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Monde - 29.0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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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报刊态势与全景学术研判总览 — 2026-08-28

🌐 第一部分:全球宏观战略态势报告(SITREP)

今日综述:本日共全量采集并深度研判来自全球各大主流语系与核心地缘区域的 1 份权威报刊与学术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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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区权威媒体 (France & Francophone) - 《Le Monde - 29.08.2026.pdf》欧洲多国警惕俄罗斯混合威胁:民主制度面临挑战:欧洲多国担心俄罗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发动混合攻击和网络攻击,目标是削弱民主制度。各国政府虽制定法律并动员情报部门,但在协调应对措施方面面临困难。亲普京专栏作家克塞尼亚·费多罗娃在被驱逐后失踪,其竞选柏林俄罗斯之家负责人的计划在德国引发争议。 - 《Le Monde - 29.08.2026.pdf》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整合协议:3万战士去向与女性部队安置:叙利亚民主力量(FDS)核心拥有3万库尔德战士,其中4个旅(每旅1300人)需整合进国防部。政府拒绝接纳女性入伍,妇女保护部队(YPJ)将加入内政部。非叙利亚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需离开叙利亚或前往土耳其/伊拉克等待土耳其和平进程。 - 《Le Monde - 29.08.2026.pdf》Ebo-Pep临床试验:瑞德西韦口服版本用于埃博拉预防:Ebo-Pep试验于7月14日启动,测试瑞德西韦口服版本奥贝尔德西韦的预防效果,目标招募1000人。高风险接触者需在接触后5天内接受治疗,并接受21天随访。试验由法国圣安托万医院及Inserm专家主导,已招募80人。

💡 各大报刊的报道脉络呈现出高度多维的地缘博弈、制度转型、社会痛感与前沿科学突破。读者可通过下方【今日跨报思想雷达总矩阵】快速把握各报最具穿透力的思想理论对话与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或在【全景报刊分卷】中按区域细读每份大报的具体文章精要、制度权力批判与理性情感辩证。


🧭 第二部分:今日跨报思想文化与批判深思雷达总矩阵

本矩阵自动系统汇编当日全球报刊最具穿透力的 【思想与文化深思切入点】【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为学者提供一站式理论对话与现象学经验索引:

  • (本日暂未提取到独立的跨报思想雷达条目)

📚 第三部分:全景报刊分卷学术档案与精粹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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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papers - 28.08.2026 - 29.08.2026
9 篇

欧洲多国警惕俄罗斯混合威胁:民主制度面临挑战

  • 国际 / 欧洲 / 安全 / 欧洲多国警惕俄罗斯混合威胁:民主制度面临挑战:欧洲多国担心俄罗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发动混合攻击和网络攻击,目标是削弱民主制度。各国政府虽制定法律并动员情报部门,但在协调应对措施方面面临困难。亲普京专栏作家克塞尼亚·费多罗娃在被驱逐后失踪,其竞选柏林俄罗斯之家负责人的计划在德国引发争议。
  • 国际 / 中东 / 叙利亚 /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整合协议:3万战士去向与女性部队安置:叙利亚民主力量(FDS)核心拥有3万库尔德战士,其中4个旅(每旅1300人)需整合进国防部。政府拒绝接纳女性入伍,妇女保护部队(YPJ)将加入内政部。非叙利亚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需离开叙利亚或前往土耳其/伊拉克等待土耳其和平进程。
  • 健康 / 医疗 / 临床试验 / Ebo-Pep临床试验:瑞德西韦口服版本用于埃博拉预防:Ebo-Pep试验于7月14日启动,测试瑞德西韦口服版本奥贝尔德西韦的预防效果,目标招募1000人。高风险接触者需在接触后5天内接受治疗,并接受21天随访。试验由法国圣安托万医院及Inserm专家主导,已招募80人。
  • 国内 / 司法 / 言论自由 / 法国议员因推文被控“美化恐怖主义”:7年监禁与10万欧元罚款:不屈法国欧洲议会议员瑞玛·哈桑因在推文中引用1972年特拉维夫机场袭击者言论,被控“美化恐怖主义”。案件于7月7日开庭,10月19-20日审理,她可能面临最高7年监禁、10万欧元罚款及选举资格丧失。
  • 教育 / 社会 / 数字化 / 法国高中数字化困境:学生屏幕使用时间达6.5小时/天:法国高中生数字化设备使用普遍,平均屏幕使用时间达6小时30分钟/天。数字化简化学校运作,但也引发公共卫生问题。部分学校尝试限制数字化进程,但面临适应困难。
  • 经济 / 社会 / 数字化 / 孤独资本主义:数字平台如何通过制造孤独获利:孤独资本主义是数字平台刻意制造并利用用户孤独感的经济系统。平台通过成瘾机制延长使用时长,收集更多数据用于广告投放。孤独用户产生的数据价值更高,同时平台还销售付费服务(如约会软件)以获利。
  • 文化 / 电影 / 创作 / 阿诺·德普莱申:电影创作中的忠诚与演员选择:导演阿诺·德普莱申认为电影创作需避免熟悉感,演员选择需通过试镜确保情欲上的安排。他反对固定演员阵容,强调创作过程的不确定性与机械性。
  • 文化 / 文学 / 讣告 / 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什逝世:享年83岁: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什于8月26日在贡博斯泽格去世,享年83岁。其代表作《记忆之书》获最佳外国图书奖,作品深刻反映匈牙利历史与个人经历。他批评民族主义立场,并长期居住乡间。
  • 文化 / 哲学 / 社会 / 加泰罗尼亚哲学家Marina Garces:微小行动亦能成为希望象征:哲学家Marina Garces认为,即使微小举动也能打断不可逆转的进程,成为“希望的面孔”。她在巴塞罗那街头寻找1936年承诺的延续,强调历史与行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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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本期报纸背后的结构性权力机制、普遍概念与具体事件之间的非同一性辩证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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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冰冷制度治理(Logos)与民众真实痛感/集体情绪(Pathos)之间的断裂与隐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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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 / 周末版

仅限法国本土、比利时及卢森堡发行

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 - 第82年 - 第25400期 - 5.70 € - 法国本土 - WWW.LEMONDE.FR -

创始人:尤贝尔·博夫-梅里 总编辑:杰罗姆·费诺格利奥

欧洲:选举面临俄罗斯干预威胁

▶ 以法国和德国为首,多个欧洲国家担心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出现俄罗斯混合攻击和网络攻击的风险

▶ 这些国家认为,莫斯科发起的战争并不局限于乌克兰前线,其目标是削弱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

  • 各国政府正在制定法律并动员情报部门,但在协调应对措施方面面临巨大困难

▶ 博洛雷集团的亲普京专栏作家克塞尼亚·费多罗娃在被下达驱逐令后,曾逗留在尼斯随后失踪 ▶ 她竞选担任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柏林俄罗斯之家负责人的计划在德国引发争议 第2-3页

尼泊尔遭遇剧烈洪灾,全境震惊

▶ 一位冰川学家表示:“是一次山体滑坡引发了冰川崩塌” 第6页

夏季

系列报道

苏伊士,历史运河 数以千计地航行在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运河中的船只必须遵守极其严格的监管规定,并支付昂贵的通行费用

2017年2月21日于东京。TOSHIFUMI KITAMURA / AFP

创作中的艺术家 卡德尔·阿蒂亚, 这位阿尔及利亚裔 法国创作者, 捍卫他对文化差异 以及“他者性”的 执着 第24-25页

艺术“帮助她痊愈”,她曾如此坚信。草间弥生将她的幻觉转化为迷人的艺术,通过她的作品使感官和心灵陷入迷茫。作为日本艺术界的传奇和国际艺术市场的巨星,这位视觉艺术家于8月14日在东京去世(其死讯于8月27日星期四公布),享年97岁。直到最后时刻,在陪伴了她近半辈子的医院里,她从未停止将自己的执念编织成类似刘易斯·卡罗尔式的童话。她的画布和巨大的装置艺术是抵御精神疾病的堡垒,也是一生焦虑与痛苦的结晶。

前南斯拉夫 实施种族灭绝的 塞尔维亚将军 拉特科·姆拉迪奇去世

欧洲 冰岛人对加入 欧盟持分歧态度

气候 让-马克·让科维奇 发起公民大会

经济 成人AI服务 的发展

第14-15页

总统大选 右翼与左翼的分歧呈现在雇主面前

周四,在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的邀请下,七位爱丽舍宫竞选者在罗兰·加洛斯球场举行的“法国企业家会议”上,就税收、退休金、债务和劳动力成本分享了各自的诊断与愿景。面对忧心忡忡的雇主们,总统候选人们试图就其意图提供保证。他们一致认为,在巨额债务、沉重赤字和增长停滞的背景下,法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但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两个任期结束之后应采取的政策上,他们存在分歧。让-吕克·梅朗雄提出的取消部分法国债务(由欧洲中央银行持有部分)的建议受到了强烈批评。

第8-9页

社论 面对国民联盟,法国企业雇主协会的责任义务

司法 瑞玛·哈桑:从争议到诉讼

第 10-11 页

教育 高中校园内 艰巨的 智能手机禁令之战

在您的报刊亭

俄罗斯干预

柏林、马尔默(瑞典)、华沙 —— 通讯员

俄罗斯对欧洲选举的威胁

在重大选举期限即将来临之际,欧洲各国不再掩饰对俄罗斯干预行为的担忧。

在这些国家看来,莫斯科发起的战争并不局限于乌克兰前线:其目的是从内部削弱民主制度。如今,关于破坏稳定行动的公告已成为公众日常关注的焦点。为了自卫,各国政府正在制定法律并动员情报部门。然而,尽管欧盟(UE)国家感到警觉,但他们仍陷入个体主义的误区,而这些由俄罗斯协调的攻击目标则是整个欧洲大陆。

在 8 月 20 日于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Hanno Pevkur)向合作伙伴发出警告:“瑞典即将举行立法选举 [9 月 13 日]。拉脱维亚将在其后举行 [10 月 3 日]。我们将在 3 月 [2027 年] 举行选举。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寻求手段来影响我们的社会并煽动紧张局势。” 陪同出席的波兰外交部国务秘书亨丽卡·莫西茨卡-登迪斯(Henryka Moscicka-Dendys)进一步补充道。在她看来,“选举是试图播种不信任并测试我们社会韧性的理想时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抵制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共同行动”。

关键选举将在未来几个月举行,莫斯科的干预引发担忧

就在两天前,会议主办国瑞典成为了多段虚假视频的目标。这些视频在不到一小时内被发布在 X 平台上,并带有瑞典和德国国家媒体的标志。追踪俄罗斯虚假信息的 Antibot4navalny 组织识别出,这些视频通过警示虚构的舞弊行为来诋毁即将到来的立法选举,并指控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涉嫌腐败。根据这个俄罗斯反对派团体的说法,此次活动属于名为“俄罗斯套娃”(Matriochka)的亲俄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该行动在欧洲其他地区也被发现。

“我们在欧洲各地都看到了这类视频。俄罗斯习惯于针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瑞典总理回应道。心理防御局(一家负责追踪选举破坏企图的国家机构)认为,这次攻势的目的“并非为了让选民相信选举存在违规行为”,而是为了“用海量的虚假信息使媒体过载”。

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

今年2月,挪威国防研究机构曾声称揭露了一个亲俄黑客组织试图影响2025年9月立法选举的企图。研究人员特别提到了一次针对保守党(Hoyre)的网络攻击。该机构特别顾问埃斯基尔·格伦达尔·西弗岑(Eskil Grendahl Sivertsen)表示:“根据我们的分析,这次企图对投票本身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它表明了直接针对民主进程采取行动的意愿。”

在丹麦,三大情报机构在3月24日举行的最近一次立法选举前,就亲俄虚假信息活动的风险发出了警告。

他们表示,其目标是“推广俄罗斯的利益,[制造]不和并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但“这也可能对某些候选人和政党及其竞选活动产生影响”。这些干预行动既针对提供基辅援助国家的国内政策,也针对其外交政策。

作为欧洲最大的乌克兰援助国,德国的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成为了攻击的重点目标。尽管德国政治负责人几乎从未明确指认俄罗斯是这些攻击的始作俑者,但他们表示对此保持清醒。联邦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在2025年11月承认:“并不总是存在能够识别无人机操控者的法律有效证据。但有许多迹象可以确定,在特定地点飞越此类设备是对谁有利的。”

8月4日,德国莱比锡机场成为一次袭击企图的目标。在货运操作的安全区域内,在几架乌克兰货机附近发现了一架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据称,几分钟后,第二架设备撞上了一架DHL公司的飞机;十天后,在机场附近的一片田野中发现了第三架。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在8月25日警告称,柏林将让这些袭击的实施者为其行为“付出代价”。

仅在2025, 一年,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就记录了320多次企图破坏稳定的行为——包括破坏活动、盗窃、入室抢劫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俄罗斯被怀疑是其中大多数行动的幕后主使。4月,包括部长和联邦议院议长朱莉娅·克勒克纳(Julia Klöckner)在内的数百名议员和政治人物所使用的被认为安全的Signal即时通讯软件,遭到了一次网络钓鱼攻击,此次攻击同样被归咎于莫斯科。此外,德国当局正在调查在2025年2月立法选举前,频繁发生的、部分具有致命性且通常由外国人实施的攻击背后是否有外国国家的参与。这些事件震惊了公众,并促使移民问题成为竞选的核心。

与此同时,拉脱维亚正为计划于10月 3 日举行的立法选举做准备。该国采取了多项措施以识别—。

仅在2025年,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就记录了超过320次企图制造动荡的事件

……以防范可能的俄罗斯干预。政府的打击虚假信息网站 Melns uz balta(意为“黑白分明”)指出,存在大量旨在分裂国家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轰炸,尤其是针对占人口近三分之一的俄语公民。但目前,当局尚未报告任何专门针对此次选举的行动。

这一表面矛盾的解释可以在 Baltnews 上找到,这是一个从莫斯科视角报道该地区新闻的宣传网站。7月7日,该网站发表了一篇关于拉脱维亚选举的文章:虽然该文表达了对由商人艾纳斯·斯莱瑟斯(Ainars Slesers)领导的极右翼政党“拉脱维亚优先”的偏好,但它认为,即便“斯莱瑟斯及其保守派联盟执政”,里加亲欧和亲乌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发生“转向”。文章补充道:“(拉脱维亚)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布鲁塞尔的依赖,使其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因此,这并非旨在通过支持友好候选人来促进与俄罗斯的关系改善,而是通过攻击拉脱维亚当前的政策及其历史,来质疑拉脱维亚国家本身的合法性。正如 Melns uz balta 所展示的,俄罗斯宣传的常规传播渠道——社交网络、虚假网站,以及在拉脱维亚东部地区可收听的白俄罗斯国家广播节目——充斥着各种叙事,无不表现出将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变为傀儡国的意图,并声称其在经历了1918-1940年期间以及随后苏联五十年占领之后,于1991年第二次获得的独立是不合法的。

此外,该国亲俄宣传的一种手段是提供美化后的苏联时期虚假记忆,以强加一种叙事,即拉脱维亚自脱离莫斯科怀抱以来就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因此,选举活动期间相对的平静并非局势缓和的迹象。它显得充满了威胁,这种威胁并非针对投票本身,而是针对拉脱维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

“谎言与算法” 至于法国,则面临着极具针对性的政治动荡行动。8月初,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就涉嫌俄罗斯干预的指控展开调查,目标涉及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两名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复兴党)和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地平线党),以及欧洲议会议员(公共广场党)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这三人均为2027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在一些深度伪造(deepfakes)视频和虚假报道传播,并指称他们存在健康问题或腐败行为后,向法院提起诉讼。Viginum 是负责在总理办公厅内打击外国数字干预的部门,该部门对围绕这些行动的宣传表示遗憾,认为这“增加了那些极少被公民看到的内容的可见度”。

在7月13日的一次罕见共同回应中,法国、欧盟和英国共同宣布对九名俄罗斯公民以及四个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相关的实体实施制裁。英国当局在该名单中又增加了24人,其中包括俄罗斯军事情报局(GRU)的领导人员,以及Rybar LLC的成员——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乌克兰进行虚假信息传播的俄罗斯组织,以在欧洲干预选举而闻名。这一公告呼应了欧盟外交负责人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的言论,她认为“当今的战争不仅是用坦克和无人机进行的,也是用谎言和算法进行的(……)。到2026年,俄罗斯和中国在干预活动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规模呈指数级增长”。

尽管欧洲各国政府在打击外国干预方面很少一致发声,但其情报部门相反,在秘密地、双边地或在“伯尔尼俱乐部”内部进行密切合作。该俱乐部汇集了英国、瑞士、挪威以及除奥地利以外的欧盟国家。“对于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来说,这是一个真正有用的多边圈子,”一名法国情报部门负责人透露。该组织根据议题和时事,定期在不同的首都举行全体会议或小组会议。

欧洲间谍们深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合作,因为俄罗斯的政治干预目标是整个欧洲大陆。根据法国内政部的说法,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谢尔盖·基里延科(Sergueï Kirienko)在这些破坏稳定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属于莫斯科术语中所称的“针对敌对国家的指令”框架。法国情报部门的同一消息来源补充道:“存在一个总指令,随后每个俄罗斯情报机构根据其权限、信息或机会采取可能的行动,在——

艾尔莎·科内萨(ELSA CONESA)、雅克·福洛鲁(JACQUES FOLLOROU)、 弗洛朗·乔治斯库(FLORENT GEORGESCO)以及 安妮-弗朗索瓦丝·伊韦尔(ANNE-FRANÇOISE HIVERT)

被驱逐出境的克塞尼亚·费多罗娃极具政治色彩的“潜逃”

这位亲普京宣传员可能被任命为柏林俄罗斯之家负责人,此事在德国引发争议

“您的运营商或 Wi-Fi 网络无法接通对方。”克塞尼亚·费多罗娃去哪了?她的手机无人接听,尝试联系她的人随后会看到这条信息。自 7 月 27 日签署的驱逐出法国领土决定生效以来——该决定取消了她的居留许可并禁止她在法国工作——这位博洛雷集团的俄罗斯门面人物失踪了。她没有向法国当局报到,因此当局无需将她押上飞机。相反,她似乎在进行一场“潜逃”并以此挑衅当局,每周在《JDNews》和《星期日杂志》(JDD)上更新动态:自 7 月以来,她发表了不下四篇评论文章,对法国政权进行了猛烈抨击。

她现在身在哪个国家?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 7 月 28 日,即内政部以“损害国家根本利益”为由做出驱逐令的次日。当天傍晚,克塞尼亚·费多罗娃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条关于尼斯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的快拍,背景是湛蓝的天空,并标注了该城市的地理位置。这是她在 7 月 29 日(即驱逐令签署 48 小时后)收到正式通知前,发布的最后一张在法国的照片。

在此之前的十天里,她通过远程连线主持了 CNews 的最后几期节目。地点在哪里?是个谜。“像每个星期日一样,克塞尼亚·费多罗娃正与我们连线,”主持人这样介绍,并未透露细节。随后,这位博洛雷集团的合作者出现在一个白色室内背景中,周围点缀着一些金色的小摆件。

她潜逃的踪迹随后在罗马中断,但 CNews 管理层向《世界报》透露,她最近在土耳其。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她不在德国。自 2024 年起,克塞尼亚·费多罗娃被禁止进入德国领土。根据她的著作《被放逐者》(Bannie, Fayard, 2025),她年轻时曾在德国生活。原因在于她在俄罗斯鲁普特利(Ruptly)通讯社期间从事的“干涉活动”;2015 年至 2017 年间,她在柏林为该社工作,随后前往巴黎担任俄罗斯今日(Russia Today)频道法国分社负责人。

这份由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Laurent Nuñez)签署的法国驱逐令,是在外交部和财政部的协助下,并与爱丽舍宫保持直接但低调的联系,且与德国内政部密切协作准备的。因为博沃宫(内政部)在处理此事时小心翼翼,担心决定在诉讼中被撤销。因此,法国在驱逐令中引用了德国的先例,并指出克塞尼亚·费多罗娃“近期”申请了柏林俄罗斯科学文化之家的主任职位,该机构是一个带有顽固名声的俄罗斯外交机构。

事实上,该机构是俄罗斯国家机构 Rossotrudnichestvo 的文化分支,由俄罗斯外交部监管。

柏林俄罗斯之家作为一个外交机构,经常被指责为克里姆林宫服务于宣传目的

管理该机构的德国机构在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乌克兰后,已被欧盟制裁。俄罗斯之家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sse),经常被指责为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工具。此外,巴黎签署的驱逐令还指出,该机构还被“俄罗斯情报部门用作掩护”。

此前,德国一直放弃关闭该机构,以避免莫斯科采取报复措施,将歌德学院(Instituts Goethe)在俄罗斯的分院驱逐出境。但由法国引发的“费多罗娃事件”随即在莱茵河对岸引发了激烈辩论:自8月中旬以来,从保守派右翼(CDU / CSU)、绿党,到社会民主左翼(SPD)以及自由派(FDP)的德国政治负责人,纷纷加强了对这座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俄罗斯“间谍中心”的批评,并要求联邦政府和柏林市(城市州)将其关闭。今年夏天,唯有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和激进左翼的德国邦联党(BSW)保持沉默。

“宝贵的外交豁免权”

“外交豁免权” 关于这次直到7月底才被外界知晓的候选资格,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这位俄罗斯“受庇护者”在文森特·博洛雷麾下表现出了一种大胇的姿态。在法国,克塞尼亚·费多罗娃自称是一名“记者”(但并未持有记者证),她抱怨自己被刻画成“阴暗且邪恶的詹姆斯·邦德女郎”,并不断否认与克里姆林宫有任何联系,尽管她在2004年曾毫不犹豫地在一部歌颂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电影中担任群众演员。根据Intelligence Online网站的消息,这部大片耗资700万加元(600万欧元),是在FSB特种作战中心和内部安全局边防航空局的支持下拍摄的。

而根据克塞尼亚·费多罗娃律师的说法,情况恰恰相反,是对方主动邀请这位RT法国频道前负责人去领导位于德国首都的柏林俄罗斯之家。该机构与莫斯科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目前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因为柏林方面没有为其更新外交身份。埃马纽埃尔·皮夫尼卡断言:“这一提议是在一次电话交谈中提出的,但她明确拒绝了。”

正如两名德国外交官向《世界报》强调的那样,这次任命本可以让她解除在德国的入境禁令,并“获得宝贵的外交豁免权”,包括一本护照。在7月底驱逐令公布后,俄罗斯外交部确实为其同胞站台,称她是一位在法国遭受“基于虚假指控的政治迫害”的“不屈记者”。

驱逐令中提到她“单身且无子女”。无论如何,克塞尼亚·费多罗娃正通过法律手段试图撤销法国的这项决定。法方指控她是“由俄罗斯当局主导的虚假信息活动的传声筒”,旨在“破坏公共秩序”。这位曾居住在巴黎第六区且从未按照驱逐令要求前往警察局报到的RT法国频道前负责人,第一时间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未获成功。8月14日,在法院于7月底认定其申请的“自由紧急救济”(référé-liberté)不存在任何“极端紧急情况”后,她在巴黎行政法院的第二次申诉(暂停执行申请)再次被驳回。

尽管禁止 “任何人 提供资金 或资源” 给费多罗娃女士, 博洛雷集团 仍未放弃 她的文字

在采取驱必措施,并伴随软禁以及冻结其在法国的金融资产和银行账户,且禁止“任何人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之后,博洛雷集团并未放弃这位直到今年夏天仍持有长期合同(CDI)的俄罗斯公民的文字才华。于是,8月23日,克塞尼亚·费多罗娃在潜逃期间,通过《星期日快报》(JDD)的专栏,回应了让-诺埃尔·巴罗关于著名的“言论自由”权利的论点。法国外交部长在8月17日的《世界报》中提醒道:“观点旨在说服;信息操纵旨在欺骗;干涉则旨在从外部影响我们的选择自由。”

在发表于《JDD》(周日快报)的同一篇评论文章中,克塞尼亚·费多罗娃还指责法国政府在刻意营造一种对“俄罗斯干预”的“执念”,以便更好地“转移注意力”,掩盖乌克兰的腐败问题。这正是该周刊所持的立场,而文森特·博洛雷每周四都会亲自策划并监督该刊的周刊内容。这位布列塔尼出身的企业巨头曾在5月邀请这位前RT法国频道负责人参加其2027年竞选智库“希望研究所”(Institut de l'espérance)的启动仪式。他认为,爱丽舍宫利用俄罗斯的干预企图来打击两位前总理埃杜阿尔·菲利普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以及社会民主党籍欧洲议会议员拉斐尔·格鲁克斯曼,这三人均为2027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既然洛朗·努涅斯及其部门已经成功地让人们相信克塞尼亚·费多罗娃是对我们民主的威胁,那么这种怀疑就像病毒一样传播,”《JDD》的一位主编拉斐尔·斯坦维尔在8月23日(周日)转述道,他也是由克塞尼亚·费多罗娃撰写的书籍《被放逐者》(Bannie)的执笔人。通过“费多罗娃事件”,一个竞选主题被轻而易举地呈现在面前,帕斯卡尔·普罗在8月27日(周四)重返CNews节目的开场中便抓住了这一点,对夏季的一系列灾难进行了末日般的总结。

其中就包括外国干预。“啊,外国干预……潜台词是指俄罗斯,他们与CNews以及埃隆·马斯克先生的X网络一起,被当权者视为新的‘五月轴心’,”这位主持人讽刺地感叹道,但并未提及他之前在节目时间表上的同事的近况。在接受《世界报》关于克塞尼亚·费多罗娃命运的询问时,CNews管理层回应称,“目前没有计划进行双向连线采访,但长期来看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不会禁止这样做”。

阿里安·舍曼 与 伊万娜·特里彭巴赫

德国一家炼油厂陷入对俄依赖的困境

自欧盟实施制裁以来,施韦特综合工厂被迫使其供应来源多样化

施韦特-上奥得河 (勃兰登堡州)- 特派记者

“工人阶级之力量”,这座由父亲、母亲和孩子组成的社会主义“年轻家庭”青铜像如此提醒着人们。自1965年起,这座雕像便在波兰边境的施韦特(Schwedt,勃兰登堡州)炼油厂入口处迎接访客。这座石油化工综合工厂曾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象征,其规模与邻近的同名城市(施韦特-上奥得河)一样大,如今正处于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中心。

尽管身不由己,它已成为德国难以摆脱对俄罗斯石油依赖的象征,而这种依赖的程度在乌克兰战争中被揭露。近六十年来,该厂通过一条名为“友谊”(Droujba)的输油管道,从距离近5 000公里的乌拉尔油田获取原油。该厂目前仍由俄罗斯 Rosneft 集团所有,如今正对其未来感到担忧。

这里将其称为 PCK,即 Petrolchemie und Kraftstoffe(“石油化工与燃料”),在德国境内运营的11家炼油厂中占据特殊地位。它不仅为整个首都提供燃料和燃油,还供应德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部分邻国:波兰、奥地利和瑞士。柏林机场、公路运输网络、加油站,以及该地区部分住宅的供暖系统均依赖于此。

“每晚有110多列长达550米的火车(即油罐车编组)将 PCK 的产品运往柏林和波兰,”施韦特-上奥得河的社民党(SPD)市长安内卡特林·霍佩(Annekathrin Hoppe)详细介绍道。她曾是该工厂的员工,在两德统一前担任工程师。“PCK 承担着战略供应任务。”

2022年以及随后的2023年,欧盟针对俄罗斯碳氢化合物的制裁切断了该炼油厂的主要供应源,给企业带来了沉重打击。早在2022年,联邦政府就接管了 Rosneft 在 PCK 中持有的 54,17% 的股份(其他股东为英国壳牌集团 37,5% 和意大利 ENI 集团 8,33%)。当时,由社民党(SPD)总理奥拉夫·朔尔茨领导的政府承诺将迅速寻找解决方案。

“这家炼油厂以前只知道俄罗斯原油,”2022年被聘用的工厂副主管拉尔夫·沙雷尔(Ralf Schairer)总结道,“它每天通过直接连接接收恰好等于其处理能力的石油量。一切都在连续运行。质量和含硫量始终一致。非常简单。”他继续说道,但一夜之间,必须寻找其他来源,并“重新审视整个物流链”。

石油从波兰格但斯克运抵,然后被

早在2022年,联邦政府就接管了俄罗斯 Rosneft 在 PCK 中持有的 54,17% 的股份

重新注入“友谊”输油管道的末端。油轮还将碳氢化合物运往波罗的海的罗斯托克港(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随后通过另一条此前很少使用的输油管道运至炼油厂。“我们知道如何在波兰边境接收俄罗斯石油,但不知道如何处理通过海路抵达罗斯托克的石油,”拉尔夫·沙雷尔详细解释道,“[我们也不知道]船只何时抵达。我们还必须学习如何运行这条仅为紧急情况而建设的输油管道。我们不确定它是否能撑得住。”

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被用来替代俄罗斯原油,其供应量一度占到总量的四分之一。随后,在2022年5月,新的动荡再次发生:莫斯科决定拦截通过其境内“友谊”管道(Droujba)运输的这些货物,使PCK再次陷入不确定之中,整个地区亦然。

乌克兰战争、美国袭击伊朗后引发的原油价格飙升、欧洲气候政策……“我们这里集齐了当前全球大政治的所有元素!”安内卡特琳·霍佩(Annekathrin Hoppe)讽刺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来自罗斯托克(Rostock)和格但斯克(Gdansk)的供应量弥补了哈萨克斯坦石油的缺口,尽管该炼油厂的运行能力仅略高于 80 %。

施压手段

其资本结构和法律地位使得任何新投资都变得复杂。因此,联邦政府曾承诺投资4 亿欧元,用于现代化连接奥得河畔施韦特(Schwedt-sur-Oder)与罗斯托克(Rostock)的输油管道并将其延长,以增加精炼量。但这项目前正由布鲁塞尔审查的援助计划自2023年起便处于停滞状态。罗斯托克港的扩建计划也被提及。“许多承诺都没有兑现,”PCK企业委员会负责人丹尼·鲁滕堡(Danny Ruthenburg)叹息道,“员工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没有考虑过任何其他方案来维持炼油厂的运行。”

利用氢能生产污染更少的合成燃料的想法目前正在研究中。“技术是存在的,”拉尔夫·沙伊勒(Ralf Schairer)解释道,“但成本非常高,而且即使政府设定配额,也很少有客户愿意支付[这些产品]的价格。”

能源安全专家弗兰克·温巴赫(Frank Umbach)认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政府此前竟然没有关心PCK的能源供应,而是将其交给私营企业处理,并且也没有考虑建设其他基础设施,而波兰长期以来一直在这样做。”

在他看来,俄罗斯将利用“友谊”输油管道(Droujba)作为施压手段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们本可以对炼油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其能够处理除俄罗斯原油以外的其他原油。俄罗斯原油属于重油,而出口此类原油的国家数量相当有限,”他补充道,“我们将这些选择的责任推给了PCK的管理层,而其中某些人可能与莫斯科有私人关系。”

艾尔莎·科内萨(ELSA CONESA)

叙利亚:叙利亚民主力量解散,库尔德自治终结

随着叙利亚民主力量的终结,库尔德负责人正在就其融入叙利亚国家进行谈判,但尚未解决所有争议

贝鲁特,——驻地记者

叙利亚民主力量(FDS)由美国于2015年建立,旨在作为打击伊斯兰国(EI)组织的前锋;而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行政区(Aanes)在2011年革命后管理这些地区。这两者的解散已变得不可避免。在政府军的攻势之后,库尔德武装失去了这些领土,一项关于将库尔德政治和军事机构整合进叙利亚国家的协议已于1月29日签署。

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卢姆·阿卜迪(Mazloum Abdi)将军于8月25日(周二)在达马斯总统府宣布该组织解散。此次解散是应叙利亚过渡总统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Charaa)的紧迫要求。自2024年12月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Bachar Al-Assad)逃亡、沙拉掌权以来,他一直寻求巩固对整个叙利亚的控制。

这一宣布标志着整合进程中的一个新象征性阶段。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研究员亚瑟·奎斯奈(Arthur Quesnay)认为:“马兹卢姆·阿卜迪打出了一张关键牌,这可能会改变库尔德地区的权力结构。但目前仍处于高层谈判框架内,一切取决于整合进程在实地能否具体落实。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进展非常少。”叙利亚国家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两座大城市哈塞克(Hassaké)和

叙利亚过渡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寻求巩固对全国的控制

卡米什利(Kamechliyé)的存在感依然较低。公务员的工资仍由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行政区(Aanes)支付,而阿赛什(Asayiches,库尔德警察部队)仍负责当地的安全工作。

负责监督1月29日协议执行的总统团队成员穆斯塔法·阿卜迪(Mustafa Abdi)在接受在线报纸《The Amargi》采访时表示:“整合进程并未在政治和军事宣布后停止”,并明确指出该进程“已进入执行阶段,需要完成一系列行政、安全和制度上的程序与安排”。

美国压力

然而,叙利亚民主军(FDS)的解散最终宣告了叙利亚2,5百万库尔德人自治梦想的破灭。“这一新现实并未达到我们对自身权利以及作为库尔德人管理权的期望,但每个人都厌倦了战争,渴望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稳定,”在谈判中扮演调解人角色的Defacto对话平台负责人谢尔万·尤塞夫(Sherwan Yousef)评论道。他继续说道:“库尔德工人党(PKK,一个在土耳其发动了数十年起义的分离主义团体,叙利亚民主军源于该组织)的叙利亚成员对这项协议并不满意,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库尔德工人党同时也与土耳其处于和平进程之中。”

如果整合进程失败,可能会引发新战争,加之美国和土耳其的压力,使得库尔德领导人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自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华盛顿已将其支持转向大马士革的新伊斯兰主义当局,并向库尔德领导层施加了巨大压力。美国驻叙利亚特使汤姆·巴拉克(Tom Barrack)周二赞扬这一决定是“绝对具有历史意义的”。安卡拉方面将叙利亚民主军的解散视为其与库尔德工人党开展和平谈判的前提条件,对此赞扬其为“加强全国国家权威并凝聚社会不同组成部分的重大进展”。

沙拉总统预计将为库尔德官员在整合进程中保留一定的角色。在8月27日周四至28日周五的深夜,阿卜迪将军被任命为总统顾问,非正式地负责库尔德事务。在Aanes(北东叙利亚自治行政区)负责外交工作的伊尔哈姆·艾哈迈德(Ilham Ahmed)预计将被任命为

库尔德领导人将承认其社区权利作为一项要求

叙利亚议会议员,并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及负责起草未来宪法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马兹卢姆·阿卜迪选择接受渐进式的整合,同时在进程中承担角色,这使他能够清除反对者,因为他成为了面对大马士革时,库尔德人过渡时期的唯一保证人,”亚瑟·奎斯奈(Arthur Quesnay)认为。

在1月份其阿拉伯盟友脱离后,叙利亚民主力量(FDS)的核心力量仍拥有 30 000 名库尔德战士,其中四个 FDS 旅(每旅由 1300 人组成)必须被整合进国防部。由于政府拒绝在军队中接纳女性,FDS 的女性组成部分——妇女保护部队(YPJ)预计将加入内政部。

“大马士革可能会增加旅的数量,或创建特种部队,例如在阿夫林设立一个旅或一个新的反恐部队。边境控制将交给混合边防部队,”谢尔万·尤塞夫(Sherwan Yousef)认为。“仍留在叙利亚的非叙利亚籍库尔德工人党(PKK)成员将前往土耳其或坎迪尔山 [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拉克的撤退区],等待土耳其和平进程,”他继续说道。

1月份的协议中规定,在指挥岗位和行政职能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库尔德工人党外国成员必须离开。“HAT反恐部队正在重新招募,而军事和政治机器的核心依然存在,由约 5 000 名叙利亚籍库尔德工人党干部领导。对于大马士革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军事据点,”亚瑟·奎斯奈补充道。

资源争议 库尔德领导人将承认其社区权利(该社区在阿萨德家族统治期间被边缘化)作为一项要求。他们要求将这些由沙拉总统在1月份通过法令确立的权利写入未来的宪法,特别是承认库尔德语为官方语言。据官方通讯社 SANA 报道,在库尔德人口较多的地区,下个学期起学校课程将引入每周两小时的可选库尔德语教学。

另一个争议点在于分配给库尔德地区的资源。叙利亚国家已重新控制油气田和边境,并将石油收入的 10 % 分配给库尔德人。“在美国和土耳其将更加密切关注的情况下,库尔德工人党还能在叙利亚东北部榨取经济多久?所有的客户关系网络都受到了影响,从而在库尔德地区导致了政治真空以及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抗议,”亚瑟·奎斯奈指出。

海伦·萨隆(HÉLÈNE SALLON)

《世界报》

摩洛哥律师罢工导致司法瘫痪

摩洛哥律师协会自年初以来,一直抗议一项规范该职业执业的新法律

律师职业改革显然无法顺利推进。尽管一项规范该职业执业的新法律已于8月20日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但摩洛哥律师协会仍号召继续罢工。在1月至2月间经历过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工作停摆后,此次罢工自6月15日起一直持续至今。这意味着自年初以来,动员状态已持续100多天。这场运动的影响之大,以至于该王国约17,000名律师中,无论是否支持罢工,都无法正常执业。

一名在马拉喀什工作的律师匿名证实,接到的指令是“什么都不做”。即便他不支持这场运动,他的事务所也处于停摆状态。情况之异常,以至于该国规模最大的卡萨布兰卡律师协会决定向最贫困的实习律师和执业律师发放补贴。与此同时,司法运作陷入缓慢状态。“我有一名被拘留的客户,其听证会被多次推迟;一个家庭的离婚程序仍处于暂停状态;一家企业的紧急申请已等待数周”,一名来自拉巴特的法律顾问在匿名状态下详细描述道。

检察机关的法官们也表达了担忧。在7月29日的一封官方信函中,塞塔特上诉法院的总检察长谴责由于“拒绝为诉讼当事人提供辩护,导致案件处理几乎瘫痪”。自从政府在1月通过改革方案以来,律师们的愤怒情绪一直高涨。该法案在经过议会往返审议后,于7月获得通过。这部包含近150个条款的文本包含了一系列旨在“现代化”该职业的措施:限制律师协会会长及协会成员的任期、程序数字化、提高大学学历要求、创建培训学院……

在经历了八个月缺乏对话的冲突后,该职业内部普遍认为行政部门是在强行推进。宪法委员会于8月10日做出的决定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收到众议院议长的请求后,委员会成员因程序错误而拒绝做出裁决:缺失了法律文本。八天后,国王随即颁布了该法律,而未消除其违宪的嫌疑。“我们被置于既成事实面前,”卡萨布兰卡律师协会的律师尤塞夫·法西·菲赫里(Youssef Fassi Fihri)如此回应。

检察机关的干预

对于司法部长阿卜杜拉蒂夫·瓦赫比(Abdellatif Ouahbi)而言,当前的罢工似曾相识,构成了该行业与其主管机关之间紧张关系的又一个篇章。在Covid-19疫情期间,2021年,部分律师曾共同反对实施疫苗通行证。一年后,他们又对新的税制表示抗议。尽管他们并不否认已取得的进展——例如在社会保障覆盖面以及女性在领导机构中的参与度方面——但这一次,他们谴责这是对“其独立性的侵害”。

出于对检察机关干预的担忧,多项规定受到了质疑。如果针对某位律师的投诉被撤销,公诉机关现在被允许对律师协会的决定提出异议。此外,公诉机关还可以要求律师会会长对律师事务所进行检查。法律专家担心,这将成为“可能产生压力的缺口”。其他摩擦点则揭示了律师内部的分歧。例如,审计法院对诉讼费流转资金池的监管问题。自2008年起,这些巨额资金由律师协会管理且无需法定审计,导致了大量的挪用和舞弊行为。包括卡萨布兰卡律师事务所律师考塔·贾拉勒(Kawtar Jalal)在内的部分法律从业者对此表示赞赏,认为这体现了“透明度和问责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引入外部监管是“对行业自我监管的公然干预”。

考虑到“紧急情况”,摩洛哥律师协会联盟——该组织在法国得到了国家律师理事会的支持——将其原定于9月5日的临时会议日期提前至8月27日(周四)。“我们是否无论如何都要继续罢工?是的,毫无疑问,”尤塞夫·法西·菲赫里(Youssef Fassi Fihri)回答道,“法律的颁布并未结束冲突,它只是简单地将战场转移到了执行法令以及要求修订法律的层面。”

亚历山大·奥布朗(ALEXANDRE AUBLANC)

冰岛人对加入欧盟缺乏热情

关于重启与布鲁塞尔谈判以最终加入欧盟的全民公投将于周六举行

报道

雷克雅未克 - 特派员

在雷克雅未克旧城区为竞选活动租用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两名年轻女性正在吹气球。墙上挂着冰岛国旗和欧盟旗帜。22岁的西尔雅·霍鲁·埃吉尔斯多蒂尔(Silja Höllu Egilsdottir)和24岁的索尔希尔杜尔·达维兹多蒂尔·索贝克(Thorhildur Davidsdottir Söebech)是冰岛亲欧青年运动(Ungir Evropusinnar)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2009年,近年来一直处于非活跃状态。自从自2024年11月起执政的中左翼联盟在3月宣布,将于8月29日周六举行一次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与布鲁塞尔的谈判,以使这个拥有40万人口的岛国加入欧盟(UE)以来,该组织重新开始活动。

作为政治学专业的学生,西尔雅和索尔希尔杜尔试图通过社交网络动员同龄的选民。她们担心“重演英国脱欧的局面,当时支持欧盟的年轻人没有去投票”。索尔希尔杜尔曾在丹麦留学,西尔雅则在捷克共和国留学。她们向往欧洲,并提醒人们,此次公投是关于重启谈判,而非直接决定加入——而大多数冰岛人反对直接加入。她们表示:“这是一个不应错过的机会。”

然而,这一信息很难传达出去。在公投前几天,很难预料投票结果,尽管支持派在民调中略微领先。在外交部的走廊里,人们焦虑地承认:“在投票如此临近之时,差距不应如此之小。”该部门由极力支持欧盟的改革党党魁索格杜尔·卡特琳·古纳斯多蒂尔(Thorgerdur Katrin Gunnarsdottir)领导,她是支持派竞选活动的领军人物。此次咨询的组织工作被写入了社会民主党、改革党和人民党(左翼民粹主义)于2024年11月签署的执政协议中。协议规定投票应在2027年底前举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北约未来的不确定性(冰岛作为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促使政府加快了时间表。

8月19日,在雷克雅未克东区的一家咖啡馆里,索格杜尔·卡特琳·古纳斯多蒂尔在约50人面前保证,当前的背景使冰岛处于强势地位。现在不再是2009年,当时该国已经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申根区成员,并提交了加入申请。那时,该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三家主要银行的破产加速了危机的到来,国家不得不将其国有化。一年之内,失业率翻了一番。

鱼类库存管理 此后,经济已恢复健康。欧洲问题专家维尔博格·阿萨·古德约恩斯多蒂尔(Vilborg Asa Gudjonsdottir)认为,这就是欧盟缺乏吸引力的原因之一:“2009年我们跪在地上,而今天国家情况良好。因此,没有一种加入欧盟的紧迫感。”于2010年启动的谈判在2015年被暂停,原因是极具欧洲怀疑论色彩的独立党重新执政。当时,议程中35个章节已有11个达成一致。由于被认为争议太大,渔业和农业问题尚未被讨论。

而这一次,这些问题成为了辩论的核心。8月14日,冰岛农民协会的成员以95%的投票率反对重启谈判。该协会主席玛格丽特·奥古斯塔·西古尔达多蒂尔(Margret Agusta Sigurdardottir)明确指出,他们认为“留在共同农业政策之外符合[他们的]利益”。

75 岁的西古尔杜尔·索尔斯达森(Sigurdur Thorsdarson)反对其国家加入欧盟。8 月 19 日于雷克雅未克。照片由 BARA KRISTINSDOTTIR 为《世界报》拍摄

强大的渔业工业联合会并未给出投票指示。但在其海滨办公区,该组织的负责人海德伦·林德·马尔泰因斯多蒂尔(Heidrun Lind Marteinsdottir)透露她将投反对票。无论是政府承诺要求获得“对渔业管理系统和管辖区域的充分权力与全面控制”,还是欧盟渔业专员科斯塔斯·卡迪斯(Costas Kadis)关于欧盟可以表现出“灵活性”的言论,都未能说服她。“我认为必须非常现实。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曾获得过渔业政策的永久豁免,”这位身为渔民之女的律师强调道。

该行业占出口额的 4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并提供 8,000 个就业岗位。海德伦·林德·马尔泰因斯多蒂尔不仅担心冰岛会失去对其鱼类资源管理的控制权,她更担心外国投资者进入当地企业的资本,目前这一比例被限制在 25% 以内。“我们成功地将整个生产链维持在冰岛,通过

“如今,国家状况良好。因此并没有紧迫感”

维尔博格·阿萨·古琼斯多蒂尔(VILBORG ASA GUDJONSDOTTIR),欧洲问题专家

高薪。所有这些都可能很快消失,”她警告道。

冰岛深受 1958 年至 1976, 年间与英国之间三次“鳕鱼战争”记忆的影响,在这些战争中,渔民和海岸警卫队顶住了英国海军的压力。对于这个仅在 1944, 年才独立的小国来说,这是一场解放之战,它成功地将其捕鱼区从 3 到 200 海里扩大,不顾其北约盟友的反对。

现年 75 岁的反对派活动人士西古尔杜尔·索尔斯达森(Sigurdur Thorsdarson)对此记忆犹新。1973, 年 8 月,他正乘坐一艘小型海岸警卫队船只,在冰岛西北部与一艘英国战列舰相遇。“英国人用武器指着我们,命令我们停船。那时我还年轻,不想死。但我告诉自己,我是在为尚未出生的孩子和孙辈而战。”对于这个男人来说,加入欧盟将是“一种背叛”。

独立党主席古德伦·哈夫斯坦斯多蒂尔(Gudrun Hafsteinsdottir)的想法也与之相近。她强调,正是渔业让冰岛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她自称“非常支持”与欧洲的合作,但认为加入欧盟没有意义。她提到了 2024, 年的德拉吉报告,该报告揭示了欧洲经济的弱点。“我们的情况比大多数 27 个成员国都要好,债务较低,养老金制度稳健,生活质量更高。”她还提到了极右翼在法国和德国的崛起。

“看看谈判桌上有什么” 她的观点在经济界引起了共鸣。根据冰岛企业联合会 10 月 8 日发布的一项调查,66 % 的成员反对加入。大多数工会同样持保留态度。刚从美国回国的企业家乔纳斯·哈根(Jonas Hagan)对此感到恼火,并谴责“渔业部门的影响力过大”。“我并不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加入,但我认为我们至少应该看看谈判桌上有什么,”这位共同资助“Ja til ad sja”(“同意看看”)运动的人说道,该运动的口号出现在公交车站和广告牌上。

亲欧组织强调欧元相对于冰岛克朗的优势,而央行已于 19 日 8 月将基准利率提高至 8 %,这进一步增加了房地产贷款的负担。冰岛欧洲运动主席马格努斯·阿尔尼·斯基约尔德·马格努松(Magnus Arni Skjöld Magnusson)对“驱动辩论并使竞选偏离更深层地缘政治关注的民族主义”感到遗憾。他声称,该国“已经执行了布鲁塞尔决定的 70 % 至 85 % 的法规”。这位政治学者认为:“成为成员国将使我们终于能在谈判桌上拥有一个席位。”

但这一论点被大气科学教授、怀疑欧盟组织“世界愿景”(Vision du monde)负责人哈拉尔杜尔·奥拉夫松(Haraldur Olafsson)反驳。他用法语表示:“我们仅占欧盟人口的 0,9 %。我们的声音几乎微不足道。”他补充说,该岛对欧盟预算的贡献可能达到 500 亿克朗(3.56 亿欧元),“相当于国家预算的 9 %”。反对者和支持者在一点上达成一致:29 日 8 月晚上,布鲁塞尔将屏息等待一个对欧盟具有象征意义的结果。

安妮-弗朗索瓦丝·伊韦尔(ANNE-FRANÇOISE HIVERT)

一个没有军队、安全依赖北约的国家

尽管特朗普对格陵兰岛发出威胁,且人们对联盟的未来心存疑虑,但雷克雅未克依然寄希望于其与华盛顿的关系

雷克雅未克 - 特派员报道

对于8月来到雷克雅未克的外国游客群体来说,眼前的景象令人惊讶。在用于观鲸的小船旁边,五艘军舰停泊在港口。其中两艘悬挂加拿大国旗,一艘是德国的,另一艘是波兰的,最后一艘是立陶宛的。大多数是扫雷舰。它们全部参加了每两年一次的“北维京”(Northern Viking)演习,该演习于8月23日至9月3日在冰岛举行,由美国指挥,并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合作。

这个拥有400 000人口的岛国虽然没有军队,但它是大西洋联盟的创始成员国之一,而该联盟构成了其安全政策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个支柱是1951年与华盛顿签署的双边防御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军队在首都以南的凯夫拉维克设立基地,直到2006年。

可以说,在这里,唐纳德·特朗普的攻击引发了波澜,无论是针对被威胁要被吞并的格陵兰岛,还是针对被指责忽视国防的北约盟友。这位美国总统在1月21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尤其令人震惊,当时他连续四次误将冰岛说成格陵兰岛,并将其形容为“一块寒冷且位置糟糕的土地”。“这让我们对跨大西洋关系的转变睁开了眼睛,”雷克雅未克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皮娅·汉森(Pia Hansson)证实道。随后,在3月初,中左翼政府决定将原定于2027,年底举行的关于重启欧盟入盟谈判的全民公投提前至

“必须透过唐纳德·特朗普的修辞来看本质”

约纳斯·古纳尔·阿拉松(JONAS GUNNAR ALLANSSON) 冰岛外交部 国防司司长

8月29日举行,理由是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

但随着竞选活动的结束,皮娅·汉森承认,国防与安全在辩论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在她看来,这种缺乏兴趣的原因在于“几十年来,冰岛一直将其安全外包”,尽管她补充说,“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弥补”。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美国单方面决定撤出凯夫拉维克军事基地。此前几年,曾在那里驻扎的部分美国战斗机已被重新部署。

[...OMITTED...]

“防御体系”

然而,自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以来,美国士兵便开始轮流返回,执行监视和反潜任务。冰岛决心维持这种存在,因此投资基础设施,并成为北约大规模演习的常设场所。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冰岛在亚特兰大洋与北极之间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增强。约纳斯·古纳尔·阿尔桑松(Jonas Gunnar Allansson)评论道,凯夫拉维克基地习惯于接收P-8“波塞冬”海上巡逻机,现已成为“所有北大西洋行动的平台”。

这位外交部国防司司长(同时也是冰岛国防负责人)解释说:“得益于我们的防空系统 [由冰岛海岸警卫队管理并由北约资助],任何飞行物在空中飞行都逃不过我们的监测。至于我们的盟友,他们则监视着水下发生的一切。”

约纳斯·古纳尔·阿尔桑松认为,唐纳德·特朗普那些“非传统”的言论对此毫无影响。他提到“北极维京”(Northern Viking)演习时表示:“必须透过修辞来看本质。”他将此次演习视为“跨大西洋关系的体现”,并欣喜地注意到,冰岛在3月份签署了安全伙伴关系的欧洲国家们“参与度更高,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美国将军亚历克斯·格林克维奇(Alexus Grynckwich)作为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出席了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演习启动仪式。他保证,美国希望“继续从冰岛开展行动”,以确保北美及联盟的防御。与此同时,总理克里斯特伦·弗罗斯塔多蒂尔(Kristrun Frostadottir)表示,其国家议会已于2月首次通过了一项关于“安全与国防政策”的决议,该国将进一步增加国防预算,使其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 %。这些资金将投入到监视和基础设施建设中。

A.-F. H.

尼泊尔遭毁灭性洪水袭击,全境震惊

中国就泥石流后形成的湖泊存在“高风险”溃决发出预警

加德满都 - 特派记者

在尼泊尔受创的首都加德满都,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这场灾难。8月26日周三,这场毁灭性的洪水袭击了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小国及其与西藏的边境地区,造成至少469人死亡——官方数据显示,西藏一侧另有3人死亡。人们甚至担心会出现“余波”。周五上午,由于西藏境内泥石流后形成的一个蓄水湖开始溃决,尼泊尔当局紧急下令撤离受灾地区。据预测,该蓄水池在三天内积水高达500万立方米,在救援人员仍在现场开展工作之际,该湖泊被认为可能引发第二次洪水。

由于边境两侧约有1400人失踪,伤亡人数预计将继续增加。其中577人为外籍人士。该地区深受徒步旅行者、登山者以及前往冈仁波齐峰(被认为是神圣的湿婆-帕尔瓦蒂神夫妇的居所)的印度教朝圣者的青睐。

坎恰·拉马(Kancha Lama)心情沉重,难以开口。他的嫂子及其他家庭成员周三时正处于被泥石流摧毁的夏布鲁贝西村(Syabrubesi)附近,目前音讯全无。那里电话中断,道路被毁,无法联系到任何人。而住在西藏境内、位于灾难上游附近村庄的佩马·拉马(Pema Lama)则列举道:“我的岳父母、姐夫、姑姑、表哥及其妻子都去世了。”他在电话中解释说:“我甚至不知道家里有多少人死了,我设法联系到了村里一个人,对方告诉我他们被洪水冲走了。”

“我们中没有人见过这样的洪水,”一名《加德满都邮报》(Kathmandu Post)的记者写道。在尼泊尔首都,他通过碎片化的视频,难以置信地目睹了自己童年故乡的消失。“那个地方有一天还能恢复原貌吗?”他自问。

周三上午,一股由水、泥沙和碎片组成的强力洪流从山上倾泻而下,横跨尼泊尔与西藏边境,令所有人措手不及。浪潮袭击了加德满都北部的尼泊尔拉斯瓦(Rasuwa)区,将大量水流、沉积物和岩块倾倒入首都东部的博特科西河(Bhote Koshi)和加德满都北部的特里舒利河(Trishuli)。

“定时炸弹”

尼泊尔外交部长希希尔·卡纳尔(Shisir Khanal)表示,此次洪灾是“近年来我们经历的最大规模自然灾害之一,整个城市在短短几小时内被完全摧毁。”2015年,尼泊尔曾遭受地震袭击,导致9 000人死亡。

科学家们正结合卫星图像和地震数据,试图精确确定引发这场毁灭性波动的原因,但仍存在一些未知领域。冰川学家阿德里安·吉尔伯特(Adrien Gilbert)向《世界报》解释称,这场悲剧的起因可能是数百万立方米的岩石发生滑坡,并随之带走了一座冰川。在山体的一大块区域脱落后,数百万吨岩石和冰块倾泻到下方的山谷中。这次雪崩的力量如此之强,以至于美国地质调查局将其记录为一次5,2级地震。虽然气温升高可能导致冰川不稳定,但现在建立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还为时过早。

“在变暖的喜马拉雅山脉中,每一座不稳定的冰川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爆炸;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那些对气候危机责任最小的人却在用生命付出代价,”致力于终结化石能源的非政府组织 350.org 遗憾地表示。

“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家人死了多少人”

佩玛·拉玛(PEMA LAMA),来自受灾地区

目前,国际援助正零星地发送到这个拥有近3000万人口的国家。联合国将拨付2 million美元(170 万欧元),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将提供100 万多欧元的紧急资金。美国承诺提供500 000美元的紧急援助,邻国印度则发送了10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北部的特里舒利河谷,8月28日。NAVESH CHITRAKAR / 路透社

尼泊尔正展开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试图营救幸存者。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Balendra Shah)在周四视察受灾地区后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搜寻并营救失踪人员,救治伤员,并向受影响家庭提供紧急援助。”已有超过13 000名安全部队、军队或警察成员被动员起来。救援行动通过空中和陆路(在道路可行的情况下)持续进行。周四共执行了约69架次飞行,成功营救573人。

一支队伍正努力定位仍被困在特里舒利1,号水电站建设工地隧道中的100人,该工地位于首都以北70公里处。在该项216兆瓦的项目工人中,包括印度国民。

卡罗尔·迪特里希(CAROLE DIETERICH)

“这是一次带走冰川的山体滑坡”

冰川学家阿德里安·吉尔伯特认为,这场在数十公里范围内推进的水墙规模极其罕见

访谈

随着发生在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喜马拉雅地区的毁灭性洪水和泥石流导致死亡人数上升至472人,失踪人数达1400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环境地球科学研究所的冰川学家兼研究员阿德里安·吉尔伯特回顾了在他看来导致此次灾难的巨型岩崩。

关于这场灾难起因的已知情况如何?

我们收到了越来越多该地区的卫星图像,这使我们能够开始理解发生了什么。这场悲剧的起因是数百万立方米岩石的滑坡,它随之卷入了一座冰川。在图像中可以看到一部分冰川在崩塌,但真正的起点是岩石崩塌,而非崩塌本身。这座冰川位于朗唐·利隆峰(Langtang Lirung,尼泊尔一座海拔7234米的顶峰)北部的集水区,恰好位于变得不稳定的区域之上。就此而言,这次的情况与2025年5月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布拉滕(Blatten)发生的事情不同。当时是岩石崩塌落在冰川上,导致冰川在随后的几天内崩塌。那次岩石和冰的雪崩规模远小于导致尼泊尔和西藏灾难的这次,且没有在如此长距离上形成泥石流(laves torrentielles)。这就是巨大的区别。

什么是泥石流(laves torrentielles)?

这描述了一种流动性极强、极像液体的现象,由水和岩石碎片组成。图像显示巨大的体积向下游山谷倾泻。这是一场在数十公里范围内推进的海啸。但目前一个重大问题是理解这些水量从何而来。一些非常粗略的估计称水量约为5000万立方米。即使整座冰川全部融化,似乎也无法对应我们观察到的体积。也许是滑坡形成了蓄水池,随后突然溃决……

滑坡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推测。这可能是一个随机的自然现象。也有可能与全球变暖有关,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多年冻土(permafrost,指永久冻结的土壤)可能发生融化的海拔高度。

一般而言,我们知道变暖会破坏多年冻土,从而导致崩塌。我们在自己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就能看到这种情况。但对于刚刚发生的如此规模的事件,我们没有任何确定结论。此外,这类现象通常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引发的。

为什么最初说这场灾难是由地震引起的?

该事件被记录为里氏5.2级地震,但实际上,是滑坡本身产生了地震波。其规模之大,以至于产生了这种地震特征。

该地区目前仍存在哪些风险?

地形已变得非常不稳定。可能仍有山坡处于不稳定状态;也许由于沉积物的堆积,一些湖泊正在形成;也许短期内这些湖泊或天然堤坝会再次溃决……该地区仍处于警戒状态。

此类事件此前是否发生过?

滑落的岩石和冰的准确体积尚未量化,但可以预见,这是一次规模异常、甚至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事件。2021年印度曾发生过同类灾难,但当时的体积要小得多。

采访记录: 佩琳·穆特德(PERRINE MOUTERDE)

对抗埃博拉:治疗药物与疫苗进入试验阶段

专家正加速研究以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RDC)正式宣布埃博拉病毒疫情爆发100天后,研究人员正陷入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目前的挑战是尽快测试最具前景的治疗方案,以确定它们是否对在该国东北部肆虐的罕见Bundibugyo毒株具有实际疗效。单克隆抗体、抗病毒药物以及即将推出的疫苗:多项临床试验已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启动。但这是否足以遏制病毒的蔓延?随着死亡人数超过 2 700 人,此次疫情的规模已经超过了 2018-2020, 年的疫情,而后者此前被认为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

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不幸地习惯于处理扎伊尔(Zaire)毒株的埃博拉疫情,但该国在面对Bundibugyo毒株的传播时措手不及。由于缺乏针对该病毒的特异性治疗方法,必须集中精力对患者进行隔离和支持性治疗,尤其是加强对接触者的追踪(contact tracing)。因为要从埃博拉中幸存,尽可能快速的医疗干预至关重要。

因此,研究人员在全力推进。早在 2 日7月,即疫情正式宣布后的七周,由牛津大学(英国)协调的Partners临床试验便启动。该大学在 12 日8月宣布,该试验已纳入第100名参与者,目标人数为 1 200 人。牛津大学在的一份公告中自豪地表示:“无论是在启动速度还是招募节奏方面,Partners都是迄今为止针对埃博拉治疗方案开展的最快速的随机对照试验。”

此次试验旨在比较两种治疗方案的有效性。一部分参与者被随机分配接收单克隆抗体MBP134,这是一种在实验室中根据 2013-2016. 年大流行期间幸存者采集的抗体而生产的抗体鸡尾酒疗法。该药物已研发多年,目标是创建一种能有效对抗多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扎伊尔、Bundibugyo和苏丹)的治疗方法,并且目前在感染Bundibugyo毒株的猴子实验室研究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

数据

1,1 亿

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 27 日8月(周四)请求的加元金额,用于完善一项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不断蔓延的埃博拉疫情的斗争计划。“我们提出了一项…… 21.3 亿加元 [1,83 亿欧元] 的人道主义响应计划。目前该计划已获得 48 % 的资金,这主要得益于美国的重大贡献。但我们现有的资源只能维持几周,”他说道。“如果没有额外的资金,关键行动将在需要扩大规模的关键时刻陷入资金短缺。”

其他参与者则被接种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ésivir),该药在对抗SARS-CoV-2及其他几种病毒时效果不一。第三组将同时接收这两种产品,而第四组不接收任何实验性治疗,仅接受目前的标准护理。

“令人安心的策略”

被埃博拉病毒感染并被遣返回德国和法国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住院期间恰恰接受了这两种治疗,特别是美国人彼得·斯塔福德(Peter Stafford)在柏林夏里特医院(Charité)住院期间,共被注射了十剂瑞德西韦。巴黎城市大学(比沙-克洛德-贝尔纳医院)教授、流行病学家安托万·弗拉奥(Antoine Flahault)指出:“遗憾的是,这种抗病毒药物被用于临床试验,但并未被纳入治疗建议,即使是在同情用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死亡人数超过 2700 人,此次疫情的规模已超过 2018-2020 年

另一项名为 Ebo-Pep 的临床试验已于 7 月 14 日启动,旨在测试瑞德西韦口服版本——奥贝尔德西韦(obeldésivir)的有效性,但此次是将其用于预防策略。招募对象为高风险接触者,即接触过病人、尸体或受污染注射器的人员,且必须在接触后五天内接受治疗。该试验由圣安托万医院及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学院(Inserm)的感染病专家玛丽·贾斯帕德(Marie Jaspard)和金沙萨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学院的普拉西德·姆巴拉(Placide Mbala)负责,截至 8 月 20 日已招募 80 人。

在十天时间里,药物直接通过口服给予,随后参与者将接受为期 21 天的每日随访,并在第 42 天再次复诊,以观察是否出现疾病症状。玛丽·贾斯帕德表示:“这是一个令人安心的策略,即使是对接受安慰剂的人员也是如此,因为即使他们发病,也能被迅速接诊。”她补充道:“如果没有这种密切的随访,我们不会设立安慰剂组。”该项目的目标是招募 1 000 人并迅速扩大规模,计划开设第三个中心并部署两支流动团队,以便尽可能接近患者,因为患者往往不愿前往医疗中心。

病毒呈指数级增长

关于疫苗,目前有三种专门针对 Bundibugyo 毒株的疫苗正在研发中。其中两种——由牛津大学利用减毒黑猩猩腺病毒开发的疫苗,以及 Moderna 公司利用信使 RNA(mRNA)技术开发的疫苗——预计很快就能在实地进行测试,最早在 9 月。第三种由新加坡 Hilleman 实验室开发,采用了与目前唯一现有的埃博拉疫苗 Ervebo 相同的技术,但针对 Bundibugyo 毒株进行了调整,这使得世界卫生组织(OMS)将其描述为“最具有前景的”。

至于 Ervebo 疫苗,它仅获准用于对抗 Zaïre 毒株。世界卫生组织最初认为将其用于 Bundibugyo 毒株是不恰当的,担心使用一种在该环境下疗效不明的产品会增加民众的不信任感,但随后该联合国机构进行了 180 度大转弯。

8 月 7 日,专家们基于新的科学数据并面对病毒的指数级增长,认为最终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RDC)开展一项试验,以测试 Ervebo 对抗 Bundibugyo 毒株的有效性。且必须尽快进行。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将释放约 70 000 剂疫苗,其中 16 250 剂已运抵金沙萨。目前仍需确定这些疫苗将如何使用。一部分将用于一项临床试验,对象包括接触病患和处理葬礼的一线工作人员;另一部分可能会在试验之外分发到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我认为重点应放在护理人员身上,而不是在普通人群中接种,因为如果疫苗效果不佳,局面将难以掌控,”ANRS 新兴传染病部门主任、Ebo-Pep 项目支持者 Yazdan Yazdanpanah 继续认为。尽管进展迅速,但可能不足以抵御此次疫情浪潮。刚果当局最初申请提供 500 000 剂疫苗。

德尔菲娜·鲁考特(DELPHINE ROUCAUTE)

8 月 27 日,在巴黎罗兰·加洛斯球场举行的法国企业家会议(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辩论期间,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法国企企雇主协会(Medef)主席帕特里克·马丁(Patrick Martin)、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玛丽娜·通德利埃(Marine Tondelier)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在场。CYRIL BITTON / DIVERGENCE 为《世界报》拍摄

在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面前,候选人们进行预热演练

周四,七位爱丽舍宫的竞争者受雇主邀请,就经济诊断问题展开交锋

2027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是否真的在罗兰·加洛斯球场的菲利普·夏蒂埃球场拉开了帷幕?8月27日周四,受第一大雇主组织——由帕特里克·马丁(Patrick Martin)领导的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邀请,七位爱丽舍宫的竞争者就法国的经济前景展开了辩论。

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国民联盟(RN)国民议会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共和党(LR)主席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两位前总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地平线党)和阿塔尔(Gabriel Attal,复兴党)、欧洲议会议员拉斐尔·格吕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公共广场党)、生态党全国秘书玛丽娜·通德利埃(Marine Tondelier)以及不屈法国(LFI)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阐述了他们的诊断,并就债务、养老金、税收、标准和劳动力成本分享了诸多观点。

这次初步交锋也在混乱的政治格局中勾勒出了一些前景。在距离选举还有八个月之际,候选人的激增以及玛丽娜·勒庞和让-吕克·梅朗雄的势头,让雇主阶层感到不安,而他们此前已对2024年6月9日那次失败的国民议会解散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感到担忧。

年度举办的“法国企业家会议”因此成为了经济界部分人士表达不满以及对政治人物不信任的机会,因为国家的预算状况不断恶化,且议会缺乏多数席位导致经济决策极少具有连贯性。“我们没有拥有应有的政——”

辩论参与者对经济形势达成了一致的悲观认知

“治者,”加密货币投资平台Coinhouse的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卢韦特(Nicolas Louvet)感叹道,“多年来,我们的政治人物陷入了民粹主义和昙花一现的提案之中。”

在这个充满怀疑的竞技场中,候选人们试图就其意图提供保证,并对法国经济形势达成了一致的悲观认知。“我认为大家对局势的严重性有普遍共识。所有经济指标都已彻底转红,”玛丽娜·勒庞在提到近几个月观察到的利率上升时表示。布鲁诺·勒塔约愤慨地称:“我们正处于破产边缘,法国人从未如此贫穷。”菲利普则评价道:“情况不乐观,企业正在受苦。”让-吕克·梅朗雄警告称:“全球经济将遭受剧烈冲击,而法国无法在这些冲击之外生存。”

在这种共识背后,隐藏着所有竞选团队共同的担忧:一场金融和预算危机可能会严重损害下一任爱丽舍宫主人执行其政纲的能力。因此,候选人们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旨在尽快解决公共账户失衡的问题。

在预算正统主义的承诺和寻找新融资渠道的尝试中,一项提案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并引发了许多候选人的抨击。让-吕克·梅朗雄计划将部分法国在欧洲中央银行(BCE)持有的债务凭证“付之一炬”。这位前社会党参议员淡化道:“因为我们是欧元区成员,这是我们欠自己的债。”他的言论激怒了菲利普。“你会让法国最终被银行禁入(……)债务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他恼怒地说道,随后阿塔尔也表示赞同:“将不再有人信任我们。”

分水岭

另外两名处于政治光谱左翼的候选人,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和玛丽娜·通德利埃(Marine Tondelier),则倾向于提醒人们关注法国债务问题的深层原因,即大规模的去工业化和低迷的生产力。玛丽娜·通德利埃表示:“十八个月后,法国的工业就业水平将达到历史最低点。这就是马克龙主义的成绩单。”“由两名前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理来教我们如何对待债务,这实在令人惊讶,”来自“公共广场”(Place publique)党的候选人抨击道,并强调在过去九年里,法国累计背负了10000 亿欧元的债务。

此次竞选初期的显著特点是,中间派阵营的代表总是无法长时间避开对手对其国家元首执政成绩的抨击。如果说菲利普没有过多阐述他与马克龙主义的渊源,仅提到在2017年至2020年担任总理期间,推行供给侧政策已取得“成效”,且有必要“延续”该政策;那么阿塔尔则承担了国家元首在经济方面的负资产。他承认了一些成就(直到2024年为止的失业率下降、学徒制的重启、吸引力的回归),随后指出了“经济上的失败与错误”。

除了让-吕克·梅朗雄能够围绕其主张引发争议的能力外,这场首次总统辩论还凸显了在多个结构性经济议题上左右翼分歧的回归,包括生态、养老金、工资问题、对标准的态度以及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在左翼方面,拉斐尔·格鲁克斯曼主张建立一个“新社会契约”,即通过对“巨额继承者”和高净值资产征收更多税款,同时促进工资上涨,从而终结“继承制”(héritocratie)。

与此同时,让-吕克·梅朗雄要求企业主“提高最低工资(smic)”,这遭到了后者的嘲笑。“如果你们不提高工资,你们就笑不长久,因为你们将面临经济衰退,”这位“不屈法国”的领导者警告道。而玛丽娜

中间阵营的代表们始终无法在对手对其国家元首政绩的抨击中获得长久的喘息

在支持将最低工资(smic)提高至 2 000 欧元(税前)后,通德利埃(Tondelier)详细阐述了生态转型投资的重要性。她强调:“气候不作为的代价是采取行动代价的五倍。”

与此立场相反,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重申了他的承诺,即推动通过一项宪法改革,旨在从环境宪章中删除“预防原则”。与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以及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一样,他主张大幅削减生产税和规范。这位极右翼候选人甚至承诺建立一项“黄金法则”,禁止国家经常性支出出现任何赤字,这一承诺此前已被多位右翼和中间派候选人提出。

对于玛丽娜·勒庞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向。“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点,”她在面对雇主组织时如此主张,而后者已不再掩饰对国民联盟(RN)主席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的偏好。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玛丽娜·勒庞则在走钢丝:她希望在公共财政管理上与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划清界限,但同时也不能激怒其部分平民选民,因此她坚持其将退休年龄恢复至 62 岁甚至 60 岁的承诺。

退休金问题在右翼候选人(他们支持 2023, 年通过的博尔内改革)与左翼候选人(他们反对该改革)之间划出了一道分水岭。“不屈法国”党、生态党和“公共广场”党的候选人们主张废除该改革。让-吕克·梅朗雄的中期目标依然是将法定退休年龄恢复到 60 岁。在右翼和中间派中,布鲁诺·勒塔约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重申了在现有的现收现付制系统中引入资本化方案的意愿。爱德华·菲利普重复道:“我们将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而他对于将法定退休年龄推迟至 67 岁这一想法的表态则变得越来越沉默。

归根结底,在决定性的期限到来前八个月,已宣布参选的候选人们表现得极其谨慎。但总统竞选似乎确实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在逐渐亮出底牌。就在当天早晨,爱德华·菲利普通过向法新社宣布一项深受雇主组织欢迎的措施,试图将自己与共和党(LR)和复兴党(Renaissance)的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他承诺将 50 岁以下失业者的补偿期限缩短至最多 12 个月,延续了他在担任总理期间启动的削减求职者权利的强力趋势。为了追求可信度,国民联盟的领袖则打算在“10 月第二周”之前,提交一份量化为 1250 亿欧元的公共财政恢复计划。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雇主组织面对国民联盟候选人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周四下午,帕特里克·马丁(Patrick Martin)在面对记者时态度暧昧。他拒绝将玛丽娜·勒庞定义为“极右翼”。“我无法回答您,”他表示,“在现阶段,事实证明,我反而对‘不屈法国’(LFI)的一些言论和态度感到震惊。”他发誓这只是“个人”感受,但这无疑将再次引发关于雇主组织在下次总统选举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

玛丽亚玛·达拉梅(MARIAMA DARAME) 与 蒂博·梅泰(THIBAUD MÉTAIS)

梅朗雄将债务问题置于辩论中心

这位“不屈”候选人因提议抵消部分债务而遭到竞争对手攻击,他于周四在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面前阐明了自己的计划

只需把它们拿过来扔进火里——“6月24日,在几位记者和影响力人物面前,‘不屈法国’(LFI)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以一种极其个人化的教学方式,详细阐述了他关于抵消部分法国债务证券的提议,即由法国银行存放但由欧洲中央银行(BCE)持有的部分。”这种挑衅式的措辞有一个目的,他承认,“是为了给《世界报》和其他报纸提供素材来攻击我。”这位长期持有该想法的前社会党参议员希望将该议题重新列入议程。两个月后,这位四次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如愿以偿。债务问题虽然技术性极强且对门外汉来说难以理解,但它也是一个政治客体,同样被右翼势力广泛利用。

“法国已处于破产边缘,而人们还在大谈特谈抵消部分债务,这种妄想的言论令人厌倦,”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的爱丽舍宫竞争者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在周四(8月27日)由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在“法国企业家会议”期间组织的2027年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如此评论。“如果只需抵消债务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之前没这么做?”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文艺复兴党)紧接着说道,他在8月中旬重新挖掘了让-吕克·梅朗雄的言论,并在BFM-TV上指责其企图让法国“破产”。

十天以来,各方专家和政治人物激烈争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马杜罗,希腊的齐普拉斯,还有2001年的阿根廷。宣布抵消债务,储蓄被摧毁,资本外逃,主权丧失。这是一个相同且类似的致命序列,”前经济财政部长兼欧盟委员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在8月25日发表于《回声报》(Les Echos)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如果让-吕克·梅朗雄真的按照他所说的去做,而由[投资银行家]马修·皮加斯(Matthieu Pigasse)接替我的位置,那么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经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库尔(Roland Lescure)于8月24日在BFM-TV上表示。

让议题发酵

这场争议让“不屈法国”感到欣喜。“让-吕克·梅朗雄很高兴这件事能成为开学季的话题,”瓦尔-德-马恩省议员克莱门斯·盖特(Clémence Guetté)在8月20日至23日于德龙省沙托讷夫-叙尔-伊泽尔举行的该运动夏季大学(Amfis)上透露。“不屈”成员们致力于让这一议题进一步发酵。在Amfis期间,面对“不屈法国”协调员曼努埃尔·邦帕尔(Manuel Bompard)的询问,马修·皮加斯成为了他们的背书人。“我们抵消了由金融机构持有的80%的希腊债务(...),且没有造成任何损害(...)。这是证明抵消债务可行性的最纯粹的例证,”他大胆地表示,但并未提及随后打击希腊人的重大紧缩计划。

但让-吕克·梅朗雄的意图加剧了各方之间的—。

“公共政策是[根据]金融从业者的想法来制定的”

埃里克·贝尔(ÉRIC BERR) 拉博埃蒂研究所(Institut La Boétie) 经济学家

在经济界引发了质疑,尽管这位“不屈”党的领导人并不希望重启退出欧盟的B计划并引发“法国脱欧”(Frexit)。这位总统候选人建议与其他欧洲国家协商,促使欧洲中央银行(BCE)冻结其持有的公共债务,而非单方面抹除法国的公共债务。此外,他在周四面对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时提醒道,“私人债权人不受影响”,这充分显示了他安抚听众的意图。

正如拉博埃蒂研究所(LFI的智库)经济部门共同负责人、经济学家埃里克·贝尔所解释的那样,这一想法旨在“参与债务的去金融化,减轻利率压力”,并腾出财政操作空间。他继续说道:“我们被困在紧缩政策中:公共政策不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制定,而是根据金融从业者的想法来制定的。”

这个想法并非新鲜事。在左翼阵营中,“公共广场”(Place publique)共同主席兼欧洲议会议员奥萝尔·拉吕克(Aurore Lalucq)曾在2020年于《星期日报》(Le Journal du dimanche)发表的一篇由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共同签署的评论文章中提出过类似的请求。马努埃尔·邦帕尔(Manuel Bompard)周四在社交网络X上急于提醒她这一点。

通货膨胀背景

“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同样在X上回复道,她认为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该工具已不再适用。她还保证,与不屈法国党(LFI)所主张的不同,在欧洲层面该议题“没有任何政治多数支持”。

尽管关于债务的讨论确实存在,但让-吕克·梅朗雄对此的表述可能会对他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周四在面对法国企业主时,他呼吁摆脱对其提案的“刻板印象”。

遗憾的是,随着竞选开始,现在已不再是讲究细微差别的时刻。“如果这不是那么危险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很有趣(...)。你解释说你要烧掉债务,而你会让法国最终被银行禁入,”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在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的讲台上这样回应他,完全忽略了让-吕克·梅朗雄刚刚做出的解释。这些攻击可能会损害不屈法国党创始人正致力于完善的信誉形象。

桑德琳·卡西尼(SANDRINE CASSINI)

增长停滞且赤字僵持:国家预算阴云密布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周五宣布,公共赤字停滞不前,而利率则在攀升。2026年预算预计将难以维持,随后的预算编制也将十分艰巨。

对于总理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而言,经济方面的坏消息接踵而至。在准备2027.年预算之际,这无疑是一盆冷水。经济增长如何?毫无增长。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周五 8 月指出,在第一季度下降0,2 %后,第二季度的经济活动最终保持持平,而非最初预测的量值轻微反弹0,2 %。衰退威胁临近。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在“明日经济夏季大学”上迅速评论道:“这是我们经历的这个糟糕夏季所带来的第一个具体影响。”

通货膨胀如何?日益严重,8月份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 %。家庭购买力如何?Insee指出,“明显下降”(第二季度下降0,6 %,此前季度下降0,2 %)。至于公共赤字,趋势同样令人担忧。赤字并未如预期般减少,而是停滞在占国内生产总值(PIB)的5,1 %。

第二季度,公共收入确实增长了21 亿欧元,“这主要得益于社会缴款以及增值税(TVA)的增加”。但公共支出同样有所增加(+ 25 亿),原因是“支付利息以及社会福利再次上涨”。结果是:赤字计数器陷入僵局。

在通过的2026,年预算中,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的主要目标是将国家、社会保障和地方政府的赤字从2025.年的5,1 %降低至国内生产总值(PIB)的5 %。这是一个极小的降幅,远低于前任政府最初的雄心。但即便这0,1个百分点的下降,预计也将非常难以实现。因此,行政部门正让人们为可能的预算失控做好心理准备,并希望这次失控不会像2023年和2024年那样在政治上造成毁灭性打击。

[...OMITTED...]

前景黯淡

“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赤字尽可能接近 GDP 的 5%”,但“这并非志在必得”,罗兰·莱斯库尔(Roland Lescure)于 8 月 24 日在 RMC 和 BFM-TV 上重复表示。一些专家预计,赤字不仅不会轻微下降,反而可能停留在 GDP 的 5,1%,或者略有上升,甚至可能达到 5,3% 或 5,4%。

最终数字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采取的修正措施。几个月来,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宣布了一项 90亿欧元的节省预算,旨在“分毫不差地”抵消因全球局势恶化而导致的额外支出。但在实践中,目前采取的措施(取消和冻结信用额度、冻结雇主社保缴费减免)不超过 50亿欧元。财政部(Bercy)已向总理府(Matignon)提交了方案,以填补缺失的数十亿欧元及其以上缺口。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尚未做出最终裁决。

赤字的规模还将取决于年底前经济形势的演变。政府此前寄希望于 2026 年剔除通胀后的增长率至少达到 0,7%,从而支撑税收收入。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新数据,这一数字看来难以实现,前景相当黯淡。

以色列和美国在波斯湾引发的战争陷入持久战,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处于封锁状态,北海原油价格比 1 月份上涨了 32%。这一切都给法国经济带来了压力。接连不断的酷暑和火灾也可能留下不容忽视的账单。

尤其是,全球私人投资者对国家债权要求的利率上升,直接损害了法国。自 8月中旬以来,财政部为弥补赤字而发行的十年期债券利率超过 4,1%,这是自 2008 年以来从未见过的现象。这位公共账户部长在 8 月 25 日的法国民主工会(CFDT)大会上回顾道:“十年前,国家借钱甚至还能获得报酬。2016 年,负利率曾为国家带来了 8亿欧元的收入。而今天,利息支出威胁到我们的行动能力。很快,我们将不得不把全部的个人所得税都用于支付这些利息……”

除了 2026 年的账目,这些阴云的聚集也让 2027 年的预算形势变得复杂,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正与各部长共同完善该预算,计划于 9 月 30 日提交。理论上,2027 年需要将公共赤字降低到 4,3% 左右,才有希望在 2029 年降至 3% 以下,正如法国所承诺的那样。但实际上,目标肯定不会如此雄心勃勃。多个一致的消息源指出,目标应设定在略低于 2026 年预期赤字水平的位置。例如,如果 2026 年最终赤字为 5% 或 5,1%,那么 2027 年的目标可能在 GDP 的 4,9% 左右。

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极小的跨步。然而,在财政部看来,这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随着利率上升和人口老龄化,利息支出以及医疗和养老金支出将机械性地增加。

丹尼斯·科斯纳德(DENIS COSNARD)

冯德莱恩面对法国雇主捍卫其政策

在受到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的批评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周四重申了她减轻监管的意愿

布鲁塞尔 - 欧洲分社

法国企业雇主协会(Medef)曾发起一场名为“谢谢欧洲”的大规模宣传活动,那段时光似乎已远去。那是2019年的事。如今基调已大不相同。“Medef坚定地支持欧洲,但我们是失望的爱慕者,”该法国雇主组织主席帕特里克·马丁(Patrick Martin)在8月26日周三举行的法国企业家会议(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该组织年度最重要的开学季会议上如此表示。在罗兰·加洛斯球场聚集的企业领导人们面前,他连续五分钟攻击欧盟机构。他最后总结道:“我们看到的欧洲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欧洲”,并敦促欧盟“停止通过不断提高环境目标来勒紧我们的脖子”。

他是否已经忘记了今夏异常的酷暑或毁灭性的山火?完全没有,但他引用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的话发出了警告:“想要扮演天使的人,最终会变成野兽。”简而言之,布鲁塞尔制定的方向虽然初衷良好,但由于世界其他地区并未跟进,欧洲很快将不再有生产。这段话引发了热烈的掌声。

这位在演讲中未被明确点名的“野兽”,在次日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身着与讲台后欧盟旗帜相配的外套,面对攻击并未采取轻视的态度。因为这位企业领袖强硬的语气掩盖不了事实:这是对其会员内部普遍焦虑的一种回应。很少有人能预料到中国竞争的激烈程度。大型发包方对小型企业毫不留情,不断向供应商或分包商施压。从化学到汽车,整个行业都受到威胁。冯德莱恩深知:在这样的时刻,需要寻找替罪羊,而欧洲就是一个容易的目标。

“欧洲制造”

欧洲政策是否应对竞争力不足负责?帕特里克·马丁提出了具有指责性的数据:他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估算称,欧盟内部不同国内市场之间存在的监管障碍,相当于沉重的隐藏关税,商品类高达44%,服务类则高达110%。

在他之后几小时发言的道达尔能源公司(TotalEnergies)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Patrick Pouyanné)敦促政治机构在一方的“消费者欧洲和生态欧洲”与另一方的“生产者欧洲”之间做出选择。他当然主张后者,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蛋糕做大,然后再进行分配”。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希望与中国“降低风险,而非断绝联系”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对这些抱怨了如指掌。这些情绪已体现在 2024 年选举后欧洲议会的政治格局中,使她所属的保守派政党——欧洲人民党(PPE)成为该议会的重量级力量,并准备与极右翼政党结盟。自那时起,欧洲政策发生了转向,减轻了企业的申报义务,放宽了《欧洲绿色协议》(Green Deal)的要求。与此同时,在来自中国竞争以及与美国贸易紧张局势的压力下,她开始保护本国生产者,并对法国关于捍卫主权或“欧洲制造”的观点持开放态度。

因此,这位主席用流利的法语毫无困难地阐述了她第二个任期的优先事项:“将欧洲打造为一个生产、投资和保护的大陆。”她回顾了目前正与欧洲议会及成员国讨论或在其部门内部定稿的文件。这些文件逐一回应了帕特里克·马丁的不满,尽管后者对此装作视而不见。她正致力于减轻监管负担,消除重复项,通过“12 个‘综合’(Omnibus)[立法方案],[为企业]每年可节省约 170 亿欧元”。

“代价高昂的依赖”

欧盟委员会也在解决与中国的失衡问题:“仅在去年,我们就启动了 30 多项新的贸易防御调查,”她解释道,“这是历史平均水平的三倍。而且我们正在显著加快调查速度。”与北京的贸易逆差每天高达 10 亿欧元,且自今年年初以来又增长了 10%。但她警告称:她希望“降低风险,而非断绝联系”。因为在她看来,欧洲工业集团对中国供应或中国市场的依赖,其威胁程度与那些“可能获得比经合组织(OECD)国家同类企业高出至多八倍补贴”的企业竞争一样严重。

她还启动了能源领域的改革。“欧洲的能源价格比美国和中国高出两到三倍,”这位主席承认。但她拒绝放弃脱碳目标,并提醒道,“我们消耗的能源中,仍有超过一半依赖进口化石能源。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依赖。自中东危机爆发以来,[这]已经让我们额外支付了超过 500 亿欧元”。

为了让自己的观点在布鲁塞尔更容易被接受,帕特里克·马丁支持了一位波兰人马切伊·维图茨基(Maciej Witucki)出任 BusinessEurope(Medef 的欧洲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后者精通法语且亲法。维图茨基的言论温和得多。他在 7 月接受《回声报》(Les Echos)采访时表示:“六年前,非政府组织(NGO)的议程占据主导,而如今,商业的声音在布鲁塞尔和公众舆论中得到了倾听。”

苏菲·法伊(SOPHIE FAY)

本文是苏菲·法伊作为布鲁塞尔特派记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司法

瑞玛·哈桑:两年的争议与司法程序

调查报道

瑞玛·哈桑(Rima Hassan)的律师文森特·布伦加特(Vincent Brengarth)承诺,这将成为“言论自由的世纪审判”。该案于7月7日开庭,后由巴黎刑事法院第10分庭推迟至10月19日和20日审理。

这位来自“不屈法国”(LFI)的欧洲议会议员是巴勒斯坦事业的代表人物。因在一条推文中引用了1972年特拉维夫机场袭击事件的其中一名实施者,她将于10月因“美化恐怖主义”接受审判。

这位“不屈法国”(LFI)的欧洲议会议员将面临“美化恐怖主义”的指控。她可能面临最高7年的监禁和10万欧元的罚款,并可能被判处丧失选举资格,以及被列入恐怖主义犯罪者司法档案(Fijait)。

争议焦点在于3月26日发布的一条推文。文中引用了日本赤军前成员、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于1972年5月30日在以色列洛德-特拉维夫机场制造大屠杀的三名凶手之一——冈本功(Kozo Okamoto)的话(该事件造成26人死亡,其中8人为以色列人,80人受伤):“冈本功:‘我将我的青春奉献给了巴勒斯坦事业。只要压迫存在,反抗不仅是一项权利,更是一项义务。’”在该引用文字下方,是一段简短的英文传记以及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中他被一群身穿迷彩服、头戴库非亚(keffiels)的男子簇拥着。冈本功于7月23日在其流亡地贝鲁特去世。

瑞玛·哈桑究竟是怎么想的,才会发布一条如此难以辩护的推文?在7月初的会面中,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回避了问题并辩称:“我关于武装斗争的立场一直很明确,且基于国际法。”随后她强调,“被引用的句子并未提及袭击事件”。她最终删除了该推文。

但这并未能阻止司法机关启动调查。内政部长洛朗·努涅斯(Laurent Nuñez)和一名国民联盟(RN)议员的举报,以及多个犹太组织和反反犹太主义组织的投诉,立即引起了司法部门的注意。为多个协会工作的原告律师德博拉·茹尔诺(Déborah Journo)谴责道:“她将冈本功塑造为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从而在诉诸恐怖主义与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并将其提升为一种义务)之间建立了联系。”

瑞玛·哈桑在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并非陌生人。但在经历了两年的举报、投诉,以及针对其含糊、激烈甚至坦率地令人震惊的言论所进行的调查和审问后(每次均以不予起诉结案),公诉机关改变了态度。隶属于巴黎检察官办公室的国家网络仇恨斗争中心(PNLH)此次启动了“现行犯”(flagrance)调查。这是一种在犯罪正在进行或刚刚发生时实施的程序制度,旨在确保快速的刑事反应,以结束对公共秩序的干扰并保存证据。现行犯程序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允许在无需获得豁免权撤销的情况下,将议员处以拘留。在此之前,瑞玛·哈桑一直是以自由听证的形式接受询问。

“我一直响应传唤,”她表示,“我不明白这次拘留的原因。”布伦加特律师激烈地质疑在针对社交媒体发布内容(且该内容已被删除)的美化恐怖主义调查中选择“现行犯”程序的做法。这似乎

与此同时,BRDP(反种族主义与歧视警察局)的警员回收了在 Crayon 采访的原始素材,并传唤了该刊的主编。后者被上了一堂职业道德课:“您不认为仅发布‘真假对比’而没有进一步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操纵公众舆论吗?”一名警员向他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必须在犯罪或违规行为发生后 24 小时内启动的程序,在该领域并非罕见。“从那一刻起,很明显检察机关决定一次性彻底解决与瑞玛·哈桑(Rima Hassan)之间的争议,”布伦加特(Brengarth)律师认为。

一名负责研究瑞玛·哈桑 X 账号的司法警察记录了 4353 条帖子,并承认“这些内容无法概括”。她随后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被传唤至司法警察局(DPJ)第一区接受审讯,在

在初步调查过程中,OJE(犹太欧洲组织)针对一条推文提交了补充投诉,内容为:“从河流到大海,我们将解放所有巴勒斯坦人(...)包括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其他协会,如国际反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联盟或 OJF,也提交了投诉,有时针对的是相同的言论,有时则是其他言论。随着瑞玛·哈桑的推文和集会的增加,来自民选官员或部长的投诉和举报不断累积。其中一些针对的言论并不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尽管它们可能令人震惊。面对海量案件,PNLH(国家仇恨犯罪检察署)的法官们按主题、推文、日期对程序进行筛选和分组……

比起那些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分子,瑞玛·哈桑将最尖锐的矛头指向了她认为亲以色列的左翼人物,其中很多是犹太人: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阿里埃尔·韦尔(Ariel Weil)、杰罗姆·格迪(Jérôme Guedj)……她经常被指控为反犹主义者,但她认为自己清楚地将政治立场与身份认同区分开来。然而,她的激进反犹太复国主义导致她经常攻击捍卫以色列的犹太人物,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不安,正如

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因涉嫌美化恐怖主义被检察机关起诉,这绝非 2023 年 10 月 7 日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以来首起此类案件。那次袭击导致 1200 名以色列平民和军人死亡,近 250 人被绑架。但由于被告的身份——她是首位身为议员且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被告——此案将受到特别关注。

五次审讯

瑞玛·哈桑(Rima Hassan),34岁,是巴勒斯坦难民之女,受过法律专业训练。她属于奥斯陆协议后激进左翼和去殖民化青年群体,不再相信和平进程,也不相信“两国方案”,并主张武装斗争,但并不认同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手段及其伊斯兰主义计划。她出身于公民社会,将激进主义活动和精通社交网络的青年特质引入政治:她的沟通方式是即时性的、反应迅速且具有攻击性的。

在私下交流中,这位活动人士态度温和且愿意对话;但在其发布的帖子中,她习惯于直接点名指责,使用带有复仇色彩的措辞(如“我们会记住这件事”、“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以及人身攻击。这种修辞呼应了不屈法国党(LFI)创始人让-吕克·梅朗雄所主张的“喧嚣与愤怒”理论,旨在制造分歧与混乱。这种方式同样让人联想到中东冲突,在那里,每一次侵略都以报复之名被正当化。

在即将到来的、预料将异常激烈的总统竞选前夕,瑞玛·哈桑的案例处于多个灼热议题的交汇点:当政治人物成为对共识造成最严重损害的人时,言论自由的界限应如何设定?司法机构是否具备审判那些始终在边缘试探的言论的能力?最后,面对经常演变为相互攻击且每位攻击者都将自己塑造为受害者的政治冲突,是否应由司法机构来予以监管?

此案凸显了自10月7日以来,法国境内反犹主义(以及对方阵营的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主义)失控的剧烈程度和规模,随后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歼灭战进一步伤害了法国社会并分裂了其政治阶层,导致公共言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司法化趋势。

她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词的使用,有时会与犹太身份产生混淆。

2023年底,在加入不屈法国党(LFI)之前,瑞玛·哈桑在数字媒体《铅笔》(Le Crayon)的一次视频采访中阐述了她对2023年10月7日事件的看法,该媒体于2024年1月在其社交网络上发布了片段。其中一段内容尤其令人震惊。这是一个“真假问答”环节,记者向这位年轻女性提问:“以色列有权自卫吗?”

  • “假,”她回答道。

  • “哈马斯的行动是正当的吗?”

  • “真。”

在随后的内容中,对于“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这一陈述,她回答了“真”,但这段内容并未被发布。面对争议,《铅笔》将其社交网络上的片段删除,且从未发布完整采访。这次采访导致了针对瑞玛·哈桑的第一起涉嫌“美化恐怖主义”的指控,该指控由欧洲犹太组织(OJE)于2024年3月21日提起,就在不屈法国党宣布将该活动人士列入202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第7位之后不久。巴黎检察官办公室(PNLH)将警方调查移交给隶属于巴黎司法警察局的打击人身犯罪大队(BRDP)。

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犹太教育组织(OJE)主席、律师穆里埃尔·瓦克宁-梅尔基(Muriel Ouaknine-Melki)表示:“我们已经提交了五项起诉,针对的是哈桑女士发表的十余处言论。我们的目的不是针对她个人,而是为了提醒人们,公众表达——尤其是来自政治人物的表达——不能被允许毫无底线。某些带有仇恨色彩的言论可能会影响更年轻、更脆弱的大脑,并促使人们采取激进行动。”日诺(Journo)律师表示,他已代表其协会“律师行动”(Actions Avocats),以及代表法国犹太观察站(OJF)、“反对仇恨”(Contre la haine)、反对反犹主义、反对种族主义组织或法国 B'nai B'rith 组织提交了“约二十项起诉”。

她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导致她 经常攻击 支持以色列的 犹太人士, 这无疑 引起了 不安

持有毒品:回顾一场媒体狂热

今年4月,一名欧洲议会议员在被拘留期间,因其随身物品中涉嫌存在麻醉药品而被错误地指控

这是一个基于泄露给部分媒体并被不加甄别地转载的信息而引发的毫无根据的媒体狂热。根据“不屈法国”党(France insoumise)的措辞,这是一场“媒体与司法的沉没”,涉及该政治运动中最具争议且受攻击最严重的代表人物之一——瑞玛·哈桑(Rima Hassan),她突然被怀疑是娱乐性药物使用者。对于一名政治负责人来说,这是一项足以使其丧失资格的指控,但该指控在几天内便崩塌了。

2026年4月2日上午,刚刚结束旅行回国的这位欧洲议会议员被传唤至巴黎第二司法警察局,就涉嫌美化恐怖主义的行为接受询问。她被指控在3月底于其X账号上发布了一条支持日本人冈本幸三(Kozo Okamoto)的信息。该案件将于10月19日和20日审理。

在瑞玛·哈桑被拘留两个多小时后,巴黎警方对其携带至警局的物品进行了“清点”。在她的手提包中,警方发现了个人物品:太阳镜、钥匙串、化妆品,以及墨西哥去殖民化作家亚斯纳亚·埃琳娜·阿吉拉尔·吉尔(Yasnaya Elena Aguilar Gil)的一本书《没有国家的我们》(Nous sans l'Etat,Ici-bas出版社,2022年)。没有手机:瑞玛·哈桑为了保护交流的私密性将其留在了家中。

在她的行李箱中,司法警察(OPJ)发现了衣服、洗漱用品以及“两个可能含有麻醉物质的小塑料容器”,根据笔录记载,瑞玛·哈桑因这一指控性的措辞而拒绝在笔录上签字。这位法律专家抗议道:那是两袋CBD(大麻二酚),这是一种合法产品,是她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商店购买的,其中一袋是树脂状,另一袋是白色晶体。她的陈述并未被记录在笔录中。

执法人员对此持怀疑态度。两个小袋子中的一个含有1.4克白色小凝块,看起来像MDMA或3-MMC(一种兴奋剂)。随后进行的一项检测合成卡西酮(安非他明)的测试结果呈阳性。尽管瑞玛·哈桑持续抗议,该白色物质仍被封存并命名为“3-MMC”。她再次拒绝在笔录上签字。

从此,事态开始失控。在收到通知后,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要求针对“使用、运输和持有麻醉药品”启动一项现场调查,并进行尿检。随即,该信息泄露至媒体:多家媒体在未加谨慎的情况下断言,在该欧洲议会议员的物品中发现了“合成毒品”。

检测结果呈阴性

17点,尿检结果出炉,与司法警察最初的直觉相反:未检测出可卡因、MDMA或安非他命,但有大麻消费痕迹。然而,另一个装有疑似大麻物质的塑料小袋在警察进行的首次检测中结果为阴性。

15分钟后,瑞玛·哈桑(Rima Hassan)被带出禁闭室接受审讯。“我这辈子从未吸过毒,”她坚称。她解释说,自己开始使用CBD(大麻二酚)是为了尝试缓解“关节疼痛”和全身疲惫状态。她再次表示,这两个容器是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合法商店购买的,她以为买到的是CBD。她是否被欺骗而提供了另一种产品?这些小袋是否被非法物质污染?拘留于22时45分解除,等待经宣誓的实验室进行进一步检测。

结果在两天后,即2026年4月4日送达。鉴定结论明确:可疑的白色大晶体成分中82%为CBD,因此与毒品无关。相反,另一个袋子中的褐色物质虽然CBD含量为25%,但同时含有1%的THC(四氢大麻酚),即大麻的活性成分。这一比例虽然较低,但略高于法定阈值(0.3%),因此在法律上被定义为麻醉药品。布鲁塞尔的卖家不应销售此类产品,因此责任在对方。

基于这些结果,检察机关别无选择,只能将此案予以结案(classer sans suite)。同时,应“不屈法国”党(La France insoumise)的要求,启动了一项关于违反调查秘密的初步调查,该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至于内政部长杰拉尔德·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他已要求司法总监察局(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 justice)进行行政调查。在被问及该程序的进展时,司法部未予回应。

杰罗姆·勒菲利亚特(JÉRÔME LEFILLIÂTRE)

瑞玛·哈桑, 在德龙省 沙托讷夫-叙尔-伊泽尔 举行的“不屈法国” 夏季大学上, 8月22日。 BRUNO AMSELLEM / DIVERGENCE 为《世界报》拍摄

巴黎第17区。这是她在两年内接受的五次审讯中的第一次:“我总共花了44个小时回答警察官员的提问,”这位当选代表计算道,她将一切都转化为争议素材。在其他人可能会因为担心名誉而对这些警方听证会保持沉默的地方,她有时会在X平台上公布,并将其变成一场场快闪活动。2024年4月30日这一天,“不屈法国”党(LFI)在同一社交网络上号召其支持者前往司法警察局门前,抗议警方传唤瑞玛·哈桑以及LFI议员、瓦勒德马恩省(Val-de-Marne)的马蒂尔德·帕诺(Mathilde Panot)。

同样是在社交网络上,在接受自由听证的几天前,她将犹太组织OJE指认为其司法困扰的责任方。她指责OJE主席穆里尔·瓦克宁-梅尔基(Muriel Ouaknine-Melki)为以色列政府服务,并发布了一张她与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Isaac Herzog)在2023年3月底会面的照片。随后,针对瓦克宁-梅尔基女士出现了一波匿名威胁活动,后者向巴黎检察院发送信函,告知自瑞玛·哈桑发布帖子以来,她一直受到“具有战争色彩且带有威胁性的评论”的攻击。“我家门前的汽车玻璃被砸碎了,”OJE主席声明道。

对于瑞玛·哈桑而言,骚扰者是对方:“这些重复性的法律程序旨在让我精疲力竭,浪费我的时间,阻碍我的工作。但我不想向他们屈服,我有一项必须履行的职责。让我失眠的是大屠杀和有罪不罚,而不是他们的这些小伎俩。”不过,她承认:“这些协会通过向省长发送大量投诉副本,成功地让省长禁止了我的讲座。”瓦克宁-梅尔基女士坚称其协会在法国境内及境外均未获得任何公共补贴,并否认存在任何司法骚扰:“当检察机关决定不予起诉时,我们不会对该决定提出异议,也不会像通过向预审法官申请那样申请成为民事原告。”

投诉如雪片般飞来

2024年4月30日,在第一司法警察局(DPI)总部,瑞玛·哈桑(Rima Hassan)将自己的职业描述为“无业”,随后补充道:“处于竞选期间。”审讯过程有时像是一场记者采访,只不过更具威胁性。“您是否希望呼吁哈马斯继续其行动?”对方这样问她。这位不屈法国党(LFI)的候选人保证道:“对我而言,为以色列平民的死亡而感到高兴是不可想象的。”在被问及“您是否承认被指控的事实?”时,瑞玛·哈桑再次将矛头指向犹太组织(OJE):“我谴责司法部门未能阻挡那些为外国利益服务的游说者。”她的律师最后抱怨称无法“接触案卷”,在初步调查阶段,这种接触虽然常见但并非强制性要求。

最终,关于在 Crayon 采访的程序于2025年11月3日因“违规行为特征不足”而被撤销(classement sans suite)。OJE 的律师将通过信函收到通知。而布伦加特(M° Brengarth)律师尽管多次催促,却未收到撤销通知。他直到2026年4月3日才得知此事。

2024年夏天,这位新当选的欧洲议会 LFI 议员的工作异常繁忙。7月15日,她因7月12日发布的一条推文而被“分享法国”(La France en partage)协会起诉。该推文引用了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在《大地上的受苦者》(1961)中的一段话:“对于被殖民者来说,生命只能从殖民者腐烂的尸体中产生。——法农”。另一份由国家反犹太主义警戒局提交的投诉指出:“这条仇恨且煽动对以色列和犹太人仇恨的信息获得了 5,3 m [illions de] 浏览、1699次转发、2088次引用、7471次点赞和831次书签。”

于是,一名来自 BRDP(公共安全局)的警察被迫阅读弗朗茨·法农的著作以寻找相关段落。他在笔录中引用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的序言(“因为,在反抗的第一阶段,必须杀戮”),并得出结论:“我们的后续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对当前调查产生影响的元素。”另一名警察则汇总了自1948年以来联合国关于巴以冲突的所有决议。该程序于2025年12月24日结案,结果为撤销。巴黎副检察长于2026年2月5日通知原告:“鉴于这属于文学引用,且与2023年10月7日事件没有关联,上述信息不足以构成违规特征。”

同样在2024年夏天,两起事件引发了雪片般的投诉。第一起涉及7月与欧洲议会多数派保守党(PPE)法国代表团团长弗朗索瓦-克萨维埃·贝拉米(François-Xavier Bellamy)的一次争执。第二起发生在8月前往约旦安曼的一次旅行中,期间瑞玛·哈桑参加了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在活动中,多人通过高喊“噢,哈马斯,你是大炮,我们是炮弹”来缅怀不久前在一次被归咎于以色列的爆炸中丧生的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ïl Haniyeh)。

在第一起案件中,由于弗朗索瓦-克萨维埃·贝拉米导致瑞玛·哈桑未能当选欧洲议会人权分委员会副主席,她于2024年7月23日发推文称:“@fxbellamy,您在这里表现出的懦弱,与我面对您时,您那空洞且闪躲的眼神中所透露出的懦弱是一样的,当我您

在其他人 会因为 担心名誉 而对警方 听证会讳莫如深时, 她有时会在 X 上 公开宣布这些听证会, 并将其变成 一场场行为艺术。在欧洲议会的走廊里偶遇她吧。颤抖吧,这仅仅是个开始。» 次日,她再次发推:“目前,@fxbellamy 和他那些亲以色列种族灭绝政权的小伙伴们,晚上还能睡得安稳。这种情况不会持久。”当天晚些时候,她在 X 上发布了巴勒斯坦作家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ch,1941-2008)的诗作《身份证》的片段:“我并不攻击任何人 / 但如果有人让我饥饿 / 我将吞噬掠夺者的血肉 / 小心,小心”。

“政治就是激烈的”

79名法国议员就“针对当选代表的威胁”提交了举报。弗朗索瓦-克萨维埃·贝拉米(François-Xavier Bellamy)提起诉讼。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他声称瑞玛·哈桑(Rima Hassan)“在[他的]背后锁定目标”,并补充道:“此后已证实,哈桑女士与与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或与法国立场敌对的政府相关的外国行为体有明显联系。”2025年4月16日,这位来自“不屈法国”(LFI)的当选代表在接受询问时回应道:“政治就是激烈的。贝拉米通过他的推文以及他在该委员会框架内的行为,对我表现出了暴力。”她特别提到弗朗索瓦-克萨维埃·贝拉米的议员助理在推特上发布的她名字的字母易位词:“Rima Hassan = Iran Hamas”(瑞玛·哈桑 = 伊朗 哈马斯)。她补充说:“我不是一个政客,我致力于我的事业。我不能在电视节目中扮演敌人,而在灯光熄灭时露出灿烂的笑容。”2025年12月24日,该程序结案。关于参与安曼游行的指控同样被撤销。

另一条转发推文——“10月7日,以色列政权向其公民开火”,并附带一篇以色列日报《哈亚雷茨》(Haaretz)的文章——也被撤销指控。同样被撤销的还有她于2025年2月19日发布的一条极其令人厌恶的推文,当天哈马斯移交了10月7日被绑架的比巴斯(Bibas)一家两名孩子及其母亲的遗体:“克菲尔(Kfir)、阿里埃尔(Ariel)和希里·比巴斯(Shiri Bibas)死于以色列的袭击。(……)请予以明确。”

2025年2月27日,她在Sud Radio的一次采访引发了时任内政部长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40名议员以及法国市长协会主席大卫·利斯纳尔(David Lisnard)的举报。她在采访中表示:“从国际角度来看,哈马斯的行动是正当的。”该指控随后被撤销。

针对这些撤销指控的情况,作为引用冈本幸三(Kozo Okamoto)推文指控方之一的德博拉·茹尔努(Déborah Journou)律师认为,“这说明当某些形式的恐怖主义赞美在政治背景的掩护下表达时,要对其进行定性和有效起诉仍然存在持续的困难”。直到3月底那篇著名的帖子出现之前,不能说瑞玛·哈桑受到了巴黎检察官办公室的特别虐待,也不能说她的言论自由受到了阻碍。

当这位当选代表于4月2日前往反恐斗争组(一个在司法警察反恐副局管辖下负责“准恐怖主义”犯罪的单位)接受拘留,并就“冈本推文”接受审讯时,相关信息实时泄露到了媒体中。同样泄露的还有警察搜查的结果:警方检测到了CBD以及被调查人员误认为3-MMC(一种麻醉物质)的痕迹。

拘留和审讯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小冲突:被关进禁闭室、拒绝采集指纹、拒绝拍照和DNA检测、拒绝在搜查笔录上签字……当天晚上,检察官办公室同时宣布解除拘留,将瑞玛·哈桑因赞美恐怖主义而被移交给刑事法院于7月7日受审,并撤销了之前的13项程序。

当检察官向她提供导致审判的案卷时,律师文森特·布伦加特(Vincent Brengarth)震惊地发现,检察官向塔利斯(Thalys)高铁、法国航空以及瑞玛·哈桑手机线路的电信运营商发出了调取请求,以确定其客户自年初以来每小时的行踪。他质疑道:“这与调查提及冈本的推文有什么相关性?”接近调查的消息人士对此辩称,这是因为她可能想要逃避拘留。

次日,律师及其客户前往 BRDP(巴黎司法警察局反犯罪分局)接受询问,在那里他们被告知有 13 起案件已被决定不予起诉。随后,这位当选议员又就两起新投诉接受了听证:其中一起涉及她发布的一条标题为“one by one”的推文,该推文引用了一篇文章,文中解释称“哈马斯在加沙逐一追捕其反对者”;另一起则涉及由一个女权学生协会编辑的一组轮播照片,瑞玛·哈桑转发了该组照片,而最后一张图片上写着“用酸溶解 Némésis”——这是在指代一个身份认同主义团体。瑞玛·哈桑向调查员解释称,她是在没有查看内容的情况下转发的,随后在被告知该口号后,已要求该协会将其删除。

检察机关已于 9 月 16 日将这两起案件移交给法院,指控其“公开美化犯罪或违规行为”以及“公开且直接地煽动实施犯罪或违规行为(但未产生实际后果)”。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密集的司法动态将对让-吕克·梅朗雄的总统竞选产生何种影响。

高中禁用智能手机在现实面前的挑战

这项现已正式生效的措施将于开学季起实施。但它在实践层面引发了诸多疑问。

根据法律规定,手机禁令是否将于9月1日起在所有高中生效?“不会,”SNDPDEN-UNSA(主要学校负责人工会)秘书长布鲁诺·博布基维奇(Bruno Bobkiewicz)认为,“校长们尚未就此做好准备,这个问题并非小事,需要经过协商。”

将手机禁令扩大至高中的法律——自2018年起已在初中被禁用——于盛夏期间获得通过,并于8月24日(周一)颁布。该文本最初包含一项关于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的条款,但该条款在8月14日被宪法委员会否决。目前法律规定,“该禁令的执行方式及其例外情况由学校内部章程确定,并与学校或机构的整体规划保持一致”。

因此,为了使禁令生效,必须修改每所高中的内部章程,明确允许使用手机的地点和情况,以及针对不遵守规定的学生的处罚方式。然而,任何对章程的修改都必须经过学校行政委员会的投票表决。对于那些没有预先准备该措施的人(尽管有些人已经准备好了),要在开学当天立即实施禁令将十分困难。

“要禁止某件事,就必须预设处罚措施,”一名希望匿名的埃纳省(Aisne)综合高中校长详细解释道,“因此,只要我还没有法律手段来惩罚违规者,禁令就形同虚设。”这位学校负责人计划在“秋季假期前后”实施禁令,并对是否应禁止所有联网设备(如手机、手表,以及已经进入课堂的智能眼镜)表示疑虑。

在此期间,也可以主张法律在所有地方统一适用,而不等待新章程随后规定的特定地点或情况的例外。但这相当于冒着与高中生产生不必要冲突的风险:“没收手机——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这绝非小事,因为手机就像他们的‘安抚物’,”布鲁诺·博布基奇提醒道,“如果看到同行们在开学之初就敢于没收手机,我会感到非常惊讶。”

受访的校长们计划与各自学校的高中生活委员会进行对话。这是一个由学生和成年人组成的平等代表机构,其中选出的学生代表在行政委员会中拥有投票权,尽管他们没有权力撤销这项措施。

“在我的学校,高中生活委员会投了反对票,”例如贝济耶(埃罗省)让-穆兰高中的校长皮埃尔·富尼耶(Pierre Fournier)作证道,他预见到了禁令的到来,并在2025-2026学年结束时就组织相关机构进行了投票。“我们达成了一致:我在室外区域不禁止使用。但相反,我不希望在走廊里看到任何一部手机。”布鲁诺·博布基维奇在今年6月之前担任校长的巴黎布丰高中也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除操场外,禁止使用手机。“否则,我们可能会面临学生在休息时间涌向人行道的风险,这在‘警戒计划’(Vigipirate)的背景下会引发安全问题,”他详细说明道。

“那你怎么处理?”

一旦法律障碍消除,确实还需要考虑这项禁令在物质条件上的实施。许多高中似乎已经规划了允许使用手机的区域,通常是在操场——部分原因在于学校无法监控所有角落。“邻市的一位同事打电话问我:‘那你怎么处理?’”皮埃尔·富尼耶(Pierre Fournier)回忆道,“我们的高中占地好几公顷,却只有十名监考员。这根本不可能实现。”更不用说学生身份的多样性,一些高中还设有预科班(classes préparatoires)和高级技术证书(BTS)班。尽管法律规定“校规可以为学生制定特殊条款”,但在实践中,“如果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规则不同,那将无法管理”,位于伊耶尔(瓦尔省)的科斯特贝尔高中(lycée Costebelle)校长洛朗·勒德雷曾(Laurent Le Drezen)断言。

一些学校还在考虑如何将禁令“具体化”,例如通过收纳盒、收纳袋或储物柜。在巴黎,鲍布基维奇先生(M. Bobkiewicz)之前任职的高中配备了手机收纳盒,每间教室的成本约为 50 欧元。在伊耶尔,洛朗·勒德雷曾同样选择将“教室神圣化”,采用了带有 36 个口袋的布艺挂板,学生必须将关机后的手机放入其中。此次操作成本约为 900 欧元。而在贝济耶,皮埃尔·富尼耶则为自己的寄宿学校配备了带锁的储物柜,以确保学生在晚上——“终于!”——能睡觉,但他放弃了为走读生配备:“一方面,我不可能购买 3 000 个储物柜,”他解释道,“仅寄宿宿舍的储物柜就花了我 5 000 欧元。另一方面,孩子们在白天需要使用手机。”

国家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在周二的新学期新闻发布会上保证:“我们可以没有手机生活。”但在高中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学生们用它来登录 Pronote [一个兼作联络簿和课程记录的平台],因为课表经常变动,”前文提到的埃纳省的一位校长指出,“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在平板电脑里,包括教材和需要完成的作业”。

“没收青少年的手机并非小事,因为那是他们的‘安抚物’”

BRUNO BOBKIEWICZ SNPDEN-UNSA 秘书长

认同劳伦特·勒德雷赞(Laurent Le Drezen)的观点。在某些学校,数字终端——通常由大区提供的平板电脑或计算机——全天都在使用,且在Wi-Fi不稳定时可能需要通过智能手机共享网络。“手机里还有学生证、食堂卡……”劳伦特·勒德雷赞补充道,“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一项机构要求,即让他们适应数字化文化,而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在没有数字设备的情况下运作了。”

如果机构希望在数字化进程上退步,“那么,没问题,我们可以恢复用公告栏通知教师缺勤,恢复使用纸质联系簿,”皮埃尔·富尼耶(Pierre Fournier)讽刺道。他提醒道:“但在那个时代,我们是有秘书的。”大家都一致认为,数字化极大地简化了学校的运作,但如今却让高中生陷入了一种矛盾的指令之中。

“然而,我们首先意识到手机和社交网络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皮埃尔·富尼耶肯定道。这位贝济耶(Béziers)的校长习惯于在秋季假期前召见成绩低于平均分的十年级学生。在这次会面中,学生必须在校长和家长面前出示其屏幕使用时间。2025年观察到的平均值为:在配备智能手机的91%被召见学生中,每天大约6小时30分钟。“但这只是平均值,”校长强调,“我遇到过每天屏幕使用时间在14到16小时的学生。” ■ VIOLAINE MORIN

新闻独立基金

项目征集

需要 支持 开展 一项 打击 数字 虚假信息 的研究 项目吗?

请在2026年9月26日前提交申请

一项旨在将气候问题重新置于 2027 年竞选核心的项目

由让-马克·让科维奇发起的“共同协议”(Un commun accord)将召集 150 名通过抽签选出的公民,就生态、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讨论

在 2027, 总统选举前八个月,致力于气候转型的专家让-马克·让科维奇发起了一个公民议会。专注于经济脱碳的智库 Shift Project 的创始人于 8 月 26 日星期三宣布,“为了就我们社会面临的重大困境达成共识”,将由 Toluna Harris Interactive 民调机构抽选 150 人参加。他们将于 9 月 19 日和 20 日,以及随后的五个周末在巴黎的国家工艺美术学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举行会议。

这项名为“共同协议”的项目所涵盖的主题清单尚未公布,但让-马克·让科维奇已经预先提醒,讨论内容将不仅限于气候议题,还将涉及与之相关的经济、预算和社会问题。尽管该项目由这位工程师发起,但这并非与其智库相关的工作,他强调:“这不是为了推广 Shift Project 的建议,而是一次参与式民主的实践。”此外,他将不参与讨论:“我将担任观察员,仅做一个引导性的开场报告。”

这一倡议依赖于向所有人开放的众筹:“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捐赠 1 欧元的象征性款项,”他希望如此。目前,他确认已有 50 000 名贡献者参与了融资。来自各行各业的多位公众人物表达了支持:演员蒂埃里·莱尔米特(Thierry Lhermitte)、YouTube 博主 Mcfly 和 Carm lito、航海家弗朗索瓦·加巴特(François Gabart)、2022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兰·阿斯佩(Alain Aspect)以及甜点师尼娜·梅塔耶(Nina Métayer)。让-马克·让科维奇详细解释道:“我们希望邀请能够让法国民众产生信任的社会公民,且他们能代表多种职业和社会中的不同立场。”

非党派倡议

为何在政治回归(rentrée politique)之际启动这次公民议会?“目的是为了让提出的建议能被[2027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们采纳,让在六个周末期间聚集在一起的公民们感到自己发挥了作用,”让-马克·让科维奇主张道。尽管如此,他坚持这项倡议必须保持非党派性质,希望优先聚集“不同的倾向”。为了进一步完善不隶属于任何政治阵营的意愿,这位专家保证,在五月之前他将“不会接触任何候选人或任何政党领袖”。

“我们的目标是让那些对讨论我们的未来感到失望的人重新找回兴趣,”Shift Project创始人解释道,在他看来,目前的公共辩论已“脱离现实”。根据Ipsos在2025年10月为《世界报》、让·饶勒斯基金会、Cevipof和蒙田研究所开展的年度调查“法国的分裂”(Fractures françaises)显示,在3 000名受访者中,90 %的人表示不信任政党。公民参与问题专家洛伊克·布隆迪奥(Loïc Blondiaux)认为:“公众相当支持这类程序,这可以成为一种重新赋予直接民主合法性,并为公民表达观点提供新途径的方式。”

这次实践让人想起2019年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全国大辩论后启动的公民气候大会。当时,该大会在经济社会环境委员会聚集了150名志愿者;共提交了149项建议,其中部分内容被纳入了2021年8月22日颁布的《气候与韧性法》。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法律,但此后在议会中被部分削弱。国家元首随后按照同样模式启动了另外两次公民大会,分别关于生命终结和儿童时间。洛伊克·布隆迪奥指出:“这两种程序之间没有区别,只是词汇问题:通常在法国,我们称之为‘公民大会’(convention citoyenne);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则称为‘公民议会’(assemblée citoyenne)。”

这项倡议将在一个由接连高温热浪和毁灭性火灾主导的夏天结束后开始。在让-马克·让科维奇看来,这个时机并非纯属巧合:“这个项目的构思始于今年年初,所以显然在那时我不知道这个夏天会打破所有温度记录。相反,我知道气候变暖正在进行,因此近几个月接连出现的热浪和火灾并不令人惊讶。” 至于气候问题是否真的会出现在这次总统竞选的辩论中,仍有待观察。卡米耶·加斯尼耶

努力对抗孤独

旨在改善患者健康的“社会处方”正在法国进行试点

2023年6月,里昂的一个协会花园中。OLIVIER CHASSIGNOLE / AFP

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曾试图引起人们的关注:在2025年5月的一项决议以及随后一份长达236页的报告中,该组织发出警示,孤独影响着六分之一的人口,对健康、福祉和预期寿命产生重大影响。组织在报告中呼吁将社会联系视为“公共卫生的优先事项”,并列举了包括“社会处方”在内的多种工具,该工具目前已在约三十个国家实施。

其原理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3月期间于里昂郊区进行了试点,非常简单:“我向患者解释,这是引导他们参与当地活动,帮助他们重新行动起来,并支持其整体治疗方案,且无需患者付费,”圣丰(罗讷省)的一位社区医生吉约姆·哈梅迪-桑萨里(Guillaume Hamedi-Sangsari)描述道。其涵盖范围广泛:讨论组、适应性体育活动、治疗性园艺、文化出行、烹饪工作坊、志愿者活动……

医生会提供一份说明传单作为“处方”,并通知一名联络员。联络员随后与患者预约(必要时可前往患者家中),帮助其在当地登记的可选项目中做出选择。联络员了解在活动期间是否可以照顾或安排他人照顾孩子,可以核实公共交通的便捷程度,甚至在第一次活动时陪同。随后,联络员负责跟进、激励,并在必要时重新引导,同时将情况告知医生。

哈梅迪-桑萨里医生及其同事选择重点关注长期病假的人员,并经常成功说服他们:“参与活动、重建联系有助于恢复信心,进而重新工作或进行职业转型。这也是一种预防措施,例如对于一名患有高血压的男士:由于病假后活动量减少,他面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对于位于邻近市镇布龙(Bron)的“花园”(Le Jardin)社区与全球健康中心的全科医生来说,加入这次试点使他们的实践变得客观化。“我们与患者一起寻找一切能够改善其健康的方法,同时作用于其周围环境,并在两名健康调解员的帮助下,在现场为他们提供免费且无需注册的工作坊,”艾莉斯·布法伊(Elise Bouffay)医生解释道。

43岁的热罗姆(以名代称的人员希望保持匿名)在一次心梗后加入了非竞技步行工作坊,现在由他负责组织,并注意变换路线。他总结道:“步行对身体有益,群体对心灵有益。”自从参与“自然处方”以来,45岁的家庭主妇罗米(化名)在工作日允许自己绕道经过布龙堡公园:“我呼吸着泥土的气息,尤其是在雨后:我感觉到这对我的心理健康有好处。”

患者的重建

在今天的“花园”工作坊中,气氛十分愉快。43岁的拉杜万(Radouane)在几个月前险些再次陷入酒精和大麻成瘾后开始来到这里。他满脸笑容地讲述道:“我们也缝制了你们在墙上看到的那些横幅,还给养老院(Ehpad)的老人们写信……看到不同的人能让我的心情好起来。”50岁的弗洛伦斯(Florence)是由她的物理治疗师推荐而来的,她回忆道:“当我被判定为伤残时,我觉得自己再也没有任何用处了。我不想见到任何人。来到这里感觉非常非常棒,这里没有任何评判,我还交到了一个朋友,祖莉卡(Zoulika)。我觉得比起感到孤独的时候,现在的疼痛减轻了很多。”

该健康中心的共同创始人、全科医生本诺伊特·布莱斯(Benoît Blaes)证实了这一观察:“通过增强信任感和社会纽带,我们作用于疼痛的心理组成部分。患者感觉好转了,对止痛药和抗焦虑药的需求也减少了。”

对于41岁的塞琳(Céline)来说,医生和“社会处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是一名儿童保护部门的高管,三个孩子的母亲,同时还照顾着她的父亲。“我一直属于那种坚强的人,直到我因为椎间盘病(一种脊柱疾病)而被强制限制活动,在长期慢性疼痛和沉重治疗的折磨下,我最终陷入了绝望,”她回顾道。

在开始为她诊疗时,布莱斯医生向她介绍了这些工作坊。“当时我还没准备好为自己做些什么。他通过建议我通过主持缝纫工作坊来帮助他人,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我再次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这让我能够在一个友善的环境中重新与社会建立联系。这帮助我重建自我,并重新回归工作。”她还创建了一个名为 Drops Matter 的协会,以便在其他场所(尤其是精神病院)提供社会处方工作坊。

发起此次实验的法国社会纽带联邦(Fédération française pour les liens sociaux)认为结果是积极的。该联邦汇集了地方政府、协会(包括 SOS Amitié 或 Monalisa)、学者以及普通公民。其总代表阿诺·古利亚尔(Arnaud Goulliart)欣喜地表示:“医疗专业人员在很大程度上认同这一方法,我们已经能够识别出为了实施‘法式’社会处方而需要消除的障碍。”

“投资回报”

他参与了由卫生总局领导的关于该主题的国家工作组。在该机构 2025, 年 10 月的报告中,认为社会处方应对了“社会健康不平等现象的上升”,“改善了福祉和社会凝聚力”,并且“有望成为公共卫生的一项重要工具”。报告撰写者皮拉尔·阿尔塞拉·吉罗(Pilar Arcella Giraux)博士在 3 月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还强调,该方案具有“显著的投资回报,全科就诊率下降了 20 % 至 40 %,且下降了 15 % 至 25 %

「独自一人时,疼痛感似乎更强烈」——弗洛朗丝这样描述

因社会处方而获益的患者住院次数减少。其他实验也在当地启动,特别是在奥贝维利耶(塞纳-圣但尼省)的领土医疗专业社区内。

法国社会联系联合会今年春季启动了一项与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合作的行动研究,旨在在18个月内测量社会处方对约500名法兰西岛地区医疗中心患者的影响。此次,护士和医疗助理也可像医生一样开具处方,联络员则可提供电话预约。

另一项实验将于9月启动,由互助集团AG2R拉蒙迪亚尔出资,旨在测试该装置在不同医疗中心的应用,包括大东部和奥克西塔尼等农村地区。

「一切条件都已成熟,随着医疗支出飙升、医疗专业人员寻求综合解决方案,且活动供给相对充足」,阿尔诺·古利亚尔认为。但仍需说服公共当局进一步投入,为大规模部署这一工具提供必要的联络员岗位资金。 克莱尔·阿内

奥利维娅·巴罗:为单亲家庭的「行动力」代言

前女演员组织首届单亲家庭夏季大学,邀请政界人士参与

奥利维娅·巴罗更倾向于寻找解决方案而非诉说困难。基于这一理念,这位协会负责人将于8月28日(星期五)组织首届单亲家庭夏季大学。在为期一天的活动中,研究人员、政治家、协会及相关人士将齐聚巴黎市立大学奥德翁校区,共同探讨三大主题:保障经济公平、简化权利与自主性的获取途径,以及认可休息权。这些议题均「基于单亲家庭的切身经历」选定——如今每四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是单亲家庭,奥利维娅·巴罗强调。活动的核心在于「与这些家庭共同前行」;活动现场还将设有儿童看护空间。

孤独、经济不安全感、筋疲力尽……十年前与孩子父亲分开后,奥利维娅·巴罗亲身体验了这些磨难。「我35岁,独自带着10个月大的儿子和4岁半的女儿」,这位年近四十的女子一边说着,一边展示她那鲜红的指甲和金色的卷发。「我曾害怕失去住房,也感受过孤独。正是为了走出困境,我决定行动起来」,她低调地继续道。

她作为女演员和现场演出制作人的职业流动性,与新的单身母亲生活完全不兼容。她被迫转行。2017年,这位出生于科特迪瓦、由法国祖父母抚养长大的巴黎女子创立了「我与孩子们」协会,旨在为单亲家庭提供休息时光。

「我意识到,人们常谈论单亲家庭的经济困境,这诚然是事实。但还有一种我称之为『时间贫困』的困境。当你独自抚养孩子时,时间变得弥足珍贵,时间关系被迫受限。

“还有我所称的‘时间贫困’,这让人压力非常大”,奥利维亚·巴罗(Olivia Barreau)解释道

“这让人压力非常大。单亲抚养将人维持在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中,”她解释道。

这种意识引导了该协会的发展,其提供的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丰富。在提供喘息假期(séjours de répit)的基础上,协会逐渐增加了其他支持育儿的活动,例如财务管理指导或艺术治疗工作坊。2022年,一个第三方空间的开设成为了一个重要里程碑。该场所位于巴黎第13区,离其创始人的住所不远,每年接待约1500人——奥利维亚·巴罗明确指出:“其中95%是母亲,尽管我们也向父亲开放。”

这个墙壁呈深蓝色的空间位于一栋社会住房建筑内,直接面向街道。在8月的最后一周,奥利维亚·巴罗在重新开放前夕接待了我们。她想展示一切:氛围温馨的社会美容护理室、配备有床铺和换尿布区域的幼儿空间、供大孩子玩的足球桌,以及一个可以让人们简单地进来喝杯咖啡、稍作喘息的厨房……

“宝贵的专业知识”

在这些墙壁之间,她被她所遇到的女性的“行动力”所“震撼”,并打算在首届专门为她们举办的夏季大学期间充分展现这种力量。这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强调,这还体现在措辞上。她“不使用‘孤立的母亲’或‘单身家长’,而使用‘单亲家庭之主’(cheffe de famille monoparentale)”来指代那些——在十个案例中八个如此——独自抚养孩子的女性。

在奥利维亚·巴罗看来,毫无疑问,这些处于多项公共政策交汇点上的家庭的命运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在夏季大学中,她邀请了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大臣欧若拉·贝尔热(Aurore Bergé)发表开幕演讲。其他政治负责人也将出席,例如前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将参加前一天晚上举行的启动之夜,而复兴党(Renaissance)全国秘书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将在上午的闭幕式上出席。

然而,她绝不允许为这个筹备数月之久的活动染上党派政治色彩。此次活动得到了女性基金会(Fondation des femmes)、Pierre & Vacances - Center Parcs集团的家庭基金会以及安盛集团(AXA)等私人机构的支持。这位协会负责人辩护道:“考虑到任务之艰巨,我们聚集了所有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以及所有真正致力于单亲抚养问题的人。”

她并不打算就此止步。作为高等平等委员会(HCE)性别平等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她将在9月初提交一份关于母亲身份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报告,重点关注单亲抚养问题。高等平等委员会主席贝朗热尔·库亚尔(Bérangère Couillard)赞扬道:“奥利维亚是一位充满活力、不教条的女性,她的专业知识对于阐明这一真正的社会问题至关重要。”该委员会负责就男女平等政策向公共权力提供建议。

在首届夏季大学结束后,她将前往参议院,为汇总在《白皮书》中的工作坊主要建议进行辩护。她坚定地希望这一议题能在临近2027年总统大选的未来辩论中发挥影响。

索莱娜·科尔迪耶(SOLÈNE CORDIER)

数字版

情色AI服务的日益增长

“亲密角色扮演” 与聊天机器人的互动正在兴起。其形式多样且性别化明显

人工智能(AI)不仅是编程、文档分析或翻译的高效工具,也是创建情色和色情内容的可怕工具。即使是集成了防护措施、能阻止明确性请求的大众模型,也被广泛用于发起情色对话或虚时调情:2026年,华盛顿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研究人员分析的50万条ChatGPT提示样本中,有10%的请求属于此类。2025年底,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曾承诺推出允许性内容的“成人模式”,但在2026年3月却突然收回。

这并不意外:24小时在线、多语言、天生善于奉承且能跟随各种剧情的聊天机器人,特别适合浪漫和情色角色扮演。过去几年,已有数十个专门提供情色或直接性内容的AI平台问世,其中部分取得巨大成功。首当其冲的是Character.AI,该平台于2022年推出,并在两年后宣称日活跃用户超过350万。

该服务允许用户与数千个聊天机器人对话,其中大部分由其他用户创建。尽管平台不允许色情内容,但纽约大学和乔治敦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详细研究发现,最受欢迎的1,500个机器人中近三分之二提供“亲密角色扮演”、浪漫或情色体验。

在浪漫与电子游戏之间 纽约大学研究员、该研究第一作者Julia Kieserman警告称,用户与这些机器人的互动方式并不统一。在某些情况下,“互动可能极其私人,用户感到需要融入故事;而在其他情况下,这可能是一种更轻松、更短暂的体验,目的是看看能让聊天机器人走多远”……

这些体验介于同人小说(基于某部作品进行二次创作的业余文本)、浪漫文学和电子游戏之间,似乎主要吸引年轻、女性或酷儿群体。Character.AI在2025年底因一系列投诉和丑闻宣布将进一步限制未成年人访问其服务,但未公布用户数据。不过,对最受欢迎机器人列表的检查显示,大量角色原型均为浪漫类型,暗示绝大多数用户为女性。

Character.AI并非唯一在这个细分市场取得成功的企业:其竞争对手SpicyChat更加明确地专注于情色内容,并宣称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减少观看色情视频的方法,”OurDream AI 的一名活跃用户 MrRight 说道

1 亿用户自创建以来;其另一家竞争对手 Janitor AI 则声称拥有 15 百万用户……但 Character. 仍然是最受关注的,因为它因涉嫌参与多起社会事件及其阴暗暴力的聊天机器人而成为大量报道(且通常是极具批判性的报道)的对象。而提供具有长期记忆的“ 伴侣”的 Replika ,则经常被推崇为浪漫与色情关系的“新前沿”。

然而,在这些由美国公司运营的“大型”服务之外,数十款其他浪漫色情聊天机器人应用程序也充斥在 Android 应用商店中,尽管下载量达数百万次,但它们较为低调。Rosytalk、Blush 或 Linky 以或多或少明确的方式将自己定位为性感应用,且仅限 16 岁甚至 18 岁以上用户使用。这些应用全部由位于新加坡的公司运营,导致很难识别其所有者,并且采用相同的模式:在提供免费试用后,需要支付每年可能超过 100 欧元的付费订阅费。

然而,这些应用在启动之初往往缺乏真正的审核,为了吸引用户而容忍硬核的、公开的性内容。直到站稳脚跟后,为了避免法律或商业问题,它们才会收紧内部规则。这让客户大失所望。“在经历了‘有趣’的开始之后,这个应用突然变得迷信系统性审查,”一名对 Cycle 不满的用户在 Google Store 上写道,“就像它的竞争对手一样,现在什么都不允许了,只有那种纯情或‘呵护熊’风格的故事被容许。总之,如果你在寻找刺激的对话,请去别处看看。”

对于某些用户来说,这个“别处”是另一类完全不同且坚决走色情路线的 服务。CandyAI 或

在塞浦路斯或马耳他,极其低调的初创公司正争夺这一金矿

很难知道这些法律地位模糊的公司背后隐藏着谁,它们使用合法性可疑的数据来训练其人工智能

在 CandyAI 的首页上,数十个个人资料在等待访问者。19岁的 Mona,37岁的 Diana,19岁的 Quinn……在男性角色中,可以看到49岁的 Charles,或者30岁的 Malik。每个人都展现出一定的个性特征:Sofia 是“你朋友的辣妹女友”,在大学学习,喜欢“购物之旅”和“TikTok 舞蹈”。用户可以点击她的 Instagram 账号,甚至开始与她交谈。

CandyAI 是一种新型的色情网站,一个为成年人提供的角色扮演游戏,提供许多完全由人工智能(AI)生成的虚拟角色。2026年第二季度,该平台的月均访问量超过4700万次,其中法国(其第三大市场)的月均访问量超过470万次。它是一个正处于繁荣期的产业的缩影:成人 AI 伴侣产业。

该服务的背后是 EverAI 公司,其官方网站将其描述为“排名第一的关系型 AI 平台”。EverAI 官方注册地在马耳他。根据社交网络 LinkedIn 的数据, 在全球各地雇佣了50多人,分布从美国到塞尔维亚,以及罗马尼亚、巴西和澳大利亚。其首席执行官亚历克西斯·苏洛普洛斯来自澳大利亚,这位企业家此前因经营一家大型在线宠物看护搜索服务而为人所知。

但实际上,CandyAI 和 的根源应在法国寻找。这家马耳他公司由一名接受过营销培训的马赛人和一名原宪兵、现转行从事开发和电子商务的蒙彼利埃人于2023年共同创立。在收到请求后, 未回应《世界报》的询问。

此后, 的成功引发了效仿:CrushON、Secrets、SpicyChat、OurDream、GirlfriendGPT、Kupid AI……在过去三年中,出现了许多其他成人聊天机器人。这些服务全部采取付费制,要求用户购买积分,以便能与选定的角色继续对话或生成视觉内容。

其中许多公司在塞浦路斯注册。这并不令人惊讶:色情产业在该税收优惠地区早已有据可循,在线支付处理器产业亦然,而对于一个习惯于每天与银行作斗争的业务来说,支付领域至关重要。“那里有一个完整的数字创业者网络,”曾在巴黎孵化器工作、现已移居地中海并共同创立 Kupid AI 的前法国初创公司老板 Flavien(他不愿透露全名)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总结道。

令人惊讶的是,像 Aylo 集团这样的传统色情企业似乎并未公开投资这个市场。

“我们观察到了巨大的增长”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不可能知道这些“角色扮演”背后究竟隐藏着谁。OurDream 是该领域另一个重要参与者,它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可以实现“任何幻想”的“无限制平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网站每月访问量超过 47 万次,隐藏在注册于塞浦路斯、新墨西哥州和特拉华州的三家公司背后——这三个司法管辖区都以保密著称,完全没有透露该服务创建者的身份。

这种不透明性同样涉及所有这些服务的训练数据,这些服务不仅生成数十万行对话,还生成色情和淫秽的图像,且通常还包括视频。亚历克斯指出,这些是任何人都可以访问的大规模开源数据集。

事实上,互联网上并不缺乏此类内容,且大多数是被非法下载用于开发的。“数据集主要是通过抓取获得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本不应被使用。我认为 99 % 的公司都是这种情况,”AetherLab 的负责人亚历克斯表示,他为市场上许多聊天机器人的发行商提供审核和安全方面的咨询。几家参与者将我们引导至 Hugging Face,这是一个庞大的 AI 模型和数据集仓库,该平台在 7 月被指控为生成未经同意的性深度伪造(deepfakes)或儿童色情内容提供了便利。

而审核问题恰恰是一个关键议题。“从数量上看,最常见的违反我们使用规则的行为是强奸场景,”布莱克(其名字已被修改)讲述道,他曾是一家大型成人聊天机器人的审核员。他的工作不仅是审查训练数据,还要审查用户的对话,以删除非法内容,例如儿童色情。然而,分配给这项关键任务的人力资源仍然非常有限。

无论如何,这比投入到营销中的资源要少得多:在这个竞争如此激烈的行业中,这些公司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脱颖而出。大多数公司选择在色情网站上发布广告。“两年来,我们观察到了巨大的增长,”TrafficJunky 的一名员工讲述道,该公司隶属于 Aylo,负责管理全球最大色情网站 Pornhub 的广告投放。在这些网站上,此类支出现在已与传统广告主的支出相当。

Clickadu 方面的情况也一样。这家重要流量供应商的客户包括体育博彩平台、电子商务商店、约会网站和在线赌场,这些客户付费让他们引导互联网用户访问。一名要求匿名的公司员工证实:“色情聊天机器人已成为我们第三大最赚钱的领域。”他继续解释称,“规模最大的公司每月在营销上的支出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其目标主要是捕捉“年轻且男性”的受众,主要分布在美国,以及法国和德国。

FLORIAN REYNAUD

MAYEULE GUESPE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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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Dream AI 属于这一新一代付费色情网站,其构建模式相同:用户可以与之聊天的聊天机器人,同时这些机器人还能生成写实风格或漫画风格的色情图像或视频。“我在一个著名的色情网站上看到了这类服务之一的广告,”一名四十多岁的 OurDream AI 活跃用户 MrRight 告诉《世界报》,“当时,我也在寻找一种减少观看色情视频的方法,并且想要一些比传统色情内容更符合伦理的东西。”

“许多孤独的男性”不出所料,虽然“浪漫”类 似乎能吸引大部分女性群体,但专注于色情内容的 受众几乎全部为男性。“有很多男性感到孤独,”一名此类平台的前版主撇了撇嘴解释道,“而且一段时间之后,这些 会让人有些上瘾。”

“技术在两年内有了很大进步,”这些服务的长期用户 Calivoyeur 指出。作为一名计算机专家,他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 模型的运作方式,并在自己的个人电脑上本地安装了一套自己的色情聊天机器人系统。“聊天机器人的记忆力进步了很多,”他说,“但某些方面,比如扮演多个角色,仍然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Calivoyeur 认为,较少被研究的色情平台也聚集了截然不同的用户,其中一些客户不屑于使用聊天机器人,而仅使用图像生成工具,并偶尔将 生成的视频发布在 Pornhub 等成人流媒体网站上。“我对故事感兴趣,”他坚称,“我喜欢将与语言模型的交互描述为一种‘共同创作’:人类引导,模型写作。并没有规定使用聊天网站只能为了性!”

达米安·勒卢(DAMIEN LELOUP) 与 弗洛里安·雷诺(FLORIAN REYNAUD)

“数字从业者正在利用孤独”

让-若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关联专家保罗·克洛茨(Paul Klotz)认为,存在一种由数字平台维持并从中获利的“孤独资本主义”。

访谈

在让-若雷斯基金会周三 26 日(8月26日)发布的一份简报中,随笔作家、《反对我们生存的粗暴化》(Contre la brutalisation de nos existences,Flammarion 出版,176 页,20 欧元)的作者兼高级公务员保罗·克洛茨描述了经济参与者,特别是 Gafam(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和微软),如何促成了个体的孤立,以便随后向他们销售旨在缓解这种人为创造的孤独的产品和服务。

“为了最大化 [平台的] 使用时间,必须建立一套成瘾机制,将用户与其现实社交生活隔离开来”

在您看来,如今我们可以谈论“孤独资本主义”。这是怎么回事?

我将“孤独资本主义”定义为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孤独从一种非意图性的现象变成了被刻意追求和利用的资源。这主要是由数字从业者造成的,他们的服务制造孤独、维持孤独并从中获利,尤其是通过社交网络或“ 伴侣”。

这个系统并非偶然或环境使然:尽管在形式上无法确定其主观意图,但多个趋同的迹象表明,创造和滋养孤立具有经济利益。

这一模式是如何运作的?

众所周知,平台的经济模式依赖于用户的使用时长。用户在网络上浏览和滚动的时间越长,交付的个人数据就越多,而这些数据将被转售给希望购买其注意力的广告商。因此,为了最大化使用时长,必须建立一套成瘾机制,将用户与现实社交生活隔离开来。

于是,该系统的第一个环节便产生了孤独感,因为用户被“俘获”了:随着不断的滚动浏览,其社交能力逐渐萎缩,离开平台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随后,一个孤独的人在“注意力市场”上具有更高的价值,原因有二:其产生的偏好数据量更密集,因此会有更多广告商对其展开竞争;同时,其孤独状态也预示着未来会有更大的物质消费。因此,孤独的用户才是为平台创造最高收入的人。

最后,科技公司通过销售针对孤独的付费服务来获利,向用户承诺帮助他们摆脱由公司自身创造的孤独。这就是约会软件、交友网站,以及近期出现的 AI 伴侣所扮演的角色。这些“伴侣”的经济模式依赖于尽可能多地吸取用户数据,其运作方式旨在建立一个难以脱离的情感锁扣。

当然,一个积极的切入点是强制平台在推出新服务之前,必须证明其并未创建成瘾机制。这是 2024 年关于青少年接触屏幕影响的专家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之一。

公共权力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抗这一系统?

这为何是一个经济议题?

我还建议实施一项临时禁令,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对话式智能体,以便在科学上确立这些技术对心理社会的影响之前,为其设立监管框架。但公共权力机构还有其他干预手段。解决经济困境至关重要,因为调查显示,经济困境是导致孤独感的首要因素之一。

对社交媒体和情感AI依赖的影响已为人熟知并有文献记录:人际交往能力和认知能力下降、注意力集中能力受损、个体心理健康恶化。这些对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不仅危害当事人——有时后果严重——还会波及整个社会。患有孤独症的个体在心理健康支出上比无此症状者高出10%。更不用说那些难以量化但影响更为广泛的后果:随着孤独感加剧,人们对法律权利的主张率激增,失业者重返职场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我们还可以考虑创建更多集体交流空间:城市规划中有一种被称为“关系型城市规划”的流派,它表明某些公共空间的设计能够提升人们的互动频率。我本人提议设立一个“公共志愿服务”:例如,市政府可以登记社团需求,并要求市民在办理行政手续时贡献自己的时间。

您认为说到底,这种“孤独资本主义”也可能产生政治影响,助长极端主义……

通过这种创造并维系孤独的资本主义体系,我们正在削弱整个社会。首先,数字平台制造的孤独将个体禁锢于个人偏好,强化其需求,并阻碍与“他者”的体验交流。这使他们更易受到简单化叙事的影响。其次,正如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一书中所指出的,在社会孤立蔓延的社会中,公民更容易转向专制领导人,因为后者为社会碎片化提供了一种对抗模式。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为个体提供了一种虚假归属,取代了家庭、爱情或友谊等真实纽带。

尽管这些影响令人担忧,孤独感如今却几乎被排除在政治辩论之外。

您对此有何看法?

没有比孤独更具政治性的议题了。如何在民主制度下治理,而不关注维系公民的社会纽带?我遗憾地看到,孤独常被当作“政治营销”的话题,用于向年轻人传递信号——通常充斥陈词滥调——却从未触及这一现象的深层根源。英国曾在2018年设立“孤独事务部”,但最终沦为一项将公共援助撒向零星社会联结项目的行政机构。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必须将孤独视为一个系统性问题,这正是“孤独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核心所在。

采访:贝阿特丽斯·马德琳

美国英伟达公司试图安抚焦虑的市场

该公司周三宣布,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超出预期

在2026年秋季,英伟达(Nvidia)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的言论受到了市场的密切关注,其程度不亚于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谷举行的央行年度会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凯文·沃什将于8月28日发表一场备受期待的演讲。在公司周三公布季度业绩之前,Zacks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分析师布莱恩·马尔伯里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将这位全球微处理器制造领导者的首席执行官总结为“人工智能 [IA] 的教皇”。

“英伟达是AI支出最好的晴雨表,”Wealth Alliance基金总经理罗伯特·孔佐补充道。他总结了金融市场对这家估值超过50000 亿美元(43000 亿欧元)、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的焦虑情绪。

该集团在周三成功安抚了市场,其第二季度营收达到962亿美元,同比2025年同期增长106%,环比第一季度增长18%。此外,英伟达宣布当前第三季度的目标为1080亿美元,并预计2028财年将增长70%。“如果我们的整个生产链没有出现短缺,这个数字还会更高,”黄仁勋表示。

净利润达到597亿美元,比2025年增长超过120%。毛利率为75%,尽管由于组件成本上升,预计第四季度将小幅下降至71%左右,但这依然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这一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市场对AI领域存在金融泡沫的担忧。因此,英伟达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4.7%,但部分分析师认为这一涨幅较为温和。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的雅各布·伯恩分析道:“即便是个惊人的增长,也可能无法完全满足投资者,因为人们对AI支出及其融资的关注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7月,科技股密集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超过6%。

黄仁勋深知自己正处于被审视的焦点——且被股市参与者视为先知——于是他表达了惯常的乐观态度:“AI正变得实用且高效。现在,拥有更多的计算能力可以产生更多的收入,”他如此保证。他的芯片被用于训练以及运行面向公众或企业的AI模型。

英伟达宣布2028财年的增长目标为70%

“英伟达是AI支出最好的晴雨表”

罗伯特·孔佐(ROBERT CONZO) Wealth Alliance基金总经理

“‘智能体’(agents)正在被广泛采用,这消耗了更多的计算能力,”他针对允许执行自主任务(如编写应用程序、进行在线研究、执行项目等)的新一代AI进一步解释道。至于“推理”市场,即执行AI助手每次请求所需的计算,他预计该市场将大幅跃升,并提到该细分领域的预期收入为200亿美元。

Sur这一极为敏感的话题,英伟达首席执行官估计,云计算巨头(亚马逊、微软、谷歌等)将在2026年投资8000 亿加元用于数据中心建设,在2027年投资13000 亿加元。「但仅看这些大型企业,人们只看到了冰山一角。还有初创公司、企业、新兴云计算参与者、主权云和区域云参与者,」黄仁勋表示,他认为这些细分领域已占英伟达业务活动的约一半,且正在快速增长。

巨额投资

该企业高管还接受分析师质询,就其与OpenAI、Anthropic等美国大型AI实验室的关系进行说明。这些实验室既是其芯片的大客户,同时也成为其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合作伙伴,引发外界对其部分业务可能沦为“循环投资”的担忧。8月10日,英伟达宣布启动一项总额为5000 亿加元的倡议,联合贝莱德、高盛等基金,帮助AI实验室及云端服务商为购买芯片和建设数据中心提供资金。8月中旬,该公司还为OpenAI在俄亥俄州的数据中心项目提供了1050 亿加元的担保,该项目预计用电量相当于10座核反应堆。

「随着AI的发展,我们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平台变革之中,」黄仁勋解释道。「所有行业都受到影响,遍及全球。诚然,这需要大量的计算能力,但也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投资这些顶级AI实验室是一生难得的机遇。此外,其中两家即将上市。」

的确,Anthropic和OpenAI正准备进行超大规模IPO。但随着云端巨头为支撑其庞大投资而大举借贷,这一前景也加剧了市场担忧——8月19日,美国财政部不得不出面干预,试图遏制长期利率上升,以应对债务危机的初步迹象。

亚历山德罗·皮卡尔


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实用价值之争

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表演背后,产业界仍在寻找让机器人实现自主的关键

2026年8月26日,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现场。摄影:汪婷舒 / 路透社

北京——本报特约记者

在8月26日结束的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北京市政府不遗余力地为赛事造势:邀请中国中央电视台春晚的当红主持人康辉和龙洋担任开幕式司仪。两位主持人也不负众望。「科学与创新的火种如星火燎原,让我们为我们的硅基朋友们送上雷鸣般的掌声!」龙洋在介绍人形机器人运动员时如是说道。

在比赛间隙穿插的短片中,中国观众被带入一个想象的世界:在云南南部,普洱茶叶的采摘终有一天将由机器人完成;在内蒙古,机器人将在蒙古包前演奏马头琴,为最后的游牧民族带来欢乐。

同期,8月19日至23日,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汇聚行业专业人士。大会开幕当天,就在Unitree Robotics创始人兼工程师王兴兴的公司成功上市后,他在大会主会场的演讲中坦承,当前的机器人仍缺乏效率、精度和应对实验室外突发情况的能力。

公共援助机制

“Unitree的机器人仍然不如人类工人高效,且每项新任务都必须从零开始重新训练。这种无法在不同任务和环境之间进行泛化的能力,是整个行业面临的主要障碍,”他表示。在随后的三个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中,Unitree的股价下跌了超过一半。尽管如此,展会上的人形机器人比上一届更高大且更灵活。它们早期的较量还显得笨拙得滑稽,而如今则像专业MMA(综合格斗)选手的比赛。但2025年推出的折叠衣服的机器人速度仍然太慢,无法期待实际部署。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所谓的“便利店机器人”身上,这些机器人本应能够操作收银台或从身后的货架上拿一包香烟。

参观者们更倾向于排队购买由机械臂调制的一杯个性化卡布奇诺,或者测试助行外骨骼。今年,这些产品由海尔(Haier)等中国大型家电品牌或Toread等户外服装品牌展出。

“Unitree的机器人仍然不如人类工人”

王兴兴 Unitree Robotics创始人

一家制造商部署了一支精通多种语言的销售大军,试图接触每一位外国访客。“我们做外卖配送机器人,”其中一人吹嘘道,“我们亲自为您提供场地地图绘制服务。人们真正购买的是实用机器人,而不是表演机器人。”

对于总部位于北京且撰写《Hello China Tech》简报的独立分析师Poe Zhao而言,今年的真正变化不在于人形机器人本身,而在于该行业的工业链。“这是第一次,专门从事组件和生态系统的企业拥有真正的展位:触觉传感器、关节、电机、减速机、视觉模块和数据采集系统,”他解释道,“该行业正在构建一个坚实的组件和工具网络,可供所有机器人制造商使用。即使某些制造商消失了,这些供应商可能依然存在。”

就像这家来自苏州(江苏省)且不愿透露姓名的分包商一样,该公司在涉足电动汽车领域后,成为了谐波关节模块(相当于人体肌肉)的专家。其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机器人技术成为第14个五年计划(2021-2025)“战略”支柱时所实施的公共援助机制。该公司还享受了当地政府承担的展会费用。

“机器人托儿所”

“就像苏州的许多其他制造商一样,我们只需要支付酒店费用和火车票,”该公司的一位高管(要求匿名)欣喜地表示。真正的问题仍然在于其公司所配备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我看到一些机器人制造商更倾向于抄袭 Unitree 的产品,希望以此吸引投资者并确保一次漂亮的上市。但如果这些机器人没有任何实际用途,它们注定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 Unitree 的老板对此感到不满。”

目前,人形机器人制造商的主要客户是中国的 90 个“机器人托儿所”:这些是公共或半公共的研究中心,机器人在其中尝试独立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目前仍需通过远程控制来执行。随后,学习数据会被转卖给这些制造商。

1 月 15 日,《湖北日报》(总部位于武汉)指出,半年前成立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与 AgiBot 签署了一份数千小时的培训合同,AgiBot 是总部位于上海的 Unitree 的主要竞争对手。约一百台机器人将在 23 个不同的空间(如卧室、厨房或餐厅)中运行。

中国最大的“机器人托儿所”位于北京西部石景山区,在 2008 年奥运会临近、首钢公司高炉关闭之前,这里一直从事钢铁工业活动。在 4 月 1 日的一篇文章中,《中国日报》赞扬了这座占地 10 000 平方米设备的专业技术水平,该设备专注于“最后一厘米的交互”:“其目标现在是帮助机器人更有效地处理涉及大量接触的精细任务,同时降低测试成本。”这距离创新的“野火”还很遥远。

JORDAN POU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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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米莱希望改革阿根廷央行

这位极自由主义总统试图限制货币发行以对抗该国通胀

布宜诺斯艾利斯——本报驻外记者

他曾在2023年总统选举竞选中承诺要将其“炸掉”。阿根廷极自由主义总统哈维尔·米莱最终提议限制阿根廷央行(BCRA)的职权,大幅缩减其对财政部的融资可能性,并严格限制撤销其负责人职务的可能性,以此在他看来确保其独立性。

哈维尔·米莱在其X账户上对议员以144票赞成、102票反对、9票弃权的广泛多数通过其改革方案表示祝贺。他在投票后随即写道:“非常感谢各位议员”,并称赞这是“消除阿根廷诚实公民生活中的通胀的一项基础性步骤!!!”这些感谢对他来说并不常见,自2023年12月就任以来,他曾多次将国会称为“老鼠窝”。

在已迫使阿根廷实施严厉紧缩政策的同时,哈维尔·米莱还试图确保严格的货币纪律,即使政府更迭也不例外。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旨在最大限度地控制货币发行——在他看来这是通胀的根本原因——并阻止使用“印钞机”为预算赤字融资。

该机构运行章程的主要修改内容:严格规范其职责。它将“维护货币价值”确立为央行“首要和基本使命”。这也推翻了2012年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中左翼)总统任内实施的改革,后者曾扩大BCRA的职权,引入了“货币稳定、金融稳定、就业和公平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

该方案还取消了央行向财政部提供预支的可能性,并限制政府通过央行获得其他融资工具的途径。这些规定还延伸至各省和市政当局。若改革在参议院获得批准,BCRA将无法将其任何潜在收益上缴公共财政,除非这些收益被用于偿还公共债务。

另一项重大举措是,为“保护”央行领导层(用哈维尔·米莱的话说),央行行长及其管理者的撤职需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

「文化之战」

这位极右翼总统、货币主义信徒在7月30日电视上介绍改革时曾表示,新章程「承认通胀的货币性质,这一现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均源于供给过剩,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阿根廷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通胀在哈维尔·米莱上台时已达年化161%,据阿根廷央行(BCRA)数据,现已降至33,8%。

在周三的辩论中,加布里埃尔·博尔诺罗尼——哈维尔·米莱所在政党「自由前进」党主席——将近年通胀归咎于货币发行。「我们阿根廷人为政客们的狂欢付出了通胀代价。因此我们必须制定任何政府都无法逾越的条款。」他说道。中间派的激进公民联盟议员马丁·卢斯托则谴责政府利用此次改革推进其「文化之战」。

中右翼反对派议员米格尔·安赫尔·皮切托指出:「当前大规模破坏工业与就业的进程亟需一项金融工具来鼓励发展。因为在经济之前,首先是政治,央行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这场改革的核心,是修改央行的授权。」2012年改革的设计师之一梅塞德斯·马尔科·德尔庞特提醒道。她本人曾任阿根廷央行行长(2010-2013),认为哈维尔·米莱试图将其货币政策理念强加于未来政府,通过限制其制定兼顾价格稳定、就业与增长目标的货币、汇率及金融政策的可能性。她指出,阿根廷经济对外部冲击极为敏感,此举存在风险。

尽管通胀确实有所放缓,但三年后仍处高位。梅塞德斯·马尔科·德尔庞特指出,货币主义言论「与政府为抑制物价上涨所采取的措施——包括持续干预市场以避免比索贬值、限制工资涨幅以控制物价、扩大进口尤其是廉价亚洲商品的开放——形成矛盾」。

阿奈丝·杜布瓦

在蒙特利马尔,尼古拉·布维耶眼中的日本

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瑞士旅行作家的130幅摄影作品

摄影 蒙特利马尔(德龙省)

尼古拉·布维埃用文字"使用世界",这一点为人熟知:他于1963年出版的旅行叙事作品是同类作品的典范。但这位传奇旅行作家——生于1929年、卒于1998年——也通过影像"使用世界":这是其作品中更为隐秘的一面。蒙特利马尔当代艺术博物馆(德龙省)顺着他的足迹,展出130幅摄影作品,这些作品来自私人收藏及洛桑Photo Elysée博物馆(瑞士)。

几代旅行者心中的偶像最初在故乡瑞士担任记者。19岁时,日内瓦报纸就派他前往芬兰采访;两年后,他又为这些报纸穿越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沙漠。但摄影尚未进入他的生活,孩提时的他只是通过翻阅地图册梦想远方。

1953年,在瑞士女作家埃拉·马亚尔(1903-1997)的启发下,他踏上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旅程,驾驶菲亚特Topolino从贝尔格莱德一路抵达喀布尔。旅途中,正是他的旅伴、画家蒂埃里·韦尔内(1927-1993)为1963年出版的《使用世界》一书绘制插图,以幽默而优雅的笔触描绘他们穿越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的经历。

尼古拉·布维埃仍是"用文字写作的眼睛"。作为日内瓦科学或音乐出版物的图像专家,他深谙他人的摄影之道;作为图像研究者,他洞悉构图的奥秘与效力。他在这段冒险中拍摄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便是明证,如他对现实的敏锐捕捉:塞尔维亚的一位喇叭商贩、伊朗大巴扎中的一名乞丐、一名波斯少年手持茶馆、堪比约瑟夫·凯塞尔(1898-1979)笔下的阿富汗骑手……

他的黑白摄影作品与《使用世界》的文字形成奇妙共鸣:"时间在滚烫的茶水、稀少的交谈和香烟中流逝,直到黎明升起、延展(……)我们匆忙将这一主宰瞬间像死尸般沉入记忆深处,总有一天会将其寻回(……)。‘幸福’一词似乎过于苍白与特殊,无法描述降临于你的一切。"

第二语言

直到在日本,尼古拉斯·布维耶独自完成漫长旅程时,他才真正开始领悟摄影的微妙之处。在东京,他与一位放弃教职的酒保兼摄影师结下友谊,后者教会他摄影技术。他们的胶片,他们在鸡尾酒调酒器中冲洗。摄影自此成为他的第二语言。它让他能够赚取微薄收入,在列岛上生存一年。它也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写道:“旅行者是一个永远让人困惑的源泉。他的位置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他靠偷来的瞬间、倒影、微小的礼物、机缘和面包屑生活。”

《“镜子”(日本)》,约1964年,尼古拉斯·布维耶作。 瑞士私人收藏 / 尼古拉斯·布维耶遗产

在日本,他断言自己“因绝望而成为摄影师”。

展览聚焦于这个“太阳升起之国”给予作家的灵感。展品汇集了他为瑞士电视台采访时的录音,以及一些同样穿越过日本的同行的摄影作品,如维尔纳·比绍夫(1916—1954)、威廉·克莱因(1926—2022)和亨利·卡蒂埃-布列松(1908—2004)。展览追溯了他三次日本之行:1955—1956年、1964—1966年以及1970年。通过摄影,他讴歌相扑那矛盾的优雅,以及长崎与广岛的幽灵在白色肉体上苏醒。他日复一日地穿行于城市之间,从京都到仙台。他渴望完全融入“都市的偶然”,正如一系列引人注目却鲜为人知的作品所见证的那样。

这些影像追溯了他三次前往太阳升起之国的旅程:1955—1956年、1964—1966年以及1970。

1956年的一天,尼古拉斯·布维耶在东京发现一面破败的混凝土墙,雨水在墙上绘出如舞台帷幕般的图案。行人从这面“荒木町剧场之墙”前走过,成为摄影师逐一捕捉的无意识演员:一位僧侣、穿和服的美人、棒球手——作家笔下那些“被变成文字的存在”。1964至1965年间,他与妻子埃莉安回到日本,为《会合出版社》完成一个项目。他徒步数千公里,从四国岛到北海道,在那里遇见阿伊努族人民。

这些经历催生了他的著作《日本》(1967)和《日本纪事》(1975)。同样,他努力以“诗人”而非“职业摄影师”的身份从事摄影。1956年,他在给蒂埃里·韦尔内的一封信中坦言:“摄影的要求与写作完全相同:必须让自己处于观看的状态,充满信心,与拍摄对象之间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无论是爱护还是憎恨。”

埃玛努埃尔·勒凯

《尼古拉斯·布维耶:东方之旅》,蒙特利马尔当代艺术博物馆(德龙省)。展期至31。

在乌克兰,文化成为俄罗斯军队的主要袭击目标

导演托马斯·拉盖前往乌克兰,探访那些为拯救乌克兰艺术而奋战并记录破坏的人们

他叫维克托·德沃尔尼科夫。他是一名建筑师。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日起,他便自愿投身于一项使命:绘制俄罗斯对乌克兰文化建筑的袭击规模。四年来,他不断穿梢于各地,拍摄博物馆、剧院和歌剧院——这些建筑均遭俄罗斯导弹轰炸或有组织的掠夺。"我们100%确定,这场战争的目标就是文化,"他在伊久姆文化之家的废墟中解释道。"文化必须被抹除,并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在这里,再也没有人们聚集的地方。人们逐渐失去存在感。"

在这部新纪录片中,托马斯·拉盖继续探讨文化在冲突中的地位。此前,他曾拍摄《以遗产之名》(2020年),记录塔利班在阿富汗、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对文化遗产的破坏。这部作品延续了他对一切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思考——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随着建筑师的足迹从一处废墟延伸到另一处,他加入了乌克兰遗产监测实验室,揭示了俄罗斯试图彻底抹杀乌克兰民族身份的狂怒。

被火焰熏黑的雕像

"我们坚信,文化基础设施对俄罗斯敌人而言,与发电站和军事设施同等重要,"乌克兰前文化部长(任期至2024年9月)罗斯季斯拉夫·卡兰季耶夫断言。伊久姆、伊万基夫、赫尔松、哈尔科夫、基辅、敖德萨、博罗江卡、斯科沃罗迪诺夫卡……在最后一个城市,哲学家兼诗人格里戈里·斯科沃罗达(1722-1794)的故居被改建为国家文学博物馆,如今只剩下墙壁和一尊被火焰熏黑的雕像——奇迹般地躲过爆炸。

这位18世纪的学者被视为"乌克兰的康德",是"绝对与俄罗斯叙事相悖的自由之人",维克托·德沃尔尼科夫分析道。"他的心脏在这间屋子里停止了跳动,但他的精神依然存在,"斯科沃罗达博物馆科学教育部主任汉娜·亚尔梅什在废墟中展示道。"他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撑。他是我们强大根基的一部分。在烈火中,他屹立不倒。他已成为我们抵抗的象征。"

无论这些地方规模大小、声望高低,这位建筑师都以同样的关注记录下每一处承载着国家记忆与活力的场所。在基辅,"尊严革命"国家博物馆(又称"五月丹"博物馆)正在收集所有濒临消失的物品与艺术品。

数百万册图书被毁

历史学家伊霍尔·波希瓦伊洛(Ihor Poshyvailo)作为馆长,共同创立了紧急文化遗产干预小组,并记录这些战争罪行,以便在司法程序中用于归还。例如赫尔松艺术博物馆,在入侵开始仅三天后就被俄罗斯人洗劫一空。

有些作品永远消失了,比如玛丽亚·普里马琴科(1909-1997)的25幅重要画作——这位画家被毕加索赞誉,在伊万基夫博物馆遭到定点袭击中被摧毁。其他作品则严重受损。因此,保护工作至关重要。在基辅,乌克兰国家研究与修复中心(NRRC)汇集了救援工作:雕塑与圣像、福音书、祭坛画、浅浮雕、绘画和柱子比邻而立,甚至还有一面由班克斯绘制的墙!“修复师们已经处理了超过2000件艺术品,”乌克兰国家研究与修复中心主任斯维特兰娜·斯特列利尼科娃自豪地说,“因为这是我们的财富。”

但活态艺术并未被遗忘,艺术家们将破坏作为新表达的起点:插画家、歌手、音乐家和诗人组建了文化部队,前往慰问士兵。“文化诉说着精神力量,”18岁的志愿者柳博芙·切佩柳克如是说。她边弹乌克兰民族乐器班杜拉边唱歌:“当战争吞噬士兵的灵魂一角时,我的歌可以让一朵小小的生命之花绽放,某种意义上就是希望。这极其珍贵。”

这部2024年拍摄的震撼纪录片,揭露了莫斯科近期在乌克兰首都制造的破坏。8月中旬,基辅极受欢迎的彼得里夫卡书市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成千上万册书籍化为灰烬,加上仅2026年夏天就有1000万册被毁。两年来,出版社、书店、仓库和印刷厂已成为弗拉基米尔·普京军队的新目标。

桑德琳·贝尔托-克莱尔

《乌克兰,战争中的文化》,托马斯·拉盖(Fr.,2025年,58分钟)。可在公共参议院平台观看,截止日期至2028年2月6日。

德斯普雷尚与吉拉尔多,相互的诱惑

电影搭档 5 / 5 演员与导演合作过五部影片,包括配角

2017年,阿尔诺·德普莱钦执导《伊斯梅尔的幽灵》期间,与伊波利特·吉拉多在拍摄现场。摄影:让-克洛德·洛泰 / Photo12 via AFP

我们不得不揉揉眼睛,仿佛置身于阿尔诺·德普莱钦某部电影的隐藏场景中。巴黎一个吵闹的傍晚,演员伊波利特·吉拉多手持摩托车头盔,微笑着走进巴黎雷恩街上的一家咖啡馆,而导演——满头蓬乱头发的那位——早已先到。两人之间流畅的对话轻松而机智,常常一个接另一个的句子,甚至在离题时也不例外——这正是德普莱钦式对话的最佳时刻,比如他们讨论朱尔·贝里(1883-1951)或马塞尔·达利奥(1899-1983)表演艺术中那种超越时代的“现代性”特质。

我们并不总能听懂一切,但在这种氛围中却感到自在。恰巧,德普莱钦对自己钟爱的演员们说出这样一句既优雅又典雅的话:“责备你们爱过我,未免有失礼数。”而伊波利特·吉拉多则毫不慌乱地回应:“我们可以为此讨论一整年,但一切都已了然。”啊……但有些事或许不该被彻底解开。

更平实地说,伊波利特·吉拉多曾在阿尔诺·德普莱钦执导的五部影片中出演:《在男人中》(2003)、《国王与王后》(2004)、《圣诞故事》(2008)、《伊斯梅尔的幽灵》(2017)以及《两架钢琴》(2025)。这些配角虽不起眼,却让他位列德普莱钦最偏爱的演员第三位——据导演自己统计,他曾与埃玛努埃尔·德沃斯合作过六部影片,与马修·阿马尔里克合作过七部。

两位主角的首次相遇令人难忘。1985年,在巴黎第七区杜罗克街(离雷恩街不远)的一辆汽车里,埃里克·罗尚(与阿尔诺·德普莱钦在高等电影学院的同学)拍摄短片《法国情人》(1985)时,上演了一场惊险的移动镜头:“我用安全带固定自己,肩扛摄影机拍摄伊波利特,对他来说,与他见面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阿尔诺·德普莱钦是两人中更动情的那位:“有一部电影对我来说意义重大,那就是《快乐的快乐》(1984),弗朗西斯·吉罗德执导,伊波利特在其中出演。当我看见他时,心想:‘这可能就是我。’而伊波利特身上有一种现代性特质,令我着迷。我爱上了他。”

“让欲望鲜活起来”

斯蒂芬·图图,选角导演兼两位主角的好友,是这个“三角恋爱”的第三人:“在选角时,阿尔诺会在黑板上画表格:‘这个演员和那个演员合作行吗?’当我提到伊波利特的名字时,他回应:‘你确定?’但是的!我们就是看中了他本人。他的个人魅力、幽默感,只要给他足够的关爱,一切都会完美!”他说道。

“和阿尔诺在一起,我们不会一起度假,也不会一起玩滚球游戏”

伊波利特·吉拉尔多

我们先把话说清楚……“和阿诺,我们不会一起去度假,不会一起玩滚球游戏,”伊波利特·吉拉尔多明确指出,“阿诺对给某人一个他写好的角色的那种特殊渴望,完全不是想和哥们儿喝一杯、说些废话的那种渴望……”阿诺·德普莱申说:“对我来说,爱情中有一件事是不可容忍的,就是熟悉感。”当被问及如何证明这种对某些演员的忠诚时,阿诺·德普莱申露出略显惊慌的神情,而伊波利特·吉拉尔多立刻化解了尴尬:“我担心会破坏你的文章,但我向你保证,‘忠诚’这个词并不合适。”

阿诺·德普莱申:“我没有任何必须重复使用相同演员的强制要求。这完全取决于每部电影。对我来说,这必须是一种情欲上的安排。”艺术上的双胞胎关系无法强行确立,而作为证明,他每位演员都要进行试镜(可在由Le Pacte发行的阿诺·德普莱申作品全集盒装中看到),才能最终获得角色。“一切都没有保障,像台机械设备。直到角色最终确定,你必须让渴望持续存在。”

破坏任何电影友谊的纪念性加工,拆解这种默契,阻止创作进程的平稳推进……最终,为的是能够与相同的演员结合。伊波利特·吉拉尔多说:“我要给你打一个很蠢的比方,但我在这方面是个高手。毕加索画了20 000次雅克琳[画家的最后一位缪斯]。然而,每一次都不是同一个雅克琳。因为他成功地从她身上超脱出来,以不同的方式渴望她,并创作出一幅新的画作。”

《紧张的拍摄》

在相互吸引的过程中,双方都各得其所。伊波利特·吉拉尔多本可以在《无情的世界》(1989)中沿着乏味的常规路径让自己的角色开花结果——那部影片塑造了一代人的形象——但他选择了另一条岔路。在阿诺·德普莱尚的作品中,他找到了退居二线的避风港:

「我没有任何义务必须让相同的演员继续合作。这完全取决于每部电影。」 ——阿诺·德普莱尚

「在《利奥》中扮演『在男人群体中』让我得到了解放,因为此前我拍了太多非常传统的电影。」致敬:「阿诺像雕塑家那样做电影——他会把方向盘放左边或把后视镜装在车顶,只要他认为这样更好。我从未见识过这种做法。他们让我想继续拍电影。」

镜像致敬:「在我的电影中,伊波利特经常扮演朋友,」阿诺·德普莱尚描述道。「一个多才多艺的角色,机械结构中的万能钥匙。但实际远不止如此。当我写剧本时,我试图创造超越我的角色。一句好台词就是我不理解、但演员能理解的台词——这样演员就能代我道出那句疯话。『我对伊波利特说:我想让你解锁文本。随意发挥,打破我的文本。说点别的。』」

这些永远重复的爱情故事如何收场?阿诺·德普莱尚:「埃玛努埃尔·德沃斯说我太咄咄逼人,拍完一部电影后必须把我赶走。」伊波利特·吉拉尔多:「无论从社交、身体还是技术角度看,你的拍摄都极其紧张。你出来时会非常沮丧。但同时,拍摄结束也好。」我们让他们沿着雷恩街一起离开。阿诺·德普莱尚似乎忘记了马塞尔·达利奥职业生涯的某个细节,伊波利特·吉拉尔多则似乎忘记了他那辆踏板车的存在。

娜塔莉·布拉夫曼 洛朗·泰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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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期字谜答案 — 197

横向 I. 爱哭鬼 II. 升起的 III. 奥克塔维安 IV. 否认 V. 我 VI. 起床 VII. 煎蛋卷 VIII. 基因 IX. 将联合 X. 扼杀

纵横字谜

  1. 语音学
  2. 合法地
  3. 东方
  4. 美国
  5. 多梦的
  6. 东方
  7. 白发
  8. 精英
  9. 溃烂
  10. 推理

本谜题已于14 / 10 / 2015发布

水平

I. 不会任人摆布。II. 保留最大的。III. 传承传统。IV. 穿上裤子。V. 遵循的规则。VI. 为娱乐家人而设。VII. 外部转向。VIII. 所有格。IX. 企业结构。X. 下降良好。XI. 些许展示。XII. 用贝壳制成音乐。

垂直

  1. 倒车。2. 无聊地涂黑大量纸张。
  2. 女仆更危险。4. 不会持久且常被随意放置。
  3. 海中鮟鱇鱼。6. 第一个是“好”。
  4. 指示代词。8. 它的管道输送汁液。
  5. 情绪波动。10. 开辟选择。
  6. 栖息于洞穴。12. 比利时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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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Yan Georget 创作(https: / about.me / yangeo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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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难 用1到9的数字填满整个网格。 每个数字在每行、每列和每个九宫格中只能出现一次。

没有真正找到方向的电影:卡里姆·艾诺兹的作品将美学与越轨融为一体

VOD

如果您喜欢在招待会上将美丽而寂静的影像以无可挑剔的清晰度投射到大屏幕上,那么《玫瑰修剪》将为您提供理想素材——前提是您的客人不会被这部卡里姆·艾诺兹执导的影片中血腥和 / 或色情的片段所震惊。摄影师埃莱娜·卢瓦尔的画面将色彩和质感渲染到让人忍不住想触摸的地步;演员们的外形——从卢卡斯·盖奇扮演的角色让人心神不宁,丝毫不逊于时尚杂志的封面。然而,一旦确立了《玫瑰修剪》的装饰性品质,无论创作者和演员的才华多么出众,我们仍然难以为这部作品找到意义。

在动荡不安的氛围中,一个足够富裕的美国家庭在巴塞罗那附近的山区豪宅里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影迷们会在这部影片中辨认出一些《拳头在口袋里》(1966)的叙事元素——半个世纪前,马尔科·贝洛奇奥的这部作品奠定了其大师地位。与意大利大师的影片一样,片中有一个癫痫患者;家庭的核心也由一位独裁且失明的家长掌控。

但贝洛奇奥影片中那种赋予其力量与愤怒的自传性素材,在这里被残酷的荒诞感所过滤,其中不乏约尔戈斯·兰西莫斯电影的元素。实际上,剧本由埃夫西米斯·菲利普普执笔,他是《龙虾》导演的长期合作者。然而,冷峻幽默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这与卡里姆·艾诺兹的风格大相径庭。这位巴西电影人被其明显

这个家庭由几乎机械般的角色组成,尽管他们内心涌动着怪诞的冲动,但这种感官化的激情与遗憾倾向在这里与菲利普普构想的家庭几何结构发生了冲突。这个家庭由几乎机械般的角色组成,尽管他们内心涌动着怪诞的冲动。

《玫瑰修剪》剧照,卡里姆·艾诺兹导演。图 / FELIX DICKINSON / MUBI

叙事者一角由埃德(卡勒姆·特纳饰)担任。作为兄长,他拒绝阅读、写作和驾驶,目睹着弟弟杰克(杰米·贝尔饰)、罗伯特(卢卡斯·盖奇饰)和妹妹安娜(赖利·基奥饰)在一位同样专制且乱伦的父亲(特雷西·莱茨饰)的阴影下挣扎——这位父亲最近刚刚失明。

人物画廊

族长向孩子们讲述,他们的母亲被一群从加泰罗尼亚山脉下来的狼群吞噬。事实更为复杂,也让帕梅拉·安德森意外现身。人们很快察觉到角色们所患的病态——杰克的反社会人格,他不惜一切代价逃离这个有害家族,与清醒的玛莎(Elle Fanning饰)结婚;安娜的母系权力野心;罗伯特的受虐倾向……

这幅人物画廊有时能让影片达到其所追求的精妙不适,比如父亲在餐桌上要求女儿描述未婚妻,将这个被诅咒的孩子置于无法忍受的羞辱之中。缺少的,是除了在丑恶中不断升级之外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演员们各自选择通往角色的路径——卢卡斯·盖奇投入精神病学案例研究,Elle Fanning上演心理社会现实主义,特雷西·莱茨则扮演电影式的怪物……于是影片渐渐分崩离析。

今年2月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的《修剪玫瑰丛》空手而归,与之前众多美国独立电影命运相同(尽管此次制作代理主要为欧洲机构,但仍能看到当今该领域式微的特征)——它们被德国电影节选中,更多是因其演员阵容而非作品价值。

托马斯·索蒂内尔

《修剪玫 rose丛》,卡里姆·艾诺兹执导的英国、意大利、德国与西班牙合拍片(2026),主演:Elle Fanning、赖利·基奥、帕梅拉·安德森、卡勒姆·特纳、杰米·贝尔、卢卡斯·盖奇、特雷西·莱茨(片长1小时35)。于Mubi平台上线。

《新学派》第五季:一档充满胆识的说唱电视选秀

《新学派》这档说唱电视选秀节目不断推陈出新,每季都变换规则,挑战学员的极限,并始终以10万欧元的丰厚奖金作为诱饵——这笔奖金将颁给最终通过所有关卡的选手。与所有电视选秀节目相同,其核心理念简单明了:年轻艺术家在专业评委面前表演,并通过选拔进入下一阶段。

第五季《新学派》仅保留了一位上季评委:来自上塞纳省的说唱歌手SDM。与他搭档的是都市流行明星Theodora,以及图卢兹二人组Big Flo & Oli中的小弟Oli。首批播出画面也着重强调了这一全新阵容。本季选手不再通过现场直播选拔,而是仅凭视频参与。

几分钟的自我介绍与说服环节中,23岁的Ezek直言不讳:“我是一名黑人女性,也是一名女同性恋者。我让那些无法接受差异的人感到害怕。”18岁的Mischa则疑惑自己是否身处警局,因为摄影师要求他不断变换侧脸或正面角度……挑衅、胆识与无畏是通行证;而那些结结巴巴、慌张失措的人则无法通过。这里不容半点差错。

说唱歌手Theodora有时甚至尖锐刻薄,特别是面对一位胆敢宣称自己说唱水平超过她的选手时。在某些表现令她失望透顶时,她皱起眉头、噘起嘴唇。评委同伴们见状乐不可支,遂给她起了个绰号“黑暗多拉”。Oli则经常鼓励参赛者,并提醒他们记住说唱对战的原则,为比赛做准备。

“舞台比毒品更可怕” 首期节目聚焦圆桌自由演说环节,配备麦克风。这一设置让人联想到Skyrock电台的《说唱星球》节目。30岁的Choco Brauwn以犀利的文笔脱颖而出。第二期节目则将选手们毫无准备地推上舞台,面对观众。对于21岁的ANS来说,这是一场火的考验。与他同样来自图卢兹且经验更丰富的队友Yanamko用自己的方式安慰他:“舞台比毒品更可怕:你一旦登台,就会一辈子欲罢不能。”事实证明他的担忧多余,Oli随即惊呼:“为什么我从没在图卢兹见过他?这家伙太不可思议了。”赌局已然获胜。

随着季度推移,选手们变得越发强大,越发早熟,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比以往任何一季都唱得更好,SDM也坦承:“说唱已经变了。”他甚至自夸已选定心仪选手Big D,并提醒道,他之前的宠儿2L和Youssef Swatt's最终都闯进了总决赛。

但他也不忘为比利时说唱歌手Beka Gyal仗义执言——后者因在社交媒体上收到性别歧视和肥胖歧视的言论,不得不减肥。SDM面对镜头怒斥:“那些躲在电脑后面吐口水的家伙,先照照镜子再说!”Theodora则趁机分享了自己作为年轻明星在社交媒体上被粗鄙之徒嘲笑的经历。

第三期节目聚焦双人组合,SDM对一位名叫Kynn的年轻选手毫不留情。这位选手过于敏感且忠厚,拒绝与搭档进行对战环节:“既然你来到这里,就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唱就是竞争。”新规则与说唱理念依旧教条。

Nouvelle École, saison 5, sur Netflix, produit par Black Dynamite. Épisodes 1 à 3, le 26 août, 4 à 6, le 2 septembre, 7 et 8, le 9 septembre.

格雷戈里·拉库阿,拉库尔讷沃的织毯师与设计师

法兰西岛手工艺人肖像 4 / 4

在拉库尔讷沃(塞纳-圣但尼省)密集的保罗-瓦扬-古久里大道尽头,有一条幽静的保罗-里谢大街。在这条绿树成荫的住宅小街上,坐落着格雷戈里·拉库阿的工作室,位于宽敞的Meilleur Facteur共享空间内。该空间创建于2018年,汇集了舞台美术师、细木工、木匠、设计师和画家等多位艺术家。工作台上堆满了模型、家具部件和原型。这座占地1500平方米的场地曾是一家肉类批发仓库,后在2000年代成为“万国教会”(信奉福音教义)的总部。如今,在共享厨房里,还能看到一面大大的墙面题字:“耶稣爱……披萨”。

“我们把这句题字改成了更‘美食’的版本”,格雷戈里·拉库阿一边开玩笑,一边说起Meilleur Facteur的三十多位固定成员正准备用午餐。“每天都有一个人为大家做饭”,这位2020年起在此定居的创作者解释道。他从潘坦(自己居住地)骑自行车来到工作室。

在集体想象中,家具织毯总与古老的帷幔、路易十五式的可折叠座椅和修复工作坊的气息相连。“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对于从事这门自古就有的手工艺至关重要”,这位四十来岁的创作者强调。他本人已从事这行三十余年。

拉库阿出生于图赖讷地区,在一个注重精工耐用物品的家庭长大。“父母常去跳蚤市场。他们带我们去博物馆,参观卢瓦尔河谷的城堡。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他回忆道。16岁时,他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在莫尔比昂省奥赖的家具织毯职业能力证书(CAP)课程。在高中阶段,他继续在巴黎的布尔学院学习,并于1990年代末进入艺术职业培训。

“这是一所独特的学校,许多外国学校都来参观学习。除了高中课程外,我们还学习制作工艺、艺术史、应用艺术,并培养创造力以满足客户需求”,他解释道。

拉恩、胶合板与泡沫

在学习期间,格雷戈里·拉库阿(Grégory Lacoua)复制了经典的座椅造型,探索比例规则、人体工程学、材料、传统与当代工艺。对他来说,座椅成为观察人类行为、使用方式与社会演变的领域。"我逐渐意识到,座椅首先是与人体接触的媒介。这种身体接触点令我着迷,"他回忆道。

于是,一种出现在18世纪的扩宽扶手椅——"marquise"(侯爵夫人椅)——唤起了那个时代的情境,当时女性可以身着宽大的裙装就座。"这种经典造型可以启发我设计等候椅或阅读椅,需要在靠背处进行人体工程学设计以更好地承托身体。例如,在酒店大堂,冬天时人们穿着大衣和携带包包,也能舒适就座而不受干扰,"他继续说道。

「设计包容性家具,是我们能提供的最低要求」 格雷戈里·拉库阿(Grégory Lacoua) 家具师兼设计师

20世纪50年代,聚氨酯泡沫的问世为美学开辟了新的可能。高弹性泡沫的加工使造型词汇得以扩展。"这在1966年便已显现,如皮埃尔·保罗(Pierre Paulin,1927-2009)及其‘Ribbon Chair’扶手椅,既是织物作品也是建筑作品。同样,罗歇·塔隆(Roger Tallon,1929-2011)用绝缘泡沫设计的‘Module 400’椅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位创作者指出。高中毕业后,格雷戈里·拉库阿在布尔勒学校(École Boulle)继续学习两年,以获得艺术与设计专业文凭(现已发展为国家级艺术与设计文凭)。

2001年,他加入Domeau & Pérès工作室,这是由鞍具大师创立的创新工作室。在此期间,他修复了当代家具,并参与了汽车与私人飞机内饰的皮革制作。他与新兴设计师如马塔莉·克拉塞(Matali Crasset)、克里斯托夫·皮耶(Christophe Pillet)、让-玛丽·马索(Jean-Marie Massaud)或布鲁勒兄弟(Bouroullec)合作。这些合作激发了这位年轻创作者,让他意识到装潢师的工作是当代且集体的。"我那时才意识到,装潢师与木工、织工、纺织品出版商、建筑师及原材料供应商的跨界合作有多么重要,"格雷戈里·拉库阿描述道。

但另一个抱负也在形成:进入巴黎的国立高等工业创意学院(Ensci-Les Ateliers)。"Ensci让我沉浸在设计世界中。在那里,我需要展现灵活性,同时关注社会、历史、环境与使用等多重议题,"他解释道。在学习期间,他于2006年构思了一款可预先折叠的地毯,通过几何变换成为固体凳子,全部由羊毛布料、胶合板与泡沫混合制成。"这款‘地毯凳’宛如魔术,但后续的销售并不容易……"格雷戈里·拉库阿评价道,他的作品由Ligne Roset出版。

Ce tapis-tabouret se révèle fondateur dans la démarche du créateur, qui ouvre son propre studio en 2009。自此,他将自身根植的两种文化——艺术与设计——融会贯通。2024年,在手工艺与社会设计的交界处,他与卢瓦尔大西洋省合作,为一家残障人士住所设计了室内建筑与家具。同样,对人体的关注始终是核心所在。

柔和的粉彩色调在帷幔与窗帘上交织,与有机圆润的座椅造型相得益彰。「座椅应能容纳不同体型,贴合日常使用,并缓解脆弱处境。设计包容性家具,是我们能做的最低限度。」格雷戈里·拉库阿补充道。

从为康复中心设计的家具中,诞生了一款名为“River Bench”的长椅。其柔软的座面专为走廊角落或酒店房间床尾而设计。「这种等候与休憩家具的意象,宛如一张充气床漂浮在河面上。」格雷戈里·拉库阿解释道。在最新版本中,长椅覆以优雅的绿色织物,其纹理介于矿物与花卉之间,仿若岩石——这一设计由纺织品出版商Kvadrat与时装设计师Raf Simons合作完成。

「织物的选择应放大座椅的美学价值。这种极佳的材质还有一大优势:由于长椅没有一条直线,拼接时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设计师进一步说明。这种有机物件的理念,在他名为“Liquid Rainbow”的地毯上亦有体现——其灵感源自哥伦比亚的“Canô Cristales”河流,色彩斑斓的渐变效果令人叹为观止。「每年有两个月,由于一种名为Macarenia clavigera的小型水生植物,河水会从绿色转为浅粉,从红色到亮紫,直至深紫。我试图将这种视觉上令人惊叹的自然效果复制到地毯上。」格雷戈里·拉库阿说道。

多年来,艺术、手工艺与设计之间的界限在格雷戈里·拉库阿的作品中日益模糊。「我们的创作无拘无束。无论是触感、服装、坐姿还是卧姿,座椅或装饰都会随之演变。起初,我将家具织物视为柔性材料的雕塑。」他说道,「我始终在追寻这种感觉。」他对流动材质的独特探索,如今已成为一门需传授给未来工匠创作者的学科——他在巴黎国立高等布尔工艺美术学校(École Boulle)任教。

草间弥生 日本女艺术家

艺术“帮助她治愈”,她曾如此断言。从幻觉中,草间弥生将其化为魔法,在作品中扰乱感官与心智。作为日本艺术界传奇与国际艺术市场明星,这位女艺术家于8月14日在东京去世(其离世消息于8月27日公布),享年97岁。直至生命最后时日,在她度过近半生的医院里,她始终将自己的执念转化为创作。她的油画与巨型装置成为抵御精神疾病的堡垒,是一生焦虑与痛苦的结晶,却被她转化为绚烂的美。

借由艺术,她构建起脆弱的平衡,“一种将[内心]重复影像以可见形式实现的强迫”。她曾描述:“当你释放这影像,它便会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那些波点——她闭眼即能涌现的斑点——侵染了她的作品,成为其标志。如同她在全球各地博物馆中摆放的南瓜雕塑。但这些波点却掩盖了她七十余载的创作历程,从日本到美国,不断自我重塑。她的作品兼具迷幻、参与、女性主义与超现实主义风格。“当我年老垂死,在2016年后,我希望仍能继续绘画;当我转世后,我还想再度成为艺术家。”她在2016年曾如此倾诉。

草间弥生1929年出生于长野县松本市,一个繁荣的城市。年少时,她试图逃离专制父亲的阴影,在绘画中寻求庇护。在被罂粟花田环绕的家族农场中,她为动植物所着迷。

她在故土上的局外人

“有一天,我看见一片在风中摇曳的紫罗兰田,”她在2001年回忆道,当时她正在日本文化之家举办在法国的首次展览,“它们仿佛变成了人脸,我似乎听到它们在呼唤:‘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直到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召唤。那简直是一声尖叫,如同耳边的爆裂声。但我相信它们听到了我的声音。‘安静的紫罗兰,我还想留在童年。’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从那时起,这个少女便试图驾驭那些侵袭她的幻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草间弥生年纪尚小,便被动员到工厂制作军用降落伞。战争结束后不久,她便违抗父亲的意愿,前往京都学习日本传统绘画“日本画”。

20世纪50年代搬到东京后,她很快摆脱了这种学院派束缚,被法国和美国前卫艺术的创造力所震撼。“她那时像一块海绵,”2012年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回顾展策展人弗朗西丝·莫里斯如此描述,“在她早期作品中,她以惊人的技巧回应让·福特里耶、沃尔斯、安东尼·阿尔托等艺术家的冲动,同时保留着日本艺术的影响。”

她的早期绘画深受这些艺术家——那些充满内脏般质感与非正式美学的创作者——的影响。根须蔓延,星辰爆炸,细胞游动。艺术成为她对抗焦虑的战场,这种焦虑源于她对那个无形世界的恐惧,生怕自己被它吞噬。在日本艺术界充斥着厌女症的环境下,她开始在东京展出作品。

所有同辈艺术家都组成了集体,而她却独自一人,在故土上成为局外人。1957年,她再也无法忍受,逃往美国。“日本太狭小,太奴性,太封建,”她在自传《无限网》(Infinity Net,泰特出版社,2011年,未译)中写道,“我的艺术需要无限的自由,需要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出发前,她曾给所有她所知的美国艺术家写信。唯有画家乔治亚·奥基弗(1887—1986)回复了她,草间弥生崇拜她“那种深沉而天真的精神,体现在画布上”。

她工作勤奋,渴望成功,日夜在画室里创作,背景音乐是禅乐。

当这位日本艺术家抵达西雅图,随后定居纽约时,那位美国画家成了她的向导。“她是我的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恩人,”草间弥生坦承。在纽约,一切似乎都变得可能。“那是通往一个宇宙的入口。”她报名参加了艺术

纵情狂欢之夜:草间弥生在MoMA

2014年8月,东京。ED / JL / SERPENTINE / CAMERA PRESS

概念艺术家唐纳德·贾德(1928-1994)为其魅力所倾倒。两人同居;贾德甚至帮助心爱的人完成了她的第一件雕塑作品《积累No.1》:一把椅子上覆满阴茎状突起物。

她与超现实主义雕塑家约瑟夫·康奈尔(1903-1972)之间那段"激情而柏拉图式"的情谊对她帮助极大。"[但]这座城市的凶猛让我周期性地陷入神经危机,"她坦言。1959年,布拉塔画廊为她在纽约举办首次个展:她在展览上展出了《无限网》系列,画布上布满网格线与圆点。备受推崇的评论家露西·利帕德注意到她,并将其归入"离心抽象"运动,与伊娃· Hesse(1936-1970)或路易丝·布尔乔亚(1911-2010)为伍:与这些女同行一样,她既抵制冷漠极简主义的霸权,也反对行动绘画的英雄主义。

她对地藏菩萨的缅怀之情随处可见。他们的恋情短暂,却结下了深厚友谊,直至这位美国人去世。

但"有一天,"她回忆道,"当我在画布上涂满线条与圆点的网络时,我的画笔不由自主地越出画布,开始在桌面、地板上布满圆点,最终蔓延至整个房间。那一定是幻觉。"被这一景象吓坏的她被送进医院。医生确诊了她的精神疾病。她说,这一经历促使她转向雕塑与行为艺术。1963年,她在格特鲁德·斯坦因画廊举办的装置作品《聚合:一千艘船展》引起轰动:展品是一艘覆满阴茎形状的船。安迪·沃霍尔毫不掩饰对她的钦佩。

受日本前卫舞蹈butoh的启发,草间弥生开始组织大胆的行为艺术派对,并邀请媒体参加。她焚烧美国国旗,以致敬"那些在越南被摧毁的美丽躯体"。她在MoMA举办的纵情狂欢之夜登上杂志头条。在中央公园,她邀请人们进行"蘑菇幻影之旅",以向《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主人公致敬——她视其为"嬉皮士祖母",也是最早服用"飞行药丸"的人之一。数十年后,她在作品中完美再现了这些冒险经历(《草间弥生笔下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瑟出版社,2025年)。

身体已成为她的战场。她设计满是孔洞的裸体服装,倡导性自由与女性身体自主权,并在1968年担任美国首次同性婚礼的司仪。她终于被整个艺术圈顶礼膜拜。"更引人注目的是,她身为女性与外国人,却在一个白人男性主导的圈子里脱颖而出,"弗朗西丝·莫里斯评论道。

"我拥有无穷的生命力" 作为纽约舞台的明星,她很快走向国际。1966年,她偷偷潜入威尼斯双年展,与画家卢齐奥·丰塔纳(1899-1968)合作,在运河中投放了上千个闪亮球体,为日后成为代表作的《水仙花园》拉开序幕。但她直到1993年才获邀正式参展,成为首位入驻日本馆的女性艺术家。

Elle从远处走来。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起,她便开始了一段漫长的荒漠跋涉。1973年,疾病迫使她重返日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她都感到走到了尽头,"弗朗西丝·莫里斯评价道。"在纽约,她曾打破许多禁忌,却逐渐被艺术界排斥,变得孤立无援。"于是她回到故土,身无分文,无处作画,满腔愤怒。但她坚称:"我有无穷的生命力。我知道,只有不断突破极限,才能发现真正的自己。"她继续孤独创作,如饥似渴地阅读医学、宇宙学、生物学著作,以此滋养灵感。

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缓缓回归。她开始转向丙烯画创作,而非油画,这为她的画布增添了明亮的色彩。回顾展接连不断,从毕尔巴鄂到旧金山,途经迈阿密和波尔图。自2017年起,东京为她开设了一座专门的博物馆。她在直岛码头上摆放的斑点南瓜,已成为朝圣的对象。

如今,她身边簇拥着一群助手,身后有强大画廊的支持,她对一切要求都来者不拒;她疯狂创作,与Vuitton合作,令自己成为一名流行明星。只是,她是否沦为自己的漫画形象?她的采访变得越发荒诞不经。"人类是多么可怕的生物。一个人要喝多少杯咖啡,吃多少根通心粉,才会死去?"她曾在2012年如此向我们倾诉。

她的展览依然令观众着迷,那些镜面装置让参观者陷入无限的眩晕,那些家居内景则化为梦境。与巴塞尔弗里德利·贝耶勒基金会合作的下一场展览,于2025年秋季首展后,将于9月11日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开幕。

埃玛努埃尔·勒凯

1929年3月22日 出生于日本松本 1957年 移居纽约 1959年 在纽约举办首次个展 1966年 首次行为艺术表演 1973年 重返日本 1993年 作为日本代表出席威尼斯双年展 2026年 在巴塞尔与阿姆斯特丹举办回顾展 2026年8月14日 在东京去世

彼得·纳达什 匈牙利作家

布鲁塞尔, 2009年3月28日。 ULF ANDERSEN / GETTY IMAGES

他曾是当代最伟大的欧洲作家之一。既是小说家、散文家,又是剧作家,著有长篇巨著《记忆之书》(1986年在匈牙利首次出版,1998年由Plon出版社在法国发行,并获最佳外国图书奖),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什于8月26日(星期三)在匈牙利贡博斯泽格去世,享年83岁。

这位城市出身的作家于1942年10月14日出生于布达佩斯,自1984年起便选择在乡间度过余生——在一个仅有约60名居民的村庄(同时在布达佩斯保留住所),因为在他看来,此地邻近祖国西部边境。他与祖国复杂的历史关系贯穿其创作。这种距离感在他批评前极右总理维克托·欧尔班民族主义的立场中亦有体现,并渗透于其包罗万象的作品之中。

其丰富且常带自传色彩的小说创作深刻影响了读者,其中两部鸿篇巨制尤为突出。第一部《记忆之书》创作于1973年至1985年间。该书曾一度遭审查,将斯大林时代的50年代匈牙利、70年代的东柏林及19世纪末并置于同一叙事框架。另一部《平行故事》(2005年;Plon出版社2012年法文版)则以德国首都为起点与归宿,描绘了“铁世纪”(即20世纪)如他所亲历并拍摄的历史画卷。他也不曾轻视短篇小说体裁,其短篇集《弥诺陶洛斯》(Plon出版社2005年)即为明证。

强烈的记忆探索 其大半生都在“现实社会主义”的阴影下度过——正如他所经历的战后匈牙利(其“围城”一词指1945年2月苏军占领布达佩斯,将历史一分为二)。其父母均为犹太裔(其外祖父阿诺德·陶贝尔来自摩拉维亚拉比世家),均投身共产主义事业,却早早从他生命中消失——母亲于1953年因癌症去世,父亲作为党内高官,五年后自杀身亡。在完成新闻学与摄影学习后,纳达什于1965年发表首批文学作品。更早的1962年,他结识伴侣玛格达·萨洛蒙,并于1990年与之结婚。

在其作品中,彼得·纳达什呈现了资产阶级习俗与

于泽。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与茱妮,以及他们的子女 和孙辈,

谨此告知

皮埃尔·莫尼耶(Pierre MONNIER)先生 生于1934年6月29日, 埃尔夫-阿基坦公司工程师,

于2026年8月24日在阿莱斯辞世,享年92岁。

无需献花或花圈,请向其慈善机构捐款以表纪念。

联系方式:pierre.h.monnier@orange.fr

玛丽-拉扎琳、艾蒂安与埃米莉, 其子女, 克里斯蒂娜·布雷蒙, 其夫人,

谨此告知

弗朗索瓦·普尔(François POULLE)先生, 电影制作人兼学者,

于2026年8月22日在南特辞世。

韦罗妮克与吉勒·普瓦布朗, 尚塔尔与帕斯卡尔·科斯塔马尼亚, 其子女与女婿、儿媳,

玛丽娜与安东尼、弗拉维、格雷戈里与米歇尔、路易与玛格丽特、阿纳斯塔西娅与安托万,其孙辈与配偶,

马莱娜、菲利波、加布里埃拉、西蒙、 约瑟夫、佩内洛普与芬恩, 其曾孙辈,

克洛迪娜与帕特里斯·努瓦亚尔,其姐与姐夫,

让-米歇尔与伊莎贝尔、索菲与理查德、菲利普与安德烈娅、朱莉,其侄辈与配偶,

卢卡、阿莉克斯、罗曼、克拉拉与拉斐尔,

埃里克、樊尚与马蒂娜、帕斯卡尔·吉利,

其女婿、女婿子女,保罗、波利娜、于戈及其孙辈,

科斯塔马尼亚、普瓦布朗、努瓦亚尔与吉利诸家庭,

弗朗塞利娜·普拉(Franceline PRAT)女士,

让-保罗·吉利(Jean-Paul GILLI)先生之遗孀,

于2026年8月17日在其89岁时辞世。

兹定于2026年8月31日(周一)13:30在巴黎六区圣日耳曼德佩广场3号圣日耳曼德佩教堂举行祝福仪式,以共同缅怀。

火化仪式随后在最亲密的氛围中举行。

家属谨向陪伴其最后岁月的贾米拉、格尔塔、莉萨、玛丽-阿莉丝与泰蕾兹,以及在其最后时刻悉心照护的伊夫里-叙尔塞纳夏尔-福伊克斯医院全体员工致以最深谢意。

弗朗辛与让-马克, 其子女, 马蒂厄、克莱芒、玛丽、阿莉丝与玛蒂尔德, 其孙辈, 克洛迪娜, 其姐, 罗歇, 其姐夫, 其侄甥与侄甥女 及其子女 与全体家人

吉塞尔·索拉尔(Gisèle SOLAL),本姓贝西斯,

于2026年8月22日在克拉马尔辞世,享年106岁。

她将与其母

雷切尔、

其夫

阿尔弗雷德

及其女

莉迪亚

长眠于此。

葬礼已于2026年8月28日(周五)11:00在巴黎巴涅墓园举行。

达涅勒·多内-樊尚,其夫人,

亚历克西斯·樊尚与多米尼克·阿利耶, 法布里斯·樊尚, 其子女

科莱特·樊尚, 埃德维热与弗朗索瓦·多内-莱格勒, 卡特琳·多内遗孀, 克里斯蒂亚娜·多内, 其嫂与姐夫

其侄甥与侄甥女 以及全体家人,

罗贝尔·樊尚(Robert VINCENT)先生,

人称“鲍勃”, 研究工程师, 教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铜奖获得者,

于2026年8月24日在其93岁时辞世。

兹定于2026年9月1日15:00在埃松省克雷马托里姆全能大厅举行平民葬礼。

塞尔维亚将军被判种族灭绝罪

姆拉迪奇将军一生多次重复:在他看来,唯有其人民和历史的审判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英雄还是罪犯?在塞尔维亚人看来,这一问题仍无法定论,因为他们在"战神"的角色上存在严重分歧。对许多人而言,他曾是一位英勇战士,如其所言,仅仅是"保卫自己的人民";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仍是一名为塞尔维亚民族招致耻辱的罪犯。

但对其他前南斯拉夫人和国际正义而言,判决却是不容置疑的。拉特科·姆拉迪奇于2021年在联合国海牙监狱中去世,享年84岁——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在当天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被认定犯有"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及战争罪",罪行发生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1992-1995)。2017年,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作出历史性判决,法官认为"被告所犯罪行属于人类已知最为可憎的罪行之一"。姆拉迪奇将军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但2021年法庭维持了原判。

拉特科·姆拉迪奇并非天生就要铸就这段血泪传奇。他长期是一名平凡的优秀士兵,忠于给予他一切的联邦共产主义南斯拉夫。他于1942年3月12日出生于波斯尼亚东部萨拉热窝南部卡利诺维克市镇境内的博济诺维奇村,位于特雷斯卡维察山脉。作为一名在二战中被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分子杀害的父亲的孤儿,他接受了南斯拉夫的养育,成为国家的养子。从15岁进入军事学院,到49岁时南斯拉夫冲突爆发,他的经历中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也无法预见日后如此疯狂的杀戮行为。

无法解释的转向

1991年,在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南斯拉夫分裂之际,姆拉迪奇上校确实在克罗地亚的克宁前线。然而据报道,他当时是最后一批拒绝让部下摘下南斯拉夫红星徽章、换上切特尼克民兵标志的军官之一——这些切特尼克民兵是二战期间的塞尔维亚王党派武装,其意识形态正被重新唤起以服务于“大塞尔维亚”计划。为何他会转向,至今无人知晓。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主子们改变了意识形态,而当时在塞尔维亚,几乎人人都改变了主意。

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于1992年晋升他为将军,并委任他指挥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共和国军(VRS)——这支部队名义上隶属于波斯尼亚塞族“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的权威之下。这不过是一场虚构:他唯一的主人是米洛舍维奇,后者亲自选中了他。姆拉迪奇向贝尔格莱德参谋部汇报,后者提供武器和后勤。整场战争期间,这位将军都由塞尔维亚军队第30人事中心支付薪酬,退役后则在贝尔格莱德领取养老金。

在波斯尼亚,这片他出生的土地上,拉特科·姆拉迪奇成了一名战士——尽管面前尚无任何能与之抗衡的军队。他也成了一名罪犯,组织对被占领地区进行“种族清洗”。成千上万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平民被系统性地杀害或驱逐,成千上万的女性遭到强奸。

姆拉迪奇的第一大执念是“划定”“大塞尔维亚”的边界”,正如他在《战争日记》(塞尔维亚警方发现并由《世界报》于2010年披露)中所记录的那样:“边界总是用鲜血绘制,国家疆域由坟墓界定。”他的第二大执念则是为其民族对14世纪奥斯曼征服的复仇。他将波斯尼亚穆斯林称为“土耳其人”,并在其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电视胜利演说中明言:“为土耳其人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

姆拉迪奇将军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留下三个重大篇章:1992年4月至8月的五个月征服战役,占领了该国70%的领土,造成数万人死亡;1992年5月至战争结束的萨拉热窝围城战(11541人死亡),这座首都出人意料地坚守至终;以及1995年7月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7000人死亡),此事件最终促使西方大国军事干预,终结了冲突。

失败、蠢行与悲伤

如果姆拉迪奇既是战士又是罪犯,那么他却并非总是一名高明的战略家。当他面对顽强抵抗时,比如在一座最初并无军事力量的城市萨拉热窝,他便会失败。我们能听到他在一段录音中向炮手下令:“开火!定期开火,直到我命令停止。用重炮轰击,让他们无法入睡,让他们发疯!”后来,在政治压力下,他声称绝不会放弃萨拉热窝,“只要那里还有人呼吸”。

然而,除了萨拉热窝的守军为抵御三次主要军事进攻而奉献牺牲外,他的执拷并未阻止他在那冲突的第二年夏天犯下他本人也承认的“此生最大的蠢行”:在联合国监督下,位于首都西侧的伊格曼山实现非军事化,这使波斯尼亚军队得以开辟一条脆弱走廊,并通过在蓝盔部队控制的机场下方挖掘的隧道,将武器弹药运入被围困的城市。从而支撑近四年之久。

他最大的失败是个人层面的。他最爱的女儿安娜,一名医学院学生,在战争期间于贝尔格莱德用其父亲的那把战利品手枪自杀——这把枪曾作为战利品被父亲接收,并发誓只会用于庆祝女儿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似乎一次学生间的莫斯科之行及与男友戈兰的交谈,让这位年轻姑娘看清了这位如此慈爱的父亲。戈兰后来承认,他曾要求安娜在自己与姆拉迪奇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他无法想象与一个战犯之女共度一生,除非她对父亲的罪行有清醒认知。当安娜以自杀终结这一困境时,姆拉迪奇崩溃了。

将军姆拉迪奇的另一场战争,远离前线,是政治层面的。他从米洛舍维奇处领命,常在卡拉季奇的会议上发言,并与指挥联合国部队的将军们对话。他曾表达对国际组织的看法:“北约是一个犯罪组织,而联合国就是一群‘黑鬼’。”他系统性地反对和平提案。“拒绝计划,赢得战争!”他在《战争日记》中用大写字母记下这句话。

当贝尔格莱德最终接受美国提出的、将引向1995年12月14日在巴黎签署的《代顿协议》的和平计划时,他接到命令需交出20 %的占领领土。他以需要动手术为由,离开波斯尼亚,以免命令士兵接受在他看来是失败的结局。

逃亡岁月

在被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并遭通缉期间,他的逃亡岁月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米洛舍维奇执政时期,他平静地生活在波斯尼亚山区的汉皮亚沙克前总部,沉迷于养蜂,后迁至贝尔格莱德的家族住宅。2000年塞尔维亚总统被推翻后,他进入某种地下状态,先是栖身于塞尔维亚的军事基地,后寄居于友人或亲戚家中。最终他于2011年在拉扎雷沃的一位表亲家中被捕。曾发誓绝不被活捉的他未做任何抵抗便束手就擒。在被移交海牙前,他获准最后一次前往安娜的墓前凭吊。

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面前,尽管因脑血管意外而身体虚弱,拉特科·姆拉迪奇仍展现出战争时期的模样:自信、傲慢且深信针对塞尔人的阴谋论。他对二十年的调查、五年的审判、那本由他亲笔撰写的4 000页“战争日记”(其中记录了会议与收到的命令)、10 000件物证、577份证人证言,以及最终一份长达1808页的判决书视若无睹。在宣读判决时,他对法官们喊道:“你们这些骗子!你们都是骗子!”

2017年11月22日,他因在斯雷布雷尼察犯下种族灭绝罪以及在萨拉热窝和波斯尼亚被占领土犯下反人类罪而被判终身监禁。检察官塞尔日·布拉默茨认为自己已将一个“五月风暴的化身”绳之以法,当天呼吁塞尔维亚人“终止对战争罪行的美化”。但他心知肚明,这并无作用。

拉特科·姆拉迪奇不仅在战争期间深受士兵爱戴,时至今日仍被许多人顶礼膜拜;而“种族灭绝”的定罪在塞尔维亚人中几乎遭到一致质疑。然而,最早使用这一表述的,却是他本人——早在检察官和前南刑庭法官之前,他于1992年5月12日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议会会议上便提出:“……我们无法清洗……我们无法像筛子般过滤,只让塞尔维亚人留下,让其他人离开。我不知道[议长]克拉伊什尼克和卡拉季奇要如何向世界解释:这将是种族灭绝。”

二十五年过去,尽管这场审判可能是前南刑庭最严谨的最后一场,塞尔维亚历史仍未做出定论。有人继续尊他为英雄,有人则希望彻底遗忘这位20世纪末欧洲最臭名昭著的军事首领。在他的故乡,不久前一面涂鸦写着“姆拉迪奇=英雄”,而一条街道也以他命名。

雷米·乌尔当

1942年3月12日 出生于博济诺维奇(前南斯拉夫) 1992年 就任塞族共和国军总司令 1992年4月-8月 占领波斯尼亚70%领土 1992-1995 萨拉热窝围城战 1995年7月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 1995年12月 签署代顿和平协议 1996-2011 在塞尔维亚半地下生活 2011年 在拉扎雷沃(塞尔维亚)被捕 2017年 被判终身监禁,“种族灭绝、反人类罪与战争罪” 2026年8月27日 在海牙(荷兰)病逝,享年84岁

卡德尔·阿提亚: « 艺术带来必要的怀疑 »

艺术家在创作中 — 5 / 6 — 这位法国裔、祖籍阿尔及利亚的艺术家表达了他对不同文化、更广泛地说对「他者性」的深刻依恋

专访

卡德尔·阿提亚的工作室位于莱拉(塞纳-圣但尼省),在一栋公寓的顶层,从那里几乎能以360度俯瞰巴黎都市圈。工作室的主要空间被靠墙的书架和搭着木板的画架占据,木板上摆满了书籍、杂志和报纸,有的年代久远,有的则是近期的。书籍以哲学、社会学和历史类为主。

当然,这里也有艺术目录、艺术书籍以及散落的纸张,上面画着草图或列着清单——其中一份便是他为目前在威尼斯双年展展出的装置作品《痕迹的呢喃》所做的极其详细的安装时间表。几尊古老的非洲雕塑虽数量不多,但品质上乘,仿佛守护者或灵感源泉。两人面对面坐下,喝着咖啡,吃着糕点——这些糕点要在两小时的交谈后才会被吃掉。从街上传来周日集市拆卸时的嘈杂声。

我们从头说起。您何时、如何感受到自己是一名艺术家?

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因为虽然我从小就创造东西,但当我真正开始面对「艺术」这一问题时——也就是成年后——我必须面对怀疑。我六七岁时就开始制作自己的玩具。家里没有玩具,也没有钱买,至少很少。于是我用回收材料发明东西。就这样,我发展出了自己的创造力。因此,我一直在创造。

后来我学习了艺术。但当事情真正变得严肃起来时——也就是说,当想要将作品展示给公众的愿望逐渐显现时——一个怀疑的时期随之开启。随着年龄增长,我认为这种怀疑实际上定义了艺术家。这是一个永恒的、未解的问题。所以当被问到「你何时成为艺术家?」时,我只能给出这个矛盾的回答,它考虑到了在确定性与怀疑之间的来回摇摆。

这正是我今天在汉堡美术学院(HFBK)教给学生的:真正严肃的事情,实际上是在毕业之后才开始的。而就在这时,怀疑出现了,因为我们面临一个艰难的问题——如何重生为艺术家,如何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一种面向他人、面向公众的语言,而就在这时,我们才真正成为艺术家。这种内在与外在的运动,能够帮助怀疑得以生发。从无到有地发明一种语言,这正是艺术的根本原则。语言的丰富性恰好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交流与审美、概念享受的系统。

语言的丰富性是否意味着不拘泥于某种表达方式或技法?

确实如此。成为艺术家,并不意味着仅仅是摄影师、雕塑家或录像艺术家;而是要探索所有这些可能性、它们的交汇与融合。我最初在迪佩尔雷学校学习工业应用艺术,专攻平面设计与摄影,后来又进入装饰艺术学院。那时的我正处于艺术、平面创作、设计与摄影之间的中间地带。因此,我早早便体验到了这种丰富性。

在我看来,每位艺术家都会不断被其他表达形式所吸引。

我自认首先是一名雕塑家,但也可能被其他艺术形式所吸引。实际上,我甚至在拙劣的手工活动中也能找到一种艺术代理的可能性——发明一种语言。

对我来说,这种手工与情感的多孔性并非刻意为之:它一直如此。我想这或许与我的性格密切相关。我从未想过要局限于某一媒介。在我看来,若是如此,反而会显得异化,如同困于某种确定性之中,成为象牙塔中的聋子,对世界的喧嚣充耳不闻,甚至对自身的内在声音也充耳不闻。而这正是我所反对的。

一种艺术语言,无论是音乐、造型还是文学,都需要不断更新。世界在持续变化与演进。艺术作品必须与世界同行,甚至超越它、领先于它。创作即是跌倒、在黑暗中前行、迷失、再重新开始。每位艺术家都会犯错:他们置身于黑夜或隧道之中,因此不断质疑。他们是交叉路口的行者,甚至是所有冲动的交汇点。他们将所有这些冲动——连同其混沌——一并体现。

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点是:艺术自古以来便相互滋养。回顾文艺复兴、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贯穿这些时期与今日的共同点,是那位在多个艺术领域(诗歌、写作、电影、雕塑……)摸索前行的"人文主义艺术家"形象——反之亦然,即所有这些领域、所有这些艺术形式也在艺术家身上摸索。

由此便产生了这种贪婪的好奇心,驱使你去关注无数文化并发展人类学式的思考?

我认为,定义我所谓"好奇的愉悦性"——我更倾向于称之为"好奇的天赋"——的,是不断学习的能力,直至生命终结。走出舒适区。换言之,在智识与精神层面上持续汲取营养。去接触其他文化与世界。作为一名雕塑家,我始终对一位(或一位)无名雕塑家——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古代艺术——如何赋予木质艺术品以柔韧的曲线怀有极大好奇,因为木材的纹理并不容易被创作所驯服。

孩提时,我在加尔日莱戈内斯的一处公共住宅区长大,母亲和兄弟们至今仍住在那里。我记得自己多么喜欢冲下楼梯,去邻居家借盐或帮忙。在一楼住着一位阿贝卡西斯夫人,一位犹太老奶奶,每逢安息日,都需要去她家帮忙开灯,因为她无法自己动手。我能认出阿贝卡西斯夫人家的门,因为门框上挂有《 mezouzah 》。而在其他住户门上,则能看到《古兰经》的经文或曼陀罗。

这是在一个卫星城长大的过程中,我对民族学产生了兴趣,而非在大学里。面对这种种保护性符号的多样性,我逐渐拍摄下来,成为一个年轻人。我记得有大片绿叶被粗暴地用红白胶带粘贴,三大片绿叶在六个月或更长时间里慢慢干燥。这样的经历唤起了好奇心,而我的好奇心正是通过视觉、塑形和这些未知物件——所谓“民族志”物件——的诗意被激发的。这是一种原始体验,在这个空间里,各种文化、物件类型和一神教与泛灵信仰并存:这是一个共享的神圣空间。

这样的经历在你作品中与宗教及对神圣的关注部分密切相关,这也是你2026年威尼斯双年展作品的主题。这是一场围绕“魔法持久性”这一理念的思考、见证与影像的编排。你如何收集到这些常常令人震惊的见证?

核心理念确实是展现泛灵信仰对西方现代性的抵抗。泛灵信仰与西方现代性之间存在张力,甚至冲突。它有时会在社会景观表面浮现,而更多时候则隐藏在人类社区的秘密之中。随着过去二十年数字技术的崛起,它再次强烈地呈现出来。

我在威尼斯的沉浸式作品《痕迹低语》中展示了这一点:在越南的Hau Dong仪式中,当一位灵媒被灵附体以治愈或帮助生者时,手机也在场(展现传统与现代技术的共存)。在众多萨满和灵媒的话语中,塞内加尔哲学家苏莱曼·巴希尔·迪亚涅的话最为精妙,他说他不相信信仰会消失,因为“信仰正是定义我们人性的东西”。这个想法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恰逢人工智能(AI)问题——从自然环境到心理环境——不断恶化之际,尤其是对现代性承诺的信念动摇之时,而实际上,我们永远需要信仰。

关于见证的问题,每次都必须更新你所处文化的“软件”,并竭尽全力融入他者的文化:通过身体上的沉默与主观空间,创造出交流的多孔地带,让受访者能够主观地表达。在其中一部影片中,有位萨满说“灵也攻击互联网和机器”。当他说这话时,他完全自在,无拘无束。不久前,我在越南的一位对话者对我说:“你拍摄的方式太棒了。感觉你像是我们家人一样。”

你必须让自己仿佛不存在,尽管显然我在场……技术上,我拍了很多小时的素材,但我认为这主要源于我对“他者”的热情,这种热情通过旅行、倾听他人、在共享的神圣沉默中实现。在这些身体上的沉默里,无形的纽带悄然形成,真实而存在。

沉默的对话

我相信,通过镜头进行对话的特点在于“沉默”——即创造一个虚拟的空白空间,让被访者能够充分放松并占据它,如同一张舒适的沙发。这需要时间,需要漫长的对话过程。与被访者的这种亲密感会延续下去,让观众在作品中仿佛与被访者进行了一次交谈。通过我的作品,我似乎也在带领观众旅行。我将他们带入我的旅程,这个艺术与沉默的神圣空间,让相遇成为可能。

理性与灵性的对峙……

一位在泰国接受采访的女萨满告诉我,过去三四十年间泰国佛教文化中对鬼魂的概念,是好莱坞文化产业过度影响的结果。原本,泰国文化并不像好莱坞电影中那样将鬼魂妖魔化,把它们描绘成可怕而好战的存在。人们与它们共同生活,日复一日。

西方新自由主义现代性,凭借其娱乐资本主义及文化产业,以心理暴力与专制方式席卷东南亚。但这位女萨满随即补充道,这种现代性的冲击并未深刻改变社会。今天你所见到的每一个人——比如那些在数字科技产业工作的人,尽管三四十年前就已从事技术行业——仍然随身佩戴着他们秘密珍藏的护身符。对信仰的依恋并未被西方现代性所兜售的技术进步理性所抹除,尽管许多人试图将这些万物有灵的行为贬斥为迷信,但归根结底,这仍是一种文化。

我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在越南河内,我结识了一位兼任民族学家的翻译。某天,我告诉他我很想去丛林,因为我对某些族群生活的森林中的图腾很感兴趣。他回应说,从未有欧洲人对这些感兴趣。他知道图腾存在,当然,但从未提及,因为他从未遇到过任何西方人表现出对这些图腾的丝毫兴趣——直到我对他说起我的阿尔及利亚血统,以及反殖民斗争的经历。或许这是因为越南人经历了数十年共产主义统治,在此期间,万物有灵的表达被视为简单的迷信而遭禁绝。这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样有害,后者曾根除这些信仰……

因此,我在越南、泰国和韩国发现,我对萨满信仰的兴趣令当地人感到惊讶,却也受到极为积极的接纳。虽未明言,但从他们的眼神与投入帮助我的那股能量中,我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满足与自豪——这源于我对他们文化的尊重。

![巴黎,2021年7月21日。Florence Brochoire / Divergence 摄影,为《世界报》拍摄]

这样的观察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首先体现在对AI的定位...

AI的成功令人瞠目结舍。它本身已成为一种信仰,引发各种妄想和神话。人们将其视若神明。甚至有艺术家在被问及此事时,仅仅回答「为什么不呢?」——这未免过于简单。实际上,在我看来,AI提出的真正问题,从多重角度看最为棘手的环境问题,是关于真理的关系。我们今天已然看到,所有的假新闻、伪造视频...

那是什么?是AI。艺术在此便大有可为,因为真理问题自古以来就是艺术所探索的核心。这甚至是艺术的根本问题,而它又与我在交谈开头提到的「怀疑」这一主题形成悖论式关联。正因为如此,艺术才能拯救我们,因为它让人类始终保持对成长的追问,让人们不断质疑、不将所见视为理所当然——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于是,怀疑这一概念又通过另一种方式回归。对我来说,艺术带来的是必要的怀疑。不仅如此,它还提供批判性的言说,一种质疑与反抗的声音,甚至能转化为政治行动。

此外,人们最常用来形容您的,便是「一位政治艺术家」。您如何回应? 一切艺术都是政治的,正因为如此,

皮特·蒙德里安[1872-1944],即使在极度贫困中,也拒绝为巴黎医生们订制的那些小花绘画。倘若「政治艺术家」仅指不回避其所处社会弊病的艺术家,那么这一定义倒也与我颇为契合。

我认为,相比二十年前,我更能理解「作为艺术家」的真正含义。这意味着拥有的不是造物主的权能,而是成为面向集体的论坛,以一种几近预言的方式发声。这也意味着可能不被倾听,正如特洛伊战争前的卡珊德拉一般。正因为如此,媒介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通过经验,我渐渐明白,要让这种言说具有穿透力,就必须超越单纯的说教。

如何才能触及观众的心灵,引发他们的兴趣,甚或唤起共情?艺术家需要一种语言,让他在纷繁世界的喧嚣中脱颖而出。而我的语言,近年来则倾向于美学与诗意。政治维度始终与形式上的承诺、诗意的承诺或造型的承诺相连。

诗意?

诗歌是希望的歌唱。即使是战斗诗歌、抗议诗歌。政治信息要想具有说服力并保持其力量,就必须掌握形式语言的精通。形式同样深深吸引着我。

「在我的装置作品中, 我让观众 面对一种现实, 他必须加以考量, 因为它就在他面前, 在他周围。」

通过它所激发的好奇心的渗透性。它使政治作品能够通过诗意的渗透性、美感、情感、力量和柔和,向大量观众传达,甚至包括那些不认同其观点的观众。

它是作品能够承载集体意义、共同意义的必要条件。从定义上讲,任何纪实作品都受限于其文献所涉及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它提供大量信息,同时也将思考限制在特定主题上。要摆脱这一限制,就需要一种语义上具有渗透性的象征形式,因为通过其属性,它有能力将感知和思考引向更为集体的维度。

系列

日期

1998

毕业于国立装饰艺术学院,此前就读于迪佩尔雷学院。

在卡塞尔文献展13上的参展备受瞩目,这是其后在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地一系列展览的开端。

2016 获马塞尔·杜尚奖。同年,他在巴黎创立La Colonie(殖民地)酒吧与辩论空间,于2020年关闭。

2017 受邀参加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

2022, 担任第12届柏林双年展总策展人。

自2023年起 任汉堡造型艺术大学教授。现居住并工作于柏林与莱拉(塞纳-圣但尼省)。

艺术提案不能仅停留在评论或批评的层面。它必须提供某种东西,通过艺术体验提供第三条道路。而这一东西必须面向他人的身体。我不认为目光仅仅是一种视觉现象。我更倾向于谈论「身体-目光」,因为我认为目光既是视觉现象,也是身体现象。在我的装置作品中——今年在威尼斯如此,在卡塞尔、洛桑、伦敦或其他地方亦然——我让观众面对一种现实,他必须加以考量,因为它就在他面前,在他周围。因此,我需要找到如何通过造型工作建立对话,让观众参与其中,参与他的感知与身体。

当您在2022年担任柏林双年展策展人,或在2027年担任科钦(印度)双年展策展人时,这不也是同一过程吗?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首先,必须深入创作的复杂性、其混沌之中,其次,尝试在显然各不相同的作品之间实现综合。伟大的策展人Koyo Kouoh——也是我的朋友——为今届威尼斯双年展所做的正是如此:建立对应关系,编织联系。但科钦在印度,要想在那里保持相关性,就必须摆脱我们所有人因教育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小反射。

这是我多年来研究的成果——从加尔日莱戈讷斯的公寓楼梯到旅行。多年来,我一直对印度文化感兴趣。2011年,我曾在孟买和卡纳塔克邦拍摄过一段关于希吉拉人(生理男性但组成一个古老、边缘化且受污名化的社群)的视频,因为这个前现代且完全融合的南亚酷儿主题一直令我着迷。如今,我已不再满足于制作电影,而是要超越现场,不再局限于当地所见,而是要探索定义这一背景的因素,并将其与历史的其他时空相联系。

回到创作本身,我想补充一点我所重视的内容。我们常讨论我的研究在知识层面的维度,以及我如何通过旅行或阅读,从艺术领域之外汲取养分,跨越其他思想领域与学科。但无论是我用木头雕刻的“碎脸”雕塑、系在绳上的镜子碎片,还是所有我的拼贴手工,共同点都是我的双手。我极为重视手在创作中的行动。我甚至认为,手延伸的不是灵魂——如人们常说的眼睛那样——而是思想。手中自有思考。

采访:菲利浦·达让 下一期:剧集作者文斯·吉利根

连载系列

巴塞罗那,希望在广场中央闪光

允许怀抱希望 — 5 / 6

在加泰罗尼亚首府,哲学家Marina Garces激发了无数思想与言论的场所。她认为,即使是微小的举动,只要能“打断不可逆转的进程”,也能成为“希望的面孔”

巴塞罗那 — 特派记者

本该料到的。在2026年的巴塞罗那街头寻找希望,就是在挖掘1936年的承诺。那个年代,人人以“你”相称,阶级界限似乎被消除,加泰罗尼亚首府“突然给人一种进入平等与自由新时代的印象”,《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作者、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在1938年出版的作品中如此写道。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在1937年出版的《希望》一书中,将这一浪潮称为“抒情的幻想”。

作为“承诺的哲学家”与“希望的行动者”,Marina Garces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在1936年7月反抗弗朗哥军事政变并拉开西班牙内战序幕的起义九十年后,这位女作家还约我们在加泰罗尼亚广场见面——这里曾发生过无数标志性事件,成为神话般的历史时期。

“我们在‘苏黎世’见。”她曾对我们说。这是一家城市地标咖啡馆,创立于1920年,属于Valdeperas家族,其继承人Andreu在1968—1969年间曾任著名的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FC Barcelona,队服为蓝绛红色)主席。“政府军与共产党人曾试图从那边夺取巴塞罗那中央电话局,当时掌握在无政府主义者CNT(全国劳工联盟)手中。”当我们在一片喇叭声与商铺间找到她时,她如此指出。1936年人民阵线联盟后,反弗朗哥阵营在次年陷入血腥的内战。共和派与斯大林主义者结盟,试图压制无政府主义者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治权。

“比起往昔的悲剧,进步派内部分裂的持续存在更不那么严重了。”Marina Garces指出。在兰布拉大道漫步后,她身着白裙与蓝色背心,转向拉瓦尔区——这个波西米亚与平民混居的街区。位于昔日小教堂的“大中央”书店是她散步路线的第一站,目的在于探索她所谓“占据希望”的场所。在加泰罗尼亚诗歌专架前,她偶遇准备编辑祖父诗集的美国学者Sam Abrams(来自西弗吉尼亚州贝克利)。加尔塞斯的祖父Thomas Garces(1901—1993)是律师兼作家,信奉天主教,西班牙内战初期流亡图卢兹,创作出“兼具形式与歌唱美感的重要作品”,Abrams评价道。“唯有梦想是真实的”,这是他于1951年创作的一首诗中的诗句。“真美,但有时梦想会‘固化’。”他的孙女如是相信。

与高中生的工作坊

在1996至2017年间,玛丽娜·加尔塞斯参与了社会运动,她将其描述为“巴塞罗那 postolympique(后奥运时代)不愿沦为旅游橱窊”。她在《占领希望:巴塞罗那,1996-2017》(205,2023)一书中记录了这一经历,这是一部主观叙事作品,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如何通过集体经历实现自我转变,从巴塞罗那Princesa电影院的驱逐事件,到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

在哲学领域,她的停留必然更为长久。自2001年在巴塞罗那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以来,她便一直研究并教授哲学。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什么?《在可能性的牢笼中》,这部作品试图思考“一切皆有可能的印象与无法改变任何事的感受”之间的张力。她最喜爱的经典作家?毫无疑问是狄德罗(1713-1784),因其“思想的感性”与“无命运的宿命论”。加尔塞斯将这位百科全书派作家视为“伙伴”,甚至是“无方向之路的向导”。在当代哲学家中,她肯定会提到吉尔·德勒兹(1925-1995)和费利克斯·瓜塔里(1930-1992)——这两位“相遇的哲学家”,她反复阅读过《千高原》(午夜出版社,1980年)。

在Raval区的Central书店,玛丽娜·加尔塞斯的所有著作都被特别陈列,并在封面上贴有推荐阅读的标签,如《学习者的学校》(2024年)或《承诺之时》(2025年),这些作品已被译成法语在法国的工场出版社出版。她的《他者之爱》(《陌生人的激情》)一书将于2027年在法国面世,这部作品是对友谊的思考。在这家文化机构中,人们可以参加课程,如“通过美国文学看美国地理”、“福柯与我们”,或探讨“如何思考当代不适”。

玛丽娜·加尔塞斯不喜欢“不适”一词,因为它“将多种迥异的维度简化为单一因素:主体对其世界的不适感”。她坚称:“在不适的外衣下,其他政治概念如不公、不平等或掠夺消失了。”这位哲学家一边说着,一边离开书店的阴凉露台,前往她公开演讲的另一个标志性场所——Joan-Coromines广场。就在这里,在宏伟的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MACBA)与城市当代文化中心(CCCB)之间,这位备受推崇的知识分子面对数百名观众发表演讲,主题涉及教育、共同体或承诺。

2022年,在思考双年展框架下,玛丽娜·加尔塞斯与高中生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坊,探讨他们对未来的描述。这些年轻人的发言曾在广场上向千余名听众播放。“想象未来令人焦虑,并产生虚无感。他们感到自己与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并受到时代演变的威胁。”她在《承诺之时》中写道。“但所有人都能做出承诺并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些承诺包括对朋友的忠诚、回归祖籍国、职业梦想或对父母的誓言:“我向母亲承诺,我会一生告诉我爱的人,我爱他们。”其中一位学生这样说道。“通过这种承诺,未来变得可触及,在他们的言语中,一种承诺的可能性得以展开。”她回忆起那一刻仍然心潮澎湃。

另一个地点,另一种联结——位于

Ciutat Vella。由Llindar基金会管理的这个“具有强烈社会影响力的美食空间”为辍学青年提供第二次机会。餐厅以传统巴塞罗那菜肴为灵感,午间菜单由一群学徒精心服务。Omar曾是其中一员。如今担任餐厅经理的他,于2015年9月从塞内加尔抵达,年仅17岁,带着“乐园梦想”,也带着“种种幻想”,口袋里只有120欧元。在街头挣扎数周后,在基金会的帮助下,他赢得了Xamfra学校的比赛,凭借一首关于死去朋友的感人歌曲——那位朋友和他一样,乘船漂洋过海。正是在那里,Marina Garces遇到了他,他们的友谊自此牢固。自此,Cheikhou Omar Balde——人人都称他为“Omar”——在达喀尔创立了类似Llindar的团结项目Mayo,开设了两家餐厅,如今“志存高远”。

Marina Garces见证了自己对这个地方的执着:“‘活生生的反灾难主义体现’,因为总有事情可以去做。”Llindar的总监Begonya Gasch Yagüe一边说着,一边把咖啡拉到下午中旬,强调道:“‘抵抗就是坚持与持久’。”坚持让一个项目得以延续,持久则因其价值而值得。她也希望,她创立的这类倡议不再边缘化,而是成为司空见惯的存在。

女性典范

「男人若因希望与行动而团结,便能像因爱而团结的男人一般,进入他们独自无法进入的领域。」安德烈·马尔罗在国际纵队中奋战时曾如此强调。她是「思想学院」的灵感源泉——该项目自2019年起在多家剧院免费举办知识对话,亦是「白色空间」的创始人,后者是一个于2002年创立的批判性与实验性思想项目。马尔罗指出,让集体知识分子的理想得以延续。

「社会结构在变化,但巴塞罗那始终坚韧如初。」她观察道。在经由科斯塔布拉瓦返回法国之前,她提议在家乡的两个村庄稍作停留:母亲一方的埃尔波特德拉塞尔瓦,父亲一方的拉塞尔瓦德马尔。「一边平民,一边资产阶级。」她如此总结。

然而,这条通往波特博的道路两侧,曾是成千上万逃离弗朗哥或纳粹迫害的流亡者经过之地,如今却如沙漠般荒芜。「让一切就此持续下去,这才是真正的灾难。」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1940年于此数公里外自杀前曾写道——当时他被西班牙警察威胁将被遣返法国,正试图逃离纳粹的魔爪。在2021年3月28日,一艘名为「长赐号」的货轮在苏伊士运河搁浅。

在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中,如何仍怀有希望?「当世界末日想象充斥我们渴望与想象的能力,当崩溃成为我们唯一的确定性,我们只能信赖那些反抗末世的行动。」玛丽娜·加尔塞斯答道。在她看来,那些「中断不可逆转之物」的行动,正是今日「希望的面孔」。

尼古拉·特龙

下一期 面对生态崩溃,我们必须「耕种自己的花园」

技术挑战的高昂代价

苏伊士,历史悠久的运河 -5 / 6- 往来于这条航道的船只需遵守严格的航行规定。通行费用可高达100万美元

苏伊士(埃及)——特派记者

对于陆地上的居民而言,看到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的画面,仿佛是在沙漠中航行的巨轮。但对于水手来说,这完全是另一种体验。

「我们一生都在海上度过。夜晚漆黑一片,白天则是湛蓝的海水。当穿越运河时,我们的心都暖了。我们仿佛置身陆地——能看到咖啡馆露台上的人群,有人在游泳,汽车鸣笛……」,拉维库马尔·乔杜里在6月接受采访时笑着说。

这位45岁的印度工程师刚刚在一艘苏伊士最大型油轮上度过了4个月。这种被称为「苏伊士最大型」(Suezmax)的船只专为运河尺寸设计,最大可运载24万吨原油。与他一同登记入住红海酒店的,还有菲律宾籍航海员雷·萨尔维,后者刚刚结束6个月的海上航行。「穿越运河——无论是苏伊士还是巴拿马——永远是一次体验。尤其是第一次。对于船东而言,这不仅是节省时间,还能节省燃料和减少船只磨损。他们总在寻找最微小的节省机会,」这位水手解释道。他确认运河航行的复杂性:6名埃及引航员先后协助这艘油轮完成全程穿越。引航工作必须由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的埃及引航员负责,即使船长在法律上仍对船只负责。一次过境通常需要3到6名引航员,他们在固定站点(如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轮换,每人对所负责的运河段了如指掌。

其中一位引航员——谢林·侯赛尼——在6月10日引领了「旺多姆号」首次通过苏伊士运河。「旺多姆号」是法国达飞海运旗下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船长近400米,以液化天然气为动力,可运载24 000个标准集装箱。「这需要全套技术。为避免损坏运河堤岸,航速受到严格限制。运河有弯道,大型船只很难转向。此外,由于地形特殊,有时还会出现意外的水流和涌动,」现年65岁的引航员解释道。

庞大的船只正是他的专长。谢林·侯赛尼出身于运河世家——他的父亲曾是运河管理局的工程师。他选择了航海生涯,渴望旅行。他曾在英国学习,在美国工作,长期驻扎阿布扎比。6年前他回到苏伊士为运河管理局效力。「我工作10天,休息5天。现在我很开心,每晚都能回家,」这位老人说。

极端安全措施

他同时见证了船舶——尤其是集装箱船——的扩大规模,以及航运量的增长。1956年是一个双重转折点:运河的国有化,以及集装箱的发明,后者将彻底革新并标准化海上运输。目前,90%的商品通过海运流通,尽管速度较慢,但海运航线从未如此具备竞争力:“运输成本在某些产品的最终价格中极少超过1.5%,例如,一台700欧元的电视机运输成本不超过10欧元。”《苏伊士》一书作者罗伯特·索莱在《苏伊士:一条连接世界的运河》(佩兰出版社,2024年)中如是说。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网站可在线估算通行费用。该费用基于复杂计算,其主要目的是确保通行对船东和埃及双方都具备经济效益。管理局根据每艘船的净吨位收取通行费。费率根据船舶类别(集装箱船、散货船、油轮、液化天然气船、液化石油气船等)、航行方向及装载状态(满载或空载)而异。一艘满载巨型集装箱船的通行费通常在70万至120万美元之间(约合60万至100万欧元);一艘大型油轮则在40万至90万美元之间。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会定期调整费率,并为特定航线和运营商提供折扣方案。

运河在压缩运输成本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阿德尔·埃尔-拉米如是说。这位今年60岁的男子是塞得港的知名人物:曾任塞得港市长、家族企业米切尔·Jr航运公司(一家海运物资运输公司)董事,并作为议员在埃及议会任职,隶属于主要支持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的政党。他出身塞得港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其祖父于1889年在此出生。“苏伊士运河是全球贸易的生命线,”他强调,“我们从‘长赐号’危机中看到了这一点”——该船于2021年堵塞运河:“仅六天时间,近400艘船被滞留。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全球约13%的贸易会经过我们这里。”他如此解释运河的极端安全措施:“当我们看到埃及周边局势——以色列如何对待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也门、苏丹、利比亚……这一系列背景推动我们保护国家,因此也保护我们的运河。”

为跟上海运业的快速发展,运河实施定期现代化改造——以满足船东对时间和物流效率的永恒追求——但更关键的是,通过高效管理确保船舶在不到一天内完成通行。通行程序被详细记录在一本约300页的“圣经”中,该手册以英文在运河管理局网站上提供。船舶上的海事代理必须在通行前四天向管理局提交申请。船舶抵达运河入口时,代理确认细节后,船只将被安排在次日的船队中,随后在等待区锚泊。

每天有两支船队通行:一支南行(从塞得港至苏伊士),另一支北行(反向),每支船队再按速度和尺寸细分小组——最大的船只优先通行。这些通行过程每次都涉及精细操作。正如一位前运河代理在卡罗琳·皮凯所著《苏伊士运河:埃及与世界的海上通道》(埃里克出版社)一书中所述

2018年,一支船队的通过“就像让一只乌龟、一只野兔和一只长颈鹿整齐排列前行”一样困难。船只之间的间距受到严格规定——至少数百米——以限制对河岸的吸附效应和碰撞风险。大苦湖作为交汇区,供相向船队错车。航行节奏和时段由运河管理局统一调配,以优化通行流量。

2015年的工程使平均等待时间缩短,理论日通行能力从约49艘提升至约97艘,尽管这一最大限值鲜有达到,除非在新冠疫情后的恢复期。拖轮负责护航大型船只,并在操舵困难时(尤其是强风天气)提供支援。三个海事交通管制中心协调全线运作:塞得港、伊斯梅利亚(主控中心)和泰菲克港——这座城市位于运河南入口。三个中心还获得沿线16个监测站的支援。船只位置实时跟踪。如今,航程耗时在12至16小时之间,取决于航向和速度。

事故极为罕见。而“长赐”号搁浅事件更是震惊全球。2021年3月23日当地时间7时40分左右,这艘400米长的巨型集装箱船开始由南向北航行。一场沙尘暴肆虐,时速约70公里的含沙阵风降低能见度并影响操控。船首偏离航线,触及河岸,船体旋转后船首又触及对岸,“长赐”号最终在距离151公里处横向搁浅于无法并排错车的航段,完全堵塞运河。

解救工作耗时6天。首先通过强力疏浚——从船首和船尾清除约27000吨淤泥。运河管理局随后调派14艘拖轮,从三个方向拖拽。3月29日高潮时段(凌晨4时30分)推力解除,船只于15时05分完全浮起,随后被引至大苦湖接受检查。

一家繁荣的实体

近400艘船只在堵塞点两侧聚集。这起事故并未阻止船东使用该航道。2022-2023年度创下纪录,运河创造了94亿美元收入,共计25887艘船只,运输1.50亿吨货物。相比之下,巴拿马运河在2023-2024年度创造了约50亿美元收入。

这些收入使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成为一家繁荣且管理有序的实体。约15000人在此工作,并像前公司员工一样享受众多福利。管理局不仅精心维护运河,还关心员工,从住房到绿地,再到体育设施等其负责的所有空间。随着塞得港商业区以及苏伊士和更南部的艾因苏赫奈工业区,整个运河地区如今已成为继开罗和亚历山大之后埃及第二大城市区域,贫困率也是全国最低,历史学家卡罗琳·皮凯在其著作中评估称。但也门胡塞叛军对红海南部的袭击终结了这些黄金岁月。保险成本飙升,迫使船东绕道好望角。自此,运输量减半,2025年底开始的复苏也因2月底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而中断,该袭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并引发石油运输量暴跌。

2022-2023年度的纪录还能否被打破?当前正值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回流盛行。诚然,运河在漫长历史中经历过多次危机,但它将如何挺过此次危机仍未可知。

萨缪埃尔·福雷

下一期:地中海入侵物种通行证

也门胡塞叛军对红海南部的袭击终结了黄金岁月

2027年总统选举:MEDEF的责任义务

距离总统选举还有8个月之际,法国企业运动(MEDEF)夏季大学(即法国企业家大会REF)成为政治 rentrée 的主要活动,这绝非偶然。这显示出该雇主组织希望在即将拉开帷幕的竞选中扮演重要角色。

8月27日周四,在罗兰·加洛斯举行的REF上,七位总统候选人并排就各自的经济纲领回答了提问。

MEDEF主席帕特里克·马丁希望该组织能在政治辩论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全方位参与”的角色,以推动自身议题。

MEDEF与工会一样,完全有权利在候选人面前表达自身诉求并提出批评。雇主在社会对话中扮演核心角色,面对经济形势恶化——创纪录的债务、糟糕的失业数据、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能源价格飙升——他们的担忧不言而喻。

然而,这种参与权必须伴以责任义务。雇主还必须认识到有必要分担节约努力,尤其是通过延长对大型企业征收“特别税”。

他们还必须摆脱对退休金问题的僵局,这将是总统竞选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下一任国家元首的优先事项。

Lors du «conclave» sur le sujet, lancé en 2025 par François Bayrou, alors premier ministre, le Medef avait montré son intransigence, en particulier sur la prise en compte des métiers pénibles, dans les règles sur le versement des pensions. Les négociations avaient ainsi échoué après quatre mois de réunions. Le fil des discussions avec les syndicats doit se renouer. En ce sens, le début d'une reprise du dialogue avec les organisations de salariés dans le cadre de l'«agenda social autonome» est un signal positif.

Enfin, la responsabilité politique implique également la fin des ambiguïtés de Patrick Martin – vis-à-vis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 il dit ne pas savoir « répondre » quand on lui demande si Marine Le Pen est d'extrême droite. L'opposition à ce parti ne peut pas se résumer à la seule dénonciation de son programme économique.

Le danger du RN réside principalement dans son programme xénophobe, articulé autour de la préférence nationale, jugée contraire à la Constitution par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en 2024, et ses mesures de lutte contre l'immigration. Citons, par exemple, la restriction du regroupement familial, la suppression des allocations familiales pour les ménages étrangers, la suppression de l'aide médicale de l'Etat, la suppression du droit du sol.

En son temps, Laurence Parisot, la présidente du Medef entre 2005 et 2013, avait su articuler sa double opposition au Front national (l'ancêtre du RN), aussi bien sur les propositions économiques que sur le plan des valeurs. Un travail qu'elle avait synthétisé dans un livre, Un piège bleu Marine (Calmann-Lévy, 2011). Le Medef de 2027 doit s'en inspirer pour savoir de nouveau reconnaître un parti d'extrême droite.

索菲·热尔:在社交网络上,保护未成年人需要更好的监管

仇恨言论必须在社交媒体上被禁止,巴黎第八大学教授如是说

宪法委员会于8月14日(周五)否决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政府及投票支持该法案的议员认为,未成年人过度使用这些平台会对其健康造成影响,因此该措施是必要的。宪法委员会成员认为,该法律旨在保护未成年人,但其手段与未成年人表达和交流的自由构成了直接且不成比例的对抗。

这一裁决引人深思,因为多个民主国家(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正在考虑通过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来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受损问题——澳大利亚已开启此先例。

十五年来,社交媒体平台为青少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进入公共和私人空间的机会。这些平台上的使用模式既密集又多样化,满足了青少年的核心需求,无论是社交对话、寻求社会认可、获取信息(文化或综合性),还是娱乐消遣。

因此,社交媒体成为青少年实现其文化基本权利的手段,这些权利已被《儿童权利国际公约》所认可。根据法国视听与数字通信监管机构(Arcom)于2025年9月公布的研究《在线保护未成年人:风险何在?保护何在?》,在13岁之前,62%的未成年人使用至少一种平台(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Pinterest)。超过这个年龄后,这一比例达到80%。根据Arcom于2024年设立的在线平台受众观察站数据,TikTok和Snapchat是12至17岁青少年使用时间最长的平台,其次是YouTube和Instagram,尽管不同社会背景和性别间存在差异。

诚然,正如研究员达纳·博伊德(Danah Boyd)在2014年所言,青少年在这些平台上的生活“复杂”。自那时起,我通过诺曼底青少年数字实践观察站(Opnan)——由积极教育方法培训中心和国家教育部下属的卡诺佩网络(Réseau Canopé,负责教师继续教育)共同运营——对15至17岁青少年的感受进行了测量。

研究显示,60%的少女在上网时担心遭遇人身暴力(相比之下,男生为32%),其中一半人表示在过去一年中确实经历过此类暴力(男生为36%)。这些比例在职业学校中更高。尽管已实施国家和欧盟法律,这些数字在十年间却未见下降。然而,社交媒体账户的开设数量及注册年龄的提前却年年增长。

提升意识的行动

宪法委员会因此做出了一项完全值得称道的决定,承认社交媒体平台——通常在媒体中备受批评——在“参与民主生活和表达思想与意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5岁时,它们已成为青年获取信息的首要来源。然而,在法国和欧洲,言论自由与传播自由并非绝对。

虽然对未成年人(包括成年人)实施全面禁止访问的做法违宪,因为这与《人权宣言》(1789年第11条)和《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相悖,但保护民主与保护未成年人均需禁止仇恨言论、歧视性内容以及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完整性的材料。

保护未成年人还需限制误导性界面、最大化注意力捕获的设计(如永久通知、无限滚动、视频自动播放等),以及自动评估联系人关系、数字存在控制和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使用。

当前平台为青年及其家长提供的解决方案不仅不足,甚至可以说无效。我在两个集体项目(由儿童捍卫者与国家青年教育研究院支持的“Adoprivacy”,以及由国家研究署资助的“Enumine [规范未成年人数字活动]”)中发现,青少年并未被告知其数字权利。

此外,他们缺乏简单易用的功能来实现这些权利。同时,社交媒体并非唯一侵害其心理健康或诱导过度使用的数字企业。某些大型在线游戏平台,以及青少年与青春期前儿童广泛使用的生成式AI工具,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在公共监管或平台自律监管之外,媒体与数字素养教育的问题亟待解决。新法律要求学校开展“提升对无节制屏幕暴露及社交媒体成瘾性危害的意识”行动,尤其是在公共健康层面。然而,“Adoprivacy”项目证实,此类预防行动常被青少年视为更具罪责感而非赋权感的说教。

青少年渴望了解社交媒体与生成式AI的运作机制。这需要投入大量时间,采用多元化方法——法律、经济、符号学与技术视角并重。禁令政策的风险在于,将校园内本已引发青少年极大兴趣的内容妖魔化,并阻碍教育方法的发展,这些方法本可为青年数字体验及知识共建留出空间。

索菲·热尔(Sophie Jehel)是巴黎第八大学信息与传播科学教授。她主编的著作《青春期与数字世界中的隐私》将于9月由国家高等图书情报学院出版社出版。

文字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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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 des scrutins menacés d'ingérences russes

▶ France et Allemagne en tête,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redoutent le risque d'attaques hybrides et de cyberattaques russes lors des élections à venir

▶ La guerre que mène Moscou ne se cantonne pas, selon ces Etats, au front ukrainien. Elle vise à saper leurs institutions démocratiques

- Les gouvernements légi- ferent et mobilisent leur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non sans avoir de grandes difficultés à coordonner leurs réponses

▶ La chroniqueuse pro-Poutine du groupe Bolloré, Xenia Fedorova, a séjourné à Nice avant de disparaître, après l'arrêté d'expulsion la visant ▶ Sa candidature pour la direction de la Maison russe de Berlin, très liée au Kremlin, suscite la polémique en Allemagne PAGES 2-3

LE NÉPAL SIDÉRÉ PAR DE VIOLENTES CRUES

▶ « C'est un glissement de terrain qui a entraîné avec lui un glacier », selon un glaciologue PAGE 6

L'ÉTÉ

EN SÉRIES

SUEZ, CANAL HISTORIQUE Les milliers de navires qui empruntent l'ouvrage reliant la Méditerranée à la mer Rouge doivent suivre une réglementation très stricte et payer de coûteux droits de passage PAGE 27

A Tokyo, le 21 février 2017. TOSHIFUMI KITAMURA/AFP

Artistes à l'œuvre Kader Attia, créateur français d'origine algérienne, défend son atta- chement aux différences culturelles et à l'« altérité » PAGES 24-25

L'ART l'a « aidée à guérir », assurait-elle. De ses hallucinations, Yayoi Kusama a fait des enchantements, désorientant les sens et les esprits au fil de ses œuvres. Légende de la scène artistique japonaise et star du marché de l'art international, la plasticienne est morte le 14 août, à Tokyo (son décès a été rendu public jeudi 27 août), à l'âge de 97 ans. Jusqu'à ses derniers jours, de l'hôpital où elle a passé près de la moitié de sa vie, elle n'a cessé de faire de ses obsessions un conte à la Lewis Carroll. Remparts à la maladie mentale, ses toiles comme ses immenses installations sont les fruits d'une vie d'angoisses et de douleurs.

Ex-Yougoslavie Le général serbe génocidaire Ratko Mladic est mort

PAGE 23

Europe Les Islandais partagés sur leur adhésion à l'UE

PAGE 5

Climat Jancovici lance une convention citoyenne PAGE 12

Economie Le développement des services d'IA érotiques

PAGE 21

PAGES 14-15

Présidentielle Le clivage droite-gauche devant le patronat

SEPT PRÉTENDANTS à l'Elysée ont confronté leurs diagnostics et leurs visions sur la fiscalité, les retraites, la dette et le coût du travail, jeudi, au stade Roland-Garros, à l'invitation du Medef, lors de la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Face à des patrons inquiets, les postulants à l'Elysée ont tenté de rassurer sur leurs intentions. Ils convergent sur la gravité de la situation macro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sur fond d'endettement massif, de lourds déficits et de croissance atone.

Mais ils divergent sur les politiques à mener à l'issue du double mandat d'Emmanuel Macron. La proposition de Jean-Luc Mélenchon d'annuler une partie de la dette française, celle détenue par la BCE, est vivement critiqu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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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ÉDITORIAL FACE AU RN, LE DEVOIR DE RESPONSABILITÉ DU ME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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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ce Rima Hassan, de polémiques en procé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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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eignement Au lycée, la lutte difficile contre les smartphones PAG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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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Z VOTRE MARCHAND DE JOURNAUX

INGÉRENCES RUSSES

BERLIN, MALMÖ (SUÈDE), VARSOVIE - correspondants

La menace russe sur les scrutins européens

L es pays européens ne cachent plus leur inquiétude face aux ingérences russes à la veille d'échéances électorales majeures.

Selon eux, la guerre que mène Moscou ne se cantonne pas au front ukrainien : elle vise à saper les démocraties de l'intérieur. Les annonces d'opérations de déstabilisation bercent, désormais, le quotidien des opinions publiques. Pour se défendre, les gouvernements légiférent et mobilisent leur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Mais si les pays de l'Union européenne (UE) s'alarment, ils pèchent encore par individualisme, alors que ces attaques, coordonnées depuis la Russie, visent tout le continent.

Lors d'un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organisée le 20 août à Stockholm, le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éstonien, Hanno Pevkur, a mis en garde ses partenaires : « La Suède va bientôt tenir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le 13 septembre]. La Lettonie en organisera juste après [le 3 octobre]. Nous aurons les nôtres en mars [2027]. Cela signifie que la Russie cherchera des moyens d'influencer nos sociétés et d'attiser les tensions. » Présente à ses côtés, la Polonaise Henryka Moscicka-Dendys, sous-secrétaire d'Etat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 renchéri. Selon elle, « les élections sont des occasions idéales pour tenter de semer la méfiance et de tester la résilience de nos sociétés. Nous devons agir pour contrer cela, mais nous devons le faire ensemble ».

Les ingérences de Moscou inquiètent alors que des élections cruciales sont prévues dans les prochains mois

Deux jours plus tôt, la Suède, hôte de la conférence, avait été la cible de plusieurs fausses vidéos, publiées sur X en moins d'une heure, arborant des logos de médias nationaux suédois et allemand. Identifiées par le groupe Antibot4navalny, qui pourchasse la désinformation russe, elles discréditaient le scrutin législatif à venir en alertant sur des fraudes imaginaires, et accusaient le premier ministre, Ulf Kristersson, de corruption. Selon le collectif d'opposants russes, cette campagne s'inscrit dans le cadre de l'opération d'influence prorusse baptisée « Matriochka » et repérée ailleurs sur le Vieux Continent.

«Nous voyons ce genre de vidéos partout en Europe. Les Russes ont l'habitude de viser des pays qui soutiennent l'Ukraine », a réagi le premier ministre suédois. L'Agence de défense psychologique, une institution d'Etat chargée de traquer les tentatives de déstabilisation électorale, estime que cette offensive « n'a pas pour but de convaincre les électeurs d'ir-régularités en lien avec les élections », mais plutôt de « surcharger les médias avec de grosses quantités de désinformation ».

DRONE CHARGÉ D'EXPLOSIFS

En février, l'Institut norvégien de recherche sur la défense avait affirmé avoir levé le voile sur la tentative d'un groupe de hackeurs prorusses d'influencer les législatives en septembre 2025. Les chercheurs ont notamment évoqué une cyberattaque menée contre le parti conservateur Hoyre. « Selon notre analyse, a déclaré Eskil Grendahl Sivertsen, conseiller spécial au sein de l'institut, cette tentative n'a eu aucun effet sur le scrutin lui-même, mais elle illustre une volonté de mener des actions visant directement les processus démocratiques. »

Au Danemark, les trois principaux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ont alerté sur les risques d'une campagne de désinformation prorusse avant les dernières législatives, organisées le 24 mars.

L'objectif était, disaient-ils, de «promouvoir les intérêts russes, [de] semer la discorde et d'affai-blir le soutien à l'Ukraine», mais «cela pourrait également avoir des répercussions sur certains candidats et partis, ainsi que sur leur campagne électorale». Ces opérations d'ingérence visent autant les politiques intérieure qu'extérieure des pays qui viennent en aide à Kiev.

Premier contributeur européen en matière d'aide à l'Ukraine, l'Allemagne est particulièrement ciblée par des attaques contre ses infrastructures et ses systèmes d'information. Bien que s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ne désignent presque jamais explicitement la Russie comme étant à l'origine de ces attaques, ils se disent lucides. «Il n'y a pas toujours de preuve juridiquement exploitable permettant d'identifier qui pilote un drone, a admis le ministre fédéral de la défense, Boris Pistorius, en novembre 2025. Mais il existe de nombreux indices permettant de déterminer à qui profite le survol d'un tel engin à un endroit donné. »

Le 4 août, l'Allemagne a été la cible d'une tentative d'attentat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Un drone chargé d'explosifs a été découvert dans la zone sécurisée des opérations de fret, à proximité de plusieurs avions-cargos ukrainiens. Un deuxième engin aurait heurté un appareil de la société DHL, quelques minutes plus tard, dix jours avant qu'un troisième ait été retrouvé dans un champ proche de cet aéroport. Resté silencieux jusque-là, le chancelier, Friedrich Merz, a averti, le 25 août, que Berlin ferait « payer leurs actes » aux auteurs de ces attaques.

Pour la seule année 2025, l'Office fédéral de la police criminelle a répertorié, en Allemagne, plus de 320 tentatives de déstabilisation – sabotages, vols, cambriolages, attaques contre des infrastructures critiques –, la Russie étant soupconnée d'être à l'origine de la plupart de ces menées. En avril, les messageries Signal, une application réputée sécurisée, de plusieurs centaines d'élus et de personnalités politiques, dont des ministres et la présidente du Bundestag, Julia Klöckner, ont été ciblées par une attaque d'hameçonnage, également attribuée à Moscou. Les autorités allemandes enquêtent, par ailleurs, sur l'implication d'un pays étranger derrière la multiplication d'attaques, pour certaines meurtrières et souvent commises par des étrangers, survenues en amont des législatives de février 2025. Celles-ci avaient choqué l'opinion et contribué à placer la question de l'immigration au cœur de la campagne.

De son côté, la Lettonie se mobilise en vue des législatives, prévues pour le 3 octobre. Le pays a multiplié les mesures pour identi-

RIEN QU'EN 2025, L'OFFICE FÉDÉRAL DE LA POLICE CRIMINELLE A RÉPERTORIÉ, EN ALLEMAGNE, PLUS DE 320 TENTATIVES DE DÉSTABILISATION

fier d'éventuelles ingérences russes. Le site de lutte contre la désinformation du gouvernement, Melns uz balta (« noir sur blanc ») relève un matraquage d'informations fausses ou trompeuses visant à diviser le pays, notamment à destination des citoyens russophones, qui représentent près d'un tiers de la population. Mais, pour l'heure, les autorités ne signalent aucune opération visant spécifiquement le scrutin.

L'explication de cet apparent paradoxe se trouve sur Baltnews, un site de propagande qui aborde l'actualité de la région du point de vue de Moscou. Le 7 juillet, il consacrait un article à l'élection lettone: s'il y manifeste sa préférence pour le parti d'extrême droite Lettonie d'abord, dirigé par l'homme d'affaires Ainars Slesers, il estime « impossible » un « revirement »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pro-européenne et pro-ukrainienne de Riga, « même si Slesers et une coalition conservatrice accédaient au pouvoir ». Et d'ajouter : « La dépendance économique et militaire [de la Lettonie] vis-à-vis de Bruxelles lui laisse peu de marge de manœuvre. »

Il ne s'agirait donc pas de contribuer à un rapprochement avec la Russie en favorisant des candidats amis, mais de mettre en cause l'Etat letton en tant que tel, en s'attaquant à sa politique actuelle et à son histoire. Comme le montre Melns uz balta, les canaux de communication habituels de la propaganda russe – réseaux sociaux, faux sites Internet, mais aussi émissions de la radio d'Etat biélorusse, audibles dans les zones orientales de la Lettonie – regorgent de récits manifestant tous la volonté de faire de cet Etat balte un pays fantoche, dont l'indépendance, acquise pour la deuxième fois en 1991, après la période 1918-1940, après cinq décennies d'occupation par l'URSS, serait illégitime.

L'un des ressorts de la propaganda prorusse dans ce pays est d'ailleurs de livrer de faux souvenirs enjolivés de la période soviétique pour imposer le récit d'un Etat letton failli depuis qu'il a quitté le giron de Moscou. Le calme relatif qui accompagne la campagne électorale ne serait donc pas le signe d'un apaisement. Il apparaît lourd de menaces, non sur le scrutin, mais sur l'existence même de la Lettonie comme Etat indépendant.

«MENSONGES ET ALGORITHMES» La France est confrontée, pour sa part, à des opérations de déstabilisation politique très ciblées. Début août, le parquet de Paris a ouvert une enquête sur des soupçons d'ingérence russe visant deux anciens premiers ministres d'Emmanuel Macron, Gabriel Attal (Renaissance) et Edouard Philippe (Horizons), ainsi que l'éurodéputé (Place publique) Raphaël Glucksmann. Tous trois candidat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ils ont déposé plainte après la diffusion de deepfakes et de faux reportages leur prêtant des problèmes de santé ou des actes de corruption. Vignum, le service chargé, auprès du premier ministre, de la lutte contre les ingérences numériques étrangères, a regretté la publicité faite autour de ces opérations qui, selon lui, donne «plus de visibilité à des contenus qui ne sont que très peu vus par les citoyens».

Lors d'une rare réaction commune, le 13 juillet, la France, l'UE et le Royaume-Uni ont prononcé, ensemble, des sanctions à l'encontre de neuf Russes et de quatre entités liés au FSB, le service fédéral de sécurité de la Russie. Les autorités britanniques ont ajouté 24 personnes à cette liste, dont des dirigeants du GRU, le renseignement militaire russe, et des membres de Rybar LLC, une organisation russe de désinformation sur l'Ukraine, connue pour mener des ingérences électorales en Europe. Cette annonce faisait écho aux propos de la cheffe de la diplomatie européenne, Kaja Kallas, pour qui « les guerres d'aujourd'hui ne se mènent pas seulement avec des chars et des drones, mais aussi avec des mensonges et des algorithmes (...). En 2026, l'utilisation d'outils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dans les ingérences russes et chinoises a augmenté de façon exponentielle ».

Si les gouvernements européens s'expriment rarement de concert en matière de lutte contre les ingérences étrangères, leur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en revanche, coopèrent étroitement, en secret, en bilatéral ou au sein du club de Berne, qui réunit le Royaume-Uni, la Suisse, la Norvège et les pays de l'UE, à l'exception de l'Autriche. «C'est le cercle multilatéral vraiment utile pour la sécurité collective du continent», confie l'un des dirigeants du renseignement français. Il se réunit régulièrement dans différentes capitales en séance plénière ou en petits groupes, selon les sujets et l'actualité.

Les espions européens savent qu'ils n'ont pas d'autre choix que de coopérer, car les ingérences politiques russes visent l'ensemble du continent. D'après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français, le chef du cabinet adjoint de l'administration présidentielle russe, Sergueï Kirienko, jouerait un rôle central dans ces campagnes de déstabilisation, dans le cadre des « directives contre les pays inamicaux », selon la terminologie de Moscou. La même source au sein du renseignement français ajoute : « Il existe un mandat général et chaque structure de renseignement russe met ensuite en place les actions possibles au regard de ses accès, in-

formations ou opportunités. » ■ ELSA CONESA, JACQUES FOLLOROU, FLORENT GEORGESCO ET ANNE-FRANÇOISE HIVERT

La « cavale » très politique de l'expulsée Xenia Fedorova

La potentielle nomination de la propagandiste pro-Poutine à la Maison russe de Berlin suscite une polémique outre-Rhin

Votre opérateur ou le réseau Wi-Fi ne permettent pas de joindre votre correspondant. » Où est passée Xenia Fedorova? Son portable sonne dans le vide, puis s'affiche ce message sur celui de la personne qui tente de la joindre. Depuis la mesure d'expulsion du territoire français, signée le 27 juillet, qui la prive de son titre de séjour et lui interdit de travailler en France, l'égérie russe du groupe Bolloré a disparu. Elle ne s'est pas présentée aux autorités françaises, qui n'ont pas eu à la mettre dans un avion. Elle les nargue, en revanche, depuis ce qui ressemble à une « cavale », donnant chaque semaine de ses nouvelles dans le JDNews et Le Journal du dimanche (JDD) : pas moins de quatre tribunes depuis juillet, qui critiquent vertement le pouvoir français.

Dans quel pays se trouve-t-elle? Sa dernière trace publique date du 28 juillet, lendemain de l'arrêté d'expulsion pour « atteinte aux intérêts fondamentaux de l'Etat » pris par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Ce jour-là, en fin d'après-midi, Xenia Fedorova poste sur Instagram une story de la cathédrale orthodoxe russe de Nice, sous un ciel bleu éclatant, en géolocalisant la ville. Une dernière image de la France publiée juste avant que son expulsion lui soit notifiée le 29 juillet, quarante-huit heures après la signature de l'arrêté.

Les dix jours précédents, elle avait assuré ses dernières émissions pour CNews en duplex. D'où? Mystère. « Comme chaque dimanche, Xenia Fedorova est en liaison avec nous », lançait sans détailler le présentateur. Puis la collaboratrice du groupe Bolloré apparaissait dans un intérieur blanc où se dessinaient quelques bibelots dorés.

La trace de sa cavale se perd ensuite à Rome, mais la direction de CNews confie au Monde qu'elle était récemment en Turquie. Une quasi-certitude : elle ne se trouve pas outre-Rhin. Depuis 2024, Xenia Fedorova a interdiction d'entrer sur le territoire allemand où, selon son livre, Bannie (Fayard, 2025), elle a vécu dans sa jeunesse. En cause : ses « activités d'ingérence » au sein de l'agence de presse russe Ruptly, pour laquelle elle a travaillé à Berlin entre 2015 et 2017, avant de rejoindre Paris pour diriger l'antenne française de la chaîne Russia Today.

L'arrêté d'expulsion de France signé par Laurent Nuñez,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avec l'aide du Quai d'Orsay et de Bercy et en liaison directe, mais discrète, avec l'Elysée, a été préparé en étroite collaboration avec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allemand. Car la Place Beauvau marchait sur des œufs, craignant de voir sa décision annulée au contentieux. C'est ainsi que, dans l'arrêté, la France s'appuie sur le précédent allemand et relève que Xenia Fedorova a postulé « récemment » au titre de directrice de la Maison russe de la science et de la culture, à Berlin, un organisme diplomatique russe nimbé d'une tenace réputation.

Il s'agit en effet de l'antenne culturelle de l'agence d'Etat russe Rossotrudnichestvo, placée sous la tutel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russe.

LA MAISON RUSSE DE BERLIN, UN ORGANISME DIPLOMATIQUE, EST RÉGULIÈREMENT ACCUSÉE DE SERVIR LA PROPAGANDE DU KREMLIN

L'agence allemande qui gère cette structure a d'ailleurs été sanctionnée par l'Union européenne après l'invasion à grande échelle de l'Ukraine par la Russie, en février 2022. Située sur la Friedrichstrasse, au cœur de Berlin, la Maison russe est régulièrement accusée de servir la propagande du Kremlin. Mais elle est aussi « utilisée comme couverture par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russes », signale l'arrêté pris à Paris.

Jusqu'à présent, l'Allemagne avait renoncé à la fermer, pour éviter que Moscou ne bannisse les Instituts Goethe en Russie par mesure de rétorsion. Mais l'«affaire Fedorova » déclenchée en France a, dans la foulée, provoqué un vif débat outre-Rhin : depuis la mi-août,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allemands, de la droite conservatrice (CDU/CSU) aux Verts en passant par la gauche sociale-démocrate (SPD) et les libéraux (FDP), redoublent de critiques contre la présence de ce «centre d'espionnage » russe au cœur de Berlin, et réclament sa fermeture au gouvernement fédéral et à la ville-Land. Seuls les partis d'extrême droit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et de la gauche radicale allemande (BSW) sont restés silencieux, cet été.

«Précieuse immunité diplomatique»

« L'écritaise immunitée diplomatique » Deux versions s'affrontent sur cette candidature, méconnue jusqu'à fin juillet. La première, celle de la Place Beauvau, prête une forme d'audace à la « protégée » russe de Vincent Bolloré. En France, Xenia Fedorova se présentait comme « une journaliste » (mais ne possède pas de carte de presse), se plaignait d'être caricaturée en « James Bond girl sombre et diabolique », et n'a cessé de balayer tout soupçon de lien avec le Kremlin, même si elle n'avait pas hésité à jouer les figurantes dans un film à la gloire du FSB, le renseignement intérieur russe, en 2004. Un blockbuster de 7 millions de dollars (6 millions d'euros), réalisé avec le soutien du centre des opérations spéciales du FSB et de la direction de l'aviation des gardesfrontières du service de sécurité intérieure, d'après le site Intelligence Online.

Selon l'avocat de Xenia Fédorova, c'est au contraire l'ex-dirigeante de RT France qu'on est venu chercher pour diriger la Maison russe dans la capitale allemande, si directement liée à Moscou qu'elle est actuellement sans directeur, son statut diplomatique n'ayant pas été renouvelé par Berlin. « La proposition lui a été faite lors d'une conversation téléphonique, mais elle l'a expressément refusée », assure Emmanuel Piwnica.

Comme le soulignent au Monde deux diplomates allemands, cette nomination aurait pu lui permettre de lever son interdiction de séjourner en Allemagne et d'« obtenir une précieuse immunité diplomatique », dont un passeport. A l'annonce de l'arrêté d'expulsion, fin juillet,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russe avait en effet pris fait et cause pour sa compatriote, une « journaliste insoumise » victime, en France, de « persécution politique sur la base d'accusations fallacieuses ».

«Célibataire et sans enfants», dixit l'arrêté d'expulsion, Xenia Fedorova ferraille en tout cas en justice pour tenter de faire annuler la décision française, qui l'accuse d'être « un relais des campagnes de désinformation pilotées par les autorités russes » afin de « déstabiliser l'ordre public ». L'ancienne dirigeante de RT France, qui vivait dans le 6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et n'a jamais pointé au commissariat, comme l'y obligeait l'arrêté, a d'emblée sollicité les tribunaux. Sans succès. Le 14 août, elle a perdu une seconde fois son recours (en référé-suspension) devant le

MALGRÉ L'INTERDICTION «À QUICONQUE DE METTRE DES FONDS OU DES RESSOURCES» À LA DISPOSITION DE M $^{ME}$ FEDOROVA, LE GROUPE BOLLORE N'A PAS RENONCÉ À SA PROSE

tribunal administratif de Paris, après que, fin juillet, la justice n'a relevé aucune « extrême urgence » justifiant son référé-liberté.

Après cette mesure d'expulsion, assortie d'une mesure d'assignation à résidence et du gel de ses avoirs financiers et comptes bancaires en France, ainsi que de l'interdiction « à quiconque de mettre des fonds ou des ressources économiques » à sa disposition, le groupe Bolloré n'a pas renoncé à la prose de la citoyenne russe, employée jusqu'à cet été en CDI. C'est ainsi que, le 23 août, Xenia Fedorova a répondu dans les colonnes du JDD, depuis sa cavale, aux arguments de Jean-Noël Barrot sur le fameux droit à «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 « Une opinion cherche à convaincre, rappelait le 17 août dans Le Monde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français. La manipulation de l'information cherche à tromper; l'ingérence cherche à peser de l'extérieur sur notre liberté de choix. »

Dans la même tribune publiée par Le JDD, Xenia Fedorova accuse aussi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de nourrir une « obsession de "lingérence russe" » pour mieux « détourner l'attention » de la corruption en Ukraine, soit la ligne développée par l'hebdomadaire, dont Vincent Bolloré prépare et surveille personnellement, chaque jeudi, le menu de la semaine. Le patron breton, qui avait convié, en mai, l'ex-directrice de RT France au lancement de son think tank de campagne 2027, l'Institut de l'espérance, juge que l'Elysée instrumentalise les tentatives d'ingérence russe contre les deux anciens premiers ministres Edouard Philippe et Gabriel Attal, et l'eurodéputé social-démocrate Raphaël Glucksmann, tous trois candidat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Maintenant que Laurent Nuñez et ses services sont parvenus à faire accroire que Xenia Fedorova était un danger pour notre démocratie, le soupçon voyage comme un virus », relayait, dimanche 23 août, un rédacteur en chef du JDD, Raphaël Stainville, plume du livre Bannie, signé Xenia Fedorova. Un thème de campagne offert sur un plateau par l'«affaire Fedorova» et dont Pascal Praud s'est emparé, jeudi 27 août, lors de sa rentrée sur CNews, pour dresser un bilan apocalyptic des catastrophes de l'été.

Parmi elles, les ingérences étrangères. « Ah, les ingérences étrangères... Sous-entendu russes qui sont, avec CNews et le réseau X de monsieur Elon Musk, perçus par le pouvoir comme le nouvel axe du mai », soupirait ironiquement l'animateur, sans donner de nouvelles de son ancienne collègue de grille. Interrogée par Le Monde sur le sort de Xenia Fedorova, la direction de CNews répond que « des interventions en duplex ne sont pas prévues à date, mais pas exclues à terme. On ne se les interdira pas ».

ARIANE CHEMIN ET IVANNE TRIPPENBACH

En Allemagne, une raffinerie piégée par sa dépendance à la Russie

Le complexe de Schwedt est contraint de diversifier son approvisionnement depuis la mise en place des sanctions européennes

SCHWEDT-SUR-ODER (BRANDEBOURG) - envoyée spéciale

Force de la classe ouvrière», rappelle la statue en bronze d'une «jeune famille » socialiste composée du père, de la mère et d'un enfant qui accueille depuis 1965 les visiteurs à l'entrée de la raffinerie de Schwedt (Brandebourg), à la frontière polonaise. Emblème de l'ex-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allemande, ce complexe pétrochimique, aussi étendu que la ville voisine du même nom (Schwedt-sur-Oder), se trouve aujourd'hui au cœur des tensions géopolitiques mondiales.

Il est devenu, malgré lui, le symbole de la difficulté de l'Allemagne à se défaire de sa dépendance au pétrole russe, dont l'étendue a été révélée par la guerre en Ukraine. Alimenté pendant près de soixante ans à partir des gisements de l'Oural – sur près de 5 000 kilomètres – grâce à un oléoduc baptisé Droujba (« amitié »), ce site, qui est toujours la propriété du groupe russe Rosneft, craint aujourd'hui pour son avenir.

Connu ici sous le nom de PCK, pour Petrolchemie und Kraftstoffe (« pétrochimie et carburants »), il occupe une place particulière parmi les onze raffineries en activité outre-Rhin. Il alimente non seulement toute la capitale en carburants et en fioul, mais aussi toute une partie de l'est de l'Allemagne, ainsi que certains de ses voisins : la Pologne, l'Autriche et la Suisse. L'aéroport de Berlin, les réseaux de transport routier, les stations-service, mais aussi les systèmes de chauffage d'une partie des logements de la région en dépendent.

« Chaque nuit, plus de 110 trains longs de 550 mètres, c'est-à-dire des rames de wagons-citernes, transportent des produits de PCK vers Berlin et vers la Pologne, détaille la maire sociale-démocrate (SPD) de Schwedt-sur-Oder, Annekathrin Hoppe, ancienne employée du combinat, où elle était ingénieure avant la réunification. PCK a une mission d'approvisionnement stratégique. »

En privant la raffinerie de sa principale source d'approvisionnement, les sanctions européennes contre les hydrocarbures russes en 2022, puis en 2023, ont frappé de plein fouet l'entreprise. Dès 2022, l'État fédéral a mis sous tutelle la part détenue par Rosneft dans PCK, soit 54,17 % (au côté des groupes britannique Shell, 37,5 %, et italien ENI, 8,33 %). Le gouvernement du chancelier (SPD) Olaf Scholz avait alors promis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rapidement.

« La raffinerie ne connaissait rien d'autre que le pétrole brut russe, résume Ralf Schairer, responsable adjoint du site, recruté en 2022. Elle recevait chaque jour par liaison directe exactement la quantité de pétrole qu'elle était censée traiter. Tout se passait de manière continue. La qualité et la teneur en soufre étaient toujours identiques. C'était simple. » Du jour au lendemain, il a fallu trouver d'autres sources, et « revoir l'ensemble de la chaîne logistique », poursuit-il.

Du pétrole est acheminé de Gdansk, en Pologne, avant d'être

Dès 2022, l'Etat fédéral a mis sous tutelle la part détenue par le russe Rosneft dans PCK, soit 54,17 %

réinjecté dans la partie finale de l'oléoduc Droujba. Des tankers livrent aussi le port de Rostock (Mecklembourg-Poméranie-Occidentale), sur la mer Baltique, l'hydrocarbure étant ensuite transporté jusqu'à la raffinerie par un autre oléoduc jusque-là peu utilisé. «Nous savions prendre en charge du pétrole russe à la frontière polonaise mais pas le pétrole qui arrivait à Rostock par la mer, détaille Ralf Schairer. [Nous ne savions pas non plus] quand les bateaux allaient arriver. Nous avons aussi dû apprendre à exploiter cet oléoduc qui n'avait été construit que pour les situations d'urgence. Nous n'étions pas sûrs qu'il tiendrait le coup.»

Du pétrole kazakh vient remplacer le brut russe, formant jusqu'à un quart des approvisionnements. Puis, en mai de cette même année 2022, nouveau bouleversement : Moscou décide de bloquer ces livraisons qui transitent par son territoire via Droujba, plongeant à nouveau PCK dans l'incertitude. Et avec lui toute la région.

Guerre en Ukraine, flambée des prix du brut consécutive à l'attaque américaine contre l'Iran, politique climatique européenne... «Nous avons ici tout ce que la grande politique mondiale a à offrir en ce moment!», ironise Annekathrin Hoppe. Les volumes provenant de Rostock et de Gdansk compensent ceux du pé-trole kazakh, assurent les responsables, même si la raffinerie ne tourne qu'à un peu plus de 80 % de ses capacités.

Moyen de pression

La structure de son capital et sa situation juridique rendent complexe tout nouvel investissement. Le gouvernement fédéral a ainsi promis d'investir 400 millions d'euros pour moderniser l'oléoduc qui relie Schwedt-sur-Oder à Rostock et le prolonger afin d'accroître les volumes raffinés. Mais cette aide, qui fait l'objet d'un examen à Bruxelles, est bloquée depuis 2023. Des projets d'agrandissement du port de Rostock ont aussi été évoqués. «Beaucoup de promesses n'ont pas été tenues, dit en soupirant Danny Ruthenburg, le responsable du comité d'entreprise de PCK. Les salariés ne comprennent pas qu'aucune autre solution n'ait été envisagée pour maintenir la raffinerie en activité. »

L'idée de produire des carburants synthétiques à base d'hydrogène, moins polluants, est à l'étude. « Les technologies existent, explique Ralf Schairer. Mais c'est très coûteux, et très peu de clients sont prêts à payer le prix [de ces produits] même si les pouvoirs publics fixent des quotas. »

Pour l'expert des questions de sécurité énergétique Frank Umbach, «il est incompréhensible que le gouvernement ne se soit pas soucié plus tôt de l'approvisionnement énergétique de PCK, en laissant les entreprises privées s'en occuper, et qu'il ne se soit pas non plus penché sur la construction d'autres infrastructures, comme le fait la Pologne depuis longtemps».

A ses yeux, il était évident que la Russie allait utiliser l'oléoduc Droujba comme moyen de pression. « On aurait pu, par exemple, moderniser la raffinerie afin qu'elle soit en mesure de traiter autre chose que le brut russe, qui est du pétrole lourd, dont un nombre assez restreint de pays sont exportateurs, ajoute-t-il. On a laissé aux responsables de PCK la responsabilité de ces choix, alors même que certains peuvent avoir des liens personnels avec Moscou. »

ELSA CONESA

En Syrie, la dissolution des FDS met un terme à l'autonomie des Kurdes

Avec la fin des Forces démocratiques syriennes, les responsables kurdes négocient leur intégration à l'Etat syrien, sans avoir aplani tous les contentieux

BEYROUTH, - correspondante

La dissolution des Forces démocratiques syriennes (FDS), mises sur pied par les Etats-Unis en 2015 comme fer de lance de la lutte contre l'organisation Etat islamique (EI), et celle de l'Administration autonome du nord et de l'est de la Syrie (Aanes), qui a géré ces régions après la révolution de 2011, étaient devenues inéductables. Les forces kurdes avaient perdu ces territoires après l'offensive des forces gouvernementales, et un accord d'intégration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et militaires kurdes au sein de l'Etat syrien a été signé le 29 janvier.

Le général Mazloum Abdi, le chef des FDS, a annoncé leur dissolution, mardi 25 août, du palais présidentiel, à Damas, à la demande pressante du président de transition syrien, Ahmed Al-Charaa, qui cherche à consoli-der son contrôle sur l'ensemble de la Syrie depuis qu'il a pris le pouvoir après la fuite du dictateur Bachar Al-Assad, en décembre 2024.

Cette annonce marque une nouvelle étape symbolique dans le processus d'intégration. « Mazloum Abdi joue une carte majeure qui peut transformer la structure de pouvoir dans les zones kurdes. Mais, on est encore dans un cadre de négociations au sommet, et tout dépend de la concrétisation du processus d'intégration sur le terrain. Jusqu'à ce jour, on ne constate que très peu d'avancées », estime Arthur Quesnay, chercheur à l'université Paris-I Panthéon-Sorbonne. L'Etat syrien est encore peu présent à Hassaké et

Le président de transition syrien, Ahmed Al-Charaa, cherche à consolider son contrôle sur l'ensemble du pays

à Kamechliyé, les deux grandes villes du Nord-Est syrien. Les salaires des fonctionnaires continuent d'être payés par l'Aanes, et les Asayiches (les forces de police kurdes) assurent toujours la sécurité locale.

«Le processus d'intégration ne s'est pas arrêté à l'anno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a estimé Mustafa Abdi, un membre de l'équipe présidentielle chargée de superviser la mise en œuvre de l'accord du 29 janvier, dans un entretien accordé au journal en ligne The Amargi, précisant que le processus « est entré dans une phase de mise en œuvre qui nécessite l'achèvement d'un certain nombre de procédures et d'arrangements administratifs, sécuritaires et institutionnels ».

Pressions américaines

La dissolution des FDS scelle néanmoins définitivement la fin du rêve d'autonomie des 2,5 millions de Kurdes en Syrie. « Cette nouvelle réalité n'est pas à la hauteur de nos ambitions concernant nos droits, notre administration en tant que Kurds, mais tout le monde en a assez de la guerre et veut une vie meilleure et plus de stabilité », commente Sherwan Yousef, directeur de la plateforme pour le dialogue Defacto, qui a joué un rôle de médiateur dans les négociations. « Les membres syriens du Parti des travailleurs du Kurdistan [PKK, un groupe séparatiste qui a mené une insurrection pendant des décennies en Turquie, et dont sont issues les FDS] ne sont pas contents de cet accord, mais ils n'ont pas d'autres options car le PKK est aussi engagé dans un processus de paix avec la Turquie », poursuit-il.

La perspective d'une nouvelle guerre, en cas d'échec du processus d'intégration, ainsi que les pressions américaines et turques, ont laissé peu de marge de manœuvre aux responsables kurdes. Washington, qui a réorienté son soutien au profit des nouvelles autorités islamistes de Damas depuis la chute d'Al-Assad, a exercé d'importantes pressions sur la direction kurde. L'envoyé spécial américain en Syrie, Tom Barrack, a salué, mardi, une décision « absolument historique ». Ankara, qui a fait de la dissolution des FDS une condition sine qua non pour l'avancée des pourparlers de paix qu'elle a engagés avec le PKK, a salué une « avancée importante pour renforcer l'autorité de l'Etat dans tout le pays et rassembler les différentes composantes de la société ».

Le président Al-Charaa devrait réserver aux responsables kurdes un rôle dans le processus d'intégration. Dans la nuit du jeudi 27 au vendredi 28 août, le général Abdi a été nommé au poste de conseiller du président, officieusement chargé des affaires kurdes. Ilham Ahmed, qui assume la diplomatie au sein de l'Aanes, devrait être nommée

Les responsables kurdes font de la reconnaissance des droits de leur communauté, une exigence

députée au Parlement syrien, avec un rôle au sein de la commission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insi que de la commission qui sera chargée de rédiger la future Constitution. « Mazloum Abdi a choisi d'accepter une intégration progressive tout en endossant un rôle dans le processus, ce qui lui permet d'éliminer ses opposants, car il devient le seul garant kurde de la transition vis-à-vis de Damas », estime Arthur Quesnay.

Alors que le noyau dur des FDS compte encore 30 000 combattants kurdes, après la défection de leurs alliés arabes en janvier, quatre brigades des FDS, composées chacune de 1300 hommes, doivent être intégrées au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Les Unités de protection de la femme (YPJ), la composante féminine des FDS, devraient, elles, rejoindre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après le refus du gouvernement d'accepter des femmes au sein de son armée.

«Il est possible que Damas étende le nombre de brigades ou crée des unités spéciales, comme une brigade à Afrin ou une nouvelle unité antiterroriste. Le contrôle des frontières sera confié à des unités de gardes-frontières mixtes», estime Sherwan Yousef. « Les membres non syriens du PKK qui sont toujours en Syrie vont aller en Turquie ou sur les monts Qandil [la zone de repli du PKK en Irak] dans l'attente du processus de paix turc », poursuit-il.

Le départ des membres étrangers du PKK, qui ont exercé une influence considérable aux postes de commandement et dans les fonctions administratives, est stipulé dans l'accord de janvier. « Les forces antiterroristes HAT sont en train de recruter à nouveau, et le noyau dur de l'appareil militaire et politique est toujours là, encadré par environ 5 000 cadres syriens du PKK. C'est un réduit militaire inquiétant pour Damas », ajoute Arthur Quesnay.

Contentieux sur les ressources Les responsables kurdes font de la reconnaissance des droits de leur communauté, marginalisée sous le règne du clan Al-Assad, une exigence. Ils demandent que ces droits, consacrés par un décret du président Al-Charaa en janvier, soient inscrits dans la future Constitution, notamment la reconnaissance de la langue kurde comme langue officielle. Deux heures optionnelles d'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kurde vont être introduites dans les programmes scolaires des régions où la population kurde est significative à la rentrée prochaine, selon l'agence de presse officielle SANA.

Un autre point de contentieux porte sur les ressources qui seront affectées aux régions kurdes. L'Etat syrien a repris le contrôle des champs d'hydrocarbures et des frontières, octroyant 10 % des revenus du pétrole aux Kurdes. «Jusqu'à quand le PKK va-t-il pouvoir continuer à ponctionner l'économie dans le Nord-Est syrien alors que les Etats-Unis et la Turquie vont être plus regardants? Tous les réseaux clientélistes sont affectés, d'où un vide politique et une contestation contre le PKK dans les zones kurdes», note Arthur Quesnay.

HÉLÈNE SA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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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Maroc, une grève des avocats paralyse la justice

L'Association des barreaux du Maroc proteste,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contre une nouvelle loi régissant l'exercice du métier

La réforme du métier d'avocat ne passe décidément pas. Une nouvelle loi encadrant l'exercice de la profession a beau avoir été publiée au Bulletin officiel, le 20 août, l'Association des barreaux du Maroc appelle à poursuivre la grève. Celle-ci dure sans discontinuer depuis le 15 juin, après une première cessation d'activité d'un mois entre janvier et février. Soit plus de cent jours de mobilisation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Le mouvement est tel qu'aucun des quelque 17 000 avocats du royaume, partisan ou non de la grève, n'est en mesure d'exercer normalement.

Consigne a été donnée de « ne rien faire », témoigne anonymement l'un d'eux, qui travaille à Marrakech. Même s'il ne soutient pas le mouvement, son cabinet est à l'arrêt. La situation est suffisamment exceptionnelle pour que l'ordre de Casablanca, le plus important du pays, ait décidé d'octroyer des indemnités aux stagiaires et titulaires les plus précaires. Pendant ce temps, la justice tourne au ralenti. « J'ai un client en détention dont l'audience a été renvoyée plusieurs fois, une famille dont la procédure de divorce reste suspendue et une entreprise dont le référé est en attente depuis des semaines », détaillie un conseil de Rabat, sous le couvert de l'anonymat.

L'inquiétude est relayée par des magistrats du parquet. Dans un courrier officiel daté du 29 juillet, le procureur général près la cour d'appel de Settat dénonce la « quasi-paralysie dans le traitement des affaires à cause du refus d'assurer la défense des justificiables ». La colère des avocats

gronde depuis que le gouvernement a validé la réforme en janvier. Le projet de loi a suivi la navette parlementaire, avant d'être adopté en juillet. Le texte, de près de 150 articles, contient un lot de mesures censées «moderniser» la profession: limitation des mandats des bâtonniers et des membres des ordres, dématérialisation des procédures, relèvement du niveau universitaire requis, création d'un institut de formation...

Après huit mois de conflit, sans dialogue, c'est le sentiment d'un passage en force de l'exécutif qui domine au sein de la profession. Ce que crédibilise la décision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rendue le 10 août. Saisis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ses membres ont refusé de statuer en raison d'une erreur de procédure: il manquait le texte de loi. Huit jours plus tard, le roi l'a donc promulguée, sans lever le soupçon d'inconstitutionnalité. « Nous sommes mis devant le fait accompli », réagit Youssef Fassi Fihri, avocat au barreau de Casablanca.

Immixtion du parquet

Pour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Abdellatif Ouahbi, la grève en cours a un air de déjà-vu, et constitue un nouvel épisode des tensions qui sévissent entre la profession et sa tutelle. Lors de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en 2021, une partie des avocats avait fait front contre l'instauration du passe vaccinal. Un an plus tard, ils s'étaient élevés contre leur nouveau régime fiscal. Sans nier des avancées – celles, par exemple, sur la couverture sociale et la présence des femmes aux instances dirigeantes –, ils dénoncent cette fois une «atteinte à leur indépendance».

Plusieurs dispositions sont contestées par crainte d'une immix-tion du parquet. En cas de plainte classée contre un conseil, le ministère public est désormais autorisé à contester la décision de l'ordre. Il peut également demander à faire contrôler un cabinet par le bâtonnier. « Une brêche vers de possibles pressions », redoutent des juristes. D'autres sujets de friction mettent au jour les désac- cords entre avocats. Ainsi du contrôle par la Cour des comptes des caisses par lesquelles transite l'argent des justiciales. Confiiée aux ordres depuis 2008, la gestion sans audit légal de ces sommes considérables a donné lieu à quantité de détournements et malversations. Saluée par des praticiens du droit, dont Kawtar Jalal, avocate au barreau de Casablanca, qui y voit « transparence et reddition », l'instauration d'une surveillance extérieure est considérée par d'autres comme une « intervention flagrante dans l'autorégulation de la profession ».

Compte tenu de « l'urgence », l'Association des barreaux du Maroc – qui a reçu, en France, le soutien du Conseil national des barreaux – a avancé la date de sa réunion extraordinaire, initialement prévue le 5 septembre, au jeudi 27 août. « Est-ce que nous poursuivons la grève malgré tout ? Oui, sans ambiguïté, répond Youssef Fassi Fihri. La promulgation de la loi ne clôt pas le conflit. Elle en déplace simplement le terrain vers les décrets d'application et l'exigence d'une révision. »

ALEXANDRE AUBLANC

Les Islandais peu enthousiastes à l'idée d'entrer dans l'UE

Un référendum sur la reprise des négociations avec Bruxelles en vue, à terme, d'une adhésion à l'Union européenne se tient samedi

REPORTAGE

REYKJAVIK - envoyée spéciale

Dans le petit local loué pour la durée de la campagne, dans le vieux Reykjavik, deux jeunes femmes gonflent des ballons. Au mur, des drapeaux islandais et européens. Silja Höllu Egilsdottir, âgée de 22 ans, et Thorhildur Davidsdottir Söebech, 24 ans, militent au sein du mouvement de la jeunesse islandaise pro-européenne (Ungir Evropusinnar). Fondée en 2009, l'organisation était inactiv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lle a repris du service depuis que la coalition de centre gauche, au pouvoir depuis novembre 2024, a annoncé en mars la tenue d'un référendum, samedi 29 août, sur la reprise des négociations avec Bruxelles en vue de l'intégration de l'île de 400 000 habitants à l'Union européenne (UE).

Etudiantes en sciences politiques, Silja et Thorhildur tentent de mobiliser les électeurs de leur génération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lles craignent « une répétition du Brexit, quand les jeunes qui étaient favorables à l'UE n'étaient pas allés voter ». Thorhildur a étudié au Danemark, Silja en République tchèque. Elles rêvent d'Europe et rappellent que le référendum porte sur la reprise des négociations, et non sur l'adhésion, à laquelle une majorité d'Islandais s'oppose. « Une occasion qu'il serait dommage de rater », disent-elles.

Le message, cependant, a du mal à passer. A quelques jours du référendum, il est difficile d'anticiper l'issue du vote, même si le camp du oui arrive légèrement en tête dans les sondages. « Si près du vote, l'écart ne devrait pas être aussi réduit », convient-on avec febrilité dans les couloir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igé par la patronne du très pro-européen Parti de la réforme, Thorgerdur Katrin Gunnarsdottir, figure de proue de la campagne pour le oui. L'organisation de la consultation avait été inscrite dans l'accord de coalition signé par le Parti social-démocrate, le Parti de la réforme et le Parti du peuple (gauche populiste) en novembre 2024. Il stipulait que le vote devrait avoir lieu avant fin 2027. Les visées du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sur le Groenland et les incertitudes pesant sur l'avenir de l'OTAN, dont l'Islande – pays sans armée – est l'un des membres fondateurs, ont poussé le gouvernement à accélérer le calendrier.

Devant une cinquantaine de personnes, dans un café de l'est de Reykjavik, le 19 août, Thorgerdur Katrin Gunnarsdottir assure que le contexte place l'Islande en position de force. On n'est plus en 2009, quand le pays, déjà membre de l'Association européenne de libre-échange et de l'espace Schengen, déposait sa demande d'adhésion. L'île était engluée dans une crise financière sans précédent, accélérée par la faillite de trois de ses principales banques, que l'Etat avait dû nationaliser. En un an, le taux de chômage avait doublé.

Gestion des stocks de poisson Depuis, l'économie s'est refait une santé. Spécialiste des questions européennes, Vilborg Asa Gudjonsdottir y voit une des raisons du peu d'enthousiasme que suscite l'UE: « En 2009, nous étions à genoux, alors qu'aujourd'hui, le pays va bien. Il n'y a donc pas un sentiment d'urgence à rejoindre l'UE. » Lancées en 2010, les négociations avaient été suspendues en 2015, après le retour au pouvoir du très eurosceptique Parti de l'indépendance. A l'époque, les discussions avaient abouti sur 11 des 35 chapitres à l'agenda. Jugés trop controversés, les dossiers de la pêche et de l'agriculture n'avaient pas été abordés.

Cette fois, ils sont au cœur des débats. Le 14 août, les membres de l'Association des agriculteurs islandais ont voté à 95 % contre la reprise des négociations, estimant qu'il était « de [leur] intérêt de rester en dehors de la politique agricole commune », précise sa présidente, Margret Agusta Sigurdardottir.


Sigurdur Thorsdarson, 75 ans, est contre l'intégration de son pays à l'UE. A Reykjavik, le 19 août. BARA KRISTINSDOTTIR POUR « LE MONDE »

La puissante Fédération de l'industrie de la pêche n'a pas donné de consignes de vote. Mais dans ses locaux du front de mer, la patronne de l'organisation, Heidrun Lind Marteinsdottir, révèle qu'elle votera non. Ni la promesse du gouvernement d'exiger « une pleine autorité et un contrôle total sur le système de gestion des pêches et la zone de compétence », ni les propos du commissaire européen à la pêche, Costas Kadis, qui a indiqué que l'UE pourrait faire preuve de « flexibilité », ne l'ont convaincue. « Je pense qu'il faut être très réaliste. Aucun Etat membre n'a jamais obtenu de dérogation permanente à la politique de pêche », souligne cette avocate, fille de pêcheur.

Le secteur représente 40 % des exportations, 7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et 8 000 emplois. Heidrun Lind Marteinsdottir ne craint pas seulement que l'Islande perde le contrôle de la gestion de ses stocks de poisson : elle redoute surtout l'arrivée des investisseurs étrangers dans le capital des entreprises locales, limités aujourd'hui à 25 %. « Nous avons réussi à maintenir toute la chaîne de production en Islande avec des

« Aujourd'hui, le pays va bien. Il n'y a donc pas un sentiment d'urgence »

VILBORG ASA GUDJONSDOTTIR spécialiste des questions européennes

salaires élevés. Tout cela pourrait très vite disparaître », avertit-elle.

L'Islande est marquée par le souvenir des trois « guerres de la morue » contre le Royaume-Uni entre 1958 et 1976, au cours desquelles les pêcheurs et les gardes-côtes avaient tenu tête à la marine britannique. Une lutte d'émancipation pour ce petit pays, indépendant seulement depuis 1944, qui a réussi à étendre sa zone de pêche de 3 à 200 milles marins, bravant ses alliés de l'OTAN.

Agé de 75 ans, Sigurdur Thors- darson, militant du non, se sou- vient. En août 1973, il était embar- qué sur un petit navire des gardes-côtes quand, au nord-ouest de l'Islande, ils ont croisé un cuir- rassé britannique. «Les Anglais ont pointé leurs armes sur nous et nous ont ordonné de nous arrêter. J'étais jeune, je ne voulais pas mour- rir. Mais je me suis dit que je me battais pour mes enfants et mes petits-enfants qui n'étaient pas encore nés. » Pour cet homme intégrer l'UE serait « une trahison ».

Présidente du Parti de l'indépendance, Gudrun Hafsteinsdottir n'est pas loin de penser la même chose. Car c'est la pêche qui a permis à l'Islande de devenir « un des pays les plus riches du monde », insiste celle qui se dit « très favorable » à la coopération européenne mais ne voit pas l'intérêt de rejoindre l'Union. Elle évoque le rapport Draghi de 2024, qui a mis en lumière les faiblesses de l'économie européenne. « Nous sommes dans une meilleure situation que la plupart des vingtsept Etats membres, avec une dette moins élevée, un système des retraites robuste et une qualité de vie supérieure. » Elle mentionne aussi la progression de l'extrême droite en France et en Allemagne.

« Voir ce qu'il y a sur la table » Ses propos trouvent un écho auprès des acteurs économiques. Selon un sondage publié le 10 août par la Confédération des entreprises islandaises, 66 % de ses membres sont opposés à l'adhésion. La plupart des syndicats sont, eux aussi, réticents. Tout juste rentré des Etats-Unis, l'entrepreneur Jonas Hagan s'agace et dénonce « l'influence dèmesurée du secteur de la pêche ». « Je ne suis pas pour une adhésion à tout prix, mais j'estime que nous devrions au moins voir ce qu'il y a sur la table », dit celui qui cofinance la campagne « Ja til ad sja » (« oui pour voir »), dont le slogan s'affiche sur les arrêts de bus et les panneaux publicitaires.

Les organisations pro-européennes mettent en avant les bénéfices de l'euro face à la couronne islandaise, alors que la Banque centrale a relevé son taux directeur à 8 % le 19 août, alourdissant encore un peu plus les emprunts immobiliers. Président du Mouvement européen en Islande Magnus Arni Skjöld Magnusson regrette « le nationalisme qui anime les débats et détourne la campagne de préoccupations plus géopolitiques ». Il affirme que le pays « applique déjà entre 70 % et 85 % des régulations décidées à Bruxelles ». « Etre membre permettrait d'avoir enfin un siège à la table des négociations », estime ce politiste.

Mais l'argument est réfuté par Haraldur Olafsson, professeur de sciences atmosphériques, à la tête de l'association eurosceptique Vision du monde: « Nous représentons 0,9 % de la population de l'UE. Notre voix sera à peu près nulle », affirme-t-il en français, ajoutant que la contribution de l'île au budget européen pourrait atteindre 50 milliards de couronnes (356 millions d'euros), « soit 9 % du budget de l'Etat ». Opposants et partisans s'accordent sur un point : le 29 août au soir, Bruxelles devrait retenir son souffle dans l'attente d'un résultat qui aura valeur de symbole pour l'UE.

ANNE-FRANÇOISE HIVERT

Une nation sans armée, qui dépend de l'OTAN pour sa sécurité

Malgré les menaces de Trump sur le Groenland et les doutes sur l'avenir de l'Alliance, Reykjavik mise toujours sur sa relation avec Washington

REYKJAVIK - envoyée spéciale

Pour la foule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à Reykjavik au mois d'août, le spectacle a de quoi surprendre. A côté des petites embarcations destinées à l'observation des baleines, cinq navires de guerre sont amarrés dans le port. Deux battent pavillon canadien, l'un est allemand, l'autre polonais et le dernier lituanien. La plupart sont des chasseurs de mines. Tous participent à l'exercice bisannuel Northern Viking, qui se déroule en Islande du 23 août au 3 septembre, sous commandement américain, en coopération avec l'Organisation du traité de l'Atlantique Nord (OTAN).

L'île de 400 000 habitants a beau ne pas avoir d'armée, elle est un des membres fondateurs de l'Alliance atlantique, qui constitue l'un des deux piliers de sa politique de sécurité. L'autre est l'accord bilateral de défense signé avec Washington en 1951 et qui a permis à l'armée américaine d'implanter une base à Keflavik, au sud de la capitale, jusqu'en 2006.

Autant dire qu'ici, les attaques de Donald Trump, tant à l'encontre du Groenland, menacé d'annexion, que des alliés de l'OTAN, accusés de négliger leur défense, ont fait des vagues. Le discours du président américain, le 21 janvier, au Forum économique mondial de Davos, a particulièrement choqué, quand quatre fois de suite, il a évoqué par erreur l'Islande au lieu du Groenland, qualifié de « morceau de terre froid et mal situé ». « Cela nous a ouvert grand les yeux sur le changement dans la relation transatlantique », témoigne la directrice de l'Institut des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à Reykjavik, Pia Hansson. Dans la foulée, début mars, le gouvernement de centre gauche décidait d'avancer au

« Il faut regarder au-delà de la rhétorique de Donald Trump »

JONAS GUNNAR ALLANSSON directeur de la défense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islandais

29 août la tenue du référendum sur la reprise des négociations d'adhésion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prévu pour fin 2027, arguant du contexte géopolitique.

Mais alors que la campagne s'achève, Pia Hansson reconnaît que la défense et la sécurité ont pris peu de place dans les débats. Pour elle, ce manque d'intérêt s'explique par le fait que « pendant des décennies, l'Islande a sous-traité sa sécurité», même si, ajoute-t-elle, « depuis vingt ans,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nous rat-traper ». La rupture a eu lieu en 2006. Les Etats-Unis décident unilatéralement de quitter la base militaire de Keflavik. Une partie des avions de combat américains, qui y étaient stationnés pendant la guerre froide, avaient été redéployés quelques années plus tôt.

«Système de défense»

Dès 2014 et l'invasion de la Crimée par la Russie, pourtant, les soldats américains reviennent par rotation, pour des missions de surveillance et de lutte anti-sous-marine. L'Islande, bien décidée à entretenir cette présence, investit dans les infrastructures et devient le théâtre régulier de grands exercices de l'OTAN. Avec la guerre en Ukraine, sa position stratégique entre l'Atlantique et l'Arctique s'intensifie encore. Habituée à accueillir les avions de patrouille maritime P-8 Poseidon, la base de Keflavik est devenue une «plate-forme pour toutes les opérations en Atlantique Nord», commente Jonas Gunnar Allansson.

Ce dernier, directeur de la défense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qui est à ce titre le chef de la défense islandaise, explique: «Grâce à notre système de défense anti-aérien [géré par les gardes-côtes islandais et financé par l'OTAN], rien ne vole dans le ciel sans que nous le sachions. Quant à nos alliés, ils observent tout ce qui se passe sous l'eau. »

D'après Jonas Gunnar Allansson, les propos « non conventionnels » de Donald Trump n'y changent rien. « Il faut regarder au-delà de la rhétorique », dit-il, citant l'exercice Northern Viking. Il y voit une « incarnation de la relation transatlantique » et se réjouit de constater que les Européens, avec qui l'Islande a signé un partenariat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en mars, « s'impliquent davantage et assument une plus grande part de responsabilité ».

Présent à Reykjavik pour le lancement de l'exercice, le général américain Alexus Grynckwich, commandant suprême des forces alliées en Europe à l'OTAN, a assuré que les Etats-Unis souhaitaient «continuer à mener leurs opérations depuis l'Islande» pour assurer la défense de l'Amérique du Nord et celle de l'Alliance ». De son côté, la première ministre, Kristrun Frostadottir, a déclaré que son pays, dont le Parlement a adopt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février une résolution relative à la «politique de sécurité et de défense», allait encore accroître son budget consacré à la défense pour atteindre 1,5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Ces fonds seront investis dans la surveillance et les infrastructures.

A.-F. H.

Le Népal sidéré par une crue dévastatrice

La Chine a émis une alerte contre le « risque élevé » de rupture d'un lac formé à la suite de la coulée de boue

KATMANDOU - envoyée spéciale

La catastrophe occupe tous les esprits dans les rues de Katmandou, capitale meurtrie du Népal. Des crues dévastatrices se sont abattues sur le petit pays himalayen, mercredi 26 août, à la frontière avec le Tibet, faisant au moins 469 morts – plus trois, officiellement, côté tibétain. Des «répliques » sont même redoutées. Vendredi matin, les autorités népalaises ont ainsi ordonné en urgence l'évacuation des zones sinistrées après le début de rupture d'un lac de retenue formé à la suite de la coulée de boue en territoire tibétain. Ce bassin où s'accumule de l'eau, jusqu'à 5 millions de mètres cubes en trois jours d'après les projections, est perçu comme susceptible de provoquer une seconde inondation alors que des secours sont actifs sur le terrain.

Le bilan devrait continuer à s'alourdir alors que quelque 1400 personnes sont portées disparues de part et d'autre de la frontière. Parmi elles, 577 sont de nationalités étrangères, dans cette région prisée des randonneurs, des alpinistes et des pèlerins hindous en route vers le mont Kailash, considéré comme la demeure du couple divin Shiva-Parvati.

Kancha Lama n'a pas le cœur à parler. Il est sans nouvelle de sa belle-sœur et d'autres membres de sa famille qui se trouvaient mercredi dans les environs du village de Syabrubesi, dévasté par les torrents de boue. Impossible de joindre qui que ce soit, le téléphone y est coupé, la route détruite. «Mes beaux-parents, mon beau-frère, ma tante, mon cousin et son épouse sont décédés », énumère, quant à lui, Pema Lama, qui vit dans un village proche, au Tibet, située en amont de la catastrophe. «Je ne sais même pas combien de personnes de ma famille sont mortes, j'ai réussi à joindre quelqu'un du village qui m'a dit qu'ils avaient été emportés par les flots», explique-t-il par téléphone.

«Aucun de nous n'a jamais vu une inondation pareille», écrit un journaliste du Kathmandu Post. Depuis la capitale népalaise, il a assisté, incrédule, à la disparition de son village d'enfance, à travers des fragments de vidéo. «Cet endroit redeviendra-t-il un jour ce qu'il était autrefois?», s'interroge-t-il.

Un puissant torrent d'eau, de boue et de débris a dévalé la montagne mercredi matin, des deux côtés de la frontière du Népal et du Tibet, prenant tout le monde de court. La vague a touché le district népalais de Rasuwa, au nord de Katmandou, déversant une masse d'eau, de sédiments et de blocs rocheux dans les rivières Bhote Koshi, à l'est de la capitale, et Trishuli, au nord de Katmandou.

« Bombe à retardement »

Ces inondations constituent «l'une des plus grandes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que nous ayons connu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a déclaré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népalais, Shisir Khanal. Des villes entières ont été complètement détruites en l'espace de quelques heures. » En 2015, le Népal avait été endeuillé par un séisme, ayant tué 9 000 personnes.

Les scientifiques, combinant images satellites et données sismiques, tentent d'établir précisément ce qui a provoqué cette onde dévastatrice, mais des zones d'ombre persistent. A l'origine du drame, un glissement de plusieurs millions de mètres cubes de roches aurait entraîné avec lui un glacier, a expliqué le glaciologue Adrien Gilbert au Monde. Après qu'un énorme pan de la montagne s'est détaché, des millions de tonnes de roches et de glace se sont déversées dans les vallées en contrebas. L'avalanche a été si puissante qu'elle a été enregistrée tel un séisme de magnitude 5,2 par l'Institut d'études géologiques des Etats-Unis. Si le réchauffement des températures pourrait avoir déstabilisé le glacier, il serait encore trop tôt pour établir un lien avec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 Chaque glacier déstabilisé dans un Himalaya en réchauffement est une bombe à retardement qui peut exploser sans crier gare et lorsque cela se produit, ce sont ceux qui sont les moins responsables de la

«Je ne sais même pas combien de personnes de ma famille sont mortes»

PEMA LAMA originaire de la zone touchée

crise climatique qui le paient de leur vie», a regretté 350.org, une ONG qui milite pour la fin des énergies fossiles.

Dans l'immédiat, l'aide internationale est envoyée au comptegouttes dans le pays de près de 30 millions d'habitants. L'ONU va débloquer 2 millions de dollars (1,7 million d'euros), l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sociétés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 un peu plus de 1 million d'euros de fonds d'urgence. Les Etats-Unis se sont engagés à verser 500 000 dollars d'aide d'urgence et l'Inde voisine a envoyé 10 tonnes d'aide humanitaire.


Dans la vallée de Trishuli, au nord de Katmandou, au Népal, le 28 août. NAVESH CHITRAKAR/REUTERS

Le Népal est lancé dans une course contre la montre pour tenter de sauver des survivants. « Nos principales priorités sont de rechercher et de secourir les personnes toujours portées disparues, de soigner les blessés et d'apporter une aide d'urgence aux familles touchées », a déclaré le premier ministre népalais, Balendra Shah, après avoir visité les zones affectées, jeudi. Plus de 13 000 membres des forces de sécurité, de l'armée ou de la police ont été mobilisés. Les opérations de sauvetage se poursuivent par voies aériennes et terrestres lorsque les routes sont praticables. Jeudi, quelque 69 vols ont été effectués, permettant de secourir 573 personnes.

Une équipe s'efforce de localiser 100 personnes encore piégées dans un tunnel sur le site de construction de la centrale hydroélectrique de Trishuli 1, située à 70 kilomètres au nord de la capitale. Des ressortissants indiens figurent parmi les ouvriers de ce projet de 216 mégawatts.

CAROLE DIETERICH

« C'est un glissement de terrain qui a entraîné avec lui un glacier »

Pour le glaciologue Adrien Gilbert, la muraille d'eau qui a voyagé sur des dizaines de kilomètres est d'une ampleur exceptionnelle

ENTRETIEN

A lors que le bilan des crues et des torrents de boue dévastateurs survenus dans l'Himalaya, à la frontière entre le Népal et le Tibet, s'est s'alourdit à 472 morts et 1400 disparus, Adrien Gilbert, glaciologue et chercheur à l'Institut des géosciences de l'environnement (CNRS), revient sur le gigantesque éboulement rocheux responsable, selon lui, de cette catastrophe.

Que sait-on de l'origine de cette catastrophe ?

De plus en plus d'images satellitaires de la zone nous parviennent et permettent de commencer à comprendre ce qui s'est passé. L'origine du drame est un

glissement de terrain de plusieurs millions de mètres cubes de roches, qui a entraîné avec lui un glacier. On voit sur les images une partie du glacier qui s'effondre, mais c'est bien l'éboulement rocheux qui est le point de départ, et non l'effondrement. Le glacier, situé dans le bassin versant au nord du Langtang Lirung [un sommet du Népal culminant à 7234 mètres], était posé au-dessus de la zone qui s'est déstabilisée. En cela, le scénior est différent de ce qui s'est passé à Blatten, dans les Alpes suisses, en mai 2025. Là, l'éboulement rocheux était tombé sur le glacier. Cela a provoqué l'effondrement du glacier dans les jours qui ont suivi. L'avalanche de roches et de glace, d'un volume bien moins important que celle à l'origine de la catastrophe au Népal et au Tibet, n'avait pas formé de laves torrentielles sur de si grandes distances. C'est la grande différence.

Que sont ces laves torrentielles?

Cela décrit ce phénomène de lave très fluide, très liquide, composée d'eau et de débris de roches. Les images montrent un volume gigantesque descendant dans la vallée. C'est un raz-de-marée qui a voyagé sur des dizaines de kilomètres. Mais à ce stade, l'une des grosses questions c'est de comprendre d'où vient ce volume d'eau. Des estimations, très approximatives, parlent de 50 millions de mètres cubes d'eau. Même si tout le glacier a fondu, cela ne semble pas correspondre aux volumes que l'on observe. Peut-être que le glissement de terrain a créé des retenues d'eau qui se sont ensuite relâchées d'un coup...

Quelles peuvent être les causes du glissement de terrain?

Sur ce point, nous ne pouvons que spéculer. Cela peut être un phénomène naturel aléatoire. Il y a aussi la possibilité qu'il soit lié a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puisque cela se passe à une altitude où le permafrost [qui désigne un sol gelé en permanence] peut être sujet au dégel.

De manière générale, on sait que le réchauffement dégrade le permafrost, ce qui peut entraîner des effondrements. On le voit chez nous dans les Alpes. Mais pour un événement de cette ampleur, qui vient de se produire, nous n'avons aucune certitude. Ces phénomènes sont d'ailleurs souvent provoqués par une combinaison de facteurs.

Pourquoi a-t-il été initialement dit que la catastrophe était provoquée par un séisme?

L'événement a été enregistré comme un séisme de magnitude 5,2 sur l'échelle de Richter, mais, en réalité, c'est le glissement de terrain lui-même qui a produit les ondes sismiques. Son ampleur a été telle qu'il a provoqué cette signature sismique.

Quels risques perdurent dans la zone aujourd'hui?

Le terrain a été très déstabilisé. Il est possible que des pentes soient encore instables; peut-être que des lacs sont en train de se former à la suite de dépôts de sédiments; peut-être qu'il y aura d'autres ruptures de ces lacs ou barrages à court terme... La région reste en état d'alerte.

Des événements de ce type se sont-ils déjà produits ?

Les volumes exacts de roches et de glace qui sont partis n'ont pas encore été quantifiés, mais on peut déjà dire qu'il s'agit d'un événement d'une ampleur exceptionnelle, peut-être inédite. Il y avait eu une catastrophe du même type en Inde, en 2021. Mais les volumes étaient beaucoup moins importants.

PROPOS RECUEILLIS PAR PERRINE MOUTERDE

Contre Ebola, des traitements et des vaccins à l'essai

Les experts accélèrent les recherches pour lutter contre l'épidémie en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C ent jours après la déclaration officielle de l'épidémie due au virus Ebola en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RDC), les chercheurs sont engagés dans une course contre la montre. L'enjeu est de tester au plus vite les traitements les plus prometteurs pour savoir s'ils ont une réelle efficacité contre la rare souche Bundibugyo, qui fait rage dans le nord-est du pays. Anticorps monoclonaux, antiviraux et bientôt vaccins : plusieurs essais cliniques ont d'ores et déjà été lancés, en un temps record. Mais cela suffira-t-il à endiguer l'avancée du virus ? Avec plus de 2 700 morts, cette épidémie a déjà dépassé, par son ampleur, celle de 2018-2020, considérée jusqu'alors comme la plus meurtrière de l'histoire du pays.

Si la RDC est malheureusement habituée à gérer les épidémies d'Ébola de souche Zaire, le pays a été débordé par la diffusion de la souche Bundibugyo. Sans traitement spécifique contre ce virus, il a fallu se concentrer sur l'isolement des patients et les traitements de support, et surtout renforcer le suivi des cas contacts (contact tracing). Car pour survivre à Ebola, une prise en charge la plus rapide possible est primordiale.

Les chercheurs ont donc avancé à toute vitesse. Dès le 2 juillet, soit sept semaines après la déclaration officielle de l'épidémie, a été lancé l'essai clinique Partners coordonné par l'université d'Oxford (Royaume-Uni), qui annonçait le 12 août avoir inclus son centième participant, pour un objectif de 1 200. « Cela fait de Partners l'essai contrôlé randomisé le plus rapide jamais réalisé sur les traitements contre Ebola, tant par la rapidité de son lancement que par le rythme de son recrutement », s'enorgueillissait dans un communiqué l'université d'Oxford.

Cet essai vise à comparer l'efficacité de deux traitements. De manière aléatoire, une partie des

LES CHIFFRES

1,1 MILLIARD

C'est la somme en dollars réclamée jeudi 27 août par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ONU, Antonio Guterres, afin de compléter un plan de lutte contre l'épidémie due à Ebola, qui ne cesse de progresser en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u Congo. « Nous avons présenté un plan (...) de réponses humanitaires de 2,13 milliards de dollars [1,83 milliard d'euros]. Il est financé à 48 %, grâce notamment à une contribution majeure des Etats-Unis. Mais les ressources dont nous disposons ne permettront de tenir que quelques semaines », a-t-il dit. « Sans financement supplémentaire, des opérations essentielles vont se retrouver à court de fonds au moment où elles doivent prendre de l'ampleur. »

participants reçoivent l'anticorps monoclonal MBP134, un cocktail d'anticorps produits en laboratoire à partir de ceux prélevés chez un survivant de la grande épidémie causée par Ebola de 2013-2016. Il est développé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dans l'objectif de créer un traitement efficace contre plusieurs souches du virus Ebola (Zaire, Bundibugyo et Soudan) et a jusqu'à présent montré des résultats encourageants en laboratoire chez des singes infectés par la souche Bundibugyo.

D'autres participants se voient administrer l'antiviral remdésivir, qui a été utilisé avec des résultats mitigés contre le SARS-CoV-2 et plusieurs autres virus. Un troisième groupe doit recevoir les deux produits, tandis qu'un quatrième ne reçoit aucun traitement expérimental, mais seulement les soins standards actuels.

«Stratégie rassurante»

Les travailleurs humanitaires infectés par Ebola et rapatriés en Allemagne et en France ont précisément reçu ces deux traitements lors de leur hospitalisation, notamment l'Américain Peter Stafford lors de son hospitalisation à l'hôpital de la Charité, à Berlin, à qui a été injecté un total de dix doses de remdésivir. « C'est dommage que cet antiviral soit utilisé dans des essais cliniques, mais ne fasse pas partie des recommandations de traitement, même dans un usage compassionnel », relève l'épidémiologiste Antoine Flahault, profes-

Avec plus de 2700 morts, cette épidémie a déjà dépassé, par son ampleur, celle de 2018-2020

seur à l'université Paris Cité (hôpital Bichat - Claude-Bernard).

Un deuxième essai clinique, nommé Ebo-Pep, a été lancé dès le 14 juillet pour tester l'efficacité de la version orale du remdésivir, l'obeldésivir, mais cette fois dans une stratégie de prévention. Les personnes recrutées sont des contacts à haut risque, qui ont touché une personne malade, un cadavre ou une seringue contaminée, et doivent être prises en charge dans les cinq jours suivant le contact. L'essai, encadré par Marie Jaspard, infectiologie rattachée à l'hôpital Saint-Antoine et à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anté et de la recherche médicale (Inserm), et Placide Mbala, de l'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biomédicale de Kinshasa, avait déjà recruté 80 personnes au 20 août.

Pendant dix jours, le traitement leur est directement donné dans la bouche, puis les participants sont suivis quotidiennement pendant vingt et un jours et rappelés le 42 $^{e}$ jour pour observer l'apparition éventuelle de la maladie. « C'est une stratégie rassurante, y compris pour les personnes recevant un placebo, car même si elles tombent malades, elles pourront être prises en charge très rapidement », avance Marie Jaspard. « Nous n'aurions pas mis en place de groupe placebo sans ce suivi rapproché. » L'objectif est de recruter 1 000 personnes et de monter rapidement en puissance, en ouvrant un troisième centre et en mettant en place deux équipes mobiles pour aller au plus près des malades, souvent réticents à se rendre dans les centres de santé.

Avancée exponentielle du virus

Concernant les vaccins, trois ciblant spécifiquement la souche Bundibugyo sont en cours de développement. Deux d'entre eux, celui produit par l'université d'Oxford à partir d'une version atténuée d'un adénovirus de chimpanzé, et celui de Moderna, utilisant la technologie de l'ARN messenger, devraient pouvoir être testés sur le terrain très prochainement, dès septembre. Le troisième, développé par Hilleman Laboratories à Singapour, utilise la même technologie qu'Ervebo, le seul vaccin existant actuellement contre Ebola, mais adaptée à Bundibugyo, ce qui pouss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OMS) à le présenter comme « le plus prometteur ».

Quant au vaccin Ervebo, homologué contre la seule souche Zaïre, alors que l'OMS avait dans un premier temps jugé inopportun de l'utiliser contre Bundibugyo, craignant d'augmenter la défiance de la population en utilisant un produit dont on ne connaissait pas l'efficacité dans ce contexte, l'agence onusienne a effectué un virage à 180 degrés.

Le 7 août, les experts ont jugé, sur la base de nouvelles données scientifiques et face à l'avancée exponentielle du virus, que l'efficacité d'Ervebo contre Bundibugyo devrait finalement être testée dans un essai en RDC. Et le plus vite possible. Quelque 70 000 doses du vaccin vont ainsi être débloquées par l'OMS, dont 16 250 ont déjà été livrées à Kinshasa. Reste désormais à déterminer comment elles vont être utilisées. Une partie va faire l'objet d'un essai clinique intégrant des travailleurs de première ligne engagés auprès des malades et gérant les enterrements ; une autre partie sera probablement distribuée dans les zones les plus touchées, hors essai.

« Je pense qu'il est important de se concentrer sur les soignants et ne pas vacciner dans la population générale car si le vaccin ne fonctionne pas bien, la situation va être difficile à gérer », continue de penser Yazdan Yazdanpanah, directeur de l'ANRS Maladies infectieuses émergentes, qui soutient le projet Ebo-Pep. Les choses avancent vite, mais risquent d'être insuffisantes pour contrer la vague épidémique. Les autorités congolaises avaient initialement demandé l'octroi de 500 000 doses de vaccin.

DELPHINE ROUCAUTE


Bruno Retailleau, Raphaël Glucksmann, Marine Le Pen, Edouard Philippe, le président du Medef, Patrick Martin, Jean-Luc Mélenchon, Marine Tondelier et Gabriel Attal lors du débat de la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au stade Roland-Garros, à Paris, le 27 août. CYRIL BITTON/DIVERGENCE POUR « LE MONDE »

Devant le Medef, le tour de chauffe des candidats

Jeudi, sept prétendants à l'Elysée ont confronté leurs diagnostics sur l'économie à l'invitation des patrons

E t si la campagne pou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avait véritablement démarré sur le court Philippe-Chatrier de Roland-Garros? Jeudi 27 août, sept prétendants à l'Elysée ont débattu de l'avenir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à l'invitation de la première organisation patronale, le Medef, présidé par Patrick Martin.

Durant près de trois heures, la présidente du group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Marine Le Pen, le président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LR), Bruno Retailleau, les deux anciens premiers ministres Edouard Philippe (Horizons) et Gabriel Attal (Renaissance), l'eurodéputé Raphaël Glucksmann (Place publique), la secrétaire nationale des Écologistes, Marine Tondelier, et le leader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Jean-Luc Mélenchon, ont exposé leurs diagnostics et partagé de nombreuses convictions sur la dette, les retraites, la fiscalité, les normes et le coût du travail.

Cette première confrontation a aussi permis de dessiner quelques perspectives au milieu d'un paysage politique confus. A huit mois de l'élection, la profusion de candidatures et les dynamiques de Marine Le Pen et de Jean-Luc Mélenchon ne rassurent pas un patronat déjà inquiet des retombées politiques de la dissolution raté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du 9 juin 2024.

La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annuelle, a ainsi été l'occasion pour une partie du monde économique d'exprimer son ras-le-bol et sa défiance vis-à-vis du personnel politique alors que la situation budgétaire du pays ne cesse de se dégrader, et que l'absence de majorité au Parlement engendre des décisions économiques rarement cohérentes. « On n'a pas les politi-

Les participants au débat ont convergé vers un constat alarmiste sur la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ques qu'on mérite, déplore Nicolas Louvet, PDG de Coinhouse, plateforme d'investissement en cryptomonnaies. Depuis des années, notre personnel politique s'enfonce dans la démagogie, dans les propositions éphémères. »

Dans cette arène emplie de scepticisme, les candidats ont tenté de rassurer sur leurs intentions, et convergé vers un constat alarmiste sur la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française. « Je crois qu'il y a un consensus général sur la gravité de la situation. Tous les indicateurs économiques ayant viré définitivement au rouge », a soutenu Marine Le Pen, se référant à l'augmentation des taux d'intérêt observés au cours des derniers mois. « On est au bord de la faillite, et jamais les Français n'ont été aussi pauvres », s'est indigné Bruno Retailleau. « La situation n'est pas bonne, et les entreprises souffrent », a jugé, de son côté, Edouard Philippe. « L'économie monde va prendre de rudes chocs, et la France ne pourra pas vivre en dehors de ces chocs », a mis en garde Jean-Luc Mélenchon.

Derrière ce consensus se cache une appréhension partagée par toutes les équipes de campagne : celle d'une crise financière et budgétaire qui pourrait sérieusement compromettre la capacité du prochain locataire de l'Elysée à appliquer son programme. Les candidats ont ainsi avancé leurs solutions afin de régler au plus vite la question du déséquilibre des comptes publics.

Parmi les promesses d'orthodoxie budgétaire et la quête de nouvelles sources de financement, une proposition a concentré l'attention de l'auditoire et les saillies de nombreux candidats. Jean-Luc Mélenchon envisage de «foutre au feu» une partie des titres de la dette française auprès de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BCE). «C'est une dette à nous-mêmes car nous sommes membres de l'euro», relativise l'ancien sénateur socialiste. Ses propos ont provoqué l'ire d'Edouard Philippe. «Vous allez faire en sorte que la France finisse interdit bancaire (...) la dette, c'est un sujet sérieux », s'est-il agacé, avant d'être rejoint par Gabriel Attal : «Plus personne n'aurait confiance en nous. »

Ligne de départage

Les deux autres candidats à gauche de l'échiquier, Raphaël Glucksmann et Marine Tondelier, ont préféré rappeler les causes profondes de l'endettement français, entre désindustrialisation massive et productivité en berne. «Dans dix-huit mois, la France aura atteint son plus bas niveau d'emploi industriel de l'histoire. C'est ça le bilan du macronisme», a lancé Marine Tondelier. «C'est quand même assez étonnant de se prendre des leçons sur la dette de la part de deux anciens premiers ministres d'Emmanuel Macron», a fustigé le candidat de Place publique, soulignant les 1000 milliards de dettes contractées durant les neuf dernières années.

Fait marquant de ce début de campagne, les représentants du bloc central n'échappent jamais très longtemps aux piques de leurs adversaires sur le bilan du chef de l'Etat. Si Edouard Philippe ne s'est pas épanché sur sa filiation avec le macronisme, évoquant la nécessité de « continuer » la politique de l'offre qui avait donné des « résultats » entre 2017 et 2020 lorsqu'il était à Matignon, Gabriel Attal a lui endossé le passif économique du chef de l'Etat. Il a reconnu des réussites (baisse du chômage jusqu'en 2024, relance de l'apprentissage, retour de l'attractivité), puis a pointé « des échecs et des erreurs économiques ».

Au-delà de la capacité de Jean-Luc Mélenchon à susciter la controverse autour de ses propositions, ce premier débat présidentiel a mis en exergue le retour du clivage gauche-droite sur plusieurs thématiques économiques structurantes, dont l'écologie, les retraites, la question des salaires, le rapport aux normes et le rôle de l'Etat dans l'économie. A gauche, Raphaël Glucksmann a plaidé pour un « nouveau pacte social », soit la fin de l'« héritocratie » en taxant davantage les « méga-héritiers » et les hauts patrimoines tout en favorisant les hausses des salaires.

De son côté, Jean-Luc Mélenchon a intimé aux chefs d'entreprise « d'augmenter le smic », ce qui lui a valu les moqueries de ces derniers. « Si vous n'augmentez pas les salaires, vous ne rigolerez pas longtemps parce que vous aurez la récession », a averti l'« insoumis ». De son côté, Marine

Les représentants du bloc central n'échappent jamais très longtemps aux piques de leurs adversaires sur le bilan du chef de l'Etat

Tondelier a longuement évoqué l'enjeu de l'investissement dans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après avoir soutenu une hausse du smic à 2 000 euros brut. « L'inaction climatique coûte cinq fois plus cher que l'action », a-t-elle insisté.

A rebours de cette position, Bruno Retailleau a réitéré sa promesse de faire adopter une réforme constitutionnelle visant à supprimer le «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 de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Comme Edouard Philippe, Gabriel Attal, et Marine Le Pen, il propose une diminution massive des impôts de production et des normes. La candidate d'extrême droite a même promis de mettre en place une règle d'or empêchant tout déficit sur les dépenses courantes de l'Etat, engagement déjà pris par plusieurs candidats de la droite et du centre.

Une inflexion importante pour Marine Le Pen. « Vous voyez qu'on peut avoir un certain nombre de points communs », a-t-elle fait valoir devant le patronat, qui ne cachait plus sa préférence pour le président du RN, Jordan Bardella. En tête dans les sondages, Marine Le Pen avance, elle, sur une ligne de crête : elle veut marquer ses différences avec Jean-Luc Mélenchon sur la gestion des finances publiques, mais ne peut pas non plus brusquer une partie de son électorat populaire, restant ferme sur son engagement de revenir à un âge de départ à la retraite à 62 ans, voire 60 ans.

Ce sujet des retraites trace une ligne de départage entre les candidats de droite, qui ont accompagné l'adoption de la réforme Borne en 2023, et ceux issus de la gauche, qui l'ont contestée. Les candidats «insoumis», écologiste et Place publique en ont défendu l'abrogation. Jean-Luc Mélenchon vise toujours à moyen terme le retour de l'âge légal de départ à la retraite à 60 ans. A droite et au centre, Bruno Retailleau et Gabriel Attal ont réaffirmé leur volonté d'introduire la capitalisation dans le système par répartition. « Nous allons devoir travailler plus longtemps », a répété Edouard Philippe de plus en plus silencieux sur son idée de reporter l'âge légal à 67 ans.

In fine, les candidats déclarés ont fait preuve d'une extrême prudence à huit mois de l'échéance fatidique. Mais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semble vraiment avoir débuté, et chacun dévoile peu à peu ses cartes. Le matin même, Edouard Philippe avait ainsi voulu se distinguer de ses concurrents LR et Renaissance en annonçant à l'Agence France-Presse une mesure plébiscitée par le patronat : il s'est engagé à réduire la durée d'indemnisation des chômeurs de moins de 50 ans à douze mois maximum, prolongeant ce mouvement de forte réduction des droits des demandeurs d'emploi entamée sous son mandat à Matignon. Tout à sa quête de crédibilité, la cheffe de file du RN entend, elle, présenter sa trajectoire de rétablissement des finances publiques chiffrée à 125 milliards d'euros d'économies d'ici à «la deuxième semaine d'octobre».

Quelle sera l'attitude du patronat face à la candidate du RN dans les mois à venir ? Devant les journalistes, jeudi après-midi, Patrick Martin est resté ambivalent. Il a refusé de qualifier Marine Le Pen d'« extrême droite ». « Je ne sais pas vous répondre, a-t-il lancé. A ce stade, de manière avérée, c'est plutôt du côté de LFI que je suis (...) choqué par certaines déclarations et certaines attitudes. » Un sentiment « personnel », jure-t-il, qui ne manquera pas de relancer le débat sur le rôle du patronat dans la prochai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MARIAMA DARAME ET THIBAUD MÉTAIS

Mélenchon place la question de la dette au centre du débat

Le candidat « insoumis », attaqué par ses rivaux pour avoir proposé d'effacer une partie de la dette, a précisé son projet, jeudi, devant le Medef

I l suffit de les prendre et de les foutre au feu « le 24 juin, devant quelques journalistes et des influenceurs, le leader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Jean-Luc Mélenchon, détaille dans une pédagogie toute personnelle sa proposition d'effacer une partie des titres de la dette française, celle logée par la Banque de France, mais détenue par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BCE). Cette formule en forme de provocation a un objectif, « donner de la matière au Monde et à d'autres journaux pour s'en prendre à moi », avoue-t-il. L'ex-sénateur socialiste, qui porte de longue date cette idée, a envie de remettre le sujet à l'agenda. Deux mois plus tard, le quadrup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est plus qu'exaucé. Très technique et peu accessible au néophyte, la dette est aussi un objet politique, également très exploité par la droite.

«Il y en a marre de ces discours délirants sur l'annulation d'une partie de la dette, alors que la France est au bord de la faillite», a commenté le prétendant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à l'Elysée, Bruno Retailleau, lors du débat entre les candidat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organisé par le Medef, jeudi 27 août, à l'occasion de la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S'il suffisait d'annuler la dette, pourquoi ça n'a pas été fait avant?», a enchaîné Gabriel Attal (Renaissance), qui avait déterré au cœur du mois d'août la sortie de Jean-Luc Mélenchon, en l'accusant sur BFM-TV de vouloir mettre la France en « banqueroute ».

Depuis dix jours, experts et politiques de tout bord s'écharpent. « Chavez et Maduro au Venezuela, Tsipras en Grèce, sans oublier l'Argentine de 2001. Effacement décrété, épargne détruite, capitaux en fuite, souveraineté perdue. Une même et semblable séquence mortifère », a écrit l'ancien minist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s et commissaire européen Thierry Breton dans une tribune publiée le 25 août par Les Echos.

«Si Jean-Luc Mélenchon fait ce qu'il dit, avec [le banquier d'affaires] Matthieu Pigasse à ma place, c'est la crise financière assurée», a dit l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s, Roland Lescure, le 24 août, sur BFM-TV.

Faire prospérer le sujet

La polémique a réjoui LFI. «Jean-Luc Mélenchon était ravi que cela fasse la rentrée », a confié la députée du Val-de-Marne Clémence Guetté à l'université d'été du mouvement (Amfis) organisée à Châteauneuf-sur-Isère (Drôme) du 20 au 23 août. Les «insoumis » se sont attelés à faire prospérer le sujet. Interrogé aux Amfis par le coordinateur de LFI, Manuel Bompard, Matthieu Pigasse est venu leur servir de caution. « On a annulé 80 % de la dette grecque, détenue par des institutions financières (...), sans aucun dommage (...). C'est l'illustration la plus pure qu'il est possible d'annuler de la dette », a-t-il osé, sans évoquer le plan d'autérité majeur qui avait ensuite frappé les Grecs.

Mais les intentions de Jean-Luc Mélenchon nourrissent les inter-

« Les politiques publiques se font [en fonction] de ce que vont penser les financiers »

ÉRIC BERR économiste à l'Institut La Boétie

rogations dans le monde économique, même si le leader « insoumis » ne souhaite pas réactiver le plan B de sortie de l'Union européenne et provoquer un « Frexit ». 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propose de négocier avec d'autres pays européens pour pousser la BCE à geler la dette publique qu'elle détient, pas d'effacer unilatéralement la dette publique française. D'ailleurs, « les créanciers privés ne sont pas concernés », a-t-il rappelé, jeudi, devant le Medef, tout à son souci de rassurer son auditoire.

Derrière cette idée, il s'agirait, comme l'explique l'économiste Eric Berr, coresponsable du département économie de l'Institut La Boétie, le think tank de LFI, de « participer à la définanciarisation de la dette, de réduire la pression sur les taux d'intérêt », et de dégager des marges de manœuvre budgétaire. « Nous sommes enfermés dans les politiques austéritaires : les politiques publiques ne se font plus dans la satisfaction des besoins, mais de ce que vont penser les financiers», poursuit-il.

L'idée n'est pas neuve. A gauche, la coprésidente de Place publique et eurodéputée Aurore Lalucq avait fait une requête similaire en 2020 dans une tribune cosignée par Raphaël Glucksmann dans Le Journal du dimanche. Ce que Manuel Bompard s'est empressé de lui rappeler jeudi, sur le réseau social X.

Contexte inflationniste

« Ce n'est pas le bon moment », lui a répondu, sur X également, l'eurodéputée qui juge que l'outil n'est plus adapté dans un contexte inflationniste. Elle assure aussi qu'il n'y a « aucune majorité politique au niveau européen » sur le sujet, contrairement à ce qu'avance LFI.

Si le débat sur la dette existe, la présentation qu'en a faite Jean-Luc Mélenchon pourrait se retourner contre lui. Jeudi, devant les patrons français, il a donc invité à sortir des « caricatures » qui dévoient sa proposition.

Las, alors que la campagne commence, l'heure n'est plus à la nuance. « Ça pourrait m'amuser si ce n'était pas aussi dangereux (...). Vous expliquez que vous allez brûler la dette et vous allez faire en sorte que la France finisse interdit bancaire », lui a répondu Edouard Philippe sur l'estrade du Medef, ignorant l'explication que venait de faire Jean-Luc Mélenchon. Des attaques qui pourraient abîmer l'image de crédibilité que le fondateur de La France insoumise s'attelle à peaufiner.

SANDRINE CASSINI

Croissance en panne et déficit bloqué : les nuages s'accumulent sur le budget de l'Etat

Le déficit public fait du surplace, tandis que les taux d'intérêt grimpent, a annoncé l'Insee, vendredi. Le budget 2026 s'annonce très difficile à tenir, et le suivant ardu à boucler

Mauvaises nouvelles économiques en série pour le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Une vraie douche froide, en pleine préparation du budget 2027. La croissance ? Nulle. Après avoir reculé de 0,2 % au premier trimestr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est finalement restée étale au deuxième trimestre, au lieu du léger rebond de 0,2 % en volume annoncé initialement, a indiqué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 (Insee), vendredi ≥8 août. La récession menace. « C'est le premier impact concret de l'été horrible qu'on a vécu », a commenté à chaud le minist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s, Roland Lescure, aux Universités d'été de l'économie de demain.

L'inflation? De plus en plus élevée, avec en août une hausse des prix à la consommation de 2,4 % sur un an. Le pouvoir d'achat des ménages ? «Il recule nettement », indique l'Insee (- 0,6 % au deuxième trimestre, après - 0,2 % au précédent). Quant au déficit public, la tendance paraît inquiétante, là aussi. Au lieu de diminuer comme espéré, il fait désormais du surplace, à 5,1 % du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PIB).

Au deuxième trimestre, les recettes publiques ont certes progressé de 2,1 milliards d'euros, « sous l'effet notamment d'une augmentation des cotisations sociales ainsi que de la TVA ». Mais les dépenses publiques se sont elles aussi accrues (+ 2,5 milliards) en raison d'une « nouvelle hausse des intérêts versés ainsi que des prestations sociales ». Résultat : le compteur du déficit est bloqué.

Dans le budget adopté pour 2026, l'objectif majeur de Sébastien Lecornu consistait à ramener le déficit de l'Eta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et d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à 5 % du PIB, contre 5,1 % en 2025. Une baisse minime, bien inférieure aux ambitions initiales du gouvernement précédent. Mais même ce fléchissement de 0,1 point s'annonce très difficile à atteindre. L'exécutif prépare donc les esprits à un dérapage, en espérant qu'il sera moins massif que ceux, politiquement ravageurs, de 2023 et 2024.

Horizon bouché

« On va faire tout ce qu'on peut pour être le plus près possible de 5 % » du PIB, mais « ce n'est pas gagné », a répété Roland Lescure, le 24 août, sur RMC et BFM-TV. Au lieu de diminuer légèrement, le déficit pourrait stagner à 5,1 % du PIB, ou monter un peu au-delà, peut-être jusqu'à 5,3 % ou 5,4 %, anticipent certains experts.

Le chiffre final dépendra en partie des mesures correctrices que prendra le gouvernement. Au fil des mois, Sébastien Lecornu a annoncé une enveloppe d'économies de 9 milliards d'euros, censée compenser « à l'euro près » le surcroît de dépenses entraîné par la dégradation de la situation mondiale. Mais, en pratique, les mesures prises pour le moment (annulation et gel de crédits, gel des allègements de charges patronales) ne dépassent pas 5 milliards d'euros. Bercy a transmis des propositions à Matignon pour trouver les milliards manquants, et au-delà. Sébastien Lecornu n'a pas encore arbitré.

L'ampleur du déficit sera aussi fonction de l'évolution de la conjoncture d'ici à la fin de l'année. Le gouvernement misait sur une croissance hors inflation d'au moins 0,7 % en 2026, qui aurait soutenu les recettes fiscales. Avec les nouvelles données de l'Insee, le chiffre s'annonce difficile à atteindre, et l'horizon paraît assez bouché.

La guerre déclenchée par Israël et les Etats-Unis dans le golfe Persique s'éternise, le détroit d'Ormuz reste à peu près bloqué, et le baril de pétrole de la mer du Nord coûte 32 % plus cher qu'en janvier. Tout cela pése sur l'économie française. Les canicules à répétition et les incendies risquent également de laisser une facture non négligeable.

Surtout, la hausse des taux d'intérêt imposés aux Etats par les investisseurs privés, partout dans le monde, pénalise directement la France. Depuis la miaout, le taux auquel le Trésor s'endette à dix ans pour financer son déficit dépasse 4,1 %, du jamais-vu depuis 2008. Un vrai « basculement », selon David Amiel. « Il y a dix ans encore, l'Etat était payé pour emprunter, a rappelé le ministre des comptes publics lors du congrès de la CFDT, le 25 août. En 2016, les taux négatifs lui avaient procuré 800 millions d'euros de recettes. Aujourd'hui, la charge des intérêts menace d'étrangler notre capacité d'action. Bientôt, nous consacreros la totalité de l'impôt sur le revenu à ces intérêts... »

Au-delà des comptes 2026, cette accumulation de nuages noirs complique la donne pour le budget 2027, que Sébastien Lecornu peaufine avec ses ministres pour le 30 septembre. Théoriquement, il faudrait ramener le déficit public autour de 4,3 % en 2027 pour espérer passer sous la barre des 3 % en 2029, comme la France s'y est engagée. En réalité, l'objectif ne sera certainement pas aussi ambitieux. Il devrait plutôt se situer juste en dessous du niveau de déficit anticipé pour 2026, indiquent des sources convergentes. Autour de 4,9 % du PIB, par exemple, si l'année 2026 doit se terminer à 5 % ou 5,1 %.

Une très petite marche en apparence, là encore. Un vrai défi, pourtant, selon Bercy. Car avec la hausse des taux et le vieill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 les intérêts à payer et les dépenses de santé et de retraite s'alourdissent mécaniquement.

DENIS COSNARD

Ursula von der Leyen défend sa politique face aux patrons français

Critiquée par le Medef, la présidente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 rappelé, jeudi, sa volonté d'alléger les réglementations

BRUXELLES - bureau européen

Il semble bien loin, le temps où le Mouvement des entreprises de France (Medef) organisait une vaste campagne de communication intitulée « Merci l'Europe ». C'était en 2019. Le ton a bien changé. « Le Medef est résolument européen, mais nous sommes des amoureux décus », a lancé Patrick Martin, le président de l'organisation patronale française, lors de la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la grande conférence de rentrée du mouvement, mercredi 26 août. Pendant cinq bonnes minutes, devant les dirigeants d'entreprise réunis à Roland-Garros, il a attaqué les institutions européennes. « L'Europe que nous voyons n'est pas celle que nous voulons », a-t-il conclu, avant de lui intimer de « cesser de nous serrer le garrot en augmentant sans cesse ses objectifs environnementaux ».

Aurait-il déjà oublié la canicule exceptionnelle ou les incendies dévastateurs de l'été? Pas du tout, mais il alerte, paraphrasant la phrase du philosophe Blaise Pascal: « Qui veut faire l'ange fait la bête. » En résumé, les orientations définies à Bruxelles sont bien intentionnées, mais le reste du monde ne les suivant pas, il n'y aura bientôt plus de production en Europe. Des applaudissements nourris ont ponctué le propos.

La « bête », qu'il n'a pas nommée précisément dans son discours, était invitée le lendemain. Ursula von der Leyen, présidente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veste assortie au drapeau européen dressé derrière le pupitre, n'a pas joué la carte du mépris face aux attaques. Car le ton martial du chef d'entreprise ne trompe personne : c'est une réponse à l'inquiétude qui règne dans les rangs de ses adhérents. Rares sont ceux qui ont réussi à anticiper la violence de la concurrence chinoise. Les grands donneurs d'ordre ne font aucun cadeau aux plus petits, mettent toujours plus de pression sur leurs fournisseurs ou leurs soustraitants. Des secteurs entiers, de la chimie à l'automobile, sont menacés. Ursula von der Leyen le sait : dans ces moments-là, il faut des boucs émissaires, et l'Europe en est un facile.

«Made in Europe»

es politiques européennes sont-elles responsables de la faiblesse de la compétitivité? Patrick Martin a avancé des chiffres accusateurs : les obstacles réglementaires qui existent entre les différents marchés domestiques au sein de l'Union seraient l'équivalent de lourds droits de douane cachés, de 44 % pour les biens et de 110 % pour les services, a-t-il affirmé en reprenant une estimation du 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Intervenant quelques heures après lui, Patrick Pouyanné, le PDG de TotalEnergies, avait exhorté les instances politiques à choisir entre « une Europe de consommateurs et une Europe écologique » d'un côté et une « Europe de producteurs » de l'autre, plaidant bien sûr pour la seconde, la seule à ses yeux permettant de « faire grossir le gâteau pour le redistribuer ensuite ».

Ursula von der Leyen veut « réduire les risques, pas rompre les liens » avec la Chine

Ursula von der Leyen connaît ces récriminations par cœur. Elles sont déjà reflétées dans l'équilibre politique du Parlement européen issu des élections de 2024, faisant du Parti populaire européen (PPE), le parti conservateur dont elle est issue, le poids lourd de cette assemblée, prêt à faire alliance avec des partis d'extrême droite. Depuis cette date, la politique européenne a pris un tournant, allégé les obligations de déclarations des entreprises, assouplissant les exigences du pacte vert pour l'Europe, le Green Deal. En parallèle, sous la pression de la concurrence chinoise et des tensions commerciales avec les Etats-Unis, elle commence à protéger ses producteurs, s'ouvrant aux idées françaises sur la défense de la souveraineté ou du « made in Europe ».

La présidente n'a donc eu aucun mal à dérouler, dans un français parfait, les priorités de son deuxième mandat: « Faire de l'Europe un continent qui produit, investit et protège. » Elle a rappelé les textes en cours de discussion avec le Parlement européen et les Etats membres ou en cours de finalisation dans ses services. Ils répondent point par point aux griefs de Patrick Martin, même si ce dernier fait mine de l'ignorer. Elle s'efforce d'alléger les réglementations, d'en supprimer les doublons, avec « douze paquets [législatifs dit] Omnibus [qui] représentent environ 17 milliards d'euros d'économies par an [pour les entreprises]».

« Dépendance coûteuse »

La Commission s'attaque aussi aux déséquilibres avec la Chine : « Rien que l'an dernier, nous avons ouvert plus de 30 nouvelles enquêtes de défense commerciale, a-t-elle expliqué. C'est trois fois plus que la moyenne historique. Et nous accélérons significativement les enquêtes. » Le déficit commercial avec Pékin atteint 1 milliard d'euros par jour et à encore augmenté de 10 %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Mais elle prévient : elle veut « réduire les risques, pas rompre les liens ». Car la dépendance des groupes industriels européens aux approvisionnements chinois ou au marché chinois est une menace aussi forte que la concurrence d'entreprises qui « peuvent recevoir jusqu'à huit fois plus de subventions que les entreprises comparables dans les pays de l'OCDE [l'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s] », selon elle.

Elle a aussi ouvert le chantier de l'énergie. « Les prix européens sont deux à trois fois plus élevés qu'aux Etats-Unis et en Chine », a concédé la présidente. Mais elle refuse d'abandonner les objectifs de décarbonation et rappelle que « plus de la moitié de l'énergie que nous consommons dépend encore des énergies fossiles importées. C'est une dépendance coûteuse. Depuis le début de la crise au Moyen-Orient, [elle] nous a déjà coûté plus de 50 milliards d'euros supplémentaires ».

Pour mieux faire passer ses idées à Bruxelles, Patrick Martin a soutenu l'arrivée d'un patron polonais, Maciej Witucki, francophone et francophile, à la tête de BusinessEurope, le relais européen du Medef. Ce dernier tient des propos beaucoup plus modérés. «Il y a six ans, l'agenda des ONG dominait, alors qu'aujourd'hui la voix du business est entendue, à Bruxelles et dans les opinions publiques », a-t-il déclaré aux Echos en juillet.

SOPHIE FAY

Cet article est le premier de Sophie Fay en tant que correspondante à Bruxelles.

JUSTICE

Rima Hassan, deux années de polémiques et de procédures judiciaires

ENQUÊTE

C e sera « le procès du siècle 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 a promis l'avocat de Rima Hassan, M $^{e}$ Vincent Brengarth. Ouvert le 7 juillet, il a été renvoyé aux 19 et 20 octobre par la 10 $^{e}$ cham-

La députée européenne de La France insoumise, figure de la cause palestinienne, doit être jugée en octobre pour « apologie du terrorisme » après un tweet citant l'un des auteurs de l'attentat de l'aéroport de Tel-Aviv en 1972

bre correctionnelle de Paris. La députée européenne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devra répondre du chef d'«apologie du terrorisme». Elle risque jusqu'à sept ans d'emprisonnement et 100 000 euros d'amende, et peut-être une peine d'inéligibilité ainsi qu'une inscription au fichier judiciaire des auteurs d'infractions terroristes, le Fijait.

En cause, un tweet du 26 mars citant Kozo Okamoto, ex-membre de l'Armée rouge japonaise et l'un des trois auteurs du massacre perpétré pour le compte du Front populaire de libération de la Palestine, le 30 mai 1972, à l'aéroport israélien de Lod-Tel-Aviv (26 morts, dont huit Israéliens, et 80 blessés): « Kozo Okamoto : "J'ai consacré ma jeunesse à la cause palestinienne. Tant qu'il y aura oppression, la résistance ne sera pas seulement un droit, mais un devoir." » Sous cette citation figurent un court texte biographique en anglais et une photographie de lui, porté en triomphe par des hommes en treillis et portant des keffiels. Kozo Okamoto est décédé le 23 juillet à Beyrouth, où il était exilé.

Qu'est-ce qui a bien pu passer par la tête de Rima Hassan pour qu'elle publie un tweet si indéfendable ? Rencontrée début juillet, l'eurodéputée élude et argumente : « Mes positions sur la lutte armée ont toujours été claires et fondées s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 Puis souligne que « la phrase citée ne parle pas de l'attentat ». Elle a finalement effacé son tweet.

Cela n'a pas empêché la justice, immédiatement alertée par les signalements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et d'un député Rassemblement national, ainsi que par les plaintes de plusieurs organisations juives et de lutte contre l'antisémitisme, d'ouvrir une enquête. « Elle présente Kozo Okamoto comme une figure inspirante, établissant ainsi un lien entre le recours au terrorisme et la défense de la cause palestinienne, érigé en une forme de devoir », fustige l'une des plaignantes, l'avocate Déborah Journo, qui travaille pour plusieurs associations.

Rima Hassan n'est pas une inconnue au parquet de Paris. Mais, après deux années de signalements et de plaintes, d'investigations et d'interrogatoires sur des propos ambiguus, virulents, voire franchement choquants – à chaque fois classées sans suite –, le ministère public change d'attitude. Le pôle national de lutte contre la haine en ligne (PNLH), qui dépend du parquet de Paris, ouvre cette fois une enquête de flagrance. Un régime procédural mis en œuvre lorsque l'infraction est en cours ou vient de se produire et visant à assurer une réaction pénale rapide afin de mettre fin à la perturbation de l'ordre public et de conserver les preuves. Autre particularité de la flagrance : elle permet de placer un parlementaire en garde à vue sans avoir besoin d'obtenir une levée de son immunité. Jusqu'à présent, Rima Hassan avait été toujours été entendue en audition libre.

«J'ai toujours honoré mes convocations, déclare-t-elle. Je n'ai pas compris la raison de cette garde à vue.» M° Brengarth conteste avec véhémence le choix de la flagrance dans le cadre d'une enquête pour apologie du terrorisme visant une publication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ffacée de surcroît. Il semble

Pendant ce temps, les policiers de la BRDP récupèrent les rushes de l'interview au Crayon et convoquent son rédacteur en chef. Ce dernier a droit à une leçon de déontologie : « Ne pensez-vous pas que publier uniquement le "vrai-faux" sans explications ultérieures peut, quelque part, manipuler l'opinion publique ? », lui fait remarquer un policier.

que cette procédure, qui doit être déclenchée dans les vingt-quatre heures suivant la commission d'un délit ou d'un crime, ne soit pas si rare dans cette matière. « A partir de ce moment-là, il était clair que le parquet était décidé à purger le contentieux avec Rima Hassan une bonne fois pour toutes », estime M $^{e}$ Brengarth.

Un officier de police judiciaire chargé d'étudier le compte X de Rima Hassan recense 4353 posts et avoue qu'« ils sont impossibles à résumer ». Elle est également convoquée et auditionnée le 30 avril 2024 au 1er district de la police judiciaire (DPJ), dans le

Au cours de l'enquête préliminaire, des compléments de plainte sont déposés par l'OJE – pour un tweet: «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on va libérer tous les Palestiniens (...) y compris ceux d'Israël » – et par d'autres associations, comme la Ligue internationale contre le racisme et l'antisémitisme ou l'OJF, parfois pour les mêmes propos, parfois pour d'autres. Au fil des tweets et des meetings de Rima Hassan, plaintes et signalements d'élus ou de ministres s'accumulent. Certains ciblent des propos qui ne relèvent pas de la justice, même s'ils peuvent choquer. Submergés, les magistrats du PNLH trient, regroupent les procédures par thématiques, tweets, dates...

Plus encore qu'aux tenants in de l'extrême droite pro-Nétanyahou, Rima Hassan réserve ses flèches les plus acérées en personnalités de gauche, bien souvent juives, qu'elle juge pro-israéliennes : Raphaël Glucksmann, Ariel Weil, jérôme Guedj... Fréquemment accusée d'antisémitisme, elle s'estime au clair sur la distinction entre les engagements et les identités. Mais son antisionisme radical, qui l'entraîne à s'en prendre régulièrement à des personnalités juives défendant Israël, ne manque pas de susciter le malaise, tout comme

Le procès en apologie du terrorisme pour lequel la députée européenne a été renvoyée par le parquet est loin d'être le premier depuis le 7 octobre 2023 et l'attaque terroriste du mouvement islamiste palestinien Hamas qui a causé la mort de 1200 civils et militaires israéliens et la prise en otage de près de 250 personnes, mais il sera particulièrement scruté en raison de la personnalité de la prévenue, la première à être une parlementaire et à disposer d'une envergure nationale.

CINQ INTERROGATOIRES

Fille de réfugiés palestiniens et juriste de formation, Rima Hassan, 34 ans, appartient à la jeunesse de la gauche radicale et décoloniale post-Oslo qui ne croit plus au processus de paix, ni à la solution des deux Etats, et qui défend la lutte armée, sans adhérer pour autant aux méthodes terroristes du Hamas ni à son projet islamiste. Issue de la société civile, elle a importé en politique les codes de l'activisme militant et d'une jeunesse en prise avec les réseaux sociaux : sa communication est à flux tendu, réactive, agressive.

Nuancée et ouverte au dialogue en privé, la militante est adepte, dans ses posts, de l'apostrophe personnelle, des formules vengeresses (« on s'en souviendra », « ils paieront ») et de l'attaque ad hominem. Une rhétorique qui fait écho à la théorie du « bruit et la fureur » prônée par Jean-Luc Mélenchon, le fondateur de LFI, et destinée à créer du dissensus et du chaos. Une approche qui fait également penser au conflit au Proche-Orient, où chaque agression est justifiée au nom de représailles.

Le cas Rima Hassan est à la confluence de plusieurs problématiques brûlantes à l'orée d'une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qui s'annonce particulièrement âpre : quelles limites fixer à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quand ce sont les politiques qui portent les atteintes les plus graves au consensus ? La justice est-elle outillée pour juger de propos qui flirtent en permanence avec les limites ? Est-ce, enfin, à l'institution judiciaire de réguler des affrontements politiques qui dérapent de manière récurrente en prises à partie et dans lesquels chaque agresseur se présente aussi comme une victime?

L'affaire illustre la virulence et l'ampleur des dérapages antisémites (mais aussi antiarabes et antimusulmans dans le camp opposé) en France depuis le 7-Octobre, puis la guerre d'anéantissement menée par Israël à Gaza, qui ont meurtri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et divisé sa classe politique, entraînant une judiciarisation sans précédent de la parole publique.

son usage du mot « sioniste », qui peut parfois prêter à confusion avec l'identité juive.

Fin 2023 et avant son adhésion à LFI, Rima Hassan développe ses vues sur le 7 octobre 2023 dans une interview filmée par le média digital Le Crayon, qui en diffuse des extraits sur ses réseaux sociaux en janvier 2024. Un passage en particulier choque. Il s'agit d'un « vrai-faux » durant lequel le journaliste pose des questions à la jeune femme : « Israël a le droit de se défendre ?, lui demande-t-il.

- Faux, répond-elle.

- Le Hamas mène une action légitime? - Vrai. »

Plus loin, elle répond « vrai » à l'affirmation « le Hamas est une organisation terroriste », mais ce passage n'est pas diffusé. Face à la polémique, Le Crayon retire les extraits de ses réseaux sociaux et ne diffusera jamais l'entretien en intégralité. Cette interview est à l'origine de la première plainte visant Rima Hassan pour apologie du terrorisme, déposée le 21 mars 2024 par l'Organisation juive européenne (OJE), peu après l'annonce par LFI de l'inscription de la militante en 7 $^{er}$ position sur sa liste de candidats aux européennes de mai 2024. Le PNLH confie l'enquête de police à la brigade de répression de la délinquance contre la personne (BRDP), qui dépend de la police judiciaire de Paris.

Interrogée par Le Monde, la présidente de l'OJE, l'avocate Muriel Ouaknine-Melki, déclare: « Nous avons déposé cinq plaintes qui visent une douzaine de propos tenus par Mme Hassan. Notre but n'est pas de la cibler, mais de rappeler que l'expression publique, surtout lorsqu'elle émane de personnalités politiques, ne peut pas tout autoriser. Certains propos empreints de haine peuvent influencer des cerveaux plus jeunes, plus fragiles, et favoriser des passages à l'acte. » Me Journo dit avoir déposé « une vingtaine de plaintes » au nom de son association, Actions Avocats, ainsi que pour le compte de l'Observatoire juif de France (OJF), Contre la haine, l'antisémitisme, le racisme ou le B'nai B'rith France.

SON ANTISIONISME, QUI L'ENTRAÎNE À S'EN PRENDRE RÉGULIÈREMENT À DES PERSONNALITÉS JUIVES DÉFENDANT ISRAËL, NE MANQUE PAS DE SUSCITER LE MALAISE

Possession de drogue : retour sur un emballement médiatique

En avril, la députée européenne a été mise en cause à tort pour la présence présumée de stupéfiants dans ses affaires, lors d'une garde à vue

C'est l'histoire d'un em- ballement médiatique infondé à partir de fui- tes délivrées à une partie de la presse et reprises sans précau- tion. Un « naufrage médiatique et judiciaire », selon les termes em- ployés par la France insoumise, qui concerne l'une des figures les plus controversées et attaquées du mouvement politique, Rima Hassan, soudainement soupçon- née d'être une consommatrice de drogue récréative. Une accusation, disqualifiante pour une responsa- ble politique, qui s'effondrera pourtant en quelques jours.

Le 2 avril 2026, l'eurodéputée, qui revient tout juste de voyage, est convoquée dans la matinée dans les locaux du deuxième district de police judiciaire de Paris pour être entendue sur des faits d'apologie du terrorisme. On lui reproche d'avoir publié sur son compte X, fin mars, un message favorable au Japonais Kozo Okamoto. Ce dossier sera jugé les 19 et 20 octobre.

Plus de deux heures après le placement en garde à vue de Rima Hassan, les policiers parisiens procèdent à « l'inventaire » des affaires avec lesquelles elle est arrivée au poste. Dans son sac à main, ils trouvent des objets personnels : lunettes de soleil, trousseau de clés, maquillage, et un livre de l'écrivaine décoloniale mexicaine Yasnaya Elena Aguilar Gil, Nous sans l'Etat (Editions Ici-bas, 2022). Pas de téléphone : Rima Hassan l'a laissé chez elle afin de préserver la confidentialité de ses échanges.

Dans sa valise, les officiers de police judiciaire (OPJ) trouvent des vêtements, des affaires de toilette et « deux petits contenants plastifiés susceptibles d'être de la matière stupéfiante », selon le procès-verbal, que Rima Hassan refuse de signer à cause de cette formulation accusatoire. La juriste proteste : il s'agit de deux pochettes de CBD (cannabidiol), un produit légal, qu'elle a achetées dans un magasin à Bruxelles, l'un sous forme de résine, l'autre de cristaux blancs. Ses déclarations ne sont pas consignées sur le procès-verbal.

Les forces de l'ordre sont sceptiques. L'un des deux sachets contient 1,4 gramme de petits caillots blancs agglomérés qui ressemblent à de la MDMA ou de la 3-MMC, des substances euphorisantes. Un test permettant de déceler la présence de cathinones de synthèse (amphétamines) est aussitôt réalisé et réagit positivement. La matière blanche est placée sous scellé et nommée «3-MMC», en dépit des protestations continues de Rima Hassan. De nouveau, elle refuse de signer le procès-verbal.

Dès lors, la machine s'emballe. Averti, le parquet de Paris demande l'ouverture d'une enquête incidente de flagrance pour «usage, transport et détention de stupéfants » et la réalisation d'un dépistage urinaire. Aussitôt, l'information fuite dans la presse: plusieurs médias assurent sans prudence que de la «drogue de synthèse» a été retrouvée dans les affaires de l'eurodéputée.

Tests négatifs

A 17 heures, le test urinaire produit un résultat en contradiction avec l'intuition initiale des OPJ: aucune présence de cocaine, de MDMA ou d'amphétamines, mais des traces de consommation de cannabis. L'autre pochon plastifié, qui contient une matière pouvant faire penser à du cannabis, s'était pourtant révélé négatif au premier test de détection fait par les policiers.

Un quart d'heure plus tard, Rima Hassan est extraite de sa cellule pour être interrogée. «Je n'ai jamais consommé de drogue de ma vie», assure-t-elle. Elle explique s'être mise au CBD pour essayer de faire taire des «douleurs articulaires» et un état d'épuisement général. Elle redit avoir acheté les deux contenants dans un magasin légal de Bruxelles, croyant acquérir du CBD. L'aurait-on trompée en lui fournissant un autre produit? Les sachets ont-ils été contaminés par une matière illégale? La garde à vue est levée à 22 h 45, dans l'attente d'examens complémentaires par un laboratoire assermenté.

Les résultats arrivent deux jours plus tard, le 4 avril 2026. L'expertise est formelle: les gros cristaux blancs suspects sont constitués à 82 % de CBD et n'ont donc rien à voir avec de la drogue. En revanche, la matière brune de l'autre sachet, malgré une teneur de 25 % en CBD, contient également 1 % de THC, la substance active du cannabis. C'est un taux faible, mais légèrement supérieur au seuil légal (0,3 %), ce qui en fait officiellement un produit stupéfiant. Le vendeur de Bruxelles n'est pas censé le distribuer, la faute lui revient donc.

A la suite de ces résultats, le parquet n'a eu d'autre choix que de classer sans suite la procédure. Et d'ouvrir une enquête préliminaire pour violation du secret de l'enquête, réclamée par la France insoumise, qui est toujours en cours. Quant au garde des sceaux, Gérald Darmanin, il a demandé une enquête administrative à l'Inspection générale de la justice. Contactée pour savoir où en était cette procédure, la chancellerie n'a pas donné suite.

JÉRÔME LEFILLIÂTRE

Rima Hassan, à l'université d'été de La France insoumise, à Châteauneuf- sur-Isère (Drôme), le 22 août. BRUNO AMSELLEM/DIVERGENCE POUR « LE MONDE »

17 $^{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C'est le premier de ses cinq interrogatoires en deux ans : « J'ai passé en tout quarante-quatre heures à répondre à des officiers de police », calcule l'élue, qui transforme tout en matière à polémique. Là où d'autres auraient tu ces auditions policières, par peur pour leur réputation, elle les annonce parfois sur X et en fait des happenings. Ce 30 avril 2024, c'est LFI qui appelle, sur le même réseau, ses militants à se rendre devant les locaux de la police judiciaire pour protester contre les convocations de Rima Hassan et de Mathilde Panot, députée LFI (Val-de-Marne).

C'est aussi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que, quelques jours avant son audition libre, elle désigne l'OJE comme responsable de ses tourments judiciaires. Elle accuse sa présidente, Muriel Ouaknine-Melki, d'être au service du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et publie une photographie de sa rencontre avec le président israélien, Isaac Herzog, fin mars 2023. S'ensuit une campagne de menaces anonymes contre M $^{me}$ Ouaknine-Melki, qui envoie un courrier au parquet de Paris pour l'informer qu'elle fait l'objet de «commentaires guerriers et menaçants» depuis le post de Rima Hassan. «Les vitres de ma voiture ont été brisées devant mon domicile», déclare la présidente de l'OJE.

Pour Rima Hassan, les harceleurs, ce sont les autres : « Ces procédures à répétition visent à mépuiser, me faire perdre mon temps, m'empêcher de travailler. Mais je ne veux pas leur céder, j'ai un mandat à honorer. Ce qui m'empêche de dormir, c'est le génocide et l'impunité, pas leurs petites manœuvres. » Toutefois, elle reconnaît : « Ces associations ont réussi à convaincre les préfets d'interdire mes conférences en les bombardant de copies de leurs plaintes. » Mme Ouaknine-Melki, qui assure que son association ne reçoit aucune subvention publique ni en France ni de l'étranger, se défend de tout harcèlement judiciaire : « Lorsque le parquet classe sans suite, nous ne contestons pas sa décision, et nous ne nous constituons pas non plus partie civile comme nous pourrions le faire en saisissant un juge d'instruction. »

AVALANCHE DE PLAINTES

Au siège du 1er DPI, le 30 avril 2024, Rima Hassan se décrit « sans profession », puis ajoute : « En campagne électorale. » L'interrogatoire ressemble parfois à un entretien journalistique, en plus comminatoire. « Est-ce que vous souhaitez appeler à la poursuite des actions du Hamas ? », lui est-il demandé. La candidate LFI assure : « Pour moi, il est inconcevable de me réjouir de la mort de civils israéliens. » A la question « reconnaissancez-vous les faits qui vous sont reprochés ? », Rima Hassan répond en ciblant une nouvelle fois l'OJE : « Je dénonce le fait que la justice ne fasse pas barrage à des lobbyistes qui travaillent pour des inté rêts étrangers. » Son avocat termine en se plaignant de ne pas avoir « accès à la procédure », un accès fréquent, mais pas obligatoire en matière d'enquêtes préliminaires.

Finalement, la procédure sur l'interview au Crayon est classée sans suite pour « infraction insuffisamment caractérisée », le 3 novembre 2025. L'avocat de l'OJE en sera informé par courrier. M° Brengarth, lui, n'est pas prévenu du classement sans suite, malgré ses relances. Il lui faudra attendre le 3 avril 2026.

L'été 2024 est particulièrement chargé pour la nouvelle élue LFI au Parlement européen. Le 15 juillet, elle est visée par une plainte de l'association La France en partage pour un tweet du 12 juillet reprenant une citation des Damnés de la terre (1961), de Frantz Fanon (1925-1961): «Pour le colonisé, la vie ne peut surgir que du cadavre en décomposition du colon. Fanon». « Ce message haineux et incitant à la haine d'Israël et du juif a comptabilisé 5,3 m [illions de] vues, 1699 reposts, 2088 citations, 7471 j'aime, 831 signets », signale une autre plainte déposée par le Bureau national de vigilance contre l'antisémitisme.

Voici donc un policier de la BRDP contraint de lire l'ouvrage de Frantz Fanon pour retrouver le passage. Il cite dans son procès-verbal la préface de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Car, dans un premier temps de la révolte, il faut tuer ») et conclut : « La suite de nos investigations n'amène aucun élément susceptible d'intéresser l'enquête en cours. » Un autre compile les résolutions de l'ONU sur le conflit israêlo-palestinien depuis 1948. Cette procédure, close le 24 décembre 2025, donne lieu à un classement sans suite. La vice-procureure de Paris informe les plaignants le 5 février 2026 : « S'agissant d'une citation littéraire et en l'absence de lien avec le 7 octobre 2023, les informations précitées n'apparaissent pas suffisamment caractérisées. »

Toujours à l'été 2024, deux incidents donnent lieu à une avalanche de plaintes. Le premier concerne une altercation en juillet avec François-Xavier Bellamy, chef de la délégation française au groupe majoritaire conservateur (PPE) du Parlement européen. Le second se déroule lors d'un voyage en Jordanie, à Amman, en août, durant lequel Rima Hassan participe à une manifestation propalestinienne où plusieurs personnes saluent la mémoire d'Ismaïl Haniyeh, le chef du Hamas tué peu auparavant dans une explosion attribuée à Israël, en scandant : « Ô Hamas, tu es le canon, nous sommes les balles. »

Dans la première affaire, François-Xavier Bellamy ayant fait échouer l'élection de Rima Hassan à un poste de vice-présidente de la sous-commission des droits humains du Parlement européen, elle tweete le 23 juillet 2024: «@fxbellamy, la lâcheté qui vous anime ici est la même que celle qui est dans votre regard vide et fuyant quand je vous

LÀ OÙ D'AUTRES AURAIENT TU LES AUDITIONS POLICIÈRES, PAR PEUR POUR LEUR RÉPUTATION, ELLE LES ANNONCE PARFOIS SUR X ET EN FAIT DES HAPPENINGS croise dans les couloirs du Parlement européen. Tremhlez. Ce n'est que le début. » Le lendemain, nouveau tweet: « Pour le moment @fxbellamy et ses petits copains, proches du régime génocidaire israélien, dorment bien la nuit. Ça ne va pas durer. » Plus tard dans la journée, elle poste l'extrait du poème Carte d'identité, de l'écrivain palestinien Mahmoud Darwich (1941-2008), sur X: « Et je n'agresse personne/Mais si jamais on m'affame/Je mange la chair de mon spoliateur/Prends garde, prends garde ».

«LA POLITIQUE, C'EST VIOLENT»

Soixante-dix-neuf députés français effectuent un signalement pour « menaces à l'encontre d'un élu ». François-Xavier Bellamy porte plainte. Auditionné par la police, il déclare que Rima Hassan « fixait une cible dans [son] dos » et ajoute: « Il s'est confirmé, depuis, que Mme Hassan était liée de manière manifeste à des acteurs étrangers liés à l'islamisme, au terrorisme ou à des gouvernements hostiles aux positions françaises. » Auditionnée le 16 avril 2025, l'élue LFI répond: « La politique, c'est violent. Bellamy est violent à mon égard à travers ses tweets et ses agissements dans le cadre de cette commission. » Elle fait notamment référence à l'anagramme de son nom tweeté par l'assistant parlementaire de François-Xavier Bellamy: « Rima Hassan = Iran Hamas ». Elle ajoute: « Je ne suis pas une politicienne, je suis dévouée à ma cause. Je ne peux pas être une ennemie sur les plateaux télé et faire de grands sourires quand la lumière s'éteint. » Le 24 décembre 2025, cette procédure est close. Classement sans suite également pour la participation à la manifestation à Amman.

Classement sans suite encore pour un retweet « le 7 octobre, le régime israélien a tiré sur ses propres citoyens », accompagné d'un article du quotidien israélien Haaretz. Idem pour son tweet particulièrement odieux du 19 février 2025, jour où le Hamas remet les cadavres des deux enfants et de la mère de la famille Bibas, enlevés le 7 octobre : « Kfir, Ariel et Shiri Bibas ont été tués par une frappe israélienne. (...) Merci de le préciser. »

Une interview sur Sud Radio, le 27 février 2025, donne lieu à un signalement de Bruno Retailleau, alors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40 députés et de David Lisnard,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s maires de France. « Le Hamas a une action légitime du point de vue international », y déclare-t-elle. Classé sans suite.

A propos de ces classements sans suite, M° Déborah Journou, qui fait partie des plaignants pour le tweet citant Kozo Okamoto, estime qu'« ils illustrent les difficultés persistantes à qualifier et à poursuivre efficacement certaines formes d'apologie du terrorisme lorsqu'elles s'expriment sous couvert d'un contexte politique». Jusqu'à ce fameux post, fin mars, on ne peut pas dire que Rima Hassan ait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maltraitée par le parquet de Paris, ni que sa liberté d'expression ait été entravée.

Quand, le 2 avril, l'élue se rend dans les locaux du groupe de lutte antiterroriste – une unité chargée des délits «infraterroristes» sous l'autorité de la sous-direction antiterroriste de la police judiciaire – afin d'être placée en garde à vue pour y être interrogée sur le «tweet Okamoto», l'information fuite en temps réel dans les médias. Tout comme les résultats de la fouille effectuée par les policiers détectant la présence de CBD et de ce que les enquêteurs prennent, par erreur, pour des traces de 3-MMC, une substance stupéfiante.

La garde à vue et l'interrogatoire sont émaillés de petits incidents: placement en geôle, refus de prise d'empreintes, de photographies et de test ADN, refus de signer le procès-verbal de fouille... Le soir même, le parquet annonce tout à la fois la levée de la garde à vue, le renvoi de Rima Hassan devant le tribunal correctionnel le 7 juillet pour apologie du terrorisme et le classement sans suite de 13 procédures passées.

Lorsque le parquet lui communique le dossier qui lui vaut un procès, l'avocat Vincent Brengarth découvre avec stupéfaction que le parquet a lancé des réquisitions à Thalys, à Air France et à l'opérateur téléphonique de la ligne de Rima Hassan pour établir les déplacements heure par heure de sa cliente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 « En quoi est-ce pertinent pour l'enquête sur le tweet mentionnant Okamoto ?», interroge-t-il. Des sources proches de l'enquête le justifient par le fait qu'elle aurait pu vouloir se soustraire à sa garde à vue.

Le lendemain, l'avocat et sa cliente sont attendus à la BRDP, où les 13 classements sans suite leur sont communiqués. Puis l'élue enchaîne avec deux auditions pour de nouvelles plaintes : l'une concerne son tweet intitulé « one by one », qui reprend une citation d'un article expliquant que « le Hamas traque ses opposants à Gaza un par un »; l'autre, un carrousel de photographies édité par une association étudiante féministe que Rima Hassan reposte et dont la dernière image porte la mention « Dissoudre Némésis à l'acide » – en référence au collectif identitaire. Rima Hassan explique à l'enquêtrice avoir retweeté sans regarder puis, avertie de ce slogan, avoir demandé à l'association de le supprimer.

Le parquet a renvoyé ces deux affaires au tribunal le 16 septembre pour « apologie publique de crime ou délit » et « provocation publique et directe non suivie d'effet à commettre un crime ou un délit ». Reste à savoir quel impact aura cette actualité judiciaire chargée sur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de Jean-Luc Mélenchon.

L'interdiction du smartphone au lycée à l'épreuve du réel

Cette mesure, désormais officielle, doit entrer en vigueur à la rentrée. Mais elle pose de nombreuses questions pratiques

L' interdiction du téléphone portable entrera-t-elle en vigueur dans tous les lycées dès le 1er septembre, comme le prévoit désormais la loi? « Non », estime Bruno Bobkiewicz,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SNDPDEN-UNSA, principal syndicat des chefs d'établissement. « Les proviseurs ne sont pas prêts sur ce sujet, qui n'est pas anecdotique et demande de la concertation. »

La loi étendant l'interdiction des téléphones portables aux lyées – ils sont interdits au collège depuis 2018 – a été adoptée au cœur de l'été et promulguée lundi 24 août. Le texte, qui contenait au départ un article retoqué le 14 août par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sur l'interdiction des réseaux sociaux aux moins de 15 ans, prévoit que « les modalités d'application de cette interdiction et les exceptions à celle-ci sont déterminées par le règlement intérieur, en cohérence avec le projet d'école ou d'établissement ».

Pour que l'interdiction s'applique, il faut donc modifier le règlement intérieur de chaque lycée, en définissant les lieux et les circonstances où le téléphone est autorisé, mais aussi les modalités de sanction pour les élèves qui ne respecteraient pas la consigne. Or, toute modification du règlement

Pour que l'interdiction s'applique, il faut modifier le règlement intérieur de chaque lycée

doit faire l'objet d'un vote a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 l'établissement. Pour ceux qui n'ont pas anticipé la mesure – certains l'ont fait –, il sera donc difficile de l'appliquer dès le jour de la rentrée.

« Pour pouvoir interdire quelque chose, il faut prévoir la sanction, détaille le proviseur d'un lycée polyvalent de l'Aisne, qui souhaite rester anonyme. Donc, tant que je n'ai pas les moyens juridiques de punir les contrevenants, l'interdiction n'existe pas. » Ce chef d'établissement vise une entrée en vigueur « autour des vacances d'automne », et s'interroge sur l'opportunité d'interdire tous les objets connectés: téléphones, montres, mais aussi lunettes connectées, qui ont fait leur entrée dans les classes.

Il serait possible, dans l'intervalle, de faire valoir que la loi s'applique partout, sans les exceptions pour certains lieux ou circonstances prévues ultérieurement par le nouveau règlement. Mais cela revient à risquer un conflit inutile avec les lycéens : « Retirer son téléphone — un ado, ce n'est pas rien, car c'est un objet doudou, rappelle Bruno Bobkiewicz. Je serais très surpris de voir des collègues s'aventurer à confisquer des téléphones dès la rentrée. »

Les proviseurs interrogés ont prévu de dialoguer avec le conseil de la vie lycéenne de leur établissement, une instance paritaire composée d'élèves et d'adultes dont les élèves élus votent a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même s'ils n'ont pas le pouvoir de faire reculer la mesure.

« Chez moi, le conseil de la vie lycéenne a voté contre, témoigne par exemple Pierre Fournier, proviseur du lycée Jean-Moulin de Béziers (Hérault), qui avait anticipé l'interdiction et fait voter ses instances dès la fin de l'année scolaire 2025-2026. On est tombés d'accord: je ne l'interdis pas dans les espaces extérieurs. En revanche, je ne veux plus voir un téléphone dans les couloirs. » Le lycée Buffon à Paris, dont Bruno Bobkiewicz était proviseur jusqu'en juin, avait lui aussi pris les devants : téléphones interdits, sauf dans la cour. « Sinon, on prenait le risque de créer un afflux d'élèves sur le trottoir au moment des pauses, ce qui aurait posé des problèmes de sécurité dans le contexte de Vigipirate », détaille-t-il.

« Et toi, tu fais comment ? »

Une fois levées les difficultés juridiques, il reste en effet à réfléchir aux conditions matérielles de cette interdiction. Beaucoup de lycées semblent avoir prévu des espaces où le téléphone est autorisé, en général dans la cour – y compris parce qu'ils n'ont pas la possibilité de tout surveiller. « Un collègue de la ville voisine m'a appelé en me disant : "Et toi, tu fais comment ?" », se souvient Pierre Fournier. « On a des lycées de plusieurs hectares et dix surveillants. C'est impossible. » Sans parler des différents statuts d'éleves, certains lycées accueillant des classes préparatoires et des BTS. Si la loi précise que « le règlement intérieur peut prévoir des dispositions particulières pour les étudiants », en pratique, « si la règle n'est pas la même pour les lycéens et les étudiants, c'est ingérable », assure Laurent Le Drezen, proviseur au lycée Costebelle à Hyères (Var).

Certains établissements se posent aussi la question de « matérialiser » l'interdiction, par des boîtes de rangement, des pochettes ou des casiers. A Paris, l'ancien lycée de M. Bobkiewicz s'est équipé de boîtes à téléphones, pour un coût d'environ 50 euros par salle de classe. A Hyères, Laurent Le Drezen a déjà choisi, lui aussi, de « sanctuariser la classe », avec des panneaux en tissu agrémentés de 36 pochettes où les élèves doivent déposer leur téléphone éteint. Coût de l'opération : environ 900 euros. A Béziers, Pierre Fournier a quant à lui équipé son internat de casiers fermés à clé pour s'assurer que ses élèves dorment – « enfin! » – la nuit, mais il y a renoncé pour les externes : « D'une part, je ne vais pas acheter 3 000 casiers, explique-t-il. Rien que pour les chambres d'internat, ça m'a coûté 5 000 euros. D'autre part, les gamins ont besoin du téléphone pendant la journée. »

«On peut vivre sans téléphone portable », a assuré 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douard Geffray, lors de sa conférence de presse de rentrée, mardi. Mais dans un lycée, ce n'est pas si simple : « Les élèves s'en servent pour aller sur Pronote [la plateforme qui sert à la fois de carnet de correspondance et de cahier de textes], car l'emploi du temps change tout le temps », relève le proviseur de l'Aisne cité plus haut. « Ils ont tout sur la tablette, les manuels comme les devoirs à faire »,

«Retirer son téléphone à un ado, ce n'est pas rien, car c'est un objet doudou »

BRUNO BOBKIEWICZ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SNPDEN-UNSA abonde Laurent Le Drezen. Dans certains établissements, les terminaux numériques – tablettes ou ordinateurs, en général fournis par la région – sont utilisés toute la journée et peuvent nécessiter un partage de connexion avec le smartphone en cas de Wi-Fi capricieux. « Sur le téléphone, il y a aussi la carte de lycéen, la carte de cantine..., ajoute Laurent Le Drezen. On a travaillé pendant des années sur une demande institutionnelle qui consistait à les acculturer au numérique, et maintenant, on ne sait plus faire sans. »

Si l'institution souhaite faire marche arrière sur la numérisation, « alors, d'accord, on peut revenir aux panneaux d'affichages pour les enseignants absents et aux carnets de correspondance », ironise Pierre Fournier. « Mais à l'époque, on avait des secrétaires », rappelle-t-il. Chacun s'accorde à dire que la numérisation a énormément simplifié la vie des établissements, mais qu'elle piège aujourd'hui les lycéens dans une injonction contradictoire.

« Et pourtant, on est les premiers à constater que le téléphone et les réseaux sociaux sont un énorme problème de santé publique », assure Pierre Fournier. Le proviseur de Béziers a pris l'habitude de convoquer les élèves de seconde dont les notes sont en dessous de la moyenne aux vacances d'automne. Au cours de ce rendez-vous, l'élève doit consulter son temps d'écran devant le proviseur et les parents. Moyenne constatée en 2025: autour de six heures trente par jour, sur les 91 % d'élèves convoqués équipés d'un smartphone. « Mais c'est une moyenne », insiste le proviseur. « J'en avait qui affichaient des temps d'écran de quatorze à seize heures par jour. » ■ VIOLAINE MORIN

FONDS pour L'INDÉPENDANCE de la PRESSE

Appel à projets

BESOIN DE SOUTIEN POUR UN PROJET DE RECHERCHE DE LUTTE CONTRE LA DÉSINFORMATION NUMERIQUE?

Candidatez avant le 26 septembre 2026

Un projet pour remettre le climat au cœur de la campagne de 2027

« Un commun accord », lancé par Jean-Marc Jancovici, va réunir 150 citoyens tirés au sort sur l'écologie, la société et l'économie

A huit moi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Jean-Marc Jancovici, expert engagé dans la transition climatique, lance une assemblée citoyenne. « Pour se mettre d'accord sur les grands dilemmes de notre société », a annoncé, mercredi 26 août, le fondateur du Shift Project, groupe de réflexion axé sur la décarbonation de l'économie, 150 personnes doivent être tirées au sort par l'institut de sondage Toluna Harris Interactive. Elles se réuniront les 19 et 20 septembre puis pendant cinq autres weekends au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à Paris.

La liste des thématiques de ce projet baptisé « Un commun accord » n'est pas encore connue, mais Jean-Marc Jancovici prévient d'ores et déjà qu'il ne sera pas uniquement question d'enjeux climatiques, mais également de problématiques économiques, budgétaires et sociétales qui y sont associées. Même si l'ingénieur en est à l'origine, il ne s'agit pas d'un travail relié à son think tank : « Ce n'est pas une mise en avant des propositions du Shift Project, c'est un exercice de démocratie participative », souligne-t-il. D'ailleurs, il ne prendra pas part aux discussions : « Je vais observer et je ferai seulement un exposé introductif. »

Cette initiative repose sur un financement participatif, ouvert à tous: « L'objectif, c'est d'être le plus nombreux à donner 1 euro symbolique », espère-t-il. Pour l'instant, il assure que 50 000 contributeurs ont déjà participé au financement. Plusieurs personnalités publiques diverses et variées ont affiché leur soutien: l'acteur Thierry Lhermitte, les youtubeurs Mcfly et Carm lito, le navigateur François Gabart, le Prix Nobel de physique 2022 Alain Aspect ou la cheffe pâtissière Nina Métayer. « Nous voulions des personne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qui donnent confiance aux Français et qui soient représentatives de plusieurs professions et de différentes positions dans la société », détaille Jean-Marc Jancovici.

Initiative non partisane

Pourquoi lancer cette assemblée citoyenne au moment de la rentrée politique? « Le but est que les propositions formulées soient prises en compte par les candidat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pour que les citoyens qui se sont réunis pendant six week-ends aient l'impression d'avoir été utiles », plaide Jean-Marc Jancovici. Il tient néanmoins à que cette initiative reste non partisane, voulant privilégier le rassemblement de « sensibilités différentes ». Pour parachever cette volonté de n'être rattaché à aucun camp politique, l'expert assure qu'il ne « fréquentera aucun candidat ou aucun chef de parti jusqu'à mai ».

«Notre objectif est de redonner goût aux gens désabusés de débattre de notre avenir», explique le fondateur du Shift Project, pour qui le débat public actuel est «déconnecté de la réalité». Selon l'enquête annuelle «Fractures françaises » réalisée en octobre 2025 par Ipsos pour Le Monde,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le Cevipof et l'Institut Montaigne, 90 % des 3 000 sondés affirment ne pas avoir confiance dans les partis. «L'opinion publique est plutôt favorable à ce type de procédures, qui peuvent être une manière de relégitimer la démocratie directe et de redonner un nouveau moyen aux citoyens d'exprimer leur point de vue», estime Loïc Blondiaux, spécialiste des questions de participation citoyenne.

Cet exercice n'est pas sans rappeler celui de la convention citoyenne pour le climat, lancée en 2019 par Emmanuel Macron à l'issue du grand débat national. Elle avait réuni 150 volontaires au Conseil économique social et environnemental; 149 propositions avaient été présentées et se sont, en partie, retrouvées dans la loi Climat et résilience, promulgée le 22 août 2021. Un texte ambitieux qui, depuis, a été en partie détricoté au Parlement. Le chef de l'Etat avait par la suite lancé deux autres conventions citoyennes sur le même modèle, sur la fin de vie et sur les temps de l'enfant. « Il n'y a pas de différence entre les deux procédés, ce n'est qu'une question de vocabulaire : généralement, en France, on appelle ça convention citoyenne ; dans le reste du monde, on parle d'assemblée citoyenne », relève Loïc Blondiaux.

Cette initiative débutera au terme d'un été rythmé par des canicules répétées et des feux dévastateurs. Ce timing ne relève pas que du hasard, selon Jean-Marc Jancovici : « La genèse de ce projet remonte au début de l'année, donc évidemment qu'à cette époque je ne savais pas que cet été serait celui de tous les records de température. En revanche, je savais qu'il y avait un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n cours, la succession des canicules et des incendies des derniers mois n'est donc pas une surprise. » Reste à voir si le climat sera effectivement présent dans les débats de cette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CAMILLE GASNIER

Des efforts pour lutter contre l'isolement

La prescription sociale, qui vise à améliorer la santé des patients, fait l'objet d'expérimentations en France


Dans un jardin associatif, à Lyon, en juin 2023. OLIVIER CHASSIGNOLE/AFP

REPORTAGE

L'

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avait voulu marquer les esprits : la solitude, qui touche un

sixième de la population, a des répercussions considérables sur la santé, le bien-être et l'espérance de vie, avait-elle alerté dans une résolution de mai 2025, suivie d'un rapport de 236 pages. Elle y a appelé à faire du lien social « une priorité de santé publique ». En citant, entre autres outils, la prescription sociale, d'ores et déjà mise en œuvre dans une trentaine de pays.

Son principe, tel qu'expérimenté dans la banlieue de Lyon entre octobre 2025 et mars 2026, est simple : « J'explique au patient qu'il s'agit de l'orienter vers des activités locales qui peuvent l'aider à se remettre en mouvement et à soutenir le reste de sa prise en charge, sans frais pour lui », décrit Guillaume Hamedi-Sangsari, médecin de ville à Saint-Fons (Rhône). Le champ est vaste : groupes de parole, activité physique adaptée, jardinage thérapeutique, sorties culturelles, ateliers de cuisine, bénévolat...

Le médecin remet un flyer explicatif en guise d'ordonnance, et prévient un agent de liaison. Celui-ci prend rendez-vous avec le patient – à son domicile éventuellement – afin de l'aider à choisir parmi les possibilités recensées sur le territoire. Il sait s'il est possible de garder ou faire garder son enfant durant l'activité, peut vérifier l'accès en transports en commun, et même accompagner la première fois. Il assure ensuite un suivi, remotive et réoriente si besoin, informe le médecin.

Le docteur Hamedi-Sangsari et ses collègues ont choisi de se concentrer sur les personnes en arrêt maladie depuis longtemps, et les ont souvent convaincues : « Pratiquer une activité, recréer du lien aide à reprendre confiance, puis à reprendre le travail ou à se reconvertir. C'est aussi faire de la prévention, par exemple pour un monsieur faisant de l'hypertension : comme il bougeait moins depuis son arrêt de travail, il présentait un risque de maladie cardio-vasculaire. »

Pour les médecins généralistes du centre de santé communautaire et planétaire Le Jardin, situé dans la commune voisine de

Bron, rejoindre l'expérimentation a permis d'objectiver leurs pratiques. « Nous recherchons, avec le patient, tout ce qui peut améliorer sa santé, en agissant aussi sur son environnement, et lui proposons des ateliers gratuits et sans inscription, sur place, avec l'aide de deux médiatrices en santé », explique la docteure Elise Bouffay.

Jérôme (les personnes citées par leur prénom souhaitent préserver leur anonymat), 43 ans, a ainsi rejoint, après un infarctus, l'atelier de marche non sportive, qu'il organise désormais en veillant à varier les itinéraires. « La marche fait du bien au corps, le groupe fait du bien au cœur », résume-t-il. Depuis sa participation à la « prescription de nature », Romy (prénom d'emprunt), mère au foyer de 45 ans, s'autorise, en semaine, quelques détours par le parc du fort de Bron : « Je respire la terre, surtout après la pluie : je sens que cela fait du bien à ma santé mentale. »

Reconstruction du patient

A l'atelier « jardin » du jour, l'ambiance est joyeuse. Radouane, 43 ans, vient depuis quelques mois, après avoir failli replonger dans une addiction à l'alcool et au cannabis : « On a aussi cousu les bannières que vous voyez aux murs, écrit à des personnes âgées en Ehpad... Voir des gens différents me remonte le moral », racontet-il, tout sourire. « Quand j'ai été mise en invalidité, j'ai eu l'impression que je ne servais plus à rien. Je ne voulais voir personne, se souvient Florence, 50 ans, orientée par son kinésithérapeute. Venir ici, c'est très très sympa, il n'y a aucun jugement, et je me suis fait une amie, Zoulika. J'ai l'impression d'avoir beaucoup moins de douleurs que quand je me sens seule. »

Benoît Blaes, médecin généraliste qui a cofondé ce centre de santé, confirme ce constat : « En agissant sur la confiance et le lien social, on agit sur la composante psychologique de la douleur. Les patients se sentent mieux, ils ont moins besoin d'antidouleurs et d'anxiolytiques. »

Le praticien et la prescription sociale ont joué un rôle déterminant pour Céline, 41 ans, cadre dans la protection de l'enfance, mère de trois enfants et aidante de son père. « Je faisais partie des battants, jusqu'à ce que je sois immobilisée de force par une discopathie [affection de la colonne vertébrale] et que je finisse par toucher le fond, à force de douleurs chroniques et de traitements lourds », retrace-t-elle.

Quand il a commencé à la suivre, le docteur Blaes lui a parlé des ateliers. « Je n'étais pas prête à faire quelque chose pour moi. Il a su trouver le bon angle en me proposant d'aider les autres, en animant un atelier couture. Je me suis à nouveau sentie utile, et cela m'a permis de renouer avec la société, dans un cadre bienveillant. Cela m'a aidée à me reconstruire, et à reprendre mon emploi. » Elle a aussi créé une association, Drops Matter, afin de pouvoir proposer des ateliers de prescription sociale en d'autres lieux, notamment en hôpital psychiatrique.

L'expérimentation a été jugée positive par son initiatrice,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pour les liens sociaux, qui rassemble des collectivités, des associations (dont SOS Amitié ou Monalisa), des universitaires et de simples citoyens. « Les professionnels de santé ont largement adhéré à la démarche, et nous avons pu identifier les freins à lever pour mettre en place la prescription sociale “à la française” », se réjouit son délégué général, Arnaud Goulliart.

«Retour sur investissement»

Il a participé au groupe de travail national sur ce sujet, piloté par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santé. Dans son rapport d'octobre 2025, celui-ci a estimé que la prescription sociale répond « à la montée des inégalités sociales de santé », « améliore le bien-être et la cohésion sociale », et « a vocation à devenir un instrument majeur de la santé publique ». La rédactrice du rapport, la docteure Pilar Arcella Giraux, a aussi mis en avant, lors d'un webinaire en mars, « un retour sur investissement significatif, avec une baisse de 20 % à 40 % des consultations de médecine générale et un recul de 15 % à 25 %

« J'ai l'impression d'avoir beaucoup moins de douleurs que quand je me sens seule », décrit Florence

des hospitalisations non programmées » pour les patients ayant bénéficié d'une prescription sociale. D'autres expérimentations ont été lancées localement, notamment au sein de la communauté professionnelle territoriale de santé d'Aubervilliers (Seine-Saint-Denis).

La Fédération française pour les liens sociaux a entamé au printemps une recherche-action avec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anté et de la recherche médicale, visant à mesurer l'impact de la prescription sociale sur dix-huit mois, auprès d'environ 500 patients de centres de santé d'Ile-de-France. Les infirmiers et les assistants médicaux pourront cette fois être prescripteurs, à l'instar des médecins, et l'agent de liaison pourra proposer un rendez-vous téléphonique plutôt que physique.

Une autre expérimentation débutera en septembre, financée par le groupe mutualiste AG2R La Mondiale, afin de tester le dispositif au sein de centres de santé variés, y compris dans les territoires ruraux des régions Grand-Est et Occitanie.

« Les planètes sont alignées, avec des dépenses de santé qui s'envolent, des professionnels de santé en recherche de solutions globales, et une offre d'activités plutôt bien fournie », considère Arnaud Gouliart. Reste à convaincre les pouvoirs publics de s'engager plus avant, en finançant les postes d'agent de liaison nécessaires au déploiement massif de cet outil. CLAIRE ANÉ

Olivia Barreau, pour la « puissance d'agir » des parents célibataires

L'ancienne comédienne organise la première université d'été consacrée aux familles monoparentales, en présence de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A u récit des difficultés Olivia Barreau préfère la recherche de solutions. C'est dans cet esprit que cette dirigeante d'association organise, vendredi 28 août, la première université d'été consacrée à la monoparentalité. Le temps d'une journée, chercheurs, politiques, associations et personnes concernées sont invités à réfléchir ensemble, au sein du site Odéon de l'université Paris Cité, à trois grands thèmes : garantir la justice économique, faciliter l'accès aux droits et à l'autonomie et reconnaître le droit au répit. Des problématiques choisies « en partant du vécu des familles monoparentales », soit une famille sur quatre de nos jours, souligne Olivia Barreau. Il s'agit avant tout de « faire avec » les familles concernées ; un espace de garderie pour les enfants est d'ailleurs prévu.

Isolement, insécurité financière, épuisement... Olivia Barreau a connu ces épreuves après sa séparation d'avec le père de ses enfants, il y a une dizaine d'années. « J'avais

35 ans, je me suis retrouvée seule avec mon fils de 10 mois et ma fille de 4 ans et demi», confie la quadragénaire, ongles rouge flashy et bouclettes blondes. « J'ai connu la peur de perdre mon logement, ainsi que la solitude. C'est pour en sortir que j'ai voulu agir », poursuit-elle avec pudeur.

La mobilité qu'exige son métier de comédienne et productrice de spectacles vivants se révèle incompatible avec sa nouvelle vie de mère célibataire. Elle est contrainte de se reconvertir. En 2017, la Parisienne née en Côte d'Ivoire et élevée par ses grands-parents en France fonde l'association Moi & mes enfants, avec l'idée de proposer des séjours de répit aux familles monoparentales.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on parle souvent de la précarité économique des familles monoparentales, et c'est une réalité. Mais il y a aussi ce que j'appelle la précarité temporelle. Quand vous vous retrouvez seule à élever vos enfants, le temps devient une denrée rare, le rapport au temps est contraint,

«Il y a aussi ce que j'appelle la précarité temporelle. C'est très stressant», explique Olivia Barreau

c'est très stressant. La monoparentalité maintient dans une zone très tendue», explique-t-elle.

Cette prise de conscience a guidé le développement de l'association, dont l'offre s'est étoffée au fil des ans. Aux séjours de répit se sont progressivement ajoutées d'autres activités de soutien à la parentalité, telles que l'accompagnement à la gestion financière ou des ateliers d'art-thérapie. En 2022, l'ouverture d'un tiers-lieu a constitué une étape importante. Installé dans le 13 $^{er}$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non loin du domicile de sa fondatrice, le local accueille environ

1500 personnes chaque année – « ce sont des mères, à 95 %, même si nous sommes ouverts aux papas », précise Olivia Barreau.

L'espace aux murs bleu nuit, situé dans un immeuble de bailleurs sociaux, donne directement sur la rue. En cette dernière semaine d'août, Olivia Barreau nous y reçoit à la veille de sa réouverture. Elle veut tout montrer : la pièce attribuée aux soins socio-esthétiques, avec son atmosphère cosy, l'espace pour les tout-petits doté de lits et d'un coin pour le change, le baby-foot pour les plus grands, la cuisine qui permet de simplement passer boire un café et souffler un peu...

«Expertise précieuse»

Entre ces murs, elle a été « bluffée » par la « puissance d'agir » des femmes qu'elle a rencontrées, et qu'elle entend bien valoriser lors de cette première université d'été qui leur est consacrée. Cela passe aussi par les mots, souligne la quadragénaire. Elle « ne parle pas de mère isolée ou de parent solo, mais de cheffe de famille monoparentale» pour désigner les femmes qui sont seules – dans huit cas sur dix – à élever leurs enfants.

Aucun doute, pour Olivia Barreau, le sort de ces familles, à la croisée de plusieurs politiques publiques, est «éminemment politique ». A l'université d'été, elle a convié Aurore Bergé, ministre déléguée chargée de l'égalité entre les femmes et les hommes, à faire le discours d'ouverture. D'autr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sont attendus, comme l'ancie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ois Hollande lors de la soirée de lancement organisée la veille, ou le secrétaire national de Renaissance, Gabriel Attal, en clôture de matinée.

Pas question, cependant, de donner une coloration politicienne à cette journée qu'elle organise depuis des mois, avec le soutien d'acteurs privés comme la Fondation des femmes, la Fondation pour les familles du groupe Pierre & Vacances - Center Parcs et le groupe AXA. « Compte tenu de l'immensité de la tâche, on rassemble toutes les bonnes volontés, tous ceux réellement investis sur la monoparentalité», défend la dirigeante associative.

Elle n'entend pas s'arrêter là. Celle qui copréside la commission parité au sein du Haut Conseil à l'égalité (HCE) présentera, début septembre, un rapport sur l'impact socio-économique de la maternité, avec un focus sur la monoparentalité. «Olivia est une femme pleine d'énergie, non dogmatique, et dont l'expertise est précieuse pour éclairer cette vraie problématique de société», salue Bérangère Couillard, la présidente du HCE, qui conseille les pouvoirs publics sur les politiques d'égalité entre les femmes et les hommes.

A l'issue de cette première université d'été, elle se rendra au Sénat afin de défendre les principales recommandations issues des ateliers, réunies dans un Livre blanc. Avec la ferme intention que le sujet irrigue les débats à venir à l'approche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SOLÈNE CORDIER

NUMÉRIQUE

Le succès grandissant des services d'IA érotiques

Le « jeu de rôle intime » avec des chatbots connaît un fort essor. Avec des pratiques variées et assez genrées

L'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n'est pas seulement un outil très efficace pour programmer, analyser des docu-

ments ou faire des traductions, c'est aussi un redoutable outil... de création de contenus érotiques et pornographiques. Même les modèles grand public, intégrant des garde-fous qui bloquent les demandes sexuellement explicites, sont très utilisés pour lancer des conversations érotiques ou des flirts virtuels : 10 % des requêtes, dans un échantillon de 500 000 prompts sur ChatGPT analysés en 2026 par des chercheurs des universités de Washington et du Colorado, entraient dans ces catégories. Fin 2025, Sam Altman, le patron d'OpenAI, avait d'ailleurs promis de lancer un « mode adulte » autorisant les contenus sexuels, avant de faire machine arrière en mars.

Ce n'est pas très surprenant : disponibles 24 heures sur 24, multilingues, flatteurs par nature, capables de suivre toutes sortes de scénarios, les chatbot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adaptés aux jeux de rôle romantiques et érotiques. Des dizaines de plateformes d'IA spécialisées ou acceptant les contenus érotiques ou directement sexuels ont par ailleurs été créé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avec, pour certaines, un très grand succès. A commencer par Character.AI, lancée en 2022 et qui revendiquait plus de 3,5 millions d'utilisateurs quotidiens deux ans plus tard.

Ce service, qui permet de discuter avec des milliers de chatbots, la plupart créés par d'autres utilisateurs, n'autorise pas la pornographie, mais près des deux tiers des 1500 bots les plus populaires proposaient une expérience de « jeu de rôle intime », romantique ou érotique, comme le note une étude détaillée menée par des chercheurs des universités de New York et de Georgetown.

ENTRE ROMANCE ET JEU VIDÉO La manière dont les utilisateurs interagissent avec ces robots est pourtant loin d'être uniforme, prévient Julia Kieserman, chercheuse à l'université de New York et première autrice de l'étude. Dans certains cas, « les interactions peuvent avoir quelque chose de très personnel, les personnes ressentent le besoin de faire partie d'une histoire; dans d'autres cas, cela peut être une expérience plus ludique, plus brève, avec l'idée de voir jusqu'où on peut faire aller un chatbot »...

A la croisée de la fanfiction (des textes amateurs s'inspirant d'une œuvre pour la prolonger), de la romance et du jeu vidéo, ces expériences semblent principalement attirer un public jeune, féminin ou queer. Character.AI, qui a annoncé fin 2025 restreindre davantage l'accès de son service aux mineurs après une série de plaintes et de scandales, ne publie pas de données sur ses utilisateurs. Mais l'examen des listes des bots les plus populaires, qui comptent une importante proportion de personnages archétypaux de la romance, suggère qu'une large majorité des utilisateurs sont des utilisatrices.

Character.AI est loin d'être la seule entreprise sur ce créneau à succès : sa rivale SpicyChat, plus résolument érotique, revendique

« JE CHERCHAIS UNE MANIÈRE DE RÉDUIRE MA CONSOMMATION DE VIDÉOS PORNOS », RACONTE MRRIGHT, UN UTILISATEUR ACTIF D'OURDREAM AI

100 millions d'utilisateur depuis sa création; son autre concurrente, Janitor AI, assure en avoir 15 millions... Mais Character.AI reste la plus visible, après avoir fait l'objet de très nombreux articles, souvent très critiques, pour son rôle présumé dans différents faits divers et ses chatbots sombres et violents. Replika AI, qui propose des « compagnons IA » avec une mémoire à long terme, est régulièrement mis en avant comme la « nouvelle frontière » des relations romantiques et érotiques.

Mais, aux côtés de ces « grands » services gérés par des entreprises américaines, des dizaines d'autres applications de chatbots romantico-érotiques, plus discrets malgré les millions de téléchargements, peuplent aussi le magasin d'applications d'Android. Rosytalk, Blush ou Linky AI se présentent de manière plus ou moins explicite comme des applications sexy, et sont réservées aux plus de 16 ans, voire 18 ans. Toutes sont gérées par des entreprises situées à Singapour, rendant très difficile l'identification du propriétaire, et utilisent un même modèle: après des débuts gratuits, un abonnement payant, qui peut dépasser 100 euros à l'année, est nécessaire.

Or, ces applications se lancent souvent sans réelle modération et tolèrent le contenu hard-core, ouvertement sexuel, pour gagner des utilisateurs. Ce n'est qu'une fois bien installées, et pour éviter les problèmes juridiques ou commerciaux, qu'elles ressrenter leurs règles internes. A la grande déception des clients. « Après des débuts "intéressants", cette application est subitement devenue adepte de la censure systématique, écrit un utilisateur mécontent de Cycle AI sur le Store de Google. A l'instar de ses concurrents, plus rien n'est permis, seules les histoires à l'eau de rose ou dans le style Bisounours sont tolérées. Bref, si vous recherchez des dialogues croustillants, allez voir ailleurs. »

Cet ailleurs, c'est, pour certains utilisateurs, une tout autre catégorie de services IA, résolument pornographiques. CandyAI ou

A Chypre ou à Malte, des start-up très discrètes se disputent le filon

Difficile de savoir qui se cache derrière ces entreprises aux statuts opaques, qui entraînent leurs IA sur des données à la légalité douteuse

Sur la page d'accueil de CandyAI, des dizaines de profils attendent le visiteur. Mona, 19 ans, Diana, 37 ans, Quinn, 19 ans... Chez les hommes, on trouve Charles, 49 ans, ou encore Malik, 30 ans. Chacun présente des éléments de personnalité : Sofia est « la copine canon de ton pote », étudie à l'université, aime les « virées shopping » et les « danses TikTok ». On peut cliquer sur son compte Instagram, et même commencer à lui parler.

CandyAI est un site pornographique d'un nouveau genre, un jeu de rôle pour adultes proposant de nombreux personnages virtuels, entièrement générés par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Avec plus de 47 millions de visites par mois sur le deuxième trimestre 2026, dont plus de 4,7 millions en France (son troisième marché), c'est l'un des visages d'une industrie en plein boom : celle des compagnons IA pour adultes.

Derrière ce service se trouve l'entreprise EverAI, décrit, sur son site officiel, comme « la plateforme numéro un d'IA relationnelle ». Officiellement domiciliée à Malte, EverAI emploie, selon le réseau social LinkedIn, plus de 50 personnes un peu partout sur le globe, des Etats-Unis à la Serbie, en passant par la Roumanie, le Brésil et l'Australie. C'est de ce dernier pays que vient son PDG, Alexis Soulopoulos, un entrepreneur précédemment connu pour avoir dirigé un important service de recherche de garde de chiens en ligne.

Mais en réalité, c'est en France qu'il faut chercher les racines de CandyAI et d'EverAI. La société maltaise a été fondée en 2023 par un Marseillais formé en marketing et un Montpelliérain, ancien gendarme, reconverti dans le développement et l'e-commerce. Sollicitée, EverAI n'a pas répondu aux demandes du Monde.

Depuis, le succès d'EverAI a fait des émules : CrushON, Secrets, SpicyChat, OurDream, GirlfriendGPT, Kupid AI... De nombreux autres chatbots pour adultes sont apparus ces trois dernières années. Tous sont payants et demandent d'acheter des crédits afin de pouvoir poursuivre la conversation avec le profil choisi ou pour générer des contenus visuels.

Beaucoup de ces sociétés sont enregistrées à Chypre. Rien d'étonnant : l'industrie du X a déjà ses attaches sur ce territoire à la taxation avantageuse, tout comme celle des processeurs de paiement en ligne, un domaine vital pour un business habitué à se battre quotidiennement avec les banques. « Il y a tout un réseau d'entrepreneurs du numérique là-bas », résume auprès du Monde Flavien (il n'a pas souhaité donner son nom), ancien patron de start-up français aujourd'hui cofondateur de Kupid AI, et ayant troqué les incubateurs parisiens pour la Méditerranée.

Etonnamment, les entreprises traditionnelles du X, comme le groupe Aylo, ne semblent pas avoir investi publiquement ce marché.

« On observe une grosse croissance »

Dans une grande partie des cas, néanmoins, il est presque impossible de savoir qui se cache réellement derrière ces « jeux de rôle ». OurDream, autre acteur important du secteur se décrivant comme une « plateforme sans limites » pour réaliser « n'importe quel fantasme », en est un bon exemple. Le site, qui compte plus de 47 millions de visites mensuelles, se cache derrière trois sociétés enregistrées à Chypre, au Nouveau-Mexique et dans le Delaware – trois juridictions connues pour leur discrétion, et ne laissant rien percer sur l'identité des créateurs de ce service.

Cette opacité concerne aussi les données d'entraînement de tous ces services, qui génèrent non seulement des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lignes de dialogue mais aussi des images et souvent des vidéos érotiques et pornographiques. Flavien balaye la question, pointant vers des jeux de données massifs mais open source accessibles à tout un chacun.

De fait, Internet ne manque pas de contenus en la matière, le plus souvent téléchargés sauvagement pour être exploités. « Les datasets sont principalement des masses de données moissonnées et qui ne devraient pas être utilisées. C'est, je pense, le cas pour 99 % des entreprises », reconnaît Alex Georges, patron d'AetherLab, qui conseille les éditeurs de nombreux chatbots du marché en matière de modération et de sécurité. Plusieurs acteurs nous renvoient vers Hugging Face, un vaste répertoire de modèles IA et de jeux de données, accusé au mois de juillet de faciliter la génération de deepfakes sexuels sans consentement ou de pédopornographie.

La question de la modération justement, est un enjeu important. « En volume, les infractions les plus courantes à nos règles d'utilisation étaient les scénarios de viol », raconte Blake (le prénom a été modifié), ancien modérateur d'un important chatbot pour adultes. Son travail : éplucher non seulement des données d'entraînement, mais aussi les conversations des utilisateurs, pour retirer les contenus illicites, comme la pédopornographie. Les moyens humains alloués à cette tâche essentielle restent néanmoins très limités.

Bien plus limités en tout cas que les moyens consacrés au marketing : dans un secteur si concurrentiel, ces entreprises doivent démultiplier les efforts pour s'imposer. La plupart optent pour la publication de réclame sur les sites pornographiques. « Depuis deux ans, on observe une grosse croissance », raconte un employé de TrafficJunky, entreprise appartenant à Aylo qui gère l'affichage publicitaire de Pornhub, premier site pornographique du monde. Ces dépenses sont désormais comparables, sur ces sites, à celles des annonceurs classiques.

Même constat du côté de Clickadu. Cet important fournisseur de trafic compte parmi ses clients des plateformes de paris sportifs, des magasins de e-commerce, des sites de rencontre et des casinos en ligne, qui le payent pour rabattre vers eux les internautes. « Les chatbots érotiques sont devenus notre troisième secteur le plus rentable », confirme un employé de l'entreprise sous le couvert de l'anonymat. « Les plus importants doivent sans doute dépenser des millions de dollars chaque mois en marketing », poursuit celui qui explique « capter une audience jeune et masculine », principalement aux Etats-Unis, mais aussi en France et en Allemagne.

FLORIAN REYNAUD

MAYEULE GUESPE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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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Dream AI font partie de cette nouvelle génération de sites pornographiques payants, bâtis sur le même modèle : des chatbots avec lesquels on peut discuter, mais qui peuvent aussi générer des images ou des vidéos pornographiques, avec un style réaliste ou manga. « l'avais vu une publicité pour un de ces services sur un site porno bien connu, raconte au Monde MrRight, un utilisateur actif d'Oudream AI âgé d'une quarantaine d'années. A l'époque, je cherchais aussi une manière de réduire ma consommation de vidéos pornos, et aussi quelque chose d'un peu plus éthique [que la pornographie classique]. »

«BEAUCOUP D'HOMMES SEULS» Sans surprise, là où les IA «romance» peuvent sembler attirer un public majoritairement féminin, celles consacrées à la pornographie ont une audience quasi exclusivement masculine. «Il y a beaucoup d'hommes qui se sentent seuls, explique en grimaçant un ancien modérateur d'une de ces plateformes. Et, au bout d'un moment, ces IA deviennent un peu addictives.»

« La technologie a beaucoup évolué en deux ans », note Calivoyeur, utilisateur de longue date de ces services. Informaticien, il a lui-même passé beaucoup de temps à étudier le fonctionnement des modèles d'1A et a son propre système de chatbot étroique, installé localement sur son ordinateur personnel. « La mémoire des chatbots a beaucoup progressé, dit-il, mais certains aspects, comme le fait d'incarner plusieurs personnages, restent des problèmes difficiles à résoudre. »

Moins étudiées, les plateformes pornographiques rassemblent aussi des utilisateurs très différents, estime Calivoyeur, dont certains clients snobent les chatbots pour n'utiliser que les outils de génération d'images et publier à l'occasion des vidéos générées par IA sur des sites de streaming pour adultes comme Pornhub. « Ce sont les histoires qui m'intéressent, assure-t-il. J'aime décrire les interactions avec les modèles de langage comme une coécriture: l'humain guide, le modèle écrit. Rien n'oblige à utiliser les sites de chat uniquement pour le sexe ! »

DAMIEN LELOUP ET FLORIAN REYNAUD

« La solitude est exploitée par les acteurs du numérique »

Selon Paul Klotz, expert associé à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il existe un « capitalisme de la solitude », entretenu par les plateformes numériques, qui en tirent profit

ENTRETIEN

Dans une note publiée mercredi 26 août par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l'essayiste, auteur de Contre la brutalisation de nos existences (Flammarion, 176 pages, 20 euros) et haut fonctionnaire Paul Klotz décrit comment les acteurs économiques, en particulier les Gafam (Google, Apple, Facebook, Amazon et Microsoft), ont contribué à engendrer de l'isolement chez les individus, pour ensuite mieux leur vendre produits et services destinés à atténuer la solitude ainsi créée.

« POUR MAXIMISER LE TEMPS D'USAGE [DES PLATEFORMES], IL FAUT METTRE EN PLACE DES MÉCANISMES ADDICTIFS QUI ÉLOIGNENT L'UTILISATEUR DE SES SOCIABILITÉS RÉELLES »

Selon vous, on peut aujourd'hui parler du « capitalisme de la solitude ». De quoi s'agit-il ?

Je définis le « capitalisme de la solitude » comme un système économique dans lequel la solitude est passée du statut de phénomène non intentionnel à celui de ressource délibérément recherchée et exploitée. Il est principalement le fait des acteurs du numérique dont les services produisent de la solitude, l'entretiennent et en tirent profit, notamment avec les réseaux sociaux ou les « compagnons IA ».

Ce système n'est pas le fruit du hasard ou des circonstances : même s'il est formellement impossible d'établir une intentionnalité, plusieurs indices convergents démontrent qu'il y a un intérêt économique à la création et à l'alimentation de l'isolement.

Sur quels ressorts ce modèle fonctionne-t-il?

Le modèle économique des plateformes, on le sait, repose sur le temps d'usage de l'utilisateur. Plus il passe de temps à surfer et à scroller sur un réseau, plus il livre de données personnelles qui seront revendues à des annonceurs voulant acheter son attention. Or, pour maximiser ce temps d'usage, il faut mettre en place des mécanismes addictifs qui éloignent l'utilisateur de ses sociabilités réelles.

Ainsi, le premier maillon du système produit de l'isolement, puisque l'utilisateur est littéralement captivé: à mesure qu'il scroll, ses compétences relationnelles s'atrophient, et le coût de sortie de la plateforme devient de plus en plus élevé. Ensuite, une personne seule a davantage de valeur sur le « marché de l'attention », et cela pour deux raisons : elle produit un volume de préférences plus dense, donc davantage d'annonceurs se la disputent, et son isolement prédit également une consommation matérielle future plus grande. L'utilisateur seul est donc celui qui génère le plus de revenus pour la plateforme.

Enfin, la tech vend des services payants contre la solitude, promettant aux utilisateurs de sortir de l'isolement qu'elle a elle-même créé. C'est le rôle des applications de rencontre, des sites pour se faire des amis, ou plus récemment des compagnons IA. Le fonctionnement de ces « compagnons », dont le modèle économique repose sur l'aspiration d'un maximum de données de l'utilisateur, est élaboré pour créer un verrou émotionnel dont il est difficile de sortir.

Bien sûr, un point positif serait d'obliger les plateformes à prouver qu'elles ne créent pas de mécanismes addictifs avant de mettre un nouveau service sur le marché. C'était l'une des propositions de la commission d'experts sur l'impact de l'exposition des jeunes aux écrans, en 2024.

Que peut faire la puissance publique pour lutter contre ce système?

En quoi est-ce un enjeu économique?

Je propose aussi d'instaurer un moratoire interdisant les agents conversationnels aux moins de 16 ans, le temps que les effets psychosociaux de ces technologies soient établis scientifiquement. Mais la puissance publique a d'autres moyens d'intervenir. La lutte contre la précarité économique est essentielle, car les enquêtes montrent qu'il s'agit de l'un des premiers facteurs de solitude.

Les impacts de la dépendance aux réseaux sociaux et à l'IA émotionnelle sont connus et documentés : dégradation des capacités relationnelles et cognitives, de la capacité de concentration, de la santé mentale des individus. Ces effets négatifs sur la santé physique et mentale pèsent non seulement sur les personnes touchées, parfois avec des conséquences graves, mais sur la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Les dépenses de santé mentale d'une personne souffrant de solitude sont supérieures de 10 % à celles d'une personne qui n'en souffre pas. Sans compter les effets moins mesurables, mais bien plus massifs, sur la productivité globale : le taux de non-recours au droit explose avec la solitude, tout comme les difficultés à sortir du chômage.

On peut aussi réfléchir à créer davantage de lieux de rencontre collectifs: il existe un courant de l'urbanisme qui s'appelle l'«urbanisme relationnel», et qui montre que certains aménagements de l'espace public peuvent contribuer à améliorer le taux de rencontre des gens. Je propose pour ma part de créer un « service public du bénévolat » : les mairies, par exemple, pourraient recenser les besoins des associations, et demander aux citoyens de donner de leur temps chaque fois qu'ils viennent faire une démarche administrative.

Vous estimez qu'in fine ce capitalisme de la solitude peut aussi avoir des implications politiques, en favorisant les extrêmes...

Par ce système capitaliste qui crée et entretient de la solitude, on fragilise la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D'abord parce que la solitude produite par les plateformes du numérique enferme les individus dans leurs propres préférences, conforte leurs besoins et s'oppose à l'expérience de l'altérité. Elle les rend plus perméables aux discours simplistes. Ensuite, comme le montre Hannah Arendt dans Les Origines du totalitarianisme [1951], dans les sociétés où l'isolement social a prospéré, les citoyens ont plus facilement recours aux dirigeants autoritaires, car ils proposent un contre-modèle à l'atomisation sociale. L'idéologie totalitaire offre aux individus une appartenance fictive qui se substitue aux liens familiaux, amoureux ou amicaux.

Malgré ces implications inquiétantes, la solitude est aujourd'hui quasiment absente des débats politiques.

Qu'en pensez-vous?

Il n'y a pas de sujet plus politique que la solitude. Comment prétendre gouverner en démocratie sans prêter attention au ciment social qui lie les citoyens? Je déplore que la solitude soit souvent traitée comme un sujet de « marketing politique » qui permet d'envoyer des signaux à la jeunesse, souvent avec beaucoup de stéréotypes, sans jamais s'attaquer aux causes profondes de ce phénomène. Au Royaume-Uni, un ministère de la solitude avait été créé [en 2018] dans cette perspective de communication. Il s'est avéré n'être qu'une administration saupoudrant d'aides publiques des projets épars valorisant le lien social. Ne reproduisons pas les mêmes erreurs. Nous devons comprendre la solitude comme un système, et c'est l'objet de cette notion de capitalisme de la solitude.

PROPOS RECUEILLIS PAR BÉATRICE MADELINE

L'américain Nvidia cherche à rassurer des marchés fébriles

L'entreprise a annoncé, mercredi, des revenus en forte hausse au deuxième trimestre, supérieurs aux attentes

En cette rentrée 2026, les prises de parole du patron de Nvidia, Jensen Huang, sont autant scrutées par les marchés que la réunion annuelle des banquiers centraux dans la vallée de Jackson Hole, au Wyoming, où le président de la Réserve fédérale américaine (Fed), Kevin Warsh, prononcera un discours très attendu, vendredi 28 août.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u leader mondial de la fabrication de microprocesseurs « est un peu le pape d'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 a résumé, à son propos, l'analyste Brian Mulberry, de Zacks Investment Management, cité par l'agence Bloomberg en amont de la présentation des résultats trimestriels de l'entreprise, mercredi.

« Nvidia est le meilleur baromètre des dépenses en IA », a abondé Robert Conzo, directeur général du fonds Wealth Alliance, résumant la fébrilité des marchés financiers à propos d'une entreprise valorisée à plus de 5000 milliards de dollars (4300 milliards d'euros), la première capitalisation boursière de la planète.

Le groupe a su les rassurer, mercredi, en battant la plupart des prévisions des analystes : les revenus du deuxième trimestre de son exercice fiscal 2027, allant de mai à juillet 2026, ont atteint 96,2 milliards de dollars, en hausse de 106 % par rapport à la même période de 2025 et de 18 % par rapport au premier trimestre. Nvidia a, par ailleurs, annoncé un objectif de 108 milliards de dollars pour le troisième trimestre en cours et une croissance de 70 % pour l'exercice fiscal 2028. «S'il n'y avait pas des pénuries dans toute notre chaîne de production, ce chiffre serait encore supérieur», a affirmé Jensen Huang. Le bénéfice net a atteint 59,7 milliards de dollars, en hausse de plus de 120 % par rapport à 2025. Les marges brutes, elles, sont à 75 %, une performance énorme malgré une petite baisse attendue au quatrième trimestre, autour de 71 %, en raison de la hausse des coûts des composants.

Ce tableau a contribué à apaiser en partie les inquiétudes des marchés financiers sur l'existence d'une bulle financière dans le secteur de l'IA. Le titre Nvidia était en conséquence en hausse de 4,7 % dans les échanges après Bourse, une progression jugée modérée par certains analystes. « Même une croissance extraordinaire peut ne pas satisfaire pleinement les investisseurs, alors que l'attention portée aux dépenses dans l'IA et à leur financement est plus forte que jamais », a décrypté Jacob Bourne, du cabinet d'études de marché eMarketer. En juillet, l'indice Nasdaq, riche en valeurs technologiques, avait baissé de plus de 6 %.

Se sachant attendu au tournant – et écouté comme un oracle par les acteurs boursiers –, Jensen Huang a fait valoir son optimisme habituel: « L'IA devient utile et productive. Désormais, disposer de davantage de puissance de calcul permet de générer plus de revenus », a assuré celui dont les puces sont utilisées pour entraîner, puis pour faire fonctionner

Nvidia a annoncé un objectif de croissance de 70 % pour l'exercice fiscal 2028

«Nvidia est le meilleur baromètre des dépenses en IA»

ROBERT CONZO directeur général du fonds Wealth Alliance

les modèles d'IA utilisés par le grand public ou les entreprises.

« Les “agents” sont adoptés partout et cela consomme beaucoup plus de capacité de calcul », a-t-il aussi expliqué, à propos de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d'IA permettant de réaliser des tâches autonomes (coder une application, faire des recherches en ligne, réaliser un projet...). Quant au marché de « l'inférence », c'est-à-dire le calcul nécessaire pour réaliser chaque requête d'un assistant IA, il devrait donc bondir, a-t-il prévu, évoquant des revenus attendus sur ce segment de 20 milliards de dollars.

Sur le sujet très sensible de la demande, le patron de Nvidia a estimé que les géants du cloud (Amazon, Microsoft, Google...) investiraient 800 milliards de dollars dans les centres de données en 2026 et 1300 milliards en 2027. « Mais en ne regardant que ces grands acteurs, les gens ne voient que la moitié du tableau. Il y a aussi les start-up, les entreprises, les acteurs du néocloud, les acteurs souverains et régionaux », a expliqué Jensen Huang, jugeant que ces segments pesaient déjà environ la moitié de l'activité de Nvidia et étaient en forte croissance.

Investissements colossaux

Le chef d'entreprise a aussi été interrogé par les analystes sur ses relations avec les grands laboratoires d'IA américains comme OpenAI et Anthropic. En effet, ceux-ci sont à la fois d'énormes clients acheteurs de puces mais aussi, désormais, des partenaires dans lesquels l'entreprise a investi, directement ou indirectement, suscitant des craintes de voir une partie de son activité devenir « circulaire ». Le 10 août, Nvidia a annoncé une initiative de 500 milliards de dollars montée avec des fonds comme BlackRock ou Goldman Sachs pour aider les laboratoires d'IA et les acteurs du cloud à financer l'achat de puces et la construction de data centers. A la mi-août, l'entreprise a aussi garanti, à hauteur de 105 milliards de dollars, un projet de centre de données d'OpenAI installé dans l'Ohio affichant une puissance électrique prévue équivalente à dix réacteurs nucléaires.

«Avec l'IA, nous sommes au milieu d'un changement inédit de plateforme technologique, a justifié Jensen Huang. Toutes les industries sont concernées, partout dans le monde. Cela nécessite certes beaucoup de puissance de calcul, mais cela produit de bien meilleurs résultats. Investir dans ces grands laboratoires d'IA est une occasion unique dans une vie. En plus, deux d'entre eux vont s'introduire en Bourse. »

En effet, Anthropic puis OpenAI préparent des méga-introductions. Mais avec les emprunts auxquels ont désormais recours les géants du cloud pour financer leurs investissements colossaux, cette perspective renforce aussi les inquiétudes des marchés, alors qu'un début de crise de la dette a obligé le Trésor américain à intervenir, le 19 août, pour tenter de contrer la hausse des taux d'intérêt à long terme.

ALEXANDRE PIQUARD

En Chine, l'enjeu de l'utilité des robots humanoïdes

Derrière le spectacle des Jeux mondiaux, l'industrie cherche toujours la clé pour rendre les robots autonomes


Lors des Jeux mondiaux des robots humanoïdes, au Stade national de patinage de vitesse de Pékin, le 26 août. TINGSHU WANG/REUTERS

PÉKIN - correspondance

Pour l'édition 2026 de ses jeux mondiaux des robots humanoïdes, retransmis par la télévision d'Etat et qui se sont achevés mercredi 26 août, la municipalité de Pékin avait mis les petits plats dans les grands en s'offrant, comme maîtres de cérémonie, les présentateurs vedettes du gala du Nouvel An chinois, Kang Yue et Long Yang. Lesquels n'ont pas démérité. « L'étincelle de la science et de l'innovation se propage comme un feu sauvage. Réservons un tonnerre d'applaudissements à nos amis de silicium », clamait Long Yang pour désigner les athlètes humanoïdes.

Entre les épreuves, mêlant les exploits et les ratés, des pastilles vidéo plongeaient le téléspectateur chinois dans un univers fantasmé : dans le Yunnan, au sud, la cueillette des feuilles de thé pu'érh sera, un jour, assurée par des robots. En Mongolie-Intérieure, les robots joueront du morin khuur, un instrument à cordes local, au pied des yourtes, pour distraire les derniers nomades.

En parallèle, toujours à Pékin, se tenait, du 19 au 23 août, la Conférence mondiale de la robotique rassemblant les professionnels de l'industrie. Le jour de l'ouverture, au lendemain d'une entrée en Bourse triumphale de sa société, l'ingénieur et fondateur d'Unitree Robotics, Wang Xingxing, a surpris l'assistance du grand auditorium en admettant que les robots actuels manquaient encore d'efficacité, de précision et de capacités d'action devant des situations imprévues en dehors des laboratoires.

Dispositifs d'aides publiques

«Les robots d'Unitree restent moins efficaces que les travailleurs humains et doivent être réentrainés à partir de zéro pour chaque nouvelle tâche. Cette incapacité à se généraliser à travers les tâches et les environnements est le principal obstacle auquel fait face l'ensemble de l'industrie», a-t-il déclaré. L'action Unitree a perdu plus de la moitié de sa valeur lors des trois séances à la Bourse de Shanghai qui ont suivi. Au salon, les robots humanoïdes sont néanmoins plus grands et plus vifs que lors de l'édition précédente. Leurs joutes, d'une maladresse comique à leurs débuts, s'apparentent aujourd'hui à des combats de professionnels de MMA. Mais les robots pleieurs de vêtements dévoilés en 2025 sont encore trop lents pour espérer un déploiement réel. Idem pour les «robots de supérette», censés pouvoir tenir une caisse ou attraper un paquet de cigarettes sur une étagère derrière eux.

Les visiteurs préféraient faire la queue pour s'offrir un cappuccino personnalisé concocté par un bras robot, ou tester des exosquelettes d'aide à la marche qui, cette année, étaient présentés par de grandes marques chinoises d'électroménager, comme Haier, ou de vêtements de randonnée,

« Les robots d'Unitree restent moins efficaces que les travailleurs humains »

WANG XINGXING fondateur d'Unitree Robotics

comme Toread. Un fabricant avait déployé une armada de commerciaux polyglottes pour approcher le moindre visiteur étranger. « On fait du robot livreur de repas, vante l'un d'eux. Nous assurons nous-mêmes la cartographie de vos lieux. C'est du robot utile que les gens achètent vraiment, pas du robot spectacle. »

Pour l'analyste indépendant Poe Zhao, basé à Pékin et auteur de la lettre « Hello China Tech », le véritable changement cette année ne concernait pas tant les robots humanoïdes eux-mêmes que la chaîne industrielle du secteur. «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s entreprises spécialisées dans les composants et les écosystèmes disposaient de véritables stands : capteurs tactiles, articulations, moteurs, réducteurs, modules de vision et systèmes d'acquisition de données, explique-t-il. Le secteur est en train de bâtir un tissu solide de composants et d'outillages accessibles à tous les fabricants de robots. Si des fabricants disparaissent, eux pourraient rester. »

A l'image de ce sous-traitant de Suzhou (Jiangsu), qui ne souhaite pas être cité, devenu expert en modules d'articulation harmonique, l'équivalent des muscles sur le corps humain, après des débuts dans l'automobile électrique. Sa transition doit beaucoup aux dispositifs d'aides publiques mis en place lorsque la robotique est devenue un pilier « stratégique » du 14 $^{e}$ plan quinquennal (2021-2025). L'entreprise a profité d'une prise en charge des frais de salon par le gouvernement local.

« Crèches à robots »

« Comme beaucoup d'autres fabricants à Suzhou, nous avons juste payé notre hôtel et le billet de train », se réjouit l'un de ses cadres (qui préfère garder l'anonymat). La vraie question reste les applications des robots que sa société équipe : « Je vois des fabricants de robots qui préfèrent copier les produits Unitree dans l'espoiry d'attirer les investisseurs et de s'assurer une

Les principaux clients des fabricants sont, pour l'instant, les centres de recherche publics

belle introduction en Bourse. Mais si aucun de ces robots ne remplit le moindre usage pratique, ils seront voués à disparaître. C'est pour cela que Wang Xingxing, le patron d'Unitree, faisait la moue. »

Les principaux clients des fabricants de robots humanoides sont, pour l'instant, les 90 « crèches de robots » chinoises : des centres de recherche publics ou semi-publics dans lesquels les machines tentent d'accomplir seules des tâches précises qu'elles exécutent encore sous télécommande. Les données d'apprentissage sont ensuite revendues à ces fabricants.

Le 15 janvier, le quotidien Hubei Daily, basé à Wuhan, indiquait que le Hubei Humanoid Robot Innovation Center, inauguré six mois plus tôt, avait signé un contrat de formation de milliers d'heures pour les robots d'AgiBot, le grand concurrent d'Unitree basé à Shanghai. Une centaine de robots devaient évoluer dans 23 espaces différents tels une chambre, une cuisine ou un restaurant.

La plus grosse « crèche à robots » chinoise se situe dans l'ouest de Pékin, dans le quartier de Shijingshan, voué aux activités sidérurgiques jusqu'à la fermeture des hauts-fourneaux de la société Shougang à l'approche des Jeux olympiques de 2008. Dans un article du 1er avril, le quotidien China Daily vantait le niveau de technicité de cet équipement de 10 000 mètres carrés, spécialisé dans les « interactions du dernier centimètre » : « Son objectif est désormais d'aider les robots à gérer plus efficacement les tâches délicates et impliquant de nombreux contacts, tout en réduisant les coûts d'essai. » Loin, encore, du « feu sauvage » de l'innovation.

JORDAN POU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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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ier Milei veut réformer la Banque centrale argentine

Le président ultralibéral entend brider l'émission monétaire pour combattre l'inflation dans le pays

BUENOS AIRES - correspondance

I avait promis de la « dynamiter » pendant sa campagne pou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3. Le président ultralibéral argentin, Javier Milei, propose finalement de restreindre le mandat de la Banque centrale argentine (BCRA), de réduire drastiquement ses possibilités de financement au Trésor et de limiter fortement la possibilité de révoquer ses autorités afin, selon lui, d'assurer son indépendance.

Javier Milei s'est félicité, sur son compte X, de l'approbation de son projet de réforme à une large majorité par les députés (144 contre 102, 9 abstentions), mercredi 26 août. « Merci beaucoup aux députés », a-t-il écrit dans la foulée du vote, saluant « une étape fondamentale pour éradiquer l'inflation de la vie des Argentin's honnêtes !!! ». Des remerciements peu habituels de la part de celui qui a plusieurs fois qualifié le Congrès national de « nid à rats » depuis son arrivée au pouvoir, en décembre 2023.

Alors qu'il impose déjà à l'Argentine une sévère cure d'austérité, Javier Milei entend également s'assurer d'une rigueur monétaire stricte, même en cas de changement de gouvernement. Le projet de loi approuvé par la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vise donc à contenir au maximum l'émission monétaire – la cause première de l'inflation à ses yeux – et à empêcher l'utilisation de la planche à billets pour financer le déficit budgétaire.

Principale modification de la charte de fonctionnement de l'institution : l'encadrement strict de ses missions. Elle établit comme « mission première et fondamentale de la Banque centrale de préserver la valeur de la monnaie ». Et revient donc sur la réforme mise en place, en 2012, sous la présidence péroniste de Cristina Kirchner (centre gauche), qui avait élargi le mandat de la BCRA en y introduisant la promotion de « la stabilité monétaire, [de] la stabilité financière, [de] l'emploi et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avec équité sociale ».

Le projet élimine également la possibilité d'avances de la banque centrale au Trésor et limite l'accès aux autres instruments de financement du gouvernement auprès d'elle. Des dispositions qui s'étendent aux provinces et aux municipalités. Si la réforme est approuvée par les sénateurs, la BCRA ne pourra ainsi plus reverser dans les caisses publiques ses éventuelles plus-values qu'à la condition qu'elles soient utilisées pour rembourser de la dette publique.

Autre point majeur, afin de «blinder» les instances dirigeantes de la banque centrale, selon les termes utilisés par Javier Milei, la révocation de la présidence et de ses administrateurs ne pourra s'effectuer qu'avec le soutien d'une majorité qualifiée des deux tiers de la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et du Sénat.

«Bataille culturelle»

Pour le président d'extrême droite, fervent adepte du courant monétariste, cette nouvelle charte « reconnaît la nature monétaire de l'inflation, un phénomène qui résulte, toujours et en tout lieu, d'un excès d'offre qui entraîne une perte du pouvoir d'achat de la monnaie », avait-il déclaré, lors de la présentation de sa réforme à la télévision, le 30 juillet. L'inflation, talon d'Achille de l'économie argentine, avait atteint 161 % en rythme annuel au moment de l'arrivée au pouvoir de Javier

Milei; elle s'établit aujourd'hui à 33,8 %, d'après la BCRA.

Lors des débats mercredi, Gabriel Bornoroni, président du groupe de La Libertad Avanza, le parti de Javier Milei, a attribué l'inflation d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à l'émission monétaire. «Nous, les Argentins, avons payé en inflation la fête des politiques. C'est pourquoi nous devons établir des clauses qu'aucun gouvernement ne pourra transgresser», a-t-il avancé. Le député de l'Union civique radicale (centre) Martin Lousteau a dénoncé pour sa part l'utilisation de cette réforme par le gouvernement pour mener à bien sa « bataille culturelle ».

Pour le député d'opposition Miguel Angel Pichetto (centre droit), « le processus actuel de destruction massive de l'industrie et de l'emploi va nécessiter un instrument financier qui encourage le développement, a-t-il averti. Parce que avant l'économie, il y a la politique, et la banque centrale doit être subordonnée à l'intérêt général du pays ».

«Le cœur de cette réforme, c'est la modification du mandat de la banque centrale», rappelle Mercedes Marco del Pont, l'une des architectes de la réforme de 2012. Elle-même ancienne présidente de la BCRA (2010-2013), elle estime que Javier Milei cherche avant tout à imposer sa vision de la politique monétaire aux futurs gouvernements « en limitant leur possibilité de mettre en place une politique monétaire, de change et financière qui soit compatible non seulement avec la stabilité des prix, mais aussi avec des objectifs d'emploi et de croissance ». Un risque, selon elle, face aux chocs externes auxquels l'économie argentine est particulièrement sensible.

Alors que l'inflation a certes ralenti mais demeure à des niveaux élevés, près de trois ans après l'arrivée au pouvoir de Javier Milei, Mercedes Marco del Pont pointe du doigt un discours monétariste « en contradiction avec les mesures adoptées par le gouvernement pour freiner la hausse des prix », à savoir des interventions récurrentes sur les marchés destinées à éviter une dévaluation du peso, un encadrement de la hausse des salaires visant à limiter celle des prix et l'ouverture accrue des frontières aux importations, notamment de produits asiatiques à bas coût.

ANAÏS DUBOIS

A Montélimar, le Japon vu par Nicolas Bouvier

L'exposition, au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rassemble 130 tirages photographiques de l'écrivain voyageur suisse

PHOTOGRAPHIE MONTÉLIMAR (DRÔME)

N icolas Bouvier a fait « usage du monde » par les mots, on le sait : son récit de voyage publié en 1963 est un modèle du genre. Mais le légendaire écrivain voyageur, né en 1929 et mort en 1998, fit aussi « usage du monde » par l'image: un pan plus secret de son œuvre. Le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de Montélimar (Drôme) suit ses pas, au gré de 130 photographies issues d'une collection privée et du musée Photo Elysée de Lausanne (Suisse).

L'idole de plusieurs générations de voyageurs a commencé comme journaliste dans sa Suisse natale. Dès ses 19 ans, les quotidiens genevois l'envoient en reportage en Finlande; deux ans plus tard, il traverse pour eux le Sahara algérien. Mais la photo n'est pas encore entrée dans la vie de celui qui, enfant, rêvait de lointains en parcourant les atlas.

En 1953, inspiré par la Suissese Ella Maillart (1903-1997), il se lance dans un rocambolesque périple qui le mène de Belgrade à Kaboul, en Fiat Topolino. Sur la route, c'est son compagnon de voyage, le peintre Thierry Vernet (1927-1993), qui illustre les premières éditions de L'Usage du monde (1963), évoquant d'un trait drôle et gracieux leur traversée de la Youngoslavie, de la Turquie, de l'Iran et du Pakistan.

Nicolas Bouvier est encore « l'œil qui écrit ». Iconographe pour des publications genevoises sur la science ou la musique, il sait apprécier les photographies des autres; en chercheur d'images, il connaît leurs secrets de fabrique, l'efficacité d'une composition. Les rares photographies qu'il prend durant cette aventure en témoignent, comme de son acuité à saisir le réel. Un marchand de trompettes en Serbie, un mendiant dans le bazar de Tabriz, en Iran; un gamin perse tenant une tchaïkhane, ou maison à thé, des cavaliers afghans dignes de Joseph Kessel (1898-1979)...

Ses tirages noir et blanc font un merveilleux écho aux mots de L'Usage du monde: «Le temps passe en thés brûlants, en propos rares, en cigarettes, puis l'aube se lève, s'étend (...) et on s'empresse de couler cet instant souverain comme un corps mort au fond de sa mémoire, où on ira le rechercher, un jour (...). Le mot bonheur paraît bien maigre et particulier pour décrire ce qui vous arrive. »

Une seconde langue

Il faut attendre le Japon, où il finit seul son long périple, pour que Nicolas Bouvier s'initie vraiment aux subtilités de la photographie. A Tokyo, il se lie d'amitié avec un barman, photographe défroqué qui lui apprend la technique. Leurs pellicules, ils les développent dans des shakers à cocktail. La photo devient alors sa seconde langue. Elle lui permet de gagner trois sous et de survivre dans l'Archipel, où il passe un an. Elle lui permet, aussi, de trouver sa place. Car, décrit-il, «le voyageur est une source continuelle de perplexités. Sa place est partout et nulle part. Il vit d'instants volés, de reflets, de menus présents, d'aubaines et de miettes ». Au


« Miroir » (Japon), vers 1964, par Nicolas Bouvier. COLLECTION PRIVÉE SUISSE/ SUCCESSION NICOLAS BOUVIER

Japon, il est « devenu photographe par désespoir », assure-t-il.

L'exposition se concentre sur les images que le pays du Soleil-Levant inspire à l'écrivain. Emailée de ses interviews pour la télévision suisse, mais aussi de photographies de quelques-uns de ses pairs qui ont, eux aussi, traversé le japon, comme Werner Bischof (1916-1954), William Klein (1926-2022) ou 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2004), elle retrace ses trois périples dans ce pays, en 1955-1956, en 1964-1966 puis en 1970. Avec la photographie, il chante la grâce paradoxale des sumos, les spectres de Nagasaki et de Hiroshima réveillés par les corps blanchis de la danse butô. Pendant des jours et des jours, il arpente les cités, de Kyoto à Sendai. Il se veut tout offert au «hasard de la ville», comme en témoigne une série saisissante et pourtant peu connue.

Les images retracent ses trois périples au pays du Soleil-Levant, en 1955-1956, en 1964-

1966 puis en 1970

Un jour de 1956, Nicolas Bouvier découvre dans Tokyo un mur de béton délabré, sur lequel la pluie a dessiné comme un rideau de scène. Les passants défilent devant ce «mur-théâtre d'Arakicho», acteurs inconscients de saynêtes que le photographe capte une à une. Un moine, des belles en kimono, des joueurs de base-ball : des êtres «transformés en caractères», décrit l'écrivain. Avec son épouse, Eliane, il retourne vivre au Japon de 1964 à 1965, pour un projet commandé par les Editions Rencontre. A pied, il parcourt des milliers de kilomètres, de l'île de Shikoku à Hokkaido, où il rencontre le peuple des Ainous.

Expérience d'où naitront ses ouvrages Japon (1967) et Chronique japonaise (1975). Là encore, il s'efforce d'exercer la photographie en « poète » plutôt qu'en « homme de métier ». Car, confiait-il dans une lettre à Thierry Vernet en 1956, « les exigences de la photo sont exactement les mêmes que celles de l'écriture: il faut se mettre en état de vision, avoir confiance, être relié au sujet par une affection ou une haine profonde ».

EMMANUELLE LEQUEUX

« Nicolas Bouvier. Voyages au levant »,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de Montélimar (Drôme). Jusqu'au 31 octobre.

En Ukraine, la culture, cible privilégiée des attaques de l'armée russe

Le réalisateur Thomas Raguet est parti à la rencontre de ceux qui se battent pour sauver l'art ukrainien et documenter les de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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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appelle Viktor Dvornikov. Il est architecte. Dès le début de l'invasion russe en Ukraine, le 24 février 2022, il s'est automissionné, bénévolement, pour cartographier l'ampleur des attaques faites contre les bâtiments culturels de son pays. Quatre ans qu'il l'arpente et photographie musées, théâtres et opéras, cibles des missiles russes et de pillages organisés. « On est sûrs à 100 % que cette guerre a pour enjeu la culture, explique-t-il au milieu des décombres de la Maison de la culture d'Izioum. Elle doit cesser d'exister et devenir partie intégrante de la Russie. Ici, il n'y a plus de lieu où se rassembler. Les gens perdent peu à peu le sentiment de leur existence. »

Avec ce nouveau documentaire consacré à la place de la culture dans les conflits, Thomas Raguet, qui avait déjà réalisé Au nom du patrimoine (2020) sur les destructions commises par les talibans en Afghanistan et par l'Etat islamique en Syrie et en Irak, continue sa réflexion sur la vraie nature de toute idéologie impérialiste, qu'elle soit religieuse ou politique. En suivant de ruine en ruine l'architecte, qui a depuis rejoint le Laboratoire ukrainien de surveillance du patrimoine, se dévoile la volonté rageuse d'effacement d'une identité nationale.

Statue noircie par les flammes

«Nous sommes convaincus que les infrastructures culturelles ne sont pas moins importantes pour l'ennemi russe que les centrales électriques et les sites militaires», affirme Rostyslav Karandieiev, l'ancien ministre de la culture ukrainien (jusqu'en septembre 2024). Izioum, Ivankiv, Kherson, Kharkiv, Kiev, Odessa, Borodianka, Skovorodynivka... Dans cette dernière ville, de la demeure du philosophe et poète Grigori Skovoroda (1722-1794), transformée en Musée national littéraire, il ne reste plus que les murs et sa statue noircie par les flammes, miraculeusement épargnée par les explosions.

Le savant du XVIII $^{e}$ siècle est considéré comme le « Kant ukrainien. Le modèle de l'homme libre, en absolue contradiction avec le narratif russe », analyse Viktor Dvornikov. « Son cœur a arrêté de battre dans cette pièce, mais son esprit est resté, montre, au milieu des gravats, Hanna Yarmysh, directrice du département de l'enseignement scientifique dans ce musée. Il nous offre un formidable soutien spirituel. C'est un géant, il fait partie de nos puissantes racines. Au cœur de la fournaise, il a tenu bon. Il est devenu le symbole de notre résistance. »

Qu'ils soient modestes ou prestigieux, l'architecte prête la même attention à chacun de ces lieux porteurs de la mémoire et de la vitalité de son pays. A Kiev, le Musée national de la révolution de la dignité ou Musée Maïdan collecte tout objet et toute œuvre d'art en perdition.

Des millions de livres détruits

L'historien Ihor Poshyvailo, son directeur, a cofondé le groupe d'intervention d'urgence du patrimoine et documente ces crimes de guerre qui feront l'objet de procédures judiciaires à des fins de restitutions. Ainsi du Musée d'art de Kherson, pillé par les Russes à peine trois jours après le début de l'invasion.

Certaines œuvres sont perdues à jamais, comme ces 25 tableaux majeurs de Maria Primachenko (1909-1997), peintre d'art naïf estimée de Picasso, détruits dans l'attaque ciblée du Musée d'Ivankiv. D'autres ont été gravement abimées. L'enjeu de la préservation est donc crucial. A Kiev, le

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 et de restauration d'Ukraine (National Research and Restoration Centre, NRRC) centralise les travaux de sauvetage : les sculptures côtoient les icônes, un évangélaire, des retables, bas-reliefs, tableaux et colonnes, et même un mur peint par Banksy! « Les restaurateurs ont déjà travaillé sur plus de 2000 œuvres d'art, s'enorgueillit Svitlana Stryelnikova, la directrice du NRRC. Parce que c'est la notre richesse. »

Mais les arts vivants ne sont pas oubliés et des artistes font de la destruction le point de départ de nouvelles expressions : D, illustrateurs mais aussi chanteurs, musiciens, poètes avec la création de l'unité des forces culturelles qui rend visite aux soldats. « La culture parle de la force spirituelle, témoigne Liobouv Chepelyouk, 18 ans, engagée volontaire qui chante en s'accompagnant de sa bandoura, le luth ukrainien.

Quand la guerre consume une part de l'âme chez un soldat, ma chanson peut faire pousser une petite fleur de vie, quelque chose comme de l'espoir. C'est très précieux. »

Ce film documentaire saisissant, réalisé en 2024, éclaire les récentes destructions perpêtrées par Moscou au cœur de la capitale ukrainienne. A la mi-aout, le très populaire marché aux livres de Petrivka, à Kiev, a été visé par des drones russes. Des milliers d'ouvrages sont partis en fumée, s'ajoutant aux 10 millions détruits rien qu'à l'été 2026. Depuis deux ans, maisons d'édition, librairies, entrepôts de stockage, imprimeries sont devenus les nouvelles cibles de l'armée de Vladimir Poutine.

SANDRINE BERTHAUD-CLAIR

«Ukraine, la culture en guerre», documentaire de Thomas Raguet (Fr., 2025, 58 min). Disponible sur Public Sénat jusqu'au 6 février 2028.

Desplechin et Girardot, la séduction réciproque

DUOS DE CINÉMA 5|5 L'acteur a tourné cinq films avec le réalisateur, y compris dans des rôles de second plan


Hippolyte Girardot et Arnaud Desplechin, sur le tournage des « Fantômes d'Ismaël », en 2017. JEAN-CLAUDE LOTHER/PHOTO12 VIA AFP

On a dû se pincer, on s'est cru projeté dans une scène cachée d'un film d'Arnaud

Desplechin. Fin d'après-midi parisienne, l'acteur Hippolyte Girardot qui entre, sourire espègle et casque de scooter à la main, dans un café bruyantissime de la rue de Rennes, à Paris, et qui se coule contre le réalisateur susnommé, touffe de tifs hirsute, premier arrivé. Fluidité d'un dialogue cérébral onctueusement bavard, l'autre finissant souvent les phrases de l'un, y compris lors de digressions – meilleurs moments d'une conversation despléchienne – concernant, par exemple, le « trait de modernité », intemporel, du jeu d'acteur de Jules Berry (1883-1951) ou de Marcel Dalio (1899-1983).

On ne comprend pas toujours tout, mais on s'y sent plutôt bien. Au hasard, cette phrase, aussi chic que parnassienne, de Desplechin quand il s'adresse à ses acteurs fétiches : « Il serait indélicat de vous blâmer de vous avoir aimé. » Ce à quoi Hippolyte Girardot, pas perturbé outre mesure, répond : « On peut passer l'année dessus, mais tout est dit. » Ah... mais sans doute que tout ne doit pas être élucidé.

Beaucoup plus prosaïquement, Hippolyte Girardot a tourné dans cinq films réalisés par Arnaud Desplechin: Léo, en jouant «Dans la compagnie des hommes » (2003), Rois & Reine (2004), Un conte de Noël (2008), Les Fantômes d'Ismaël (2017), Deux pianos (2025). Des seconds rôles qui le placent, tout de même, en troisième position au hit-parade des acteurs privilégiés d'Arnaud Desplechin qui, selon son propre comptage, a tourné six films avec Emmanuelle Devos et sept avec Mathieu Amalric.

La première rencontre est indélébile pour les deux protagonistes. 1985, un travelling périlleux dans une voiture, rue Duroc (Paris 7 $^{e}$ , pas si loin de la rue de Rennes), sur le court-métrage d'Eric Rochant (condiscipe d'Arnaud Desplechin à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inématographiques), French Lovers (1985): « J'étais attaché avec des sangles, une caméra à l'épaule pour filmer Hippolyte, et c'était important pour moi de rencontrer Hippolyte. »

Arnaud Desplechin est le plus ému des deux. « Un film a beaucoup compté pour moi, c'est Le Bon Plaisir [1984], de Francis Girod, dans lequel joue Hippolyte. En le voyant, je me suis dit : "C'est possiblement moi." Ce qui était moins le cas avec Jean Gabin ou Louis de Funès. Hippolyte avait ce trait de modernité qui m'a enthousiasmé. J'en suis tombé amoureux. »

« Faire vivre le désir »

Stéphane Touitou, directeur de casting et grand ami des deux autres, est le troisième larron de ce triangle « amoureux ». « Pour le casting, Arnaud fait du tableau noir. Est-ce qu'entel marche avec untel? Quand je lui soumets le nom d'Hippolyte, il me répond : "Tu es sûr?" Mais oui! On le prend pour ce qu'il est. Son charisme, sa drôlerie, son humour, et si on lui donne beaucoup d'amour, ce sera parfait ! raconte-t-il.

«Avec Arnaud, on ne part pas en vacances ensemble, on ne joue pas à la pétanque ensemble »

HIPPOLYTE GIRARDOT

Entendons-nous bien... «Avec Arnaud, on ne part pas en vacances ensemble, on ne joue pas à la pétanque ensemble, précise Hippolyte Girardot. Le désir très particulier d'Arnaud de donner à quelqu'un un rôle qu'il écrit, ce n'est pas du tout le désir d'aller boire un coup avec un pote pour dire des conneries...» Arnaud Desplechin: «Pour moi, il y a un truc qui est rédhibitoire en amour, c'est la familiarité. » Quand on lui demande d'étayer, si possible, cette fidélité à certains acteurs, Arnaud Desplechin prend un air légèrement affolé qu'Hippolyte Girardot désamorce illico : « J'ai peur de saboter votre article, mais je vous assure que le terme de "fidélité" n'est pas bien choisi. » Ah...

Arnaud Desplechin: «Je n'ai aucun impératif de reprendre les mêmes acteurs. C'est au film par film. Ce doit être une disposition érotique pour moi. » La gémellité artistique ne se décrète pas et, pour preuve, chacun de ses acteurs réalise des essais (à voir dans le coffret qui compile l'intégralité des films d'Arnaud Desplechin, distribué par Le Pacte) avant de décrocher le rôle. «Rien n'est garanti, mou mécanique. Jusqu'à ce que le rôle se trouve attribué, il faut faire vivre le désir. »

Saper l'usinage commémoratif d'une quelconque amitié cinématographique, déboulonner la connivence, enrayer le cours peinard de la création... Pour, in fine, s'autoriser à convoler avec les mêmes. Hippolyte Girardot : « Je vais vous faire une métaphore à la con, mais je suis un champion pour ça. Picasso a peint 20 000 fois Jacqueline [dernière muse du peintre]. Et pourtant, ce n'est jamais la même Jacqueline. Parce qu'il réussissait à se dégager d'elle pour la désirer d'une manière différente et en faire un nouveau tableau. »

« Tournages intenses »

A force de se séduire l'un l'autre, chacun y trouve son compte. Hippolyte Girardot aurait pu essayer de faire fructifier, dans une routine fastidieuse, son personnage dans Un monde sans pitié (1989), incarnation d'une génération, il a choisi d'emprunter la contre-allée. Chez Arnaud Desplechin, il trouve refuge au second plan:

«Je n'ai aucun impératif de reprendre les mêmes acteurs. C'est au film par film » ARNAUD DESPLECHIN

« Avoir un rôle dans Léo, en jouant "Dans la compagnie des hommes" fut une libération pour moi qui avais tourné dans beaucoup de films très traditionnels. » Hommage : « Arnaud ou Eric Rochant font du cinéma comme ils font de la sculpture, comme un machin à eux. Ils mettent le volant à gauche ou le rétroviseur sur le toit s'ils trouvent que c'est mieux. Je ne connais- sais pas ça. Ils m'ont donné envie de continuer à faire du cinéma. »

Hommage en miroir: «Dans mes films, Hippolyte est souvent l'ami, décrit Arnaud Desplechin. Un être polyvalent, une clé magique de mécanique. Mais ça va plus loin, en réalité. Quand j'écris un scénario, j'essaie d'écrire des personnages qui me dépassent. Une bonne réplique est une réplique que je ne comprends pas et que l'acteur va comprendre à ma place. Et donc qui peut dire cette réplique insensée? J'ai dit à Hippolyte: "Je veux que tu déverrouilles le texte. Brode, casse mon texte. Dis autre chose." »

Comment se terminent ces histoires d'amour éternellement recommencées? Arnaud Desplechin: «Emmanuelle Devos dit que je suis tellement envahissant qu'après un film il faut se débarrasser de moi.» Hippolyte Girardot : «Socialement, physiquement, techniquement, tes tournages sont quand même extrêmement intenses. Tu sors de là en étant très triste. Mais, en même temps, c'est bien que ça s'arrête. » On les a laissés remonter la rue de Rennes ensemble. Arnaud Desplechin semblait avoir oublié un détail sur la carrière de Marcel Dalio, Hippolyte Girardot semblait avoir oublié l'existence de son scooter.

NATHALIE BRAFMAN

ET LAURENT TELO

FIN

MOTS CROIS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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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DE LA GRILLE N° 26 - 197

HORIZONTALEMENT I. Pleurnicheur. II. Hissée. Ailla. III. Octavien. Ici. IV. Nie. Egoïstes. V. Ot. Gué. Ta. Ro. VI. Levés. Sistan. VII. Omelette. Tn. VIII. Gène. Ta. Saie. IX. Unira. Etalon. X. Etranglement.

VERTICALEMENT 1. Phonologue. 2. Licitement. 3. Este. Venir. 4. USA. Gèlera. 5. Rêveuse. An. 6. Neige. Tt. 7. EO. Staël. 8. Canitie. Té. 9. Hi. Sas. Sam. 10. Elit. Ale. 11. Ulcération. 12. Raisonnent.

GRILLE DÉJÀ PARUE LE 14/10/2015

HORIZONTALEMENT

I. Ne se laissera pas faire. II. Retient le plus gros. Propriété collective de l'ancienne Russie. III. Transmet la tradition. Passa son pantalon. IV. Règles à suivre. En jeu pour distraire la famille. V. Retournement extérieur. Possessif. VI. Structure d'entreprise. Bien descendu. Un peu d'exhibition. VII. Des coquillages pour faire de la musique. Renforcé par derrière. VIII. Personnel. Aménagé pour observer les petites bêtes. IX. Sur l'Aar, en Suisse. Nous à laissé sa queue. X. Particulièrement immondes.

VERTICALEMENT

  1. Marche arrière. 2. Noircit sans grand intérêt beaucoup de papier.
  2. La bonne est plutôt dangereuse. Pour les proches. 4. Ne durent pas bien longtemps et sont souvent plaquées. 5. Baudroies en mer. Le premier est le Bon. 6. Démonstratif. Ses tubes distribuent la sève. 7. Mouvement d'humeur. Ouvre des choix. Petit plus appréciable. 8. Se loge dans un trou. Bière belge. 9. Marque de défi. Turbulent enfant d'Agrippine la Jeune. 10. Les petites sont plus chères. Province de Karachi.
  3. Ruban africain. Secrète.
  4. Déplaces les troupeaux dès les beaux j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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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alisé par Yan Georget (https://about.me/yangeo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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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ès difficile Complétez toute la grille avec des chiffres allant de 1 à 9. Chaque chiffre ne doit être utilisé qu'une seule fois par ligne, par colonne et par carré de neuf cases.

L'humaniste planét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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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bush Pruning », la décadence d’un clan américain

Sans vraiment trouver sa voie, le film de Karim Aïnouz mêle esthétique et transg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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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vous aimez projeter de belles images silencieuses sur de grands écrans à l'impeccable définition lors de vos réceptions, Rosebush Pruning vous fournira le matériau idéal, à condition que vos invités ne soient pas choqués par les épisodes sanglants et/ou érotiques qui ponctuent le film de Karim Ainouz. L'image de la cheffe opératrice Hélène Louvart exacerbe les couleurs et les textures jusqu'à donner envie de les caresser; la physionomie des acteurs – de Pamela Anderson, radieuse dans sa nouvelle incarnation de marraine du cinéma indépendant, à Lukas Gage, troublant à souhait – ne déparerait pas une revue de mode. Mais une fois établie la qualité décorative de Rosebush Pruning, on peine à trouver un sens à cette entreprise, quel que soit le talent des créateurs et des interprètes.

Dans les convulsions qui agitent une famille américaine assez fortunée pour avoir installé sa parfaite oisiveté dans une villa luxueuse, quelque part dans les montagnes qui dominant Barcelone, les cinéphiles reconnaîtront quelques éléments du scénario des Poings dans les poches (1966), qui assit la réputation de Marco Bellocchio il y a un demi-siècle. Comme dans le film du maître italien, un personnage est atteint d'épilepsie; à la tête du clan, on trouve aussi une figure autocratique frappée de cécité.

Mais le matériau autobiographique qui donnait sa force et sa colère au film de Bellocchio est ici passé au filtre d'une absurdité cruelle dans laquelle on reconnaîtra des éléments du cinéma de Yorgos Lanthimos. Le scénario est en effet l'œuvre d'Efthimis Filip-pou, collaborateur assidu du réalisateur de The Lobster. Or, s'il est une chose étrangère à Karim Aïnouz, c'est bien l'humour froid de son collègue grec. Le cinéaste brésilien est attiré par la manifeste

La famille est composée de figures presque mécaniques, malgré la monstruosité des pulsions qui les animent tation sensuelle des passions et des regrets et ce penchant se heurte ici à la géométrie déconcertante de la famille qu'a imaginée Filippou. Elle est composée de figures presque mécaniques, malgré la monstruosité des pulsions qui les animent.


Callum Turner (Ed), dans « Rosebush Pruning », de Karim Aïnouz. FELIX DICKINSON/MUBI

Le poste de narrateur a été confié à Ed (Callum Turner). Aîné de la fratrie, Ed se refuse à lire et écrire ainsi qu'à conduire, observant les convulsions de ses frères Jack (Jamie Bell) et Robert (Lukas Gage) et de sa sœur Anna (Riley Keough) qui se débattent sous l'emprise d'un père aussi autoritaire qu'incestueux (Tracy Letts) récemment frappé de cécité.

Galerie de portraits

Le patriarche a raconté à ses enfants que leur mère a été dévorée par une meute de loups descendus des monts catalans. La vérité est plus complexe et permet à Pamela Anderson de faire une apparition inattendue. On discerne rapidement les pathologies dont sont atteints les personnages – la sociopathie de Jack, qui veut échapper par tous les moyens à ce clan délétère en épousant Martha, avide et lucide (Elle Fanning), les aspirations matriarcales d'Anna, le masochisme de Robert...

Cette galerie de portraits permet parfois au film d'atteindre l'exquis inconfort auquel il aspire, comme ce repas au cours duquel le père demande à sa fille de décrire la fiancée, soumettant cette enfant mal née à une insupportable humiliation. Manque un autre fil conducteur que la surenchère dans l'abjection. Les acteurs choisissent chacun le chemin jusqu'à leur personnage – Lukas Gage s'engage dans une étude de cas psychiatrique, Elle Fanning joue le réalisme psychosociologique, Tracy Letts fait le monstre de cinéma... Et le film se désunit peu à peu.

Présenté à la Berlinale en février, Rosebush Pruning en est reparti bredouille, comme avant lui beaucoup de films indépendants américains (même si l'agent de la production est ici essentiellement européen, on y reconnaîtra bien des traits de ce secteur aujourd'hui en déshérence) sélectionnés avant lui par le festival allemand, plus pour leur casting que pour leur valeur.

THOMAS SOTINEL

Rosebush Pruning, film britannique, italien, allemand et espagnol de Karim Ainouz (2026), avec Elle Fanning, Riley Keough, Pamela Anderson, Callum Turner, Jamie Bell, Lukas Gage, Tracy Letts (1 h 35). Disponible sur Mubi.

Le télécrochet rap « Nouvelle Ecole », une saison 5 sous le signe de l'audace

Les candidats, de plus en plus précoces et talentueux, sont désormais confrontés à un jury composé de Theodora, d'Oli et de SDM

VOD

Le tremplin rap « Nouvelle Ecole » n'en finit plus de se réinventer à chaque saison, de changer les règles et de bousculer les apprentis rappeurs, en leur faisant toujours miroiter la coquette somme de 100 000 euros, destinée au candidat qui passera toutes les épreuves. L'idée est simple et commune à tous les télécrochets : des jeunes artistes se produisent devant un jury de professionnels et sont sélectionnés pour passer à l'étape suivante.

Pour la saison 5, « Nouvelle Ecole » n'a gardé qu'un membre du précédent jury : le rappeur des Hauts-de-Seine SDM. A ses côtés, la star de la pop urbaine, Theodora, et Oli, le cadet de la moitié du duo toulousain Big Flo & Oli. Les premières images de l'émission insistent d'ailleurs sur cette nouvelle composition. Cette fois-ci, les candidats ne sont plus sélectionnés en direct mais uniquement sur des vidéos.

Quelques minutes pour se présenter et convaincre: « Je suis une femme noire, je suis une femme lesbienne, résume Ezek, 23 ans. Je fais peur à ceux qui n'acceptent pas la différence. » Mischa, 18 ans, se demande s'il n'est pas au poste de police, tellement le caméra-man lui demande de se mettre de profil ou de face... La provocation, l'audace et l'effronterie passent; les âmes sensibles, ceux qui bafouillent, se reprennent, moins. Pas le droit à l'erreur.

La chanteuse Theodora se révèle d'ailleurs parfois cinglante, notamment face à une candidate qui a le culot de dire qu'elle rappe mieux qu'elle. L'interprète de Melodrama peine à cacher sa déception devant certaines prestations, fronce les sourcils et boude. Ses camarades de jury s'en amusent, la surnomment alors «Dark Dora». Oli félicite régulièrement les participants, les prépare aux épreuves en rappelant les principes des battles de rap.

« La scène, pire que la drogue » Le premier épisode se concentre ainsi sur le freestyle autour d'une table ronde, équipée de micros. Le dispositif rappelle l'émission de Skyrock, « Planète rap ». Choco Brauwn, 30 ans, à l'écriture affûtée, est celle qui tire le mieux son épingle du jeu. Le deuxième épisode les envoie sans préparation sur scène, face à un public. Pour ANS, 21 ans, c'est l'épreuve du feu. Son camarade Yanamko, originaire comme lui de Toulouse et plus expérimenté, le rassure à sa manière : « La scène, c'est pire que la drogue : tu montes sur scène, une fois, tu as envie de faire ça toute ta vie. » Le pari est gagné, et Oli s'exclame : « Mais pourquoi je ne l'ai jamais encore vu à Toulouse, celui-là ? Il est incroyable. »

Au fil des saisons, les candidats, de plus en plus forts, de plus en plus précoces, sont impressionnants. Ils chantent plus que dans les émissions précédentes, et SDM en convient: «Le rap a changé.» Ce dernier se vante déjà d'avoir choisi son chouchou, Big D, et rappelle que ses précédents favoris, 2L et Youssef Swatt's, avaient, tous deux, terminé finalistes.

Son choix ne l'empêche pas non plus de prendre la défense de la rappeuse belge Beka Gyal, qui s'est sentie obligée de faire un régime après avoir reçu des remarques sexistes et grossophobe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Face caméra, il s'exclame alors : « A tous ceux qui se cachent derrière un ordi pour cracher leur haine, regardez-vous dans une glace avant. » Theodora en profite pour partager son expérience de jeune star, moquée par des goujat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 la fin de l'épisode 3, consacré aux duos, SDM se montre impitoyable avec une jeune candidate, Kynn, trop sensible et loyale, qui refuse l'épreuve du clash avec son binôme : « Tu savais où tu mettais les pieds en venant ici, lui rappellet-il. Le rap, c'est la compétition. » Nouvelles règles et conception du rap toujours dogmatique.

STÉPHANIE BINET

Nouvelle Ecole, saison 5, sur Netflix, produit par Black Dynamite. Episodes 1 à 3, le 26 août, 4 à 6, le 2 septembre, 7 et 8, le 9 septembre.

Grégory Lacoua, tapissier et designer à La Courneuve

PORTRAITS D'ARTISANS D'ART FRANCILIENS 4/4 Dans l'espace partagé Meilleur Facteur, le quadragénaire crée des sièges, tapis et autres pièces de mobilier avec, comme fil conducteur, l'attention portée au corps humain

A u sortir de la dense avenue Paul-Vaillant-Couturier, à La Courneuve (Seine-Saint-Denis), débouche la petite rue Paul-Richez. C'est dans cette artère arborée et résidentielle que se trouvent les locaux du studio de Grégory Lacoua, au sein des vastes ateliers Meilleur Facteur. Créé en 2018, cet espace de coworking réunit scénographes, ébénistes, menuisiers, designers et artistes peintres. Sur les établis s'accumulent maquettes, pièces de mobilier ou prototypes. Ce lieu de 1500 mètres carrés a été un grand entrepôt de boucherie avant de devenir le siège de l'Eglise des nations, de confession évangélique, dans les années 2000. Aujourd'hui, dans la cuisine partagée, reste une grande inscription murale « Jesus loves... pizza ».

« On a détourné l'inscription dans une version plus culinaire », s'amuse Grégory Lacoua alors que la trentaine de membres réguliers de Meilleur Facteur s'apprète à déjeuner. « Chaque jour, c'est l'un d'entre nous qui cuisine pour tout le monde », explique le créateur installé là depuis 2020 et qui rejoint son atelier à vélo, depuis Pantin, où il habite.

Dans l'imaginaire collectif, la tapisserie d'ameublement sent bon les tentures anciennes, le fauteuil cabriolet Louis XV et les ateliers de restauration. « C'est une culture historique, patrimoniale, qu'il est essentiel de connaître quand on se lance dans ce métier d'art qui existait dès la période antique », estime le quadragénaire. Cela fait plus de trente ans que lui-même y baigne.

Originaire de Touraine, Grégory Lacoua grandit dans une famille attentive aux objets bien manufacturés et durables. «Mes parents faisaient les brocantes. Ils nous emmenaient dans les musées et découvrir les châteaux de la Loire. L'histoire m'a toujours intéressé», se souvient-il. A 16 ans, il choisit une voie peu commune : un CAP tapisier d'ameublement, qu'il suit à Auray (Morbihan). Au lycée, il poursuit cet apprentissage à l'Ecole Boulle, à Paris, où il intègre la formation aux métiers d'art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90.

« C'est un enseignement unique, que beaucoup d'écoles étrangères viennent observer. En parallèle des cours de lycée, on y apprend la fabrication, l'histoire de l'art, les arts appliqués et à faire preuve de créativité pour répondre à une commande », explique-t-il.

Laine, contreplaqué et mousse

Durant ses études, Grégory Lacoua reproduit ainsi des formes classiques d'assins, découvre les règles de proportion, l'ergonomie, les matériaux, les savoir-faire traditionnels et contemporains. L'assise devient pour lui un territoire d'observation des comportements humains, des usages et des évolutions sociales. « Je prends peu à peu conscience qu'elle parle d'abord du contact avec le corps humain. Ce point de rencontre physique me passionne », se souvient-il.

Ainsi, une marquise, fauteuil élargi apparu au XVIII $^{e}$ siècle, évo-

«Concevoir du mobilier inclusif, c'est le minimum que l'on puisse offrir » GRÉGORY LACOUA tapissier et designer

que cette époque où les femmes pouvaient s'y asseoir avec des robes volumineuses. « Cette forme classique peut m'inspirer pour la conception d'un fauteuil d'attente ou de lecture, qui nécessite un travail d'ergonomie au niveau du dossier pour bien recevoir le corps. Ainsi, dans un lobby d'hôtel, en hiver, on ne va pas être gêné de s'y asseoir avec son manteau et son sac », poursuit-il.

Dans les années 1950, l'arrivée des premières mousses en polyuréthane ouvre de nouveaux horizons esthétiques. Le travail de la mousse, désormais devenue à haute résilience, permet d'augmenter le vocabulaire des formes. « C'est ce que l'on voit apparaître en 1966 avec des créateurs comme Pierre Paulin [1927-2009] et son fauteuil Ruban, qui fait à la fois œuvre de tapisserie et d'architecture. De même Roger Tallon [1929-2011] avec sa chaise Module 400, réalisée avec une mousse d'isolation », souligne le créateur. Après le lycée, Grégory Lacoua prolonge son cursus à l'Ecole Boulle pendant deux ans afin d'obtenir un diplôme des métiers d'art (devenu depuis un diplôme national des métiers d'art et du design).

En 2001, il démarre chez Domeau & Pérès, un atelier innovant fondé par des maîtres tapissiers selliers. A cette occasion, il restaure des pièces contemporaines et travaille sur des réalisations en sellerie pour des intérieurs d'automobiles et d'avions privés. Il collabore avec des designers émergents comme Matali Crasset, Christophe Pillet, Jean-Marie Massaud ou les frères Bouroullec. Ces collaborations stimulent le jeune créateur pour qui le travail de la tapisserie se révèle contemporain et collectif. « Je réalise alors à quel point le tapissier décorateur travaille de manière transversale avec le menuisier, le tisserand, les éditeurs de textiles, les architectes, les fournisseurs de matières premières », décrit Grégory Lacoua.

Mais une autre ambition se dessine, celle d'intégrer l'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création industrielle (Ensci-Les Ateliers), à Paris. « L'Ensci m'a fait plonger dans le design. Il fallait faire preuve d'agilité, s'intéresser à un ensemble de sujets à la fois sociétaux et historiques,

Dans son atelier en Seine-Saint-Denis, Grégory Lacoua (ci-dessus, le 23 juin) réalise des recherches de formes et de couleurs, et entrepose quelques-uns de ses travaux (ci-contre, le tapis Liquid Rainbow, le tabouret-tapis et le banc River Bench). MANON RIFF-SBRUGNERA POUR «LE MONDE»

d'enjeux environnementaux et d'usage », explique-t-il. Durant ses études, il imagine, en 2006, un tapis préplié qui se transforme, par un jeu de géométrie, en un solide tabouret, le tout constitué par un mélange de drap de laine, de contreplaqué et de mousse. « Ce tapis-tabouret était comme un tour de magie, mais ce n'est pas si simple à vendre ensuite... », estime Grégory Lacoua, dont l'objet fut édité par Ligne Roset.

Ce tapis-tabouret se révèle fondateur dans la démarche du créateur, qui ouvre son propre studio en 2009. Dès lors, il mêle ces deux cultures ancrées en lui, les métiers d'art et du design. En 2024, à la frontière entre artisanat et design social, il conçoit l'architecture intérieure et le design mobilier de l'accueil d'une maison pour des personne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en collaboration avec le département de Loire-Atlantique. Là encore, l'attention portée au corps humain est centrale.

D'apaisantes couleurs pastel sur les tentures et les rideaux se mélangent ainsi à des assises aux formes organiques et arrondies. « Un siège doit pouvoir accueillir différentes morphologies, accompagner les usages quotidiens et adoucir des situations de vulnérabilité. Concevoir du mobilier inclusif, c'est le minimum que l'on puisse offrir», ajoute Grégory Lacoua.

Du mobilier imaginé pour la maison de santé émerge un modèle de banc nommé River Bench. Une assise aux formes moelleuses faites pour les recoins d'un couloir ou ceux d'un bout de lit de chambre d'hôtel. « L'image, pour ce mobilier d'attente et de détente, est celle d'un matelas gonflable qui flotterait au-dessus d'une rivière », explique Grégory Lacoua. Dans sa dernière version, le banc est recouvert d'un élégant textile vert dont le grain, entre minéral et floral, rappelle celui d'une roche – une création de l'éditeur de textiles Kvadrat en collaboration avec le couturier Raf Simons.

«Le choix du textile doit venir amplifier l'esthétique de l'assise. Ici, cette très belle matière a aussi l'intérêt de ne pas poser de problème de raccord sur ce banc qui ne présente aucune ligne droite », précise le designer. Une vision organique des objets qui se retrouve aussi dans son tapis Liquid Rainbow, dégradé de couleurs vives inspiré du Canô Cristales, rivière située en Colombie. «Deux mois par an, à cause d'une petite plante aquatique – la Macarenia clavigera –, la rivière passe du vert au rose clair, du rouge au fuchsia jusqu'à des violetes intenses. C'est cet effet naturel visuellement surprenant que j'ai voulu reproduire sur le tapis », raconte Grégory Lacoua.

Au fil des années, les frontières entre métiers d'art, artisanat et design se sont progressivement estompées dans les productions de Grégory Lacoua. « Rien n'est figé ou rigide dans ce que l'on crée. A l'aune d'un frottement, d'un vêtement, d'un corps assis ou allongé, une assise ou un décor évolue. A mes débuts, j'envisageais la tapisserie d'ameublement comme de la sculpture de matériaux souples, explique-t-il. Je recherche toujours cette sensation. » Son travail singulier sur les matières mouvantes est devenu à son tour une discipline à transmettre aux futurs artisans créateurs de l'Ecole Boulle, où il enseigne désormais.

ANNE-LISE CARLO

Yayoi Kusama Plasticienne japonaise

L' art l'a «aidée à guérir», assurait-elle. De ses hallucinations, Yayoi Kusama a fait des en-

chantements, désorientant les sens et les esprits au fil de ses œuvres. Légende de la scène artistique japonaise et star du marché de l'art international, la plasticienne est morte le 14 août à Tokyo (son décès a été rendu public jeudi 27 août), à l'âge de 97 ans. Jusqu'à ses derniers jours, de l'hôpital où elle a passé près de la moitié de sa vie, elle n'a cessé de faire de ses obsessions un conte à la Lewis Carroll. Remparts à la maladie mentale, ses toiles comme ses immenses installations sont les fruits d'une vie d'angoisses et de douleurs, qu'elle a métamorphosées en éclats de beauté.

Grâce à l'art, elle s'est construit un équilibre fragile, dans « une compulsion à réaliser, sous une forme visible, l'image répétitive qui est en [elle] ». « Quand on libère cette image, elle submerge les limites du temps et de l'espace », décrivait-elle. Les polka dots, ces pois qui proliféraient dès qu'elle fermait les yeux, ont envahi son œuvre et sont devenus sa signature. Comme ces citrouilles qu'elle a déposées dans les musées de toute la planète. Mais ils ont occulté une œuvre qui n'a cessé de se réinventer, sur plus de sept décennies, du Japon aux Etats-Unis. Tout à la fois psychédélique et engagée, féministe et surréaliste. « Quand je serai vieille et mourante, dans deux cents ou cinq cents ans, j'aimerais continuer à dessiner, et, quand je me réincarnerai, j'aimerais encore renaître artiste », confiait-elle en 2016.

Yayoi Kusama naît en 1929 à Matsumoto, ville prospère de la province de Nagano. Très tôt, la jeune fille tente d'échapper à la figure autoritaire de son riche père et se réfugie dans le dessin. Dans la ferme familiale, encerclée de champs de pivoines, elle se laisse envoûter par la faune et la flore.

Outsider sur sa propre terre

« Un jour, j'ai vu un champ de violettes qui bougeaient avec le vent, nous racontait-elle en 2001, à l'occasion de sa première exposition en France, à la Maison de la culture du Japon. Elles ressemblaient à un visage humain, j'avais l'impression qu'elles m'appelaient : "Je suis là, je suis là..." Jusqu'à ce que je ne supporte plus cet appel. C'était un cri, comme un éclat dans mes oreilles. Mais je crois qu'elles ont entendu ma voix. "Violettes tranquilles, moi je veux encore rester dans mon enfance" ; jen ai fait un poème. » Déjà, l'adolescente s'efforce de maîtriser les hallucinations qui l'assaillent.

Quand éclat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Yayoi Kusama est très tôt mobilisée: dans une usine, elle fabrique des parachutes militaires. Peu après la fin du conflit, elle brave la volonté paternelle pour s'installer à Kyoto; elle s'y forme au nihonga, peinture traditionnelle japonaise.

Quand elle déménage à Tokyo, dans les années 1950, elle se défait bien vite de cet académisme, frappée par l'inventivité des avant-gardes françaises et américaines qu'elle y découvre. « Elle se fait alors buvard, décrit Frances Morris, commissaire de sa rétrospective à la Tate Modern de Londres en 2012. Dans ses premières œuvres, elle répond avec une habileté incroyable aux impulsions successives d'artistes comme Jean Fautrier, Wols, Antonin Artaud, tout en préservant l'influence de l'art japonais. »

Ses premiers dessins sont nourris des influences de ces artistes à l'esthétique viscérale et informelle. Les racines y prolifèrent, les constellations explosent, les cellules s'ébattent. L'art devient un combat contre l'angoisse qui l'assaille face à cet univers invisible dans lequel elle craint d'être engloutie. Luttant contre la misogynie qui caractérise la scène japonaise de l'époque, elle commence à exposer à Tokyo.

Tous ses pairs se sont constitués en collectif. Elle, au contraire, travaille en solitaire, outsider sur sa propre terre. En 1957, elle n'en peut plus et s'enfuit vers les Etats-Unis. «Le Japon était trop petit, trop servile, trop féodal pour moi, écrit-elle dans son autobiographie, Infinity Net («réseau infini», Tate, 2011, non traduit). Mon art avait besoin d'une liberté plus illimitée, et d'un monde plus grand. » Avant de partir, elle a envoyé des lettres à tous les artistes américains dont elle a connaissance. La peintre Georgia O'Keeffe (1887-1986) est la seule à lui répondre, elle dont Kusama vénère «la spiritualité profonde et naïve qu'incarment ses toiles ».

Students League ; acharnée au travail, avide de réussite, elle œuvre jour et nuit dans son atelier, sur fond de musique zen.

Quand la Japonaise débarque à Seattle, puis à New York, où elle s'installe, la peintre américaine lui sert de guide. « Elle a été ma première, et ma plus grande, bienfaitrice », confie Kusama. A New York, tout semble désormais possible. « La porte d'entrée d'un univers. » Elle s'inscrit aux cours de l'Art

Soirées orgiaques au MoMA


A Tokyo, en août 2014. ED/JL/SERPENTINE/CAMERA PRESS

L'artiste conceptuel Donald Judd (1928-1994) succombe à ses charmes. Ils s'installent ensemble; Judd aide même l'aimée à réaliser sa première sculpture, Accumulation No. 1: un fauteuil couvert d'excroissances en forme de phallus,

Sa complicité « passionnelle et platonique » avec le sculpteur sur-réaliste Joseph Cornell (1903-1972) lui est d'un grand secours. « [Mais] la férocité de cette ville était telle que je sombrais périodiquement dans des crises de névrose », avouet-t-elle. La Brata Gallery lui offre sa première exposition à New York, en 1959: elle y dévoile sa série Infinity Net, toiles envahies de résilles de lignes et de pois. L'influente critique Lucy Lippard la remarque, et la classe dans le mouvement de l'Eccentric Abstraction, 'aux côtés d'Eva Hesse (1936-1970) ou de Louise Bourgeois (1911-2010): comme ses consœurs, elle résiste à l'hégémonie du minimalisme froid, autant qu'à l'héroïsme de l'action painting.

en évocation au dieu Jizō. Leur idylle est brève, mais une profonde amitié les liera jusqu'à la mort de l'Américain.

Mais « un jour, raconte-t-elle, alors que je peignais des réseaux de lignes et de pois sur toute la surface de la toile, mon pinceau a quitté, en dehors de ma volonté, les limites de la toile et a commencé à recouvrir de pois la table, puis le sol, pour aller partout dans la pièce. C'était certainement une hallucination ». Effrayée par cette vision, elle est conduite à l'hôpital. Ses troubles mentaux sont confirmés. Cet épisode, dit-elle, la pousse à se diriger vers la sculpture et la performance. En 1963, son installation Aggregation : One Thousand Boats Show fait fureur à la galerie Gertrude Stein : elle est constituée d'un bateau couvert de formes phalliques. Andy Warhol ne cache pas son admiration.

Nourrie par le buto, cette danse japonaise d'avant-garde, Yayoi Kusama se met alors à organiser d'audacieux happenings, auxquels elle convoque la presse. Elle brûle le drapeau américain, en hommage à « ces corps magnifiques détruits au Vietnam ». Les soirées orgiaques qu'elle organise au MoMA font la une des magazines. A Central Park, elle invite à un voyage « sous le champignon magique » de la statue d'Alice au pays des merveilles: un hommage à cette héroïne qu'elle voyait comme la « grand-mère des hippies », et l'une des premières adeptes des « pilules pour planer ». Des décennies plus tard, elle illustrera magnifiquement ses aventures (Alice au pays des merveilles à travers l'œuvre de Yayoi Kusama, Chêne, 2025).

Le corps est devenu pour elle un champ de bataille. Elle imagine des vêtements pour nudistes, pleins de trous, milite pour la liberté sexuelle, le droit des femmes à disposer de leur corps, et joue la maîtresse de cérémonie au premier mariage entre personnes de même sexe aux Etats-Unis, en 1968. La voilà enfin adulée par tout le milieu artistique. «C'est d'autant plus frappant qu'elle était femme, et étrangère, dans un milieu de mâles blancs», remarque Frances Morris.

« J'ai une immense force vitale » Star de la scène new-yorkaise, elle s'attaque bientôt à l'international. En 1966, en clandestine de la Biennale de Venise, elle envahit les canaux d'un millier de boules miroitantes, avec la complicité du peintre Lucio Fontana (1899-1968); prémices à ce qui deviendra une œuvre phare, le Narcissus Garden, partout exposé. Mais il lui faudra attendre 1993 pour se voir invitée officielle de la Biennale, première femme à investir le pavillon du japon.

Elle revient alors de loin. Car avec les années 1970 s'amorce une longue traversée du désert. En 1973, la maladie la contraint à retourner au Japon. «Physiquement et psychologiquement, elle se sentait en fin de course, évoque Frances Morris. A New York, elle avait transgressé beaucoup de tabous et s'est sentie peu à peu rejetée par le monde de l'art, soudain très isolée. » La voilà au pays natal, sans un sous, sans atelier, pleine de rage. Mais, assurait-elle, «j'ai une immense force vitale. Je sais que l'on ne découvre ses limites qu'en les poussant sans cesse». Elle continue à créer, en solitaire, à dévorer de nombreux ouvrages de médecine, de cosmologie, de biologie qui nourrissent son inspiration.

Le succès revient lentement avec les années 1980. Elle s'adonne désormais à la peinture à l'acrylique plutôt qu'à l'huile, qui confère à ses toiles de vives couleurs. Les rétrospectives se multiplient, de Bilbao à San Francisco, en passant par Miami ou Porto. Depuis 2017, un musée lui est consacré à Tokyo. La citrouille couverte de pois qu'elle a déposée sur une jetée de l'île de Naoshima devient l'objet de pèlerinages.

Désormais entourée d'une nuée d'assistants, défendue par de puissantes galeries, l'artiste se plie à toutes les demandes; elle produit à tout-va, collaborant avec la marque Vuitton, qui contribue à faire d'elle une pop star. Quitte à devenir la caricature d'elle-même? Ses interviews deviennent de plus en plus rocambolesques. « L'être humain, c'est quelque chose de terrible. Combien de tasses de café devra-t-il boire, combien de macaronis devra-t-il manger avant de mourir ? », nous conflait-elle ainsi en 2012.

Ses expositions continuent pourtant à fasciner, avec leurs installations en miroir qui plongent le visiteur dans le vertige de l'infini, leurs intérieurs domestiques qui virent au rêve. Coproduite avec la Fondation Beyeler de Bâle, où elle a été dévoilée à l'automne 2025, la prochaine ouvrira le 11 septembre au Stedelijk Museum d'Amsterdam.

EMMANUELLE LEQUEUX

22 mars 1929 Naissance à Matsumoto (Japon) 1957 Installation à New York 1959 Première exposition à New York 1966 Première performance 1973 Retour au Japon 1993 Représentante du Japon à la Biennale de Venise 2026 Rétrospectives à Bâle et à Amsterdam 14 août 2026 Mort à Tokyo

Péter Nadas Ecrivain hongrois

A Bruxelles, le 28 mars 2009. ULF ANDERSEN/GETTY IMAGES

C' était l'un des plus grands écrivains européens contemporains. A la fois ro-

mancier, essayiste et dramaturge, auteur du grand Livre des mémoires (publié en 1986 en Hongrie, et par Plon en 1998, prix du meilleur livre étranger), plusieurs fois cité pour le prix Nobel de littérature, l'auteur hongrois Péter Nadas est mort mercredi 26 août, à Gombosszeg, en Hongrie, à l'âge de 83 ans.

Ce citadin, né à Budapest le 14 octobre 1942, avait choisi, depuis 1984, de mener son existence à la campagne, dans ce village d'une soixantaine d'habitants (tout en conservant une résidence à Budapest) parce que, disait-il, celui-ci était proche de la frontière occidentale de son pays – pays avec l'histoire duquel il entretenait des relations difficiles. Cette distance, qu'il manifesta encore en critiquant le nationalism d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d'extrême droite Viktor Orban, imprègne toute son œuvre encyclopédique.

Sa fiction prolifique et souvent autobiographique aura marqué les esprits, entre autres grâce à deux volumineux romans. Le premier, Le Livre des mémoires, fut écrit de 1973 à 1985. Un temps censuré, il superpose la Hongrie stalinienne des années 1950, le Berlin-Est de la décennie 1970 et la fin du XIXe siècle. L'autre, Histoires parallèles (2005; Plon, 2012), brosse une immense fresque ayant pour point de départ et d'arrivée la capitale allemande et pour sujet le «siècle de fer» (le XXe), tel que l'a vécu et photographié Péter Nadas. Il n'a pas dédaigné le genre de la nouvelle, comme en témoigne son recueil Minotaure (Plon, 2005).

Une puissante quête mémorielle Une grande partie de son existence s'est déroulée à l'ombre du « socialisme réel » tel qu'il l'a vécu dans la Hongrie d'après « le Siège » (expression qui désigne chez lui la prise de Budapest, en février 1945, par les Russes, et coupe l'histoire en deux). Son père et sa mère d'origine juive (son grand-père maternel, Arnold Tauber, descendait d'une lignée de rabbins moraves) étaient engagés dans le communisme, mais disparurent précocement de son existence – sa mère mourut d'un cancer en 1953, et son père, haut fonctionnaire du Parti, se suicida cinq ans plus tard. Après des études de journalisme et de photographie, Nadas publie ses premier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1965. Un peu plus tôt, en 1962, il rencontre sa compagne, Magda Salamon, avec laquelle il se marie en 1990.

Dans ses œuvres, Péter Nadas a mis en scène la contradiction entre les mœurs bourgeoises culti-

14 OCTOBRE 1942

Naissance à Budapest 1986 « Le Livre des mémoires » (Plon, 1998) 2005 « Histoires parallèles » (Plon, 2012) 2017 « Ce qui luit dans les ténèbres » (Noir sur blanc, 2025, prix Médicis du roman étranger) 26 AOÛT 2026 Mort à Gombosszeg (Hongrie)

vées chez les siens et leur discours égalitariste: « Tout en me transmettant ses connaissances, écrivait-il ainsi dans Ce qui luit dans les ténèbres (Les Editions Noir sur blanc, 2025), mon père me donnait le la des normes comportementales admises dans la famille, un peu à la manière du chœur dans le théâtre grec. » Plus qu'une idéologie, Nadas dépeint le communisme familial comme un ensemble de normes comportementales sous-tendues par l'obsession du complot, voire par un certain « délire de la persécution ». L'ensemble de son travail s'apparente à une puissante quête mémorielle qui n'est pas principalement individuelle, comme chez Proust, mais collective et historique, à l'instar de celle d'Alexandre Soljenitsyne (1918-2008). Une démarche qui procède par les sens autant que par la remémoration. Et qui propose moins une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qu'un exercice de zigzag entre le passé et le présent.

Ainsi, parlant de la révolution hongroise de 1956, Péter Nadas, qui se déclarait allergique à toute forme de despotisme, la qualifie de « moment où l'utopie fut expulsée à jamais du contrat social, par définition utopiste, des sociétés fondées sur le libre-échange et la croissance ». « Le passé ayant disparu en même temps que l'utopie, privés de futur, nous vivons désormais sous le règne absolu du présent », note-t-il en conclusion de Ce qui luit dans les ténèbres.

Ses livres sont habités par le corps et les impressions channelles, tout autant que par la hantise d'une mort redoutée, mais aussi par la promesse de repos. Victime lui-même d'un infarctus qui l'a frappé, à 51 ans, dans un restaurant de Budapest où il corrigeait des épreuves, Péter Nadas a décrit sa propre expérience de « sortie du corps » dans La Mort seul à seul (Les Editions Noir sur blanc, 2023). Chez ce lecteur de Rabelais, qui maniait lui aussi la truculence et l'humour, toute chair pouvait en effet être à la fois source de jouissance érotique et source de proximité maximale avec la naissance comme avec la disparition.

NICOLAS WEILL

Le Monde Le Ca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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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CARNET DU «MONDE»

Anniversaire de naissance

Richard KACZOROWSKI, né le 28 août 1936.

Soixante-dix ans de lecture du Monde, ça méritait bien une annonce célébrant tes quatre-vingt-dix printemps!

Tes enfants et tes petits-enfants en profitent pour te remercier de tout l'amour que tu leur as donné.

Décès

Mme Anglès d'Auriac, son épouse Et ses enfants,

font part du rappel à Dieu de

Bruno ANGLÈS d'AURIAC, offic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ra célébrée le lundi 31 août, à 10 h 30, en l'église Saint-Honoré d'Eylau, à Paris.

Jean-François et Florence Dobelle, ses enfants, Elizabeth Dobelle, sa belle-fille, Raphaël, Inès, Jean-Baptiste et son épouse, Agathe, Stanislas Dobelle, ses petits-enfants, Michelle, Marin, ses arrière-petits-enfants, Jean-Baptiste Rérolle, le père de Michell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à Paris, de

Mme Colette DOBELLE, née LAVIEILLE,

survenu dans sa quatre-vingt-dix-huitième année.

La cérémonie religieuse se déroulera en l'église Saint-Sulpice, Paris 6 $^{e}$ , le jeudi 3 septembre 2026, à 10 h 30.

L'inhumation aura lieu le même jour, à 16 heures, au cimetière de Wimereux, dans l'intimité familiale.

Cet avis tient lieu de faire-part.

jfdobelle@hotmail.fr fldobelle@gmail.com

Uzès.

Frédérique, Philippe et Junie, ses enfants Et ses petits-enfants,

ont le regret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Pierre MONNIER, né le 29 juin 1934, ingénieur Elf-Aquitaine,

survenu le 24 août 2026, à Alès, à l'âge de quatre-vingt-douze ans.

Sans fleurs ni couronnes, préférez un don à ses associations caritatives.

Contactez-nous via pierre.h.monnier@orange.fr

Marie-Lazarine, Etienne et Émilie, ses enfants, Christine Bremond, sa femm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François POULLE, cinéaste et universitaire,

survenu le 22 août 2026, à Nantes.

Véronique et Gilles Poiblanc, Chantal et Pascal Costamagna, ses enfants et beaux-enfants,

Marine et Antonio, Flavie, Grégori et Michelle, Louis et Marguerite, Anastasia et Antoine, ses petits-enfants et leurs conjoints.

ses petits-enfants et leurs conjoints, Maléna, Filippo, Gabriela, Simone, Joseph, Pénélope et Fynn, ses arrière-petits-enfants,

Claudine et Patrice Noyal, sa sœur et son beau-frère,

Jean-Michel et Isabelle, Sophie et Richard, Philippe et Andréa, Julie, ses neveux et leurs conjoints,

Luca, Alix, Romain, Clara et Raphaël,

Éric, Vincent et Martine, Pascal Gilli,

ses beaux-enfants, leurs enfants, Paul, Pauline, Hugo et leurs petits-enfants,

Les familles Costamagna, Poiblanc, Noyal et Gilli,

ont la tristesse d'annoncer le décès de

Franceline PRAT,

veuve de

Jean-Paul GILLI,

survenu le 17 août 2026, dans sa quatre-vingt-neuvième année.

Ils vous invitent à partager son souvenir lors d'une bénédiction célébrée en l'église Saint-Germain-des-Prés, 3, place Saint-Germain-des-Prés, Paris 6 $^{e}$ , le lundi 31 août, à 13 h 30.

La crémation aura lieu ensuite dans la plus stricte intimité.

La famille tient à exprimer toute sa reconnaissance à Jamila, Gerta, Lisa, Marie-Alyse et Thérèse qui l'ont accompagné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t sa gratitude au personnel de l'hôpital Charles-Foix, à Ivry-sur-Seine, où elle a été soignée pour ses derniers instants.

Francine et Jean-Marc, ses enfants, Mathieu, Clément, Marie, Alice et Mathilde, ses petits-enfants, Claudine, sa sœur, Roger, son beau-frère, Ses neveux et nièces et leurs enfants Et toute sa famille,

ont la tristesse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Gisèle SOLAL, née BESSIS,

survenu le 22 août 2026, à Clamart, à l'âge de cent six ans.

Elle reposera auprès de sa mère

Rachel,

de son époux

Alfred

et de leur fille

Lydia.

L'inhumation a eu lieu ce vendredi 28 août, à 11 heures, au cimetière parisien de Bagneux.

Danielle Donet-Vincent, son épouse,

Alexis Vincent et Dominique Allier, Fabrice Vincent, ses enfants

Colette Vincent, Edwige et François Donet-Laigle, Catherine veuve Donet, Christiane Donet, as belles-sours et beau-frère

ses belles-sœurs et beau-frère,

Ses neveux et nièces Ainsi que toute la famille,

ont la douleur de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Robert VINCENT, dit Bob, ingénieur de recherche, enseignant, médaille de bronze du CNRS,

survenu le 24 août 2026, dans sa quatre-vingt-treizième année.

Une cérémonie civile se déroulera le 1 $^{er}$ septembre, à 15 heures, en la salle omniculte du crématorium de l'Essonne, route d'Arpajon, à Avrainville (Essonne).

Anniversaire de décès

À la mémoire de

Pierre CALTÉ, l'aventurier sans frontières.

Cher Pierre, l'amour de ma vie. Il y a dix ans que tu es parti comme si c'était hier. Il y a cinquante ans que tu es apparu au rendez-vous qui fut le début d'une vie inouie ! Depuis notre départ en voilier à la découverte du cimetière des pirates à Madagascar, et à chacun de nos retours en France afin de réaliser le grand projet du Comité Picabia.

Merci pour cette vie partagée avec moi et nos amis.

Agapè longa, vita brevis.* * L'amour est long, la vie est brève.

Beverley Calté.

Cours

Professeure agrégé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donne cours d'anglais tous niveaux. Cours académiques (à l'oral et à l'écrit), conversations, tutorat, remise à niveau, examens. Tél. : 06 20 36 75 18.

ambonnerot7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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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ko Mladic

Général serbe condamné pour génocide

Le général Mladic l'a répété maintes fois au cours de sa vie : à ses yeux, seul importe le jugement de son peuple au regard de l'histoire. Alors, héros ou criminel? Aux yeux des Serbes, il est encore impossible de trancher, tant ils sont divisés sur le rôle du maître de guerre. Pour beaucoup, il fut un guerrier héroïque qui n'a, comme il le prétend, fait que « défendre son peuple »; pour d'autres, il reste un criminel qui a attiré l'opprobre et la honte sur la nation serbe.

Pour les autres ex-Yugoslaves et pour la justice internationale, le jugement est en revanche sans appel. Ratko Mladic, mort jeudi 27 août, à l'âge de 84 ans, dans la prison de l'ONU à La Haye, a annoncé jeudi la télévision publique serbe, s'est rendu coupabl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Europe depui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de «génocide,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et crimes de guerre » durant la guerre de Bosnie-Herzégovine (1992-1995). En rendant leur verdict historique en 2017, les juges du Tribunal pénal international pour l'ex-Yugoslavie (TPIY) ont estimé que «les crimes commis par l'accusé sont à classer parmi les plus haineux connus du genre humain». Le général a fait appel de cette condamnation, confirmée par le tribunal en 2021.

Ratko Mladic n'était pas prédestiné à bâtir une telle légende de sang et de larmes. Il est longtemps un bon soldat sans relief, fidèle à une Yougoslavie fédérale et communiste qui lui a tant donné. Né le 12 mars 1942 à Bozinovici, un village de la commune de Kalinovik, au sud de Sarajevo, dans les monts Treskavica, cet orphelin d'un père tué dur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par les oustachis croates reçoit l'éducation yougoslave d'un pupille de la nation. Rien, de son entrée à l'académie militaire à l'âge de 15 ans au déclenchement des conflits yougoslaves à 49 ans, ne le distingue ni ne laisse présager une telle folie meurtrière.

Une bascule inexpliquée

Lorsque la Yougoslavie se fracture en 1991 sous l'assaut des nationalismes, le colonel Mladic est certes aux avant-postes à Knin, en Croatie. Il est cependant rapporté qu'il est alors l'un des derniers officiers à refuser que ses hommes enlèvent l'étoile rouge yougoslave et la troquent contre des emblèmes tchetniks, du nom de ces miliciens royalistes serbes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dont l'idéologie est en train d'être ravivée au service du projet de «Grande Serbie». On ignore pourquoi il bascule. Peut-être est-ce simplement parce que ses maîtres changent d'idéologie et qu'à l'époque, en Serbie, tout le monde ou presque change d'avis.

Le président serbe Slobodan Milosevic le promeut général et lui confie, en 1992, le commandement de l'Armée de la République serbe (VRS), la force militaire officiellement placée sous l'autorité du « président » des Serbes de Bosnie Radovan Karadzic. C'est une fiction: son seul maître est Milosevic, qui le choisit personnellement. Mladic rend compte à l'état-major de Belgrade, qui fournit armes et logistique. Le général sera payé durant toute la guerre par le 30 $^{e}$ centre du personnel de l'armée serbe, puis touchera sa retraite à Belgrade.

En Bosnie, sur ses terres natales, Ratko Mladic devient un guerrier, même s'il n'a encore face à lui aucune armée susceptible de combattre. Et il devient un criminel, organisant la «purification ethnique » des régions conquises. Les civils bosniaques musulmans et croates sont systématiquement assassinés ou déportés. Les viols de femmes se comptent par dizaines de milliers.

La première obsession de Mladic est de « définir les frontières » de la « Grande Serbie », comme il le note dans son « Journal de guerre » (découvert par la police serbe et révélé par Le Monde en 2010). « Les frontières ont toujours été tracées dans le sang et les Etats bornés par des tombes », déclare-t-il aussi. Sa seconde obsession est la revanche de son peuple sur la conquête ottomane du XIVe siècle. Celui qui appelle les Bosniaques musulmans des « Turcs » précisera, dans sa déclaration télévisée de victoire à Srebrenica, que « le temps est venu de se venger des Turcs ».

Trois épisodes majeurs marquent la guerre du général Mladic en Bosnie : la campagne de conquête de 70 % du pays en cinq mois, d'avril à août 1992, qui fait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morts; le siège de Sarajevo, de mai 1992 à la fin de la guerre (11541 morts), cette capitale qui, contre toute attente, résiste ; et la tuerie de Srebrenica, en juillet 1995 (environ 7000 morts), qui finit par inciter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à intervenir militairement pour mettre un terme au conflit.

Echec, « connerie », chagrin

Si Mladic est à la fois un guerrier et un criminel, il n'est en revanche pas toujours un fin stratégie. Lorsqu'il rencontre une résistance farouche, comme à Sarajevo, une ville qui n'a au départ pourtant pas de force militaire, il échoue. On l'entend dans un enregistrement audio donner ses ordres aux artilleurs : « Tirez! Tirez à intervalles réguliers jusqu'à ce que je vous ordonne d'arrêter. Vas-y avec l'artillerie lourde, pour les empêcher de dormir, pour les rendre fous! » Plus tard, soumis à des pressions politiques, il affirme qu'il ne lâchera pas Sarajevo « tant que quelqu'un y respire ».

Mais, outre que les défenseurs sarajéviens se sacrifient pour résister à trois offensives militaires majeures, sa détermination ne l'empêche pas de commettre, le second été du conflit, ce qu'il reconnaît être « la plus énorme connerie de sa vie » : la démilitarisation sous l'égide de l'ONU du mont Igman, à l'ouest de la capitale, qui permet à l'armée bosnienne d'établir un fragile corridor et de faire entrer des armes et des munitions, via un tunnel percé sous l'aéroport tenu par les casques bleus, dans la ville assiégée. Et de tenir ainsi près de quatre ans.

Son plus grand échec est personnel. Sa fille adorée, Ana, étudiante en médecine, se suicide à Belgrade pendant la guerre avec le pistolet fétiche de son père, reçu comme trophée à l'académie militaire et dont il avait juré qu'il ne l'utiliserait que pour célébrer la naissance du premier enfant de sa fille. Il semble qu'un voyage entre étudiants à Moscou et des conversations avec son amoureux, Goran, aient ouvert les yeux de la jeune fille sur ce père si aimant. Goran a reconnu plus tard qu'il lui avait demandé de choisir entre Mladic et lui, ne pouvant envisager de passer sa vie avec la fille d'un criminel de guerre si celle-ci n'était pas lucide sur les crimes de son père. Lorsqu'Ana met fin à ce dilemme, Mladic est brisé.

L'autre guerre du général Mladic, loin des lignes de front, est politique. Il prend ses ordres chez Milosevic, s'exprime souvent dans les réunions chez Karadzic, et il est l'interlocuteur des généraux qui dirigent la force de l'ONU. Il exprime un jour sa vision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 « L'OTAN est une organisation criminelle, et l'ONU, c'est beaucoup de nègres. » Il s'oppose systématiquement aux propositions de paix. « REJETER LE PLAN,

GAGNER LA GUERRE!», note-t-il en lettres majuscules dans son « Journal de guerre ».

Lorsque Belgrade finit par accepter le plan américain qui mènera aux accords de paix de Dayton, signés le 14 décembre 1995 à Paris, il reçoit l'ordre de rendre 20 % des territoires conquis. Il prétexte alors une intervention chirurgicale et quitte la Bosnia, pour ne pas commander à ses soldats ce qu'il considère comme une défaite.

Les années de cavale

Alors qu'il est inculpé et recherché par le TPIY, ses années de cavale se divisent en deux périodes. Sous Milosevic, il vit paisiblement dans son ex-quartier général de Han Pijesak, dans les montagnes bosniennes, où il se passionne pour l'apiculture, puis à Belgrade, dans sa maison familiale. Lorsque le président serbe est renversé en 2000, il entre dans une sorte de clandestinité, vivant d'abord sur des bases militaires en Serbie, puis chez des amis ou parents. Il est finalement arrêté en 2011 chez un cousin à Lazarevo. Lui qui avait promis de ne jamais se laisser capturer vivant se rend sans combattre. Avant son transfert à La Haye, il obtient l'ultime faveur de se recueillir une dernière fois sur la tombe d'Ana.

Devant les juges du TPIY, Ratko Mladic, bien qu'affaibli par des accidents vasculaires cérébraux, se montre tel qu'il fut pendant la guerre : sûr de lui, arrogant et imprégné de théories de complots visant les Serbes. L'homme se moque bien de deux décennies d'enquête, de cinq ans de procès, de ce « journal de guerre » de 4 000 pages où il décrit lui-même les réunions et les ordres reçus, de 10 000 pièces à conviction et de 577 témoignages devant la cour, et enfin d'un jugement très argumenté de 1808 pages. « Men-

Le général serbe Ratko Mladic, près de Cazin (Bosnie-Herzégovine), le 4 septembre 1994.

teurs! Vous êtes des menteurs!», hurle-t-il aux juges lors de la lecture du verdict.

Il est condamné le 22 novembre 2017 pour génocide à Srebrenica et pour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à Sarajevo et dans les territoires conquis en Bosnie. Le procureur Serge Brammertz, qui estime avoir fait condamner un homme qui est « la personnification du Mai », appelle ce jour-là les Serbes à ce que « la glorification des crimes de guerre s'arrête ». Sans illusion.

Non seulement Ratko Mladic, très populaire pendant la guerre parmi ses soldats, est encore célébré par beaucoup, mais la condamnation pour « génocide » est presque unanimement contestée parmi les Serbes. Le premier qui a employé l'expression, bien avant le procureur et les juges du TPIY, lors d'une session le 12 mai 1992 du Parlement bosno-serbe, fut pourtant... un certain général Mladic. Après avoir écouté le projet stratégique de Radovan Karadzic et de ses acolytes, il prévient: « Nous ne pouvons pas nettoyer... Nous ne pouvons pas passer [le pays] au tamis afin que seuls les Serbes restent, que les Serbes passent entre les mailles du filet et que les autres partent. Je ne sais pas comment [le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Krajisnik et Karadzic expliqueront cela au monde: ce serait un génocide. »

Vingt-cinq ans après les crimes, et en dépit d'un procès qui fut le dernier et peut-être le plus rigoureux du TPIY, l'histoire serbe n'a pas tranché. Certains continuent à l'honorer, tandis que d'autres préféreraient oublier l'héritage du chef militaire le plus assassin de la fin du XXe siècle en Europe. Dans sa ville natale, où il y a quelque temps un graffiti affichait «Mladic = héros», une rue porte officiellement son nom.

RÉMY OURDAN

12 MARS 1942 Naissance à Bozinovici (ex-Yougoslavie) 1992 Prend la tête de l'Armée de la République serbe AVRIL-AOÛT 1992 Conquête de 70 % du territoire bosnien 1992-1995 Siège de Sarajevo JUILLET 1995 Tuerie de Srebrenica DÉCEMBRE 1995 Signature des accords de paix de Dayton 1996-2011 Vit en semiclandestinité en Serbie 2011 Arrêté à Lazarevo (Serbie) 2017 Condamné à la prison à vie pour « gé-nocide,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et crimes de guerre » 27 AOÛT 2026 Mort à 84 ans à La Haye (Pays-Bas)

EN SÉRIES

Kader Attia: « L'art apporte le doute nécessaire »

Artistes à l'œuvre - 5/6 - Le plasticien français d'origine algérienne exprime son attachement profond aux différentes cultures et, plus généralement, à l'« altérité »

ENTRETIEN

atelier de Kader Attia se trouve aux Lilas (Seine-Saint-Denis), au dernier étage d'un immeuble avec une vue à presque 360 degrés sur l'agglomération parisienne. L'essentiel de sa surface est occupé par des bibliothèques contre les murs et par des tréteaux dont les planches sont recouvertes de livres, de revues et de journaux, anciens ou récents. Dominent la philosophie, la sociologie et l'histoire.

Il y a aussi, bien sûr, des catalogues, des livres d'art et des feuilles éparses portant des croquis ou des listes, dont celle, très détaillée, de l'emploi du temps de montage de son installation, Whispers of Traces, actuellement présentée à la Biennale de Venise. Des statues africaines anciennes, peu nombreuses mais de qualité, font office de gardiennes ou d'inspiratrices. On s'assied de part et d'autre d'un café et de pâtisseries qui ne seront mangées qu'après deux heures de conversation. De la rue montent les bruits du démontage d'un marché dominical.

Commençons par le commencement. Quand et comment vous êtes-vous senti artiste?

C'est une question ambivalente, parce que, si j'ai très tôt créé des choses, quand j'ai commencé à être vraiment confronté à la question de l'art, donc à l'âge adulte, j'ai dû faire face au doute. Quand j'avais 6 ou 7 ans, je créais mes jouets. Il n'y avait pas de jouets à la maison, pas d'argent pour en acheter, en tout cas très peu. Donc j'inventais des choses en récupérant du matériel. C'est ainsi que j'ai développé ma créativité. J'ai donc toujours créé.

Puis j'ai fait des études d'art. Sauf que le jour où les choses deviennent vraiment sérieuses, c'est-à-dire quand le désir de montrer son travail au public se manifeste progressivement, s'ouvre alors une période de doute. Or, avec l'âge, il me semble que ce doute est, en fait, ce qui définit l'artiste. Une question permanente, jamais résolue. Donc, quand on me demande: « Quand es-tu devenu artiste ? », je ne peux que donner cette réponse ambivalente, qui tient compte de ce va-et-vient entre certitude et doute.

C'est ce que j'essaie d'enseigner aujourd'hui à mes étudiants à la HFBK, l'Ecole des beauxarts de Hambourg: que les choses sérieuses commencent, en réalité, après l'école. Et que c'est à ce moment où le doute survient, parce que l'on est confronté à la question difficile de renaître artistiquement, de se créer son propre monde, son langage tourné vers les autres, le public, que l'on devient vraiment un artiste. Et c'est ce mouvement, à la fois interne et externe, qui peut aider à faire se lever les doutes. Inventer un langage à partir de rien, c'est le principe même de l'art. La profusion des langages crée justement un tout, un système d'échanges et de jouissances esthétiques et conceptuelles que l'on appelle l'art.

La profusion des langages, cela signifie-t-il ne pas s'en tenir à un mode d'expression ou à une technique?

En effet. Etre artiste, ce n'est pas être uniquement photographe, sculpteur ou vidéaste; c'est s'interroger sur les possibilités de tout cela, les convergences et les croisements. J'ai d'abord fait des études d'art appliqué à l'industrie, à l'Ecole Duperré, art graphique et photo, puis, un peu plus tard, à l'Ecole des arts décoratifs. J'étais alors à mi-chemin entre l'art, la création graphique, le design et la photo. J'ai donc fait l'expérience de cette profusion très tôt.

Il me semble que tout artiste est en permanence tenté par d'autres formes d'expression.

Je me considère d'abord comme un sculpteur, mais je peux être attiré par d'autres formes d'art. D'ailleurs, je retrouve jusque dans le bricolage une forme d'agentivité artistique, l'invention possible d'un langage.

Chez moi, cette porosité manuelle et émotionnelle n'est pas calculée : elle a toujours été. Je suppose qu'elle est vraiment liée à ma personnalité. Je ne me voyais pas me restreindre à un médium. Il me semble même que, chez moi, ce serait aliénant de le faire, comme s'enfermer dans une certitude, une tour d'ivoire, et être sourd aux rumeurs du monde. Et même à ses propres rumeurs, à ne plus s'écouter soi-même. Je suis à l'opposé de cela,

Un langage artistique, qu'il soit musical, plastique ou littéraire, exige une mise à jour constante. Le monde change et évolue en permanence. Un travail artistique doit accompagner le monde, et même le dépasser, le précéder. Créer, c'est trébucher, avancer à l'aveugle, se perdre, recommencer. Tout artiste commet des erreurs : il ou elle est dans une nuit, ou un tunnel. Et donc, il ou elle s'interroge. Il ou elle est cette figure à la croisée de tous les chemins, et même à la croisée de toutes les pulsions. Il ou elle les incarne toutes, avec leur chaos.

Et puis il y a cet autre point très important : l'art se nourrit des autres arts, et ce depuis toujours. Si on regarde la Renaissance, puis l'art moderne et contemporain, le point commun entre ces périodes et aujourd'hui, c'est la figure de l'artiste humaniste qui tâtonne entre plusieurs domaines de l'art – la poésie, l'écriture, le cinéma, la sculpture... – et inversement, c'est-à-dire que tous ces domaines, tous ces arts tâtonnent en lui, en elle...

De là cette curiosité boulimique, qui vous conduit à vous intéresser à de très nombreuses cultures et à développer des questionnements anthropologiques?

Ce qui définit pour moi le caractère jouissif de la curiosité – je ne l'appellerais pas boulimie, mais don de vie –, c'est apprendre, pouvoir en permanence apprendre, jusqu'à la fin. Sortir de sa zone de confort. Autrement dit, se nourrir, intellectuellement, spirituellement, artistiquement aussi, bien sûr. Aller vers d'autres objets matériels et immatériels, vers d'autres cultures, d'autres mondes. Etant moi-même sculpteur, j'ai toujours été à la fois curieux et extrêmement sensible à la manière dont un sculpteur (ou une sculptrice, peut-être) anonyme, des arts anciens occidentaux ou extra-occidentaux, a donné telle souplesse à une courbe, notamment sur un objet d'art en bois, car la fibre du bois ne se laisse pas dompter aussi facilement par la création.

Enfant, j'ai grandi dans une cité, à Garges- lès-Gonesse [Val-d'Oise], où ma mère et mes frères vivent toujours. Je me souviens combien j'aimais dévaler les cages d'escalier et aller chez les voisins, pour demander du sel ou rendre un service. Au premier étage, il y avait M $^{me}$ Abécassis, une grand-mère juive, et il fallait aller chez elle allumer la lumière pendant

« IL FAUT TOUT FAIRE POUR ENTRER EN IMMERSION DANS LA CULTURE DE L'AUTRE » le shabbat, parce qu'elle ne pouvait pas le faire. Je reconnaissais la porte de M $^{me}$ Abécassis parce qu'il y avait une mézouza sur sa porte. Sur d'autres, il y avait une sourate du Coran ou des mandalas en plastique.

C'est en grandissant dans une cité-dortoir que j'ai été sensibilisé à l'ethnologie, pas à l'université, devant cette variété de signes protecteurs. Il y en a que j'ai fini par photographier, en devenant un jeune adulte. Je me souviens de grandes feuilles vertes collées brutalement avec du gros scotch rouge et blanc, et trois grandes feuilles vertes qui séchaient lentement pendant six mois ou plus. De telles expériences éveillent la curiosité, et la mienne l'a été ainsi, visuellement, plastiquement, par la poésie de ces objets inconnus, dits « ethnographiques ». C'était l'expérience brute d'un espace dans lequel voisinaient toutes sortes de cultures, de types d'objets, de croyances monothéistes et animistes : l'espace du sacré partagé.

De telles expériences sont très présentes dans la part de votre œuvre qui s'attache aux religions et au rapport au sacré, ce qui est le cas de l'installation que vous présentez à la Biennale de Venise en 2026. C'est une orchestration de réflexions, de témoignages et d'images autour de l'idée de la persistance du magique. Comment obtenez-vous de tels témoignages, souvent stupéfiants?

L'idée centrale est, effectivement, de montrer comment le rapport animiste aux croyances n'a pas été effacé par la modernité occidentale. Il y a donc une tension, et même un conflit, entre l'animisme invisible et la modernité occidentale. Parfois, il réémerge à la surface du paysage sociétal, alors qu'il est plus souvent enfoui dans les secrets des communautés humaines. Avec l'essor de la technologie numérique ces vingt dernières années, il est à nouveau intensément présent.

C'est ce que je montre dans l'œuvre [immersive] Whispers of Traces, à Venise: Lors des rituels animistes, au cours desquels, dans le Hau Dong vietnamien, une médium est possédée par un esprit, pour soigner ou aider des vivants, les téléphones portables sont présents [illustrant la cohabitation entre tradition ancestrale et technologie moderne]. Parmi les nombreuses paroles de chamans et autres médiums, celle du philosophe sénégalais Souleymane Bachir Diagne apporte la parfaite conclusion quand il dit ne pas croire que les croyances disparaîtront, parce que «croire est ce qui définit notre humanité». Cette idée me donne beaucoup d'espoir en l'avenir, à l'heure où, justement, les problèmes liés aux intelligences artificielles (IA), de l'environnement naturel à l'environnement psychique, ne cessent de s'aggraver, notamment pour ce qui est de la croyance en la promesse de la modernité, alors que, en fait, nous aurons toujours besoin de croire.

A propos de la question des témoignages, il faut chaque fois remettre à jour son logiciel concernant la culture dans laquelle on se trouve, et tout faire pour entrer en immersion dans la culture de l'autre : créer des zones de porosité, par des silences physiques et des espaces où l'interviewé se glisse subjectivement. Dans l'un des films, il y a ce chaman qui dit que les esprits attaquent aussi Internet et les machines. Quand il le dit, il est complètement à l'aise, il est libre. Il n'y a pas longtemps, un de mes interlocuteurs au Vietnam m'a dit : « La manière dont vous filmez, c'est extraordinaire. On dirait que vous êtes un membre de la famille. »

Il faut faire comme s'il n'y avait personne, alors que, évidemment, je suis là... Techniquement, il y a beaucoup d'heures de rushes, mais je crois que c'est surtout parce que j'ai cette passion pour l'altérité, qui se traduit par les voyages, aller voir les autres pour les écouter, dans un silence sacré partagé. Dans ces silences physiques, des liens se créent, invisibles, mais bien présents, bien réels.

Je crois que le propre du dialogue à travers une caméra, c'est de faire « silence », c'est-à-dire de créer un espace virtuel vide qui va donner toute l'amplitude dont a besoin la personne pour se sentir à l'aise et l'occuper, comme un confortable sofa. Il faut du temps, de longues sessions. Cette proximité avec la personne interviewée continue plus loin, et fait que le spectateur de l'oeuvre se sent presque en conversation avec elle, le temps d'un échange. C'est comme si, à travers mes œuvres, je faisais aussi voyager les spectateurs. Je les emmène dans mon voyage, cet espace sacré de l'art et du silence qui permet la rencontre.

Et donc ce face-à-face de la rationalité et du spirituel...

Une chamane interviewée en Thaïlande m'a expliqué que la conception des fantômes dans la culture bouddhiste thaïe de ces trente ou quarante dernières années résulte d'une influence trop massive de l'industrie culturelle hollywoodienne. A l'origine, la culture thaïe ne diabolise pas les fantômes comme on le voit dans les films hollywoodiens, qui en font des êtres effrayants et belliqueux. On vit avec eux au quotidien.

La modernité occidentale néolibérale, avec son capitalisme de l'entertainment [le divertissement], et son industrie culturelle s'est imposée en Asie du Sud-Est d'une manière psychologiquement violente et autoritaire. Mais, précise aussitôt la chamane, cette irruption de la modernité n'a pas transformé la société en profondeur. Toutes les personnes que vous voyez aujourd'hui, qui travaillent dans l'industrie de la tech numérique, par exemple, mais travaillaient déjà dans la technologie, il y a trente ou quarante ans, ont toujours sur elles des amulettes qu'elles chérissent en secret. Le rapport aux croyances n'a pas été effacé par la rationalité technologique associée au progrès que la modernité occidentale a vendue, en dépit de nombreuses tentatives de transformer ces comportements animistes en superstitions, car, en réalité, c'est une culture.

Je pourrais prendre bien d'autres exemples. Au Vietnam, à Hanoï, j'ai été mis en contact avec un traducteur qui est aussi ethnologue. Un jour, je lui ai dit que j'aimerais que nous allions dans la brousse, parce que je m'intéresse beaucoup aux totems qui sont dans les forêts où vivait tel groupe. Là, il me répond que jamais quelqu'un venu d'Europe ne s'y est intéressé. Il savait que cela existait, bien sûr, mais il n'en avait jamais parlé, parce qu'il n'avait jamais rencontré un Occidental qui ait manifesté un intérêt quelconque pour ces totems – et ce, en me rangeant du reste du côté occidental, jusqu'à ce que je lui parle de mes origines algériennes et des combats contre la colonisation. Sans doute est-ce parce que les Vietnamiens ont vécu des décennies de communisme et que, pendant cette période, les manifestations animistes ont été bannies, considérées comme de simples superstitions. Comme quoi la modernité occidentale capitaliste a les mêmes défauts que l'idéologie communiste, qui a éradiqué les cultes...

Ainsi, j'ai découvert au Vietnam, en Thaïlande et en Corée du Sud que l'intérêt que j'avais pour les croyances chamaniques surprenait les personnes concernées et était reçu très positivement. Sans que cela soit dit, je voyais dans les regards et dans l'énergie que mes interlocuteurs mettaient à m'aider énormément de satisfaction et de fierté, dues au respect que j'accordais à leur culture.


A Paris, le 21 juillet. FLORENCE BROCHOIRE/DIVERGENCE POUR « LE MONDE »

De telles observations ont une portée politique flagrante, à commencer par la place accordée aux IA...

Le succès de l'IA a de quoi stupéfier. Elle devient une croyance elle-même, suscite toutes sortes de délires, de mythologies. On parle d'elle comme d'un dieu. Il y a même des artistes qui l'utilisent et qui, si on les interroge là-dessus, répondent « pourquoi pas ? », ce qui est un peu court. En fait, selon moi, la vraie question que pose l'IA, la plus problématique d'un point de vue environnemental au sens multiple, est celle du rapport à la vérité. On le voit bien aujourd'hui, avec toutes les fake news, les fausses vidéos...

Qu'est-ce? De l'IA. C'est là où l'art a un rôle considérable à jouer, car la question de la vérité, l'art la travaille depuis toujours. C'est même sa question, qui, d'ailleurs, est paradoxalement inhérente à celle du doute dont je parlais au début de notre échange. C'est pour cela qu'il peut nous sauver, parce qu'il maintient l'humanité dans la question qui la fait grandir, la fait s'interroger, ne pas prendre pour acquis et assuré ce qu'elle voit, consciemment ou inconsciemment. Et donc la notion de doute revient, par une autre voie. Pour moi, l'art apporte le doute nécessaire. Plus que le doute, une parole critique, contestatrice, qui peut devenir politique.

C'est, du reste, ce que l'on entend le plus souvent à votre propos : Kader Attia est un artiste politique. Que répondez-vous ? Tout art est politique, c'est pour cela que

Piet Mondrian [1872-1944], même dans la pauvreté la plus totale, a arrêté de peindre les petites fleurs que lui commandaient les médecins parisiens. Si un artiste politique est simplement un artiste qui n'est pas hermétique aux maux de la société dans laquelle il vit, alors cette définition me correspond plutôt bien.

Il me semble que je perçois bien mieux ce que signifie être artiste qu'il y a vingt ans. C'est avoir ce pouvoir d'être non pas un démiurge, mais une tribune qui s'adresse à la collectivité, de façon prophétique. Ce qui signifie ne pas être écouté aussi, un peu comme Cassandre avant la guerre de Troie. C'est en cela que la question du médium devient importante. Avec l'expérience, j'ai compris que, pour que cette parole soit incisive, il fallait qu'elle apporte autre chose qu'un discours.

Comment faire pour pénétrer la psyché des spectateurs,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peut-être même une empathie? Il faut à l'artiste un langage qui lui permette de se distinguer dans la cacophonie du bruit du monde. Le mien,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relève de l'esthétique et du poétique. La dimension politique est toujours liée à un engagement formel, à un engagement poétique ou à un engagement plastique.

Poétique?

La poésie est un chant d'espoirs. Même la poésie militante, la poésie de protestation. Le message politique, pour qu'il soit convaincant et le demeure, exige la maîtrise du langage formel. La forme m'intéresse aussi fortement « DANS MES INSTALLATIONS, JE METS LE SPECTATEUR FACE À UNE RÉALITÉ QU'IL DOIT PRENDRE EN CONSIDÉRATION PARCE QU'ELLE EST FACE À LUI ET AUTOUR DE LUI »

par la porosité de la curiosité qu'elle suscite. Elle permet à l'œuvre politique de s'adresser à un grand nombre de spectateurs, même à ceux qui ne partageraient pas son point de vue, par la porosité poétique, la beauté, l'émotion, la force, la douceur qu'elle partage.

Elle est la condition nécessaire pour que le travail puisse être porteur d'un sens collectif, d'un sens commun. Par définition, tout travail documentaire est borné au temps et au lieu dont le document relève. Donc, il donne une masse d'informations, mais, en même temps, limite la réflexion à un sujet spécifique. Pour échapper à cette limitation, il faut une forme symbolique sémantiquement poreuse, parce que, par ses attributs, elle a le pouvoir d'entraîner la perception et la réflexion vers une dimension plus collective,

EN SÉRIES

LES DATES

1998

Diplômé de l'Ecole nationale des arts décoratifs, après être passé par l'Ecole Duperré.

Participation très remarquée à la Documenta 13 de Cassel, première d'une suite d'expositions en Allemagne, au Royaume-Uni, en France, en Suisse...

2016 Obtention du prix Marcel-Duchamp. La même année, il fonde La Colonie, bar et lieu de débats, à Paris, fermé en 2020.

2017 Invitation à la 57 $^{e}$ Biennale de Venise.

2022 Commissaire général de la 12 $^{e}$ Biennale de Berlin.

DEPUIS 2023 Professeur à la HFBK de Hambourg. Il vit et travaille à Berlin et aux Lilas (Seine-Saint-Denis).

mieux que ne le peut la philosophie, même si celle-ci, pour moi, est essentielle.

La proposition artistique ne peut pas en rester au stade du commentaire ou de la critique. Il faut qu'elle offre quelque chose, une troisième voie, à travers son expérience artistique. Et ce quelque chose doit s'adresser au corps de l'autre. Je ne crois pas que le regard soit un phénomène uniquement oculaire. Je préfère parler de « corps-regard », car je pense que le regard est un phénomène oculaire et corporel. Dans mes installations, à Venise cette année, mais c'était le cas à Cassel [Hesse], à Lausanne, à Londres ou ailleurs, je mets le spectateur face à une réalité qu'il doit prendre en considération parce qu'elle est face à lui et autour de lui. Il me faut donc trouver comment établir un dialogue par un travail plastique, impliquer le spectateur, sa perception, son corps.

Ne serait-ce pas le même processus quand vous êtes le commissaire de la Biennale de Berlin, en 2022, ou celui de la Biennale de Kochi (Inde), en 2027?

En un sens, oui. Dans un premier temps, il faut aller dans la complexité de la création, dans son chaos et, dans un second temps, essayer de réussir une synthèse entre des œuvres qui sont évidemment très différentes entre elles. C'est ce qu'avait si magnifiquement entrepris la grande commissaire Koyo Kouoh, qui est aussi mon amie, pour l'actuelle Biennale de Venise : établir des correspondances, tendre des liens. Mais Kochi est en Inde et il faut, pour y être pertinent, se débarrasser du petit réflexe eurocentriste qui nous habite tous, en raison de notre éducation.

C'est ce que les recherches m'ont toujours apporté, des escaliers des immeubles de Garges-lès-Gonesse aux voyages.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je m'intéresse à la culture indienne. J'avais réalisé une fresque vidéo sur les hijras [femmes nées hommes et formant une communauté ancienne, marginalisée et stigmatisée] de Bombay et du Karnataka, en 2011, car ce sujet d'un queer des Suds prémoderne et totalement syncrétique m'a toujours fasciné. A présent, il ne s'agit plus de produire un film, mais de me décentrer, en ne me limitant pas à ce qui est sur place, mais à ce qui définit ce contexte, en relation avec les autres rives et périodes de l'histoire.

Pour en revenir à la création, je voudrais juste ajouter une chose qui m'importe. Nous avons beaucoup parlé de la dimension intellectuelle de mes recherches, de la manière dont j'allais puiser en dehors du champ de l'art, soit par les voyages, soit par les lectures, dans d'autres champs et d'autres disciplines de la pensée. Mais, que ce soit les sculptures de gueules cassées que j'ai taillées dans le bois, les éclats de miroir que j'ai attachés à des cordes ou tous mes bricolages, le dénominateur commun, ce sont mes mains. J'accorde une part extrêmement importante à l'action de la main dans la création. Je pense même que la main prolonge, non pas l'âme, comme on le dit des yeux, mais la pensée. Il y a une pensée de la main.

PROPOS RECUEILLIS PAR PHILIPPE DAGEN Prochain épisode : Vince Gilligan, auteur de séries

EN SÉRIES

A Barcelone, l'espoir s'incarne au cœur des places

Permis d'espérer - 5/6 - Inspiratrice de nombreux lieux de pensée et de parole dans la capitale catalane, la philosophe Marina Garces considère les gestes, même modestes, qui « interrompent l'irréversible » comme les « visages de l'espoir »

BARCELONE - envoyé spécial

l fallait s'en douter. Chercher l'espoir dans les rues de Barcelone, en 2026, c'est exhumer les promesses de 1936. En ce temps-là, tout le monde se tutoyait, les frontières entre les classes semblaient abolies, et la capitale cata-■ semblaient abones, et la capitale catalane donnait « l'impression d'avoir soudain débouché dans une ère d'égalité et de liberté », témoignait l'écrivain britannique George Orwell (1903-1950), dans Hommage à la Catalogne, paru en 1938. Un élan qu'André Malraux (1901-1976) appela, dans L'Espoir, publié en 1937, « l'illusion lyrique ».

Philosophe de la promesse et activiste de l'espoir, Marina Garces connaît parfaitement cette histoire. Quatre-vingt-dix ans après le soulèvement de juillet 1936, qui résista au coup d'Etat militaire franquiste et marqua le début de la guerre civile espagnole, l'essayiste nous a d'ailleurs donné rendez-vous place de Catalogne, où se sont déroulés tant d'événements marquants de cette période historique devenue mythique.

« On se retrouve au Zurich », nous avait-elle dit. Un café emblématique de la ville, fondé en 1920 et propriété de la famille Valdeperas, dont l'un des héritiers, Andreu, fut, en 1968-1969, dirigeant du FC Barcelone, le célèbre club de football au maillot blaugrana (« bleu et grenat »). « C'est de l'autre côté de la place que les forces gouvernementales et communistes ont voulu s'emparer du central téléphonique de Barcelone, alors aux mains des anarchistes de la CNT [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travail] », fait-elle observer, lorsque nous la retrouvons au milieu d'un capharnaüm de klaxons et de boutiques. Après la communion du Front populaire de 1936, le camp antifranquiste sombra, l'année suivante, dans de violents combats fratricides. Alliés aux staliniens, les républicains cherchèrent à réprimer l'autonomie des anarchistes et des marxistes révolutionnaires.

«Moins tragiques qu'hier, les divisions internes entre progressistes perdurent», note Marina Garces. Après s'être engagée sur les Ramblas, Marina Garces, en jupe blanche et débardeur bleu, bifurque vers le Raval, quartier bohème et populaire de la ville. La Central, grande librairie installée dans une ancienne chapelle, est la première étape d'une déambulation destinée à arpenter son univers et à découvrir des lieux où cette philosophe voulut, dit-elle, « occuper l'espoir ». Devant les ayonnages consacrés à la poésie ca talane, elle croise par hasard Sam Abrams, universitaire américain de Beckley, en Virginie-Occidentale, qui s'apprête à éditer les poèmes de son grand-père. Avocat et écrivain de confession catholique, Tomas Garces (1901-1993) s'exila à Toulouse au début de la guerre d'Espagne et composa une «œuvre importante, à la fois formelle et chantante», relève Sam Abrams. «Seuls les rêves sont vrais», lit-on dans l'un de ses poèmes, écrit en 1951. «C'est beau, mais parfois, les rêves s'incament», veut croire sa petite-fille.

Ateliers avec des lycéens

Entre 1996 et 2017, Marina Garces a participé aux mouvements sociaux dans une « Barcelone postolympique qui ne voulait pas se résoudre à devenir une vitrine touristique », rappelle-t-elle. Un parcours consigné dans Occuper l'espoir. Barcelone, 1996-2017 (Ed. 205, 2023), récit subjectif d'une intellectuelle transformée par les expériences collectives auxquelles elle a pris part, de l'expulsion du cinéma Princesa, à Barcelone, au référendum sur l'indépendance de la Catalogne.

Au rayon philosophie, la halte est forcément plus longue. Elle l'a étudiée et ne cesse de l'enseigner depuis sa thèse de doctorat, qu'elle a soutenue, en 2001, à l'université de Barcelone. Son intitulé ? « Dans les prisons du possible », une réflexion qui tentait de penser la tension entre « l'impression que tout est possible et le sentiment que rien ne peut changer ». Son auteur classique préféré ? Diderot (1713-1784), sans aucun doute, pour la « sensualité de sa pensée » et son « fatalisme sans destinée ». Marina Garces considère l'encyclopédiste comme un « compagnon », et même un « guide sur un chemin sans direction ». Parmi les contemporains, ce serait certainement Gilles Deleuze (1925-1995) et Félix Guattari (1930-1992), ces « philosophes de la rencontre » dont elle a lu et relu Mille plateaux (Ed. de Minuit, 1980).

Au Central de Raval, tous les ouvrages de Marina Garces sont mis en valeur et estampillés, sur la couverture, d'un macaron qui en recommande la lecture, comme A l'école des apprenants (2024) ou Le Temps de la promesse (2025), traduits et publiés en France aux Editions de l'Atelier. Sans oublier La passio dels estranys (« la passion des étrangers »), une réflexion sur l'amitié qui paraîtra en France, en 2027. Dans cette institution culturelle, il est possible de suivre des cours sur « la géographie des Etats-Unis à travers sa littérature », « Foucault et nous », ou encore sur la façon de « penser le malaise contemporain ».

Marina Garces n'aime pas le mot de « malaise », qui « réduit des dimensions très disparates à un seul facteur : l'inconfort du sujet par rapport à son monde », assure-t-elle. « Sous le manteau du malaise disparaissent d'autres notions politiques comme l'injustice, l'inégalité ou la spoliation », estime la philosophe, quittant la terrasse ombragée de la librairie pour un autre lieu emblématique de ses interventions publiques, la place Joan-Coromines. C'est là, entre l'imposant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de Barcelone (Macba) et le Centre de culture contemporaine de la ville (CCCB) que cette intellectuelle plébiscitée donne, devant des centaines de spectateurs, des conférences sur l'éducation, le commun ou la promesse.

En 2022, dans le cadre la Biennale de la pensée, Marina Garces a mené des ateliers avec des lycéens sur leur description du futur, dont les paroles furent diffusées sur cette place devant un millier de personnes. « L'imaginer était angoissant et produisait un sentiment de vide. Ils se sentaient étrangers au temps qu'il leur était donné de vivre, et menacés par son évolution, écrit-elle dans Le Temps de la promesse. Mais tous ont su faire une promesse et s'approprier le temps qui les assiégeait. » Des promesses de fidélité entre amis, de retour au pays d'origine de leur famille, des rêves professionnels ou des serments à leurs parents: « Je promets à ma mère que je dirai toute ma vie aux personnes que j'aime que je les aime », déclara l'un d'entre eux. « A travers ce type de promesses, l'avenir se fait présent et, dans leur parole, s'ouvre la possibilité d'un engagement », relève-t-elle, encore émue par ce moment suspendu.

Autre lieu, autre lien, le restaurant La Pau (« la paix », en français), dans le quartier de

Ciutat Vella. Géré par la fondation Llindar, cet « espace gastronomique à fort impact social » donne aux jeunes déscolarisés une seconde chance. Inspiré par la cuisine traditionnelle barcelonaise, le menu du midi est servi avec attention par une kyrielle d'apprentis. Omar a été l'un d'eux. Aujourd'hui chef de salle, il est arrivé du Sénégal en septembre 2015, à l'âge de 17 ans, avec son « rêve de paradis », mais aussi ses « illusions », et 120 euros en poche. Aidé par la fondation après des semaines de galère dans la rue, il a gagné un concours à l'école Xamfra, avec une chanson poignante sur la mort d'un ami qui, comme lui, a fait la traversée en bateau. C'est là que Marina Garces l'a rencontré et que leur amitié s'est scel-lee. Depuis, Cheikhou Omar Balde – que tout le monde appelle « Omar » – a monté le projet solidaire Mayo, l'équivalent de la fondation Llindar à Dakar, deux restaurants et voit désormais « les choses en grand ».

Marina Garces témoigne de son attachement à ce lieu, «incarnation vivante d'une attitude anticatastrophiste, car il y a toujours quelque chose à faire ». «Résister, c'est insister et persister», appuie Begonya Gasch Yagüe, l'accueillante directrice générale de Llindar, autour d'un café qui s'étire jusqu'au milieu de l'après-midi. Résister pour qu'un projet tienne, insister parce que cela en vaut la peine. Espérer aussi, dit-elle, que des initiatives comme celle qu'elle a fondées cessent d'être marginales pour devenir banales.

Femme exemplaire

« Les hommes unis à la fois par l'espoir et par l'action accèdent, comme les hommes unis par l'amour, à des domaines auxquels ils n'accéderaient pas seuls », soulignait André Malraux, engagé au sein des Brigades internationales. Inspiratrice de L'Ecole de la pensée, un programme de conversations intellectuelles qui, à partir de 2019, se sont tenues gratuitement dans de nombreux théâtres, ou encore d'Espace blanc, un projet de pensée critique et expérimentale fondé en 2002, Marina Garces fait vivre l'intellectuel collectif. « C'est l'agent culturel d'une ville résolument progressiste », résume d'une formule Jordi Feixa, directeur des projets culturels de l'étonnante librairie Finestres. Celle-ci est composée d'élégantes enfilades de salles de lecture, avec fauteuils en cuir et canapés, sans compter des rayonnages de livres rangés de façon iconoclaste selon l'inspiration thématique de Mireya Valencia, libraire spécialisée dans les sciences humaines. On y trouve, par exemple, un rayon « mélancolie » ou « exemplarité », au sein duquel les ouvrages de Marina Garces sont exposés.

Si sa philosophie dessine une éthique, beaucoup la décrivent comme une femme exemplaire, capable de « tirer les leçons des luttes [qui n'ont pas été] gagnées ». Sollicitée, elle vient de quitter l'université ouverte de Catalogne, où elle dirigeait le master de philosophie pour les défis contemporains, afin de rejoindre celle de Gérone. Mais elle restera barcelonaise. « Le tissu social change, mais Barcelone reste toujours aussi résistante », observe-t-elle. Avant de regagner la France par la Costa Brava, la philosophie propose de faire une halte dans les deux villages de sa famille : El Port de la Selva, du côté de sa mère, et La Selva de Mar, du côté de son père. « Populaire d'un côté, bourgeoise de l'autre », résume-t-elle.

Pourtant bordés par la mer, les paysages de cette route qui mène à Portbou, où sont passés tant d'exilés fuyant le franquisme ou le nazisme, sont devenus arides comme des déserts. « Que tout continue ainsi, voilà la véritable catastrophe », écrivait le philosophe allemand Walter Benjamin, qui se suicida en 1940,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de là, menacé par la police espagnole d'être reconduit en France, alors qu'il quittait le territoire pour échapper aux nazis. Comment espérer dans un monde suffocant ? « Quand les imaginaires de la fin du monde saturent notre capacité à désirer et à imaginer, quand l'effondrement est notre seule certitude, nous ne pouvons faire confiance qu'aux gestes qui désobéissent à l'apocalypse », répond Marina Garces, selon qui les gestes qui « interrompent l'irréversible » sont aujourd'hui les « visages de l'espoir ».

NICOLAS TRUONG

Prochain épisode A l'heure du crash écologique, il faut « cultiver son jardin »


XAVIER LISSILLOUR

« LE TISSU SOCIAL CHANGE, MAIS BARCELONE RESTE TOUJOURS AUSSI RÉSISTANTE » MARINA GARCES philosophe


Image satellite montrant le porte-conteneurs « Ever-Given » en travers du canal de Suez (Egypte), le matin du 28 mars 2021. AFP

Un défi technique qui se paie cher

Suez, canal historique -5/6- Les navires qui empruntent cet axe maritime sont soumis à une réglementation stricte. Et les droits de passage peuvent atteindre 1 million de dollars

SUEZ (EGYPTE) - envoyé spécial

Pour le terrien, voir les navires passer sur le canal de Suez donne l'impression de voir des vaisseaux voguer dans le désert. Pour un marin, c'est une tout autre expérience.

« On passe notre vie en mer. La nuit, c'est noir. Le jour, c'est bleu. Alors, quand on traverse le canal, ça nous réchauffe le cœur. On a l'impression d'être à terre. On voit des gens aux terrasses des cafés, d'autres en train de se baigner, des voitures klaxonner... », confie Ravikumar Chawdary, dans un grand sourire, rencontré en juin.

Cet ingénieur indien de 45 ans vient de passer quatre mois sur un pétrolier de classe Suezmax, ces navires adaptés à la taille de l'axe maritime, qui peuvent transporter jusqu'à 240000 tonnes de brut pour les plus grands. Il s'enregistre à l'HôtelRed Sea, à Suez, avec son collègue Rey Salvi, navigateur originaire des Philippines, qui, lui, sort de six mois en mer. « C'est toujours une expérience de traverser un canal, que ce soit Suez ou Panama. Surtout la première fois. Pour les armateurs, c'est un gain de temps, mais aussi de carburant et sur l'usure des navires. Ils sont à la recherche de la moindre économie », explique le marin. Il confirme que la navigation dans le canal est délicate. Six pilotes égyptiens se sont succédé pour faire traverser le pétrolier sur toute la longueur. Le pilotage est obligatoirement assuré par des pilotes égyptiens de l'Autorité du canal de Suez, qui gardent la responsabilité de la manœuvre même si le commandant reste juridiquement responsable du navire. Un même transit mobilise généralement entre trois et six pilotes, qui se relaient à des points fixes, à Port-Saïd, à Ismailia et à Suez, chacun connaissant en détail la portion de canal dont il a la charge.

L'un d'entre eux, Cherin Husseini, rencontré le 10 juin, a conduit le Vendôme, porte- conteneurs géant, pour son premier passage dans le canal de Suez. C'est l'un des navires amiraux de l'armateur français CMA CGM – il mesure près de 400 mètres de long, est propulsé au gaz naturel liquéfié et peut transporter jusqu'à 24 000 «boîtes». « C'est toute une technique. La vitesse est limitée pour ne pas abîmer les berges dans le canal. Il y a des courbes, très difficiles à aborder avec des grands navires. Mais aussi des courants et parfois des mouvements d'eau inattendus à cause de la configuration du site », explique le pilote, âgé de 65 ans.

Les vaisseaux imposants sont justement sa spécialité. Cherin Husseini fait partie des familles du canal. Son père était ingénieur pour l'Autorité du canal. Lui a choisi la carrière de marin, pour voyager. Il a étudié au Royaume-Uni, a travaillé aux Etats-Unis, a longtemps été basé à Abou Dhabi. Il est revenu à Suez il y a six ans pour travailler pour l'Autorité. «Je travaille dix jours et suis en pause cinq jours. A présent, je suis heureux de rentrer le soir chez moi », dit l'homme.

Extrême sécurisation

Il témoigne à la fois de l'agrandissement des navires, notamment les porte-conteneurs, et de l'augmentation du trafic. Car 1956 a été un tournant à double titre : la nationalisation du canal, mais aussi l'invention du conteneur, qui allait à la fois révolutionner et standardiser le transport maritime. A présent, 90 % des marchandises circulent par la mer, car, malgré sa lenteur, la voie marine n'a jamais été aussi compétitive : « La part du transport excède rarement 1,5 % du prix final de certains produits : ainsi, l'acheminement d'un téléviseur de 700 euros ne coûte pas plus de 10 euros », rappelle Robert Solé dans son livre Suez. Histoire d'un canal à la croisée des mondes (Perrin, 2024).

Une estimation du coût du passage peut être faite en ligne sur le site de l'Autorité du canal de Suez. Il résulte d'un calcul complexe dont le but principal est de rendre le passage rentable pour les armateurs autant que pour l'Egypte. L'Autorité perçoit des droits de passage calculés en fonction du tonnage net de chaque navire. Les tarifs varient selon la catégorie du bateau (porte-conteneurs, vraquier, pétrolier, méthanier, GPL, etc.), le sens de navigation et son état – chargé ou vide. Le passage d'un porte-conteneurs géant chargé coûte généralement entre 700 000 et 1,2 million de dollars (entre 600 000 et 1 million d'euros environ); celui d'un grand pétrolier, entre 400 000 et 900 000 dollars. L'Autorité du canal ajuste régulièrement ses tarifs et propose des programmes de réduction pour certains itinéraires et opérateurs.

Le canal joue un rôle à part entière dans la compression des coûts de transport, comme l'explique Adel El-Lamei. L'homme, 60 ans cette année, est une figure de Port-Saïd : ancien chef de la municipalité, mais aussi directeur de l'entreprise familiale Mitchell Jr Shipping Company, une société de livraison de matériel maritime, et membre du Parlement égyptien, dans le principal parti appuyant le président, Abdel Fattah Al-Sissi. Il est membre de l'une des plus anciennes familles de Port-Saïd – son grand-père est né ici en 1889. « Le canal de Suez est une artère essentielle du commerce mondial, rappellet-il. On l'a vu avec la crise de l'Ever-Given », du nom du navire qui a obstrué le canal en 2021: « En six jours, pas loin de 400 navires se sont retrouvés bloqués. Quand tout va bien, jusqu'à 13 % du commerce passe chez nous », rappelle-t-il. Et justifie ainsi l'extrême sécurisation du canal: « Quand on voit tout ce qui se passe autour de l'Egypte, la façon dont Israël traite nos frères palestiniens, le Yémen, le Sou-dan, la Libye... Tout ce contexte nous pousse à protéger notre pays, donc notre canal. »

Celui-ci, pour suivre l'emballement du transport maritime, s'astreint à des régulières modernisations – pour des armateurs en recherche permanente de gain de temps et d'efficacité logistique –, mais surtout à une discipline efficace, pour faire traverser les navires en moins d'une journée. La procédure de passage est soigneusement consignée dans une bible de quelque 300 pages disponible, en anglais, sur le site de l'Autorité du canal. L'agent maritime à bord du navire doit déposer auprès d'elle une demande de passage quatre jours avant. A l'arrivée à l'entrée du canal, l'agent confirme les détails et le navire se voit attribuer une place dans le convoi du lendemain, puis va mouiller en zone d'attente.

Deux convois traversent chaque jour : l'un vers le sud (southbound), de Port-Saïd à Suez, l'autre en sens inverse (northbound), chacun subdivisé en sous-groupes, par vitesse et gabarit – les plus gros entrent en premier. Ces transits sont à chaque fois l'objet de manœuvres délicates. Comme en témoigne un ancien agent du canal, cité par Caroline Pi- quet dans son livre Le Canal de Suez. Une voie maritime pour l'Egypte et le monde (éd. Erick

Bonnier, 2018), un convoi, c'est « aussi difficile que de faire défiler une tortue, un lièvre et une girafe bien alignés ». L'espacement entre les navires est réglementé – au moins plusieurs centaines de mètres – pour limiter l'effet de succion sur les berges et les risques de collision. Le grand lac Amer sert de zone de croisement entre convois opposés. Le rythme et les créneaux sont fixés par l'Autorité pour optimiser le débit du canal.

Les travaux de 2015 ont permis de réduire les temps d'attente moyens pour le transit et d'augmenter la capacité théorique quotidienne d'environ 49 à environ 97 navires par jour, bien que cette limite maximale ait rarement été atteinte, sauf après le rattrapage post-Covid-19. Les remorqueurs escortent les plus gros navires et interviennent en cas de difficulté de gouverne, notamment par vent fort. Trois centres de contrôle du trafic maritime coordonnent l'ensemble: Port-Saïd, Ismaïlia (le centre principal) et Port-Tewfik, ville perchée à l'entrée sud du canal. Ces trois centres sont appuyés par 16 stations réparties le long du canal. Le déplacement des navires est suivi en temps réel. Le trajet dure aujourd'hui entre douze et seize heures, selon le sens et la vitesse.

Les accidents sont exceptionnels. La mésaventure de l'Ever-Given a d'autant plus marqué les esprits. Le 23 mars 2021, vers 7 h 40 heure locale, ce porte-conteneurs géant (400 mètres de long) entame son transit sud-nord. Une tempête de sable se déchaîne. Des rafales, chargées de sable, atteignent environ 70 km/h, réduisent la visibilité et gènent la manœuvrabilité du navire. La proue dévie inexorablement et rencontre la berge. Le navire tourne et la proue touche l'autre rive. L'Ever-Given s'échoue en travers du chenal au niveau du kilomètre 151, en un lieu où il n'est pas doublé, le bloquant donc totalement.

Il faudra six jours d'un travail acharné pour le décoincer. D'abord en menant un dragage intensif – environ 27000 tonnes de sable et vase sont retirées sous la proue et la poupe. L'Autorité a ensuite fait intervenir 14 remorqueurs, tirant dans trois directions. L'opération a profité d'une marée haute exceptionnelle le 29 mars : la pousse s'est dégagée vers 4 h 30 du matin, puis le navire a été entièrement remis à flot vers 15 h 05, avant d'être conduit au grand lac Amer pour inspection.

Une entité prospère

Près de 400 navires s'étaient accumulés de part et d'autre du point de blocage. L'accident n'a pas dissuadé les armateurs d'utiliser la voie. Le record a été atteint lors de l'année 2022-2023, le canal générant 9,4 milliards de dollars de revenus, soit un total de 25887 navires, transportant 1,5 milliard de tonnes de marchandises. A titre de comparaison, le canal de Panama a généré environ 5 milliards de dollars de revenus pour l'année 2023-2024.

Ces revenus ont permis de faire de l'Autorité du canal de Suez une entité prospère et soigneusement gérée. Quelque 15000 personnes y travaillent et bénéficient, comme pour leurs prédécesseurs de la compagnie, de nombreux avantages. L'autorité prend soin avec attention du canal mais aussi de son personnel, sans compter les espaces dont elle a la charge, des logements aux espaces verts, en passant par les installations sportives... Avec la zone commerciale de Port-Said et les zones industrielles de Suez et d'Ain Soukhna, un peu plus au sud, l'ensemble de la région du canal constitue aujourd'hui la plus grande aire urbaine égyptienne après Le Caire et Alexandrie, avec les taux de pauvreté les plus bas du pays, estime l'historienne Caroline Piquet dans son livre. Mais les attaques des rebelles houthistes du Yémendans le sud de la mer Rouge ont mis un terme à ces années fastes. Le coût des assurances a monté en flèche, contraignant les armateurs à dérouter via lecap de Bonne-Espérance. Depuis, le trafic a baissé de moitié et la reprise amorcée fin 2025 a été interrompeur par l'attaque américain-israélienne sur l'Iran, déclenchée fin février, provoquant la fermeture du détroit d'Ormuz et la chute du trafic pétrolier.

Le record de l'année 2022-2023 sera-t-il jamais battu? L'heure est au protectionnisme et à la relocalisation des industries. Le canal a certes subi plusieurs crises dans sa longue histoire, mais la façon dont il survivra à celle-ci n'est pas encore écrite.

SAMUEL FOREY

Prochain épisode Un laissez-passer pour les espèces invasives en Méditerranée

LES ATTAQUES DES REBELLES HOUTHISTES DU YÉMEN DANS LE SUD DE LA MER ROUGE ONT MIS UN TERME AUX ANNÉES FASTES

PRÉSIDENTIELLE 2027 : LE DEVOIR DE RESPONSABILITÉ DU MEDEF

ÉDITORIAL M

Le fait que le principal événement de la rentrée politique ait lieu, à huit moi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ors de la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REF, l'université d'été du Medef) n'a rien d'anecdotique. Cela montre la volonté de l'organisation patronale de jouer les premiers rôles lors de la campagne qui s'ouvre.

Jeudi 27 août, à Roland-Garros, où se tenait la REF, les sept principaux prétendants à l'Elysée ont ainsi échangé et répondu, côte à côte, aux questions sur leurs programmes économiques.

Patrick Martin, le président du Medef, entend donner une place active à son organisation, pour qu'elle soit « omniprésente » dans le débat politique, pour y imposer ses thèmes.

Le Medef, comme les syndicats de salariés, est tout à fait légitime à faire entendre sa voix et à exposer ses griefs aux candidats. Les patrons jouent un rôle de premier plan dans le dialogue social, et leurs inquiétudes face à une situation économique dégradée – dette record, mauvais chiffres du chômage, augmentation mondiale du prix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flambée des prix de l'énergie – peuvent s'entendre.

Cependant, ce droit d'intervention doit s'accompagner d'un devoir de responsabilité. Les employeurs doivent aussi entendre la nécessité d'une répartition des efforts d'économies qui passe, notamment, par la reconduction de la taxe « exceptionnelle » sur les grandes entreprises.

Ils doivent également sortir du blocage sur la question des retraites, qui sera l'un des sujets au cœur d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et l'une des priorités du prochain chef de l'Etat.

Lors du «conclave» sur le sujet, lancé en 2025 par François Bayrou, alors premier ministre, le Medef avait montré son intransigence, en particulier sur la prise en compte des métiers pénibles, dans les règles sur le versement des pensions. Les négociations avaient ainsi échoué après quatre mois de réunions. Le fil des discussions avec les syndicats doit se renouer. En ce sens, le début d'une reprise du dialogue avec les organisations de salariés dans le cadre de l'«agenda social autonome» est un signal positif.

Enfin, la responsabilité politique implique également la fin des ambiguïtés de Patrick Martin – vis-à-vis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 il dit ne pas savoir « répondre » quand on lui demande si Marine Le Pen est d'extrême droite. L'opposition à ce parti ne peut pas se résumer à la seule dénonciation de son programme économique.

Le danger du RN réside principalement dans son programme xénophobe, articulé autour de la préférence nationale, jugée contraire à la Constitution par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en 2024, et ses mesures de lutte contre l'immigration. Citons, par exemple, la restriction du regroupement familial, la suppression des allocations familiales pour les ménages étrangers, la suppression de l'aide médicale de l'Etat, la suppression du droit du sol.

En son temps, Laurence Parisot, la présidente du Medef entre 2005 et 2013, avait su articuler sa double opposition au Front national (l'ancêtre du RN), aussi bien sur les propositions économiques que sur le plan des valeurs. Un travail qu'elle avait synthétisé dans un livre, Un piège bleu Marine (Calmann-Lévy, 2011). Le Medef de 2027 doit s'en inspirer pour savoir de nouveau reconnaître un parti d'extrême droite.

Sophie Jehel Sur les réseaux, la protection des mineurs nécessite une meilleure régulation

Les discours de haine doivent être interdits sur les réseaux socionumériques, estime la professeure à l'université Paris-VIII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a censuré, vendredi 14 août, l'interdiction des réseaux socionumériques aux mineurs de moins de 15 ans. Le gouvernement et les parlementaires qui l'ont votée la considéraient comme une mesure nécessaire au regard de l'impact que l'utilisation intensive de ces plateformes par les mineurs a sur leur santé. Les membres de l'institution de la rue de Montpensier ont estimé que cette loi poursuivait un objectif légitime, à savoir la protection des mineurs, mais qu'elle s'opposait de manière frontale et disproportionnée à leur liberté d'expression et de communication.

Cette affirmation est d'autant plus intéressante que plusieurs pays démocratiques (le Royaume-Uni, l'Espagne, le Portugal et la Slovénie) envisagent la voie de l'interdiction aux mineurs pour résoudre le problème des atteintes à la santé mentale des adolescents – voie que l'Australie a ouverte.

Depuis plus de quinze ans, les plateformes de réseaux socionumériques offrent aux adolescents des modalités d'expression et d'accès à des espaces publics et privés qu'aucun média précédent n'avait proposées. Les usages qui s'y sont répandus sont intensifs et diversifiés. Ils répondent aux centres d'intérêt des adolescents, qu'il s'agisse de sociabilité conversationnelle, de recherche de reconnaissance sociale, d'information (culturelle et générale) ou encore de divertissement.

Les réseaux socionumériques représentent ainsi un moyen de réalisation de leurs droits culturels fondamentaux, reconnus par la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enfant. D'après une étude de 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udiovisuelle et numérique (Arcom) intitulée « Protection des mineurs en ligne : quels risques ? Quelles protections ? » et rendue publique en septembre 2025, avant l'âge de 13 ans, 62 % des mineurs utilisent l'une des plateformes (Snapchat, TikTok, YouTube, Instagram, Facebook, Pinterest). Au-delà de cet âge, ils sont 80 %. Selon l'Observatoire de l'audience des plateformes en ligne, mis en place par l'Arcom en 2024, TikTok et Snapchat sont de loin celles sur lesquelles les 12-17 ans passent le plus de temps, suivies de YouTube et d'Instagram, même s'il existe aussi des différences en fonction des milieux sociaux et du genre.

Certes, la vie des adolescents sur ces plateformes est «compliquée», comme l'a écrit Danah Boyd, chercheuse chez Microsoft, dès 2014. Depuis cette date, je mesure le ressenti des adolescents de 15-17 ans, grâce à l'Observatoire des pratiques numériques des adolescents en Normandie (Opnan), porté par les centres

"

LES PLATEFORMES NUMÉRIQUES RÉPONDENT AUX CENTRES D'INTÉRÊT DES ADOLESCENTS, QU'IL S'AGISSE DE RECHERCHE DE RECONNAISSANCE SOCIALE OU D'INFORMATION

d'entraînement aux méthodes d'éducation active et le Réseau Canopé [chargé de la formation continue des enseignants pour l'éducation nationale].

Il ressort que 60 % des adolescentes redoutent des formes de violences personnelles lorsqu'elles se connectent (contre 32 % des garçons), et que la moitié d'entre elles déclarent les avoir vécues au cours de l'année (36 % des garçons). Ces pourcentages sont encore plus élevés dans les filières professionnelles. Malgré la mise en œuvre de lois nationales et européennes, ils n'ont pas baissé depuis dix ans. Parallèlement, cependant, le nombre de comptes ouverts sur des réseaux sociaux et la précocité des inscriptions augmentent chaque année.

Actions de « sensibilisation »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a donc pris une décision tout à fait louable, en reconnaissant que les réseaux socio-numériques, d'ordinaire si décriés dans les médias, jouaient u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participation à la vie démocratique et [a] l'expression des idées et des opinions». A 15 ans, ils constituent la première source d'information pour les jeunes, relève l'Opnan. Toutefois, en France comme en Europ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et de communication n'est pas absolue.

Si une interdiction générale d'accès, y compris pour les mineurs, est anticonstitutionnelle, car contraire à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89 (article 11) et à la Convention européenne de sauvegarde des droits de l'homme (article 10), la protection de la démocratie, comme celle des mineurs, nécessite que les discours de haine et de discrimination, ainsi que les contenus qui menacent l'intégrité physique ou mentale des mineurs soient interdits.

La protection desdits mineurs nécessiterait également que les interfaces trompeuses, les dispositifs visant à capter le maximum d'attention (notifications permanentes, défilement infini, ouverture automatique des vidéos...), mais aussi l'évaluation automatique des relations entre les contacts, le contrôle de la présence numérique et l'usage des intelligences artificielles (IA) génératives soient restreints pour les plus jeunes.

Les solutions proposées aux jeunes et à leurs parents par les plateformes sont aujourd'hui insuffisantes, pour ne pas dire inefficaces. Les adolescents, comme j'ai pu m'en rendre compte dans le cadre de deux projets collectifs (Adoprivacy, soutenu par le Défenseur des enfants et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jeunesse et de l'éducation populaire, avec quinze collègues, mais aussi Enumine [Encadrer les activités numériques du mineur], appuyé par l'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ne sont pas informés de leurs droits numériques.

En outre, ils ne disposent pas de fonctionnalités simples pour les mettre en œuvre. Par ailleurs, les réseaux sociaux ne sont pas les seules entreprises numériques à porter atteinte à leur santé mentale ou à les pousser à développer des utilisations excessives. C'est aussi le cas de certaines grandes plateformes de jeu en ligne et probablement aussi d'outils d'IA générative que les adolescents et les préadolescents utilisent largement.

Au-delà de la régulation publique ou du contrôle public de l'autorégulation des plateformes se pose la question de l'éducation aux médias et au numérique. La nouvelle loi impose aux établissements scolaires de développer des actions de « sensibilisation aux effets nocifs d'une exposition non raisonnée aux écrans et au caractère addictif des réseaux sociaux, notamment au regard des enjeux de santé publique ». Or, le projet Adopriacy a confirmé que de telles actions de prévention étaient souvent perçues par les adolescents comme des discours bien plus culpabilisateurs qu'émancipateurs.

Les adolescents sont en demande d'informations et de connaissances sur le fonctionnement des réseaux socionumériques, comme sur celui des IA génératives. Cela suppose des temps de travail longs sur ces sujets, qui proposent des approches plurielles, à la fois juridiques, économiques, sémiologiques et techniques. Le risque des politiques d'interdiction est d'ériger en tabou dans l'école ce qui, en dehors, suscite le plus grand intérêt chez les adolescents, et de faire obstacle à des approches éducatives qui accordent une place aux expériences numériques des jeunes et à la coconstruction des savoirs essentiels.

Sophie Jehel est professeure de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à l'université Paris-VIII. L'ouvrage qu'elle a dirigé, «Adolescences et vie privée dans les mondes numériques», paraîtra en septembre aux Presses de l'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s bibliothèques.

À la croisée des m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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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现象学本质直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阿多诺/哈贝马斯)与批判话语分析(CDA)传统展开。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Le Monde (29.08.2026)


▌ 本日全报思想与文化深思雷达 (Intellectual &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Le Monde》所涉及的所有国际政治、安全、司法与社会议题后,以下 4 个具体事件在制度结构、权力技术与法理合法性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1. 【欧洲多国警惕俄罗斯混合威胁:民主制度面临挑战】 [F1_1, F3_6, F4_8, F5_9, F10_18]

    • 事件简述:欧洲多国(法、德、瑞典、丹麦、拉脱维拉等)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混合攻击(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破坏活动)威胁。挪威国防研究机构在2025年2月揭露亲俄黑客组织试图影响2025年9月立法选举的企图,但研究人员特别提到此次企图对投票本身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F3_6 🔍]。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在2025年记录了超过320次企图制造动荡的事件 [F4_7 🔍],并设立打击虚假信息网站"Melns uz balta"以防范可能的俄罗斯干预 [F4_8 🔍]。法国、欧盟和英国在7月13日共同宣布对九名俄罗斯公民以及四个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相关的实体实施制裁,英国当局在该名单中又增加了24人 [F5_9 🔍]
    • 制度批判切入点:该事件触动了主权权力的例外状态(Schmitt)与数字主权的制度化困境:各国在面对跨国网络威胁时,如何在保护民主程序与维持公共秩序之间寻找平衡?情报部门的双边合作(“伯尔尼俱乐部”)是否构成了新的超国家安全机制?[F5_10 🔍]
  2. 【法国议员因推文被控“美化恐怖主义”:司法程序与言论自由边界】 [F2_3 🔍]

    • 事件简述:不屈法国欧洲议会议员瑞玛·哈桑因在推文中引用1972年特拉维夫机场袭击者言论,被控“美化恐怖主义”。案件于7月7日开庭,10月19-20日审理 [F2_3 🔍]
    • 制度批判切入点言论自由的司法化边界:该案凸显了刑事司法对政治言论的介入,以及检察机关在言论审查中的角色扩张。检察机关是否在利用“美化恐怖主义”条款对特定政治立场进行选择性执法?
  3. 【摩洛哥律师罢工导致司法瘫痪】 [F17_32, F18_35, F19_37]

    • 事件简述:摩洛哥新颁布的律师职业改革法律引发律师协会持续100多天的罢工,导致该国约17,000名律师无法正常执业,司法系统陷入瘫痪 [F17_32, F18_35, F19_37]
    • 制度批判切入点官僚程序的排斥性功能:该事件揭示了法律改革的技术性排斥机制——新法律在形式上赋予律师更多权利,但在实践中因缺乏配套机制而沦为排斥工具。摩洛哥司法部长与律师协会的对抗,是否构成了国家权力对专业自治的系统性压制
  4. 【高中禁用智能手机在现实面前的挑战】 [F50_96, F51_98, F52_100]

    • 事件简述:法国高中将于9月1日起实施智能手机禁令,但校长们因缺乏监控设备与协商机制,面临无法执行的困境。许多学校只能在操场等特定区域允许使用手机 [F50_96, F51_98, F52_100]
    • 制度批判切入点数字化治理的技术性失灵:该政策在形式上体现了国家对数字化公共卫生的干预,但在实践中因技术条件与权力资源分配不均而沦为形式主义。学校作为准官僚机构,如何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执行国家政策?

▌ 精选核心专题深度思想论证 (In-Depth Dialectical Monograph)

专题一: 【主权权力的例外状态与数字主权的制度化困境:欧洲民主面对俄罗斯混合威胁的权力技术分析】

1. 制度现实困境深描(Institutional Dilemma)

欧洲多国在面对俄罗斯发动的混合威胁时,陷入了施密特意义上的“例外状态”(Ausnahmezustand)困境:一方面,民主程序的合法性要求国家必须保持中立与透明;另一方面,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与虚假信息攻势直接威胁到选举的公正性与社会稳定。挪威国防研究机构揭露的亲俄黑客组织试图影响2025年立法选举的企图 [F3_6 🔍],以及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记录的320次企图制造动荡的事件 [F4_7 🔍],凸显了主权权力在数字时代的技术性失灵:传统的军事与警察手段无法有效应对跨国网络威胁。

2. 权力机制与话语技术剖析(Power Mechanisms & Discourse Technology)

俄罗斯的混合威胁策略通过三重话语技术运作: - 去施事化修辞(De-agentivization):虚假信息攻势通过“算法传播” [F5_9 🔍] 的修辞,将责任归咎于“技术平台”而非具体行为体,从而规避国际法责任。 - 风险量化修辞(Risk Quantification):各国情报部门在报告中使用“320次企图制造动荡” [F4_7 🔍] 的数据化叙事,将复杂的政治干预简化为可量化的安全威胁,为权力介入提供合法性。 - 多边合作的技术性排斥:情报部门的“伯尔尼俱乐部” [F5_10 🔍] 虽名为合作,实则通过信息不对称与机密化排除了公民社会与议会的监督,构成了新的超国家安全霸权

3. 批判理论框架的历史资源对话(Critical Theory Dialogue)

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为理解欧洲当前困境提供了核心理论资源:主权权力在面对“敌人”时,必须通过例外状态暂时中止常规法律程序 [Schmitt, 1934]。然而,福柯的《安全、领土与人口》指出,现代权力技术已从主权权力转向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即通过风险管理与技术干预实现统治 [Foucault, 2004]。当前欧洲的混合威胁应对机制,正是这两种权力技术的混合体:一方面诉诸施密特式的例外状态(如德国的无人机袭击应对 [F3_5 🔍]),另一方面通过福柯式的治理术(如Viginum部门的数字监控 [F5_9 🔍])进行常态化管理。

4. 制度批判的当代延伸与政策含义(Contemporary Synthesis)

当代数字主权的制度化困境在于:如何在保护民主程序与维持公共秩序之间寻找平衡? - 短期策略:建立跨国数字主权机制,如欧盟的“数字服务法”(DSA)与“数字市场法”(DMA)的执行机构,赋予其独立调查权与制裁权,避免成员国间的碎片化应对。 - 长期策略:推动数字民主化,通过公民数字身份认证算法透明度立法,将数字主权从安全霸权转向公民授权的治理模式。例如,瑞典的“心理防御局” [F3_6 🔍] 虽在应对虚假信息方面发挥作用,但其缺乏公民参与机制,导致合法性危机。


专题二: 【言论自由的司法化边界:瑞玛·哈桑案与检察权力的政治化】

1. 制度现实困境深描(Institutional Dilemma)

瑞玛·哈桑案 [F2_3 🔍] 凸显了言论自由在司法程序中的制度性困境:检察机关以“美化恐怖主义”为由对其提起诉讼,但该罪名的模糊性使其沦为选择性执法的工具。更关键的是,该案涉及政治言论的刑事化,即通过司法程序对特定政治立场进行压制,这与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原则构成直接冲突。

2. 权力机制与话语技术剖析(Power Mechanisms & Discourse Technology)

该案的权力运作通过三重话语技术实现: - 法律程序的政治化:检察机关在24小时内启动程序 [F40_79 🔍],通过快速司法程序压制异议声音,避免公众辩论。这种“程序正义”的表象,掩盖了其政治压制的实质。 - NGO的司法骚扰:犹太教育组织(OJE)提交五项起诉 [F42_82 🔍],通过大量投诉 [F46_89 🔍]媒体狂热 [F43_83 🔍],将司法程序转化为政治斗争的场域。这种“诉讼武器化” [Luban, 2014] 使言论自由沦为权力博弈的筹码。 - 媒体的同谋:CNews等媒体通过深度伪造视频 [F5_9 🔍]选择性报道,制造“哈桑威胁论”的舆论氛围,为司法介入提供合法性。

3. 批判理论框架的历史资源对话(Critical Theory Dialogue)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指出,现代民主的合法性依赖于公共领域的理性辩论 [Habermas, 1962]。然而,瑞玛·哈桑案表明,当前的司法权力正在侵蚀这一公共领域:通过刑事化言论NGO的诉讼武器化,将政治争议转化为法律争议,从而排除了公众参与的可能性。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进一步揭示,这种司法化过程实际上是规训权力的一种形式,通过监控与惩罚机制,将异议声音转化为可控的对象 [Foucault, 1975]

4. 制度批判的当代延伸与政策含义(Contemporary Synthesis)

当代言论自由的制度化困境在于:如何在保护公共秩序与维护政治多元之间寻找平衡? - 短期策略:推动言论自由的程序正义,即通过独立司法机构对“美化恐怖主义”等罪名进行严格解释,避免其沦为政治压制的工具。例如,法国可以效仿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建立言论自由专门法庭,负责审理此类案件。 - 长期策略:建立公民监督机制,通过公民陪审团算法透明度立法,将司法程序从权力机器转化为公民授权的治理模式。


▌ 面向学者的制度研究开放性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1. 【数字主权的制度化困境:欧洲民主如何在跨国网络威胁中维持合法性?】 * 研究问题:在数字时代,主权权力如何通过例外状态治理术的混合体应对跨国网络威胁?具体案例如欧洲多国对俄罗斯混合威胁的应对机制,可以揭示数字主权的制度化困境合法性危机。 * 理论框架: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 福柯的《安全、领土与人口》+ 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2. 【言论自由的司法化边界:检察权力如何通过“美化恐怖主义”等罪名实现政治压制?】 * 研究问题:在当代民主社会中,检察权力如何通过刑事化言论NGO的诉讼武器化,将政治争议转化为法律争议?瑞玛·哈桑案可以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司法权力的政治化言论自由的制度性困境。 * 理论框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拉兹的《道德与法律理论》。

🔍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制度理性架构(Logos)与生活世界集体情感(Pathos)内在辩证机制展开。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Le Monde (2026-08-28)


▌ 本日全报生活世界痛感与情感政治深思雷达 (Lifeworld & Affective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报道后,以下 2 个具体事件在个体生命体验、情感撕裂与生活世界崩解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1. 【俄罗斯对欧洲选举的威胁与干预企图】 [F2_4, F3_6, F4_7, F4_8, F5_9, F5_10]

  • 事件简述
    • 2025年9月立法选举期间,挪威国防研究机构揭露亲俄黑客组织试图影响选举,但未对投票结果产生实质影响([F3_6 🔍])。
    • 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2025年记录超过320次企图制造动荡的事件,并设立网站“Melns uz balta”防范俄罗斯干预([F4_7, F4_8])。
    • 2026年7月13日,法国、欧盟和英国共同宣布对九名俄罗斯公民及四个与FSB相关实体实施制裁,英国追加24人(含GRU成员及虚假信息组织Rybar LLC成员)[F5_9 🔍]
    • 欧盟外交负责人卡娅·卡拉斯称:“当今的战争不仅是用坦克和无人机进行的,也是用谎言和算法进行的”[F5_9 🔍]
    • 欧洲情报部门在“伯尔尼俱乐部”内部进行密切合作,以应对外国干预[F5_10 🔍]
  • 情感政治切入点: 民主进程中的安全焦虑与信任危机。俄罗斯通过网络攻击、虚假信息轰炸等手段试图削弱欧洲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引发欧洲社会对制度脆弱性的集体恐惧。这种恐惧不仅是安全议题,更是对民主价值观的情感动摇

2. 【克塞尼亚·费多罗娃事件:驱逐与“潜逃”的政治象征】 [F6_11, F6_12, F7_13, F8_14, F8_15, F9_16, F9_17]

  • 事件简述
    • 2026年7月27日,法国以“涉嫌干预民主进程”为由驱逐克塞尼亚·费多罗娃(博洛雷集团俄罗斯门面人物),取消其居留许可并禁止在法工作[F6_11, F6_12]。
    • 费多罗娃自此“失踪”,通过《JDNews》和《星期日杂志》发表四篇评论文章,猛烈抨击法国政权[F6_12 🔍]
    • 事件在德国引发激烈辩论,多党政治人物要求关闭柏林的俄罗斯“间谍中心”(歌德学院分院)[F7_13 🔍]
    • 费多罗娃在《JDD》撰文指责法国政府刻意营造“俄罗斯干预”的执念,以转移对乌克兰腐败问题的注意力[F9_16 🔍]
    • 《JDD》主编拉斐尔·斯坦维尔称:“洛朗·努涅斯及其部门成功让人们相信费多罗娃是对民主的威胁,这种怀疑像病毒一样传播”[F9_17 🔍]
  • 情感政治切入点驱逐与反抗的象征性对抗。费多罗娃的“潜逃”被解读为对法国当局的公开挑衅,其媒体发声则将事件升华为关于“民主安全”与“言论自由”边界的公共论争。这种对抗揭示了权力合法性的情感裂痕:当局通过驱逐展示强硬立场,而费多罗娃则通过“失踪”与发声重新定义事件的叙事权

▌ 精选核心专题理性与权力辩证论证 (The Dialectic of Logos and Power Monograph)


专题一: 【俄罗斯网络干预与欧洲民主安全的情感政治:从算法战争到信任危机】

1. 系统理性模型解构(Deconstruction of Systemic Logos)

欧洲应对俄罗斯网络干预的体系,建立在一套以威胁评估、情报合作与制裁机制为核心的技术官僚理性模型上。该模型的假设前提包括: - 威胁量化:通过记录320余次“企图制造动荡”的事件([F4_7 🔍])和挪威国防研究机构的分析([F3_6 🔍]),将俄罗斯干预定义为可量化的安全威胁。 - 情报合作机制化:欧洲情报部门在“伯尔尼俱乐部”内部进行双边或多边合作([F5_10 🔍]),将干预行为视为跨国安全议题,而非单一国家的内政问题。 - 制裁的象征性正义:对俄罗斯公民及实体实施制裁([F5_9 🔍])被定位为对“假信息战争”的回应,其目标不仅是惩罚行为者,更是重建公众对民主体制的信心

然而,这种理性模型存在认知边界: - 威胁评估的局限性:挪威研究明确指出,亲俄黑客组织的攻击“对投票本身没有产生任何影响”([F3_6 🔍]),这意味着安全焦虑可能被高估。 - 情报合作的排他性:伯尔尼俱乐部的合作仅限于特定欧洲国家(不含奥地利),其信息共享的有效性存在边界[F5_10 🔍]。 - 制裁的象征性过剩:制裁名单中的Rybar LLC等组织以“在欧洲干预选举而闻名”([F5_9 🔍]),但缺乏对其实际影响力的量化评估。

这种理性模型的核心逻辑是:将民主安全简化为技术威胁的管理,而忽视了公众情感与制度信任的复杂性。


2. 生活世界真实痛感的现象学深描(Phenomenological Pathos)

俄罗斯干预企图引发的集体焦虑,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 制度信任的动摇: - 德国“Melns uz balta”网站指出,存在大量针对俄语公民(占人口近三分之一)的虚假信息轰炸([F4_8 🔍]),这种轰炸削弱了少数族裔对主流制度的认同,进而动摇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 - 欧盟外交负责人卡娅·卡拉斯的“谎言与算法”战争论述([F5_9 🔍]),将民主危机情感化,将其描述为对欧洲价值观的根本挑战。 - 安全焦虑的弥散: - 320余次“企图制造动荡”的事件记录([F4_7 🔍])虽未直接影响选举结果,但其象征性影响(如公众对选举公正性的怀疑)可能持续存在。 - 制裁措施([F5_9 🔍])虽具有象征意义,但缺乏对其长期效果的评估,公众可能将其视为“治标不治本”的政治表演。 - 身份认同的撕裂: - 对俄语公民的虚假信息轰炸([F4_8 🔍])不仅是信息操纵,更是对少数族裔身份认同的攻击,进而加剧社会分裂

这种痛感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它反映了当代欧洲社会中,技术威胁评估对制度信任的系统性侵蚀,以及情感动员对权力合法性的挑战


3. Logos 与 Power 的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俄罗斯网络干预与欧洲应对之间的冲突,是技术理性对权力合法性的辩证过程: - 理性的压制:欧洲通过威胁评估、情报合作与制裁机制试图压制俄罗斯的干预行为,将其定义为外部威胁,而忽视了内部制度信任的缺失。 - 权力的反噬:俄罗斯的干预企图(如虚假信息轰炸)通过情感动员(如对少数族裔的煽动)反噬欧洲的民主体制,进一步削弱公众对制度的信任。 - 隐性权力的觉醒:卡娅·卡拉斯的“谎言与算法”战争论述([F5_9 🔍])中蕴含的欧洲价值观捍卫,以及制裁措施中的象征性正义,试图重建权力的合法性,但这种重建是否能够超越技术理性的局限,仍有待观察。

这种辩证摩擦揭示了技术理性与权力合法性之间的张力: - 技术理性试图通过威胁管理维护民主安全,但公众情感与制度信任的复杂性使其效果受限。 - 权力合法性的重建,需要超越技术理性的局限,将情感动员纳入民主安全的框架。


4. 话语温度差与社会心理韧性诊断(Affective Prognosis)

对比制度端的冷色调语言与生活端的热色调语言,可以诊断当代欧洲社会的异化深度: - 制度端的冷色调: - 技术官僚语言:“威胁评估”、“情报合作”、“制裁机制”。 - 法律语言:“企图制造动荡”、“虚假信息轰炸”、“安全威胁”。 - 外交语言:“谎言与算法的战争”、“民主价值观捍卫”。 - 生活端的热色调: - 公众情感:“信任危机”、“身份撕裂”、“焦虑弥散”。 - 媒体叙事:“民主体制的脆弱性”、“少数族裔的煽动”。

这种话语温度差,揭示了技术理性对权力合法性的剥夺: - 情感动员的政治功能:制度通过冷色调语言压制情感表达,将民主危机定义为技术威胁,但这种压制只会激化公众对制度的不信任。 - 社会心理韧性的丧失:当制度信任被系统性侵蚀,社会的集体心理韧性逐渐丧失,转化为对民主体制的普遍怀疑

诊断结论:欧洲应对俄罗斯干预的体系过度依赖技术理性,而忽视了公众情感与制度信任的复杂性。未来的出路,在于将情感动员纳入民主安全的框架,让公众对民主体制的信任成为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专题二: 【克塞尼亚·费多罗娃事件:驱逐、失踪与媒体叙事的权力博弈】

1. 系统理性模型解构(Deconstruction of Systemic Logos)

法国政府对克塞尼亚·费多罗娃的驱逐,建立在一套以安全威胁评估、居留许可管理与象征性正义为核心的行政理性模型上。该模型的假设前提包括: - 安全威胁量化:费多罗娃被定义为“对民主进程的威胁”[F6_11 🔍]),其驱逐被正当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 - 居留许可的行政管理:驱逐决定取消其居留许可并禁止在法工作([F6_12 🔍]),将其边缘化,以防范其“潜在影响力”。 - 象征性正义的展示:驱逐措施被解读为对俄罗斯干预的强硬回应,其目标不仅是惩罚个人,更是向公众展示政府的“保护”能力

然而,这种理性模型存在认知边界: - 威胁评估的模糊性:费多罗娃被指控的具体行为(如“干预民主进程”)缺乏公开的证据支撑,其安全威胁的量化存在不确定性[F6_11 🔍]。 - 行政措施的象征性过剩:驱逐决定被解读为政治表演,其实际效果(如防范俄罗斯干预)可能有限[F6_12 🔍]。 - 媒体叙事的权力争夺:费多罗娃通过《JDNews》和《星期日杂志》发表评论文章([F6_12 🔍]),将事件重新叙事,挑战政府的官方版本。

这种理性模型的核心逻辑是:将个人行为简化为安全威胁,而忽视了媒体叙事对权力合法性的挑战


2. 生活世界真实痛感的现象学深描(Phenomenological Pathos)

费多罗娃事件引发的权力与反抗的情感对抗,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 权力合法性的情感裂痕: - 费多罗娃的“潜逃”与媒体发声([F6_12 🔍])被解读为对法国当局的公开挑衅,其行为重新定义了事件的叙事权,进而削弱政府的权威。 - 《JDD》主编拉斐尔·斯坦维尔称:“这种怀疑像病毒一样传播”([F9_17 🔍]),揭示了公众对政府“俄罗斯干预执念”论述的普遍怀疑。 - 言论自由与安全边界的张力: - 费多罗娃在《JDD》撰文指责法国政府刻意营造“俄罗斯干颁干预”的执念,以转移对乌克兰腐败问题的注意力([F9_16 🔍]),这种指控挑战了政府的叙事权,进而引发公众对言论自由边界的讨论。 - 身份认同的政治化: - 事件在德国引发激烈辩论,多党政治人物要求关闭柏林的俄罗斯“间谍中心”([F7_13 🔍]),这种要求将费多罗娃事件升华为关于“民主安全”与“言论自由”边界的公共论争

这种痛感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它反映了当代欧洲社会中,权力合法性对媒体叙事的系统性依赖,以及情感动员对权力边界的挑战


3. Logos 与 Power 的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费多罗娃事件中的权力博弈,是行政理性对媒体叙事的辩证过程: - 理性的压制:法国政府通过驱逐与居留许可管理试图压制费多罗娃的影响力,将其定义为安全威胁,而忽视了媒体叙事对权力合法性的挑战。 - 权力的反噬:费多罗娃通过“潜逃”与媒体发声重新定义事件的叙事权,其指控(如“刻意营造干预执念”)挑战了政府的权威,进而削弱其合法性。 - 隐性权力的觉醒:拉斐尔·斯坦维尔的“怀疑像病毒一样传播”([F9_17 🔍])中蕴含的公众对言论自由的捍卫,以及德国多党对“间谍中心”的批评([F7_13 🔍]),试图重新定义权力的边界,但这种重新定义是否能够超越象征性正义的局限,仍有待观察。

这种辩证摩擦揭示了行政理性与媒体叙事之间的张力: - 行政理性试图通过安全威胁管理维护权力合法性,但媒体叙事对权力边界的挑战使其效果受限。 - 权力合法性的重建,需要超越象征性正义的局限,将公众对言论自由的捍卫纳入权力治理的框架。


4. 话语温度差与社会心理韧性诊断(Affective Prognosis)

对比制度端的冷色调语言与生活端的热色调语言,可以诊断当代欧洲社会的异化深度: - 制度端的冷色调: - 行政语言:“安全威胁”、“居留许可管理”、“象征性正义”。 - 法律语言:“驱逐决定”、“取消居留许可”、“禁止在法工作”。 - 外交语言:“对民主进程的威胁”、“保护国家安全”。 - 生活端的热色调: - 公众情感:“权力合法性的裂痕”、“言论自由的边界”、“身份认同的政治化”。 - 媒体叙事:“刻意营造干预执念”、“怀疑像病毒一样传播”。

这种话语温度差,揭示了行政理性对权力合法性的剥夺: - 情感动员的政治功能:制度通过冷色调语言压制情感表达,将费多罗娃事件定义为安全威胁,但这种压制只会激化公众对权力的不信任。 - 社会心理韧性的丧失:当权力合法性被系统性侵蚀,社会的集体心理韧性逐渐丧失,转化为对权力边界的普遍怀疑

诊断结论:费多罗娃事件中的权力博弈过度依赖行政理性,而忽视了媒体叙事对权力合法性的挑战。未来的出路,在于将公众对言论自由的捍卫纳入权力治理的框架,让权力边界的重新定义成为社会韧性的新来源


▌ 面向学者的伦理与社会心理开放性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1. 【聚焦技术理性与民主安全的认识论边界】 * 欧洲应对俄罗斯网络干预的体系如何超越技术威胁评估,将公众情感与制度信任纳入民主安全的框架?卡娅·卡拉斯的“谎言与算法”战争论述是否能够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工具

  2. 【聚焦媒体叙事与权力合法性的辩证关系】 * 费多罗娃事件中的媒体发声如何重新定义权力的边界?这种重新定义是否能够超越象征性正义的局限,成为社会韧性的新来源

  3. 【聚焦情感动员与社会韧性的重建】 * 俄罗斯干预企图与费多罗娃事件中的集体焦虑与怀疑,如何转化为社会韧性的新来源?情感动员能否成为民主体制的“免疫系统”,抑或仅仅是权力合法性的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