie stehen jetzt an der Spitze des Gesellschafter- und Stiftungsrats. Was haben Sie sich vorgenommen in dieser Rolle?

BENJAMIN OTTO: Mein Ziel ist es, die Otto Group in eine starke Zukunft zu führen. Ein wesentlicher Teil dabei wird die nächste Stufe nach der Digitalisierung der industriellen Produktion, die man als Industrie 4.0 bezeichnet hat, sein. Künftig geht es darum, die Mensch-Maschine-Beziehung zu prägen, das ist mein Anliege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hat dabei einen maßgeblichen Einfluss. Es gilt, eine Kultur zu schaffen, in der alle Mitarbeiter die Möglichkeiten der KI gut nutzen können, aber auch Gefahren und Grenzen erkennen. Dabei gilt es auch, genau hinzuschauen, wo KI überhaupt echten Mehrwert bringt.

JANINA LIN OTTO: Genau solche Herausforderungen wollen wir angehen. Jedes Kind hat so viel Potential, und es ist die Aufgabe, dieses Potential in der Schule bestmöglich zu heben. Übrigens findet man gerade unter Unternehmern viele Neurodivergente, also Menschen, die von der Norm abweichen und die es im tradierten Bildungssystem schwerer haben. Gerade diese Menschen können Lösungen für die Herausforderungen unserer Zeit anbieten.

Passenderweise gehört zum Angebot auf dem Campus eine Privatschule. Was ist das Konzept?

Janina Lin und Benjamin Otto

JANINA LIN OTTO: Es handelt sich um eine staatlich genehmigte Schule in freier Trägerschaft. Wir bieten jahrgangsübergreifendes Lernen an, weil das viele Vorteile hat. Die Schüler erfahren eine ganz andere Selbstwirksamkeit. Nicht zuletzt beugt dies Mobbing vor. Statt Schulklassen gibt es bei uns Lerngruppen, und wir starten mit je zwei Lerngruppen für die Jahrgänge eins bis drei und für die Jahrgänge vier bis sechs. Wir haben übrigens auch das Gätrnern wieder in die Hamburger Schulen gebracht. Über das Konzept unserer Academy of Life sind wir im konstruktiven Austausch mit den Behörden, seit wir vor acht Jahren mit

JANINA LIN OTTO: Genau das sind Themen, die uns beiden sehr wichtig sind. Wir planen schon ein KI-Festival für den Herbst und Workshops für Senioren. Wir haben Veranstaltungen zur Medienkompetenz („Use the news“) oder zu Deepfakes, die ja immer schwieriger zu erkennen sind. Für solche Themen haben wir viele tolle Unterstützer in unserem Netzwerk. Wir haben zudem erfahrene Programm-Manager, die Angebote darauf prüfen, ob die Werte zum Campus passen.

Sprechen wir über Geld: Was lassen Sie sich das alles kosten?

Der Name Otto hilft und das Vermögen auch: So realistisch ist Janina Lin Otto (40), wenn sie auf die Arbeit der letzten Jahre blickt, in denen sie mit ihrem Mann Benjamin Otto (51) das Projekt „Life Hamburg“ entwickelte. Sie erklärt, alles sei machbar, wenn man auf seine Stärken setzt. So gründete sie nach dem BWL-Studium ihre erste Firma. Mit ihrem Selbstverständnis als „Zukunftsgestalterin“ fand sie in Benjamin Otto einen Partner, der als Stratege und Visionär gilt. Ausbildung als Bankkaufmann, Studium in London, Auslandsstationen und eigene Gründungen sind die Basis für seine Position als „gestaltender Gesellschafter“ der Otto Group. Im Frühjahr trat er die Nachfolge seines Vaters als Vorsitzender des Stiftungs- und Gesellschafterrats an. Das Paar lebt mit zwei Kindern auf einem Landhof bei Hamburg.

Foto Life Hamburg/

Eine große Aufgabe in einer Zeit, da Otto erhebliche Konkurrenz durch Amazon, Shein und so weiter hat. Aber mit dem Operativen haben Sie in Ihrer Rolle wenig zu tun, nicht wahr? Da geht es doch um Weichenstellungen für lange Zeiträume?

sich das alles Kosten: BENJAMIN OTTO: Wir haben einen mittleren zweistelligen Millionenbetrag allein in den Bau des Campus investiert. Dazu kommen die laufenden Kosten, vor allem fürs Personal. Bei Life Hamburg sind aktuell rund 20 Mitarbeiter tätig, das kann auch noch steigen.

BENJAMIN OTTO: Genau. Meine Stärke liegt in der Strategie. Ich setze visionäre Impulse und denke in Generationen. In unserem Gesellschafterrat, den wir jetzt noch stärker besetzt haben, können wir vielfältige Perspektiven zusammenbringen und so sehr breit denken. Es muss ja nicht so sein, dass die Modelle des Handels immer so bleiben wie heute. Ziel ist, die Stärken innerhalb der Otto Group zu nutzen, um die Zukunft zu gestalten.

Und wie geht es weiter mit der Finanzierung?

JANINA LIN OTTO: Ein Teil der laufenden Kosten wird durch Einnahmen gedeckt für Kursgebühren, durch den Verkauf von Speisen und Getränken, durch die Vermietung von Räumen und Sponsoring. Das ganze Gebäude soll im Idealfall immer mehrfach genutzt werden: So kann zum Beispiel die Multifunktions-

Die Fragen stellte Susanne Preuß.

Strategische Investitionen zahlen sich für Bertelsmann aus

„Bertelsmann brummt“: So fasst der scheidende Vorstandsvorsitzende Thomas Rabe den aktuellen Erfolg des Medienkonzerns zusammen

HAMBURG. Thomas Rabe, der langjährige Vorstandsvorsitzende des Medienkonzerns Bertelsmann, wählt mit Blick auf die Halbjahreszahlen deutliche Worte. „Bertelsmann brummt“, sagte er im Gespräch mit der F.A.Z. Mit einem Plus um fünf Prozent auf 9,3 Milliarden Euro sei das höchste Umsatzwachstum der vergangenen zwei Jahrzehnte erreicht worden, mit Ausnahme des Corona-Jahres 2021. Dazu habe das Portfolio in seiner großen Breite beigetragen, von Penguin Random House, der größten Verlagsgruppe der Welt, bis hin zu Arvato, der Dienstleistungssparte, die mit Logistik- und Finanzservices auch im Mode- und Beauty-Bereich erfolgreich sei.

Mit diesem Wachstum erwirtschaftete Bertelsmann ein operatives Ergebnis von 1,3 Milliarden Euro. Auch das bedeutet ein Plus von knapp fünf Prozent verglichen mit dem Vorjahreswert. Vor allem hob Rabe aber auf das Konzernergebnis ab, das um 45 Prozent auf knapp 300 Millionen Euro stieg.

Wenige Monate bevor Rabe nach 21 Jahren im Bertelsmann-Vorstand zum Jahreswechsel den Chefposten an Thomas Coesfeld, den Enkel des Patriarchen Reinhard Mohn, abgibt, kann er sich damit in seiner Strategie bestätigt sehen. Seit Rabe seine „Boost“ genannten Investitionspläne im Jahr 2021 angekündigt hatte, wurden 7,7 Milliarden Euro investiert. Die Summe steigt sogar auf zehn Milliarden Euro, sobald die schon beschlossene Übernahme des Musikunternehmens Concord abgeschlossen ist, was Rabe für die nächsten Tage erwartet.

Für die Investitionen standen die Globalisierung des Gütersloher Konzerns und seine breitere Aufstellung im Vordergrund. „Ein besonderes Anliegen war und ist für mich die erfolgreiche Transformation der RTL-TV-Geschäfte, eine unserer wichtigsten Ertragssäulen“, betont der Bertelsmann-Topmanager, der einige Jahre in Personalunion auch die börsennotierte RTL Group mit Sitz in Luxemburg sowie RTL Deutschland geführt hat.

Mit hohen Kosten wurde bei RTL über Jahre hinweg das Streaming-Geschäft angeschoben. Ziel war es, die überall bröckelnde Basis des sogenannten linearen Fernsehens (mit festen Sendezeiten) zu kompensieren. „Auch bei Netflix gab es über viele Jahre Anlaufverluste“, bemerkt Rabe gegenüber der F.A.Z. Der Aufbau von Technik und Inhalten, aber auch das Marketing verursachten hohe Kosten, bevor eine breitere Erlösbasis geschaffen sei.

Nun hat das Streaming-Geschäft von RTL im ersten Halbjahr die Gewinnschwelle überschritten. Fürs gesamte Jahr erwartet Rabe einen Beitrag von 120 Millionen Euro operatives Ergebnis (vor Zinsen, Steuern und Abschreibungen). Insgesamt dürfte das RTL-Ergebnis damit auf deutlich über eine Milliarde Euro im Gesamtjahr steigen, auch weil das vierte Quartal durch hohe Werbeerlöse traditionell einen stärkeren Ergebnisbeitrag liefert.

RTL bliebe damit die stärkste Ertragssäule des Medienkonzerns, obwohl die Arvato Group immer stärker aufschließt. Diese Servicesparte hat ihren Ursprung im Buchclub-Geschäft, das wiederum die Keimzelle des heutigen Konzerns war. Mittlerweile hat Arvato Logistik-Kunden aus vielen Branchen, nicht zuletzt Betreiber von Rechenzentren. Arvato Systems wiederum weitet die Aktivitäten im Bereich souveräner Cloud-Dienstleistungen aus.

Über die Finanzdienstleistungen wird Bertelsmann nun sogar zu einer Bank. Für das Fin-Tech Riverty habe man eine Banklizenz in Luxemburg beantragt und erhalten, berichtete Rabe. Auslöser dafür waren regulatorische Veränderungen durch die EU für das Geschäft mit Verbraucherkrediten ab November 2026. Dabei geht es speziell um die als „BNPL“ (buy now, pay later) bezeichneten Ratenkredite, die oft als Schuldenfalle apostrophiert werden. Für Rabe steht fest, dass man die Banklizenz nun aber auch nutzen wolle, nachdem das aufwendige, monatelange Verfahren dafür absolviert sei: „Wir überlegen, was wir über bestehende Geschäfte hinaus machen wollen.“

Zunehmende Bedeutung hat das Thema Gesundheit für das Bertelsmann-Portfolio. Über alle Sparten hinweg komme man in diesem Bereich schon auf eine Milliarde Euro Jahresumsatz, sagte Rabe. Wegen der demographischen Entwicklung einerseits und der hohen Kostenbelastung andererseits sehe man Chancen darin, Lösungen für mehr Effizienz anzubieten. Die Beteiligungssparte, die global 328 Beteiligungen hält, hat im ersten Quartal einen Fonds „Bertelsmann Healthcare Investments“ aufgelegt. SUSANNE PREUß

Messe im Schatten

Von Dominik Jäger

Es reichen 27 Minuten, um fünf Tage Gamescom in den Schatten zu stellen. Am Abend des ersten Besuchertags der größten Videospielmesse der Welt veröffentlicht Rockstar Games einen ausführlichen Einblick in das von vielen Zockern seit Jahren ersehnte Spiel „GTA 6“. Der Nachfolger der erfolgreichen Videospielreihe „Grand Theft Auto“ erscheint nach jahrelanger Verzögerung im November. Zahlreiche andere große Titel kommen erst im Frühjahr 2027 heraus, um bloß nicht mit dem Platzhirsch zu konkurrieren. Die Publisher wie Rockstar Games können jeden Spieler gebrauchen – die Branche steht auf der ganzen Welt unter Druck. Etliche Studios entlassen Entwickler, KI spaltet die Szene. Die Vorteile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liegen auf der Hand: in kürzerer Zeit zu geringeren Kosten programmieren; ganze Spielwelten können so generiert werden. Doch Entwickler sehen sich meist als Teil der Kreativbranche und lehnen den KI-Einsatz ab. Dabei stehen Umfragen zufolge immer mehr Spieler KI positiv gegenüber. Obendrein belastet der Mangel an Halbleitern die ausstellenden Hardwarehersteller. Der Umsatz der Gaming-Branche sank in Deutschland im ersten Halbjahr um drei Prozent. Zudem entwickelt sich der Markt immer mehr zum „Direkt zum Kunden“-Geschäft. Inzwischen kauft die Hälfte der Spieler neue Games direkt über den Webshop eines Entwicklers statt über Plattformen.

Der PlayStation-Hersteller Sony etwa bindet die Kunden immer mehr an sich und ist seit der Corona-Pause nicht auf die Gamescom zurückgekehrt. Der „GTA“-Publisher meidet die Messe ohnehin. Andere sind zwar mit großen Titeln in diesem Jahr zurückgekehrt; und es wird eine Besucherzahl nahe dem Rekordjahr 2019 erwartet, als 373.000 Fans in die Kölner Messehallen strömten. Doch die Gamescom ist in erster Line ein großes Publikumsevent. Zwar attestierte Frank-Walter Steinmeier, der als erster Bundespräsident das Event besuchte, der Gaming-Branche ihre wirtschaftli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Relevanz. Die von der Branche geforderte Steuerförderung kommt so schnell trotzdem nicht. Will die Gamescom Repräsentant der Szene sein, muss sie sich in einem Umfeld behaupten, in dem 27 Minuten Spiel-szenen die Aufmerksamkeit etlicher der rund drei Milliarden Gamer auf sich ziehen.

Chemie mit Optimismus

MÜNCHEN. Die Stimmung in der krisengeplagten deutschen Chemieindustrie hat sich schlagartig aufgehellt: Erstmals seit vier Jahren schätzten die Chemieunternehmen ihre aktuelle Geschäftslage im zu Ende gehenden August wieder positiv ein, wie das Münchner Ifo-Institut mitteilte. Der Indikator ist von minus 14,6 Punkten im Juli auf nunmehr plus 11,6 Punkte gestiegen. Ursache sind demnach durch den Irankrieg bedingte Ausfälle asiatischer Lieferungen.

Der aus aktueller Geschäftslage und den Erwartungen für die kommenden Monate zusammengesetzte Indikator für das Geschäftsklima in der Branche stieg von minus 26,3 auf minus 2,4 Punkte. Ifo-Wissenschaftlerin Anna Wolf sprach von einer „Sonderkonjunktur“. Denn der Irankrieg und die Sperr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s haben die Lieferung von Erdgas und anderen chemischen Grundstoffen nach Asien schwer beeinträchtigt. Folge sind Produktionsrückgänge. Außerdem hatte China Ausfuhrbeschränkungen für Schwefelsäure erlassen, eine für die Düngerherstellung und etliche andere Produkte benötigte Chemikalie.

Die mit Iran verbündeten Rebellen im Jemen bedrohen nach wie vor die Schifffahrt im Roten Meer und damit den Zugang zum Suezkanal. So nehmen viele Schiffe aus Asien den weiten Umweg um die Südspitze Afrikas. Das hat höhere Kosten und längere Lieferzeiten zur Folge. Da kein Ende des Kriegs in Sicht ist, rechnen die deutschen Chemieunternehmen laut Ifo mit einer Fortsetzung der Sonderkonjunktur. dpa

Im Fokus: Händler auf dem Parkett der New Yorker Bö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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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um gerade alle auf Anleiherenditen schauen

Von Jakob Krembzow, Frankfurt

D er Präsident der USA zeigt sich gern tatkräftig. Auf eine Frage nach den Turbulenzen am Markt für amerikanische Staatsan-

leihen drohte Donald Trump dieser Tage in unnachahmlicher Manier mit dem US-Militär als dem stärksten Interventionsinstrument, das den USA zur Verfügung stünde. Ob Donald Trump tatsächlich davon ausgeht, mit dem Militär die Anleihemärkte im Zaum halten zu können oder die finanzpolitische mit der militärischen Intervention durcheinanderbrachte, bleibt sein Geheimnis.

Der Anleihenmarkt ist abermals in den Blickpunkt der breiten Öffentlichkeit geraten, und das bedeutet selten etwas Gutes. Eigentlich soll er das große Schuldenrad sein, das behäbig und einigermaßen vorhersehbar die Kredite der einen mit dem möglichst geduldigen Anlegergeld der anderen zusammenbringt, sodass die einen mit den Zinsen partizipieren können, die anderen die aufgenommenen Mittel möglichst sinnvoller Verwendung zuführen.

Gerät das Rad ins Stottern, kann schnell das ganze Finanzsystem wackeln. Denn sein Umfang ist gewaltig, ebenso die täglichen Umsätze. Laut der jüngsten Zahlen der SIFMA, des amerikanischen Verbands der Wertpapierhändler, betrug die weltweite Summe ausstehender Anleihen im vergangenen Jahr 160 Billionen US-Dollar. Die weltweite Marktkapitalisierung wird dort mit 158 Billionen Dollar ähnlich hoch angegeben. Der gigantische Anleihenmarkt ist im Vergleich zum Aktienmarkt aber hochgradig konzentriert. Jeder fünfte dieser Dollar, 33 Billionen, entfiel auf den größten Schuldner der Welt: die Zentralregierung der USA.

In den USA, wie auch in Europa, machen die Anleihen der öffentlichen Hand jeweils etwas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ausstehenden Schulden am Markt aus. Das zeigt schon, warum diesen Anleihen stets besondere Aufmerksamkeit zuteilwird. Wer so einen großen Marktanteil hat, dessen Wohl und Wehe beeinflusst alles andere.

Für den größten Schuldner gilt das besonders. Nicht nur werden andere Anleihenpreise üblicherweise im Verhältnis zu den US-Anleihen bewertet. Wenn der größte Schuldner künftig höhere Zinsen zahlt, müssen alle anderen Kreditnehmer ebenso bessere Konditionen bieten, um noch mitzuhalten – vom Hauskäufer bis zum Unternehmen, das expandieren möchte. Entwicklungen am größten Schuldenmarkt der Welt sind zudem mittelfristig auch außerhalb der USA zu spüren. Staaten wie Unternehmen, geraten unter Druck, mehr Kompensation zu bieten – US-Anleihen, die eine ansehnliche Rendite versprechen, gibt es schließlich reichlich zu kaufen.

Der wichtigste Referenzkurs für die US-Staatsanleihen ist dabei die Rendite auf Anleihen zehnjähriger Laufzeit. Für lang laufende Schulden sind die Renditen auf dreißigjährige Anleihen maßgeblich. Genau von solch lang laufenden Titel trennten sich die Anleger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in großen Mengen, woraufhin der Kurs der Anleihen nachgab. Da der Kupon, die jährlichen Zinszahlungen des Emittenten an die Halter der Papiere, für eine Staatsanleihe üblicherweise sich nicht ändert, bringen die Anleihen bei niedrigeren Kursen höhere Erträge ein.

Konkret heißt das, wenn eine US-Anleihe einen Nennwert von 100 Dollar hat und einen Kupon von 4,63 Prozent, dass der Halter jedes Jahr 4,63 Dollar vom amerikanischen Staat erhält. Wenn er für diese Anleihe 100 Dollar gezahlt hat, beträgt auch seine Rendite 4,63 Prozent. Hat er aber weniger als 100 Dollar gezahlt, ändert sich die Rechnung. Er bekommt immer noch 4,63 Dollar jährlich, das sind nun aber mehr, als 4,63 Prozent seines Ausgangsinvestments – seine Rendite liegt höher als der nominale Zinssatz.

Nach derselben Mechanik ist es für Anleger weniger attraktiv, den fixen Zins für ein Investment von mehr als 100 Dollar zu bekommen. So erklärt sich der für Anleihemärkte fundamentale Zusammenhang zwischen Kurs und Rendite: Steigt der eine, sinkt die andere.

Für lang laufende Anleihen sind die festgelegten Zinsen grundsätzlich höher als für kurze. Das liegt daran, dass die Kreditgeber länger auf ihr Anlagekapital verzichten müssen, das wird ihnen entlohnt. Es steigt ihr Risiko, dass der Kreditnehmer in der Zwischenzeit bankrottgeht, dass andere, attraktivere Investments sich anbieten, dass die Zinsen sich in der Zwischenzeit ändern oder dass die Inflation den Wert der angelegten 100 Dollar schmälert.

Die Rendite der dreißigjährigen Papiere der USA erreichte vorige Woche mit 5,337 Prozent den höchsten Stand seit 2007. Der amerikanische Finanzminister Scott Bessent kündigte daraufhin an, vom 9. September bis zum 4. November Käufe von US-Staatsanleihen mit langer Laufzeit um 14 Milliarden Dollar zu erhöhen. Die Rückkäufe über alle Laufzeiten könnten dadurch 89 Milliarden in diesem Quartal erreichen. Große Summen, aber trotzdem nur 0,27 Prozent der ausstehenden Schulden in einem Markt über 33 Billionen Dollar.

Solche Eingriffe am Markt vom US-Finanzministerium gibt es sei 2024 regelmäßig. Über ihren Sinn sind sich nicht alle Marktteilnehmer im Klaren. Das Finanzministerium ist der Emittent der Papiere, die es aufkauft. Um die Käufe zu finanzieren, begibt es neue Anleihen mit kürzerer Laufzeit. Am Schuldenstand der USA, Rekordhöhe 123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ändern Interventionen dieser Art also nichts. Was sie ändern, ist die Laufzeit der US-Schulden. Sie beträgt derzeit durchschnittlich knapp sechs Jahre, sie könnte also sinken. Und kürzere Verschuldungsscheine verlangen geringere Zinsen.

Was sich also dadurch ändern kann, sind die Zinszahlungen, die die US-Regierung zu tätigen hat. Sie sollen 2026 erstmals die Billionengrenze überschreiten. Wie schon in den beiden Jahren zuvor lägen sie über den Militärausgaben. Mit Bessents Intervention steigt aber das Risiko durch mögliche Zinserhöhungen. Sie würden schneller für einen größeren Teil der Schulden wirksam werden, die Zinslast würde weiter ansteigen.

Die höheren Renditen sind zunächst ein Marktphänomen. Für die US-Regierung gelten die vereinbarten Zinsen auf die bereits laufenden Anleihen. Wenn sie aber neue Schulden aufnimmt, orientieren sich die zu zahlenden Zinsen an den aktuellen Marktbedingungen. Nach diesem Muster übersetzen sich Marktrenditen in die Zinszahlungen der Regierung.

Das betrifft nicht nur die neuen Schulden, um das Defizit von 1,9 Millionen Dollar im laufenden Haushalt zu finanzieren. Die US-Regierung begibt, wie auch in anderen Ländern üblich, zudem neue Anleihen, um alte Schulden zurückzuzahlen. Dass Regierungen ihre Schulden in maßgeblichem Umfang tilgen, ist ein seltener Vorgang. Es würde ihre Haushaltsspielräume deutlich verringern. Im vergangenen Jahr begab die US-Regierung 4,8 Millionen Dollar an neuen Anleihen mit einer Laufzeit von mindestens einem Jahr.

Bessent begründete die Intervention damit, die Marktaktivität in den lang laufenden US-Titel zu stärken. Verkäufer sollen schneller und zu besseren Preisen Käufer finden. Nach der Ankündigung gaben die Renditen zunächst etwas nach, bevor sie diese Woche wieder anstiegen. Um sie dauerhaft zu senken, ist eine solche Intervention jedoch kaum geeignet. Es bräuchte vielmehr ein geringeres Defizit oder größeres Wachstum. Aber ob Trump sich mit der Funktionsweise des Anleihemarkts befasst hat, kann nach seinen jüngsten Bemerkungen zumindest bezweifelt werden.

American Express bessert nach

Verzehrgutscheine für Fluggäste in Höhe von 20 Euro

FRANKFURT. American Express bessert für die Inhaber der Platinum-Card an den Flughäfen Frankfurt und München nach. Nachdem die Lufthansa dem Kreditkartenunternehmen den Vertrag gekündigt hatte, haben Fluggäste der Lufthansa Group, die nicht über einen Vielfliegerstatus verfügen, ab Oktober alleine durch Vorweisen der American-Express-Platinum-Karte keinen Zugang mehr zu den Lufthansa-Lounges.

Als Ersatz bietet American Express ihren Kunden, die sich die Platinum-Karte 720 Euro im Jahr kosten lassen, jetzt pro Jahr sechs Verzehrgutscheine im Wert von jeweils 20 Euro. Allerdings, so heißt es in einer Kundeninformation, kann pro Tag nur ein Gutschein eingelöst werden. Ebenfalls muss sich der Hauptkarteninhaber den Betrag mit einem eventuellen Zusatzkarteninhaber teilen.

Bisher haben auch Zusatzkarteninhaber des Kreditkartenunternehmens Zugang zu einer Lufthansa-Lounge. Vorausgesetzt sie fliegen mit einer Airline der Lufthansa Group, also Lufthansa, Swiss, Austrian, Brussels oder Discover. Mit einem Ticket der polnischen Lot etwa ist dies nicht möglich, obwohl beide Fluggesellschaften Mitglied des Bonusprogramms Miles & More sind. Die Lufthansa betreibt in Frankfurt sieben Business-Lounges, die American-Express-Platinum-Card-Inhabern auch mit einem Economy-Ticket offenstanden.

Zwar beinhaltet die Kreditkarte auch den „Priority Pass“, dieser wird allerdings nicht in allen Lounges akzeptiert. Im Terminal 1 des Frankfurter Flughafens finden sich nach der Sicherheitskontrolle keine Lounges, die den Priority Pass akzeptieren. Wer vom neu eröffneten Terminal 3 in Frankfurt im Schengenraum fliegt, hat ebenfalls keine Priority-Pass-Lounge zur Verfügung.

Gleiches gilt für das Terminal 2 des Münchner Flughafens. Auch am Münchner Flughafen sollen die Verzehrgutscheine der Edelkarte von American Express akzeptiert werden, kündigt das Kreditkartenunternehmen an. Details hat es ihren Kunden noch nicht mitgeteilt. Der Zugang zu Flughafenlounges ist für Amex ein wichtiges Verkaufsargument für ihre Platinum-Karte, die 60 Euro im Monat kostet. arp.

Zurücklehnen: Lounges sind an Flughäfen ein begehrter Rückzugsort. Foto Getty

BÖRSENWOCHE

Wer zahlt die Rechnung für die Börsenrekorde?

Der deutsche Aktienindex Dax hat sich diese Woche wieder an sein Rekordhoch herangerobbt. Am Freitag übersprang er direkt die Marke von 26.500 Punkten und war damit nur eine Haaresbreite von der jüngsten Rekordmarke von 26.573,50 Punkten entfernt. Natürlich, der KI-Boom und die hervorragenden Zahlen von Nvidia helfen den Börsen. Doch im Hintergrund läuft eine Entwicklung, die manche Anleger besorgt.

Denn die Rekordjägd findet nicht mehr in einer Welt des billigen Geldes statt. Vielmehr steigen die Preise für langfristige Finanzierungen deutlich an. Die Rendite zehnjähriger Bundesanleihen betrug in dieser Woche 3,2762 Prozent. Damit erklomm sie den höchsten Stand seit dem Jahr 2011, also seit 15 Jahren.

Die Rechnung, die der Anleihemarkt ausstellt, zahlen erst einmal die Schuldner. Also die Staaten, die neue Schulden aufnehmen, sowie die Unternehmen, die ihre Investitionen über den Kapitalmarkt finanzieren müssen. Zur Kasse gebeten werden am Ende aber alle, angefangen von de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n bis hin zu den Konsumenten der Produkte, die sich so verteuern.

Auf den Märkten findet seit einiger Zeit aber auch eine schon historisch zu nennende Rekordjagd statt. Der Chipkonzern Nvidia meldete für das zweite Quartal einen Umsatz von 96,2 Milliarden Dollar. Das ist doppelt so viel wie im gleichen Zeitraum des Vorjahres. Auch der Gewinn stieg im Jahresvergleich von 26 auf fast 60 Milliarden Dollar.

Wer nun denkt, dass der Aktienkurs bei diesen Zahlen durch die Decke geht, irrt: Auf Wochensicht stand ein fast schon mickrig zu nennendes Plus von 4,5 Prozent. Zwar lagen die Ergebnisse über den Erwartungen der Analysten, aber ein kräftiges Umsatzwachstum war schon eingepreist. Nvidia muss nicht

Gewinner

Aktie	Kurse1) am		Veränd.in %
	21.8.	28.8.
Bilfinger SE	75,20	85,70	13,96
Thyssenkrupp	13,37	15,03	12,38
Salzgitter	52,75	58,25	10,43
Kion Group	41,10	45,12	9,78
United Internet	24,56	26,86	9,36
Nemetschek SE	65,75	70,90	7,83
Heidelberg Materials	159,60	171,30	7,33
Deutsche Bank	32,38	34,70	7,17
Jungheinrich	24,56	26,26	6,92

Aktie	Kurse1) am		Veränd.
	21.8.	28.8.	in %
Biontech	101,70	95,65	-5,95
Gerresheimer	27,60	26,16	-5,22
Siltronic	83,90	80,30	-4,29
Springer Nature	20,55	19,70	-4,14
Hapag-Lloyd	136,80	132,40	-3,22
Deutsche Telekom	28,94	28,13	-2,80
Siemens Energy	153,36	149,74	-2,36
Aumovio SE	36,60	35,80	-2,19
Siemens Healthineers	40,20	39,48	-1,79

1) Nicht bereinigte Originalkurse ohne Kurszusätze; erfasst werden die im F.A.Z.-Index enthaltenen Titel. Aktien mit Kursen von weniger als 1 Euro sind nicht berücksichtigt. Quelle: F.A.Z.

mehr beweisen, dass es einen Boom gibt – das wissen alle. Das Unternehmen muss nun aber zeigen, dass dieser Boom noch größer wird, als es die Kurse ohnehin vorwegnehmen.

Nvidia hin, Nvidia her: Auch für die Aktionäre werden die steigenden Renditen irgendwann zu einer kostspieligen Angelegenheit. Denn je höher die Renditen sicherer Anleihen steigen, desto weniger selbstverständlich wird es, für Aktien mit hohen Bewertungen und weit in der Zukunft liegenden Gewinnen immer höhere Kurse aufzurufen. Solange die Gewinne tatsächlich schneller wachsen, als die Zinskosten steigen, wird sich das auch in steigenden Aktienkursen zeigen. Aber der Spielraum wird kleiner, wie die großen Ergebnissprünge von Nvidia und der relativ kleine Kursgewinn der Aktie zeigen.

Dem Dax selbst gab das diese Woche trotzdem einen Schub, vor allem die Halbleiterwerte legten zu. Das Momentum aber ist begrenzt. Denn die Märkte treibt die Frage um, wie dauerhaft die hohen Zinsen sein werden. Wenn sichere Anleihen eine wertvolle Alternative zu Aktien sind, wird der Anleihemarkt immer mehr zum Taktgeber für die Aktienmärkte. Damit wachsen auch Crash-Risiken.

Die Anleger wollen derzeit vor allem wissen, ob die hohen Renditen nur eine vorübergehende Reaktion auf Inflations- und Konjunkturdaten sind oder ob sich die Bedingungen an den Kapitalmärkten dauerhaft verändern. Davon hängt entscheidend ab, wie viel Spielraum den Aktienkursen trotz steigender Gewinne bleibt. Und genau darin liegt der Widerspruch dieser Börsenwoche. Nvidia meldet ein Rekordwachstum, der Dax klettert in Richtung Rekordhoch – aber trotzdem bleiben die Anleger vorsichtig.

Deswegen gehen die Blicke zum Wochenschluss auf die Notenbanken. So wird die Rede des neuen amerikanischen Notenbankchefs Kevin Warsh in Jackson Hole zum nächsten Test für die Märkte. Anleger sollten darauf achten, ob er Signale für sinkende Zinsen gibt – das könnte die Aktienrally weiter anheizen. Ein Hinweis, dass die Inflationsgefahr groß bleibt und damit auch die Renditen hoch sind, würde die Rechnung der Schuldner auf dem Anleihemarkt wieder in Erinnerung rufen. So oder so, in beiden Fällen würde die Botschaft dieselbe bleiben: An den Börsen entscheidet nicht mehr allein die Frage, wie hoch die Gewinne sind. Es kommt auch darauf an, was das Geld dafür kostet. FRANZ NESTLER

Nur ein Trostpflaster Von Archibald Preuschat

Im Monat 60 Euro, im Jahr 720 Euro. Der Preis der Platinumkarte von American Express ist stolz. Sicherlich, sie bietet durchaus einige Vergünstigungen. Aber das Hauptargument der Anschaffung ist sicherlich der Loungezugang an Flughäfen. Der fällt im Frankfurter Terminal 1 und im Münchner Terminal 2 künftig weg. Die Türen der Lufthansa Lounges bleiben geschlossen.

Zwar muss man dem Kreditkartenunternehmen zubilligen, dass es die massive Verschlechterung der Leistungen für deutsche Kunden insbesondere im Großraum Frankfurt und München erkannt hat. Aber der Verzehrgutschein von 20 Euro alle zwei Monate ist nur ein Trostpflaster. American Express muss mehr tun, um den hohen Kartenpreis zu rechtfertigen. Die Lösung können nur eigene Amex-Lounges sein, die es in Stockholm und in den USA und Asien ja bereits gibt. Nur so lässt sich das Image einer American-Express-Platinkarte nachhaltig wahren. Denn die Konkurrenz schläft nicht: Die britische Neobank Revolut hat den Wert des Loungezugangs auch bereits erkannt – zu günstigeren Kartenpreisen.

Revolut einen eigenen Stablecoin einführen möchte? Er soll an den Euro gekoppelt sein. Als Emittent tritt die Neobank allerdings nicht auf. Diese Rolle soll die Stripe-Tochter Bridge übernehmen.

die Bundesbank eine Verzahnung von Wero und digitalem Euro fordert? In die europäische Bezahllösung soll der digitale Euro integriert werden, fordert Vorstandsmitglied Lutz Lienenkämper. So könne die Reichweite gesteigert werden und eine Abhängigkeit von amerikanischen Anbietern reduziert werden.

die Bafin Sanktionen gegen Wise verhängt hat? Die Finanzaufseher monieren Verstöße im Rahmen der gesetzlichen Aufsichtspflichten. Die europäische Einheit des Zahlungs- und E-Geld-Instituts muss nun eine Geldbuße zahlen.

die ING ihren Dokumenteneingang automatisiert? Mithilfe ein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sollen die bis zu sieben Millionen Dokumente automatisiert verarbeitet werden. Das benutzte System sortiert rund 80 Prozent der Dokumente automatisch 400 Klassen zu.

der Schufa eine Sammelklage droht? Die europäische Datenschutzorganisation NOYB („None of Your Business“) in Wien hat das Unternehmen formell abgemahnt und die Vorbereitung einer gerichtlichen Sammelklage bekanntgegeben. Die Schufa wies die Kritik allerdings zurück. fne.

Die Börse

	27.8.26	28.8.26
F.A.Z.-Index	3421,54	3435,83
Dax	26367,24	26486,87
M-Dax	32947,28	33002,98
Tec-Dax	4104,52	4104,65
Euro Stoxx 50	6424,73	6470,00
F.A.Z.-Euro-Index	230,69	232,19
Dow Jones	53569,44	53691,82
Nasdaq Index	26541,35	26533,24
Bund-Future	123,74	123,77
Tagesgeld Frankfurt	2,25 %	2,28 %
Bundesanl.-Rendite 10 J.	3,25 %	3,26 %
F.A.Z.-Renten-Rend. 10 J.	3,17 %	3,19 %
US-Staatsanl.-Rend. 10 J.	4,66 %	4,68 %
Gold, Spot ($/Unze)	4601,85	4609,05
Rohöl (London $/Barrel)	88,47	87,46
1 Euro in Dollar (Vortag)	1,1669	1,1645
1 Euro in Pfund (Vortag)	0,8561	0,8574
1 Euro in Franken (Vortag)	0,9380	0,9376
1 Euro in Yen (Vortag)	185,62	185,61
Alle Werte Stand: 15:53 Uhr

*=Vortag, Quelle: Degussa Goldh., Endkundenpreise

Die EZB wagt sich in die Token-Welt

Will Zentralbankreserven in Form von Token: EZB-Direktoriumsmitglied Isabel Schnabel
Foto Lucas Bäuml

Die Zentralbanken müssen „on-chain“ gehen, fordert EZB-Direktorin Schnabel beim Notenbankertreffen im amerikanischen Jackson Hole. Es geht um eine digitale Revolution in der Notenbankenwelt. Von Christian

Von Christian Siedenbiedel, Frankfurt

Die Notenbanken ringen gerade um ihre künftige Rolle in einem noch stärker digitalisierten Finanzsystem. Die Europäische Zentralbank (EZB) arbeitet nicht nur an der Vorbereitung des digitalen Euro für jedermann. Auch im Geschäft mit großen Geldbeträgen zwischen Banken im Euroraum könnte es gewaltige Umbrüche geben. EZB-Direktoriumsmitglied Isabel Schnabel präsentierte am Freitag auf dem Notenbankertreffen im amerikanischen Jackson Hole einige Leitlinien als Reaktion auf ein Arbeitspapier des Ökonomen Darrell Duffie. Ihre Forderung: Die Notenbanken sollten selbst „on-chain“ gehen – sie sollten Zentralbankreserven in Form von Token anbieten.

Wie Schnabel berichtet, gibt es in der EZB zwei Projekte, in denen das alles gerade vorbereitet wird. Sie tragen Namen, die aus der Römerwelt abgeleitet sind. Das Project Appia, benannt nach der historischen Via Appia, einer der ältesten und bedeutendsten römischen Straßen, untersucht verschiedene Architekturmodelle für ein integriertes europäisches tokenisiertes Finanzökosystem. Das ist also eher das Grundsatzvorhaben, der Bau der Finanzfernstraße. Und das Projekt Pontes, lateinisch für Brücken, beschäftigt sich ganz konkret mit dem Brückenschlag zwischen den bestehenden konventionellen Großbetragszahlungssystemen der EZB, zu denen das Target-2-System gehört, und den modernen, dezentralen Plattformen der Finanzmärkte. Deren Technik wird „DLT“ genannt, die Blockchain ist eine spezielle Ausprägung davon.

Das Spannende: Das Projekt Pontes soll schon im kommenden Monat an den Start gehen. Das Ganze scheint zwar noch ein bisschen im Versuchsstadium zu sein. Die „rechtliche Finalität der Geldseite“ verbleibe vorerst beim Target-2-System, hebt Schnabel hervor. Aber man will offenbar schon durchaus im Echteinsatz ausprobieren, wie so etwas mit DLT-Technik funktioniert. „Langfristig soll die Abwicklungsfinalität auf der DLT-Plattform des Eurosystems selbst liegen“, sagte Schnabel.

Ein Vorteil dieser Technik, den man von der Blockchain kennt, ist die „Atomarität“ („Atomicity“): Eine Transaktion stellt eine untrennbare Einheit dar, sie folgt dem „Alles oder nichts“-Prinzip: Entweder wird die gesamte Transaktion in allen Teilschritten erfolgreich ausgeführt oder gar nicht. „Dadurch entfällt das Abwicklungsrisiko“, sagt die EZB-Direktorin. Als zweiten Vorteil nennt sie „Programmierbarkeit“: „Die Abwicklung von Transaktionen in diesen Systemen kann von einer Reihe von Regeln abhängig gemacht werden, die automatisch ausgeführt werden, anstatt als Abfolge manuell koordinierter Schritte verarbeitet zu werden.“ Es geht also um eine schnellere und einfachere Lösung.

Schnabel hält das Ganze auf jeden Fall unbedingt für sinnvoll. „Die Tokenisierung hat das Potential, die Finanzmärkte im Großkundengeschäft grundlegend zu verändern.“ In Amerika passiere mit DLT schon viel mehr. Dabei gebe es eigentlich Schwächen und Unvollkommenheiten des Euroraums, die gerade hierzulande einen Einsatz besonders sinnvoll machten: „Die Tokenisierung könnte hier nicht nur die Effizienz der Märkte verbessern, sondern auch dazu beitragen, die langjährige Fragmentierung der europäischen Finanzmarktinfrastrukturen zu überwinden.“

Für das Ganze gibt es aber ein ordnungspolitisches Spannungsverhältnis. Bei all diesen Fragen, in denen digitale Prozesse die herkömmlichen Prozesse ablösen, stellt sich die Frage, was Private können und was die Notenbank machen muss. Insbesondere die Stablecoins waren schließlich einmal angetreten, zwar vielleicht nicht als Ersatz, aber doch als recht weitgehende Alternative zum zentralen Notenbankgeld zu fungieren.

Wären also womöglich Stablecoins, die mit staatlichen Wertpapieren hinterlegt sind, für die Abwicklung im Großkundengeschäft der Notenbanken eine bessere Lösung als Notenbank-Token? Bislang nutzen die Banken in diesem Großabwicklungsgeschäft Forderungen gegen die Zentralbank, also Zentralbankgeld. Wenn Stablecoins diese Aufgabe übernehmen wollten, müssten sie zwei Anforderungen erfüllen, meint Schnabel: Sicherheit und die Möglichkeit, in Krisenzeiten die Liquidität schnell auszuweiten.

Das erste könnten Stablecoins theoretisch erfüllen, meint die EZB-Direktorin: „Ein Stablecoin-Emittent verfügt jedoch nicht über die unabhängige Fähigkeit, das zweite Kriterium zu erfüllen: die Liquidität elastisch auszuweiten – insbesondere in Stressphasen, wenn die Refinanzierungsmärkte unter Druck geraten und sich das Vertrauen abrupt verändert.“ Ihr Fazit: „Damit die Tokenisierung den Durchbruch schafft, ist ein sicheres und skalierbares Abwicklungsmedium unverzichtbar – dieses kann am besten von den Zentralbanken bereitgestellt werden.“

LBBW verteidigt Rekordergebnis durch Sparsamkeit

Vorsorge leicht erhöht / Zurückhaltende Prognose

FRANKFURT. Auf den ersten Blick wirkt das Halbjahresergebnis der Landesbank Baden-Württemberg (LBBW) solide, aber nicht überragend. Das Vorsteuerergebnis im ersten Halbjahr hat minimal um drei Millionen auf 708 Millionen Euro zugelegt. Unterm Strich blieben noch 479 Millionen Euro, zwei Millionen Euro mehr als im Vergleichszeitraum des Vorjahres. Dabei konnte die Landesbank ihre Aufwendungen um vier Prozent auf 1,26 Milliarden Euro senken.

Ergebnisrückgänge verzeichnen aber zwei der vier Geschäftsfelder der Landesbank. Das Segment Unternehmenskunden erreichte einen Gewinn vor Steuern von 312 Millionen Euro, im Vorjahreszeitraum waren es noch 360 Millionen Euro. Der Rückgang geht unter anderem auf die Risikovorsorge zurück, die mit 39 Millionen Euro aber weiterhin unauffällig ist, hieß es zur Begründung.

Weniger Vorsteuergewinn als ein Jahr zuvor brachte auch das Segment Immobilienfinanzierungen: 171 Millionen Euro nach 190 Millionen Euro. Hier spiegele sich das schwierige Umfeld an den Immobilienmärkten wider, so die LBBW. Die Krise vor allem bei Büroimmobilien hat bei der Landesbank Hessen-Thüringen zum Halbjahr sogar für einen Gewinneinbruch gesorgt. Auf Vorjahresniveau verdiente das Kapitalmarktgeschäft der LBBW, ein Bereich in der Geschäftsbanken mit ihren vorgelegten Ergebnissen für positive Überraschung gesorgt hatten. Das Kapitalmarktgeschäft der Landesbank ist allerdings deutlich weniger breit wie das der Deutschen Bank. Gewinnbringer der LBBW war das Segment Private Kunden/Sparkassen. Hier erhöhte sich der Vorsteuergewinn um 30 Millionen auf 135 Millionen Euro.

LBBW-Chef Rainer Neske zeigte sich dennoch zufrieden. „Wir haben bei den Erträgen das sehr hohe Niveau von über zwei Milliarden Euro gehalten. Und das nach einem Vorjahr, dass das zweitbeste in der Geschichte der Bank war. Insgesamt liegt das Halbjahresergebnis sogar etwas über unseren Erwartungen“, sagte er der F.A.Z.

Die negativen Schlagzeilen von Stellenstreichungen in der insbesondere auch in Baden-Württemberg starken Autoindustrie seien bei der Bank noch nicht angekommen, sagte er. „Ich sehe bisher keine außergewöhnlichen Kreditausfälle auf uns zukommen“, so Neske. Ihre Risikovorsorge hat die LBBW im Halbjahr auf 121 Millionen von 107 Millionen Euro erhöht. Zudem hat sie knapp 800 Millionen Euro für unvorhersehbare Schocks zurückgestellt, die erwartet Neske aber eher im Bereich geopolitischer Krisen. Gewohnt zurückhaltend gibt er sich beim Ausblick auf das Gesamtjahr. Obwohl das Gros schon verdient ist: Es bleibt bei einem Vorsteuergewinn von „über 1,1 Milliarden Euro“. arp.

Strabag überrascht die Börse

Aktie mit Kurssprung nach Geschäftszahlen

WIEN. Der österreichische Baukonzern Strabag blickt nach einem starken ersten Halbjahr deutlich optimistischer auf das Gesamtjahr und hat damit an der Börse für Begeisterung gesorgt. Die Strabag-Aktie sprang am Freitag im frühen Handel um mehr als zehn Prozent nach oben und notierte zuletzt bei 94,60 Euro. Wegen prall gefüllter Auftragsbücher rechnet das Management für 2026 nun mit einer Bauleistung von fast 23 Milliarden Euro. Bislang waren 22 Milliarden Euro angepeilt. Auch bei der Profitabilität wird Strabag zuversichtlicher und erwartet nun eine operative Rendite zwischen 5,5 und 6,0 Prozent statt bisher 5,0 bis 5,5 Prozent.

In den ersten sechs Monaten steiger- te Strabag seine Leistung um zwölf Prozent auf knapp zehn Milliarden Euro. Das operative Ergebnis (Ebit) kletterte um 35 Prozent auf 174,43 Millionen Euro. Unter dem Strich stand ein Konzernergebnis von 119 Millionen Euro, was einem Plus von 25 Prozent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eszeitraum entspricht. Der Auftragsbestand stieg um 27 Prozent auf knapp 36 Milliarden Euro. Nachdem viele Straßenbauprojekte im ersten Quartal wegen der Kälte in Europa zunächst schleppend angeliefen, nahm das Geschäft im zweiten Quartal Fahrt auf. Auf Aktionärsebene sind die vom russischen Anteilseigner Rasperia gehaltenen Anteile von 24,1 Prozent wegen der EU-Sanktionen weiterhin eingefroren. Reuters

Aktienmärkte

Tief	52 Wochen Vergleich	Hoch	Börsenwert in Mio. € Gesamt			Xetra
				27.8.26 Schluss	28.8.26 15.51 h	Veränd. in % seit		Div.	Div.- Rend.
						27.8.	30.12.25
			Dax	26367,24	26497,65	+0,5	+8,2
			Adidas ▲	153,10	153,70	+0,4	-9,1	$2,80^{1x}$	1,82
			Airbus SE (NL) ▲▼	203,30	202,95	-0,2	+2,4	$3,20^{1x}$	1,58
			Allianz SE ▲▼	445,20	451,60	+1,4	+15,6	$17,10^{1x}$	3,79
			BASF SE ▲	51,51	52,39	+1,7	+17,9	$2,25^{1x}$	4,29
			Bayer ▲	48,48	48,67	+0,4	+31,5	$0,11^{1x}$	0,23
			Beiersdorf	80,70	81,16	+0,6	-13,4	$1,00^{1x}$	1,23
			BMW St. ▲	59,94	62,34	+4,0	-33,1	$4,40^{1x}$	7,06
			Brenntag SE	60,50	61,78	+2,1	+24,7	$1,90^{1x}$	3,08
			Commerzbank	39,82	40,20	+1,0	+11,4	$1,10^{1x}$	2,74
			Continental	69,08	69,94	+1,2	+2,9	$2,70^{1x}$	3,86
			Daimler Truck Hldg.	46,96	47,01	+0,1	+26,0	$1,90^{1x}$	4,04
			Deutsche Bank ▲	34,44	34,74	+0,9	+4,9	$1,00^{1x}$	2,88
			Deutsche Börse ▲	288,80	291,30	+0,9	+30,2	$4,20^{1x}$	1,44
			Deutsche Post ▲	56,42	56,54	+0,2	+21,0	$1,90^{1x}$	3,36
			Deutsche Telekom ▲▲▼	28,19	28,30	+0,4	+2,3	$1,00^{1x}$	3,53
			E.ON SE	17,62	17,81	+1,1	+10,4	$0,57^{1x}$	3,20
			Fresenius M. C.	40,13	39,71	-1,0	-2,6	$1,49^{1x}$	3,75
			Fresenius SE	46,20	45,73	-1,0	-6,6	$0,00^{1x}$	0,00
			GEA Group	67,60	67,80	+0,3	+17,3	$1,30^{1x}$	1,92
			Hannover Rück SE	256,00	257,60	+0,6	-3,2	$12,50^{1x}$	4,85
			Heidelberg Materials	168,30	171,40	+1,8	-23,1	$3,60^{1x}$	2,10
			Henkel Vz.	75,70	75,82	+0,2	+9,0	$2,07^{1x}$	2,73
			Hochtief	425,60	426,00	+0,1	+26,4	$6,60^{1x}$	1,55
			Infineon Techn. ▲▲	57,17	56,81	-0,6	+50,6	$0,35^{1x}$	0,62
			Mercedes Benz Grp. ▲	45,60	46,75	+2,5	-22,2	$3,50^{1x}$	7,49
			Merck	140,10	139,50	-0,4	+13,8	$2,20^{1x}$	1,58
			MTU Aero Engines	358,60	358,70	±0,0	+1,0	$3,60^{1x}$	1,00
			Münchener Rück ▲▼	514,40	517,80	+0,7	-7,9	$24,00^{1x}$	4,63
			Qiagen (NL) ▲	37,75	37,65	-0,3	-8,0	$0,35^{1x}$	0,82
			Rheinmetall ▲▼	1173,20	1158,20	-1,3	-25,8	$11,50^{1x}$	0,99
			RWE	57,76	59,00	+2,1	+30,4	$1,20^{1x}$	2,03
			SAP SE ▲▲▼	189,88	189,54	-0,2	-9,0	$2,50^{1x}$	1,32
			Scout24 SE	81,25	80,80	-0,6	-5,8	$1,50^{1x}$	1,86
			Siemens ▲▼	286,95	289,70	+1,0	+21,1	$5,35^{1x}$	1,85
			Siemens Energy ▲▼	150,24	148,78	-1,0	+23,6	$0,70^{1x}$	0,47
			Siemens Health. ▲	39,26	39,51	+0,6	-12,0	$1,00^{1x}$	2,53
			Symrise	91,86	93,40	+1,7	+35,6	$1,25^{1x}$	1,34
			Volkswagen Vz ▲	75,00	76,68	+2,2	-25,9	$5,26^{1x}$	6,86
			Vonovia SE	19,95	19,87	-0,4	-19,0	$1,25^{1x}$	6,29
			Zalando SE	24,00	24,14	+0,6	-4,7	$0,00^{1x}$	0,00

Prime Standard

	M-Dax		32947.28	33012.48	+0,2	+7,8
4153,63	Aixtron SE ■	37,09	36,61	-1,3	+111,6	$0,15^{1x}$	0,41
2160,64	Aroundtown (L)	2,00	1,98	-1,3	-25,4	$0,08^{1x}$	4,05
3526,80	Aumovio SE	34,80	35,25	+1,3	-17,9	$0,00^{1x}$	0,00
8051,75	Aurubis	178,50	179,10	+0,3	+44,2	$1,60^{1x}$	0,89
4836,70	Auto1 Group SE	21,98	21,82	-0,7	-20,1	$0,00^{1x}$	0,00
4755,24	Bechtle ■	37,66	37,74	+0,2	-13,6	$0,70^{1x}$	1,85
3185,26	Billinger SE	84,35	84,70	+0,4	-21,1	$2,80^{1x}$	3,31
5697,60	CTS Eventim	60,30	59,35	-1,6	-24,4	$1,44^{1x}$	2,43
11355,53	Delivery Hero SE	37,05	37,05	±0,0	+63,1	$0,00^{1x}$	0,00
9621,47	Deutsche Lufthansa	8,00	8,00	±0,0	-4,8	$0,33^{1x}$	4,12
1970,56	Deutz	12,45	12,91	+3,7	+51,9	$0,18^{1x}$	1,39
15190,00	DWS Group	75,65	75,95	+0,4	+34,4	$3,00^{1x}$	3,95
2292,58	Elmos Semicond. SE ■	133,20	133,60	+0,3	+37,7	$1,50^{1x}$	1,12
8728,18	Evonik Industries	18,52	18,73	+1,1	+40,2	$1,00^{1x}$	5,34
4165,29	flatexDegiro	37,52	37,82	+0,8	+2,9	$0,30^{1x}$	0,79
5811,66	Fraport	64,70	62,85	-2,9	-10,2	$1,00^{1x}$	1,59
2913,06	freenet ■	24,24	24,50	+1,1	-16,5	$2,07^{1x}$	8,45
2620,00	Fuchs SE Vz.	39,62	40,00	+1,0	+4,9	$1,23^{1x}$	3,08
7844,44	Hella	70,30	70,60	+0,4	-14,5	$0,22^{1x}$	0,31
10194,03	Hensoldt ■	89,22	88,26	-1,1	+20,2	$0,55^{1x}$	0,62
2735,04	Hugo Boss	38,50	38,85	+0,9	+7,5	$0,04^{1x}$	0,10
4930,80	Ionos Group SE ■	35,12	35,22	+0,3	+31,7	$0,00^{1x}$	0,00
2313,56	Jenoptik ■	40,22	40,42	+0,5	+106,5	$0,40^{1x}$	0,99
2930,08	K+S	16,11	16,36	+1,6	+31,7	$0,07^{1x}$	0,43
5951,17	Kion Group	44,63	45,36	+1,6	-33,5	$0,62^{1x}$	1,37
17232,28	Knorr-Bremse	106,90	106,90	±0,0	+12,3	$1,90^{1x}$	1,78
3822,76	Krones	119,20	121,00	+1,5	-10,9	$2,80^{1x}$	2,31
1258,07	Lanxess	13,95	14,57	+4,4	-17,3	$0,10^{1x}$	0,69
3839,35	LEG Immobilien SE	50,25	49,96	-0,6	-19,7	$2,92^{1x}$	5,84
8148,53	Nemetschek SE ■	71,40	70,55	-1,2	-24,0	$0,68^{1x}$	0,96
9176,43	Nordex SE ■	38,72	38,74	+0,1	+33,0	$0,00^{1x}$	0,00
21066,88	Porsche	45,22	46,25	+2,3	+1,4	$1,01^{1x}$	2,18
4354,88	Porsche Hldg. SE	27,86	28,44	+2,1	-28,8	$1,51^{1x}$	5,31
3794,92	Puma SE	26,02	25,64	-1,5	+15,0	$0,00^{1x}$	0,00
7231,32	Rational	632,50	636,00	+0,6	-3,9	$20,00^{1x}$	3,14
4801,50	Renk Group	48,20	48,02	-0,4	-10,5	$0,58^{1x}$	1,21
4928,56	RTL Group (L)	31,85	31,85	±0,0	-7,5	$5,50^{1x}$	17,27
3449,57	Salzgitter	58,40	57,40	-1,7	+43,0	$0,20^{1x}$	0,35
9367,49	Sartorius Vz. ■	250,40	250,20	-0,1	+1,2	$0,74^{1x}$	0,30
7077,19	Schaeffler	7,35	7,49	+1,9	-10,4	$0,30^{1x}$	4,01
2661,45	Siltronic ■	79,45	80,65	+1,5	+64,9	$0,00^{1x}$	0,00
1378,23	Suss MicroTec SE ■	71,70	72,10	+0,6	+84,2	$0,04^{1x}$	0,06
2495,20	TAG Immobilien	13,20	13,11	-0,7	-0,9	$0,40^{1x}$	3,05
32407,74	Talanx	124,10	125,50	+1,1	+10,3	$3,60^{1x}$	2,87
9219,70	thyssenkrupp	14,94	14,81	-0,8	+59,7	$0,15^{1x}$	1,01
5698,07	TKMS	91,10	89,70	-1,5	+35,7	$0,00^{1x}$	0,00
19020,00	Traton SE	38,32	38,04	-0,7	+24,7	$0,93^{1x}$	2,44
3648,43	TUI	7,19	7,19	-0,1	-20,0	$0,10^{1x}$	1,39
5180,16	United Internet ■	26,84	26,98	+0,5	-2,5	$0,50^{1x}$	1,85
4852,80	Wacker Chemie	90,25	93,05	+3,1	+34,2	$0,00^{1x}$	0,00

Frankfurt	27.8.Schluss	28.8.15.51 h
1&1	22,15	22,80
11 88 0 Solutions	1,97	1,79
3U Holding	0,914	0,94
ad pepper media (NL)	2,56	2,56
adesso SE	57,80	59,90
Adler Group (L)	0,127	0,128
All for One Gr. SE	67,80	67,80
Allane SE	12,40	11,50
Alzchem Group	161,30	164,00
Amadeus Fire	20,85	21,00
Arzneilver Vida	-	0,206
Asta Energy Sol. (A)	60,80	60,00
Atoss Software SE ■	100,00	101,80
Aumann	14,60	14,30
Basler	23,30	24,30
Bastei Lübbe	6,68	6,88
Baywa	8,92	8,92
BayWa vNA	2,67	2,68
BB Biotech N (CH)	59,90	59,80
Befesa (L)	36,75	37,15
Bertrandt	9,30	9,04
bet-at-home.com	3,31	3,25
Bike24 Holding	2,20	2,32
Biofrontera	2,31	2,32
Borussia Dortmund	3,27	3,29
Brain Biotech	2,73	2,69
Branics Group	0,742	0,742
Brockhaus Techno.	21,20	21,20
Cancom SE ■	22,05	21,75
Carl Zeiss Med. ■	31,12	32,06
Ceconomy	3,99	3,93
Cewe Stiftung	102,40	105,40
Cherry SE	1,17	1,18
Data Modul	27,40	27,40
Delticom	2,20	2,20
Demire Real Est.	0,362	0,368
Dermapharm Hldg. SE	39,85	39,95
DMG Mori	47,10	47,00
Douglas	7,94	8,02
Drägerwerk St.	83,80	84,00
Drägerwerk VZ ■	110,40	110,40
Dt. Beteiligungs	20,85	21,15
Dt. EuroShop	18,22	18,06
Dt. Konsum REIT	1,35	1,29
Dt. Pfandbriefbank	3,40	3,41
Dürr	17,82	17,82
Eckert & Ziegler SE ■	13,31	13,27
Edag Engineering (CH)	3,05	3,05
Einhell Germany	73,80	74,00
Electrovac	8,15	8,16
Eleving Group (L)	-	-
ElringKlinger	5,39	5,46
elumeo SE	2,26	2,22
Evotec SE ■	3,35	3,35
Fabasoft (A)	16,75	17,05
Fielmann Grp.	39,55	39,30
First Sensor	53,50	53,50
Formycon	19,22	19,20
Fortec Elektronik	11,15	11,25
Fr. Vorwerk Gr. SE	73,00	75,00
Fuchs SE	34,20	33,85
Gerresheimer	25,40	26,10
Gesco	14,60	14,40
GFT Technol. SE	24,95	25,60
Global Fashion (L)	0,454	0,442
Grammer	10,30	10,40
Grand City Pr. (L)	9,33	9,34
Grenke	11,06	11,58
H2APEX Group (L)	0,95	0,986
Haier Smart Home (CN)	1,76	1,79
Hamborner Reit	4,32	4,33
Hamburger Hafen	21,60	21,50
Hapag-Lloyd	131,90	135,30
Hawesko Hldg. SE	16,40	16,35
Heidelberg Ph.	2,48	2,49
Heidelberger Druck.	1,52	1,55
HelloFresh SE	2,81	2,84
Henkel St.	70,50	69,65
hGears	0,765	0,785
Highlight Com. (CH)	0,618	0,586
Hoenele	7,90	7,98
HomeToGo SE (L)	0,898	0,87
Hornbach Hldg.	80,10	80,60
Hypoport SE	87,65	87,70
Indus Holding	36,65	36,45
init Innovat. SE	45,90	45,10
Instone Real	7,50	7,46
Intershop Comm.	1,48	1,48

InTiCa Systems SE	1,55	1,57
IVU Traffic Tech.	24,30	25,50
Jost Werke SE	62,80	63,50
Jungheinrich	25,58	25,94
Knaus Tabbert	11,54	11,82
Koenig & Bauer	8,65	8,71
Kontron (A)	22,90	22,84
KSB SE St	926,00	926,00
KSB SE Vz	882,00	899,00
KWS Saat SE	76,00	76,90
Leifheit	13,20	13,20
Logwin (L)	266,00	266,00
LPKF Laser&Elec. SE	13,70	13,75
Masterflex SE	14,20	14,10
MBB SE	183,80	187,20
MediClin	5,30	5,35
Medios	10,76	11,00
Mister Spex SE	1,11	1,06
MLP SE	9,33	9,33
Multitude (CH)	5,74	5,64
Mutares	25,75	26,05
MVV Energie	29,80	30,10
Nagarro	78,10	77,95
NFON	3,39	3,32
Norma Group SE	19,82	19,86
Novem Group (L)	2,30	2,24
OHB SE	188,20	196,00
Ottobock SE ■	58,20	59,70
OVB Holding	18,80	19,10
paragon GmbH	1,59	1,59
Patrizia SE	7,45	7,50
Pentixapharm	1,83	1,81
PNE	7,37	7,26
ProCredit Hldg.	8,49	8,72
ProSiebenSat.1 SE	3,65	3,56
PSI Software SE	45,20	44,90
PVA TePla ■	29,80	30,82
PWO	22,20	21,80
Q.Beyond konv.	3,40	3,50
R. Stahl	12,50	12,40
Redcare Pharmacy (NL)	66,70	67,35
Rhön-Klinikum	14,70	14,60
SAF Holland SE	22,70	22,50
Sartorius St.	192,00	194,60
Schott Pharma	23,35	23,50
Secunet Security	178,20	181,40
Serviceware SE	14,45	14,50
SFC Energy	20,35	21,00
SGL Carbon SE	4,13	4,15
Shelly Group SE (BG)	61,60	62,30
Singulus Techn.	7,96	7,86
Sirma Group (BG)	0,694	0,684
Sixt SE St.	72,50	72,80
Sixt SE Vz.	61,00	60,70
SMA Solar Techn. ■	56,30	56,00
SMT Scharf	5,80	5,85
SNP SE	81,80	81,80
Softing	2,43	2,38
Springer Nature	19,46	19,84
Stabilus SE	17,22	16,96
Stratec	22,50	22,50
Ströer SE	39,22	39,50
Südzucker	12,64	12,88
Surteco Grp. SE	7,40	7,70
Syzygy	1,20	1,20
Takkt	2,82	2,79
TeamViewer SE ■	6,94	7,20
technotrans SE	28,70	28,00
thyssenkr. nucera	7,89	7,86
tonies SE (L)	11,84	11,72
Uniper SE	46,50	46,90
United Labels
Verbio SE ■	32,16	32,34
Villeroy & Boch	14,95	14,95
Vincorion SE	21,03	20,39
Viscom SE	5,72	5,50
Volkswagen St.	75,65	77,70
Voltatron	3,94	3,97
Vossloh	61,40	61,60
Vulcan Energy RL (AUS)	1,63	1,66
Wacker Neuson SE	22,90	22,90
WashTec	38,70	38,90
Westwing Grp. SE	12,85	12,75
Wüst. & Württ.	14,20	14,36
YOC	4,73	4,73
Zeal Network SE	42,70	42,50

Statistik (aus dem H-Dax)

Tagesgewinner	Veränd. %	52-W.-Gewinner	Veränd. %
Lanxess	+4,44	Verbio SE	+199,06
BMW St.	+4,00	Aixtron SE	+184,35
Deutz	+3,69	Suss M. Tec SE	+173,11
Wacker Chemie	+3,10	Salzgitter	+155,79
TeamViewer SE	+3,00	SMA Solar	+148,04
Tagesverlierer	Veränd. %	52-W.-Verlierer	Veränd. %
Fraport	-2,86	Evotec SE	-44,18
Salzgitter	-1,71	Aroundtown	-41,88
CTS Eventim	-1,58	Nemetschek SE	-40,76
TKMS	-1,54	Lanxess	-40,34
Puma SE	-1,46	BMW St.	-3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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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x im Jahresverlauf (Xetra)

Europäische Börsen Kurse in Euro

Frankfurt	27.8.Schluss	28.8.15.51 h	CEZ Inh. (CZ)Christian Dior (F)Coloplast (DK)	57,15406,6061,66	57,10403,0062,10
AB Inbev (BE)	67,18	68,52	Compass Group (GB)	25,78	26,30
ABB N (CH)	83,38	84,10	Crédit Agricole (F)	18,51	18,50
Ahold Delhaize (NL)	30,48	30,46	Danone (F)	64,66	64,34
Air Liquide (F)	167,00	170,10	Danske Bank (DK)	49,66	49,56
Amadeus IT (E)	57,42	58,06	Dassault Systemes (F)	23,10	23,12
Anglo American PLC (GB)	49,33	50,18	Diageo (GB)	19,96	19,60
Antofagasta (GB)	46,73	46,88	DSM-Firmenich (CH)	93,54	96,00
ArcelorMittal (L)	63,82	63,98	Endesa (E)	41,55	41,55
ASML Hold. (NL)	1489	1488	Enel (I)	9,35	9,48
Assa-Abloy AB (SE)	31,95	32,15	Engie (F)	24,06	24,37
AstraZeneca (GB)	142,40	140,50	Eni (I)	22,74	22,79
Atlas Copco A (SE)	18,91	18,93	Equinor ASA (N)	35,47	35,47
Aviva PLC (GB)	8,38	8,52	Ericsson B fr (SE)	8,66	8,70
AXA (F)	42,71	43,57	Erste Group Bank (A)	125,60	121,90
BAE Systems (GB)	24,50	23,80	EssilorLuxottica (F)	157,10	160,80
Banco Santander (E)	12,46	12,64	Exor (NL)	71,90	71,85
BBVA (E)	24,96	24,85	Experian Group (JE)	34,60	35,40
BNP Paribas (F)	100,50	101,44	Ferrari (NL)	353,40	362,00
BP (GB)	6,00	6,04	Flutter Entertain. (IRL)	83,50	81,00
Brit. Am. Tobacco (GB)	48,60	48,41	Geberit N (CH)	625,80	617,00
BT Group (GB)	2,38	2,38	Generali (I)	43,80	44,11
Caixabank (E)	13,15	13,06	Givaudan N (CH)	3461	3499
Capgemini (F)	107,50	108,05	Glencore (JE)	6,94	6,94

52 Wochen Vergleich		Dividende	Heimatbörse		Frankfurt
			27.8. Schluss	28.8. 15.51 h	28.8. 15.51 h	Ver. in %
	3M Co.	0,78$*	178,83	177,83	152,75	-0,3
	Alphabet Inc. A	0,225$*	340,65	343,51	295,00	+1,0
	Amazon.com	0,001*	256,26	259,14	222,45	+0,8
	American Express	0,95$*	334,16	335,02	286,70	-0,5
	Amgen	2,52$*	436,99	433,14	379,95	+1,8
	Apple Inc.	0,275$*	314,58	315,95	272,50	+1,1
	Boeing Co.	2,065$*	209,89	209,86	179,36	-0,7
	Caterpillar Inc.	1,635$*	817,00	819,56	700,60	-0,1
	Chevron Corp.	1,785$*	199,77	200,59	172,02	+0,4
	Cisco Systems	0,425$*	112,15	110,83	95,51	-0,5
	Coca Cola Co.	0,535$*	89,06	89,89	76,97	-0,1
	Disney Co.	0,755$*	106,82	107,79	91,96	-0,8
	Goldman Sachs	4,505$*	1040,87	1041,05	897,40	+0,3
	Home Depot	2,335$*	328,61	328,71	280,60	-0,7
	Honeywell Intl.	1,195$*	220,39	218,02	190,14	+1,4
	IBM	1,695$*	238,79	237,08	205,05	-0,5
	Johnson & Johnson	1,345$*	265,77	265,20	227,30	-1,0
	McDonald's	1,865$*	260,06	263,92	223,80	+0,0
	Merck & Co.	0,855$*	149,54	147,44	125,98	-3,2
	Microsoft	0,915$*	505,06	509,99	440,50	+1,6
	Morgan (J.P.)	1,505$*	354,22	354,32	304,05	-0,2
	Nike	0,415$*	38,44	38,90	33,33	+0,9
	NVIDIA Corp.	0,255$*	227,98	225,63	193,88	-1,0
	Procter & Gamble	1,095$*	143,14	143,74	123,04	-0,4
	Salesforce Inc.	0,445$*	252,05	260,64	219,30	+1,3
	Sherwin Will.	0,805$*	345,21	345,89	295,20	-1,0
	Travelers Comp.	1,255$*	369,33	369,97	315,70	-0,6
	UnitedHealth	2,325$*	395,05	395,66	340,40	+0,3
	VISA	0,675$*	379,66	381,68	327,40	+0,2
	Walmart Inc.	0,255$*	102,63	102,87	88,25	+0,1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Geniale Stadtporträts!

GSK PLC (GB)	21,49	21,57
Heineken Hold. (NL)	68,05	67,85
Heineken N.V. (NL)	72,44	71,78
Hermilionmat. (F)	1556	1614
Hexagon B (SE)	9,05	9,06
Holcim N (CH)	78,00	77,02
HSBC Hold. (GB)	17,60	17,82
Iberdrola (E)	19,98	20,29
Inditex (E)	58,30	57,40
ING Groep (NL)	30,03	30,28
Intesa Sanpaolo (I)	6,75	6,80
Investor B (SE)	37,31	37,55
KBC Group (BE)	134,10	131,90
Kone (FI)	53,20	53,08
Kühne + Nagel N (CH)	229,70	230,20
L'Oréal (F)	383,15	387,90
Legrand (F)	138,20	137,15
Linde PLC (IRL)	416,00	419,40
London Stock Ex. (GB)	106,00	104,65
LVMH Moet Hen. (F)	447,85	457,95
Michelin (F)	35,10	34,28
National Grid (GB)	13,35	13,75
Naturgy Energy (E)	29,58	29,70
NatWest Group (GB)	8,06	7,96
Nestlé N (CH)	83,91	83,75
Nokia (FI)	9,11	9,13

Aktien-Indizes

Nordea Bank Abp (FI)	17,49	17,62
Novartis N (CH)	134,06	132,74
Novonesis B (DK)	61,00	61,50
Novo-Nordisk B (DK)	39,21	39,28
Orange (F)	15,14	15,01
Partners Group (CH)	796,60	804,40
Pernod Ricard (F)	62,80	64,36
Philips Electr. (NL)	22,97	23,22
Poste Italiane (I)	27,68	27,73
Prosus (NL)	37,96	38,09
Prudential (GB)	11,84	11,79
Publicis Group (F)	103,40	101,35
Reckitt Benckiser (GB)	59,50	59,52
Relx (GB)	31,12	31,28
Richemont (CH)	203,20	206,80
Rio Tinto (GB)	89,39	89,85
Roche PS (CH)	391,70	385,30
Rolls-Royce Grp. (GB)	18,16	17,78
Ryanair Holdings (IRL)	24,41	23,19
Safran (F)	349,70	345,90
Saint-Gobain (F)	79,42	80,36
Sampo OYJ (FI)	9,86	9,82
Sandvik (SE)	35,80	35,61
Sanofi S.A. (F)	76,95	77,01
Schneider Electr. (F)	298,00	303,35
Scot.&South. En. (GB)	28,30	27,90

Devisenmärkte

SEB A (SE)	20,17	20,11
Shell (GB)	38,85	38,96
Sika N (CH)	204,30	206,40
Standard Ch. PLC (GB)	25,80	25,10
Stellantis (NL)	4,54	4,70
STMicroelectronics (NL)	44,29	43,57
Svenska Handelsbk. (SE)	13,31	13,29
Swedbank A (SE)	33,85	33,62
Swiss Life NA (CH)	976,00	979,60
Swiss Re N (CH)	150,35	149,45
Swisscom NA (CH)	665,00	670,00
Telefónica (E)	3,56	3,62
Telenor (N)	12,35	12,39
Tesco (GB)	5,40	5,35
Thales (F)	246,40	248,00
TotalEnergies (F)	75,00	74,85
UBS Group N (CH)	46,16	46,81
UCB (BE)	221,20	222,10
UniCredit (I)	83,43	84,28
Unilever PLC (GB)	55,21	55,32
Veolia Environnem. (F)	32,95	32,92
Vinci (F)	116,30	114,15
Volvo B (SE)	31,67	31,66
Wolters Kluwer (NL)	69,16	69,92
Zurich Insur. Grp N (CH)	629,60	633,00

EZB-Referenzkurse	26.8.	27.8.
Australischer Dollar	1,6241	1,6196
Brasilianischer Real	6,0055	5,9879
Britisches Pfund	0,8561	0,8574
Chinese Yuan	7,8422	7,8258
Dänische Kronen	7,4757	7,4747
Hongkong-Dollar	9,1463	9,1282
Indische Rupien	111,3475	111,2575
Isländische Krone	141,2000	140,4000
Japanische Yen	185,6200	185,6100
Kanadischer Dollar	1,6776	1,6740
Mexikanischer Peso	19,7567	19,7653
Neuseeland-Dollar	1,9582	1,9566
Norwegische Kronen	10,8845	10,8770
Polinscher Zloty	4,2955	4,3268
Rumanische Lei	5,2568	5,2584
Schwedische Kronen	11,0785	11,0835
Schweizer Franken	0,9380	0,9376
Singapur-Dollar	1,4817	1,4804
Südafrikanischer Rand	18,5724	18,6155
Thaïndischer Baht	38,2100	38,2600
Tschechische Kronen	24,0830	24,1390
Türkische Lira	56,1481	56,0483
Ungarische Forint	360,1800	363,9500
US-Dollar	1,1669	1,1645

Warenmärkte

52 WochenTief Vergleich Hoch	52 Wochen		27.8.Schluss	28.8.15.51 h	Veränd. in %
	Hoch	Tief			27.8.31.12.
Deutsche Indizes
	3444,98	2941,66	F.A.Z.	3421,54	3436,30	+0,43 +5,8
	26573,50	21863,81	Dax	26367,24	26497,65	+0,49 +8,2
	33547,52	26803,25	M-Dax	32947,28	33012,48	+0,20 +7,8
	4284,41	3322,31	Tec-Dax	4104,52	4106,86	+0,06 +13,4
	14069,07	11558,54	H-Dax	13972,74	14034,84	+0,44 +8,8
	19325,96	15592,82	S-Dax	18952,55	19021,37	+0,36 +10,8
Europäische Indizes
	234,95	194,52	F.A.Z.-Euro	230,69	232,20	+0,65 +10,0
	457,90	369,67	F.A.Z.-Euro Performance	449,68	452,62	+0,65 +12,4
	6577,20	5290,46	Euro Stoxx 50 (Europa)	6424,73	6471,03	+0,72 +11,7
	5572,96	4509,92	Stoxx Europe 50 (Europa)	5441,59	5464,29	+0,42 +11,1
	692,33	560,10	Euro Stoxx (Europa)	676,01	680,29	+0,63 +11,1
	663,41	543,17	Stoxx Europe 600 (Europa)	651,85	654,48	+0,40 +10,5
	2698,48	2201,02	S&P Euro 350 (Europa)	2550,19	2660,99	+0,41 +10,7
	1984,60	1574,74	Euronext 100 (Europa)	1912,90	1925,53	+0,66 +11,9
	1124,13	883,89	AEX Index (Amsterdam)	1103,38	1109,50	+0,55 +16,6
	2701,80	1948,59	Comp. Index (Althen)	2667,04	2680,63	+0,51 +26,4
	14660,81	10725,65	OMX Index (Helsinki)	13742,79	13809,17	+0,48 +11,9
	15204,92	10053,74	BIST 100 (Istanbul)	14575,51	14581,96	+0,04 +29,5
	1800,63	1325,41	OMXC 20 Ind. (Kopenhagen)	1634,06	1638,11	+0,25 +1,9
	20356,50	14646,00	IBEX 35 (Madrid)	19881,60	20015,50	+0,67 +15,6
	8755,03	7505,27	CAC 40 (Paris)	8319,87	8400,23	+0,9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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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k.A. = keine Angaben; gs = geschlossen; ■ = auch im Tec-DAX enthalten; ▲ = auch im Euro Stoxx 50 enthalten; ▼ = auch im Stoxx Europe 50 enthalten; Die Dividenden sind die letztezahlten Ausschüttungen in Landeswährung bereinigt um Kapitalmaßnahmen. Hochzahl hinter Dividende: Zahl der Ausschüttungen je Jahr; Dividendendenritte: Brutto-Dividendendenritte auf Basis der letztgezahlten Jahresdividende; Das 52-Wochen-Hoch/Tief wird berechnet auf Basis von fageshoch- und -tiefkursen bereinigt um Kapitalmaßnahmen; Börsenkapitalisierung: Berechnung ausschließlich mit der relevanten Gattung; Dividendendenritte berechne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auf Basis von Verlaufs- bzw. Schlussku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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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z Britannia	1915,00	2133,10
1/4 oz Britannia	957,50	1086,90
1/10 oz Britannia	383,00	4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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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g Silber	1810,00	2468,05
1 oz Maple Platin	1418,00	2088,45

Rentenbescheid: Wer zusätzlich vorsorgen will, sollte sich das Altersvorsorgedepot anschauen.
Foto dpa

So lässt sich der Riester-Vertrag retten

Bald löst das Altersvorsorgedepot die Riester-Rente ab. Was passiert mit alten Riester-Verträgen und wann kann sich ein Wechsel lohnen?

Schon zum 1. Januar 2027 können Finanzdienstleister staatlich geförderte Altersvorsorgedepots anbieten. Das regelt die Reform der Altersvorsorge, mit

Von Mark Fehr der die Bundesregierung auf die Schwächen der gesetzlichen Rente und die Kritik an der Riester-Rente reagiert hat. Das Altersvorsorgedepot soll die 2002 eingeführte und nach dem damaligen Arbeits- und Sozialminister Walter Riester (SPD) benannte Riester-Rente ablösen.

Befürworter versprechen sich davon mehr Transparenz, geringere Kosten und vor allem höhere Renditen für die Versicherten. Vielleicht gelingt es dem Altersvorsorgedepot, mehr Verbraucher zu überzeugen, Geld fürs Alter zurückzulegen und in die Altersvorsorge einzusteigen. Was aber bedeutet die Reform für die etwa 15 Millionen alten Riester-Verträge von Versicherten, die schon seit vielen Jahren für ihren Ruhestand sparen und dafür staatliche Zuschüsse bekommen haben?

Bestehende Riester-Verträge und solche, die noch vor dem 1. Januar 2027 abgeschlossen werden, stehen unter Bestandsschutz. Laut einer Liste de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s mit häufigen Fragen und Antworten zum Altersvorsorgedepot können alte Riester-Verträge mit der bisherigen steuerlichen Förderung weitergeführt werden. Wer nichts ändern möchte, muss also nichts tun und kann wie gewohnt seine jährlichen Zulagen beantragen oder durch den Anbieter beantragen lassen.

Dazu passend beteuern viele Anbieter, dass es im Moment für Bestandskunden keinen akuten Handlungsbedarf gebe, was beruhigend klingt. Viele Kunden hören das wohl gern, denn das bedeutet weniger Aufwand für sie. Die Durchhalteparolen können aber auch damit zu tun haben, dass kein Anbieter seine Altkunden nervös machen und aus seinem Produkt jagen will.

Wer mit seinem Riester-Vertrag unzufrieden ist, sollte sich nicht hinhalten lassen und das Altersvorsorgedepot als Chance sehen, etwas zu ändern. Aber was? Eine Möglichkeit ist, den alten Rieser-Vertrag in das neue Altersvorsorgedepot zu übertragen, um unter Umständen von einer besseren Förderung zu profitieren. Die Reform der Altersvorsorge ermöglicht es Riester-Sparern, durch Erklärung gegenüber ihrem Anbieter mit ihrem bestehenden Riester-Vertrag unter Beibehaltung der sonstigen Konditionen in die neue steuerliche Förderung zu wechseln. Im neuen Fördersystem steigt die staatliche Grundzulage von bisher 175 Euro auf bis zu 540 Euro im Jahr. Allerdings wird die feste Kinderzulage von 300 Euro je Kind abgeschafft. Stattdessen erhalten Eltern je gespartem Euro einen Euro Kinderzulage, gedeckelt auf 300 Euro.

Daher muss man ausrechnen, ob man mit der alten oder der neuen Förderung besser fährt. Der Versicherer Allianz bietet dafür einen Rechner zur groben Orientierung an. Für einen verheirateten Riester-Sparer mit 80.000 Euro Bruttoeinkommen im Jahr setzt der Allianz-Rechner einen monatlichen Sparbeitrag von rund 135 Euro an. Das entspricht dem Beitrag, der mindestens nötig ist, um die volle Förderung zu erhalten. Unter diesen Voraussetzungen ergibt sich laut Allianz-Rechner für das Altersvorsorgedepot eine etwas höhere Förderquote.

Neben der Förderung kann die Risikoneigung des Sparers ein wichtiges Argument für einen Wechsel sein. Das neue Altersvorsorgedepot bietet die Möglichkeit, ohne Beitragsgarantie anzulegen. Die Garantie erhöht zwar die Sicherheit, doch bremst sie die Rendite, sodass Sparer die langfristigen Chancen des Kapitalmarkts verpassen. Die garantiebedingte Renditebremse war und ist einer der wesentlichen Kritikpunkte am alten Riester-Modell.

Eine Änderung der Konditionen alter Riester-Verträge ist allerdings nur möglich, wenn der Anbieter mitspielt. Die Reform ermöglicht es Sparern jedoch, ihren alten Riester-Vertrag beitragsfrei zu stellen und einen neuen Vertrag zu den Förderbedingungen des Altersvorsorgedepots abzuschließen. Darüber hinaus besteht laut Fragen- und Antwortliste de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s die Möglichkeit, neben dem Altvertrag grundsätzlich bis zu zwei weitere neue Altersvorsorgeverträge abzuschließen. In den neuen Vertrag können Sparer dann das Geld stecken, das vorher in den nun beitragsfrei gestellten Altvertrag geflossen ist.

Obwohl alte Riester-Verträge Bestandsschutz genießen, kann es nach Einschätzung von Thomas Gundermann von der Bad Homburger Vermögensverwaltung Taunus Investments für viele Inhaber bestehender Riester-Verträge sinnvoll sein, ihre Verträge in das neue Altersvorsorgedepot zu überführen. Viele Altverträge leiden laut Gundermann unter hohen Verwaltungskosten, geringen Garantiezinsen und eingeschränkten Renditechancen. Ein Wechsel könne diese Nachteile reduzieren. „Die bereits gezahlten Förderungen bleiben dabei erhalten“, schreibt er in einem aktuellen Newsletter der V-Bank.

„Eine Überführung sollte jedoch nicht vorschnell erfolgen“, sagt Gundermann. Insbesondere steuerliche Auswirkungen und ein möglicher Verlust von Garantieleistungen müssten geprüft werden. Unter welchen Voraussetzungen kann ein Wechsel ins Altersvorsorgedepot vorteilhaft sein?

Über den Daumen gepeilt rechne sich eine Überführung bis zum 60. Lebensjahr laut Gundermann fast immer. Für Versicherte über 60 komme es stark auf die gewünschte Auszahlungsphase an. Im neuen Altersvorsorgedepot könne für die Rentenphase zwischen einer lebenslangen Leibrente oder einem monatlichen Auswahlplan bis mindestens zum 85. Lebensjahr gewählt werden. Im Auswahlplan könnten bis zu 30 Prozent des angesparten Kapitals gleich zu Rentenbeginn ausgezahlt werden.

E in weiterer wichtiger Aspekt sei die Leistung im Todesfall. Die meisten der bestehenden Riester-Verträge leiten laut Gundermann Rentenzahlun-

gen nur während einer begrenzten Zahl von Jahren, zum Beispiel maximal 15 Jahre, an Ehepartner verstorbener Versicherer oder andere Bezugsberechtigte über. Beim Altersvorsorgedepot, speziell bei der Wahl des Auszahlplans für die Rentenphase, könne nach aktuellem Stand das gesamte noch bestehende Vermögen grundsätzlich auf die Erben übergehen.

Dazu heißt es in der Fragen- und Antwortliste de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s: Das Altersvorsorgevermögen kann im Todesfall ohne Abzüge auf einen auf den Namen des überlebenden Ehegatten lautenden Altersvorsorgevertrag übertragen werden. Nicht vererben lässt sich dagegen eine lebenslange Leibrente. Diese endet mit dem Tod. Optional kann demnach aber eine zehn- oder zwanzigjährige Rentengarantiezeit vereinbart werden. Die Rente wird an die Hinterbliebenen gezahlt, falls der Versicherte während des vereinbarten Zeitraums verstirbt.

Ob ein Wechsel ins Altersvorsorgedepot für Riester-Sparer sinnvoll ist, richtet sich laut Lars Reiner von der Vermögensverwaltung Ginmon nach den individuellen Verhältnissen. Pauschale Empfehlungen könnten nicht ausgesprochen werden; nur soviel: Ein Wechsel lohne sich vor allem für Altverträge mit langer Restlaufzeit und hohem Eigenbeitrag. „Umgekehrt bleiben Personen kurz vor Rentenbeginn und Inhaber alter Verträge mit garantierten Rentenfaktoren häufig im Bestand besser aufgehoben“, sagt Reiner.

Das Altersvorsorgedepot verändert laut Reiner den Bewertungsmaßstab für alte Riester-Verträge. Veränderungen beträfen nicht nur die Sparer, sondern auch die Anbieter, weil der neue Kostendeckel im Standarddepot keinen Raum mehr für die Vertriebs- und Verwaltungsstrukturen der alten Riester-Welt lasse. Das erfordere effizientere Depotführung, Zulagenverwaltung und Beratung.

Das Altersvorsorgedepot macht laut Reiner sichtbar, was die umstrittene Beitragsgarantie und der Versicherungsmantel des bisherigen Vorsorgekonzepts gekostet hätten. „Viele Riester-Verträge werden den Vergleich nicht bestehen“, sagt er. Einige würden ihn bestehen, aber genau deshalb brauche es die Rechnung für den Einzelfall. „Diese Rechnung kann kein Sparer allein anstellen“, sagt Reiner. Die Rechnung erfordere die Daten des Altvertrags, die Förderhistorie und eine belastbare Gegenüberstellung.

Wer über einen Wechsel nachdenkt, braucht nun also genau das, was schon beim Abschluss des ursprünglichen Riester-Vertrags nötig gewesen wäre. Nämlich eine unabhängige und verständliche Beratung.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Man muss die AfD ranlassen

Zu „Die blaue Sau“ (F.A.Z. vom 25. August 2026): Generell muss man fragen, ob all die Medienleute in Sachen AfD lernunfähig oder lernunwillig sind. Denn nach den ganzen Erfahrungen in all den Jahren müssten sie doch endlich einsehen, dass die „etablierten“ Parteien alle zusammen nicht fähig sind, die AfD kleinzukriegen. Danach bleibt jetzt nur noch die Alternative: Entweder man versucht, die AfD verbieten zu lassen – oder man lässt sie ran.

Selbst wenn das Verbieten bei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urchgehen sollte, wäre damit letztlich nichts gewonnen. Die Gesinnungen und Einstellungen wären damit ja nicht aus der Welt.

Also bleibt nur der Weg, die AfD ans Regieren zu lassen, naheliegend jetzt in Sachsen-Anhalt. Dann wird sich zeigen: Entweder sie können es; das wäre doch gut. Oder sie können es nicht. Das hätte immerhin das Positive, dass sie vor aller Welt blamiert wären und wohl für eine Weile aus dem Geschäft.

So oder so bestünde doch die große Chance, dass diese unselige Blockade, wie sie derzeit herrscht, aufgelöst wird.

JAKOB WILBERT, BRANDIS

Nostalgie und Verharmlosung

In seinem Leitartikel „Wehe, wenn die Langmut im Westen endet“ (F.A.Z. vom 13. August) beschreibt Reinhard Bingener ein fundamentales kulturelles Konfliktpotential in Deutschland: einerseits ein „ostdeutsches Sonderbewusstsein“, das wesentlich von einem Gefühl der Benachteiligung gespeist wird und das sich unterscheide von den „in sich selbst ruhenden Regionalidentitäten“ in den alten Bundesländern.

Diese hätten „das Wohlstandsgefälle (zwischen West- und Ostdeutschland) rasch mit milliardenschweren Transfers künstlich verringert“, was unter anderem ein Grund für die gegenwärtigen Reformnotwendigkeiten in der Infrastruktur, im Sozialsystem unter anderem Gesamtdeutschlands sei.

Allerdings besteht nach meiner Meinung zurzeit keine Gefahr, dass das Thema, das gleichsam, so Bingener, auf der Straße liege, tatsächlich demnächst öffentlich diskutiert wird. Links- und rechtspopulistische Parteien werden es nicht „aufheben“. Denn sie verfolgen konsequent eine Strategie der Verharmlosung der DDR-Diktatur und des genannten Narrativs, die Bürger der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 seien im Wiedervereinigungsprozess „über den Tisch gezogen“ worden und würden immer noch benachteiligt, etwa durch die Abschaffung der „Rente mit 63“. Hinzu kommt in einer alternden Gesellschaft auch bei Bürgern der neuen Bundesländer, die nicht zu den Anhängern der AfD und der Linkspartei gehören, die für ältere Menschen typische Nostalgie. Die Erinnerungen an die schönen Jugenderlebnisse blenden dabei die „Eingrenzungen“ durch das politische System aus.

Auch Politiker von CDU und SPD werden das Thema nicht „von der Straße aufheben“, da sie als die für die Wiedervereinigung verantwortlichen Parteien den von Reinhard Bingener genannten Grund für die Reformnotwendigkeit des Sozialsystems nicht thematisieren und die allgemeine Politikverdrossenheit in Gesamtdeutschland, besonders unter Jugendlichen, nicht noch befördern wollen.

Bündnis 90/Die Grünen, die Partei, die in den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n um den Einzug in die Landtage kämpft, wird es ebenfalls nicht tun. Letztlich profitieren wiederum von dem beschriebenen „kulturellen Konfliktpotential“ diejenigen, die es verleugnen: die Linkspartei und die AfD, die Profiteure des allgemein verbreiteten politischen „Unwohlgefühls“ bei konkreten Reformen, auch wenn die Reformnotwendigkeit von den meisten Bürgern befürwortet wird. Das Thema ist somit Bestandteil eines politischen Bewusstseins, das sich durch eine empirisch belegte Distanz zur Politik, die aus vielfältigen innenpolitischen Konflikten, aber auch durch internationale Strukturkonflikte gespeist wird, auszeichnet.

PROFESSOR EM. DR. CARL DEICHMANN, NAUORT

BSW in Thüringen und der 14. Dezember

Zu „Thüringer BSW bleibt in Koalition mit CDU und SPD“ (F.A.Z. vom 18. August): Dass die Thüringer BSW-Fraktion entgegen der eigenen Bundesspitze an der Koalition mit CDU und SPD festhalten will, lässt sich politisch begründen. Für eine vollständige Bewertung gehört jedoch auch ein nüchterner Blick auf die institutionellen Anreize dazu.

Die drei BSW-Minister sind seit dem 13. Dezember 2024 im Amt. Erst mit Erreichen einer zweijährigen Amtszeit entsteht grundsätzlich ein Anspruch auf Ministerruhegehalt (§ 11 Thüringer Ministergesetz). Diese Regelung gilt selbstverständlich für alle Mitglieder der Thüringer Landesregierung, die die gesetzlichen Voraussetzungen erfüllen. Nach heutiger Größenordnung geht es bei weniger als fünf Amtsjahren um rund 3000 Euro brutto monatlich je Minister. Eine vorzeitige Inanspruchnahme ist auf Antrag ab dem 60. Lebensjahr möglich.

Damit erhält der 14. Dezember 2026 eine Bedeutung für die Thüringer BSW-Minister, die über den aktuellen Streit zwischen Erfurt und der BSW-Bundesspitze hinausgeht. Es geht nämlich bei jedem Einzelnen von ihnen, ein hoffentlich langes Leben vorausgesetzt, um Versorgungsansprüche in Höhe von mehreren 100.000 Euro.

Das ist kein Beweis dafür, dass Versorgungsfragen das Verhalten der Beteiligten bestimmen. Aber politische Analyse sollte sich nicht darauf beschränken, welche Gründe öffentlich genannt werden. Sie sollte grundsätzlich und immer auch fragen, welche persönlichen, institutionellen und finanziellen Konsequenzen unterschiedliche Entscheidungen haben.

PETER WERZ, BONN

Warum kostet Diesel noch mehr als Benzin?

Tanken ist teuer, weil Öl aus dem Persischen Golf fehlt / Auch das Verhältnis der Preise hat sich umgekehrt

FRANKFURT. Die Spritpreise leiden unter dem Krieg gegen Iran, an diesen Zusammenhang mussten sich die Autofahrer längst gewöhnen. Seit dem Ende des Tankrabatts steht vor dem Komma für die allermeisten wieder eine Zwei. Doch auch die Rangfolge der Preise auf den Tankstellentafeln änderte sich mit dem Aufflammen des Kriegs gegen Iran. Warum eigentlich ist Diesel mit im Schnitt mehr als 2,24 Euro teurer als Superbenzin?

Zunächst belastet der Anstieg des Rohölpreises wegen des Kriegs beide Kraftstoffsorten. Zur Erklärung der geänderten Preisverhältnisse gehören ein wenig Verfahrenstechnik und ein wenig Geographie. Zu Ersterem: Benzin und Diesel werden in Raffinerien aus Rohöl gewonnen. Während das in Deutschland verfahrene Benzin weitgehend hierzulande oder in der unmittelbaren Nachbarschaft raffiniert wird, ist das beim Diesel nicht so.

Deutschland verbraucht davon vergleichsweise viel, da Diesel nicht nur im Lastverkehr, sondern auch in PKW gern genutzt wird. Raffiniert werden Benzin und Diesel aus Rohöl in einem nur in Maßen steuerbaren Verhältnis. Die Rohöl-Importe reichen aus, um genug Benzin für den heimischen Markt zu produzieren. Den hiesigen Dieselverbrauch bekommen die Raffinerien aber mit dem importierten Rohöl nicht gedeckt.

Daher sind Deutschland und Europa nicht nur beim Rohöl, sondern auch bei seinem abgeleiteten Produkt, dem Diesel, auf Einfuhren angewiesen. Dessen Preise wiederum hängen, wie schon beim Vorprodukt, am globalen Angebot und der globalen Nachfrage. Die nachgefragte Menge ändert sich nur langsam, das Angebot aber hängt unter anderem davon ab, was die Raffinerien in aller Welt zu leisten imstande sind – und ob die Handelswege offenstehen.

Hier liegt ein Problem: Eine ganze Reihe großer Raffinerien kann derzeit nicht in der angemessenen Menge liefern. Ein Teil der Raffinerien steht am Persischen Golf, hinter der Straße von Hormus. Vor dem Krieg produzierten sie laut einer Analyse der amerikanischen Großbank Morgan Stanley etwa ein Fünftel des europäischen Diesels, beim Kerosin ist es demnach sogar die Hälfte. So wie von dort nun deutlich weniger Rohöl verschifft werden kann, sind nun auch die Tanker mit dem raffinierten Produkt an der Durchfahrt durch die Meeresenge gehindert.

Wesentlich sind zudem die Probleme des bislang zweitgrößten Dieselexporteurs: Russland. Die ukrainische Drohnenkampagne zeigte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so große Erfolge, dass mehrere russische Raffinerien die Produktion drosseln oder zeitweise gar einstellen mussten. Die Regierung in Moskau verhängte in der Folge ein Exportverbot für Diesel. Die Ausfuhren kamen weitgehend zum Erliegen.

Dieselpreis steigt stärker als Öl und Benzin

Quelle: ADAC, Bloomberg / F.A.Z.-Grafik: nav.

Rohstoffanalysten von Morgan Stanley benennen zudem die Drosselung von Raffinerien in China als weiteren Faktor mit einer globalen Bedeutung. Zusammen ergebe das einen Rückgang der weltweiten Raffineriedurchsätze um etwa sechs Millionen Barrel je Tag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Ein erfreulicher Nebeneffekt ist, dass dadurch die Nachfrage nach Rohöl etwas geringer ausfällt, was den Brent-Preis dämpft.

Die Analysten beziffern die außergewöhnliche Situation anhand der relativen Großhandelspreise für Rohöl und Diesel. In den vergangenen 83 Jahren lag der für Europa maßgebliche Diesel-Großhandelspreis im Schnitt etwa ein Fünftel über dem für Brent-Rohöl. Gegenwärtig beträgt er fast doppelt so viel, trotz des erhöhten Ölpreises. Abgesehen von einem außergewöhnlichen Handelstag im Jahr 1991 seien die beiden Preise noch nie so stark divergiert. Ihre Analyse zeigt: Für die Raffinerien ist angesichts der Knappheit die Dieselproduktion derzeit ein außergewöhnlich profitables Geschäft. jzow.

Alle Macht den Textmaschinen

Der Autor des Beitrags „Mit der Maschine leben lernen“ (F.A.Z. vom 5. August) kündigt den Verlust der Autorenschaft a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werde das Schreiben von Texten übernehmen. Sie schreibe nicht nur schneller; die Modelle seien inzwischen „so gut geworden, dass eine zuverlässig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einem „echten“ und einem „künstlichen“ Text fast unmöglich ist“. Der Qualität entscheide und nicht ein Label menschlicher Autorenschaft. Entsprechend gehöre die Zukunft den Autorisierern, die für die Qualität eines maschinengeschriebenen Texts einstehen; eine Leistung vergleichbar der von Lektoren oder Redaktionen.

In der Welt wissenschaftlicher Artikel wird „Autorisierung“ längst praktiziert. Eine wachsende Anzahl von Beiträgen wird maschinell geschrieben. Vorhandenes aufbereitend und Neues halluzinierend, fluten sie die Portale. Es gibt keine Qualitätssicherung; wie sollte sie angesichts der Masse auch gelingen? Fachzeitschriften sind nicht mehr in der Lage, persönlich die Einreichungen zu lesen und bewaffnen sich selbst mit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Was bedeutet „Mit der Maschine leben lernen“ für die Belletristik?

Wer wollte nicht schon immer seinen Proust oder seine Bachmann schreiben, oder der lieben Freundin zum Geburtsstag einen neuen Krimi von A. Christie schenken? Aber warum lesen Menschen Romane? Sie wollen neue Sichten auf die Welt kennenlernen, sie suchen Unterhaltung, aber auch eine Essenz. Seltener suchen sie eine Herausforderung ihrer Weltsicht, aber auch das. Werden das Textmaschinen liefern, die nur Vorhandenes rekombinieren können? Nein. Textmaschinen beruhen auf grandiosen Algorithmen, aber sie haben keine Erfahrungen, keine Intentionen, kein Empfinden. Es ist eine würfelnde Scheinkreativität.

Natürlich – die Produktionssteigerung: Ein Autor der bisher zwei bis drei Jahre oder mehr für einen Roman brauchte, vermag nun locker zehn oder mehr Romane pro Jahr zu autorisieren. Nur, wer wird das lesen? Nur Textmaschinen werden dazu in der Lage sein. Wie in der Welt der wissenschaftlichen Fachtexte lesen dann Maschinen Texte von Maschinen. Stanisław Lem wäre begeistert. Und die Kritiker? Werden auch sie maschinell verfasste Kritiken „autorisieren“? Der Impuls geht am Kern der Literatur vorbei.

DR. KAY P. HRADILAK, BERLIN

Von den vielen Zuschriften, die uns täglich erreichen und die uns wertvolle Anregungen für unsere Arbeit geben, können wir nur einen kleinen Teil veröffentlichen. Dabei kommt es nicht darauf an, ob sie Kritik oder Zustimmung enthalten. Oft müssen wir kürzen, denn möglichst viele Leser sollen zu Wort kommen. Wir lesen alle Briefe sorgfältig und beachten sie, auch wenn wir sie nicht beantworten kö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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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die USA in eine Finanzkrise trudeln könnten

Die hohe Verschuldung der USA ist in aller Munde. Wenn die Regierung von Donald Trump keinen klugen Ausweg wählt, könnte aus einer Schuldenkrise ein Vertrauensverlust und damit eine neuerliche Finanzkrise heranwachsen.

Von Rolf J. Langhammer

Erstmals in der Geschichte der USA haben die Staatsschulden am 13. August 2026 die 40-Billionen-Dollar-Marke gerissen. Gleichzeitig stieg die Rendite auf 30-jährige Staatsanleihen auf den höchsten Stand seit 2007. Projektionen des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sfonds (IWF) sehen die USA bei Budgetdefizitraten von sechs bis sieben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es (BIP) und fehlenden Plänen zur Schuldenkonsolidierung schon 2031 bei einer Bruttoverschuldungsrate auf dem Rekordniveau von 142 Prozent des BIP gegenüber 126 in diesem Jahr.

Kann dieser Pfad an einem Punkt enden, wo Gläubiger weitere Kreditzusagen an deutlich höhere Zinsen knüpfen und die USA als souveräner Schuldner den Schuldendienst einseitig reduzieren oder gar einstellen müssten? Die Geschichte von Schuldenkrisen in Entwicklungsländern von vor 40 Jahren kennt eine Faustformel: Eine Krise beginnt entweder dann, wenn das Wirtschaftswachstum nicht mehr ausreicht, um den Zinsdienst zu leisten. Oder wenn eine Regierung nicht mehr willens ist, ihren Bürgern über Steuererhöhungen so viele Mittel zu entziehen, dass damit der Zinsdienst geleistet werden kann.

Dann würde die für ein stets weiter existierendes Land (im Gegensatz zu einem Unternehmen) unendlich lange Kreditkette reißen, Altkredite würden nicht mehr durch Neukredite abgelöst werden, und der Schuldner müsste neben dem Zinsdienst auch noch den Tilgungsteil der Altkredite schultern. In normalen Zeiten würde er durch Neukredite finanziert. Die Fachliteratur unterscheidet zwischen der Möglichkeit („capacity to serve the debt“) und dem Willen („willingness to serve the debt“), die Schulden abzubauen.

Die USA aber sind kein Entwicklungsland, das hauptsächlich ausländische Gläubiger in Fremdwährungen hat, denen man die Einstellung des Schuldendienstes politisch viel leichter aufoktroyieren kann als heimischen Gläubigern. Vielmehr können sich die USA als Hüter der Leitwährung Dollar für ihre Dollarschulden der eigenen Notenpresse bedienen. Anders als Entwicklungsländer stehen die USA zu drei Vierteln bei inländischen Gläubigern wie der eigenen Notenbank Fed und Pensionsfonds im Obligo.

Der ominöse Mar-a-Lago-Plan, ausländischen Gläubigern einen Schuldenschnitt zuzumuten, würde also nur ein Viertel der amerikanischen Schulden betreffen. Dieser Plan ist nicht akut, aber immer noch im Gedächtnis der Finanzmärkte. Das ist wichtig, denn es ist möglich, dass sich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inländischen und ausländischen Gläubigern der amerikanischen Schulden auch aus diesem Erinnern heraus zukünftig weiter zugunsten der inländischen Gläubiger verschiebt.

Die Leistungsbilanzüberschüsse früherer „Exportweltmeister“ wie Japan und Deutschland, die ihre Ersparnisse in den USA angelegt hatten, gehen zurück. Diese Länder brauchen ihre Ersparnisse jetzt selbst für ihre heimischen Investitionen. Der neue Exportweltmeister China wendet sich als Kreditgeber von den USA ab.

Hat er einen Plan? Und darf er ihn umsetzen? Der amerikanische Finanzminister Scott Bessent in Washington Foto dpa

Das ist ein Text aus

Das Land „de-dollarisiert“, so wie viele andere Schwellenländer – das zeigt sich an der abnehmenden Bedeutung dieser Länder als Käufer amerikanischer Staatspapiere. Die US-Regierung fragmentiert zudem mit ihrer Zollpolitik die globalen Gütermärkte, streut mit der trumpschen Vorliebe für das Betreiben von Unsicherheit Sand ins Getriebe der Weltwirtschaft und schneidet sich damit selbst von ausländischen Kreditquellen ab.

Tech-Unternehmen zwar Produktivitätsgewinne generierten, aber auch Spekulationen auf einen märchenhaften Aufschwung nährten, der im Platzen der Blase endete. Auch die KI-Wette könnte platzen, beispielsweise weil die US-Regierung in der festen Erwartung des Aufschwungs Ausgaben vorweg erhöhte und damit das Gegenteil einer sich selbst erfüllenden Prophezeiung betriebe. Der hohe Finanzbedarf der KI-Unternehmen könnte zinserhöhend wirken und damit andere Wirtschaftszweige von Krediten abschneiden. Auch das Regierungsbudget hätte diese Zinserhöhungen zu verkraften. Unter diesen Umständen könnte die Regierung als Ultima Ratio zum Instrument der finanziellen Repression greifen. Sie könnte die Forderungen ihrer inländischen Gläubiger durch Inkaufnahme höherer Inflation real entwerten und den ausländischen Gläubigern den im Mar-a-Lago-Plan angedachten Schuldenschnitt zumuten.

F.A.Z. WELTWIRT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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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wäre die Rezeptur für den Ausbruch einer neuen Finanzkrise, gespeist von zwei Auslösern: Erstens könnte es einen abrupten Vertrauensverlust in die Kraft der Fed geben, sich der von der Regierung betriebenen finanziellen Repression entgegenzustellen. Zweitens könnte ein Realitätsschock auftreten, weil die Produktivitäts- und Wachstumseffekte der KI gegenüber den schneller einsetzenden Abschreibungskosten der alten Technologie eben doch massiv überschätzt wurden.

Den wichtiger werdenden inländischen Gläubigern will Trump weder Steuererhöhungen zumuten, noch will er die Ausgaben begrenzen. Stattdessen bläht er den Rüstungsetat in der Folge seines Iran-Abenteuers weiter auf und setzt auf seine Geheimwaffe: eine neue Wachstumsdynamik dank der Produktivitätsgewinne aus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KI) und der Privatisierung von Geld, also eine Wette auf mehr Steuereinnahmen, ohne die KI-Unternehmen selbst zu besteuern. Die Wette ist höchst riskant.

Erinnert sei an den Dotcom-Boom um die Jahrtausendwende, als Internet- und

Wie 2008 wäre aber eine Finanzkrise nicht gleichbedeutend mit einer US-Schuldenkrise. Anders als ein Entwicklungsland besitzen die USA als souveräner Schuldner und riesiger Markt (noch) viele wirksame Druckmittel gegenüber ihren ausländischen Gläubigern, um sie zum Stillhalten und zur Akzeptanz von Verlusten zu zwingen, angefangen bei der Drohung des Entzugs von militärischem Schutz, über ihre weltweite KI- und Tech-Dominanz bis hin zum Dollar als globaler Anlagewährung, die von China aus Sorge vor Kontrollverlust gegenüber den globalen Finanzmärkten nicht angetastet wird. Inländische Gläubiger könnten sich der sogenannten Inflationssteuer nicht entziehen. Wer Schulden in Billionenhöhe hat und um das Fehlen von Alternativen zum Dollar weiß, lädt die Probleme bei den Gläubigern ab.

Und ganz am Ende ist es ja nicht ausgeschlossen, dass aus der KI-Blase kontrolliert Luft abgelassen wird und sich aus einem Gleichgewicht des Schreckens heraus die Sicherheitslage entspannt. Damit könnte die Wette Trumps letztlich aufgehen.

Rolf J. Langhammer ist Außenwirtschafts- und Entwicklungsökonom am Kiel Institut für Weltwirtschaft und Honorarprofessor an der Universität K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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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pa-Ak.Gb NachCF	€-	104,62/101,33	-0,22
Naspa-PS Chance	€-	83,22/80,02	3,03
Naspa-PS ChancePlus	€-	170,86/162,72	2,38
Naspa-PS Ertrag	€-	49,33/48,36	1,55
Naspa-PS Wachst.	€-	52,64/51,11	2,38
Persp Dynamisch CF	€-	124,52/118,59	3,84
Persp Mitt Asset CF	€-	123,52/119,92	0,71

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

GELDMARKTFONDS IM VERGLEICH

Titel	ISIN	Preis28.8. '26		Performance in %					Lfd. Kosten %
			1 M.	6 M.	1 J.	3 J.	5 J.
Vontobel US Dollar Money B*	LU0120690226	163,79	USD	+0,42	+1,39	+3,48	+14,44	+16,65	0,51
Deka Lux DekaLux-Geldm:USD*	LU0065060971	96,07	USD	+0,31	+1,70	+3,71	+14,29	+19,15	0,58
Federated ST USGovSec Inst S*	IE0003334947	198,34	USD	+0,22	+1,29	+2,81	+11,18	+15,04	1,04
Deka Lux Deka FlexZins TF*	LU0268059614	992,48	EUR	+0,08	+0,05	+1,50	+10,99	+11,55	0,57
Federated Her Euro-KurzI*	IE0001475106	16,13	EUR	+0,25	+0,94	+2,35	+10,94	+11,24	0,25
Schoeller Kurzinvest(T)	AT0000820469	97,70	EUR	+0,28	+1,30	+2,59	+10,89	+12,45	-
Schoeller Kurzinvest A	AT0000944806	66,29	EUR	+0,29	+1,28	+2,60	+10,84	+12,49	-
Erste AM RESP EURO PL	AT0000812979	116,24	EUR	+0,28	+0,34	+1,62	+9,23	+9,10	0,33
ESPA Cash Euro-Plus A	AT0000858105	71,73	EUR	+0,28	+0,34	+1,62	+9,22	+9,10	0,33
Deka Lux Deka Flex:EUR C*	LU0027797579	1318,39	EUR	+0,05	+0,60	+1,64	+8,97	+7,18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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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 dargestellten Investmentfonds sind Teilnehmer am Funds Service, sortiert nach 3-Jahresperformance, berechnet nach BVI Methode. Laufende Kosten % = Anteil der Verwaltungskosten eines Fonds, hoher Prozentsatz = hoher Kostenanteil. Erscheinungstäglich wechselnde Kategorien: Aktien-, Renten-, Geldmarkt-, Misch-, Immobilien- und wertgesicherte Fonds. Keine Anlageberatung und -empfehlung.
BNP Paribas Funds

CATELLA REAL ESTATE AG
Cat Dutch Resid II	€*	10,70/10,70	0,19
Cat. Scandia Chance	€*	13,18/13,18	-2,30
Catella European R	€	14,28/14,28	-0,35
Catella MAX	€	17,04/16,23	-4,13
Catella Mod Wohnen	€	9,52/9,52	-0,21
Catella Nachh Immo	€	9,95/9,66	-1,02
Catella Parken Eur	€*	10,76/10,25	0,20
Catella Wohnen Eur	€	10,18/10,18	0,20
Immo-Spez-Süddeut.	€*	14,08/14,08	0,28
Multiten. Stiftung	€*	13,23/12,60	0,24
PaRhei Dutch Resid	€*	14,29/14,29	0,49
Sar Sust Prop-EuCi	€*	1043/1043	-2,00
Wirtsch.-reg SüdDE	€*	10,98/10,46	0,00

Aqua	€*	/239,51	-0,13
China Equity	€*	/183,36	1,64
Climate Impact	€*	/313,89	0,18
Consumer Inn	€*	/319,96	3,99
Disruptive Techno	€*	/3754	7,39
Energy Transition	€*	/610,90	-2,49
Euro Equity	€*	/905,07	3,71
Euro HY ShortDu Bd	€*	/135,71	0,37
Health Care Innov	€*	/1860	4,62
SMaRT Food	€*	/119,88	2,14

C&P Funds (Creutz & Partners)
C&P Funds ClassiX	€*	116,07/116,07	5,36
C&P Funds DetoX	€*	66,99/66,99	1,20
C&P Funds QuantiX	€*	209,03/209,03	0,10

Commerz Real
hausInvest	€	46,24/44,04	0,05
DAVIS FUNDS SICAV
Global A	$*	77,08/72,65	2,07
Value Fund A	$*	130,72/123,20	2,06

DJE-Europa PA	€ 531,94/506,61	1,10
DJE-Gold&Ressou PA	€ 374,90/357,05	17,20
DJE-Gold&Stabfd PA	€ 169,82/161,73	4,33
DJE-Mittel&Innov PA	€ 185,38/176,55	-1,81
DJE-Multi Ass&Tre	€ 380,75/366,11	1,27
DJE-Sht Term Bd PA	€ 113,75/112,62	0,21
DJE-Zins&Divid PA	€ 195,70/188,17	0,36
FMM-Fonds	€ 91,49/87,13	0,88

AriDeka CF	€*	114,99/109,24	1,19
BasisStrat Flex CF	€*	139,57/134,53	0,56
BerolinaRent Deka	€*	41,78/40,32	0,07
BW Zielfonds 2030	€*	55,19/54,11	0,41
Deka-ESG Div RhEd	€*	126,38/121,81	2,80
Deka-ESG ReRheinEd	€*	29,43/28,85	-0,10
Deka-Europ.Bal. CF	€*	57,25/55,58	0,05
Deka-Europ.Bal. TF	€*	109,30/109,30	0,02
Deka-Europa Akt Str	€*	113,16/107,77	1,56
DekaFonds CF	€*	173,37/164,71	2,36
Deka-Global Bal CF	€*	113,33/110,03	0,06
Deka-Global Bal TF	€*	106,82/106,82	0,04
Deka-MegaTrends CF	€*	191,63/184,70	1,33
Deka-Na.Div Str CF	€*	163,43/157,52	2,00
Deka-Sachwer. CF	€*	114,34/111,01	0,23
Deka-Sachwer. TF	€*	107,01/107,01	0,20
DekaSpezial CF	€*	810,07/780,79	1,12
DekaTresor	€*	88,05/85,90	0,09
Div.Strateg.CF A	€*	250,85/241,78	1,93
DivStrategieEur CF	€*	134,48/129,62	1,95
ESG SeAkREd TF	€*	49,96/49,96	0,83
Euro Potential CF	€*	179,28/172,80	1,48
EuropaBond CF	€*	92,12/89,44	-0,32
EuropaBond TF	€*	32,52/32,52	-0,37

Frankf.Sparinvest	€-	232,46/221,39	2,66
GlobalChampions CF	€-	464,10/447,33	2,32
GlobalChampions TF	€-	394,14/394,14	2,25
Mainfr Strategiek	€-	217,56/217,56	1,71
Mainfr Wertk ausg	€-	101,51/101,51	2,28
Multi Asset In.CFA	€-	89,66/87,05	0,16
Multirent-Invest	€-	33,42/32,45	0,50
Multizins-INVEST	€-	25,11/24,38	0,16
Naspa-Fonds	€-	41,52/40,51	0,56
RenditDeka	€-	22,51/21,85	-0,50
RenditDeka TF	€-	28,17/28,17	0,28
RentenStratGI TF	€-	76,63/76,63	0,58
RentenStratGlob CF	€-	79,54/77,22	0,61
Technologie CF	€-	137,06/132,11	2,19
UmweltInvest CF	€-	252,89/243,75	-1,16
UmweltInvest TF	€-	212,09/212,09	-1,22
Weltzins-Invest P	€-	19,84/19,2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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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S Offene Immobilienfonds

Köln Str.Ertrag	€*	46,36/45,45	1,13
Köln Str.Wachstum	€*	49,35/48,38	1,85
KölnStr.Chance+	€*	76,50/75,00	1,79
UnterStrat Eu CF	€*	204,37/196,98	1,45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1822 Str.Cha.Pl.	€'	180,84/173,88	1,13
1822 Str.Chance	€'	120,90/116,81	1,82
1822 Str.Ert.Pl.	€'	51,25/50,00	1,09
1822 Str.Wachstum	€'	63,94/62,08	1,89
Berol.Ca.Chance	€'	81,70/79,32	1,64
Berol.Ca.Premium	€'	111,16/107,40	1,84
Berol.Ca.Sicherh.	€'	44,93/43,83	0,85
Berol.Ca.Wachst.	€'	46,11/44,88	1,45
DekaEuAktSpezAV	€'	196,93/196,93	1,42
DekaEuAktSpezCF(A)	€'	287,93/277,52	1,42
Deka-FlexZins CF	€'	997,91/992,95	0,08
Deka-FlexZins PB	€'	1001/1001	0,38
Deka-FlexZins TF	€'	992,48/992,48	0,08
DekaGlobAktLRCF(A)	€'	284,07/273,80	2,15
Deka-Indust 4.0 CF	€'	270,26/260,49	-0,15
Deka-Indust 4.0 TF	€'	243,15/243,15	-0,20
Deka-Lifestyle CF	€'	90,38/87,11	3,42
Köln Str.Chance	€'	87,25/85,54	2,21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über
Deka-BaAZSt off 25	€-	137,42/134,73	2,35
Deka-PB Wert 4y	€-	117,06/113,65	1,68
Deka-PISel ausgew	€-	133,02/129,15	1,32
Deka-PISel dynam	€-	161,26/156,56	1,60
Deka-PISel moderat	€-	110,42/108,25	0,87
DekaStruk.5Chance	€-	248,85/243,97	2,21
DekaStruk.5Chance+	€-	400,18/392,33	1,83
DekaStruk.5Ertrag+	€-	106,25/104,17	1,13
DekaStruk.5Wachst.	€-	122,31/119,91	1,87
Hamb Stiftung D	€-	1021/1001	1,11
Hamb Stiftung I	€-	918,12/900,12	1,11
Hamb Stiftung P	€-	92,07/88,53	1,08
Hamb Stiftung T	€-	127,63/122,72	1,08
Haspa TrendKonz P	€-	92,99/89,41	0,27
Haspa TrendKonz V	€-	100,72/96,85	0,78
LBBW Bal. CR 20	€-	46,84/45,92	0,75
LBBW Bal. CR 40	€-	56,92/55,80	1,23
LBBW Bal. CR 75	€-	82,26/80,65	2,49
Priv BaPrem Chance	€-	227,44/214,57	1,11
Priv BaPrem Ertrag	€-	48,84/46,96	-0,42

Deka Intern. (Lux.) (Deka-Gruppe)

www.dje.lu I info@dje.luTel. 00352 26925220
DJE Zins Global P€	€ 136,12/133,45	0,02
DJE-Asien PA€	€ 258,04/245,75	0,91
DJE-Concept PA	€* 167,75/159,76	1,53
DJE-Div&Sub P	€ 768,32/731,73	1,00

grundb. europa IC:	€*	36,16/34,44	-2,60
grundb. europa RC	€*	36,29/34,56	-2,48
grundb. Fok Deu RC	€	51,83/49,36	-0,76
grundb. Fokus D IC:	€	52,16/49,68	-0,74
grundb. global IC:	€	47,01/44,77	-1,82
grundb. global RC	€	46,27/44,07	-1,85

www.meag.com privatanleger@meag.com
MEAG

Unifavorit: Aktien	€*	339,41/323,25	0,04
UniFonds	€*	88,94/84,70	3,79
UniFonds-net-	€*	123,46/123,46	3,76
UniGlobal	€*	536,15/510,62	0,53
UniGlobal-net-	€*	302,90/302,90	0,52
UnionGeldmarktfds	€*	47,76/47,76	0,21
UniRak	€*	163,97/159,19	0,76
UniRak Konserva A	€*	124,44/122,00	0,35
UniRak -net-	€*	85,98/85,98	0,73
UniStrat: Ausgew.	€*	90,98/88,33	1,09
UniStrat: Konserv.	€*	81,63/79,25	0,72

www.guinnessgi.com/deinfo@guinnessgi.com
Global Equity Inc	€*	/20,56	2,22
Global Innovators	€*	/43,65	2,84
Sustainable Energy	€*	/26,05	-0,97

GUINNESSGLOBAL INVESTORS

Skyline Dynamik

€ 379,61/379,61

9,47

Tel +49 651 1704 301 I +352 48 30 48 30
HWB Pf. Plus CHF	F*	73,55/73,55	0,88
HWB Pf. Plus R	€*	121,51/121,51	0,16
HWB Pf. Plus V	€*	121,15/121,15	0,17
HWB Vict.Str.Pf. R	€*	1417/1417	1,31
HWB Vict.Str.Pf. V	€*	1418/1418	1,31

AktienSelect A	€-	210,05/200,05	4,54
Dividende A	€-	89,84/85,56	1,18
ERGO Vermög Ausgew€-		68,84/65,88	2,59
ERGO Vermög Flexi	€-	74,70/71,14	2,90
ERGO Vermög Robust €-		56,25/54,09	1,81
EuroBalance	€-	80,64/77,54	0,95
EuroErtrag	€-	72,80/70,34	0,47
EuroFlex	€-	42,91/42,49	0,35
EuroInvest A	€-	163,08/155,31	2,16
EuroKapital	€-	73,42/69,92	0,98
EuroRent A	€-	28,47/27,51	0,25
GlobalAktien	€-	90,84/86,51	1,45
GlobalBalance DF	€-	91,29/87,78	1,58
GlobalChance DF	€-	114,51/109,06	1,80
ProInvest	€-	337,56/321,49	5,11
ReturnSelect A	€-	59,62/57,88	1,24
VermAnlage Komfort	€-	71,96/69,53	1,46
VermAnlage Ret A	€-	92,14/88,60	2,26

Union Investment Luxemburg

www.hwb-fonds.eu | info@hwb-fonds.com Tel +49 651 1704 301 | +352 48 30 48 30

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RWS-DYNAMIK A	€*	46,80/45,00	1,54
RWS-ERTRAG A	€*	18,34/17,81	0,85

ODDO BHF Asset Management
Basis-Fonds I Nach	€*	/147,17	0,27

Universal-Investment-Luxembourg S.A.
CondorBalance-UI	€*	115,33/109,84	1,49
CondorChance-UI	€*	141,00/134,29	1,46
CondorTrends-UI	€*	127,65/121,57	-0,48
Warburg Invest
DMüller Prem Akt €	€*	92,05/88,51	1,91
W&W Asset Management Dublin
SouthEast Asian Eq	€*	/216,78	2,42
SONSTIGE FINANZPRODUKTE

UBS Funds Services Lux S.A.

UBS (L) EM Eq P AA	$*	/216,40	4,88
UBS (L) EM Eq P XA	$*	/232,02	4,89
UBS (L) GCB AD T2	€*	195,33/189,64	3,02

www.union-investment.de Tel. 069 589 98-6060

PrivFd:Kontr.	€*	147,35/147,35	1,33
PrivFd:Kontr.pro	€*	219,68/219,68	2,56
UniDeutschl. XS	€*	195,28/187,77	1,46
UniESG Aktien DeuA	€*	349,73/333,08	3,45
UniESG Aktien Glo	€*	209,62/199,64	1,20
UniESG Aktien Glo n	€*	178,01/17,08	1,17
UniEuroAktien	€*	133,30/126,95	1,79
UniEuroRenta	€*	61,62/59,83	0,08
UniFav.:Akt. -net-	€*	201,04/201,04	0,01

FairWorldFonds	€*	61,04/59,55	-0,18
PrivatFonds: ESG	€*	59,95/59,95	1,72
UniAusschü. net-A	€*	52,42/52,42	0,84
UniDividAss net A	€*	75,56/75,56	-0,04
UniDividendenAss A	€*	80,85/77,74	-0,01
UniDyn.Europa A	€*	162,41/156,16	1,53
UniESG Aktien EuA	€*	90,24/85,94	1,54
UniEuRe Corp A	€*	49,49/48,05	0,12
UniEurKap Corp-A	€*	36,28/35,57	0,23
UniEurKap.Co.net A	€*	35,95/35,95	0,22
UniEuropa	€*	3839/3656	0,97
UniGlobal Div A	€*	149,01/141,91	-0,26
UniGlobal Div-netA	€*	137,81/137,81	-0,29
UniGlobal II A	€*	231,34/220,32	0,51
UniIndustrie 4.0A	€*	113,76/109,38	1,25
UniMarktf. -net- A	€*	112,61/112,61	1,52
UniOpti4	€*	99,39/99,39	0,21
UniRak ESG A	€*	109,56/106,37	0,78
UniRak ESG net A	€*	103,72/103,72	0,74
UniRak Kon.ESG A	€*	114,51/112,26	0,49
UniRak KonESG netA	€*	110,48/110,48	0,46
UniSec. High Tech.	€*	413,14/397,25	0,73
UniStruktur	€*	135,61/131,66	1,91
UniVa. Global A	€*	200,26/192,56	1,46
UniVa.Glb-net-A	€*	188,19/188,19	1,43

Union Investment Real Estate

Union Investment Real Estate
Unilmmo:Dt.	€*	96,54/91,94	0,19
Unilmmo:Europa	€*	48,45/46,14	0,11
Unilmmo:Global	€*	41,37/39,40	0,20
Universal Investment
Degussa Univ.Rent	€*	68,02/66,69	2,73

Luxembourg Placement Funds
Solitär	€*	/2863	1,01
Solitär II	€*	/1860	0,54

Weiterführende Fondsinformationen finden Sie unter

Investmentfonds nach Kapitalanlagegesetzbuch (KAGB)

Whrg.: Währung (A = Australischer Dollar, € = Euro, F = Schweizer Franken, £ = Brit. Pfund, ¥ = Japanische Yen, P = Polnischer Zloty, S = Schwedische Krone, \$ = US-Dollar). Ausg.: Ausgabepreis eines Fondsanteils zum angegebenen Tag.

Rückn.: Rücknahmepreis eines Fondsanteils zum angegebenen Tag.

Perf.: Performance auf Basis der letzten verfügbaren NAVs (Nettoinventarwerte). Berechnung nach BVI-Methode.

* Fondspreise etc. vom Vortag oder letzt verfügbar.

Ausgabe / Rücknahmepreise werden bei mehr als vier Vorkomma- ohne Nachkommastellen abgebildet.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keine Anlageberatung und -empfehlung.

Infront Funds Service

fundsservice@infronthfinance.com Infront publiziert die Fondsdaten im Auftrag der Fondsgesellschaften als besonderen Service für deren Anleger.

„Wir hängen an den letzten Resten des Wirtschaftswunders“

Arbeitsmarktforscher Enzo Weber sieht Deutschland in einer „Erneuerungskrise“. Er erklärt, wie die Industrie stark bleiben kann, warum die KI-Debatte unfundiert geführt wird, und wie Berufseinsteiger auf die technischen Veränderungen reagieren sollten.

Hingucker: Passanten bestaunen Ende der sechziger Jahre Neuwagen auf dem Frankfurter Hauptbahnhof. Foto Lutz Kleinhans

Herr Weber, gut drei Viertel der Beschäftigten in Deutschland arbeiten mittlerweile im weit gefassten Dienstleistungssektor. Was fällt alles darunter? Tatsächlich haben wir in Deutschland vergleichsweise wenige Dienstleistungsjobs, in anderen Ländern ist die Quote höher. In der Statistik werden auch Unternehmensdienstleistungen mit eingerechnet: Marketing, Recht, Logistik und mehr. Das wird unter Dienstleistung erfasst, auch wenn es sich um Tätigkeiten für Industriebetriebe handelt. Der Strukturwandel in der Industrie ist es auch, der die Entwicklung hin zu einem steigenden Anteil von Dienstleistungsjobs treibt. Denn dort ist Produktivitätssteigerung am stärksten möglich, da Werkhallen eine Umgebung bieten, in der man kontrolliert Technologie einsetzen und Tätigkeiten automatisieren kann. So ist über die Jahrzehnte auch nicht der Wertschöpfungsanteil der Industrie zurückgegangen, sondern der Anteil der Personen, die man braucht, um diese Wertschöpfung zu erbringen. Die absolute Anzahl der Personen hat lange nicht nachgelassen, im Vergleich ist nur die Beschäftigung in anderen Bereichen stärker gewachsen. Mittlerweile ist es anders. In der Industrie fallen im Monat durchschnittlich 15.000 Jobs weg, aber das ist schlicht ein Ergebnis der Krise.

Wo sehen Sie das Kernproblem?

Wir erleben eine Erneuerungskrise. In Deutschland entsteht zu wenig neue Industrie. Das sieht man bei den Investitionen, den neu geschaffenen Stellen oder auch in der Gründungsstatistik. Gesamtwirtschaftlich wird heute viel gegründet, in der Industrie ist die Zahl der Gründungen so niedrig wie noch nie. Das macht einen großen Teil dieser Industriekrise aus. Wir schaffen wenig Neues. Deshalb gerät die Industrie im Moment ins Hintertreffen.

Gleichzeitig gibt es in der Industrie nach wie vor sehr attraktive Arbeitsplätze. Wie wird die Entwicklung weitergehen? Wenn wir diese attraktiven Arbeitsplätze auch in Zukunft haben wollen, müssen wir sie neu schaffen. Gelingt das, dann kann Deutschland als Industrieland wieder zu alter Stärke zurückfinden. Andernfalls werden wir weiter absacken. Das macht eine Erneuerungskrise aus, man kann sie nicht einfach durchhalten. Während der Pandemie konnte der Staat das Kurzarbeitergeld auspacken und warten, bis sich die Lage wieder beruhigt. Auch im Zuge der Weltfinanzkrise, als die Exportnachfrage wegbrach, waren wir Weltspitze im Durchhalten. Doch aktuell kommt der Stellenabbau dadurch zustande, dass bestehende Strukturen unter Druck stehen und dieser Druck nicht durch genügend Neues ausgeglichen wird. Wir brauchen neue Industrien, mit neuen Geschäftsmodellen, neuen Investitionen und neuen Jobs. Daran entscheidet sich, welchen Weg die Industriebeschäftigung in Deutschland nimmt.

Was stimmt Sie optimistisch?

Was stimmt Sie optimistischen. Der vorgegebene Weg, so wie er im Moment angelegt ist, führt erst mal weiter abwärts, aber das ist kein Automatismus. Es ist nicht so, dass Industrie in Deutschland eben verschwinden muss, wie es in vielen anderen Ländern geschehen ist. Wir haben viele Möglichkeiten: Robotik und KI zusammen beispielsweise oder Windkraft-, Wasserstoff- und Speichertechnologie, neue Produktionstechnologien – und alles, was für eine moderne

Infrastruktur gebraucht wird. Wir können durchaus wieder zum Ausrüster der Welt werden.

Woran hakt es aktuell – wird zu sehr darauf vertraut, dass Aushalten doch wieder reichen kann?

Es ist schwer, die alten Muster abzulegen. Wenn Sie zum Beispiel beim Verbrenner-motor der Star waren, sind ganz viele Strukturen darauf eingestellt. Da hängen Tarifverträge, Förderprogramme,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und teils ganze Unternehmensstrukturen dran. Ich habe mal einen Satz gesagt, der überhaupt nicht despektierlich klingen soll: Wir hängen im Moment an den letzten Resten des Wirtschaftswunders. Und solange wir daran hängen und nicht beginnen, an einem neuen Wirtschaftswunder zu arbeiten, wird es beim Absacken bleiben. Das ist natürlich alles andere als einfach. Jemand, der in einem Forschungsinstitut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arbeitet, hat leichter reden, aber für Menschen, die mit Haut und Haaren drin hängen, sieht das anders aus.

Welche Impulse aus der Politik braucht es?

Jede Politik, die Bewegung schafft, die Hürden abbaut und Menschen weiterentwickelt, ist genau die richtige Politik. Denn wir sind als Standort nicht per se zu teuer, wir haben auch nicht die falschen Qualifikationen. Wir müssen nur dahin kommen, dass man die ganzen technischen Qualifikationen in aufstrebenden Bereichen einsetzt und da mehr Dynamik hineinbekommt, mehr Stellen schafft und Kompetenzen aufbaut. Dann sind wir in Deutschland für diese Transformation sehr gut aufgestellt – besser als viele andere Länder. Für die Weiterentwicklung von Beschäftigten hat die Politik Konzepte aufgenommen zu Arbeitsmarktdrehschreiben, Jobwechsel auf Probe, Förderung von Abfindungen bei Aufnahme von neuen Jobs – das sind richtige Schritte. Eine breit angelegte Qualifizierungsförderung könnte das ergänzen: für jeden Weiterbildungstag eine feste Pauschale steuerlich absetzen lassen.

Der öffentliche Dienst lockt mit Sicherheit. Wie zeigt sich das in den Daten? Der öffentliche Dienst ist einer der Bereiche, die nach wie vor zulegen, und der Wunsch nach Sicherheit ist ein treibender Faktor. Aber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geht es auch um viele Zweige, deren Ausstattung essenziell für die freie Wirtschaft ist. Pflege, Erziehung oder generell Gesundheit: Wenn hier Arbeitskräfte fehlen, werden automatisch andere Arbeitskräfte in Beschlag genommen, die dem Arbeitsmarkt in anderen Feldern fehlen. Gerade das Potential bei der beruflichen Entwicklung von Frauen ist nach wie vor enorm und lässt sich nur heben, wenn öffentliche Leistungen besser werden. Ein Beschäftigungszuwachs in Teilen des öffentlichen Dienstes ist letztlich also eine Voraussetzung dafür, dass Stellen in der Privatwirtschaft entstehen und besetzt werden. Auch um umfangreiche öffentliche Investitionsmittel einsetzen zu können, braucht man Personal. In der Verwaltung müssen wir angesichts des Zuwachses aber sicher mit Blick auf Effizienz, Digitalisierung und Entbürokratisierung ambitionierter sein.

Den Arbeitsmarkt im Fokus: IAB-Forscher Enzo Weber Foto IAB

Wie unterscheiden sich die Entwicklungen mit Blick auf Ost und West? Aktuell überraschend wenig. Die Arbeitslosigkeits- und Beschäftigungsentwicklung nimmt sich momentan nicht viel. Die Industriekrise trifft den Westen etwas stärker, da es dort größere Industrieregionen gibt. Dadurch steigt die Arbeitslosigkeit jetzt auch in Regionen, die immer als enorm stark galten, Baden-Württemberg zum Beispiel oder Bayern. Das Niveau ist dort trotzdem immer noch besser als der Durchschnitt über alle Bundesländer hinweg. Aber wir erleben ja keine reine Industriekrise. Auch die Inflation hat Spuren hinterlassen, und die geschwächte Kaufkraft bekommen Einzelhandel und Gastgewerbe in Ost wie West zu spüren.

Ein großes Thema für den Arbeitsmarkt ist KI. Es gibt viele Prognosen und Modelle, die potentielle Auswirkungen beschreiben. Was werden die größten Veränderungen sein?

Wir haben im Herbst eine große Studie zu potentiellen Arbeitsmarkteffekten vorgelegt. Vieles ist noch höchst unsicher, aber wir haben versucht, das möglichst gut zu fundieren. KI wird Jobs ersetzen; das ist klar, aber gleichzeitig werden neue Jobs entstehen. Auch das ist wieder keine Einbahnstraße. Dementsprechend sehe ich nicht, dass wir bisher einen großen Beschäftigungsabbau aufgrund von KI erlebt haben. Diese Debatten entbehren weitgehend einer soliden Grundlage.

Oft wird angeführt, dass Einsteigerjobs vermehrt durch KI ersetzt werden – zu Recht?

Die Jobchancen von jungen Arbeitssuchenden sind tatsächlich gesunken. Berufseinsteiger haben es schwerer auf dem Arbeitsmarkt, das ist so, und das ist kritisch. Die Jobchancen von älteren Arbeitssuchenden sind aber genauso stark gesunken. Das zeigt: Wir haben hier keine spezifische KI-Berufseinsteigerkrise. Wir haben diese Erneuerungskrise, in der wenig neue Jobs entstehen, und darunter leiden alle, die gerade einen haben wollen. Da sind junge Leute, die neu aus dem Bildungssystem auf den Arbeitsmarkt kommen, natürlich besonders betroffen. Aber das ist kein KI-Problem.

Wo schlägt sich KI definitiv nieder? Berufsbilder werden sich verändern, das ist der zentrale Effekt. Es geht weniger darum, dass Berufe komplett verschwinden und reihenweise neue entstehen. KI-Technologien werden in Tätigkeiten aufgenommen, und für Arbeitnehmer kommt es auf neue Kompetenzen an. Das geschieht gerade vielerorts, in den digitalen Schreibtischjobs ganz besonders. Noch sehen wir aber keinen großen Effekt, die Produktivität steigt seit vielen Jahren nicht.

Was ist nötig, um das zu ändern?

Es braucht konkrete Geschäftsmodelle und Anwendungsfälle, in denen KI nicht bloß als Tool für den individuellen Gebrauch eingesetzt, sondern in Prozesse eingebaut wird, in der Zusammenarbeit eine Rolle spielt und auch die Führung und die Organisation verändert. Das sind die entscheidenden Schritte, um Wertschöpfung zu erreichen. Aber natürlich führt diese Entwicklung zu Umbrüchen, und Umbrüche können immer auch kritisch enden, das zeigt die Historie. So ein Prozess läuft nicht automatisch rund, doch die Chancen sind enorm. Allerdings bekomme ich momentan eher die Frage gestellt, welchen KI-sicheren Job ich empfehlen kann.

Wie antworten Sie darauf?

Ich finde vor allem den dahinterliegenden Gedanken schwierig. Aus der Frage spricht ja im Prinzip: Ich möchte einen Job haben, der an Modernisierung und technologischem Fortschritt explizit nicht partizipiert. Eine bestimmte Anzahl von Menschen kann in einer Volkswirtschaft diesen Weg verfolgen, aber eigentlich sollte man anders an die Sache herangehen. Wir haben eine Technologie, die Arbeitsbedingungen und Tätigkeiten verändert, worüber man sich so viele neue Kompetenzen aneignen und sich selbst weiterentwickeln kann. Das sind doch die entscheidenden Dinge. Klar, es gibt keinen Automatismus zur Verbesserung, aber es entstehen viele neue Chancen, und die gilt es zu ergreifen.

Wo sehen Sie für Berufseinsteiger die besten Chancen auf dem Arbeitsmarkt? Als Berufseinsteiger sollte man in schwierigen Situationen, vor allem was die Branche angeht, flexibel sein. Nimmt man den ausgetretenen Pfad, den viele schon genommen haben, und auf diesem Pfad kommt etwas dazwischen, dann hat man schnell ein Problem. Es geht darum, wo meine Stärken gefragt sind. Wenn ich zum Beispiel Maschinenbauer bin, muss ich mich nicht auf den Verbrennungsmotor fokussieren. Diese Art von Flexibilität ist sehr wichtig. Aktuell ist daher die zentrale Frage: Wer passt am besten wohin? Es gibt auch immer noch in vielen Zweigen mehr Ausbildungsstellen als Bewerber. Da ist eine noch intensivere Berufsberatung gefragt, um die Leute in Berufe zu bringen, auf die sie Lust haben, obwohl sie den konkreten Beruf vorher vielleicht nicht auf dem Schirm gehabt haben – und die dann auch dabei bleiben oder sogar vorangehen, wenn der Beruf sich verändert.

Die Fragen stellte Benjamin Fischer.

NINE TO FIVE Ein Herz für mich

Von Martin Gropp

Haben Sie heute schon jemandem ein Herz geschenkt? Also digital? Wer auf dem Smartphone Chatdienste nutzt oder Mitglied eines sozialen Netzwerks ist, hat irgendjemanden oder irgendetwas bestimmt schon geherzt. Schließlich sind Emoticons ein schneller und effizienter Weg, Anteil zu nehmen.

Aus Sicht der Anbieter digitaler Dienste haben die kleinen Stellvertreter für die manchmal gar nicht so kleinen Gefühle eine weitere Funktion. Sie nützen vor allem den Betreibern der Plattformen. Denn die Chance, dass Nutzer sozialer Netzwerke blitzschnell Reaktionen auf eigene Äußerungen erhalten, hält sie ziemlich gut bei der Stange.

Die Aufmerksamkeit bleibt hoch, mitunter produzieren Nutzer auch mehr Inhalte. Es könnte ja sein, dass jemand einen neuen Post mit einem Sternaugen-Smiley gou- tiert, einer Konfettikanone, einem kopfstehenden lachenden Gesicht, zwei aneinandergelegten Händen. Oder mit dem Emoticon, der dem Edvard-Munch-Bild „Der Schrei“ nachempfunden ist. Und weil schon die Suche fesselt, bleibt man oft viel länger als gewollt im Chat hängen.

Aber selbst wer seinen Emoticonausstoß einigermaßen unter Kontrolle hat, sollte sich – vor allem im beruflichen Zusammenhang – eine naheliegende Frage stellen: Warum lassen es bestimmte Dienste zu, auch eigene Wortmeldungen mit einem Herzchen oder Ähnlichem zu versehen?

Eine Antwort: Vielleicht gehen die Plattformen davon aus, dass Nutzer nur jene eigenen Beiträge selbst liken, die nicht direkt etwas mit ihnen zu tun haben. Also zum Beispiel das Internetbild eines niedlichen Jack-Russell-Terriers oder den Link zum neuen Song eines gerade aufgehenden Popsternchens. In der Arbeit aber werden auf Kommunikationsplattformen häufig Argumente ausgetauscht, um Probleme zu lösen. Wer dabei eigene Wortmeldungen aufwertet (lachendes Gesicht mit Sternenaugen!) oder abwertet (Tränen vergießender Smiley!), könnte selbstverliebt, unsicher oder schusselig rüberkommen.

Vermutlich ist eine andere Erklärung für die Möglichkeit zum Selbst-Herzen wahrscheinlicher: Die Plattformen haben natürlich wieder nur das allerbeste im Sinn und wollen auch selten gefeierten Nutzerinnen und Nutzern digitale Zuneigung zuteilwerden lassen. Getreu dem Motto: Wenn jeder sich selbst likt, sind alle gelikt.

Karrierefrage auf FAZ.NET

Wenn Sie diesen Code scannen, gelangen Sie zur Ratgeber-Reihe „Die Karrierefrage“. Thema in dieser Woche: „Wie kann ich meinen Pendelstress reduzieren?“

Mehr Menschen werden promoviert

Die Zahl der Personen steigt, die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 an einer Promotion arbeiten. Im Jahr 2025 waren es 216.200, wie das Statistische Bundesamt am Mittwoch mitteilte – 3800 beziehungsweise 1,8 Prozent mehr als im Vorjahr. Der Frauenanteil betrug den Angaben zufolge unverändert 49 Prozent. Das Durchschnittsalter der Promovierenden lag bei 30,5 Jahren. Ein Viertel hatte eine ausländ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Mit 64.100 Personen strebten 30 Prozent der Promovierenden ihren Doktorgrad in der Fächergruppe Humanmedizin und Gesundheitswissenschaften an. Die zweitgrößte Gruppe bildete die Fächergruppe Mathematik, Naturwissenschaften mit 47.300 Promovierenden, gefolgt von den Ingenieurwissenschaften mit 40.100. Bemerkenswert ist die Standortverteilung: So entfielen knapp 18 Prozent aller Promovierenden auf lediglich vier Hochschulen. Vorn liegt die LMU in München mit 10.200 Promotionsvorhaben, gefolgt von der TU München (10.100). An der Uni Heidelberg werden 9600 Personen promoviert, an der RWTH Aachen sind es 8000.KNA

Immer noch auf Sendung

Streaming & Co. zum Trotz: Die mehr als 70 Hochschulsender in Deutschland ziehen weiter Nachwuchs an. Manche wollen dort „produktiv abhängen“, andere erhoffen sich einen Einstieg in die Medienwelt.

Von Marek Michaelis

Clara wirkt zerknirscht, als sie zurück ins Redaktionsbüro kommt. Gerade noch war sie live auf Sendung bei Kölncampus, dem Kölner Hochschulsender, doch zufrieden ist sie nicht. „Das war nicht so gut“, urteilt die 24 Jahre alte Studentin. „In der ersten Hälfte war mein Mikrofon ausgeschaltet, das hat mich total irritiert. Und dann habe ich mich noch zweimal versprochen“, erzählt sie ihren Kolleginnen, die den Beitrag im Nebenraum mitgehört haben.

Es ging um „Allies“, also Leute, die sich für die Rechte queerer Menschen einsetzen, ohne selbst davon zu profitieren. Generell dreht sich das Programm an diesem Julitag um den Christopher Street Day in Köln, der nur wenige Tage später ansteht. Einige Redakteure werden sogar gemeinsam auf die Demonstration gehen, aber nicht als Journalisten: Live von der Demo senden wollen sie nicht.

Dabei würde das zum Hochschulsender Köln campus passen, denn Uniradios gelten in Deutschland traditionell als Protestmedien. Pünktlich zur Achtundsechzigerbewegung schwappte das Phänomen der studentischen Sender aus den USA nach Deutschland herüber. In Kiel sendeten Studenten alternatives Programm direkt von Demonstrationen. In Frankfurt sendeten sie von einem besetzten Turm aus. „Solche Protestmomente machten das Medium besonders attraktiv“, sagt Alexander Körner, der an der

Universität Magdeburg-Stendal zu Hochschulradios forscht.

Heute hat das Radio seinen Ruf als junges oder gar alternatives Medium weitgehend verloren. Streaming und Social Media dominieren die Mediennutzung unter den 14 bis 29 Jahre alten Menschen, zeigt eine Medienstudie von ARD und ZDF. Seit dem Jahr 2010 hat sich der Anteil der jungen Erwachsenen, die mindestens einmal am Tag das klassische Radio einschalten, fast halbiert. Genau das ist allerdings die Zielgruppe von Unisendern. Folgt man also den Ergebnissen der Studie, dürften Hochschulradios eigentlich kaum noch eine Rolle spielen.

Allen Medientrends zum Trotz gebe es heute noch mindestens 75 Hochschulradios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schätzt Medienforscher Körner. Auch wenn Uni sender heute also nicht mehr als alternative Sprachrohre des studentischen Milieus gelten, ziehen sie noch immer den Nachwuchs an, der die Sender am Leben hält. Kölncampus sendet mittlerweile seit 24 Jahren, und abgesehen von kleinen Flauten würden dort jährlich etwa 50 bis 60 Studierende eine Radio-Grundausbildung absolvieren, berichten erfahrene Redakteure. Dabei lernen sie verschiedene Beitragsformen wie Interview und Reportage kennen. Auch Clara gehört zu diesen Einsteigern. Sie ist erst seit ein paar Wochen dabei, weshalb ihre Kolleginnen ihr den Fehler auf Sendung schnell verzeihen. Wie viele Menschen Kölncampus oder andere Unisender tatsächlich erreichen, ist schwer zu sagen. „Dazu gibt es wenig Material“, sagt Körner. Medienanalysen kosteten viel Geld, das könnten sich oft nur kommerzielle Radios leisten. Kölncampus kam deswegen auf eine andere Idee, um etwas Marktforschung zu betreiben. Im vergangenen Jahr schickten der Sender über den Unimailverteiler eine Umfrage an die mehr als 80.000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in Köln. Gerade einmal 4000 Antworten kamen zurück. 80 Prozent gaben darin an, Kölncampus zurzeit gar nicht zu hören, gerade einmal 25 Prozent kannten den Sender überhaupt, viele davon über Freundinnen und Freunde.

Die Zahl der Zuhörer ist für die Radiomacher aber tatsächlich nicht so entscheidend, zumindest wirtschaftlich: „Wenn weniger Leute Uniradio hören, hat das für uns keine unmittelbaren Konsequenzen, weil wir keinen Werbemarkt haben“, sagt Paul Sattler, Vorstandsvorsitzender vom Verband Hochschulradios NRW und ehemaliger Redakteur beim Münsteraner Campusradio. Hochschulsender seien nicht kommerziell ausgerichtet, stattdessen gehe es darum, angehende Journalisten auszubilden.

Medienforscher Körner glaubt, dass die Ausbildungsfunktion von Uniradios zukünftig in einigen Studiengängen sogar noch an Bedeutung gewinnen könnte. „Durch KI nimmt der Wert von herkömmlichen Prüfungsleistungen ab. Dozierende könnten deswegen praktische Prüfungsformen wie beispielsweise das Erstellen eines Beitrags für ein Campusradio bevorzugen“, sagt er. Schon jetzt können sich Studenten häufig ihre Arbeit bei einem Unisender für ihr Studium anrechnen lassen.

Dennoch ist es aus Sattlers Sicht wichtig, dass ein Uniradio nicht nur ein Planspiel bleibt, sondern die Beiträge frei empfangbar sind. Doch das ist teuer: Viele Uniradios senden noch immer über Ultrakurzwelle (UKW). Dafür brauchen sie eine Antenne und eine Lizenz. Bis zu 30.000

Auf die Ohren: Blick in das Studio des Studentenradios Kölncampus Foto Kölncampus

Euro im Jahr kann das kosten. Auch Miete fürs Aufnahmestudio und Büroräume kann hohe laufende Ausgaben bedeuten, sofern die Uni keine Räume stellt. Dazu kommen Lizenzen für Schnittprogramme und kleinere technische Anschaffungen wie Mikrofone und Kopfhörer.

Wie sich Uniradios ihren Sendebetrieb finanzieren, hänge oft vom Standort ab, sagt Körner. In Süddeutschland würden viele Sender von den Landesmedienanstalten gefördert. Die bayerische Medienanstalt etwa förderte nach eigenen Angaben im vergangenen Jahr drei Projekte mit einer Summe von insgesamt fast 50.000 Euro. Grund dafür sei, dass Campusradios nicht nur Nachwuchsjournalisten ausbilden, sondern auch die heimische Kultur fördern würden: „Sie bieten eine Bühne für lokale Künstler, Musikgruppen und kulturelle Veranstaltungen, die sonst weniger Beachtung finden würden“, sagt eine Sprecherin. Über einen noch größeren Geldregen dürfen sich junge Radiomacher in Baden-Württemberg freuen. Auf Anfrage teilte die Medienanstalt dort mit, je Sendestandort Fördermittel von 50.000 Euro im Jahr zu vergeben. Ziel sei es, die Medienkompetenz an Hochschulen zu fördern.

Viele andere Hochschulradios finanzieren sich über Zuschüsse aus der Studentenvertretung, die auf die Studierenden umgelegt werden. Regional kann die Höhe stark variieren. In Köln beteiligen sich die Studierendenvertretungen der meisten Hochschulen am Sender. Die Universität zu Köln allein steuert etwa 20.000 Euro im Jahr bei. Mit den Zuschüssen der anderen Hochschulen könne Kölncampus seine laufenden Kosten im Jahr decken und sogar Rücklagen für größere Erneuerungen wie eine neue Website bilden, heißt es aus Vorstandskreisen des Uniradios. Je Kopf dürfte jeder Kölner Student somit etwa 25 Cent von seinem Semesterbeitrag für Kölncampus zahlen.

Auch wenn der einzelne Beitrag recht überschaubar ist, verstehen die jungen Redakteure, dass sie sich gegenüber ihren Geldgebern erklären müssen. Zum Beispiel dann, wenn es um größere Ausgaben geht. „Natürlich müssen wir uns gefallen lassen, wenn Fragen nach dem Nutzen vom Unisender gestellt werden“, sagt Maxx Laumann, ehemaliger Projektleiter bei Kölncampus. Er räumt sogar ein, dass das Radio an sich vielleicht keine Zukunft habe, aber „Radio als Handwerk ist schon zukunftsfähig“, meint er. Die Fähigkeiten, die viele junge Redakteure später nicht beim Radio einsetzten würden, seien auf andere Medienformen übertragbar.

Beim Kölner Campussender sind viele Studenten erstaunlich unambitioniert, wenn es um eine Zukunft beim Radio geht. Einige wollen beruflich etwas ganz anderes machen und bezeichnen das Uniradio als „produktives Abhängen“. Andere erhoffen sich, einen Fuß in die Tür zur Medienwelt allgemein zu bekommen. Den meisten geht es vor allem darum, Erfahrung und Arbeitsproben zu sammeln, die oft Voraussetzung für ein Praktikum in der Medienbranche sind. Clara hat nach zwei Wochen Ausbildung schon zwei kurze Beiträge in der Tasche. Jetzt geht es ihr erst mal darum, souveräner zu werden: „Meinen Freunden sage ich nie, wann ich zu hören bin“, sagt sie. „Das will ich erst machen, wenn ich sicherer vor dem Mikrofon geworden bin.“

©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GmbH, Frankfurt.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vom Frankfurter Allgemeine ARC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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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alziel im Visier

Volleyballerinnen im EM-Achtelfinale

FRANKURT. Einen Vorteil hatte die schwere Vorrundenauslosung für die deutschen Volleyball-Frauen bei der Europameisterschaft: Sie müssen nach der Gruppenphase nicht umziehen. Der Spielort Istanbul mit dem stimmungsvollen Sinan Erdem Dome, der Platz für 16.500 Zuschauer bietet, wird ihnen in allen K.-o.-Spielen erhalten bleiben – solange sich das Team um Kapitänin Camilla Weitzel im Turnier behauptet –, im günstigsten Fall bis ins Finale.

Am Standort Istanbul weiterspielen zu können, wertet Weitzel in gewisser Weise sogar als Heimvorteil, schließlich fungiert Bundestrainer Giulio Bregoli in seinem Hauptjob als Coach des europäischen Spitzenklubs Eczacıbaşı Istanbul – zu dem auch Weitzel in der kommenden Saison wechseln wird. Zudem sei das Volleyball-Feeling wesentlich intensiver als an den anderen drei weit über den Kontinent verstreuten EM-Standorten Brünn (Tschechien), Göteborg (Schweden) und Baku (Aserbaid-schan). Nun kommt es nur noch darauf an, sich von der bisweilen feurigen Atmosphäre gewinnbringend inspirieren zu lassen. „Es hat sehr viel Spaß gemacht, vor voller Halle zu spielen“, sagte Libera Annie Cesar nach der Niederlage gegen den Weltranglisten-Dritten Türkei am Mittwochabend. Doch es sei „superschwer“ gegen die Gastgeber aufgrund des Heimvorteils zu gewinnen.

„Wir haben gezeigt, dass wir gegen jeden gewinnen können“, hatte Ko-Kapitänin Lina Alsmeier schon vor der EM angekündigt – und sich dabei auf die vorangegangenen Erfahrungen bei der Volleyball Nations League bezogen. „Wir können aber auch gegen jeden verlieren“, schränkte sie die Begeisterung über das eigene Leistungsvermögen sogleich ein.

Beim Bestreben, das Bestmögliche aus dem Team herauszuholen, räumte auch Bundestrainer Giulio Bregoli schon vor dem Turnier ein, dass „Nationalteams eine andere Geschichte erzählen“. Drei Monate lang sei man eng zusammen – in Trainingslagern, bei den Spielen der Nations League und nun während der EM. Doch das restliche Jahr sehe man sich so gut wie nie. Im Gegensatz dazu könne man mit seiner Vereinsmannschaft ein Dreivierteljahr lang arbeiten – und wesentlich strukturierter aufbauen. Der Erfolg mit seiner Vereinsmannschaft gibt Bregolis Theorie recht: Mit Eczacıbaşı Istanbul erreichte er in diesem Sommer das Finale der Champions League, unterlag erst im Istanbuler Endspiel in der Ülker Sports Arena dem Lokalrivalen VakıfBank – auch dies ein Zeichen für den hohen Stellenwert des Frauen-Volleyballs in der Türkei.

Dass auch Weitzel in der kommenden Saison bei Eczacıbaşı spielen wird, kann als Zeichen der Wertschätzung für den deutschen Volleyball gewertet werden. Auch neun weitere Spielerinnen des 14er-Kaders treten im Alltag für europäische Spitzenklubs ans Netz. Camilla Weitzel, die vor ihrem Wechsel in die Türkei schon fünf Jahre in Italien agierte, sieht als größten Gewinn ihrer Auslandserfahrung das veränderte Mindset an. Dazu gehörten Selbstvertrauen und die Überzeugung, ein gewisses Level stets halten zu können – selbst wenn es mal nicht so gut laufe.

Auch Bregoli definierte als vorrangiges Ziel für das deutsche Team, stabil in seiner Performance zu agieren – und zu lernen, die Belastungen zu managen. Nach fünf EM-Spielen binnen sechs Tagen lässt sich konstatieren, dass das nicht immer gelang. Neben den Pflichtsiegen gegen Lettland (3:1) und Ungarn (3:0) sowie Niederlagen gegen die Weltklasseteams aus der Türkei (1:3) und Polen (0:3) gab es zum Turnierbeginn ein ernüchterndes 0:3 gegen Slowenien. Der Einzug ins Achtelfinale war dennoch nicht gefährdet, da die besten vier jeder Gruppe weiterkommen. Dort wartet auf den Weltranglisten-Zwölften Deutschland nun mit den vom ehemaligen Bundestrainer Felix Koslowski gecoachten Niederländerinnen, Belgien oder Ko-Gastgeber Aserbaid-schan am Montag oder Dienstag ein unangenehmer Gegner. Es wird das Spiel sein, bei dem sich Wohl und Wehe der deutschen EM-Kampagne entscheidet. Das Erreichen des Viertelfinales ist das Minimalziel. Der Vorteil der Deutschen: Sie können am Stammplatz in Istanbul warten, während die Gegnerinnen aus dem fernen Baku anreisen müssen. ACHIM DR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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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t Donnerstagabend ist klar, mit welcher Strategie die Europäer Gianni Infantino stürzen wollen. In der Schweiz sollen die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ein Ermittlungsverfahren gegen den Präsidenten des internationalen Fußballverbands FIFA wegen des Verdachts der ungetreuen Geschäftsbesorgung nach Artikel 158 des Schweizerischen Strafgesetzbuchs eröffnen.

Um Infantino anzuzeigen, begehrt die UEFA vor dem US-Bezirksgericht für den Bezirk Südflorida in Miami die Herausgabe von Dokumenten im Zusammenhang mit Infantinos inzwischen aufgegebenen Vorhaben, Anteile an Weltmeisterschaftsturnieren an Investoren zu veräußern und die kommerziellen Rechte in einer neuen FIFA-Tochtergesellschaft zu bündeln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FFE). Das Begehr richtet sich auf Unterlagen des FIFA-Büros in Miami. Nach Darstellung der UEFA soll das FFE-Vorhaben anhand von Dokumenten nachzuvollziehen sein. Der Schriftsatz umfasst 55 Seiten. Eine Bitte der F.A.Z. um Stellungnahme ließ die FIFA bislang unbeantwortet.

Gegner: Infantino (rechts) und UEFA-Präsident Čeferin am 29. Juni 2024 in Berlin

Wie will die UEFA Infantino stürzen?

Die UEFA behauptet, Infantino habe seinen Plan „unter einem Schleier des Geheimen“ vorangetrieben und dabei zielgerichtet mit Investor Joshua Kushner, dem Bruder von Jared Kushner, Schwiegersohn vo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und Greg Maffei zusammengearbeitet. Maffei war bis Ende 2024 CEO von Liberty Media, der unter anderem die Formel-1-Gruppe gehört, und sei nun als Berater für Infantino aufgetreten. Die Planungen, die Infantino am 28. Juli 2026 öffentlich gemacht hatte, seien demnach weit mehr als ein Jahr lang vorangetrieben worden, ohne dass FIFA-Gremien, wie in den Statuten vorgesehen, eingebunden worden seien. Insbesondere die Hoheit des FIFA-Rats über die Bewerbung der Rechte an FIFA-Wettbewerben sei missachtet worden.

Foto dpa

Europas Fußballverbände wollen FIFA-Präsident Infantino stürzen. Dazu strebt die UEFA Ermittlungen gegen Infantino in der Schweiz an. Strategie, Vorwürfe und wie die Europäer um Unterstützung werben. Eine Übersicht.

Von Christoph Becker, Frankfurt

Die UEFA stützt sich in ihrem Antrag auf die Medienberichterstattung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mit der Herausgabe der Dokumente soll der Vorwurf belegt werden. Zentral ist dabei die Annahme, dass der Wert der Rechte bei der angestrebten Veräußerung von Anteilen an der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erheblich zu niedrig angesetzt worden sei. „Unter den Bedingungen, die Infantino verkündet hat“, heißt es in der den Schriftsatz einleitenden Bemerkung, „sollten diese Investoren permanente finanzielle Anteile an der finanziellen Tochter der FIFA für 4,2 Milliarden Dollar erwerben, was einen absurd niedrigen Unternehmenswert von etwa 20 Milliarden Dollar impliziert, eine Summe, die weder Gegenstand einer offenen, wettbewerblichen Auktion war noch durch irgendeinen unabhängigen Schätzer geprüft wurde.“ Kushners Investmentfirma Thrive Eternal hätte demnach 20 Prozent an der FIFA-Tochter für rund 3,6 Milliarden Euro erwerben sollen. Die UEFA veranschlagt den Wert der FIFA-Tochter in dem Schriftsatz auf mindestens ein Drittel mehr, sie sei mehr als 30 Milliarden Dollar wert, also mehr als 25,75 Milliarden Euro.

Zum Beleg führt der Antrag neben den Umsatzergebnissen der zurückliegenden Weltmeisterschaften aus, dass Infantinos erster Versuch, Rechte an FIFA-Turnieren zu veräußern, deutlich optimistischer angesetzt war. 2018 seien Investoren laut Infantinos eigener Darstellung bereit gewesen, 25 Milliarden Dollar für Rechte an der Klub-WM und einer künftigen weltweiten Nations League zu bezahlen, die Rechte sollten über einen Zeitraum von zwölf Jahren veräußert werden. Zugleich sei die FIFA als „untermonetarisiert“ dargestellt worden, den FIFA-Mitgliedsverbänden, denen „Infantino und seine Kumpane“ eine Frist zur Zustimmung bis zum 19. September gesetzt hatten, sei bei Zustimmung eine Einmalzahlung von 20 Millionen Dollar sowie eine Zahlung aus dem Entwicklungsfonds von weiteren 20

Millionen Dollar angeboten worden. Während eine solche Zahlung für viele Mitgliedsverbände „außergewöhnlich“ sei, hätten die Verbände bei Zustimmung einen Teil ihres eigenen zukünftigen Werts veräußert und wären dafür mit einer Zahlung aus den existierenden Töpfen belohnt worden. Im Schriftsatz an das Bezirksgericht in Miami werden das FFE-Vorhaben und Infantinos Gebaren als Fortsetzung einer jahrzehntealten Selbstbereicherungskultur an der FIFA-Spitze dargestellt. Diese Darstellung setzt unter der Überschrift „Die fortdauernde Geschichte der Korruption unter FIFA-Funktionären“ mit dem Rückgriff auf das Geschehen vor einem Vierteljahrhundert ein, als im Jahr 2001 der Sportrechtevermarkter ISL in Konkurs ging.

2012 wurden damit im Zusammenhang stehende Schmiergeldpraktiken durch die Veröffentlichung eines verfahrenseinstellenden Deals zwische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des Kantons Zug, dem früheren FIFA-Präsidenten João Havelange und dem damaligen Präsidenten des brasilianischen Fußballverbands Ricardo Teixeira öffentlich.

Über die Darstellung des FIFA-Skandals 2015, als amerikanische Strafermittler FIFA-Funktionäre in Zürich vor dem FIFA-Kongress verhaften ließen und der damalige FIFA-Präsident Joseph Blatter sein Amt aufgeben musste, wird Infantinos Präsidentschaft unter der Überschrift „Infantinos Bemühungen, die FIFA Governance Reformen zu seinem eigenen Vorteil zu unterlaufen“ eingeführt. Die Reformen, unter dem Druck der 2015 öffentlich gewordenen Verbandskultur eingeführt, „erwiesen sich Infantinos neuem Einsatz, die die Macht des Präsidenten einschränkenden Sicherungen zu schwächen, nicht gewachsen“. Neben dem Antrag auf Herausgabe der Dokumente in Florida hat die UEFA in New York Kushners Vorladung zur Aussage (englisch subpoena) beantragt. In dem in Miami eingereichten Antrag heißt es, die UEFA gehe davon aus, dass weder die FIFA-Abteilung in Miami (FIFA Americas) noch FWC

2026, die Gesellschaft für die WM 2026, angeklagt würden. Gleiches gelte für Kushner und seine Firma. Ungetreue Geschäftsbesorgung ist nach Schweizer Recht ein Delikt, das bei Anfangsverdacht von Amts wegen verfolgt werden muss. Für die Frage, ob ein Ermittlungsverfahren eröffnet wird, kommt es nur bedingt auf eine Anzeige der UEFA an. Mit den öffentlich gewordenen Vorwürfen treibt der Europäische Fußballverband seine Strategie voran, den FIFA-Präsidenten vor dem für den 18. März 2027 angesetzten FIFA-Kongress zu stürzen. In einer Stellungnahme der Nationalverbandsvertreter in der UEFA-Exekutive, der europäischen Mitglieder im FIFA-Rat und der Präsidenten der Nationalverbände in der UEFA vom Donnerstag heißt es: „Sollte der jetzige FIFA-Präsident gleichwohl eine weitere Amtszeit anstreben, wird die UEFA gemeinsam mit Partnerkonföderationen sicherstellen, dass Mitgliedsverbänden eine glaubwürdige Alternative geboten wird.“ Die Frist zur Benennung eines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en endet am 18. November.

Zugleich versprechen die Europäer potentiellen Unterstützern Geld: „Die FIFA sitzt derzeit auf Milliarden. Dieses Geld gehört den Mitgliedsverbänden. Mit anderen Konföderationen wird die UEFA nach einer Möglichkeit suchen, einen Teil der FIFA-Reserven den Mitgliedsverbänden verantwortungsvoll zukommen zu lassen – und gleichzeitig sicherstellen, dass die finanzielle Stabilität der FIFA erhalten bleibt. Die Frage ist deshalb, warum der FIFA-Präsident glaubte, externe Investoren für die Ausweitung der Entwicklungsinfinanzierung zu brauchen.“

Taugt Zverev zum „König der Löwen“?

Erstmals führt Alexander Zverev die Setzliste eines Grand Slams an und sorgt damit für ein Novum

FRANKFURT. Alexander Zverev hatte gelogen. Gegenüber den Fans, gegenüber den Journalisten und wahrscheinlich sogar ein bisschen gegenüber sich selbst. Er mache sich keinerlei Gedanken darüber, dass er nun plötzlich der große Favorit auf den Sieg sei, hatte der beste deutsche Tennisspieler immer und immer wieder behauptet. Doch als er bei den French Open wenig später dann tatsächlich seinen ersten Grand-Slam-Titel gewonnen hatte, gab er zu, dass das nicht der Wahrheit entsprochen hatte. In der Nacht, nachdem der eigentliche Topfavorit Jannik Sinner sensationell ausgeschieden war, hatte Zverev beispielsweise vor Aufregung kein Auge zugemacht.

Wie der Neunundzwanzigjährige vor den am Sonntag beginnenden US Open geschlafen hat, dazu hat er sich bislang noch nicht geäußert. Aber seine Situation Ende August in New York ist durchaus vergleichbar mit der Situation Ende Mai in Paris. Diesmal ist Sinner, der Weltranglistenerste und eigentliche Topfavorit, wegen einer Knieverletzung gar nicht erst am Start. Und Carlos Alcaraz, der gemeinsam mit Sinner in den vergangenen drei Jahren die Tennisszene beherrscht hat, kehrt nach einer fast fünfmonatigen Verletzungspause, in der er auch die French Open verpasst hatte, gerade erst auf den Platz zurück.

Dass die beiden Ausnahmespieler der aktuellen Tennisgeneration zuletzt mehr mit ihren Körpern als mit ihren Gegnern kämpften, hat Zverev eine ungewohnte Ausgangslage beschert. Erstmals in seiner Karriere geht er als Nummer eins der

„Frontrunner“: Alexander Zverev Foto dpa

Setzliste in ein Grand-Slam-Turnier. Als erster deutscher Tennisprofi seit Boris Becker vor 35 Jahren, als erster Tennisprofi überhaupt, der zuvor noch nie die Nummer eins der Weltrangliste war.

Dazu scheint die Auslosung überaus günstig. Zverevs Auftakt gegen den Italiener Lorenzo Sonego ist zwar durchaus knifflig, doch Höchstschwierigkeiten wie Grand-Slam-Rekordsieger Novak Đoković oder Stolperfallen wie der formstarke Franzose Arthur Fils tummeln sich fast vollständig in der anderen Hälfte des Turnierbaums. Bis zu einem möglichen Finale gegen Alcaraz scheint der Weg weitgehend frei zu sein.

Dass Zverev trotz alledem nicht als eindeutiger Topfavorit in das am Sonntag beginnende letzte Grand-Slam-Turnier des Jahres geht, hat mit den vergangenen Wochen zu tun. Seit seinem Einzug ins Wimbledonfinale Anfang Juli hat der Deutsche gerade einmal zwei Partien gewonnen. Bei den Mastersturnieren in Montreal und Cincinnati war er jeweils früh ausgeschieden, schimpfte in Kanada sogar über das „schlechteste Match der gesamten Saison“.

Dass sein Spiel noch nicht auf dem gewohnten Niveau ist, ärgert ihn spürbar. Zwar ist Grand-Slam-Tennis über drei Gewinnsätze meist nochmal etwas anderes. Doch im vergangenen Jahr war Zverev bei den US Open bereits in Runde drei und damit so früh wie zuletzt vor acht Jahren ausgeschieden.

Am Donnerstag trainierte Zverev in New York in der Arthur Ashe Arena. Weil der Zugang zur Anlage kostenlos war, waren die Ränge in der imposanten Tennisarena bestens gefüllt. Zverev diskutierte ungewöhnlich viel mit Trainervater Alexander Senior und ein bisschen auch mit Bruder Mischa, testete Schläger, um die richtige Besaitungshärte zu finden. Später, als er einen Trainingssatz gegen den jungen Amerikaner Learner Tien spielte und eine einfache Vorhand verschlug, donnerte er frustriert seinen Schläger gegen eine Wand.

Es gibt bereits die ersten Tennisexperten, die Zweifel daran haben, ob Zverev die neue Rolle als Frontrunner gut bekommt. Boris Becker beispielsweise äußerte in seinem Podcast mit der früheren Profispielerin Andrea Petković einen Verdacht. „Jetzt ist die Chance da“, sagte Becker, der selbst angab, die Rolle als „König der Löwen“ geliebt zu haben. „Aber ich spüre, dass er sich vielleicht zu viel Druck macht aufgrund dieser unglaublichen Chance.“

Nun darf man davon ausgehen, dass Zverev, der von den Kommentaren Beckers zuletzt schon häufiger genervt war, dem widersprechen wird. Man darf allerdings nicht davon ausgehen, dass das auch zwingend der Wahrheit entspricht. PIRMIN CLOSSE

Ansah kämpft gegen Sperre

HAMBURG. Deutschlands Topsprinter Owen Ansah hat bei der Nationalen Anti-Doping-Agentur (NADA) fristgerecht Einspruch gegen seine drohende Sperre von vier Jahren eingelegt. Damit geht der Fall des 200-Meter-Europameisters vor das Deutsche Sportschiedsgericht (DIS). Das Verfahren werde „prozessual nach den Vorgaben der DIS-Sportschiedsgerichtsordnung

durchgeführt und ist grundsätzlich nicht öffentlich“, teilte die NADA am Freitagmorgen mit. Zu weiteren Verfahrensdetails könne die NADA „keine Aussagen treffen. Die Verfahrensgestaltung obliegt dem Schiedsgericht. Der NADA ist es aber wichtig, dass das Verfahren vor dem Deutschen Sportschiedsgericht zügig und effektiv durchgeführt wird“. Während die NADA Ansah vorwirft, am 9. Juli gegen Artikel 2.3 des Nationalen Anti-Doping-Codes (Weigerung oder Unterlassen, sich einer Probenahme zu unterziehen) verstoßen zu haben, weist der Fünfundzwanzigjährige die Vorwürfe zurück und beteuert seine Unschuld. Trotz des laufenden Disziplinarverfahrens hatte Ansah zuletzt bei der EM teilgenommen. Über die 100 Meter gewann der deutsche Rekordhalter Bronze und drei Tage später über 200 Meter Gold. Auch vom Ausgang des Prozesses vor dem Sportschiedsgericht wird abhängen, ob Ansah seine Medaillen behalten darf. sid

In Kürze

Niederlage für Fiebich

Basketball-Nationalspielerin Leonie Fiebich hat in ihrem vorletzten Ligaspiel vor der Heim-WM eine Enttäuschung erlebt. Die 26-Jährige unterlag mit New York Liberty in der WNBA deutlich 60:79 gegen den Favoriten Golden State Valkyries und konnte dabei nicht an ihre starke Leistung beim Comeback anknüpfen. In 32 Minuten Spielzeit kam Fiebich auf drei Punkte, traf dabei einen ihrer sieben Wurfversuche. dpa

Messis neuer Trainer

Lionel Messi bekommt bei Inter Miami einen neuen Trainer. Cristian González folgt auf Javier Mascherano, der im April aufgehört hatte. Aktuell steht Guillermo Hoyos als Interimstrainer in der Verantwortung. Er bekam von der Major League Soccer Stunden vor der Verkündung seines Nachfolgers eine Sperre von einem Spiel aufgebrummt, weil Inter Miami zuletzt wiederholt zu spät auf den Platz gekommen war. Gegen Montréal am Samstag darf er nicht auf der Bank sitzen. dpa

ERSTE BUNDESLIGA		1. Spieltag
Bayern München – VfB Stuttgart		Fr., 20.30 Uhr
RB Leipzig – Bor. Mönchengladbach		Sa., 15.30 Uhr
FSV Mainz 05 – SC Paderborn		Sa., 15.30 Uhr
Union Berlin – Eintr. Frankfurt		Sa., 15.30 Uhr
1. FC Köln – 1899 Hoffenheim		Sa., 15.30 Uhr
SV 07 Elversberg – Bayer Leverkusen		Sa., 15.30 Uhr
Bor. Dortmund – Hamburger SV		Sa., 18.30 Uhr
SC Freiburg – Werder Bremen		So., 15.30 Uhr
FC Augsburg – FC Schalke 04		So., 17.30 Uhr

Champions League Europa League Europa-Conference-League-Play-offs Relegation Abstiegsplätze

Nächste Spiele: Fr., 4.9., 20.30 Uhr: VfB Stuttgart – 1. FC Köln; Sa., 5.9., 15.30 Uhr: 1899 Hoffenheim – Bor. Dortmund, Bayer Leverkusen – Union Berlin, Bor. Mönchengladbach – SV 07 Elversberg, Werder Bremen – RB Leipzig, SC Paderborn – SC Freiburg; Sa., 5.9., 18.30 Uhr: FC Schalke 04 – Bayern München; So., 6.9., 15.30 Uhr: Hamburger SV – FSV Mainz 05; So., 6.9., 17.30 Uhr: Eintr. Frankfurt – FC Augsburg

ZWEITE BUNDESLIGA
	3. Spieltag
VfL Bochum – VfL Osnabrück	Fr., 18.30 Uhr
Eintracht Braunschweig – Hertha BSC	Fr., 18.30 Uhr
FC Heidenheim 1846 – Dynamo Dresden	Sa., 13.00 Uhr
Karlsruher SC – VfL Wolfsburg	Sa., 13.00 Uhr
Energie Cottbus – SpVgg Gr. Fürth	Sa., 13.00 Uhr
1. FC Nürnberg – Arminia Bielefeld	Sa., 20.30 Uhr
FC St. Pauli – 1. FC Kaiserslautern	So., 13.30 Uhr
Darmstadt 98 – Hannover 96	So., 13.30 Uhr
1. FC Magdeburg – Holstein Kiel	So., 13.30 Uhr

	Verein	Sp.	g.	u.	v.	Tore	Pkte.
1	1. FC Nürnberg	2	2	0	0	7:2	6
2	Hertha BSC	2	2	0	0	5:1	6
3	Karlsruher SC	2	1	1	0	2:1	4
4	VfL Wolfsburg	2	1	1	0	1:0	4
5	E. Braunschweig	2	1	0	1	6:2	3
6	Arminia Bielefeld	2	1	0	1	4:2	3
7	VfL Bochum	2	1	0	1	1:1	3
8	Energie Cottbus	2	1	0	1	3:4	3
9	1. FC Heidenheim	2	1	0	1	5:7	3
10	1. FC Magdeburg	2	1	0	1	4:6	3
11	Dynamo Dresden	2	1	0	1	1:3	3
12	Holstein Kiel	2	0	2	0	4:4	2
13	FC St. Pauli	2	0	2	0	3:3	2
14	FC Kaiserslautern	2	0	2	0	0:0	2
15	Darmstadt 98	2	0	1	1	2:3	1
16	SpVgg Gr. Fürth	2	0	1	1	3:5	1
17	Hannover 96	2	0	0	2	1:4	0
18	VfL Osnabrück	2	0	0	2	3:7	0

Aufstiegsplätze Relegation Abstiegsplätze

Nächste Spiele: Fr., 4.9., 18.30 Uhr: Hannover 96 – Karlsruher SC, Arminia Bielefeld – FC St. Pauli; Sa., 5.9., 13.00 Uhr: VfL Wolfsburg – Energie Cottbus, 1. FC Kaiserslautern – Darmstadt 98, Holstein Kiel – 1. FC Nürnberg; Sa., 5.9., 20.30 Uhr: Dynamo Dresden – VfL Bochum; So., 6.9., 13.30 Uhr: Hertha BSC – 1. FC Magdeburg, SpVgg Gr. Fürth – 1. FC Heidenheim 1846, VfL Osnabrück – Eintracht Braunschweig

Wer wird Zweiter?

BLOMBERG: Warum Bayer Leverkusen, das mit Alejandro Grimaldo auch den letzten Ausnahmespieler der Alonso-Ära abgeben musste, im kommenden Sommer als erfolgreichstes unter den Nichtmeisterteams dasteht? Weil der Klub, dessen neuer Trainer Carles Martínez heißt und seinen Beruf in Barcelona erlernt hat, aus den größten Spielen dieses Sommers die richtige Lehre gezogen hat. Denn die Finals der Europa League, der Champions League und der Weltmeisterschaft, an deren Ende Unai Emery, Luis Enrique und Luis de la Fuente einen Pokal in die Höhe stemmten, ließen nur den Schluss zu, dass die spanische Trainerschule Schule machen sollte.

CHORUS: Während Dortmund, Leipzig und Leverkusen mal mehr, mal weniger komplexe Umbrüche bewältigen müssen, konnte der VfB Stuttgart seine Mannschaft dank der Einnahmen aus der Champions League zusammenhalten. Die Neuzugänge Grischa Prömel, Leo Sauer und Dženan Pejčinović verbreitern den Kader, dazu bleibt Trainer Sebastian Hoeneß mindestens ein weiteres Jahr beim einstigen Sorgenkind. Für Platz zwei muss Stuttgart nur die Punkte sammeln, die eine noch nicht eingespielte Konkurrenz liegen lässt.

MELTZER: Der VfB Stuttgart hat nicht den zweitbesten Kader (den hat Dortmund) und nicht mal den zweitbekanntesten Hoeneß, aber er hat unter Dieters Sohn Sebastian dafür etwas, was in der Bundesliga die wenigsten überhaupt haben: eine Idee mit dem Ball. Das reicht für Best of the Rest. Aber auch der FC Bayern wird sich in dieser Saison mit einem zweiten Platz zufriedengeben müssen: Besser dürfte Harry Kane beim Ballon d'or trotz der verbalen Verrenkungen seiner Vorgesetzten nicht abschneiden.

Wer darf in der nächsten Saison durch Europa touren, weiß es aber noch nicht?

BLOMBERG: Vor drei Jahren stand Urs Fischer mal da, wo heute meist José Mourinho steht. Er hatte dem kleinen Klub Union Berlin auf der Taktiktafel nicht nur eine stabile Fünferkette, sondern auch den Weg nach Europa aufgezeichnet, bis ins Stadion von Real Madrid. Und schon die Spiele der Vorsaison lassen erahnen, dass Fischer, seit Dezember Trainer bei Mainz 05, diesen Weg nun auch auf Mainzer Taktiktafeln gemalt hat: In der Rückrunde der vergangenen Saison sammelten nur die vier Champions-League-Teilnehmer mehr Punkte. Was dafür spricht, dass der Mainzer Mourinho seine fünf Verteidiger bald wieder in den großen Arenen Europas postieren darf.

CHORUS: Bei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dreht sich alles um die K-Frage: Wie schnell findet Tim Kleindienst nach fast einem Jahr Verletzungspause wieder zu alter Stärke? In seiner ersten Saison kam der Kapitän auf 16 Tore und neun Vorlagen. Nach dem Umbruch im Kader wird es vor allem auf seine Erfahrung ankommen: Funktioniert das Zusammenspiel mit den Talenten Hugo Bolin und Wael Mohya, 23 und 17 Jahre alt, ist der Sprung in die europäischen Wettbewerbe nicht ausgeschlossen.

MELTZER: Seit der FC Augsburg den Sandro-Wagner-Ballast (Bundesligabilanz: acht Niederlagen in zwölf Spielen) abgeworfen hat, steigt sein Ballon. Sollten die neuen Spieler weiter Auftrieb geben, könnte er am Ende auf einem Europokalplatz landen. Zum Thema heiße Luft: In Leipzig, wo Jürgen Klopp in seinen letzten Wochen als Global Dingsbums den Trainerwechsel zu Martín Demichelis mitverantwortet hat, sollten sie nach der Champions-League-Saison vielleicht schon mal mit dem Europa-League-Ball trainieren.

Wer muss in dieser Saison den Abstieg fürchten, weiß es aber noch nicht?

BLOMBERG: Wenn man Fußballfans fragt, wie sie den Spielstil von Union Berlin finden, verziehen sie möglicherweise das Gesicht. Das zeigt zweierlei: Man kann sich so, wie Union spielt, nicht um einen Fußballschönheitspreis bewerben. Aber die Leute haben sehr genau vor Augen, wie Union spielt. Jetzt will der Klub mit dem Schweizer Trainer Mauro Lustrinelli seine DNA verändern. Das klingt nach einem aufregenden, vor allem aber nach einem risikoreichen Experiment. Nach einem, das Stabilität kostet. Und nach einem, das man eher nicht wagen sollte, wenn man gerade seine beiden besten Verteidiger verloren hat.

CHORUS: Es war schon immer eine schlechte Idee, zum Ex(-Verein) zurückzukehren. Dennoch tappen Spieler und Bundesliga-Manager Saison für Saison wieder in die Falle. Niclas Füllkrug soll die harmlose Offensive von Werder Bremen beleben, über allem schwebt die Erinnerung an seine 16 Tore in der Saison 2022/23. Aber Füllkrug ist nicht mehr der Spieler, der er war, und so ist seine Rückkehr vor allem ein Zeichen dafür, wie dringend der Verein Hilfe braucht. Schon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erschwerten Last-Minute-Transfers ein Teambuilding. Es droht eine Wiederholung.

Teambuilding. Es droht eine Wiederholung. MELTZER: In der Woche vor dem ersten Spiel ist in Frankfurt etwas passiert, was sonst vor dem letzten geschieht: Die Eintracht hat einen Feuerwehrmann gerufen. Der Retter, der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zur Stelle sein soll, heißt deswegen auch nicht Friedhelm Funkel und nicht Armin Veh, sondern Noah Atubolu. Vermutlich muss man den Transfer des Torhüters so verstehen: Ohne ihn hätte nicht die Hütte, aber der Hütter gebrannt. Doch selbst mit Atubolu sollte man sich nicht wundern, wenn in Frankfurt noch mal der Feueralarm angeht.

Wo die Bundesliga überraschen wird

Wer Zweiter wird, wer absteigt und wer aufsteigt im Reich von Bundestrainer Klopp: Die offenen Fragen zur neuen Saison beantwortet die F.A.Z.-Sportredaktion – vielfältig. Von Tammo Blomberg, Celine Chorus und Christopher Meltzer

Neues aus der Bundesliga: Wird Sebastian Hoeneß (oben links) mit Stuttgart Zweiter? Spielt Tim Kleindienst (unten) mit Mönchengladbach um Europa und Niclas Füllkrug (Mitte) mit Bremen gegen den Abstieg? Und wird Robert Andrich (oben rechts) bald gar nicht mehr in der Bundesliga spielen? Fotos dpa, Picture Alliance, Bearbeitung F.A.Z.

Wer gibt der Nationalmannschaft ein neues Gesicht?

BLOMBERG: In den vergangenen beiden Saisons haben sich die Deutschen erst in einen großen und schlaksigen, dann in einen kleineren und kräftigen Stuttgarter Stürmer verguckt. Klar also, dass der neue Stürmer des VfB der Nächste sein wird, den das Land ins Nationaltrikot brüllt. Dort wird Dženan Pejčinović, ein Mittelstürmer mit Mittelstürmerabschluss und Mittelstürmerstatur, mit seinen Toren schnell beginnen, die Mittelstürmersehnsucht der Deutschen zu stillen. Aber aufgepasst, nicht blind werden vor Liebe: Der VfB Stuttgart hat es zuletzt immer fertiggebracht, seine Stürmer etwas besser aussehen zu lassen, als sie tatsächlich sind.

CHORUS: Yann Aurel Bisseck dürfte sich im Mai endgültig veräppelt vorgekommen sein. Im Land des Catenaccio ist er Stammspieler, mit Inter Mailand hat er die italienische Meisterschaft und den

Pokal gewonnen – und trotzdem reichte es nicht für einen Platz im deutschen WM-Kader. Jonathan Tah und Nico Schlotterbeck sind in der Innenverteidigung gesetzt, aber Bisseck hat ein Profil, auf das der neue Bundestrainer eigentlich nicht verzichten kann: Er ist schnell, vielseitig und mit 50 Millionen Euro Marktwert ziemlich wertvoll. MELTZER: Ein großes neues Gesicht hat die Nationalmannschaft, aber einen großen neuen Innenverteidiger könnte sie genauso gut gebrauchen. Die Millennials Rüdiger und Tah sind Ü30, der Gen-Z-Verteidiger Schlotterbeck hat mindestens eine Gen-Y-Verletzungshistorie. So dürfte Jürgen Klopp, das Gesicht des Nationalteams, den 20-jährigen Finn Jeltsch aus Stuttgart schon im Blick haben. Noch ein Grund, warum sich der Blick dorthin lohnt: Dennis Seimen, der als neue Nummer eins des VfB in die Saison geht.

Wer wechselt in der Winterpause für viele Millionen Pfund in die Premier League?

BLOMBERG: Der TV-Experte Jamie Carragher hat Florian Wirtz kürzlich einen „ordentlichen Spieler“ genannt, was angesichts von Wirtz’ Talentlevel etwa so zutreffend ist wie die Aussage, es sei ein Sommer mit „ordentlichen Temperaturen“ gewesen. Wirtz wird in der Premier League bald heißlaufen; die Klubs dort werden daraufhin umso aufmerksamer in die Bundesligastadien blicken. Wenn dort dann wieder ein trickreicher Mittelfeldspieler im Leverkusentrikot durch die Abwehrreihen saust, wird die Phantasie der großen Geldgeber mit jedem Dribbling wachsen. Und einer von ihnen wird für Ibrahim Maza im Winter dann eine „ordentliche Summe“ Geld bezahlen.

CHORUS: „Eure alte Nummer 13 geht, aber eure neue Nummer 10 bleibt“, versprach Saïd El Mala den Fans des 1. FC Köln. Nach einem Transferpoker ohne Gewinner verlängerte er bis 2031 und wurde zum Helden verklärt, der dem großen Geld entsagt hat. Spielt El Mala eine ordentliche Hinrunde, dürfte nicht Borussia Dortmund, aber die Premier League wieder anklopfen. Der FC Brentford war immerhin schon interessiert. Und ein Vertrag ist im modernen Fußball nur so viel wert wie das Papier, auf dem er geschrieben steht.

MELTZER: In der Premier League geben die Fußballklubs für ihre Männermannschaften übertrieben viel Geld aus, aber eines muss man ihnen lassen: Sie geben dieses übertrieben viele Geld meistens für Fachkräfte aus, die man mit „jung“ beschreiben kann. Da trifft es sich gut, dass Julian Nagelsmann mit 39 Jahren immer noch ein junger Trainer ist. Und weil wegen des übertrieben vielen Geldes auch übertrieben große Erwartungen entstehen, die nicht alle erfüllt werden können, werden im englischen Winter eben nicht nur Spieler gesucht, sondern auch Trainer.

Wer spielt bald nur noch in Italien oder der MLS?

BLOMBERG: In der vergangenen Zweitligasaison sah Edin Džeko oft aus wie der eine, etwas in die Jahre gekommene Stürmer in der Kreisliga, der schon mal höher gespielt hat. Aber was, wenn dieser Stürmer plötzlich auf Gegner trifft, die selbst noch halbwegs auf hohem Niveau spielen? Dann fällt den Zuschauern vermutlich eher auf, dass Džeko in die Jahre gekommen ist, als dass er früher auf einem anderen Level kicken konnte. Und nun? Vielleicht doch noch mal dahin wechseln, wo alle anderen, die mal höher gespielt haben, auch in die Jahre gekommen sind.

CHORUS: Robert Andrich hat in Leverkusen einen bis 2028 gültigen Vertrag, aber hat er bis dahin auch eine Zukunft? Der neue Trainer Carles Martínez plant im defensiven Mittelfeld ohne ihn, und die Kapitänsbinde trägt künftig Edmond Tapsoba. Will sich Andrich nicht mit der Ersatzbank begnügen, bleibt ihm nur die Flucht nach vorne: Irgendwo wird sich schon ein Klub finden, der noch einen Gennaro Gattuso mit deutschem Reisepass brauchen kann.

MELTZER: Immer noch nicht der FC Bayern, obwohl dessen damaliger Präsident Franz Beckenbauer schon 2003 in den Diskussionen über die Kirch-Affäre drohte: „Da melden wir uns in Italien an.“ Ach, so eine Bundesligasaison ohne die Bayern, interessant wär’s schon. Anderseits sollte man sich auch an ihnen erfreuen, solange es die Superleague noch nicht gibt. Dafür könnte Harry Kane bald in den USA spielen – zumindest Golf mit Donald Trump.

CHAPEAU Von Christoph Becker

Heißes Pflaster

G ing schon wieder hoch her. Am Mittwoch in Lyon zum Beispiel, beim Champions-League-Qualispiel zwischen Olympique und Fenerbahçe. Oder genauer: zwischen Fenerbahçe-Spieler Mattéo Guendouzi und dem Rest der im Stadion Anwesenden, das eigene Team und dessen Anhänger ausgenommen. Guendouzi, als ehemaliger Profi des verhassten Rivalen Olympique Marseille von den Anhängern Lyons mit einem umfassenden Katalog an Unfreundlichkeiten der französischen Kultursprache belegt, hatte sich für eine Vorwärtsverteidigung entschieden und seine Vergeltung großzügig verbal und nonverbal kommuniziert. Als er nach Schlusspfiff begann, den Sieg seiner Mannschaft mit „Allez l'OM“-Rufen vor Lyons Kurve zu begehen, wurde das Geschehen unübersichtlich. Fans wie Spieler der Heimmannschaft versuchten, Guendouzis habhaft zu werden, im Tunnel entwickelte sich eine Schlägerei. Das muss nicht sein. Wie es besser geht, bewies N'Golo Kanté, Mannschaftskollege Guendouzis, dem es gelang, mit 1,68 Körpergröße ein weiteres Mal zum größten Spieler auf dem Platz zu werden. Während um ihn herum Mitspieler und Betreuer im Dutzend Richtung Massenschlägerei rasten, schlenderte Kanté in aller Gelassenheit vom Feld und in die neue Saison.

Um die neue Bundesliga-Saison in all ihren Feinheiten zu genießen, empfehlen wir Stadionbesuchern fortan das Mitführen eines Opernglases. Denn dann ist sie zu entdecken, die neueste Perle des Marketings. Aber was mühen wir uns, Worte zu finden, die doch nie erreichen, was genialen Werbetextern längst gelang? Also bitte: „Millionen träumen davon, eines Tages in einer Bundesliga-Startelf aufzulaufen. Für diejenigen, die dieses Ziel erreichen, ist der Moment einzigartig. Genau diesen Moment würdigt der Startelfdebüt-Patch. Jeder Spieler erhält das Abzeichen nur ein einziges Mal in seiner Karriere – bei seinem ersten Bundesliga-Startelfeinsatz.“ Und wenn Sie, werte Leserin, werter Leser, sich nun fragen, warum den lieben Kleinen zum Bundesliga-debüt nicht lieber eine, sagen wir es ruhig, Zuckertüte in die Hand gedrückt wird, dann lautet die Antwort wie immer: Geld. Denn der neueste Trikotwandernagel wird den Startelfdebütanten erst an den Leibchenärmel geheftet, dann wieder abgenommen und in ein Sammelkartenset gepresst. Auf dass Schulkinder ihr Taschengeld in die „Jagd nach einem der seltensten Sammlerstücke im deutschen Fußball“ investieren. Das ist Kreislaufwirtschaft? Dann doch lieber Schokolade.

Machbare Aufgabe für Bayer

MONACO. Die Fußball-Bundesligaklubs Bayer Leverkusen und TSG Hoffenheim haben in der Ligaphase der Europa League spannende Begegnungen erhalten. Leverkusen spielt unter anderem gegen Olympique Marseille und Red Bull Salzburg. Die Hoffenheimer treffen unter anderem mit Sturm Graz auf den früheren Klub ihres Trainers Ilzer und auf den Conference-League-Sieger Crystal Palace. Das ergab die Auslosung der Europäischen Fußball-Union (UEFA) am Freitag im Grimaldi Forum in Monaco. Bei beiden Klubs gibt es Überschneidungen bei den zugelosten Gegnern. Leverkusen und Hoffenheim spielen jeweils gegen Olympique Lyon, Besiktas Istanbul und OFI Kreta. Der Spielplan wird spätestens am Sonntag veröffentlicht. Die ersten Partien werden am 16./17. September ausgetragen, das Endspiel in Frankfurt findet am 26. Mai 2027 statt. sid

I

m Frühsommer des Jahres 500 nach Christus hielt der Gotenkönig seinen Einzug in Rom: nicht als Eroberer, sondern als legitimer Monarch. Offiziell kam Theoderich in die frühere Hauptstadt des Imperiums, um sein dreißig-

jähriges Thronjubiläum als Herrscher seines Volkes zu feiern, mit dem er im Jahr 489 nach Italien gezogen war. Mindestens ebenso wichtig aber war ein machtpolitisches Motiv: Er musste sich den Römern, die er nun seit sieben Jahren von Ravenna aus regierte, am Ursprungsort ihres einstigen Weltreichs zeigen, um seine Herrschaft endgültig zu befestigen. Am schönsten hat Ferdinand Gregorovius nach antiken Quellen das Schauspiel beschrieben: „Sein Einzug geschah mit kaiserlichen Ehren; römische Schmeichler begrüßten ihn wie einen anderen Trajan. Vor der Stadt empfingen ihn Senat und Volk und an der Spitze der Geistlichkeit der Papst. Der arianische König begab sich aus Rücksichten der Klugheit sofort nach der Basilika des St. Peter und verrichtete daselbst ,mit großer Andacht und wie ein Katholik' sein Gebet am Apostelgrabe, dann erst zog er im Triumphgepränge über die Hadrianische Brücke in Rom ein. So zogen die germanischen Nachfolger Theoderichs, welche in

Odoaker zurückzuerobern und sie „bis zur Rückkehr des Kaisers“ in seinem Namen zu regieren. Die Legitimität der Gotenherrschaft war also auf Zeit gestellt und konnte jederzeit widerrufen werden. Aber davon war in jenem Sommer des Jahres 500 wenig zu spüren, in dem Theoderich im alten Kaiserpalast auf dem Palatin residierte und sich über den Vandalismus der Römer wunderte, die ihren Bronzestatuen die Arme und Köpfe abschlugen, um sie einzuschmelzen, und die Eisenklammern aus den Mauern der Tempel zogen, um daraus Werkzeuge zu schmieden. „Er ernannte einen städtischen Architekten, der unter dem Praefectus Urbis stand, und übertrug ihm die Sorge um die Erhaltung der Monumente, während er in Betreff von Neubauten ihm befahl, den Stil der Alten fleißig zu studieren und von ihren Mustern nicht barbarisch abzuweichen“ (Gregorovius). Es war die erste und letzte Denkmalschutzverordnung, die ein Gote in Rom erließ, und sie hat den Blick der Nachwelt auf Theoderich entscheidend geprägt.

Theoderich der Große – der Namenszusatz wird fast nur im Deutschen gebraucht – steht auf der Schwelle zwischen zwei Zeitaltern. Als er vermutlich 453 geboren wird, ist die Welt rings um das Mittelmeer, wenn auch vielfach erschüttert

Letzter König der Antike

Theoderich der Große gründete ein Reich in Italien, das auf Arbeitsteilung basierte: Seine Goten waren für militärische, die Römer für zivile Dinge zuständig. Doch sein Königtum überlebte ihn nicht lange. Vor 1500 Jahren starb er in Ravenna.

Von Andreas Kilb

später Zeit den Kaisertitel trugen, während des ganzen Mittelalters zuerst zum St. Peter, wenn sie in Rom erschienen ... Er erklärte den Römern, dass er alle früheren Verordnungen der Kaiser aufrecht halten wolle; zum Zeugnis dessen sollten seine Verordnungen in eherne Tafeln eingegraben werden.“

Die Passage aus dem ersten Buch der „Geschichte der Stadt Rom im Mittelalter“ von 1859 ist aus mehreren Gründen interessant. Sie dokumentiert nicht nur die Perspektive der frühen deutschen National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die in dem Germanen Theoderich einen Vorläufer der Kaiser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es von Karl dem Großen bis Karl V. sah, sondern hält auch in wenigen Strichen die Widersprüche seiner Regierung fest. Denn Theoderich war eben kein Kaiser jenes römischen Westreichs, von dem seinerzeit nur noch der italienische Stiefel samt Sizilien und ein kleiner Teil des Balkans übrig geblieben waren, sondern nur ein gotischer König in Italien. Deshalb durfte er keine Gesetze, sondern nur Edikte erlassen, und selbst diese fielen, wenn er sich das Wohlwollen der überwiegenden Mehrheit seiner Untertanen erhalten wollte, spärlich aus; am klügsten war es, die kaiserlichen Verordnungen einfach zu bestätigen.

Und Theoderich war Arianer, also nach katholischen Maßstäben ein Ketzer. Er glaubte nicht an die Wesensgleichheit Christi mit Gott dem Vater, wie sie das Konzil von Nikäa im Jahr 325 festgeschrieben hatte, sondern nur an die Wesensähnlichkeit von Gott und Gottessohn, wie sie der Missionar Wulfila, der Schöpfer der gotischen Bibel, gelehrt hatte. In der religiösen Gemengelage des Jahres 500 war das kein größeres Problem, denn die katholische Christenheit war selbst in sich tief gespalten. Um die vor allem im Orient vorherrschenden Gegner der Zwei-Naturen-Lehre, die 451 bei einem weiteren Konzil in Chalkedon verkündet worden war, in den Schoß der Kirche zurückzuholen, hatte der Patriarch von Konstantinopel, ein Mann namens Akakios, im Auftrag des Kaisers eine Kompromissformel erlassen, die auf die Rückkehr zur vorchalkedonischen Orthodoxie hinauslief.

Der Papst in Rom aber lehnte diesen Kompromiss strikt ab: Akakios wurde von ihm exkommuniziert, die Kirchengemeinschaft mit Ostrom aufgekündigt. Dieses fast dreißigjährige „akakianische Schisma“ kam dem Gotenherrscher sehr gelegen, denn es ließ seine Religionspolitik, die das friedliche Nebeneinander von Arianern und Katholiken förderte, in vergleichsweise mildem Licht erscheinen.

Falls allerdings in Konstantinopel ein Kaiser die Macht übernähme, der sich von der Lehre des Akakios verabschiedete, käme Theoderichs Stellung gegenüber den Päpsten ins Rutschen – und genau das geschah unter der Regierung des Justin (518 bis 527). Etwas Ähnliches galt für das Verhältnis zum Kaisertum selbst, denn Zenon, der von 474 bis 491 regierte, hatte Theoderich und sein Gotenheer ausdrücklich nach Italien entsandt, um die Reichsprovinz von dem Usurpator und traumatisiert, noch ganz von der Antike geprägt. Es ist das Todesjahr des Hunnenkönigs Attila, der die Stämme der Ostgoten in seinen Gewaltverband integriert hat, und das vorletzte Lebensjahr des weströmischen Heermeisters Aëtius, der die Hunnen und ihre Bundesgenossen auf den Katalaunischen Feldern besiegt hat und 454 von seinem eigenen Kaiser Valentinian III. ermordet wird. Als Theoderich am 30. August 526, morgen vor 1500 Jahren, in Ravenna stirbt, sind die Vorzeichen eines Epochenbruchs indessen unübersehbar. Die Städtekultur des römischen Westens welkt dahin, die Foren leeren sich, Ratsversammlungen finden kaum mehr statt. Immer wieder muss der Gotenkönig gegen die Plünderung öffentlicher Gebäude einschreiten, denn das Bauwesen ist flächendeckend zur Zweitverwertung degeneriert.

Als das Reich der Goten knapp zwei Jahrzehnte nach Theoderichs Tod untergeht, hat die Selbstzerstörung der Antike ihren Kipppunkt überschritten. Die italienische Bevölkerung ist durch den jahrelangen Abnutzungskrieg zwischen gotischen und oströmischen Heeren und die daraus folgenden Hungersnöte und Seuchen um zwei Fünftel geschrumpft, in der einstigen Millionenstadt Rom leben nach drei grausamen Belagerungen nur noch wenige Tausend Menschen. In den Ruinen der städtischen Großbauten nisten sich hölzerne Behausungen ein, auf dem Land treiben Räuberbanden ihr Unwesen, die Villen der Gutsbesitzer verwandeln sich in Festungen oder werden aufgegeben. Die Invasion der Langobarden von 568 an schließlich reißt das schutzlose Land in zwei Teile; in dem einen herrschen langobardische Kriegsunternehmer, in dem anderen, kleineren römische Päpste und Kleinfürsten unter der nominellen Oberherrschaft Konstantinopels.

Vom lateinischen Bildungsideal, das noch der ungebildete Theoderich verteidigt hat, bleibt in dieser instabilen Welt bloß noch der „stilus humilis“, der „demütige Stil“ des großen Papstes Gregor, der jede Kunstfertigkeit des Ausdrucks verwirft und nur die intellektuelle Ergebung in Gott gelten lässt. Das Frühmittelalter erscheint am Horizont, nur die Oströmer, deren Staatsgebiet sich durch die Rückeroberungen Justinians (527 bis 565) noch einmal bis an den Atlantik ausgedehnt hat, haben es noch nicht gemerkt. Erst die von 570 an einsetzende Slawenwanderung auf dem Balkan, der Vernichtungskrieg gegen den iranischen Großkönig und der Siegeszug des Islams nach dem Tod Mohammeds werden ihr Reich zu einer Mittelmacht schrumpfen lassen, die sich im siebten Jahrhundert mit Mühe gegen den Ansturm von Persern, Awaren und Arabern behauptet.

Dieterich von bern, der z König Kam in. Ittal: F° 487. tödet alda 4 Heriz u.ward. König K° 493. Starb F° 526.
Die Nachwelt sah ihn jeweils im Licht ihrer Zeit: ein Kupferstichporträt Theoderichs aus dem siebzehnten Jahrhundert Foto AKG

Im historischen Drama der Spätantike, das dieser Transformationszeit voraufgeht, bildet Theoderichs Ostgotenreich im Westen den letzten Akt. Als er mit 20.000 Kriegern und einem viermal größeren Tross in Italien einmarschiert, ist der Frankenkönig Chlodwig gerade dabei, seine Alleinherrschaft im nördlichen Gallien zu sichern. Zwischen Alpen und Rhone siedeln die

Burgunder, und zwischen der Loire und den Pyrenäen liegt seit drei Generationen das Reich der Westgoten, die ihren Einflussbereich allmählich auf die Iberische Halbinsel ausdehnen. An der Gegenküste des Mittelmeers, im heutigen Tunesien und Algerien, sitzen seit etwa 430 die Vandalen. Theoderich ist der letzte der germanischen Reichsgründer, aber ihm fällt die kostbarste Beute zu. Denn nur Italien trägt am Ende des fünften Jahrhunderts noch halbwegs römisches Gepräge. Hier haben die Mitglieder des römischen Senats, der immer noch, wenngleich ohne reale Macht, im Kuriengebäude auf dem Forum tagt, ihre Latifundien, hier ist die Städtedichte größer als irgendwo sonst, hier kreuzen sich die Handelswege zwischen Ost und West.

Und hier geht Theoderich in die Offensive. Zuvor hat er fünfzehn Jahre lang mit seinem wandernden Kriegerverband den südlichen Balkan durchstreift, stets auf der Suche nach neuen Siedlungsräumen und einer Pfründe als Heermeister, die seinen Kämpfern ein festes Einkommen gesichert hätte. Aber die Kaiser Ostroms, die sie ihm hätten gewähren können, sind keine verlässlichen Partner: Zwischen Markian (450 bis 457) und Zenon stammen sämtliche Reichsoberhäupter aus dem Militär, keinem gelingt es, eine Dynastie zu gründen. Zudem hat Theoderich einen innergotischen Konkurrenten in Gestalt eines Namensvetters, der eine andere migrierende Truppe befehligte und dem Kaiserhof näher steht. Erst nach dem Tod dieses Theoderich Strabo („Schieler“) wird Theoderich zum König aller Ostgoten. Nun befehligt er eine Heeresmasse, die zum politischen Machtfaktor werden kann. Zenon, dessen Herrschaft auf schwachen Füßen steht, macht ihn zum Konsul, kann aber die Landansprüche der Goten nicht befriedigen.

Der Kaiser löst das Problem, indem er Theoderich nach Italien schickt. Dort hat der letzte weströmische Heermeister Odoaker im Jahr 476 den letzten weströmischen Kaiser Romulus Augustulus in Zwangsrente geschickt. Der letzte Anwärter auf die Thronfolge ist 480 im Exil gestorben, das Kaisertum liegt nun allein in Byzanz. Indem er die Goten gegen Odoaker aufstellt, kann Zenon im Erfolgsfall eine abtrünnige Kernprovinz wenigstens formell ins Reich zurückholen. Scheitert Theoderich, wird der Kaiser einen mächtigen und unberechenbaren Störenfried los.

Doch Theoderich siegt. Nach mehreren blutigen Schlachten und einer zweijährigen Belagerung gelingt es ihm, Odoaker in der uneinnehmbaren Festung Ravenna auszuhungern. Seine

Regentschaft beginnt mit einem Mord: Im März 493 streckt er den feindlichen Anführer, mit dem er vertraglich die Machtteilung vereinbart hat, bei einem Festgelage mit einem Schwertstreich nieder, angeblich, um ermordete Verwandte zu rächen. Aber schon kurz darauf beginnt er, die von Odoaker geschaffenen Herrschaftsstrukturen zu übernehmen. Das gilt vor allem für die Landverteilung. Odoaker hat 476 ein Drittel des Grundbesitzes für sich und seine Soldaten abgezweigt. Theoderich hält es genauso, nur dass er jetzt auf die Güter von Odoakers toten oder vertriebenen Anhängern zugreifen kann und kaum römisches Eigentum zusätzlich konfiszieren muss. Nord- und Mittelitalien werden zu goti schem Siedlungsgebiet. Südlich von Rom dagegen leben nur wenige Goten, nur in strategisch wichtigen Städten wie Neapel, Reggio und Syrakus gibt es gotische Garnisonen.

Die zweite wichtige Maßnahme betrifft die Verwaltung. Theoderich arrangiert sich mit der römischen Führungsschicht, indem er die Zivilstellen an seinem Hof und in den Provinzen für sie reserviert. Das gilt für die Prätoriumspräfektur, die oberste Beamtenstelle des Reiches, die verdienten Senatsmitgliedern vorbehalten bleibt, ebenso wie für den magister officiorum, den Chef der Hofkanzlei, und den 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 dem die Staatsfinanzen unterstehen. Andererseits bleibt der Heeresdienst den Goten vorbehalten. Römern ist das Waffentragen ausdrücklich verboten. Um Streitigkeiten unter Goten und zwischen Goten und Römern zu schlichten, erfindet Theoderich ein eigenes Amt, den comes gothorum, was mit „Gotengraf“ nur sehr unzureichend übersetzt ist.

So entsteht ein Nebeneinander zweier sehr verschiedener Bevölkerungsgruppen, die sich im Alltag immer von Neuem miteinander arrangieren müssen. Theoderichs Biograph Hans-Ulrich Wiemer spricht von „Integration durch Segregation“. Für die Römer bedeutet die Aufgabenteilung, dass sie unter gotischem Schutz ihren Geschäften nachgehen können, für die Goten, dass sie von einem mobilen Verband mit wechselnden Mitgliedern zu einem stehenden Heer mit gemeinsamer Identität werden. Gote ist jetzt, wer als Soldat oder Angehöriger zu Theoderichs Militärapparat gehört.

Der bekannteste Gewährsmann für die Integrationspolitik Theoderichs ist der Römer Cassiodor. Aus einer verdienten Senatorenfamilie stammend – sein Großvater war Sekretär Valentinians III. –, dient er dem Gotenkönig zunächst als quaestor sacri palatii, eine Art Justizminister, dem die Formulierung sämtlicher k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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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sen in die nächste Fremde, Teil 2

Geschlossen wegen der Unabhängigkeit

Nazareth in einer Zeit, als die Stadt noch weitgehend unberührt von den heutigen Konflikten zwischen Israelis und Palästinensern war Foto Interfoto

Eine Erinnerung an einen Ausflug aus Tel Aviv nach Nazareth während des israelischen Nationalfeiertags. Von Moshe Sakal

Ich liebe Nazareth. In dieser Stadt – der größten arabischen innerhalb Israels – findet sich die genaue Dosierung aus einem Gefühl von Zugehörigkeit einerseits und der Möglichkeit, ein vollkom-

men Fremder zu sein, andererseits. Und vielleicht gibt es dort noch etwas, das ich in bestimmten Städten suche: Orte, deren Bewohner sich der historischen und kulturellen Bedeutung ihrer Stadt bewusst sind, wunderbare Gastgeber, die sich vor den Ankommenden dennoch nicht erniedrigen – vielleicht, weil ihnen klar ist, dass du ein Gast bist, der über Nacht bleibt, einer von vielen, und dass auch sie selbst nur heute hier wohnen, unter dieser oder jener Herrschaft, und auch sie eines Tages in irgendein Buch der Geschichte eingehen werden, während allein ihre Stadt für immer auf ihrem Hügel steht, stärker als jeder Mensch und jede zufällige Macht.

In seinem 1863 erschienenen Buch „Leben Jesu“ schrieb der französische Historiker Ernest Renan über die Stadt, sie sei noch heute ein Ort voller Zauber, vielleicht der einzige in Palästina, an dem die Seele die Last abwerfe, die in dieser seltsamen Öde unablässig auf ihr liege; die Menschen seien freundlich und heiter, die Gärten grün. Und er fügte hinzu, dass der Hass aus religiösen Gründen in Nazareth weniger zu spüren sei als andernorts.

Nun also, am Gedenktag 2008 – dem Tag für die gefallenen Soldaten Israels, der unmittelbar in den Unabhängigkeitstag übergeht –, am Vorabend des sechzigsten Jahrestags der israelischen Staatsgründung, stiegen wir in den Wagen, den ich mir von meinem Bruder Eran geliehen hatte, und ließen Tel Aviv, die erste hebräische Stadt, hinter uns. Das Ziel: Nazareth. Auf dem Parkplatz der Altstadt wartete schon Gabi vom Gästehaus „Fauzi Azar“. Zusammen mit uns sammelte er zwei junge Amerikanerinnen ein, und rasch verschluckten die Gassen der Altstadt die drei anderen.

Wir sorgten uns nicht, denn wir kannten den Weg genau: Einige Monate zuvor waren wir in die Stadt gekommen, um meinen Geburtstag im Restaurant „Diana“ zu feiern, und nach dem Essen im „Fauzi Azar“ gelandet. Ich erinnere mich, wie ich um halb zwei Uhr nachts im Hof dieses alten Gästehauses stand und in die großen Fenster blickte, die auf den Hof gehen. Im holzgetäfelten Salon bewegten sich blasse Pilger in Sandalen und Socken; jemand saß vor einem Computer und surfte auf einer unbekannten Seite; links standen Leute in der Küche und spülten Tassen, einer saß auf einem Sofa und las. Alles dort sah genau so aus, wie ein Ort auszusehen hat, der ein „Draußen“ ist: draußen, jenseits des Tel Aviver Raums und der Tel Aviver Zeit, jenseits des Lebens, in das ich noch in derselben Nacht zurückkehren sollte.

Als wir nun wiederkamen, um am Unabhängigkeitstag auszuspannen, war die Wahl des „Fauzi Azar“ selbstverständlich. Wir stiegen mit den Taschen die Treppe hinauf; am Eingang trafen wir Gabi wieder. Er lud uns in den Salon und bewirtete uns mit einem Kräuteraufguss, den er auf dem Küchenbalkon gepflückt hatte. Der geheime Bestandteil dabei ist die Geranie. Diese unscheinbare Pflanze erweist sich, in heißes Wasser geworfen, als äußerst wohlschmeckend. Mir fiel ein, dass ich bei Proust über die Geranie gelesen hatte – die ihn ausgerechnet an Lesbisches denken ließ —, und ich nahm mir vor, die Stelle bei meiner Rückkehr nach Tel Aviv zu suchen und vielleicht in den Reisebericht aufzunehmen.

Der Salon war voller Gäste: eine Gruppe jun- ger Pilger aus Kanada, alle Anfang zwanzig. Einige kamen zu uns und knüpften ein Gespräch an: Steve, Christina und Joshua. Die ersten beiden sprachen Englisch, der dritte bestand darauf, sich mit uns auf Französisch zu unterhalten, in einem unmöglichen Québecer Akzent. Wenn man sich mit einem französischsprachigen Kanadier unterhält – und wäre man auch nur ein Tel Aviver orientalischer Herkunft, der früher einmal als Fremder in Paris gelebt hatte –, kann man ein gewisses Überlegenheitsgefühl nicht unterdrücken. Ich habe schließlich einen Pariser Akzent! Sie erzählten uns, sie seien für drei Wochen ins Heilige Land gekommen und wollten Tiberias, Jerusalem und Jericho besuchen. Kein Wort über einen Besuch in Tel Aviv, den sie auf dieser Reise wohl auch nicht vorhatten.

Am Abend aßen wir eine warme Knafeh – Käsegebäck in süßem Sirup – bei „Muktar-Süßigkeiten“. Als wir wieder auf die Straße traten, sahen wir einen Laden namens „Versace“ und über dem Logo ein Schild: „Diese Reklame steht in keiner Verbindung zum italienischen Modehaus.“ Wir gingen in eine Bar. Am Nebentisch saßen einige Städter, um die dreißig, in lebhaftem arabischen Gespräch über George Michael. An einem anderen Tisch vier junge Männer in eng anliegenden Hemden, die einander lange ernste Blicke zuwarfen. Plötzlich Detonationen aus dem benachbarten Nazareth Illit, der jüdischen Stadt, die oberhalb des arabischen Nazareths errichtet wurde, und Feuerwerk füllte den Himmel. Niemand beachtete es außer einem alten Mann, der für einen Moment gleichgültig den Kopf hob und ihn dann wieder senkte.

Am nächsten Morgen freuten wir uns, dass die Kanadier schon zu ihren Pilgerpflichten aufgebrochen waren. Ich saß auf dem Balkon und las. Zu meiner Rechten saß Suraida, die das Haus führt, mit ihrem zweijährigen Sohn und brachte ihm das Zählen bei. Zu meiner Linken saß Suraidas Mutter und verlas Bohnen und andere Hülsenfrüchte. Suraida fragte, was wir vorhätten. Wir wollten zum Markt der Altstadt, sagten wir, und sie erklärte, der Markt sei geschlossen – „wegen der Unabhängigkeit“.

Wir gingen trotzdem hin. Und tatsächlich: alle Stände geschlossen, bis auf ein paar Läden mit Putzmitteln. Zwischen den geschlossenen Ständen sah ich einen kleinen Jungen stehen, zu seinen Füßen eine Kiste. In der Kiste hüpften und piepsten Dutzende Küken, einen Tag alt. Bei näherem Hinsehen waren einige darunter schwer krank; sie lagen mit schlaffen Gliedern und beschädigten Flügeln am Boden der Kiste. Manche hoben ein Bein, in einem letzten verzweifelten Versuch. Andere zitterten, die kleinen Augen verdreht, und zwei oder drei lagen schon ganz reglos da.

Ich musste an den vierzigsten Unabhängigkeitstag denken, zwanzig Jahre zuvor. Damals beendete ich die sechste Klasse der Schule „Nizanim“ in Ramat Aviv, und der runde Feiertag fiel genau in jene Zeit, sodass die Abschlussaufführung ganz im Zeichen der Staatsgründung stand. Der Höhepunkt war „Die Vision von den verdorrten Gebeinen“, jene Prophezeiung Hesekiels von Totengebeinen, die zu neuem Leben erwachen. Im Hintergrund erklang Ravels Bolero. Wir alle, die Sechstklässler, lagen dazu reglos auf der Bühne, wie Tote. Mit der Musik hob dann mal der eine, mal der andere eine Hand, ein Bein, den Kopf – alles ganz langsam. Je mächtiger der Bolero anschwoll, desto mehr bewegten wir die Glieder, bis wir uns schließlich, auf ein Zeichen, alle erhoben – wohl inspiriert von Michael Jacksons „Thriller“ –, als wären wir die verdorrten Gebeine, die zum Leben erwachen.

Daran erinnerten mich die elenden Küken auf dem „wegen der Unabhängigkeit“ geschlossenen Markt von Nazareth. Nur dass sie, die Küken, sich nicht erhoben wie in der Vision von den Gebeinen, nicht aus ihrem Sterben erwachten, und kein nationales oder sonstiges Wunder in ihrem kurzen elenden Leben auf sie wartete.

Als wir den Markt verließen, verirrten wir uns in den Gassen 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kündigungskirche. Ein junger Mann namens Samir zeigte uns den Weg und empfahl uns obendrein einen guten Ort für schwarzen Kaffee. Ich sah in einer Backstube dabei zu, wie man von der einen Seite einen Teigklumpen hineinschiebt und einen Augenblick später – wie durch Zauber – von der anderen Seite ein aufgeblähtes Pitabrot herauskommt. Ich konnte nicht widerstehen und kaufte eine Pita mit Zaatar, und dann bahnten wir uns den Weg zur Verkündigungskirche, zwischen Pilgergruppen aus Indien, Argentinien und anderen Ländern. In der katholischen Verkündigungskirche, die scheußlich ist (anders als ihre griechisch-orthodoxe Schwester, die durchaus einen gewissen Reiz hat), sieht man merkwürdige Reliefs aus aller Welt: Bildnisse der Jungfrau und ihres Sohnes in verstörenden Farben.

Nach der Josefskirche machten wir noch einen kurzen Rundgang zu den übrigen Stätten von Nazareth: dem Saraya, der Moskowija, dem Quellplatz und der orthodoxen Kirche. Danach konnte man schon in die Ebene zurückfahren. Als wir in Tel Aviv ankamen, lag der sechzigste Unabhängigkeitstag hinter uns. Ich parkte den Wagen meines Bruders Eran, ließ die Schlüssel durch das Fenstergitter seiner Wohnung in der Manne-Straße fallen und sah Eran den Schlaf der Gerechten schlafen, auf dem Sofa im Wohnzimmer, vor dem großen Fernsehschirm.

Moshe Sakal, geboren 1976 in Jaffa, lebt als Schriftsteller in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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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zter König der Antike

In Ravenna, der Stadt, deren Belagerung ihm den für seinen politischen Aufstieg entscheidenden militärischen Sieg bescherte, ließ Theoderich sich begraben. Sein Mausoleum steht dort noch heute. Foto Picture Alliance

niglicher Erlasse obliegt, und später als magister officiorum. Unter Theoderichs Nachfolgern amtiert er vier Jahre lang als Prätoriumspräfekt, bevor er in den Wirren des Gotenkriegs ins Exil nach Konstantinopel geht. Nach seiner Rückkehr und dem Untergang des Gotenreichs gründet er auf den Gütern seiner Familie bei Squillace in Kalabrien das Kloster Vivarium, dessen Schreibstube zu einem zentralen Ort für die Bewahrung des antiken Kulturerbes wird, und stirbt dort um 580 mit über neunzig Jahren.

Noch unter gotischer Herrschaft hat Cassiodor zuvor seine „Variae“ veröffentlicht, eine Sammlung von fast fünfhundert Briefen, Musterformularen und königlichen Edikten, die er allesamt selbst formuliert hat. Verfasst in jenem blumigen Kanzleistil, der für die Spätantike typisch ist – die Bitte eines Senators um eine Einladung an den Hof in Ravenna etwa gewährt der König, „damit du durch die Süße unserer Gegenwart gefangen wirst“ –, bilden sie die wichtigste Quelle für den Alltag von Theoderichs Herrschaft. Sie handeln von Streitigkeiten zwischen Goten und Römern, verweigerten Steuerzahlungen, geraubten Statuen und diplomatischen Verwicklungen. Vor allem aber zeugen sie vom reibungslosen Funktionieren eines Regierungsapparats, der auf strikter Zweiteilung zwischen militärischen, also gotischen, und zivilrömischen Belangen basierte.

Diese Zweiteilung wurde, fast gegen Theoderichs Willen, zum Motor der gotisch-römischen Integration. Nach wenigen Jahren tauchen rö- mische Namen unter den Heerführern Theoderichs auf; Goten erhalten Beamtenstellen an seinem Hof. Seine eigene Tochter Amalasuntha eignet sich lateinische Bildung an, die sie an ihren Sohn, den späteren Kindkönig Athanarich, weitergibt; sein Neffe Theodahad, auch er später für kurze Zeit König, führt das Luxusleben eines Großgrundbesitzers in der Toskana. Die Segregation hört nicht auf, aber ihre Konturen werden weicher, ein Prozess der Völkerverschmelzung deutet sich an.

Aber in diesem innenpolitischen Erfolg liegen auch die Wurzeln von Theoderichs historischem Scheitern. Die Kaiser in Konstantinopel hatten nie die Absicht, ein Gotenreich in Italien dauerhaft zu installieren; je länger es sich dort hält, desto mehr wird es zu ihrem Gegner. Das zeigt sich als Erstes in der Außenpolitik. Schon kurz nach seiner Machtübernahme hat Theoderich die Schwester des fränkischen Königs Chlodwig geheiratet und seine Töchter Thiudugotho und Ostrogotho mit dem König der Westgoten und dem burgundischen Thronfolger vermählt. Dennoch kann er nicht verhindern, dass Chlodwig im Jahr 507 einen Krieg entfacht, in dem das Westgotenreich von Toulouse untergeht. Der Vandalenkönig Thrasamund, Ehemann von Theoderichs Schwester Amalafrida, greift nicht ein, als eine oströmische Flotte die italienische Adriaküste verwüstet; sein Nachfolger Hilderich lässt Amalafrida umbringen. Theoderichs Bündnissystem zerbricht binnen kurzer Zeit an den Rivalitäten zwischen den anderen germanischen Königreichen, die von der oströmischen Diplomatie gezielt geschürt werden. Selbst der Pufferstaat Burgund, den er zur Absicherung gegen die Franken braucht, geht ihm 523 von der Fahne. Noch vor Theoderichs Tod konvertieren sämtliche Germanenreiche außerhalb Italiens zum Katholizismus, die arianischen Goten stehen damit nun innerhalb der christlichen Ökumene allein da.

ur religiösen Isolierung, die sich nach dem Ende des akakianischen Schismas unter dem neuen Kaiser Justin verschärft, kommt die Krise der Legitimität. In seiner diplomatischen Korrespon-

denz bezeichnet Theoderich die Reiche von Konstantinopel und Ravenna stets als zwei Teile eines politischen Ganzen („utraque res publicae“), aber in der politischen Praxis ist er vom Wohlwollen Konstantinopels abhängig. Sein designierter Nachfolger Eutharich, den er eigens aus Spanien kommen lässt, wird von Justin akzeptiert und zum Mitkonsul gemacht, stirbt aber nach kurzer Zeit; seinem unmündigen Enkel Athanarich, dem er auf dem Totenbett den Thron vermacht, wird der Kaiser dagegen die Anerkennung verweigern. Um wenigstens religionspolitisch voranzukommen, schickt Theoderich Papst Johannes I. im Jahr 525 nach Konstantinopel, um dort die Aufhebung von Sanktionen Ostroms gegen die Arianer zu erwirken. Die Mission geht jedoch schief, der Papst wird zwar mit großen Ehren empfangen, kehrt aber mit leeren Händen zurück. Der erzürnte Theoderich lässt Johannes daraufhin einkerkern, der greise Papst stirbt an den Folgen der Inhaftierung. Fortan gilt der Gotenkönig bei den Katholiken als Christenverfolger.

Theoderich nach einer Zeichnung in einer mittelalterlichen Handschrift der „Variae“ von Cassiodor Foto Picture Alliance

Etwa zur gleichen Zeit ereignet sich ein Prozess, der Theoderichs postumes Ansehen nachhaltig getrübt hat. Ein Senator namens Albinus wird angeklagt, konspirative Briefe mit dem Kaiserhof gewechselt zu haben. Sein Kollege Boethius, Spross eines ehrwürdigen Senatorengeschlechts und Autor philosophischer Lehrerschriften, verbürgt sich für ihn und kommt ebenfalls auf die Anklagebank. In dem Verfahren sitzen Römer über Römer zu Gericht, doch der König lenkt den Urteilsspruch. Er lautet auf Tod. Im Frühsommer 526 wird Boethius hingerichtet. Zuvor aber hat er in der Haft sein Hauptwerk verfasst, den „Trost der Philosophie“, in dem er das Menschenbild des Neuplatonismus in christliche Begriffe übersetzt. Im ganzen Mittelalter gehört der „Trost“ zum Lektürekanon der Klöster und Universitäten, inklusive des Prologs, in dem sich Boethius gegen die ungerechten Anschuldigungen der königlichen Berater verwahrt. Auf dem Versöhnungsfürsten Theoderich, der dem von Überfällen und Bürgerkriegen gebeutelten Italien eine mehr als dreißigjährige Periode des Friedens bescherte, liegt seither der Makel der Tyrannei.

Entsprechend gespalten sind schon die Urteile der Zeitgenossen. Während der oströmische Historiker Prokop ihm bescheinigt, er sei nur „dem Namen nach ein Usurpator, in Wirklichkeit jedoch ein echter Kaiser“ gewesen, erzählt Gregor der Große eine Legende, nach der die Seele Theoderichs von den Geistern des Johannes und des Symmachus, eines gleichfalls hingerichteten Senators, in einen Höllenkrater auf der Insel Lipari gestürzt wurde. Gregorovius macht ihn zum Vorläufer Karls des Großen, weil er als Erstes versucht habe, „auf den Trümmern des Reichs jene neue Weltordnung einzurichten, welche sich allmählich aus der Verbindung der nordischen Barbaren mit der römischen Kultur und Nationalität ergeben musste“. Mischa Meier, der Autor des neuesten Standardwerks über die Zeit der Völkerwanderung, spricht dagegen von „einer Reichsbildung, die sich, vom Ende her betrachtet, strukturell selbst zerfressen“ habe. Wenn man bedenkt, dass die oströmische Großmacht siebzehn Jahre brauchte, um das Gotenreich zu zerschlagen, wirkt diese Feststellung allzu pauschal. Aber den Widerspruch zwischen seinem Auftrag, für den Kaiser einen Reichsteil zurückzuerobern, und der Begründung eines eigenen Königtums hat Theoderich zeitlebens nicht auflösen können. Seine Nachfolger wurden von diesem Konflikt zerrissen.

In der Märchengestalt des Dietrich von Bern hat die Erinnerung an Theoderich die dunklen Jahrhunderte nach dem Ende der Antike überlebt. Zwar sind die Gemeinsamkeiten zwischen dem Helden der Volkssage, der aus seiner Heimat Bern (Verona) vertrieben wird, am Hof des Hunnenfürsten Attila Aufnahme findet und in der Rabenschlacht – bei Ravenna – um sein Königtum kämpft, bestenfalls marginal. Aber in einzelnen Momenten blitzt ein Schimmer historischer Überlieferung auf. Etwa im Schlusskapitel der Sage, in dem Dietrich nach seiner letzten gewonnenen Schlacht gen Süden zieht:

„... und in Romaburg selbst empfing er die Kaiserkrone.“ Da blicken wir, wenn auch perspektivisch verzerrt, zurück ins Rom des Jahres 500. In eine Endzeit, die zu schnell verging.

Brände im Traum

Ein Land feiert seinen 250. Geburtstag: Formationsflug der US Airforce über Manhattan am 4. Juli 2026. Unten Besucher beim „Salute to America“ am selben Tag in Washington, D.C. Fotos AP, Bloomberg

No politics, please: Eindrücke einer nach langen Jahren zur Feier des 250. Geburtstags der USA heimgekehrten Amerikanerin.

Von Isabel Fargo Cole

Wir hatten keine Schwierigkeiten bei der Einreise. Mein deutscher Freund wurde sogar vor mir durchgewunken, während ich vom jungen Grenzbeamten befragt wurde: „Coming home?“ „No, just visiting family.“ „I see, cool.“ Ich erklärte, dass meine Eltern hier in Denver lebten, ich aber schon lange in Deutschland. „So how is it living outside the US?“, fragte er. „Is it nicer there?“

Verwirrender Blickwechsel. War das bloß Smalltalk? Oder eine ehrliche Frage? Oder wollte er meine Gesinnung prüfen? Ratlos wog ich den Kopf: „It depends.“ „Depends on the day?“, half er nach. Ich hatte es nicht so gemeint, es war nur so dahingesagt, aber er schien etwas zu meinen, mir etwas mitteilen zu wollen. Seine eigene schwankende Befindlichkeit? Während ich noch rätselte, reichte er mir lächelnd den Pass zurück.

Am nächsten Morgen spazierten wir mit meinen Eltern durch die Grünanlagen in Windsor Gardens, eine große Ü-55er-Siedlung am Stadtrand. Es war der 14. Juni 2026, „Flag Day“, Donald Trumps Geburtstag. Unser Rückflug würde gleich nach dem 4. Juli, dem Semiquincentennial, gehen. Ich wollte die neue Revolution erleben, hatte ich vor der Reise gescherzt. Was war seit meinem letzten Besuch nicht alles passiert? Venezuela, Grönland, nun der Krieg mit Iran. Massendemos, die Protestwelle gegen ICE. Demokratische Bundesstaaten pochen auf ihre Souveränität – gerade Colorado, dass in diesem Jahr auch seine Gründung feiert, 150 Jahre, das Sesquisemiquincentennial. Allerorts Phantasien der Sezession – oder des Bürgerkriegs.

Doch vor der Haustür herrschte am Flag Day Siestastimmung. Hatte Windsor Gardens zum Jahreswechsel vor Weihnachts-, Chanukka- und Kwaanza-Schmuck gestrotzt, fiel jetzt selbst die Beflaggung spärlich aus. Nur der Wohnblock gegenüber, Sieger im Weihnachtsdekowettbewerb, hatte sich mit zwei großen Bannern ins Zeug gelegt: Eines zeigt den Weißkopfseeadler, eines das Motto „250 Freedom“. Das Jubiläum, von dem ich mir wenigstens klare Ansagen erhofft hatte, zeigte sich doppelbödig. Die landesweiten Feierlichkeiten liefen schließlich auf zwei Gleisen. Unter der Devise „America 250“ hatte die offizielle Planungskommission noch in Obamas zweiter Amtszeit mit der Arbeit begonnen. Anfang 2025 berief Trump die konkurrierende Task Force „Freedom 250“ – und zwar als GmbH unter dem Dach der National Park Foundation. Diese undurchsichtig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kaperte die 250-Jahr-Feier. War „250 Freedom“ gleich „Freedom 250“, waren die Banner der Nachbarn Trump’sche Schleichwerbung? Oder machten sie sich gar keine Gedanken dazu?

Am Radweg, dem High Line Canal Trail, war in einem hohlen Pappelstumpf eine Installation eingerichtet: Fähnchen, Windrädchen mit Sternen und Streifen, ein Plakat mit der Losung „Home of the Free Because of the Brave“ und wüstenbraunen Soldatenstiefeln, die an Irak, Afghanistan, nun auch an Iran denken ließen. Dabei wirkte nichts weniger martialisch als die Spaziergänger, die auf Schritt und Tritt grüßten. Selbst die Radfahrer waren freundlich.

Im Stadtzentrum vor dem State Capitol laufe gerade eine Protestaktion, hatte ich gelesen: Bei „Flags against Fascism“ sollten neue Flaggen entworfen werden. „Turn red flags into rainbows“ – das irritierte meinen DDR-sozialisierten Freund. Auch ich konnte nur rätseln, ob das Rot der Republikaner gemeint war oder etwa die red flag als Warnsignal . . . bei der politischen Symbolik blicke ich nicht mehr durch. Irgendwann – in den Zehnern? – war eine Schwemme an Alternativflaggen entstanden, vor einsamen Ranches wehten Sterne und Streifen in ungewohnten Farben oder Embleme aus der Revolutionszeit, etwa die Klapperschlange mit dem Spruch „Don’t Tread on Me“, allesamt als rechte oder libertäre Reviermarkierungen zu deuten. Dann sah ich sie nur noch selten, die Symbolkämpfe hatten sich ins Netz verlagert.

Derzeit sind wieder Straßenproteste angesagt. Bei „No Kings Windsor Gardens“ standen von den dreitausend Einwohnern zuweilen mehrere Hundert Demonstranten mit Schildern am Rand der großen Ausfallstraße, wo die Autos Zustimmung hupten. Auf dem Gelände selbst verboten die Hausregeln politische Symbole, und eine allgemeine Hemmung oder Rücksicht schien jetzt auch vom Zeigen der Flagge abzubringen.

Manchmal flitzten kryptische Zeichen durchs Bild. Auf dem Canal Trail begegneten wir oft ein Liegeradfahrerpaar, die Frau mit Regenbogen-, der Mann mit Klapperschlangenwimpel. Wenn wir ihnen irritiert nachguckten, winkten sie freundlich.

Später, im Gebirge unterwegs, hingen in den kleinen Orten die üblichen Flaggen über den Haustüren, und die üblichen Fahnentuchgirlanden für den 4. Juli schmückten die Verandas. Es war wie in irgendeinem Jahr meiner Kindheit. Ohne Symbole, ohne Sprüche, sogar ohne Hinweis auf das besondere Jubiläum.

Im Besucherzentrum des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wies nur ein Tischchen mit „America 250“-Bierdeckel und -Wasserflaschen auf das Semiquincentennial hin. Im Fenster des Ranger’s Office hing ganz unten die Aufforderung, Parkschilder zu melden, die sich „negativ über vergangene oder lebendige Amerikaner äußern oder es versäumen, die Schönheit, Herrlichkeit und Üppigkeit der Landschaften und Naturdenkmäler zu betonen“. Bis zum 4. Juli 2026, so eine Bestimmung der Verordnung „Restoring Truth and Sanity to American History“, sollten „negative“ Infoschilder aus den Nationalparks verschwinden. Im Wettrennen gegen die Zeit archivierte die Bürgerinitiative SaveOurSigns.org Tausende Parkschilder, unterstützt von den „Resistance Rangers“, zu denen so manche der von DOGE entlassenen Parkmitarbeiter gewechselt waren. Wer geblieben war, versuchte Trumps Demütigungsgesten wegzustecken. Zu seinem Geburtstag hatte er freien Eintritt verordnet – dafür den Gratis-zutritt am Geburtstag Martin Luther Kings und am Gedenktag zum Ende der Sklaverei gestrichen. Künftig sollte sein Gesicht auch den Nationalpark-Pass schmücken. Wer hätte gedacht, dass Trump auf seine alten Tage die wilde Natur für sich entdecken würde?

Die noch nicht gefeuerten Ranger bewältigten unbeirrt freundlich den Sommerandrang. Wir wa-

ren früh dran: Die schmale Straße, die sich in mehr als dreitausend Meter Höhe vom Front Range im Osten bis zum Western Slope schlängelt, erklärten meine Eltern zum must-see. Dabei ist das Sehen-Müssen anstrengend. Bei jedem Aussichtspunkt verrenkt man sich den Hals: Was gibt es dort zu bewundern? Und vor allem: Ist ein Parkplatz frei? Nein, man muss weiterfahren, hinter geparkten Autos schwenkt die Aussicht ins Abseits. Zugleich dringt das Panorama auf fast beklemmende Weise durch alle Autofenster, während man im Schritttempo den steilen Abhang entlangkriecht, unten das weite Tal, oben die rundgeschliffenen, schnee-gestreiften Kuppen.

Die Rockies, erklärte meine Mutter, die sich mit Geologiebüchern von der politischen Lage ablenkt, sind nur der gletschergeglättete Rest eines einst viel höheren Gebirges. Und dieses wiederum hatte die Ablagerungen eines noch älteren Gebirgszugs, die „Ancestral Rockies“, verschluckt. Ein geologisches Rätsel: Hier, fern jeder Plattengrenze, entstehen immer wieder Berge. Mit ihrem Wind und Wasser tragen sie sich selbst ab, zerfallen zum Geröll, zum Kies, zum Sand, unter Erdschichten zu Stein gepresst, als Felsgrate wieder emporgedrückt ...

Die Sonne wurde immer stärker, die Luft immer dünner. Menschen wurden ausfällig im Gerangel um die Parkplätze oder demonstrativ höflich in der langen Schlange vom Klohäuschen – „After you!“ „No, after you!“ Am Alpine Visitor Center standen auf der langen Treppe zum höchsten Punkt des Grates Dutzende Menschen und fotografierten eine Gruppe Wapiti-Hirsche oberhalb des Parkplatzes. Die Wapitis verzogen sich jenseits des Kamms, als wir schwindelnd die Treppe bestiegen. Ich blickte lieber zum Boden, wo die alpinen Blumen mit Schildern versehen waren. „Confusing Bluebell (Mertensia perplexa)“, las ich, wie ein Einfall meines sonnenstichigen Hirns.

Dann hinab ins Tal, zum Oberlauf des Colorado River. An einem Picknickplatz führte ein Trampelpfad zu einem Bächlein. Mit den Füßen im flinken eiskalten Wasser, das mir einen klaren Kopf vortäuschte, wollte ich mir den Grand Canyon vor Augen führen, den weiteren Verlauf dieses Rinnsals, das nach 2300 Kilometern in den Golf von Kalifornien mündet oder vielmehr vorher im Sande verläuft, weil der Colorado unterwegs fünf amerikanische Bundesstaaten und einen mexikanischen bewässert, aber schon musste ich wieder ans Ufer, die Kälte war nicht auszuhalten.

Wir übernachteten in Estes Park in einer Lodge am Fall River. Auch er ein wilder Bach, so laut, dass man sich auf dem Zimmer kaum verständigen konnte und wie ein Stein in den Fluten schief. In Estes Park war ich das letzte Mal mit acht Jahren gewesen. Jetzt war ich in eine zweite Kindheit versetzt, ich lauschte dem politischen Dauergespräch meiner Eltern auf dem Vordersitz, aber die Politik war nirgends auszumachen, so sehr ich mich auch umsah, war dem Stadtbild, den Gesprächen der Passanten nichts zu entnehmen, wie von flächendeckenden Hausregeln untersagt. Ein verführerischer Zustand: Das Zanken und Hadern, das irgendwo da draußen ist, dringt höchstens wie im Traum auf mich ein, abgewandelt in Naturbilder.

Wie einheimische Blumen schmücken Flaggen die Häuser. Die Menschen, die da wohnen, identifizieren sich mit ihrem Land – auf so natürliche Weise, als wäre mit Land die Landschaft gemeint. Als sollen die Flaggen nichts weiter sagen als: „Hier leben wir gern.“ Aber das lässt sich leicht steigern: „Wir sind stolz, im besten, freiesten Land der Welt zu leben.“ Ehe man sich versieht, ist man bei Land of the Free Because of the Brave – und den Soldatenstiefeln. Doch warum muss zweieinhalb Jahrhunderte nach der Unabhängigkeit immer noch der Soldat für den Freiheitsbegriff bürgen? Was ist das für eine Freiheit, die man mit boots on the ground verteidigen zu müssen glaubt? Und ist es das Militär, das diese Sicht propagiert, oder vielmehr die zivile Mehrheit? Die „Greatest Generation“ des Zweiten Weltkriegs lebt im allgemeinen Bewusstsein weiter – ein Vorbild, dem aber niemand mehr gerecht werden kann. Niemand muss heute Opfer bringen, niemand muss Mut beweisen.

Womit hat man also das Glück verdient, das man mit der Fahne über der Veranda feiert? Es bleibt nur übrig, den „Tapferen“ zu huldigen, denen man seine Freiheit verdankt. Dabei versteht die sich zunehmend als Freiheit von der Politik. Der symbolische Freiheitskämpfer erlöst die Zivilisten aus der Pflicht, sich selbst aufs schmutzige Schlachtfeld zu wagen. Denn als solches wird politics wahrgenommen: als Kleinkrieg, Parteilichkeit, Karrierismus, Machtgeilheit, Gesinnungsterror.

Laut Umfragen wünschte sich eine parteiübergreifende Mehrheit eine „weniger politische“ 250-Jahr-Feier. Deshalb hatte ich auf Massendemos gehofft – „No Kings since 1776“ hieß schließlich die Losung. Doch der 4. Juli sollte kein offizieller Protesttag werden. Das hätte wohl den Bogen überspannt. In den Augen der Normalbürger hätte man damit – nicht anders als König Trump – den Feiertag für „politische Zwecke“ ausgeschlachtet. Denn der Makel des Politischen haftet auch dem Aktivismus an. So fehlt der ältesten Demokratie der Welt ein brauchbares Wort für die Teilhabe an ihr. Die Strukturen der Teilhabe funktionieren längst nicht mehr oder haben nie so funktioniert, wie sie es sollten. Das immerhin ist nicht mehr zu leugnen, es steht jedem klar vor Augen, gerade im Ringen um Sprache, im Drumherumreden um das verhasste Wort politics . . .

Wir verbrachten fünf Tage in Salida im Süden Colorados, wo die Landschaft sich öffnet, die Gebirgstäler sich zu Prärieebenen ausweiten. Im Arkansas Valley wurde der Highway plötzlich von regelmäßig aufgestellten Flaggen begleitet. Am Anfang des langen Spaliers hing eine einsame Fahne mit der Aufschrift „250 Years“ – ein Pflichtthinweis, der sogleich dem zeitlos wiederholten Bild des Sternenbanners am Drahtzaun wich. Als fielen wir aus der Zeit, aus dem Jahr, aus der Geschichte.

Mitten in Salidas Altstadt übten Rafter und Flusssurfer am Oberlauf des Arkansas River, am Ufer hingen Schwimmwesten zur freien Entnahme. Im Wohnviertel rund um das Motel ästen Maultierhirsche in den Vordergärten. Als wir vorbeigingen, hoben sie die Köpfe und sahen uns an

– so gar nicht wie Rehe im Scheinwerferlicht, sondern ganz seelenruhig, ohne Schuldbewusstsein. Niemand verjagte sie.

Abends spazierten wir am Arkansas River entlang. Der river trail setzte unweit des Motels ein, gleich hinter dem Baseballfeld, wo Seeadler auf einem Flutlichtmast nisteten. Ein Stück weiter lag ein Teich mit Kormoranen, Pelikanen,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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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t Umfragen empfanden circa vierzig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Stolz“ und nur dreißig Prozent „freudige Aufregung“ angesichts des Semiquincentennial“: ein Wagen der Parade zum 250. Geburtstag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die die Kleinstadt Provo im US-Bundesstaat Utah am 4. Juli 2026 ausrichtete Foto Imago

Isabel Cole (links) als Kind im Jahr 1976 bei den Feierlichkeiten zum zweihundertsten Geburtstag ihres Heimatlandes Foto Isabel C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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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 Kanada-Gänse trieben ihre Kükenschar zwischen Fluss und Teich hin und her. Am Anfang des Wegs standen noch ein paar Häuser am Hochufer, eine Treppe führte zu ihnen hinauf. Oben im Garten standen die Hirsche gern als Silhouetten zwischen dekorativen Urnen und fraßen Agavenblüten. Einer stieg die Treppe hinab und legte sich auf eine Stufe nieder. Als wir den Rückweg antraten, war er immer noch da und sah uns mit wachen Augen an. Solche gelassen den Betrachter betrachtende Tiere malte der Quäker-Maler Edward Hicks im frühen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mehr als hundertmal das Motiv „The Peaceable Kingdom“ nach Jesaja: „Dann werden die Wölfe bei den Lämmern wohnen . . .“

Meine Mutter meinte, die Hirsche sähen mickrig aus. Wahrscheinlich kämen sie wegen der Trockenheit in die Stadt, wo es noch saftige Rasen und Sträucher gab.

Der Arkansas floss vor einer zunehmend dunstigen Gebirgskulisse, das Wasser spiegelte einen immer grelleren Sonnenuntergang. Eines Abends, als wir ins Motel zurückkehrten, teilte uns ein tätowierter Biker von seiner Veranda aus mit, dass es bei Ouray brenne, er habe gerade mit einem Kumpel telefoniert, der dorthin zelten gefahren war und jetzt evakuieren musste.

Ouray war mehrere Hundert Kilometer entfernt, aber wir rochen bald den dort in Rauch aufgehenden Wald. Und wohl längst auch schon die noch entfernteren Brände des Knowles Fire und des Gore Fire am Western Slope, an der Grenze zu Utah. Dort waren drei Feuerwehrleute ums Leben gekommen, wie wir am nächsten Morgen lasen.

Wir verbrachten den Tag in der Bergbaustadt Leadville, und als wir am Nachmittag wieder aufbrachen, stieg eine dünne Rauchsäule vom Waldhang unweit des Highways auf – der Ausbruch des Willow Fire. Beim letzten Abendspaziergang am Arkansas waren die Berge dann kaum noch zu sehen, der Mond war blutrot. Lärm am Himmel, rote Lichter – am Staubecken hob ein Hubschrauber mit prallgefülltem Löschwasserbehälter ab.

Ich wachte nachts aus einem Traum auf: Die Brände hatten uns eingeholt, Rauch züngelte durch die dunklen Waldhänge, hektisch zog ich mich an und suchte meine wichtigsten Sachen zusammen. Aber was war denn wichtig?

Mit den am Western Slope gestorbenen Feuerwehrleuten beklagte eine neue Bundesbehörde ihre ersten Todesopfer im Einsatz: Der im Januar eingerichtete U.S. Wildland Fire Service soll die Brandbekämpfung zentralisieren. Er tritt dabei an die Stelle der bisher dafür zuständigen Behörden – allem voran des Forest Service –, die von DOGE dezimiert wurden. Überall fehlen Mittel und Mitarbeiter, herrscht Unklarheit und Demoralisierung. Der Wildland Fire Service bringt nun auch die Zuständigkeiten durcheinander – schlimmer noch, er verwirft die bisherige Waldbrandstrategie.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hatte sich ein ausgewogener Ansatz durchgesetzt: behutsame Prävention, Duldung von Bränden, die eine natürliche Funktion erfüllen, das Legen kontrollierter Brände zur Erhaltung des ökologischen Gleichgewichts. Der Wildland Fire Service dagegen setzt auf eine primitive, inzwischen als hoch riskant geltende Methode: full suppression, die Unterdrückung eines jeden Brandes mit aggressiven Mitteln. Dahinter, so wird vermutet, steht die Lobbyarbeit einiger darauf spezialisierter Flugunternehmen. Manche fragen, ob das Leben der drei Feuerwehrleute fahrlässig aufs Spiel gesetzt wurde.

Auf der Rückfahrt nach Denver begleitete uns der Rauch als Dunst, der immer höher und weiter den Himmel trübte.

Wieder in Windsor Gardens, bemerkten wir im Hausflur einen Einkaufswagen mit einem Häufchen Unabhängigkeitsaccessoires: eine Luftschlange mit Freiheitsglocke, eine rot-weiß-blaue Blumengirlande, zwei Einhörner aus rot-weißblauem Lametta. Das Deko-Komitee des Hauses war endlich in Aktion getreten. Morgen schon, am 1. Juli, stand die Windsor-Gardens-Feier an, mit einer Festbühne am Community Center und einer Drohnen-Show – anstatt eines Feuerwerks, das fast überall aufgrund der Hitze und des Windes verboten war.

Laut Umfragen empfanden circa vierzig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Stolz“ und nur dreißig Prozent „freudige Aufregung“ angesichts des Semiquincentennial. Das sind Werte wie beim 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

Zur Windsor-Gardens-Feier ging ich mit meinem Freund, meine Eltern hatten sich erkältet. Am Parkplatz des Community Center scharten sich die Menschen um ein paar food trucks, ein paar Werbebuden örtlicher Firmen und das Highlight: eine lange Reihe glänzender Oldtimer mit offenen Motorhauben. An einem Stand kaufte ich eine Kaffeetasse mit dem Emblem „America 250

– Colorado 150“. Von der Bühne war kaum ein Wort zu verstehen, aber auf einmal hielt alles im heißen Wind inne, Hand aufs Herz oder an der rechten Schläfe: die Nationalhymne. Dann verlas eine ältere Dame die Unabhängigkeitserklärung – das würde dreizehn Minuten dauern, hatte sie vorab gewarnt. Wir stellten uns an den Rand des Zuschauerpavillons. Umrahmt von den im Wind knatternden Planen, las die Dame unbeirrt in einem fort, während die meisten schon wieder an den Buden entlangbummelten. Nur im Pavillon blieb es still bei der Aufzählung der Missstände von 1776, die teils antiquiert, teils erstaunlich aktuell wirkten, all der Anklagen gegen den König. Hörte irgendwer überhaupt genau hin? Bei der Nationalhymne stehen alle stramm, dachte ich, doch wenn es um die Substanz geht, verkrümeln sich alle wieder zu den Taco-Trucks. All diese arglosen, gefräßigen Rehlein!

Aber am Ende gab es stürmischen Beifall. Meinten denn alle dasselbe? Wer hier dachte beim „König“ gleich an Trump? Wer dachte an jede Staatsmacht, jede Politik?

Wohin die politischen Energien gewandert waren, war klar geworden: Heute standen die Ergebnisse der Vorwahlen fest. Bei der Gouverneurswahl punktete der Demokrat Phil Weiser, derzeit Staatsanwalt, als beherzter Kämpfer gegen die Trump-Regierung; auf republikanischer Seite wurde die Establishment-Kandidatin vom Außenseiter Victor Marx knapp überflügelt. Marx, Gründer einer eigenen Kirche sowie einer NGO im Bereich „high-risk humanitarianism“, pflegt ein schrilles Image – so will er als Kind einen Mord begangen und später Teufelsaustreibungen per Telefon durchgeführt haben. Noch mehr Aufsehen erregte der Sieg der jungen Democratic Socialist Melat Kiros über die „corporate Democrat“ Diana DeGette, die seit dreißig Jahren (da war Kiros noch gar nicht auf der Welt) demokratische Abgeordnete ist. Darüber war meine Mutter ein wenig verstimmt: Die als rückgratlos verschriene DeGette kenne sich immerhin mit den unscheinbaren Hebeln der Macht aus. Regelmäßig sei sie bei den Windsor-Gardens-Demokraten erschienen, um zu berichten, welche dicken Bretter sie gerade bohrte. Die jungen Radikalen würden schon bald einsehen, dass in der Praxis alles nicht so einfach sei.

Mein Vater wandte ein, so radikal seien die Democratic Socialists nicht. Sie seien eigentlich nur Social Democrats.

Angesagt war also wieder „politics as usual“: Politik als „Pferderennen“, als konstruierte Lagerbildung, als Showkampf der vermeintlich Radikalen oder genuinen Spinner gegen die alten Parteifunktionäre. Diesmal mit frischer Energie, neuer Dringlichkeit – die jedoch jederzeit in den alten Verdruss kippen könnte.

Als wir beim Abendbrot hin und her diskutierten, wehten Konzertklänge von der Festbühne herüber – Buddy Holly, Johnny Cash. Auch 1976, beim Bicentennial, sei kaum Feierstimmung aufgekommen, meinten meine Eltern. Auch das eine turbulente, zugleich ernüchterte Zeit. Daran kann ich mich nicht erinnern, ich war erst dreieinhalb, aber ein Foto zeigt mich bei den Feierlichkeiten in Dover, Delaware, Hand in Hand mit einer Freundin, wir beide in Kolonialkleidchen mit Schürzen und Hauben, durchaus stolz und freudig aufgeregt.

Am gelungensten wurde das Semiquincentennial im Museum gewürdigt. Im History Colorado Center lief „Moments that Made US“, eine dem jeweiligen Bundesstaat angepasste Wanderausstellung der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ie erzählte die Geschichte der USA anhand von fünfzig Artefakten, hier mit Schwerpunkt Colorado. Dessen hundertfünfzigjähriges Jubiläum wurde dabei gleich wieder relativiert: Am Anfang stand ein fingergroßer, vertrockneter 800 Jahre alter Maiskolben aus Mesa Verde, einem Pueblo – einer Felsenstadt – der Anasazi (wie das griechische polis bedeutet pueblo sowohl Stadt als auch Volk). Das letzte Objekt in der Ausstellung war ein Kugelschreiber, nach dem der demokratische Abgeordnete und Army Ranger Jason Crow instinktiv zu seiner Selbstverteidigung gegriffen hatte, als er beim Sturm auf das Kapitol am 6. Januar 2021 in Deckung gegangen war. Dazwischen eine lange Reihe nie gelöster Konflikte – Kolonialisierung, Sklaverei, Arbeiter- und Bürgerrechtsbewegungen – und nie ganz eingelöster Versprechen.

Ob sich das Stammhaus in Washington eine so nüchterne Abrechnung noch leisten konnte? Trumps Verordnung „Restoring Truth and Sanity“ hatte vor allem der Smithsonian und ihrem „woken“ Geschichtsbild gegolten. In Denver jedenfalls war den Kuratoren die Quadratur des Kreises gelungen: Inklusion ohne Moralinsäure, Selbstkritik ohne Selbstkasteiung. Alles unter dem Motto, das bei „No Kings“ skandiert wurde: „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In Denver fand am 4. Juli ein traditioneller Umzug statt. Wir blieben vergrippt zu Hause. Das ferne Feuerwerk gegen 22 Uhr versetzte mich plötzlich in Silvesterstimmung. Silvester macht mich depressiv – diese Zeitscheide, die, ob es passt oder nicht, zum Bilanzziehen und Bleigießen zwingt. Es knallte immer weiter, immer ausgelassener. Das war nicht nur die offizielle Pyrotechnik. Feierlaune hatte sich aufgestaut, der mauen Stimmung und den Feuerwerkverboten zum Trotz. Wie sonst immer zu Silvester lag ich schon im Bett und empfand allmählich eine Art Ehrfurcht vor der archaischen Erscheinung, vor den ganz normalen Bürgern mit dem Willen, so zu feiern, den bösen Geistern Gefechte zu liefern. Würden sie alles abfackeln? Oder den alten Teufel politics austreiben, damit an seine Stelle etwas trete, das den Namen verdient hätte?

Isabel Fargo Cole, geboren 1973 in Illinois, lebt seit 1995 in Deutschland. Zuletzt erschien ihre Essaysammlung „Das Zenonzän – Paradoxien des Fortschritts“ (Nautilus).

Retrospektive: „10 Dinge, die ich an dir hasse“

Titel, die Drehbuchautoren sich im Arbeitsprozess ausdenken, stehen selten am Ende auf der Leinwand. Bei diesem Film war das anders. Als Karen McCullah und Kirsten Smith sich zusammensetzten, um eine von Shakespearees „Die Zähmung der Widerspenstigen“ inspirierte Teeniekomödie zu schreiben, suchte McCullah in ihren alten Tagebüchern nach dem richtigen Ton. Sie fand eine Liste, auf der sie zehn Dinge notiert hatte, die sie an ihrem damaligen Freund hasste. McCullah las ihrer Schreibpartnerin die Aufzählung vor, und die sagte: „Zehn Dinge, die ich an dir hasse, das wäre ein super Filmtitel.“ Daraus entstand einer der einflussreichsten Teenagerfilme der späten Neunzigerjahre, der drei der wichtigsten Schauspieler ihrer Generation hervorbringen sollte.

Die Geschichte führt dicht an Shakespeare's Vorlage entlang: Cameron kommt als neuer Schüler an die Padua High School und verliebt sich in Bianca, eine der beliebtesten Schülerinnen ihres Jahrgangs. Die hätte sogar Interesse an einem Date mit ihm, aber ihr findiger Vater hat eine strenge Regel erdacht: Seine jüngste Tochter darf sich erst mit einem Jungen treffen, wenn auch die ältere Schwester Kat, ans Daten denkt.

Kat winkt bei solchen Vorschlägen dankend ab, liest feministische Bücher, hört Girlbands und hängt mit ihrer nerdigen Freundin ab, die am liebsten mit Shakespeare persönlich Kaffee trinken gehen würde, weil High-School-Jungs ihr zu primitiv sind. Cameron schmiedet also einen Plan, um seine Angebetete ausführen zu können: Er heuert Patrick an, den Bad Boy der Schule, der soll Kat umgarnen. Dieser aber verlangt, wie Jungs, die keinen Ruf zu verlieren haben, das tun, angemessene Bezahlung. Die besorgt Cameron über einen weiteren, deutlich wohlhabenderen Verehrer Biancas, der ebenfalls daran interessiert ist, die Schönheit mit auf Partys nehmen zu können. Genug Potential

Er tanzt für sie

Stiles ist mittlerweile in mehr als fünfzig sehr erfolgreichen Filmen aufgetreten. Gordon-Levitt hat mit Christopher Nolan gearbeitet, ist heute selbst Regisseur und engagiert sich gegen KI im Filmgeschäft. Heath Ledger überstrahlte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weiterhin all seine Filmpartner. 2008 wurde er tot in seinem Apartment gefunden; er starb mit nur achtundzwanzig. MARIA WIESNER

also für Missverständnisse und Liebeswirren. Regisseur Gil Junger wollte für sein Spielfilmdebüt keine Komödie filmen, die Schüler und ihre Probleme belächelte. „Ich wollte vielmehr einen Film über Liebesbeziehungen drehen, die zufällig nun einmal High-School-Schülern passieren“, so Junger. Für die Besetzung suchte er nach jungen Talenten, die noch nicht in Erscheinung getreten waren. Die Ausnahme bildete dabei Cameron, den ich ihn das erste Mal traf, dachte ich: Filmstar!“ Ledger kombiniert für seinen Patrick die Attitüde eines Rocksängers mit der verletzlichen Männlichkeit James Deans. Er hat keine Angst vor Autoritäten: Der Direktorin gibt Patrick Tipps für deren erotischen Roman (beim Wiedersehen dieses Films im Erwachsenenalter fällt auf, wie viel Spaß die großartige Allison Janney in dieser Nebenrolle hat). Er schert sich nicht darum, was andere von ihm halten – für Kat performt er vor der gesamten Schule Sinatra „I love you, baby“. Und er übernimmt Verantwortung für sein Handeln. Als er mit Kat auf einer Studentenparty auftaucht, wo sie sich betrinkt, kümmert er sich danach um sie, hält ihr die Haare, als sie sich übergeben muss, und bringt sie nach Hause, ohne dumme Avancen.

Die Ausstrahlung, von der der Regisseur schwärmte, ist in jeder Szene mit Ledger zu sehen, er brennt heller als alle. Zum Glück kann seine Filmpartnerin Julia Stiles mithalten. Gerade mal siebzehn Jahre war sie, als sie die Rolle der Kat übernahm – und wusste, dass dies ihr Durchbruch im Kino sein könnte. Mit so viel Ehrgeiz wie Talent gesegnet, trieb sie der Filmcrew in der Schlüsselszene Tränen in die Augen. Nach langem Hin und Her zwischen Kat und Patrick liest sie im Literaturkurs ein Gedicht vor, zählt zehn Dinge auf, die sie an ihm hasst. Es ist eine schonungslos unsentimentale Liebeserklärung. „Es war der erste Take dieser Szene“, erinnert sich Junger. „Ich hab mir die Hand vor den Mund gehalten; ich hab so geheult, wollte die Szene aber nicht stören.“

Dieser Film nimmt adoleszente Liebesprobleme so ernst wie ein Stück von Shakespeares.

Heath Ledger in „10 Dinge, die ich an dir hasse“

Foto Picture Alliance

sich überhaupt durch die Teenager-Serien und -filme der späten Neunzigerjahre zieht. Von Kevin Williamsonson „Dawson’s Creek“ bis zu Joss Whedons „Buffy“ sprachen die jungen Heldinnen und Helden höchst reflektiert über ihr Innenleben.

er mit Joseph Gordon-Levitt besetzte. Gordon-Levitt spielte da bereits seit sechs Staffeln eine größere Rolle in der Sitcom „Hinterm Mond gleich links“ – er war sich mit Junger sofort einig, keine dummen Witze auf Kosten der Teenie-Figuren aufzusagen. Beiden kam das Drehbuch entgegen, denn die Autorinnen legten ihren Figuren Worte in den Mund, die ihre Gefühle und Absichten höchst eloquent kommunizierten – ein Trend, der

Natürlich brauchte es dafür erstklassige Darsteller. Junger fand den Australier Heath Ledger für die Rolle des jungen Wilden, der Kat bezirzen darf: „Er hatte diese fesselnde Ausstrahlung! Als

Ein Freund des Volkes

Der Populist als Gestalt der Aufklärung: Keith Michael Baker widmet sich Jean Paul Marat. / Von Sonja Asal

N och am Tag bevor Jean Paul Marat im Juli 1793 ermordet wurde, besuchte eine Abordnung des Pariser Jakobinerklubs ihr erkranktes Mitglied. Zeitungen berichteten, er liege im Sterben, manche

wollten wissen, er habe bereits nach der letzten Ölung verlangt. Doch die kleine Gruppe traf Marat in einer Badewanne sitzend an, in der er Linderung von seinem Hautleiden suchte, vor ihm ein Schreibbrett voll mit Papieren und Büchern. Nicht einmal seine Krankheit, berichtete die Delegation, konnte ihn davon abhalten, sich weiter für die Sache des Volkes einzusetzen. Mit dabei war auch der Maler Jacques Louis David. Als er schon wenige Monate später mit seinem ikonisch gewordenen Gemälde vom Tod Marats eine Art säkulare Pietà schuf, mag ihm diese Szene vor Augen gestanden haben. Das Bild zeigt Marat allein, in fast überzeitlicher Schönheit, die nichts von seinem Todeskampf zeigt. Von der Tat der jungen Charlotte Corday, die ihm den tödlichen Stich ins Herz versetzte, zeugt lediglich das zu Boden gefallene Messer.

Cordays Messer, so formuliert es der amerikanische Ideenhistoriker Keith Michael Baker in seiner Biographie des revolutionären Pamphletisten und Journalisten („Jean-Paul Marat. Prophet of Terro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London 2025. 952 S., Abb., geb., 49,50 €), bescherte Marat nichts weniger als eine Art politischer Auferstehung. In den Monaten nach seinem Tod, als die Jakobiner ihre Macht im Wohlfahrtsausschuss ausbauten und die Schreckensherrschaft ihren Höhepunkt erreichte, wurde Marat zur Galionsfigur eines Kults um die revolutionären Märtyrer der Freiheit. Die Verehrung erreichte eine quasi-religiöse Dimension, die sich Marat, wie Baker resümiert, wohl niemals hätte träumen lassen. Denn in den vier Jahren seit Ausbruch der Revolution, in deren Verlauf sich Marat vor allem mit der von ihm gegründeten und praktisch im Alleingang geschriebenen Zeitung „L’Ami du peuple“ mit immer aggressiveren Tönen einmischte, musste er die Hälfte der Zeit immer wieder vor drohenden Verhaftungen abtauchen, die andere Hälfte trug ihm seine ungezügelte Polemik nicht nur die Ablehnung der Gegner, sondern zudem das Misstrauen auch seiner jakobinischen Weggefährten ein.

Marats Rebellentum war nicht ohne familiäres Vorbild. Geboren wurde er 1743 im Fürstentum Neuchâtel als ältester Sohn eines aus Sardinien geflohenen ehemaligen Priesters, der kurz zuvor in Genf zum Calvinismus konvertiert war. Schon mit sechzehn Jahren verließ der Sohn die Familie. Baker zeichnet anhand der spärlichen Dokumente, die zu Marats Leben überliefert sind, den unsteten, aber durchaus nicht untypischen Weg eines jungen, von einem massiven Geltungsbedürfnis angetriebenen Mannes in der „komplexen und mobilen Welt des 18. Jahrhunderts“ nach. In Paris, wo sich seine Spur ab 1762 findet, erwachte offenbar sein Ehrgeiz, sich mit philosophischen Arbeiten nach dem Vorbild eines Jean-Jacques Rousseau ebenfalls einen Namen zu machen. 1765 zog er weiter nach London, wo er bald als Arzt eine lukrative Praxis betrieb, zu einem späteren Zeitpunkt auch durch ein in St Andrews erlangtes medizinisches Diplom legitimiert. Die Jahre in England waren prägend für Marat. Dort erlebte er, was Baker seine „politische Bildung“ nennt, als das Land von der Affäre um den Unterhaus-Abgeordneten und Journalisten John Wilkes erschüttert wurde. In dieser Zeit verfolgte Marat aus der Nähe, welche Macht die Massen gegenüber dem Parlament ausüben konnten, und er entwickelte eine Vorstellung von den Einflussmöglichkeiten des politischen Journalismus. Sein Verständnis von Öffentlichkeit bekam früh einen agitatorischen Zug.

In England formulierte Marat auch die philosophischen Entwürfe aus, die er vermutlich schon in Paris vorbereitet hatte. 1774 veröffentlichte er sein erstes politisches Werk, „The Chains of Slavery“. Auch hier sieht Baker die Konturen von Überzeugungen, an denen Marat während der Revolution festhalten sollte, nämlich eine grundlegende Kritik an politischer Repräsentation und sein unbedingter Einsatz für die Armen.

1776 verließ er London plötzlich und wurde, vermutlich durch adelige Protektion, in Paris Arzt der Leibwache des Comte d'Artois. Sein eigentlicher Ehrgeiz aber galt dem Ziel, sich mit Experimenten zu Feuer, Licht und Elektrizität einen Namen als Naturforscher zu machen. Als die Anerkennung ausblieb, konnte er nur auf eine Verschwörung schließen – sei es der Akademiemitglieder, die ihren Ruhm nicht teilen, oder der Philosophen, die seine Stimme angeblich nicht zu Wort kommen lassen wollten. Das Jahr 1788 brachte dann die Wende. Marat erkrankte Ende des Jahres schwer, möglicherweise an einem ersten Schub seiner Hautkrankheit. Auf dem Krankenbett verfasste er das Pamphlet „L'Offrande à la Patrie“. Es brachte ihm nicht nur, wovon er überzeugt war, die Genesung, sondern es katapultierte ihn auch in seine kurze Karriere als politischer Journalist.

Im September 1789 gründete er die Zeitung „L'Ami du Peuple“, deren Titel später zum Synonym für Marat selbst, den Freund des Volkes, werden sollte. Erklärtes Ziel der Zeitschrift war es, die

Ne pouvant me corrompe, ils mont assassine.

Jacques-Louis Davids im Auftrag des Nationalkonvents angefertigtes Bildnis des toten Marat, 1793 Foto Picture Alliance

Oben: „Das Begräbnis von Marat in der alten Kirche der Cordeliers“, gemalt von Jacques Louis David. Links: Radierung von Jacques-Louis Copias „Der Tod des Marat“

Fotos Bridgeman Images

Leser unmittelbar an den Debatten und Entscheidungen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teilhaben zu lassen, einer Einrichtung, der Marat mit grundlegendem Misstrauen entgegentrat. Seine Polemik war so aggressiv, dass nach nur vier Wochen und 22 Ausgaben ein Haftbefehl gegen ihn erlassen wurde, der bis zur königlichen Amnestie vom September 1791 in Kraft blieb. Bis dahin lebte Marat 706 Tage lang im Untergrund, ohne jedoch die Arbeit an der Zeitung aufzugeben. Die Zeitschrift behielt ihren Tonfall, wenn sie ihn nicht sogar verschärfte: „ein Organ der Enthüllung und Denunziation“, so Baker, das überall Verrat und Verschwörung witterte.

Die Bedingungen, unter denen Marat in dieser Zeit lebte und schrieb, schildert Baker nur punktuell – die Durchsuchungen, die Beschlagnahmungen von Druckerpressen und Material, die Schwierigkeiten des Vertriebs und der Finanzierung. Wenig erfahren wir über die Unterstützerkreise, die ihn von Lebensmitteln bis Informationen mit allem Nötigen versorgten. Doch man ahnt, von welcher Energie jemand getrieben sein musste, der unter solchen Umständen über Jahre hinweg nahezu täglich im Alleingang acht Druckseiten vollschrieb. Dieser Textproduktion folgt Baker fast Tag für Tag, gleicht sie mit den Protokollen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ab und skizziert knapp den jeweiligen politischen Kontext. Baker geht es ausdrücklich darum, sich mit Marat mitten in den Strom der Ereignisse zu begeben, seine anhand der jeweiligen Situationen wechselnden Positionen zu verfolgen und den täglichen Kampf der Argumente und Maßnahmen darzustellen, in dem die revolutionären Akteure versuchten, den Lauf des Geschehens zu lenken. Was daraus resultiert, ist eine ungewöhnlich fein granulierte, dennoch ausgezeichnet lesbare Darstellung der revolutionären Ereignisse in Paris von ihrem Beginn bis in den Juli 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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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r zeigt die wechselhaften Koalitionen und Einflüsse auf, die unbeständigen Stimmungen und nicht zuletzt das schwankende Vortasten der Volksvertret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neuen politischen Ordnung. Dabei macht er vor allem deutlich, dass Marat kein Verfechter einer bestimmten Ideologie war, keine gleichbleibenden programmatischen Ziele verfolgte, sondern dass seine einzige durchgehaltene Perspektive die des Volkes war, als dessen Sprachrohr er sich verstand – was ihn wiederum bei Gelegenheit nicht daran hinderte, dessen Unfähigkeit, die ihm zustehende Souveränität zu ergreifen und in Handlung umzusetzen, mit Verachtung anzuprangern.

In einer Atmosphäre, die geschwängert war von Gerüchten über Verschwörungen und konterrevolutionäre Aktivitäten, wurden Marats Aufforderungen zur Gewalt im Lauf der Zeit immer wütender und drängender. Baker macht diese Tendenz leitmotivisch an Marats Rufen nach Säuberungen fest. Noch am Tag des Sturms auf die Bastille, so zitiert er Marat, hätte es ausgereicht, sechshundert Menschen hinzurichten, um der Revolution einen friedlichen Verlauf zu garantieren. Doch die Zahlen nahmen immer größere Dimensionen an: fünf-, zehn-, ja hundert- oder sogar dreihunderttausend Köpfe sollten rollen, um das Volk von seinen Verrätern zu befreien. War diese Arithmetik lediglich der Strategie geschuldet, durch eine reißerische Sprache die Aufmerksamkeit auf sein Anliegen zu lenken? Waren Denunziation, Verunglimpfung, Enthüllung, das Schüren von Entrüstung und Angst lediglich Sprachspiele? Oder wollte Marat eine Gewalt anheizen, die schließlich in der Terrorherrschaft endete, deren Prophet er war, ohne sie allerdings selbst noch zu erleben?

Baker hält sich angesichts dieser Fragen in seiner Biographie mit methodischen Erörterungen zurück. Anknüpfungen an seine früheren Arbeiten zur revolutionären Sprache sind offensichtlich, in denen er davon ausgeht, dass der Ausdruck von Interessen immer eine symbolische und damit sprachliche Konstruktion ist.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erinnert uns daran, so Baker, dass sich Politik immer um die Bedeutung von Worten dreht. In seinen frühen, begriffs-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lichen Untersuchungen der Siebzigerjahre hatte Baker den Mathematiker und Sozialtheoretiker Nicolas de Condorcet als exemplarischen Vertreter der Moderne behandelt, der Repräsentation als Merkmal der spezifisch modernen Gesellschaft sah und als einer der Ersten wissenschaftliches Denken auf gesellschaftliche Phänomene anwandte. Damals formulierte Baker den Satz, dass der Begriff der Gesellschaft und die Aufklärung untrennbar zueinander gehören.

Mit Marat erweitert Baker nun seine Studie zu Condorcet zu einem revolutionären Diptychon und zeichnet damit ein neues Bild der Aufklärung: Neben dem Fortschrittsdenker, dem Vertreter der modernen liberalen Gesellschaft, porträtiert er nun auch den Populisten als Gestalt der Aufklärung. Und Marat ist für ihn nichts weniger als der erste moderne Populist, für den das Volk als Ganzes die ultimative politische Wirklichkeit darstellte. Ob Marats denunziatorische Sprache nun lediglich die Stimmung aufheizen sollte, oder ob sie als Aufruf zur Gewalt gemeint war, bleibt dabei letztlich unerheblich. Dass sie jederzeit vom einen ins andere umschlagen kann, so Bakers sehr gegenwärtig gemeintes Resümee, ist das notwendige Risiko populistischer Politik. So ist Bakers Buch nicht nur ein grandioses Alterswerk. Es ist das Dokument einer intellektuellen Enttäuschung: nicht nur Bakers, sondern einer ganzen Epoche.

V or 100 Jahren wurde die Grande Mosquée de Paris eingeweiht. In den ersten Tagen nach der Eröffnung soll ein Muezzin zum Gebet gerufen haben. Fassungslosigkeit bei den Anwohnern, bald gefolgt

von Pfeifkonzerten und Steinwürfen. Binnen Kurzem, heißt es, brachten Bauarbeiter mit ihrem Spott von gegenüberliegenden Gerüsten herab den Ausrufer zum Schweigen. Für den Wahrheitsgehalt der Geschichte können wir nicht bürgen: „Le Monde“ erzählt sie in einem Artikel, der eklatante Fehlangaben enthält (einem Rektor der Moschee wird da angedichtet, er habe erotische Gedichte verfasst und einen „fabelhaften Champagnerkeller“ besessen). Aber so oder so: was für eine sprechende, ja singende Anekdot für die heikle Akklimatisierung eines islamischen Gotteshauses in der Kapitale des Skeptizismus, des Säkularismus, der Irreligiosität.

Heute ist die Grande Mosquée ein Fixpunkt der Pariser Topographie. Bei unserem Besuch findet sich im Café zur Mittagszeit kein einziger freier Platz mehr – dabei sitzt man hier zwar unter offenem Himmel, aber ungemütlich dicht beieinander. Das Restaurant im Innern bietet dafür umso mehr Raum und bedient mit seinem, wie's scheint, durch einen phantasiearmen Flaschengeist gestalteten Dekor alle orientalischen Klischees, charmanter Schmuddel inbegriffen. Das Personal wiederum nimmt mit dezidiert unpariserischer Liebenswürdigkeit für sich ein – und das Couscous betört mit einer Sauce, die 1001 Gewürze auf die Zunge zaubert.

Wie die Speisegäste bilden auch die Besucher des Moscheekomplexes eine Mischung aus lokal und international. Farid Boudiaf wohnt im Vorort Aubervilliers und hat sein Taxi vor der weißen Umfassungsmauer abgestellt, um – „schnell, ich habe nur zehn Minuten Zeit“ – ein Gebet zu verrichten. Eine Indonesierin, die ihren Namen nicht verraten mag, hat bei ihrer ersten Parisreise entdeckt, dass es auch in Frankreich Moscheen gibt, und fühlt sich gleich viel willkommener.

Der Bau, entworfen durch einen Architekten, der jahrelang als staatlicher Denkmalpfleger in

In den sonst so modernen Zwanzigerjahren setzte man beim Bau der Pariser Großen Moschee auf ein möglichst traditionell gestaltetes Interieur. Foto ddp

Phantasma im Guten wie im Bösen

Sichtbares Symbol für die Präsenz des Islams in Frankreich: Die große Moschee von Paris wird hundert. Von Marc Zitzmann

Marokko tätig gewesen war, ist selbst ein Amalgam. Nicht nur bedient er sich bei Moscheen aus Fès, Kairouan und Rabat, er macht auch Anleihen bei andalusischen Palästen wie Alcazar und Alhambra und bei Stadttoren wie dem von Meknès. Der Komplex bildet so eine Synthese aus Gotteshaus, Ziergarten und Miniaturstadt.

Emmanuel Macron (links) 2019 mit Dalil Boubakeur, dem Rektor der Großen Moschee. Darüber ein Blick in deren Teeraum und links ein Foto der Gläubigen beim Opferfest 2024. Fotos Picture Alliance (2), AFP

Errichtet wurde diese erste permanente Moschee im französischen Mutterland zu Ehren jener halben Million Afrikaner, die als Mitglieder der Kolonialtruppen während des Ersten Weltkriegs mitgekämpft hatten – jeder Fünfte von ihnen fand dabei den Tod. Doch zwischen der Lancierung des Projekts 1920 und seiner Vollendung sechs Jahre später kippte die Stimmung. Nicht zuletzt wegen des Rifkriegs, eines antikolonialen Guerillakampfes, der zwischen 1921 und 1926 in Marokko tobte, waren aus den einstigen Graben-„Brüdern“ ungeliebte „Eingeborene“, wo nicht gar unerwünschte „Sidis“ geworden. Die Grande Mosquée sah sich so schon bei Eröffnung mit der inoffiziellen Aufgabe betraut, die seinerzeit 50.000 maghrebinischen Arbeiter in und um Paris im Auge zu behalten. „Die „Befriedung“ in den Kolonien geht einher mit einer zunehmenden Überwachung des politischen Engagements in der Kapitale“, schreibt der Historiker Pascal Blanchard in dem jüngst erschienenen Sammelband „La Grande Mosquée de Paris“. Und zitiert Stimmen aus dem kommunistischen wie aus dem rechtsextremen Lager, die seinerzeit den Moscheebau geißelten: hier „eine Bedrohung für unsere Zukunft“, dort ein „Riesenbluff“ seitens einer Gesellschaft, „in der das Rassenvorurteil vom diebischen und trägen Kameltreiber“ grassiere.

Doch auch den Nationalisten unter den Namenlosen ohne Bürgerrechte bot die Grande Mosquée ein Gefühl der gemeinschaftlichen Geborgenheit. Es ist bezeichnend für den Genius Loci, dass im Schatten des Minaretts während der Besatzungszeit Juden Nahrung, Unterschlupf, ja falsche muslimische Glaubensbescheinigungen fanden. Laut Schätzungen rettete der Imam Abdelkader Mesli so zwischen 500 und 1600 Verfolgte – wurde aber selbst 1944 deportiert. Von einem ähnlichen Geist beseelt, erklärte während des Sechstagekriegs von 1967 der damalige Rektor Hamza Boubakeur, der Konflikt sei nicht religiös, sondern rein politisch motiviert. Und gründete mit christlichen und jüdischen „Brüdern“ eine „Fraternité d'Abraham“.

Im Profil seines Sohns, Dalil, der von 1992 bis 2020 amtierte, spiegelt sich jenes der Grande Mosquée als Institution wider. Dalil Boubakeur sah sich gern als „Voltaire des Islams“. Belesen, urban und mondän, war er ein deliziöser Konservativer, wie sie heute – auch in Frankreich – am Aussterben sind. Rechte Politiker gaben sich bei ihm die Klinke in die Hand; weibliche Schäflein hingegen parkte der Rektor seit 2013 im Keller, pardon: im Untergeschoss – obwohl sie bis dahin doch im selben großen Saal hatten beten dürfen wie ihre männlichen Glaubensgenossen, wenn auch sittsam verborgen hinter einem Vorhang. Protestaktionen parierte der Patriarch mit mittelalterlichen Argumenten: Frauen tendierten zum Tuscheln und/oder Verführen, fast wie der Scheitan.

Als Boubakeur sich 2005 während des großen Banlieue-Aufstands zur Moschee von Clichy-sous-Bois chauffieren ließ, wurde sein Auto mit Steinen beworfen. Zwischen dem Honoratioren aus der Lichterstadt und der empörten Vorstadtjugend war keine Kommunikation möglich. Und seit vier junge Männer 2010 seine Ermordung geplant hatten, „um die Al-Qaida-Franchise zu erhalten“, flankierten ihn permanent zwei Leibwächter.

Boubakeurs langjähriger Rechtsanwalt und Nachfolger, Chems-eddine Hafiz, hat den Hass der Islamisten auf die Grande Mosquée noch verstärkt. Hafiz kämpft nicht nur gegen den Terrorismus, sondern auch gegen den Fundamentalismus. In Wort: mit Büchern wie einem 2021 erschienenen „Manifest gegen den islamistischen Terrorismus“ oder einem jüngst veröffentlichten neunhundertseitigen Sammelband zum Thema „Muslime im Abendland“. Und in Tat: mit einem Programm zur Radikalisierungsprävention oder mit der letztjährigen Eröffnung der École nationale Ibn Badis, die Imame „à la française“ ausbildet. Mit seinen häufigen Solidaritätsbezeugungen gegenüber Juden, mit Verlautbarungen wie „Frauen sind die Zukunft des Islams“ oder „Den Schleier sollte es in Frankreich nicht geben“ bringt er die Bärtigen zum Haare-Ausraufen.

Vollends zur Raserei getrieben hat sie die im kleinen Kreis geäußerte Feststellung, schwule Imame seien eine Realität. Mit der Führerin von Frankreichs Rechtsextremen, Marine Le Pen, hat Hafiz ebenso den Austausch gesucht wie mit dem selbst erklärten „Teilzeit-Muslimhasser“ Michel Houellebecq oder einer ehemaligen Schülerin namens Mila, die nach bösen Worten gegen den Islam im Netz 2020 noch viel böser gemobbt worden war.

Dennoch zweifeln manche an dem Vorzeige-Muslim. „Libération“ schrieb so letztes Jahr, man habe hundertmal über ihn gehört: „Auf dem Papier ist er großartig, klug, aufgeschlossen, ein tadelloser republikanischer Diskurs, aber …“ Wo nicht gar: „Er hat zwei Gesichter. Vorsicht.“ Handfestes wurde indes nicht vorgebracht. Konkreter wurde das Blatt „L’Opinion“ mit einer Recherche über die Halal-Bescheinigung für alle Importe aus Europa nach Algerien, für welche die Grande Mosquée das Monopol hat. Hafiz sei der alleinige Gesellschafter des betreffenden Unternehmens; die jährlichen Einnahmen belaufen sich je nach Quelle auf zwischen vier und sechzehn Millionen Euro.

Ein letzter, mächtiger Feind der Moschee und ihres Rektors ist Marokko. Ursprünglich bestand die Trägergesellschaft des Gotteshauses aus Vertretern der französischen Kolonien oder Protektorate Algerien, Marokko, Tunesien sowie Französisch-Westafrika. Nach der Unabhängigkeit dieser Territorien konnte sich Algerien in besagtem Gremium durchsetzen und beherrscht es seit einem Öl- und Gasdeal mit François Mitterrand 1982 ganz. Gegen Rabat, mit dem es seit mehr als einem halben Jahrhundert um die Westsahara streitet, sucht Algier seither auch die Grande Mosquée zu instrumentalisieren.

Hafiz nun hat in seinem Vorleben als Anwalt nicht nur die algerische Botschaft in Frankreich, algerische Konsulate oder die Fluggesellschaft Air Algérie vertreten, sondern auch den Front Polisario, jene durch Algerien finanzierte Bewegung, die für die Unabhängigkeit der heute großteils durch Marokko kontrollierten Westsahara kämpft. Folgerichtig spucken quasioffizielle marokkanische Medien wie die Onlinezeitung „Le360“ Gift und Galle gegen den Rektor. Dieser sei, so der Refrain der Hasstiraden, ein Agent Algiers.

Doch eisiger Wind wehte letztes Jahr auch aus dem Pariser Innenministerium. Wegen starker Spannungen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Algerien boykottierte der damalige Amtsinhaber Bruno Retailleau das Fastenbrechen während des Ramadans – und brach damit einen jahrzehntealten Brauch. Wie 1926 ist die Grande Mosquée auch 2026 noch eine eminent politische Instit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