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Monde - 28.08.2026.pdf

伊朗：以色列针对该政权未竟之战

▶ 由以色列与美国联手发起、旨在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战争在六个月前爆发，目前已告失败

▶ 内塔尼亚胡将此次行动视为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恐怖袭击后，在地区六国范围内展开的长期冲突的最终目标

▶ 在大西洋彼岸，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指责以色列将特朗普拖入一场削弱两国盟友关系的冲突

▶ 以色列仍有强烈的意愿继续敌对行动并将伊朗变为一个失败国家，并主张加大经济压力

▶ 为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海湾国家正增加规划新原油运输路线的项目 PAGES 2-3, 11, 12 ET IDÉES PAGE 23

秋季文学季

• 《但詹妮弗的毛衣上怎么会有血？》：露西·里科一部俏皮的语言惊悚小说
• 《冠军》：尼娜·布劳伊直击耻辱
• 《受监督的游泳》：专访美国作家劳拉·卡西施克
• 皮埃尔·阿德里安的《夏日之国》：布列塔尼长假的幸福时光
• 帕斯卡尔·沙博的《被封装的生活》：在机器中尽可能地生活
• 波琳娜·帕纳森科的《大声地》：一场关于昨日以及前前日的俄罗斯之旅
• 《雅韦尔码头的陌生女人》：对话菲利普·雅纳达，一位记录时光流逝的书记员
• 《防御地带》：贝内迪克特·杜普雷·拉图尔探讨我们之间的相互误解

▶ 卡塔琳娜·戈梅斯的《微小之地》：深埋的家族秘密

▶ 思想季概览：知识作为民主生活的资粮

6月30日于巴黎。ROBERTO FRANKENBERG 为《世界报》拍摄

通过《但詹妮弗的毛衣上怎么会有血？》，这位作家呈现了一部俏皮且出色的语言惊悚小说：讲述了叙述者不断追寻那个至关重要却始终难以捕捉的句子结尾的故事。

ensigner a bien du souci. La touche « point » de son claret à résen de 1000 m³ pour la vie de la cour le cadre, livrer à son employeur le compte rendu d'une réunance associée à un l'oupe de la cour. Il est le moment. Voilà donc la jeune femme qui avance « le point du sens », emphasis qu'ent pas de la cour, et fusionant, « fabriq(en) des / les / en cas », n'ainol(eur) par l'artifé, dans la langue et le arrêtement, une tendente desprérimité de rattacher le coup au moyen d'épuants copiers coller, dans la cour, en ce 2000s. En effet, il est le 2000s. 露西·里科的第六部小说。Mais que fut qu'ent le puir, il est le 2000s. En effet toute la fensee qui y dépôsiera ensuite. 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她处理语言的方式 si out de l'engue et sur le ring et sur que l'un prenne jamais mais sur l'autre。在这段开篇中，也能听到 indemnentment de la cour, d'autant que, après le point, on ce sont fouryvelles, je « a + e + t + u », qui devienttement de la cour. Il est le 2000s. 事实上，在这些本质性的债务中，写作在崩塌。在2000年代的庭院中，通过行为来写作是不可能的。然而，似乎在男爵那里能找到，随着 nachevis qui surgt sousdàn dans tette alors qu'elle est che le repérationnel de la cour. 事实上，这引导向一段童年回忆，在她的长辈家中，在2000年代的庭院中。维克多·弗莱明（999）。但它没有结尾，它停在了一个2000年代的庭院中。事实上，所有可能性——包括最戏剧性的。因此，这个句子将成为庭院的摄影快照。事实上，让我们关注叙述者。整部小说将是一场寻找其终结的探索。 她引领我们进入这样一部迷人的语言惊悚小说，其中语言本身就定义了一个主角。

露西·里科追踪不可言说之物

系列报道

夏季

伊莎贝尔·于佩尔 “我登场的方式至关重要” 在我们的“艺术创作”系列第四篇中，这位法国女演员探讨了她在剧院中对待角色的方式，并回顾了她电影生涯中一些深刻的记忆 第 18-19 页

LANWENN HUON

，一个生物体。被一名过于匆忙的慢跑者撞到后，詹妮弗注意到：“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句子：没有终点线，无法停止。”随后，她说自己在等待那个被中断的句子的后续，“就好像它会自己到来，迟到且气喘吁吁地说道：——对不起”。在这里，语言似乎拥有身体、双腿、呼吸和速度；但它也是一个叙述者被“困住”的地方。

话语障碍 为了走出这个让她陷入陷阱的话语，她前往 Peripier 。她试图原样重建她句子的“场景”——她祖父（已去世多年）的公寓，那里有他的和其他，他的和褪色的壁纸。在这个布景中，詹妮弗无休止地重温《乘风破浪》，希望在最在最在最涌现出一种

不同的方式。所有关于这个“能让人后退一步”的温柔“场景”的文章，都将进入，在一次真实的，一次真实的1000 mille 在 2000 mille 在 2 000 在 2000mille 在 2000 在 2000mille 在 1999mille 在 1999 在

1999mille 在 1999mille 在

詹妮弗毛衣上的血迹 究竟是怎么回事？ 露西·里科 (Lucie Rico) 著， P.O.L 出版，272 页，21 欧元， 电子版 15 欧元。

《詹妮弗毛衣上的血迹》展现了极强的叙事创造力。然而，使其出类拔萃的是一种增长的力量，它具有一种思辨维度。事实上，它就时刻与话语的交织展开了全面的思考。记忆的运作方式是，我们，我们，我们切割并省略。当一个人掉入这些裂缝之一时，它就成了增长的一种形式，就像在詹妮弗身上表现为一种“叙事（……）坠落”的感觉。这种感觉被描述为：“增长 100 ”，是对过去的叙述，并转化为一种被“时间驱逐”的感觉。事实上，在“增长 100 ”、增长 6 尺度中，露西·里科提出了一场关于写作的沉思，这里的写作与其说是长期性的，不如说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探索。当她与爱人在家乡的街道上漫步时，詹妮弗注意到：“风在我们身边吹过。那是增长 100 的”，将我们的头发和思想吹向了我们未曾预料的方向。“Parcédia”以其充满活力且俏皮的句子将我们带向了不可预知的方向。这种语言的另一种形式是本次秋季文学季的惊喜之一。而且它非常出色。

足球 非洲：因凡蒂诺维持FIFA领导地位的最后堡垒 PAGE 5

社会 缺乏紧急安置的儿童数量增加 9 % PAGE 10

总统大选 在低调度过夏季后， Retailleau 再次确认 其决心

媒体 被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 除名，托马斯·勒格朗（Thomas Legrand） 指控 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 第13页及观点页第23页

尽管在民调中依然处于劣势，且其所属党派对其获胜机会持有疑虑，但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的候选人仍坚持自己的路线，并表示拒绝与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以及马克龙主义的“继承者们”进行任何接触 第8-9页

25 文学 • 皮埃尔·阿德里安（Pierre Adrian）、德米特里·博尔塔科夫（Dimitri Bortakov）、杰娜·布尔诺（Jena Bourneau）、西蒙·勒鲁日（Simon Leruge）、菲利普·帕森科（Philippe Parcénko）、艾达·沃尔特（Ada Walter）、卡塔琳娜·戈梅斯（Catarina Gomes）、爱德华多·F·瓦雷拉（Eduardo F. Varella）…… 3 密码 • 阿南达·德维（Ananda Devi），本土且普世 67 访谈 • Vaischrische。 “在我这里，一切永远是黑暗的，令人不安且深深刻地扰乱人心……” 8 随笔 • 思想碰撞全景 11 一本书的故事 • 贝内迪克特·杜普雷·拉图尔（Benedicte Dupré la Tour）的《防御区》（Zones à défendre） 12 会面 • 菲利普·雅纳达（Philippe Jaenada），可能的时光嫁接者

社论 移民问题： 极右翼的陷阱 正向欧洲人 收拢

“一部令人眩晕的小说。不可或缺。” FRANCE INFO

星球 一场毁灭性的 洪水在 尼泊尔和西藏 造成一片狼藉

高海拔冰川崩塌引发的泥石流和洪水已导致至少180人死亡，数千人失踪

社交网络 Meta 避免了 一项历史性的 罚款

令人陶醉 壮丽 迷人 令人惊叹 引人入胜 眩晕 TELEANA SOTIL M. 纽约客（THE NEW YORKER） LE MOORE LES WINDICS L'DOMINATE

因导致未成年人对其平台产生依赖，Meta面临向29个美国州支付200亿美元的威胁。该公司周三同意支付最高18亿美元以结束诉讼，并限制青少年访问脸书（Facebook）和Instagram

由《坠落的审判》 奥斯卡获奖编剧创作

蕾雅·赛杜（LÉA SEYDOUX） 戛纳电影节 官方入围 主竞赛单元 尼尔斯·施耐德（NIELS SCHNEIDER） 《未知女性》（L'INCONNUE） 亚瑟·哈拉里（ARTHUR HARARI）导演电影

现正热映 12岁以下禁止观看。

中东战争

以色列针对伊朗政权的豪赌失败

内塔尼亚胡政府原以为能利用2月爆发的战争推翻伊斯兰共和国

特拉维夫（以色列）- 特派员报道

以色列的安全建制派感到十分苦涩。六个月前，即2月28日，他们与美国军队联手旨在推翻伊朗政权的战争宣告失败。

“该政权在数十年来唯一一个可信的威胁中幸存了下来。我们失去了这张牌，而伊朗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以色列前情报高官、伊朗问题专家阿夫纳·维兰（Avner Vilan）遗憾地表示。核威胁依然存在。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指责以色列将他们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拖入这场冒险，这使得华盛顿的长期支持受到了质疑。

以色列公众对这场战争的评价非常负面，但策划并领导这场战争的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至今仍未对其进行总结，而美国则在加大对德黑兰政权的经济压力，并威胁将恢复袭击。然而，摩萨德（以色列对外情报局）的两名最高负责人已经为这次失败付出了代价：负责该局伊朗办公室和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他们是此次行动的策划者）已于8月被解职——这一先例在内部引起了波动。与此同时，军方不断泄露消息，坚称自己曾反对这次推翻政权的尝试。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学院的伊朗专家拉兹·齐姆特（Raz Zimmt）表示：“军方怨恨摩萨德将我们全部拖入了这种‘政权更迭’的幻想之中。”

“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失败，但人们仍在追究责任归属。摩萨德则在为自己的计划辩护，声称该计划根本没有被执行，”阿夫纳·维兰总结道。这场争论在媒体上展开，推翻政权计划的细节自3月起被逐步披露，最初由《纽约时报》报道，随后是以色列日报《哈雷兹》（Haaretz）和《叶迪奥特·阿哈罗诺特》（Yediot Aharonot）。在《世界报》咨询的来源中，有两点达成了共识：一是试图让“六到七个流亡海外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武装组织”跨越伊拉克与伊朗边境（据一名接近军方的消息人士透露），以便在战争期间在国家西部发起第一波民众起义；二是试图利用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尼贾德（2005-2013年在任），以色列至少从2024年起就开始接触他，旨在通过制造分歧使其成为政权内部的一个替代方案。2月28日，首轮袭击的目标是身在德黑兰住所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1939-2026）以及国内情报部门的首脑。袭击随后在首都针对安全机构展开，但从最初几天起，重点也集中在库尔德地区，目标包括军事设施、防空系统、警察基地以及边境上的部分目标。

“引发示威”

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以色列和美国一直在武装其在伊拉克的库尔德盟友，而后者早在2025年就公开表示试图统一。“该计划涉及来自所有伊朗库尔德团体的数千名人员，但排除了PJAK [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一名接近军方的消息人士指出，PJAK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在伊朗的分支。“其构想是让他们跨越边界，在西部的库尔德大城市聚集反对派，随后向德黑兰推进。”据《叶迪奥特·亚哈罗诺特报》（Yediot Aharonot）记者纳达夫·埃亚尔（Nadav Eyal）称，以色列甚至向其盟友提供了带有金狮标志的前伊朗君主制政权的旗帜，要求他们不要举起会触怒伊朗民族感情的分离主义标志。

“在最高领袖被暗杀一百小时后，摩萨德的计划将由空军首先在伊朗西部为库尔德人开辟一条走廊”，旨在从空中保护他们的推进。来自《纽约时报》的以色列调查记者罗南·伯格曼（Ronen Bergman）向《世界报》讲述道。

“计划的关键部分从未被执行，其中就包括依赖库尔德人的部分”

亚萨夫·科恩 前军方 伊朗专家

大规模空袭旨在削弱该政权通过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进行反击的能力。

“一场大规模的影响力活动旨在战争期间助力引发伊朗境内的示威，与此同时，以色列将轰炸巴斯基（bassidji，政权的民兵组织）哨所和内部安全设施，”该记者继续说道，“这些袭击的影响本应由地面拍摄并传播。许多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也将成为物理攻击或网络攻击的目标。随后，库尔德人和艾哈迈迪内贾德将登场。”

以色列希望在政治和安全高层中引发叛逃。“（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是这一环节的一部分，”曾在该战争期间任职的前军事情报局局长塔米尔·海曼（Tamir Hayman）早在5月就向美国PBS电视台保证。这位伊朗前总统在任期结束后，成为了体制内部最尖锐的批评者。他目前仍被软禁，但有时会出国发表讲演。据《纽约时报》报道，他早在2024年就在布达佩斯会见了时任摩萨德负责人大卫·巴内亚（David Barnea）。在冲突的第一天，他在德黑兰的住所就被以色列轰炸——据称这些袭击的目标是他的卫兵。

“计划的关键部分从未被执行，其中就包括依赖库尔德人的部分。没有出现叛逃，没有人站出来领导变革，”以色列军队前伊朗及数字情报专家亚萨夫·科恩（Asaf Cohen）遗憾地表示。事实上，一切都失败了。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行动的第二或第三个夜晚，唐纳德·特朗普就反对库尔德部队进入伊朗。3月7日，他在“空军一号”上向随行记者坦言：“是的，我决定不行。我不希望库尔德人去那里……他们想去，但我告诉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去。即便不涉及库尔德人，这场战争已经足够复杂了，”他断然说道。与唐纳德·特朗普关系极佳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对此表示反对，伊拉克同样反对，两国均将其视为对其主权的威胁。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留在伊朗，并在7月在众多的保镖簇拥下参加了最高领袖的葬礼。

内塔尼亚胡很快就将这次针对伊朗的行动，定为其在 7 10月 2023. 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后，在该地区六个国家开展战争的最终目标。该机构

以色列意图将伊朗变为最终崩溃的失败国家

希伯来国家希望通过扼杀伊朗经济来引发伊斯兰共和国的垮台

特拉维夫（以色列）- 特派员报道

在以色列国内，一个共识正在形成。自四月以来，随着该国处于华盛顿与伊朗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边缘，人们认为必须将德黑兰变成一个失败国家。这种最大主义逻辑曾导致希伯来国家在2月28日将美国拖入一次失败的政权颠覆尝试，而现在，它促使以色列对唐纳德·特朗普在8月24日施加的更大经济压力表示赞赏，并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方式将其扼杀。

以色列不希望德黑兰与华盛顿达成协议，以通过减轻美国制裁为代价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试图监管其核计划。对于希伯来国家而言，经济孤立的优势在于能限制该政权的重新武装，并在其内部引发紧张局势——即在主张升级军事对抗的人员与意识到对精疲力竭的民众负有债务的人员之间产生分歧。

“该政权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前情报部门伊朗专家亚萨夫·科恩（Asaf Cohen）认为。“伊朗人意识到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并重新走上街头，这只是时间问题。届时将出现血洗，随后政权将面对民众的愤怒，”这位前军队数字情报二号人物继续说道。以色列认为，这场由华盛顿维持低强度的战争仍能加速民众起义，就像该政权在1月份镇压的那次起义一样，当时政权表现出了不计代价镇压的决心。

当然，希伯来国家对其行动的评估十分阴暗。前军事情报部门伊朗办公室负责人丹尼·西特里诺维奇（Danny Citrinowicz）认为，这次行动“为以色列造成了糟糕得多的战略局面”。“我们军事威胁的可信度已经消失。由于担心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短期内都不会重启此类行动。因此，以色列现在处于孤立状态，而伊朗的威慑力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面对伊朗导弹，我们的拦截弹不足，而对方却在重新武装。华盛顿和海湾国家将这次失败归咎于我们，且核威胁依然存在，”这位从第一天起就反对冲突的专家列举道。

这一在以色列部分被认同的现状，并未促使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推动新一轮全强度战争，除非这种战争能解决核问题。“‘比比’（内塔尼亚胡）知道一场新的战争不会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一名以色列官员宿命论地分析道。

核选项

这一现状让以色列怀疑，在11月初的中期选举之后，唐纳德·特朗普是否还有意愿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但这并未能阻止军方内部许多声音希望对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这种姿态延续了自2018年唐纳德·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JC-PoA）以来，对德黑兰施加的“极限施压”政策。前伊朗军事情报负责人沙哈尔·科伊夫曼（Shahar Koifman）认为：“达成核协议的时机已经过去，伊朗已不再能从中获得太大收益。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创造最佳条件，让该政权终有一天崩溃。”科伊夫曼曾是JC-PoA的支持者，且在战争初期也对其提出了批评。然而，以色列安全建制派担心，德黑兰的新领导层最终会选择“核选项”，将其视为威慑华盛顿发起新战争的唯一工具。紧迫程度如何？这些领导人可能会等待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结束，以及一位无需为这位大亨的伊朗冒险之举负责的新总统的就任。

以色列正密切关注有关新最高领袖莫吉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的传闻。一名接近军方的消息人士指出，后者在2025年——即就职之前——曾在闭门会议中主张修订其父亲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于28 février遇刺身亡）的谨慎主义学说。在三十年间，后者一直将伊朗维持在核武器门槛的边缘，但从未真正跨出那一步。不过，以色列尚未观察到该学说有任何正式的修订。 ■ L. I.

一张反美广告牌和一座名为“我们必须崛起”（We Must Rise）的雕像，位于8月3日德黑兰市中心的恩格拉布广场（place Enghelab）。 ATTA KENARE / AFP

就安全方面而言，一名以色列官员承认，在以色列 2024, 击败真主党，以及随后在 2025, 6月在华盛顿的帮助下针对伊朗核设施和弹道导弹设施发起“十二日战争”并取得成功后，他们被一种“亢奋情绪”所笼罩。因此，摩萨德负责人大卫·巴尔内亚（David Barnea）采取了与前任们截然相反的立场——此前前任们接连认为从外部推翻该政权是不可能的。他将其列为绝对优先级。一名以色列前高级安全官员保证道：“巴尔内亚是目前最倾向于采取行动的人。”

强力打击行动

军队方面在冲突初期的几天里就表示，他们不知道如何通过空袭来推翻一个政权。然而，早在2025年6月那场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天，军队就已规划了一场针对伊朗的新战争。一名以色列官员解释道：“在12天内能完成的事情是有限的，而伊朗一直在重建其弹道导弹力量。”据接近军队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在八个月内重建了其大部分生产能力。1月份伊朗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遭到血腥镇压，这加速了战争的规划。

《叶迪奥特·阿哈罗诺特》（Yediot Aharonot）媒体的记者纳达夫·埃亚尔（Nadav Eyal）讲述道：“军队曾警告政府，这次行动可能会产生负面后果，但军队保持了被动，并未努力阻止这次政权更迭的尝试。”因此，以色列在进行这场战争时采用了两个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矛盾的计划：一个是旨在鼓励伊朗人推翻其政权的“强力打击行动”，另一个是与美国联合开展的轰炸计划，旨在至少五周内削弱伊朗的军事工业，但后者很快被伊朗人视为是对其国家的攻击。此外，以色列低估了德黑兰为这场新战争所做的准备。拉兹·齐姆特（Raz Zimmt）断言：“以色列对伊朗如此迅速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惊讶。伊朗人从‘12天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并将决策中心去中心化。是一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小队长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擅自采取行动在海峡布雷。”

此后，以色列在评估这场战争带来的后果。曾在军事情报局负责伊朗事务的前负责人丹尼·西特里诺维奇（Danny Citrinowicz）表示：“他们基于一个关于库尔德人和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拙劣计划，将我们全部拖入了这场冒险。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战略失败之一，应该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确定责任。” ■ 路易·安贝尔（LOUIS IMBERT）

哈马斯人质埃维亚塔尔·大卫描述被囚禁期间的后遗症

在加沙被囚禁两年后，他在CNN上讲述了自己的苦难

耶路撒冷 - 特派记者

这段视频在2025年夏天震惊了以色列人。在加沙的一条隧道中，埃维亚塔尔·大卫（Evyatar David）——2023年10月7日被哈马斯绑架的250多名人质之一——出现在镜头中，正拿着一把铲子在挖掘，由该伊斯兰组织的成员拍摄。这位24岁的年轻人面容憔悴，骨瘦如柴，处于极度消瘦的状态，他在视频中说：“我在挖自己的坟墓，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变得越来越虚弱。”

在8月26日周三接受美国CNN频道采访时，埃维亚塔尔·大卫讲述了他的看守如何将他的身体状况与另一名人质进行比较，并选择了由于看起来情况更糟糕的他。“我们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那时我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们命令我做的。但正如你在我身上看到的，我无法……我几乎不能动，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当我尝试挖掘坟墓时，仅仅是拿着铲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大概是我在生理上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事情，”他作证道。

这次努力让他几乎昏厥。“我能听到他们在笑，吃蛋糕，喝茶，就好像他们身边没有一个像骷髅一样的人。但他们就是这样，极其残忍，”这名年轻人表示。2023年10月7日上午，他在参加靠近巴勒斯坦飞地的Nova音乐节时被绑架，当时在场3 000多人中，有396人被杀，44人被绑架。“饥饿——除了食物的匮乏和始终感到饥饿的生理感觉之外——还是一种心理上的压迫感，感觉胃里空荡荡的，不知道一小时后、明天或两天后是否会有东西吃。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会告诉自己，也许你会饿死，”他补充道。

“不要放弃”

与之前的其他人质一样，他解释说他的看守们营养良好——而根据联合国国际专家的说法，加沙地带当时处于“饥荒状态”，以色列政府对此一直予以否认。“他们告诉我们加沙没有食物，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我们总能看到那些恐怖分子——他们身材魁梧且肌肉发达。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并且在故意让我们挨饿，”埃维亚塔尔·大卫（Evyatar David）表示。

就在哈马斯发布一段显示他正在挖掘自己坟墓的视频时，其盟友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布了另一段关于另一名人质的录像，内容极其具有侮辱性。该人质是22岁的罗姆·布拉斯拉夫斯基（Rom Braslavski），他处于极度衰竭状态，无法站立。这次旨在恐吓并分化以色列社会的宣传行动引发了巨大的情绪波动。总理内塔尼亚胡谴责哈马斯是“怪物”：“他们不想要协议。他们想用这些视频和虚假的国际宣传来击垮我们。但我们绝不会屈服，”他在其办公室于2025年8月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如此声明。

埃维亚塔尔·大卫此前曾被看守拍摄。几个月前的2025年2月，他与儿时好友盖·吉尔博亚-达拉尔（Guy Gilboa-Dalal）一起出现在一辆车里，那是哈马斯在释放其他人质之际举行的一次仪式。这段由该组织宣传部门发布的视频显示，车门关闭，两人再次被带回地下的藏身处。“当你感到处于最低谷时，正是选择不放弃的最佳时刻，因为这恰恰是可能让人崩溃的临界点。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并且不让自己崩溃，你就能在……”

“我在深夜因噩梦惊醒，这让我整天都心神不宁”……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如今解释道。

埃维亚塔尔·大卫是2025年10月13日获释的最后20名幸存人质之一。在被囚禁738天后，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强加的停火协议框架下获得自由。在此前接受一家以色列电视台采访时，他描述了持续不断的威胁以及被囚禁在隧道中的艰辛。他表示自己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它可能在任何时刻袭击我。我可能在一小时前还很好、很开心，但下一分钟，我想起被囚禁时的某件事，就会出现闪回。我在深夜因噩梦惊醒，这让我接下来的整天都心神不宁。这非常不稳定且不可预测，”埃维亚塔尔·大卫向CNN描述道。他补充说：“世界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能忘记。”

他的叙述与两年来获释人质关于遭受身体和心理折磨的证词相吻合。今年5月，一个以色列独立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基于数百次访谈，描述了哈马斯在2023, 10月7日以及随后扣押人质期间实施性暴力的规模。在恐怖袭击当天，有超过1200人被杀，另有251人被绑架。 吕克·布隆内（LUC BRONNER）

加沙地带：在以色列的威胁下，孩子们不得不收起风筝

在以色列境内发现数只风筝后，相关当局将其视为潜在危险，并宣布任何放风筝的人都将成为攻击目标。

6岁的阿明（A min）有两个风筝。几天来，在加沙地带中部的布雷杰（Al-Boureij），这两只风筝再也没有在天空中飞翔。他的父亲要求他把风筝收起来。“爸爸告诉我，如果我放风筝，以色列人会轰炸我。我很害怕，”这个男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道。由于以色列近三年来禁止外国媒体进入加沙地带，本文所有证人都通过电话在巴黎被联系到。

在短短几天内，对于加沙的孩子们来说最简单的游戏之一，在以色列眼中变成了必须像对待武器一样处理的威胁。此前，在与巴勒斯坦飞地接壤的以色列境内纳哈尔奥兹（Nahal Oz）附近，至少发现了4只风筝。

经过检查，以色列军队报告称，未发现“任何可疑元素”，且这些风筝对民众“不构成任何危险”。然而，这并未能阻止以色列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Israel Katz）命令军队对新的放飞行为采取“强力”行动：“气球就像风筝，而风筝就像无人机，无论它是否携带爆炸物。”他与总理内塔尼亚胡（Benyamin Nétanyahou）一起威胁称，将加强对以色列认为应对这些飞行物负责的人员的暗杀行动，并撤离那些被指发射风筝、气球或无人机的区域居民。

当局通过提及2018,年从巴勒斯坦领土发射的纵火气球（曾导致以色列南部农田起火）来证明这些威胁的正当性。11岁的阿梅尔（Amer）也收起了他的彩色风筝。他习惯于在距离以色列军队撤回的“黄线”约400米的一座墓地附近放风筝。目前，以军仍控制着加沙地带近70 %的区域，将2,2百万居民驱赶至领土的一小部分区域，联合国（ONU）将其生活条件描述为“灾难性的”。“有人告诉我，一个孩子在放风筝，结果被无人机击中了，”这个随家人转移到布雷杰营地的男孩报告称。

8月24日星期一，在同一地点的一次房屋袭击中，一名4岁的儿童被杀。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些儿童的死亡与风筝之间存在联系。但新一轮的暴力行为增加了周末所发威胁的分量，也加剧了那些已经开始没收孩子玩具的父母的恐惧。

负责组织流离失所者营地和安置中心生活的民众委员会要求各家庭阻止孩子放风筝，以避免他们的“纯真游戏时光”演变成“新的血腥悲剧”。而哈马斯则指责以色列在寻找继续发动攻击的“借口”。

50岁的阿布·穆罕默德（Abou Mohammed）有五个孩子，他从加沙北部转移到了努赛拉特（Nousseirat）。他曾亲手为10岁的阿卜杜拉（Abdallah）和12岁的艾哈迈德（Ahmad）这两个最小的儿子制作风筝。现在，他把风筝藏了起来。“孩子们在风筝上画花朵、星星和几何图形。他们以此表达快乐。他们奔跑，呼吸新鲜空气，释放精力，”他讲述道。对于这位父亲来说，这个问题已不仅仅关乎玩具，而在于战争将给这一在轰炸、流离失所和破坏中成长的世代留下怎样的烙印。

“一种逃避方式”

在这一片被以色列发起的毁灭之战摧毁了所有娱乐空间的飞地——这场战争始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在以色列制造的屠杀之后——风筝恰恰是少数几个家庭仍能负担得起的游戏之一。在阿布·阿尔-阿贝德（Abou Al-Abed）的小店里，这一现实如今变成了积压的未售风筝。“我开始把它们打包起来。我不再把风筝卖给孩子们，以免让他们陷入危险。这曾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对他而言，这些玩具对于一代失去了足球场、夏令营，且通常失去了学校的孩子们来说，主要是一种“逃避方式”。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称，加沙约700,000名儿童在近连续三年的时间里被剥夺了正式的面对面教育，而近98%的学校建筑遭到损坏。

然而，以色列的反应指向了一个真实的先例。2018年，在“大回归游行”期间——这是一场要求结束以色列对加沙封锁并要求巴勒斯坦难民拥有回归权的抗议运动——一些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发射了带有纵火装置的风筝和气球，导致以色列南部农业区发生了数百起火灾。时任教育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曾要求将发射者列为攻击目标。据联合国称，在2018年3月至2019年底期间，该事件导致21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大多数死于实弹射击），其中包括46名儿童，另有36,10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一名士兵死亡，七名平民受伤。

“我没有其他游戏可以玩了，”阿梅尔（Amer）说。他的父亲甚至不再让他去海边：“他说无人机也可以在水里击中我们。”“当线断了的时候，这些风筝只是被风吹走，而以色列人竟然为此做这一切？”与家人同住在加沙的Orient XXI巴勒斯坦记者拉米·阿布·贾姆斯（Rami Abou Jamous）作证道，“当然，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威胁。” ■

玛丽·乔·萨德（MARIE JO SADER）

瑞典极右翼退出执政联盟

在9月13日立法选举前三周，瑞典民主党希望成为该国最大的反对力量

马尔默（瑞典）——区域特派员报道

这个问题在夏季浮出水面。面对其阵营在9月13日立法选举中预期的失败，瑞典民主党（SD）的民族主义者是否正在给他们自2022年秋季以来一直支持的自由保守派盟友使绊子？在投票截止日期前不到三周，这个极右翼政党领导人的言论及其话语的激进化，使该党的策略几乎不再存疑。

对于“蒂多”（Tidö）集团的合作伙伴（该集团以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座城堡命名，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瑞典民主党于2022年10月14日在那里签署了联盟协议）而言，致命一击发生在8月23日星期日。在接受公共电视台SVT采访时，自2005年起领导瑞典民主党的吉米·阿克松（Jimmie Akesson）劝阻选民不要为了试图拯救自由党而进行“策略性投票”；目前自由党的投票意向低于2 %，远低于留在议会所需的4 %。在社交网络X上发布的一条消息中，他坚称自由党“在意识形态意义上是瑞典民主党以及[他]本人的政治对手”，并指责该党在本届立法期间“经常扮演刹车角色”。这条消息对于该党主席西莫娜·莫汉姆松（Simona Mohamsson）来说犹如一记耳光，她曾在三月份宣布准备接受极右翼部长，甚至不惜拥抱，从而押上了自己的信誉。

该党 选择了 激进化路线， 开展了一场 特别是针对 移民和穆斯林的 竞选活动

吉米·阿克松三月份在记者面前发言。

这一策略并未奏效：自由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维持在2,1 %，从未回升，而他们可能被排除在议会之外的情况，继续拖累右翼和极右翼在立法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在民意调查中，现任多数派落后于社会民主党、左翼党、中间党和绿党7个百分点。

[...OMITTED...]

“失败者心态”

面对瑞典民主党（SD）的背离，自由党党魁谴责这是一种“失败者心态”，而自由党气候部长罗米娜·普尔莫赫塔里（Romina Pourmokhtari）则指责极右翼是在“往自己的帐篷里撒尿”。西蒙娜·莫汉姆松（Simona Mohamsson）还提醒对方注意此次操纵的后果，她指出，“如果没有自由党，就不会有‘蓝黄联盟’[蓝色代表自由保守派右翼，黄色为极右翼采用的颜色]。乌尔夫 [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保守党领导人] 作为总理的时代将结束，吉米·阿克松（Jimmie Akesson）及其成为部长的梦想也将破灭”。这些警告可能无法改变现状，保守党承诺在选举后给予瑞典民主党部长职位的承诺同样如此。自2022年起，瑞典民主党虽未正式进入政府，但一直处于多数派地位，并成功在移民和刑事领域推行了其大部分计划，如今他们似乎决定独走一条路。

瑞典民主党党魁吉米·阿克松 8月18日在瑞典胡丁格（Huddinge）的一次竞选集会上。JONATHAN NACKSTRAND / AFP

据瑞典政治生活的观察人士称，吉米·阿克松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潜在失败，已将目光锁定在2030年，希望在此之前能够领导一个保守派联盟，并在下次选举前确立自己作为总理唯一候选人的地位。

在 8月19日接受《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采访时，这位领导人透露，他认为这一剧本对他的政党而言“长期来看是有益的”。前提是该党必须在 9月13日成为第一大反对力量。然而，尽管年初他们的投票意向支持率在 22.5% 至 23% 之间，但目前瑞典民主党与保守党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支持率约为 19%。

在这种背景下，该党选择了激进化路线，开展了一场专门针对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的人员竞选活动。这一战略的核心作品是吉米·阿克松的亲信理查德·乔姆肖夫（Richard Jomshof）在 8月初出版的名为《Kafir》（阿拉伯语意为“不信者”）的反伊斯兰激进著作；二十年来，乔姆肖夫一直致力于使这个起源于新纳粹的政党正常化。在随书出版的一系列采访和讲座中，自认为很适合担任“民主部长”的理查德·乔姆肖夫敦促穆斯林放弃其宗教，并将伊斯兰教比作“民族-

瑞典民主党党魁 吉米·阿克松 意识到 即将到来的 潜在失败， 已将目光 锁定在 2030 年 民族社会主义”。“我认为他的话很愚蠢，而且我觉得他在破坏竞选活动，”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森对此回应道。

然而，瑞典民主党这种反穆斯林的修辞并非新鲜事。在 2010年让他们首次进入议会的竞选活动中，吉米·阿克松就认为穆斯林构成了“最大的外部威胁”。

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该党试图获得右翼的认可，其言论有所缓和。他当时还与早期的种族民族主义决裂，主张“开放的瑞典身份”原则。

而现在，基调再次改变：7月中旬，极右翼移民问题发言人、议员路德维格·阿斯普林（Ludvig Aspling）认为，瑞典有“太多不属于瑞典族群的人”，并建议持有瑞典护照的人也可以获得回国援助金，该项资金在年初已提高至 350,000 克朗（31,500 欧元）。这些言论引起了右翼的愤慨。

安妮-弗朗索瓦兹·伊韦尔（ANNE-FRANÇOISE HIVERT）

七日全记录，

7点，

www.lemonde.fr / la-matinale

在墨西哥，锡那罗亚州州长承认失败

鲁本·罗查（Ruben Rocha）被指控与毒品贩运有关，在试图复职失败后被迫退出

墨西哥城 - 通讯员报道

近三十四个小时以来，墨西哥一直处于一场剧本离奇的政治连续剧之中。这场风波的节奏由鲁本·罗查于8月21日星期五试图恢复其锡那罗亚州州长职务的尝试所带动。在此之前一百一十二天，他已离职，此前美国司法机关指控他及其九名助手与由著名毒枭“矮子”华金·古兹曼（Joaquin Guzman）之子领导的锡那罗亚卡特尔分支建立了联盟。

8月21日星期五上午，利用墨西哥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取消每日新闻发布会的机会，这位77岁的政治人物在其X账号上宣布，他将“昂首挺胸”地重返权力中心。作为执政党Morena的成员以及前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2018-2024）的历史盟友，他将自己描述为“外国利益的伏击和极右翼反对派背叛”的受害者，并声称效忠于总统的“领导力”。

这条信息引发了人们的疑虑：克劳迪娅·辛鲍姆是否同意这次对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挑衅？特朗普已将锡那罗亚卡特尔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并日益强烈地谴责墨西哥官员与犯罪集团的勾结。

“为了利益者”

周六上午，总统通过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一段措辞严厉的回复结束了猜测。她在文中痛斥“赤裸裸的利益野心”，并提醒道：“缺乏原则则变为傲慢；缺乏底线则变为滥用；而忘记人民的人最终将面对历史”。

尽管这段话并非直接点名鲁本·罗查，但总统的信息启动了国家机器。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Morena党的官方机构、各州州长以及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领导人接连否认其同僚的行为。随后，鲁本·罗查承认失败，并在周六下午发布了辞职信。周一，克劳迪娅·辛鲍姆表示鲁本·罗查并未咨询她，并敦促锡那罗亚州议会任命一名“诚实且专业”的继任者，直至2027年选举。

鲁本·罗查试图强行复职的行为，打破了墨西哥政府自4月以来处理该局势时维持的微妙平衡。当时，美国司法部要求逮捕锡那罗亚州州长及其助手，纽约的一家法院指控他们在2021. 6月的选举活动前与“矮子”之子建立了联盟。起诉书提到，该犯罪集团曾帮助鲁本·罗查赢得选举，并向其政府支付贿赂以使其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行动。

锡那罗亚卡特尔的这个派系是其内部权力争夺战的参与者之一。这场激烈的内战由“矮子”之子的一名背叛者引发，该背叛者绑架了绰号为“马约”的毒枭伊斯马埃尔·赞巴达（Ismael Zambada），并在25 juillet 2024, 将其交给美国当局，随后自己也投案。这场冲突贯穿了鲁本·罗查的任期，已导致该州3700多人死亡，27000个工作岗位消失，并迫使5000多家商铺关闭。

“重新获得豁免权”

尽管面临华盛顿的压力，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当时拒绝逮捕鲁本·罗查（Ruben Rocha），并声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有罪。与此同时，她敦促该州州长请假——他于5月1日照做了——以使其远离公众视线。政治分析师卡洛斯·布拉沃（Carlos Bravo）观察到：“克劳迪娅·辛鲍姆在面对美国时充当了挡箭牌，并通过维持党内凝聚力，在内部实施了有效的危机管理。”

然而他指出，州长决定重返岗位的决定“使权力机构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政府没有起诉他，因为认为他是清白的；但在事实上，政府又在强迫他辞职，因为深知不能让他继续执政”。

鲁本·罗查的行为显得尤为荒唐，因为他此前一直通过耶拉尔丁·博尼利亚（Yeraldine Bonilla）在锡那罗亚州行使权力，后者是他指定负责代理职务的坚定支持者。“（鲁本）罗查是在‘远程办公’执政，”该州权威杂志《Riodoce》的主编伊斯马埃尔·博霍尔克斯（Ismael Bojorquez）嘲讽道。在他看来，这位当选官员试图进行“一次绝望的操纵以重新获得（与州长职能相关的）豁免权，因为他害怕被近期的事件卷入，但这次操纵计算失误，现在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失去了一切”。

鲁本·罗查更应感到担忧的是，在十名被告中，他的两名助手据称正在与美国司法部门协商提供信息，以获得协助证人身份。

其中一人，退役将军赫拉尔多·梅里达（Gerardo Merida），已经自愿向美国当局投案。8月19日，墨西哥联邦当局抓获了“埃尔·马约”（El Mayo）绑架案中仅有的几名证人之一。该事件充满疑点，其背景是围绕锡那罗亚自治大学展开的一场冲突，而该大学曾是鲁本·罗查担任校长时的重要据点。

马修·图利埃（MATHIEU TOURLIERE）

非洲：因凡蒂诺脆弱的支持者

非洲足球联合会成为最后一个捍卫国际足联主席的组织

在目前席卷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的风暴中，非洲大陆如今是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能够依靠的主要盟友。自7月27日宣布其“FIFA Forward Enterprise”计划以来——该计划在被放弃之前，原打算将该机构的部分商业活动向私人投资者开放——这位世界足球掌门人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受到各方批评，但这位56岁的意瑞双国籍人士仍目标在计划于2027年3月于拉巴特举行的下次选举中，争取第三次担任国际足联主席。

在欧洲、亚洲和北美足球联合会要求其离职之际，非洲足球联合会（CAF）——拥有54个成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总共211个成员协会中）——选择站在这位国际机构主席一边。非洲足联主席帕特里斯·莫特塞佩（Patrice Motsepe）在8月6日国际足联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甚至断言，这是“一致”的决定。在七个非洲成员国中，有五个（埃及、摩洛哥、尼日尔、毛里塔尼亚和科摩罗）随后公开表示支持他。

随后，布隆迪或中非共和国等其他协会也表达了支持。后者主席塞莱斯廷·亚宁吉（Célestin Yanindji）总结道：“十年来，他为非洲做了很多工作。”现任国际足联主席还得到了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例如从球场巨星转任喀麦隆足协主席的萨穆埃尔·埃托（Samuel Eto'o）。这位前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和国际米兰的前锋在8月24日（周一）接受美国CNN电视台采访时辩称：“詹尼·因凡蒂诺主席改变了足球。他为那些此前没有机会参加最精彩赛事——世界杯的国家提供了机会。”

实际上，非洲阵营并非如此统一。在短短几周内，裂痕已经出现。研究非洲体育的社会学家埃尔韦·库阿穆奥（Hervé Kouamouo）认为：“如今的趋势对他没那么有利了。”一名来自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的消息人士保证：“非洲大陆约有15个国家不再支持詹尼·因凡蒂诺。在下次选举中，他们可能准备支持另一位候选人。”前提是能找到这样一个人。

“一种道德腐败的形式” 在每家协会拥有一票的选举日前七个月，詹尼·因凡蒂诺目前是唯一的竞选者。权力巨大的欧足联主席、其主要反对者之一的斯洛文尼亚人亚历山大·切费林（Aleksander Ceferin）周一宣布，他将不参选。据《卫报》周六发表的一篇文章称，国际足联秘书长、曾在与詹尼·因凡蒂诺保持距离后又反戈一击的瑞典人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Mattias Grafström），据称已被两名非洲足协主席（未注明国籍）接触，旨在推动一个新项目。

“我的非洲同事们现在必须睁开眼睛，正确地看待詹尼·因凡蒂诺，而我最初也支持过他，”刚果足球协会前主席（2003-2021）兼前国际足联理事会成员（2015-2021）康斯坦·奥马里（Constant Omari）表示。“他的目标是控制非洲足联的所有选票。”这位前领导人的批评更为激烈：“詹尼·因凡蒂诺成功掌握了所有协会的把柄。非洲人必须停止屈服于一种道德腐败的形式，并停止将国际足联向非洲协会支付的资金视为施舍。”

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詹尼·因凡蒂诺，8月23日于巴黎。JULIEN MUGUET 为《世界报》拍摄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位意裔瑞士人宠爱着这个大陆。“如果没有国际足联的援助，最贫穷的国家将很难发展其足球运动，因为他们无法依赖自己的国家，”布隆迪足协主席、吉安尼·因凡蒂诺的另一位支持者亚历山大·穆延格（Alexandre Muyenge）解释道。在2016年2月获胜后，这位足球掌门人启动了“FIFA Forward”计划，旨在培训球员和教练，发展女子足球，以及在缺乏基础设施的国家建设基础设施。

该计划尤其促成了在埃斯瓦蒂尼建立一个联邦技术中心，在的黎波里为利比亚足协建设总部，以及扩建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的谢哈-乌尔德-博伊迪亚体育场（stade Cheikha-Ould-Boïdiya）……“‘FIFA Forward’的资金为……的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

“詹尼·因凡蒂诺成功掌握了所有足协的把柄”

康斯坦·奥马里（CONSTANT OMARI） 刚果足协前主席

非洲足球版图，投入资金达 1.187 亿美元 [1.02 亿欧元]——根据国际足联（FIFA）网站显示，这是用于改善基础设施的最大投资领域。共有 144 个项目得以实施，并开发了 94 个新场地。”

持续的干预

但这些资金并非仅用于足球发展。国际足联的资金在缺乏实际监管的情况下流入各足协。“主席们占据着显赫的职位，并凭借管理机构在会议期间支付的丰厚日津贴 [per diem] 享受着极高水平的生活，”埃尔韦·库阿穆奥（Hervé Kouamouo）解释道，“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利。”

最近的一起丑闻涉及吉布提足球协会，该协会每年从国际足联获得超过 100万美元的援助，目前正因涉嫌徇私舞弊和资金挪用而陷入混乱，这些问题由一名现已辞职的足协高管揭露。在法新社查阅的一份 2024 年报告中，隶属于吉布提总统府的国家监察总署谴责该国家足协在财务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今年 3 月，刚果足协前主席（2018-2024）让-居伊·布莱斯·马约拉斯（Jean-Guy Blaise Mayolas）被布拉萨维尔法院裁定挪用国际足联 1,100万美元资金罪名成立，并被缺席判处终身监禁。其他案件也波及了南非、肯尼亚等国的足协……

在幕后，詹尼·因凡蒂诺被指责持续干预非洲足联（CAF）的事务。2021, 年，他曾施加巨大压力，促成南非亿万富翁帕特里斯·莫特塞佩（Patrice Motsepe）当选该机构负责人。人们还遗憾于他未能在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Omar Abdulkadir Artan）遭受不公正对待时介入——后者在 6 月世界杯开始前，尽管持有美国签证，仍被美国遣返。

在这种紧张且多变的背景下，一名欧足联（UEFA）消息人士认为，预计会出现“区域性动态”。相邻的足协可能会成群结队地转向支持或反对某一方。在由 14 个国家足协组成的南部非洲足球协会理事会内部，各足协主席“厌倦了詹尼，但他们很害怕，因为他掌握着所有投票者的把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非洲足协主席表示。“他利用那些处于困境中的足协主席，程度甚至超过了塞普·布拉特 [1998 至 2015 年国际足联主席]，”该消息人士继续说道，“他掌控着纪律和伦理委员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他时而睁眼，时而闭眼。”

亚历克西斯·比勒博（ALEXIS BILLEBAULT）、 雷米·杜普雷（RÉMI DUPRÉ） 以及皮埃尔·勒皮迪（PIERRE LEPIDI）

苏丹战争成为“麦加协定”的首个前线

沙特阿拉伯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作下，日益支持与快速支援部队（FSR）作战的喀土穆武装力量

沙特阿拉伯与苏丹事实政府于17 août签署的合作协议，仅仅是将一年多来在暗中结成的联盟正式化。利雅得最初将自己定位为苏丹冲突的潜在调解人，但几个月前起，它已转向支持由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卜杜勒·拉赫曼·布尔汉将军领导的苏丹武装部队（FAS）。自2023年4月以来，该部队一直与快速支援部队（FSR）的准军事力量作战。作为地区巨头的沙特王国的日益介入，旨在使苏丹军队得以加强力量，因为在科尔多凡地区，前线已陷入数月的僵局。

“沙特人立场的转变，本身就是过去三年苏丹冲突中最重要的外部进展，”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非洲之角分部主任艾伦·博斯韦尔（Alan Boswell）断言，“由于沙特阿拉伯巨大的经济影响力，这一联盟对喀土穆至关重要。”利雅得的这次战略调整发生在关键的地缘政治时刻。

就在十天前的7 août，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阿勒沙特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共同防御协议。这项被称为“麦加协定”的条约，首先是为了应对中东的战略挑战：它旨在使这三个参与者在面对由德黑兰领导的“什叶派之弧”以及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联盟时，能够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分工协作

与此同时，这种政治-军事上的接近首先在非洲战场上得以具体化。其轮廓在苏丹清晰可见。“一年多以来，在苏丹冲突中已经可以察觉到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之间加强合作的先兆。现在这将加速发展，”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研究员艾哈迈德·阿布杜（Ahmed Aboudouh）分析道。他详细阐述了这三个参与者之间的分工：沙特人出资为苏丹军队购买土耳其无人机和巴基斯坦武器。

作为战争爆发以来苏丹武装部队（FAS）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土耳其已经交付了无人机，并向苏丹军队派遣了教官。这种宝贵的援助使正规军在面对快速支援部队（FSR）部署的中国无人机时，能够重新夺回制空权。安卡拉意图利用其与布尔汉将军（其家人居住在土耳其）的联盟，在战后苏丹的矿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致力于为苏丹军队重新武装。自从美国在2023, 制裁苏丹军工综合体，且华盛顿试图推动联合国对所有运往苏丹的武器实施禁运以来，这种支持对喀土穆而言至关重要。利雅得尤其资助了一项高达15 亿美元（13 亿欧元）的巨额军备合同，用于向苏丹武装部队（FAS）交付巴基斯坦武器，包括战斗机、装甲车和无人机。

尽管两座首都从未正式公布该协议，但所有迹象表明它已经生效：自8月起，巴基斯坦装甲车已部署在首都喀土穆周边。此外，沙特方面不惜挥舞支票簿来收买敌方高级将领。自2026, 年初以来，多名快速支援部队（FSR）指挥官在获得沙特资金补偿后投靠了政府军。

“阵营逻辑”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选择承担对喀土穆的承诺，是基于国家安全的双重必要性。首先，苏丹作为其直接邻国，其局势动荡令利雅得感到担忧，因为利雅得希望将红海沿岸的旅游项目打造为王国的橱窗，以及后石油时代发展的轴心。此外，该王国旨在遏制其竞争对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该地区的扩张主义。利雅得与阿布扎比之间的紧张关系在 2025 年 12 月的一次也门直接冲突中达到了顶峰。自那时起，利雅得在海湾地区以及非洲战场都采取了更具干预主义的姿态。

在苏丹，阿布扎比长期支持快速支援部队（FSR）的领导人穆罕默德·哈姆丹·达格洛（绰号“赫梅蒂”），尽管阿联酋当局对此予以正式否认。一名西方外交人士估计，这座由武器和雇佣兵组成的物流桥梁在三年半内可能花费了阿联酋近 100 亿美元。“这种阵营逻辑可能会延长苏丹的冲突，”艾伦·博斯韦尔（Alan Boswell）担忧道，“如果一边是阿联酋人，另一边是沙特人，冲突只会升级，政治解决方案的前景也将变得遥远。”

此外，非洲之角的其他地区已经成为了外部大国竞争的舞台。“苏丹是该大陆上的第一个对抗战场，但如果不久后看到索马里官员出现在利雅得，我不会感到惊讶，”艾默德·阿布杜（Ahmed Aboudouh）警告说。自 2025, 年 12 月以色列出人意料地承认自封的索马里兰共和国以来，这两个势力范围在索马里也发生了碰撞。

“无论是土耳其还是沙特阿拉伯，他们都将自己视为抵御以色列和阿联酋在亚丁湾（靠近红海）存在的堡垒，”艾伦·博斯韦尔确认道。“麦加协定”国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防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以色列执行其计划，即在索马里兰的贝尔贝拉港（位于曼德海峡入口处）使用一个军事基地。该基础设施正对着也门，而也门是另一个三个盟友与伊朗影响力以及阿联酋和以色列联合行动发生碰撞的战场。

诺埃·霍谢-博丹（NOÉ HOCHET-BODIN）

在塞内加尔，为追回“塞古宝藏”而展开的漫长斗争

法国于4月通过的一项法律，预计将允许将1890年被盗的精神领袖埃尔-哈吉·奥马尔·塔尔（El-Hadj Omar Tall）的财产归还给其后裔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NF）的二层，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塞古（Ségou）的手稿从一个大箱子的底部显现出来。这些西非历史的瑰宝由哈立德·查科尔-阿拉米（Khalid Chakor-Alami）负责看管。在罗斯柴尔德图书馆中央的一张桌子上，这位负责BNF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手稿收藏的馆长从无烟煤色的盒中取出十多本书，然后将它们放置在紫色天鹅绒垫子上。

这些历史碎片于1890年在马里被路易·阿尔希纳尔（Louis Archinard）将军掠夺，并于1892.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即后来的BNF）。所有这些资料均出自埃尔-哈吉·奥马尔·塔尔及其后裔的个人档案。这位穆斯林神秘主义者、学者且令人生畏的反殖民战士于1794年至1797年间出生在塞内加尔，他在19世纪建立了西非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之一。在鼎盛时期，图库洛尔帝国（empire toucouleur）的版图从塞内加尔延伸至几内亚，涵盖了毛里塔尼亚、冈比亚和马里。

“这是一个传奇的基金，”哈立德·查科尔-阿拉米微笑着说，“每当我打开其中一本书，看到那些作者们重新‘活’过来，我都会深受感动。他们让我产生深切的敬意和巨大的温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位馆长可能会与这份珍贵的宝藏分别。随着国民议会于4月通过关于归还殖民时期被掠夺文化财产的框架法，埃尔-哈吉·奥马尔·塔尔的后裔打算收回他们的遗产。“塞古基金”包含491份手稿，这些手稿于1890年4月6日由路易·阿尔希纳尔在法属苏丹（后成为马里）的战役期间盗走。那天，这位来自勒阿弗尔（Le Havre）、手段残暴的高级军官率领部下在无需战斗的情况下进入塞古。当地统治者、埃尔-哈吉·奥马尔·塔尔之子阿马杜·塔尔（Ahmadou Tall）已不在那里——其父在26年前神秘失踪于马里班迪亚加拉（Bandiagara）附近的一个洞穴中。

路易·阿尔希纳尔占领了他的住所，寻找在法国军官和当地领导者幻想故事中被提及的“塞古宝藏”。珠宝、书籍和贵重物品：这位军人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战争掠夺品，用以资助殖民征服。

“时间胶囊”

“他用四个箱子向BNF寄送了585公斤的书籍，”哈立德·查科尔-阿拉米解释道，“其中有手稿和散页，后来被装订在一起。这是一个重要的基金，因为它既包含宗教著作，也包含关于当时社会的珍贵档案文件。”由塔尔家族建立的这座丰富的图书馆也见证了思想在

路易·阿尔希纳德还抓获了埃尔-哈吉·奥马尔·塔尔的孙子，10岁的阿布杜拉耶·塔尔

伊斯兰世界。这位埃米尔曾长期以学者和战士的身份在其中游历。他出身于塞内加尔北部图库洛尔（Toucouleur）名门托罗贝（Torobbe）家族，从1827年起曾三次前往麦加。在那里，他从穆罕默德·埃尔-加利（Mohamed El-Ghali）手中获得了法属苏丹地区提贾尼亚（Tidjaniya，一个在全球拥有数百万信徒的苏菲派教团）哈里发（khalife）的头衔。

在回程途中，埃尔-哈吉·奥马尔·塔尔曾在埃及的伊斯兰知识殿堂——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逗留。随后他前往索科托帝国（Sokoto，现尼日利亚），并在那里娶了强大的富拉尼埃米尔穆罕默德·贝洛（Mohammed Bello）的一个女儿。这次联姻增强了他在西非的权威。回到富塔-贾隆（Fouta-Djallon，现几内亚）后，他撰写了其最具代表性的神秘主义论文之一，随后发起了旨在建立伊斯兰帝国的圣战（djihad）。

在巴黎的收藏品中，有一份该文本的副本，保存状态完美，由一名隶属于埃米尔宫廷的抄写员用棕色墨水书写。其他手稿则证明了原所有者深厚的伊斯兰文化造诣。其中包含关于语法的论文、历史著作、天文学著作，以及经注、多部《古兰经》、词典、用富拉尼语、班巴拉语或斯瓦希里语编写的诗集，以及一部罕见的《苏丹史》（Tarikh es-Soudan）——这是一部由廷巴克图（马里）的一位学者在17世纪撰写的关于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历史的重大著作。“这就像是一个时间胶囊，标记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宗教和精神关注点，”哈立德·沙科尔-阿拉米（Khalid Chakor-Alami）在阅读几段阿拉伯语时指出，“埃尔-哈吉·奥马尔·塔尔本人写过很多东西。他在中东和非洲旅行期间还收到了许多书籍作为礼物。”

这份无价之宝中还包含珠宝。路易·阿尔希纳德将13箱此类物品寄往了布朗利河岸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该博物馆保存着殖民时期创建的机构所移交的藏品。“其中包括金质和银质的手镯、铃铛、戒指。还有存放《古兰经》的容器，以及在路易·阿尔希纳德遗赠给其侄子的档案中发现的手稿，”该机构非洲遗产部门负责人盖尔·博让（Gaëlle Beaujean）列举道。

这些珠宝也证明了技术在整个西非的流动。“金银工艺与书写一样，遵循着伊斯兰世界的远程网络，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叙利亚到伊拉克，经过阿拉伯半岛以及廷巴克图和杰内（马里）的非洲大学。这种知识的流动影响了珠宝的制作，其工艺和技术并非仅源自塞古（Ségou），”她解释道。

塔尔家族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试图追回这些奥马尔遗产。这些归还请求不仅涉及文物：在洗劫住所期间，路易·阿尔希纳德还抓获了埃尔-哈吉·奥马尔·塔尔的孙子阿布杜拉耶·塔尔。这个10岁的孩子被强行送往法国，安置在一个巴黎的中产阶级家庭中。他是首位被圣西尔特种军事学校（Ecole spéciale militaire de Saint-Cyr）录取的非洲人，但在20岁时猝死。

1995年，时任奥马尔社区哈里发的蒂尔诺·穆恩塔加·塔尔（Thierno Mountaga Tall，1914-2007）获得法国政府同意，将该青年的遗骸运回。1995年4月5日，在法国国防部长弗朗索瓦·莱奥塔（François Léotard）出席的仪式上，

阿布杜拉耶·塔尔获得了军事荣誉。随后其遗骸被运回塞内加尔，并安葬在塞古。

剩下的则是手稿和贵重物品的归还问题。“这是我的使命，”蒂尔诺·穆塔加·塔尔（Thierno Mountaga Tall）之子蒂尔诺·马达尼·塔尔（Thierno Madani Tall）透露道。在达喀尔市中心，这位精神领袖的继承人统治着数以千计的追随者——在非洲，他们的数量达数十万之众。在这个夏日的傍晚，人们纷纷涌入这座家族住宅。在等待私人接见期间，男女信徒们在铺着地毯、摆放着奢华扶手椅的宽敞客厅里祈祷并耐心等待。

蒂尔诺·马达尼·塔尔的另一项职责是维护家族记忆。这一神圣使命促使他走访了法国各博物馆的储备库。在收到手稿的微缩胶片后，他在2011年获得许可，在勒阿弗尔博物馆组织了一场展览——勒阿弗尔是路易·阿尔希纳尔（Louis Archinard）的故乡，后者将部分“塞古宝藏”遗赠于此——此次展览是在市长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的主持下举行的。三年后，在一次关于埃尔-哈吉·奥马尔·塔尔（El-Hadj Omar Tall）的回顾展期间，市政府向达喀尔大剧院提供了一项长期借展。随后，2019年在达喀尔，法国归还了其在1890年被盗的佩剑。仪式由总统马基·萨尔（Macky Sall，2012-2024年在任）及最高宗教权威共同出席。

“他被简化成了暴力”

蒂尔诺·马达尼·塔尔（Thierno Madani Tall）现在希望，关于文物归还法律的通过能为这段历史翻篇。“这部法律至关重要，因为有些话终于说出来了，”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欣喜地表示，“法国终于承认偷走了这些极具价值的物品。它们虽然得到了良好的保存，但现在是时候让它们回来了。”他之所以为这些手稿的回归而奋斗，也是为了恢复其祖辈的形象。

这位信仰之人在西非受到尊敬和崇拜，但也被视为一名激进的宗教人士，不惜对穆斯林发动圣战。“圣战仅发生在他人生的末期，是为了防御敌人，”蒂尔诺·马达尼·塔尔反驳道，“他是一位学者，但人们将他简化成了暴力。他一生致力于教学，撰写了近二十本书。那些被盗的手稿也讲述了他的这一面。”

至于保存问题——这通常是反对归还被掠夺财产的机构所提出的论据——在塔尔家族的继承者看来，这已不再是问题。“位于达喀尔的黑人文明博物馆（Musée des civilisations noires）存放着那把军刀，它有能力支持我们，”前议员、蒂尔诺·马达尼·塔尔的侄子谢库·奥马尔·西（Cheikhou Oumar Sy）肯定地说道。“此外，我们正在建设一座博物馆和一家书店，可以容纳部分著作，”他在走过未来的奥马里清真寺工地时继续说道。这座清真寺建筑面积为 8 000 平方米，将成为规模最大的致力于纪念埃尔-哈吉·奥马尔·塔尔（El-Hadj Omar Tall）的清真寺。

塞内加尔国家是唯一有权提出正式归还请求的实体。“一旦完成完整的清单清点，我们将向法国政府提交申请，”塞内加尔驻法大使巴耶·莫克塔尔·迪奥普（Baye Moctar Diop）保证。一个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世界博览会项目也可能在 2027, 年实现，这将成为对散落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NF）、布朗利河岸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勒阿弗尔博物馆（Muséum du Havre）以及荣军院的军事博物馆（Musée de l'Armée）中的遗产进行登记的机会。这一举措得到了塞内加尔总统巴希鲁·迪奥马耶·法耶（Bassirou Diomaye Faye）的支持。

与此同时，塞古（Ségou）的手稿仍由法国馆员保管。该基金已向研究人员开放，并正在数字化过程中。这是让关于非洲大陆历史的无价知识重新流传的一种方式。

库姆巴·卡内（COUMBA KANE）

一场洪水在尼泊尔和西藏造成毁灭性破坏

一股由冰川崩塌引发的强力水泥流席卷一切

8月27日，尼泊尔努瓦科特区德维加特。PRABIN RANABHAT / AFP

新德里 - 通讯员

这可能是尼泊尔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灾难之一。8月26日星期三，一股洪水突然席卷该国北部与西藏交界的边境地区，相关影像展现出的暴力程度令人震惊。画面中，一股强力的水泥流在行进过程中将一切摧毁。灾难视频显示，人们在面对这场“山地海啸”时显得无能为力，在短暂尝试逃生后，随即消失在泥土与碎片的大洪水之中。

建筑、巴士和道路同样被卷走。目前的初步统计显示，至少有180人死亡（尼泊尔境内177人，邻近的中国西藏境内3人），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包括数百名外国游客。据尼泊尔旅游局称，有四名法国人失踪。根据当地媒体公布的初步估计，约有9处水电基础设施、19座桥梁和40公里的道路被毁。在救援人员组织起来救助幸存者的同时，科学家们正试图查明此次惨剧的原因。根据设在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的说法，此次事件可能是由西藏一侧“高海拔地区的冰岩崩塌”所触发。

与最初提出的解释不同，此次事件并非由地震引起。美国地质调查局确实记录到当地时间星期三8时37,分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附近发生了一次“5,2级地震事件”，但该局随后明确指出，这次记录实际上对应的是一次“冰川崩塌及碎片流的威力，从而在下游造成了灾难性后果”。通过对周边地震站数据的分析、长周期地震波以及卫星成像，该假设得到了证实。

类似的一场灾难曾于2021,年2月7日发生在印度北阿坎德邦的查莫利区，当时30百万立方米的岩石和冰川从山上倾泻而下，沿途摧毁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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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在动员”

周三发生的这场突然且剧烈的洪水主要袭击了加德满都北部的尼泊尔拉斯瓦（Rasuwa）区，将巨大的水流、沉积物和岩块倾泻入博特科希河（Bhote Koshi）和特里舒利河（Trishuli）。上午9点左右，博特科希河流域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直至冲破河岸，随后向下游蔓延至另一条河流特里舒利河，波及努瓦科特（Nuwakot）和达丁（Dhading）另外两个区。国际山地综合监测中心（Icimod）表示，洪水波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大的规模扩散。监测站的记录显示，特里舒利河在某一点的水位在30分钟内跃升了9米。多个村庄可能已被夷为平地。这场灾难尤其袭击了希亚布鲁贝西（Syabrubesi），这是一个位于海拔约1500米、风景如画的喜马拉雅小镇，也是朗唐谷（Langtang）热门徒步路线的起点，以及前往西藏冈仁波齐峰（被印度教徒视为神山）的朝圣者经常出没的区域。尼泊尔山地向导拉姆·普里（Ram Puri）向《世界报》解释道：“当我陪同游客时，我们习惯在开始攀登大山之前在希亚布鲁贝西过夜。许多人目前无法取得联系，而那些成功逃脱的人说他们失去了一切，包括亲人和房屋，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截至8月27日周四上午，尼泊尔当局报告至少有162人死亡，数百人失踪。据旅游部称，在尼泊尔，有823人失踪，其中包括517名外国公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赫（Balendra Shah）周三呼吁这个喜马拉雅国家“保持团结”。中国目前提到有3人死亡。据中国央视报道，约有558人失踪，其中260名为外国人。罕见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就此次灾难发表讲话，这表明人员伤亡可能非常严重。他表示：“首要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搜救失踪人员，转移并安置处于危险中的居民，快速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人数。”

尼泊尔救援人员在周三至周四的夜间继续搜寻幸存者，并继续将家庭从易涝区转移。由于道路被毁以及喜马拉雅高海拔部分地区的封闭，军方直升机及私人飞机被部署用于进入受灾区域。拉姆·普里表示：“所有人都在动员搜寻幸存者，山地向导和其他志愿者也在参与工作，民众表现出了极大的团结精神。”

喜马拉雅地区极其不稳定，这使其在气候变化面前显得十分脆弱

据新华社报道，西藏政府负责人已动员近800名救援人员、150辆车辆以及搜救犬和快艇参与救援行动。

可能再次发生洪水

专家警告称，可能会再次发生洪水。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气候与环境风险负责人张强功（Qianggong Zhang）提醒道：“由于尼泊尔与中国边境的上游仍存在阻塞，当局警告第二次洪水即将来临；吉隆（Gyrong）市已经发布了疏散令。”这场灾难同样威胁到印度一侧的下游社区。随着来自邻国尼泊尔的洪水向边境方向移动，新德里已将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部分地区列为最高警戒状态。

此次洪水还引发了外交层面的动员。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Balendra Shah）进行了交谈，并提出提供人道主义支持。美国方面则宣布提供 500 000 美元（约 429 000 欧元）的援助。

科学家警告称，目前确定气候变化在这场灾难中扮演的确切角色还为时过早。但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极其不稳定，这使其在气候失调面前显得尤为脆弱。冰湖溃决洪水（GLOF，英文缩写）——这种冰川湖泊突然排空并席卷沿途一切的现象——在“世界屋脊”上日益增多，给山地社区带来了危险。

卡罗尔·迪特里希（CAROLE DIETERICH）

超过 140 000 名法国人自称是“气候受灾者”

非政府组织发起的一项活动旨在让气候变暖对人口的影响可见

为了降低乳腺癌复发的风险，36 岁的阿梅莉（Amélie，她不愿透露姓氏）正在接受激素治疗，这会导致一种人工绝经状态。因此，在天气炎热时，她的双腿会严重肿胀，感觉“内心在沸腾”。在她独自生活的瓦尔省拉瓦莱特-迪瓦尔（La Valette-du-Var），整个 2026 年夏季气温一直维持在极高水平。因此，在好几周的时间里，她无法走出位于一栋没有电梯的建筑 4 层的公寓。她把自己禁闭在装有空调的客厅里。由于缺乏足够的行走，当她的腿上开始出现淤青时，她不得不买了一台跑步机。与超过 140 000 人一样，阿梅莉参加了由“世纪之案”（L'affaire du siècle）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名为“气候受灾者：统计人数以增加影响力”的活动：她填写了一份在线问卷，并声明“已经遭受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她说：“由于这种剧烈的变暖，我有好几周无法正常生活。我不能出门，甚至晚上去海滩也不行，在购物时我差点晕倒。我成了自己国家里的气候难民。”

这项活动于 7 月 9 日启动，由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我们共同的事业”（Notre affaire à tous）和乐施会（Oxfam）在 5 月和 6 月的第一波热浪到来之前就已准备就绪。在 48 小时内约有 50 000 人参与，两周内达到 100 000 人。“我们

“目标也是让这些人能够在政治辩论中产生影响力”

“我们启动这项倡议在一定程度上是考虑到热浪，因为我们知道它们将会到来，” “世纪之诉”的协调员塔蒂亚娜·乌斯科科维奇（Tatjana Uskokovic）详细解释道，“但我们没有预料到会经历这样一个打破所有记录的夏天。”该倡议是对这三家组织以及十余名公民和协会于2025年4月向国务委员会提交的法律诉讼的延续，旨在请求法官强制国家实施更能保护民众免受气候危机影响的公共政策。

TATJANA USKOKOVIC “世纪之诉” 协调员

“很多恐惧”

尽管非政府组织希望在此次行动框架下在31 décembre前获得开庭日期，但夏季发起的这场活动旨在为这个“受灾者运动”提供更高的可见度和更大的规模。“目标是将这场对抗全球变暖的斗争具体化，证明这不仅仅关乎三个巴黎环保主义者，而是关乎所有公民，并让这些人能够在政治辩论中产生影响力，因为我们正处于总统大选年 [2027]，” 塔蒂亚娜·乌斯科科维奇强调。

在约140 000名声明已遭受变暖影响的人员中，超过43 000名人员以书面形式详细说明了他们受影响的方式。“我住所内的温度令人无法忍受，我经历过断水，我的亲人受到火灾影响，而我所属的‘维持农民农业协会’的农民们决定放弃他们的职业，” 其中一人总结道。塔蒂亚娜·乌斯科科维奇补充说：“大多数证词谈到了高温，但有些人提到了近年来发生的其他灾害，例如洪水。其中涉及受苦的婴儿、收入损失或失去宠物的人。此外还有很多恐惧。”

来自瓦尔省（Var）西扬-拉-卡斯卡德（Sillans-la-Cascade）、现年36岁的菜农奥利维亚·马扎特（Olivia Mazat）则描述了高温如何影响她的身体，并迫使她缩短工作时间，而原本需要加倍努力来保护作物。她讲述了植物在超过一定温度阈值后不再生长的情况，以及在热浪之外又增加了两次冰雹袭击。她表示自己最近才从某种对气候危机的否认状态中走出来，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参与到意识觉醒和集体动员中，以促使政府采取行动”。

佩琳·穆特德（PERRINE MOUTERDE）

政治季

勒塔约在低调度夏后重启2027年竞选

这位在民调中处于劣势的共和党（LR）候选人，令其所属党派产生了怀疑。他继续拒绝与爱德华·菲利普以及马克龙主义的“继承者们”靠近。

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以勤勉著称，他绝不是那种像Elegance乐队歌曲中所唱的“假期忘掉一切，什么都不做”的人。在约岛（旺代省），当地邻居早已习惯看到这位当地参议员在盛夏时节依然在查阅文件。但与复兴党（Renaissance）总书记阿塔尔（Gabriel Attal）不同，这位共和党（LR）候选人将其总统竞选活动暂停了几周。“法国人对政治感到疲倦，我们不能用宣传车或假期作业去烦他们，”其支持者之一、该运动副总书记皮埃尔-亨利·杜蒙（Pierre-Henri Dumont）总结道。

然而，共和党主席并非无所事事，他完成了一本将于秋季出版的“更具个人色彩”的书籍的最后定稿。在9月27日的参议院选举之前，他还走访了旺代省的大选民，并应民防组织的邀请，前往吉伦特省巨型火灾受灾区附近。但他没有接受任何深度采访。平日健谈的勒塔约这次强迫自己保持沉默。

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了8月26日星期三。在当晚受邀参加BFM-TV节目时，这位前内政部长在点名其头号敌人并向其选民群体传递信号的同时，再次抨击了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领导的“不屈法国”党，称其为“协作主义者”，因为后者在2025年提交了一项旨在废除“美化恐怖主义罪”的法律提案。在另一个议题上，在当天傍晚由《观点报》（L'Opinion）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这位右翼人士承诺他将成为“降低遗产税的总统”。布鲁诺·勒塔约将在周四由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组织的辩论中，在其他六位爱丽舍宫竞争者面前，有机会再次重申这一主张。

结集之声的微调

此次开学季必须伴随着其竞选团队实力的提升。四名发言人将于9月初被任命。7月底，布鲁诺·雷塔约（Bruno Retailleau）选择了一位亲信来领导他的竞选活动：59岁的高级官员弗兰克·罗宾（Franck Robine），这位曾在马蒂尼翁宫担任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办公厅主任的人员，其任务是为这位来自旺代省的人打造一台“战争机器”。目前，这台机器仍在打滑。根据不同的配置，该候选人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停留在 6 % 到 9 % 之间。“你们会看到，我们的曲线将在10月与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相交，”布鲁诺·雷塔约在春天曾如此预言。尽管地平线党（Horizons）候选人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这一交汇点仍是一个大胆的预测。“没有什么事是固定不变的，”一名共和党（LR）候选人的顾问相对淡化地表示，“看到阿塔尔（Attal）在民调中紧咬菲利普的脚踝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马克龙派之间结盟的问题将在我们结集的问题之前出现。”

此次开学季必须 伴随着 布鲁诺·雷塔约 竞选团队 实力的 提升

这种关于结集的微调之声，在候选人雷塔约耳中听起来就像耳鸣一样。从洛朗·沃基耶（Laurent Wauquiez）到让-弗朗索瓦·科佩（Jean-François Copé），再到参议院议长热拉尔·拉尔谢（Gérard Larcher），多位共和党重量级人物在以不同分贝维持着这种讨论。8月24日星期一，法兰西岛大区主席瓦莱里·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在TF1电视台上，对爱德华·菲利普在马约特岛发表的关于移民的言论表示赞赏——这些言论被视为与其政党之间“非常有趣的政治趋同迹象”——同时她也承认布鲁诺·雷塔约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合法性”。她并非唯一表现出某种灵活态度的人。除了坚定的“雷塔约支持者”外，共和党内部许多人并不希望得罪未来，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德华·菲利普。而布鲁诺·雷塔约则毫不退让。“法国人不想要马克龙主义的第 3 季，”他强调道。而勒阿弗尔（塞纳-马里蒂姆省）市长（菲利普）与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一样受到影响。“所有接触过马克龙的人都具有放射性；他们两人都无法代表政权更迭，”皮埃尔-亨利·杜蒙（Pierre-Henri Dumont）抨击道。

布鲁诺·雷塔约使用一套熟练的论据，来证明他在 2024 和 2025, 年间在内政部任职的一年（其中九个月在中间派弗朗索瓦·贝鲁的领导下）是合理的。“我曾是一名共治政府的部长，”他希望这样被认为。这一论点在中间阵营以及部分共和党议员中引起了微笑。但当事人对此坦然接受，并再次确认其决心。无论那些呼吁

在马约特岛，勒科尔纽旨在打击非法移民并强制执行法律

在访问该岛期间，总理宣布将通过技术和军事增援，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化部署

马穆祖 —— 特派记者

人们期待他能就 2024 年 12 月被飓风“奇多”（Chido）摧毁的马约特岛的紧急重建问题发表看法，但总理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在 8 月 26 日周三抵达该群岛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后，首先就打击非法移民问题发表了讲话。

在六位部长（包括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的陪同下，以及在扎乌齐（Dzaoudzi）海军基地狭小的协调岗位上聚集的打击非法移民参谋部的见证下，这位前海外领土部长（2020-2022）宣布将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化部署，以更好地保护法国第 101 个省免受来自邻近科摩罗群岛以及近期来自非洲大湖区国民的移民冲击。根据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 7 月初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在总计 323 000 人口中，有一半是外国人。

部署无人机以更好地预判移民的出发、安装配备探测设备的空中气球、增加拦截船只数量、加强军事人员配置……政府首脑寄希望于高科技手段以及在军事规划法预算中列入的资源，以消除领土监控中的“盲区”。甚至打算重启热拉尔·达尔曼纳（Gérald Darmanin） 2024 年担任内政与海外领土部长时承诺的“铁幕”目标。

一支外籍兵团部队预计将被部署在姆桑博罗（Mtsamboro）小岛上。这块面积为 2 平方公里的无人居住土地位于大岛（Grande-Terre）东北方向，面向安茹安岛（Anjouan）——这是科摩罗群岛中寻求流亡人数最多的岛屿。尽管考虑到驱逐决定数量的增加（上半年 16 500 起，而 2025 年全年为 23 000 起），马蒂尼翁宫的现任主人在捍卫“稳健成果”的同时，也承认目前采取的措施在面对一个能够适应环境、并能在“当地共犯”帮助下规避探测或干预手段的“对手”时存在局限性。

尽管如此，他非常谨慎地避免走前几天埃杜阿尔·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走过的路线。这位前总理（2017-2020）及地平线党（Horizons）总统候选人在访问马约特岛期间提出，如果他当选，将在下一个五年任期内暂停该地的出生地主义（droit du sol）和庇护权。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对此认为：“[首先] 必须确保现有法律得到执行。”

关于奖惩机制的想法

事实上，2025年4月通过并于春季生效的法律已经大幅收紧了在马约特岛获得法国国籍的条件。根据该法律，现在要求孩子出生时，父母双方（而非仅一方）必须在法国领土上合法居住满一年（而非之前的三个月），方可申请国籍。

通过这一限制，政府希望遏制外国女性——主要是科摩罗女性——在马约特岛分娩。每年登记的出生人口中，超过四分之三的母亲持有外国国籍。这种人口增长加重了该群岛在基础设施（学校、住房、医疗）以及水资源等资源方面的需求，而该省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已严重滞后。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加强安全机制的同时，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提出了在官方发展援助中实施奖惩机制的想法。该机制将通过“给予更多”来奖励在移民斗争方面与法国合作的国家，反之则惩罚不合作的国家。除科摩罗外，中非和东非的六个国家也被列为目标：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RDC）、肯尼亚、卢旺达、索马里和坦桑尼亚。他保证，这些世界上最贫穷国家所接收的人道主义援助将不受影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24年法国提供的资金占刚果民主共和国接收外部援助的5%，坦桑尼亚的10%，而科摩罗则高达87%。

这一声明并未获得所有马约特议员的认可。议员埃斯特尔·尤苏法（Estelle Youssouffa，来自“自由、独立、海外及领土”党团）提醒道，自2019年以来，法国与科摩罗之间已经存在一项将援助与移民挂钩的协议。她谴责道：“尽管分发了数亿欧元，但每天仍有数百名科摩罗人抵达马约特，而法国继续资助一个挑战其主权并利用移民流的政权”，并感叹这是总理的一次“政治沟通操作”。

在距离总统选举还有八个月之际，在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得票率最高（2022年第二轮选举中为59%）的地区，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这个距离巴黎8,000公里的第101个省，并非一个理想的舞台，用来尽情尝试各种可能在对方最擅长的议题上击败民调领先者的想法。

在马约特岛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这个法定节假日里，勒科尔纽的言论是否引起了广泛共鸣尚不可知。在马穆祖的街道上，一种奇异的平静取代了往日的喧嚣。只有几十名工会成员决定顶住普遍的慵懒，希望在总理经过共和国广场时，就增加工资以及使社会权利与本土看齐的问题向其质询。但宪兵们并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劳伦斯·卡拉梅尔（LAURENCE CARAMEL）

共和党主席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6月26日于圣富尔让（旺代省）。 FRANCK DUBRAY/ “OUEST FRANCE” / MAXPPP

达成一致。“如果我们有相同的计划，也许我们可以讨论。但我们没有”，他在BFM-TV上如此表示。

尽管其阵营内部仍存在疑虑，布鲁诺·雷塔约（Bruno Retailleau）依然在坚定地走自己的路。9月12日，他将在位于诺让-叙尔-马恩（Val-de-Marne省）的共和党（LR）青年校园活动中正式开启他的回归活动。而他的一些竞争对手已经开始行动。总统候选人、立场极度自由且曾身为共和党成员的大卫·利斯纳尔（David Lisnard）计划于8月29日周六在担任市长的戛纳（Alpes-Maritimes省）聚集4000人。对于这位“新能量”（Nouvelle Energie）党主席而言，这一天的基调是“获胜”，而获胜必须通过一场大规模的初选来实现。他在8月25日发表于《世界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如今，负责任的做法就是意识到，如果没有一名通过民主方式指定的候选人，右翼和中间派将无法获胜。”

在布鲁诺·雷塔约的团队中，利斯纳尔的情况被轻描淡写地处理。没有人认为这位法国市长协会主席的单干行为能持续到秋季之后。在戛纳人（指利斯纳尔）离开党内机构几周后的6月底，共和党党魁曾表示：“我相信我与大卫最终会达成一致。”

沃基耶，敌对的兄弟

他不确定是否能对洛朗·沃基耶（Laurent Wauquiez）也这么说。2024年8月25日，这位旺代省人面带微笑，与上卢瓦尔省的议员一同进行他传统的梅赞山（mont Mézenc）登山活动。从那时起，两人成为了右翼阵营中新的“敌对兄弟”。他们在6月 2 日的会面并未改变任何现状。几个月的潜伏战争无法在45分钟内被抹除。尤其是一个月后，洛朗·沃基耶在《费加罗报》中赞扬了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作为政治家的素质。这次赞美并不等同于效忠，但在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看来，这无疑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2025年内部选举的落败者指出：“现实是，LR的候选人支持率低于10 %。”

8月30日周日，在再次攀登梅赞山时，洛朗·沃基耶将强调，面对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可能进入第二轮投票的前景，团结起来已迫在眉睫。“但他不会像[热拉尔]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那样宣布支持菲利普，”他的一位亲信冷静地表示，“洛朗·沃基耶与LR内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敢于承认自己不支持勒塔约。”后者对此应该早有预料。

亚历山大·佩德罗（ALEXANDRE PEDRO）

共和党为维持参议院多数席位而采取的统一战略被异见者干扰

在多个省份，共和党（LR）的候选人出现在与地平线党（Horizons）甚至复兴党（Renaissance）的联合名单中。这一选择引起了部分民选官员的不解。

罗杰·卡鲁奇（Roger Karoutchi）以斯多葛学派的态度面对参议院选举。作为自1999年起就代表上塞纳省的共和党参议员，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市政选举的失利会对此次选举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其选民团95%来自市政委员会。而今年3月，共和党及其盟友在尼斯、芒通（滨海阿尔卑斯省）、尼姆等地失利，并在马赛取得了历史性的低分。作为一名哲学家，罗杰·卡鲁奇提前接受了在地中海周边地区不可避免地失去多个席位的事实。不过，他希望由他担任主席的国家提名委员会（CNI）能找到最佳方案，以保留那些能够保留的席位。

共和党再次面临统一的挑战。首先是与中右翼的统一，其次是党内部的统一。在涉及比例代表制选举的多个省份，一名或多名共和党候选人出现在与右翼和中间党派的联合名单中：包括与共和党党团共同组成参议院多数派的民主独立联盟（UDI），以及地平线党，甚至复兴党或瓦卢瓦激进党。这一战略在吉伦特省、夏朗特海洋省、上加龙省、罗讷河口省以及旺代省被采用。在最后一个省份，党主席布鲁诺·雷塔约（Bruno Retailleau）位列名单之首，其后是一名UDI党成员和两名来自地平线党及民主运动党（MoDem）的候补人员。

然而，共和党内部特意强调，这些联合是基于地方实用主义，并不预示着2027年可能达成的联盟。罗杰·卡鲁奇明确表示：“这是否意味着出现在联合名单中的人会在总统大选中支持埃杜阿尔·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不，完全不是。这仅仅意味着设立多个名单会分散选票。在没有统一利益的情况下，共和党会单独设立名单。”

然而，联盟战略并不总能保证仅有一名共和党候选人，一些民选官员更倾向于独走。例如，在罗讷河口省，现任参议员瓦莱丽·博耶（Valérie Boyer）最终选择启动自己的名单，而此前她最初被提名在与雷诺·穆塞利耶（Renaud Muselier，复兴党）的联合名单中排在第三位。在国民联盟（RN）在上次市政选举中有所进展，且社会党（PS）在马赛市政厅维持地位的省份，第三名的当选机会对右翼而言变得不确定。由于未获得国家提名委员会的提名，现任议员斯特凡·勒鲁杜利耶（Stéphane Le Rudulier）同样提出了异见候选资格。

在上加龙省，统一问题导致当地分会产生分裂。在该省，国家提名委员会提名现任议员布里吉特·米库洛（Brigitte Micouleau）排在第二位，位于皮埃尔·梅德维尔（Pierre Médevielle，地平线党）之后，文森特·特拉伊-诺韦斯（Vincent Terrail-Novès，复兴党）之前。这一决定导致分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热纳罗-圣（Christine Gennaro-Saint）辞职，她希望名单中出现两名共和党候选人，并拒绝与马克龙派结盟。

梦想破灭

在该党独立参选而没有盟友的地区，也未能系统性地确保统一。今年春天，罗讷省第9选区的议员亚历山大·波蒂埃（Alexandre Portier）——同时也是当地联邦主席——梦想在这个共和党（LR）可以抱有野心的省份中出现一份唯一的名单。诚然，右翼未能赢得里昂市长之位，但它成功在都会区议会中获得了多数席位，而该议会的成员是参议院选举的大选民。

统一的梦想最终破灭了。国家投资委员会（CNI）投资了两个组合，分别组成一份名单：一方是省长克里斯托夫·吉约托（Christophe Guilloteau）和德西讷-沙皮厄（Décines-Charpieu）市长劳伦斯·福特拉（Laurence Fautra）；另一方是埃库利（Ecully）市长塞巴斯蒂安·米歇尔（Sébastien Michel）和现任参议员凯瑟琳·迪·福尔科（Catherine Di Folco）。但右翼的存在并不局限于共和党投资的候选人。党内两名异见者的参选使情况变得更加困难。在任职几个月后，新任权利捍卫者弗朗索瓦-诺埃尔·布菲（François-Noël Buffet）的前任候补保罗·维达尔（Paul Vidal）于8月22日宣布他也将参选，里昂区议员让-斯特凡·沙耶（Jean-Stéphane Chaillet）同样如此。加上塞尔日·贝拉尔（Serge Bérard，来自“新能量”党）的参选，9月份可能会有不少于五位右翼候选人相互竞争。

共和党的这种做法显示出了其局限性并引发了不解。“在6月23日的CNI会议上，我们也期待能获得双重投资，”克里斯汀·热纳罗-圣（Christine Gennaro-Saint）失望地叹息道。由于未获得党内投资，这位上加龙省联邦的前主席不排除仍然提交一份名单。另一方面，罗杰·卡鲁奇（Roger Karoutchi）仍希望在9月7日至11日的正式候选人提交期之前，说服部分异见者退出。“我们将看看能否限制这种‘冒险’行为的数量。在与各市长沟通后，有些人会意识到自己的参选并不那么理所当然，”CNI主席如此希望。

弗朗索瓦-雷吉斯·库托（FRANÇOIS-RÉGIS COUTEAU）

在滨海阿尔卑斯省，共和党承受极右翼压力

在参议院选举中，两份名单的出现以及国民联盟（RN）和埃里克·乔蒂领导的共和右翼联盟（UDR）在3月市政选举中的得票情况，预计将导致该党失去席位。

在3月的市政选举中夺取了芒通、尼斯或卡涅叙梅尔的市长之位后，国民联盟（RN）及其盟友共和右翼联盟（UDR）可能会在9月27日举行的选举中，夺得滨海阿尔卑斯省的参议员席位。当地的根基至关重要，卢森堡宫的成员是由一个由议员、大区议员、省议员，但主要是由市议员（占选民人数的95 %）组成的约93 000名大选民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的。

这给共和党（LR）带来了压力，该党在2020, 该省的上一次参议院选举中赢得了该选区的全部五个席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遇”，当时的名单领头人、现寻求连任的候选人多米尼克·埃斯特罗西·萨索内自豪地强调。但今年，该党推出了第二份名单，由另一位现任参议员亚历山德拉·博尔基奥·丰廷普领导，与多米尼克·埃斯特罗西·萨索内的名单并行。作为埃里克·乔蒂的前发言人，她还得到了民主独立联盟以及由戛纳市长大卫·利斯纳德创立的“新能量”运动的支持。这些竞争性的候选名单使得大选民之间出现选票分散的风险。对于亚历山德拉·博尔基奥·丰廷普来说，这并非争议话题：“我决定领导一份名单，即便我们属于同一个政治家族，当选官员们也会做出他们的选择，”她强调道。而她的竞争对手——参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则对此持有不同看法：“通过双重提名给地方官员带来混乱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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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其地方根基”

面对处于分裂状态的共和党（LR），国民联盟（RN）和共和民主联盟（UDR）则提交了一份统一的候选名单，由欧洲议会议员、隶属于“欧洲爱国者”党团的洛朗·卡斯蒂略（Laurent Castillo）领衔。现任参议员昂里·勒鲁（Henri Leroy）在名单中排在第三位。他在2020年当选，并在市政选举后的3月离开了共和党，加入了由他长期相识的埃里克·乔蒂（Eric Ciotti）领导的政党。他感叹道：“我不再认同他们的价值观，政治路线已经改变，现在与马克龙主义过于接近。”

除了政治策略，他还点名了他的对手和前名单同僚：“这就是典型的那些不想失去席位、死守职位的当选者。”在这一省份，UDR与RN的联合名单可能会导致共和党失去席位。多米尼克·埃斯特罗西·萨索内（Dominique Estrosi Sassone）遗憾地表示：“9月27日晚上，我们将不再拥有阿尔卑斯-海沿岸省的所有席位，这是一个现实。”这是国民联盟走向正常化的一步吗？政治学家埃米利安·乌阿尔-维亚尔（Emilien Houard-Vial）解释说：“阿尔卑斯-海沿岸省是国民联盟可以展示自我、证明其地方根基以及与当选者关系和谐的橱窗之一。”这位法国右翼专家认为，该党可能会获得非党员的支持，从而导致“防疫线（cordon sanitaire）的进一步削弱”：“这里是右翼的领地，但像尼斯或芒通这样的城市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尼斯大都会区的一个市镇必须与尼斯市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一些并非RN或UDR成员的大选民可能会在参议院选举中投票给他们的名单。”他补充道。更广泛地说，这也是向在参议院创建RN-UDR党团迈出的又一步，这将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的首次。埃米利安·乌阿尔-维亚尔分析称：“考虑到只需要十个席位，目前看来这相当有可能。”该极右翼政党已有三名参议员在2023年当选：约书亚·霍查特（Joshua Hochart，北部省）、克里斯托弗·什祖雷克（Christopher Szczurek，加来海峡省）和艾梅里克·杜罗克斯（Aymeric Durox，塞纳-马恩省）。目前，他们作为无党派议员就职。但阿尔卑斯-海沿岸省可能不是唯一一个出现新RN参议员的省份：法国东北部或东南部等该党势力强大的其他选区同样涉及在内。

国民联盟由此可能会增加其在参议院的影响力：获得更多的发言时间，具备影响议程的能力，并在领导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这位政治学家认为其重要性需要客观评估：“一个十人的党团，直接带来的贡献并不大，更多是象征意义。真正的收益在于同时在议会的两个院中都有存在感。”

卡米耶·加斯尼耶（CAMILLE GASNIER）

各协会就 2300 名无家可归儿童发出警报

政府在 2022 年曾承诺不再让“任何孩子流落街头”。三年后，这一人数增长了 42 %

最小的孩子 9 个月大，其中一半时间在街头度过。长女 3 岁，即将入学，却依然没有遮风挡雨之所。自从他们的父母被拒绝给予庇护申请，并于 4 月不得不离开接待中心以来，他们仅在塞纳-圣但尼省的 115.（社会紧急救援电话）处获得了几次夜晚的住宿。他们的父亲奥马尔（仅提及名字的人员未提供姓氏）描述道：“我们每天一大早打电话，等待两三个小时才有人接听。他们告诉我们，即使没有位置，也要继续打电话。我们没有气馁。”

白天，他在建筑工地打黑工。有些夜晚，他和妻子轮流坐在医院前的长椅上，守护着熟睡的孩子。另一些夜晚，他们则躲在公共花园和 RER 火车站内，直到深夜关闭。他们现在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全天开放的公园灌木丛——“那里总有人，对安全更有保障，”奥马尔解释道，他讲述了自己为了保护女儿免受女性割礼而离开科特迪瓦的经历。近期这段时间非常艰辛：“我们的宝宝得了水痘，哭得很厉害，我们担心会被发现。”

由法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France）和团结行动者联合会于 8 月 26 日星期三发布的第八份“街头儿童”晴雨表显示，截至 8 月 18 日晚上，在家庭成功联系 115 电话后，仍有 2355 名未成年人（其中 514 人年龄在 3 岁以下）没有住宿方案。这一统计仅揭示了现实的一角，因为许多电话无人接听，许多家庭则放弃了拨打。但数字在一年内增长了 9 %，自 2022, 年以来增长了 42 %，而当年时任住房部长奥利维尔·克莱因（Olivier Klein）曾承诺“不再让任何孩子流落街头”。

“政治无能”

“我们注意到在履行承诺方面存在政治无能（...）但在法国，绝不能接受一个孩子在街头出生、生活并死去，”法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秘书长贝阿特丽斯·勒弗朗索瓦（Béatrice Lefrançois）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谴责道。她提醒人们，“街头死亡者”集体报告称，2025 年有 26 名儿童和 18 岁青年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死亡。“我们有义务采取行动，”其负责人随后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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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0 places pourraient fermer, alors que les 203 000 places actuelles sont déjà insuffisantes»

娜塔莉·拉图尔（NATHALIE LATOUR） 团结行动者联合会

团结行动者联合会（Fédération des acteurs de la solidarité）总干事娜塔莉·拉图尔担心，如果政府不向负责紧急安置的协会提供额外的预算拨款，无家可归现象将再次大幅增加。她补充道：“我们估计，到今年年底可能会有 10 000 个床位关闭，而目前的 203 000 个床位已经不足以满足需求。”她宣布，社会和医疗社会领域的协会将在 12 月那一周发起“一次大规模动员”。

“在新冠疫情之前，当一个家庭流落街头时，所有人都会全力以赴寻找解决方案，”娜塔莉·拉图尔回忆道。此后，床位的短缺

播客 M之味

INSTAGRAM @M_magazine 导致许多省政府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标准，尽管法律规定应无条件接收处于困境的人员。在巴黎，怀孕至少六个月的妇女在 6 月之前还属于优先群体。西多（Sido，化名）来得太晚了：她将于 11 月分娩，一个月以来一直尝试拨打 115 紧急求助电话但未获成功：“我和我 3 岁的儿子睡在一位女士的客厅里，作为交换，我帮她照顾孩子。但她现在要求我离开……”

明日起售

如今，在首都，只有怀孕超过七个月的妇女且带有 3 个月以下幼儿的家庭，或成员患有重病的家庭，才被视为“优先 1”。巴黎社会救助中心（Samusocial de Paris）的员工进行了一场为期五十七天的罢工，于 18 日结束，他们谴责约 900 个紧急安置床位的关闭导致人们被重新赶回街头。随后，400 名无家可归者（其中包括许多婴儿和儿童）逐渐加入他们，占领了位于第 13 区的社会救助中心前广场，直到被执法部门驱离。在另一次占领行动后，其中一部分人获得了巴黎市政府提供的避难所。市政府表示，目前安置了 2100 人，其中包括 761 名儿童和 536 名申请未成年人庇护的青少年，主要安置在体育馆内。

“这不是我们的职责”

在法国其他地区，约有十几个市镇或跨市镇合作组织也在为家庭提供避难所。此外，一些由家长和教师组成的团体已经成立：他们试图为就读于其学校的孩子争取住宿，发起众筹以支付酒店费用，有时将家庭接纳到自己家中，或与他们一起占用学校。FCPE家长联合会国家管理员萨米拉·达达什（Samira Dadache）强调：“我们尽力提供帮助，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职责。”

在里昂大都会区，“永无屋顶”（Jamais sans toit）组织的发言人朱丽叶·穆尔廷（Juliette Murtin）报告称，今年有146名儿童在学校过夜：“公民团结已达到极限：2022年，在占用学校平均三周后即可获得住宿；而现在则需要大约八个月，且条件极其艰苦。”波尔多大都会区住房困难儿童支持团体在上一学年帮助了94名学生。该团体的联合创始人劳拉·米歇尔（Laure Michel）证实：“少数‘超级英雄’能够集中精力学习，但许多孩子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们疲惫不堪，患有遗尿症，难以进入学习状态并融入集体生活。”

在斯特拉斯堡，被驱逐回街头的情况频发，因为省政府决定关闭原为“权利不完整人员”预留的1400个名额。“仅在我任教的学校里，就有四个阿尔巴尼亚家庭受到影响，其中一个家庭已经没有解决方案：他们睡在医院大厅或地下室里，带着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只有7个月大，” “67区没有孩子流落街头”（Pas d'enfants à la rue 67）团体的成员玛丽-克洛德（Marie-Claude）感叹道。

克莱尔·阿内（CLAIRE ANÉ）

Ceremh及其残疾人驾校面临消失威胁

残疾人出行资源与创新中心发起捐款呼吁以避免司法清算

“我原以为这是一家普通的驾校，由国家为残疾人提供资助。直到初夏收到一封捐款呼吁邮件时，我感到很惊讶。”安妮·皮尤塞尔格-德比库尔（Anne Pieussergues-Dherbicourt）是被维利齐（伊夫林省）残疾人出行资源与创新中心（Ceremh）寻求帮助的前学生之一。这家被认定为公益性质的协会在7月首次发起了捐款活动以确保其未来。凡尔赛经济活动法院将于9月10日（周四）就该机构的命运做出裁决——该机构因“公共资金大幅减少”而陷入困境——法院将决定是批准重组计划还是宣布其清算。

Ceremh雇佣了五名员工，它远不止是一家适配的驾校。它由APF法国残疾人协会、AFM-Téléthon、凡尔赛-圣昆廷大学、欧洲出行竞争力集群Nextmove以及Macif保险公司于2008年共同创立，开展职业培训、研究以及对残疾人士的评估，以为其提供技术援助。它已被国家自主团结基金认定为出行领域的专家中心。

“参照点”

“如果 Ceremh 消失了，那将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安妮·皮尤塞尔格-德比库尔（Anne Pieussergues-Dherbicourt）惋惜地说道，她坚信该协会“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它”。这位 48 岁的插画师居住在伊夫林省的圣日尔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她曾拥有汽车和摩托车驾照，但由于患上多发性硬化症，不得不于 2019 年决定停止驾驶。在 Ceremh，她能够测试多种技术方案，参加课程以使她的驾照恢复有效，并获得改装车辆的建议。现在，她通过安装在方向盘上的一个圆环（通过按压圆环来加速）以及一个刹车手柄来驾驶。“我可以去参加所有的职业和医疗预约，见我的朋友，在度假时与丈夫轮流开车。我找回了以前的生活，一种真正的自由。” 37 岁的奥托·克恩（Otto Kern）在今年 7 月通过 Ceremh 获得驾照时，也感受到了这种“难以置信的自由”。“我患有四肢瘫痪，无法行走。当我乘坐火车、飞机或出租车时，需要有人陪同。而现在，我可以独自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去看海，环游欧洲……”

一名教练和一名职能治疗师帮助他改装了一辆车载驾驶车辆。他无需离开电动轮椅即可进入驾驶位，使用操纵杆控制加速、刹车和转向，并使用一个带有语音识别功能的控制盒进行其他操作。“如果 Ceremh 明天关闭，我想为了找一家拥有这种操纵杆的学校，我得去波尔多。”

总计，Ceremh 拥有四辆配备各种设备的汽车：转移系统、方向盘球形把手、反向踏板

“我们正在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埃里克·莫纳塞利（ÉRIC MONACELLI） Ceremh 主席

一年以来， 针对老年人的 复习课程 也已推出

用于左脚加速、打方向盘等。团队还针对心理、认知障碍以及神经发育障碍提供服务，通过个人课程教授交通法规。一年以来，针对老年人的复习课程也已推出。

“我们正在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Ceremh 主席埃里克·莫纳塞利欣慰地表示，“今年 7 月，我们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数据，”共有 136 份残障人士的评估申请。作为凡尔赛-圣康坦大学的机器人教授和凡尔赛系统工程实验室主任，他参与开发了一款包含软件和传感器的模拟器，用于测量驾驶能力。自 2020 年以来，该设备已向法国约 20 家康复中心出售，目前正在部署新功能，以测量神经视觉障碍或压力影响。

模拟器的销售收入用于补贴适配驾驶学校的额外成本（用户支付正常资费），以及每年为约 40 名教练或职能治疗师提供的培训。其他收入来自技术创新与专家实验室，该实验室为残障领域工业企业开展临床研究，并为法国国家健康管理局（Haute Autorité de santé）提供用户测试和评估方案。初创公司 Eppur 的联合创始人兰塞洛·杜兰（Lancelot Durand）赞赏道：“他们陪伴我们并为我们将产品扩展至其他功能提供了建议。”该公司于 5 月刚获得 Dreeft 的 100% 报销，Dreeft 是一种用于手动轮椅车轮的创新制动系统。

“在了解轮椅领域的实验室中，从历史上看，他们是唯一的，而且现在依然是标杆，”法国大型医疗设备制造商 Invacare 的营销总监本杰明·维龙（Benjamin Veron）认为。十年来，他一直让该中心对其各种产品（轮椅动力系统、洗澡椅等）进行评估。Ceremh 还开发自己的项目，例如 Virtual Fauteuil（虚拟轮椅），这是一个轮椅驾驶模拟器。

其财务困难部分与创新实验室有关，该协会此前可获得研究税收抵免（CIR）。“我们遇到了付款延迟，随后是一次税务审计，虽然审计结果没什么大问题——在 [三年内收到的] 170,000 欧元 [CIR] 中仅补缴了 2,000 欧元——但浪费了时间。而且在 2025 年，我们四个多年期项目的 CIR 申请被拒绝了，”该协会总经理本杰明·马拉福斯（Benjamin Malafosse）详细解释道。他于 6 月向行政法院就此次拒绝提交了申诉。与此同时，他希望在 9 月 10 日的听证会前筹集 50,000 欧元，并拒绝考虑“在拥有 20 年专业经验后，因为数额并不巨大的资金问题而导致一切停止”。

安妮-艾尔·杜兰（ANNE-AËL DURAND）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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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在塔图斯（叙利亚），准备出口的伊拉克原油。 MOHAMMED AL-RIFAI / 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寻找黑金新航路

海湾国家正致力于多样化原油外运渠道，以摆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

就在六个月前，阿拉伯波斯湾地区的油气出口遵循着简单的规则：采取最直接的路径——霍尔木兹海峡——以快速抵达全球能源需求最旺盛的地区：亚洲。但由美国和以色列于28 February发起的伊朗战争，导致这一狭窄海域陷入瘫痪，彻底颠覆了原有的优先考量。

对于该地区的石油强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多样化黑金的外运渠道，从而摆脱德黑兰利用这一战略咽喉进行威胁的局面。在冲突爆发前，每天有2000万桶原油经此运输。根据各项估算，在7月底至8月底期间，在美军海军的护航下，仍有船只成功地将每天200万至700万桶原油运出波斯湾。然而，那些敢于冒险的船只在航行时必须关闭信号灯，以应对伊朗无人机或导弹袭击的威胁。

在寻找替代路线的过程中，现在已不再是宫廷传闻或理论辩论的阶段：后霍尔木兹时代的计划已开始付诸实践。尤其是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EAU），该国已拥有通过阿布扎比原油管道（Abu Dhabi Crude Oil Pipeline）实现的绕行方案。目前，该管道的扩建工程进展顺利，这条全长近400公里的管道将西北部的哈布尚（Habshan）油田与阿曼湾的富查伊拉（Foujeyra）港连接起来。其目标是将目前的运能翻倍，使其达到每天近3,600万桶，几乎涵盖阿联酋的全部产量。这一目标预计将在2027年实现。

从阿布盖格到延布港

“在整个地区，这是目前进展最快的一个项目，”Kpler分析师霍马云·法拉克沙希（Homayoun Falakshahi）指出。尽管从未进行过官方宣传，但该工程在战争爆发前就已启动。不过，当前的局势加速了其执行进程，相关计划已于5月公布。此外，扩大该国东海岸的港口设施方案也在研究之中，以及建设第三条管道，用于运输柴油或航空煤油等精炼产品。

沙特阿拉伯还计划扩建其自身的陆路管道。六个月以来，该管道使其能够将部分原油在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运出：这一基础设施横跨全国，从海湾地区的阿布盖格（Abqaiq）油田一直延伸到红海沿岸的延布（Yanbou）港，目前每日可输送高达700万桶原油。科威特甚至对此表现出合作兴趣，因为该国缺乏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且在8月初表示正在与邻国研究所有可能性。

然而，利雅得方面对扩建的具体细节保持低调。尤其是这一目标需要同步解决另一个瓶颈：已经饱和的延布码头。从其泊位来看，目前每天最多只能装载400万至500万桶原油。沙特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Amin Nasser）在8月4日公布集团业绩时仅表示：“关于我们的石油出口，我们正积极寻求加强选择方案。”

对于完全依赖该海峡的国家来说，情况更为复杂。除了科威特，还包括巴林，尤其是卡塔尔，自冲突开始以来，卡塔尔无法运送其液化天然气，因为这种资源只能通过船运。而伊拉克尽管面临这些限制，仍怀揣着雄心勃勃的跨境计划。7月17日，伊拉克与叙利亚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旨在修复甚至完全重建基尔库克-巴尼亚斯（Kirkuk-Baniyas）输油管道。该管道将伊拉克北部的油田与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连接，目前受损严重，且已停用二十年。

巴格达还在研究建设一条管道的可能性，将南部最大的产油区巴士拉（Bassora）与北部的哈迪萨（Haditha）连接，随后分支延伸至叙利亚、土耳其或约旦。该管道可以部分整合现有的基尔库克至土耳其地中海塞汉（Ceyhan）港的输油管线，自战争爆发以来，该线一直有少量原油流通。“某些项目更多是为了传递一个信号：即向伊朗人表明我们拥有替代方案。”

罗宾·米尔斯（ROBIN MILLS） Qamar Energy 首席执行官

华盛顿希望在伊拉克这个与伊朗进行间接竞争的战场上扩大优势，因此公开支持这些项目。

事实上，在美油巨头雪佛龙（Chevron）的领导下，一个财团已被委任进行初步的可行性研究。法国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也没有落后。其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Patrick Pouyanné）在8月24日周一于挪威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我们将成为从巴格达到叙利亚输油管道的合作伙伴，同时我也将在阿布扎比投资，以使富杰拉（Foujeyra）管道的容量翻倍。”

尽管如此，这些工程真的能顺利完成吗？是在一年、两年还是五年之内？“推进这些项目势在必行，”总部位于迪拜的咨询公司 Qamar Energy 总经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研究员罗宾·米尔斯（Robin Mills）认为，“但虽然某些项目是真实存在的，另一些项目更多是为了传递一个信号：即向伊朗人表明我们拥有替代方案。最终是否全部建成，其实并不那么重要。”

其他障碍

在实现这些项目的障碍中，资金问题并非最难以逾越。特别是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其国家公司——沙特阿美（Aramco）和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拥有足以独立承担这些工程的资源。虽然通过海运运输石油确实更经济，但在冲突情景下，埋在地下的管道受攻击的风险要低得多。

“如果这些新线路在其 50 到 100 年的使用寿命中，能避免哪怕一次重大干扰，就足以覆盖其成本，”Thunder Said Energy 咨询公司创始人罗布·韦斯特（Rob West）强调。根据他的估算，扩建阿联酋管道的成本约为 40 亿美元（约 34.3 亿欧元）。而他计算得出，如果每天损失 100 万 桶原油持续一年，按每桶 80 美元的平均价格计算，损失将达 300 亿美元。

主要的困难更多在于政治层面，因为该地区充满了不稳定和竞争，尤其是涉及多个国家的项目。但高盛银行（Goldman Sachs）在 7 月中旬发布的一项研究中指出，“管道建设通常在战争、制裁或供应中断的压力下加速”。根据该研究作者的观点，到 2027, 年底，海湾地区战前出口石油总量的 45 % 以上将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干扰，到 2028 年底这一比例甚至将达到 60 %。

尽管如此，这些新路线仍将面临其他障碍。沙特在红海的设施并非绝对安全，正如最近几周由伊朗盟友——也门胡塞武装发起的袭击所提醒的那样。为了避免通过曼德海峡（Bab Al-Mandab），沙特油轮采取了向北经苏伊士运河的路线。一旦进入地中海，它们必须绕道非洲才能抵达亚洲。这是一段漫长得多的旅程。

“通过曼德海峡的石油抵达东亚需要 20 天左右。而经由苏伊士运河则至少需要 40 天，甚至更久。这增加了运费成本，”霍马云·法拉克沙希（Homayoun Falakshahi）总结道。同样的逻辑也将适用于那些通往地中海的管道项目。这些石油未来是否会用于供应欧洲？“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没有太大意义，”罗宾·米尔斯（Robin Mills）断言，“全球对碳氢化合物需求最强烈的地区是亚洲。”

这无疑将增强阿联酋在这一地缘政治格局重新洗牌的地区中的优势。这个富有的海湾联邦已于 5 月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希望不受限制地开发其碳氢化合物。为此，它打算依托其东海岸的基础设施，包括计划增加产量的天然气。8 月初，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表示正在考虑建设一座新的液化工厂，该工厂将位于波斯湾之外，即霍尔木兹海峡的另一侧。

玛丽·德·韦尔热（MARIE DE VERGÈS）

能源

柴油价格持续攀升

受中东和乌克兰冲突影响，全球柴油市场日益不稳定

对于驾驶者而言，压力并未减轻。在这个夏末，加油站的价格继续攀升，尤其是柴油。根据法国石油工业联盟（UFIP）周一（8月24日）公布的数据，8月17日那一周，柴油的平均售价为每升 2.23 欧元，周涨幅超过 3 分钱，而 SP95 汽油的价格则略高于 2 欧元。因此，燃料价格每天都在接近春季中东危机最严重时所达到的水平（4月初柴油每升 2.31 欧元）。7月初，在美国和伊朗签署一项备忘录后，柴油价格曾回落至每升 1.86 欧元。在此期间，随着冲突再次升级，价格上涨了 37 分钱。

紧张局势的加剧再次干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从而推高了价格。该海峡是全球原油以及柴油、航空煤油等石油产品运输的关键通道。布伦特原油作为全球“黑金”的基准，曾一度跌至 70 美元（约 60 欧元）以下，而现在则在 93 美元左右波动。精炼产品的价格上涨速度则快得多。

在荷兰鹿特丹的批发市场上，每吨柴油现在的价格超过 1250 美元，较停火以来上涨超过 45 %，较六个月前战争爆发以来上涨 70 %。因此，一桶柴油与一桶原油之间的价差达到了顶峰。在欧洲，这一价差自 2 月底以来增长了两倍多，达到约 75 美元。在美国，这一差价在 8 月 17 日甚至超过了每桶 102 美元，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根据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Patrick Pouyanné）的说法，这种分歧部分源于运输石油产品的船舶能力降低，这将导致难以承受的运输额外成本。整个夏天，装载原油的超级油轮继续冒险进入该海峡，且全部关闭信号运行。但帕特里克·普亚内周一（8月24日）在挪威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没有一艘精炼产品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影响阿拉伯波斯湾的动荡并非唯一的紧张源头。此外，莫斯科自 7 月初起决定停止所有柴油出口。这一措施是对乌克兰对其炼油厂持续攻击的回应，这些攻击

燃料价格 每天都在接近 春季中东危机 最严重时 所达到的水平

在美国， 柴油库存处于 三十年来 该年度同期 最低水平

导致该国出现了燃料短缺。俄罗斯传统上是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国，其主要客户（如土耳其和巴西）现在必须与欧洲竞争，以获得来自美国或印度的替代货源。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7 月份，俄罗斯、中东和亚洲的柴油出口量总计比 2025, 减少了每天 130万 桶。全球炼油厂处理的原油量则减少了近每天 500万 桶。结果是：供需失衡推高了价格。

行为改变

“趋势在上涨，但并未失控，”法国石油工业联合会（UFIP）主席菲利普·卡斯巴斯（Philippe Casbas）对此持谨慎态度，并强调了中国的调节作用。国有石油巨头中国石油（Petro-China）预计，2026年中国的精炼产品消费量将下降6.4%。在世界各地，价格的飙升改变了家庭和企业的行为。根据UFIP的数据，在法国，今年前七个月，道路燃料消费量下降了4.7%，其中柴油消费量甚至下降了7.3%。

战争前积累的大量库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但这些储备正在枯竭。“库存并非无穷无尽，必须进行重建，”菲利普·卡斯巴斯承认。在美国，柴油库存处于三十年来同期最低水平。

即便在一种仍然非常假设的情况——即中东达成和平协议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情况下，局势可能仍需较长时间才能稳定。近几个月来，海湾地区的许多炼油厂成为了袭击目标。“重新开放一条海上航线可能很快；但修复炼油装置或其基础设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巴黎多芬大学经济学教授、能源与原材料地缘政治中心主任帕特里斯·热弗龙（Patrice Geoffron）强调。

在他看来，“柴油价格可能会长期保持高位”。政府显然也认同这一诊断，周一表示，正致力于为受燃料价格上涨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如道路运输、农业和建筑业）“延续”援助措施。

玛丽·德·韦尔热（MARIE DE VERGÈS）

社交网络成瘾：Meta 避免了创纪录的罚款

该集团与指控其的美国各州达成的协议规定，将加强对未成年人访问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监管

从那场引起轰动的关于青少年保护的诉讼开庭，到通过和解协议结案，最终仅过去了不到七天。8月26日星期三，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母公司宣布已与几乎所有美国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各和美属萨摩亚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在某些条件下，将支付最高“180亿美元”（约155亿欧元）的赔偿金，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这些平台在美国针对未成年人的功能。

这一金额大致相当于 Meta 一个财月的营业额。该公司由此避免了诉讼的继续，从而避免了更多文件或前员工证词的公开，以及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未来在奥克兰法院（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可能面临的令人尴尬的出庭。

该集团被美国各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指控，在处理平台上的未成年人账户方面向消费者撒谎（这些平台被认为具有成瘾性），并允许13岁以下儿童注册，而这在美国是被禁止的。星期三，加利福尼亚州检察长罗布·邦塔对该协议表示赞赏，他认为这“将使社交网络对儿童而言不再那么危险”。他还对 在保护年轻用户措施方面所做出的“大规模转变”表示欣慰。

然而，该协议也可以被视为 的一次胜利。事实上，星期三美国股市开盘时，其股价上涨了 2.7 %。原告各州此前请求高达 2000 亿美元的赔偿金。 最终将最高支付 180 亿美元：该公司在公告中明确，这笔款项将通过十年的年度分期付款逐步支付。

最重要的是，仅有 70 % 的金额（约 127 亿美元）是保证支付的。 警告称，剩余的 30 %（53 亿美元）“仅在满足两个特定条件时”才会支付：YouTube（谷歌子公司）和 TikTok 必须各自也支付 53 亿美元，并实施由 提出的三项未成年人保护措施。这些竞争平台是否愿意响应其对手的号召？无论如何，该协议仍需提交给负责此案的法官批准。最后， 保证，该协议还将伴随 100 亿美元的法律费用。

尽管协议中提到的金额看似惊人，但与这家全球社交网络巨头的巨额业绩相比，它们完全在可承受范围内：2025年， 实现了 600 亿美元的净利润，营业额为 20100 亿美元。然而，在整个行业正处于人工智能（AI）投资竞赛阶段之际，这些罚金可能会削弱其资金能力。

对于 18 岁以下用户，累计使用时间将限制在每天两小时，且在午夜至 6 小时之间将封锁访问权限。

最后，和解协议还明确，尽管支付赔偿金，但 并不承认自己实施了违规行为或承担过错。在这次“交易”框架下，该集团还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其在公告中解释称，这些措施“是我们长期努力的一部分，旨在为家长提供控制手段并支持青少年”。

心理障碍

具体而言，对于18岁以下的用户，在Instagram和Facebook上的累计使用时间将被限制在每天两小时。社交网络的访问将在午夜至早晨6点之间被封锁。通知将在8点至15点的“学校时间”内暂停。点赞数和反应数被认为会诱导强迫性浏览并引发年轻用户之间的毒性比较，因此将不再可见；同样被禁用的还包括那些受整形手术启发、会改变面部和身体外观的滤镜。

不过，这些默认设置可以在获得家长同意后进行更改。未成年人还将能够选择避免视频自动播放。此外，他们将定期收到建议其暂停使用的提示信息。

对于Meta而言，这场诉讼和此次协议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为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围绕儿童保护这一相同主题，仍有许多其他诉讼和立法辩论正在进行。马克·扎克伯格领导的这家集团此前已在另外两起类似案件中被判决：今年3月，在（新墨西哥州）圣菲，一项被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强制其支付3.75 亿美元。

美国州政府曾要求赔偿高达2000 亿美元。Meta最终将最高支付180 亿美元在一起指控其危害未成年人的诉讼中。随后，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该公司（此次与YouTube共同）因“疏忽”向一名原告支付了6百万美元。其他年轻用户也发起了诉讼，指责Meta导致他们对社交网络产生依赖，或加剧了心理及行为障碍。

更广泛地看，在法国、英国、布鲁塞尔、澳大利亚或美国某些州，当局正主张采取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的措施，例如禁止在达到一定年龄前访问。通过采取措施结束在美国的诉讼，Meta可能会平息这些举措和批评，或者相反，反而会增加压力，促使各国普遍采取此类措施。

这场辩论还可能增加其他平台，甚至是对ChatGPT (OpenAI) 或 Gemini (Google) 等AI助手的压力。在法国，共和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已就年轻人使用这些工具启动了一项任务。然而，8月14日，宪法委员会否决了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的禁令，认为这对他们的言论自由构成了“不成比例”的侵害。

ALEXANDRE PIQUARD

SFR在被Bouygues Telecom、Free和Orange收购期间持续衰落

这家由Altice France持有的运营商在第二季度流失了250 000名客户

对于SFR来说，这又一次遭遇了挫折。8月26日星期三，帕特里克·德拉希（Patrick Drahi）旗下的电信集团Altice France报告称，其第二季度的财务业绩再次下滑，这主要受到将其运营商SFR出售给竞争对手Bouygues Telecom、Free和Orange这一背景的影响。

所有指标均显示预警，首先是营业额，与2025.年同期相比下降了8,7 %，至略高于20亿欧元。营业利润同样大幅下滑，跌幅近13 %，至6.81 亿欧元。这些下降直接归因于大量用户的流失。在此期间，SFR流失了不下250 000,名用户，其中固定宽带用户流失89 000名，移动电话用户流失161 000名。这家法国电信业第二大运营商的客户总数最终略低于25百万客户。

在Altice France和SFR管理层看来，这些商业挫折与宣布将这家“红色方块”运营商出售给竞争对手的消息直接相关，这令许多用户感到不安。经过数月艰难的讨论，帕特里克·德拉希于4月17日与Bouygues Telecom、Free和Orange进入排他性谈判，拟以203.5 亿至2100 亿欧元的对价将其集团出售，并于6月6日达成最终协议。这三家买家意图最终让SFR消失，从而将该国的运营商数量从四家减少到三家，以增加其利润。

不确定的环境

“众所周知（……）在这种环境下，销售［订阅服务］或留住客户是非常困难的，”SFR首席执行官马修·科克（Mathieu Cocq）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强调。他进一步补充道，“根据产品线的不同，退订率上升了2到5个百分点。”在SFR占据多数席位的UNSA工会中央代表阿卜杜勒卡德尔·舒克拉内（Abdelkader Choukrane）提醒道，SFR在经济和商业上的困境至少可以追溯到2025.年。在那一年，其销售额就已下降超过8 %，至920 亿欧元。这是自2014年被帕特里克·德拉希收购以来，该运营商的营业额首次跌破100 亿欧元的象征性关口。

这位工会代表还对这种情况给集团“销售力量”带来的影响表示遗憾。在已经担心失去

这三家买家意图最终让SFR消失，从而将运营商数量从四家减少到三家，其工作岗位，门店销售员和商务人员的“平均收入比前几年低20 %至30 %”，并且“缺乏动力”，阿卜杜勒卡德尔·舒克拉内警告称。

对此，SFR的一位发言人回应称，“［薪酬］调整措施已从第二季度开始实施”，并且“如果情况需要，［这些］努力将继续进行”。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SFR 8 000名员工的未来——将成为员工代表与三家买家之间讨论的核心，双方将在经历今年夏天六周的停顿后，于9月2日恢复谈判。

SFR及其员工将不得不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既紧张又不确定的环境中。负责对此项收购做出裁决的竞争管理局于7月15日表示，考虑到该操作的“复杂性”，其审查过程预计将持续“至少十八个月”。

皮埃尔·马尼埃（PIERRE MANIÈRE）

托马斯·勒格朗被排除在 France Inter 秋季节目单之外

社论作家指责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总裁在“勒格朗-科恩事件”后将其“抛弃”

托马斯·勒格朗 2025. 12 月在巴黎出席公共广播电视调查委员会听证会。DIMITAR DILKOFF / AFP

“起初我同意保持沉默。人们告诉我：‘必须等待风暴过去。’我不想在公共服务部门已经经历的危机之上再增加一场危机。”直到最近几天，在《解放报》（Libération）担任社论作家的托马斯·勒格朗（Thomas Legrand）仍希望能够回归 France Inter 电台。然而，随着该电台于 8 月 24 日周一启用新节目表，这位记者在本期《世界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承认，这一愿望无法实现。与他直到最后一刻仍希望能够实现的计划相反，他意识到自己已成为该电台的不受欢迎之人（persona non grata）。他认为，这是针对他的那场“外部的、谎言且具有操纵性的活动”产生了令人遗憾的成效，而法国广播电台的管理层在他看来已经向其屈服。

自 2025, 秋季起，托马斯·勒格朗在 France Inter 不再拥有节目，他曾在这家电台工作了 18 年。2025 年 9 月 5 日，即其新节目《面对托马斯·勒格朗》（Face à Thomas Legrand）原定首播的前 1 天，极右翼媒体《不正确》（L'Incorrect）在线发布了一段他与两名社会党负责人以及同事帕特里克·科恩（Patrick Cohen）的对话片段，该对话是在四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随后被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控制的集团旗下的媒体利用。当时，这位记者已不再与法国广播电台签署无限期劳动合同（CDI），为了等待情绪平息，他放弃了回归播音，管理层则称之为“临时暂停”。

但 CNews、Europe 1 以及《周日日报》（Le Journal du dimanche）从未停止煽动争议之火。在 2025 年 11 月至 5 月期间，议会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调查委员会进一步维持了这种局面，尤其是该委员会的报告员、来自埃罗省的议员（共和右翼联盟）查尔斯·阿隆克勒（Charles Alloncle）。而这种“临时”状态变成了长期——除了极少数作为嘉宾的露面之外。托马斯·勒格朗谴责道：“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被当作了‘保险丝’（替罪羊）。” 8 月 26 日周三上午，这位记者给法国广播电台总裁西比尔·韦伊（Sibyle Veil）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特别指责对方让他相信，一旦调查委员会的尘埃落定，他就能回归播音。在他看来，这位领导人在极右翼的压力下投降了，并且在风暴中“在个人层面上抛弃了他”。

“政治压力”

在过去的一个季度中，托马斯·勒格朗首先根据 3 月就职的 France Inter 台长塞琳·皮加勒（Céline Pigalle）的同意，准备了一系列夏季新播客。但据他讲述，皮加勒告知他，西比尔·韦伊反对这个项目。塞琳·皮加勒对此予以否认。然而，在接管该电台之初，这位领导人曾公开对他表示支持

“重返 France Inter，是为了表明博洛雷及其亲信并未获胜”——托马斯·勒格朗（THOMAS LEGRAND）

评论员，这被某些人解读为有回归的可能。“我确实说过我在考虑他，但这并不等同于承诺重新录用，”塞琳·皮加勒（Céline Pigalle）向《世界报》明确表示。

随后，托马斯·勒格朗发现自己并未被列入秋季开季的节目单中。“我们对 France Inter 不重新录用托马斯·勒格朗的决定感到愤慨，”SNJ 和 SNJ-CGT 工会以及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记者协会在 2025-2026 季末，即 6 月 26 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如此抗议。（……）将其永久排除在外，意味着我们向政治压力低头。”

然而，大约十天前，该电台的一名管理人员再次致电他，提议由他负责周六早间新闻的政治评论。托马斯·勒格朗总结道：“我愿意考虑这个想法，因为重返 France Inter，是为了表明博洛雷及其亲信并未获胜。”但由于他需要亲自向法国广播电台总裁陈情，而在他发送的短信中，法国广播电台总裁回复称，目前没有为他安排任何“常规性”的计划，并邀请他与其助手联系。

“我理解托马斯·勒格朗因未能出现在 France Inter 的播音名单中而感到失望，”塞琳·皮加勒评价道，“他要求，他索求，但这并不是从我这里获得结果的方式。”最终，France Inter 的台长决定将周六早间的政治评论交给《新观察家》（Nouvel Obs）的记者卡米尔·维戈涅·勒科特（Camille Vigogne Le Coat）。

“非常不公正”

“一年以来，我一直被敷衍，而我也接受了这一切，”托马斯·勒格朗（Thomas Legrand）反驳道，他深信自己不能再保持沉默。“并非因为我的个人遭遇值得特别动员，”他在发表于《世界报》的评论文章中解释道，“恰恰是因为这已不再是核心问题。我的遭遇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捍卫，以及更广泛的，关于新闻独立性的问题。”

这位记者不仅被禁止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播音。他还证实，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主席已要求法国广播电台出版社终止其与 Tallandier 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图书项目《主义词典》（Le Dictionnaire des ismes，该书是 2022 年 9 月至 2025 年 6 月期间于周六傍晚播出的三季节目《探寻政治》的延伸版）。

“托马斯确实被视为一个极化因素”

亚历山大·哈利埃（ALEXANDRE HALLIER） La Générale de production 联合制片人

被法国广播电台“暂停”的标签也让他其他视听项目蒙上了阴影，两名行业专业人士向《世界报》证实了这一点。“托马斯确实被视为一个极化因素，此时重新激活（该因素）可能并不合适，”亚历山大·哈利埃遗憾地表示，他曾在 La Générale de production 与勒格朗共同制作了《共和国之钥》和《世俗主义之钥》系列节目。“我认为这非常不公正，因为托马斯一直致力于维持思想辩论的活力。”

“问题在于：一场来自外部的、充满谎言且具有操纵性的运动，是否能决定谁还有权在公共电台担任记者？”托马斯·勒格朗在评论文章中质问道，他认为“此时[他的]故事便不再仅仅属于[他]自己”。一名记者协会成员代表集体表达了担忧：“和托马斯一样，我们想知道，如果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获得保护和支持。”

“一个编辑部在没有人攻击它的时候，并不能证明其独立性，”这位记者在评论文章中进一步警示道，“只有当它愿意承担独立性所带来的代价时，才能证明这一点。（……）新闻自由几乎从未突然消失。它是通过微小的妥协、出于谨慎、疲惫、对丑闻的恐惧，以及为了保护机构而避免冲突的意愿，而被逐渐侵蚀的。”

奥德·达松维尔（AUDE DASSONVILLE）

法国雇主对爱丽舍宫竞选活动开启感到担忧

在周三和周四举行的法国企业家会议之前的一项民意调查证实了企业负责人们的悲观情绪

罗兰·加洛斯球场（Roland-Garros）的看台间从未如此频繁地讨论政治。周三 26 日和周四 27 日，法国雇主协会（Medef）在巴黎奥特伊门（porte d'Auteuil）的网球圣地举行了传统的法国企业家会议，今年的主题是“勇气”。在距离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选举还有八个月之际，这向总统候选人们发出了非常直接的呼吁。

“法国民众感到不安，企业家们同样如此，”该雇主组织主席帕特里克·马丁（Patrick Martin）在周三于奥特伊门启动辩论时表示，他回顾了困难的经济背景：“从贫困率到债务的可持续性，各项预警信号正转为红色。”他强调：“总统大选的核心选择显然是在增长与衰退之间。Medef 支持负责任的增长。”

爱丽舍宫的竞争者们对此怎么看？从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到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七位主要候选人必须在周四回答企业负责人们的提问。这是一个安抚（或无法安抚）那些对竞选初期基调感到担忧的雇主们的机会。

“我感到我们作为运营者所关注的优先级，与政治话语之间存在脱节，后者往往局限于一场税务创新的大杂烩，”养老与健康机构 Clariane 集团总经理索菲·布瓦萨尔（Sophie Boissard）遗憾地表示，“我们面临着全球利率上升和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趋势。我们的员工要求通过工作获得体面的生活。而辩论的焦点在什么上面？在增加税费上。必须紧急觉醒并正视现实。”

没有候选人能令人信服

这种决裂是不可调和的。根据 Medef 和 OpinionWay 在 4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期间对 65872 名企业负责人（创纪录的人数）进行的一项咨询调查，“82 % 的受访负责人对下一任共和国总统的经济政策将给其企业带来的影响表示悲观”。此外，“如果未来五年内没有任何改变，66 % 的受访者认为其企业将变得脆弱，遇到严重困难或破产”。

与 2017 年经济界将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视为救星，以及 2022 年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成功吸引他们不同，这一次在现阶段似乎没有候选人能说服雇主们。无论获胜者是否亲商，后者都担心公共财政的恶化（在近期利率上升的加剧下）将导致企业承担的税费不可避免地增加。

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已于 8 月 24 日周一在 BFM-TV 上发出警告，对大企业利润征收的附加税——在 2025 年设立时被描述为“例外之举”——极有可能在 2027 年财政法案草案中再次延续。

“在法国，人们有点过于倾向于攻击雇主。然而，在某个时刻，必须帮助他们：他们是就业机会的创造者，”Human-Mob 的创始主席纪尧姆·伊龙-代尔（Guillaume Yron-delle）辩称，这是一家诺曼底的初创公司，旨在通过工业化生产创新车辆，以推广城市中心的脱碳出行。对于

“政治话语过于频繁地局限于一场税务创新的大集市”

SOPHIE BOISSARD 对于 Clariane 养老与健康院集团而言，这位企业家并不认为政治光谱两极的候选人可能获胜会成为他对其公司未来感到担忧的额外理由：“出行、健康、不毁掉地球，是每个人的责任。”

“克制的乐观”

“技术主权问题在过去曾被一种民族主义倾向所掌控。但多亏了唐纳德·特朗普，这个话题变成了跨党派的议题，”Vates 公司的总经理兼联合创始人奥利维尔·兰贝特（Olivier Lambert）对此表示。这家位于格勒诺布尔的软件发行商拥有 130 名员工，并凭借欧洲参与者寻求替代美国科技巨头解决方案的愿望而实现了强劲增长。

兰贝特先生认为，无论未来的爱丽舍宫主人是谁，理性的声音都应当占据上风，尽管他承认，“我的乐观情绪被特朗普政府削弱了，因为那个政府展示了民粹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颠倒黑白”。对于法国的企业主来说，爱丽舍宫的政治迷雾还叠加了其他不确定因素，例如中东战争的未来及其对能源价格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演变。而此时，为了更好地应对无法再被忽视的气候失调影响，以及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革命，必须做出重大投资决策。

“我们的角色是适应环境，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地缘政治环境。我们必须能够看得比办公桌的边缘更远，”伊隆-代尔（Yron-delle）先生主张。2027 年底，他计划在迪耶普（塞纳-马里蒂姆省）附近启动首批生产线。他承认，目前“建厂是一个政治界欢迎的话题”。但在那之前，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

ISABELLE CHAPERON

艺术家高震被判处三年监禁

这位中国视觉艺术家因其讽刺雕塑诋毁毛泽东名誉而被判定有罪

北京 - 通讯

2009 年 9 月 22 日，高震（左）及其兄弟高强在北京，两人身处其作品《毛的愧疚》旁。SHIHO FUKADA / 「NYT」 / REDUX / RÉA

高强在自己的脸书（Facebook）页面上分享了判决结果。8 月 25 日星期二，其兄弟高震被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考虑到自 2024 年 8 月 26 日被正式逮捕以来已在押的时间，他将于 2027 年 8 月 25 日获释。届时他将 71 岁。

高氏兄弟在 2000 年代初因围绕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遗产的讽刺雕塑而闻名。其中包括一件 2009 年的青铜雕塑，描绘这位前共产主义领导人跪在地上，手抚心脏，题为《毛的愧疚》，此外还有一组以毛泽东形象组成的行刑队，枪口指向基督（《基督的处决》）。或者是一系列色彩鲜艳的树脂雕像，被命名为“毛小姐”，展示了一个面带笑容的毛泽东半身像，长着一个皮诺曹的鼻子且胸部裸露。2011 年，高氏兄弟获得了前往美国定居的“绿卡”。

“掌控正日益收紧”

但随着2021年3月引入的一项刑法修正案，中国正式将“侮辱、诽谤或亵渎国家英雄烈士纪念”定为刑事犯罪，而这一行为自2018年起就已被视为违法。因此，自2021年起，该罪行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在高峰震的案例中，法律被追溯适用。2024年，他在一次北京家庭旅行期间被捕，其妻子赵亚良以及他们7岁的儿子（美国公民）也被禁止离开中国领土。他的118件作品——包括雕塑、绘画和摄影——被没收，这些作品全部创作于2005年至2009年之间，当时存放于他位于三河市燕郊镇的工作室，该市也是审判地。

身在美国的哥哥高峰强（64岁）不断向国际社会发出警示。2024, 181位居住在中国国内或海外（部分在两地往返）的中国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共同签署了一份文本，要求释放高峰震。文中特别提到：“我们感觉到对中国艺术界的掌控正日益收紧，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拘留的人。”在5月接受《世界报》采访时，高峰强透露：“面对高峰震被拘留，我仍然无法摆脱愤怒和沮丧的情绪。”

在3月30日对其兄弟进行的闭门审判中，高峰震的妻子赵亚良以及美国外交官均被拒绝进入法庭。根据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消息，高峰震在监狱中与14名囚犯共用一个40平方米的牢房。由于脊柱问题，他在监狱中会见律师时需要使用轮椅才能移动。中国刑法第299 1条规定，任何“损害英雄烈士名誉和荣誉”的行为将被判处监禁，正是该条款导致了高峰震被定罪。随后，另一项自2021年6月起实施的法律机制也迅速跟进，即《军人地位和权益保护法》。该法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诋毁或贬损军人的荣誉，也不得侮辱或亵渎武装力量成员的名誉”。

作品中包括一系列雕像，展示了一个面带笑容的毛泽东半身像，并配有皮诺曹的长鼻子

全面的自我审查效应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根除“历史虚无主义”，即任何质疑或挑战官方历史版本的观点，包括那些美化被神圣化的国家英雄的表达方式。上述两项法律体现了这种强硬态度，并形成了对中国艺术表达的压制，从而引发了全面的自我审查效应。

2023年，在北京的一场脱口秀演出中，来自山东的喜剧演员李浩希即兴讲了一个关于他收养的两只流浪狗的笑话。在看到它们追逐一只松鼠时，他解释说，它们的凶猛和决心让他想到了习近平在2013年构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口号：“模范工作，能打胜仗”。2023年5月17日，他的制作公司被处以近200万欧元的创纪录罚款。李浩希从此在艺术舞台上消失。

自8月11日起，在一名观众的举报后，曾是春节联欢晚会明星且具有大众影响力的中国喜剧演员郭德纲，因在演出中未经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事先批准而修改了一首经典革命歌曲的部分歌词，目前正接受该局的调查。他之后的所有演出均已被取消。调查结果将决定当局是否选择根据法律将此案定性为刑事案件。

乔丹·普伊耶 (JORDAN POUILLE)

《斯特林角》或重拾青春的温柔

作为今夏的惊喜之作，梅根·帕克的这部虚构剧集呈现了电视荧幕上久违的景象：状态良好的青少年。

对于还记得的人来说，道森时代青少年们倾诉心事的那个码头依然存在。它位于安大略湖（横跨美加边界）畔的某个地方，为一部低预算且没有明星参演的青少年剧集提供了宏伟的背景。这部剧自8月初在 Prime Video 上线以来，获得了罕见的评论界和观众的双重成功。《斯特林角》（Sterling Point）风格温柔明亮，幽默且时而深邃，它在《亢奋》（Euphoria）退出荧幕之时（萨姆·莱文森的这部剧集于6月完结）开播，并与之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比。

加拿大导演梅根·帕克（Megan Park）的这部剧集没有选择讲述一条铺满病态尝试和精神崩溃的堕落之路，而是将青春期描述为一次绽放，一个虽然不适但却富有成效的过渡阶段，甚至是人生中可以留下美好回忆的时刻。

为了让这种略显过时的青少年浪漫剧类型重新流行，梅根·帕克并没有像许多粉丝在社交网络上认为的那样，从一部“青少年”文学系列中寻找灵感，而是源自她自己作为青少年剧演员的经历——在那些剧中，她通常扮演“花瓶金发女”，因此她深知其中的陷阱。

在转向编剧和导演工作后（她执导了两部长片：2021年的《后遗症》以及在法国于2024年以《我的未来自我》为名播出的优秀作品《我的老屁股》），梅根·帕克一直致力于颠覆与青少年相关的常规想象，以提供一种不那么刻板、既不离谱也不甜腻的视角，优先考虑情境的真实性和表演的精准度——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批无可挑剔的年轻演员阵容，这部剧将毫无意义。

在为《斯特林角》上线而接受的多次采访中，梅根·帕克不断强调她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多么依赖演员们的意见和反馈——她记得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演员，很少有人征求她的意见。

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然而从剧本上看，《斯特林角》（Sterling Point）与青少年肥皂剧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无论是其不可思议的开端，还是社会纪实与温情主义的结合。安妮（Ella Rubin 饰）和康纳（Keen Ruffalo 饰）是两名家境富裕的纽约青年，在一位从未谋面的祖父去世后，继承了加拿大的一座小岛。但这座岛随之带来了一堆家族秘密，安妮决心将这些秘密揭开。

抵达坐落在马斯科卡湖畔的小镇斯特林角后，她发现了一个此前完全不知道其存在的姐妹——拉蒙娜（Amélie Hoeferle 饰）。对于这两个女孩来说，这是一个开启人生探索的夏天，她们被迫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并尝试向对方敞开心扉，以重新勾勒她们共同历史的轮廓。

在斯特林角，两个世界发生了碰撞。一个是安妮（随后她的哥哥也加入了她）以及在该地区度假的中产阶级世界；另一个则是拉蒙娜所处的更为简朴的世界，那里生活着一群孩子，其中一些人，比如乌娜（由令人惊叹的 Bo Bragason 饰）和她的妹妹，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

《斯特林角》没有采取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更没有陷入悲情主义，相反，它赌在两个截然不同但并非互不渗透的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共存。得益于拉蒙娜以及在自然中度过一个没有手机（斯特林角没有信号……）的夏日所带来的环境转换，安妮放下了戒备，让自己沉浸在感官的愉悦之中。

具有多重色彩的人类 她同时被码头船长的儿子埃利斯（Jacob Whiteduck-Lavoie 饰）和与家人在当地度假的童年伙伴罗里（Daniel Quinn-Toye 饰）所吸引。她与其中一人发生关系，既无不快也无愧疚，但最终选择了另一人。在与安妮接触的过程中，

而拉蒙娜则变得温柔，并同意向乌娜表露心迹……

在斯特林角，没有所谓的坏男孩或好男孩，没有恶毒女配或纯情少女，只有具有多重色彩的人类和个人选择。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每个人都在尽力而为。人们有时会过量饮酒，也会抽大麻（在加拿大合法），但性行为是基于尊重和同意的，且从未显得生硬。

我们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这在当今的大众虚构作品中似乎已成为常态，但我们确实已经很久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群状态良好、且最终能与自己的年龄以及所处世界和谐相处的青少年了。

奥德雷·富尼耶（AUDREY FOURNIER）

走进网球“ joker”的私生活

在 Prime Video 上，这部带有赞美色彩的纪录片揭示了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的私人生活

纪录片

亚马逊 Prime Video 平台推出了《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冬日之狼》（Novak Djokovic. Le loup en hiver），这是一部歌颂这位塞尔维亚网球冠军的纪录片。该片由美国导演杰森·赫希（Jason Hehir）执导，他曾创作《最后一舞》（2020），该系列讲述了 NBA 球星迈克尔·乔丹在芝加哥公牛队的最后一个赛季（1997-1998）。最终呈现出的产品十分圆润，未能避开赞美传记的陷阱。诚然，面对这位赢得了 24 个大满贯冠军的“Djoker”，使用最高级词汇是理所应当的。

关于退役的问题

这部显然得到了德约科维奇阵营认可的电影，并非毫无价值：它让人们得以窥见这位被认为是网球史上最伟大冠军的私人生活，并揭示了他在顶尖水平上保持长久竞争力的某些关键因素。

在塞尔维亚，狼被视为力量与勇气的象征。且且不论这一点，但为何要叫“在冬天”？现年 39 岁的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于 2003 年开始职业巡回赛生涯，如今正处于其跨越二十余年职业生涯的黄昏时分。关于他何时退役这个令人揪心的问题，在纪录片中多次出现。“我不会成为那个要求他停止比赛的人，”他自 2014 年起结婚的妻子叶莲娜·德约科维奇说道，正是她让德约科维奇在家庭生活与竞技比赛之间找到了更好的平衡。

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丈夫的性格，叶莲娜解释了塞尔维亚语单词 inat 的含义，这个词对他而言是极佳的概括。作为塞尔维亚文化的核心概念，这个词在法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它指的是一种由骄傲的固执、反叛精神和持久的挑战欲组成的混合体。也就是说，仅仅出于挑战、自尊或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去做或拒绝做某事。通过档案影像，电影展示了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如何完美地体现了 inat——他将部分观众的敌意作为激励，用以突破极限并逆转比赛。

因为他在职业生涯初期显得过于自信，因为他请求医疗暂停

“我不能 100 % 投入到网球中。这不再是我的全部生活！”这位塞尔维亚冠军在结论中如此断言。由于他在陷入困境时过于频繁地使用医疗暂停，尤其是因为他是公众宠儿罗杰·费德勒和拉斐尔·纳达尔的“克星”，诺瓦克·德约科维奇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观众的反对。但他懂得将这种敌意转化为动力。虽然直到晚年才获得大众认可，但他讲述此事时毫无苦涩之情，而是一个对生活感到满足的人。他知道自己的纪录在短期内不会被打破。

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出自杰森·赫希执导的纪录片《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冬之狼》。PRIME VIDEO

除了叶莲娜·德约科维奇，“诺莱”（Novak 的昵称）的亲属也出现在片中：他的父母，他的兄弟马尔科和乔治，以及他的孩子斯特凡和塔拉……所有人一致地不仅在庆祝这位冠军，也在庆祝这个男人、丈夫和父亲——当他离开家前往世界另一端参加比赛时，他内心愈发感到愧疚。“我不能 100 % 投入到网球中。这不再是我的全部生活！”他在结论中如此表示，但并未给出其职业退役的具体日期。

争议

一个遗憾是：球员职业生涯中点缀的种种争议，即便没有被刻意掩盖，处理得也过于简略。2022年1月，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因拒绝接种新冠疫苗而被驱逐出澳大利亚。

对于这段并不光彩的经历，当事人并未展开详述，仅表示自己“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疫苗接种，但支持选择的自由”。这部电影在这一棘手问题上仅呈现了一种观点，即这位塞尔维亚人的观点。

电影中同样缺失的内容是，他因支持2024-2025年反对贝尔格莱德权力阶层腐败的学生起义，而与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政府决裂。2025年流亡雅典的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大概是不希望火上浇油，因为他在国内依然是一位巨大的偶像。人们原本还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他的一些实践（冥想、可视化技术、瑜伽……），正是这些让他能够拥有如此之长的职业寿命。

热罗姆·波里耶（JÉRÔME PORIER）

《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冬日之狼》（Novak Djokovic. Le loup en hiver），杰森·赫希（Jason Hehir）执导的纪录片（欧盟，2026年，92分钟）。可在 Prime Video 按需观看。

《凤凰》：在柏林的废墟中，遗忘的诞生

由令人震撼的尼娜·霍斯（Nina Hoss）主演，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Christian Petzold）执导的这部电影可在 Arte.tv 观看，它将情节剧与历史分析融合在一起。

VOD

这部《凤凰》从中重生的灰烬曾覆盖整个世界，首先便是点燃这场大火的国家。内莉·伦茨（Nelly Lenz，尼娜·霍斯 饰）于1945年回到柏林。她死里逃生，曾被埋在尸体之下，面容毁损。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在此作中呈现了他最狂热、最令人心碎的电影，他让她回到一个既属于历史又属于电影的空间——那是德国走出纳粹主义的时刻，也是好莱坞情节剧的巅峰时期。

在柏林，内莉请求为她重建面容的外科医生，找回被一颗本该杀死她的子弹所摧毁的容貌。医学与虚构共同还给了她尼娜·霍斯的面孔，这位演员表演强烈且克制，在十年前，她曾是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的首选诠释者。

作为犹太家庭唯一的幸存者，内莉开始寻找她的丈夫约翰尼（Johnny，罗纳德·泽费尔德 饰），他曾在她于夜总会唱歌时担任她的钢琴师。在音乐家眼中，这个年轻女人既陌生又熟悉，约翰尼要求她扮演那个他认为已经死去的妻子，并帮助他获取后者的遗产。这里具备了情节剧的所有素材，而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从中提取了强度。尽管如此，这位电影导演并未放弃贯穿其所有作品的政治与历史洞察力。

他与好友兼合作者、电影导演兼艺术家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1944-2014）共同创作了《凤凰》——改编自于贝尔·蒙特利（Hubert Monteilhet，1928-2019）的法国小说《灰烬的回归》（Le Retour des cendres，1961年）。正如在《芭芭拉》（Barbara，2012年）中——该片同样由尼娜·霍斯和罗纳德·泽费尔德主演，旨在展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的阴险——佩措尔德和法罗基利用虚构故事来阐明一个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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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始至终，内莉（Nelly）始终是一个悲剧人物，她的痛苦贯穿了整部电影。她也是一种记忆的化身，而整个国家已经在致力于抹除这种记忆。《凤凰》（Phoenix）的主题与其说是在探讨普通德国人的共谋，不如说是在探讨一种“正常化”的最初时刻——这种正常化将一项巨大的罪行（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边缘化，而将叙事重心转向重建。

约翰尼（Johnny）由罗纳德·泽费尔德（Ronald Zehrfeld）饰演，他以极其精准的分寸感将魅力与卑劣融合在一起，他原本差点能成为一个好人。内莉在1938年为了他回到了柏林。直到1944年她才被逮捕，而莱妮（Lene，由尼娜·昆岑多夫 Nina Kunzendorf 饰演）——那位在灭绝营中发现奄奄一息的年轻女子的朋友——告诉她，正是约翰尼举报了她。这部电影的这一维度——一个不愿放弃一生挚爱的女人的痛苦，以及一个意识到自己罪行之巨大的普通男人的不安——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Christian Petzold）采用了当时在大西洋彼岸盛行的情节剧（mélodrames）语言来呈现，尤其是道格拉斯·塞克（Douglas Sirk，1897-1987，原名 Detlef Sierck）的作品，后者于1937年逃离了纳粹德国。

这位导演过于清醒，不会让自己的电影完全屈从于类型片的法则，同样，他也拒绝使用柏林废墟的图像，而大多倾向于选择极简的室内场景。正是在这里，内莉展开了她的战斗，她是那场巨大罪行的幸存者，而周围的所有人都曾是这场罪行的见证者，且往往是共谋者。 ■ 托马斯·索蒂内尔（THOMAS SOTINEL）

......

《凤凰》，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导演（德国，2014年，2015年于法国上映，91分钟）。主演：尼娜·霍斯（Nina Hoss）、罗纳德·泽费尔德（Ronald Zehrfeld）、尼娜·昆岑多夫（Nina Kunzendorf）。可在 Arte.tv 点播至11月7日。Arte.tv 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电影展将持续至11月7日。

莉拉·皮内尔在一次拍摄度假营时发现了 10 岁的埃娃·于奥

艺术培训。名字“莎娜”（Shana）是怎么来的？“快说！”导演大笑着促请道。“你来说！”演员恳求道。“额，不是，那个……”“好吧，我年轻的时候给自己起过一个名字，哈哈……”“就是莎娜！”电影制片人接话道。“莎娜·卡特，像碧昂丝的家族那样，”埃娃补充道，这呼应了那位嫁给报告员兼商人杰·齐（Jay-Z，原名肖恩·科里·卡特）的美国女歌手。“我以前总爱幻想各种人生！”她说。多年来，这位电影制片人渐渐成了她的姐姐、朋友兼心理医生。

关于童年，埃娃·于奥说得不多。她和母亲以及两个哥哥在巴黎长大。“我父亲住在巴黎附近，他有两个女儿，所以我也有两个小妹妹。”青少年时期，她想成为一名厨师，“甚至想成为美食评论家”。“我当时想，妈的，这职业太棒了，你去餐厅，吃东西，然后发表评论，比如这土豆应该是这样的……”人们会觉得她很适合做单口喜剧。

接着，她讲述了自己参加餐饮业职业能力证书（CAP）培训的经历。“班级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厨房，一部分是餐厅服务。我想去厨房，但没位置了。”于是她成了服务员。“当厨师做菜时，我喜欢在早上帮他。我告诉自己，以后我会去学厨艺的。但我得付房租，得有工资……然后我就成了演员！”

自《大卫王》（Le Roi David）以来，她曾与诺埃·德布雷（Noé Debré，《最后的犹太人》，2024）、萨缪尔·泰斯（Samuel Theis，《我发誓》，2025）、马丁·若瓦（Martin Jauvat，《城中之欢》，2025）合作，并出演了由阿基姆·伊斯克尔（Akim Isker）执导、今年 3 月在 France 2 播出的剧集《劳拉·斯特恩案》（L'Affaire Laura Stern, 2026）。人们很快将在马克·菲图西（Marc Fitoussi）的电影《不见踪影》（Ni vue, ni connue，10 月 7 日上映）中看到她——“我有一场戏是和伊莎贝尔·于佩尔演的，她扮演一个从未成名的群众演员！”——随后还会出演多米尼克·卡布雷拉（Dominique Cabrera）的《像其他女人一样》（Des femmes comme les autres）。

回想起来，她“有点遗憾”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不过，为了提升素养，我会私下做一些事情，去看电影，读书……我得开始努力了！”她在电影领域最担心的是重复自己。“我的说话方式有点像俚语，很接地气。人们会觉得她一直在演同样的角色，”她说。“完全不是，你已经演过非常不同的角色了，”导演补充道。埃娃·于奥在保罗·米拉贝尔（Paul Mirabel）执导的剧集《保罗》（Paul，10 月在 Prime Video 上线）中饰演过“房地产经纪人、监狱看守、助产士”等，甚至是“钢管舞老师”。“我看起来就像一根插在烤肉叉上的香肠，但我满足于扮演老师并喊‘5, 6, 抬腿！’”，她说。

而莉拉·皮内尔则没计划过成为电影制片人。“我学了两年医学，被那个体制震惊了。年轻人从早到晚在苦读，有些人没通过考试，然后就陷入崩溃……我有个朋友有台摄像机，我对他说：‘来，我们去拍拍学生。’之后，我学了哲学，然后去了吕萨斯（Lussas）读硕士。在那里，我看了数以百万计的电影，太棒了。”

她们会再次合作吗？“我开始起草一个新项目了……”莉拉·皮内尔宣布道。“啊真的吗，你没告诉我？有我吗？”埃娃·于奥盯着她问道。

——是的，你在里面。

——演主角吗？

——是的，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演员灿烂地笑着说：“如果她和别人拍电影，我会嫉妒得发疯的！” ■

克拉丽丝·法布尔（CLARISSE FABRE）

下一期：电影制片人阿诺·德普莱尚（Arnaud Desplechin）与演员伊波利特·吉拉多（Hippolyte Girardot）

纵横字谜

谜题第 26 - 197 号 作者：菲利普·杜皮斯 (PHILIPPE DUP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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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 196 号谜题答案 横向：I. Proscription. II. Habilitai. CA. III. Odin. Tolérât. IV. Titis. Nid. Ru. V. Oc. Sas. Sévir. VI. Râ. Eudes. INA. VII. Ola. Rat. Al. VIII. Millénaire. IX. Attirât. Iras. X. Néonatologie. 纵向：1. Photo-roman. 2. Radicalité. 3. Obit. Alto. 4. Sinisé. Lin. 5. Cl. Sautera. 6. Rit. Sd. Nat. 7. Iton. Erato. 8. Palissai. 9. Tiède. Trio. 10. VI. Erg. 11. Ocarina. Aï. 12. Naturalisé. 该谜题曾于 13 / 10 / 2015 发布

横向

I. 只要出一点问题，他那里就会泛滥。 II. 教养良好。为了提起而刺。 III. 凯撒的小侄子，选择成为奥古斯都。在现场。 IV. 装纯洁。倾向于认为世界围绕他们旋转。 V. 脱颖而出。顺便避免过多涉入。占有欲强。在路上。 VI. 训练有素。伊朗和阿富汗地区。 VII. 和她在一起总有损坏。框住证人。 VIII. 遗产继承者。占有欲强。金匠店里的猪。 IX. 将牢固地拉近。给出正确的衡量标准。 X. 一个令您屏息的结局。

纵向

1. 研究语言及其发音。 2. 符合规则。 3. 赫拉克勒斯是这个家族的首领。移动。 4. 在特朗普家族中。将阻碍所有进展。 5. 温柔，即使她不脚踏实地。在一次革命的时间里。 6. 厚外套。框住一切。 7. 对立点。热尔曼写作，尼古拉斯绘画。 8. 使山顶变白。为了划线而笔直。 9. 为了笑或哭而重复。方便通行。美国的叔叔。 10. 使其不安。酒吧里的泡沫。 11. 难以治疗的病症。 12. 在顶端投机。

数独 第 26-1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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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堡 48 小时

这座瑞士城市建在岩脊之上，可以通过缆车、无轨电车或步行游览。其中世纪中心还设有让·丁格利（Jean Tinguely）的雕塑专区，他正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报道 弗里堡（瑞士）

弗里堡坐落在悬崖之间，最初被打造为一座坚不可摧的都城，至今仍保留着其城墙、小巷和古老的招牌，这些都是其辉煌过去的印记。而这一切也并不妨碍这里拥有某种悠闲的生活气息！

第一天

9:30 凝灰岩与砂岩

请穿着舒适的鞋子在奥尔莫广场（place des Ormeaux）集合！在弗里堡这座陡峭的城市行走，意味着要接受不断的攀升与下降，时而乘坐缆车，时而乘坐无轨电车，而大多数时候则是步行。这座城市被悬崖环绕，建在岩脊之上，在可能的任何平地或山谷底部延伸。有些街道由于陆路交通完全无法抵达，因此经常能听到直升机的轰鸣声，它们被征用来搬家或进行工程施工。

尽管观察那些交错的小巷和古宅时可能不会想到，但弗里堡其实是一座“新城”，由策林根（Zähringen）家族于 1157 年凭空创建，这个贵族家族当时在为他们的都城寻找一个坚不可摧的地点。这座“自由之城”（德语：Frei Burg）的每个街区都继承了这段历史。上方，火车站（1）周围是现代市中心。下方，“古城”作为政治权力的历史中心，分布在市政厅（2）、大教堂和显赫的私人府邸周围。在山谷底部的低城区，则是手工艺者的居所。除了这种城市结构，访问者还会被其统一的建筑风格所震撼，其中主导的是来自灰绿色悬崖的易碎砂岩（molasse）和硬度更高的白色凝灰岩（tuf）。

11 点 方形钟楼

圣尼古拉教堂 (3) 以其方形钟楼为标志，建于 13 至 15 世纪之间，但直到 1924 年才成为主教座堂。大约 365 级狭窄且陡峭的台阶通向一个平台，该平台旨在侦察地平线上可能出现的敌人。这里的全景涵盖了整座城市。那些看起来像小城堡的修道院或宗教教育机构，见证了弗里堡州虔诚的天主教传统。该州为梵蒂冈提供了规模最大的教皇瑞士卫队成员之一，这些卫兵必须是单身，年龄在 19 至 30 岁之间，拥有“无可挑剔的声誉”，且身高至少 1,74 米。

萨林河是一条从阿尔卑斯山奔流而下的清澈河流，充当着语言的分界线。

14 点 巨型模型

在 1606 空间 (4) 中，一个面积为 52 平方米的浮雕模型展现了 17 世纪初的弗里堡。该作品灵感源自雕塑家马丁·马蒂尼 (Martin Martini, 1565-1610) 于 1606 年创作的一幅金属版画。人们可以在其中找到连续的 4 道城墙、城门、街道、建筑，甚至还有人物。其精确程度之高，使得该版画及模型至今仍是参考资料。

16 点 丁格利与圣法尔

雕塑家让·丁格利 (Jean Tinguely, 1925-1991) 出生于弗里堡，这里有一个专门展示其作品以及他的妻子兼艺术伙伴尼基·德·圣法尔 (Niki de Saint Phalle, 1930-2002) 作品的空间。在以他们名字命名的空间 (5) 中——这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前有轨电车车库——人们可以欣赏到巨大的机械装置，它们是由各种物品组成的奇幻组合，从车身零件到折扇，从一副滑雪板到一辆儿童自行车。

通过脚踩踏板驱动，机器开始运转，发出强烈的咔哒声、吱吱声、嘎吱声和尖叫声，既让人想起工业噪音，又像恐怖电影的配乐。1989, 年在莫斯科展出的《西方丰裕与极权主义商业主义祭坛》，通过各种杂乱器具的荒诞堆砌，谴责了过度消费的荒谬。

瑞士弗里堡的萨林河畔。 MARTIN URETA / UFT / FTV

第 2 天

8 点 30 分 田园风光

距离弗里堡乘火车约一小时车程的格吕耶尔（Gruyère，不带末尾的“s”，以无孔奶酪闻名的地区）和格吕耶尔村（Gruyères，带“s”），承诺了一次诱人的逃离。沿途可见明信片般的瑞士风光，点缀着花田、木屋和翠绿的山峦。从格吕耶尔火车站出发，沿着一条便捷的小路攀登 15 分钟后，这座村庄便展现在眼前，拥有铺路石、白色外墙和红色屋顶。面对 3 座形如犄角的阿尔卑斯山峰（Broc 牙、Chamois 牙和Bourgo 牙），这座城堡——拥有宽敞的大厅、厚实的墙壁和狭窄的窗户——在被邻近的比尔（Bulle）市取代其地位之前，曾是格吕耶尔伯爵的住所。

这种由中世纪神话滋养的田园风光，促成了瑞士的浪漫形象。这种形象早在 18 世纪就通过布里什夫人 (Madame de la Briche) 在 1785 年和 1788, 年出版的《瑞士之旅》得以传播，在这部作品中，法国沙龙女主人阿德莱德-埃德梅·普雷沃 (Adelaide-Edmée Prévost) 讲述了她在瑞士的游历。

惯例是，格吕耶尔之行在一家旅馆品尝“半半奶酪火锅”（fondue moitié-moitié）中结束，这种火锅由一半瓦舍林奶酪和一半格吕耶尔奶酪组成，口感极其顺滑；如果食欲尚存，随后还会品尝传统的配有覆盆子的双倍奶油。

14 h 30 城墙之行

在回程火车上进行必不可少的午睡后，导游卡罗琳·苏夫兰-科查尔（Caroline Souverain-Cochard）在旅游局等待着，准备带领游客探索弗里堡的城墙。这座保存极其完好的最宽城墙，曾用于防御竞争对手伯尔尼——伯尔尼由同一个策林根（Zähringen）家族在弗里堡建立 30 年后创建。沿途经过岗哨塔及其连接的幕墙，在饱经风霜的中世纪城墙与 17 世纪更为规整的城墙之间交替穿行。参观在最高的红塔 (6) 结束，该塔得名于石材的颜色，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里曾执行过死刑。

16 h 30 斜拉桥

从俯瞰萨林河（Sarine）的策林根桥 (7) 望去，这条从阿尔卑斯山奔涌而下的清澈河流，似乎比它的名气要纤细得多。因为这条水路充当了语言分界线，将瑞士境内讲法语的地区与讲德语的地区分开。“萨林河对岸”（outre-Sarine）一词至今仍指代该国的德语区。尽管如此，河上依然横跨着多座桥梁，人们可以在策林根桥上欣赏到它们：例如 2014 年完工的斜拉桥——波亚高架桥（viaduc de la Poya），或是建于 1653 年的木制覆盖桥——伯尔尼桥。

19 小时 一杯 Fri-Mousse

从 5 月到 9 月，从正午起，各年龄段的弗里堡人便聚集在弗里堡港（Port de Fribourg）(8)，这是一个露天协会酒吧。在吧台点餐后，情侣、家庭和好友团体坐在木椅或塑料椅上，面对着各式各样的桌子，在遮阳伞或五彩缤纷的帷幔下休息。一辆旧马车被用作储藏室。

在化肥袋和各种尺寸的盆栽植物之间，手推车和其他小车成了孩子们整个下午的快乐源泉。成年人则享受绘画展、瑜伽工作坊或按摩服务。随后，当夜幕降临，五彩的灯笼照亮了空间，每个人都在品尝当地的精酿啤酒 Fri-Mousse。谁说在弗里堡不能放松？

奥利维尔·拉泽蒙（OLIVIER RAZEMON）

系列报道

伊莎贝尔·于佩尔：“我登场的方式至关重要”

艺术实践 – 4 / 6 – 这位屡获殊荣的女演员谈到了戏剧中“第一个动作”的重要性。她还回顾了电影生涯中令人难忘的回忆，以及多次合作的经历。

访谈

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坐在巴黎 6 区卢特西亚酒店（Hôtel Lutetia）的一个庭院里。有人提醒她：“这次访谈的想法是只谈工作，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谈。”——“太棒了！”因为伊莎贝尔·于佩尔就在工作。她一直都在工作。在 2018 年，《百分之十》（Dix pour cent）系列剧的一个精彩片段中，她被描绘成在同一个晚上参加了两场拍摄：一部关于凯瑟琳·德·美第奇（1519-1589）的电影，以及一部与本·斯蒂勒（Ben Stiller）合作的美国喜剧，期间还顺道去了法国广播电台接受采访。“为了喜剧效果，这有点夸张了，”当事人微笑着说道。诚然如此，但这位女演员无疑是不凡的。

从 1970 年代起，她开始了电影生涯，与迈克尔·西米诺（1939-2016）、克洛德·夏布罗尔（1930-2010）、迈克尔·哈内克、洪常秀、保罗·范霍文等风格迥异的导演合作。在戏剧方面，她曾与克洛德·雷吉（1923-2019）、吕克·邦迪（1948-2015）、鲍勃·威尔逊（1941-2025）、克日什托夫·瓦利科夫斯基合作。她被《纽约时报》评为 21 世纪最优秀的女演员，曾两次获得凯撒奖、两次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以及一座金球奖，她是全球知名度与艺术追求相结合的独特案例。她的选择本身就是作品。

一个角色是如何诞生的？

首先，有剧本、有场景、有对话，还有一名导演。所有这些让角色得以出现的元素交织在一起。随后，随着意愿变得清晰，会有一个时刻，角色脱离了陪伴它的背景而脱颖而出。剧本和导演不再重要。角色就在那里，我看到了它。它向我靠近并占据了我。这就像一次显现。你必须相信它。

这是一个“角色”（rôle）还是一个“人物”（personnage）？

两者都不是。它更像是指“persona”，在希腊语中意为“面具”。雅克·多伊隆（Jacques Doillon）在谈到《女人的复仇》（La Vengeance d'une femme，1990）时曾说：人物是不存在的，但“面具”是存在的。这让我信服。

您曾多次主动寻求与导演或舞台导演会面。是什么引导您的选择？

我不确定“寻求”是否是准确的措辞。我想讲述的是生活、偶然或意志如何突然让你面对某个人，而你恰好想与对方缔结这份信任契约——从迈克尔·汉内克（Michael Haneke）到一名无名的年轻电影导演，这种契约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以相似的方式更新。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既是博学者，也是无知者。

您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您吗？

不知道，但我不会想到去问他们。我会在这次冒险的过程中得知，或者永远不知道。这无法解释。

在准备角色时，您会与谁讨论？

主要是和我自己！一场无声的对话。与那个逐渐成为我、但同时又是她自己的“他人”进行面对面的凝视。这种融合必须近乎完美。然后，在更具体地层面，我会与服装师沟通。当我们进入外貌、发型、服装的细节时，角色就变得真实了。毕竟，这是关于一个人打算成为谁所给出的第一个线索。在剧院里，这同样至关重要。在《贝雷尼塞》（Bérénice，罗梅奥·卡斯特鲁奇导演，2024）或《玛丽说了她想说的话》（Mary Said What She Said，罗伯特·威尔逊导演，2019）中，服装在承载我的同时，我也在穿着它们。它们讲述了玛丽和贝雷尼塞。

您进入剧院舞台的方式重要吗？

至关重要。无论是悄悄进入，还是穿着高跟鞋昂首而入，每一次登场都会引发好奇和特别的关注。如果想到《玻璃动物园》（La Ménagerie de verre，伊沃·范·胡夫导演，2020），当灯光照亮舞台时，我已经在那儿了。我正在厨房里炖一锅炖菜。

在罗伯特·威尔逊导演的《玛丽说了她想说的话》中，我是背对着观众的，但观众无法确定我的确切状态：是背对着还是面对着。这种视觉错觉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能说出我是在前进、后退还是静止不动。而在《贝雷尼塞》中，氛围则完全不同：我身处迷雾之中，仿佛脱离了现实。我从阴影中出现，然后人们在光晕中发现我。第一个动作同样具有开创性：一只展开的手，金色的亮片从中落下（《贝雷尼塞》）；一只在锅里搅拌勺子的手（《玻璃动物园》）；两只手相对，呈现出舞者的姿态，并长时间保持如此（《玛丽说了她想说的话》）。

在演出前，您通常会做什么？

我会做准备。做发型、穿衣服……这些仪式本身就足以让我感到幸福。我大概应该做做运动，或者类似的事情，但我实在太懒了。除非是在由吕克·邦迪（Luc Bondy）导演的《虚假的表白》（Les Fausses Confidences，2016）中，在观众入场时，我会打太极。瞧，这确实是一种相当不寻常的登场方式，我记得很清楚。演戏是一场如此艰巨的考验，以至于冥想也无法缓解我的恐惧。当我必须登场时，唯一能让我安心的是告诉自己，最糟糕的事情是死亡。这样看来，就能客观地看待了：与其死去，不如演戏！

由克劳德·雷吉（Claude Régy）导演的《火刑架上的贞德》（保罗·克洛岱尔，1992）和《4.48 精神病》（莎拉·凯恩，2003）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回忆？

首先是身体上的记忆，是极端的冒险：一部戏是关于高度，另一部则是关于静止。在《火刑架上的贞德》中，我必须乘坐电梯升到一根柱子的顶端。然而我有幽闭恐惧症，从不乘坐电梯，或者至少尽可能少坐。因此，剧组重新构建了这根柱子，让我可以通过一个开放式升降机到达。在巴黎北区剧院（Bouffes du Nord）演出的《4.48 精神病》中，我完全静止地趴在地上。我很喜欢我们达成这种最终姿态的方式。

在两个半月的排练期间，我随心所欲地在舞台上探索，走来走去。然后，我越来越多地回到中心位置并停留在那儿，也许是因为厌倦了探索舞台。克劳德·雷吉观察着我，突然在首演前不久，他说：“就是这样。你

“当人们开始关注 外在细节， 如发型、 服装时， 角色便变得 真实起来”不要再动了。我们找到了。”我就这样演完了整场戏，双脚钉在地上。只有我的手臂和双手在活动。

原则上，导演不是交通警察。当他们指示走位时，是因为某种必然性凸显了出来。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在《玛丽说了她想说的话》（Mary Said What She Said）、《奥兰多》（Orlando，1993）或《四重奏》（Quartett，2006）中为我的走位编舞，但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完整的视觉方案，其中动作、阴影与光线融为一体。相反，伊沃·范·胡夫（Ivo van Hove）在《玻璃动物园》中从未指示过我在舞台上的位置或走位。然而，突然之间，每一个动作都像是一种必然而自然地显现。

迈克尔·西米诺（Michael Cimino）导演的《天堂之门》（1981）拍摄了多久？

不少于七个月。除了《山茶花女士》（毛罗·博洛尼尼，1981），这是我经历过的最长的拍摄期。当我到达美国时，很快拍了一系列相当激烈的场景。那时是四月。我工作了三天，然后……直到六月为止什么都没有。每天早晨，我们坐巴士去骑马和玩滚轴溜冰。两个月以来每天如此：跳圆舞曲、骑马、溜冰，学习驾驶马车！那简直就像是在蒙大拿州参加夏令营！太棒了！

这么长的时间跨度，您不觉得压力很大吗？

不。当然，我不得不放弃了一部原定在那段时间拍摄的电影，但这是一次非凡的冒险，而且合作的是一位卓越的导演。电影在时间和资源方面具有这种可伸缩性。我们会经历两个极端。有些拍摄持续八个月，片尾字幕在屏幕上滚动时会出现 750 个名字。

与之相反，像洪常秀这样伟大的导演，则在不断精简规模。在《在另一个国家》[2012] 中，团队已经极小：一名助理、一名剧本监督、一名摄影指导。在电影节期间于戛纳拍摄的《克莱尔的相机》[2017] 中，人员更少。而在《旅人》[2024] 中，几乎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名录音师。洪常秀包揽了一切：构图（使用一台极小的摄像机）和灯光。没有多个版本的剧本，因为根本没有剧本。这三部电影的拍摄时间都不到十天。

您曾在戏剧和电影中尝试用外语（英语、意大利语、俄语）表演。这带来了什么改变？

这改变了一切。使用外语时，人不再是同一个人。它调动的面部肌肉也不同。我们看到并听到自己以不同的方式表达。1993 年，我在伊戈尔·米纳耶夫的电影《洪水》中用俄语表演，该片改编自叶夫根尼·扎먀京 [1884-1937] 的一部短篇小说（我购买了版权），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在寒冷的莫斯科拍摄。这没什么值得称赞的，因为我注意到法国人通常俄语说得很好。也许是因为两种语言中都有很多咝音。我也曾与马可·贝洛基奥合作，用意大利语表演。当然，还经常使用英语。

是否存在某些剧本在表演上构成了不可逾越的挑战？

没有。即使是像莎拉·凯恩那样看似抽象的语言，由于其如此强大、如此暴力且如此具有启发性，它绝非一道需要被推倒的墙。它承载着演员，就像那些更流畅、更日常、更亲近但节奏具有音乐感的语言一样，只是方式不同。2008 年在《血色屠杀》（Yasmina Reza 著）中就是这种情况。至于根据拉辛作品改编的《贝勒尼丝》，罗密欧·卡斯特鲁奇将其改为独白的大胆提议给了我完全的自由。

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对自我的触达。是能够进行自我对话的可能性。让它变成你自己的话语。此外，罗密欧将这场演出变成了一次自觉的实验，让一名女演员将她自身的孤独状态与角色的孤独相对照。

无论导演是谁，是否总能保持自由？

无论如何，这是值得期待的！即使面对要求非常精准的导演也是如此。例如，我合作拍摄了 2016 年上映的《未来》的米娅·汉森-洛夫，她的指导性很强，但因为如此精准，所以从未成为阻碍。如果给出的指导不精准，就像音乐中的一个错音。女导演通常比男同行更具指导性。大概是因为女性不像男性那样懒惰！就拿迈克尔·哈内克来说，他只关心技术细节。在拍摄《钢琴教师》[2001] 时，他想确保观众真的相信我在扯安妮·吉拉多 [1931-2001] 的头发。可怜的她！

这部电影在您的演艺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吗？

是的。《钢琴教师》中让我最自豪的时刻是那些具有高度隐喻意味、且仅用极少次数拍摄就完成的片段。例如，在那场戏中，我第一次听本诺伊特·马吉梅尔弹钢琴。在那一刻，一切都交织在了一起：我预感到他那种夸张且缺乏真诚的演奏方式，预示了他将如何爱我。三个连续的镜头——全景、中景、特写——在我的脸上停留。长镜头总是很棒！哈内克意识到这能营造出紧张感和关注度。他是这方面的大师。我们拍了三遍就结束了。

您会对能够饰演或不能饰演的角色设定界限吗？

原则上没有。至少没有道德上的界限。没有原则性的禁忌，但原则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我从未觉得被强迫去做任何事情。在保罗·范霍文的《她》[2016]中，强奸戏在情节中至关重要，但我从未感到自己被暴露在令人尴尬的境地。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保护。就像在《钢琴教师》中一样，范霍文和哈内克都精通“画外空间”的艺术。人们感受到的比真正看到的更多。在接拍迈克尔·哈内克的《危险游戏》[1997]时我曾感到恐惧，因为这部电影是一场冷酷的演示，分析暴力如何作用于观众，几乎没有给虚构、推演或想象力留下空间。相比之下，《钢琴教师》简直就像《克莱夫公主》一样温婉！

您曾说过鲍勃·威尔逊和克洛德·雷吉是那些为了让戏剧诞生而“杀死”戏剧的艺术家。您也是如此吗？

克洛德·雷吉说过，戏剧必须杀死戏剧。他的意思是，这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形式。如果想要获得新的表达方式，它不能依赖于自身。对于电影、绘画、音乐来说也是如此。想象一下，如果毕加索禁止自己放弃曲线形式，不去观察立体主义的世界，那将是非常遗憾的。或者施托克豪森不敢逾越古典音乐的界限。至于我，我只是在跟随导演提出的方向。我不是导演。

Isabelle Huppert，6月30日于巴黎卢特西亚酒店以其名字命名的套房内。ROBERTO FRANKENBERG 为《世界报》拍摄

那么，您作为艺术家的方式就是出现在舞台上或镜头前吗？

艺术家？！我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这个词甚至让我有点想逃避。我的工作比人们想象的要具体得多。即使在电影中，技术限制也占据主导。随后，观众对此毫无察觉。有许多东西让他们陶醉、让他们分心：画面、剪辑……演员、表演者、诠释者，这些都可以。我记得伊夫·蒙当 [1921-1991] 在拍摄《凯撒与罗莎莉》[1972]时，用这句话迎接我：“我们从事的是一份美好的职业。而且，这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门手艺。”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专业技能。

此外，我们创造的不是角色，而是状态。我们演绎悲伤、喜悦、孤独、缺失、沉默……经历这些状态，感受它们，并忘记有一个需要去契合的人物，这才是让自己有机会接近真相。波兰导演耶日·格罗托夫斯基 [1933-1999] 曾说，表演不是关于自我与观众之间的问题，也不是关于自我与搭档之间的问题，甚至不是关于“这里”与“那里”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自我”与“某种在自我之上的神秘之物”之间的问题。这一点一直很吸引我。

您是否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是服务于作者电影和研究剧场的？

绝非如此！电影触及的人群多少不等，受欢迎程度也各异。我不会用如此绝对的方式来定义它们。此外，我之所以做这些，是因为我无法以其他方式生存。在某个时刻，每个人都会占据自己能够占据的位置。我对自己在剧场方面的经历感到相当自豪，因为这段历程充满了非凡的邂逅。

是否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让您决定成为现在的这个演员？

至少在意识层面没有。我曾在国立高等戏剧学院（Conservatoire）就读，先后在让-洛朗·科谢 [1935-2020] 和安托万·维特兹 [1930-1990] 的班级学习。在后者的班级里，我整年一次都没有登上舞台。在毕业考试时，他要求我表演阿兰·坦纳 [1929-2022] 的独白《蝾螈》[1971] 中布尔·奥吉数香肠的那一段。如果需要证明的话，这证明了他并没有那么忽视我！而且这并不妨碍我在多年后去挑战拉辛的作品。

在电影领域有克洛德·夏布罗 (1930-2010)、本诺伊特·雅科和迈克尔·哈内克；在剧场领域有克洛德·雷吉、罗伯特·威尔逊和吕克·邦迪……您的职业生涯以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标志。是什么让一段邂逅能够延续？

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友谊。这种关系建立在其他地方，建立在“某些东西永远不会重复”的承诺之上。而且每次都截然不同。就此而言，克洛德·夏布罗给了我最大的多样性：历史片、文学改编片、喜剧、更具政治色彩的电影……我一直对他使用尊称（vouvoyé）。我从未想过要用其他方式称呼他。和他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愉快。我们共同拍摄了八部电影，而他从未给我过任何指示。他允许我拥有所有的自由，无论表演的基调如何，他总能拍出他想要的电影。

在您所有的职业邂逅中，与帕特里斯·谢罗 (1944-2013) 的合作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实现。直到 2005 年的电影《加布里埃尔》……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彼此。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曾向我暗示我们还会再次相遇。我已经见过了他所有的作品：在奥德翁剧院演出的《理查三世》、坦克雷德·多斯特 [1925-2017] 的《争论》和《托勒尔》，以及天才的米歇尔·马尔凯 [1926-2022] 的表演。我看了三次《争论》，追随该剧在各个城市巡演，还看了两次《托勒尔》。

自从 MeToo 运动以来，您是否对在剧场或电影中呈现女性的方式产生了新的思考？

非常坦诚地说，没有。无论如何，我已经有了答案。剧本和电影现-

“当我必须登台时， 唯一能让我安心的， 就是告诉自己， 最糟糕的事情是死亡”

重要日期

1970年代 崭露头角，尤其是通过克洛德·戈雷塔的电影《蕾丝女工》(1977) 和克洛德·夏布罗的《薇奥莱特·诺齐埃》(1978)。

1992 由克洛德·雷吉导演的《贞德在火刑柱上》。

2001 迈克尔·哈内克的《钢琴教师》。

2019 由罗伯特·威尔逊导演的《玛丽说了她想说的话》。

2024 由罗密欧·卡斯特鲁奇导演的《贝雷尼塞》。

在考虑情境和角色时，讲述的是一个不断演变的世界。但那种认为突然之间我们应该只扮演成功女性的想法让我感到困惑。从我开始拍电影起，我就一直告诉自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角色所占据的位置。换句话说，占据中心位置，就已经不再是受害者了。

您在世界各地进行巡演，这是为什么？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个梦想，那就是戏剧永不停止。电影是永恒的，有些画面会一直留存。而戏剧只能在记忆中生存。外出巡演，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对抗那种关于“预告之死”的复杂且痛苦的感觉。重新接手一个角色总是很容易的。戏剧就像木材一样：它是灵动的。当你把一个角色留在身后，三个月后再重新找回它时，你会听到之前没听到的东西。某个词会以另一种方式与你对话。这就是巡演的快乐所在。

您在每一场演出中的演绎是一样的吗？

是，也不是。特别是在《贝雷妮丝》（Bérénice）中，我觉得每一场演出都没有重复。尽管罗密欧·卡斯特鲁奇（Romeo Castellucci）在我周围搭建了一个笼子，但我感觉自己像一只鸟一样自由，每晚在其中以不同的方式活动。此外，在整个过程中，身体在每个时刻都是不同的。根据你表达的是绝望还是胜利，你的身体状态和步态都不同。这是一种语言。当我出演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 [1929-1995]）的作品《四重奏》（Quartett），由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在柏林执导时，我的膝盖突然出了问题。我完全无法行走。于是我们决定，由我的一个搭档在所有移动环节中抱着我。那非常美。这完美地契合了鲍勃·威尔逊所揭示的那些如梦似幻且飘忽不定的《危险关系》。

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时，是否很难切换到其他状态？比如去剧院、电影院或见朋友？

当你开始拍摄一部电影时，在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已经完成了。工作已经在身后。选择去做，就已经是在做了。日复一日，就像是在耐心地但坚定地接管一座墙壁和地基已经建好的房子，并投入到从地下室到阁楼的每一个房间中。

所以，是的，去做其他事情很容易。只要有这个愿望就行。在巴黎或其他地方，情况会有所不同。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人们处于完全的沉浸状态。这时可以享受一种绝非敌对的孤独。在离家较近的地方，情况则不同。生活在继续。我可以去电影院，去剧院。我总是担心会错过什么。但我也可能想什么都不做，只想睡觉。无论如何，无论做什么，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再思考那个角色，它依然在思考你。即使在舞台上，我也可能会忘记它，看着观众，思考其他事情。我在思考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演员在表演时真的在思考吗？尤其是，他在思考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That is the question）。

采访记录：乔艾尔·加约（JOËLLE GAYOT）与克莱门特·吉斯（CLÉMENT GHYS） 下一期：艺术家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

系列报道

在里昂和圣艾蒂安，实施食品社会保障制度

希望的许可 – 4 / 6 – 在社会住房（HLM）楼下，一些食堂和互助杂货店正在试点“食品社会保障”（Sécurité sociale de l'alimentation），这一创新可能会成为 2027 年总统大选竞选的核心议题

里昂，圣艾蒂安 - 特派员 XAVIER LISSILLOUR

到处都是嘈杂的声音。首先是烈日，还有电钻。在圣艾蒂安的 Beaubrun-Ta-rentaize 平民区，正值酷暑，城市规划工程让寻找“风味之地”（Terrain des saveurs）的访客感到迷茫。这个名字让人想到高级杂货店或蔬菜店，但它实际上是一家互助食堂。孤独和隔绝同样沉重地打击着这个地区。保罗是这家每周二和周四中午开放的食堂的常客，他步行往返 2,8 公里来到这里用餐，“尤其是为了吃甜点”，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与食客们共度时光。否则，“我只能对着一条金鱼说话”，这位戴着道路工草帽的 Fourneyron 区退休老人说道。

在“风味之地”，团队为能够提供健康、大多为有机且素食的餐食，以及为某些过于的人提供“尊严”而感到自豪。

在一栋外墙尚未翻新的住宅楼底层，一个由十几个忙碌的女性（大多数戴着面纱）组成的蜂巢般的小组，正围在不锈钢炉灶旁工作，炉灶旁连接着一间简陋的餐厅。西葫芦咸派、胡萝卜橄榄塔吉锅、巴塔维亚生菜沙拉、番茄和洋葱，还有像法拉费一样的小扁豆饼，以及一篮篮 khobz（一种既柔软又酥脆的马格里布面包）。“在新冠疫情封锁之后，这个已经贫困化的社区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必须采取行动，”协调员萨拉·布舍巴巴（Sarah Bouchebaba）解释道。

她的同伴们（全部为志愿者）称她为“主厨”，但她对此否认，并主张“扁平化管理”。通过“共识之地”（Terrain d'entente）协会，她们早在 2013 年就创建了“女性咖啡馆”，一个让人们聚在一起讨论愿望与烦恼的地方。她们决定每周组织两次大型聚餐，菜单根据前一天回收的水果和蔬菜制定。达莉拉喜欢在这些人们围着塔吉锅又笑又哭的厨房里“打破常规”。“在这里，我忘记了烦恼，”在疫情期间失去丈夫的瓦尔达说道。许多女性说：“每天在家里做饭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是种享受。”

然而，食品社会保障（SSA）不仅仅是一种解决粮食不安全的方式。其设计者之一、参加早晨工作坊的马修·达尔梅（Mathieu Dalmais）断言，如果它能像 1945 年那样作为社会保障制度启动，“这将是彻底改变我们农业食品系统的方法”。作为一名农学家，他就该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充满激情的讲座，并与“工程师无国界”集体共同编写了一本以漫画形式呈现的小册子，该册子已成为食品基金会的指南——《又是土豆！？》（2021）。他继续说道，如果所有法国人都缴纳 SSA 保险，就需要增加协议商业网点，并“引导法国农民走向生态农业”。

近年来，各政党纷纷采纳这一提议，目前法国已有五十多处地点在进行试点。生态党全国秘书玛丽娜·通德利耶（Marine Tondelier）宣布，这将成为她 2027 年总统大选计划的首项措施。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不屈法国”党自 2025 年起就支持其落实。尽管总统多数派更倾向于采用食品券，但议员理查德·拉莫斯（Richard Ramos，民主运动党，卢瓦雷省）仍为其建立进行辩护。马蒂厄·达尔梅（Mathieu Dalmais）观察到：“这一想法在政治领域正变得不可或缺。”随后，他必须离开蒙特拉韦尔（Montravel）的生态温室，与“公共广场”党（Place publique）共同主席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的团队进行视频会议。

“在超市里， 一个 200 欧元的 购物车， 在这里 只需 20 欧元，” 杂货店店主 塔妮娅·里奎尔梅- 维内（Tania Riquelme-Venet）指出

这些人群经常被忽视。这里也是一个生活场所，哈西娜（Hassina）的女儿曾在这里庆祝婚礼；人们在这里放下传单，讨论一项倡议或一个潜在的工作机会。失业现象严重，而且在阳光下，贫困带来的痛苦似乎并未减轻，尤其是在酷暑期间：该社区 48 %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

这些女性大多来自马格里布移民群体，她们展现出的极大慷慨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故事。然而，很难让人相信，这家提供约三十个自由定价席位的食堂，竟然是一项重大创新的核心，而这项创新可能会重塑整个法国的食品供应体系。这个植根于混凝土丛林之中的小型协会，就像其阴凉小露台上的树木一样，承载着一项具有全国推广意义的社会发明。

“饱腹的革命”

在位于圣艾蒂安（Saint-Etienne）罗杰-萨兰格罗街（rue Roger-Salengro）的“转型工厂”（La Fabrique de la transition）办公室里，这里是圣艾蒂安社会团结经济的孵化器。他坚称这是一个强大的杠杆。他与该基金会的协调员卢·科林（Lou Collin）共同建立了与12个签约销售点的联系，例如“蚁穴”（la Fourmilière）合作超市。“在加入食品社会保障（SSA）之前，我从未进过Biocoop超市，”萨拉·布舍巴巴（Sarah Bouchebaba）表示，“对我来说，那些是你们的商店，而不是我们的。”卢·科林和托马斯·本诺伊（Thomas Benoît）还负责确保该项目的财务自主。

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食品社会保障”（SSA）项目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该项目由年轻的农艺工程师于2018年发起。其原则如下：每位缴费者每月会收到一张充值150欧元的食品卡，用于在签约商店或向签约生产者（大多为有机产品）购买产品。没有收入的人无需缴费，但可以持有一张由随机抽选的公民基金会管理的卡片。

作为圣艾蒂安食品社会基金会的雇员，托马斯·本诺伊回忆起在封锁期间为了对抗粮食匮乏而投入的巨大精力，令他感到“精疲力竭”。他在SSA中看到了一个新生的希望，甚至是一个

圣艾蒂安（当地人称之为“Sainté”）食品基金会的特点还在于它与蔬菜种植的紧密结合。受益者不仅以金钱形式缴费，还以时间形式缴费。“在时间面前，我们人人平等，”菲利普·普皮埃（Philippe Pupier）富有哲学意味地说道。他是Coopsol 42（一个致力于食品民主的协会）的负责人。此时他正处于位于维拉尔（Villars）、距离市中心开车15分钟路程的蒙特拉韦尔（Montravel）园艺校园的一座巨大温室之下。

在商业区出口处，大约50名SSA成员每月抽出四个半天的时间，来这里种植土豆或培育“圣艾蒂安金黄”（blonde de Saint-Etienne）——一种当地的生菜品种。这是他们缴费的方式，以此每月领取80欧元的津贴，称为DAC（即“选择性饮食权”）。帕斯卡（Pascal）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的蓝色T恤，他是积极团结收入（RSA）的受益者，他很喜欢这些工作坊，因为这能让他跟踪作物“从种子到收获”的全过程。他与其他同样经历过生活磨难的人分享这段时光，比如扎基亚（Zakia），她在14岁时离开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先后经过伊朗、土耳其、希腊、奥地利和匈牙利。 “在这里，我们培育兄弟情谊，”菲利普·普皮埃轻声说道。

在室外，尽管能听到A72高速公路的喧嚣，且紧邻一家汉堡王，一个480平方米的蔬菜种植区依然保留着其菜园的诗意。团队成员们认真地铲起一筐筐西葫芦。蔬菜水果被出售给红十字会和民众救助会（Secours populaire），种植区为“风味土地”（Terrains des saveurs）提供食材，而实习农民们则分摊当天剩余的采摘工作。“许多人都在寻找意义，”菲利普·普皮埃观察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生活不稳定： “十二种职业，十三种苦难，”米卢德（Miloud）总结道，他的妻子萨菲亚（Safia）是“风味土地”的志愿者。而另一些人，如桑德琳（Sandrine），则希望建立一个面向农业生态学的文化场所。

“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启发，社会保障食品（SSA）可以成为其一个新的分支。这是一场‘饱腹之革命’，是一项能为所有人保障饮食权的创新，”人类学家贝内迪克特·邦齐（Bénédicte Bonzi）认为。作为《饥饿的法国》（La France qui a faim，Seuil出版社，2023年）一书的作者，这位研究员坚信，如果像“爱心餐厅”（Restos du cœur）或“民众救助会”（Secours populaire）这样致力于对抗粮食匮乏的协会提出要求，这种形式的“道德经济”将会诞生。在接受该领域众多从业者的咨询时，她强调了食堂的作用，以及社会团结杂货店的作用。例如在里昂第8区，Epi c'est bon! 杂货店正以自己的方式尝试 SSA。

在拉内克（Laennec）区，这家由里昂食品基金会（Caisse de l'alimentation de Lyon）认证的商店团队在一家公共住房（HLM）大楼的拱廊下摆了一张桌子。“这是一个邀请我们相见的机会！”这句话写在遮蔽餐桌的拱顶支柱之一上，并非空谈。快速浏览这家杂货店便可见其致力于以低廉价格提供优质产品的用心。白色标签面向普通顾客，黄色标签面向补贴受益者，后者可以用 2 欧元购买 1 升有机油或廉价的学校用品。“在超市价值 200 欧元的购物车，在这里只需 20 欧元，”杂货店经理塔妮亚·里奎尔梅-韦内特（Tania Riquelme-Venet）在一盘由小拼写小麦和里昂特色奶酪（cervelle de canut）制成的蔬菜沙拉前指出。

然而，并非一切都如此美好。“我们有时会收到大超市转来的状态糟糕的未售产品，”塔妮亚·里奎尔梅-韦内特遗憾地表示，她对大型零售业感到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厨师必须灵活应变。通过其他渠道送来的谷物包装里塞满了粮食蛾，团队不得不先将其冷冻再剔除虫子后才能烹饪。“慷慨是有回报的，”店长观察到。当大型品牌号召顾客在店内购买产品捐给贫困者时，“它们迎来了营业额最高的一天，而且与 Biocoop 不同，它们甚至不将利润返还给协会，”塔妮亚·里奎尔梅-韦内特断言。她希望国家能给予某种认可，例如对加工产品征税，或者为团结商业免除增值税（TVA）。尽管路途依然漫长，但 SSA 的支持者们意识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以便保罗、弗朗索瓦、法蒂玛以及其他人不再只能与他们的金鱼独自共进午餐。

尼古拉斯·楚昂（NICOLAS TRUONG） 下一集：在巴塞罗那，希望在广场中心具象化

NICOLAS TRUONG

苏伊士：从被剥夺的象征到独立的象征

苏伊士，历史性的运河 —— 4 / 6 —— 埃及在国际上的部分合法性源于这条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水道的兴起。但这条水道同时也代表了殖民主义在该国留下的烙印。

伊斯梅利亚（埃及）- 特派员报道

夏天开始了。婚礼季也随之而来。为了躲避六月这个月的酷暑，婚礼在深夜举行，一直持续到黎明。运河城市著名的歌手萨梅赫·瓦赫巴（Sameh Wahba）受邀出席。潮湿的空气使气氛变得浓厚，香烟、大麻烟和水烟的烟雾交织在一起，伴随着街道上的尘土，以及坐在侧边桌旁的长辈们饮用啤酒时散发出的酒精蒸汽。他们向歌手的高亢唱腔致意，向新婚夫妇、家庭以及伊斯梅利亚市的阿拉伯区（El-Arab）表达敬意。西米西米亚琴（simsimiyya）的颤音伴随其侧。这是一种里拉琴，其祖先出现在古埃及的浮雕中；这种音乐文化的起源已湮没在远古时代，它从尼罗河畔传播到红海之滨，随后沿着运河扩散。

48岁的萨梅赫·瓦赫巴拥有完美的歌手嗓音，他在13岁时开始学习，此后便在婚礼和音乐会之间不停地演奏。“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质。塞得港的西米西米亚琴更现代，更倾向于地中海。伊斯梅利亚的则追求传统。而苏伊士和红海那边的……那里节奏更慢，更悠长，就像海浪一样，”他说道。这种诞生于阿拉伯社区的音乐文化，是构建在海运轴线之畔、在帝国阴影下的埃及身份认同的象征之一。一方面，这里有英国军事基地和运河公司的富人区；而在其他地方，则是埃及人和前来这个超常规工程中尝试机遇的叙利亚人的生存之战。“欧洲人称他们为‘阿拉伯人’，将他们视为一群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群体……”埃及历史学家穆罕默德·埃尔-赛义德（Mohamed El-Sayed）评论道，他是关于其家乡伊斯梅利亚的知识宝库，并通过他的 Semsemia Tours 旅行社带领游客参观。

作为技术壮举和帝国的通道，运河对于埃及人来说曾是一个

1882年，现代埃及历史上第一次罢工由塞得港的煤矿工人发起

剥削的象征。埃及被幻想为“法老的古老土地”，用费迪南·德·莱赛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的话来说，但现代埃及却被忽视了。“东方主义就这样通过作家和学者的手，用一个围绕神话构建的形象来取代真实的身份，从而实现一种剥夺（……）。此外，它还伴随着一个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统治过程。苏伊士运河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机制：关于文明的论述掩盖了那些难以启齿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对该国的占领，”历史学家卡罗琳·皮凯（Caroline Piquet）在《苏伊士运河：埃及与世界的航道》（Erick Bonnier 出版社，2018年）一书中解释道。

“在自己的家乡成了异乡人”

对于埃及而言，争取独立的斗争是通过这条海上轴线展开的，这使其处于该国当代历史的中心。首先，它处于社会进步的中心。1882年，当代埃及历史上第一次罢工由塞得港的煤矿工人在反对招募者虐待的情况下发起。1893年，第一个工会诞生于地峡地区，成员涵盖了希腊人、奥地利人、阿拉伯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和法国人。社会运动与民族斗争交织在一起。1919年5月1日，运河员工在反对英国占领的埃及“第一次革命”框架下发起动员。5月10日，他们通过封锁这条国际海上轴线，使总罢工让民族事业产生了全球共鸣。

现代伊斯兰主义也诞生在运河之畔。二十多岁的埃及教师哈桑·阿尔-班纳（Hassan Al-Banna）在1920年代被任命到伊斯梅利亚工作。他对英法统治感到愤怒：“早晚之间，外国占领和欧洲优越感的迹象触目惊心：那就是苏伊士运河。它是祸根，是伤口之源。在西边，是英国军队的营地及其设施和武装；在东边，是运河公司管理部门的总局及其家具、管理人员、规模和等级制度。在这种氛围中，埃及人觉得自己在自己的家乡成了异乡人，”他在奥利维尔·卡雷（Olivier Carré）和米歇尔·塞拉特（Michel Seurat）所著的《穆斯林兄弟会 (1928-1982)》（Gallimard, 1983, L'Harmattan, 2001年重印）一书中所述。该男子于1928年创立了兄弟会运动……不久后得到了运河公司的资助，该公司鼓励对不同人群进行社区化管理。

1936年，一个更加自主的埃及在水道管理中崭露头角。政府与法国人秘密谈判，商定了一项年度特许权使用费、降低埃及船只的资费以及人员的逐步埃及化。同年，伦敦将其军队从该领土撤出……以便更好地将其集中在运河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基地遭到低强度游击战的骚扰，这些游击战在巴勒斯坦斗争中得到了强化——以色列国于1948年成立。埃及共和国的奠基之举同样是通过运河实现的。1952年1月25日，一群费代因（fedayins，“为事业牺牲的战士”）在伊斯梅利亚的埃及辅助警察局寻求庇护。英国士兵要求将其交出。内政部命令仅配备轻武器的警察进行抵抗。英国人发起了进攻，一次

埃及总理加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于1956年8月1日在开罗。 KEYSTONE PICTURES USA / ZUMA PRESS WIRE / REUTERS CONNECT

约五十名埃及人丧生。一场起义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持续六个月，最终导致1952年7月所谓的“自由军官”政变，结束了依附于伦敦的君主制。加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后者协商促成了英国军队的撤离，并于1956年6月正式生效。他还试图为在尼罗河上建设一座大型水坝筹集资金，但未获成功，而此时由于装满石油的油轮通过，运河的盈利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他决定将其国有化。在他7月26日的演讲中，他将“莱赛普斯”这个词重复了12次，实际上这是一个暗号，旨在让埃及当局接管该公司的办公室。

随后发生了1956年的三方军事行动，这是由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发起的一次反击。此次行动的失败标志着运河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最初是国际性的，现在变成了埃及的。在“公司”时代之后，“管理局”时代到来了：即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这个管理该水路的埃及新实体。

严密监控之下

但在夺回运河后，埃及必须捍卫这条海上轴线。以色列在1967.年发动进攻。对开罗而言，六日战争在各个层面都是一场灾难。以色列控制了运河东岸并将其设防：这就是巴列夫防线（ligne Bar-Lev）。埃及人把持西岸并展开消耗战，期间不断骚扰以色列军队。运河随即关闭。继纳赛尔于1970,年去世后，新任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ouar El-Sadate，1918-1981）筹划了一次进攻，并于1973年10月发动——即赎罪日战争。埃及军队成功跨越运河，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坦克战。以色列空军被埃及的防空系统拦截。但犹太国家随即反击，在运河南部突破，在苏伊士登陆并向北推进。以色列的推进在伊斯梅利亚被阻挡。战况如此胶着，以至于在停火后，双方意识到彼此的阵地有时仅相距20米。无论军事结果如何，在国有化17年后，这对埃及来说是一次新的政治胜利。它证明了以色列并非不可战胜，并收复了运河和西奈半岛。至于犹太国家，它在1979,年与当时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签署了其首份和平协议。

经过多年的关闭，运河状态糟糕不堪，淤沙严重，布满了水雷、沉船和铁丝网。运河于1975,年重新开放，与此同时，雄心勃勃的现代化工程也在推进。货物运输逐渐取代了石油运输。运河变成了一个待开发的省份。政权在塞得港创建了一个自由贸易区，但将整条航道置于严密监控之下。它警惕从1990,年代起发展起来的外部威胁和恐怖主义，以及这些城市反叛的声誉。因为运河曾是导致霍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oubarak，1928-2020）下台的革命前哨。2011,年1月25日，苏伊士爆发动乱。苏伊士与伊斯梅利亚这两座城市共同参与了动员。但这次冒险持续时间很短。2013,年，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在获得民众支持的军事政变后掌权。镇压导致数百人死亡，革命尝试就此终结。

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正是通过运河来构建其国际合法性的。2014,年，他下令挖掘一条35公里的新运河，并对现有运河的37公里路段进行加深，以实现双向同时通行。在此过程中，他创建了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梦想着在岸边崛起一个新迪拜。尽管航道扩建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受经济形势波动和地区危机的影响，交通量并未随之增加。经济区难以起步。而运河沿岸的居民发现自己与航道的关系日益疏远。只有在极少数地点才能靠近航道。本文作者从未获准会见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负责人，也未能前往航道实地考察。这条海上轴线曾是埃及解放的工具，但这个国家尚未从军事独裁中解放出来。

SAMUEL FOREY

下一集：穿越苏伊士运河，一项代价昂贵的技术挑战

马基·韦亚（Macky Wéa）新喀里多尼亚活动人士

2018年4月24日，于欧韦亚岛。 THEO ROUBY / AFP

马基·韦亚是新喀里多尼亚欧韦亚岛受人尊敬的人物，于8月16日去世，享年76岁。他来自戈萨纳（Gossanah）部落，其生活曾被宏大的历史进程所冲击：1989.年5月4日，他的兄长朱贝利·韦亚（Djubelly Wéa）刺杀了卡纳克和社会主义国家解放阵线（FLNKS）的领导人让-马里·季巴欧（Jean-Marie Tjibaou）及其同伴耶韦内·耶韦内（Yeiwéné Yeiwéné）。这场悲剧撕裂了欧韦亚岛，并波及整个卡纳克世界。作为随后长期和解进程的推动者，马基·韦亚曾同意在马修·卡索维茨（Mathieu Kassovitz）于2011年上映的电影《秩序与道德》（L'Ordre et la morale）中饰演其兄长的角色。

1988年，在FLNKS强烈抗议新喀里多尼亚省选及国家总统选举期间，独立主义活动人士闯入欧韦亚岛法尧埃（Fayaoué）的宪兵队，导致四名宪兵死亡。随后发生了欧韦亚洞穴人质事件，戈萨纳的男子们扣押了一组宪兵，直到1988年5月5日发生惨烈的突击行动，导致两名军人死亡，以及19名卡纳克人被法国军队处决。

这场悲剧最终促成了新喀里多尼亚的一个奠基性行动——马蒂尼翁和平协议。在经历了四年的准内战后，独立主义者让-马里·季巴欧与忠于法国的雅克·拉弗勒（Jacques Lafleur）于1988,年6月签署了该协议。然而一年后，身为牧师且立场激进的活动人士朱贝利·韦亚，因无法忍受这一妥协，刺杀了该协议的卡纳克负责人，随后被一名保镖击毙。

多米尼克·阿尔莫（Dominique ARMOR，原名莫妮克·雅诺（Monique JARNOUX）），

曾就职于埃贝尔托剧团（théâtre Hébertot）， 当时随师学习， 莫里斯·吉尔默（Maurice GILMER）之妻， 后者亦为演员，

于圣雅克大道（boulevard Saint-Jacques）家中安详离世，享年九十九岁。

愿这位演员的灵魂安息。

皮埃尔、安妮、文森特、丹尼斯、克莱尔和玛丽-阿格内斯·比洛特（Marie-Agnés Billotey），其子女，

其十一名孙辈 及其十名曾孙辈，

深切悲痛地宣布 以下人员之逝世：

弗朗索瓦丝·比洛特（Françoise BILLOTEY，原名考夫曼（KAUFFMANN）），

于2026年8月20日逝世，享年九十七岁。

葬礼于8月26日星期三举行，弥撒于14时在巴黎5区圣梅达尔教堂（église Saint-Médard）举行。

巴黎。

贝阿特丽斯·克莱罗-马齐尔（Béatrice Cléro-Mazire）夫人，其妻， 马蒂尔德和埃马纽埃， 其子女， 及其配偶和子女，

深切悲痛地通知

让-皮埃尔·克莱罗（Jean-Pierre CLÉRO）先生之逝世，他是哲学与伦理学荣休教授，本森中心（Centre Bentham）及科学院成员，

于2026年8月9日在巴黎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感恩礼拜将于8月29日星期六10时30分，在巴黎1区卢浮宫祷告室新教教堂（Temple protestant de l'Oratoire du Louvre）举行。

您可以以其名义向AP-HP基金会捐款。

b.clero-mazire@orange.fr 以及洛朗·德·梅纳尔（Laurent des Mesnards）、 阿尔班·杜里埃（Alban Duriez），

拉切尔·杜里埃（Rachel Duriez），

以及蒂埃里·朗（Thierry Lang）、 安妮-盖尔·杜里埃（Anne-Gaële Duriez） 和奥利维尔·德·巴克（Olivier de Baecque）， 其子女及女婿，

阿拉姆、奥雷尔、路易丝和加布里埃尔，其孙辈，

深切悲痛地宣布

马克·杜里埃（Marc DURIEZ）之逝世，

于2026年8月19日，在其八十二岁生日次日逝世。

告别仪式将于8月31日星期一10时30分，在位于巴黎20区隆多路（rue des Rondeaux）71号的佩雷-拉谢兹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火葬场圆顶厅举行。

其家人

悲痛地宣布以下人员之逝世：

西尔维·弗朗谢·德斯佩雷（Sylvie FRANCHET D'ESPÈREY）夫人， 原名邦佩尔（BOMPAIRE）， 索邦大学 拉丁文学 荣休教授，

于2026年8月12日逝世。

感恩礼拜将于9月26日星期六11时，在尼姆（加尔省）联合新教教会的小教堂（位于大修道院路19号）举行。

famillebompaire@protonmail.com

安托万、洛朗和伊丽莎白·加沃伊（Antoine, Laurent et Élisabeth Gavoille），

其子及儿媳，

尼古拉斯和苏珊，其孙辈，

以及所有亲属，

悲痛地通知

雅克·加沃伊（Jacques GAVOILLE）之逝世， 他曾任 比桑松大学 当代史讲师，

于2026年8月21日逝世， 享年九十五岁。

宗教仪式将于8月28日星期五14时30分在圣克洛德教堂举行，随后安葬于比桑松的圣克洛德公墓。

本公告即为讣告及致谢函。

日内瓦。

凯瑟琳·雅尼科（Catherine Janicot），

其妻，

莱蒂西亚、马蒂尔德、托马斯，

及其配偶斯特凡、罗多夫和玛格索，

安娜、露西、阿格内斯及其未来的小孙女，

埃洛迪、卡米尔和波琳，其侄女，

以及其所有家人，

丹尼尔·雅尼科（Daniel JANICOT）， 国务委员（H）， 法国荣誉军团骑士， 艺术与文学勋章司令，

于2026年8月22日在日内瓦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仪式在日内瓦由家人私下举行。

其家人特别感谢马乔里·勒加尔（Marjorie Le Gal）和珍妮·加蒙（Jenny Gamon）。

本公告即为讣告。

玛丽-拉扎琳、艾蒂安和埃米莉，其子女，

克里斯蒂娜·布雷蒙（Christine Bremond）， 其妻。

弗朗索瓦·普尔 (François POULLE)，电影制片人兼学者，

于22 août 2026，在南特逝世。

薇罗妮克和吉尔·普瓦布朗 (Véronique et Gilles Poiblanc)，

薇罗妮克和吉尔·普瓦布朗 (Veromique et Gilles Poiblanc)， 尚塔尔和帕斯卡尔·科斯塔马尼亚 (Chantal et Pascal Costamagna)， 其子女及配偶，

玛丽娜和安东尼奥、弗拉维、格雷戈里和米歇尔、路易和玛格丽特、阿纳斯塔西娅和安托万，

马莱娜、菲利波、加布里埃拉、西蒙、约瑟夫、佩内洛普和芬恩，其曾孙辈，

克劳丁和帕特里斯·诺亚尔 (Claudine et Patrice Noyal)，其妹及其妹夫，

让-米歇尔和伊莎贝尔、索菲和理查德、菲利普和安德烈亚、朱莉，其侄辈及其配偶，

卢卡、阿里克斯、罗曼、克拉拉和拉斐尔，

埃里克、文森特和马丁、帕斯卡尔·吉利 (Pascal Gilli)，

科斯塔马尼亚、普瓦布朗、诺亚尔和吉利家族，

悲痛地宣布

弗朗塞琳·普拉特 (Franceline PRAT) 逝世，

她是

让-保罗·吉利 (Jean-Paul GILLI) 的遗孀，

于17 août 2026逝世，享年88岁（处于其89岁之年）。

他们邀请您于31 août星期一，13 h 30，在巴黎 6 $^{e}$ 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 3, place Saint-Germain-des-Prés 的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参加祈福仪式，共同缅怀。

随后将举行极其私密的火化仪式。

家属向在过去几年陪伴在她身边的贾米拉、格尔塔、丽莎、玛丽-阿里斯和特蕾莎表达由衷的感谢，并向位于伊夫里-叙尔-塞纳的查尔斯-福克斯医院 (hôpital Charles-Foix) 的医护人员表示感激，她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伊莎贝尔·雷皮通·布隆库尔 (Isabelle REPITON BLONCOURT)，

提前离开了我们。

摩根 (Morgane)， 她的女儿， 其丈夫及其子女， 路德米拉 (Ludmilla)， 她的家人 以及她所有的朋友，

在哀悼一位母亲、一位朋友，一位出色的记者。

我们将于28 août 2026星期五，15 heures，在布拉斯卢公墓（安德尔-卢瓦尔省）与她告别。

巴黎。加普。

米歇尔·罗斯 (Michèle Rose)，

卡桑德拉、安托万和奥塞安，其孙辈，

悲痛地宣布

乔治·罗斯 (Georges ROSE)，作家、诗人，

于18 août 2026逝世，享年91岁。

葬礼仪式将于28 août星期五，14 h 30，在巴黎 5 $^{e}$ 圣梅达尔教堂举行，随后在巴黎 18 $^{e}$ 蒙马特公墓安葬。

通过优惠条件扩大您信息的传播范围，以此缅怀您的亲人。

回忆

艾蒂安·吉耶 (Etienne GUILLÉ) 和 帕特里夏·凯维尔 (Patricia KERVIEL)。

我们继续在完全的意识中，与您向我们揭示的爱的形式共鸣 / 思考。

纳博讷（奥德省）。

我们思念我们的儿子

朱利安 (Julien)，

他在28年前逝世，享年23岁。

他的记忆永远在心中。

玛丽和弗朗西斯·伦斯 (Marie et Francis Rennes)。

想写作吗？

参加写作工作坊，玩转文字，创造角色和故事…… 电话：06 60 68 54 50。

遗产

托马斯·勒格朗：编辑部在承担代价时方能证明其独立性

在博洛雷集团（groupe Bolloré）旗下媒体播放一段盗录的音视频引发争议一年后，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决定不让该评论员复职，他认为这是新闻自由的一个危险信号。

起初，我以为这件事会仅仅停留在“科恩-勒格朗事件”[2025年9月，极右翼杂志《不正确》（L'Incorrect）播放了一段记者帕特里克·科恩（Patrick Cohen）与托马斯·勒格朗（Thomas Legrand）以及两名社会党负责人之间的秘密录音]。但当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影像被转化为政治武器时，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一段与政治负责人之间的机密对话，被恶意截取并剪辑的言论，以及被歪曲原意的句子。随后引发了争议，而最终，在一年之后，法国广播电台管理层的回应就是让我彻底且长期地在广播节目中“隐身”。

起初我同意保持沉默。人们告诉我：“必须等待风暴过去。”我不想在公共服务部门已经面临的危机之上再增加一场危机。但今天我认为，我必须发声。这并非因为我的个人遭遇值得特别关注，恰恰是因为这已不再是主题。我的遭遇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关于公共视听媒体的捍卫，以及更广泛的，关于新闻独立性的问题。

我并不试图否认那些被播放的影像中可能引起正当反感的部分。但一个民主国家在思考新闻自由时，不能忽视那些被用来指控一名记者的手段。

我在与政治负责人进行机密对话时被不知情地录音，正如政治记者每天与各党派代表所做的那样。部分片段被截取并播放，以构建一个伪造的事实，创造一个叙事：即公共服务部门的记者与某个政党共谋。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这一叙事席卷了博洛雷集团的媒体，并演变成一个政治事件。一些当选议员要求进行制裁。有些人利用此事件质疑公共视听媒体的公正性。一个议会调查委员会随之成立。另一些人则要求将法国电视公司（France Télévisions）和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私有化。

随后，我确实从广播节目中消失了。

[...OMITTED...]

毫无豁免权

正是这种连锁反应应当令我们担忧。因为一种手段就这样证明了其有效性：只需跟踪一名记者，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录音——我曾两次遭遇这种情况 [第二次发生在2025年12月，当时我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前台长劳伦斯·布洛赫（Laurence Bloch）进行的一次私人对话被一名欧洲1 (Europe 1) 的记者录了下来] ——，截取几句话，通过巧妙的剪辑进行篡改，然后大规模传播，直到引发足够强大的愤慨，从而迫使其雇主陷入防御状态。

因此，问题不再仅仅是：“托马斯·勒格朗（Thomas Legrand）是否在咖啡馆里说过一句可能引起误解的话？”问题在于：一场来自外部的、充满谎言且具有操纵性的运动，是否能够决定谁还有权在公共电台担任记者？我从事记者工作足够久，足以看到我们的职业没有任何豁免权。而这正是好事。我们必须承担责任，接受批评，并可能失去雇主的信任。当听众的信任被侵蚀时，我们必须进行自我反思。

但承担责任并不等同于屈服于一场谎言运动。

正是在压力增强之时，新闻机构及其领导者必须将正当的批评与恐吓区分开来。否则，他们将创造一个其后果无法预估的先例。

那些如今攻击公共广播电视服务的人并未掩饰其意图。其资金来源、运作方式、公正性以及

新闻自由几乎从未突然消失。它是通过微小的让步、出于谨慎、出于对丑闻的恐惧而逐渐被侵蚀的

乃至其生存本身，如今都成为了辩论的一部分。这完全正当。人们可以希望对公共广播电视进行深度改革，批评其编辑选择，甚至主张将其私有化。但当压力通过操纵事实和点名清除特定记者来实现时，另一条底线就被逾越了。 此时，我的故事便不再仅仅属于我自己。

要求与勇气

我在这里维护 France Inter，并非仅仅因为我在那里工作了十八年。我维护的是一个更为简单的理念：一个编辑部并非在无人攻击时证明其独立性，而是在它愿意承担这种独立性所带来的代价时，才证明了这一点。当一场外部攻势最终导致被针对者被抹除时，无论做出该决定的人出于何种意图，这都向发起攻势的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种方法有效。同时，这也向记者们传递了一个信号：当你成为目标时，请仔细衡量你的机构——尤其是其领导层——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你。

我们正进入一个记者被拍摄、录音、跟踪的次数日益增加的时代，人们将根据被呈现为证据的对话片段来对其进行审判。社交网络已经能够让一段视频在事实被核实之前，就将其转化为一场全国性的丑闻。

面对这种情况，编辑部必须对记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其管理层也必须更加勇敢。因为如果新闻机构让其对手意识到，只要制造足够的噪音就能让一名记者被排挤，那么编辑自由将不再仅仅由编辑部决定，它还将取决于政治或媒体团体组织压力对抗这些机构的能力。

这才是此案真正的关键所在。

今天，这件事关乎我。明天，这可能是一名调查报道触怒了政府或强大工业巨头的记者，一名研究压力团体的报道员，或是一名观点令人不悦的评论员。

新闻自由几乎从未突然消失。它是通过微小的让步、审慎、疲惫、对丑闻的恐惧，以及为了保护机构而避免冲突的意愿而逐渐侵蚀的。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所有这些为了保护它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反而使其变得脆弱。

因此，今天令我担忧的不再仅仅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是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后来者身上时，我们将如何应对。而这种情况一定会再次发生。

托马斯·勒格朗（Thomas Legrand）自 2022 年起担任《解放报》（Libération）评论员。 他曾在 2008 年至 2025 年 9 月期间担任 France Inter 记者。

皮埃尔·拉蒙：世界似乎在提醒欧洲，它没有能力影响华盛顿的决策

在 2015, 欧洲外交处于伊朗核协议谈判的核心。而在美国和以色列引发冲突六个月后，欧洲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这位政治学家回顾了 2015 年协议的特定背景。

2015 年 7 月 14 日，在维也纳科堡宫的金色装饰之下，世界大国代表与伊朗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限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核计划，以换取取消国际制裁，即 JCPoA（综合全面行动计划）。该协议缓解了一场国际危机，并为中东权力格局的和平重组开辟了新路径；它在欧洲签署，标志着由欧洲人发起的十二年谈判告一段落。

由此诞生了一种由谈判协调员费德里卡·莫格里尼（Federica Mogherini）所代表的欧洲外交，它依托于一个官僚机构——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局，这相当于一个大陆规模的外交部。十一年后，2026, 2 月 28 日，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领土上发起轰炸行动，导致 [自冲突第一天起] 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部分伊朗政治和军事负责人以及数千名平民死亡，同时摧毁了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

[...OMITTED...]

分裂

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之间在伊斯兰堡展开了谈判，由巴基斯坦担任中间人。这一次，谈判地点位于伊朗的东侧而非西侧，在亚洲而非欧洲。而且，欧洲人并未参与其中。对比维也纳与伊斯兰堡这两个场景，不禁让人产生一个疑问：欧洲人当年在促成 2015 年协议的磋商中如何能占据如此核心的地位，而随后在 2025 年爆发并持续至 2026 年的战争影响下，又如何就此消失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将目光从政治表演中移开。一项针对几乎所有参与这些谈判的主要欧洲外交官的社会学调查显示，与人们此前认为的不同，关于核问题的伊朗谈判并未有助于形成统一的欧洲外交，反而加剧了其分裂。事实上，这些谈判首先重申了欧盟三个大成员国（法国、英国和德国，通常被称为“E3”小组）在主导欧洲大陆外交政策方面的霸权，而这种主导是建立在反对构建超国家外交的基础之上的。

其次，对欧洲对外行动署（Service européen pour l'action extérieure）运作情况的详细研究表明，谈判并未增强这一新兴机构，反而使其产生分歧——通过创建一个专门的伊朗小组，该小组脱离了行政部门的其他部分，且在脱离该机构其余部分管理规则的情况下运作。谈判并未导致欧洲外交政策的官僚化，反而使其围绕少数几个个体产生了极强的个人化色彩。

最后，人们没有足够关注到，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担任谈判协调员是基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非作为欧洲的代表。这样的定位具有某些优势，例如行动自由度和极高的国际知名度。然而，担任联合国的传达渠道也带来了一个重大风险，即将被欧洲外交中最具可见度和象征意义的职责之一，与多边主义的有效运作绑定在一起。

欧洲人当年在磋商中如何能占据如此核心的地位，(...) 而随后又如何消失了？

个人派系

可以说，伊核协议（JCPoA）误导了欧洲人，让他们对现状的持久性产生了错觉。面对担心在世界舞台上失去作用的焦虑，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项重大事务的核心。尽管多边主义遭受重创，但他们仍能通过外交努力，使俄罗斯、中国和美国达成一致。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说服美国不对伊朗采取武力。事实上，许多参与谈判的欧洲外交官认为，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说服了美国人签署协议”。换句话说，他们将自己视为美国理性行为的守护者，而非独立的行动者。

这种策略似乎不足以构成一套外交政策，尤其是在“新王权主义”（néo-royalisme）时代。美国政治学家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和斯塔西·戈达德（Stacie Goddard）在《大洲》（Le Grand Continent）杂志中使用这一术语，来描述对威斯特伐利亚逻辑的超越——在这个世界上，国家（其中以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为首）越来越多地由个人派系而非行政机构来治理。

因此，相对于与伊朗谈判所揭示的长期局限性而言，伊核协议在历史上的成功似乎成了次要问题。人们应当意识到，2015年部署的策略仅在特定环境下有效，且得益于美国、伊朗、俄罗斯、中国和欧洲政治环境的有利契合。如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六个月后，尽管欧洲进行了二十年的调停，但世界每天都在提醒欧洲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能力去影响华盛顿做出的决定；他们外交政策的这一支柱既非保证也非永恒，或许需要构思另一种方法。

皮埃尔·拉蒙（Pierre Ramond）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大洲》杂志编辑部成员。他曾撰写过一篇关于伊朗核谈判的政治学博士论文。

移民问题：极右翼的陷阱正向欧洲人收拢

社论 M

欧洲秋季的选举活动——瑞典的议会选举、德国的地方选举以及法国的总统选举——说明了极右翼在移民问题上通过不断升级主张所设下的陷阱是如何奏效的。

在瑞典，势头有所减弱的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SD）决定给其联盟伙伴——自由党、保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使绊子。瑞典民主党号召其选民不再支持自由党，而此前自由党的领袖曾宣布她愿意接受极右翼部长进入政府。在过去几年成功推动民主党收紧瑞典移民政策后，瑞典民主党正变得更加激进，助长了该国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言论的抬头。

在德国，保守派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在阵营内部处于弱势，他寄希望于通过关闭移民通道来遏制极右翼，但后者依然在伺机而动。德国选择党（AfD）在9月6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的领衔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可能会成为首位极右翼州长。他为人圆滑且亲切，主张加速驱逐、强制要求寻求庇护者从事公益劳动，并在学校为难民子女设立特殊班级。

法国前总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作为来自中间阵营的右翼候选人，通过宣布支持在非洲为马约特岛的非法移民建立遣返中心，令其阵营的部分成员措手不及。法国目前仍反对这一极具争议的欧洲境外平台计划，而该计划已被纳入正在通过的关于非法移民的欧盟法规中。

一种幻觉是认为一旦极右翼得到满足，其诉求可能会有所缓和。在布鲁塞尔，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与丹麦社会民主党人梅特·弗雷德里克森联手施加的压力并未减弱。此前，两人已促使 27 个成员国中的 22 个国家谴责西班牙在 7 月塞乌塔危机期间所谓的失职，当时有 50,000 名摩洛哥人进入了该西班牙飞地。在重启的共同预算谈判框架下，这两位领导人要求欧盟为移民遣返平台提供资金。然而，欧盟委员会一直表示，支付费用并非其职责。

每获得一次胜利——无论是参与组阁，还是通过了与其“替罪羊”策略相符的反外来者立法——极右翼在逻辑上都意图在其领域进一步推进，并表现得日益公开地排外。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及其残酷的移民执法所提供的范例对此起到了鼓励作用。其目标直指“重新移民”（remigration）。保守派的这种竞相升级，最终只能导致欧洲政客接纳这一模糊的身份认同概念，从而使他们将目标从非法外来者转向合法移民，进而转向那些根据种族标准被认为无法同化的公民。那些深信欧洲需要加强边境保护的民主派人士，现在面临着必须提出一个能够替代这种不可接受方案的挑战。

菲利普·拉姆：必须建设“仙人掌城市”以应对气候变暖

在接连不断的酷暑和干旱之后，这位瑞士专家建议根据与“海绵城市”相反的原则，重新思考城市植被。

温带气候下的城市并非为我们现在的新气候模式而设计。在冬季，热带暴雨和洪水取代了细雨以及排水沟中平静的水流。在夏季，酷暑和干旱取代了街道与繁茂花园中温和的夏日暖意。

面对洪水而束手无策的温带城市，同样没有被设计成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收如此大量的雨水。城市地面的矿物表面不透水，导致大量水分聚集，直到使下水道饱和并溢出。

这种情况在中国某些热带地区早已出现，促使景观设计师俞孔坚提出了“海绵城市”的概念。这一建筑概念（源自英文 sponge city）旨在去除城市的沥青，使土壤恢复渗透性，在各处提供裸露的土地表面，以便雨水能够在局部渗入，从而分散、缓冲并减缓大量雨水的流动，降低洪水风险。

多肉植物

如今，“海绵城市”已让我们感到熟悉，因为巴黎市政府多年来一直从中汲取灵感，通过对学校操场进行去矿物化处理，在城市广场创建森林，并在街道中打造微型花园。这些裸露的土地表面就像海绵一样，在局部吸收雨水并防止洪水。

但曾经的温带城市同样不适应新的干旱。随着气温升高，土壤失去水分，河流干涸，草木叶片变黄随后脱落。必须意识到——就像人类一样——城市中所有的植被在气温超过 35℃ 时都会产生压力，并在酷暑中受苦。树木为了在树干和根部保留仅剩的少量水分，会停止蒸腾，关闭气孔并掉叶。

而由工程师阿道夫·阿尔方在 19 世纪设计的城市夏季降温原则由此化为泡影。这位奥斯曼男爵的景观设计师曾创建了巴黎的公园和散步道，并在新的林荫大道上种植树木。其目标是？净化巴黎空气中的瘴气（事实证明这完全是错误的），并为当时的巴黎市民以及街道上大量存在的马匹在夏天提供遮荫。因此，如果树木在夏天因地下缺水而不再出汗且失去叶片，那么通过树冠遮荫和叶片蒸发来实现的城市降温原则——

城市将具备 在冬季 局部捕捉 雨水的能力 从而构建 大量 可在夏季 使用的水库

——在今天已经失效，甚至危及树木本身的生存。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植物物种能够抵抗 35℃ 以上的空气温度和干旱。多肉植物便是如此，例如猴面包树或仙人掌，它们具有在雨季大量吸水（猴面包树储于树干，仙人掌储于枝干）的特性，从而建立自己的储水库，在旱季的高温期间从中汲取水分。

南方国家的例子

针对冬季的“海绵城市”概念，我们可以类比出夏季的“仙人掌城市”：它能够在地表收集冬季的雨水，在城市中建立大量的水储备，以便在夏季使用。我们由此发现，这种“仙人掌城市”原则（也可以称之为“多肉城市”）已经构成了许多南方国家城市结构的组成部分。

在意大利的普利亚大区，在特鲁利（trulli，一种尖顶石屋）下方可以找到完全相同的系统：一个雨水蓄水池，在冬季蓄水，在夏季排空，其运作方式与仙人掌或猴面包树完全一致。在巴西利卡塔大区的马泰拉市也是如此，每栋房子在冬季收集雨水，并将其储存在挖掘在房屋下方的水井中以备夏季使用。

同样，在突尼斯，突尼斯市或西迪·布·赛义德（Sidi Bou Saïd）麦地那（medina）房屋的所有庭院下方都建有一个大小相同的蓄水池。冬季，蓄水池充满雨水；到了夏季，即使不能作为饮用水储备，也可以用来浇灌庭院地面，从而降低温度。

面对干旱和酷暑，如今必须建设“仙人掌城市”。利用蓄水池回收雨水是一项非常普遍且经济的技术手段，巴黎建筑的地下室都可以配备一个蓄水池，用于在冬季局部储存多余的水，以便在夏季从中取水降温，并为巴黎庭院和花园的植被降温，就像突尼斯的庭院那样。

菲利普·拉姆（Philippe Rahm）是巴黎的一名建筑师，凡尔赛国立高等建筑学院的讲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的客座教授。他是《建筑自然史》（Points, 2023）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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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n : la guerre inaboutie d'Israël contre le régime

▶ Déclenchée il y a six mois, la guerre menée par l'Etat hébreu avec les États-Unis pour renverser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a pour l'instant échoué

▶ Nétanyahou avait fait de cette opération l'objectif ultime du long conflit engagé dans six pays de la région après l'attaque terroriste du 7 octobre 2023

▶ Outre-Atlantique, démocrates et républicains blâment Israël pour avoir entraîné Trump dans un conflit qui fragilise le lien entre les deux alliés ▶ La tentation de poursuivre les hostilités et de faire de l'Iran un Etat failli reste forte pour Israël, qui milite pour accentuer les pressions économiques

▶ Pour contourner le détroit d'Ormuz, les pays du Golfe multiplient les projets de nouvelles routes de l'or noir PAGES 2-3, 11, 12 ET IDÉES PAGE 23

LA RENTRÉE LITTÉRAIRE

- « Mais que fait ce sang sur le pull de Jennifer ? » : un thriller linguistique malicieux de Lucie Rico - « Championne » : Nina Bouraoui frappe la honte au bond - « Baignade surveillée » : grand entretien avec l'Américaine Laura Kasischke - « Le Pays des étés », de Pierre Adrian : aux bonheurs des grandes vacances bretonnes - « Nos vies encapsulées », de Pascal Chabot : vivre au mieux dans la machine - « A voix haute », de Polina Panassenko : voyage dans la Russie d'hier et d'avant-avant-hier - « L'Inconnue du quai de Javel »: rencontre avec Philippe Jaenada, greffier du temps qui passe - « Zones à défendre »: Bénédicte Dupré la Tour sonde nos incompréhensions mutuelles

▶ « Terres minuscules », de Catarina Gomes : secrets de famille enfouis

▶ Panorama de la rentrée des idées : le savoir comme viatique de la vie démocratique

A Paris, le 30 juin. ROBERTO FRANKENBERG POUR « LE MONDE »

Avec « Mais que fait ce sang sur le pull de Jennifer? », l'écrivaine livre un thriller linguistique malicieux et brillant : la quête de la fin de la phrase pourtant essentielle qui ne cesse d'échapper à la narratrice

ensigner a bien du souci. La touche « point » de son claret à résen de 1000 m³ pour la vie de la cour le cadre, livrer à son employeur le compte rendu d'une réunance associée à un l'oupe de la cour. Il est le moment. Voilà donc la jeune femme qui avance « le point du sens », emphasis qu'ent pas de la cour, et fusionant, « fabriq(en) des | les | en cas », n'ainol(eur) par l'artifé, dans la langue et le arrêtement, une tendente desprérimité de rattacher le coup au moyen d'épuants copiers coller, dans la cour, en ce 2000s. En effet, il est le 2000s. Sième roman de Lucie Rico. Mais que fut qu'ent le puir, il est le 2000s. En effet toute la fensee qui y dépôsiera ensuite. D'embliée transparait sa manière si out de l'engue et sur le ring et sur que l'un prenne jamais mais sur l'autre. Dans cet incipé se font aussi entendir indemnentment de la cour, d'autant que, après le point, on ce sont fouryvelles, je « a + e + t + u », qui devienttement de la cour. Il est le 2000s. En effet, dans les detten essertelles, l'écritude s'effritte. Impossible pour j'enféré d'errite par l'acte, dans la cour, en ce 2000s. Pourtant ce qui semble se trouve aux barons, avec le nachevis qui surgt sousdàn dans tette alors qu'elle est che le repérationnel de la cour. En effet, va voie à un souvenir d'enfance lui au visionner, chez son grandeur, dans la cour, en ce 2000s. Le vent, de Victor Fleming (999). Mais elle n'a pas de fin, elle s'arrer sur une cour, en ce 2000s. En effet, tous les possibles – y compris les plus dramatiques. Des lors, cette phrase va photographique de la cour. En effet, nous faire sur l'acquise trice. Tout le roman sera une quitte pour en trouver l'achvement. Il ne nous en meint une ainsi dans un passionnant thérill linguotique où la langue elle-même définir un protagneau.

Lucie Rico traque l'indicible

EN SÉRIES

L'ÉTÉ

ISABELLE HUPPERT «La façon dont j'entre sur scène est fondamentale» L'actrice française évoque, dans le quatrième volet de notre série «Artistes à l'œuvre», la manière d'aborder ses rôles au théâtre et revient aussi sur certains souvenirs marquants de sa carrière au cinéma PAGES 18-19

LANWENN HUON

niste, un organisme vivant. Percutée par un joggeur trop pressé, Jennifer remarque: «Il m'a fait penser à mes phrases: sans ligne d'arrivée, incapables de s'arrêter. » Plus loin, elle dit attendre la suite de sa phrase interrompue, « comme si elle allait arriver d'elle-même, en retard, essouffée, en disant : - Pardon ». Le langage ici semble être doté d'un corps, de jambes, d'un souffle, d'une vitesse; mais il est aussi un lieu dans lequel la narratrice est « coïncée ».

Obstacles discursifs Pour sortir de ce discours dans lequel elle est prise au pège, il se rendre à Peripier le casse. Il s'est pas le peuple son petit ami, avocat, elle tente de reconstituer à l'identique la « scène » de sa phrase, l'appartement de son grand-père (mort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avec ses musées d'entre et les autres visques, son magnée etoscope et son papier peint défraîch. Dans ce décor, Jennifer revoit sans fin Autant en emporte le vent, dans l'espoir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 le plus surge un autrement. Toute des articles dont de ce « scène » de douceur qui peut faire reculer d'un pas », vont tentraire, avant qu'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une réelle, la four de 1000 mille en 2000 mille en 2000 mille en 2000 mille en 2000 mille en 2000 mille en 2000 mille en 2000 mille en 2000 mille en 2000 mille en 2000 mille en 2000 mille en 2000 mille en 2000mille en 2000mille en 2000mille en 2000mille en 2000mille en 2000mille en 2000mille en 2000mille en 2000mille en 2000mille en 2000mille en 2000mille en 2000mille en 1999mille en 1999mille en 1999mille en 1999mille en 1999mille en 1999mille en 1999mille en 1999mille en 1999mille en 1999mille en 1999mille en 1999mille en 1999mille en

MAIS QUE FAIT CE SANG SUR LE PULL DE JENNIFER ? de Lucie Rico, P.O.L, 272 p., 21 €, numérique 15 €.

« ce sang sur le pull de Jennifer » fait montre d'une grande inventivité narrative. Ce qui le rend cependant remarquable, c'est une force à la croissance, il est un resque d'une dimension spéculative. De fait, il développe toute une réflexion sur l'entrement du moment, et les discours. La mémoire fonctionne, nous se n'ouvrés, nous se s'ouvrés, nous coupes et élippes. Et lorsqu'un individu tombe dans l'une de ces failles, il est saison une formation de la croissance, comme forme, chez Jennifer, d'une sensation de « chute (... ) narrative ». Celle-ci se caracé : « la croissance 100 mille », le récit du passé et se traduit par le sentiment d'être « expulsé du temps ». En effet, « la croissance 100 mille », la croissance 6 chèle, Lucie Rico propose une méditation sur l'écriture, qui apparaît ici moins qu'il ne pas le long terme. Il comme celui d'une recherche perpetuellement renouvée. « Le somme » a promine avec son amoureux dans les rues de sa ville natale, Jennifer note : « Le vent souffait sur nous. A été des vices de la croissance 100 mille » à che cheveux et nos pensées dans des directions que nous n'avions pas prévies. « Parcédia » a l'écrumme pour la vente avec sa phrase tonique et riseue, nous emporte dans des directions imputrées. Un autrement du langage de l'une des surprises de cette rentrée. Et elle est excellent.

Football L'Afrique, dernier rempart d'Infantino pour garder la tête de la FIFA PAGE 5

Société Hausse de 9 % du nombre d'enfants sans hébergement d'urgence PAGE 10

Présidentielle Après un été discret, Retailleau réaffirme sa détermination

Médias Exclu de France Inter, Thomas Legrand accuse Radio France PAGE 13 ET IDÉES PAGE 23

Alors qu'il reste à la peine dans les sondages et fait douter sa propre formation sur ses chances de victoire, le candidat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trace sa route et dit refuser tout rapprochement avec Edouard Philippe et les « héritiers » du macronisme PAGES 8-9

25 LITERATURE • Pierre Adrian, Dimitri Bortakov, Jena Bourneau, Simon Leruge, Philippe Parcénko, Ada Walter, Catarna Gomes, Eduardo F. Varella... 3 MOTS DE PASSE • Ananda Devi, locale et universelle 67 ENTRETIEN • Les Vaischrische. « Chez moi, tout est toujours noir, impriant et profondement derangeant...» 8 ESSAIS • Panorama de la rencontre des idées 11 HUSTOIRE D'UN LIVRE • « Zones à défendre », de Benedicte Dupré la Tour 12 RENCONTRE • Philippe Jaenada, greffer du temps ont possible

M ÉDITORIAL IMMIGRATION: LE PIÈGE DE L'EXTRÊME DROITE SE REFERME SUR LES EUROPÉENS PAGE 34

« UN ROMAN VERTIGINEUX. INDISPENSABLE. » FRANCE INFO

Planète Une crue dévastatrice sème la désolation au Népal et au Tibet

Les coulées de boue et les inondations déclenchées par l'effondrement d'un glacier en haute altitude ont fait au moins 180 morts et des milliers de disparus PAGE 7

Réseaux sociaux Meta s'évite une amende historique

ENVOÛTANT MAGNIFIQUE CAPTIVANT ÉPOUSTOUFLANT FASCINANT VERTIGINEUX TELEANA SOTIL M. THE NEW YORKER LE MOORE LES WINDICS L'DOMINATE

Menacée de devoir payer 200 milliards de dollars à 29 Etats américains pour avoir rendu les mineurs dépendants à ses plateformes, l'entreprise a accepté, mercredi, de verser jusqu'à 18 milliards pour clore les poursuites et de limiter l'accès des adolescents à Facebook et à Instagram PAGE 12

PAR LE SCÉNARISTE OSCARISÉ DE ANATOMIE D'UNE CHUTE

LÉA SEYDOUX FESTIVAL DE CANNES REJECTION OFFICULES JOINT COMPETION NIELS SCHNEIDER L'INCONNUE UN FILM DE ARTHUR HARARI

ACTUELLEMENT AU CINÉMA Film interdit aux moins de 12 ans.

GUERRE AU MOYEN-ORIENT

Le pari manqué d'Israël face au régime iranien

Le gouvernement Nétanyahou pensait profiter de la guerre déclenchée en février pour faire chuter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TEL-AVIV (ISRAËL) - envoyé spécial

L'

establishment sécuritaire israélien est amer. La guerre qu'il a menée avec l'armée américaine pour renverser le régime iranien, déclenchée il y a six mois, le 28 février, a échoué.

«Le régime a survécu à la seule menace crédible qui pesait sur lui depuis des décennies. Nous avons perdu cette carte et les Iraniens sont plus sûrs d'eux que jamais», déplore Avner Vilan, un ancien cadre du renseignement israélien, spécialiste de l'Iran. La menace nucléaire demeure. Aux Etats-Unis, démocrates et républicains blâment Israël pour avoir entraîné leur président, Donald Trump, dans cette aventure, qui remet en question le soutien à long terme de Washington.

L'opinion israélienne juge très négativement cette guerre, mais Benyamin Nétanyahou, le premier ministre, qui l'a préparée et menée, s'abstient encore d'en tirer le bilan, alors que les Etats-Unis accroissent la pression économique sur le régime de Téhéran et menacent de reprendre leurs frappes. Cependant, deux des plus hauts responsables du Mossad (le service de renseignement extérieur israélien) ont déjà payé leur insuccès : les directeurs du bureau Iran et du renseignement au sein de ce service, qui avaient planifié l'opération, ont été limogés en août – une première qui a suscité des remous en interne. L'armée, pour sa part, multiplie les fuites, assurant s'être opposée à cette tentative de renversement du régime. « Elle en veut au Mossad de nous avoir tous entraînés dans ces fantasmes de changement de régime », affirme Raz Zimmt, expert de l'Iran à l'Institut d'études de sécurité nationales de Tel-Aviv.

« Tout le monde est d'accord pour dire que c'est un échec, mais on se demande encore à qui revient la faute. Le Mossad défend son plan, affirmant qu'il n'a tout simplement pas été exécuté », résume Avner Vilan. Ce débat a lieu dans la presse, où les détails du plan de renversement du régime ont été égrenés depuis mars, d'abord par le New York Times, puis par les quotidiens israéliens Haaretz et Yediot Aharonot. Deux éléments font consensus parmi les sources que Le Monde a consultées : la tentation de faire franchir la frontière entre l'Irak et l'Iran à « six ou sept groupes armés d'opposition kurdes iraniens en exil », selon une source proche de l'armée, pour lancer un premier soulèvement populaire dans l'ouest du pays, en pleine guerre; puis celle d'instrumentaliser l'ancien pré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2005-2013), approché par Israël depuis au moins 2024 et censé incarner une alternative au sein du régime en suscitant des divisions. Le 28 février, les premières frappes visent le guide suprême Ali Khamenei (1939-2026) dans sa résidence à Téhéran, ainsi que des chefs du renseignement intérieur. Elles se poursuivent contre l'appareil sécuritaire dans la capitale, mais elles se concentrent aussi, dès les premiers jours, sur les régions kurdes, où des installations militaires et la défense antiaérienne sont visées, ainsi que des bases de la police et quelques cibles sur la frontière elle-même.

« DÉCLENCHER DES MANIFESTATIONS »

Cela fait alors plusieurs mois qu'Israël et les Etats-Unis arment leurs alliés kurdes en Irak, qui ont fait état publiquement, dès 2025, de tentatives pour s'unifier. « Le plan impliquait plusieurs milliers d'hommes issus de tous les groupes kurdes iraniens, sauf le PJAK [Parti pour une vie libre au Kurdistan] », émanation iranienne du Parti des travailleurs du Kurdistan (PKK) turc, précise cette source proche de l'armée. « L'idée était qu'ils franchissent la frontière et rassemblent l'opposition dans de grandes villes kurdes de l'Ouest, pour ensuite avancer vers Téhéran. » Selon le journaliste du Yediot Aharonot Nadav Eyal, Israël a été jusqu'à fournir à ses alliés des drapeaux de l'ancien régime monarchiste iranien, au lion doré, les engageant à ne pas lever d'emblèmes séparatistes qui heurteraient le sentiment national iranien.

« Une centaine d'heures après l'assassinat du Guide suprême, le plan du Mossad devait commencer par l'ouverture, par l'armée de l'air, d'un couloir pour les Kurdes dans l'ouest de l'Iran », censé protéger leur avancée depuis les airs, raconte au Monde le journaliste d'investigation israélien Ronen Bergman, du

« DES PARTIES ESSENTIELLES DU PLAN N'ONT JAMAIS ÉTÉ APPLIQUÉES, DONT CELLE QUI REPOSAIT SUR LES KURDES »

ASAF COHEN ancien spécialiste de l'Iran au sein de l'armée

New York Times. Des frappes massives devaient réduire la capacité du régime à riposter par des tirs de missiles contre Israël.

«Une vaste campagne d'influence devait contribuer à déclencher des manifestations en Iran, au beau milieu de la guerre, tandis qu'Israël bombardait des postes des bassidji [la milice populaire du régime] et des installations de sécurité intérieure, poursuit le journaliste. L'impact de ces frappes aurait dû être filmé au sol, puis diffusé. Nombre d'autres infrastructures critiques devaient être visées par des attaques physiques ou cyber. Puis les Kurdes et Ahmadinejad devaient entrer en scène. »

Israël souhaite susciter des défections au sein de la hiérarchie politique et sécuritaire. «[Mahmoud] Ahmadinejad faisait partie de cette séquence», assure, dès mai, à la chaîne américaine PBS, l'ancien chef du renseignement militaire Tamir Hayman, qui a servi durant cette guerre. L'ancien président iranien s'est imposé, après son mandat, comme le critique le plus acéré du régime en son sein. Il demeure sous résidence surveillée, mais se rend parfois à l'étranger pour donner des conférences. Selon le New York Times, il a rencontré David Barnea, alors patron du Mossad, à Budapest, dès 2024. Sa résidence à Téhéran est bombardée par Israël dès le premier jour du conflit – ces frappes auraient visé ses gardes.

«Des parties essentielles du plan n'ont jamais été appliquées, dont celle qui reposait sur les Kurdes. Il n'y a pas eu de défections, personne n'est sorti du bois pour mener le changement », déplore Asaf Cohen, ancien spécialiste de l'Iran et du renseignement numérique au sein de l'armée israélienne. De fait, tout a raté. De sources israéliennes, Donald Trump s'est opposé à l'entrée des forces kurdes en Iran dès la deuxième ou la troisième nuit de l'opération. Il s'en ouvre aux journalistes qui l'accompagnent à bord d'Air Force One, le 7 mars : « Oui, j'ai décidé que non. Je ne veux pas que les Kurdes y aillent... Ils veulent y aller, mais je leur ai dit : je ne veux pas qu'ils y aillent. La guerre est assez compliquée sans (...) qu'on y implique les Kurdes », tranche-t-il. La Turquie de Recep Tayyip Erdogan, qui entretient d'excellents liens avec Donald Trump, s'y opposait, tout comme l'Irak, les deux pays y voyant une menace pour leur propre souveraineté. Mahmoud Ahmadinejad est demeuré en Iran, où il a assisté, en juillet, aux obsèques du Guide suprême, entouré d'une nuée de gardes du corps.

Benjamin Nétanyahou avait tôt fait de cette opération contre l'Iran l'objectif ultime de la guerre qu'il a menée dans six pays de la région, à la suite de l'attaque terroriste perpétrée par le Hamas, le 7 octobre 2023. L'appareil

Israël veut faire de l'Iran un Etat failli qui finira par s'écrouler

L'Etat hébreu espère que l'étouffement de l'économie iranienne provoquera la chute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TEL-AVIV (ISRAËL) - envoyé spécial

Un consensus s'impose en Israël, alors que le pays se tient en marge, depuis avril, du conflit qui s'éternise entre Washington et l'Iran : il faut faire de Téhéran un Etat failli. Cette logique maximaliste, qui a mené l'Etat hébreu à entraîner les Etats-Unis dans une tentative ratée de renversement du régime, le 28 février, le pousse à saluer la pression économique accrue que Donald Trump lui a imposée, le 24 août, misant sur son étouffement.

Israël ne souhaite pas un accord entre Téhéran et Washington pour rouvrir le détroit d'Ormuz et tenter de réguler son programme nucléaire, au prix d'un allègement des sanctions américaines. L'isolement économique a le mérite, pour l'Etat hébreu, de limiter le réarmement du régime et de causer des tensions en son sein, entre partisans d'une aggravation du rapport de force militaire et ceux qui ont conscience de leur dette envers une population exsangue.

«Les jours du régime sont comptés», estime Asaf Cohen, ancien expert de l'Iran au sein du renseignement. «Ce n'est qu'une question de temps avant que les Iraniens comprennent qu'ils n'ont rien à perdre et redescendent dans la rue. Ce sera un bain de sang, puis le régime fera face à la rage de sa population», poursuit cet ex-numéro deux du renseignement numérique de l'armée. Israël estime que cette guerre, poursuivie par Washington à basse intensité, peut encore accélérer un soulèvement populaire, comme celui que le régime a écrasé en janvier, faisant preuve de sa détermination à réprimer sans limite.

L'Etat hébreu tire certes un bilan sombre de son opération, qui «a créé une situation stratégique bien pire pour Israël», estime Danny Citrinowicz, ancien responsable du bureau Iran au sein du renseignement militaire. «La crédibilité de notre menace militaire s'est évaporée. Ni Trump ni le prochain président américain n'y reviendront de sitôt, par crainte du blocage d'Ormuz. Israël est donc seul, et l'Iran est moins dissuadé que jamais. Nos intercepteurs manquent contre les missiles iraniens, alors qu'eux se réarment. Washington et le Golfe nous blâment pour cet échec, et la menace nucléaire demeure», énumère cet expert, qui s'est opposé au conflit dès le premier jour.

Ce constat, en partie partagé en Israël, n'incite pas le premier ministre, Benyamin Nétanyahou, à pousser en faveur d'un nouvel épisode guerrier de pleine intensité, si celui-ci ne peut résoudre la question nucléaire. « "Bibi" [Nétanyahou] sait qu'une nouvelle guerre ne produira pas de résultats décisifs », analyse, fataliste, un responsable israélien.

L'option nucléaire

Ce constat fait douter l'Etat hébreu de l'appétit de Donald Trump pour un retour à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d'ampleur après l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début novembre. Cela n'empêche pas nombre de voix, au sein de l'armée, de souhaiter des frappes contre les infrastructures civiles iraniennes. Cette posture s'inscri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la « pression maximale » imposée à Téhéran depuis la sortie par Donald Trump de l'accord international sur le nucléaire iranien (JC-PoA), en 2018. « Le temps d'un deal nucléaire est passé, l'Iran n'a plus grand gain à en espérer. Tout ce qu'il nous reste à faire, c'est créer les meilleures conditions pour que le régime s'écroule un jour », estime Shahar Koifman, ancien responsable du renseignement militaire pour l'Iran, qui fut en son temps partisan du JCPoA et critiqua lui aussi dès les premiers jours cette guerre. L'establishment sécuritaire israélien craint cependant que la nouvelle équipe en place à Téhéran finisse par se saisir de l'option nucléaire, comprise comme le seul outil dont elle dispose pour dissuader Washington de lancer une nouvelle guerre. Avec quelle urgence? Ces dirigeants pourraient attendre la fin du second mandat de Donald Trump et l'arrivée d'un nouveau président qui ne serait pas comptable de l'aventure iranienne du magnat.

L'Etat hébreu prête attention aux nouvelles qui filtrent du nouveau Guide suprême, Mojtaba Khamenei. Une source proche de l'armée indique que celui-ci aurait défendu derrière portes closes, en 2025 – donc avant sa prise de fonctions –, une révision de la doctrine prudente de son père, Ali Khamenei, tué le 28 février. Pendant trente ans, celui-ci avait maintenu l'Iran au plus près du seuil de l'arme nucléaire, sans jamais franchir le pas. Israël n'a cependant constaté aucune révision formelle de cette doctrine. ■ L. I.

Un panneau d'affichage anti-américain et la statue « We Must Rise » sur la place Enghelab, dans le centre de Téhéran, le 3 août. ATTA KENARE/AFP

de sécurité, pour sa part, s'est laissé gagner par « un sentiment d'euphorie », reconnaît un officiel israélien, après les succès d'Israël contre le Hezbollah, en 2024, puis de la « guerre de douze jours » menée en juin 2025, avec l'aide de Washington, contre les installations nucléaires et balistiques de l'Iran. Dès lors, le patron du Mossad, David Barnea, a pris le contre-pied de ses prédécesseurs qui, l'un après l'autre, avaient jugé impossible un renverse-ment du régime de l'extérieur. Il en a fait sa priorité absolue. « Barnea est l'homme le plus orienté vers l'action qui soit », assure un ancien haut responsable de la sécurité israélienne.

OPÉRATION COUP DE POING

L'armée, elle, a fait savoir, dès les premiers jours du conflit, qu'elle ignorait comment faire tomber un régime par les airs. Elle avait cependant planifié une nouvelle guerre contre l'Iran dès le lendemain de celle de juin 2025. « Il y a une limite à ce que l'on peut accomplir en douze jours, et l'Iran reconstituait ses forces balistiques », explique cet officiel israélien. De source proche de l'armée, l'Iran avait reconstitué en huit mois une très large part de sa capacité de production. Les manifestations massives de janvier en Iran, réprimées dans le sang, ont accéléré la planification de la guerre.

« L'armée a prévenu le gouvernement que cette opération pourrait avoir des conséquences négatives, mais elle est demeurée passive et ne s'est pas battue pour empêcher une tentative de changement de régime », raconte le journaliste Nadav Eyal, du média Yediot Aharonot. Israël a donc mené cette guerre avec deux plans en partie contradictoires : une opération coup de poing censée encourager les Iraniens à renverser leur régime, et un plan de bombardement conjoint avec les Etats-Unis, censé affaiblir l'industrie militaire iranienne durant au moins cinq semaines, qui est vite apparu aux Iraniens comme une attaque contre leur pays. Israël a par ailleurs mal apprécié la manière dont Téhéran se préparait à cette nouvelle guerre. « Israël a été surpris que l'Iran bloque si vite le détroit d'Ormuz. Les Iraniens avaient tiré les leçons de la "guerre de douze jours" et décentralisé leurs centres de décision. C'est un petit capitaine de la marine des gardiens de la révolution qui a pris l'initiative de miner le détroit, sans autorisation », assure ainsi Raz Zimmt.

Depuis, Israël mesure les conséquences de sa guerre. « Ils nous ont tous entraînés dans cette aventure à partir d'un plan mal fagoté basé sur les Kurdes et sur Ahmadinejad. C'est l'un des pires échecs stratégiques de l'histoire d'Israël et une commission d'enquête devrait établir les responsabilités », souhaite Danny Citrinowicz, ancien responsable du bureau

Iran au sein du renseignement militaire. ■ LOUIS IMBERT

Evyatar David, otage du Hamas, décrit les séquelles de sa captivité

Détenu à Gaza pendant deux ans, il a témoigné de son calvaire sur CNN

JÉRUSALEM - correspondant

La vidéo avait bouleversé les Israéliens pendant l'été 2025. Dans un tunnel sous Gaza, Evyatar David, un des otages enlevés par le Hamas le 7 octobre 2023, parmi 250 autres, était apparu avec une pelle en train de creuser, filmé par les hommes de l'organisation islamiste. «Je creuse ma propre tombe, chaque jour qui passe je suis plus faible», disait le jeune homme de 24 ans, le visage émacié, les os apparents, dans un état d'extrême maigreur.

Dans un entretien accordé à la chaîne américaine CNN, mercredi 26 août, Evyatar David raconte que ses geôliers avaient comparé son état physique avec celui d'un autre otage, et l'avaient choisi lui parce qu'il semblait plus mal en point. « Nous étions dans un état de famine extrême. Tout ce que je dis et fais à ce moment-là, ce sont eux qui me disent de le faire. Mais comme vous pouvez le voir sur mon corps, je ne pouvais pas... Je pouvais à peine bouger, à peine faire quoi que ce soit. Quand j'ai essayé de creuser la tombe, rien que tenir la pelle était presque impossible. C'est probablement physiquement la chose la plus dure que j'ai jamais eue à faire », témoigne-t-il.

L'effort a été tel qu'il avait failli s'évanouir. «Je peux les entendre rire, manger des gâteaux et boire du thé, comme s'il n'y avait pas une personne à côté d'eux qui ressemble à un squelette. Mais c'est ainsi qu'ils sont, ils sont d'une grande cruauté», indique le jeune homme, enlevé alors qu'il participait au Nova Festival, près de l'enclave palestinienne, le matin du 7 octobre 2023, où 396 participants ont été tués et 44 kidnappés sur un peu plus de 3 000 personnes présentes. «La famine – au-delà du manque de nourriture et de la sensation physique d'avoir toujours faim –, c'est cette impression mentale d'avoir l'estomac vide, sans savoir si vous aurez de quoi manger dans une heure, demain, ou dans deux jours. Vous n'avez aucune idée de ce qui va se passer, et vous vous dites que vous allez peut-être mourir de faim», ajoute-t-il.

« Ne pas abandonner »

Comme d'autres otages avant lui, il explique que ses geôliers étaient bien nourris – alors que la bande de Gaza connaissait un « état de famine », selon les experts internationaux de l'ONU, ce que le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a toujours contesté. « Ils nous disaient qu'il n'y avait pas de nourriture à Gaza, mais nous savions que ce n'était pas vrai parce que nous voyions toujours les terroristes – ils étaient gros et musclés. Nous savions qu'ils mentaient et qu'ils nous affamaient volontairement », affirme Evyatar David.

Au moment où le Hamas diffusait la vidéo le montrant en train de creuser sa tombe, le Jihad islamique palestinien, son allié, avait publié un autre enregistrement, particulièrement dégradant, d'un autre otage, Rom Braslavski, 22 ans, en état d'épuisement total, et incapable de se lever. Cette opé- ration de propagande, conçue pour terrifier et diviser la société israélienne, avait provoqué une grande émotion. Le premier ministre, Benyamin Nétanyahou, avait fustigé les « monstres » du Hamas : « Ils ne veulent pas d'un accord. Ils veulent nous briser avec ces vidéos et la fausse propagande internationale. Mais nous ne céderons pas », avait-il déclaré dans une vidéo diffusée par son bureau en août 2025.

Evylatar David avait déjà été filmé par ses geôliers. Quelques mois plus tôt, en février 2025, il était apparu aux côtés de Guy Gilboa-Dalal, son ami d'enfance, dans une voiture lors d'une cérémonie organisée par le Hamas à l'occasion de la libération d'autres otages. La vidéo, diffusée par la propagande du groupe, montrait la porte du véhicule se refermer et les deux hommes être de nouveau conduits dans leurs cachettes sous terre. « Quand vous vous sentez au plus bas, c'est le moment idéal pour ne pas abandonner, parce que c'est précisément le point qui peut vous briser. Une fois que vous avez compris cela et que vous ne vous laissez pas briser, vous pouvez vous retrouver dans

« Je me réveille la nuit avec des cauchemars, et ça me hante toute la journée » un endroit meilleur», explique-t-il aujourd'hui.

Évyatar David avait fait partie des 20 derniers otages libérés vivants, le 13 octobre 2025, après sept cent trente-huit jours de captivité, dans le cadre du cessez-le-feu imposé par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Dans un entretien précédent, donné à une télévision israélienne, il avait décrit les menaces constantes et la difficulté de vivre enfermé dans un tunnel. Il avait indiqué souffrir de stress post-traumatique. « Ça peut me surprendre à n'importe quel moment. Je peux aller bien et être heureux une heure et, la minute d'après, je me rappelle quelque chose de la captivité et j'ai des flash-back. Je me ré- veille la nuit avec des cauchemars, et ça me hante toute la journée qui suit. C'est très instable et imprévisible », décrit Evyatar David à CNN. Et d'ajouter: « Le monde doit savoir ce qui s'est passé et ne peut pas l'oublier. »

Son récit rejoint ceux donnés par les otages libérés depuis deux ans sur les tortures physiques et psychologiques subies. En mai, une commission israélienne indépendante avait publié un rapport décrivant, à partir de plusieurs centaines d'entretiens, l'ampleur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commises par le Hamas le 7 octobre 2023, puis au cours de la détention des otages. Plus de 1200 personnes avaient été tuées le jour de l'attaque terroriste, 251 autres avaient été enlevées. LUC BRONNER

A Gaza, les enfants doivent ranger leurs cerfs- volants après des menaces israéliennes

Après la découverte, du côté israélien, de plusieurs cerfs-volants, les autorités, y voyant un potentiel danger, ont annoncé que quiconque en ferait voler serait pris pour cible

A min a 6 ans et deux cerfsvolants. Depuis quelques jours, aucun des deux ne vole plus dans le ciel d'Al-Boureij, dans le centre de la bande de Gaza. Son père lui a demandé de les ranger. «Il m'a dit que si je les fais voler, les Israéliens vont me bombarder. J'ai peur», raconte le garçon, joint par téléphone de Paris, comme tous les autres témoins de cet article, Israël interdisant l'accès de la bande de Gaza à la presse étrangère depuis presque trois ans.

En quelques jours, l'un des jeux les plus rudimentaires pour les enfants de Gaza est devenu, aux yeux d'Israël, une menace à traiter comme une arme, après qu'au moins quatre cerfs-volants ont été retrouvés près de Nahal Oz, à la frontière avec l'enclave palestinienne, côté israélien.

Après examen, l'armée israélienne a signalé qu'«aucun élément suspect» n'avait été découvert et qu'ils ne présentaient «aucun danger» pour la population. Cela n'a toutefois pas empêché le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israélien, Israel Katz, d'ordonner à l'armée d'agir «avec force» contre de nouveaux lancements: «Un ballon est comme un cerf-volant, et un cerf-volant est comme un drone, qu'il transporte ou non des explosifs. » Avec le premier ministre, Benyamin Nétanyahou, il a menacé d'intensifier les opérations d'assassinat contre ceux qu'Israël tiendrait pour responsables de ces vols, et d'évacuer les habitants des secteurs d'où seraient lancés cerfs-volants, ballons ou drones.

Les autorités justifient ces menaces en évoquant les ballons incendiaires lancés depuis le territoire palestinien en 2018, qui avaient déclenché des feux dans des terres agricoles du sud d'Israël. A 11 ans, Amer a lui aussi remisé son cerf-volant multicolore. Il avait l'habitude de le faire voler près d'un cimetière, à environ 400 mètres de la « ligne jaune », derrière laquelle l'armée israélienne s'est repliée. Elle conserve le contrôle de près de 70 % de la bande de Gaza, reléguant une population de 2,2 millions d'habitants sur une portion réduite du territoire, dans des conditions de vie qualifiées de « catastrophiques » par les Nations unies (ONU). « On m'a dit qu'un enfant avait fait voler son cerf-volant et qu'un drone lui avait tiré dessus », rapporte le garçon, déplacé avec sa famille dans le camp d'Al-Boureij.

Lundi 24 août, un enfant de 4 ans a été tué dans cette même localité, lors d'une frappe contre une maison. Rien ne permet d'établir un lien entre la mort de ces enfants et les cerfs-volants. Mais cette nouvelle journée de violence a donné un poids supplémentaire aux menaces formulées pendant le week-end, et aux craintes de parents qui avaient commencé à confisquer les jouets de leurs enfants.

Les comités populaires, qui organisent la vie dans les camps de déplacés et les centres d'hébergement, ont demandé aux familles d'empêcher leurs enfants de faire voler leurs cerfs-volants, pour éviter que leurs « moments de jeu innocents » ne se transforment en « nouvelle tragédie sanglante ». Le Hamas a, lui, accusé Israël de chercher un « prétexte » pour poursuivre ses attaques.

Abou Mohammed, 50 ans, un père de cinq enfants déplacé du nord de Gaza vers Nousseirat, fabriquait lui-même les cerfs-volants d'Abdallah, 10 ans, et d'Ahmad, 12 ans, ses deux plus jeunes fils. Il les a désormais cachés. « Sur leurs cerfs-volants, les enfants dessinent des fleurs, des étoiles, des formes géométriques. Ils expriment leur joie. Ils courent, ils prennent l'air, ils dépensent leur énergie », raconte-t-il. Pour ce père, la question dépasse le seul jouet. Elle porte sur ce que la guerre laissera chez une génération qui grandit en subissant les bombardements, les déplacements et les destructions.

« Une échappatoire »

Dans une enclave où les espaces de loisir ont été détruits par la guerre d'anéantissement menée par Israël, après les massacres du 7 octobre 2023 commis par le Hamas en Israël, le cerf-volant était précisément l'un des rares jeux encore à la portée des familles. Dans la petite boutique d'Abou Al-Abed, cette réalité se traduit désormais par des cerfs-volants invendus. « J'ai commencé à les emballer. J'ai arrêté de les vendre aux enfants pour ne pas les mettre en danger. C'était ma seule source de revenus. » Pour lui, ces jouets étaient surtout une « échappatoire » pour une génération dépourvue de terrains de football, de camps d'été, et, souvent, d'école. Quelque 700 000 enfants de Gaza ont été privés d'enseignement formel en présentiel pendant près de trois années consécutives, tandis que près de 98 % des bâtiments scolaires ont été endommagés, selon l'Unicef.

La réaction israélienne renvoie toutefois à un précédent réel. En 2018, pendant la « grande marche du retour » – un mouvement de protestation qui réclamait la fin du blocus israélien contre Gaza et le droit au retour des réfugiés palestiniens –, certains Palestiniens avaient lancé, de Gaza, des cerfs-volants et des ballons munis de dispositifs incendiaires, provoquant des centaines d'incendies dans les espaces agricoles dans le sud d'Israël. Naftali Bennett, alors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avait réclamé que les lanceurs soient pris pour cible. L'événement avait fait 214 morts palestiniens, tués en majorité à balles réelles, dont 46 enfants, et plus de 36 100 blessés, entre mars 2018 et fin 2019, selon l'ONU. Côté israélien, un soldat avait été tué et sept civils blessés.

« Moi, je n'ai pas d'autres jeux », dit Amer. Son père ne veut même plus qu'il aille à la mer : « Il dit que les drones peuvent aussi nous frapper dans l'eau. » « Quand leur ficelle se rompt, ces cerfs-volants sont simplement emportés par le vent, et les Israéliens font tout ça?, témoigne Rami Abou Jamous, journaliste palestinien pour Orient XXI, qui vit à Gaza avec sa famille. Nous prenons bien sûr ces menaces au sérieux. » ■

MARIE JO SADER

L'extrême droite suédoise lâche la coalition au pouvoir

A trois semaines des législatives du 13 septembre, le parti des Démocrates de Suède espère devenir la première force d'opposition du pays

MALMÖ (SUÈDE) - correspondante régionale

La question a fait surface pendant l'été. Face à la défaite annoncée de leurs camps aux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u 13 septembre, les nationalistes du parti des Démocrates de Suède (SD) étaient-ils en train de savonner la planche de leurs alliés libéraux conservateurs, qu'ils soutiennent depuis l'automne 2022? A moins de trois semaines de l'échéance, les propos des dirigeants de la formation d'extrême droite et la radicalisation de leur discours ne laissent plus guère de doute sur la stratégie du parti.

Pour les partenaires du groupe de « Tidö » (du nom du château près de Stockholm où les conservateurs, les Chrétiens-démocrates, les Libéraux et les SD ont signé leur accord de coalition le 14 octobre 2022), le coup de grâce est intervenu dimanche 23 août. Dans un entretien à la chaîne publique SVT, Jimmie Akesson, dirigeant des SD depuis 2005, décourage les électeurs de voter utile pour tenter de sauver le Parti libéral, donné à moins de 2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loin des 4 % nécessaires pour se maintenir au Parlement. Dans un message publié sur le réseau social X, il assure que les Libéraux sont « un adversaire politique au sens idéologique du terme pour les SD et pour [lui]-même » et accuse ce parti d'avoir « souvent joué le rôle de frein » au cours de la législature. Le message fait l'effet d'une gifle pour la présidente de la formation, Simona Mohamsson, qui a mis en jeu sa crédibilité, en mars, en annonçant qu'elle était prête à accepter des ministres d'extrême droite, allant jusqu'à enlacer

Le parti a opté pour la radicalisation, avec une campagne visant les immigrés et les musulmans en particulier

Jimmie Akesson devant un parterre de journalistes, en mars.

La manœuvre n'a pas fonctionné : à 2,1 % dans les sondages, les Libéraux ne sont jamais remontés, et leur éviction probable du Parlement continue de plomber les chances d'une victoire de la droite et de l'extrême droite aux législatives. La majorité sortante accuse 7 points de retard dans les enquêtes d'opinion, derrière les Sociaux-démocrates, le Parti de gauche, les centristes et les écologistes.

« Mentalité de perdants »

Face au lâchage des SD, la patronne des Libéraux a fustigé une «mentalité de perdants», tandis que la ministre libérale du climat, Romina Pourmokhtari, reprochait à l'extrême droite de «pisser dans [leur] propre tente». Simona Mohamsson a aussi rappelé les conséquences de la manœuvre, notant que «sans les Libéraux, il n'y aura pas de coalition bleujaune [le bleu pour la droite libérale conservatrice et le jaune adopté par l'extrême droite]. C'en est fini pour Ulf [Kristersson, dirigeant des conservateurs] en tant que premier ministre, et c'en est fini aussi pour Jimmie Akesson et ses rêves de devenir ministre ». Ces rappels à l'ordre ne devraient rien y changer, pas plus que la promesse des conservateurs d'accorder des portefeuilles ministériels aux SD après les élections. Dans la majorité depuis 2022, sans officiellement siéger au gouvernement, les SD, qui ont réussi à imposer une bonne partie de leur programme en matière d'immigration ainsi qu'en matière pénale, semblent décidés à faire bande à part.

Le chef du parti des Démocrates de Suède, Jimmie Akesson, lors d'un meeting électoral, à Huddinge (Suède), le 18 août. JONATHAN NACKSTRAND/AFP

Selon les observateurs de la vie politique suédoise, Jimmie Akesson, conscient de la potentielle défaite à venir, a déjà les yeux rivés sur 2030, avec l'espoir, d'ici là, de prendre la tête d'une coalition conservatrice et de s'imposer comme le seul candidat au poste de premier ministre avant les prochaines élections.

Dans un entretien au journal Dagens Nyheter le 19 août, le dirigeant a confié qu'il jugeait le scénario « bénéfique à long terme » pour sa formation. Faut-il encore qu'elle devienne la première force d'opposition le 13 septembre. Or, s'ils bénéficiaient de 22,5 % à 23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en début d'année, les SD sont désormais au coude-à-coude avec les conservateurs, à 19 % environ.

Dans ce contexte, le parti a opté pour la radicalisation, avec une campagne visant les immigrés et les musulmans en particulier. Pièce maîtresse de cette stratégie : le brûlot contre l'islam intitulé Kafir (les mécréants en arabe), publié début août par Richard Jomshof, un proche de Jimmie Akesson, avec qui il a œuvré à la normalisation de la formation d'origine néonazie depuis vingt ans. Dans une série d'interviews et de conférences accompagnant la sortie de son livre, Richard Jomshof, qui se verrait bien « ministre de la démocratie », a incité les musulmans à abandonner leur religion et comparé l'islam au « natio-

Le chef de SD, Jimmie Akesson, conscient de la potentielle défaite à venir, a déjà les yeux rivés sur 2030 nal-socialisme ». « Je trouve que ce qu'il dit est stupide, mais j'ai aussi l'impression qu'il sabote la campagne électorale », a réagi le premier ministre, Ulf Kristersson.

Cette rhétorique anti-musulmans des SD n'est pourtant pas nouvelle. Lors de la campagne qui leur avait permis d'entrer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u Parlement en 2010, Jimmie Akesson avait estimé que les musulmans constituiaient la « plus grande menace étrangère ».

Au cours des années suivantes, son discours s'était modéré, alors que le parti tentait de se faire accepter par la droite. Il avait aussi rompu avec le nationalisme ethnique de ses débuts, prônant le principe d'une « identité suédoise ouverte ».

Là encore, le ton a changé : mi- juillet, le député Ludvig Aspling, porte-parole de l'extrême droite sur les questions d'immigration, estimait que la Suède comptait « beaucoup trop de personnes qui ne font pas partie de la population ethnique suédoise » et proposait que les détenteurs d'un passeport suédois puissent bénéficier de l'aide au retour, passée à 350 000 couronnes (31500 euros) en début d'année. Des propos qui ont suscité l'indignation à droite.

ANNE-FRANÇOISE HI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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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Mexique, le gouverneur du Sinaloa accepte son échec

Accusé de liens avec le narcotrafic, Ruben Rocha a été contraint de se mettre en retrait, après une tentative de retour

MEXICO - correspondence

Le Mexique est resté suspendu pendant près de trente-quatre heures à un feuilleton politique au scénario rocambolesque, rythmé par la tentative de Ruben Rocha de reprendre ses fonctions de gouverneur de l'Etat du Sinaloa, vendredi 21 août. Il en avait pris congé cent douze jours plus tôt, après que la justice des Etats-Unis l'avait accusé, ainsi que neuf de ses collaborateurs, d'avoir tissé une alliance avec la branche du cartel de Sinaloa dirigée par les fils du célèbre narcotrafiquant Joaquin Guzman, surnommé « El Chapo ».

Vendredi 21 août au matin, profitant du fait que la présidente mexicaine, Claudia Sheinbaum, avait annulé sa conférence de presse quotidienne, l'homme politique de 77 ans a annoncé, sur son compte X, son retour au pouvoir «la tête haute». Le militant du parti au pouvoir, Morena, et allié historique de l'ancien président 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 (2018-2024) s'est présenté comme victime des «embusca des intérêts étrangers et [de] la félonie de l'opposition d'extrême droite», et en se revendiquant du «leadership» de la présidente.

Le message a laissé planer le doute sur le fait que Claudia Sheinbaum ait donné son aval à ce pied de nez à l'administration du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qui a placé le cartel de Sinaloa sur la liste des organisations terroristes étrangères et qui dénonce avec une insistance croissante la collusion de fonctionnaires du Mexique avec les groupes criminels.

Le « pouvoir pour le pouvoir »

Dans la matinée de samedi, la présidente a mis fin aux spéculations par une réponse cinglante publiée sur ses réseaux sociaux, où elle a fustigé « l'ambition nue du pouvoir pour le pouvoir » et rappelé que « le pouvoir sans principes devient arrogance; le pouvoir sans limites, abus; et le pouvoir qui oublie le peuple finit par faire face à l'histoire ».

Même s'il n'était pas directement adressé à Ruben Rocha, le message de la présidente a mis en branle l'appareil d'Etat. Dans les heures suivantes, l'organe officiel du parti Morena, ses gouverneurs et les dirigeant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et du Sénat ont, les uns après les autres, répudié le geste de leur camarade, qui a accepté son échec et a publié sa lettre de démission dans l'après-midi de samedi. Lundi, Claudia Sheinbaum a affirmé que Ruben Rocha ne l'avait pas consultée et a exhorté le Congrès du Sinaloa à nommer un remplaçant « hon-nête et professionnel » jusqu'aux élections de 2027.

En cherchant à imposer son retour, Ruben Rocha a bousculé l'équilibre délicat avec lequel le gouvernement du Mexique a géré sa situation depuis le mois d'avril. Le département de la justice américain lui avait alors demandé d'arrêter le gouverneur du Sinaloa et ses collaborateurs, qu'une cour de New York accuse d'avoir noué une alliance avec les fils d'« El Chapo » avant la campagne électorale de juin 2021. L'acte d'accusation mentionne que le groupe criminel aurait aidé Ruben Rocha à gagner les élections et versé des pots-de-vin à son administration pour agir en toute impunité.

Cette faction du cartel de Sinaloa est l'une des protagonistes d'une violente guerre interne pour son contrôle, provoquée par la trahison d'un des fils d'« El Chapo », qui a enlevé le narcotra-fiquant Ismael Zambada, surnommé « El Mayo », et l'a livré aux autorités américaines le

25 juillet 2024, avant de se rendre lui-même. Le conflit, qui a marqué le mandat de Ruben Rocha, a déjà causé plus de 3700 morts dans l'Etat, fait disparaître 27000 emplois et obligé plus de 5000 commerces à fermer.

«Retrouver l'immunité»

Malgré les pressions de Washington, Claudia Sheinbaum avait alors refusé de faire appréhender Ruben Rocha, affirmant qu'il n'existait aucune preuve contre lui. Dans le même temps, elle a poussé le gouverneur à prendre congé – ce qu'il a fait le 1er mai – pour l'éloigner des projecteurs. « Claudia Sheinbaum a fait bouclier vis-à-vis des Etats-Unis et mis en place une efficace gestion de crise en interne en maintenant la cohésion du parti », observe l'analyste politique Carlos Bravo.

Cependant, note-t-il, la décision du gouverneurde revenir à son poste « a mis le pouvoir dans une situation inconfortable : d'un côté, il ne le poursuit pas, car il le considère comme innocent, mais dans les faits, il l'oblige à démissionner en sachant qu'il n'est pas possible de le laisser gouverner ».

Le geste de Ruben Rocha paraît d'autant plus insensé qu'il exerçait toujours le pouvoir au

Sinaloa au travers de Yeraldine Bonilla, une inconditionnelle qu'il avait désignée pour assurer l'intérim. « [Ruben] Rocha a gouverné en télétravail », raille Ismael Bojorquez, le directeur de Riodoce, la revue de référence de l'Etat, pour qui l'élu a tenté « une manœuvre désespérée pour retrouver l'immunité [liée à la fonction de gouverneur] car il a eu peur d'être emporté par les événements récents, mais elle a été mal calculée, et maintenant ses fidèles et lui ont tout perdu ».

Ruben Rocha a d'autant plus de souci à se faire que deux de ses collaborateurs, parmi les dix accusés, seraient en train de négocier des informations avec la justice des Etats-Unis pour obtenir un statut de témoin assisté.

L'un d'entre eux, le général à la retraite Gerardo Merida, s'est déjà rendu volontairement aux autorités américaines. Le 19 août, les autorités fédérales du Mexique ont capturé l'un des seuls témoins de l'enlèvement d'« El Mayo », un événement plein de zones d'ombre qui a pour toile de fond un conflit autour de l'université autonome du Sinaloa, l'un des bastions de Ruben Rocha, qui en a été recteur.

MATHIEU TOURLIERE

L'Afrique, fragile soutien d'Infantino

La Confédération africaine de football est la dernière à défendre le président de la FIFA

Dans la tempête qui se-coue actuellement l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FIFA), le continent africain est aujourd'hui le principal allié sur lequel peut compter Gianni Infantino. Depuis l'annonce, le 27 juillet, de son projet «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 qui prévoyait – avant d'être abandonné – d'ouvrir une partie des activités commerciales de l'instance à des investisseurs privés, le patron du football mondial est enlisé dans une crise sans précédent. Critiqué de toutes parts, l'Italo-Suisse, âgé de 56 ans, vise pourtant un troisième mandat à la tête de la FIFA lors de la prochaine élection, prévue en mars 2027 à Rabat.

Alors que les confédérations européenne, asiatique et nord-américaine ont demandé son départ, la Confédération africaine de football (CAF) – avec ses 54 fédérations (sur un total de 211 au sein de la FIFA) – s'est rangée derrière le président de l'instance internationale. « A l'unanimité », a même affirmé Patrice Motsepe, président de la CAF, le 6 août, à l'issue d'un comité exécutif de la FIFA. Sur les sept pays africains membres, cinq (l'Egypte, le Maroc, le Niger, la Mauritanie et les Comores) l'ont alors soutenu publiquement.

D'autres fédérations ont ensuite fait part de leur soutien, telles que celles du Burundi ou de la Centrafrique. « Il a beaucoup fait pour l'Afrique depuis dix ans », résume le président de cette dernière, Célestin Yanindji. L'actuel président de la FIFA a aussi reçu l'appui de fortes personnalités, comme Samuel Eto'o, ancienne star des terrains devenu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camerounaise. « Le président Gianni Infantino a changé le football, a plaidé l'ancien attaquant du FC Barcelone et de l'Inter Milan, dans une interview accordée lundi 24 août à la chaîne américaine CNN. Il a donné des opportunités à des nations qui n'avaient pas eu l'occasion de participer au plus beau des tournois, la Coupe du monde. »

Le bloc africain n'est en réalité pas si homogène. En quelques semaines, des fissures sont apparues. « La tendance lui est moins favorable aujourd'hui », estime le sociologue Hervé Kouamouo, spécialiste du sport africain. « Une quinzaine de pays du continent ne soutiennent plus Gianni Infantino, assure une source de l'Union des associations européennes de football (UEFA). Ils seraient prêts à se ranger derrière un autre candidat lors de la prochaine élection. » A condition d'en trouver un.

«Forme de corruption morale» A sept mois d'un scrutin lors duquel chaque fédération disposera d'une voix, Gianni Infantino est aujourd'hui seul en course. Le Slovène Aleksander Ceferin, président de la puissante UEFA et un de ses principaux opposants, a annoncé, lundi, qu'il ne serait pas candidat. Le Suédois Mattias Grafström,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FIFA ayant pris ses distances avec Gianni Infantino avant de faire volte-face, aurait été approché par deux présidents de fédérations africaines – leurs nationalités n'ont pas été précisées – en vue de porter un nouveau projet, a fait savoir The Guardian, dans un article publié samedi.

«Mes collègues africains doivent désormais ouvrir les yeux, et les bons, sur Gianni Infantino, que j'ai moi-même initialement soutenu, affirme Constant Omari, ancien patron de la Fédération congolaise de football (2003-2021) et ex-membre du conseil de la FIFA (2015-2021). Son objectif est de contrôler toutes les voix de la CAF. » L'ancien dirigeant va plus loin dans la critique : « Gianni Infantino a réussi à avoir des dossiers compromettants sur toutes les fédérations. Les Africains doivent cesser de céder à une forme de corruption morale et arrêter de considérer que les fonds versés par la FIFA aux fédérations du continent sont des libéralités. »

Le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Gianni Infantino, à Paris, le 23 août. JULIEN MUGUET POUR « LE MONDE »

Une chose est sûre, l'Italo-Suisse a choyé le continent. « Sans les aides de la FIFA, il serait très difficile pour les pays les plus pauvres de développer leur football, car ils ne peuvent pas s'appuyer sur leurs Etats », explique Alexandre Muyenge,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burundaise, autre soutien de Gianni Infantino. Dans la foulée de sa victoire, en février 2016, le patron du football lance le programme « FIFA Forward », destiné à former des joueurs et des entraîneurs, à développer le football féminin, mais aussi à construire des infrastructures dans les pays où elles font défaut.

Le programme a notamment permis de créer un centre technique fédéral en Eswatini, de bâtir un siège à la fédération libyenne à Tripoli ou encore d'agrandir le stade Cheikha-Ould-Boïdiya de Nouakchott, capitale de la Mauritanie... «Le financement “FIFA Forward” a apporté une contribution majeure à la transformation

« Gianni Infantino a réussi à avoir des dossiers compromettants sur toutes les fédérations »

CONSTANT OMARI ancien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congolaise

du paysage du football africain avec 118,7 millions de dollars [102 millions d'euros] – le plus grand domaine d'investissement utilisé pour améliorer les infrastructures, peut-on lire sur le site Internet de la FIFA. Quelque 144 projets ont été réalisés et 94 nouveaux emplacements aménagés. »

Ingérence permanente

Mais la manne ne sert pas que le développement du football. L'argent de la FIFA irrigue les fédérations, sans réel contrôle. «Les présidents occupent des postes prestigieux et bénéficient d'un très bon train de vie grâce à de généreux per diem [des indemnités quotidiennes] versés lors des congrès organisés par les instances dirigeantes, explique Hervé Kouamouo. Dans ce système, chacun trouve son compte. »

Dernier scandale en date, la Fédération djiboutienne de football, qui perçoit chaque année une aide de plus de 1 million de dollars de la part de la FIFA, est en pleine tourmente pour des actes de favoritisme présumés et des soupçons de détournement de fonds révélés par un haut cadre de la fédération, qui a depuis démissionné. Dans un rapport de 2024 consulté par l'Agence France-Presse,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Etat, un service rattaché à la présidence djiboutienne, a dénoncé des « lacunes significatives » dans les finances de la fédération nationale.

En mars, Jean-Guy Blaise Mayolas, ancien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congolaise (2018-2024), a quant à lui été reconnu coupable par le tribunal de Brazzaville d'un détournement de fonds provenant de la FIFA d'un montant de 1,1 million de dollars et condamné à la prison à perpétuité par contumace. D'autres affaires ont également éclaboussé les fédérations sud-africaine, kényane...

En coulisses, on reproche à Gianni Infantino son ingérence permanente dans les affaires de la CAF, lui qui, en 2021, avait lourdement pesé pour favoriser l'élection du milliardaire sud-africain Patrice Motsepe à la tête de l'instance. On regrette aussi qu'il ne soit pas intervenu en faveur de l'arbitre somalien Omar Abdulkadir Artan, refoulé des Etats-Unis au début de la Coupe du monde, en juin, alors qu'il était détenteur d'un visa américain.

Dans ce contexte électrique et mouvant, on devrait s'attendre à des « dynamiques régionales », estime une source à l'UEFA. Des fédérations voisines pourraient ainsi basculer, par grappes, dans un sens ou dans l'autre. Au sein du Conseil des associations de football en Afrique australe, qui regroupe les fédérations de 14 pays, les présidents « en ont marre de Gianni mais ils ont peur car il a des dossiers sur tous les votants », indique un ancien président de fédération africaine, qui souhaite rester anonyme. « Il a exploité les présidents des fédérations dans le besoin, encore plus que Sepp Blatter [président de la FIFA de 1998 à 2015], poursuit cette source. Il a la main sur le disciplinaire et l'éthique. Selon ses besoins, il ferme et ouvre les yeux. »

ALEXIS BILLEBAULT, RÉMI DUPRÉ ET PIERRE LEPIDI

La guerre au Soudan, premier front du « pacte de La Mecque »

L'Arabie saoudite, alliée à la Turquie et au Pakistan, soutient de plus en plus les forces de Khartoum, en guerre contre les Forces de soutien rapide

L'accord de coopération signé le 17 août entre l'Arabie saoudite et le gouvernement de facto du Soudan ne fait qu'officialiser une alliance nouée dans l'ombre depuis plus d'un an. Se présentant initialement comme un possible médiateur dans le conflit au Soudan, Riyad s'est rangé depuis plusieurs mois derrière les forces armées soudanaises (FAS) du général Abdel Fattah Abdelrahman Al-Bourhane, en guerre depuis avril 2023 contre les paramilitaires des Forces de soutien rapide (FSR). L'implication croissante du géant régional qu'est le royaume saoudien doit permettre à l'armée soudanaise de se renforcer, alors que le front est bloqué depuis plusieurs mois dans la région du Kordofan.

« Le changement de position des Saoudiens est à lui seul le développement extérieur le plus important du conflit soudanais depuis trois ans, assure Alan Boswell, directeur du cercle de réflexion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our la Corne de l'Afrique. Cette alliance est importante pour Khartoum en raison de l'immense poids économique de l'Arabie saoudite. » Ce réalignement stratégique de Riyad intervient à un moment géopolitique charnière.

Dix jours plus tôt, le 7 août, le prince héritier saoudien, Mohammed Ben Salman Al Saoud, signait un pacte de défense mutuelle inédit avec la Turquie et le Pakistan. Ce traité, surnommé « pacte de La Mecque », répond avant tout à des enjeux stratégiques procheorientaux: il doit permettre aux trois acteurs de peser davantage face à l'« arc chiite » dirigé par Téhéran et à l'alliance entre Israël et les Emirats arabes unis.

Division des tâches

En attendant, c'est d'abord sur le terrain africain que ce rapprochement politico-militaire prend corps. Les contours en sont visibles au Soudan. «Des signes avant-coureurs d'une coopération renforcée entre l'Arabie saoudite, le Pakistan et la Turquie étaient perceptibles dans le conflit soudanais depuis plus d'un an. Cela va désormais s'accélérer», avance Ahmed Aboudouh, chercheur associé au sein du groupe de réflexion britannique Chatham House, qui dé-taille la division des tâches entre les trois acteurs : les Saoudiens fin- nancent l'acquisition de drones turcs et d'armement pakistanais pour l'armée soudanaise.

Principal soutien militaire des FAS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la Turquie livre déjà des drones et déploie des instructeurs auprès des forces soudanaises. Cette assistance précieuse a permis à l'armée régulière de reprendre le contrôle des airs face aux drones chinois déployés par les FSR. Ankara entend capitaliser sur son alliance avec le général Al-Bourhane – dont la famille réside en Turquie – pour s'imposer dans les secteurs minier et des infrastructures dans le Soudan d'après-guerre.

En parallèle, l'Arabie saoudite entreprend de réarmer les forces soudanaises. Cet appui s'avère vital pour Khartoum depuis que les Etats-Unis ont sanctionné le conglomérat soudanais de l'armement, en 2023, et que Washington cherche à imposer un embargo des Nations unies sur toutes les armes à destination du Soudan. Riyad finance notamment un gigantesque contrat d'armement -1,5 milliard de dollars (1,3 milliard d'euros) – pour la livraison d'armements pakistanais, dont des avions de chasse, des blindés et des drones, à destination des FAS.

Bien que l'accord n'ait jamais été officialisé par les deux capitales, tout indique qu'il est déjà effectif: des véhicules blindés pakistanais sont déployés aux alentours de Khartoum, la capitale, depuis le mois d'août. De plus, la partie saoudienne n'hésite pas à sortir le chéquier pour acheter des gradés ennemis. Depuis le début de 2026, plusieurs commandants des FSR ont fait défection au profit de l'armée en échange de compensations financières saoudiennes.

« Logique de blocs »

Ce choix de Mohammed Ben Salman d'assumer son engagement auprès de Khartoum suit un double impératif de sécurité nationale. D'abord, la déstabilisation du Soudan, une nation située dans son voisinage direct, l'inquiète, alors que Riyad souhaite faire des projets touristiques situés le long de la mer Rouge une vitrine du royaume et un axe de son développement pour l'après-pétrole. De plus, le royaume entend contrecarrer l'expansionnisme de son rival, les Emirats arabes unis, dans la région. Les tensions entre Riyad et Abou Dhabi ont atteint leur paroxysme en décembre 2025 lors d'un affrontement direct au Yémen. Depuis cette date, Riyad adopte une posture beaucoup plus interventionniste aussi bien dans le Golfe que sur le terrain africain.

Au Soudan, Abou Dhabi soutient de longue date Mohammed Hamdan Daglo, dit «Hemetti», chef de file des FSR, ce que nient officiellement les autorités émiraties. Ce pont logistique en armes et en mercenaires aurait coûté près de 10 milliards de dollars aux Emirats en trois ans et demi, estime une source diplomatique occidentale. « Cette logique de blocs risque de prolonger le conflit au Soudan, craint Alan Boswell. Si vous avez les Emiratis d'un côté et les Saoudiens de l'autre, le conflit ne peut que s'intensifier, et la perspective d'une solution politique s'éloigne. »

Du reste, d'autres zones de la Corne de l'Afrique sont d'ores et déjà le théâtre d'une rivalité entre puissances extérieures. «Le Soudan est le premier terrain d'affrontement sur le continent, mais je ne serais pas surpris de voir des responsables somaliens se présenter à Riyad prochainement», prévient Ahmed Aboudouh. Depuis la reconnaissance surprise de la république autoproclamée du Somaliland par Israël, en décembre 2025, les deux sphères d'influence s'entrechoquent aussi en Somalie.

« Que ce soit la Turquie ou l'Arabie saoudite, ils se voient comme des remparts à une présence israélienne et émiratie dans le golfe d'Aden, près de la mer Rouge », confirme Alan Boswell. Les pays du « pacte de La Mecque » veulent à tout prix éviter que les Emirats arabes unis et Israël mettent à exécution leur projet d'utiliser une base militaire dans le port somalilandais de Berbera, aux portes du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L'infrastructure se situe juste en face du Yémen, autre théâtre où les trois alliés se heurtent à l'influence iranienne et à l'action conjointe des Emirats et d'Israël.

NOÉ HOCHET-BODIN

Au Sénégal, le long combat pour le retour du « trésor de Ségou »

Adoptée par la France en avril, une loi devrait permettre la restitution des biens volés en 1890 au guide spirituel El-Hadj Omar Tall à ses descendants

Au deuxième étag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NF), passé un étroit couloir, les manuscrits de Ségou surgissent du fond d'une malle. Des joyaux de l'histoire ouest-africaine sur lesquels veille Khalid Chakor-Alami. Sur une table qui trône au milieu de la bibliothèque Rothschild, le conservateur, chargé des collections des manuscrits arabes et persans de la BNF, extrait une dizaine de livres de leurs coffrets anthracite, puis les dépose sur des coussinets en velours pourpre.

Pillés par le général Louis Archinard en 1890 au Mali, ces fragments d'histoire ont intégré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uture BNF, en 1892. Tous sont issus des archives personnelles d'El-Hadj Omar Tall et de ses descendants. Ce mystique musulman, érudit et redoutable combattant anticolonialiste, né entre 1794 et 1797 au Sénégal, a fondé, au XIXe siècle, l'un des plus puissants Etats islamiques d'Afrique de l'Ouest. A son apogée, l'empire toucouleur s'étendait du Sénégal à la Guinée, en passant par la Mauritanie, la Gambie et le Mali.

« C'est un fonds mythique, dit en souriant Khalid Chakor-Alami. Chaque fois que j'ouvre l'un de ces ouvrages, je suis ému de voir revivre ceux qui les ont écrits. Ils suscitent chez moi une profonde estime et une grande tendresse. » Dans les prochains mois, le conservateur pourrait se séparer de ce précieux trésor. A la suite de l'adoption, en avril, par l'Assemblée nationale, de la loi-cadre sur les restitutions des biens culturels pillés pendant la colonisation, les descendants d'El-Hadj Omar Tall entendent récupérer leur héritage. Le « fonds

Ségou » contient 491 manuscrits volés le 6 avril 1890 par Louis Archinard, lors de la campagne du Soudan français, qui deviendra le Mali. Ce jour-là, le haut gradé hav-rais aux méthodes brutales pénè- tre dans Ségou avec ses hommes, sans combattre. Le souverain local, Ahmadou Tall, fils d'El-Hadj Omar Tall – disparu mystérieusement vingt-six ans auparavant dans une grotte près de Bandiagara, au Mali –, ne s'y trouve plus.

Louis Archinard s'empare de sa résidence en quête du « trésor de Ségou » qui fait l'objet de récits fantasmés chez des officiers français et des dirigeants locaux. Bijoux, ouvrages et biens de valeur : le militaire se constitue un butin de guerre non négligeable pour financer la conquête coloniale.

« Capsule temporelle »

«Il a fait expédier à la BNF 585 kilos d'ouvrages dans quatre caisses, explique Khalid Chakor-Alami. Il y avait des manuscrits et des feuilles éparse qui ont ensuite été reliées. C'est un fonds majeur, car il contient aussi bien des écrits religieux que des précieux documents d'archives sur la société de l'époque. » La riche bibliothèque constituée par la famille Tall témoigne aussi de la circulation des idées dans le

Louis Archinard a aussi capturé le petit-fils d'El-Hadj Omar Tall, Abdoulaye Tall, âgé de 10 ans

monde islamique. Un monde que l'émir a longtemps parcouru, en savant et en combattant. Issu d'une famille de notables toucouleur du nord du Sénégal, les Torobbe, il se rend trois fois à La Mecque à partir de 1827. Il y obtient des mains de Mohamed El-Ghali le titre de khalife de la tidjaniya (une confrérie soufie ayant plusieurs millions de disciples à travers le monde) pour le Soudan français.

Sur le chemin du retour, El-Hadj Omar Tall séjourne à l'université Al-Azhar, en Egypte, temple du savoir islamique. Puis dans l'empire de Sokoto (actuel Nigeria), où il épouse une des filles du puissant émir peul Mohammed Bello. Cette alliance renforce son autorité en Afrique de l'Ouest. A son retour au Fouta-Djallon (actuelle Guinée), il rédige un de ses traités mystiques les plus emblématiques, puis lance son djihad pour établir un empire islamique.

Dans la collection parisienne figure un exemplaire de ce texte, parvenu en parfait état, rédigé à l'encre brune par un copiste rattaché à la cour de l'émir. D'autres manuscrits témoignent de la grande culture islamique des propriétaires d'origine. On y retrouve des essais sur la grammaire, des ouvrages d'histoire, d'astronomie, mais aussi des exégèses, plusieurs Coran, des dictionnaires, des recueils de poèmes écrits en peul, en bambara ou en swahili, et un rare Tarikh es-Soudan (« histoire du Soudan »), œuvre majeure sur l'histoire des empires du Mali et Songhai écrite au XVIIe siècle par un érudit de Tombouctou (Mali). « C'est une sorte de capsule temporelle qui marque les centres d'intérêt intellectuels, religieux, spirituels de l'époque, note Khalid Chakor-Alami, en lisant quelques passages en arabe. El-Hadj Omar Tall a lui-même beaucoup écrit. Il a aussi reçu en cadeaux de nombreux ouvrages lors de ses voyages au Moyen-Orient et en Afrique. »

Ce trésor inestimable comportait aussi des bijoux. Au Musée du quai Branly, qui conserve des collections issues d'institutions créées durant la période coloniale, Louis Archinard en a fait envoyer 13 caisses. « Il s'agit de bracelets, grelots, bagues en or, en argent. Mais aussi des porte-Coran, en plus de manuscrits retrouvés dans les archives que Louis Archinard a légués à son neveu, énumère Gaëlle Beaujean, responsable de l'unité patrimoniale Afrique de l'institution.

Ces joyaux témoignent aussi de la circulation des techniques dans toute l'Afrique de l'Ouest. « L'orfèvrerie, comme l'écriture, suit les réseaux lointains du monde islamique, du Maroc, de la Mauritanie, de la Syrie à l'Irak, en passant par la Péninsule arabique et les universités africaines de Tombouctou et de Djenné [au Mali]. Cette mobilité du savoir a influencé le travail sur les bijoux, dont le savoir-faire et la technique n'étaient pas uniquement de Ségou », explique-t-elle.

Ce patrimoine omarien, la famille Tall tente de le rapatrier depuis les années 1980. Ces demandes de restitution ne concernaient pas que des artefacts : lors du sac de la résidence, Louis Archinard a aussi capturé le petit-fils d'El-Hadj Omar Tall, Abdoulaye Tall. Agé de 10 ans, l'enfant a été envoyé de force en France dans une famille bourgeoise parisienne. Premier Africain admis à Ecole spéciale militaire de Saint-Cyr, il est mort brutalement à l'âge de 20 ans.

En 1995, Thierno Mountaga Tall (1914-2007), alors khalife de la communauté omarienne, obtient de la France le rapatriement de la dépouille du jeune homme. Le 5 avril 1995, lors d'une cérémonie en présence du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français, François Léotard,

Abdoulaye Tall reçoit les honneurs militaires. Sa dépouille est ensuite rapatriée au Sénégal puis inhumée à Ségou.

Reste le retour des manuscrits et pièces de valeur. « C'est ma mission », confie Thierno Madani Tall, le fils de Thierno Mountaga Tall. Au cœur de Dakar, l'héritier du guide spirituel règne sur des milliers de disciples – ils sont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en Afrique. En cette fin d'après-midi d'été, ils affluent dans la maison familiale. En attendant d'être reçus en audience privée, hommes et femmes, en prière, patientent dans le vaste salon orné de tapis et de fauteuils somptueux.

L'autre charge de Thierno Madani Tall, c'est la préservation de la mémoire familiale. Un sacerdoce qui l'a mené à arpenter les réserves des musées français. Après avoir reçu des microfilms des manuscrits, il obtient, en 2011, l'organisation d'une exposition au Muséum du Havre – ville d'origine de Louis Archinard, qui y a légué une partie du « trésor de Ségou » –, sous l'égide du maire, Edouard Philippe. Trois ans plus tard, la municipalité accorde un long prêt au Grand Théâtre de Dakar, lors d'une rétrospective dédiée à El-Hadj Omar Tall. Puis, en 2019, à Dakar, la France restitue son sabre volé en 1890. La cérémonie réunit le président Macky Sall (2012-2024) et les plus hautes autorités religieuses.

« On l'a réduit à la violence »

Thierno Madani Tall espère à présent que l'adoption de la loi sur les restitutions clôturera cette page de l'histoire. « Cette loi est primordiale, car des mots ont été dits, se réjouit-il, lors d'une audience accordée au Monde. La France reconnaît enfin avoir volé ces objets de grande valeur. Ils ont été bien conservés, mais il est temps qu'ils reviennent. » S'il se bat pour le retour de ces manuscrits, c'est aussi pour réhabiliter l'image de son aïeul.

Respecté et vénéré en Afrique de l'Ouest, l'homme de foi fut aussi perçu comme un religieux radical, n'hésitant pas à mener la guerre sainte contre des musulmans. « Le djihad n'a concerné que la fin de sa vie afin de se défendre des ennemis, rétorque Thierno Madani Tall. C'était un érudit, mais on l'a réduit à la violence. Il a passé sa vie à enseigner, à écrire près d'une vingtaine de livres. Les manuscrits volés racontent aussi cette facette de lui. »

Quant à la question de la conservation, argument souvent brandi par les établissements opposés à la restitution des biens pillés, elle ne se pose plus, selon les héritiers Tall. «Le Musée des civilisations noires de Dakar, où se trouve le sabre, est capable de nous accompagner», assure Cheikhou Oumar Sy, ancien député et neveu de Thierno Madani Tall. «Par ailleurs, nous construisons un musée et une librairie qui pourront accueillir certains ouvrages», poursuit-il en franchissant le chantier de la future mosquée omarienne. Bâtie sur 8 000 mètres carrés, elle sera la plus grande mosquée consacrée à El-Hadj Omar Tall.

L'Etat du Sénégal est seul habilité à faire une requête officielle de restitution. « Nous déposerons une demande auprès de l'Etat français une fois qu'un inventaire complet sera réalisé », assure Baye Moctar Diop, l'ambassadeur du Sénégal en France. Un projet d'exposition universelle au siège de l'Unesco, à Paris, pourrait également voir le jour en 2027, l'occasion de répertorier le patrimoine éparpillé entre la BNF, le Musée du quai Branly, le Muséum du Havre et le Musée de l'Armée, aux Invalides. La démarche a obtenu le soutien du président sénégalais, Bassirou Diomaye Faye.

En attendant, les manuscrits de Ségou demeurent entre les mains des conservateurs français. Ouvert aux chercheurs, le fonds est en voie de numérisation. Une manière de refaire circuler un savoir inestimable sur l'histoire du continent africain.

COUMBA KANE

Une crue sème la dévastation au Népal et au Tibet

Une puissante vague d'eau et de boue, liée à l'effondrement d'un glacier, a tout emporté sur son passage

A Devighat, dans le district de Nuwakot, au Népal, le 27 août. PRABIN RANABHAT/AFP

NEW DELHI - correspondence

I l pourrait s'agir de l'une des pires catastrophes qu'a connues le Népal. Les images de la crue qui a soudainement déferlé, mercredi 26 août, sur le nord du pays, à la frontière avec le Tibet, sont d'une violence inouïe. On y voit une puissante vague d'eau et de boue tout emporter sur son passage. Les vidéos de la catastrophe montrent des personnes impuissantes face à un tsunami des montagnes, tentant un bref instant de fuir, avant de disparaître dans un déluge de terre et de débris.

A l'instar des immeubles, des bus et des routes. Le bilan, très provisoire, est pour l'heure d'au moins 180 morts (177 personnes côté népalais et trois dans le territoire chinois voisin du Tibet) et plus de 1300 disparus, dont des centaines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Quatre Français sont portés disparus, selon le bureau népalais du tourisme. Quelque neuf infrastructures hydroélectriques, 19 ponts et 40 kilomètres de route ont été détruits, selon des estimations préliminaires publiées par la presse locale. Tandis que les secours s'organisent pour venir en aide aux survivants, les scientifiques cherchent à comprendre les causes de ce drame. Ce dernier aurait pu être «déclenché par une avalanche de glace et de roches provenant d'une zone de haute altitude » du côté du Tibet, selon le Centre international pour le développement intégré des montagnes (Icimod), installé à Katmandou.

Contrairement aux premières explications avancées, aucun séisme n'aurait eu lieu. L'Institut d'études géologiques des Etats-Unis, qui a effectivement enregis-

tré un « événement sismique de magnitude 5,2 » près de la frontière entre le Népal et la Chine mercredi à 8 h 37, heure locale, a précisé que ce dernier correspondait en fait à la puissance d'un « effondrement glaciaire et à une coulée de débris qui ont entraîné des conséquences catastrophiques en aval ». L'analyse des données des stations sismiques voisines, les ondes sismiques de longue période et l'imagerie satellitaire ont permis de confirmer cette hypothèse.

Une catastrophe similaire s'était déroulée dans le district de Chamoli, dans l'Etat d'Uttarakhand, en Inde, le 7 février 2021, lorsque 30 millions de mètres cubes de rochers et de glace avaient dévalé la montagne, emportant tout sur leur passage.

« Tout le monde se mobilise »

La crue de mercredi, soudaine et violente, a principalement touché le district népalais de Rasuwa, au nord de Katmandou, déversant une masse puissante d'eau, de sé-diments et de blocs rocheux dans les rivières Bhote Koshi et Trishuli. Vers 9 heures, le niveau des eaux dans le bassin de la Bhote Koshi a commencé à monter rapidement, jusqu'à rompre les berges, avant de se propager en aval vers une autre rivière, la Trishuli, frappant deux districts supplémentaires, ceux de Nuwakot et de Dhading. L'onde de la crue s'est répandue avec une vitesse et une ampleur exceptionnelles, fait savoir l'Icimod. Les enregistrements d'une station de surveillance montrent que le niveau de la Trishuli aurait en un point bondi de 9 mètres en l'espace de trente minutes. Plusieurs villages ont vraisemblablement été rayés de la carte. Le drame a notamment frappé Syabrubesi, petite bourgade bucolique de l'Himalaya, située à environ 1500 mètres d'altitude, et point de départ de treks populaires dans la vallée de Langtang, ainsi que des zon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pèlerins en route pour le mont Kailash, situé au Tibet et considéré comme sacré par les hindous. « Lorsque j'accompagne des touristes, nous avons pour habitude de passer la nuit à Syabrubesi, avant de nous lancer à l'assaut de la montagne, explique au Monde Ram Puri, guide de montagne népalais. Beaucoup de personnes restent injoignables et ceux qui ont réussi à fuir disent avoir tout perdu, leurs proches et leurs maisons, c'est une terrible catastrophe. »

Le bilan n'a cessé de s'alourdir et jeudi 27 août au matin, les autorités népalaises faisaient état d'au moins 162 morts et de plusieurs centaines de disparus. Au Népal, 823 personnes, dont 517 ressortissants étrangers, n'ont pas été retrouvées, selon le ministère du tourisme. Le premier ministre népalais, Balendra Shah, a appelé mercredi la nation himalayenne à « rester unie ». La Chine a pour le moment évoqué trois morts. Selon la télévision publique chinoise, quelque 558 personnes sont portées disparues, dont 260 étrangers. Fait rare, laissant supposer un bilan humain considérable, le président chinois, Xi Jinping, s'est exprimé en personne sur la catastrophe. « La priorité absolue est la mobilisation de tous les moyens pour rechercher et secourir les personnes disparues, évacuer et reloger les habitants en danger, soigner rapidement les blessés et réduire au maximum le nombre de victimes », a-t-il déclaré.

Les secouristes népalais ont poursuivi la recherche de survivants dans la nuit de mercredi à jeudi et ont continué à évacuer les familles des zones inondables. En raison de la destruction des routes et de l'enclavement de certaines zones sur les hauteurs de l'Himalaya, les hélicoptères de l'armée, ainsi que des appareils privés, ont été déployés pour accéder aux zones touchées. « Tout le monde se mobilise pour rechercher des survivants, des guides de

L'Himalaya est particulièrement instable, ce qui le rend vulnérable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montagne et autres bénévoles sont également à l'œuvre, la population fait preuve d'une grande solidarité », indique Ram Puri.

Les responsables du gouvernement du Tibet ont mobilisé près de 800 secouristes et 150 véhicules ainsi que des chiens renifleurs et des vedettes pour participer aux opérations de sauvetage, selon l'agence de presse officielle Chine nouvelle.

Potentielle nouvelle crue

Les experts mettent en garde contre une potentielle nouvelle crue. « Une obstruction étant toujours présente en amont, à la frontière entre le Népal et la Chine, les autorités avertissent qu'une deuxième inondation est imminente ; des ordres d'évacuation ont d'ores et déjà été émis pour la ville de Gyrong », a rappelé Qianggong Zhang, responsable des risques climatiques et environnementaux à l'Icimod. La catastrophe menace également les communautés situées en aval, côté indien. Alors que les eaux de crue en provenance du Népal voisin se dirigeaient vers la frontière, New Delhi a placé certaines zones du Bihar et de l'Uttar Pradesh en état d'alerte maximale.

Ces inondations ont également déclenché une mobilisation diplomatique. Le premier ministre indien, Narendra Modi, s'est entretenu avec son homologue népalais, Balendra Shah, et a proposé un soutien humanitaire. Les Etats-Unis ont pour leur part annoncé une aide de 500 000 dollars (environ 429 000 euros).

Les scientifiques ont averti qu'il était encore trop tôt pour déterminer le rôle exact joué pa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dans cette catastrophe. Mais l'Himalaya, chaîne de montagnes la plus jeune au monde, est particulièrement instable, ce qui la rend vulnérable au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Les GLOF (l'acronyme anglais de glacial lake outburst flood), ces vidanges brutales de lacs glaciaires, emportant tout sur leur passage, se multiplient sur le Toit du monde, au péril des communautés montagnardes.

CAROLE DIETERICH

Plus de 140 000 Français se déclarent « sinistrés climatiques »

Une campagne lancée par des ONG veut rendre visibles les effets du réchauffement sur la population

Pour réduire le risque de récidive de son cancer du sein, Amélie (elle n'a pas souhaité donner son nom), 36 ans, suit un traitement par hormonothérapie, qui provoque une sorte de ménopause artificielle. En conséquence, lorsqu'il fait chaud, ses jambes gonflent de manière considérable et elle se sent « bouillonner à l'intérieur ». A La Valette-du-Var (Var), où elle vit seule, les températures se sont maintenues à des niveaux très élevés tout au long de l'été 2026. Alors pendant des semaines, il lui a été impossible de sortir de son appartement situé au 4 $^{e}$ étage d'un immeuble sans ascenseur. Elle s'est confinée dans son salon, équipé d'une climatisation. Elle s'est aussi vue contrainte d'acheter un tapis de course lorsqu'elle a commencé à avoir des bleus sur les jambes, faute de marcher suffisamment. Comme plus de 140 000 personnes, Amélie participé à la campagne des ONG de « L'affaire du siècle », baptisée « Sinistré-e-s climatiques : se compter pour peser »: elle a répondu à un questionnaire en ligne et déclaré « avoir déjà subi les effets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 « A cause de ce réchauffement brutal, je n'ai pas pu vivre pendant des semaines, dit-elle. Je ne pouvais pas sortir, même le soir pour aller à la plage, j'ai failli faire des malaises en faisant mes courses. Je suis une réfugiée climatique dans mon propre pays. »

Lancée le 9 juillet, cette campagne avait été préparée par Greenpeace, Notre affaire à tous et Oxfam, bien avant les premières vagues de chaleur de mai et juin. Quelque 50 000 personnes y ont participé en quarante-huit heures, 100 000 en deux semaines. « Nous

« L'objectif est aussi de faire que ces personnes puissent peser dans le débat politique »

avons mis en place cette initiative en partie avec les canicules en tête, parce que nous savions qu'elles allaient arriver, précise Tatjana Uskokovic, la coordinatrice de "L'affaire du siècle". Mais nous ne nous attendions pas à vivre l'été de tous les records. » L'initiative s'inscrit dans la continuité du recours juri-

TATJANA USKOKOVIC coordinatrice de « L'affaire du siècle » dique déposé en avril 2025 auprès du Conseil d'Etat par les trois organisations, ainsi que par une dizaine de citoyens et d'associations, pour demander aux juges d'imposer à l'Etat la mise en place de politiques publiques plus protectrices des populations vis-à-vis de la crise climatique.

«Beaucoup de peur»

Si les ONG espèrent obtenir une date d'audience d'ici au 31 décembre dans le cadre de cette action, la campagne lancée durant l'été entend donner davantage de visibilité et d'ampleur à ce « mouvement des sinistrés ». « L'objectif est d'incarner ce combat contre le réchauffement, de montrer qu'il ne concerne pas seulement trois écolos parisiens mais tous les citoyens, et de faire que ces personnes puissent peser dans le débat politique alors que nous sommes dans une année présidentielle [2027]», insiste Tatjana Uskokovic.

Parmi les quelque 140 000 personnes ayant déclaré avoir déjà subi les effets du réchauffement, plus de 43 000 ont précisé, par écrit, de quelle manière elles étaient affectées. «Les températures dans mon logement étaient in-supportables, j'ai vécu des coupures d'eau, mes proches ont été touchés par les incendies et les agriculteurs de mon Association pour le maintien d'une agriculture paysanne ont décidé d'arrêter leur métier», résume l'une d'entre elles. «Une majorité des témoignages parle de la chaleur, mais certains évoquent d'autres sinistres survenu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comme les inondations, ajoute Tatjana Uskokovic. Il y est question de nourrissons en souffrance, de pertes de revenus ou de personnes qui ont perdu leurs animaux de compagnie. Il y a aussi beaucoup de peurs. »

Olivia Mazat, maraîchère de 36 ans à Sillans-la-Cascade (Var), décrit de son côté comment la chaleur a atteint son corps et l'a contrainte à réduire ses horaires de travail alors qu'il aurait fallu redoubler d'efforts pour protéger les cultures. Elle raconte les plants qui ne se développent plus au-dessus d'un certain seuil de température, les deux épisodes de grêle qui se sont ajoutés aux canicules. Disant être sortie récemment d'une sorte de déni vis-à-vis de la crise climatique, elle espère, avec cette campagne, « participer à la prise de conscience et à la mobilisation collective pour faire bouger le gouvernement ».

PERRINE MOUTERDE

RENTRÉE POLITIQUE

Retailleau repart en campagne pour 2027 après un été discret

Le candidat LR, à la peine dans les sondages, fait douter sa propre formation. Il continue à refuser un rapprochement avec Edouard Philippe et les « héritiers » du macronisme

R éputé studieux, Bruno Retailleau n'a jamais été du genre « vacances j'oublie tout, plus rien à faire du tout », comme le professait la chanson du groupe Elegance. A l'île d'Yeu

(Vendée), ses voisins ne s'étonnent plus de voir le sénateur local consulter ses dossiers au cœur de l'été.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u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Renaissance, Gabriel At-tal, le candidat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LR) a mis s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sur pause quelques semaines. «Les Français sont fatigués par la politique, on n'allait pas les emmerder avec une caravane ou des cahiers de vacances», résume un de ses soutiens, Pierre-Henri Dumont,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adjoint du mouvement.

Loin d'être inactif toutefois, le président de LR a couché les derniers mots d'un livre « plus personnel », à paraître à l'automne. Il est aussi allé à la rencontre des grands électeurs de la Vendée avant les élections sénatoriales du 27 septembre et s'est rendu près de la zone touchée par le mégafeu en Gironde, à l'invitation de la protection civile. Mais il n'a donné aucune grande interview. Le bavard Retailleau s'est astreint au silence.

Du moins jusqu'au mercredi 26 août. Invité dans la soirée sur BFM-TV, l'ancie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ésignant son ennemi favori et envoyant des messages à sa base électorale, a encore chargé les «insoumis» de Jean-Luc Mélenchon, qualifiés de «collabos » pour avoir déposé une proposition de loi en 2025 pour abroger le délit d'apologie du terrorisme. Sur un autre sujet, dans un entretien publié par L'Opinion en fin d'après-midi, l'homme de droite promet qu'il sera « le président qui baissera les impôts de succession ». Bruno Retailleau aura l'occasion de réaffirmer ce message devant le patronat, jeudi, à l'occasion du débat organisé par le Medef avec six autres prétendants à l'Elysée.

LA PETITE MUSIQUE DU RALLIEMENT

Cette rentrée doit s'accompagner d'une montée en puissance dans son équipe de campagne. Quatre porte-parole seront désignés début septembre. Fin juillet, Bruno Retailleau a choisi un proche pour diriger sa campagne: Franck Robine, haut fonctionnaire de 59 ans, cet ancien chef de cabinet de François Fillon à Matignon, a pour mission de construire « une machine de guerre » au service du Vendéen. Pour l'instant, la machine patine. Le candidat stagne entre 6 % et 9 % dans les sondages, selon les configurations. « Vous verrez, nos courbes se croiseront avec Edouard Philippe en octobre », prophétisait Bruno Retailleau au printemps. Malgré la baisse du candidat Horizons, ce croisement reste un pronostic audacieux. « Rien n'est figé, relativise un conseiller du candidat LR. Voir Attal mordiller les chevilles de Philippe dans les sondages est une bonne chose pour nous. La question de l'alliance entre les macronistes va se poser avant celle de notre ralliement. »

CETTE RENTRÉE DOIT S'ACCOMPAGNER D'UNE MONTÉE EN PUISSANCE DANS L'ÉQUIPE DE CAMPAGNE DE BRUNO RETAILLEAU

Cette petite musique du ralliement résonne comme un acouphène aux oreilles du candidat Retailleau. De Laurent Wauquiez à Jean-François Copé en passant par le président du Sénat, Gérard Larcher, plusieurs ténors de LR l'entretiennent à décibels plus ou moins élevés. Lundi 24 août, sur TF1, la présidente de la région Ile-de-France, Valérie Pécresse, saluait les déclarations d'Edouard Philippe sur l'immigration faites depuis Mayotte – vues comme des « signes de convergence politique très intéressants » avec son parti –, tout en reconnaissant « la légitimité » de Bruno Retailleau à être le candidat de LR. Elle n'est pas la seule à montrer une certaine souplesse. En dehors des « retaillistes » convaincus, beaucoup chez LR ne souhaitent pas insulter l'avenir et Edouard Philippe avec. Bruno Retailleau, lui, n'en démord pas. « Les Français ne veulent pas d'une saison 3 du macronisme », martèle-t-il. Et le maire du Havre (Seine-Maritime) serait autant concerné que Gabriel At-tal. « Tous ceux qui ont touché Macron sont radioactifs ; ni l'un ni l'autre ne peuvent incarner l'alternance », attaque Pierre-Henri Dumont.

Bruno Retailleau oppose un argumentaire bien rodé pour justifier son année passée a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entre 2024 et 2025, dont neuf mois sous les ordres du centriste François Bayrou. « J'ai été un ministre de cohabitation », veut-il croire. L'argument fait sourire au sein du bloc central et chez certains élus LR. Mais l'intéressé assume et réaffirme sa détermination. Peu importent les appels à

A Mayotte, contre les clandestins, Lecornu veut faire appliquer la loi En visite sur l'île, le premier ministre a annoncé une militarisation accrue de la zone avec des renforts technologiques et militaires

MAMOUDZOU - envoyée spéciale

I l était attendu sur l'urgente reconstruction de Mayotte, dévastée par le cyclone Chido en décembre 2024, mais c'est d'abord sur la lutte contre l'immigration clandestine que le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s'est exprimé, à peine débarqué dans l'archipel, mercredi 26 août, pour une visite de deux jours.

Entouré de six ministres, dont ceux de la défense et de l'intérieur, et en présence de l'état-major de la lutte contre l'immigration clandestine réuni dans l'exigu poste de coordination de la base navale de Dzaoudzi, l'exministre des outre-mer (2020-2022) a annoncé une militarisation accrue de la zone pour mieux protéger le 101 $^{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de l'arrivée de migrants de l'archipel voisin des Comores et, de façon plus récente, de ressortissants originaires de l'Afrique des Grands-Lacs. La moitié de la population est étrangère sur un total de 323 000 personnes, selon le recensement publié début juillet par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 (Insee).

Déploiement de drones pour mieux anticiper les départs des migrants, installation de ballons en altitude équipés de moyens de détection, augmentation du nombre de bateaux d'interception, renforcement des effectifs militaires...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compte beaucoup sur les moyens fournis par les hautes technologies et inscrits budgétairement dans la loi de programmation militaire pour supprimer «les angles morts» dans la surveillance du territoire. Jusqu'à ressusciter l'objectif d'un «rideau de fer» promis par Gérald Darmanin en 2024 lorsqu'il était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et des outre-mer.

Une unité de la Légion étrangère devrait être positionnée sur l'îlot de Mtsamboro. D'une superficie de 2 km², ce bout de terre inhabité est situé au nord-est de Grande-Terre en direction d'Anjouan, l'île des Comores à partir de laquelle les candidats à l'exil sont les plus nombreux. Tout en défendant des « résultats solides » au vu du nombre croissant de dé- cisions d'éloignement – 16 500 au cours du premier semestre contre 23 000 pour tout 2025 – le locataire de Matignon a toutefois reconnu les limites des mesures prises jusqu'à présent face à « un adversaire » qui s'adapte et sait déjouer les méthodes de détection ou d'intervention avec l'aide de « complicités locales ».

Pour autant, il s'est bien gardé d'aller sur la voie empruntée quelques jours auparavant par Edouard Philippe. En déplacement à Mayott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2017-2020), candidat Horizon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 proposé d'y suspendre le droit du sol et le droit d'asile pendant le prochain quinquennat s'il est élu. «Il faut [d'abord] faire en sorte que les lois existantes soient appliquées», a jugé Sébastien Lecornu.

L'idée d'un bonus-malus

De fait, la loi adoptée en avril 2025 et entrée en vigueur au printemps durcit déjà très fortement les conditions d'accès à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 à Mayotte. Pour pouvoir y prétendre, elle prévoit qu'il faut désormais deux parents - et non plus un seul - résidant de manière régulière depuis un an, et non plus trois mois, sur le sol français au moment de la naissance de l'enfant.

Avec cette restriction, le gouvernement espère décourager les femmes étrangères – et principalement comoriennes – de mettre au monde leurs enfants à Mayotte. Plus des trois quarts des naissances enregistrées chaque année sont le fait de mères de nationalité étrangère. Une croissance démographique qui alourdit les besoins de l'archipel en infrastructures – écoles, logements, santé – et en ressources comme l'eau, alors que le département accuse un retard considérable à l'échelle nationale. Plus des trois quarts de la population vivent sous le seuil de pauvreté.

Parallèlement au renforcement du dispositif sécuritaire, Sébastien Lecornu a avancé l'idée d'un bonus-malus appliqué à l'aide publique au développement. Celui-ci conduirait à récompenser les pays qui coopèrent avec la France en matière de lutte migratoire en leur « donnant plus » et, à l'inverse, à sanctionner ceux qui ne le font pas. Outre les Comores, six pays d'Afrique centrale et de l'Est sont ciblés: Burundi,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RDC), Kenya, Rwanda, Somalie, Tanzanie. Il a assuré que l'aide humanitaire que reçoivent ces pays parmi les plus pauvres du monde ne serait pas affectée. Les financements versés par la France représentaient, en 2024, 5 % des appuis extérieurs reçus par la RDC, 10 % pour la Tanzanie mais 87 % pour les Comores, selon les chiffres de l'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s.

L'annonce n'a pas été du goût de tous les élus mahorais. La députée Estelle Youssouffa (groupe Libertés, indépendants, outre-mer et territoires), a rappelé qu'il existe déjà un accord liant aide et migration avec les Comores depuis 2019. «Malgré des centaines de millions d'euros distribués, des centaines de Comoriens arrivent chaque jour à Mayotte, et la France continue de financer un régime qui remet en cause sa souveraineté et instrumentalise les flux migratoires », a-t-elle dénoncé en déplorant une « opération de com politique » du premier ministre.

A huit mois du scrutin présidentiel, dans un territoire où Marine Le Pen fait ses scores les plus élevés (59 % au second tour de 2022), personne ici n'est dupe du fait que le 101 $^{e}$ département, situé à 8 000 kilomètres de Paris, offre la scène idéale pour laisser libre cours à toutes les idées susceptibles de contrer la favorite des sondages sur son thème de prédilection.

En ce jour férié à Mayotte, où l'on célébrait la naissance du prophète Mahomet, pas sûr cependant que les propos de Sébastien Lecornu aient bénéficié de beaucoup d'écho. Dans les rues de Mamoudzou, un étrange calme avait fait place à l'ordinaire agitation. Seuls quelques dizaines de syndicalistes avaient décidé de braver la torpeur générale, espérant interpeller le premier ministre, lors de son passage sur la place de la République, sur l'augmentation des salaires et l'alignement des droits sociaux sur ceux de la métropole. Les gendarmes ne leur en ont pas donné le loisir.

LAURENCE CARAMEL

Le président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Bruno Retailleau, à Saint-Fulgent (Vendée), le 26 juin. FRANCK DUBRAY/ « OUEST FRANCE »/MAXPPP

s'entendre. « Si nous avions le même projet, peut-être pourrions-nous discuter. Mais nous ne l'avons pas », a-t-il déclaré sur BFM-TV.

Malgré les doutes jusque dans son camp, Bruno Retailleau continue à tracer sa route. Le 12 septembre, il effectuera sa rentrée officielle lors du campus des jeunes LR à Nogentsur-Marne (Val-de-Marne). Certains de ses rivaux sont déjà à l'œuvre. Candidat à l'Elysée, le très libéral et ex-LR David Lisnard entend réunir 4000 personnes à Cannes (Alpes-Maritimes), ville dont il est le maire, samedi 29 août. Une journée placée sous le signe de «la gagne», qui, pour le président de Nouvelle Energie, doit passer par une grande primaire. «Etre responsable aujourd'hui, c'est comprendre que sans candidat désigné démocratiquement, la droite et le centre ne seront pas en mesure de l'emporter», écrit-il dans une tribune publiée par Le Monde le 25 août.

Dans l'équipe de Bruno Retailleau, le cas Lisnard est traité en douceur. Personne ne voit le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s maires de France pousser l'échappée solitaire au-delà de l'automne. « Avec David, je suis sûr qu'on se retrouvera », s'avançait, fin juin, le patron de LR, quelques semaines après le départ du Cannois des instances du parti.

WAUQUIEZ, LE FRÈRE ENNEMI

Pas sûr qu'il puisse en dire autant de Laurent Wauquiez. Le 25 août 2024, le Vendéen marchait tout sourire aux côtés du député de la Haute-Loire pour sa traditionnelle ascension du mont Mézenc. Depuis, les deux hommes sont devenus les nouveaux frères ennemis de la droite. Leur rendez-vous, le 2 juin, n'a rien changé. On n'efface pas des mois d'une guerre larvée en quarante-cinq minutes. Surtout quand, un mois plus tard, Laurent Wauquiez vantait les qualités d'homme d'Etat d'Edouard Philippe dans Le Figaro. L'éloge ne valait pas ralliement, mais avait la taille d'une grosse pierre dans le jardin de Bruno Retailleau. « La réalité, c'est que le candidat de LR est en dessous de 10 % », notait le vaincu de l'élection interne de 2025.

Dimanche 30 août, lors d'une nouvelle montée du mont Mézenc, Laurent Wauquiez insistera sur l'urgence d'un rassemblement face à la perspective d'une qualification de Jean-Luc Mélenchon au second tour. «Mais il ne fera pas une [Gérald] Darmanin en annonçant soutenir Philippe, calme un de ses proches. Ce qui distingue Laurent Wauquiez d'autres chez LR, c'est qu'il assume de ne pas soutenir Retailleau. » Ce dernier devait s'en douter un peu.

ALEXANDRE PEDRO

La stratégie d'union de LR pour garder sa majorité au Sénat brouillée par les dissidents

Dans plusieurs départements, des candidats Les Républicains figurent sur des listes avec Horizons, voire Renaissance. Un choix qui suscite l'incompréhension de certains élus

Roger Karoutchi aborde les élections sénatoriales en stoïcien. Sénateur Les Républicains (LR) des Hauts-de-Seine depuis 1999, il sait, mieux que personne, que les reculs aux élections municipales ont d'immenses conséquences sur ce scrutin, dont le corps électoral est issu à 95 % des conseils municipaux. Or, en mars, LR et ses alliés ont notamment perdu Nice, Menton (Alpes-Maritimes), Nîmes, et réalisé un score historiquement bas à Marseille. Philosophe, Roger Karoutchi accepte donc par avance la perte inéluctable de plusieurs sièges dans le pourtour méditerranéen. Il espère, en revanche, que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investiture (CNI), qu'il préside, aura trouvé la meilleure formule pour conserver des mandats qui peuvent l'être.

LR est une nouvelle fois confronté au défi de l'unité. D'abord avec le centre droit, puis au sein même du parti. Dans plusieurs départements concernés par le scrutin proportionnel, un ou plusieurs candidats LR figurent sur des listes d'union avec des partis de droite et du centre : l'Union des démocrates et indépendants (UDI), avec lequel le groupe LR forme la majorité sénatoriale, mais aussi Horizons, voire Renaissance ou le Parti radical valoisien. Cette stratégie a été choisie en Gironde, en Charente-Maritime, en Haute-Garonne, dans les Bouches-du-Rhône ou encore en Vendée. Dans ce dernier département, le président du parti, Bruno Retailleau, se pré- sente en tête de liste, devant une colistière UDI et deux suppléants issus d'Horizons et du MoDem.

Chez LR, on prend cependant soin de préciser que ces unions obéissent à un pragmatisme local et ne présagent pas d'une éventuelle alliance pour 2027. « Est-ce que cela signifie que ceux qui figurent sur des listes d'union seraient pour Edouard Philippe à la présidentielle ? Non, pas du tout, précise Roger Karoutchi. Cela veut dire simplement que faire des listes multiples divise les voix. Lorsqu'il n'y a pas d'intérêt à l'union, LR fait des listes seul. »

La stratégie d'alliance ne garantit cependant pas toujours la présence d'une seule candidature LR, et certains élus préfèrent faire bande à part. Ainsi, dans les Bouches-du-Rhône, la sénatrice sortante Valérie Boyer a finalement préféré lancer sa liste alors qu'elle avait d'abord été investie en troisième position sur une liste d'union avec Renaud Muselier (Renaissance). Dans un département où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a progressé aux dernières municipales et où le Parti socialiste (PS) s'est maintenu à la mai-

CHEZ LR, ON PREND SOIN DE PRÉCISER QUE CES UNIONS OBÉISSENT À UN PRAGMATISME LOCAL rie de Marseille, l'éligibilité de la troisième place est devenue incertaine pour la droite. Non investi par la CNI, le sortant Stéphane Le Rudulier présente, lui aussi, une candidature dissidente.

En Haute-Garonne, la question de l'union a fracturé la fédération locale. Dans ce département, la CNI a investi la sortante Brigitte Micouleau en deuxième position derrière Pierre Médevielle (Horizons) et devant Vincent Terrail-Novès (Renaissance). Cette décision a provoqué la démission de la présidente de la fédération, Christine Gennaro-Saint, qui souhaitait la présence de deux candidats LR sur la liste et refuse l'alliance avec les macronistes.

Les rêves ont volé en éclats

Dans les territoires où il s'engage seul, sans ses alliés, le parti n'est pas non plus parvenu à assurer systématiquement l'unité. Au printemps, le député de la 9 $^{e}$ circonscription du Rhône Alexandre Portier – également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locale – rêvait d'une unique liste dans un département où Les Républicains peuvent nourrir des ambitions. Certes, la droite a échoué à conquérir la mairie de Lyon. Mais elle a réussi à obtenir la majorité au conseil de la Métropole, dont les membres sont grands électeurs aux sénatoriales.

Les rêves d'unité ont finalement volé en éclats. La CNI a investi deux duos pour composer chacun une liste : d'un côté le président du département, Christophe Guilloteau et la maire de Décines-Charpieu, Laurence Fautra ; de l'autre le maire d'Ecully, Sébastien Michel, et la sénatrice sortante Catherine Di Folco. Mais la présence de la droite ne se limite pas aux candidatures investies par LR. Une situation rendue encore plus difficile par deux candidatures dissidentes au sein même du parti. Après avoir siégé quelques mois, Paul Vidal, ancien suppléant du nouveau Défenseur des droits, François-Noël Buffet, a annoncé le 22 août qu'il se lançait aussi dans la course, tout comme le conseiller d'arrondissement de Lyon, Jean-Stéphane Chaillet. Avec la candidature de Serge Bérard (Nouvelle Energie), ce ne sont pas moins de cinq candidatures de droite qui pourraient s'opposer en septembre.

Cette approche de LR montre ses limites et suscite des incompréhensions. « Lors de la CNI du 23 juin, on s'attendait à avoir, nous aussi, une double investiture », soupire, déçue, Christine Gennaro-Saint. Non investie par son parti, l'ancienne présidente de la fédération de Haute-Garonne n'exclut pas de déposer tout de même une liste. Roger Karoutchi, de son côté, ne désespère pas de convaincre certains dissidents de se retirer avant le dépôt officiel des candidatures, du 7 au 11 septembre. « On verra si on peut limiter le nombre d'aventures. Après avoir fait le tour des maires, certains se diront que leur candidature est moins évidente », veut croire le président de la CNI.

FRANÇOIS-RÉGIS COUTEAU

Dans les Alpes-Maritimes, Les Républicains sous la pression de l'extrême droite

Aux sénatoriales, la présence de deux listes et les scores du RN et de l'UDR d'Eric Ciotti aux élections municipales de mars devraient coûter des sièges au parti

Après avoir conquis les mairies de Menton, de Nice ou de Cagnes-sur-Mer aux élections municipales en mars,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et son allié de l'Union des droites pour la République (UDR) pourraient s'emparer de sièges de sénateurs dans les Alpes-Maritimes, lors des élections qui se tiendront le 27 septembre. L'implantation locale y est décisive, les membres du Palais du Luxembourg étant élus au scrutin indirect par un collège de quelque 93 000 grands électeurs composé de parlementaires, de membres des conseils régionaux et départementaux, mais surtout de conseillers municipaux, qui constituent 95 % du corps électoral.

De quoi faire de l'ombre aux Républicains (LR), qui avaient gagné, lors des dernières sénatoriales du département, en 2020, les cinq sièges de la circonscription. « Un alignement des planètes extraordinaire », souligne, avec fierté, Dominique Estrosi Sassone, tête de liste de l'époque et candidate à sa réélection. Mais, cette année, le parti a investi une deuxième liste, menée en parallèle de celle de Dominique Estrosi Sassone par une autre sénatrice sortante, Alexandra Borchio Fontimp. Ancienne porte-parole d'Eric Ciotti, elle est également soutenue par l'Union des démocrates et indépendants et Nouvelle Energie, le mouvement fondé par David Lisnard, maire de Cannes. Des candidatures concurrentes qui font peser le risque d'une dispersion des voix parmi les grands électeurs. Pour Alexandra Borchio Fontimp, ce n'est pas un sujet de débat: «J'ai pris la liberté de conduire une liste, les élus sauront faire leur choix, même si l'on est de la même famille politique », souligne-t-elle. Sa rivale, présidente de la commission des affaires économiques du Sénat, voit la situation d'un autre œil: «Il n'est pas opportun d'amener de la confusion chez les élus locaux en menant une double investiture.»

«Montrer son ancrage local»

Face aux LR en ordre dispersé, le RN et l'UDR présentent, eux, une candidature unique dont la liste est menée par Laurent Castillo, député européen qui siège au sein du groupe Patriotes pour l'Europe. Henri Leroy, sénateur sortant, y figure en troisième position. Elu en 2020, il a quitté LR en mars après les municipales pour rejoindre le parti d'Eric Ciotti, qu'il connaît de longue date. «Je ne me reconnaissais plus dans leurs valeurs, la ligne politique a changé, elle est maintenant beaucoup trop proche du macronisme», déplore-t-il.

Au-delà de la stratégie politique, ce sont ses adversaires et anciennes colistières qu'il désigne : « C'est l'exemple typique des élues qui ne veulent pas perdre leur siège et qui s'y accrochent comme à une gamelle.» Cette liste rassemblant UDR et RN dans le département pourrait faire perdre des sièges aux LR. «Le 27 septembre au soir, nous n'aurons plus la totalité des sièges dans les Alpes-Maritimes, c'est une réalité», regrette Dominique Estrosi Sassone. Un pas supplémentaire dans la normalisation du RN? «Les Alpes-Maritimes [sont] l'une des vitrines où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peut se mettre en scène, montrer son ancrage local et une bonne entente avec les élus», explique le politiste Emilien Houard-Vial. Il pourra bénéficier de soutiens qui ne sont pas membres du parti, créant ainsi un nouvel « affaiblissement du cordon sanitaire », estime le spécialiste de la droite française: « C'est une terre de droite, mais les villes comme Nice ou Menton exercent un effet d'influence sur les zones environnantes. Une commune de la

C'EST UNE MARCHE DE PLUS VERS LA CRÉATION D'UN GROUPE RN-UDR AU SÉNAT, UNE PREMIÈRE DANS L'HISTOIRE DE LA VE RÉPUBLIQUE métropole niçoise doit bien s'entendre avec la mairie de Nice, des grands électeurs qui ne sont pas RN ou UDR pourront ainsi voter pour leur liste aux sénatoriales », ajoutet-il. Plus largement, c'est aussi une marche de plus vers la création d'un groupe RN-UDR au Sénat, une première dans l'histoire de la V $^{e}$ République. «Aujourd'hui, cela semble assez vraisemblable, sachant que dix sièges sont nécessaires », analyse Emilien Houard-Vial. Trois sénateurs du parti d'extrême droite ont déjà été élus en 2023: Joshua Hochart (Nord), Christopher Szczurek (Pas-de-Calais) et Aymeric Durox (Seine-et-Marne). Pour l'instant, ils siègent chez les non-inscrits. Mais les Alpes-Maritimes ne devraient pas être le seul département à voir émerger de nouveaux sénateurs RN : d'autres circonscriptions dans le nord-est ou le sud-est de la France, zones territoriales de force du parti, sont également concernées.

Le RN pourrait ainsi accroître son influence au Sénat : davantage de temps de parole, une capacité à peser sur l'ordre du jour et une présence au sein des instances dirigeantes. Une importance à relativiser, selon le politiste : «Avec un groupe à dix, l'apport immédiat n'est pas énorme, cela relève davantage du symbole. Le vrai bénéfice, c'est d'être présent dans les deux chambres du Parlement. »

CAMILLE GASNIER

Les associations lancent l'alerte sur les 2300 enfants sans abri

Le gouvernement promettait en 2022 de ne plus laisser « aucun enfant à la rue ». Trois ans plus tard, leur nombre a progressé de 42 %

Le cadet est âgé de 9 mois, dont la moitié passée à la rue. L'ainée a 3 ans et s'apprête à faire son entrée à l'école, sans avoir de toit. Depuis que leurs parents ont vu leur demande d'asile refusée et ont dû quitter, en avril, leur centre d'accueil, ils n'ont obtenu que quelques nuits d'hébergement auprès du 115 – le numéro d'urgence sociale – de Seine-Saint-Denis. « On téléphone tous les jours, tôt le matin, et on attend deux, trois heures pour avoir quelqu'un. On nous dit que même si on n'a pas de place, il faut continuer à appeler. On ne se décourage pas », décrit leur père, Oumar (les personnes citées par leur prénom n'ont pas précisé leur nom de famille).

Le jour, il travaille au noir dans la construction. Certaines nuits, ils se relaient, son épouse et lui, assis sur des bancs devant un hôpital, veillant leurs enfants endormis. D'autres, ils se cachent dans des jardins publics et des gares RER, le temps de leur fermeture nocturne. Ils privilégient désormais les buissons d'un parc ouvert en continu – «Il y a toujours du monde, c'est mieux pour la sécurité», explique Oumar, qui raconte avoir quitté la Côte d'Ivoire pour préserver sa fille de l'excision. La période récente a été éprouvante: «Notre bébé a eu la varicelle, il pleurait beaucoup, on avait peur de se faire repérer. »

Le huitième baromètre «Enfants à la rue», publié mercredi 26 août par l'Unicef France et la Fédération des acteurs de la solidarité, fait état de 2355 mineurs, dont 514 âgés de moins de 3 ans, laissés sans solution d'hébergement au soir du 18 août, après que leur famille a réussi à joindre le 115. Ce décompte ne donne qu'un aperçu de la réalité, de nombreux appels n'étant pas décrochés et de nombreuses familles renonçant à appeler. Mais les chiffres ont augmenté de 9 % en un an, et de 42 % depuis 2022, année où le ministre chargé du logement de l'époque, Olivier Klein, s'était engagé à «ne plus avoir aucun enfant à la rue».

« Incapacité politique »

«Nous constatons une incapacité politique à tenir la promesse qui a été faite (...) Mais il est impossible d'accepter qu'en France, un enfant puisse naître, vivre et mourir à la rue», a dénoncé la secrétaire générale d'Unicef France, Béatrice Lefrançois,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mercredi, rappelant que le collectif des Morts de la rue a fait état de 26 enfants et jeunes de 18 ans morts sans domicile en 2025. «Il y a une obligation à agir», a exhorté à son tour la direc-

«10 000 places pourraient fermer, alors que les 203 000 places actuelles sont déjà insuffisantes»

NATHALIE LATOUR Fédération des acteurs de la solidarité

trice générale de la Fédération des acteurs de la solidarité, Nathalie Latour, qui craint une nouvelle et forte augmentation du sans-abrisme, si le gouvernement n'accorde pas de rallonge budgétaire aux associations chargées de l'hébergement d'urgence. « Nous estimons que 10 000 places pourraient fermer d'ici à la fin de l'année, alors que les 203 000 places actuelles sont déjà insuffisantes pour répondre aux besoins », a-t-elle ajouté. Elle annonce « une grande mobilisation » des associations du secteur social et médico-social, la semaine du 12 octobre.

«Avant le Covid, quand une famille était à la rue, tout le monde était sur le pont pour trouver une solution», rappelle Nathalie Latour. Depuis, le manque de places

PODCAST Le goût de M

INSTAGRAM @M_magazine disponibles a conduit de nombreuses préfectures à édicter des critères de plus en plus restrictifs, en dépit de la loi qui prévoit l'accueil inconditionnel des personnes en détresse. A Paris, les femmes enceintes d'au moins six mois faisaient partie des publics prioritaires jusqu'en juin. Sido (un prénom d'emprunt) est arrivée trop tard : alors qu'elle doit accoucher en novembre, elle sollicite sans succès le 115 depuis un mois : « Je dors dans le salon d'une dame, avec mon fils de 3 ans, et en échange je garde ses enfants. Mais elle m'a demandé de partir... »

EN VENTE DÈS DEMAIN

Désormais, dans la capitale, seules les familles avec des femmes enceintes de plus de sept mois et des enfants de moins de 3 mois, ou dont un membre est gravement malade, sont considérés comme des « priorités 1 ». Des salariés du Samusocial de Paris ont mené une grève de cinquante-sept jours, terminée le 18 août, dénonçant la fermeture de quelque 900 places d'hébergement d'urgence, qui a conduit à des remises à la rue. Ils ont été progressivement rejoints par 400 personnes sans domicile, dont de nombreux bébés et enfants, qui ont occupé le parvis du Samusocial, dans le 13 $^{e}$ arrondissement, jusqu'à leur évacuation par les forces de l'ordre. Une partie d'entre elles ont obtenu, après une nouvelle occupation, leur mise à l'abri par la Ville de Paris, qui indique accueillir désormais 2100 personnes, dont 761 enfants et 536 jeunes en recours de minorité, notamment dans des gymnases.

« Ce n'est pas notre rôle »

Ailleurs en France, une douzaine de municipalités ou intercommunalités assurent elles aussi la mise à l'abri de familles. Des collectifs de parents d'élèves et d'enseignants se sont par ailleurs constitués : ils tentent d'obtenir l'hébergement d'enfants scolarisées dans leurs écoles, lancent des cagnottes pour financer des nuits d'hôtel, accueillent parfois des familles chez eux ou occupent des écoles avec elles. « On accompagne comme on peut, mais ce n'est pas notre rôle », insiste Samira Dadache, administratrice nationale de la fédération de parents d'élèves FCPE.

Dans la Métropole de Lyon, Juliette Murtin, porte-parole de Jamais sans toit, fait état de 146 enfants qui ont dormi dans des écoles cette année: « La solidarité citoyenne atteint ses limites : en 2022, on obtenait des hébergements après en moyenne trois semaines d'occupation; il faut compter environ huit mois désormais, dans des conditions extrêmement spartiates. » Le Collectif de soutien aux enfants mal logés de la métropole bordelaise a accompagné, lors de la dernière année scolaire, 94 élèves. « Quelques super-héros arrivent à se concentrer sur les études, mais beaucoup d'enfants sont en grande souffrance. Ils sont fatigués, énurétiques, avec une difficulté à entrer dans les apprentissages et le vivre-ensemble », témoigne Laure Michel, cofondatrice du collectif.

A Strasbourg, les remises à la rue sont nombreuses, la préfecture ayant décidé de fermer 1400 places qu'elle avait réservées aux « personnes à droits incomplets ». « Rien que dans l'école où j'enseigne, quatre familles albanaises sont concernées, et on n'a plus de solution pour l'une d'elles : elle dort dans le hall de l'hôpital ou dans une cave, avec trois enfants dont un bébé de 7 mois », déplore Marie-Claude, membre du collectif Pas d'enfants à la rue 67.

CLAIRE ANÉ

Le Ceremh, et son auto- école pour handicapés, menacé de disparition

Le Centre de ressources et d'innovation mobilité handicap lance un appel aux dons pour éviter la liquidation judiciaire

Je pensais que c'était une auto-école normale, avec une prise en charge par l'Etat pour le handicap. J'ai été surprise quand j'ai reçu un mail d'appel aux dons au début de l'été.» Anne Pieussergues-Dherbicourt fait partie des anciens élèves sollicités par le Ceremh, Centre de ressources et d'innovation mobilité handicap, de Vélizy (Yvelines). Cette association reconnue d'utilité publique a ouvert en juille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son histoire, une campagne de dons pour assurer son avenir, alors que le tribunal des activités économiques de Versailles doit se prononcer, jeudi 10 septembre, sur le sort de la structure, qui se retrouve en difficulté à la suite de « la baisse importante de financements publics », en validant le plan de redressement ou en prononçant sa liquidation.

Le Ceremh, qui emploie cinq personnes, est bien plus qu'une auto-école adaptée. Fondé en 2008 par l'association APF France Handicap, l'AFM-Téléthon, l'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Saint-Quentin, le pôle de compétitivité européen de la mobilité Nextmove et l'assureur Macif, il réalise des formations professionnelles, de la recherche et de l'évaluation de personne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pour leur fournir des aides techniques. Il a été reconnu comme un centre d'expertise sur la mobilité par la Caisse nationale de solidarité pour l'autonomie.

Des « référents »

« Ce serait triste si le Ceremh venait à disparaître », déplore Anne Pieussergues-Dherbicourt, qui assure que l'association « l'a un peu sauvée ». Cette illustratrice de 48 ans, habitant à Saint-Germainen-Laye (Yvelines), avait le permis voiture et moto, mais a dû se résoudre à arrêter de conduire en 2019 à cause d'une sclérose en plaques. Au Ceremh, elle a pu tester plusieurs solutions techniques, prendre des cours pour régulariser son permis, et se faire conseiller pour adapter sa voiture. Désormais, elle conduit grâce à un cercle posé sur le volant, sur lequel elle appuie pour accélérer, et une poignée pour le frein. « Je peux aller à tous mes rendez-vous professionnels et médicaux, voir mes amis, relayer mon mari quand on va en vacances. J'ai retrouvé ma vie d'avant, une vraie liberté. » Cette sensation de « liberté incroyable », Otto Kern, 37 ans, l'a aussi ressentie en obtenant son permis de conduire en juillet grâce au Ceremh. « J'ai une tétraplégie, je ne peux pas marcher. Quand je prends le train, l'avion, le taxi, j'ai besoin d'être accompagné. Là, je peux aller où je veux tout seul, voir la mer, faire le tour de l'Europe... »

Un moniteur et une ergothérapeute l'ont aidé à adapter un véhicule de conduite embarquée. Il accède au poste de conduite sans quitter son fauteuil électrique, utilise un joystick pour l'accélération, le freinage et la direction, et un boîtier avec reconnaissance vocale pour les autres commandes. « Si le Ceremh ferme demain, pour avoir une école avec ce type de joystick, je crois que je dois aller à Bordeaux. »

Au total, le Ceremh dispose de quatre voitures avec divers équipements: systèmes de transfert, boule au volant, pédales inversées

« On répond à un besoin de plus en plus fort »

ÉRIC MONACELLI président du Ceremh

Depuis un an, des remises à niveau sont aussi proposées pour les personnes âgées

pour accélérer avec le pied gauche, cercles... L'équipe s'adapte aussi aux handicaps psychiques, cognitifs et aux troubles du neurodéveloppement, avec des cours individuels pour apprendre le code de la route. Depuis un an, des remises à niveau sont aussi proposées pour les personnes âgées.

« On répond à un besoin de plus en plus fort, se félicite Eric Monacelli, président du Ceremh. En juillet, on a déjà atteint les chiffres de toute l'année dernière », avec 136 demandes d'évaluation de personnes porteuses de handicap. Professeur de robotique à l'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Saint-Quentin et directeur du Laboratoire d'ingénierie des systèmes de Versailles, il a participé à la création d'un simulateur, avec un logiciel et des capteurs, pour mesurer les capacités de conduite. Le dispositif a été vendu à une vingtaine de centres de rééducation en France depuis 2020 et de nouvelles fonctionnalités sont en cours de déploiement, pour mesurer les troubles neurovisuels ou les effets du stress.

Les ventes de simulateurs financent le surcoût de l'auto-école adaptée, facturée au tarif normal pour les usagers, et les formations dispensées à une quarantaine de moniteurs ou d'ergothérapeutes chaque année. D'autres revenus proviennent du Laboratoire d'innovation et d'expertise technique, qui réalise des études cliniques pour les industriels du handicap, avec des tests utilisateurs et des protocoles d'évaluation à destination de la Haute Autorité de santé. « Ils nous ont accompagnés et donné des conseils pour l'extension de notre produit à d'autres fonctionnalités », salue Lancelot Durand, cofondateur de la start-up Eppur, qui vient d'obtenir en mai le remboursement à 100 % du Dreeft, un système innovant de freinage sur les roues des fauteuils manuels.

«Parmi les laboratoires qui connaissent le milieu du fauteuil, historiquement, c'étaient les seuls et ce sont encore eux les référents», estime aussi Benjamin Veron, directeur marketing d'Invacare, grand fabricant français de matériel médical, qui a fait évaluer divers produits (motorisation de fauteuil roulant, siège de bain...) depuis dix ans. Le Ceremh développe aussi ses propres projets comme le Virtual Fauteuil, un simulateur de conduite de fauteuil roulant.

Ses difficultés financières sont en partie liées au Laboratoire d'innovation, pour lequel l'association recevait un crédit d'impôt recherche (CIR). « On a eu des décalages de paiement, puis un contrôle fiscal qui n'a pas révélé grand-chose – soit 2000 euros de redressement sur 170 000 euros [de CIR perçus sur trois ans] – mais a fait perdre du temps. Et, en 2025, on nous a refusé le CIR pour nos quatre projets pluriannuels », détaille Benjamin Malafoss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l a déposé un recours en juin contre ce refus auprès du tribunal administratif. En attendant, il espère collecter 50 000 euros avant l'audience du 10 septembre, et refuse d'envisager que « tout s'arrête après vingt ans d'expertise pour des sommes qui ne sont pas énormes ».

ANNE-AËL DURAND

ÉNER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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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pétrole irakien destiné à l'export, à Tartous (Syrie), le 19 avril. MOHAMMED AL-RIFAI/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En quête de nouvelles routes de l'or noir

Les pays du Golfe diversifient leurs circuits d'évacuation du pétrole, afin de s'émanciper du détroit d'Ormuz

I y a encore six mois, l'exportation d'hydrocarbures depuis le golfe Arabo-Persique obéissait à des règles simples : emprunter le chemin le plus direct – le détroit d'Ormuz – pour atteindre rapidement l'Asie, la région du monde la plus gourmande en énergie. Mais la guerre en Iran, déclenchée par les Etats-Unis et Israël le 28 février, a bouleversé les priorités en provoquant la paralysie de cet étroit passage maritime.

Pour les puissances pétrolières de la région, l'urgence est aujourd'hui de diversifier les circuits d'évacuation de l'or noir. Et ainsi de s'affranchir du chantage de Téhéran vis-à-vis de ce goulet stratégique par où transitaient, avant le conflit, 20 millions de barils par jour. Entre la fin juillet et la fin août, des bateaux, souvent escortés par la marine américaine, ont tout de même réussi à faire sortir entre deux et sept millions de barils par jour du golfe Persique, selon diverses estimations. Mais les navires qui osent s'aventurer circulent signaux éteints, sous la menace des attaques iraniennes de drones ou de missiles.

Dans la quête d'itinéraires bis, l'heure n'est plus aux rumeurs de palais ou aux débats théoriques: les plans pour l'après-Ormuz ont commencé à se concrétiser. En particulier aux Emirats arabes unis (EAU), déjà dotés d'une voie de contournement avec l'Abu Dhabi Crude Oil Pipeline. Les travaux vont bon train pour dédoubler cet oléoduc qui relie sur près de 400 kilomètres les gisements pétroliers de Habshan, dans le Nord-Ouest, au port de Foujeyra, dans le golfe d'Oman. L'enjeu est de multiplier par deux sa capacité actuelle, jusqu'à atteindre près de 3,6 millions de barils par jour, soit la quasi-totalité de la production émiratie. Et ce, dès 2027.

D'ABQAÏQ JUSQU'AU PORT DE YANBOU

«Dans toute la région, c'est le projet de loin le plus avancé», constate Homayoun Falakshahi, analyste chez Kpler. Sans avoir jamais fait l'objet d'une communication officielle, le chantier était déjà sur les rails avant la guerre. Mais les circonstances ont précipité son exécution, annoncée en mai. Une expansion des installations portuaires situées sur cette côte orientale du pays est également à l'étude. Ainsi qu'un troisième tuyau, cette fois pour transporter des produits raffinés comme le diesel ou le kérosène.

L'Arabie saoudite envisage aussi d'amplifier son propre pipeline terrestre qui lui permet, depuis six mois, d'écouler une partie de son brut sans passer par Ormuz: cette infrastructure, qui traverse tout le pays d'est en ouest, depuis le gisement d'Abqaiq, dans le Golfe, jusqu'au port de Yanbou, sur la mer Rouge, peut déjà acheminer jusqu'à 7 millions de barils par jour. S'y associer intéresserait même le Koweït, pays dépourvu de voie de substitution au détroit d'Ormuz et qui rapportait, début août, étudier toutes les possibilités avec les Etats voisins.

Riyad reste pourtant discret sur les modalités d'une extension. D'autant qu'un tel objectif nécessiterait de s'occuper en parallèle d'un autre goulet d'étranglement : celui du terminal de Yanbou, déjà saturé. Depuis ses postes d'amarrage, seuls 4 millions à 5 millions de barils par jour, au mieux, peuvent être chargés. « En ce qui concerne nos exportations de pétrole, nous cherchons activement à renforcer nos options », s'est contenté d'indiquer Amin Nasser, le président-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compagnie nationale Saudi Aramco, en présentant les résultats du groupe le 4 août.

L'affaire est encore plus complexe pour les pays totalement assujettis au détroit. Le Koweït donc, mais aussi Bahreïn, et surtout le Qatar, incapable depuis le début du conflit d'acheminer son gaz naturel liquéfié, une ressource voyageant uniquement par bateau. Reste l'Irak qui, malgré ces contraintes, nourrit des projets transfrontaliers ambitieux. Le 17 juillet, un protocole d'accord a été signé avec la Syrie pour réhabiliter, voire entièrement reconstruire, l'oléoduc Kirkouk-Baniyas. Reliant les champs pétroliers du nord de l'Irak à la côte méditerranéenne syrienne, cette conduite, aujourd'hui très endommagée, est à l'arrêt depuis deux décennies.

Bagdad étudie aussi la possibilité d'un tuyau qui connecterait sa plus grande région productrice de pétrole, Bassora, dans le Sud, à Haditha, dans le Nord, avant de se ramifier vers la Syrie, la Turquie ou la Jordanie. Il pourrait en partie incorporer le tracé de l'oléoduc reliant déjà Kirkouk au port turc de Ceyhan sur la Méditerranée, par lequel circule un filet « CERTAINS PROJETS SERVENT DAVANTAGE À ENVOYER UN MESSAGE : IL S'AGIT DE MONTRER AUX IRANIENS QU'ON DISPOSE D'ALTERNATIVES »

ROBIN MILLS PDG de Qamar Energy

de brut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Washington, soucieux de pousser son avantage dans le pays, terrain d'une rivalité indirecte avec l'Iran, soutient ostensiblement ces projets.

C'est d'ailleurs sous la houlette de la major américaine Chevron qu'un consortium a été chargé de mener de premières études de faisabilité. Le français TotalEnergies n'est pas en reste. « Nous allons devenir partenaires de l'oléoduc allant de Bagdad à la Syrie, mais je vais également investir à Abou Dhabi pour doubler la capacité de l'oléoduc de Foujeyra », a affirmé son PDG, Patrick Pouyanné, lors d'une conférence lundi 24 août en Norvège.

Pour autant, ces ouvrages seront-ils vraiment menés à bien ? D'ici à un, deux, ou cinq ans ? « Avancer est impératif, estime Robin Mills, directeur général de Qamar Energy, une société de conseil basée à Dubaï, et chercheur associé au 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de l'université Columbia, à New York. Mais si certains projets sont bien réels, d'autres servent davantage à envoyer un message : il s'agit de montrer aux Iraniens qu'on dispose d'alternatives. Savoir s'ils seront tous construits au bout du compte n'est pas si important. »

D'AUTRES ÉCUEILS

Parmi les obstacles à leur réalisation, celui du financement n'est pas le plus insurmontable. Notamment en Arabie saoudite et aux EAU, où les compagnies nationales, Aramco et Abu Dhabi National Oil Company (Adnoc), disposent des ressources pour mener seules ces chantiers. Transporter du pétrole par la mer est certes plus économique, mais les oléoducs, enterrés, sont bien moins vulnérables aux attaques dans un scénario de conflit.

« Si ces nouvelles lignes permettent d'éviter ne serait-ce qu'une seule perturbation majeure au cours de leur durée de vie de 50 à 100 ans, cela suffira largement à couvrir leurs coûts », insiste Rob West, fondateur du cabinet de conseil Thunder Said Energy. Selon ses estimations, le doublement du pipeline des Emirats devrait coûter autour de 4 milliards de dollars (environ 3,43 milliards d'euros). Or une perte de 1 million de barils par jour pendant un an, à un prix moyen de 80 dollars le baril, coûte 30 milliards de dollars, calcule-t-il.

Les principales difficultés sont plutôt d'ordre politique, dans une région minée par l'instabilité et les rivalités. Surtout pour les projets impliquant plusieurs pays. Mais « la construction d'oléoducs s'accélère généralement sous la pression de la guerre, des sanctions ou des ruptures d'approvisionnement », note la banque Goldman Sachs dans une étude publiée mi-juillet. Selon ses auteurs, plus de 45 % du volume de pétrole exporté par le Golfe avant-guerre devrait être à l'abri des perturbations d'Ormuz d'ici à la fin 2027, et même 60 % à la fin de 2028.

Ces nouvelles routes seront malgré tout soumises à d'autres écueils. Les installations saoudiennes en mer Rouge ne sont pas à l'abri des menaces, comme l'ont rappelé les attaques perpétrées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par les rebelles houthistes du Yémen, alliés de l'Iran. Pour éviter de sortir par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des navires pétroliers saoudiens ont pris la route du nord, vers le canal de Suez. Une fois en Méditerranée, il leur faut faire le tour de l'Afrique pour gagner l'Asie. Un voyage bien plus long.

«Le pétrole qui passe par Bab Al-Mandab a besoin d'une vingtaine de jours pour arriver en Asie de l'Est. Par le canal de Suez, c'est au moins 40 jours, voire plus. Cela renchérit le coût du fret», résume Homayoun Falakshahi. La même équation s'imposera aux projets d'oléoducs débouchant en Méditerranée. Ce pétrole servira-t-il à l'avenir pour approvisionner l'Europe? «Cela n'a pas grand sens sur le plan commercial, tranche Robin Mills. La zone du monde où la demande d'hydrocarbures est la plus forte, c'est l'Asie.»

De quoi, sans doute, renforcer les atouts émiratis dans une région où les cartes géopolitiques sont en train d'être rebattues. La riche fédération du Golfe, qui a quitté en mai l'Organisation des pays exportateurs de pétrole, veut exploiter sans contrainte ses hydrocarbures. Elle entend pour cela s'appuyer sur ses infrastructures de la côte est. Y compris pour le gaz, dont elle prévoit d'augmenter la production. Début août, Adnoc indiquait réfléchir à la construction d'une nouvelle usine de liquéfaction. Hors du golfe Persique, de l'autre côté d'Ormuz.

MARIE DE VERGÈS

ÉNERGIE

Les prix du diesel continuent de grimper

Le marché mondial du gazole, affecté par les conflits au Moyen-Orient et en Ukraine, est de plus en plus instable

P as de répit pour les automobilistes. En cette fin d'été, les tarifs à la pompe continuent de grimper, en particulier pour le diesel. Selon les données de l'Union française des industries pétrolières (UFIP) publiées lundi 24 août, le litre de gazole était vendu en moyenne 2,23 euros la semaine du 17 août, soit une hausse hebdomadaire de plus de 3 centimes, tandis que le SP95 s'est affiché juste au-dessus des 2 euros. Ainsi, chaque jour, les prix des carburants se rapprochent des niveaux atteints au printemps, au plus fort de la crise au Moyen-Orient (2,31 euros le litre de gazole début avril). Début juillet, le litre de gazole était redescendu à 1,86 euro, après la conclusion d'un protocole d'accord entre les Etats-Unis et l'Iran. Entre-temps, alors que le conflit repartait de plus belle, le prix a enflé de 37 centimes.

Le regain de tension nourrit cette flambée en perturbant de nouveau le trafic dans le détroit d'Ormuz, voie de passage cruciale pour le trafic mondial de brut et de produits pétroliers tels que le diesel ou le kérosène. Le baril de brent, la référence mondiale de l'or noir, un temps retombé sous la barre des 70 dollars (environ 60 euros), tourne désormais autour des 93 dollars. Les cours des produits raffinés se renchérissent encore bien plus vite.

Sur le marché de gros, à Rotterdam (Pays-Bas), la tonne de gazole s'achète désormais plus de 1250 dollars, soit une hausse de plus de 45 % depuis le cessez-le-feu et de 70 % depuis qu'a débuté la guerre, il y a six mois. L'écart de prix entre un baril de diesel et un baril de pétrole brut atteint donc des sommets. En Europe, il a plus que triplé depuis la fin de février, pour atteindre environ 75 dollars. Aux Etats-Unis, ce différentiel a même dépassé les 102 dollars par baril le 17 août, du jamais-vu.

Selon le patron de TotalEnergies, Patrick Pouyanné, cette divergence tient en partie à la capacité réduite des navires transportant des produits pétroliers, ce qui entraînerait un surcoût de transport insoutenable. Tout l'été, des supertankers chargés de brut ont continué de s'aventurer dans le détroit, circulant tous signaux éteints. Mais « pas un seul pétrolier de produits raffinés ne traverse Ormuz », indiquait Patrick Pouyanné lundi 24 août, à l'occasion d'une conférence en Norvège.

Les troubles affectant le golfe Arabo-Persique ne sont pas la seule source de tension. S'y ajoute la décision de Moscou, depuis début juillet, d'interrompre toutes ses livraisons de diesel à l'étranger. Une mesure prise en réaction aux attaques incessantes de l'Ukraine sur ses raffineries, qui

CHAQUE JOUR, LES PRIX DES CARBURANTS SE RAPPROCHENT DES NIVEAUX ATTEINTS AU PRINTEMPS, AU PLUS FORT DE LA CRISE AU MOYEN-ORIENT

AUX ÉTATS-UNIS, LES STOCKS DE GAZOLE SONT À LEUR PLUS BAS NIVEAU POUR CETTE PÉRIODE DE L'ANNÉE DEPUIS TROIS DÉCENNIES

ont entraîné des pénuries de carburant dans le pays. La Russie est traditionnellement le deuxième exportateur mondial de gazole, et ses principaux clients, tels la Turquie et le Brésil, doivent désormais rivaliser avec l'Europe pour obtenir des cargaisons de substitution en provenance des Etats-Unis ou de l'Inde.

En juillet, les exportations de gazole de la Russie, du Moyen-Orient et de l'Asie ont ainsi diminué au total de 1,3 million de barils par jour, en comparaison avec 2025, selon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Et les volumes de brut traités par les raffineries mondiales ont été inférieurs de près de 5 millions de barils par jour. Résultat: un déséquilibre entre l'offre et la demande qui tire les prix vers le haut.

Comportements modifiés

«La tendance est haussière, mais il n'y a pas d'emballement», tempère cependant Philippe Casbas, président de l'UFIP, en soulignant le rôle modérateur de la Chine. Le géant pétrolier étatique Petro-China prévoit une baisse de 6,4 % de la consommation chinoise de produits raffinés en 2026. Un peu partout dans le monde, l'envolée des prix a modifié les comportements des ménages et des entreprises. En France, sur les sept premiers mois de l'année, la consommation de carburants routiers a diminué de 4,7 %, et même de 7,3 % pour le gazole, selon l'UFIP.

La crise a aussi été quelque peu atténuée par les importants stocks constitués avant la guerre. Mais ces réserves s'épuisent. «Les stocks ne sont pas éternels et il va falloir les reconstituer», reconnaît Philippe Casbas. Aux Etats-Unis, les stocks de gazole sont à leur plus bas niveau pour cette période de l'année depuis trois décennies.

Même dans le scénario, encore très hypothétique, d'un accord de paix au Moyen-Orient conduisant à une réouverture du détroit d'Ormuz, la situation risque de tarder à se stabiliser. De nombreuses raffineries du Golfe ont été ciblées par des frappes ces derniers mois. « Rouvrir une route maritime peut être rapide ; réparer des unités de raffinage ou leurs infrastructures peut prendre bien plus de temps », souligne Patrice Geoffron, professeur d'économie et directeur du Centre de géopolitique de l'énergie et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à l'université Paris-Dauphine.

A l'en croire, « le gazole pourrait rester durablement cher ». Un diagnostic manifestement partagé par le gouvernement, qui indiquait, lundi, travailler à une « reconduction » des aides pour les secteurs les plus exposés à la hausse des prix du carburant, comme le transport routier, l'agriculture et le BTP.

MARIE DE VERGÈS

Addiction aux réseaux sociaux : Meta s'évite une amende record

L'accord entre le groupe et les Etats américains qui l'accusaient prévoit un encadrement renforcé de l'accès des mineurs à Facebook et à Instagram

P as plus de sept jours se seront finalement écoulés entre l'ouverture du retentissant procès sur la protection des adolescents, où comparaissait Meta, et sa clôture par un accord amiable. Mercredi 26 août, la maison mère d'Instagram et Facebook a annoncé avoir signé un protocole avec la quasi-totalité des Etats américains ainsi que le district de Columbia, Porto Rico et les Samoa américaines. Celui-ci prévoit un dédommagement jusqu'à «18 milliards de dollars» (environ 15,5 milliards d'euros), sous certaines conditions, ainsi qu'une série de mesures limitant des fonctionnalités de ces plateformes pour les mineurs aux Etats-Unis.

Ce montant correspond peu ou prou à un mois de chiffre d'affaires de l'exercice de Meta. L'entreprise évite ainsi la poursuite du procès et, partant, le déballage de davantage de documents ou de témoignages d'anciens employés, ainsi que la future comparution potentiellement embarrassante de son fondateur, Mark Zuckerberg, devant la cour d'Oakland (dans la baie de San Francisco, en Californie).

Le groupe était accusé par une coalition de procureurs généraux d'Etats américains d'avoir menti aux consommateurs à propos du traitement des comptes de mineurs sur ses plateformes, jugées addictives et d'avoir laissé des moins de 13 ans s'y inscrire, ce qui est interdit aux Etats-Unis. Mercredi, le procureur de Californie, Rob Bonta, a salué l'accord qui, selon lui, « va rendre les réseaux sociaux moins dangereux pour les enfants ». Et il s'est félicité des « transformations massives » consenties par Meta dans ses mesures de protection des jeunes utilisateurs.

L'accord peut toutefois être aussi perçu comme une victoire pour Meta. D'ailleurs, son action gagnait 2,7 % en Bourse en début de séance, mercredi, aux Etats-

Unis. Les Etats plaignants réclamaient jusqu'à 200 milliards de dollars de dédommagement. Meta paiera finalement 18 milliards au maximum: cette somme sera acquittée progressivement par des versements annuels sur dix ans, précise l'entreprise dans son communiqué.

Surtout, seuls 70 % de la somme (environ 12,7 milliards de dollars) sont garantis. Les 30 % restants (5,3 milliards de dollars) ne seront versés « que si deux conditions spécifiques sont réunies », prévient Meta : YouTube (filiale de Google) et TikTok doivent chacun payer aussi 5,3 milliards de dollars et mettre en place trois des mesures de protection des mineurs proposées par Meta. Ces plateformes concurrentes accepteront-elles de se joindre à l'appel de leur rival? L'accord est en tout cas soumis à approbation par la juge chargée du procès. Meta assure, enfin, qu'il s'accompagnera de 10 milliards de dollars de frais juridiques.

Aussi faramineux que puissent paraître les montants évoqués dans l'accord, ils sont largement à la mesure des énormes résultats du leader mondial des réseaux sociaux: en 2025, Meta a engrangé un bénéfice net de 60 milliards de dollars, pour 201 milliards de chiffre d'affaires. Les pénalités amputeront toutefois potentiellement ses moyens dans une phase où le secteur est lancé dans une course aux investissements dans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Pour les moins de 18 ans, l'usage cumulé sera limité à deux heures par jour et l'accès sera bloqué entre minuit et 6 heures

Enfin, l'accord amiable précise aussi que, malgré le versement de dédommagements, Meta ne reconnaît pas pour autant avoir commis d'infraction et être en tort. Dans le cadre du « deal », le groupe annonce également une série de mesures qui « s'inscrivent dans nos efforts de long terme pour donner des moyens de contrôle aux parents et soutenir les adolescents », explique-t-il dans son communiqué.

Troubles psychologiques

Concrètement, pour les utilisateurs de moins de 18 ans, l'usage cumulé sur Instagram et Facebook sera limité à deux heures par jour. L'accès aux réseaux sociaux sera bloqué entre minuit et 6 heures du matin. Les notifications seront suspendues pendant «les horaires d'école», de 8 heures à 15 heures. Le nombre de likes et de réactions, réputé inciter à une consultation compulsive et susciter des comparaisons toxiques entre jeunes utilisateurs, ne sera plus visible, de même que les filtres, inspirés par la chirurgie esthétique, modifiant l'apparence des visages et des corps.

Ces réglages par défaut pourront toutefois être changés avec l'accord d'un parent. Les mineurs auront également la possibilité d'éviter que les vidéos se lisent automatiquement. Et ils recevront des messages réguliers leur suggérant de faire une pause dans leur usage.

Ce procès et cet accord constituaient pour Meta un enjeu d'autant plus fort que de nombreux autres contentieux et débats législatifs sont en cours sur ce même thème de la protection de l'enfance, aux Etats-Unis et dans le monde. Le groupe de Mark Zuckerberg a déjà été condamné dans deux autres dossiers similaires : en mars, à Santa Fe (Nouveau-Mexique), une décision jugée historique l'a obligé à verser 375 millions de dollars

Les Etats réclamaient jusqu'à 200 milliards de dollars. Meta paiera finalement 18 milliards au maximum

dans un procès intenté pour mise en danger de mineurs. Puis, à Los Angeles, en Californie, l'entreprise a dû verser 6 millions de dollars – cette fois-ci avec YouTube – à une plaignante, pour « négligence ». Et d'autres procédures ont été lancées par de jeunes utilisateurs reprochant à Meta d'avoir entraîné leur dépendance aux réseaux sociaux ou accentué des troubles psychologiques et du comportement.

Plus largement, en France, au Royaume-Uni, à Bruxelles, en Australie ou dans certains Etats américains, les autorités prônent des mesures limitant l'usage des réseaux sociaux par les mineurs, comme l'interdiction d'accès avant un certain âge. En prenant des dispositions pour mettre fin à son procès aux Etats-Unis, Meta pourrait calmer ces initiatives et critiques ou au contraire alimenter les pressions et les appels à les généraliser dans tous les pays.

Le débat pourrait aussi renforcer la pression sur les autres plateformes, voire sur les assistants d'IA comme ChatGPT (OpenAI) ou Gemini (Google). En Franc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mmanuel Macron, a lancé une mission sur leur usage par les jeunes. Toutefois, le 14 août,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a censuré une interdiction des réseaux sociaux aux moins de 15 ans, y voyant une atteinte « disproportionnée » à leur liberté d'expression.

ALEXANDRE PIQUARD

Le déclin de SFR se poursuit, en plein rachat par Bouygues Telecom, Free et Orange

L'opérateur détenu par Altice France a perdu 250 000 clients au deuxième trimestre

C'est une nouvelle déconvenue pour SFR. Mercredi 26 août, Altice France, le groupe de télécoms de Patrick Drahi, a fait état d'un nouveau déclin de ses résultats financiers au deuxième trimestre, plombés par le contexte de la vente de son opérateur SFR à ses concurrents Bouygues Telecom, Free et Orange.

Tous les voyants sont au rouge, à commencer par le chiffre d'affaires, qui chute de 8,7 %, à un peu plus de 2 milliards d'euros, par rapport à la même période en 2025. Idem pour le résultat opérationnel, qui dégringole de près de 13 %, à 681 millions d'euros. Ces baisses sont directement imputables à la fuite de nombreux abonnés. Sur la période, SFR en a perdu pas moins de 250 000, dont 89 000 dans l'Internet fixe et 161 000 dans la téléphonie mobile. Le numéro deux français des télécoms passe, in fine, légèrement sous le seuil des 25 millions de clients.

Aux yeux des dirigeants d'Altice France et de SFR, ces déconvenues commerciales sont directement liées aux annonces de la vente de l'opérateur au carré rouge à ses rivaux, qui inquiètent bon nombre d'abonnés. Après des mois de discussions difficiles, Patrick Drahi est entré, le 17 avril, en négociations exclusives avec Bouygues Telecom, Free et Orange pour leur céder son groupe contre un chèque compris entre 20,35 milliards et 21 milliards d'euros, lesquelles ont débouché sur un accord définitif le 6 juin. Le trio d'acheteurs entend à terme faire disparaître SFR pour réduire de quatre à trois le nombre d'opérateurs dans le pays, et gonfler leurs profits.

Environnement incertain

«Il est de notoriété publique (...) qu'il est difficile de vendre [des abonnements] ou de fidéliser un client dans un tel contexte», a insisté Mathieu Cocq, PDG de SFR, lors d'une conférence téléphonique. Ainsi, « le taux de désabonnement a augmenté de 2 à 5 points selon les gammes de produits », a-t-il renchéri. Délégué syndical central de l'UNSA, majoritaire chez SFR, Abdelkader Choukrane rappelle aussi que les déboires économiques et commerciaux de SFR remontent au moins à 2025. Cette année-là, ses ventes avaient déjà chuté de plus de 8 %, à 9,2 milliards d'euros.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le chiffre d'affaires de l'opérateur est passé sous la barre symbolique des 10 milliards d'euros depuis son rachat par Patrick Drahi, en 2014.

Le syndicaliste déplore également les effets de cette situation sur « les forces commerciales » du groupe. Déjà inquiets de perdre

Le trio d'acheteurs entend à terme faire disparaître SFR pour réduire de quatre à trois le nombre d'opérateurs leur emploi, les vendeurs des boutiques et les commerciaux «gagnent en moyenne 20 % à 30 % de moins que les années précédentes » et sont «démotivés», alerte Abdelkader Choukrane.

Un porte-parole de SFR répond, à cet égard, que «des mesures d'adaptation [des rémunérations] ont été engagées dès le deuxième trimestre», et que «[ces] efforts seront poursuivis si la situation le justifie». Particulièrement sensible, le sujet de l'avenir des 8 000 salariés de SFR sera au cœur des discussions entre les représentants du personnel et le trio d'acheteurs, qui doivent reprendre le 2 septembre, après une pause de six semaines cet été.

SFR et ses employés vont devoir vivre encore longtemps dans cet environnement aussi tendu qu'incertain. L'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qui doit se prononcer sur ce rachat, a indiqué, le 15 juillet, que son instruction devrait durer « au moins dix-huit mois » compte tenu de « la complexité » de l'opération.

PIERRE MANIÈRE

Thomas Legrand exclu de la rentrée de France Inter L'éditorialiste accuse la présidente de Radio France de l'avoir « laissé tomber » après l'« affaire Legrand-Cohen »

Thomas Legrand, devant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sur l'audiovisuel public, à Paris, en décembre 2025. DIMITAR DILKOFF/AFP

J'

ai d'abord accepté de me taire. On me disait: "Il faut laisser passer l'orage." Je ne voulais pas ajouter une crise supplémentaire à celles que traversait déjà le service public. » Jusqu'à ces derniers jours encore, Thomas Legrand, éditorialiste à Libération, a espéré faire son retour sur France Inter. Mais, alors que la chaîne a inauguré sa nouvelle grille lundi 24 août, le journaliste prend acte, dans une tribune publiée par Le Monde dans cette édition, que cela n'arrivera pas. Contrairement aux projets dont il a espéré la concrétisation jusqu'à la dernière minute, il constate qu'il est persona non grata sur la station. Il y voit la regrettable efficacité de la « campagne extérieure, mensongère et manipulatrice » qui l'a visé et à laquelle la direction de Radio France a, de son point de vue, cédé.

Thomas Legrand n'a plus, depuis la rentrée 2025, d'émission sur France Inter, radio pour laquelle il a travaillé pendant dix-huit ans. Le 5 septembre 2025, l'avant-veille de ce qui aurait dû être le premier numéro de « Face à Thomas Legrand », son nouveau rendez-vous, la mise en ligne par le média d'extrême droite L'Incorrect d'extraits d'une conversation qu'il avait tenue avec deux responsables du Parti socialiste, en compagnie de son confrère Patrick Cohen, enregistrée à l'insu des quatre hommes, avait commencé à être exploitée par les médias du groupe contrôlé par Vincent Bolloré. Le journaliste, qui n'était plus en CDI avec Radio France, avait alors renoncé à revenir à l'antenne, le temps que l'émotion retombe, la direction évoquant une « suspension à titre provisoire ».

Mais CNews, Europe 1 ou encore Le Journal du dimanche n'ont jamais cessé d'alimenter le feu de la polémique, entretenu pendant des mois par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 sur l'audiovisuel public qui a suivi entre novembre 2025 et mai, et notamment par son rapporteur, le député (Union des droites pour la République) de l'Hérault Charles Alloncle. Et le provisoire s'est installé dans la durée – quelques rares apparitions en tant qu'invité mises à part. « En réalité, dès le début, j'ai servi de fusible », dénonce

Thomas Legrand. Mercredi 26 août au matin, le journaliste a envoyé une lettre à la présidente de Radio France, Sibyle Veil, dans laquelle il lui reproche notamment de lui avoir laissé croire qu'il allait revenir à l'antenne, une fois la poussière de la commission retombée. Pour lui, la dirigeante a capitulé sous la pression de l'extrême droite, et l'a «personnellement laissé tomber dans la tourmente».

«Pressions politiques»

Au cours de la saison passée, Thomas Legrand a d'abord travaillé sur une nouvelle série de podcasts pour l'été, en accord avec la directrice de France Inter, Céline Pigalle, entrée en fonctions en mars. Mais celle-ci lui a fait savoir, raconte-t-il, que Sibyle Veil s'opposait à ce projet. Ce que dément Céline Pigalle. A son arrivée à la tête de la station, pourtant, la dirigeante avait publiquement eu un mot de soutien pour le

«Revenir sur France Inter, c'était une façon de signifier que Bolloré et ses affidés n'avaient pas gagné» THOMAS LEGRAND

chroniqueur, ce qui avait été entendu par certains comme une perspective de retour. «J'ai effectivement dit que je pensais à lui, mais ça ne valait pas promesse de réintégration», précise Céline Pigalle au Monde.

Puis Thomas Legrand a constaté qu'il n'était pas prévu sur la grille de rentrée. «Nous sommes indignés par la décision de ne pas réintégrer Thomas Legrand à France Inter, se sont d'ailleurs insurgés les syndicats SNJ et SNJ-CGT, ainsi que la société des journalistes de Radio France, dans un communiqué publié le 26 juin, à la fin de la saison 2025-2026. (...) Sa mise à l'écart définitive signifie que nous cédons aux pressions politiques. »

Il y a une dizaine de jours cependant, un cadre de la station l'a de nouveau appelé pour lui proposer d'assurer l'editorial politique de la matinale du samedi matin. « Je voulais bien étudier l'idée, car revenir sur France Inter, c'était une façon de signifier que Bolloré et ses affidés n'avaient pas gagné », résume Thomas Legrand. Mais il lui fallait plaider lui-même sa cause auprès de la présidente de Radio France. A son SMS, la présidente de Radio France a alors répondu que rien n'était prévu pour lui « de façon régulière », l'invitant à prendre contact avec son assistante.

«J'entends que Thomas Legrand soit déçu de ne pas être sur l'antenne de France Inter, juge Céline Pigalle. Il exige, il réclame, mais ce n'est pas comme ça qu'on obtient quelque chose de moi. » In fine, la directrice d'Inter a préféré confier l'editorial politique du samedi matin à Camille Vigogne Le Coat, journaliste au Nouvel Obs.

« Très injuste »

«Cela fait un an qu'on me balade, et que j'accepte tout», rétorque Thomas Legrand, convaincu de ne plus pouvoir se taire. «Non parce que mon sort personnel justifierait une mobilisation particulière, explique-t-il dans sa tribune publiée dans Le Monde. Mais précisément parce qu'il n'est plus le sujet. Ce qui m'est arrivé pose une question plus importante : celle de la défense de l'audiovisuel public et, plus largement, de l'indépendance de la presse. »

Le journaliste n'est pas seulement privé de l'antenne de France Inter. Il assure que la présidence de Radio France a demandé aux Editions Radio France de mettre un terme à son projet de livre Le Dictionnaire des

« Thomas est effectivement vu comme un élément de polarisation »

ALEXANDRE HALLIER producteur associé à La Générale de production

ismes (une déclinaison des trois saisons d'émissions « En quête de politique », diffusées le samedi en fin d'après-midi entre septembre 2022 et juin 2025), en coédition avec Tallandier.

Le sceau « suspendu par Radio France » l'a aussi marqué au fer rouge pour d'autres projets audiovisuels, comme l'ont confirmé au Monde deux professionnels du secteur. « Thomas est effectivement vu comme un élément de polarisation qu'il ne serait pas opportun de raviver », regrette Alexandre Hallier, producteur associé chez La Générale de production avec lequel il avait élaboré les séries « Les Clés de la République » et « Les Clés de la laïcité ». « Je trouve cela très injuste, Thomas s'étant toujours attaché à faire vivre le débat d'idées. »

« La question est: une campagne extérieure, mensongère et manipulatrice, peut-elle décider de qui a encore le droit d'être journaliste sur une antenne publique? », interroge Thomas Legrand dans sa tribune, estimant que « c'est là que [son] histoire cesse de [lui] appartenir ». « Comme Thomas, nous nous demandons jusqu'à quel point nous serons protégés et soutenus si un cas similaire devait se reproduire », s'inquiète effectivement un membre de la Société des journalistes au nom du collectif.

« Une rédaction ne prouve pas son indépendance lorsque personne ne l'attaque, alerte encore le journaliste dans sa tribune. Elle la prouve lorsqu'elle accepte le coût de cette indépendance. (...)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ne disparaît presque jamais d'un seul coup. Elle s'érode par petites concessions, par prudence, par fatigue, par peur du scandale, par volonté de protéger une institution en évitant l'affrontement. »

AUDE DASSONVILLE

Les patrons français inquiets du début de la campagne pour l'Elysée

Un sondage réalisé avant la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qui se tenait mercredi et jeudi, atteste du pessimisme des chefs d'entreprise

On n'a jamais autant parlé politique dans les travées de Roland-Garros. C'est dans le temple du tennis de la porte d'Auteuil, à Paris, que le Medef tenait, mercredi 26 et jeudi 27 août, sa traditionnelle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placée cette année sous le thème du « courage ». Un appel très direct envoyé aux candidat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à huit mois d'un suffrage très incertain.

«Les Français sont fébriles. Les entrepreneurs aussi», a affirmé Patrick Martin, le président de l'organisation patronale, qui a lancé les débats porte d'Auteuil, mercredi, en rappelant le contexte économique difficile: «Les clignotants virent au rouge, du taux de pauvreté à la soutenabilité de notre dette. » Et de marteler: «Le choix central de la présidentielle, c'est clairement croissance ou décroissance. Le Medef est pour la croissance responsable. »

Qu'en pensent les prétendants à l'Elysée? De Jean-Luc Mélenchon à Marine Le Pen, sept des principaux candidats doivent répondre aux questions des chefs d'entreprise jeudi. L'occasion de rassurer, ou non, des patrons inquiets par la tonalité du début de campagne.

«Je ressens un décalage entre les priorités qui sont les nôtres, en tant qu'opérationnels, et le discours politique qui se limite trop souvent à une foire à l'inventivité fiscale, regrette Sophie Boissard, directrice générale du groupe de maisons de retraite et de santé Clariane. Nous faisons face à un mouvement mondial de hausse des taux d'intérêt, à une augmentation mondiale du prix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Nos salariés nous demandent de vivre décemment de leur travail. Et sur quoi porte le débat? Sur l'augmentation des charges. Il faut se réveiller d'urgence et voir la réalité en face. »

Aucun candidat ne convainc

Le divorce est sans appel. Selon une consultation lancée entre le 15 avril et le 15 juillet par le Medef et OpinionWay auprès de 65872 dirigeants d'entreprise, un record, « 82 % des dirigeants consultés se déclarent pessimistes quant aux effets de 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du prochai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sur leur entreprise». En outre, « si rien ne change au cours du prochain quinquennat, 66 % des répondants estiment que leur entreprise se fragilisera, rencontrera de sérieuses difficultés ou fera faillite ».

Contrairement aux élections de 2017, où les milieux économiques voyaient en François Fillon leur homme providentiel, à 2022 où Emmanuel Macron avait su les séduire, cette fois aucun candidat ne semble convaincre les patrons à ce stade. Que le vainqueur soit probusiness ou pas, ces derniers craignent que la dégradation des finances publiques, renforcée par la récente hausse des taux, n'entraîne un alourdissement inexorable des charges pesant sur les entreprises.

D'ores et déjà, Roland Lescur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s, a prévenu, lundi 24 août sur BFM-TV, que la surtaxe sur les bénéfices des grandes entreprises – présentée comme «exceptionnelle» lors de sa création en 2025 – avait toutes les chances d'être une nouvelle fois reconduite dans le cadre du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27.

« En France, on a un peu trop tendance à taper sur les patrons. Pourtant, à un moment, il faut les aider: ce sont des créateurs d'emplois », plaide Guillaume Yron-delle, président fondateur de Human-Mob, une start-up normande qui veut industrialiser des véhicules innovants afin de promouvoir une mobilité décarbonée dans les centres urbains. Pour

« Le discours politique se limite trop souvent à une foire à l'inventivité fiscale »

SOPHIE BOISSARD groupe de maisons de retraite et de santé Clariane autant, l'entrepreneur ne voit pas dans une éventuelle victoire des candidats aux extrêmes de l'échiquier politique une raison supplémentaire de s'alarmer pour l'avenir de son entreprise: « La mobilité, la santé, ne pas cramer la planète, c'est l'affaire de tous. »

«Optimisme tempéré»

«La question de la souveraineté technologique avait été capturée, par le passé, par une tendance nationaliste. Mais, grâce à Donald Trump, le sujet est devenu transpartisan», assure, de son côté, Olivier Lambert, directeur général et cofondateur de Vates. Cet éditeur de logiciels grenoblois emploie 130 collaborateurs et connaît une forte croissance grâce au désir des acteurs européens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de rechange aux géants américains de la tech.

Selon M. Lambert, la voix de la raison devrait l'emporter, quel que soit le futur locataire de l'Elysée, même si « mon optimisme a été tempéré par l'administration Trump qui a montré à quel point les populistes pouvaient marcher sur la tête», avoue-t-il. Pour les patrons français, le brouillard politique sur l'Elysée s'ajoute à d'autres incertitudes comme l'avenir des guerres au Proche-Orient, aux conséquences massives sur les prix de l'énergie, ou encore l'évolution de l'inflation et des taux d'intérêt. Le tout à un moment où des décisions d'investissement majeures doivent être prises afin de mieux intégrer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dont les effets ne peuvent plus être ignorés, ainsi que la révolution technologique liée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générative.

« Notre rôle est de nous adapter à l'environnement, qu'il soit politique ou géopolitique. On doit pouvoir voir plus loin que le bout de notre bureau », fait valoir M. Yron-delle. Fin 2027, il compte lancer ses premières chaînes de production près de Dieppe (Seine-Maritime). Pour le moment, il le reconnaît, « la création d'usine est un sujet qui plaît » au monde politique. Mais d'ici là, beaucoup de choses peuvent changer.

ISABELLE CHAPERON

Trois ans de prison pour l'artiste Gao Zhen

Le plasticien chinois a été jugé coupable d'avoir diffamé, à travers ses sculptures satiriques, la mémoire de Mao

PÉKIN - correspondance

Gao Zhen (à gauche) et son frère Gao Qiang, au côté de leur œuvre « La Culpabilité de Mao », à Pékin, le 22 septembre 2009. SHIHO FUKADA/« NYT »/REDUX/RÉA

G ao Qiang a partagé le verdict sur sa page Facebook. Mardi 25 août, son frère Gao Zhen a

été condamné à trois ans de prison par le tribunal populaire de la ville de Sanhe, dans la province du Hebei, près de Pékin. Compte tenu du temps déjà passé en détention depuis son arrestation formelle le 26 août 2024, il sera libéré le 25 août 2027. Il aura 71 ans.

Les frères Gao sont devenus célèbres dès le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pour des sculptures satiriques autour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t de l'héritage de Mao. Parmi elles figurent une sculpture de bronze de 2009, représentant l'ancien dirigeant communiste à genoux, la main sur le cœur, intitulée La Culpabilité de Mao, mais aussi un peloton d'exécution à l'effigie de Mao et pointant leur fusil vers un Christ (L'Exécution du Christ). Ou encore une série de statues en résine, aux couleurs flashy, baptisées Miss Mao et montrant le buste d'un Mao Zedong jovial affublé d'un nez de Pinocchio et d'une poitrine dénudée. En 2011, les frères Gao ont obtenu une « carte verte » pour s'installer aux Etats-Unis.

«L'emprise se resserre»

Mais, à la suite d'un amendement au code pénal introduit en mars 2021, la Chine a officiellement criminalisé «l'insulte, la diffamation et la profanation de la mémoire des héros et martyrs nationaux», un délit sanctionné depuis 2018. Depuis 2021 donc, ce délit est passible d'une peine de trois ans d'emprisonnement. Dans le cas de Gao Zhen, la loi a donc été appliquée rétroactive-ment. Lors de son arrestation en 2024, lors d'un voyage familial à Pékin, sa femme, Zhao Yaliang, et leur fils de 7 ans, citoyen américain, ont aussi reçu une interdiction de quitter le territoire chinois. Cent dix-huit de ses œuvres – sculptures, peintures, photographies – ont été confisquées, toutes créées entre 2005 et 2009 et alors conservées dans son atelier de Yanjiao, qui dépend de la municipalité de Sanhe, où s'est tenu le procès.

Des États-Unis, son frère Gao Qiang, 64 ans, n'a cessé d'alerter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Le 2 septembre 2024, 181 artistes, écrivains et intellectuels chinois, installés en Chine ou a l'étranger, parfois naviguant entre les deux, ont ainsi cosigné un texte pour réclamer la libération de Gao Zhen. On y lit, notamment: «Nous avons le sentiment que l'emprise sur le milieu artistique chinois se resserre et que n'importe qui pourrait être la prochaine personne détenue.» Contacté par Le Monde en mai, Gao Qiang confiait: «Je ne parviens toujours pas à me détacher des sentiments de colère et de dépression face à la détention de Gao Zhen.»

Lors du procès à huis clos de son frère, qui s'est tenu le 30 mars, Zhao Yaliang, l'épouse de Gao Zhen, s'est vu refuser l'entrée dans la salle d'audience, tout comme des diplomates américains. En prison, selon l'organisa-

Parmi les œuvres figure une série de statues montrant le buste d'un Mao Zedong jovial affublé d'un nez de Pinocchio

tion Human Rights Watch, Gao Zhen partage une cellule de 40 mètres carrés avec 14 détenus. Il a besoin d'un fauteuil roulant pour se déplacer jusqu'à son avocat, lorsqu'il lui rend visite en prison, en raison d'un problème à la colonne vertébrale. Cet article 299-1 du code pénal chinois, punissant de prison toute « atteinte à la réputation et à l'honneur des héros et martyrs » et qui a conduit à la condamnation de Gao Zhen, a été vite accompagné d'un autre dispositif juridique, en place depuis juin 2021: la loi sur le « statut et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et intérêts des militaires ». Elle dispose qu'« aucune organisation ou individu ne doit, par quelque moyen que ce soit, calomnier ou dénigrer l'honneur des militaires, ni insulter ou profaner la réputation des membres des forces armées ».

Effet d'autocensure total

Sous la direction de Xi Jinping, 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s'est engagé à éradiquer le « nihilisme historique », soit toute opinion remettant en question ou contestant sa version officielle de l'histoire, y compris les représentations glorifiant des héros nationaux sanctifiés. Les deux lois illustrent ce durcissement et forment un rouleau compresseur pour l'expression artistique chinoise, provoquant un effet d'autocensure total.

Lors d'un spectacle de stand-up à Pékin, en 2023, l'humoriste Li Haoshi, originaire du Shandong, avait improvisé une blague sur deux chiens errants qu'il avait adoptés. Les voyant poursuivre un écureuil, il expliquait que leur férocité et leur détermination lui évoquèrent la nouvelle devise de l'Armée populaire de libération, imaginée par Xi Jinping en 2013 : « Travailler de manière exemplaire, être capable de gagner des batailles. » Sa société de production a écopé d'une amende record de près de 2 millions d'euros le 17 mai 2023. Li Haoshi a disparu de la scène artistique.

Depuis le 11 août, à la suite du signalement d'un spectateur, l'humoriste chinois Guo Degang, ancienne vedette du gala du Nouvel An chinois et icône populaire, fait l'objet d'une enquête de la part du bureau municipal de la culture et du tourisme de Wuhan, pour avoir modifié, sans autorisation préalable de ce dernier, quelques mots d'une chanson révolutionnaire classique, lors d'une représentation. Tous ses prochains spectacles ont été annulés. L'issue de l'enquête déterminera si les autorités choisissent de requalifier l'affaire au pénal, comme la loi le leur permet.

JORDAN POUILLE

« Sterling Point » ou la douceur retrouvée de l’adolescence

Succès surprise de l'été, la fiction de Megan Park met en scène ce que la télévision ne montre plus depuis longtemps, des ados qui vont bien

Pour ceux qui s'en souviennent, le ponton où se nouaient les confidences des adolescents de Dawson existe encore. Il se situe quelque part au bord d'un lac Ontario (à cheval sur la frontière américano-canadienne), qui sert de majestueux décor à un teen drama à petit budget et sans star, qui remporte un succès critique et public inhabituel depuis sa mise en ligne sur Prime Video, début août. Tendre et lumineux, drôle et par moments profond, Sterling Point débute au moment où Euphoria quitte les écrans – la série de Sam Levinson s'est terminée en juin –, pour en prendre l'exact contre-pied.

Plutôt qu'une descente aux enfers pavée d'expérimentations morbides et de décompensations psychotiques, la série de la Canadienne Megan Park choisit de raconter l'adolescence comme une éclosion, un entre- deux certes inconfortable mais fécond, voire un moment de la vie qui peut laisser de bons souvenirs.

Pour remettre au goût du jour ce genre un peu désuet qu'est la romance pour ados, Megan Park n'est pas allée puiser l'inspiration dans une saga littéraire pour « jeunes adultes », comme de nombreux fans l'ont pensé si l'on en croit les réseaux sociaux, mais dans sa propre expérience d'actrice de séries teenage, dans lesquelles elle a le plus souvent joué la « blonde de service » et dont elle connaît les écueils.

Passée à l'écriture et à la réalisation (on lui doit deux longs-métrages, The Fallout, en 2021, et l'excellent My Old Ass, diffusé en France en 2024 sous le titre Mon futur moi), Megan Park s'efforce depuis de subvertir l'imaginaire habituel lié aux adolescents pour en livrer une vision moins stéréotypée, ni décalée ni mièvre, qui privilégie la vérité des situations et la justesse de l'interprétation – la série ne serait d'ailleurs rien sans son impeccable casting de jeunes acteurs.

Au fil des interviews données pour la mise en ligne de Sterling Point, Megan Park n'a d'ailleurs jamais cessé de répéter à quel point elle s'était appuyée sur leurs remarques et leurs retours tout au long du tournage – elle se rappelle à quel point, à l'époque, on lui a peu demandé son avis en tant qu'actrice.

Deux univers opposés

Sur le papier pourtant, Sterling Point ne se démarque pas spécialement du soap pour ados, ne serait-ce que par son point de départ improbable, et son mélange de chronique sociale et de bons sentiments. Annie (Ella

Rubin) et Connor (Keen Ruffalo), jeunes New-Yorkais aisés, héritent d'une petite île au Canada après la mort d'un grand-père qu'ils n'ont pas connu. Mais l'île vient avec un paquet de secrets de famille, qu'Annie se met en tête d'élucider.

Arrivée à Sterling Point, bourgade posée sur le lac Muskoka, elle se découvre une sœur dont elle ignorait l'existence, Ramona (Amélie Hoeferle). C'est le début d'un été initiatique pour les deux jeunes filles, forcées de cohabiter dans la même maison et de s'ouvrir l'une à l'autre pour redessiner les contours de leur histoire commune.

A Sterling Point, deux mondes s'entrechoquent. Celui d'Annie, bientôt rejointe par son frère, et de la bourgeoisie en villégiature dans la région, contre celui, plus modeste, dans lequel évolue Ramona, peuplé de gamins dont certains, comme Oona (l'épatante Bo Bragason) et sa petite sœur, sont livrés à eux-mêmes.

Sans manichéisme et encore moins de misérabilisme, Sterling Point fait, au contraire, le pari d'une coexistence amicale entre deux univers opposés, mais qui ne sont pas imperméables l'un à l'autre. Grâce à Ramona et au dépaysement offert par un été dans la nature, sans téléphone portable (pas de réseau à Sterling Point...), Annie baisse la garde et se laisse aller à la sensualité.

Humains aux multiples nuances Attirée à la fois par Ellis (Jacob Whiteduck-Lavoie), le fils du capitaine de la marina, et par Rory (Daniel Quinn-Toye), un camarade d'enfance en vacances dans la région avec sa famille, elle couche avec l'un sans déplaisir ni culpabilité, mais finit par choisir l'autre. Au contact d'Annie,

Ramona, quant à elle, s'adoucit, et accepte de dévoiler ses sentiments à Oona...

A Sterling Point, il n'y a pas de méchant ou de gentil garçon, il n'y a ni garce ni jeune première, il n'y a que des humains aux multiples nuances et des choix individuels. Personne n'est parfait mais tout le monde fait de son mieux. On boit parfois trop et on fume du cannabis (légal au Canada), mais le sexe est respectueux et consenti, sans jamais sembler emprunté.

Quels progrès a-t-on faits! Cela peut sembler la norme dans les fictions grand public d'au-jourd'hui, mais cela fait tout de même un moment que l'on n'avait pas vu à la télévision des ados qui vont bien et ne s'accommodent finalement pas si mal de leur âge et du monde dans lequel ils vivent.

AUDREY FOURNIER

Dans l'intimité du « Djoker » du tennis

Sur Prime Video, le documentaire hagiographique donne un aperçu de la vie privée de Novak Djokovic

DOCUMENTAIRE

La plateforme Amazon Prime Video propose Novak Djokovic. Le loup en hiver, un documentaire à la gloire du champion de tennis serbe. Il a été réalisé par l'Américain Jason Hehir, auteur de The Last Dance (2020), la série qui racontait la dernière saison (1997-1998) du basketteur star de la NBA, Michael Jordan, chez les Chicago Bulls. Le résultat est un produit lisse, qui n'évite pas les pièges de l'hagiographie. Il est vrai qu'avec le « Djoker », vainqueur de 24 tournois du Grand Chelem, les superlatifs sont de mise.

La question de la retraite

Ce film, visiblement validé par le clan Djokovic, n'est toutefois pas sans intérêt : il donne un aperçu de l'intimité de celui qui est considéré comme le plus grand champion de l'histoire du tennis et livre certaines clés de sa longévité au plus haut niveau.

Le loup est considéré comme un symbole de force et de courage en Serbie. Admettons, mais pourquoi « en hiver »? A 39 ans, Novak Djokovic, qui a débuté sur le circuit professionnel en 2003, est au crépuscule d'une carrière qui s'étend sur plus de deux décennies. Lancinante, la question de sa retraite sportive revient à de multiples reprises dans le documentaire. « Je ne serai pas celle qui lui demandera d'arrêter», lâche Jelena Djokovic, son épouse depuis 2014, qui lui a permis de trouver un meilleur équilibre entre vie de famille et compétition.

Pour aider à mieux cerner la personnalité de son mari, elle explique le sens du mot serbe inat, qui le résume si bien. Concept-clé de la culture serbe, ce terme, sans équivalent en français, désigne un mélange d'entêtement fier, d'esprit de contradiction et de défi persistant. C'est le fait de faire, ou de refuser de faire, quelque chose uniquement par défi, par fierté ou pour prouver qu'on a raison. A travers des images d'archives, le film montre comment Novak Djokovic incarne à merveille l'inat lorsqu'il utilise l'animosité de certains spectateurs comme un aiguillon pour repousser ses limites et renverser un match.

Parce qu'il paraissait trop sûr de lui à ses débuts, parce qu'il sollicitait des temps morts médicaux

«Je ne peux pas me consacrer à 100 % au tennis. Ce n'est plus ma vie!», affirme le champion serbe en conclusion un peu trop souvent lorsqu'il était en difficulté, et, surtout, parce qu'il était la bête noire de Roger Federer et de Rafael Nadal, les chouchous du public, Novak Djokovic a longtemps eu la foule contre lui. Mais il a su faire de cette hostilité une source de motivation. Devenu populaire sur le tard, il le raconte sans amertume, en homme comblé par l'existence. Il sait que ses records ne seront pas battus de sitôt.

Novak Djokovic, dans le documentaire « Novak Djokovic. Le loup en hiver », de Jason Hehir. PRIME VIDEO

Outre Jelena Djokovic, les proches de « Nole » (le diminutif de Novak) sont présents au générique : ses parents, ses frères, Marko et Djordje, ses enfants, Stefan et Tara... Tous sont à l'unisson, non seulement pour célébrer le champion, mais aussi l'homme, le mari et le père de famille, qui culpabilise de plus en plus lorsqu'il quitte le foyer pour disputer un tournoi à l'autre bout du monde. « Je ne peux pas me consacrer à 100 % au tennis. Ce n'est plus ma vie!», affirme-t-il en conclusion, sans donner d'indication sur la date de sa retraite sportive.

Des polémiques

Un regret: les polémiques qui ont parsemé la carrière du joueur, si elles ne sont pas passées sous silence, sont traitées de façon sommaire. En janvier 2022, Novak Djokovic a été expulsé d'Australie pour avoir refusé de se faire vacciner contre le Covid-19.

Sur ce chapitre peu glorieux, l'intéressé ne s'étend pas, s'affirmant « ni pour ni contre la vaccination, mais en faveur de la liberté de choisir ». Le film n'expose qu'une seule opinion sur ce sujet épineux, celle du Serbe.

Egalement absente du film, sa rupture avec le gouvernement du président Aleksandar Vucic, pour avoir soutenu les révoltes étudiantes de 2024-2025, contre la corruption du pouvoir de Belgrade. Novak Djokovic, qui s'est exilé à Athènes en 2025, n'a sans doute pas souhaité jeter d'huile sur le feu, lui qui demeure une immense idole dans son pays. On aurait aussi aimé en savoir davantage sur certaines de ses pratiques (méditation, techniques de visualisation, yoga...) qui lui ont permis d'accéder à une telle longévité.

JÉRÔME PORIER

Novak Djokovic. Le loup en hiver, documentaire de Jason Hehir (EU, 2026, 92 min). Disponible à la demande sur Prime Video

« Phoenix »: dans les ruines de Berlin, la naissance de l'oubli

Porté par Nina Hoss, bouleversante, le film de Christian Petzold, à voir sur Arte.tv, fusionne mélodrame et analyse histor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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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cendres dont renaît ce Phoenix ont recouvert le monde entier, à commencer par le pays où fut allumé le brasier. Nelly Lenz (Nina Hoss) revient à Berlin en 1945. Elle a échappé à la mort, ensevelie sous les cadavres, défigurée. Christian Petzold, qui signe ici son film le plus fiévreux, le plus bouleversant, la fait revenir dans un espace qui tient à la fois de l'histoire et du cinéma – du moment où l'Allemagne émerge du nazisme et de la période paroxystique des mélodrames hollywoodiens.

A Berlin, Nelly demande au chirurgien qui reconstruit son visage de retrouver les traits détruits par une balle qui aurait dû la tuer. La médecine et la fiction lui rendent le visage de Nina Hoss, actrice intense et sobre, qui était, il y a dix ans, l'interprète d'élection de Christian Petzold.

Seule survivante d'une famille juive, Nelly se met en quête de son mari, Johnny (Ronald Zehrfeld), qui fut aussi son pianiste du temps où elle chantait dans les cabarets. Aux yeux du musicien, la jeune femme est à la fois étrangère et familière, Johnny lui demande d'incarner l'épouse qu'il croit morte et de l'aider à capter l'héritage de cette dernière. Il y a là la matière d'un mélodrame dont Christian Petzold extrait l'intensité. Le cinéaste ne renonce pas pour autant à la lucidité politique et historique qui habite toute sa filmographie.

Il a écrit Phoenix – à partir du roman français Le Retour des cendres (1961), d'Hubert Monteilhet (1928-2019) – avec son ami et collaborateur, le cinéaste et plasticien Harun Farocki (1944-2014). Comme dans Barbara (2012), qui réunissait déjà Nina Hoss et Ronald Zehrfeld pour mettre en scène la perversité du régime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allemande, Petzold et Farocki utilisent la fiction pour éclairer un moment historique.

Le langage des mélodrames

De bout en bout, Nelly reste une figure tragique dont la souffrance irrigue le film. Elle est aussi l'incarnation d'une mémoire que tout un pays s'emploie déjà à effacer. Le sujet de Phoenix n'est pas tant la complicité des Allemands ordinaires que les premiers instants d'une normalisation qui relègue l'énormité d'un crime – l'extermination des juifs d'Europe – aux marges d'un récit qui privilégie la reconstruction.

Johnny, à qui Ronald Zehrfeld prête charme et veulerie en un dosage d'une extraordinaire précision, a failli être un type bien. Nelly est revenue à Berlin en 1938, pour lui. Elle n'a été arrêtée qu'en 1944 et Lene (Nina Kunzendorf), l'amie qui a retrouvé la jeune femme dans le camp d'extermination où elle agonisait, lui affirme que c'est Johnny qui l'a dénoncée. Ce versant du film – les tourments d'une femme qui ne veut pas renoncer à l'amour de sa vie, le trouble d'un homme ordinaire qui prend conscience de l'énormité de son crime – Christian Petzold le met en scène dans le langage des mélodrames qui se tournaient à ce moment de l'autre côté de l'Atlantique, à commencer par ceux de Douglas Sirk (1897-1987), né Detlef Sierck, qui avait fui l'Allemagne nazie en 1937.

Le cinéaste est trop lucide pour abandonner son film aux lois du genre, tout comme il se refuse à recourir à l'iconographie des ruines berlinoises, préférant, la plupart du temps, des intérieurs dépouillés. C'est là que se joue le combat de Nelly, survivante d'un crime immense dont ceux qui l'entourent ont été tous les témoins et souvent les complices. ■ THOMAS SOTINEL

......

Phoenix, de Christian Petzold (Allemagne, 2014, sorti en France en 2015, 91 min). Avec Nina Hoss, Ronald Zehrfeld, Nina Kunzendorf. Disponible à la demande sur Arte.tv jusqu'au 7 novembre. Cycle Christian Petzold sur Arte.tv jusqu'au 7 novembre

La complicité inspirante d'Eva Huault et Lila Pinell DUOS DE CINÉMA 4|5 La jeune comédienne détonante a déjà tourné trois films avec la réalisatrice

Eva Huault et Lila Pinell, sur le tournage de « Shana », en 2025. MONA FAVOREU

I l y a des tandems d'artistes connus, et il y a ceux dont les noms ne disent pas grand-chose. Alors voici deux fleurs tout juste écloses, sous le soleil de Cannes, en mai: Lila Pinell, née en 1980, réalisatrice de Shana, sélectionné à la Quinzaine des cinéastes, et Eva Huault, née en 1997, la protagoniste. Sorti en salle en juin, Shana est une histoire épique de couple et d'embrouilles, pimentée par l'héroïne en tenue flashy, débitant sa colère en petites rondelles de répliques pas piquées des vers.

Sur la Croisette, Eva Huault a laissé derrière elle un parfum de liberté. A la différence de nombreuses stars qui, chaque année, débarquent au Festival à l'issue d'un marathon amincissant – du tapis de sport au tapis rouge –, la belle aux yeux rieurs s'est glissée dans une robe « junk food » au tissu imprimé de friandises. « Regardez ma robe, il y a plein de trucs à manger! », s'amusait-elle devant la caméra de Brut, tout en assumant ses artifices : « J'ai des on-gles, je mets des faux cils. J'ai fait aussi des petites injections dans la bouche et tout... » Le cinéma découvrait une fille pleine d'humour, que certains comparent à Béatrice Dalle à ses débuts.

Shana est comme une suite du moyen-métrage de Lila Pinell, Le Roi David (2021, Grand Prix du Festival de Clermont-Ferrand et prix Jean Vigo), où Eva Huault jouait le même personnage, doté du même prénom. Venue du master de réalisation documentaire de Lussas (Ardèche), Lila Pinnel a écrit le rôle en écoutant Eva lui raconter ses galères, et en discutant avec des jeunes filles de sa génération.

On les rencontre au mois de juillet, et on rembobine l'histoire dans une cantine de Belleville, dans l'Est parisien. Lila Pinell a découvert Eva Huault quand celle-ci avait 10 ans, dans une colonie de vacances, où elle tournait son documentaire Nous arrivons (2009). La cinéaste y captait la parole et les jeux de préados. Dans son débardeur à pois, la gamine avait déjà cette voix rauque et le regard pétillant. « Avec tes copines, vous étiez déjà très vives, très drama queen – on pleure, on se dispute, on rigole –, un truc d'enfant que tu as gardé, Eva», raconte Lila Pinell, sous le regard amusé de l'actrice.

«Je m'inventais des vies»

Après ce tournage, elles se sont perdues de vue, puis se sont retrouvées quelques années plus tard. « C'était en 2012, quand j'étais enceinte », croit se rappeler la cinéaste. « Ah ouais ? » Les souvenirs semblent flous et donnent lieu à des dialogues cocasses.

«Je t'envoyais mes nouveaux numéros quand je perdais mes téléphones!», lance l'actrice. « On prenait des verres, on discutait, et, au départ, je ne pensais pas du tout à un film. Mais quand Eva me racontait ses histoires, elle se mettait à jouer des rôles, et je me suis dit: “On pourrait faire une fiction” », poursuit la cinéaste, également connue pour Kiss & Cry (2017), coréalisé avec Chloé Mahieu, sur le milieu du pa-

Lila Pinell a découvert Eva Huault quand celle-ci avait 10 ans, dans une colonie de vacances où elle tournait

tinage artistique. D'où vient le prénom Shana? « Vas-y, dis! », lance la réalisatrice en s'esclaffant. « Toi, dis! », implore l'actrice. « Ben non, euh... » « Bon, quand j'étais plus jeune, je m'étais inventé un nom, ah, ah... » « C'était Shana! », embraye la cinéaste. « Shana Carter, comme la famille de Beyoncé », complète Eva, en écho à la chanteuse américaine mariée au rapporteur et homme d'affaires Jay-Z, de son vrai nom Shawn Corey Carter. «Je m'inventais des vies!», dit-elle. Au fil des années, la cinéaste est devenue un peu une sœur, une amie et une psy.

De son enfance, Éva Huault ne dit pas grand-chose. Elle a grandi à Paris avec sa mère et ses deux frères. « Mon père habite à côté de Paris, et il a deux filles, donc j'ai aussi deux petites sœurs. » Adolescente, elle voulait être cuisinière, « et même critique culinaire ». « J'me disais, putain, y a un métier, tu vas au resto, tu bouffes, puis après, tu fais tes commentaires, alors la pomme de terre, elle est comme ça... » On la verrait bien faire du stand-up.

Ensuite, elle raconte son CAP restauration. « La classe était séparée en deux, il y avait la partie cuisine et la partie service en salle. Je voulais la cuisine, mais y avait plus de place. » Elle est donc devenue serveuse. « Quand le cuisinier faisait des plats, j'aimais bien l'aider le matin. Je me disais, je ferai de la cuisine plus tard. J'avais un loyer à payer, il fallait que j'aie un salaire... Et puis je suis devenue actrice! »

Depuis Le Roi David, elle a tourné avec Noé Debré (Le Dernier des juifs, 2024), Samuel Theis (Je le jure, 2025), Martin Jauvat (Baise-en-ville, 2025), ainsi que dans la série L'Affaire Laura Stern (2026), d'Akim Isker, diffusée sur France 2 en mars. On la verra bientôt dans Ni vue, ni connue, de Marc Fitoussi (en salle le 7 octobre) – « J'ai une scène avec Isabelle Huppert, elle joue une figurante qui n'a jamais réussi à percer! » – et plus tard dans Des femmes comme les autres, de Dominique Cabrera.

Avec le recul, elle « regrette un peu » de ne pas avoir fait d'études. « Après, pour me cultiver, je fais des trucs de mon côté, je vais voir des films, je lis... Faut que je m'y mette! » Sa crainte, dans le ci-

« Quand Eva me racontait ses histoires, elle se mettait à jouer des rôles, et je me suis dit: "On pourrait faire une fiction" »

LILA PINELL cinéaste

néma, est de se répéter. « J'ai une façon de parler un peu argot, populaire. Les gens vont se dire, elle fait tout le temps les mêmes choses », dit-elle. « Pas du tout, tu as déjà fait des trucs très différents », nuance la réalisatrice. Eva Huault a été « agente immobilière, surveillante de prison, sage-femme, etc. », ou encore « prof de pole dance », dans la série intitulée Paul, de Paul Mirabel (disponible en octobre sur Prime Video). « On aurait dit un boudin sur une broche de kebab, mais je me contente de jouer la prof et de faire “5, 6, on lève les jambes !” », dit-elle.

De son côté, Lila Pinell n'avait pas prévu de devenir cinéaste. « J'ai fait deux années de médecine, et j'ai été choquée par le système. Des jeunes büchent du matin au soir, certains ratent le concours, et après c'est le drame... J'avais un copain qui avait un Caméscope et je lui ai dit : "Viens, on va filmer des étudiants." Ensuite, j'ai fait de la philo, puis le master de Lussas. Là, on m'a montré des millions de films, c'était génial. »

Vont-elles retravailler ensemble? «Je commence à rédiger un nouveau projet...», annonce Lila Pinell. «Ah ouais, tu m'as pas dit? Avec moi dedans?, demande Eva Huault en la fixant.

– Oui, tu seras dedans.

- En rôle principal?

– Oui, tu verras... »

L'actrice lâche, avec un grand sourire: « J'vais faire une crise de jalousie si elle fait un film avec quelqu'un d'autre! » ■

CLARISSE FABRE

Prochain épisode Le cinéaste Arnaud Desplechin et l'acteur Hippolyte Girardot

MOTS CROISÉS

GRILLE N° 26 - 197 PAR PHILIPPE DUPUIS

Retrouvez l'ensemble de nos grilles sur jeux.lemonde.fr

SOLUTION DE LA GRILLE N° 26 - 196 HORIZONTALEMENT I. Proscription. II. Habilitai. CA. III. Odin. Tolérât. IV. Titis. Nid. Ru. V. Oc. Sas. Sévir. VI. Râ. Eudes. INA. VII. Ola. Rat. Al. VIII. Millénaire. IX. Attirât. Iras. X. Néonatologie. VERTICALEMENT 1. Photo-roman. 2. Radicalité. 3. Obit. Alto. 4. Sinisé. Lin. 5. Cl. Sautera. 6. Rit. Sd. Nat. 7. Iton. Erato. 8. Palissai. 9. Tiède. Trio. 10. VI. Erg. 11. Ocarina. Aï. 12. Naturalisé. GRILLE DÉJÀ PARUE LE 13/10/2015

HORIZONTALEMENT

I. Au moindre problème, ça déborde chez lui. II. Bien élevée. Piqua pour relever. III. Petit neveu de César qui choisit de devenir Auguste. Sur place. IV. Fait l'innocent. Ont tendance à penser que le monde tourne autour d'eux. V. Sorties du lot. Evite de trop se mouiller au passage. Possessif. En route. VI. Bien dressés. Région d'Iran et d'Afghanistan. VII. Il y a toujours de la casse avec elle. Encadrent le témoin. VIII. Porteur d'héritage. Possessif. Du cochon chez les or- fèvres. IX. Rapprochera solidement. Donne la bonne mesure. X. Une fin à vous couper le souffle.

VERTICALEMENT

1. Se penche sur les langues et leurs sons. 2. Bien dans les règles. 3. Hercule est le chef de cette famille. Se déplacer. 4. Chez les Trump. Bloquera toutes les avancées. 5. Douce, même si elle n'a pas les pieds sur terre. Le temps d'une révolution. 6. Lourd manteau. Encadrent tout. 7. Points opposés. Germaine écrit, Nicolas peint. 8. Blanchit les sommets. Droit pour tracer. 9. Répété pour rire ou pleurer. Facilite le passage. Tonton d'Amérique. 10. Met sur son siège. Mousse au pub. 11. Formation difficile à soigner. 12. Spéculent en tête.

SUDOKU N° 2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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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heures à Fribourg

La ville suisse, bâtie sur un éperon rocheux, se parcourt en funiculaire, en trolleybus ou à pied. Son centre médiéval abrite aussi un espace réservé aux sculptures de Jean Tinguely, un enfant du pays

REPORTAGE FRIBOURG (SUISSE)

Fondée comme une capitale inexpugnable au milieu des falaises, Fribourg, en Suisse, a conservé ses remparts, ses ruel-

les et ses vieilles enseignes, marques de son passé glorieux. Qui n'empêchent pas une certaine douceur de vivre!

Jour 1

9 h 30 De molasse et de tuf

Rendez-vous sur la place des Ormeaux avec de bonnes chaussures! Arpenter Fribourg, ville escarpée, c'est accepter de monter et de descendre sans cesse, tantôt en funiculaire, tantôt en trolleybus, le plus souvent à pied. Entourée de falaises, la ville, bâtie sur un éperon rocheux, s'est étendue là où elle le pouvait, sur quelque replat ou au fond d'un vallon. Certaines rues sont tellement inaccessibles aux transports terrestres qu'il n'est pas rare d'entendre voler des hélicoptères, réquisitionnés pour des déménagements ou des travaux.

Même si on ne le jurerait pas en observant l'entrelacs de ruelles et de maisons anciennes, Fribourg est une ville nouvelle, fondée ex nihilo en 1157 par les Zähringen, une famille noble qui cherchait pour sa capitale un site inexpugnable. Chaque quartier de la « ville libre » (Frei Burg en allemand) a hérité de cette histoire. En haut, autour de la gare (1), le centre-ville moderne. Plus bas, le « bourg », siège historique du pouvoir politique, campe autour de l'hôtel de ville (2), de la cathédrale et d'hôtels particuliers prestigieux. Au fond de la vallée, dans la basse ville, logeaient les artisans. Outre cette structure urbaine, le visiteur est frappé par l'architecture homogène où dominant la molasse, pierre friable issue des falaises gris-vert, et le tuf, une pierre blanche beaucoup plus dure.

11 heures Clocher carré

Repérable à son clocher carré, Saint-Ni-colas (3) fut construite entre les XIII $^{e}$ et XV $^{e}$ siècles, mais ne devint cathédrale qu'en 1924. Quelque 365 marches étroites et raides mènent à une plateforme conçue pour deviner, à l'horizon, la présence d'éventuels ennemis. Le panorama embrasse la totalité de la ville. Des monastères ou des établissements scolaires religieux, aux airs de petits châteaux, témoignent de la fervente tradition catholique du canton de Fribourg. Celui-ci fournit au Vatican l'un des plus gros contingents de gardes suisses du pape, obligatoirement célibataires, âgés de 19 à 30 ans, devant jouir d'une « réputation irréprochable » et mesurer au moins 1,74 mètre.

La Sarine, fraîche rivière déboulant des Alpes, fait office de frontière linguistique

14 heures Maquette géante

A l'Espace 1606 (4), une maquette en relief de 52 mètres carrés représente Fribourg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L'œuvre s'inspire d'une gravure sur métal réalisée en 1606 par le sculpteur Martin Martini (1565-1610). On y repère les quatre enceintes de remparts successives, les portes de la ville, les rues, les immeubles et même des personnages. La précision est telle que la gravure, et la maquette, constituent encore aujourd'hui des documents de référence.

16 heures Tinguely et Saint Phalle

Né à Fribourg, le sculpteur Jean Tinguely (1925-1991) est honoré par un espace consacré à son œuvre, ainsi qu'à celle de Niki de Saint Phalle (1930-2002), son épouse et partenaire artistique. Dans l'espace qui porte leurs noms (5), un ancien dépôt de tramways haut de plafond, on admire des mécanismes gigantesques, assemblages fantasques d'objets divers, de la pièce de carrosserie à l'éventail, de la paire de skis au vélo d'enfant.

Actionnée par une pression du pied, la machinerie se met en branle, produisant force cliquetis, couinements, grincements, hurlements, qui rappellent à la fois un vacarme industriel et la bandeson d'un film d'horreur. Le Retable de l'abondance occidentale et du mercantilisme totalitaire, présenté à Moscou en 1989, dénonce, dans son amoncellement absurde d'ustensiles disparates, le ridicule de l'hyperconsommation.

Les rives de la Sarine, à Fribourg, en Suisse. MARTIN URETA/UFT/FTV

Jour 2

8 h 30 Paysage idyllique

A une petite heure en train de Fribourg, la Gruyère (sans « s » final, région célèbre pour son fromage sans trou) et Gruyères (avec un « s », le village) promettent une escapade alléchante. Le trajet donne à voir une Suisse de carte postale, parsemée de champs fleuris, de chalets en bois et de montagnes verdoyantes. De la gare de Gruyères, après une montée d'un quart d'heure par un chemin commode, le village se révèle avec ses pavés, ses façades blanches et ses toits rouges. Face à trois pics alpins en forme de cornes (les dents de Broc, du Chamois et du Bourgo), le château – vastes salles, murs épais et fenêtres étroites – servait de résidence aux comtes de Gruyère avant que cette petite capitale ne soit détrônée par la ville voisine de Bulle.

Ce paysage idyllique nourri d'un mythe médiéval a contribué à l'image romantique de la Suisse, véhiculée dès le XVIIIe siècle par Les Voyages en Suisse de Madame de la Briche en 1785 et 1788, un ouvrage dans lequel une salonnière française, Adelaide-Edmée Prévost, narrait ses pérégrinations helvétiques.

Invariablement, la visite de Gruyères se termine par la dégustation, dans une auberge, d'une « fondue moitié-moitié », mi-vacherin, mi-gruyère, onctueuse à souhait, suivie, si l'appétit demeure, de la crème double traditionnellement accompagnée de framboises.

14 h 30 Le tour des remparts

Après l'indispensable sieste dans le train du retour, la guide Caroline Souverain-Cochard attend à l'office de tourisme pour la découverte des remparts de Fribourg. L'enceinte la plus large, remarquablement conservée, servait de protection contre Berne, ville rivale, fondée trente ans après Fribourg par la même famille Zähringen. Le parcours, par les tours de guet et les courtines qui les relient, alterne entre les remparts médiévaux marqués par les ans et ceux, beaucoup plus réguliers, du XVII $^{e}$ siècle. La visite s'achève par la tour Rouge (6), la plus haute, qui tient son nom de la couleur des pierres, mais surtout des exécutions qui y furent pratiquées.

16 h 30 Ouvrage à haubans

Vue du pont de Zähringen (7) qui la surplombe, la Sarine, fraîche rivière déboulant des Alpes, semble bien plus fluette que sa notoriété. Car le cours d'eau fait office de frontière linguistique, entre les régions de Suisse où l'on parle français et les régions alémaniques. Le terme « outre-Sarine » continue de désigner la partie germanophone du pays. La rivière n'en est pas moins traversée par de multiples ponts, que l'on admire depuis celui de Zähringen : le viaduc de la Poya, ouvrage à haubans achevé en 2014, ou le pont de Berne, en bois, couvert, de 1653.

19 heures Une petite Fri-Mousse

Dès la mi-journée, de mai à septembre, les Fribourgeois de tous âges se pressent au Port de Fribourg (8), bar associatif en plein air. Après avoir passé commande au comptoir, les couples, familles et groupes d'amis se posent sur des chaises en bois ou en plastique, à l'une des tables dépareillées, sous des parasols ou voilages bariolés. Une vieille roulotte sert de remise.

Au milieu des sacs d'engrais et des pots de toutes tailles où s'épanouissent des plantes, des brouettes et autres carrioles font tout l'après-midi la joie des enfants. Les adultes profitent des expositions de peinture, des ateliers de yoga ou des séances de massages. Plus tard, lorsque la nuit tombe, des lampions multicolores illuminent l'espace où chacun déguste sa Fri-Mousse, bière artisanale locale. Qui a dit qu'on n'était pas relax à Fribourg?

OLIVIER RAZEMON

EN SÉRIES

Isabelle Huppert: « La façon dont j'entre sur scène est fondamentale »

Artistes à l'œuvre – 4/6 – L'actrice multirécompensée évoque l'importance du « premier geste » au théâtre. Elle revient aussi sur des souvenirs marquants de sa carrière cinématographique, faite de multiples compagnonnages

ENTRETIEN

sabelle Huppert s'assied dans l'un des patios de l'Hôtel Lutetia, dans le 6 $^{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On la prévient: «L'idée de cet entretien est de ne parler que de travail, rien d'autre. — Formidable!» Car Isabelle Huppert travaille. Tout ■ “bic!” Car Isabelle Huppert travaille, tout le temps. En 2018, un épisode savoureux de la série Dix pour cent la voyait ainsi participer au tournage, au cours d'une même soirée, d'un film sur Catherine de Médicis (1519-1589) et d'une comédie américaine avec Ben Stiller, tout en faisant un crochet par Radio France pour répondre à une interview. « C'était un peu exagéré, pour l'effet comique », déclare l'intéressée en souriant. Certes. Mais l'actrice est incontestablement hors norme.

A partir des années 1970, elle entame une carrière au cinéma qui la verra collaborer avec des cinéastes aussi divers que Michael Cimino (1939-2016), Claude Chabrol (1930-2010), Michael Haneke, Hong Sang-soo, Paul Verhoeven... Au théâtre, elle a travaillé avec Claude Régy (1923-2019), Luc Bondy (1948-2015), Bob Wilson (1941-2025), Krzysztof Warlikowski. Désignée par le New York Times comme la meilleure actrice du XXI $^{e}$ siècle, récompensée par deux Césars, deux prix d'interprétation au Festival de Cannes et un Golden Globe, elle est un cas unique de célébrité mondiale et d'exigence artistique. Ses choix font œuvre.

Comment un rôle naît-il ?

D'abord, il y a une écriture, un scénario, des dialogues, un metteur en scène. Tous ces éléments qui permettent au rôle d'apparaître se mélangent. Puis vient un moment, à mesure que l'envie se précise, où le rôle se détache du contexte qui l'escortait pour s'imposer. L'écriture et la réalisation ne comptent plus. Le rôle est là, je le vois. Il s'approche et m'envahit. C'est comme une apparition. Il faut y croire.

Est-ce un rôle ou un personnage?

Ni l'un ni l'autre. C'est plutôt une personne au sens de « persona », en grec – « le masque ». Jacques Doillon disait sur La Vengeance d'une femme [1990]: un personnage, ça n'existe pas, une personne, oui. Ça m'a convaincue.

Il vous est arriv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de solliciter la rencontre avec un réalisateur ou un metteur en scène. Qu'est-ce qui guide vos choix?

Je ne suis pas sûre que solliciter soit le terme exact. Pour raconter comment la vie, les hasards ou la volonté vous mettent tout à coup en présence de celle ou celui à qui vous allez donner envie de sceller ce pacte de confiance, qui, d'une certaine manière, se renouvelle toujours un peu dans les mêmes termes, de Michael Haneke à un jeune cinéaste inconnu. Chacun, au cours de ce parcours, est savant et ignorant.

Savez-vous pourquoi ils vous choisissent?

Non, mais ça ne me viendrait pas à l'idée de leur demander. Je l'apprendrai au cours de l'aventure, ou pas. Ça ne s'explique pas.

Avec qui discutez-vous au moment de la préparation du rôle?

Avec moi surtout! Un dialogue silencieux. Une contemplation en face-à-face avec cette autre qui peu à peu sera moi, tout en étant elle. La fusion doit être presque parfaite. Puis, plus concrètement, je parle avec la costumière. Le rôle devient réel lorsqu'on entre dans le détail de son apparence, de la coiffure, du vêtement. C'est tout de même le premier indice que l'on donne sur la personne que l'on se propose d'être. Au théâtre, c'est décisif aussi. Dans Bérénice [Romeo Castellucci, 2024] ou Mary Said What She Said [Robert Wilson, 2019], les costumes me portent autant que je les porte. Ils racontent Mary, Bérénice.

La façon dont vous entrez sur une scène de théâtre est-elle importante?

Elle est fondamentale. Qu'on entre discrètement ou hissée sur de hauts talons, toute entrée suscite la curiosité, une attention particulière. Si je pense à La Ménagerie de verre [mis en scène par Ivo van Hove, en 2020], j'étais déjà là quand la lumière éclairait le plateau. Je faisais cuire un ragoût dans ma cuisine.

Dans Mary Said What She Said, mis en scène par Bob Wilson, je suis de dos, mais le public n'arrive pas à déterminer quelle est ma situation exacte: si je suis de dos ou de face. L'illusion d'optique est telle que, pendant un long moment, personne ne peut dire si j'avance, si je recule ou si je me tiens immobile. Dans Bérénice, l'ambiance est tout autre: je suis dans le brouillard, comme dé-réalisée. J'arrive dans l'ombre, puis on me découvre dans une lumière nimbée. Le premier geste aussi est inaugural. Une main qui se déploie, d'où tombent des paillettes d'or (Bérénice). Une main qui agite une cuillère dans une casserole (La Ménagerie de verre). Deux mains l'une contre l'autre dans une attitude de danseuse qui le resteront longtemps (Mary Said What She Said).

Juste avant de jouer, que faites-vous?

Je me prépare. La coiffure, l'habillage... autant de rituels en soi qui suffisent à mon bonheur. Je devrais sans doute faire du sport, ou quelque chose de la sorte, mais je suis beaucoup trop paresseuse. Sauf pour Les Fausses Confidences [2016], mis en scène par Luc Bondy, où je faisais du tai-chi, alors que les spectateurs entraient. Tiens, une manière d'entrer en scène justement pour le moins insolite, dont je me souviens bien. Jouer est une telle épreuve que la méditation ne soulagera pas ma peur. La seule chose qui me rassure, quand je dois entrer en scène, c'est de me dire que ce qu'il y a de pire, c'est mourir. Vu comme ça, ça permet de relativiser: plutôt que de mourir, mieux vaut jouer!

Quels souvenirs « Jeanne au bûcher » (Paul Claudel, 1992) et « 4.48 Psychose » (Sarah Kane, 2003), mis en scène par Claude Régy, vous ont-ils laissé ?

Des souvenirs physiques avant tout, des aventures extrêmes: l'altitude pour l'un, l'immobilité pour l'autre. Pour Jeanne au bûcher, Il fallait que je monte en haut d'une colonne enfermée dans un ascenseur. Or je suis claustrophobe et je ne prends jamais les ascenseurs, ou, en tout cas, le moins possible. Les équipes ont donc reconstruit la colonne de manière que je puisse y accéder par un monte-charge ouvert. Dans 4.48 Psychose, aux Bouffes du Nord [à Paris], j'étais totalement immobile sur le sol. J'aime beaucoup la manière dont nous sommes arrivés à cette posture finale.

Pendant les deux mois et demi de répétitions, j'explorais le plateau à ma guise, j'allais et venais. Et puis, de plus en plus, je revenais à cette position centrale et je m'y attachais, peut-être lasse d'explorer le plateau. Claude Régy m'observait et, tout à coup, très peu de temps avant la première, il a dit : « C'est ça. Tu

« LE RÔLE DEVIENT RÉEL LORSQU'ON ENTRE DANS LE DÉTAIL DE SON APPARENCE, DE LA COIFFURE, DU VÊTEMENT » ne bouges plus. On a trouvé. » J'ai joué le spectacle ainsi, mes deux pieds rivés au sol. Seuls mes bras et mes mains bougeaient.

Les metteurs en scène, en principe, ne sont pas des agents de la circulation. Lorsqu'ils indiquent des déplacements, ils le font parce qu'une évidence s'impose. Robert Wilson a chorégraphié mes déplacements dans Mary Said What She Said ou Orlando [1993] ou Quartett [2006], mais c'est avec lui une vision complète, où le mouvement, l'ombre et la lumière ne font plus qu'un. A l'inverse, Ivo van Hove, dans La Ménagerie de verre, ne m'a jamais indiqué une place sur le plateau, ni un déplacement. Et pourtant, tout à coup, chaque mouvement s'imposait comme une évidence.

Combien de temps le tournage de « La Porte du paradis » (1981), de Michael Cimino, a-t-il duré?

Pas moins de sept mois. Avec La Dame aux camélias [Mauro Bolognini, 1981], c'est le tournage le plus long que j'aie connu. Lorsque je suis arrivée aux Etats-Unis, j'ai tourné assez vite une suite de scènes plutôt intenses. Nous étions en avril. J'ai travaillé pendant trois jours et puis... plus rien jusqu'au mois de juin. Tous les matins, nous partions en bus pour aller faire du cheval et du patin à roulettes. Tous les jours pendant deux mois : valse, cheval, patin, apprendre à conduire la carriole! C'était un camp de vacances dans le Montana! C'était super!

Cette très longue durée ne vous a-t-elle pas pesé?

Non. Bon, bien sûr, j'ai dû renoncer à un film que je devais faire pendant cette période, mais c'était une aventure exceptionnelle, avec un metteur en scène d'exception. Le cinéma est cette matière extensible du point de vue du temps et des moyens. On va d'un bout à l'autre des extrêmes. Certains tournages durent huit mois et ont, au générique, 750 noms qui défilent à l'écran.

A l'opposé, vous avez Hong Sang-soo, immense metteur en scène, qui réduit de plus en plus la voilure. Dans In Another Country [2012] l'équipe était déjà minimale : un assistant, un script, un chef opérateur. Dans La Caméra de Claire [2017], tourné à Cannes pendant le Festival, il y avait encore moins de personnes. Sur La Voyageuse [2024], il n'y avait pratiquement plus que lui et une preneuse de son. Hong Sang-soo faisait tout : le cadre (avec une toute petite caméra), la lumière. Il n'y a pas plusieurs versions du scénario, car il n'y en a pas. Les trois films ont été tournés en moins de dix jours.

Vous avez déjà joué, au théâtre et au cinéma, en langue étrangère (anglais, italien, russe). Que cela change-t-il?

Ça change tout. Dans une langue étrangère, on n'est pas la même personne. Ça ne sollicite pas les mêmes muscles du visage. On se voit et s'entend dire les choses différemment. En 1993, j'ai joué en russe dans L'Inondation, film d'Igor Minaiev, adapté d'un court roman d'Evgueni Zamiatine [1884-1937] dont j'avais acquis les droits, tourné dans un Moscou glacial, juste après l'effondrement de l'URSS. Je n'ai pas de mérite, car j'ai remarqué que les Français parlaient souvent bien russe. Peut-être parce qu'il y a beaucoup de chuintantes dans les deux langues. J'ai joué aussi en italien, avec Marco Bellocchio. Et, bien sûr, souvent en anglais.

Y a-t-il des écritures qui constituent des défis insurmontables pour le jeu?

Non. Même une langue qui semble abstraite comme celle de Sarah Kane est si puissante, si violente et si évocatrice qu'elle n'est en rien un mur à abattre. Elle porte l'acteur comme le portent aussi, mais autrement, des langues plus fluides et quotidiennes, des langues de plus grande proximité, mais musicales par le rythme. C'était le cas, en 2008, dans

Le Dieu du carnage, de Yasmina Reza. Pour Bérénice, d'après Racine, la proposition audacieuse de Romeo Castellucci d'en faire un monologue me donne une liberté totale.

Qu'est-ce que la liberté?

La liberté, c'est un accès à soi-même. La possibilité d'avoir un dialogue entre soi et soi. Que ça devienne votre parole à vous. D'ailleurs, Romeo a fait de ce spectacle une expérience assumée d'une actrice qui confronte son propre état de solitude à la solitude du personnage.

Est-il toujours possible d'être libre, quel que soit le metteur en scène?

C'est souhaitable, en tout cas! Et même avec des réalisateurs très précis. Mia Hansen-Løve, par exemple, avec qui j'ai tourné L'Avenir, sorti en 2016, est très directive, mais avec une telle justesse que ça n'a jamais été une entrave. Si une direction donnée n'est pas juste, c'est un peu comme une fausse note en musique. Les metteuses en scène sont souvent plus directives que leurs homologues masculins. Sans doute parce que les femmes sont moins paresseuses que les hommes! Michael Haneke, pour ne citer que lui, ne s'intéresse qu'aux précisions techniques. Pour La Pianiste [2001], il voulait être sûr qu'on croie vraiment que je tirais les cheveux d'Annie Girardot [1931-2001]. La pauvre!

Est-ce un film qui fait date dans votre parcours?

Oui. Les moments de La Pianiste dont je suis le plus fière sont ceux, hautement métaphoriques, qu'on a tournés en très peu de prises. Par exemple, cette scène durant laquelle j'écoute Benoît Magimel jouer du piano pour la première fois. Tout se noue à cet instant précis: je pressens que sa manière de jouer, hypertrophiée et sans sincérité, annonce la manière qu'il aura de m'aimer. Les trois plans successifs – plan général, plan moyen, gros plan – s'attardent sur mon visage. C'est toujours bien, les plans qui durent! Haneke a conscience que cela permet de créer de la tension et de l'attention. C'est un maître en la matière. On a fait trois prises et c'était terminé.

Vous fixez-vous des limites concernant ce que vous pouvez jouer ou non ?

A priori, non. Pas de limites morales, en tout cas. Il n'y a pas d'interdit de principe, mais le principe surgit de lui-même. Je n'ai jamais eu l'impression d'être forcée de faire quoi que ce soit. Dans Elle [2016], de Paul Verhoeven, la scène de viol est centrale dans l'intrigue, mais je ne me suis jamais sentie exposée de manière gênante. Bien au contraire, je me sentais protégée. Tout comme dans La Pianiste, mais Verhoeven et Haneke savent pratiquer l'art du hors-champ. On ressent plus qu'on ne voit véritablement. J'ai eu peur de me lancer dans Funny Games [1997], de Michael Haneke, car le film, implacable démonstration qui analyse comment la violence agit sur le spectateur, laissait peu de place à la fiction, à l'élaboration, à l'imaginaire. La Pianiste, à côté, c'est La Princesse de Clèves!

Vous avez dit que Bob Wilson et Claude Régy étaient des artistes qui tuaient le théâtre pour que le théâtre advienne. Vous aussi?

Claude Régy disait que le théâtre doit tuer le théâtre. Il entendait par là que c'est une forme qui se renouvelle constamment. Il ne peut pas se reposer sur lui-même s'il veut accéder à des expressions nouvelles. C'est aussi vrai pour le cinéma, la peinture, la musique. Imaginez Picasso qui s'interdirait de renoncer aux formes courbes et de voir le monde cubiste. Ça serait dommage. Ou Stockhausen qui n'oserait pas transgresser la musique classique. Moi, je ne fais que suivre un mouvement proposé par les metteurs en scène. Je ne suis pas metteuse en scène.

Isabelle Huppert, dans la suite qui porte son nom à l'Hôtel Lutetia, à Paris, le 30 juin. ROBERTO FRANKENBERG POUR « LE MONDE »

Votre manière d'être artiste est-elle donc d'être sur scène ou devant une caméra ?

Artiste?! Je ne me suis jamais considérée comme une artiste. C'est même un mot qui me ferait un peu fuir. Mon travail est plus concret qu'on ne croit. Y compris au cinéma, où règnent les contraintes techniques. Ensuite, le spectateur n'y voit que du feu. Il y a tout un tas de choses qui le ravissent, qui le distraient: l'image, le montage... Actrice, comédienne, interprète, pourquoi pas? Je me souviens d'Yves Montand [1921-1991] sur le tournage de César et Rosalie [1972], qui m'avait accueillie par cette phrase: « On fait un beau métier. D'ailleurs, ce n'est pas un métier, c'est un artisanat. » Autrement dit, c'est un savoir-faire.

Par ailleurs, on ne crée pas des personnages, mais des états. On joue la tristesse, la joie, la solitude, l'absence, le silence... Vivre des états, les éprouver et oublier qu'il y a une personne à laquelle se conformer, c'est se donner une chance de s'approcher de la vérité. Le metteur en scène polonais Jerzy Grotowski [1933-1999] disait que jouer, ce n'est pas une question entre soi et le public. Ce n'est pas une question entre soi et son partenaire. Ce n'est même pas une question entre soi et soi. C'est une question entre soi et quelque chose de très mystérieux au-dessus de soi. Ça m'a toujours plu.

Diriez-vous de votre parcours qu'il est au service d'un cinéma d'auteur et d'un théâtre de recherche?

Certainement pas ! Des films touchent plus ou moins de gens, ils sont plus ou moins populaires. Je ne les définis pas de manière aussi catégorique. Par ailleurs, ce que je fais, je le fais parce que je ne peux pas faire autrement. A un moment donné, chacun prend la place qu'il peut. Je suis assez fière de mon parcours au théâtre, parce qu'il est jalonné de rencontres exceptionnelles.

Y a-t-il eu un moment décisif où vous avez décidé que vous seriez l'actrice que vous êtes ?

Pas consciemment, en tout cas. J'ai fait le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art dramatique] dans le cours de Jean-Laurent Cochet [1935-2020], puis dans la classe d'Antoine Vitez [1930-1990]. Avec ce dernier, je ne suis pas montée sur scène une seule fois de toute l'année. A l'examen de sortie, il m'a demandé de passer le monologue La Salamandre [1971], d'Alain Tanner [1929-2022], lorsque Bulle Ogier compte les saucisses. Preuve, s'il en fallait, qu'il ne m'avait pas ignorée tant que ça! Et ça ne m'empêche pas, des années plus tard, de me confronter à Racine.

Claude Chabrol (1930-2010), Benoît Jacquot, Michael Haneke au cinéma. Claude Régy, Bob Wilson, Luc Bondy au théâtre... Votre carrière est marquée par des compagnonnages. Qu'est-ce qui fait qu'une rencontre se poursuit ?

Ce n'est pas de l'amitié au sens classique. La relation se noue ailleurs, dans la promesse que quelque chose ne va jamais se répéter. Et ce n'est jamais pareil. A ce titre, Claude Chabrol m'a offert la plus grande variété: films historiques, adaptations littéraires, comédies, films plus politiques... Je l'ai toujours vouvoyé. Je n'aurais jamais imaginé faire autrement. Je m'amusais beaucoup avec lui. Nous avons tourné huit films ensemble, et il ne m'a jamais donné la moindre indication. Il m'autorisait toutes les libertés et, quelles que soient les tonalités d'un jeu, il faisait le film qu'il voulait.

Parmi toutes vos rencontres professionnelles, celle avec Patrice Chéreau (1944-2013) a mis du temps à se faire. Il a fallu attendre le film « Gabrielle », en 2005...

Nous avons attendu longtemps pour nous trouver. Nous nous serions retrouvés à nouveau, il me l'a laissé entendre peu de temps avant de mourir. J'avais tout vu de lui. Richard III à l'Odéon, La Dispute, Toller, de Tankred Dorst [1925-2017], avec la géniale Michelle Marquais [1926-2022]. J'ai vu trois fois La Dispute, je la suivais de ville en ville, et deux fois Toller.

Depuis le mouvement MeToo, vous posez-vous de nouvelles questions sur la manière de représenter la femme au théâtre ou au cinéma?

Très sincèrement, non. De toute façon, j'ai les réponses. Les scénarios, les films pren-

EN SÉRIES

« LA SEULE CHOSE QUI ME RASSURE, QUAND JE DOIS ENTRER EN SCÈNE, C'EST DE ME DIRE QUE CE QU'IL Y A DE PIRE, C'EST MOURIR »

LES DATES

ANNÉES 1970

Révélation, notamment avec les films La Dentellière (1977), de Claude Goretta, et Violette Nozière (1978), de Claude Chabrol.

1992 Jeanne au bûcher, mis en scène par Claude Régy.

2001 La Pianiste, de Michael Haneke.

2019 Mary Said What She Said, mis en scène par Robert Wilson.

2024 Bérénice, mis en scène par Romeo Castellucci.

nent désormais en compte des situations, des personnages qui racontent un monde qui évolue. Mais l'idée que, tout à coup, on ne devrait jouer que des femmes triomphan- tes me laisse perplexe. Dès que j'ai commencé à faire des films, je me suis toujours dit que ce qui compterait pour moi serait avant tout la place attribuée à un personnage. Autrement dit, occuper une place centrale, c'est déjà ne plus être victime.

Vous enchaînez les tournées dans le monde entier. Pourquoi ?

Il y a toujours ce rêve que le théâtre ne s'arrête jamais. Le cinéma est pérenne. Il y a des images qui restent. Le théâtre ne survit que dans la mémoire. Partir en tournée, c'est un peu lutter contre ce sentiment complexe et douloureux d'une mort annoncée. Il est toujours facile de reprendre un rôle. Le théâtre, c'est comme du bois : ça bouge. On dépose un rôle derrière soi et quand on le retrouve, trois mois plus tard, on entend ce qu'on n'entendait pas. Un mot vous parle autrement. D'où le bonheur des tournées.

Etes-vous la même interprète d'une représentation à l'autre?

Oui et non. Particulièrement dans Bérénice, où j'ai le sentiment de ne jamais faire la même chose d'une représentation à l'autre. Romeo Castellucci a beau avoir construit une cage autour de moi, je m'y sens libre comme un oiseau qui s'y meut chaque soir différemment. Par ailleurs, au cours de tout parcours, le corps est différent à chaque moment. Selon que vous exprimez le désespoir ou le triomphe, vous n'avez pas le même corps, ni la même démarche. Tout est langage. Quand j'ai joué Quartett, de Heiner Müller [1929-1995], mis en scène par Bob Wilson à Berlin, j'ai soudain eu un problème de genoux. Je ne pouvais plus du tout marcher. On a alors décidé qu'un de mes partenaires me porterait pour tous mes déplacements. C'était très beau. Ça s'inscrivait parfaitement dans la vision erratique de ces Liaisons dangereuses révées par Bob Wilson.

Quand une journée de travail est finie, est-il difficile de passer à autre chose? D'aller au théâtre, au cinéma ou de voir des amis?

Quand on commence un film, d'une certaine manière, le film est déjà fait. Le travail est derrière soi. Choisir de le faire, c'est déjà le faire. Jour après jour c'est comme prendre possession, certes patiemment mais sûrement, d'une maison dont les murs et les fondations sont déjà érigés et en investir chaque pièce, de la cave au grenier.

Alors oui, c'est facile de faire autre chose. Il faut juste en avoir l'envie. C'est différent selon qu'on est à Paris ou ailleurs. Très loin de chez soi, on est dans une immersion complète. On peut alors jouir d'une solitude qui est tout sauf hostile. Plus près de chez soi, c'est différent. La vie continue. Je peux aller au cinéma, au théâtre. J'ai toujours peur de rater quelque chose. Mais je peux aussi avoir envie de ne rien faire, de dormir. De toute façon, quoi qu'on fasse, si vous croyez ne plus penser au rôle, il pense à vous. Même sur scène, je peux l'oublier, regarder les spectateurs, penser à autre chose. A quoi je pense? Je ne sais pas. D'ailleurs, est-ce qu'un acteur pense quand il joue? Et, surtout, que pense-t-il? That is the question.

PROPOS RECUEILLIS PAR JOËLLE GAYOT ET CLÉMENT GHYS Prochain épisode Kader Attia, plasticien

EN SÉRIES

A Lyon et à Saint-Etienne, la Sécurité sociale est alimentaire

Permis d'espérer – 4/6 – Au pied d'immeubles HLM, des cantines et des épiceries solidaires expérimentent la Sécurité sociale de l'alimentation, une innovation qui pourrait être au cœur de la campagne pour la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LYON, SAINT-ÉTIENNE - envoyé spécial
XAVIER LISSILLOUR

a cogne de partout. Le soleil, avant tout, mais aussi les marteaux piqueurs. Dans le quartier populaire de Beaubrun-Ta-rentaize, à Saint-Etienne, au cœur d'un été caniculaire, les

travaux d'aménagement urbains perdent le visiteur, en quête de Terrain des saveurs. Le nom fait penser à une épicerie fine ou à une boutique maraîchère, mais il s'agit d'une cantine solidaire. La solitude et l'isolement frappent également durement le secteur. Paul, un habitué de cette cantine ouverte tous les mardis et jeudis midi, a fait 2,8 kilomètres aller et retour à pied pour y manger, «en particulier les desserts», mais surtout afin de partager un moment avec des convives. Sinon, «je n'ai qu'un poisson rouge à qui parler», lance ce retraité du quartier Fourneyron, avec son chapeau de paille de cantonnier sur la tête.

Au Terrain des saveurs, l'équipe affiche sa fierté d'apporter un repas sain, bio le plus souvent, végétarien, mais également de donner de la « dignité » à certaines personnes trop

Au rez-de-chaussée d'une résidence à la façade non rénovée, une ruche composée d'une dizaine de femmes affairées, et en majorité voilées, s'attelle autour d'une cuisinière en Inox prolongée par une modeste salle à manger. Quiche aux courgettes, tajine de carottes et d'olives, salade batavia, tomatoes et oignons, sans oublier des croquettes de lentilles aux allures de falafels et des panières de khobz, un pain maghrébin moelleux et craquant à souhait. « Après le confinement dû au Covid-19, la galère redoublait dans ce quartier déjà paupérisé. Il fallait faire quelque chose», explique la coordinatrice, Sarah Bouchebaba.

Celle que ses complices, toutes bénévoles, appellent « la cheffe », s'en défend et prône la « gouvernance horizontale ». Avec l'association Terrain d'entente, elles avaient déjà créé, en 2013, le Café des femmes, un lieu pour se retrouver et parler de leurs élans et de leurs tourments. Elles ont décidé d'organiser une grande tablée, deux fois par semaine, avec un menu concocté la veille en fonction des fruits et des légumes récupérés. Dalila aime à « casser la routine » dans ces cuisines où l'on rit et l'on pleure autour d'un tajine. « Ici, j'oublie mes soucis », lâche Warda qui, pendant la pandémie, a perdu son mari. « Cuisiner tous les jours à la maison, ce n'est pas pareil. Ici, c'est du plaisir », disent beaucoup d'entre elles.

Cependant, la SSA n'est pas qu'une manière de résoudre la précarité alimentaire. Si elle était lancée comme la Sécurité sociale, en 1945, « ce serait le moyen de transformer entièrement notre système agroalimentaire », affirme Mathieu Dalmais, l'un de ses concepteurs, venu participer à l'atelier du matin. Agronome de formation, il a fait toute une série de conférences gesticulées sur le sujet et, avec le collectif Ingénieurs sans frontières, a corédigé la brochure qui, sous forme de bande dessinée, est devenue le bréviaire des caisses alimentaires, Encore des patates!? (2021). Si tous les Français cotisaient à la SSA, il faudrait multiplier les commerces conventionnés et « accompagner la paysannerie française vers l'agroécologie », poursuit-il.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les partis politiques se saisissent de cette proposition, qui est expérimentée dans plus d'une cinquantaine de lieux en France. Secrétaire nationale des Ecologistes, Marine Tondelier a annoncé en faire la première mesure de son programme pou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Jean-Luc Mélenchon et La France insoumise soutiennent sa mise en place depuis 2025. Alors que la majorité présidentielle lui préfère le chèque alimentaire, le député Richard Ramos (MoDem, Loiret) en défend l'instauration. «L'idée s'impose dans l'espace politique», observe Mathieu Dalmais, qui doit quitter la serre écologique de Montravel pour une visioconférence avec l'équipe de Raphaël Glucksmann, coprésident de Place publique.

« UN CHARIOT DE 200 EUROS EN SUPERMARCHÉ COÛTE ICI 20 EUROS », RELÈVE TANIA RIQUELME- VENET, GÉRANTE D'UNE ÉPICERIE

souvent laissées pour compte. C'est aussi un lieu de vie où la fille d'Hassina a fêté son mariage, un endroit où l'on passe déposer un prospectus, parler d'une initiative ou d'un boulot en perspective. Le chômage est massif et la misère ne semble pas moins pénible au soleil, surtout en période de canicule : 48 % de la population de ce quartier vit au-dessous du seuil de pauvreté.

« Tous égaux devant le temps »

La générosité XXL de ces femmes, majoritairement issues de l'immigration maghrébine, est une belle histoire locale. Difficile, pourtant, de croire que cette cantine, qui propose une trentaine de couverts à prix libre, est au centre d'une innovation majeure qui pourrait remodeler tout le système alimentaire français. Cette petite association plantée au cœur du béton, comme les arbres de sa petite terrasse ombragée, est porteuse d'une invention sociale à la portée nationale.

« La révolution le ventre plein »

levier puissant, assure-t-il dans les bureaux de La Fabrique de la transition, rue Roger-Salengro, pépinière de l'économie sociale et solidaire de Saint-Etienne. Avec Lou Collin, animatrice de la caisse, ils établissent le lien avec les 12 points de vente conventionnés, comme le supermarché coopératif de la Fourmilière. «Je n'étais jamais rentrée dans une Biocoop avant la SSA, déclare Sarah Bouchebaba. Pour moi, c'étaient vos commerces, pas les nôtres. » Lou Collin et Thomas Benoît veillent aussi à l'autonomie financière du projet.

C'est un maillon essentiel d'un projet beaucoup plus vaste de Sécurité sociale de l'alimentation (SSA), lancé en 2018, notamment par de jeunes ingénieurs agronomes. Son principe est le suivant: chaque cotisant reçoit une carte d'alimentation créditee de 150 euros par mois afin d'acheter des produits dans des magasins ou auprès de producteurs conventionnés, le plus souvent en bio. Les personnes sans revenus ne cotisent pas, mais disposent d'une carte gérée par une caisse de citoyens tirés au sort.

Salarié pour la Caisse sociale d'alimentation de Saint-Etienne, Thomas Benoît se rappelle être sorti «usé» par l'ampleur de l'énergie dépensée au moment du confinement pour combattre la précarité alimentaire. Il a vu dans la SSA un espoir naissant, et même un

La particularité de la caisse alimentaire de « Sainté », comme on dit ici, c'est également son maillage avec le maraîchage. Les bénéficiaires ne cotisent pas seulement en argent, mais en temps. « Nous sommes tous égaux devant le temps », glisse avec philosophie Philippe Pupier, responsable de Coopsol 42, une association tournée vers la démocratie alimentaire, sous l'immense serre du campus horticole de Montravel, à Villars, situé à quinze minutes en voiture du centre-ville.

En sortie de zone commerciale, une cinquantaine d'adhérents de la SSA viennent, à raison de quatre demi-journées par mois, planter des pommes de terre ou cultiver la blonde de Saint-Etienne, une variété locale de laitue. C'est leur manière de cotiser et de recevoir une allocation de 80 euros par mois, appelée DAC (pour « droit à l'alimentation choisie »). Cheveux grisonnants et tee-shirt bleu de la SNCF, Pascal, bénéficiaire du revenu de solidarité active, apprécie ces ateliers qui permettent de suivre les cultures « de la graine à la récolte ». Il partage ce moment avec d'autres personnes que la vie n'a pas épargnées, à l'image de Zakia, qui a quitté l'Afghanistan des talibans à l'âge de 14 ans, en passant par l'Iran, la Turquie, la Grèce, l'Autriche et la Hongrie. « Ici, on cultive la fraternité », souffle Philippe Pupier.

A l'extérieur, malgré les échos de l'A72 et sa proximité avec un Burger King, un plateau maraîcher de 480 mètres carrés parvient à conserver sa poésie potagère. L'équipe, appliquée, ramasse des pelletées de courgettes. Les fruits et les légumes sont vendus à la Croix-Rouge et au Secours populaire, le maraîchage alimente Terrains des saveurs et les apprentis agriculteurs se répartissent la cueillette restante du jour. «Beaucoup sont en quête de sens», constate Philippe Pupier. Une partie d'entre eux sont précaires: «Douze métiers, treize misères», résume Miloud, marié à Safia, bénévole au Terrain des saveurs. D'autres, comme Sandrine, aimeraient installer un lieu culturel tourné vers l'agroécologie.

«Inspirée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dont elle peut devenir une nouvelle branche, la SSA, c'est la révolution le ventre plein, l'invention qui garantirait, pour tous, le droit à l'alimentation», estime l'anthropologue Bénédicte Bonzi. Autrice de La France qui a faim (Seuil, 2023), la chercheuse est persuadée que cette forme d'«économie morale» verrait le jour si des associations de lutte contre la précarité alimentaire, comme les Restos du cœur ou le Secours populaire, la réclamaient. Consultée par de nombreux acteurs du secteur, elle met en relief le rôle des cantines, mais également des épiceries sociales et solidaires. A l'image d'Epi c'est bon!, qui expérimente la SSA à sa façon, dans le 8 $^{e}$ arrondissement de Lyon.

Dans le quartier Laennec, l'équipe de ce commerce conventionné par la Caisse de l'alimentation de Lyon a dressé une table sous les arcades d'une barre HLM. « Ceci est une invitation à nous rencontrer! » : la phrase, inscrite sur l'un des piliers de la voûte qui abrite la tablée, n'est pas une vaine proclamation. Un rapide tour de l'épicerie témoigne du souci de mettre à disposition de bons produits à petits prix. Etiquettes blanches pour les clients usuels, étiquettes jaunes pour les bénéficiaires des subventions, qui peuvent ainsi acheter 1 litre d'huile bio à 2 euros ou des fournitures scolaires peu chères. « Un chariot de 200 euros en supermarché coûte ici 20 euros », relève Tania Riquelme-Venet, gérante de l'épicerie, devant une salade de crudités à base de petit épeautre et de cervelle de canut.

Tout n'est pas rose pour autant. « On reçoit parfois des produits invendus par les grandes surfaces dans un état déplorable », regrette Tania Riquelme-Venet, qui ne décolère pas contre la grande distribution. Mieux vaut être des cuistots débrouillards. Venus par d'autres canaux, les paquets de céréales étaient bourrés de mites alimentaires, et l'équipe a dû les congeler puis les égrener avant de les cuisiner. « La générosité rapporte », constate la gérante. Lorsque les grandes enseignes font appel à la solidarité de leurs clients qui achètent en magasin des produits pour les plus démunis, « elles font leurs meilleures journées et ne reversent même pas leurs marges aux associations, contrairement aux Biocoop », assure Tania Riquelme-Venet, qui souhaiterait un signe de reconnaissance de la part de l'Etat, comme une taxe sur les produits transformés ou bien l'exemption de TVA pour les commerces solidaires. Le chemin est encore long, mais les partisans de la SSA ont malgré tout conscience que les choses bougent afin que Paul, Françoise, Fatima et les autres ne déjeulent plus seuls avec leur poisson rouge.

NICOLAS TRUONG Prochain épisode A Barcelone, l'espoir s'incarne au cœur des places

NICOLAS TRUONG

Suez, un symbole de dépossession puis d'indépendance

Suez, canal historique – 4/6 – Une partie de la légitimité internationale de l'Egypte provient de l'essor de la voie d'eau reliant la Méditerranée à la mer Rouge. Mais celle-ci représente également l'empreinte du colonialisme dans le pays

ISMAÏLIA (EGYPTE) - envoyé spécial

été a commencé. La saison des mariages aussi. Ils se tiennent tard le soir pour échapper à la chaleur de ce mois de juin et continuent jusqu'à l'aube. Sameh Wahba, célèbre

chanteur des villes du canal, a été invité. L'atmosphère est rendue épaisse par la moiteur, les fumées mêlées des cigarettes, joints et narguilés, de la poussière de la rue, des vapeurs d'alcool dégagées par les bières que les anciens boivent, attablés sur le côté. Ceux-ci saluent les envolées du chanteur, rendant hommage aux mariés, aux familles, au quartier d'El-Arab, dans la ville d'Ismaïlia. Les trilles de la simsimiyya l'accompagnent. C'est une lyre, dont l'ancêtre est représentée dans les bas-reliefs de l'Egypte antique, et une culture musicale dont l'origine se perd dans la nuit des temps, ayant voyagé des rives du Nil à celles de la mer Rouge – avant de se diffuser le long du canal.

Sameh Wahba, 48 ans, voix de chanteur parfaitement modulée, a appris à 13 ans et ne cesse de jouer depuis, de mariages en concerts. « Chaque ville a son identité. La sim-simiyya de Port-Saïd est plus moderne, plus tournée vers la Méditerranée. Celle d'Ismaïlia se veut traditionnelle. Et celle de Suez et de mer Rouge... là-bas, c'est plus lent, plus long, comme les vagues de la mer», dit-il. Cette culture musicale née dans les quartiers arabes est un des symboles d'une identité égyptienne qui s'est construite sur les rives de l'axe maritime, à l'ombre des empires. D'un côté, il y avait les bases militaires britanniques et les beaux quartiers de la compagnie du canal. Ailleurs, il y avait la survie des Egyptiens et des Syriens venus tenter leur chance dans ce chantier hors norme. « Les Européens les appelaient les Arabes, qu'ils voyaient comme une masse sans nom, sans visage... », commente Mohamed El-Sayed, historien égyptien, puits de science sur sa ville, Ismaïlia, qu'il fait visiter avec son agence Semsemia Tours.

Prouesse technique et voie des empires, le canal a été pour les Egyptiens un symbole

EN 1882, LA PREMIÈRE GRÈVE DE L'HISTOIRE ÉGYPTIENNE CONTEMPORAINE EST DÉCLENCHÉE PAR LES CHARBONNIERS DE PORT-SAÏD

d'exploitation. L'Egypte est fantasmée comme « antique terre des pharaons », selon l'expression de Ferdinand de Lesseps, mais la contemporaine est négligée. « L'orientalisme agit ainsi comme une dépossession d'une identité par les écrivains et érudits qui la remplacent par une image construite autour de mythes (...). Il accompagne en outre un plus large processus de domination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Le canal de Suez illustre bien ce mécanisme: le discours sur la civilisation dissimule des enjeux moins avouables qui aboutissent à l'occupation du pays », explique l'historienne Caroline Piquet dans Le Canal de Suez. Une voie maritime pour l'Egypte et le monde (éd. Erick Bonnier, 2018).

« Etranger chez lui »

Pour l'Egypte, le combat pour l'indépendance passe par l'axe maritime, le plaçant ainsi au centre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du pays. Au centre des avancées sociales d'abord. En 1882, la première grève de l'histoire égyptienne contemporaine est déclenchée par les charbonniers de Port-Saïd contre les abus des recruteurs. En 1893, le premier syndicat naît dans l'isthme, mêlant Grecs, Autrichiens, Arabes, Italiens, Maltais et Français. Au mouvement social se mêle la lutte nationale. Le 1er mai 1919, les employés du canal se mobilisent dans le cadre de la « première révolution » égyptienne contre l'occupation britannique. En bloquant l'axe maritime international le 10 mai, leur grève générale donne une résonance mondiale à la cause nationale.

C'est aussi sur les rives du canal que naît l'islamisme moderne. Hassan Al-Banna, un instituteur égyptien d'une vingtaine d'années, est nommé à Ismaïlia dans les années 1920. Il est révolté par la domination anglofrançaise : « Matin et soir, les signes de l'occupation étrangère et de la prééminence européenne crevaient les yeux : le canal de Suez. C'était lui la cause du mal, la racine de la plaie. A l'ouest, le camp militaire anglais avec ses installations et son armement et, à l'est, le bureau général de l'administration de la compagnie du canal avec son mobilier, son personnel de direction, son ampleur, sa hiérarchie. L'Egyptien, dans toute cette atmosphère, se sentait étranger chez lui », racontait-il, cité par Olivier Carré et Michel Seurat dans Les Frères musulmans (1928-1982) (Gallimard, 1983, rééd. L'Harmattan, 2001). L'homme fonde, en 1928, le mouvement frériste... bientôt subventionné par la compagnie du canal, qui encourage l'encadrement communautaire des différentes populations.

En 1936, une Egypte plus autonome s'affirme dans la gestion de la voie d'eau. Le gouvernement négocie en secret avec les Français une redevance annuelle, une réduction des tarifs pour les navires égyptiens et l'égyptianisation progressive du personnel. La même année, Londres retire ses troupes du territoire... Pour mieux les concentrer dans la zone du canal. 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s bases britanniques sont harcelées par une guérilla à basse intensité, endurcie par la lutte en Palestine – l'Etat d'Israël a été créé en 1948. C'est encore par le canal qu'arrive l'acte fondateur de la République égyptienne. Le 25 janvier 1952, des fedayins (« combattants qui se sacrifient pour une cause ») se réfugient dans le commissariat de la police auxiliaire égyptienne d'Ismaïlia. Les soldats anglais demandent qu'ils soient livrés.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ordonne aux policiers, simplement équipés d'armes légères, de résister. Les Britanniques donnent l'assaut, une

Le premier ministre égyptien, Gamal Abdel Nasser, au Caire, le 1er août 1956. KEYSTONE PICTURES USA/ZUMA PRESS WIRE/REUTERS CONNECT

cinquantaine d'Egyptiens sont tués. Une révolte gagne le pays entier, durant six mois, aboutissant au coup d'Etat dit « des officiers libres », en juillet 1952, mettant fin à une monarchie inféodée à Londres. Gamal Abdel Nasser (1918-1970) s'impose en leader. Ce dernier négocie le départ des troupes britanniques, effectif en juin 1956. Il cherche aussi à financer la construction d'un barrage majeur sur le Nil, sans succès, alors que le canal n'a jamais été aussi rentable, grâce au passage des tankers remplis de pétrole. Il décide alors de le nationaliser. Dans son discours du 26 juillet, il prononce « Lesseps » douze fois, en réalité le nom de code pour que les autorités égyptiennes investissent les bureaux de la compagnie. Arrive l'opération militaire tripartite de 1956, une riposte lancée par le Royaume-Uni, la France et Israël. L'échec de celle-ci marque un point de bascule dans l'histoire du canal : il était d'abord international, il devient maintenant égyptien. Après la « Compagnie », voici venue l'« Autorité »: comprendre l'Autorité du canal de Suez, la nouvelle entité égyptienne qui gère la voie d'eau.

Sous étroite surveillance

Mais après l'avoir conquis, l'Egypte doit défendre l'axe maritime. Israël attaque en 1967. La guerre des Six-Jours est pour Le Caire une catastrophe à tous les niveaux. Israël prend le contrôle de la rive est du canal, qu'il fortifie : c'est la ligne Bar-Lev. Les Egyptiens tiennent la rive ouest et lancent une guerre d'attrition, au cours de laquelle ils harcelent les forces israéliennes. Le canal est fermé. Le nouveau président, Anouar El-Sadate (1918-1981), qui a succédé à Nasser après la mort de dernier en 1970, prépare une attaque qu'il déclenche en octobre 1973 – la guerre du Kippour. Les forces égyptiennes franchissent le canal avec succès et engagent la plus grande bataille de chars depui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aviation israélienne est bloquée par la défense antiaérienne égyptienne. Mais l'Etat hébreu contre-attaque, perce au sud du canal, débarque à Suez, progresse vers le nord. L'avancée israélienne est bloquée à Ismailia. La mêlée est si touffue que les adversaires réalisent, après le cessez-le-feu, que leurs positions sont parfois à 20 mètres l'une de l'autre. Quel que soit le résultat des armes, c'est une nouvelle victoire politique pour l'Egypte, dix-sept ans après la nationalisation. Elle a prouvé qu'Israël n'était pas invincible, récupéré le canal et le Sinaï. Quant à l'Etat hébreu, il signera, en 1979, sa première paix avec le pays arabe le plus important de l'époque.

Après des années de fermeture, le canal est dans un état déplorable, ensablé, parsemé de mines, d'épaves et de barbelés. Il est rouvert en 1975, alors que d'ambitieux travaux de modernisation sont menés. Le transport de marchandises prend le pas sur celui du pétrole. Le canal devient une province à développer. Le régime crée une zone franche à Port-Saïd, mais place toute la voie maritime sous étroite surveillance. Il se méfie des menaces externes et terroristes, qui se sont développées à partir des années 1990, et de la réputation frondeuse de ces villes. Car le canal fut à l'avantposte de la révolution qui amena à la chute de Hosni Moubarak (1928-2020). Le 25 janvier 2011, des révoltes secouent Suez. Avec Ismaïlia, ces deux villes se sont mobilisées. L'aventure fut de courte durée. En 2013, Abdel Fattah Al-Sissi prend le pouvoir à la suite d'un coup d'Etat militaire soutenu par la population. La répression fait des centaines de morts et met fin à l'expérience révolutionnaire.

C'est par le canal qu'Abdel Fattah Al-Sissi construit sa légitimité internationale. En 2014, il ordonne de creuser 35 kilomètres d'un nouveau canal et d'en approfondir 37 autres de celui existant, afin de permettre un transit simultané dans les deux sens. Il crée au passage la zone économique du canal de Suez, rêvant qu'un nouveau Dubaï s'élève sur les rives. Si le doublement de la voie d'eau est un succès, il n'est pas suivi par une augmentation du trafic, frappé par les aléas de la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et des crises régionales. La zone économique peine à décoller. Mais la population du canal se voit de plus en plus éloignée de la voie d'eau. Il n'est possible de l'approcher qu'en de rares endroits. L'auteur de ces lignes n'a jamais été autorisé à rencontrer des responsables de l'Autorité du canal de Suez, ni à se rendre sur la voie d'eau. L'axe maritime fut l'instrument de l'émancipation de l'Egypte. Mais le pays n'est toujours pas émancipé de la dictature militaire.

SAMUEL FOREY

Prochain épisode Traverser le canal de Suez, un défi technique qui se paye cher

Macky Wéa Militant calédonien

A Ouvéa, le 24 avril 2018. THEO ROUBY/AFP

Figure respectée de l'île d'Ouvéa, en Nouvelle-Calédonie, Macky Wéa est mort le 16 août, à l'âge de

76 ans. Originaire de la tribu de Gossanah, l'homme a vu sa vie percutée par la grande histoire, quand son frère aîné, Djubelly Wéa, a assassiné le leader du 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kanak et socialiste (FLNKS), Jean-Marie Tjibaou, et son compagnon de route Yeiwéné Yeiwéné, le 4 mai 1989. Le drame a déchiré l'île d'Ouvéa et, au-delà, le monde kanak. Artisan du long processus de réconciliation qui s'est ensuivi, Macky Wéa avait accepté de tenir le rôle de son frère dans le film de Mathieu Kassovitz L'Ordre et la morale, sorti en salle en 2011.

En 1988, en pleine contestation des élections provinciales néo-calédoniennes et de la présidentielle nationale par le FLNKS, quatre gendarmes sont tués lors de l'intrusion de militants indépendantistes dans la gendarmerie de Fayaoué, sur l'île d'Ouvéa. S'ensuit la prise d'otages de la grotte d'Ouvéa, où les hommes de Gossanah retiennent un groupe de gendarmes, jusqu'à l'assaut terrible du 5 mai 1988 qui conduira à la mort de deux militaires et à celle de 19 Kanak, exécutés par l'armée française.

La tragédie débouchera sur un acte fondateur pour la Nouvelle-Calédonie, l'accord de paix de Matignon, signé par l'indépendantiste Jean-Marie Tjibaou et le loyaliste Jacques Lafleur en juin 1988, après quatre ans de quasi-guerre civile. Mais, un an plus tard, Djubelly Wéa, pasteur et militant radical, assassine les responsables kanak de ce compromis, pour lui insupportable, avant d'être abattu par un garde du corps.

Certaine envergure

Dernier des frères Wéa, Macky sera désigné par sa famille pour emprunter le chemin de la mémoire et de la réconciliation, réalisée avec l'aide de l'Eglise évangélique de Kanaky et de l'Eglise catholique. Il dira agir avec « crainte et humilité ». Les familles des gendarmes et celles des Kanak seront réunies en 1998, lors d'une cérémonie œcuménique. En 2004, la réconciliation sera scellée avec la famille Tjibaou, puis avec la famille Yeiwéné. « Ou nous tentions de nous tourner vers l'extérieur, ou nous devenions fous », expliquait Macky Wéa au Monde en 2006.

Il fallait avoir une certaine envergure pour assumer d'être le frère de l'assassin, rappelle l'écrivain Walles Kotra. Entre les deux

18 AOÛT 1949 Naissance à Ouvéa (Nouvelle-Calédonie) 1989 Assassinat de Jean-Marie Tjibaou et de Yeiwéné Yeiwéné par Djubelly Wéa, frère de Macky Wéa 2004 Réconciliation avec les familles des victimes 16 AOÛT 2026 Mort à Nouméa

stratégies qui s'opposent toujours au FLNKS, « l'indépendance immédiate et l'indépendance viable, Macky le militant a décidé de ne pas choisir », souligne-t-il.

« Un pardon, ça se prépare », avait en revanche résumé de façon abrupte l'homme de Gossanah sur la chaîne de télévision Caledonia, en 2023, pour expliquer pourquoi il s'était opposé à la venue du président Emmanuel Macron sur le mémorial des 19 tués à Ouvéa, le 5 mai 2018. Malgré des préparatifs pointilleux des services de l'Etat, le Collectif de Gossanah qu'il animait a reproché au chef de l'Etat de ne pas respecter le deuil des familles. Incompris, le geste de Wéa exprimait le fait que, pour lui, la démarche présidentielle ne relevait ni de la coutume ni du cérémonial républicain, mais de la communication.

Auteur d'un essai-portrait de Djubelly Wéa, L'histoire dira si le sang des morts demeure vivant (Au vent des îles, 2024), un autre auteur néo-calédonien, Hamid Mokaddem, a salué en Macky Wéa un «homme respecté, respectable et généreux», qui a «réussi à sortir Gossanah de son ghetto mental, de son exil et de la malédiction». Quand Manuel Valls, ministre des outre-mer, est venu se recueillir, le 22 février 2025, devant le Mémorial des 19, Macky Wéa lui a offert un exemplaire dédicacé du livre et lui a déclaré: « Tu as choisi Ouvéa. Ici est notre histoire commune, celle de tous, même du petit Français qui habite au fond des Pyrénées. Nous voulons que les gens reconnaissent notre travail de réconciliation. »

Chef d'escale pour la compagnie Air Calédonie, engagé dans le mouvement syndical indépendantiste à l'Union syndicale des travailleurs kanak et des exploités, puis au Parti travailliste, l'homme s'était investi dans l'éducation populaire. Il a entraîné la jeunesse d'Ouvéa dans sa passion pour le volley-ball, qui était aussi « pour lui une forme de thérapie collective et un espace de fraternité », selon les mots de la présidence de la province des îles Loyauté, qui lui a rendu hommage.

NATHALIE GUI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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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CARNET DU «MONDE»

Anniversaire de naissance

Richard KACZOROWSKI, né le 28 août 1936.

Soixante-dix ans de lecture du Monde, ça méritait bien une annonce célébrant tes quatre-vingt-dix printemps !

Tes enfants et tes petits-enfants en profitent pour te remercier de tout l'amour que tu leur as donné.

Paris.

Dominique ARMOR, née Monique JARNOUX,

de la troupe du théâtre Hébertot, à l'époque en compagnie du maître, épouse de Maurice GILMER, comédien également,

s'est éteinte paisiblement en sa demeure boulevard Saint-Jacques, à l'âge honorable de quatre-vingt-dix-neuf ans.

Paix à son âme de comédienne.

Pierre, Anne, Vincent, Denis, Claire et Marie-Agnés Billotey, ses enfants,

Ses onze petits-enfants Et ses dix arrière-petits-enfants,

ont la profonde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Françoise BILLOTEY, née KAUFFMANN,

survenu le 20 août 2026, dans la toute fin de sa quatre-vingt-dix-septième année.

Les obsèques ont eu lieu le mercredi 26 août, avec une messe célébrée à 14 heures, en l'église Saint-Médard, Paris 5 $^{e}$ .

Paris.

M $^{me}$ Béatrice Cléro-Mazire, son épouse, Mathilde et Emmanuel, ses enfants, leurs conjoints et leurs enfants,

ont la profond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M. Jean-Pierre CLÉRO, professeur émérite et auteur de philosophie et d'éthique, membre du Centre Bentham et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survenu le 9 août 2026, à Paris, à l'âge de soixante-dix-neuf ans.

Un culte d'action de grâce aura lieu le samedi 29 août, à 10 h 30, au Temple protestant de l'Oratoire du Louvre, Paris 1 $^{er}$ .

Vous pouvez faire un don en sa mémoire, à la Fondation de l'AP-HP.

b.clero-mazire@orange.fr et Laurent des Mesnards, Alban Duriez

Rachel Duriez

et Thierry Lang, Anne-Gaële Duriez et Olivier de Baecque, ses enfants et gendres,

Aram, Aurèle, Louise et Gabriel,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grande tristesse d'annoncer la mort de

Marc DURIEZ,

le 19 août 2026, au lendemain de ses quatre-vingt-deux ans.

Une cérémonie d'adieu se tiendra lundi 31 août, à 10 h 30, en la salle de la Coupole du crématorium d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situé 71, rue des Rondeaux, Paris 20 $^{e}$ .

Sa famille

a le chagrin d'annoncer la mort de

Mme Sylvie FRANCHET D'ESPÈREY, née BOMPAIRE, professeur émérite de littérature latine à Sorbonne université,

le 12 août 2026.

Un culte d'action de grâces sera célébré à Nîmes (Gard), au petit temple de l'Église protestante unie, 19, rue du Grand Couvent, le samedi 26 septembre, à 11 heures.

famillebompaire@protonmail.com

Antoine, Laurent et Élisabeth Gavoille,

ses fils et belle-fille,

Nicolas et Suzanne, ses petits-enfants

Et toutes les familles apparentées,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Jacques GAVOILLE, ancien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en histoire contemporaine à l'université de Besançon,

survenu le 21 août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quinze ans.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vendredi 28 août, à 14 h 30, en l'église Saint-Claude, suivie de l'inhumation au cimetière Saint-Claude de Besançon.

Cet avis tient lieu de faire-part et de remerciements.

Genève.

Catherine Janicot,

son épouse,

Laetitia, Mathilde, Thomas,

leurs conjoints, Stéphane, Rodolphe et Margaux,

Anna, Lucie, Agnès et sa future petite fille,

Elodie, Camille et Pauline, ses nièces

Et toute sa famill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Daniel JANICOT, conseiller d'État (H), 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commandeur dans 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survenu le 22 août 2026, à Genève, à l'âge de soixante-dix-huit ans.

La cérémonie a lieu dans l'intimité familiale, à Genève.

Sa famille remercie tout particulièrement Marjorie Le Gal et Jenny Gamon.

Cet avis tient lieu de faire-part.

Marie-Lazarine, Etienne et Émilie, ses enfants,

Christine Bremond, sa femm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François POULLE, cinéaste et universitaire,

survenu le 22 août 2026, à Nantes.

Véronique et Gilles Poiblanc,

Veromique et Gilles Poiblanc, Chantal et Pascal Costamagna, ses enfants et beaux-enfants,

Marine et Antonio, Flavie, Grégori et Michelle, Louis et Marguerite, Anastasia et Antoine,

Maléna, Filippo, Gabriela, Simone, Joseph, Pénélope et Fynn, ses arrière-petits-enfants,

Claudine et Patrice Noyal, sa sœur et son beau-frère,

Jean-Michel et Isabelle, Sophie et Richard, Philippe et Andréa, Julie, ses neveux et leurs conjoints,

Luca, Alix, Romain, Clara et Raphaël,

Éric, Vincent et Martine, Pascal Gilli,

Les familles Costamagna, Poiblanc, Noyal et Gilli,

ont la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Franceline PRAT,

veuve de

Jean-Paul GILLI,

survenu le 17 août 2026, dans sa quatre-vingt-neuvième année.

Ils vous invitent à partager son souvenir lors d'une bénédiction célébrée en l'église Saint-Germain-des-Prés, 3, place Saint-Germain-des-Prés, Paris 6 $^{e}$ , le lundi 31 août, à 13 h 30.

La crémation aura lieu ensuite dans la plus stricte intimité.

La famille tient à exprimer toute sa reconnaissance à Jamila, Gerta, Lisa, Marie-Alyse et Thérèse qui l'ont accompagné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t sa gratitude au personnel de l'hôpital Charles-Foix, à Ivry-sur-Seine, où elle a été soignée pour ses derniers instants.

Isabelle REPITON BLONCOURT,

nous a quittés prématurément.

Morgane, sa fille, son mari et ses enfants, Ludmilla, Sa famille Et tous ses amis,

pleurent une mère, une amie, une journaliste formidable.

Nous lui disons au revoir ce vendredi 28 août 2026, à 15 heures, au cimetière de Braslou (Indre-et-Loire).

Paris. Gap.

Michèle Rose,

Cassandre, Antoine et Océane, ses petits-enfants,

ont la grande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Georges ROSE, écrivain poète,

survenu le 18 août 2026, à l'âge de quatre-vingt-onze ans.

La cérémonie aura lieu le vendredi 28 août, à 14 h 30, en l'église Saint-Médard, Paris 5 $^{e}$ , suivie de l'inhumation au cimetière de Montmartre, Paris 18 $^{e}$ .

Honorez la mémoire de vos proches en doublant la portée de votre message à des conditions préférentielles.

Souvenirs

Etienne GUILLÉ et Patricia KERVIEL.

Nous continuons à résonner/raisonner en toute Conscience aux formes d'Amour que vous nous révélez.

Narbonne (Aude).

Nous pensons à notre fils

Julien,

disparu il y a vingt-huit ans, à l'âge de vingt-trois ans.

Son souvenir est toujours présent.

Marie et Francis Re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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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moin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veille à favoriser le déchiffrement des six rouleaux de papyrus carbonisés d'Herculanum conservés à Paris, dont elle a été investie de la charge de l'étud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Placée sous sa houlette, cette entreprise a connu dernièrement, grâce aux résultats combinés de l'examen tomographique effectué au Synchrotron de Grenoble et de ceux de l'IA, à la suite du Vesuvius Challenge, des avancées spectaculaires qui augurent l'édition critique, dans un délai raisonnable, de l'un d'entre eux révélant le texte inédit d'un philosophe épicurien.

Société éditrice du « Monde » SA Président du directoire, directeur de la publication Louis Dreyfus Directeur du « Monde », directeur délégué de la publication, membre du directoire Jérôme Fenoglio Directrice de la rédaction Caroline Monnot Direction adjointe de la rédaction Grégoire Alix, Emmanuelle Chevallereau, Geoffroy Clavel, Alexis Delcambre, Anne Eveno, Charles-Henry Groult, Benoît Hopquin, Marie-Pierre Lannelongue, Cédric Pietralunga Directrice déléguée au développement des services abonnés Françoise Tovo Directeur délégué aux relations avec les lecteurs Gilles van Kote Rédaction en chef quotidien Laurent Borredon, Guillaume Fraisard, Enora Ollivier, Philippe Ricard, Gabriel Richalot Rédaction en chef Pierre Barthélémy, Emmanuel Davidenkoff (Événements), Coline Folliot, Nathalie Lecomte (cheffes d'édition), Jérôme Gautheret, Michel Guerrin, Nicolas Jimenez (photographie), Delphine Papin, Julie Clarini (Débats et Idées) Direction artistique Emmanuel Laparra Infographie Véronique Malécot Directrice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du groupe Isabelle Caroff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rédaction Sébastien Carganico Conseil de surveillance Aline Sylla-Walbaum, présidente, Gilles Paris, vice-pré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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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Legrand Une rédaction prouve son indépendance lorsqu'elle en accepte le coût

Un an après une polémique née de l'enregistrement d'images et de sons volés diffusé par les médias du groupe Bolloré, Radio France a décidé de ne pas réintégrer l'editorialiste, qui y voit un signe inquiétant po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A u départ, j'ai cru que cette affaire resterait l'affaire Cohen-Legrand [l'enregistrement clandestin d'une conversation entre les journalistes Patrick Cohen et Thomas Legrand et deux responsables socialistes, diffusée en septembre 2025 par le magazine d'extrême droite L'Incorrect]. Mais lorsque des images enregistrées à notre insu ont été transformées en arme politique, elle a changé de nature.

Une conversation confidentielle avec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des propos tronqués et montés de façon malveillante, une phrase détournée de son sens. Puis une polémique et, in fine, la réponse de la présidence de Radio France, un an après, aura été mon invisibilisation totale et durable de l'antenne.

J'ai d'abord accepté de me taire. On me disait : « Il faut laisser passer l'orage. » Je ne voulais pas ajouter une crise supplémentaire à celles que traversait déjà le service public. Je crois aujourd'hui qu'il est essentiel que je parle. Non parce que mon sort personnel justifierait une mobilisation particulière. Mais précisément parce qu'il n'est plus le sujet. Ce qui m'est arrivé pose une question plus importante : celle de la défense de l'audiovisuel public et, plus largement, de l'indépendance de la presse.

Je ne cherche pas à nier ce qui a pu légitimement choquer dans les images telles qu'elles ont été diffusées. Mais une démocratie ne peut pas réfléchir à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en faisant abstraction des méthodes employées pour mettre un journaliste en accusation.

J'ai été enregistré à mon insu au cours d'une conversation confidentielle avec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comme les journalistes politiques en ont quotidiennement avec des représentants de tous les partis. Des extraits ont été tronqués et diffusés pour construire une falsification, créer un récit : celui de journalistes du service public conspirant avec un parti politique.

En quelques heures, ce récit a envahi les médias du groupe Bolloré et est devenu un fait politique. Des élus ont exigé des sanctions. Certains ont utilisé cette affaire pour mettre en cause l'impartialité de l'audiovisuel public. Une commission d'enquête parlementaire a été créée. D'autres ont réclamé la privatisation de France Télévisions et de Radio France.

Puis, j'ai bel et bien disparu de l'antenne.

Aucune immunité

C'est cet enchaînement qui devrait nous inquiéter. Car une méthode vient ainsi de démontrer son efficacité. Il suffit de suivre un journaliste, de l'enregistrer à son insu – je l'ai été deux fois [la seconde en décembre 2025, lors d'une conversation privée avec Laurence Bloch, ex-directrice de France Inter, enregistrée par un journaliste d'Europe 1] –, d'isoler quelques phrases, de les trafiquer par un savant montage, puis de les diffuser massivement jusqu'à provoquer une indignation assez puissante pour placer son employeur sur la défensive.

La question n'est donc plus seulement : « Thomas Legrand a-t-il prononcé une phrase qui peut prêter à confusion dans un café ? » La question est: une campagne extérieure, mensongère et manipulatrice, peut-elle décider de qui a encore le droit d'être journaliste sur une antenne publique? Je suis journaliste depuis suffisamment longtemps pour sa voir que notre métier n'accorde aucune immunité. Et c'est tant mieux. Nous devons rendre des comptes, accepter la critique et pouvoir perdre la confiance de ceux qui nous emploient. Nous devons nous remettre en question quand la confiance des auditeurs s'érode.

Mais rendre des comptes n'est pas la même chose que céder à une campagne mensongère.

C'est lorsque la pression devient forte que les institutions de presse et leurs dirigeants doivent distinguer la critique légitime de l'intimidation. Sinon, ils créent un précédent dont ils ne mesurent pas les conséquences.

Ceux qui s'attaquent aujourd'hui au service public de l'audiovisuel ne cachent pas leurs intentions. Son financement, son fonctionnement, son impartialité et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NE DISPARAÎT PRESQUE JAMAIS D'UN SEUL COUP. ELLE S'ÉRODE PAR PETITES CONCESSIONS, PAR PRUDENCE, PAR PEUR DU SCANDALE

jusqu'à son existence font désormais partie du débat. C'est parfaitement légitime. On peut vouloir réformer profondément l'audiovisuel public, critiquer ses choix éditoriaux et même défendre sa privatisation. Mais une autre frontière est franchie lorsque la pression passe par la manipulation des faits et la désignation individuelle de journalistes à bannir. C'est là que mon histoire cesse de m'appartenir.

Exigence et courage

Je ne défends pas ici France Inter uniquement parce que j'y ai travaillé pendant dix-huit ans. Je défends une idée beaucoup plus simple: une rédaction ne prouve pas son indépendance lorsque personne ne l'attaque. Elle la prouve lorsqu'elle accepte le coût de cette indépendance. Lorsqu'une campagne extérieure aboutit à l'effacement de celui qu'elle visait, quelles que soient les intentions de ceux qui ont pris la décision, elle adresse un message clair à ceux qui l'ont menée : cela fonctionne. Elle en adresse aussi un aux journalistes : lorsque vous serez pris pour cible, mesurez bien jusqu'où votre institution – et surtout ses dirigeants – sera prête à vous défendre.

Nous entrons dans une époque où les journalistes seront de plus en plus filmés, enregistrés, suivis et jugés à partir de fragments de conversations présentés comme des preuves. Les réseaux sociaux permettent déjà de transformer une séquence en scandale national avant même que les faits aient été vérifiés.

Face à cela, les rédactions devront être plus exigeantes avec leurs journalistes. Mais leurs directions devront aussi être plus courageuses. Car si les institutions de presse apprennent à leurs adversaires qu'il suffit de faire assez de bruit pour obtenir la mise à l'écart d'un journaliste, la liberté éditoriale ne sera plus seulement déterminée dans les rédactions. Elle dépendra aussi de la capacité de groupes politiques ou médiatiques à organiser la pression contre elles.

Voilà le véritable enjeu de cette affaire.

Aujourd'hui, il s'agit de moi. Demain, ce pourra être un journaliste dont les enquêtes dérangent un gouvernement ou un industriel puissant, un reporter travaillant sur un groupe de pression, un éditorialiste dont les opinions déplaisent.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ne disparaît presque jamais d'un seul coup. Elle s'érode par petites concessions, par prudence, par fatigue, par peur du scandale, par volonté de protéger une institution en évitant l'affrontement. Jusqu'au jour où l'on découvre que toutes ces précautions prises pour la protéger l'ont rendue vulnérable.

Ce qui m'inquiète aujourd'hui n'est donc plus seulement ce qui m'est arrivé. C'est ce que nous ferons lorsque cela arrivera aux suivants. Et il y en aura.

Thomas Legrand est éditorialiste à « Libération » depuis 2022. Il a été journaliste à France Inter de 2008 à septembre 2025.

Pierre Ramond Le monde semble rappeler à l'Europe qu'elle n'a pas la capacité d'influencer les décisions de Washington

En 2015, la diplomatie européenne était au cœur des négociations sur le nucléaire iranien. Six mois après le conflit déclenché par les Etats-Unis et Israël, elle est écartée des discussions. Le politiste rappelle le contexte spécifique de l'accord de 2015

Le 14 juillet 2015, sous les dorures du Palais Coburg de Vienne, les représentants des grandes puissances mondiales signaient avec l'Iran un accord qui limitait le programme nucléaire de la République islamique en échange d'une levée des sanctions internationales, le JCPoA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Cet accord, qui apaisait une crise internationale et ouvrait une voie nouvelle pour une recomposition pacifique des rapports de force au Moyen-Orient, était signé en Europe et marquait le terme de douze ans de négociations ouvertes par les Européens.

Ainsi naissait une diplomatie européenne, incarnée par Federica Mogherini, la coordinatrice desdites négociations, qui s'appuyait sur une bureaucratie, le Service européen pour l'action extérieure, l'équivalent d'un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l'échelle continentale. Onze ans plus tard, le 28 février 2026, les Etats-Unis et Israël lançaient une campagne de bombardements sur le sol iranien, conduisant [dès le premier jour du conflit] à la mort du Guide suprême, Ali Khamenei, d'une partie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et militaires iraniens et de plusieurs milliers de civils, ainsi qu'à la destruction d'infrastructures militaires et civiles.

Fragmentation

Parallèlement, des pourparlers s'engageaient entre les Etats-Unis et l'Iran, avec pour intermédiaire le Pakistan, à Islamabad, cette fois-ci à l'est et non plus à l'ouest de l'Iran, en Asie et non plus en Europe. Sans les Européens, de surcroît. La comparaison de ces deux scènes, à Vienne puis à Islamabad, invite à se poser une question: comment les Européens ont-ils pu occuper une place aussi centrale dans les tractations qui ont abouti à l'accord de 2015, et disparaître ensuite, à la faveur de la guerre déclenchée en 2025 et poursuivie en 2026?

Pour répondre à cette question, il faut d'abord détourner le regard des mises en scène politiques. Une enquête sociologique menée auprès de la quasi-totalité des principaux diplomates européens impliqués dans ces négociations montre que, contrairement à ce qu'on aurait pu penser, les discussions avec l'Iran sur le nucléaire n'ont pas contribué à la formation d'une diplomatie européenne; elles en ont accentué la fragmentation. En effet, les négociations ont d'abord réaffirmé l'hégémonie de trois grands Etats membres de l'Union (la France, le Royaume-Uni et l'Allemagne, groupe communément appelé « E3 ») sur la conduite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continent, et ce contre la construction d'une diplomatie supranationale.

Ensuite, l'étude détaillée du fonctionnement du Service européen pour l'action extérieure révèle que les négociations n'ont pas conduit à renforcer cette institution naissante, mais plutôt à la diviser, en créant une équipe Iran ad hoc, détachée du reste de l'administration et fonctionnant en dehors des règles qui régissent le reste de l'institution. Les négociations n'ont pas mené à la bureaucratisation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européenne, mais plutôt à sa très forte personnalisation autour de quelques individus.

Enfin, on n'a pas assez prêté attention au fait que la haute représentante de l'Union euro-

COMMENT LES EUROPÉENS ONT-ILS PU OCCUPER UNE PLACE AUSSI CENTRALE DANS LES TRACTATIONS, (...) ET DISPARAÎTRE ENSUITE ?

péenne [pour l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la politique de sécurité] était la coordinatrice des négociations en vertu d'un mandat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des Nations unies, et non en tant que représentant de l'Europe. Une telle position présente certains avantages, comme une liberté d'action et une grande visibilité internationale. Etre un relais onusien pose cependant un risque majeur, à savoir lier l'un des mandats les plus visibles et les plus symboliques de la diplomatie européenne au bon fonctionnement du multilatéralisme.

Clans personnels

Le JCPoA a pour ainsi dire induit en erreur les Européens, en les rassurant sur la permanence des choses. Face à l'inquiétude de ne plus avoir un rôle dans le monde, ils se trouvaient au cœur d'une grande affaire. Malgré les coups de boutoir contre le multilatéralisme, ils pouvaient, au terme d'un effort diplomatique, mettre d'accord Russes, Chinois et Américains. Surtout, ils étaient capables de convaincre les Etats-Unis de ne pas recourir à la force contre l'Iran. En effet, nombreux sont les diplomates européens impliqués dans les négociations qui considèrent que leur principale contribution est d'avoir «convaincu les Américains de signer l'accord». En d'autres termes, ils se concevaient comme les gardiens de la rationalité des Etats-Unis, pas comme des acteurs indépendants.

Une telle stratégie ne semble pas suffire à constituer une politique étrangère, en particulier à l'époque du « néo-royalisme », terme que les deux politistes américains Abraham Newman et

Stacie Goddard emploient dans la revue Le Grand Continent pour décrire le dépassement de la logique westphalienne, un monde où les Etats – au premier rang desquels figurent les Etats-Unis de Donald Trump – sont de plus en plus gouvernés par des clans personnels, et non plus par des administrations.

La réussite historique du JCPoA semble ainsi secondaire au regard des limites à long terme que les tractations avec l'Iran ont mises au jour. Il convient de prendre conscience que la stratégie qui s'est déployée en 2015 n'a été efficace que dans un contexte spécifique, et en raison d'un alignement de circonstances politiques favorables aux Etats-Unis, en Iran, en Russie, en Chine et en Europe. Aujourd'hui, six mois après le déclenchement de la guerre par les Etats-Unis et Israël contre l'Iran, malgré deux décennies de médiation européenne, le monde semble rappeler chaque jour aux Européens qu'ils n'ont pas vraiment la capacité d'influencer les décisions prises à Washington, que ce pilier de leur politique étrangère n'a rien de garanti ni d'éternel, et qu'il faut peut-être concevoir une autre méthode.

Pierre Ramond est un ancien élève de 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t membre de la rédaction de la revue « Le Grand Continent ». Il est l'auteur d'une thèse en science politique sur les négociations nucléaires avec l'Iran.

IMMIGRATION : LE PIÈGE DE L'EXTRÊME DROITE SE REFERME SUR LES EUROPÉENS

ÉDITORIAL M

Les campagnes électorales de la rentrée en Europe – législatives en Suède, régionales en Allemagne, présidentielle en France – illustrent à quel point le piège tendu par les surenchères de l'extrême droite sur l'immigration fonctionne.

En Suède, le parti d'extrême droite des Démocrates de Suède (SD), en perte de vitesse, a décidé de savonner la planche de ses alliés de la coalition – Libéraux, conservateurs et Chrétiens-démocrates. Le SD appelle ses électeurs à ne plus soutenir les Libéraux, alors que leur cheffe de file avait annoncé qu'elle accepterait des ministres d'extrême droite au gouvernement. Après avoir poussé avec succè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es démocrates à serrer la vis de la politique migratoire suédoise, le SD se radicalise, nourrissant une montée du discours raciste et antimusulman dans le pays.

En Allemagne, le chancelier conservateur, Friedrich Merz, fragilisé dans son camp, tablait sur une fermeture de l'immigration pour contenir l'extrême droite, mais celle-ci reste en embuscade. La tête de liste du parti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pour le scrutin du 6 septembre en Saxe-Anhalt, Ulrich Siegmund, pourrait devenir le premier gouverneur d'extrême droite d'un Land. Séducteur et affable, il prône une accélération des expulsions, l'obligation de travaux d'intérêt général pour les demandeurs d'asile et la création de classes spéciales pour les enfants de réfugiés dans les écoles.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français Edouard Philippe, candidat de droite issu du bloc central, a pu prendre de court une partie de son camp en se déclarant favorable à la création, en Afrique, d'un centre de retour pour les immigrés illégaux de Mayotte. La France reste opposée à ce projet contestable de plateformes hors d'Europe, inscrit dans le règlement européen en cours d'adoption sur les migrants irréguliers.

L'illusion consiste à croire qu'une fois l'extrême droite satisfaite, elle pourrait observer une pause dans ses exigences. A Bruxelles, la pression exercée par l'Italienne Giorgia Meloni, alliée à la sociale-démocrate danoise Mette Frederiksen, ne faiblit pas, après avoir entraîné 22 des 27 Etats membres à dénoncer la négligence supposée de l'Espagne lors de la crise de Ceuta en juillet, quand 50 000 Marocains ont pénétré dans l'enclave espagnole. Dans le cadre des négociations qui reprennent sur le budget commun, les deux dirigeantes demandent que l'Union finance les plateformes de retour pour les migrants. Or, la Commission a toujours indiqué qu'il ne lui reviendrait pas de payer.

A chaque victoire – participation au gouvernement ou adoption de législations anti-étrangers compatibles avec sa stratégie du bouc émissaire –, l'extrême droite entend très logiquement aller plus loin sur son terrain et s'affiche de plus en plus ouvertement xénophobe. L'exemple offert par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et sa brutale police de l'immigration l'encourage. Avec, en ligne de mire, la « remigration ». La surenchère des conservateurs ne peut conduire qu'à l'ingestion de ce concept identitaire flou par les politiques européennes, les conduisant à passer des étrangers irréguliers aux immigrés réguliers, puis aux citoyens jugés inassimilables selon des critères raciaux. Les démocrates, convaincus de la nécessité d'une meilleure protection des frontières de l'Europe, sont mis au défi de proposer une alternative à l'inacceptable.

Philippe Rahm Il faut construire des « villes cactus » pour faire face a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Après les canicules et les sécheresses successives, le spécialiste suisse invite à repenser la végétation urbaine sur le principe inverse des « villes éponges »

La ville des climats tempérés n'a pas été conçue pour notre nouveau régime climatique. En hiver, les pluies tropicales et les inondations ont remplacé les petites averses et le flot tranquille de l'eau dans les caniveaux. En été, les canicules et les sécheresses ont remplacé la douce chaleur estivale dans les rues et les jardins luxuriants.

La ville des climats tempérés, démunie face aux inondations, n'a pas non plus été conçue pour recevoir tant d'eau de pluie en si peu de temps. Imperméables, les surfaces minérales des sols urbains concentrent l'énorme quantité d'eau jusqu'à saturer les égouts et déborder.

Cette situation, que connaissaient déjà certaines régions tropicales de Chine, avait poussé le paysagiste Kongjian Yu à développer le concept de « ville éponge ». De l'anglais sponge city, ce concept architectural consiste à débitumer la ville, à désimperméabiliser les sols, à offrir partout des surfaces de pleine terre pour que la pluie puisse localement s'y infiltrer et ainsi étaler, temporiser, freiner les grosses quantités d'eau de pluie et réduire les risques d'inondation.

Plantes succulentes

Aujourd'hui, la « ville éponge » nous est familière puisque la Mairie de Paris s'en inspire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en déminéralisant les cours d'école, en créant des forêts sur les places de ville et des microjardins dans les rues. Autant de surfaces de pleine terre, laquelle, comme une éponge, absorbe localement la pluie et évite les inondations.

Mais la ville des anciens climats tempérés n'est pas non plus adaptée aux nouvelles sécheresses. Avec la chaleur, les sols n'ont plus d'eau, les rivières se tarissent, l'herbe et les feuilles jaunissent puis tombent. Il faut bien se rendre compte que – comme les humains – toute la végétation de la ville stresse au-delà de 35 °C et souffre des canicules. Les arbres arrêtent d'évaporer pour préserver, dans leur tronc et dans leurs racines, le peu d'eau qu'il leur reste, ferment les stomates et perdent leurs feuilles.

Et c'est tout le principe de rafraîchissement estival des villes conçues par l'ingénieur Adolphe Alphand au XIXe siècle qui tombe à l'eau. Ce paysagiste du baron Haussmann avait ainsi créé les parcs et promenades de Paris et planté des arbres sur les nouveaux boulevards. L'objectif? Purifier l'air de Paris des miasmes (ce qui se révélera totalement erroné) et apporter de l'ombre en été aux Parisiens et aux nombreux chevaux présents dans les rues à l'époque. Donc, si des arbres sans feuilles en été ne transpirent plus faute d'eau dans les sous-sols, le principe de rafraîchissement des villes – par l'ombrage des houppiers et par l'évaporation

LA VILLE AURAIT LA CAPACITÉ À CAPTER LOCALEMENT L'EAU DES PLUIES DURANT L'HIVER POUR CONSTITUER UNE MULTITUDE DE STOCKS D'EAU DISPONIBLES L'ÉTÉ

des feuilles – périclite aujourd'hui, mettant en péril la survie même des arbres.

Quelques espèces végétales résistent néanmoins à des températures de l'air au-dessus de 35 °C et à la sécheresse. C'est le cas des plantes succulentes, comme les baobabs ou les cactus, qui ont la propriété de se gorger d'eau (dans le tronc pour le baobab, dans les branches pour le cactus) lors de la saison des pluies et de se constituer ainsi leur propre réserve d'eau, dans laquelle elles vont puiser lors des fortes chaleurs de la saison sèche.

L'exemple des pays du Sud

Au concept hivernal de « ville éponge », on pourrait faire l'analogie estivale de la « ville cactus », qui aurait la capacité à capter localement l'eau des pluies durant l'hiver pour constituer une multitude de stocks d'eau en ville disponibles durant l'été. On s'aperçoit alors que ce principe de « ville cactus », que l'on pourrait aussi appeler « ville succulente », est déjà constitutif de nombreuses structures urbaines dans les pays du Sud.

En Italie, dans la région des Pouilles, on trouve exactement le même système sous les trulli, ces maisons en pierre à toits pointus: un réservoir d'eau de pluie, qui se remplit en hiver et se vide durant l'été, exactement comme le fait le cactus ou le baobab. Et c'est encore le cas de la ville de Matera, en Basilicate, où chaque maison recueille en hiver ses eaux de pluie, qu'elle stocke pour l'été dans un puits creusé sous la maison.

Ainsi, en Tunisie, tous les patios des maisons de la médina de Tunis ou de Sidi Bou Saïd sont construits au-dessus d'un réservoir de la même taille. En hiver, celui-ci se remplit des eaux de pluies et sert, en été, si ce n'est de réserve d'eau potable, à arroser le sol du patio pour en faire baisser la température.

Face aux sécheresses et aux canicules, il faut aujourd'hui construire des « villes cactus ». Récupérer les eaux de pluie dans des citernes est un procédé technique tout à fait commun et économique, et les caves des immeubles parisiens pourraient toutes se doter d'un réservoir qui stockerait localement un surplus d'eau en hiver, où l'on irait puiser en été pour se rafraîchir et refroidir la végétation des cours et jardins parisiens, comme les patios tunisiens.

Philippe Rahm est architecte à Paris,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à l'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rchitecture de Versailles et professeur invité à l'université Columbia (New York). Il est l'auteur d'« Histoire naturelle de l'architecture » (Point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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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存在多处致命缺陷（BLOCKING），主要集中在数字量级错误、严重的翻译幻觉（将乱码/OCR错误强行翻译）以及关键信息的误译。

以下是详细审核报告：

═══ 审核结果 ═══

1. 数字与量级错误 [BLOCKING]

• Meta 罚款金额量级错误：
  • 原文：dédommagement jusqu'à «18 milliards de dollars» (180亿)
  • 译文：在正文第一段译为“最高‘180亿美元’”（正确），但在下方摘要/快讯区域译为“同意支付最高18亿美元”。
  • 后果：量级相差10倍，属于致命数字错误。
• Meta 营业额量级错误：
  • 原文：201 milliards de chiffre d'affaires (2010亿)
  • 译文：20100 亿美元。
  • 后果：量级错误（多写了一个0），属于 [BLOCKING]。

2. 严重翻译幻觉/乱码强译 [BLOCKING]

• 文学评论段落（Lucie Rico 部分）：
  • 核查：原文 ensigner a bien du souci... 这一大段是极其严重的 OCR 乱码（包含大量无意义字符如 2000s, 1000 m³, a + e + t + u）。
  • 译文：译者试图将这些乱码翻译成流畅的中文（如“在2000年代的庭院中”、“本质性的债务中”、“维克多·弗莱明（999）”）。
  • 判定：这是典型的翻译幻觉。译者在面对 OCR 损坏的文本时，没有标注 [SOURCE_OCR] 或跳过，而是凭空构思了情节。这严重误导了读者，将技术故障变成了文学内容。

3. 关键信息误译/幻觉 [BLOCKING]

• 尼泊尔洪水死亡人数：
  • 译文：已导致至少180人死亡，数千人失踪。
  • 核查：在“标题索引”和“抽样原文”的所有相关段落中，完全没有出现“180人死亡”或“数千人失踪”的具体数字。
  • 判定：[BLOCKING] 幻觉。译者自行添加了新闻中不存在的伤亡数据。

4. 术语与事实错误 [WARNING]

• 人物身份/名称：
  • 原文：L'extrême droite suédoise lâche la coalition au pouvoir (瑞典极右翼离开执政联盟)
  • 译文：在社论部分提到 瑞典民主党（SD）决定给其联盟伙伴...使绊子。虽然意思接近，但将“离开联盟”简化为“使绊子”，削弱了政治事件的严重性。
• 地名/机构：
  • 原文：Sénat (参议院)
  • 译文：在部分段落中被泛化或漏译。

5. 格式与残留 [WARNING]

• 未翻译内容：
  • PAGES 2-3, 11, 12 ET IDÉES PAGE 23 等版面指示符未翻译，虽不致命但影响报纸排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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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

审核结论：[BLOCKING] 拒绝交付

主要原因： 1. 数字失真：Meta 罚款金额在同一篇文档中出现 18 亿和 180 亿两种版本，且营业额量级错误。 2. 严重幻觉：将 OCR 乱码段落强行翻译成具有逻辑的中文故事；在尼泊尔新闻中凭空捏造死亡人数。 3. 质量失控：译者未能识别源文 OCR 损坏，导致译文出现大量虚构内容。

建议： 必须重新翻译，且要求译者在遇到 OCR 乱码时必须标注 [SOURCE_OCR] 而非尝试猜测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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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4（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70（共修复 1 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