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ération - 29.0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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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报刊态势与全景学术研判总览 — 2026-08-28

🌐 第一部分:全球宏观战略态势报告(SITREP)

今日综述:本日共全量采集并深度研判来自全球各大主流语系与核心地缘区域的 1 份权威报刊与学术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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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及全球其他媒体 (Asia-Pacific & Global Others) - 《Libération - 29.08.2026.pdf》周末剧集回归与乡村社交场所现状:法国多地小酒馆、咖啡馆等社交场所因关闭加剧被遗弃感,推动极右翼支持率上升;《解放报》实地调研科特达尔摩尔省、加尔省、卢瓦雷省等地现状。 - 《Libération - 29.08.2026.pdf》萨尼拉克-萨格里耶小酒馆P'tit Moutas的社区活力:萨尼拉克-萨格里耶村小酒馆P'tit Moutas由协会运营,提供游戏、晚餐、展览等活动,年预算仅2万欧元,志愿者无偿打扫,以收支平衡为目标;但被部分村民贴上左翼标签。 - 《Libération - 29.08.2026.pdf》夏莫尼居民对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的分歧: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令夏莫尼居民产生分裂:部分商家因赛事获利,但向导公司生意惨淡、预订量减少4-5倍;新当选中间派市长弗朗索瓦·穆捷面临调解压力。

💡 各大报刊的报道脉络呈现出高度多维的地缘博弈、制度转型、社会痛感与前沿科学突破。读者可通过下方【今日跨报思想雷达总矩阵】快速把握各报最具穿透力的思想理论对话与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或在【全景报刊分卷】中按区域细读每份大报的具体文章精要、制度权力批判与理性情感辩证。


🧭 第二部分:今日跨报思想文化与批判深思雷达总矩阵

本矩阵自动系统汇编当日全球报刊最具穿透力的 【思想与文化深思切入点】【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为学者提供一站式理论对话与现象学经验索引:

  • (本日暂未提取到独立的跨报思想雷达条目)

📚 第三部分:全景报刊分卷学术档案与精粹汇编

📍 亚太及全球其他媒体 (Asia-Pacific & Global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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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papers - 28.08.2026 - 29.08.2026
9 篇

周末剧集回归与乡村社交场所现状

  • 周末 / 剧集回归 / 周末剧集回归与乡村社交场所现状:法国多地小酒馆、咖啡馆等社交场所因关闭加剧被遗弃感,推动极右翼支持率上升;《解放报》实地调研科特达尔摩尔省、加尔省、卢瓦雷省等地现状。
  • 扬尼克·阿内尔的书 / 一个典型案例 / 萨尼拉克-萨格里耶小酒馆P'tit Moutas的社区活力:萨尼拉克-萨格里耶村小酒馆P'tit Moutas由协会运营,提供游戏、晚餐、展览等活动,年预算仅2万欧元,志愿者无偿打扫,以收支平衡为目标;但被部分村民贴上左翼标签。
  • 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 / 夏莫尼居民对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的分歧: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令夏莫尼居民产生分裂:部分商家因赛事获利,但向导公司生意惨淡、预订量减少4-5倍;新当选中间派市长弗朗索瓦·穆捷面临调解压力。
  • 电子游戏 / 高空飞行 / 比利时哲学家的「胶囊」理论:比利时哲学家提出「胶囊」理论,将其定义为技术化栖居环境(含实体与数字双重含义),批判贪婪连接与交易,主张重建与珍视事物的非功利性联系。
  • 剧集回归 / 西班牙剧集《瞬间解剖》讲述民主过渡关键时刻:剧集《瞬间解剖》以1982年西班牙未遂政变为背景,通过三位政治家(苏亚雷斯、卡里略、梅利亚多)的叛逆故事,描绘脆弱民主国家的艰难转型。
  • 电子游戏 / 英国音乐人萨姆·伊斯特盖特新专辑音乐风格:萨姆·伊斯特盖特以「LA Priest」化名发布新专辑,与Boys Noize合作,作品呈现摇摇欲坠的脆弱感与狂喜旋律,延续其标志性优雅与实验风格。
  • 扬尼克·阿内尔的书 / 法国作家路易丝·舍内维耶新作《我们的布兰妮》:路易丝·舍内维耶在《我们的布兰妮》一书中探讨母女关系枷锁,借助魁北克作家内莉·阿尔康的视角,主张「杀死母亲」以拯救自身,强调女性自由的不可逆性。
  • 一个典型案例 / 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什逝世:彼得·纳达什于8月26日辞世,享年83岁;其自传体巨著《光明在黑暗中闪烁》回顾1956年匈牙利革命,未获诺贝尔文学奖遗憾终身。
  • 高空飞行 / 意大利清真熟食产业在特伦蒂诺的崛起:特伦蒂诺大区Bomè等企业进军高端清真熟食市场,年营业额达2000万-5000万欧元,满足中东需求;法国餐饮商借此重拾意大利传统熟食多样性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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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本期报纸背后的结构性权力机制、普遍概念与具体事件之间的非同一性辩证摩擦。

⚖️ 理性与情感辩证深度研判 ➔ 立即阅读

解构冰冷制度治理(Logos)与民众真实痛感/集体情绪(Pathos)之间的断裂与隐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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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内部决裂 马琳·勒庞面临高层分裂

第8-9版

周末 剧集回归 第22-24版

扬尼克·阿内尔的书 一个典型案例 第32-33版

电子游戏 《星球大战:零号连队》 高空飞行 第27版

竞选专题 那些坚守的小酒馆

在乡村,这些最后的社交场所是抵御被遗弃感的珍贵堡垒,而这种被遗弃感正在助长RN的支持率。从科特达尔摩尔省到加尔省,再到卢瓦雷省,《解放报》进行了全法巡访。第2-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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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高体育馆 2027年6月12-13日

与WET LEG同台

法国印刷 / PRINTED IN FRANCE 比利时4,20,加拿大9,吉布提4,70,海外省4,60,西班牙5,00,希腊5,00,日本700,黎巴嫩4,70,卢森堡4,20,摩洛哥48,葡萄牙(大陆)5,卢旺达4,70,瑞士5,70,突尼斯6,80,土耳其4,70,非洲金融共同体区域3000

社论

保罗·基尼奥

坚持

这是关于锌制吧台、咖啡馆或小酒馆的故事,因此也必然是关于半满或半空的酒杯。先从空的说起:在布列塔尼、加尔省或索姆省——这些"被遗忘之地"早已没有邮局或面包店——小酒馆的关闭加剧了被排斥和孤立的感受。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用这些话语描述一切:"失去的共同体感"、"缺乏联系"、"孤独"、"社交荒漠"——这些话语也描述着一个个投票支持极右翼势力不断上升的地区。去年冬天,苏黎世大学一位经济学研究员的研究引发轰动,该研究建立了酒吧-烟草店消失与RN投票之间的关联。这一现象早已为人所知。它曾助长了"黄背心"运动——这种不满并非仅限于法国,但在即将到来的春季总统选举中将产生重大影响。在被遗弃感、自我封闭、老龄化、工作机会外流以及活动和服务集中于大都市的背景下,这些酒吧正在消失。上世纪60年代,法国曾有20万家此类店铺,如今已不足4万。在对这些村庄的巡访中——"人们只是睡觉,仅此而已,这正是[它们]的致命之处"——《解放报》也关注了那些半满的酒杯,以讲述拯救或重新开业的咖啡馆的重要性。这些故事讲述了地方议员的行动、拒绝接受宿命的协会、解冻的资金、重焕生机的村庄以及老人重新找到走出家门的理由。当然,预算紧张,一些项目也因资金不足而夭折——若非如此,情况会简单得多。但最终,这些集体能量与团结的故事值得被讲述。

社交凝聚力危机:乡村试图拯救酒馆

六十年间,80%的饮品销售点已消失。正值一项研究证明这些关闭对RN选票上升的影响之际,《解放报》记者走访法国各地乡村小酒馆及振兴这些关键社交场所的倡议。

撰文:阿芒迪娜·凯约、朱利安·热斯泰(驻酒吧特派记者) 摄影:大卫·理查德

调查报道

两个小伙子脚步匆匆冲进来,沿着空荡荡的主街疾行,街道两侧是石块垒砌的墙面。他们看起来口渴又坚定,但似乎对自己的决定有些不确定。面对他们紧张的大幅手势,酒馆老板把门微微推开:「我们要关门了!但行吧,就一个。只能来一个,知道吗?」老板笑着说。两人的表情放松下来。仅仅一个,但终归是一个——两个泥瓦匠在吧台前一饮而尽的淡色啤酒,借着这液体午餐的慰藉,他们感受到这份意外的休憩有多么珍贵。要知道,若非老板的通融,几周前这扇门早已紧闭。位于伊勒-维莱讷省圣雷米迪普兰村(820名居民)的这家小酒馆,在店主退休后无人接手,最终落下了帷幕。当他的朋友把胡子扎进泡沫中时,米歇尔描述起这六个月的消失如何足以“攻击头脑”,摧毁精神并缩小这个布列塔尼小镇的视野:「什么都没了,懂吗!我们要么工作,要么待在家里。我们封闭自己,这吞噬了士气……整个市镇都不复存在了。」若没有地方可去,除非驱车数公里穿过周围田野间蜿蜒的狭窄小路——这些路很快就会变得险恶——「有些人仿佛消失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

这家兼营烟草和食品杂货的酒吧——其名字本身就构成一份纲领与承诺——《相遇》(La Rencontre)——得以重生,首先要归功于市政府的主动作为。意识到在一个曾拥有多达半打其他酒馆(如今全都消失殆尽)的市镇里,失去的社交凝聚力有多么珍贵,市政府收购了房产与店铺,并负责修缮,恰到好处地修复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旧日风情。接着,新店主登上吧台后方,他们是通过" SOS Villages"装置在上法兰西大区发布的招聘广告找到的。年近六旬的弗朗斯·科尔东尼耶与伴侣正寻找这样一段乡村经营冒险,「安静,在乡下」,结束了一段多线职业生涯——从肉铺到军事工程,再到物流,还有过几段咖啡馆经历。他在这里重拾咖啡馆行业,地处雷恩与圣米歇尔山之间,仿佛在履行一种使命。「我们不求赚钱,而是要让乡村生活下去,发挥社会作用,」他解释道。「在这里,即使不一定认识每个人,我们也能看到他们来酒馆倾诉生活、悲剧,或仅仅是闲聊,稍微放松一下。」这种「非常有意义」的忏悔式交流令他感到满足。重新开业仅数日后,他在六月就感受到村庄重新焕发活力——甚至吸引了来自其他正在走向荒芜的村庄的顾客,这些村庄正被法国农村普遍存在的荒漠化侵蚀。

法国在1960年有200 000家咖啡馆和小酒馆,而当时全国人口还只有46 000 000。到2023年,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统计的咖啡馆和小酒馆数量仅剩38 800家:下降幅度超过80%。同一趋势下,邮局、火车站、商店等纷纷消失……但咖啡馆和小酒馆却无法像面包店那样被自助售货机取代,它们的消失在乡镇甚至整个地区留下了一种特殊的空虚与寂静,不仅加深了被遗弃的感觉,还滋生出不信任与封闭的反应,随着集体生活的贫瘠化愈演愈烈。

在穆萨克(加尔省)的南方烟酒店 2023年7月16日

于是,在农机穿梭与苏日镇(卢瓦雷省,850名居民)市政厅咖啡馆那扇关闭的卷帘门之间,昔日常客们带着怀疑的神情,得出了一个结论:这片土地已不再荒芜,而是沦为睡城。"小镇已经死了,"其中一人斩钉截铁地说,自疫情后那家最后的酒吧卷帘门再未升起。另一人叹息道,他们所在的博斯地区已沦为"失落之地"。新来的居民白天去奥尔良(距此仅20公里)工作和生活,"在这里睡得很香,但仅此而已——这正是要命的地方"。

《孤独之痛》

在今年冬天引起广泛关注的一项研究中,苏黎世大学经济学家暨研究员雨果·叙蒂尔指出,酒馆(法国国家赛马博彩公司 (PMU))关闭与国民联盟(RN)选票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并强调没有其他任何商业形态能像永久关闭的饮料店那样影响选民行为。当一家肉铺倒闭或一家小超市关门时,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往往早已在当地扎根,而当地经济长期以来也已陷入衰退。该研究证明,在法国各地,失去最后一家酒吧-烟草店往往标志着一个村庄开始缓慢滑落,与保留此类店铺的邻近集镇相比,差距日益拉大。在邮局、小杂货店的收银台前,排队等待的时间取决于你要取的包裹或采购的食品。失去其中任何一家,你首先面对的都是实际困难:必须重新开车,消耗更多燃料去更远的地方买同样的东西。而吧台遵循的是另一种经济学。人们在那里无所事事地逗留,所耗费的时间与其说与消费的东西相关,不如说与那些无偿流通的东西相关:纽带、相遇、偶然交流,它们在此扎根。

就像在图尔附近风光明媚的博蒙-卢埃斯托酒吧-小卖部(安德尔-卢瓦尔省,1810名居民)那样,在市政府十年努力振兴小商业后重获新生。在两轮饮品与几句俏皮话的交换间,晚间的常客们齐声赞颂这一聚会场所的不可或缺。这是一个备受珍视的缓冲空间,介于工作与家庭之间,若没有它,许多人甚至不会相识:「你瞧,这里有人住得相隔20公里,但我们都加入了同一个滚球俱乐部、同一个协会。」现年55岁的奥利维耶高兴地说道。

经济学家雨果·叙蒂尔强调:「我们正集体开始理解社交纽带作为公共财富的重要性。」乌贝尔化、工作的碎片化与使用方式的数字化,「我们最初甘愿接受它们,以换取购买力的提升,」研究者详述道,「但现在我们开始衡量失去了什么——从倦怠到日益加剧的孤独。」「政治-知识精英阶层

「自由、平等、博爱」誓言每天在咖啡馆上演;这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阿兰·丰泰纳 法国小酒馆与咖啡馆协会主席

「我们意识到,这种痛苦并非直接由我们承受」,他补充道,将黄背心运动视为这场危机的强烈表现,新冠疫情更令其雪上加霜:「这是一种集体的孤独之痛,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有体现。」2019年,一个旨在提升农村地区吸引力的跨部委行动计划投资该协会1000家咖啡馆,委以其在人口不足3500人的乡镇开设多功能场所的使命。六年多过去,其成果仍然有限。

作为法国小酒馆与咖啡馆协会主席,阿兰·丰泰纳正致力于以另一种方式将此事业制度化:他希望在2028年前,将法国小酒馆和咖啡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他看来,这将是「激发热情」的契机,让这些「社交场所」重焕生机,或许还能「为法国每个乡镇都拥有自己的小酒馆、多功能咖啡馆或售酒处奠定基础」。他声称已获得「爱丽舍宫的支持」,并不遗余力地为这些「抗抑郁剂」式的小店辩护——当「社交荒漠」滋生恐惧与孤独时,各种「疾病」甚至「极端主义」也会乘虚而入。「自由、平等、博爱」的誓言,每天都在咖啡馆里上演;那里上演着美好的故事——爱情、友谊、代际交流、世俗化。有时争吵,有时欢笑,有时泪水:这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黄金时代”已终结》

在加尔省穆萨克(1560名居民)的小镇上,米迪的酒吧烟草店的时光即将终结。七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店里仍有寥寥几位顾客——清一色男性。塞尔日·沃捷(63岁)一边忙着递上半品脱啤酒、一包万宝路香烟、一盒阿米戈彩票、抛出一句俏皮话,一边没空坐到那张黑色骷髅头皮革座椅上。柜台后,他目睹“年轻人,全是老面孔,全是足球队的”。周末时,他会一直营业,“只要还有人在”。

灰色护墙板上贴着一张退伍老兵的照片,身着黄色球衣。墙上还挂着整面墙的马赛足球俱乐部(OM)标志,剩余的斗牛士图案点缀其间。地面上,水泥方砖承受着洒落的饮料,依然光鲜。

最忠实的顾客在石板上写下名字和绰号——科科特、布莱罗、里普尔——放在装满零钱的纸杯里,承诺将来共享一顿大餐。

“年轻人,等我们关门的那天,他们会损失惨重。真可惜。”这位老板用沙哑的嗓音说道。他年轻时曾在当地夜总会当门卫,“那会儿有几十家夜店,现在全没了”。他开这家酒吧是“为了年轻人”,至少有一部分是。再往前走,16岁的马农从不踏足此地:“那不是我的伙伴们去的地方。”

这个村里唯一的咖啡馆,塞尔日和妻子——酒吧的女掌柜——开了二十年。他自己则是退休后当过卡车司机。“算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他总结道:夫妇俩已寻找接盘侠五年,“到处打广告,连在勒布浪克网上都发了”。收到的报价太低:“有些人以为用一把无花果就能买下一家咖啡馆。”

若无人接手,他们的王国将被肢解:四级酒类许可证(可销售各类酒精饮料)可能转给村里的餐厅,烟草经销合同则可能归报亭所有。

对面,昔日的市政厅早已人去楼空,距此仅几栋石屋之遥。“广场上将空无一物”,除了教堂——“但我们不去那儿,”塞尔日笑着说,“我的教堂就在这里。”一位顾客附和道。他们的“盛大弥撒”是乡村节,法国南部村庄在盛夏的必备聚会。今年节日也在咖啡馆前举办,“人山人海”。但塞尔日——一位怀念昔日时光的退休老人——接连感叹:“黄金时代”已终结。他回忆起过去“门不上锁,晚上把椅子搬到街上聊天。电视还没杀死交流”。

这群快乐的老人描绘出“新来者”与本地人之间的鸿沟。在被年轻人抛弃、“去有工作的地方”之后,街道上只剩下从未离开过此地的老人。

《对抗孤独》

面对这一悲观且似乎不可逆转的现状——乡村空心化为极右势力铺平道路——雨果·叙比尔(Hugo Subtil)的研究给出了另一种解读:一切并非无可挽回,因为一家店铺的重新开业就能(缓慢地)扭转下降曲线。这位研究者的结论甚至提供了若干建议,例如在“法国服务之家”(France Services)中增设社交空间。然而,时至今日,这些工程在总统选举前的辩论中几乎未能引起任何全国性回响。唯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玛丽娜·通迪耶(Marine Tondelier)今年5月在加来海峡省的一家法国国家赛马博彩公司 (PMU)(赛马投注站)上宣布的一对宏大计划:一个“拯救咖啡馆”计划,另一个“对抗孤独”计划,甚至还包括设立一个跨部委代表处:“我们不能将此任务仅交由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必须有国家层面的政策”,《解放报》(Libé)采访时,这位2027年候选人、生态主义者党(Les Écologistes)领袖如是说。她警告称,“被迫孤独”正影响四分之一的法国人,其致死危害堪比香烟或酒精。

2025年初,国民议会已通过前马克龙派部长纪尧姆·卡斯巴里安(Guillaume Kasbarian)提出的法律草案,以简化“四级许可证”(licence IV)的办理流程,从而便利在人口不足3500人的乡镇开设咖啡馆和小酒馆。来自厄尔-卢瓦省的议员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表示:“‘四级许可证’成本过高,这为本已复杂的模式再添一道阻碍”,而议会动荡已令该法案陷入无人问津的境地。一年后,塞纳-马恩省共产党参议员玛丽安·马尔加泰(Marianne Margaté)在参议院再次抨击“四级许可证的枯竭”——这些许可证被最赚钱的行业抢占,远离乡村——她将其称为“已沦为投机资产”,并呼吁“重拾其地方公益属性”。但在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和政纲中尚未占据显要位置之前,这一事业首先是由地方市长们在各自乡镇的实践中率先承担起来的。

在索姆省的特鲁瓦里维耶尔(人口1480人,位于亚眠至贡比涅的公路沿线),一家名为“角落餐桌”(La Table du coin)的店铺于6月底重新开业,而此前两年半的时间里,那里曾是一家早已衰败的餐厅。情形并不陌生:为避免空白持续太久,市政府买下了这栋沦为废墟的建筑,承担了主体工程的费用,而正是通过“ SOS乡村”(SOS Villages)的招聘公告,他们在里尔找到了如今掌勺的新店主——莱蒂西亚(Laetitia)和斯特凡纳·洛佩兹(Stéphane Lopez)。这对夫妇在餐饮业颇有经验,正在乡村寻找“有意义的项目”,正如莱蒂西亚所言:“在城市里,酒吧很快就沦为人们去‘灌酒’的地方;但在乡村,它真正成为我们聚会的场所。”她早有此感,但前一天还有一位邻居主动上前拥抱她并连连致谢,这份真情令她倍感震撼。

Le projet découle de la détermination de l'ancien maire, Joël Suin, décédé quelques mois avant de le voir aboutir. Celui-ci tenait à voir renaître à Trois-Rivières un lieu de rencontre, «même simplement autour d'un café», après une journée de travail harassante dans l'imposante cartonnerie située à l'entrée de la ville. Le frère du défunt maire, Mario Suin, 62 ans, porte un regard désabusé sur cette région à la fois rurale et industrielle, marquée par la fermeture de nombreuses usines et où le vote pour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progresse fortement. «Ici comme ailleurs, les gens restent chez eux, à regarder la télévision», déplore-t-il. «On ne s'instruit plus en se disputant comme cela se faisait autrefois au café, selon lui. Il y avait tout le monde, et on échangeait avec les anciens, qui nous transmettaient des savoirs. Y compris en s’engueulant quand on parlait politique. Maintenant, les gens se cachent plutôt que de chercher à se comprendre.»

Après avoir connu la désertification commerciale, avec une rue qui comptait une douzaine de commerces dans les années 1970, il lui suffit, à ses yeux, du retour d'un établissement ouvert toute la journée pour «faire du bien à tout le monde» et voir renaître la vie associative.

Le Café du Midi n'a pas trouvé de repreneur, même sur Leboncoin. Photos : David Richard

Parfois, la renaissance d'un café ne doit rien à une politique municipale ou à un dispositif, mais tout à une énergie individuelle. À Méry-Bissières-en-Auge (Calvados, 1 080 habitants), Aurélie Lecarpentier, 37 ans, ancienne technicienne qualité dans l'industrie, a rouvert Le Comptoir huit jours seulement après l'avoir racheté, en janvier 2025. Avec seulement 35 euros de fonds de caisse initiaux et «pas un kopeck» pour garnir les rayons en attendant que les subventions régionales tombent, elle ne s’arrête plus depuis. Son commerce allie épicerie et bar, entouré d’une diversification tous azimuts, guidée par ses intuitions qui «fusent», pour combler un vide à des kilomètres à la ronde et s’immiscer ainsi dans la vie des habitants sous toutes les formes possibles. Un bric-à-brac chaleureux où les bonbonnes Butagaz côtoient un bar à bonbons, des plateaux de fromages, des corbeilles de fruits et des gravures sur bois personnalisées, en attendant de développer une véritable offre de brasserie...

《寻找一丝喘息》

在附近没有自动取款机的情况下,她提供现金回扣——每次取款收取1欧元手续费,「总比开10公里车去取强」,若常客。她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三四次,转播重大活动,组织圣帕特里克节和7月14日舞会(还请了DJ)。「我尽力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她总结道,「有些人在开业前连家门都不出。」一年半的高强度运转,从吧台拉杆到杂货店收银台,赌注似乎赢了,还「有点小盈利」。但这成功仍岌岌可危。自1月开始清算的村里肉铺让她忧心忡忡:「如果人们去乐购买牛排,他们不会只买这一样,会把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采购。」在这些小镇,每一家幸存的商铺都在支撑着其他店铺。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一家倒闭可能拖垮下一家。

当天降甘霖般的接盘人或自然力量都未出现时,日渐衰落的社交场所还有第三条路:让居民自己接手。在特雷西尼奥(科特达尔摩尔省,670名居民),Mix咖啡馆已迎来11周年。这家优雅改造的老宅坐落于此,靠补贴——包括法国家庭津贴金(CAF)——和约40名志愿者提供的实物捐助维持,活动密集:音乐会、展览、工作坊。「咖啡馆的经济状况如今很健康,」76岁的弗朗塞特·勒加尔夫自项目启动起便参与其中,断言道。同样退休且是创始核心的于贝尔·坎坦回忆起这段两年空窗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当时对时任市长说,要么跟着我们干,要么我们把你赶下台——因为我们不想沦为一片荒漠。」如今这股动力已超越吧台:咖啡馆旁建起了社会住房,弗朗塞特·勒加尔夫认为,「因为有集体生活」,人口开始回流;一栋邻近的废弃建筑——昔日咖啡馆的遗骸——在堆放了半个世纪的泥土地面后,即将化身住宅重生。「成功的衡量标准是,如今连15公里、20公里外的居民——甚至远至甘冈——都将目光投向特雷西尼奥,」入职三年的志愿者洛朗斯透露。

在吉皮耶勒(伊勒-维莱讷省),"可能咖啡馆"(Café des possibles)将参与式模式推向极致:这家合作社式酒吧兼小卖部由近150名社员支撑——每股100欧元,并附带投票权。其社会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88岁的吕西,在当地农场长大,有六个兄弟姐妹,如今均已离世,她在这里重新找到了走出家门的乐趣,每天中午都会来同一张桌子吃午饭。起初几乎一言不发的她,如今已能主动坐到陌生人中间,与占据"她的"桌子的人闲聊并发起牌局。今年夏天,当热浪席卷该地区时,这家店迎来了"从未见过的客人":"外面还能呼吸的时候,人们就来这里寻找一丝喘息和些许陪伴,"30岁的阿齐利兹·吉拉尔——三名员工之一——说道。"这些相遇,有时能成事,有时不能。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们。"但残酷的算术依然存在:这家咖啡馆"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并引发了创造联结这一使命的可行性问题。每年缺口达1万至1.5万欧元——迄今为止通过疫情后的众筹及市镇与市镇联合体的补贴弥补——以填补经营活动无法消化的赤字。8月中旬,一项新的募捐活动启动,以支付供应商货款和维持工资,同时为重新思考模式的轮廓争取时间。

在周边地区,布列塔尼密集的纯粹协会式咖啡馆网络有时表现更好——无需支付工资——但模式的轻巧并非万能:"有些咖啡馆,如朗古埃的‘坎比斯’(La Cambuse),告诉我们,有时对他们而言,开门比关门还要贵,"阿齐利兹称。这些场所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问题依然存在:谁愿意为之买单?

《"对号入座"的好咖啡馆》

利涅·亨利(Lionel Henry)是蒙特勒伊勒加(Montreuil-le-Gast)镇的市长,该镇有2100名居民,位于雷恩以北约十五公里处。当他发现镇上最后两家商店在一周内相继关门后,便决定邀请居民"投身其中、亲力亲为",将一处旧神甫住宅的底层改造成由志愿者协会"la Conviviale"共同经营的咖啡馆——家长们还能让孩子在昔日神甫的花园里奔跑。这一尝试立即获得成功,但这位民选官员仍保持谨慎:"最难的是确保长期有人认为拥有村庄商店很棒,但他们也必须经常光顾,让这些店铺得以维持下去。"

"千家咖啡馆"协会的座右铭是"对号入座的好咖啡馆"。该协会负责人卡米耶·塞博(Camille Sebaux)解释道:"在一些没有固定场所或经济潜力开展常驻业务的乡镇,流动咖啡馆是一种替代方案。"她表示,流动咖啡馆"近年来真正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如今遍布全国——从在洛特省乡间巡回的"莫提小酒馆",到在下莱茵省乡镇活跃的"伙伴柜台"。在加尔省,59岁的伊莎贝尔·埃尔南德斯(Isabelle Hernandez)是一名曾在社会文化行业工作的前雇员,受"意义丧失"危机影响,她于2025年驾驶"锌先生卡车"(Monsieur le Zinc Truck)投身其中,并依托特许经营网络。她的巡回路线覆盖五个村庄,其中包括有560名居民的蒙提尼亚格(Montignargues)。七月的一个周四晚上,十五人聚集在卡车改装的露台上争论:当地从前到底有几家咖啡馆?是一家、两家,还是四家?这场争论无法定论。可以确定的是,如今那里一家都没有了,除非每周一次——当彩色餐桌和啤酒机出现时。夏天,烤面包片伴着蝉鸣;冬天,则是汤和热红酒。总而言之,"这能创造联结",伊莎贝尔·埃尔南德斯总结道,尽管"财务上仍很困难"。"这是我们周四晚上的弥撒",33岁的洛伊克(Loïck)感慨道,"在这里生活了三十二年"。在村里,聚会机会寥寥,镇长韦罗妮克·普瓦涅-桑热(Véronique Poignet-Senger)指出,他们甚至"没有[酒类]许可证来组织节日庆典",于是便把卡车请了过来。

形形色色的经营模式——市政、合作社、协会、流动式——无不隐含同一个认知:单靠市场或许已不足以支撑乡村咖啡馆的生存。在加尔省的卡诺勒-阿尔让提耶尔(Canaules-et-Argentières,480名居民)镇,市政府曾在2022年将邮局腾空的场地改造成多功能咖啡馆,并由"千家咖啡馆"协助运营,资金由国家、大区和欧盟共同承担65%。然而两年后,咖啡馆还是关门了。镇政府方面总结道:"实际运营情况与我们的设想不符。"在该协会支持的约200家咖啡馆中,有近五十家已歇业——这背后是项目、地域与经营者之间的匹配问题。然而,这种模式最终在2024年,卡诺勒-阿尔让提耶尔镇"重生":一位新经营者集多职于一身,掌管"法图"(Le Faitout)——既是厨师、小店主、应急面包师、酿酒师,也是酿酒商,月租仅150欧元。镇上的老年俱乐部在此找到了食堂,足球队找到了据点,音乐家们则有了本地舞台。这,就是"对号入座"的好咖啡馆吗?

《永恒的问题》

在东部,加尔东河蜿蜒穿过峡谷,距离于泽斯仅10公里的萨尼拉克-萨格里耶(840名居民)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但安托万·谢(70岁)指出,这或许正是它的“问题”所在:“除了我附近的四个邻居,我谁也见不到。大家总是开着车,路上打个招呼就过去了。”这位退休银行从业者如此描述。除非每周三个晚上,小酒馆"P'tit Moutas"开门营业。自2023年起,由他担任主席的协会经营的这家咖啡馆提供游戏、集体晚餐、展览、诗歌或音乐晚会以及各种工作坊。今年7月,店内装饰全是折纸风格。周一可在此购买当地的有机鸡蛋和面包;周四,菜农会在此分发蔬菜篮。"于泽热地区接待难民公民委员会"有时也会使用这些场地。“我们想在村里做些事情。这创造了一种活力,也提升了我们周围生产者和艺术家的工作价值。”主席说。在年预算仅20 000欧元、“零工资”的情况下,志愿者甚至负责打扫卫生,且消费价格自由,其目标“不是为了营业额,而是为了收支平衡”。

在P'tit Moutas,人们夏天在露台上度过,冬天则围炉而坐。但该咖啡馆“也并未聚集所有人”,31岁的牧民阿加特·莱韦克坦言。她在村里长大,并作为农民工会成员认为,这个地方在无意识中仍被“贴上左翼标签”。这是一个“中高等阶层”和“新近居民”的咖啡馆,而非“拥有固定生活”的老家族,“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是永恒的问题:如何建立联系?”面对“自我封闭”,同样来自工会的70岁老人安妮·拉尔代仍希望相信“一点一滴”正在创造的“共享时光”。她总结道,这场斗争也在柜台前上演,因为“一切都是政治的”。

世界

尼泊尔洪灾:“早已失去一切的社区再次被摧毁”

专访

本周三泥石流的袭击为这个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带来了新的创伤。该国在2015年经历双地震重创后,又于去年遭遇洪灾。美国人类学家杰里米·斯普恩解释道。

采访:纪尧姆·帕若

周三袭击尼泊尔与中国边境的泥石流已造成至少584人死亡(其中尼泊尔579人、中国5人)及2500余人失踪(其中包括4名法国人,法国外交部已确认)。在2015年双地震及2015年、去年洪灾之后,位于喜马拉雅山麓、连接徒步和朝圣路线的尼泊尔北部地区受灾尤为严重。

自2004年起,美国波特兰大学教师兼研究员杰里米·斯普恩长期在尼泊尔农村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这位人类学家讲述了该国高海拔村庄如何在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中挣扎求存。

本周三尼泊尔与中国边境的洪灾有多严重?

这场洪灾极其猛烈。它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于上午突然袭来,而我研究的尼泊尔北部地区居民正在田间劳作、赶集或引导朝圣者与游客——正值徒步季初期。这是一个地区,也是连接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重要交通要道。

尼泊尔北部去年曾遭遇严重洪灾,2015年还发生过两次地震...

这场新灾难与2015年4月和5月的地震同样可怕[这些地震在尼泊尔造成近9 000人死亡]。洪水还袭击了那些在2015年已失去一切的民众,他们是该国最贫困、最边缘化的人群之一。地震后,他们被安置在低海拔的临时安置营,并决定留在那里,以获得更多安全感、更接近道路和经济机会。这些社区如今被洪水彻底摧毁。

该地区的自然灾害是否越来越频繁?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年间,这些喜马拉雅社区面临的最持续风险确实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和不稳定灾害,如滑坡、冰川湖溃决引发的洪水以及地震活动。然而,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也展现出韧性并适应这些变化,依靠当地知识、创造力和文化传统,如在陡峭山坡上修建梯田用于农业和畜牧业、组织社区资源共享仪式,或实行劳动力互助。

此类灾难对尼泊尔社会有何影响? 尼泊尔是一个根植于祖传土地的社会。当灾难切断这种联系并导致人口迁移时,也可能阻碍甚至终结那些在困难时刻提供支持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安全网。当地社区正在全国各地修建道路以连接农村社区;在洪水灾区,道路被摧毁,随之消失的还有这些新的经济前景。在2015年地震及其灾难性后果中受害的某些地区,重建和发展的进展已被完全推倒重来。

尼泊尔媒体的一些文章批评政府对灾难缺乏预见性。您如何评价当局的准备工作?

要将问题放在背景下看,2015年的地震带来了重要变化,如通过新宪法实现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促进地方决策控制,制定建筑规范和集中电网,以及建立灾害准备计划。当时,政府的重建计划总体成功地为居民提供了重建受损或被毁房屋所需的资源,采用了抗震方法。这些创新增强了应对未来灾害的能力,但这些灾害(如冰川融化及其下游影响)仍难以预测和提前应对。

印度,失踪者家属的焦虑

约有一百名印度人在该地区失踪,这里是众多印度教朝圣者往来的通道。记者联系到了其中几位失踪者的家属。

在突如其来的洪水摧毁尼泊尔北部与西藏接壤的特鲁苏里河谷三天后,许多家庭焦急地等待着亲人的消息。周五晚间,当地当局表示仍有约百名印度公民失踪。

该地区是印度教朝圣者前往西藏朝拜冈仁波齐峰(喜马拉雅山脉最高峰,湿婆神居所)的路线之一。周三上午9时左右,百余名朝圣者正在吉隆口岸等候,这是首个遭洪水袭击的地点(详见下文)。

“当我看到中国海关被洪水冲毁的视频时,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瞬间袭来。”工程师塔马吉特·戈什(Tamajit Ghosh)回忆道,他的姑姑和叔叔正在前往冈仁波齐峰朝圣。“他们前一天还给我们打电话说,团队中有人没有过境文件,因此推迟至26日出发,”他叹息道,“如果他们能如期在25日抵达西藏,现在早已安全了。”

在失踪者中,有80人隶属于精神领袖萨德古鲁(Sadhguru)创立的伊莎基金会。该基金会负责旅行事务的负责人仍惊魂未定:“我们在洪灾前十分钟还与吉隆的团队通话,一切看似正常,没有任何预警!”

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地区的影响早已为人所知,但缺乏预警系统令阿贾伊·夏尔马(Ajay Sharma)愤怒不已——他的妹妹在吉隆失踪。“为什么不监控这些敏感区域?系统出现了故障。”在他看来,这场灾难并非完全不可预测:“这些变化是长期积累的。风险管理到哪里去了?”

自周三起,这些家庭便陷入难以忍受的等待中。

“我无法再思考,大脑一片空白。”塔马吉特·戈什低语道,“看到那些画面后,我很快意识到希望渺茫。”而阿贾伊·夏尔马则试图保持乐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收到妹妹的消息,告诉我他们平安。”

由于周四再次发布洪水警报,救援行动一度暂停,一些家属决定前往尼泊尔寻找亲人。“我们拨打了当局提供的所有号码,填写了无数表格,却仍杳无音信。”安雅·阿胡贾(Anya Ahuja)解释道,她的姑姑和叔叔也在伊莎基金会的团队中。最终,他们决定前往加德满都,逐一探访各家医院。

随着尼泊尔本周末将迎来暴雨,救援行动可能再次放缓。未来数日将是寻找幸存者的关键时刻。

西里尔·沙尔庞捷(Cyrille Charpentier) 新德里特派记者

中国在沉默与紧急之间

约700名救援人员周五抵达了位于严重灾区中心的吉隆口岸。有关这片被北京封锁的藏区的信息仍然极其有限。

画面触目惊心。它们象征着泥石流和洪水周三袭击西藏,随后袭击尼泊尔时的凶猛。在短短约30秒内,连接中国与尼泊尔的吉隆口岸被彻底吞没。在视频最后清晰可见的画面中,摄像机拍下了数十人逃离洪灾的场景。之后,一切都变得模糊并被掩埋。边境综合设施及其停车场——位于Lhende Khola河畔——也在几秒钟内被摧毁。吉隆周边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规模仍不清楚且零碎。种种迹象表明,损失将极为惨重。该市是一处旅游、朝圣(尤其是印度朝圣者)和中尼工人往来的重要通道和商业要道。周五,当局公布的死亡人数为5人,而前一天他们还提到有3人死亡和558人失踪。这些数据与画面所呈现的严酷现实极不相符。

在这片被中国严密控制的藏区,有关遇难者和幸存者的信息极为匮乏。信息匮乏既因北京不允许任何独立观察员进入该地区,也因当地因灾害与世隔绝,且一座湖泊濒临决堤,进一步阻碍了救援部署。

中国国家电视台CGTN派出的团队仅能抵达距吉隆口岸7公里处。周五,约700名救援人员最终徒步或乘坐橡皮艇抵达最严重灾区,经过多次努力。

仅有的几张在线卫星图像以及解放军直升机拍摄的罕见画面显示,该地区已被夷为平地。没有一栋建筑物仍然矗立。桥梁、任何基础设施均荡然无存。

北京将此次灾害视为绝对优先事项。李强总理周四晚即赶赴现场。他会见了灾民和救援人员,并要求“及时透明地发布信息”。北京掌控着所有信息发布。官方媒体仅提供零星信息。

他们主要致力于展示疏散、救援设备以及救援人员协调行动的努力,却未能解答疑问。新华社周五中午的一则电讯称,“吉隆区499名村民和建筑工人以及555名游客已被疏散、转移并安置。[...] 目前没有游客滞留。”但无法获悉更多关于他们的位置、来源及其与仍有558人失踪之间可能的关联。这些失踪者可能已被埋在泥石流下。

阿诺·沃莱兰

RN:弗朗索瓦·迪维耶,被女老板驱逐的亲商顾问

在候选人于法国雇主协会(Medef)发表演讲之际,周四宣布撤回这位与商界关系密切的经济顾问,为该党的开学季增添了一丝不和谐的音符。据本报了解,他曾怂恿其宠儿若尔当·巴尔代拉宣布参选总统。

撰文:夏洛特·贝莱什、尼古拉·马索尔

在画面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缺席。周四,玛丽娜·勒庞抵达法国企业家大会(由Medef组织)时,身边簇拥着保镖。与她同行的有让-菲利普·唐居伊及其他几位议员。然而,若尔当·巴尔代拉并未出现在罗兰-加洛斯球场。同样缺席的还有国民联盟盟友埃里克·西奥蒂——这位推动极端自由主义路线并主张右翼联合战略的人。片刻后,雇主联合会的集会演变为内部澄清:据《费加罗报》报道,巴尔代拉的经济顾问弗朗索瓦·迪维耶——这位与商界关系密切的顾问——将不会参与总统竞选。而在企业家面前,勒庞则重申了自己的基本立场。「这传递的信号是灾难性的,」一位国民联盟干部沮丧地表示。表面上看,他的离职是自愿的,实则是玛丽娜·勒庞亲自将其逐出。在接受BFM电视台采访时,她离开辩论现场后直言:「这是我希望的。」在某些勒庞派系成员看来,这位前经济顾问的所作所为是一种「不忠」,在一些人口中更被视为「背叛」:据本报了解,他曾怂恿其门生若尔当·巴尔代拉,通过宣布自己参选总统来超越玛丽娜·勒庞。

这场悲剧在今年夏天7月7日下午于国民联盟总部上演,当时总部位于巴黎十六区全新的科尔唐贝尔街,二十余名干部在焦虑中等待玛丽娜·勒庞是否会宣布参选。巴尔代拉早已心知肚明:他的女老板走进他的办公室,直视着他的眼睛告诉了他这一决定。她只逗留了不到半小时,便前往顶层与律师及亲信闭门不出。这位二号人物以处理事务为由,将自己与幕僚、弗朗索瓦·迪维耶及诺尔文·奥利维耶(其前女友,也是勒庞的侄女,现年27岁,出任竞选活动的新任通讯主任)困在房间里。他的政治前景顷刻间崩塌,而他本人曾对未来充满憧憬。

信任破裂

这位前金融家半开玩笑地提议道:「你必须走到外面,面对媒体,宣布参选。」绕过天然候选人?被激怒的奥利维耶(Nolwenn Olivier)赶忙去向相关人士通报正在酝酿的阴谋。两周后,勒庞给迪维耶发来一条简短的信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信任已破裂,并通知他不希望他参加次日举行的政策研讨会。这位经济顾问只能咽下苦果。他向巴尔代拉提出疑问:是否应取消他为其在9月份承诺的活动?国民联盟主席(RN)回答他不必。即便如此,迪维耶仍被边缘化。这位前斯泰兰的得力助手并不需要政治来维持生计。经过一个夏天的思考,他在法国企业运动组织(Medef)辩论当天上午宣布了决定。「这是自由的好处。」他于周五上午在《解放报》上如是对记者说。

就在这位前助手离职的同一天,玛丽娜·勒庞在面对企业家们的预选站台上做出了一个对国民联盟(RN)自由派倾向不利的裁决。这位候选人尽管可以承诺取消生产税、废除压制法国经济的标准、宣布一项高达1250 亿欧元的巨额节支计划,但她的副手们尽管对左翼呼吁加税遗产的主张感到震惊,但有一项社会标志性政策却引起了关注。在总统候选人大辩论中,加来海峡省(Pas-de-Calais)的女议员确认了她维持养老金改革计划的立场——这一内部争议多年的议题。正如《解放报》此前所揭露的,这位候选人正式确定了恢复最低退休年龄至62岁的方案——对于20岁或更早开始工作的人,退休年龄为60岁。她评估这项改革的成本为90亿欧元;而据自由派智库蒙田研究所估算,成本约为此数的三倍。对弗朗索瓦·迪维耶而言,这一决定并非易事。一如既往,在这个政治家族中,私人关系、政治与金钱早已交织在一起。2022年,候选人曾在诺曼底金融家的庄园里,在孩子们的玩具中间,修改了她在两轮选举之间的辩论稿。同样是在凡尔赛,在迪维耶夫妇位于凡尔赛的宽敞豪宅中,她也曾与这位金融家的妻子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她当时称之为一个真正的「部落」——一起度过数个夜晚,讨论政治,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取得进展。2023年,Otium的老板与斯泰兰合作,收购了吕埃-马尔迈松的别墅——让-玛丽·勒庞及其女儿们的产业。

这笔交易对家族而言可谓漂亮:2012年以72万欧元收购的房产,最终以250万欧元的价格转手,净赚180万欧元。

霍拉提归来

与此同时,迪维耶扮演着资方开路先锋的角色,试图消除资方对极右翼政党的顾虑。在玛丽娜·勒庞于2025年3月在欧洲助理案中被一审判决后,他与巴尔代拉走得更近,认为后者对其自由主义影响更为敏感。他还在为即将开启的竞选活动寻找贷款。这项任务何其艰巨:2022年,该候选人最终在1月底时勉强从一家匈牙利银行获得贷款。这位顾问的离去可能令竞选活动再度陷入同样的财务困境。一切回到原点,魅力攻势宣告终结。「她甚至没有给他打电话,只是发了条短信,之后他便离开了。我对他们如此行事感到震惊。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例子,说明他们如何对待他人,」一位顾问表示,在他看来,勒庞在经历此事后很难再吸引到华丽的支持者。

玛丽娜·勒庞的办公室主任安布鲁瓦兹·德·朗库尔,被许多人视为迪维耶的盟友,却仍留在核心阵营,忠于候选人。作为竞选纲领起草人的他,需在10月24日至25日于奥尔良举行的党代会前完成草案,但现在必须与霍拉提派系重新合作。据本报了解,这个由高级公务员和管理者组成的非正式俱乐部(成员大多年事已高)自2015年起便为玛丽娜·勒庞效力,如今重新活跃,并承诺将由更年轻且更贴合社会现状的公私部门骨干取而代之。朗库尔因被指在密室中运作而受到勒庞副手的指责,未能通报其主题小组的组成及进展,现已开始定期与负责霍拉提派系的欧洲议员安德烈·鲁热交换意见。

变节与固步自封

与其说是对一个原本被视为国家主义阵营在自由派攻势下的意识形态再掌控,霍拉斯的回归更像是老一代忠实的勒庞追随者对新加入者——被国民联盟(RN)的选举推动吸引而来的新人——的报复。一种变节与固步自封的现象,最终由家族势力的锁死而彻底定型:姻亲菲利普·奥利维耶、亲姐玛丽-卡罗琳、侄女诺尔文,以及另一位侄女玛丽昂·马雷夏尔——据运动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后者可能被委以重任。这是一种典型的勒庞式防卫本能,上世纪90年代,在分裂前,布鲁诺·梅格雷及其支持者曾将其称为“摩纳哥式蜕变”。《解放报》采访的一位新加入者分析道:“在顾问团中,有牧羊犬,也有看门狗。有些人希望我们只围绕玛丽内展开,以此扩大影响力。但这必须停止——我们不能这样搞竞选。”核心争议在于最终纲领的定稿,许多忠实信徒不愿看到其被颠覆。“有人甚至想把它放进一个雪球里滚动。”同一位顾问愤怒地表示。尽管杜维耶已离去,战斗仍在继续。巴尔代拉的态度则令外界更加困惑:这个夏天,他忙于驾驶水上摩托、调制鸡尾酒,与伴侣玛丽亚·卡罗琳娜·德·波旁-两西西里周旋,并埋头撰写第三本书。

近几个月来,这位“备胎”候选人(未对《解放报》的采访请求作出回应)大部分时间都在昔日特别顾问家中度过,一边上经济学课程,一边试探性地为其女上司的退休金改革方案“放气球”。据《解放报》了解,国民联盟主席并未出席勒庞家中为准备Medef秋季活动而召开的两次会议。与他之间的信任是否也已破裂?官方说辞已成套路:“玛丽内和若尔当保持密切联系”;“他们的关系是个黑匣子”……但一位消息人士质疑:“当玛丽内在同一栋楼里敲定自己将成为候选人时,若尔当·巴尔代拉、弗朗索瓦·杜维耶和诺尔文·奥利维耶在同一间屋子里做什么?”答案可能会令竞选活动受到重创。

Le BHV,帕利2的“失落”业主?

与其所声称的相反,该品牌的新经营者卡尔-斯特凡·科唐丹(Karl-Stéphane Cottendin)已向房东表明其意图:停止在伊夫林省(Yvelines)的帕利2购物中心的运营。据《解放报》(Libération)获悉,他要求房东为80名员工的裁员买单。

撰文:伊斯梅里·韦尔涅(Ismérie Vergne) 摄影:斯特凡·拉古特(Stéphane Lagoutte)/ MYOP


调查

在伊夫林省勒谢奈(Le Chesnay)这座极其奢华的帕利2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上,想在价值数万欧元的豪车之间找到一个空位,需要格外注意。在这个八月底的一个周一下午,大批法兰西岛(Francilien)居民在铺着仿大理石地砖的商场走道中穿梭,走道两侧摆放着皮革沙发和巨型实木假柱。

然而,只要跨过百货公司BHV的大门,这里自1969年起便占据了12,000平方米的三层空间,对比之 stark(强烈)立刻显现。闲逛的顾客寥寥无几,货架空空如也,一片寂静。商场的喧嚣几乎无法唤醒这片被遗弃的区域。这种情形与数月来位于巴黎四区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的标志性“BHV玛莱”号(BHV Marais)如出一辙。

必须承认,自2023年11月起,这两家巴黎商店的商业资产被“高端百货公司集团”(Société des grands magasins,简称SGM)——由臭名昭著的弗雷德里克·默林(Frédéric Merlin)掌舵——收购后,BHV便一路下滑。情况严重到伊夫林省的这家店已命悬一线。据本报了解,弗雷德里克·默林在今年6月将这两家BHV转让给其副手卡尔-斯特凡·科唐丹(Karl-Stéphane Cottendin),而新业主现已决定放弃帕利2的BHV。

若在SGM之前,该店由老东家老佛爷百货(Galeries Lafayette)掌管时已亏损十五年之久,CGT帕利2工会代表克里斯蒂安·庞塞(Christian Poncet)断言:“如今的营业额仅为当年同期的5%至10%。”预计今年年底的年销售额勉强达到140万欧元,而8月份的销售额预计将以19万欧元收官。问题出在集团对供应商的巨额债务——约8000万欧元——导致品牌和产品纷纷撤离。BHV的资金枯竭,令其无法向供应商下达任何订单。

为掩饰颓势,二楼的男装被迁至一楼与女装合并,实际上放弃了部分楼层。沿着一面墙,数十个纸箱整齐码放,上面仔细标注着“木质衣架-夹子”、“卡洛尔塑料衣架”、“李维斯夹式衣架”等字样,静静地堆积在阴影处。“这些不过是衣架,它们见证了我们曾卖出的一切,如今却所剩无几。”一位员工低语道。货架上商品全无,库房货架同样空空如也。然而,这家内部誉为“瑰宝”的商店本应大有可为。坐落于巴黎西部富裕地带,毗邻凡尔赛宫和拉塞勒-圣克卢(La Celle-Saint-Cloud),帕利2购物中心被业界评为法兰西岛最成功的商场之一,年客流量超过1200万人次。其客户群购买力强劲,对BHV的定位青睐有加。

一位女员工倚靠收银台,谈及现状时几近落泪。她身边的DIY用品货架空空如也。“自10月份以来,我们没收到过任何灯泡、胶带、电池或螺丝。”她绝望地说。在她看来,这些货架是最惨淡的区域之一:下午收银台的营业额仅为1300欧元,约40笔交易,而前一天仅为500欧元。“我做梦也想不到在周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曾是周六才有的最佳业绩。”这位拥有35年工龄的老员工悲叹道。

「我们已经到了人生尽头,这太折磨人了」

由于缺乏顾客,员工们只能等待时间流逝:不停地刷手机、闲聊,把刚打开的东西又折起来……「最难熬的就是要不断面对顾客的问题。『为什么这里空荡荡的?你们在装修吗?什么时候关门?』」一名销售人员唉声叹气地说。更难熬的是,他们根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受够了,已经到了人生尽头,这太折磨人了。这种心理和社会压力让人难以承受。」另一名员工补充道。许多人甚至表示自己「在等待解脱」,厌倦了「无法对未来做任何规划」。

员工们对未来极度悲观,而他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据本报了解,卡尔-斯特凡纳·科唐丹今年7月初向其新业主——加拿大投资基金Brookfield寻求帮助。该基金自今年5月底起拥有商场建筑产权(二楼部分面积除外,这部分直接租给Unibail-Rodamco-Westfield(URW),即商场的运营方)。他向Brookfield提出新的资金援助请求,以换取提前归还全部商业面积(截至9月底),条件是后者需为因经济裁员而失业的员工提供补偿。实际上,BHV Parly 2的80名员工(2023年为118人)根本无法安置到里沃利店,后者早已人满为患:640名员工(2023年为1000人)在15 000平方米的销售面积上运营,而原本面积为45 000平方米。

最初,BHV Parly 2应在7月底前腾出一层和二层的一半面积,以便Brookfield启动装修工程,特别是用于开设自有店铺并对外出租。BHV最终仅计划占据三分之一的一层和二层的一半面积。7月底和8月底,执达员在巡查时发现,这一承诺并未得到落实。

然而,卡尔-斯特凡纳·科唐丹在7月20日接受《解放报》采访时仍坚称「帕尔利(Parly)是BHV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并强调「将重新聚焦家居业务,如同里沃利店一样」。他大肆吹捧这家巴黎地区最美商场之一,称其已全面翻新。「我们拥有梦寐以求的地理位置,对面就是苹果店和食品区。我们有一家漂亮的商店,拥有忠实的BHV客户群。」然而,这个集团早已无力承担巨额运营成本,顾客稀少。

为关闭帕尔利2店,该负责人向业主提出新的经济要求:放弃360 000欧元租金(今年夏天BHV未支付)及「锦上添花」地承担BHV欠URW的年租金(500 000欧元)。卡尔-斯特凡纳·科唐丹厚颜无耻地要求业主承担员工的裁员补偿金。

「这有点像股市:只要你没卖出股票,就不算亏损。只要卡尔-斯特凡·科唐丹没交还那些面积,他就觉得自己还有机会榨取更多钱。」

一位接近该案件的消息人士称

对于这最后一项要求,虽然经营者最初曾要求一笔1000万欧元的资金,但他已下调了目标,现仅寄望于略低于500万欧元。然而,据内部估算,考虑到员工的工龄和年龄,社会计划的成本至少在2,5百万欧元左右,这一金额被严重高估。「如果没有确保资金仅用于员工,我绝对不会签署任何就业保护计划,」Christian Poncet断言道。「我需要员工得到妥善安置,我并非贪得无厌,只是希望一切能干净利落。」

目前,工会代表与管理层之间尚未进行任何正式讨论。当《解放报》(Libé)就此次谈判询问BHV管理团队时,对方强调其「[重振BHV的]项目,将其打造成马雷区与帕尔利2购物中心的大型百货」。

该集团对供应商的债务约为8000万欧元。

但据本报了解,布鲁克菲尔德(Brookfield)已在今年2月向BHV预支了4至6百万欧元(共计8百万欧元),用于补偿即将释放的部分面积,目前该公司愿与BHV展开谈判,但前提是后者需证明其未陷入支付停止状态。然而,无论是房东还是工会,都无法拿到这一证明,而经营者却坚称自己并未处于此种境地。这一僵局促使劳工监察部门向巴黎检察院提起诉讼,怀疑BHV存在支付停止行为。对布鲁克菲尔德而言,在缺乏充分财务担保的情况下资助租户,无异于冒险被指控提供不当支持。但该资产管理公司也急于摆脱租户:「他们几乎不需要任何装修。空间是最省钱的,也是回报最快的,他们能立即实现盈利,而且他们擅长此道,毕竟他们是房东,」一位熟悉谈判的消息人士分析道。

数月来,房东与经营者在履行合同义务及面积返还问题上陷入胶着。一位接近该案件的消息人士愤愤不平地表示:「这有点像股市。只要你没卖出股票,就不算亏损。卡尔-斯特凡·科唐丹也是如此思考。只要他没交还那些面积,他就觉得自己还有机会榨取更多钱。」

对员工的工具化利用

到了这种地步,卑劣的手段都被允许了。据我们了解,在7月底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向工会代表提议签署一份预先拟好的致业主的信函。据《解放报》查阅到的草稿,该信函以“BHV Marais工会联合会”名义签署,将“商场围绕家居领域的重新定位”描述为“具有前景”,并将“希音品牌的离场”称为“机遇”。这些立场和话语与工会组织的真实态度完全不符。此举意在利用员工向业主施压,要求其再次释放资金,尽管业主已预付款项。

信函中写道:“数月来,员工们接受了重大约束,以便按照您的要求快速归还商场面积。……然而时至今日,这些牺牲仍未换来商场重振所需的投资与支持。……我们恳请您明确表态支持BHV Marais的重振,并履行[财务]承诺以助力这一新阶段。”据悉,该高管收到了对方的断然拒绝。当被问及此事时,BHV Marais的管理团队未对此事予以确认。

但该团队并未放过继续向业主施压的机会,使用了与上述伪造信函相似的说辞。BHV Marais管理团队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评论称:“在Parly 2和BHV Marais,问题如出一辙:Brookfield要求释放商场面积并需履行其赔偿承诺。为推进BHV Marais的重振计划,我们需要所有人的动员与各方承诺的落实。业主当前的立场正危及重振计划。”

ULTRA-TRAIL 勃朗峰超级越野赛接近终点

这项体育赛事的主赛事于周五鸣枪起跑,从本周初开始就令夏蒙尼人潮汹涌。面对参赛人数和噪音污染的持续增长,各界呼吁赛事应恢复到合理规模。

撰文 弗朗索瓦·卡雷尔 《解放报》夏蒙尼特派记者

街道拥堵、停车场和酒店爆满、所有次级道路上乱停车、酒吧和餐厅露台被蜂拥而至的游客占据、巨型展商村和粉丝区在勃朗峰广场上、终点门廊、栅栏、领奖台、教堂小广场上的大屏幕和遮阳棚……本周,夏蒙尼(上萨瓦省)的所有空间都被超级越野跑者占据。为期八天的赛事让这座城市成为全球户外狂奔的首都,日夜随着勃朗峰超级越野赛(UTMB)的节奏振动。

这项著名的夏蒙尼原创赛事——围绕欧洲屋脊176公里的山径,累计爬升超过10 000米,约2500名跑者——于周五晚鸣枪起跑,但从周一开始人潮就已汹涌。该赛事的官方名称是"霍卡UTMB Mont-Blanc",实际上汇集了七项其他官方越野赛,距离从15公里到300公里不等,整周依次进行。数字令人瞠目:总计11400名跑者及其25 000名陪跑者,来自世界各地;2600名志愿者;数百名装备品牌和跑步用品的供应商、员工、记者;以及数以万计的热情观众。

尽管部分赛事起跑于意大利或瑞士,但所有赛事的终点均设在夏蒙尼市中心,那里的人口密度达到顶峰。除官方赛道外,品牌活动、产品发布、狂欢晚会、测试、友好竞赛等活动也纷纷登场。「UTMB每年都在规模上更进一步,」体育社会学家奥利维耶·贝西评论道,他长期观察这项赛事。「尽管跑者人数稳定,但陪跑者、围观者、媒体和网红数量持续增长;品牌方大肆扩张,对城市的侵占性占用愈演愈烈。夏蒙尼当地人感到被剥夺,许多人选择逃离。」

《压抑的氛围》

在空无一人的成衣店里,娜塔莉气得直跺脚:“这对我来说是糟糕的一周:我每天只有两个顾客。我们再也不能随意开车出行,什么都得精打细算——出行、采购……她谴责道:“压抑、紧张的氛围”“顾客至上”“露营车随处停放”“噪音扰民”,并总结道:“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的追梦者们还在梦想它,我们却做起了噩梦。”其他

夏莫尼居民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比如热拉尔,一家公寓旅馆的门房:“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是山谷一年中第三繁忙的时段!”亨利·佩约-佩尔坦,六家超市和食品杂货店的老板,雇有120名员工,怒气冲冲地说:“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一周。夏莫尼人可别表现得像被宠坏的孩子!”

在向导公司,首席向导雅克·屈诺摇头叹息:“这周生意惨淡,预订量比平时少了四到五倍。许多向导和陪同人员早已习惯在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期间离开山谷。”向导公司总部就设在终点线后方,此刻已被警戒线和告示牌围得水泄不通,以防游客随地便溺或在树丛中大小便。“我从未见过今年这么多人,”老向导叹息道,“这对山谷来说太过分了。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已沦为巨型商业活动,远离了体育和登山精神:必须缩小规模。”

夏莫尼居民对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日益增长的不满并非新鲜事,但在今年通过新当选的中间派市长弗朗索瓦-泽维尔·拉芬之口,这种批评已上升为官方层面。批评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曾是其竞选主题之一,上任后他立即与组织者展开合作,在2026版本中强制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将展商村面积缩减近三分之一、缩短市中心赛道、限制品牌活动……

周五,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UTMB)鸣枪起跑。该赛事

碳足迹削减

不够:他决定将与UTMB集团(在29个国家举办64场越野赛、年营收3000万欧元)的对抗公开化。“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是独一无二的优秀赛事,但已被时代超越,”他在办公室里强调——为躲避广场上扩音器的轰鸣(扩音器就架在市政厅脚下),“其商业模式必须转型,规模必须与山谷相适应。居民不应再被轻视。”他本人也是一名越野跑者,进一步阐明其“政治信息”:“我们必须让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重获可接受的接受度,并实现可持续影响。”

「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人。这对山谷来说太多了。UTMB已沦为一个巨型商业活动,远离了体育与山脉。」

雅克·屈诺 Chamonix向导团队负责人

Chamonix-Mont-Blanc山谷市镇联合体主席的他并非孤立。下游山谷小镇Les Houches的新任无党派(exécologiste)市长斯特凡纳·拉加尔德也明确表示:「我们这个已变得如此脆弱的山谷,还能容忍一个不断膨胀的私营全球性活动多久?」他强调UTMB「理应存在」,但「其未来表现将体现在能否与我们的环境转型与脱碳项目相契合」。尽管「赞赏UTMB已采取的环保举措」,他仍认为「力度远远不够。必须将参赛人数减半,其余问题会随之解决」。

共汇集11400名参赛者、25000名陪同人员及2600名志愿者。摄影:杰夫·帕舒德。法新社

户外运动反气候变暖组织「保护我们的冬天法国」(POW)与UTMB合作,后者承诺在2030年前将碳足迹减少20%。该非政府组织刚公布2025年版数据:24 400吨二氧化碳当量,较2024年下降3%:「这是第一步,但远远不够——若不制定参与人数与航空运输的减量策略,UTMB将无法兑现气候承诺。」POW负责人安托万·平分析道,「只要不改变体育赛事体系,这将成为无解难题。」他指出赛事在冰川所在的山体举办,「冰川正是气候变暖最快的象征」,并向组织者发问:「你们拥有改变的杠杆,趁政策强制前行动。你们将被认作首批采取行动的先驱!」

「我们已做好适应准备」

UTMB负责人伊莎贝尔·维瑟-波莱蒂(Chamonix原创赛事创始人的女儿)坚称将「承担领导者的责任」,并「与所有相关方共同推进」。她表示「理解市长们的诉求」,「认同他们收回活动规模控制权的意愿」,但明确表态:「单靠减少参赛人数无法降低对当地居民的滋扰,真正要做的是优化活动生态圈——观众、品牌、媒体……」她拒绝收紧UTMB对广泛跑者群体的开放政策,或放弃其国际化定位。她提醒UTMB已实施的交通政策——参赛者必须乘坐当地班车,为选择低碳出行的跑者提供注册奖励——并呼吁将争议置于全球经济与环境大背景下:「冰川融化不是UTMB造成的!」今年秋季,市长与组织者将共同筹备2027年版赛事,在省政府监督下进行。由于赛期恰逢环法自行车赛世锦赛在Sallanches举办——位于Chamonix山谷入口处,「两者无法并行,结构上根本不可能。」斯特凡纳·拉加尔德判断。伊莎贝尔·维瑟-波莱蒂则保证:「我们已做好适应准备。」这将成为UTMB「重新定位的强力信号」,并「为未来奠定基础」,弗朗索瓦-泽维尔·拉芬信心十足。谈判注定激烈。

「必须与地方政府开展合作性工作」

克里斯托夫·勒佩蒂,体育经济学家,分析了当地居民和民选官员对超级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UTMB)规模膨胀的反对声浪的原因。他呼吁引入第三方调解,以摆脱这场危机。

对于克里斯托夫·勒佩蒂而言,作为利摩日体育法与经济研究中心(CDES)的体育经济学研究主任,专注于体育发展与体育赛事影响的领域,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UTMB)正在经历的危机,是对大型体育赛事规模与成本日益激烈争议的典型体现。

您如何看待公众对UTMB的热情? UTMB是一项大众赛事,向任何希望投身个人冒险的爱好者开放,而不仅仅是专业人士。这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体育民主化,曾经仅限精英参与的运动如今得以普及。跑步和户外运动早已风靡,新冠疫情后更是加速发展:对封锁的反弹、重新与自然连接的意愿。这导致户外体育赛事的参与者数量、吸引力、规模和收入都出现了极其显著的增长。

同一现象也出现在Ironman集团的赛事中,而后者正是UTMB的合作伙伴。后者在越野跑领域的特殊性——这也解释了其Chamonix赛事的热度——在于其在2022年创建了一个广泛的国际赛事网络。他们通过整合现有赛事或新建赛事,构建了一个漏斗系统,将不同级别的赛事引向Chamonix,作为最终赛事。

您对山谷市长们的反应感到意外吗? 他们的立场虽然激烈,但反映了大规模且普遍的排斥情绪。与此同时,Chamonix市长却向赛事组织者伸出合作之手。所有体育赛事组织者,无论其性质如何,都需要与地方政府开展合作性工作,后者通过直接资助或间接提供设备、空间和公共服务等方式,为赛事平衡做出贡献。问题在于,私营赛事组织者与地方政府在被迫合作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前者永续增长的商业利益与后者的经济社会承受能力,以及保护当地生态系统的迫切需求。

您认为UTMB有能力实现规模收缩吗?

「衰退问题并非不合理,因为它涉及与居民的使用冲突」

这类案例屈指可数。衰退问题并非不合理,因为它涉及与居民及经济行为者的使用冲突,以及碳排放量的减少,但UTMB Group能走多远?其影响将不可避免,其商业模式依赖于11000名参赛者。如何弥补损失?谁来承担?如何提供支持?对当地经济也将产生影响,例如住宿数量。这一切都需要深入诊断,并进行必不可少的相互倾听。我不确定他们能否在夏蒙尼完成此事,除非有第三方调解者介入。一场由当地居民代表组成的公民会议,在专家陪同下,或许是一个解决方案……

弗朗索瓦·勒佩蒂特 体育经济学家

采访者 弗朗索瓦·卡雷尔


拥有儿童色情制品: 一名市长被判处十八个月缓刑

埃里克·斯卡拉诺(Eric Scarano),塞塞托勒莫孔迪市(诺曼底)市长,在多个平台上交换带有性暗示的信息和拼贴图片。周四被判有罪后,他尚未就可能的辞职表态。

图片:塞尔比梅


在布卢瓦,奥利维耶·福尔周五提醒道,他需在9月15日前申报参与社会党初选,但他「有资格」参选。

在布卢瓦,社会党人只关心初选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除非出现不可思议的转折,奥利维耶·福尔将在未来几周内参与其政党组织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阵营初选,以选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然而,社会党第一书记福尔仍希望再等一等再宣布参选。他本可以在周五于卢瓦尔-谢尔省布卢瓦开幕的社会党夏季大学上,借助政党聚会之机宣布参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福尔的密友吕克·布鲁西表示:「我们不想让初选破坏布卢瓦的氛围。」并补充道:「我们不能让初选影响布卢瓦。」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当天在谷物大厅的走道上,所有人都只在谈论初选。

10点45分。第一书记福尔刚从校园抵达,面对早已守候的记者和摄像机。他身边簇拥着亲信,如南特市长若阿娜·罗朗、上加龙省议会主席塞巴斯蒂安·万西尼、国民议会议员阿蒂尔·德拉波特。福尔在记者面前停下脚步。于是,关于其参选意图的问题立刻被抛出。每当被问及此事,福尔总会提醒记者,他需在9月15日前申报参选,但他「有资格」参选。在布卢瓦,除了他的支持者,几乎没有社会党人相信他有胜算,因为拉斐尔·格吕克斯曼显然是这场为他量身定制的初选中的大热门。「他不在比赛中,我看不到他获胜的可能。」支持社会公民运动创始人的欧洲议会议员弗朗索瓦·卡尔丰如是说道。

今日头条

公共广场。奥利维耶·福尔身边的人对未来的竞争对手发出警告,要求他们适度发动攻击。「如果他们今天能成为候选人,那都是多亏了他。2022年,没人知道菲利普·布伦是谁,是他给了布伦一个选区,同样,热罗姆·盖热也从地狱中走出,没人想要他。格吕克斯曼如果不是他两次让他担任欧洲选举的榜首候选人,根本就不会成为总统候选人——当时根本没有明显的理由这样做。」福尔身边的一位亲信愤怒地说。

15:30。轮到菲利普·布伦登场,展示他的支持者。在整个夏天进行竞选活动后,这位欧尔省议员召集媒体「确认他将参与初选」。布伦周围围绕着各个年龄段但默默无闻的民选官员,作为社会党的预算先生,他承诺将在下周提交推荐签名,并提议在10月10日首轮投票前举办三场辩论。「这次初选不能成为『大象』和『幽灵』的聚会,」他暗指弗朗索瓦·奥朗德,后者稍后在布卢瓦亮相。在镜头前,菲利普·布伦尤其吹捧其纲领的核心举措:「布伦工资」,即「使社会分摊金累进化,以增加最需要的工薪阶层的净工资」。

17:15。奥朗德的行事方式确实与众不同。当其他雄心勃勃的社会党人周五都挤在布卢瓦的谷物大厅前与媒体对话时,他却选择了市政厅的庭院。此外,这位前国家元首正在「为2027年做准备」,但他不会踏足校区,而是选择在市中心一家酒吧里与朋友和支持者聚会,酒吧为此特意装饰了印有他肖像的海报。尽管福尔多次示意他参与初选,这位科雷兹省议员仍确认他无意改变决定。「感谢那些真诚邀请我参与初选的人,」他冷笑着说,并解释称在他看来,这一过程更多是分裂而非团结。更何况时间安排也不合他意,他将在12月宣布是否参选总统。

18点。初选的最大热门登场了。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出现在谷物大厅前,身边簇拥着大批支持者,掌声雷动。「从我进入政治生活起,我就与社会党人并肩战斗。我从未想过在没有社会党的情况下领导总统大选,」他面带微笑,面对众多麦克风和摄像机开始演讲。随后,这位欧洲议员将发言权交给社会党国民议会党团主席鲍里斯·瓦洛。朗德省议员解释说,他选择支持这位前随笔作家,是因为格吕克斯曼「最具竞争力、最有准备且最真诚」,能够承载「他的价值观」。然而,当奥克西塔尼大区主席卡萝尔·德尔加正准备发言时,福尔和他的亲信们走上前,打断了她。在与格吕克斯曼热情拥抱后,社会党第一书记发言,强调初选将提供一个「严肃、激情的辩论」,但「不会有流血事件」。这位第一书记像不速之客般到来,却乐此不疲地逗留。他的一位亲信讽刺道:「我们彬彬有礼,来这里是为了说『欢迎来到我们家』。」

「不需要监视我们」:高中生「厌恶」面对

禁止携带手机

在开学季即将到来之际,CPE、教师及学生家长正在商讨如何在高中阶段全面禁止携带手机。针对这一措施,《解放报》向首批受影响的学生征询了意见,并了解他们对这项规定的看法及切身感受。图为 B. Guay 摄(法新社)

森林大火 保险公司已赔付5亿欧元

今夏森林大火过后,账单金额之高令人咋舌。法国保险商联合会(该联合会代表超过99%的市场份额)于周五发布的首份报告证实了这一趋势。7月21日至8月中旬,吉伦特省、朗德省和瓦尔省共计发生25000起理赔案件,赔付金额达5亿欧元,其中21000起涉及个人财产损失。"我们今日发布的首份报告显示,投保人遭受的损失规模异常巨大,"法国保险商联合会主席弗洛朗丝·吕斯特曼评论道。该联合会详细说明,赔付金额主要源于"数百栋建筑被完全或部分摧毁,以及数十万人被疏散"。7月27日,保险公司已宣布对所有因当局命令疏散的主要住所承担特殊临时安置费用,无论其保险合同的保障等级如何。面临政府的密切关注,保险公司也加快了理赔进度。"对于几乎所有需要专业评估的住宅和企业理赔案件,评估人员已完成或将于近日完成现场勘查,"该联合会表示。

详见《解放报》网站

埃玛·多纳达

6,20米

这是周四晚间苏黎世田径赛事中,两名男子——希腊选手埃马努伊尔·卡拉利斯与瑞典选手阿尔芒·杜普兰蒂斯——在同一晚首次越过撑杆跳的高度。卡拉利斯在首次尝试中跃过6,20米,将个人纪录提高3厘米,同时也将杜普兰蒂斯逼入绝境。瑞典选手在6,20米高度选择免跳后,于首次尝试中跃过6,25米,登上榜首。两人随后向6,32米发起冲击,这一高度比由杜普兰蒂斯保持的室内世界纪录(他于3月12日在乌普萨拉创造的6,31米)高出1厘米。此外,美国选手玛赛·拉塞尔与巴西选手阿里松·多斯桑托斯分别在女子100米栏和男子400米栏项目中刷新纪录。

乌克兰 赫尔松居民因轰炸加剧被紧急疏散

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市当局于周四发出紧急疏散令,因俄军轰炸加剧,当地可能在入冬前断电断暖。此警告发布之际,乌克兰弹药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导致轰炸频率激增,首都基辅周四大部分时间仍处于空袭警报状态。"敌军正逐日加强对该地区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地区州长奥列克桑德·普罗库丁指出。

生物多样性 北极蝇群威胁南极洲

科学家警告称,一种北极蝇已在南极半岛自然环境中繁殖,其扩张可能威胁当地其他物种。气候变化导致的气温上升正助长外来物种入侵南极洲。该昆虫可能通过旅游、科考或军事船只被引入,并在企鹅栖息地附近的洞穴中被发现。联合国数据显示,南极半岛是过去半个世纪升温最快的地区之一,气温上升近3℃。

《“增长预期下调”:我们度过的糟糕夏季带来的首个具体影响》

罗兰·莱斯居尔 法国经济部长

法国经济部长罗兰·莱斯居尔将经济统计与研究所(Insee)下调增长预期形容为“绝对可怕、巨大的”影响。他在周五举行的经济夏季大学演讲中表示,这是“我们度过的糟糕夏季带来的首个具体影响”。当天,Insee宣布将第一季度GDP从0,1%下调至0,2%,第二季度从+0,2%下调至0,00%。Insee特别指出,这些修正是由于“考虑到农业生产状况较7月底可获得信息更为恶化”。“多个地区的多个行业收成可能极其艰难”,而“纳入这一信息后,Insee已下调第一、第二季度增长预期,并将对第三季度产生影响。”罗兰·莱斯居尔解释道。他还表示,这些反复出现的热浪与干旱“正在显现”的宏观经济影响将被“纳入”财政部(Bercy)下一年度预算的经济预测中。今年7月,法国经济部已因“第一季度低于预期”、第二季度“将受中东冲突影响”,以及“第三、第四季度采取谨慎态度”,宣布下调2026年增长预期。

哈拉尔五世之死:一位“平民国王”的陨落

哈拉尔五世享年89岁。图片来源:Lise Åserud / NTB / 法新社

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平静的氛围突然消失。在挪威人得知他们的君主健康状况恶化后,他们聚集在奥斯陆王宫前。备受爱戴的国王哈拉尔五世于周五在89岁高龄去世。

哈拉尔五世已住院数日,他患有溶血性贫血,这种血液疾病导致红细胞被破坏。他于1991年登基时,采纳了君主制的座右铭“一切为了挪威”(“Alt for Norge”)。为履行对议会的这一承诺,他拒绝在健康状况脆弱且行动不便的情况下退位——多年来他一直依靠拐杖行走。王后宋雅始终支持他的职责。宋雅出身平民,年轻的哈拉尔为此与父亲奥拉夫五世抗争十年,甚至威胁放弃婚姻以终结王朝。这一无懈可击的理由最终使王储如愿以偿,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保守的挪威社会引发争议。

在35年的统治生涯中,哈拉尔五世以其平凡的形象赢得了挪威人民的爱戴,尽管王室家庭固有的波折与争议不断。远离英国王室的奢华与媒体关注,这位君主坚称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当然,前提是有城堡加持。他利用这个国家规模较小的相对匿名性,在奥斯陆逛街、去餐厅或电影院,而不必面对狗仔队的追逐。

作为体育爱好者,他长期与王后宋雅一起滑雪和航海,曾多次参加奥运会,并于2008年凭借自家游艇赢得锡拉杯。这位君主成为了一位凝聚人心的象征,正如他的祖父哈康七世——后者在伦敦流亡期间曾代表抵抗纳粹占领。2011年,当77人在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于于特岛和奥斯陆发动的袭击中丧生时,他的出现与言语安抚了民众:“作为国家的国王,我感同身受每一位同胞的痛苦。”面对该国最严重的大规模谋杀案,他呼吁国民团结一致。

在一个以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为主导的国家,君主的存在本可被视为时代错误。但哈拉尔五世坚持认为:“挪威不是英国,这里有一位国王和人民,而国王属于人民。”作为王储,他将在53岁的年纪以哈康八世的名号继承王位,肩负起重新赢得挪威人民爱戴的艰巨使命,沿着父亲的足迹前行。尽管因进步主义立场受到赞赏,但他也面临一系列丑闻,包括其妻子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关联,以及其女婿被判强奸罪。

达米安·科坦 完整报道请访问《解放报》网站

继哈勃和詹姆斯·韦伯之后

一台新的广域巡天望远镜

比前代仪器大得多的南希·格蕾丝·罗曼空间望远镜将于本周日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作者:卡米耶·热沃当

南希·格蕾丝·罗曼是一位美国天文学家,专长恒星及其运动研究,她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首位担任管理职位的女性。作为天文学负责人,她在该航天机构内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科学计划,并主导开发了哈勃空间望远镜——这一望远镜为人类带来了无数天文发现。南希·格蕾丝·罗曼于2018年去世。

而南希·格蕾丝·罗曼空间望远镜将于本周日30日发射升空,继续拓展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边界。这台NASA的新工具——长近13米、主镜直径2,40米——将在距离地球150 万公里处探测系外行星并详细描绘宇宙结构,测量暗物质影响,更好地理解相对论与时空弯曲。它定于巴黎时间本周日13时26分(如遇天气等最后一刻的延误则另行通知)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航天中心由SpaceX的猎鹰重型火箭发射。

NASA定期发射新的天空观测仪器——无论大小、无论预算——用于观测太阳、银河系或其他星系。但罗曼望远镜属于重大任务,与哈勃和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并列,并与之形成互补。三者均可在太空中观测宇宙,不受地球大气湍流干扰,因此成像质量远超地面天文台。

哈勃望远镜于1990年发射,曾是一台性能卓越的观测设备:它已观测超过170 万个天体并为超过22000项科学研究提供数据。但它已日渐老化——其陀螺仪已全部失效,目前仅剩一个仍在使用(原配六个用于定位与观测指向)。这影响了其灵活性与响应速度,但NASA估计,哈勃望远镜仍可减速运行至2030年代中期。

一项经受得住任何考验的决议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于2021年发射升空,其强大之处在于配备了直径6.5米的蜂巢状巨型镜面,能够最大限度地收集来自遥远恒星和星系的微弱光线。詹姆斯·韦伯在红外波长观测方面表现出色,这使其既能探测宇宙中最古老的星系,也能观察到气体和尘埃云中恒星与星系的诞生过程。

与之相比,“罗曼”望远镜将凭借其广阔视野脱颖而出。其名为“广域仪器”的相机能够一次性拍摄大片天空,视场比哈勃望远镜宽100倍。“罗曼”望远镜单次拍摄的300兆像素图像大到需要用37台4K超高清屏幕以马赛克方式拼接才能显示其原生分辨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其网站上如此比较。该望远镜将持续拍摄大量天空图像,以探测包括系外行星在内的天体——即围绕太阳以外其他恒星运行的行星。这将成为其核心研究领域之一。

借助一台高度先进的日冕仪(一种遮挡恒星耀眼光线以揭示其近旁环境的设备),“罗曼”还能直接拍摄到木星大小的行星,甚至可能拍到如地球般大小的行星,前提是技术能超出预期。这些行星若为岩石结构且含有水,便可能成为潜在的宜居世界。其分辨率之高,理论上足以拍摄到带有光环的系外行星,如同土星一般。

此外,“罗曼”还配备了通过凌日法发现新系外行星的能力——即通过观测行星经过恒星前方时引起的恒星亮度下降来识别行星。目前,天文学家已通过不同望远镜和多种探测方法确认了超过6300颗系外行星的存在。仅凭这项技术,“罗曼”就可能独自发现100 000颗系外行星。

另一种用于扩充行星名单的方法——同时还能探测到在恒星际空间自由漂泊、不围绕任何恒星运行的流浪行星——是引力微透镜现象。当观测一颗恒星及其行星(肉眼无法直接观测)时,它们的质量会扭曲其周围的时空,并弯曲光线。这种扭曲可充当放大镜,使背景中更遥远的恒星变得更明亮。通过计算背景光线的变形,科学家能够探测到前景中的行星并推断其部分特征(如大小、质量等)。

这还远未结束。在恒星研究领域,人们还期待这台美国宇航局的大型望远镜能发现约80 000颗Ia型超新星(即大质量恒星生命末期的爆炸)

rement précieuses pour l'astronomie : «Roman est conçu pour détecter des supernovæ de type Ia à de plus grandes distances qu'on ne savait le faire jusqu'ici. Et grâce à elles, on peut mesurer l'histoire de l'expansion de l'Univers, qui dépend de la quantité de matière noire et d'énergie sombre. In fine, nous espérons mieux comprendre la nature de cette énergie sombre», explique Masao Sako, astrophysicien à l'université de Pennsylvanie, dans un article du 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 l'institut de la Nasa qui dirige les recherches faites avec ses trois télescopes spatiaux. Masao Sako a contribué à définir le programme scientifique du télescope «Roman», dont le budget total est de 43亿美元。

除了技术上的卓越表现,Roman 带来的另一大革命是政治层面的:它收集的所有观测图像将立即公开,全球研究人员可即时下载。相比之下,哈勃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在最初六个月内仅供提出观测申请的天体物理学家独家使用,以便他们分析并准备科学论文发表。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数据排他期更长,达十二个月。这种政策广受争议且常被质疑:这些望远镜由公共资金运作,所产生的数据理应属于全人类,科学界应以最大化科学回报为目标,而非鼓励竞争——众多科学家如是主张。显然,这一观点已得到重视。

在太空而非垃圾桶

既然说到政治,科学界可以感到欣慰的是,这台新望远镜最终进入太空而非垃圾桶——特朗普政府曾多次提议,尤其是在2025年,大幅削减美国宇航局(NASA)的科学任务预算,其中包括取消Nancy Grace Roman望远镜项目。但每次国会都选择维持资金,以确保该航天机构的科学雄心得以实现。

这台望远镜不仅得以保留,甚至比NASA最初的计划提前8个月完工。一旦进入太空,它将脱离火箭整流罩,前往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位置(约为地月距离的4倍)。它将在一个被称为"拉格朗日点L2"的太空区域进入轨道,该点的地球与太阳引力达到平衡,使探测器能够在此稳定运行,无需持续消耗燃料调整轨道。韦伯望远镜也位于该点附近。

经过90天的点火、测试与光学仪器校准后,"Roman"望远镜将于2027年初开始观测宇宙。其首个阶段的计划已满满当当:在来自15个国家的374份申请中(观测需求是可用时间的10倍),最终有118个观测项目被选中并于6月公布。黑洞、宇宙结构、恒星、星系与星系间介质的观测应有尽有。宇宙的奥秘就隐藏在黑暗中,等待被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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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尔·沙博《我们生活在数字胶囊中,远离启蒙理想》

采访 卢卡斯·布雷东尼耶 插画 热雷米·佩罗多

曾有"泡泡"和"过滤器",现在有了"胶囊"。哲学家帕斯卡尔·沙博在《我们被胶囊包裹的生活:人类何去何从?》一书中提出的这一术语,远非仅仅是一个漂亮的语义创造,而是解读当代世界的一把有效钥匙(几乎是万能钥匙)。"胶囊学"是数字时代的一种新现象学。一旦与人工智能的超意识相连,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在焦虑的诊断之后,作者提出了一种伦理,一种"微妙"的世界观,以拯救人性并为"进步"一词赋予新的定义。

何谓“胶囊”?

哲学家唯有语言相依。与一个词的相遇,便是一次小小的“啊哈时刻”:必须找到一个足够丰富且为人熟知的术语,以便被理解,同时又能随时变异,从而获得更深的哲学密度,以“言说当下”。在我看来,“胶囊”恰能担此重任。我

这位比利时哲学家构建了一套“胶囊”理论,将其视为贪婪连接与交易的外壳。面对技术优化,他主张重建与我们最珍视之物的非功利性联系。

在一所传播学院任教时,这一术语频繁出现在日常对话中:与学生们一起发布视频胶囊、音频胶囊。这个词与我对新空间的研究兴趣产生了碰撞。在追溯其词源(capsa, la boîte)后,我确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如何定义这些“胶囊”?

它们是技术化的环境,我们大部分生命在此度过,它们为我们提供庇护,让我们保持连接,并从中完成交易。人类始终创造栖居之所,但当下的技术成熟度已令“栖居”这一概念无法单独成立。因此,“胶囊”既是实体技术对象(火车、办公室、汽车、FFP2口罩),也是对我们数字化第二层皮肤(社交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的隐喻描述——正是通过这些媒介,我们得以通达世界。

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在2000年代出版了关于“球体”的三部曲。您是否受其启发,构建了“胶囊”理论?两者是否有渊源?

他的三部曲深刻革新了对栖居与内在空间的思考,在巴舍拉对“壳”的沉思、海德格尔“栖居”思想之后。斯洛特戴克将人类技术与免疫学维度纳入其中,并通过“泡泡”“球体”“球形”等意象重新解读思想史,乃至世界史。他的“球体”探问人类赖以栖居世界的外壳;而“胶囊”则解析当下技术外壳所塑造的新型人类。

这些数字工具已成为我们浸润其中的环境?

“环境”这一概念源自吉尔贝·西蒙东(1924—1989),这位技术思想大师的天才之处。我试图将其激进化,以说明技术不再仅是身体的延伸,更是一种全新的栖居类型。譬如,扬声器曾将声音投射并创造共同体;而今,耳机将我们封闭其中,成为我们栖身的环境。

让-波德里亚曾论“随身听文明”,并提及自恋。您的观点不同吗?

为何?

我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个人主义。在音乐消费中,我们寻求的是声浴,是对世界的隔离——诚然,但未必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许我们追求的正是那一刻:蜷缩其中,逃离他人的目光。

这是将世界调成静音的概念?

是的,将世界的一部分静音。我们选择倾听什么,允许什么进入自己的世界。我们筛选、决定是否接入某个频道。

这几乎是对“同意”范式的一种反转:我们不再是先天地同意接纳世界;首先必须说“可以”?

我们选择自己能够接受的声音或视觉关系。这与现象学中那种被动的“存在于世”截然不同,在现象学中,现实会闯入主体并强加于他。这里,某种更加个人主义的东西出现了。话虽如此,这种个体化令人愉悦。这些被封装的生活根据我们的愿望和欲望进行调制,可以说这是一种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胶囊”是对启蒙运动遗留下来的个人自主权的延续和优化?技术延续了这一目标,即最大限度地赋予用户对其所渴望之物的控制权。这是一种能力和选择的提升。因此,是的,这项技术延续了启蒙运动的自主化运动,直到走得太远,我们目睹了一种近乎扭曲的反转:当胶囊生活变成启蒙运动的对立面时。

也就是说?

两个词定义了启蒙运动:自主与技术。自主(auto-nomie)意味着个体为自己(auto)制定法律(nomos),更倾向于自由决定命运,而非受制于暴君或教条。技术则是科学与人工(technè)的logos,因为科学理解使文明得以进步。今天,我们见证了一场颠覆。首先是规则(nomos)的突变:技术越来越多地做出决策,规则与规范如今存在于技术本身,它引导着我们的选择,甚至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替我们做决定(我们已在Waze等应用中看到这一点)。

!

这就是我所谓的“技术决定论”(technonomie)。而我们才刚刚开始。另一方面,“自说”(autologie)则是每个人通过胶囊(社交网络等)对自身发出的言说,这些胶囊成为强大的回音室,有时表达出改变世界的渴望,而技术决定论却在强加其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被封装的生活正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

可以说,正是当技术甚至技术官僚主义强加其法则时,一些人才会逃入“自说”?

新冠疫情就是一个极致体现:科学“强制”实施禁令,而一些人则陷入非理性且自满的言论。自说是一种捍卫尊严、捍卫个体的方式。它宣告,尽管禁令和规范重压,思考的自由依然存在……

“自说”已沦为一种默认的自主,并成为民粹主义的温床?

是的,正是这种对世界的评论充斥着愤怒与怨恨,引导着更危险的政治倾向,并将个人信念视为法律。而算法推波助澜,通过制造确认偏误,滋养着数以百万计的“自说”,使人们远离共同的现实。

那么“stories”取代了宏大叙事?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我们要记住,我们始终生活在社群和社会的“胶囊”中,有仪式、宗教、政治和家庭的强制影响着我们。能够表达更个人化言论的可能性一直稀缺且困难。当代的特点在于,这些“胶囊”已变得技术化且互联。今天,每个胶囊都通过亲和性与周围的言论相连接。我们因此从社群走向了亲和。

我们尚未提及即将到来的「元胶囊」:人工智能!

我们的意识正在逐渐从潜意识(和我们的身体)中断开,因为我们手上的手机,移植般与我们相连,绕过了这一联系。我们主动或被被动地接入这个数字化的超意识——它汇聚了数百万条数据——信息、情感。一个为意识服务的超意识,忠诚、谄媚且带有暗示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小声音,由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制造。它是我们的小蟋蟀(如《木偶奇遇记》中的蟋蟀)。这将创造出另一种类型的人类。

这种「小小的声音」在车里、电梯里或手机中为我们指路,体现了从自主性向技术主导性的转变。我们的内在声音(即所谓的endophasie)是否已被人工智能外化?

它确实是技术主导性的代言人。我们需要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由人工智能制造的巨大个人穹顶之中。这就是这种元胶囊的声音。

「小小的声音」是不可渗透的。它是一个新的神谕,一个小小的神明?

我们询问人工智能,如同询问神父一般:「我该如何做,神父?」然而,人工智能保存的我们的历史记录越多,它对我们自身的透明度就越令人不安。我们可以谈论个体与人工智能之间的耦合。您创造了「hubjects」一词。它是什么?

Hub(枢纽)是一个交换机,一个通道平台。这一术语体现了当今人类成为信息进出节点的方式,成为在信息流中共振的节点。

对于以网络运行的市场而言,我们是节点胶囊,是信息流通过的关卡?

我们是备受追捧的节点,因为竞争激烈,人们试图将最大量的信息植入我们体内,并观察我们将如何与某个网站或平台相连。启蒙运动的自主性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之上。然而,如今源源不断涌入我们的信息流已无法再根据真假标准筛选,因为一切都太快了:我们没有时间或能力进行理性判断。我们刷屏的依据不过是「这合不合我意」「我喜欢或不喜欢」……而算法会根据我们的喜好为我们筛选一切。最大的输家,是真相的概念。刷屏后,我们甚至感到头昏脑涩……

人们放下屏幕时,却无法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在一种奇异的中间状态中飘荡,仿佛对身处世界感到震惊。

或许也因被这些网络榨取了数据和情感后,我们感到空虚。

「倦怠综合征」是否可以被视为人类作为信息导体因承载过多电流而过热?

是的,当信息量庞大且矛盾时,电路就会烧毁!

哲学家是否因此成为「解胶囊者」?

是的,必须让外部世界存在!倘若我仅仅停留于此并写下这一观察而不试图将目光引向他处,我无法完成这本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不只是这些。生活,就是培育人类联系。我们还需要找到言语来谈论这种走出的运动,而不仅仅是描述问题。

为抵消这种盲目追求优化、将我们困于其中的趋势,您提到了“微妙的动态”。这指的是什么?

在我的工作中,近二十年来,我始终在有用与微妙之间寻找平衡。有“有用的进步”(市场),也有“微妙的进步”(源自拉丁语 sub tela,意为“在网络之下”),即以优雅的方式推进,与对我们最重要的事物保持联系。我们必须用一生去接近所爱之物,而这些正是隐藏于我们存在之网下的纽带。这些是我们工作的经纬。这才是工作的真谛:更好地建立联系,而非仅仅优化自我!这种微妙的维度至关重要,因为它是进步与未来的另一片广阔天地。而今无法忍受的是,我们只将进步视为“有用的”、技术的和经济的。

您的书是否可被视为政治性作品?

是的,其中蕴含着政治维度与抱负,它们体现在对当代进步观的重新发明上。对于任何社会而言,共同生活的远景都是根本性的问题。我对那些试图重塑宏大叙事的政治封闭体系心存警惕。我们更应明确拒绝什么。例如,欧洲因二战创伤而产生的“反极权”^1抱负,在我看来虽显谦逊,却更健康——它关注他者与福祉。


我们被困的生活。人类何去何从? 帕斯卡尔·沙博(Pascal Chabot) PUF出版社,208页,18欧元

编者按 撰文:马修·兰东(Mathieu Lindon)


无处不在的酷热气候

在极右势力席卷全球之前,我们是否该先为其“降温”?

你好……

如果我没理解错,眼下的气候氛围正在“发烧”。仿佛生态学在欧洲还是个新奇概念。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忍受酷暑,未来几个月可能会热得更离谱。无论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赢得下次选举、唐纳德·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胜出,还是玛丽娜·勒庞当选总统:这些前景都如严寒般令人脊背发凉(或反之)。干旱与洪水交织,气候已沦为“双极型”?这解释了为何唐纳德·特朗普对这些失调现象的否认并非真正的否认。他算不上什么快乐的享乐主义者,倒更像是个糟糕的享乐主义者——一个自诩能通过性别特特定部位抓握女性的家伙。但即使那些指责他自恋癫狂的人,也想象不到他已年届80。因此,气候变暖对他来说并非“不相信”,而是漠不关心或幸灾乐祸:反正二十年后他已不在人世。他只是嫉妒那些将在他身后继续生活的人。那么,当他不在时,让这个世界变得无法居住对他来说又有何妨?他正在提前实践气候恶化,竭力让今日的世界变得难以忍受。

火已点燃。在法国尤甚。对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普遍冷漠预示着“寒冬”将至炎热。倘若玛丽娜·勒庞在五月当选总统,人们会将责任推给她的前任——后者或许会辩称,若非他执政。

唐纳德·特朗普很嫉妒。他对所有那些将在他之后执政的人怀恨在心。所以,如果地球在他不再生活其中时变得无法居住,那对他们来说也是活该。

也许前民族阵线主席本可以在2017年或2022年当选。但偏偏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今天可能早已摆脱她了。因为气候并不总是合乎逻辑,也不总是讲求诚信。

在左翼阵营,大家都在争夺谁最环保——除了环保主义者本身,他们这次似乎又要分裂,这次是在让-吕克·梅朗雄和拉斐尔·格吕克斯曼之间,谁知道呢?但说到底,火苗已经点燃,尽管尚未成势。在右翼阵营,人们似乎觉得今夏的热浪、干旱和山火还不够。也许这一年的异常终将成为常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但也许不会,现在断言还为时过早。右翼的氛围并非如此。仿佛人们在说:“气候?气候?我长得像气候吗?”左翼期待的紧迫感是赢得选举。至于其他,等到必要时再说。但右翼现在正准备与极右翼结盟,届时若气温再度飙升,若39或39,5度的高温在总统大选前主导民意,他们会大吃一惊。

热情有限。然而,许多人认为空调是避免所谓“极端”的最后手段——对比之下,例如那个空调充足的“中间集团”既不发电,又缺乏活力与动力,其热情不及其当下的某些想法,后者有时甚至与左翼的极端不相上下。空调这东西,奇怪地将玛丽娜·勒庞和让-吕克·梅朗雄针锋相对地摆在一起,尽管眼下的第二轮选举似乎更像是面对面的对决。这种政治生活的“空调化”未免过于激进。如果我没理解错,我们还远未摆脱异常的高温与寒颤。

埃娃·伊洛兹面对未来精英,呼吁“谦卑与勇气”

受邀在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 Paris)新生入学典礼上发表开学演讲,这位学者兼散文作家探讨了知识分子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及其与真相的关系。

亚历山德拉·施瓦茨布罗德

当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混乱、社交媒体正在扭曲思想辩论、知识分子的形象与话语似乎逐渐失去信誉之际,如何激励刚刚开始在巴黎政治学院攻读第一年学业的学生?本周二,社会学家伊娃·伊卢兹在巴黎校区的隆重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职演讲。

在座无虚席的阶梯教室里,这位因研究爱情——尤其是《爱情的终结:当代爱情困境调查》(瑟伊出版社,2020年)而享誉国际的学者,以及近作《情感的未来:科技与资本主义如何榨取我们的主体性》(伽利玛出版社,2026年)——再次聚焦知识分子的责任,认为在场认真聆听的学生迟早会成为“精英”的一员。她梳理了知识分子与政治参与之间长期交织的历史,从埃米尔·左拉与德雷福斯事件讲起。当左拉写下《我控诉》时,这位作家“将在文学领域积累的权威转移到政治领域”。在伊娃·伊卢兹看来,这或许就是“知识分子”的最佳定义:那些“跨越或突破两者间界限的人,通过将一方的资本引入另一方”。

从钢铁大亨兼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的历史说起——他坚信富人承担着真正的责任,因为他们管理的财富实质上并不属于自己,而最佳处置方式便是生前捐赠(“富人死时仍拥有巨额财富者,死不光彩”,他如是说),并将毕生积蓄投入逾2500所图书馆、大学与博物馆——这位社会学家将其与当下科技巨头进行类比,后者的财富“已是‘强盗贵族’时代的三倍,却已撕毁社会契约”。

高高在上的姿态。面对马斯克与贝佐斯之辈,“我们可能会忘记,社会与经济精英往往提出过关于自身责任的理论,遵循‘特权孕育对周遭社会的义务’这一理念”,她说,并以诺姆·乔姆斯基为例进行了惊人对比。这位美国语言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将其学术资本转化为政治参与,动员知识分子反对越战与美国政府普遍撒谎的行径,同时“自诩英雄角色,在权力之外捍卫宏大理想”,却忽视了一个事实:乔姆斯基本人供职于客观上与权力关系密切的麻省理工学院,后者为其支薪并保障其自由。

正是这种对美国当局的激烈批判立场,后来令乔姆斯基质疑或淡化柬埔寨难民与西方媒体关于红色高棉暴行的叙事。由于他将焦点完全放在谴责美国在这场悲剧中的责任,这位左翼激进派代表人物反而遮蔽了红色高棉的罪行。在伊娃·伊卢兹看来,这恰恰证明知识分子极易陷入高高在上的姿态,脱离现实,并“自诩唯有自己掌握真理与道德”。她指出,这种态度令乔姆斯基“比我们那些不负责任的科技巨头更为相似——后者凌驾于法律与国界之上,坦然承担无责任感,而卡内基尽管未曾质疑社会秩序,却曾试图为之做出贡献”。

«成为一个乔姆斯基」。知识分子是否应当「负责任」还是「有所作为」?伊娃·伊路兹(Eva Illouz)认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后者更倾向于前者。布尔迪厄「早已理解,有所作为可能采取不负责任的形式。责任唯有在其不增进我们的地位、权威与权力,反而限制并削弱它们时,才有意义;唯有在其不导向自我美化,反而令我们感到不适时,才有意义。」换言之,永恒的怀疑与反思应当引导知识分子。若将知识分子置于神坛之上,则是一种错误。这位社会学家更直截了当地对学生们表示:知识分子首先要完成大量枯燥的工作,广泛阅读,而非仅限于与己观点一致的文本。

「当你们进入这一机构,你们将学会批判社会世界。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都想成为一个乔姆斯基。这是最受青睐的立场。但今日成为知识分子远比左拉时代艰难:一篇《我控诉》会被数百万其他声音淹没,更被真相与谎言如今错综交织的现实所湮没[...]。切勿忘记,批判唯有在拒绝成为绝对权力时才负有责任;批判的激进性并不必然令其更为正确,或并非总是如此;批判必须思考其后果。[...]唯有谦卑与勇气能助我们自由思考。」伊路兹在人工智能持续发展对大学未来构成真实威胁之际,发出这一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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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是本杰明·夏尔比特的作品,记录了巴黎八大"五月风暴"后毛派、托洛茨基派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内部斗争。图片:ARTE FRANCE

《同志们》——好心情推荐(ARTE,2026年9月17日)

由本杰明·夏尔比(代表作《佐罗:事物的意义》等)执导的新喜剧《同志们》,以1968年后的万森纳实验大学为背景——这所向非学历者、工人和无证移民开放的乌托邦式自由校园,成为一处沸腾的舞台。影片跟随一名被警察渗透的妓女的蹒跚步伐,在昔日六八学运分子的据点中寻找恶作剧,并在这场闹剧中重现毛派、托派激进分子与共产党权贵之间的内讧,所有人最终被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逼到了墙角。

在"系列狂热"节上首映的《同志们》或许因距离感而显得这场骚动略显狂欢化。但难以否认的是,它在重现巴黎第八大学(未来的巴黎第八)师生——如吉尔·德勒兹、阿兰·巴迪欧、弗朗索瓦·夏特莱,乃至戈达尔、波伏娃等风云人物——所推动的言论、身体与风俗解放浪潮时,展现出了不可忽视的能量。

在闹剧的外衣与档案影像(开场镜头即为雅克·希拉克于1980年下令推土机摧毁校舍的场景)之下,该剧通过这场发生在大学内外的战争,捕捉到至今仍在上演的社会科学解体进程。

M.C.

有人令我们好奇,有人已令我们期待。从《灯笼》到《波托贝洛》,再到《哈利·波特》,《解放报》为您梳理这个秋季不可错过的新剧清单。

撰文 桑德拉·奥纳纳、 马里于斯·沙皮、 泰奥·里贝通

九月,电视剧行业的过去与未来在此交汇。随着艾美奖(颁奖典礼定于14日)的临近,美国电视业即将表彰过去数月的口碑或收视佳作,推崇期待已久的作品,有时也会为几部意外走红的剧集颁奖。去年已斩获多项大奖的《皮特医院》及其承压的医疗环境设定,如今仍是夺奖热门,但今年也不得不面对苹果公司的新作《普鲁比斯》与《寡妇湾》——这两部暑期档佳作曾令观众如痴如醉。

至于秋季新剧的到来,未来似乎比以往更加"特许经营化":改编、续集与翻拍作品层出不穷。HBO的《哈利·波特》、Prime Video的《银翼杀手2099》与《魔戒》、法国电视五台的《红与黑》,以及奈飞即将推出的《东方的伊甸园》与《傲慢与偏见》第N版(切勿与BBC今年春季推出的同名剧混淆)……无论瓶子如何换装,我们期待这个秋季剧集能以全新叙事方式打动观众。

正如《灯笼》第二季开场镜头所展现的那样——这部HBO / 华纳的重点剧集在季前就已引发关注:一名超级英雄学徒试图仅凭收紧臀部就飞上天空,结果出现的却是一只小小的绿色小鸟。这只不期而至的小鸟,用意外闯入的诗意,为电视荧屏带来了我们如此渴望的浪漫。以下为《解放报》精选的秋季重磅剧集与新作速览。

《“灯笼”》刚刚开播(HBO Max,正在进行中)

作为《迷失》的联合创作者之一,他始终是最美丽的连续剧迷宫之一——《遗落之地》的绝妙之作,再到对《守望者》的强有力重新解读,审视美国的集体创伤及其随时间流逝的余波,达蒙·林德洛夫(Damon Lindelof)是2000年代最伟大的剧集作者之一。基于此,我们将等到完全观看其新作后再发表任何评论,而不去理会媒体对其冷淡的接待。

自8月中旬起,他与汤姆·金(Tom King)——美国最受瞩目的漫画作者之一——合作改编的《绿灯侠》漫画,将一对穿着牛仔篮球鞋的星际和平守护者困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时间设定在一场外星人袭击后的第二天。再次回到林德洛夫的风格,最初的震荡发生在幕后,而我们关注的是余震与后果。勾勒出一部介于《X档案》与《冰血暴》之间的偏执惊悚片,远离漫威五彩缤纷的喧闹,

HBO MAX

前两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演员们建立的动态:凯尔·钱德勒(图)饰演一位对一切都心灰意冷的老超级英雄,不愿为后辈(亚伦·皮埃尔,冷峻而有磁性)的生活提供便利,后者是一位坚不可摧的纯洁巨人。我们还会遇到武装民兵、一头吃野牛的植物、一名红脸的外星囚犯、远古种族大屠杀的幸存者……考虑到林德洛夫对绕弯和反转的偏好,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一切将引向何方,但我们乐在其中。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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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罗姆·尼尔与古斯拉吉·马兰达在心理惊悚剧《保罗》中。图片:HBO Max

我们已经知道值得一看——《保罗》(HBO Max,25年9月)

在《系列狂热》上亮相的《保罗》是电影导演塞巴斯蒂安·马尼耶(Sébastien Marnier,《恶的起源》)的首部剧集,将于9月25日登陆HBO,讲述一位来自葡萄牙移民家庭的搬运工(热罗姆·尼尔)在婚礼临近时对自己相对平凡的生活并不太感到不幸。一个快乐的法国平民形象,毫无矫饰主义,成为出发点,却滑向深渊:家庭聚餐时粗俗争吵的噪音、工作的日常辛劳;于是,或许还是会想要一切都抛诸脑后。一位巴黎小花花在市政选举竞选中的出现,以及几乎同时发生的一桩无法解释的冲动谋杀案,将把保罗推向一场报复、一条新路、满足冲动的需求:我们无法确定是什么在燃烧或腐烂在这个英雄的脑海中,而我们跟随他进入一个他似乎连自己都无法掌控的野蛮觉醒之夜。

在其表面上,这部剧集仿佛是对阶级暴力的过于字面化寓言,却模糊了线索,大胆冒险进入一种大胆的失衡,其中怪物不再是“边缘法国”在恶劣情感中挣扎的危险症状,相反,它是后者与温和自由主义的邂逅:一个不可能的特拉维斯·比克尔(电影《出租车司机》的反英雄)式的“极端中间派”,将其自毁冲动与一场笨拙且注定失败的尝试结合,试图哪怕片刻属于“赢家法国”。一部属于当下、关于当下的剧集,值得品尝其毒药。T.R.

《我们期待〈波托贝洛〉》(ARTE,10月)

在执导完致力于描绘2022年“铅色年代”最后时日——阿尔多·莫罗(Aldo Moro)被绑架与遇害的电视剧《外部之夜》后,意大利导演马尔科·贝洛奇奥(Marco Bellocchio)再次将镜头对准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意大利历史,聚焦电视节目主持人恩佐·托尔托拉(Enzo Tortora,由法布里奇奥·吉福尼饰演)的一生。托尔托拉曾是家喻户晓的节目主持人,却被诬陷并判刑参与贩毒。其主持的RAI节目《波托贝洛》被描述为一场全国性的团结时刻:电视购物、游戏节目与乡土文化的颂扬交织,无论囚犯还是修女,工人还是资产阶级,都虔诚观看。

在托尔托拉逐渐吸引数千万观众的同时,贝洛奇奥展现了将其逮捕之人的日常生活:一位受过教育的黑手党成员,负责为其团伙头目处理信件,对其怀有近乎宗教般的虔诚。最终,此人将执念转向托尔托拉,并试图通过心灵感应与其沟通。在悲剧与喜剧的交界处优雅穿行,贝洛奇奥以具体化的叙事与崩溃机构的画面,似乎构建了一种《伟大叛徒》的对照——后者聚焦悔过者托马索·布谢塔(Tommaso Buscetta)向法官法尔科内(Falcone)的忏悔。影片审视了司法体系对黑手党“翻供者”供词过度信任的现象。M.C.

我们早已知道这值得一看(续)《"瞬间解剖"》(Arte,11月)

《"瞬间解剖"》的叙述始于一幅图像——这是该剧在"Séries Mania"电影节首映时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一幅神秘的图像。国会大厦内上校特赫罗的闯入。尖叫声。议会大厅的沉默。还有枪声。时间是1982年2月23日,距离弗朗哥去世已有六年。摄影机审视着三名男子的反应,他们与其他议员不同,在政变分子开枪时没有躲到桌子底下。这三位镇定自若的人物,被导演阿尔韦托·罗德里格斯(代表作《幽暗之岛》)用来讲述这个新西班牙的故事——在经历数十年军事独裁后,这里当时还只是一个脆弱的民主国家。

如同《白宫风云》,"瞬间解剖"是一部节奏紧凑的系列剧。在描绘首任政府首脑阿道弗·苏亚雷斯的形象时——他被塑造成一个平庸而脆弱的男人,在摸索中解散弗朗哥主义的立法基础——接着是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的形象,他被迫承认君主制并放弃共和梦想以从流亡中归来。最后是曼努埃尔·古铁雷斯·梅利亚多(由马诺洛·索洛扮演)的形象,一位军官出身的部长,在1981年成为政变者,随后又目睹了一次新的政变企图。这是三个背叛自己阵营的叛徒的故事,他们不惜一切卑鄙手段来维护民主过渡。继《弥赛亚》和《渴望》之后,Movistar平台再次脱颖而出。M.C.

Serge Renko Philippe Girard RETOUR AVANT 15 HEURES UN FILM DE Gaël Lépingle

ON NE S'EN LASSE PAS 《"慢火"》(Apple TV +,9月16日)

这部让英国间谍惊悚片重获新生的剧集——在当代泥潭中翻滚的同时——迎来了第六季,也是首次在没有其创作者兼主理人威尔·史密斯的情况下播出。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档期冲突。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并不足以成为放弃观看的借口,因为杰克逊·拉姆及其手下这些年来已成长为电视剧景观中最珍贵的角色之一:这些特工既有缺陷又笨拙,却在必要时展现出智慧,且并非总在上班时间之外;他们拯救英格兰,也鞭挞其象征,首先便是间谍这一形象——该剧乐于无所顾忌地糟蹋它。一个邋遢、粗鲁、臭气熏天的反007——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因为人们刚刚得知,该剧中那位焦虑不安的俊美演员杰克·洛登,可能是最有望接替007一角的候选人。诚然,这只是又一个候选人,但在即将到来的正式宣布前夕,他比前任们更有优势。这更是一个理由,让人得以品味或许将成为他在斯劳豪斯泥潭中的最后一季:在两杯千禧年马丁尼之间,他或许某天会怀念加里·奥德曼的放屁声。T.R.

不能砍掉《哈利·波特》(HBO Max,25 décembre)

在《灯笼》第一集中,凯尔·钱德勒通过询问"哈利·波特上的哪所学校"揭穿了一个伪装成人类的外星人——任何诚实的地球人都不会不知道答案。这部《哈利·波特》系列在最后一本书出版近二十年后,仍然保持着霸权式的成功高度——这也是HBO推出这部按原著小说逐季改编的重制剧的原因。每季一本的超大体量被宣传为忠于原著的保证,但也可能沦为软塌塌的"水分"——我们只能期待更多的魔药课和魁地奇常规赛!在持续不断的宣传推动下,这部剧已经自成一股小型连续剧:零星的预告、流言般的选角消息、轰动性的退出和同样闪耀的替补(比如因J.K.罗琳反跨性别言论引发抵制后,尼古拉斯·霍尔特被基特·哈灵顿取代)……这锅小火慢炖的营销汤,正在悄无声息地霸占着我们的注意力,连预告片的影子都没见着。

我们很清楚《哈利·波特》就是个小耶稣,一个奇迹儿童:就算不做任何宣传,它也能轻松成功。有人期待HBO能打造出又一艘《权力的游戏》级别的奇幻巨轮。无论如何,成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最让人意外的,或许反而是它的沉船。

T.R.

我们好奇《卡丽》(Prime,7 octobre)

十年来恐怖剧集的王者(《幽灵山庄》、《幽灵山屋》的惊悚感)、《卡丽》是迈克·弗拉纳根的拿手好戏——他重新定义了"吱嘎作响的地板"的恐怖感,在十字架的阴影下重燃了老派惊悚片的光彩(《午夜布道》),还额外注入了几乎堪称诗意的情感。这一切都与他平淡无奇的电影事业齐头并进,而他对斯蒂芬·金的无尽热情已让他三度改编后者的作品(最近一次是备受赞誉的《查克的一生》)。

Prime Video

再没有比他接手《卡丽》更理所当然的事了——五十年后,布莱恩·德帕尔马版本的《卡丽》早已被西西·斯派塞克的红发演绎得登峰造极。危险的是:碰触经典就是背负一块铁砧。从这场新的恐怖之约中,我们只希望它能让我们忘记《厄舍古屋的坍塌》中的浮夸——在该片中,弗拉纳根没有手下留情,却在(糟糕的)《继承之战》风格影响下失去了自己忧郁的配方。我们期待《卡丽》——这个被虐待的少女、虔诚母亲的牺牲品——能带我们重回恶魔舞会,墙上要有足够的鲜血,高中生要在烧烤架上被烤熟,还有那扭曲的美国梦式忧郁。

S.O.

《红与黑》并未说服我们

《法国电视台》

法国影视制作已全体一致地投入到从文学遗产改编的历史剧中,紧随新一波"大仓马式开发热潮"(如《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至今未因任何重大票房失败而放缓。这既预示着美好前景,也意外地(字面意思:我们未曾期待)让这种所谓"质量传统"重获青睇——特吕弗曾严厉批评过这一传统:一连串奢华的改编作品,将其高贵建立在对原著的尊崇之上,却又试图通过外在的现代化标签(如Porthos的同性恋情、Merteuil的女性视角等)来装点门面,但在这些标签之下,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场永远不变的狂欢节。

至少《红与黑》并未掩饰这一点:它就是历史虚构剧本身,一种穿着燕尾服的艺术,华丽的台词拙劣地朗诵,布景、服装——演员倒在其次——甚至连帕特里克·蒂姆西、弗雷德·泰斯托和维克多·贝尔蒙多的选角选择都透着一股戏仿的气息,仿佛他们更像是在经历一场差生的痛苦背诵测试。我们几乎能察觉到他们在偷笑——那也好,我们也跟着偷笑了。T.R.

《2005年街头漫游》讲述了一名失业男子的茫然徘徊。

电影 / 亚瑟·阿拉里在Mubi上:他青年时代的三个记忆

为配合《陌生人》新片上映,该平台推出了导演的三部早期作品,均在彷徨与家庭颓势间徘徊。

亚瑟·阿拉里是一位游移不定的电影人,其风格与执念难以一言以蔽之,因为他的影片总在重塑它们——有时甚至在自身内部重塑,如《陌生人》每每在你自以为将其捕捉之际便又溜走。不过,在其早期短片中寻找日后作品的预兆,倒也能收获些许成果:《街头数日》(2005)开篇几乎与《陌生人》的第一个镜头相同(一名孤独行者的双脚);《掌掴》(2007)则是一场梦境式的灵魂互换,其中一名年轻女子梦见自己“两腿间长出根粗大的家伙”。《陌生人》中也出现了他的弟弟卢卡斯·哈拉里,饰演一个总在边缘游离的神秘陌生人,他注视着观众,仿佛早已认出我们。在《街头数日》中,一名求职男子辗转于汽车修理厂与某家三产公司之间,一次次碰壁后,唯余漫无目的的行走——这成为影片的粘合剂,旨在催生一种恍惚的游荡催眠。影片极简到骨,却蕴含浓烈的政治意识(一位建筑师之子拍摄一名即将无家可归的失业者:并不多见)与对人类境况的某种理念:为虚无而行,向虚无而去。

怒吼。在《掌掴》中,一名年轻男子与女友同赴乡下父亲处“重聚”,实则隐藏着一场骗钱的把戏。有人曾将该片与皮亚拉的风格联系起来,理由肤浅:夸张的怒吼、乡村背景。但阿拉里并不在乎表演的自然主义,反而将其推向反写实的极端:一种宣叙调的质地,重复的动机直到断裂点,尤其是那名儿子的奇怪失控。与其说是一个编织严密的家庭悲剧,不如说是一次情感冲撞的实验——时而性欲,时而暴力:撞击某人的沉默,撞击另一个人的喧嚣,撞击此人的欲望与彼人的排斥,最终勾勒出一幅普遍的关系不可能图景,令观者如遭重击。

秘密。《失落的徒劳》(2013)终结了这场颓势,或近乎如此:一部关于仲夏余韵中卢瓦尔河畔可悲追求的 chronique,却蜕变为一出奇异的病态剧,混杂着男性东倒西歪的阴谋、男人间的虚与委蛇,一切都在一台随水流节奏漂浮的摄影机与仿佛从天而降的剪辑中酝酿——这或许是其最巅峰的叙事手法。一则秘密贯穿所有影片:死亡的秘密(令人目眩的黑色系列,其中三名演员英年早逝:克里斯蒂安·绍塞、尼古拉·格朗热、哈费德·贝诺曼)与孤独的秘密。这秘密宛如一层胶片,夹在他的目光与世界之间,后者在他笔下总以两重面貌呈现:先是极其真实,继而逐渐蒙上一层细密的复杂性、神秘与不可解的面纱。或许连亚瑟·阿拉里自己也未掌握钥匙:他拍摄,为的是继续寻找。

特奥·里博通

《街头数日》、《掌掴》与《失落的徒劳》 亚瑟·阿拉里作品,Mubi平台上线

电子游戏 / 《侠盗猎车手VI》首次大曝光

经过多年的等待,这部系列新作的首个重大预览于周四在奈飞上公开,证实了人们的猜想:开发商Rockstar在保持原有公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写实感、夸张度与细节追求,却并未颠覆既有模式。

这可真够滑稽。在经年累月地对即将于19发售的《侠盗猎车手VI》守口如瓶、仿佛置身于10 000米高空凌驾于营销规则之上后,Rockstar Games于8月初突然让所有人措手不及——首个长篇预告片将在奈飞独家播出,时间为周四。整整六小时……直到周五才会上线Rockstar官网与YouTube。

这足以体现这家工作室的强大影响力:它能让全球最强大的平台为区区六小时的预告片买单——尽管交易细节未有泄露,但Rockstar此前曾向索尼收费(不过当时是针对游戏内容而非25分钟预告片)。我们可以想象这场首秀将带来多么可观的流量。回到2007年,互联网曾因GTA IV预告片的爆炸性观看量而陷入瘫痪。当时的预告片(极其出色)名为《Things Will Be Different》……2010年过去,我们只能满足于一个不那么诗意的标题——《侠盗猎车手VI,首次大曝光》。

预告片里看到了什么?还是《侠盗猎车手》的老套路。首个场景宛如2010年代的HBO电视剧:游戏的两位反英雄主角杰森与露西亚现身一处交易现场,试图搞到毒品。他们在大堂里等候,在电梯中耗时,有人抚摸小狗,有人发出威胁,突然间缉毒警察冲进改造成实验室的公寓。枪战爆发,有个家伙直接撞穿墙壁,露西亚则悬挂在窗外。片头曲响起,两人在阳光下驾驶一辆《警网双雄》风格的野马,车里播放着乡村音乐。

快速切换到公寓换装。这是预告片首次展现游戏细节之疯狂:冰箱上贴满便利贴、催款单、照片,里面塞满了可随意取用的啤酒、汽水与果昔。冰箱门上歪七扭八地放着三口锅,每口显然都是独一无二的。这让人想起Rockstar上一部作品《荒野大镖客2:救赎》,它曾在19世纪末牛仔们相对简朴的日常中树立了这类标准。

将这种细节扩展到当代过度消费的场景,其规模之宏大近乎荒诞。接下来是警方追逐、超市抢劫、长篇人质绑架场景(颇有《虎胆龙威》的影子),其间穿插潜水、篮球比赛、海滩日光浴、纳斯卡赛车等一系列附加活动,以及回归的虚假广告(吹捧抗抑郁药或号称“18肉汉堡”菜单)。最能体现《侠盗猎车手》特色的,还是那些在车内精心雕琢的长篇对话场景。

这部预告片的结构显得有些奇特。与行业内其他同类展示(通常专注于完整展示某一游戏片段)相比,它过于分散;但同时又并非完全零碎,因为视频试图讲述一个故事——“也许你没看出来,但你正处于人生最好的时光。你正值巅峰,看不到前方的垃圾。”——这句台词的对象不得而知:是角色?玩家?还是开发商本身?

Une既让人眼花缭乱又几乎让人感到索然无味的展示。两周来,游戏的类似画面以低清晰度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原因是一名(或多名)黑客成功获取了游戏的某个版本。但更关键的是,在这部奈飞独家曝光的内容中,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款《侠盗猎车手》游戏。这部续作看似相对保守,并未承诺任何范式转变。在早期默默无闻且喧闹的起步之后,该系列在《侠盗猎车手III》(2001)中几乎从无到有地创造了开放世界游戏的理念。

Male gaze。接下来的三部作品完善了这一模式,并奠定了Rockstar作品的特色:以嘲讽和愤世嫉俗的口闲揭露美国梦的虚假面具,每次都更好地模仿其大量引用的电影。最近的一部《侠盗猎车手V》(2013)不再围绕一个小混混崛起为黑帮大亨的故事,而是聚焦于一个三人劫匪团伙的瓦解,玩家可以随意切换扮演其中任何一人。而这部《侠盗猎车手VI》似乎将结合前作的元素:暴力、夸张,以及Rockstar自始至终都在延续的那种Male gaze。

如果说这段视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营造出一种些许厌倦的情绪,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自己早已预料到的东西。这并非因为Rockstar在吃老本,而是这家电子游戏巨头“仅仅”是用更多投入换来了更多产出。多年的开发周期与如今估计介于10亿至20亿美元的预算(分析师们也只是在“拍脑袋”罢了),确实让人得以打造出数量惊人的活动、微小事件(比如当情侣的车经过时,桥上有个家伙尖叫着摔下去)以及在一般游戏中难得一见的细节——有多少工作时间被投入到建模这样一个场景中:主角的手伸进一包薯片,用两根手指夹起一片薯片,再将其送入口中?这种惊叹确实存在,但它仅仅源于投入的巨额资源,仅此而已。

埃尔万·卡里奥与马里于斯·沙皮

ROCKSTAR GAMES《侠盗猎车手VI》 PS5与Xbox平台 上市时间:11月19日

游戏在场景设计方面表现出色。 图片 电子产品 艺术

电子游戏 / 《零号连队》,五星评价

接连不断的战略抉择,深度十足,Bit Reactor工作室的这部新作——一支小队对抗狂热分子的设定,成为数十年来该系列最佳之作。

是最

有趣的游戏

之一,同时也是自2003年《星球大战:旧共和国武士》以来最出色的《星球大战》游戏之一。在大量动作游戏乏善可陈(如Respawn的《侠盗猎手:生存者》、育碧的《星球大盗:亡命之徒》)之后,《零号连队》的视角不再聚焦于原力,而是转向《侠盗一号》或《安德or》中那些无名小卒组成的军团。玩家扮演一群负债累累、能力平平的流浪者和走私犯,在一艘破旧的飞船中挣扎求生,直到一群狂热分子突然袭击。这些无名之辈随时可能消失,因为他们的战斗在整个乔治·卢卡斯创造的宇宙中显得微不足道。

传承。Bit Reactor首部作品的优秀品质与迪士尼的超级IP几乎无关,后者仅作为诱饵(玩家大量通过更换角色服装来体验电影中的场景)。视觉上,本作精心打磨,但无法与动作大片相媲美。作为回合制策略游戏,《零号连队》将镜头置于高处,远离角色和酷炫姿势,以提供战场的战略视角,让玩家更好地理解环境及其战术优势。其节奏缓慢且耐人寻味,更像国际象棋对决而非好莱坞大片。Bit Reactor的游戏之所以如此令人振奋,还在于它发挥了电子游戏区别于电影、剧集、漫画及其他衍生作品的核心优势:其游戏设计。创作者如何将一个想法付诸实践,规则如何编织互动机制,玩家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将相机、控制器、环境设计等系统无缝融合,让玩家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充分表达。

Bit Reactor由Firaxis工作室的资深成员组成,他们曾打造《文明》系列、《XCOM》系列(2012年)及备受冷落的《午夜日出》(2023年),并在此基础上精炼了机制。基础规则相对简单:每个任务中,玩家需从十余名角色中快速组建一支四人小队。首次选择需考虑平衡性:近战专家负责近身搏斗,狙击手清除优先目标,医生维持队友生存,第四人则作为万能替补。若主角(故事入口)阵亡,即为游戏结束;其他角色阵亡则永久丧失,游戏继续。这是经典策略游戏的两难困境:是否值得派遣最强角色执行普通任务以提升能力、增强羁绊(附带加成),却冒着让他们负伤并错过关键时刻的风险?

Pari。除了常规的军团士兵外,Bit Reactor还为游戏增添了一系列由文字塑造的角色,他们带着各自的动机和技能加入战局,重新点燃了《星球大战》的幻想(绝地武士、曼达洛人等)。这迫使玩家在新角色与已投入的角色之间做出新的权衡——后者的存在本身就让我们过去的赌注变得具体。因为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每一次互动都是一场赌博。游戏以一连串的战略大选择(执行哪些任务?派谁出战?)和无数战场上的战术小决策展开。正是在这里,《零号连队》的巨大深度得以显现。

我们仅举一例。在作战区域,每个角色每回合拥有三点行动值,可用于移动、攻击或防守。但每回合一次,我们四名化身之一会获得一项“支援请求”,能够从同伴处获得一次掩护射击。这条看似不起眼的规则却至关重要。从机制上看,它代表了一项免费资源(一次射击),并能强化两名角色间的羁绊;但更重要的是,从哲学层面看,它鼓励玩家跳出第一反应:逐一操作小队成员,先消耗狙击手的行动值,再切换到医护兵,最后将回合拱手让给对手。

穆尔巴美术馆 波尔多

让·迪帕斯 & 合作伙伴 装饰艺术大展 26日

美国 博物馆 交流 自由化 知识 南 西部 新 阿基坦

26年6月— 29年11月26

财富包厢

这一现象如今已为人熟知:现场演出行业正经历一段营业额的"黄金时代",这似乎归功于公众对音乐会——尤其是体育场和竞技场举办的音乐会——的无尽热情。然而,除了争夺最具票房价值的艺人,这些场馆还在竞争一个同样隐秘却利润丰厚的市场:贵宾服务。弗雷德里克·隆盖佩,拉德芳斯竞技场(原国防竞技场)的首席执行官、欧洲最大的室内场馆(43000个座位)的管理者如是说:「一座音乐厅的生存不仅依赖于节目编排,也依赖于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我们称之为高端服务的附加服务:即贵宾服务。」

在音乐会中,所谓的"贵宾服务"(英语为hospitality)指的是一系列旨在丰富观众 / 客户体验的服务,其中最核心的便是入住恒温包厢,这些包厢提供不间断的丰盛自助餐服务以及一等座位。被宠若贵宾的观众还能享受快速通道、有时还会获得礼品、专用洗手间及其他特权,这些特权足以令在露天看台上挤作一团的观众羡慕不已。诚然,这些可敬的观众有权尽情摇滚或狂欢,而在包厢内,香槟则在幽静而愉悦的氛围中流淌,其中也不乏嫉妒之情。有例为证:一位观众在最近一次于法兰西体育场举办的The Weeknd演唱会上,因发现自家包厢没有沙发而对邻居的包厢羡慕不已。这些奢华服务自然价格不菲,这一点想必无人意外。由于不同音乐会和场地的价格与套餐差异巨大,我们仅举一例:拉德芳斯竞技场为今年秋季的席琳·迪翁"启示录"巡演推出的"Club Prestige"套餐。只要支付1690欧元,这位歌后的粉丝便可入住「一个精选且雅致的空间,专为精英客户打造,为您带来难忘的夜晚」,并享受上述诸多优惠。值得一提的是,演唱会门票仅占该"纵情享乐者套餐"总价的1.%,而"贵宾服务"的费用则高达1391.50欧元。

Par OLIVIER RICHARD

这些“收入只进场馆的口袋”

但说到底,钱都去哪儿了?答案出人意料:进了场馆的金库,因为正是场馆在管理包厢。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包厢的运营权属于体育场和音乐厅,而非演唱会制作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演唱会组织重量级人物坦言:“这种‘招待服务’是个大麻烦,因为它们的收入只进场馆的口袋。”在拉德芳斯的普莱努蒂德竞技场(Plenitude Arena)——欧洲最大的演唱会场馆——的包厢内拍下了这张照片。

“诚然,场馆向我们购买门票,但我们对这桩生意的其他部分毫无话语权。”这位知情人士表示,“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几十年,但它不太可能得到解决,除非有一天真的解决了!”考虑到法兰西体育场拥有9 000个包厢和VIP包间(总座位数为80 000),而普莱努蒂德竞技场有2 800个,我们不难理解招待服务对场馆经济的重要性——在2024年,这一服务占普莱努蒂德竞技场营业额的25%,当年因四场演唱会而大幅增长。在此背景下,26场演出的前景更是令人瞠目。这种招待服务的重要性在规模较小的场馆中也同样显著,例如由里昂巨头GL Events运营的兰斯竞技场(10 000个座位),其收入的20%也可能来自此项。

年度包厢租金高达25万欧元

体育场和竞技场最初主要为体育赛事而建,但其接待服务模式如今已成为演唱会等活动中流行的接待服务标杆。GL Events Venues(负责管理法兰西体育场、马特穆特热尔兰体育场等场馆)的常务董事克莱芒·盖尔西解释道:“产品分为两类:观众熟知的体育包厢。这些是8至30个座位的私人空间,通常由企业购买。最近,音乐领域又新增了VIP沙龙这一产品。这是更大的空间,面积可达300平方米,可容纳大量人群——既有普通观众,也有企业邀请的客人。他们在观看完演唱会(座位已预留)后,会在这些空间中交流。”

这对法兰西体育场尤为重要,因为与1995年至2025年间由威立雅和布依格管理的时期不同,国家不再补贴其运营。因此,该场馆178个包厢和24个VIP沙龙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年度包厢租金可达25万欧元。克莱芒·盖尔西继续说道:“在法兰西体育场等大型场馆中,体育不再是租用包厢的唯一动机。音乐演出已成为部分企业租用空间的原因之一,尽管体育仍是主要动机。”

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这些价格高昂的“入场券”能够取得成功或许令人意外。但对于所有受访专业人士而言,包厢和VIP沙龙至少在短期内前景光明。普莱尼图德竞技场(Plenitude Arena)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龙格佩表示:“消费模式在十五年前就开始转变,尤其是在体育领域,现在也蔓延至音乐行业。在2000年代初,大众与购买接待服务的企业之间仍有明显区分。渐渐地,这种鸿沟正在缩小:这类似于航空公司推出高端经济舱后发生的变化。在线销售促进了面向大众的产品推出,满足了渴望享受的需求。此外,人们的耐心也在减少:他们越来越不愿排队进入演唱会或用餐。这些服务模式正是应对这些需求的产物。”在兰斯竞技场,该场馆主任卡萝尔·雷韦尔强调了“共享氛围”的重要性:“沙龙由香槟篮球俱乐部(Champagne Basket)管理,但我们确保接待空间成为由当地众多‘法国最佳工匠’主持的交流与惊喜之地。”当然,还有源源不断的香槟酒。

这些高端接待活动的成功,使它们愈发与演唱会主办方自行销售的VIP门票形成竞争。除了优先座位外,这些门票同样提供多种附加优惠,如特殊营销活动,甚至可进入艺人走台环节。据一位资深业内人士透露,尽管价格不菲,这类门票却是最快售罄的。Live Nation France总经理安杰洛·戈佩表示:“购买此类门票,某种程度上与在夜店VIP区购买整瓶酒如出一辙。如今,作为演出制作方,我们不仅要为有能力消费的人量身定制活动,也要记住他们带来的收入将进一步提升旗下艺人的收益。”他补充道,公司还在法兰西体育场及其他场馆租用化妆间。

《与歌剧院竞争》

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各大场馆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一家跨国科技公司的营销总监(同样要求匿名)表示:“我更希望我的名字不被公开,否则会比现在更频繁地被人接洽。”这位多次包场的用户补充道:“就连2000座的小型场馆都在试图与我们签约!我采用的是一种点播式合作模式,让我得以邀请合作伙伴、记者和网络影响力用户参加音乐会或体育赛事。我认为这种人脉关系对我们的形象至关重要,但在一个只谈ROI(投资回报率)的时代,要保住这类预算实在太难了!”

普莱尼图德竞技场(Plenitude Arena)的弗雷德里克·龙格佩(Frédéric Longuépée)则指出:“如果认为我们的竞争仅限于体育场馆和拥有类似节目编排的场所,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正在与歌剧院、古典音乐厅、音乐节、剧院——当然还有体育赛事竞争。”

音乐/

新发现

安热:敏感的灵魂

《我呼吸得稍微顺畅些,但空气仍然堵塞。》

在木吉他和指尖划过琴弦的声音中,这位来自蒙特勒伊的歌手一开口便以毫不掩饰的爱意打动人心。在这句话里,我们不禁感受到这一代人焦虑:他们觉得未来的道路将比前辈更加艰难。

安热年仅20岁,身后仅有寥寥几首作品,却经历了说唱音乐的爆发式流行。内洛和内帕尔是他最喜爱的两位说唱歌手。“这是法国说唱的复兴。内洛的文字极其粗粝,几近暴力。我在我的歌词中也试图不去粉饰现实,不去美化——接受有时生活就是丑陋的。”他说道。

音乐总是循环往复,安热也常提及几位法国歌坛巨匠——布雷尔、雷吉亚尼、蒙当……以及令他印象深刻的达利达:“无论是忧伤的大热金曲还是更欢快的歌曲,我都喜欢!”

安热属于这一代拒绝陈腐男子气概刻板印象、坦然接受自身弱点的艺术家。他还自豪地宣扬自己的家乡蒙特勒伊,认为这座城市塑造了他的性格。与制作人OSR携手,他们仍在寻找那种能够定义其音乐特色的完美配方——在说唱歌词、原声乐器与合成器之间找到平衡。尽管心存疑虑,也深知掌控音色与舞台表演尚需时日(目前他仅完成极少数演出),安热仍满怀激情投入这段冒险。在其最新作品中,他这样唱道:“我需要哭泣、亲吻、欢笑。”多么美好的宣言。

安托万·达布罗夫斯基(Antoine Dabrowski)

安热 《哭泣、亲吻、欢笑》 (BRUME(s) / 索尼)

The Cramps Trash 测试

《周三》和蒂姆·伯顿的系列剧中使用The Cramps的经典曲目打破了自2009年主唱Lux Interior因心脏问题英年早逝后长达十余年的沉默。这意外的关注让Z世代发现了这些垃圾摇滚、血腥、垃圾文化和恶趣味艺术的先驱。这尤其加速了墓穴的开启,乐队吉他手Poison Ivy在失去终身伴侣后拒绝开发的档案库。

THE CRAMPS GRAVEST GRAVY(Vengeance Records)

几位家庭好友,包括美国朋克教父亨利·罗林斯和伊恩·麦凯,接过了接力棒并重启了乐队的Vengeance Records厂牌,该厂牌将发掘目录及其珍贵的未发布作品。亚历克斯·奇尔顿于1977年在孟菲斯Ardent录音室指导的The Cramps首次录音会的重新发现——其中大部分曲目从未被开发——这仅仅是第一步。后续还会有更多。在此期间,《Gravest Gravy》中的12首曲目大多为未发布作品(五首原创及七首里基·尼尔森、罗伊·奥比森等人的翻唱),重现了Lux Interior穿着高跟鞋的猴子般嚎叫,以及那位头发呈灰烬色的疯狂吉他手布莱恩·格雷戈里——他短暂但永恒地留在了The Cramps的历史中。

亚历克西斯·伯尼耶

音乐/

播放列表

Jungle

伦敦乐队的延续性变化:他们的灵魂乐越来越加州化,并使用了让人联想到澳大利亚电子双人组The Avalanches的声音采样。

FKJ

《Changes Rising》 在完成一场精彩的全球巡演后,这位法国音乐家在创作第三张专辑时驱散了存在主义的疑虑。一首带有灵魂乐色彩的流行民谠,以寻回宁静。

我们相信

LA Priest 的柔美细腻

比起他之前的作品,萨姆·伊斯特盖特(Sam Eastgate)的新专辑更加强劲,却依然忠于其音乐中优雅的脆弱感——这是他作品的标志。

以“LA Priest”这一化名发行的第四张专辑后,这位英国音乐人最近对一家杂志谈及其音乐中奇特的脆弱感时回答道:“我喜欢那些濒临断裂、几乎破碎的声音:在我看来,它们更有人情味。”自“Late of the Pier”解散后——这支曾与他携手推出唯一一张专辑《Fantasy Black Channel》(2008年,融合了前卫摇滚与光影合成器风格)——伊斯特盖特便开始以个人名义创作,使用自制的合成器与节奏机。

结果便是一张张摇摇欲坠、天真烂漫且精巧做作的专辑,让人总担心它们会像玻璃般在过度聆听中碎裂。在同一次采访中,他谈及Pixies乐队时也表示:“我也想做出更‘嘈杂’的音乐,但我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而这次,他确实为此付诸行动——与“涡轮浩室”德国传奇人物Boys Noize合作制作。最出色的成果当属充满狂喜的《Into the Sky》,这首同名曲是一段恶魔般的萨拉班德舞曲,让人忍不住手舞足蹈,而唯有萨姆·伊斯特盖特那尖细却高亢的嗓音才能为之降温。

专辑的其余部分则更忠于他的风格:蜿蜒的旋律、偶尔露出的放克痕迹(当他的嗓音化作王子式的呻吟),这一切都由颤抖的合成器编曲所包裹,几近病态的质感,或许会让人感到不适,却又能在敏感的听众心中激起涟漪。相比前作《Fase Luna》(2023年)更为成功,这张新碟重拾了LA Priest“矛盾”舞曲风格中最精髓的部分。这张专辑或许是今秋最感性的作品,却也是最奇特的那张。

corto.alto «拼贴,与采样精神非常接近»

小号手、贝斯手、制作人,苏格兰人Liam Shortall(艺名corto.alto)发布了第二张专辑,融合爵士、嘻哈与电子音乐,自由而令人惊叹的创意。

拼贴。 「我在父母家里找到了一些旧的班级照片。看到那些15年未见的照片总是让人震惊。我记得我们会收到一组有三种略微不同姿势的照片。我选了其中两张,把它们剪成碎片,然后交替删除其中一部分,再把剩下的拼在一起,最后扫描成最终图像。这一切都是手工完成的!我一直很喜欢做视觉艺术。我在学校唯一擅长的科目就是音乐和艺术。我负责设计我们所有的巡演海报,并深度参与项目的视觉方面。拼贴在精神上与采样非常接近。我们偷取东西来创造新的东西。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借用。」

记忆。 「我对自己的记忆感到困扰。我们无法依赖它们,它们不可靠。我也不喜欢给纯器乐作品起名。它的力量在于不需要真正的名字。同一首曲子对你来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对我而言也是如此,今天和下周可能也不同。我制作这张封面的目的是扭曲图像,让它变得奇怪、更加模糊,为专辑的聆听做准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扭曲的版本,一次潜入我的内心,对我的记忆的扭曲。」

corto.alto《些许财富》(Ninja Tune) 9月5日在维莱特爵士音乐节(音乐城)演出

青春。 「小时候我在苏格兰邓弗里斯的一个铜管乐队中演奏小号。后来我去格拉斯哥读书,那里成了我音乐的大本营。这是一座充满活力且极具包容性的城市。我们缺乏基础设施、缺少场地、没有专业媒体。这本可以是负面的,但它却注入了一种自由精神,鼓励整个音乐场景更加开放和创新。我的父母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张封面是我对童年自我的怀念,也是对他们说我很感激的方式。在音乐领域尤其容易忘记感恩。」

采访:安托万·达布罗夫斯基(ANTOINE DABROWSKI)

PHOTONS

太阳能回归

看起来爵士音乐家们都感染了电子音乐的病毒。以下是四位即兴演奏家及其充满活力的house音乐,配以键盘、低音提琴、吉他和鼓。

FAT DOG

《随你怎么说》 伦敦南部是一股新兴音乐浪潮的中心,正如这支无法归类的乐队第二张专辑中的这段曲目,在后朋克、rave和流行雄心之间游刃有余。

JONATHAN BREE

《兼职情人》feat. 普林塞斯·切尔西 这位新西兰音乐家以浪漫而忧郁的冷波浪风格,探讨我们对爱与性的关系。我们既能想到罗伯特·史密斯的吉他,也能想到尼克·凯夫的男中音。

在Libération.fr与Tsugi电台合作,找到此播放列表及一首发现之作

PH-LEBRUMAN

马丁·若瓦(Martin Jauvat)导演

「我喜欢听Fatal Bazooka来取乐」

你在听什么耳机?

马丁·若瓦,30岁,演员、导演、编剧,执导过两部独特的喜剧片(《大巴黎》和近作《城中激情》)及数部同样幽默又温情的短片,这些作品无不以他的家乡舍利为荣,也彰显了他广泛的音乐品味。他正在为埃里克·朱多的《问题多多》续集撰写剧本(他坦言“比原计划晚了一些”),但仍抽出时间聊起了Strokes乐队、朱尔,当然还有RER E线。

你第一次用自己的零花钱买的唱片是什么?

我犹豫过是Arctic Monkeys的《Whatever People Say I Am, That's What I'm Not》还是Strokes的《First Impressions of Earth》,但我认为应该是前者。我那时十岁。用零花钱买下它,多好的方式!这张唱片我现在还留着。

你最喜欢的听音乐方式是什么?

我是听着MP3发现音乐的。我喜欢那些小巧的随身听,它们有限的内存逼着我精挑细选,要牺牲掉几十首歌才能留下最爱的精华。

你最后一次买的唱片是什么?

很遗憾,这得追溯到很久之前了。是Yung Lean的《Unknown Death 2002》,数字版。

你更喜欢在哪里听音乐?

在地铁里。尤其是RER E线,从舍利-古尔奈(他家终点站,编者注)到北站之间有一段很长的地上路段。我喜欢一边看风景一边跟着音乐的节奏。

你工作时会听音乐吗?

当然!我更爱听没有歌词的音乐。我的小癖好是任天堂的原声带,比如《动物森友会》或《塞尔达》的OST。我也很爱在工作时听坂本龙一和菲利普·格拉斯的作品。

你有什么听着会觉得丢脸但其实很享受的歌?

我其实没什么会真正觉得丢脸的,但为了开心我会听Fatal Bazooka。

大家都爱的但你讨厌的唱片是什么?

滚石乐队的《Sticky Fingers》!

好吧,我其实并不真的讨厌它,但……我一直更喜欢披头士!

如果让你在荒岛上只能带一张唱片,你会选什么?

埃利奥特·史密斯的《Either / Or》。

你最想把哪张唱片的封面当艺术品挂在家里?

Grandaddy的《The Sophware Slump》。

你希望在葬礼上播放什么唱片?

朱尔的《Album gratuit volume 4》。或者还是埃利奥特·史密斯的《Either / Or》,还是他。

你知道什么是“drone metal”吗?

不知道。这什么鬼问题?

你更喜欢唱片还是现场音乐?

更喜欢唱片!现场总让我担心失望。我总是盼着音乐会赶紧结束,尤其是当我特别喜欢某个艺人且期待很高时。反过来,当我初次接触某人时,现场体验可能会让惊喜和快乐翻倍。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你最美好的音乐会回忆是什么?

心头好

米歇尔·德尔佩什 《猎人》(1974)

大卫·库塔(feat.席娅) 《钛金属》(2011)

朱尔 《街区香水》(2017)

第一次看PNL,是在摇滚音乐节。我对这支乐队几乎怀有宗教般的崇拜。更奇妙的是,他们的表现被普遍评价为糟糕透顶,但我完全着迷,他们做什么我都会喜欢。

你会去俱乐部跳舞、搭讪、听好的音响系统还是根本不去?

我很少去俱乐部,但真去了就是为了和朋友们喝个烂醉、开怀大笑。你有什么乐队是讨厌看现场但喜欢他们的唱片,或者反过来的?

嗯,我十月要去看Strokes——他们大概是我最爱的乐队——的演唱会。有点怕,因为他们在舞台上的名声很差!

你最爱的音乐电影或电影音乐是什么?

《蓝调兄弟》!我小时候最爱的电影。

Quel est le disque que vous partagez avec la personne qui vous accompagne dans la vie ? Daisy · Rusowsky.

Le morceau qui vous rend fou de rage ?

Chamber of Reflection, de Mac DeMarco. Je l'écoutais beaucoup avec une fille qui m'a brisé le cœur et depuis je ne peux plus le supporter. Chaque fois que mes potes veulent le mettre, je pète un plomb. Depuis dix ans ! C'est devenu un running gag à force.

Le dernier disque que vous avez écouté en boucle ? Daisy · Rusowsky !

Le groupe dont vous auriez aimé faire partie ? Arctic Monkeys.

Le morceau de musique qui vous fait toujours pleurer ? Le Chasseur, de Michel Delpech.

Recueilli par Nico Prat

日程安排

卡修斯将在比武阿克节(Le Bivouac)上演出,地点为8月29日上法兰西大区奥兰公园。摄影:莱昂·普罗斯

这个夏天对音乐节而言并不温和,气候变化的现实迫使其模式必须演进。比武阿克节正是这类尝试"慢生活节日"理念的活动之一——这一概念相当于美食界"慢食"运动在音乐节中的体现。这是一场规模更小(最多2000人)的户外活动,以家庭聚会的形式重新出发,不再仅仅依赖巨型舞台、连续不断的演唱会和奶酪三明治摊位。第二届活动在上法兰西大区奥兰公园举办。你可以现场露营,有帐篷和木屋可供住宿,所有设计都在劝阻你开车前来;孩子们也受欢迎,还有丰富的户外活动和各种口味的演唱会——昨天是巴克斯特·杜里(Baxter Dury),今天是卡修斯(Cassius)、布朗迪娜(Blandine)、亚瑟·富·班迪尼(Arthur Fu Bandini)等。节日的口号也不赖:"跳舞、吃饭、睡觉、享受"。周六和周日,

周六和周日, 上法兰西大区奥兰公园, 从贝蒂讷火车站有摆渡车。

《外婆的骨灰》(Grandma's Ashes)将在摇滚塞纳(Rock en Seine)上演出,地点为8月29日。摄影:埃莉萨·格罗斯曼

如果说户外音乐节模式确实需要更新,我们仍然可以打赌本届摇滚塞纳的这一版本将因其凝聚力十足的头牌阵容而载入史册。继洛德(Lorde)和常青乐队尼克·凯夫(Nick Cave)之后,本周六的阵容可谓精彩绝伦,展现了我们这个国家摇滚类型惊人的活力:Dynamite Shakers、杰西卡93(Jessica 93)、Grandma's Ashes、为原创作品而来的Gwendoline,当然还有金属乐队明星Landmvrks。国际艺人也不甘示弱,有Amyl & the Sniffers、Lambrini Girls、Deftones以及近期在Zenith音乐厅引发轰动的美国乐队Turnstile。那么周日呢?节目单同样精彩(Slow-dive、Dry Cleaning、Interpol、Mogwai等),但我们最期待的还是The Cure的马拉松式演唱会。错过这次可能就再也没机会了。

周六和周日,圣克卢国家公园。

金比·蒙比(Mount Kimbie)将在巴黎维拉日俱乐部(Virage)演出,地点为8月29日。摄影:DR

对于那些对摇滚感到厌倦的巴黎人,维拉日俱乐部——位于巴黎 périphérique 外围、维莱特公园边的前汽车修理厂——为摇滚塞纳提供了绝佳替代方案。今晚由马拉松!晚会团队负责编排,坚持其跨界与原创理念。从下午5点到11点,这一不寻常的时间安排让你能够欣赏到Cabaret Contemporain(擅长将科技舞曲与古典乐结合)、灵魂放克双人组Astels的现场演出(法国新浪潮爵士-浩室乐坛的佼佼者之一)、DJ Tour Maubourg,以及压轴登场的Mount Kimbie。这支英国双人组总是难以捉摸,他们起源于后dubstep场景,但最近一张专辑却几乎是摇滚风格,今晚将以DJ set形式登场。值得一看的奇葩。

本周六在巴黎,维拉日俱乐部。

LIVRES / 扬尼克·阿内尔《我的叙述者是一位温柔的神风特攻队员》

已经开学了,而学校却结束了。当我们读到这位《扬·卡尔斯基》[2009年]和《抓紧你的王冠》[2017年]的作者的新作时,不禁会有这样的想法。扬尼克·阿内尔基于自己作为一名高级教师的经历,通过一位年轻法语教师的视角,讲述了法国国民教育的灾难。这位名叫让·戴舍尔的主人公,从见习教师做起,辗转于“郊区”初中的各个学校任职。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从一个个阴险的校长、疲惫的督学、表面友善的同事、被边缘化的学生,以及教学灵感的微光中穿行。他住在德伊拉巴尔(“这种笑话总能让我开怀”)一个微小的地下室,由一个对他并不那么友善的朋友转租。所幸,不远处的昂甘湖以其树荫和飞鸟,让戴舍尔在逆境中不至于完全枯萎。他习惯捡拾枯叶,将其揉碎放进口袋以安抚自己。他还尝试写小说,在批改十叠作业之间偷闲。很快,面对被迫扮演“看守者”角色的他意识到,几乎整个教师群体都在服用抗焦虑药物。他自己也成了常客。直到有一天,他在一次告别派对上打碎了一个花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一般,这个卡夫卡式的错误将伴随他整个职业生涯。

扬尼克·阿内尔并未将自己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怨愤的受害者,而是将其塑造为一位略带狂热的灾难见证者,对教学充满热情:“正是作为一名教师,我开始真正生活——拥有了一种存在感。”戴舍尔不断发明新的教学“花招”来让青少年接近文本,召唤当代女作家(埃诺、杜拉斯、德尔博)的作品,并坚守自己铸造的信条:“世界只为学生的呼吸而存在。”

必须承认,他从未离开过一本神秘主义犹太文本——《光明篇》,这部由注疏汇编而成的作品中,他钟爱的章节是“伊甸园的布局”。凭借这部指南和对多位女性的爱慕(其中一位上流社会女子让他得以与这个阶层及其种族主义决裂),这位年轻教师展开了一场更宏大的追寻:生命的奥秘、其韧性以及继续相信的理由。“我独自在吧台微笑:教学是否是一种神秘的活动?”对这种“幸福”的追求最终将他带到意大利,在那里他在庞贝失去了一位情人,却收获了一条名为“拉姆彭”的狗,随后又去寻找“塔奎尼亚的小马”——无论在杜拉斯的文本还是现实中,它们都无处可寻。毕竟,正是缺失之物推动着前行,而相信一切都必须被修复则是一种愚蠢:“您能原谅我一切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文本中的梅什金公爵问道,“除了那个花瓶之外的一切?”

您的小说既是对教师职业和学生的爱的宣言,也是对当下学校现状的控诉...

Disons que c'est un manifeste en faveur de那不为人知的教师生活,他们鲜为人知的浪漫人生,以及对学生和课堂时光的一份癫狂友谊——这些时光在他看来极少被世人视为诗意,但我在十七年间亲身体验到它们可以成为激动人心的共同言说时刻:伟大的时刻,有时甚至是启迪心智的时刻,但也有彻底的灾难、误解与混乱。我曾为《查理周刊》做过报道,采访过因绝望而自杀的校长,也见证过教室里的刺伤事件,当然还有萨缪埃尔·帕蒂、阿涅丝·拉萨勒和多米尼克·贝尔纳的遇刺身亡。面对这一切,政治家们的冷漠态度令人费解,我有时甚至怀疑他们是否憎恨教师,憎恨公共服务事业。三十年来,法国的一切知识性事务都被无产阶级化:政治口号中赞美着学校,却没有为之投入任何资源。我想要通过自身经历来讲述这种复杂性:我们站在这条山脊上,一边是有时令人震撼的传道之乐——当它与三十个年轻人共鸣时,另一边则是围绕教师的失败——这种失败是被组织起来的。因此,这是一个相当忧郁的叙事。

文本的时间结构融入了三十年的跨度,其中包含着刻意的时代错置……

是的,这本书是通过层层堆叠的方式创作的,是存在本身的层层叠加。出于诚实,我不想描述今日的国民教育——我对它了解不多——而是想书写我曾在其中挣扎的上世纪90年代的教育。触发这一写作的事件发生在2020年10月:我作为司法记者报道2015年1月恐袭案的审判。我在法院里待了一个多月,记者们的手机此起彼伏地响着。就在这时,我们得知一位教师在学校门前被斩首。这一事件长久地伴随着我。我并不谈论它后来如何被政治化解读,而是将其视为命运性的纯粹事件:教师的牺牲。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揭开上世纪90年代那层神秘的面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问自己:为什么当我还是教师时,总觉得自己有罪?走进教室的那一刻,你已经被怀疑了。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象征这种“罪”的方式——通过叙述者打碎的花瓶——这本书几乎就那样自己写成了。这两种时间线——一个当代人审视“教师们犯下的奇怪罪行”的视角,以及对课堂上所发生之事近乎社会学-诗意的描述——让我得以在这两者间往返。时间性本身就是叙事的素材:因此才有了层层叠加的结构,以及一个不断深入过去挖掘的叙述者。

Yannick Haenel

Gallimard出版社巴黎门市

—— 雅尼克·阿内尔 于巴黎,周一

“三十年来,法国的一切知识性事务都被无产阶级化:政治口号中赞美着学校,却没有为之投入任何资源。”

被圈养与遗弃的学生们……

在一位教师的日常经历中,既有学校暴力的现实——这种暴力在被讲述时,可能为极右翼所利用,又有可能每天构建某种东西:一种对平等、共享知识与进步的渴望——用些老旧的词汇来形容。这种暴力,我绝不将其视为安全问题,也拒绝接受极右翼的末日论断。让·戴舍尔所见证的恰恰相反:无论在何处授课,即使是被社会污名化的地方,绝对意义上的陌生感——即他们口中的“外国人”——也构成了一种财富。

让·戴舍尔并非首次在您的作品中登场。您称其为一位见证者,这一角色早已是《扬·卡尔斯基》的核心。他算是您的见证者吗?

是的,他经常向我抱怨!让·戴舍尔是更好的我,也是更糟的我:更勇敢,也更可悲,更嗜酒,更执着。这次,我渴望写《圆环》的前传——这本书始于2007年,在上午8点07分,戴舍尔没有登上一列郊区火车去上班。但我小心翼翼地没有说明是哪一列。戴舍尔几乎是一个强度操控者,一个我能将其投入任何情境的叙事者:某种温柔的敢死队员,以斜向的方式处理事物。他也是一位尚在成长的诗人,一个不断尝试写作却永远无法完成的人。这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诗意的过剩。缺乏诗意只会加剧野蛮,这在我看来再清楚不过。

“戴舍尔”这个名字是介于垃圾与阶梯之间吗?

第一天上课时,当我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我害怕学生们会如何听闻它。他写下“Deichel”,有个学生问这是否像“阶梯”(échelle),他答道:“是的,跟着我,我们会登得很高。”这也是“垃圾”意义上的戴舍尔——如阿甘本所言,即homo sacer、贱民。但被放逐者自有其尊严。尽管戴舍尔竭力想上一堂最成功的课,却始终未能如愿:某种意义上,他始终游离于体制之外。更平凡地说,Eichel是阿尔萨斯的一条河流,流经我父母家附近。

您的作品贯穿着对犹太性的思考,在此叙述者自始至终都带着《伊甸园花园布局》——这段《光明篇》的节选……

整本书都在探讨“瓶子的破碎”,起因于叙述者一个具体的蠢事:他打碎了一尊珍贵的古代花瓶,并将此视为自己的赎罪。同时,在犹太神秘主义中,“瓶子的破碎”也是世界创世的一个时刻,过剩的光芒令瓶子爆裂。我们生活在——可以说———种试图修复这些碎片的尝试中,这些碎片是《光明篇》所谓的“kelippah”(果皮)所覆盖的火花,也就是恶。但叙述者最终发现,美之所在,恰恰在于碎片之间显现的事物。他将《光明篇》变成一本每日翻阅的吉祥书,如同课堂般不断解读周遭的征兆:学生们在想什么?他们刚刚领悟了什么?我是否该多说一个字?这并不让他成为一名神秘主义者:他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用拼凑的概念手工活来支撑自己。

《伊甸园花园布局》与欲望、女性及艺术的问题交织。您刚才提到“神秘的帽子”:在本书结尾,下降至塔奎尼亚彩绘瓶的墓穴,让人联想到您另一篇关于艺术的文章《蓝色培根》(斯托克出版社,2024),同样上演着对一个谜团的考古学式布景。

叙述者经历了一场经典的成长小说,其中女性形象接连与更遥远的事物关联:古代艺术、那种奇异而缺席的造型——或许就曾存于那尊破碎的花瓶上,而后又在塔奎尼亚的某座墓穴中重现。我更少试图形式化某件心爱的艺术品的冲击,而更多关注人们几乎能从中获得解放的用法。诚然,整部书贯穿着一场爱情与性的启蒙,叙述者以一种时而游移的方式体验。他对裂痕、纹理、缺失与不完美的认同,令传统的成长小说对他不再适用:他必须追溯至更远的源头,寻找伊特鲁里亚的光芒,以及最终在一阵大笑中到来的启示——或许是某种解脱的预兆。但解脱并不那么可行,也不切实际:德伊歇尔或许根本无法在任何地方安身。罗伯托·卡尔阿索在《万书之书》(2019)中讲述了一位拉比短暂逗留伊甸园的故事,他想带回生命之树的花朵,而这是绝对禁止的。他将几片干枯的叶子藏在大衣口袋里,当他从这场显然是梦境的经历中返回时,口袋里确实留下了些许碎屑。让·德伊歇尔就是这样,这也是他全部的纯真:他活在一个在他看来或许能触及的天堂碎屑之中。

“我整天都在为未来工作。对

灵媒与外星人

《卡拉·德米耶笔下的"梦想肖像"》

弗雷德里克·方谢特

灵媒的生活并非易事。在日内瓦的埃莉丝·米勒家中,水晶罐在空中爆裂,当她作画时,一股力量能让画布变得柔软。埃莉丝·米勒确实活过。她的生卒年份:1861-1929。在瑞士心理学家西奥多·弗洛诺伊出版《从印度到火星》一书后,她闻名国际。该书研究了一例伴随语言狂乱的梦游症案例。卡拉·德米耶为这位30岁时——当时她还是一名丝绸店售货员——发现灵媒术的女子绘制了一幅"梦想肖像"。后来,以"埃莱娜·史密斯"为笔名的埃莉丝成为一名画家。她的画笔受到幻象指引。但她生前展出并长期评论的作品,如今所剩无几。在一名律师的欺诈行为后,大部分画布消失了。唉!其中有一幅基督受难图重现了:"一个骨瘦如柴、满是痛苦的男人被绑在十字架上。他张着嘴,仿佛在临终时唱起了歌。"

为深入了解埃莉丝·米勒的内心世界,卡拉·德米耶选择了一位年轻的美国调查员——家心理研究学会的侦探西比尔作为中介。故事从纽约开始,读者随她踏上旅程。在船上,她决心保持"黄瓜般的冷静",但一到日内瓦的维奥莱特街,两位女性之间的友谊便油然而生。西比尔在瑞士逗留了十余年,成为头号见证人。这位不再是售货员的灵媒———一位富有的美国女子为她提供了终身年金———因其宇宙之旅而声名鹊起:火星,乃至天王星。她15分钟的恍惚状态将她带到红色星球,并从那里带回绘画与语言。两页纸收录了1896至1898年间的"火星幻象与交流":在一个鲜花满室的大厅里,"大家都说着火星语。阿斯塔内[灵媒的火星知识,译注]带着那头永不离身的怪兽[扁平尾巴、卷心菜头]出现了。他对年轻女孩们友善,轻拍她们的脸颊,她们则抚摸他的头发[火星式的礼节]"。书中散布着外星语句的片段,如:"Zé pastri tubré né tuzé"。

这部小说基于有时被重新表述的史料,它们穿插于时间线中。这些资料来自报刊、科学与灵媒杂志,展现了对灵媒诚意的信与疑之间的摇摆。这位日内瓦女子的幻象在当时被称为"梦游小说",而卡拉·德米耶通过此书将其与文学中的梦境与虚构联系起来。每次著名的恍惚结束后,她总会问:"现在几点了?"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作家眼中,埃莱娜·史密斯是他们的圣殿成员之一。在他们的著名《马赛塔罗牌》中,有一张牌以她为原型。

《卡拉·德米耶:火星之女》 科尔蒂出版社,216页,19欧元

在充满母性的世界里,路易丝·舍内维耶挑战「最具异化的枷锁」

作者:托马斯·斯特朗德

「我不知道,也许对所有女孩都是这样。」摄影:亚历山德拉·塞拉诺。VOZIMAGE

在《我们的布兰妮》(P.O.L,2024)一书中,路易丝·舍内维耶的笔触并非仅针对布兰妮·斯皮尔斯。她还以几乎同等的重要性致敬了这位于2009年自杀的魁北克女作家内莉·阿尔康——「知道一切的内莉」。内莉知道什么?必须在这里抄录一下《剥皮》(Faire la peau)第230页的内容:女性永远不会自由——「母亲永远是女儿的第一座监狱:『母亲将始终是女儿的第一座监狱。』」

换而言之,以她独特的声音,通过进一步强化「我」这一贯穿整部作品的视角(「我无法以他人的名义发声,因为我连名字都没有」,2019年《像母狗一样》开篇如此写道),她断言:「我说这种枷锁是所有枷锁中最具异化的,是女儿永远无法挣脱的枷锁,是将女儿牢牢束缚原地的枷锁,而母亲在维系这一位置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种枷锁——需理解为束缚、锁链——舍内维耶试图将其斩断,并尝试那不可能之事,这正是本书的壮举,其爆炸性与张力所在。是的,我们在此正是为此而来:杀死母亲,唯有如此方能拯救自身。

不可逆性。想要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而将其真正付诸笔端、公之于众(本书以公开信形式呈现)则更为艰难。可以理解,这并非她的首次尝试。因此,在确信这一决定的益处之余,路易丝·舍内维耶仍在摸索前行,反复思量,质疑自己行为的激进程度及其不可逆转性。在开篇两页中,明知自己在做什么的她两次说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许对所有女孩都是这样」,随即又道:「我不知道,我无法代表所有女性发声,因为这类事情无法言说。」再往后,第176页又出现一次:「[……]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仍在等待,明明已坐在巨大公寓的地毯上颤抖。」叙述者始终「不知道」。她探索、反复思考这一主题。她的句子如流水般舒展,不结硬疙瘩,却以优美的回环缠绕。在《为布兰妮而作》中,她以三重跳跃的方式写到阿尔康:「内莉,我发现她如此美丽,因为她身上超越了那种目光曾将她禁锢其中的一切。」在那篇同样指向童年的文字中,几行字里已隐约触及某事:「关于此,我无法再说更多,至少目前如此,或许有一天我能,抑或多年以后才能……」

YANNICK LAHENS 《夜行乘客》 Points, 192页,7,55 €。

「望着他的双眼,我意识到他一定对从黑暗暮色中突然出现的阴影感到震惊。他的双眼流露出惊讶与困惑,随即垂下。仿佛他正从内部打量自己。」

NEIGE SINNO 《真实》 Folio, 256页,8,60 €。

「一切始于一段关于书的故事。我本不想拿,但玛加执意坚持,最终我还是妥协了。我们的背包里塞得很少,因为要去三个月,轻装上阵更好。」

De quoi parle-t-on au juste dans Faire la peau, le quatrième livre de Louise Chennevière, le plus «intime» ? D’abord d’une femme qui fut mère jeune, d’une mère «copine» qui louait des appartements trop grands, laissait traîner sa cocaïne, draguait les amis de sa fille et, une fois même, voulut adopter l’un d’eux. Une femme instable, flambeuse, charismatique, jalouse, complice, perverse, spectaculaire, monstrueuse comme le sont, d’une manière ou d’une autre, toutes les mères pour leurs filles — même si toutes les mères ne traînent pas leur fille par les cheveux. Toutes ou presque, en revanche, aiment toujours un peu plus leur fils que leur fille, et de cela l’écrivaine n’a pas de doute, avec d’autres preuves que celle de son ressenti, qui est fort et, au fond, incontestable : Faire la peau appelle l’écoute et non le débat.

Le portrait apparaît et s’efface dans un même mouvement. Cette femme existe (c’est la mère de l’autrice) et elle n’existe pas (c’est une figure de mère) : elle n’a pas de prénom mais, curieusement, elle a une assistante. Il doit s’agir d’un certain milieu, sans que cela soit le propos. Ou peut-être que si, en partie : un jour, cette femme a quitté le pavillon déprimant qui l’avait vue grandir et l’a laissé derrière elle. Dans Faire la peau, Louise doit y revenir à l’occasion de la mort de sa grand-mère et elle s’y refuse.

Avant la mère, il y a donc la grand-mère, dans une sorte de jeu de poupées russes qui raconte une chaîne à laquelle l’écrivaine se sait appartenir et dont elle entend — magie de la littérature — se tirer par ce geste performatif. Elle a ses formules incantatoires, sa langue à elle : elle dit beaucoup « Je dis que », ce qui est un moyen d’affirmer à sa hauteur, de n’engager qu’elle mais de s’engager à plein. Comme dans : « Je dis que la folie de ma vie, ça a été toi ». Non pas « c’est toi » au présent, non pas « c’était » à l’imparfait, mais « ça a été » dans un passé avec lequel il faut toujours composer.

Parlons aussi des virgules, parfois surprenantes, même si la principale intéressée trouve qu’on lui en parle souvent, trop, et qu’elles reflètent simplement la manière dont elle s’exprime. Sauf que ce n’est pas rien de savoir quand reprendre son souffle, avant ou après quoi s’arrêter. Comme quand est évoqué ce « paquet de nœuds tissé de mensonges que l’on se trimballait de femme en femme, depuis combien de générations déjà, condamnée à fouiller en vain le silence alors que l’on voudrait tant vivre ».

À distance. L’on voudrait tant vivre. Et qu’est-ce qui nous retient ? Plus rien, dit Faire la peau, et c’est cela, enfin, qu’on en garde : sa vigueur, son allant, tout ce qui fait que ce n’est ni glauque ni sale, puisque cela, désormais, on peut le mettre à distance et, pourquoi pas, envisager la suite. « Saurai-je être une mère sans jamais payer de n’en avoir pas eu ? » demande ainsi à elle-même l’écrivaine à l’approche de la fin.

L’adresse s’est alors déplacée : non plus la mère, mais une potentielle petite fille à venir, qu’il faudra bien, si un jour elle existe, réussir à élever « contre des siècles de haine silencieuse » sans répéter le même schéma, creuser la même blessure. Le dénouement est bouleversant en cela qu’il mêle, fond et forme, le besoin d’en finir et l’impossibilité des adieux : encore un chapitre, encore un autre, et puis un dernier. Faire la peau, faire peau neuve.


Louise Chennevière Faire la peau P.O.L, 288 页,21 欧元(电子书:14.99 欧元)

西尔万·普吕多姆《瓦隆马迪》一名女子在重归自然区域的山中消失

文 / 弗吉尼·布洛克-莱内

「我」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她答道“谢谢,我有的是时间”,语气中没有敌意,而是带着一种简洁,让我立刻对她产生了好感。」西尔万·普吕多姆的小说第二页上这些句子的和谐与清晰,让我们也立刻对这位作者产生了好感,并让人感到亲切。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温柔。对话没有用破折号或引号标出,也不在疑问句末尾加问号。对普吕多姆来说,这种标点上的自由是为文本的意义和节奏服务的,它们旨在轻触一个谜团。若换作其他作家,这种标点的缺失可能会显得矫揉造作,甚至可能真成了矫揉造作。

沉重的箱子。用简洁且「毫无敌意」的语气说话的女子名叫保拉。叙述者与她素不相识,两人在山区的一处停车场相遇。一架直升机刚刚将保拉从山顶接下。她背着一个沉重的箱子,还有一些藏在罩子下的设备。她是音乐家吗?不,是摄影师。这个四十多岁的女子一出现就吸引了叙述者的注意。他已经对她动了心,但必须慢慢接近她,因为一切都表明她珍视独立与自由。

叙述者是一名业余徒步爱好者,来山区度周末。他将与一位在当地居住工作的植物学家朋友一起登山。很快,保拉就消失了——不是从书中,而是从山中:人们再也找不到她。她去了「湖泊保护区」,「左右两侧都被陡峭的悬崖守卫,自然禁止任何人进入」。这样一个神秘的名字让这个地方显得可怕。自20世纪初起,保护区就禁止人类进入:这是一个「见证重归自然的山谷」,未来将证明是否有必要将其模式推广到其他地区

「我不认为这只是对爱情的不满。并不完全是。在我看来,就算她和任何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情况也会一样……」

领土。」六名考古学家获准进入;保拉跟随他们。后来她独自一人又去了一次,这是她不该做的事。两名宪兵「徒劳地」寻找她的尸体。

像一名警察、侦探和小说家一般,叙述者会见了认识保拉的人。湖的另一边首先通过证词勾勒出这位摄影师的缺席肖像。西里尔,她刚刚在「共同生活十五年后」与之分手的男人,讲述着「渐渐瓦解的爱情」。叙述者追问原因:「也许我是在自欺欺人,但我不认为这只是对爱情的不满。并不完全是。在我看来,就算她和任何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情况也会一样……我感觉有些人就是这样。有些人永远无法真正安定下来。」叙述者也询问了杰罗姆——负责维护保护区小屋的人,以及弗洛朗丝——负责考古任务的考古学家。读者通过观察反应、解读印象,逐渐了解叙述者,正如他自己发现保拉的过程。他看起来聪明、善良且浪漫。保拉是否选择让自己陷入险境?「我不知道。我对保拉了解太少,无法妄下判断。原则上,我拒绝谈论他人。」弗洛朗丝答道。保拉有时似乎太过完美。她非常勇敢、诚实,在工作中才华横溢——这一切太过耀眼。

轮廓。接着我们与保拉一同在保护区,参与考古探险。一切都精确而动摇,平静却又令人不安。氛围如湖水般变幻:时而平滑,时而「泛起涟漪」。描写并未过度接近所观察的事物。普鲁多姆勾勒出轮廓,比如当杰罗姆和两名宪兵带回一个「沉重的包裹」时:「拉链几乎合上,看起来像是一件西装套。但里面是一具尸体。一具尸体,腰部有明显的骨折痕迹。一具尸体,末端是一颗脑袋……或许已被毁坏,但终究是颗头颅。」作者通过保持距离、运用隐晦手法,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正如一位好奇的山民所言:「山里有条规则。生活中也一样。如果你发现了某人,哪怕再远,你几乎可以确定,他也看到了你。」

Sylvain Prudhomme《湖的另一边》 Midnight出版社,288页,22欧元(电子书:15.99欧元)。

图书 / 平装书

Florina Ilis《孩子十字军》 罗马尼亚语译本 译者:Marily Le Nir, Syrtes出版社 「平装」系列,706页,14欧元。

「年轻女子在布加勒斯特快车头等车厢的窗边,目送着那根走时急促的分针,与长大的故乡车站告别——她曾无数次在那里等待利维乌……」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父与子的隐秘人生

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一位织布兼养羊男人的1990.年代密室生活

克莱尔·德瓦里厄作

「一座岛中的岛」,祖母———个性格古怪的女人———用责备的口吻低声咕哝着,回应女婿约翰刚刚说出的话。约翰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他说道: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自己知道就好。具体来说:要么是同性恋,要么不是,这不关任何人的事。这是约翰之子约翰为数不多的几次坦诚对话之一,双方直言不讳,摊牌而谈。

这部小说发生在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哈里斯岛上,时间是1990.年代。互联网尚未打破这里的隔绝,艾滋病只在电视新闻中出现,某种意义上,它与无处不在的加尔文教信仰倒也相安无事。「这恰好证明人间地狱正是罪恶的报应。」

作者道格拉斯·斯图尔特曾于2019年在群岛逗留,完成首部小说《舒吉·班》后。随后他创作了《芒戈》。《舒吉·班》与《芒戈》的核心都是一对母子。父亲从未出现。男孩早早发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母亲则是酗酒者——或英勇,或不负责任(《芒戈》)。在撒切尔时代的贫困压抑之下,阅读时,强烈的情感力量却能炸开这片黑暗。《舒吉·班》具有自传性。道格拉斯·斯图尔特1976年出生于格拉斯哥,16岁时母亲去世,从此孑然一身。

反之,《约翰之子约翰》聚焦于小说家未曾经历的——父与子的纽带、由此衍生的冲突,以及一个家族网络的厚重。

「伊斯拉是个好姑娘。而且我给你洗过够多的袜子,知道你缺的就是陪伴。」

与世隔绝的孤岛上,所有人都有血缘关系——杂货店老板的弟弟或牧师的表亲。这位牧师以微妙的残酷手段无需监督信众,她们自会相互「监督」:「通过羞耻、冒犯与琐碎的评判,比他布道时更有效」。身为执事的约翰父亲则没那么轻松。在一本小册子上,他记下每位信徒的名字,任何一次礼拜缺席都会被标注。

在赫布里底群岛的一个小岛上。摄影:泽维尔·德米耶(Xavier Desmier),Gamma-Rapho图片社

约翰父亲,约翰·麦克劳德(John Macleod),认为劳作与祈祷是抵御世间动荡的唯一真正出路。约翰热爱上帝,也热爱邻居伊内斯——这是上帝所不容的。他工作、祈祷,不辞辛劳。

剪羊毛。不夸张地说,但他以丰沛的笔触传递生活的密度——无论是平凡瞬间还是技术动作,迷失或熟练,性或食物。麦克劳德是织工兼牧民,谁没听说过「哈里斯粗花呢」?正是约翰父亲这样的作坊才能生产。不在作坊时,他照料农场与羊群(接羔、打烙印、剪羊毛、阉割)。他的岳母埃拉(Ella)在屋里忙碌,还与绵羊们「交谈」。

至于卡尔(Cal),他陷入了死胡同。他的文凭没能帮他找到工作,更别提房子。

约翰父亲,46岁,在结婚后搬进了岳父母的农庄。埃拉的丈夫去世后,她留了下来。后来约翰的妻子也离开了,留下他们的小儿子约翰·卡勒姆·麦克劳德(绰号卡尔)。卡尔是约翰的儿子,也离开了家——他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书以他八月份回家开始。他22岁。四年来,他一直在纺织职业学校学习,成绩优异。道格拉斯·斯图尔特也曾就读同一学校,之后去了伦敦美术学院。绘画是他的第一份职业,24岁时他在纽约的时尚界工作。他当了二十年的造型师。

他有学生贷款要还,丝毫不想回家——但父亲逼他回来。祖母病了,脚趾呈「小牛肝紫」色(对色彩的热爱代代相传)。从爱丁堡赶来,卡尔花了整整二十小时。要过几天他才会去拜访那些曾与他亲近的人:麦克唐纳一家——一个男孩和五个女孩。他与男孩发现了同性恋——但对方躲着他——与长女建立了友谊。他足足等了七周才去看母亲,她是书中第一部分的神秘角色。

「古驰门店」。在感情上,卡尔几乎一无所有。他回复了一则同性交友小广告,但无果。他编造「征服」与「陆地姑娘」来骗人。社区希望他娶伊斯拉·麦克唐纳(Isla Macdonald),连祖母都盼着。「伊斯拉是个好姑娘。而且我给你洗过够多的袜子,知道你缺的就是陪伴。」祖母与外孙一向心照不宣。她本该避免让他去挨家挨户推销。他怎能去卖饼干、敲人家门?「仅仅几个月前,他还在参加一场关于汤姆·福特登顶古驰的讲座。」

与约翰父亲在一起时,一切都很糟糕。找到的牛仔裤、长发都无法让人接受。一阵拳打脚踢惩罚了办公室里的丑闻。渐渐地,卡尔开始学着织布、照料羊群,耻辱感渐渐消退,某种平静开始萌芽。倘若约翰无法接受继母和儿子联手对付他,这种联盟注定会逐渐瓦解。两个男人用盖尔语交谈,老太太应该听不懂。

卡尔并不了解父亲的苦恼。我们为何知道他与邻居的私情?因为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并未仅通过内心独白叙事,他不仅站在卡尔的视角。年轻人的视角占主导,但也交织着约翰父亲(甚至祖母)的视角。我们看到他大胆抚摸,跟随情人来到二楼。万一有人撞见他们在一起,他们可以说是水管漏水、墙面裂缝需要约翰帮忙。因尼斯渴望更多——一次爱丁堡的周末,一杯酒馆里的啤酒。对约翰而言,这不可能,那样会是罪孽。因尼斯的痛苦还远未结束,因为儿子无辜地插手其中。卡尔从来就很喜欢父亲的朋友。「他想知道这个老家伙是否同性恋。倘若他不是,是否仍能设法引诱他。」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 《约翰,约翰之子》 (英语,苏格兰) 查理·邦诺 译 Globe出版社,442页,24欧元 (电子书:16,99欧元)

索尔·夏朗东 《凯尔斯之书》 Le Livre de poche出版社, 416页,9,40欧元

“当我坐在索恩河畔的码头上,面对灰色的河水时,我在里昂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周游世界。我在纸上写下了‘加德满都’。我没读过勒内·巴尔雅韦尔的书,但喜欢安德烈·卡亚特的电影。”

吕西·马尔博斯 《维京人》 PUF出版社,“传记”系列, 208页,16欧元

“维京人是这些历史人物之一,与圣殿骑士或圣女贞德一样,在当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辩论中被大肆歪曲。在20世纪和21世纪,被身份认同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极端派系大量利用。”

小说

阿曼迪娜·阿吉奇 《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度》 《橄榄树》出版社,160页,18,50欧元

上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战火纷飞。叙述者在冲突爆发时年仅5岁,她记得在乡下的南斯拉夫老家与父亲的家人一起度假的情景。那些悬置的时刻留下了新鲜牛奶的味道、厨房里咖啡的香气以及在火边煮玉米的记忆。在法国的庇护下,她远距离感受战争,眼睁睁看着亲人的记忆逐渐模糊,叔叔的口音在她孩童的记忆中变得混沌。成年后,她意识到战争渗透了她的整个青春。与留在当地的表亲们一样,她在血肉之躯中感受着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创伤,承载着萨拉热窝战斗的伤痕,学会在支离破碎的家族记忆中寻找一丝联系。阿曼迪娜·阿吉奇在《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度》中,书写了战争的遗产、沉默的重负以及在失去逝去过去的哀悼中仍然存在的一切。E.R.

现实主义魔法而非恐怖——79岁的希尔达·布斯塔曼特在被埋葬一年后重返人间。远离丧尸恶棍的形象,她首先上演了一场轰动性的壮举。希尔达一直梦想敲响教堂的钟声,却总被罗伯托神父阻挠(她在圣器室发现他正与年轻的诺拉有染)。现在她站在钟楼里,以重生般的力量拉动绳索近四十次,周围的所有玻璃尽数炸裂。希尔达·布斯塔曼特仿若一则奇幻故事。这场复活并未滋生报复之心,恰恰相反。她找回了深爱的丈夫阿尔瓦罗、收养了一个小女孩阿玛莉亚(他们未曾有过子女),并与教堂的伙伴们重聚,甚至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阿根廷作家萨洛梅·埃斯佩的首部小说(此前她已出版两部未被翻译的诗集)节奏紧凑,在希尔达这个坚定、直率又讨人喜爱的角色身上展开。F.Rl

故事

萨洛梅·埃斯佩 《希尔达·布斯塔曼特归来》 (阿根廷)原文由埃莱娜·塞拉诺译成法语 《火神锻造》出版社,192页,21欧元

伊莎贝尔·科尔纳兹·巴伊亚

希尔达醒来时,嘴里满是虫子,恶心的感觉,她把虫子吐了出来。她摸索着周围极薄的墙壁,推断自己正身处棺材之中——死去却又活着。经过三小时的挣扎才爬出棺材的她,在耀眼的阳光下现身。这本书从第一页起便充满了

帕特里克·罗吉耶 《房屋指南》 阿尔莱出版社,100页,17欧元

童年故居,家族小说的背景,房屋占据了本季文学新品的大部分篇幅。这些房屋虽然并非虚 fictives,但

拉巴克涅出版社,120页,18欧元

在帕拉莫斯的大街上,直到不久前还有一家著名的糕点店Can Collboni,杜鲁门·卡波特曾在此品尝甜品。这位美国作家正是在这座哥斯达布拉瓦海滨地区写下《冷血》。作者的母亲39岁时离开帕拉莫斯前往瑞士,并「在加泰罗尼亚海滨村庄之外构建了她余生」。他们每年夏天和冬天都会回去。巴伊亚以诗意的笔触,通过记忆、照片和宣传册,为这个海滨小镇绘制了一幅感人的肖像。家族在弗朗哥时代的20世纪50年代开了一家酒店。「有些夜晚,母亲仍会梦见她为酒店洗涤床单时的那股干劲。床单、热气与风的蚁巢,在天台上筋疲力尽。」书中还谈及语言——「对我来说,语言是一种行走的方式」——西班牙内战、寻找独裁受害者的坟墓,以及那位藏匿于弗朗哥分子前11个月的祖父,还有那位「思维依然敏锐而明亮」的老姑妈。巴伊亚将过去与当下的气息交织:「在加泰罗尼亚语中,人们说l'aube se casse来表示天亮了。」F.RI

书简

《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女人比男人更自由》 前言:琳达·吉尔 里瓦日出版社《小图书馆》系列,320页,9欧元

俄罗斯叶卡捷琳娜的书信(1729—1796)最初是家书——写给她的哥哥、昔日女家庭教师伊丽莎白·卡尔代尔——情书——与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或列昂·纳雷什金——最终是政治书信。琳达·吉尔的这部选集展现了这位少女到老练政治家的自由与胆识,「一个迷人而矛盾的形象」。前言作者称,它「让我们得以深入权力、权威与外交的运作」。致亨宁·阿道夫·吉伦堡(1743年11月9日)的信中,她说:「至于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坦白告诉您,先生,我别无他求,只为塑造自己的精神与判断。这无法离开思考,而思考帮助我判断哲学或许能引领我前行。」致伏尔泰(1765年8月22日)的信中,她说:「老实说,先生,我对您的作品比对亚历山大的任何丰功伟绩都更看重,您的信件带给我的快乐,远超这位王子的任何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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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塞莉亚·乌达尔将于本周六14:00在那慕尔的《亲密节》上谈论《我们的圣母院》(P.O.L出版社),托马斯·贡齐希将于14:30(intime-festival.be)谈论《幽灵》(魔鬼沃弗尔出版社)。蒂芙尼·塔韦尼耶(带薪假期,韦斯皮耶出版社)周日将出现在尚索普雷洛什的第30届图书森林活动(地址:19,瓦莱丽-施奈德林荫道,37600)。让-皮埃尔·蒙塔尔将于周二19:00在德拉迈出版社(巴黎圣奥诺雷路155号,75001)签售《新生皮肤》(塞吉耶出版社)。

彼得·纳达什,最后一页

匈牙利作家辞世,享年83岁

克莱尔·德瓦里厄克斯

匈牙利小说家彼得·纳达什于8月26日在该国西部、距离奥地利边境不远的贡博塞格去世。自1985年起,他便长居于此。享年83岁。他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同胞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于2025年摘得此奖,令他失去了本可同样合理获此殊荣的机会。

得知这位重要同时代人物的离世,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是其最后一部作品的结尾句:“我为此感到抱歉。”《光明在黑暗中闪烁》一书以此作结,副标题为“一个叙述者的生活回忆”(由索菲·奥德译成法文,由黑白出版社出版)。这部近1200页的自传体巨著篇幅惊人,但对这样一位其作品目录中已有数部传世之作的作家而言,这并不令人意外:《记忆之书》(1986年出版,乔治·卡赛于1998年译成法文,由伊万·纳博科夫出版社[Plon]出版)、《平行故事》(耗时十八年创作,2005年出版,2012年由马克·马丁和索菲·奥德译成法文)。

1956年革命。在最终的自我审视中,彼得·纳达什为何感到抱歉?他最后一次回顾了这场革命——1956年革命被血腥镇压,而西方袖手旁观,此前共产主义已剥夺了匈牙利资产阶级仅存的一切,并被箭十字党和法西斯分子屠戮。他写道:“我如此说罢,并无悲伤,亦无夸张。我的一生都笼罩在这双重创伤的阴影下。自此,我不仅憎恨一切形式的专制,也无法对共和国与民主的种种软弱、轻率的花招及自杀式偏见视而不见。我为此感到抱歉。”

彼得·纳达什于1942年10月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从父系来看,家族中有不少饱学之士和显赫人物,在匈牙利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父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有多位兄姐。他是一名技术专家,专长于通信。从母系来看,祖母拥有古老的民间知识;祖父则是一名珠宝商。彼得·纳达什的母亲在1953年因癌症去世,战后她在社会领域非常活跃。她与丈夫均被委以重任,后又被共产主义政权贬黜。彼得·纳达什终生致力于重现历史真相,却始终未能得知父母被贬的真正原因。1958年,他的父亲自杀身亡。此前,父亲曾试图杀害两个儿子,后又放弃。

可以说,彼得·纳达什从童年起便开始创作,记录下种种悲剧、幸福与谜团,等待着日后将其化为文字。他自己的记忆、同时代的记忆、祖国的记忆,以及这片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欧洲土地——他的探索领域永无穷尽。在《光明在黑暗中闪烁》一书中,他追溯了自己最早的记忆:布达佩斯围城战、街头的爆炸与尸体。他的父母、叔叔和姑姑均参与了抵抗运动,在地下室制作假证件。他们是善良之人,深信战后的共产主义能带来更好的生活,却被无情地证伪。

“他们的利他主义毫无意义。”《光明在黑暗中闪烁》一书中,彼得·纳达什在分析家族遗产后写道,并以其惯有的严厉语气总结道:“长久以来,我始终未能理解,平等与爱国主义的理念构成了家族及我自身意识中不可动摇的精神遗产。然而,在两个相继的极权政权下,这些理念却毫无用武之地。这不过是一堆死去的知识罢了。”

Au fond, 揭示现实始终是彼得·纳达斯(Péter Nádas)为自己设定的使命。这并不意味着他成为了一名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作家。叙事的简洁并非其所长。他要求严格,令人生畏,交织多重声音,深刻剖析每一个场景。

《记忆之书》(Le Livre des mémoires)编织了三条叙事线:20世纪50年代的匈牙利(以斯大林之死为高潮)、20世纪70年代的柏林与东德,以及19世纪末决定欧洲命运的时代。他的句子如同一条不间断流淌的思想长河。身体与情欲,成为自由最后的庇护所。在这部作品中,读者能看到一个与作者相似的少年形象。彼得·纳达斯最初是一名摄影师和记者。在搬到乡村定居并与一位比他年长的女性结婚之前,在成为匈牙利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之前,抑郁症曾一度侵袭他。这种经历在他作品中留下了痕迹。

集体视角:平行故事 《Perspective collective. Histoires parallèles》试图消除个人视角,将其溶解于集体视野之中。这部作品同样跨越了不同时期与城市:集中营、柏林、布达佩斯,以及40、50、60、70和90年代。描写极其耗费精力:读者需面对长达140页的“交合”场景,以及如同书籍结构反射般的建筑细节。作品中存在一桩谋杀案,但它并非一部侦探小说。彼得·纳达斯曾表示,我们对纸上犯罪的迷恋,帮助我们避免去揭露那些真实的大规模犯罪。

他还留下了其他篇幅较短的作品,如《年鉴》(Almanach,Phébus出版社,2019年)、《唯死相伴》(La Mort seul à seul,记述一次心肌梗塞的经历,最初由《半岛之灵》(l'Esprit des Péninsules)出版,后由“黑白出版社”于2023年再版)。在“时代之声”(le Bruit du temps)出版社,能找到他的首部作品《家族小说终结》(la Fin d'un roman de famille)与《忧郁》(Mélancolie,以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画作为灵感)。彼得·纳达斯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与散文家。仍有大量他的作品有待翻译。

娜塔莉·阿德勒,万能幽灵

作者:马蒂厄·兰东

在等待《马克·月亮》(Marky Moon是电视乐队197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也是纽约朋克摇滚的旗帜)之际,小说聚焦于1970至1980年代的纽约,涉及艾滋病、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群体、幽灵、诗歌与房地产,这一切以一种包容欢乐与痛苦的战斗精神呈现。马克在首行便死去,第三页里,叙述者——女同性恋者蕾娜塔(同时也是他的朋友、室友与情人)——决定将这一消息传达给抛弃他的年轻同性恋者的母亲。「他们家在电话簿上。『马克死了。』为了提醒她,我又补了一句:『您的儿子。』」马克曾在读过《元音》后对兰波说:「当然,Artie,I是红色,我相信你。」女同之间的对话:「Phyllis,对,我和她上过床。你知道她是妇科医生吗?我原本对她期望更高。」还有那个自称能驱逐幽灵的男人,他「那种所谓的中立性从未为正义事业服务过(参见瑞士或《纽约时报》)」。而这些幽灵,叙述者是否看见?抑或未曾看见?因为小说开篇即是:「马克死后,我原以为会更常见到他。」但幽灵不会被强迫现身。

《等待马克·月亮》是娜塔莉·阿德勒的首部小说,编辑在《Lux》女权杂志任职(编辑未透露其年龄,从照片看似乎不大)。幽灵对叙述者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同伴。她第一次见到幽灵时的反应?「我大概蠢呵呵地来了句:『抱歉您死了』,但他依然板着脸。」朋友的幽灵出现也没让她更自在。「他死后两个月,状态糟透了,这让我心烦。」面对这类人群,众人反应不一。「我和幽灵上过床,」她说。「我高潮了两次。」马克(

「我想我对他说了什么蠢话,比如“对不起,你死了”吧,但他还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罗伯特·范·德·希尔斯特(Gamma)

(其艺名为Gamma)曾说:「对你认识的所有死者,你问过他们是怎么知道自己死了的吗?」而在心情不佳时,他对自己变成幽灵的可能性也有更阴郁的思考:「如果我的状况越来越糟呢?……如果我越来越糟,却永远不会死去呢?……如果我已经死了,却还在一点点崩溃呢?因为,好吧,我知道我的身体会腐烂,但……如果到了那一刻我还能感受到一切呢?」他也问道:「如果死亡不是终点,又怎能确定有一天会停止受苦?」

摆脱情绪是这部小说的主题之一。名为「曼哈顿修复」的公司——一群骗子、混蛋?——自称能「收集并清除残留的心理物质」,也就是那些困扰着刚刚失去前任住户的公寓的幽灵。房东的疏忽真有超自然的起源吗?公司必须向叙述者解释,才能让她恍然大悟片刻。「我没意识到我想消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情绪。情绪不是说抛弃就能抛弃的,无论它来自自己还是他人。」但这种心理安全难以企及。「就像在看不存在的东西」,叙述者回忆自己青春期看到的「身影」。而现在:「在街上,当我遇到一个和我年纪相仿、带着孩子的女人时,我真想问她:抱歉,您认识的所有人也都在死去吗?」幽灵们仿佛挤不进死亡的空间,让所有爱过的人都无法安息。

「我嫉妒任何一个母亲还活着且没有主动抛弃子女的人。」这位母亲终究要面对她的丧亲之痛:「你受苦,受苦,直到有一天有人问你晚饭想吃什么,你还得交房租」,她不像理想中的母亲,能让「整个街区」替她照看孩子。但这位母亲对她说:「你以为自己没有权利,因为你是个孩子?你有权利,因为你还活着。永远别忘了。」叙述者没有忘记。

——娜塔莉·阿德勒《等待马克·月亮》 (美国英语原著,卡罗琳·布歇译。费伯出版社,332页,23,50欧元(电子书:16,99欧元))

为什么这部作品会成功

《苏族调查》——新锐惊悚作家卡里尔·费雷的新作

亚历山德拉·施瓦茨布罗德

卡里尔·费雷的最新黑色小说《拉科塔》于8月13日一经出版,便跻身畅销榜,仅次于阿梅莉·诺冬和菲利普·热纳达等重量级作家。首印40 000册,首周便售出2 000本。这要归功于伽利玛出版社在封面上的大手笔:银色巨大字体的费雷之名,背景是夜幕下的岩石山脉,远处一匹郊狼,一张印第安人侧脸的水印。出版社打出的宣传语「一部在苏族保留地上激荡人心的惊悚小说」足以让人心痒难耐。

① 为什么是“拉科塔”?

卡里尔·费雷(Caryl Férey)专攻简洁有力的标题:《祖鲁》(2008)、《马普切》(2012)、《帕斯》(2019)、《莱德》(2021)、《奥卡万戈》(2023)、《格里纳德拉普》(2025)。这些标题通常以美洲原住民部落、河流或传统名称命名,极易印入脑海。拉科塔(Lakota)是北美原住民苏族(Sioux)群体中最早的部落之一。2025年春天,在记者弗朗索瓦·比斯内尔(François Busnel)的带领下,费雷前往当地与拉科塔部落成员相遇。他从那里带回的巫医仪式与交流令他心绪难平,也让他感受到这些部落在特朗普主义美国中由白人至上主义者主导的环境下所承受的力量与脆弱。

② 发现“他者”是否仍能引发梦想?

这是个好消息。在卡里尔·费雷的作品中,这已成为其标志性特色。他选择一个国家、一段历史或一场悲剧,深入当地文化,逛遍各处酒吧,与不同年龄和背景的男男女女把盏言欢,沉浸于当地气味、风景与味道,再回到书桌前,满载轶事、恐惧与梦想。他越来越多地揭露受压迫者、濒危民族或动物,以极简风格——有时略显松散,但绝无矫揉造作——帮助读者理解这个星球上的种种不公。在这部快速完成的侦探小说中,印第安人的苦难被一语道破:“酗酒、吸毒、自杀、肝病、糖尿病、车祸、袭击、强奸、乱伦……印第安人创下了所有纪录,一个长期陷入抑郁的民族,漂泊在怨恨的海洋中。”

③ 费雷的力量何在?

在于他的人物。他总能塑造出令人难忘的角色。人们至今仍记得《奥卡万戈》中的约翰·拉瑟姆(John Latham),一位南非农场主。这次,女主角是一位名叫温诺娜(Winona)的拉科塔女子,她与自己的根脉割裂,满腔愤怒,不妥协且纯洁。她与弟弟杜安(Duane)决定调查父亲之死——父亲是一名酗酒的印第安人,她对其几乎一无所知。“她感到自己被一分为二:一半红肤色,一半白肤色,两个对立世界中飘荡着她的孤独。”她的追寻之路将带她深入拉科塔保留地,甚至更远,在那里她将面对绑架年轻印第安女子的白人至上主义牛仔。为与之对抗,她将与一位沉默寡言的夏延人——一名“狗战士”(dog-soldier)——结盟,后者隐匿于尚未被完全征服的荒野之中。这样的荒野还能存在多久?

卡里尔·费雷 《拉科塔》 加利马尔出版社 “黑色系列”,424页 定价:21欧元(电子书:14,99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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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 50种 黑暗

作者: 弗兰克·蒂耶(Franck Thilliez) 卡米拉·拉克伯格(Camilla Läckberg) 大卫·皮斯(David Peace) 多洛雷丝·雷东多(Dolores Redondo) 本杰明·迪尔斯坦(Benjamin Dierstein) 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 弗雷德·瓦尔加斯(Fred Vargas)

即将面世小说精选 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Arturo Pérez-Reverte) 朱莉娅·查普曼(Julia Chapman) 让-克里斯托夫·格朗热(Jean-Christophe Grangé) 卡里尔·费雷(Caryl Férey) 蒂芙尼·奎伊·泰森(Tiffany Quay Tyson) 哈兰·科本(Harlan Coben) 里斯·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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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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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电视节目

TF1

21:10 《The Voice Kids》第2期(第1部分)。娱乐节目。主持人:尼科斯·阿利亚加斯 22:25 《The Voice Kids》第2期(第2部分)。娱乐节目

法国电视节目预告

法国2台

21:10 《少年探险之城堡》益智节目,参赛队伍:Trakadom队、Douze Février队,主持人:西里尔·费罗 23:30 《哪个时代!》益智节目

法国3台

21:10 《枫丹白露谋杀案》电视电影,主演:内森·格鲁菲、伊迪尔·琴德 22:40 《布卢瓦谋杀案》电视电影,主演:安妮·沙里耶、奥利维耶·马夏尔

法国4台

21:00 《我们的家》剧情片,主演:埃米莉·德奎内、安德烈·迪索利耶 22:55 《你为什么哭泣?》喜剧片,主演:本杰明·比奥莱

法国5台

21:00 《美好逃逸》旅行杂志,主题:冰岛,旅行者的梦想,主持人:伊斯梅尔·凯利法 22:30 《美好逃逸》旅行杂志

CANAL+频道

阿根廷 / 澳大利亚体育 测试赛,第1场 22:50 《五夜惊魂2》恐怖片,主演:Josh Hutcherson、Elizabeth Lail

TF1台

21:10 《蜘蛛侠:离家日》动作片,主演:汤姆·赫兰德、杰克·吉伦哈尔 23:35 《惊奇队长》动作片,主演:伊曼·维拉尼、泰欧娜·帕瑞斯

法国2台

21:10 《我们跳舞吧》喜剧片,主演:伊莎贝尔·南蒂、米歇尔·拉罗克 22:40 《波莱罗》传记片,主演:拉斐尔·佩尔索纳兹、多里亚·提利耶

法国3台

21:10 《布罗肯伍德》系列剧,《系丝带的女士》,主演:尼尔·雷、费恩·萨瑟兰 22:45 《布罗肯伍德》系列剧,《布罗肯伍德音乐剧》

法国4台

21:00 《2026年摇滚在塞纳》音乐会,表演:The Cure 23:30 《2024年摇滚在塞纳》音乐会,表演:The Kills

法国5台

21:00 《必看的100个地方》纪录片,主题:从沙特尔到圣米歇尔山之路,马恩-莱茵运河沿线 22:45 《一栋房子,一位艺术家》纪录片

CANAL+频道

21:05 《普拉蒂尼》纪录片,《被诅咒的国王:新世界》政治 22:30 《Strikers》纪录片,第1季,第4、5、6集

ARTE频道

20:55 《法老女王:古埃及的掌权者》纪录片 22:25 《尼斐尔提蒂:争议的胸像》纪录片

M6频道

21:10 《菜鸟警察》系列剧,2集 22:50 《菜鸟警察》系列剧

巴黎第一频道

21:00 埃莱娜·塞加拉《交响曲》音乐会 23:05 《达利达:最佳歌曲》纪录片

TMC频道

21:15 《纽约重案组》系列剧,《法律边缘:自白小说》 22:50 《纽约重案组》系列剧

W9频道

21:10 《法国小历史》系列剧,主演:阿尔班·伊万诺夫、奥菲莉亚·科尔布 23:00 《法国小历史》系列剧

TFX频道

21:10 《犯罪纪实》杂志,主题:摄影师与捕食者? / 网络强奸犯案件 / 联邦探员竟是凶手 22:50 《犯罪纪实》杂志

CStar频道

21:10 《调查核心》杂志,主题:卡普达加德警察的日常热点 22:50 《调查核心》杂志


周日电视节目预告

ARTE频道

21:00 《律师事务所》警匪片,主演:汤姆·克鲁斯、吉恩·哈克曼 23:30 《好莱坞在中国影响下》纪录片

M6频道

21:10 《资本》杂志,主题:物美价廉:夏季明星菜肴调查 23:05 独家调查杂志

巴黎第一频道

21:00 《蒙马特大街125号》警匪片,主演:利诺·文图拉、罗伯特·埃尔斯 22:45 《开膛手杰克真实历史》(1 / 2)电视电影

TMC频道

21:15 《犯罪心理》系列剧,《言语与音乐:新毒株》 22:55 《犯罪心理》系列剧,2集

W9频道

21:10 《特殊教育班》喜剧片,主演:伊切姆·布格拉巴、瓦利德·本·阿马尔 23:10 《环城大道另一侧》电影

TFX频道

21:10 《现金》电视电影,主演:拉斐尔·凯纳德、伊戈尔·戈特斯曼 23:00 《犯罪纪实》杂志

CStar频道

21:10 《芝加哥烈焰》系列剧,《51号特工的背叛?》,主演:大卫·艾根伯格、卡拉·基尔默 21:55 《芝加哥烈焰》系列剧,《世界纪录:不可能的告别》

T18频道

20:55 卡洛热罗《自由之爱》巡回演唱会 23:20 《埃及最后陵墓的发现》纪录片

TF1系列电影频道

21:10 《守护天使约瑟芬》系列剧,《罗斯·克利夫顿的非凡命运》(第1、2部分) 23:00 《守护天使约瑟芬》电视电影

6ter频道

21:10 《海关人员:风险边界》纪录片,第1季第1、2集 22:50 《海关人员:风险边界》纪录片

第106期:夏日彩虹串(7 / 7)

横向

  1. 提款机
  2. 让某物陷入一片狼藉
  3. 开胃的
  4. 金星的来源(倒序)
  5. 可信赖的
  6. 詹姆斯或埃尔德斯的棕榈
  7. 抢先报道的第一人
  8. 破产:有骨头,一目了然……
  9. 重复的友情
  10. 协会提出问题:“该如何选择?”
  11. 成交
  12. 像拼图般散落
  13. 不愿承认
  14. 波罗的海语言
  15. L / II - IV
  16. 《岩石》_(Def Leppard)
  17. 劣质织物
  18. 要获胜,找到正确答案!
  19. 再来一次
  20. 头发团
  21. 低于平均水平
  22. 策划
  23. 大熊星座的小家伙
  24. 纳博科夫的作品,副标题《热情》
  25. 季末到来的
  26. 发送至DM的工作
  27. 青少年童子军
  28. 国家就是他本人
  29. 萨瓦奶酪
  30. 网络——此处在报纸中
  31. 漫画《死神》的吉祥物
  32. 改变声音
  33. 我听到像是口哨声……

纵向

  1. 邮递员,简称
  2. 轻量级选手
  3. 将在A、B、C……中补充
  4. 变得不那么油腻(我)
  5. 长生草的学名
  6. 此处,不妨写点傻话
  7. 忏悔的歌手
  8. 在梅尔维尔之前的周二
  9. 微不足道
  10. 治疗艾滋病的药物
  11. 布列塔尼的河口
  12. 目瞪口呆
  13. 三位一体之一
  14. 棕榈树的种类
  15. 摇摆,从绳索角度说
  16. 在紫色之前,与19横向干扰
  17. 大洋彼岸的敌人
  18. 《科尔托·马尔泰》的漫画家
  19. 惰性气体——其中可找到处于激发状态的氖
  20. 现在,这是斯泰兰蒂斯
  21. 它们与恶灵对抗
  22. 热情似火
  23. 合法存在
  24. 在红色之前,与51横向干扰
  25. 塔罗牌的核心
  26. 情况:错综复杂
  27. 小卒
  28. 《Buffy》中威洛的女友
  29. 哈瑞波的回文糖果
  30. 脱离时间的瞬间
  31. 真正舒服
  32. 抽牌
  33. ……抽牌,抽牌,抽牌……
  34. 哇,太棒了!
  35. 诱导电流
  36. Yé-Aravir夫妇有个儿子?
  37. 亲爱的湖——初级!
  38. 在克劳德之前,她设计了沃森
  39. 小点

皮埃尔·格拉瓦尼亚撰稿

![图片 F8167197]

索菲·米利耶-保利娜·吉沙尔(8月16日法国国际象棋锦标赛决赛):白方(白方刚刚走出错误的第22步象c3)

索菲·米利耶摘得法国国际象棋冠军头衔,展现了国际特级大师的统治力。这位卡斯泰尔诺-勒-莱兹(埃罗省)的棋手已六度问鼎全国冠军(2003年、2008年、2009年、2011年、2016年和2017年),凭借动态的风格、扎实的理论准备以及在胶着残局中的可怕冷静取胜。每届法国女子国际象棋锦标赛都会云集国内精英,在竞争激烈的赛制中,任何战术上的微小失误都会付出代价。在这些高压赛事中,索菲·米利耶以其战略掌控力和丰富的国际赛事经验(身披法国队战袍)脱颖而出。她的成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女棋手。她的成就巩固了自己在法国国际象棋界不可或缺的大使地位。

上周解答:87. Tg1

![图片 C4E585D0] 在伊夫林省芒特拉若利市中心的Trisapori餐厅门前,8月20日。

我们刚踏入人群,就被顾客的多样性所震撼。8月中旬,芒特拉若利市中心的柏油路面灼热。餐厅一名员工每次只放十人入内。在Trisapori这家小店门前,所有人都为同一款明星产品而来:panuozzo。这种在法国相对鲜为人知的卡善达(那不勒斯地区传统美食)是一种面包披萨:将面包掰开,内部填入蔬菜(沙拉、油渍或干燥番茄、焦糖洋葱)、奶酪(帕玛森、马苏里拉、普罗沃拉等)和肉制品(火腿、熏牛肉、布雷萨奥拉等)。短短几年,这家芒特拉若利的小店已成为高端街头美食爱好者的打卡地。受到约百名网红的追捧,如今这里的队伍越排越长。预计等待时间在四十五到九十分钟之间。

怀旧的享受

在小店内,产品按订单现场组装,肉类当场切片。您在帕尔玛火腿和熟成安格斯牛肉之间犹豫?一只戴手套的手会立刻让您品尝。刚出炉的面包仍温热且略带酥脆。入口的对比正是乐趣所在:面包的酥脆、奶酪的绵软、肉类的细腻油脂与蔬菜的清爽。这种“casse-dalle”(填肚子的食物)既是正餐,也是种怀旧的享受。有时它会因馅料溢出而需双手食用。但在这份奢华背后,真正打动人心的是食材的新鲜。

「你的配方是什么?」在队伍中,一位梳着辫子、肩扛美式足球衫的年轻人为朋友点单。他来自塞纳-马恩省的默(Le Mée)。「我他妈的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因为这他妈的太疯狂了。这又不是什么汉堡、烤串或Tasty Crousty。吃panuozzo,这就是意大利范儿。我带了冰桶,好把三明治保持凉爽。」再往前,一位身穿灰色紧身牛仔裤和黑色蕾丝上衣的19岁女孩克拉拉,从巴黎赶来,正在等她的朋友塞莉亚。两人是这里的常客,点了三明治并分享了一碗沙拉和肉拼盘。「之后我们会去公园坐坐。来这里让我们发现了芒特拉若利。我们会围绕这件事安排一天的行程。」她说道。

在这股“疯狂”背后,是一段爱情故事。萨布尔·贝纳巴拉

卡塞达勒:帕努佐面包,意大利风味触手可及

从伊夫林省到香榭丽舍大街,这种那不勒斯三明治正经历着迅猛的崛起。由法国企业家推广的清真熟食版本吸引了来自远方的网红和顾客,甚至催生了新的市场和激烈竞争。

作者:巴拉·福法纳 摄影:莫德·德拉弗洛特

44岁,生于摩洛哥,1999年高中毕业后赴法。他先学习农业科学,后转向面粉加工和谷物产业研究,再接受面包烘焙培训。经过多年奋斗,他重返索邦大学进修,获企业金融硕士学位。之后在银行业工作,后成为一家租赁公司的商业总监。

新冠疫情期间,他改变计划。与妻子塞莉娜·巴尔托洛梅奥(42岁,电信行业项目经理,父母均为意大利人)决定投身餐饮业。最初的想法源于个人挫败:塞莉娜因改信伊斯兰教,希望继续享用优质的熟食,但必须是清真的。这对夫妇在法兰西岛地区四处寻找却一无所获。于是,他们决定回意大利寻找方向。

快速资讯

这一探索发生在特殊背景下。自2010年以来,多家意大利企业已进军高端清真熟食市场,主要满足中东地区需求。在特伦蒂诺大区(意大利北部),Bomè生产一系列清真高端产品,包括牛肉pastrami、小牛火腿、牛肉熏pancetta、和牛或风干肉等。该公司自2014年起获“Halal Italia”认证,并获准向阿联酋、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出口。特伦蒂诺工业联合会估计其年营业额在2000万至5000万欧元之间。同区的Casa Largher则专注于以牛肉和小牛肉为原料的意大利熟食,产品包括牛肉pastrami、牛肉萨拉米、牛肉熏肉和小牛肉mortadella。

帕努佐是一种类似配料丰富的披萨面包的食物。

对法国餐饮商而言,这一供应改变了局面:清真熟食不再局限于鸡肉或火鸡。它让人们得以重拾意大利传统熟食的多样性、质地与成熟工艺。通过塞莉娜·巴尔托洛梅奥的家族关系,这对夫妇找到了最初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在他们的地下室搭建起一个小型实验室,开始研发熟食。试验成本高昂。夫妇二人以熟食外卖起家,最初通过朋友和家人接单。昔日面包师的Sabre花费数月测试面粉和配方。

食品/

2022年9月:餐厅开业。塞琳对熟食的热爱与萨布尔的面包技艺让他们发现了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旅行中品尝到的panguozzo(一种夹馅面包)。2025年4月,美食博主Happy Cook的一段病毒式视频将这种成功推向现象级。萨布尔·贝纳巴拉看到排队的人潮变得惊人。但他无法限制订单:「当一位顾客开了两小时车来,要求十三个三明治时,你能怎么办?」

在他看来,成功首先源于新鲜。香蒜酱、奶油、蔬菜:许多食材都是现场制作。他尤其拒绝为省几分钱而牺牲口味。「我不想计算食物成本。」他解释道。目标很简单:以13欧元的价格让顾客满意。而顾客群体也反映了这一理念。「从Ginette奶奶到阿依莎、穆罻德、雅各布或Marie-Thérèse修女」,他列举道。所有人都围坐在同一款三明治前。Trisapori已收到来自欧洲、马格里布、非洲、美国、南美和澳大利亚的加盟请求,但这位外卖商拒绝不惜代价追求增长。

这种成功不可能长期局限于芒特拉若利。在塞纳-圣但尼省的巴尼奥莱、博比尼或努瓦西勒塞克,上塞纳省的克利希,伊夫林省的韦利济,瓦兹河谷省的圣旺洛莫讷……panguozzo甚至在巴黎试水。在首都,传统版本的panguozzo(17,50欧元)早已悄然存在,尤其是在2008年开业的西西里餐厅Amore Mio(位于第10区),该餐厅在多个地址设有专门的Panozzi摊位,包括玛莱区和万森森林(瓦勒德马恩省)。

察觉到商机的还有51岁的餐饮老将拉希德·穆塔瓦菲克,他从事餐饮业二十余载。他在距离香榭丽舍大街几步之遥的地方开设了Atelier Napoli。他的经历让他对清真餐饮有着特殊的理解。他曾创立Confidentiel(第8区的一家半高端法式餐厅),之后在意大利菜、汉堡和寿司领域工作。在他看来,panguozzo如今与上世纪90年代寿司在中国流行时的现象有相似之处。「这产品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他评价道。他预计到今年年底,巴黎地区可能会有约九十家店铺供应panguozzo。但他已在考虑下一步:外省,那里的市场仍有巨大空间。

他选择香榭丽舍大街并非偶然。该区域为他带来了国际和法国游客客源,他们未必会光顾郊区的店铺。但他拒绝将成功仅归功于地理位置:「如果不好吃,人们不会来。」因为他痴迷于单一产品。在他看来,这正是达到一般披萨店在添加两三个菜品时无法企及的执行水平的方式。在Atelier Napoli,分钟级的制作过程本身就是产品的一部分。这位企业家认为,开放式厨房已成为商业武器。顾客拍摄三明治的组装过程,发布视频,进一步推动口碑传播。

斯皮安纳塔与潘科塔

这种表现方式也有代价。Atelier Napoli在每个服务时段雇佣多名员工以保持手工制作。面对客流高峰,餐厅老板不得不放弃了部分用于汉堡业务的空间。第二家店铺将扩大生产能力并缩短等餐时间。「我希望能将等待时间控制在十到三十分钟内。」他说道。这一决定并非小事:在员工仅有一小时午休时间的情况下,等上一小时吃午饭可能会让顾客流失。

一家新店将在巴黎八区的玛德莲开业,而首个特许经营项目也计划在蒙鲁日(上塞纳省)落地。其他地点还包括戛纳和尼斯。但拉希德·穆塔瓦菲克(Rachid Moutaouafiq)显得谨慎。他表示收到约十五到二十份特许经营申请,但仅批准了一份。在他看来,培训一名能复制这种三明治制作的特许经营者需要数月时间。

这种人气也招来了觊觎者。在Trisapori,Sabre Benabdalla讲述了有人翻垃圾桶、偷车钥匙、冒充公司联系供应商,甚至入侵其电脑索要加密货币。一名前顾客还试图挖走一名员工,并考虑在餐厅对面开一家潘诺佐店。其他店铺甚至直接套用其品牌名称,仅在末尾加上一个「y」,尤其是在斯特拉斯堡。

拉希德·穆塔瓦菲克将这种现象视为一个新市场正在诞生的证明。但他已开始警惕一种偏差:潘诺佐可能最终不再像意大利。他注意到市场上出现了加入碎肉或炸牛排的版本。这在他看来简直是亵渎!这种演变让他想起提拉米苏的遭遇——逐渐被改成各种形式(如香草威化饼干、椰子

女性中码与身材自信

在一半以上的女性穿着40至44号服装的背景下,有些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宣扬一种中间体型,远离T台模特或超大码的审美标准。这一趋势与身体正能量运动一脉相承,但也存在其弊端。

作者:朱丽叶·加尔涅

在她公寓的入口处,萨莎·弗雷米——在8月初发布在Instagram上的视频中——化着妆但仍穿着睡衣,准备穿衣出门。「9月我会变瘦」,画外音宣称。通过精心剪辑的蒙太奇手法,这位在TikTok上拥有33000名粉丝的法国20多岁女性再次出现,身穿一条黑色短裤并补充道:「这曾是我20年来的开学新装决心,但今年不同。今年唯一的口号是:成为性感的中码辣妹。」即在中等体型(42至46号)中感到性感:既不瘦也不胖。今年夏天,#Midsize话题下充斥着女性拍摄的全身视频。有些人将其打造成系列:某天一套中码造型。

在这些内容创作者中,有26岁的巴黎女子伊芙·纳卡什吉。她在Instagram上拥有近40 000名粉丝,个人简介颇具煽动性——「太胖,但又不够胖」——她乐于穿着今夏流行的短款卡普里裤和紧身裤。这位17岁时就当过模特的年轻女性并非时尚圈新手。2019年,在伦敦一家大码模特经纪公司工作两年后,她瘦了下来:「他们让我选择减掉15公斤或增重10公斤。」她苦涩地回忆道。她评判道:「时尚界对中间体型几乎视而不见。」时尚历史学家埃洛迪·勒迈尔·诺温斯基证实:「中码女性在时尚产业中完全被忽视。上世纪90年代,T台上首位登场的中码模特是维多利亚的秘密的莱蒂西亚·卡斯塔。」然而,「诚然她脸型圆润、胸部丰满,但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码。」她只是「相对于这个行业流行的超瘦审美」而言才算中码,而这种审美至今仍在持续。

女权主义话语

有力证据表明,在2026年春夏时装周期间,97%的女性身着36码或更小尺码,这一数据来自《Vogue Business》的统计。在剩余的3%中,0.9%为高码模特(46码及以上),2%为中码模特。一位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指出,问题在于“脱节”:在T台上走秀并被拍摄的模特通常穿34-36码,试衣间模特(设计师用于外场试衣的模特)常穿38码,而真正适合普通女性的尺码却是40-42码。根据法国纺织与服装工业研究院(Institut français du textile et de l'habillement)最新全国尺码调查,每两名女性中就有一人穿40-44码,每三人中就有一人穿46码或以上。该技术中心同时提醒:“法国女性的体型正在变化(女性腰围在二十年间增加了3厘米),纺织品必须跟上这一趋势。”

在“不允许女性为穿衣节食”的女权主义话语压力下,一些品牌在2010至2020年间开始调整策略,如Patine或Make My Lemonade,埃洛迪·莱马尔·诺温斯基(Elodie Lemaire Nowinski)指出。然而,她也强调:“中码女性的市场仍极为狭窄。”对许多当事人而言,在Zara等快时尚巨头门店试衣仍是一场噩梦。埃洛迪(一名37岁的比利时女性)详述道,这些服装“剪裁过短且做工粗糙”。就连小众品牌Rouje也是如此,一位30岁穿44码的女性坦言:“我根本不敢进店——当年我还能穿38码时,所有衣服就已经嫌小了。”对巴黎18岁的学生玛丽(Marie)而言,“购物意味着要修改衣服”。她解释道:“这或许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也许某些品牌根本不愿让42码的顾客走进店门。”

埃洛迪·莱马尔·诺温斯基总结道:“中码女性既不符合时尚审美期待(如穿36码的女性),也没有高码模特那种颠覆性的影响力。当品牌试图让顾客梦想成真时,为何要展示‘普通女性’的身材呢?”

面对中码女性难以在店铺中找到合适尺码的现实困境,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中码影响力人物。萨莎·弗雷米(Sacha Fremy)便是其中之一,她开着镜头

从左至右:2025年3月纪梵希时装秀上的模特埃梅琳·奥雷奥、中码影响力人物卡米耶·塞尔夫、埃芙·纳卡什吉(图中下方)、克洛艾·比多和苔丝·里法。 图片来源:纪梵希DR、Instagram截图DR

——在多家试衣间内试穿。在Bershka连锁店(该店部分单品仅提供至42码),她试穿了一条牛仔裙、一件紧身米色连衣裙或一套巴西国旗配色的棉质套装。即使有些衣服穿起来不太合身,她仍跳着舞,丝毫不影响自信。这段内容已被浏览46 000余次,或许能让埃洛迪放下心结。这位年轻女性在穿上只在瘦身材模特身上见过的衣服时,会“觉得自己有错”:“我会想,这太可怕了。”

《“别再伤害我”》社交媒体如何传播“纤瘦理想”

在#skinnytok标签下,比#midsize更强势且常见的标签,正在重塑女性对身体的认知。对曾罹患厌食症的巴黎女大学生玛丽而言,这股健身风潮“差点要了她的命”。她坦言:“现在我学会了保护自己。这种现象告诉我,我有权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信,无需一味追求标准。”

同样受够了“标准”的埃洛蒂决定重新设计自己的算法,只关注与她体型相似的身体。社会学家、皮卡第大学信息与传播学讲师弗洛里安·多芬分析称:“在社交媒体上,‘身体正能量’的核心是自信与表达。”2017年,内容创作者克洛艾·比多(@The-gingerchloe,Instagram)发起#Bodypositive标签,如今已积累620 000粉丝,坚持“自信第一”。她的账号也同时使用#Midsize标签。

“过去我不敢穿迷你裙,因为担心腿部脂肪沉积(一种皮下脂肪异常堆积的病症)暴露出来。”内容创作者埃夫·纳卡什吉回忆道,“在美国待了半年后,我看到了各种体型的女性都敢穿,于是我也爱上了它。其实这样穿真的很适合我。”

“完全自在”

在社交媒体上,众多中码女性开始放弃高腰裤,任由小腹自然外露。纳卡什吉直言:“我展示它,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法国网红泰丝·里法(化名Ms. Rosa Boh-neur,95000粉丝)在Instagram“放飞我的肚子”图集中裸露腹部与臀部,配文如此。27岁的律师约瑟菲娜也认同这种做法:“过去我根本不会考虑,现在却感到完全自在。我的赘肉和橘皮纹理变得完全可以接受,甚至成为一种美。”

但问题随之而来。多芬指出:“女性身体再次被物化——这种‘爱自己’的要求,实则是资本主义空间下的新型消费指令。”试衣、品牌合作,一切都在鼓励用户通过消费来改善自我认知。

在他看来,“网红们无法在一条帖子里完全摆脱性别规范的复制或反抗”。利日(Liège)的埃洛蒂也意识到:“我知道‘中码’这个词本身就是营销手段,但这让我笑了。”即便如此,她仍感受到“被代表”的意义。约瑟菲娜则表示:“在社交媒体和‘影响力’时代,我们都需要能够认同的榜样。”多芬再次提醒:“在平台上,一个身体只有成为关键词,才能获得社会存在感。”

雷达/

全球第三大葡萄园,首个松露与鱼子酱生产国……这个国家正在打造一处面向本土的奢华,以此对抗历史悠久的生产商,尤其是法国。

驻香港记者 萨洛梅·格鲁阿尔

杰米·冯(Jamie Feng)21岁时离开中国赴法留学。先在兰斯,后到第戎,再到波尔多……行家一眼就能猜到他移民的原因:法国的葡萄酒工艺。十年后,他回国掌舵上海一家专注美酒的私人会所——67 Pall Mall。2025年他重新发现的中国令他惊讶:「刚开始做这行时,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卖中国葡萄酒。」

在国家补贴的推动下,中国葡萄酒市场在过去五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现已跃升为全球第三大葡萄园,种植面积约80万公顷,仅次于西班牙和法国。云南、宁夏与山东出产的各色葡萄酒人气暴涨:2024年至2025年间,中国葡萄酒市场价值增长了39%;从“Wynn Signature中国葡萄酒大奖”这样的赛事,到WineApp等专业应用,一切手段都被用于推广。最终,2025年中国葡萄酒市场规模达330亿美元(约2400亿欧元,按2025年平均汇率),预计到2033年将增至740亿美元。

「品质已大幅提升,」在香港偶遇的杰米·冯评价道。「同等价位——约30欧元——一款波尔多与一款近期的中国葡萄酒几乎在感官上旗鼓相当。这正是法国葡萄酒面临的威胁。」诚然,尽管法国名庄佳酿「不可撼动」,中国仍是法国葡萄酒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但风向已变。2025年,法国对华葡萄酒出口已下滑近20%。在他看来,这一趋势与本土葡萄酒的崛起直接相关,且不可逆转。「中国葡萄酒只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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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举办的一场2021年葡萄酒品鉴会。摄影:诺拉·谭。ZUMA PRESS。REA

中国奢侈品正在酝酿新风尚

他预测道:“我们很幸运,没有像法国那样对葡萄品种有绝对的法定标准。这给了我们更多创意空间,也让我们的产品更加个性化。如今,城市里的年轻消费者不再像过去那样只看标签或法定产区。吸引他们的,是葡萄酒背后的故事,以及我们围绕它编织的叙事。”

这种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变不仅影响葡萄酒行业。作为法国在德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正在逐步蚕食昔日西方垄断的高端产品市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鱼子酱和松露生产国,凭借多样的地理环境,在鹅肝、甘肃橄榄油和贵州抹茶等领域也在持续发力。此外,中国正逐步将其特产纳入欧盟地理标志保护名单:烟台苹果、横县茉莉花茶、盘锦大米、临沧核桃、普洱茶等。

“这是西方主导奢侈品标准的时代已经终结的证明,”中国奢侈品专家塞雷娜·罗瓦伊(Serena Rovai)教授指出,“如今,中国人不再追求物质主义或西方法定标准,他们要的是体验。叙事,才是最重要的。”她将这种转变归因于多个因素。首先,这种远离纯物质主义的趋势部分源于中国共产党为遏制腐败而实施的紧缩政策。自2012年起,一系列法规禁止官员之间互赠奢侈品,大幅削弱了围绕葡萄酒等高端产品的“送礼经济”:“这随之带来了一种回归朴素的趋势。告别炫耀性消费,迎来转化性体验。酒店和健康显然是这类需求的两大支柱。”

她解释的第二个因素,是中国软实力的传播。长期以来被定位为进口国和消费国的中国,如今在本土市场上已占据更强势的地位。“他们专注于获取知识和生产工具,”塞雷娜·罗瓦伊说,“既为了学习生产方法,也为了在奢侈品消费领域实现多元化。”这种策略让他们不再受制于西方标准,而是能够以自己的方式重塑这些标准——并通过社交媒体趋势(如“China maxxing”)将其输出海外。

“令人向往”。美食记者、100%烈酒鸡尾酒吧创始人兼中国抹茶品牌Celadon创始人甄伟(Gavin Yeung)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心态转变:“‘中国制造’正在改变其形象。我们购买中国产品,不再因为它更便宜,而是因为它令人向往。”他将这一逻辑应用于自己的项目。在他的酒吧里,他把传统中国白酒和中国葡萄酒从尘封的货架上解放出来,摆上吧台中心。而在Celadon品牌中,他提醒世人抹茶原产于中国,并向日本品牌发起挑战:“部分全球抹茶已来自中国农场,却有时被贴上日本标签出售。为什么要掩饰优质产品呢?”

实际上,一个不再为“中国身份”而道歉的品牌世代正在崛起。Serena Rovai补充道:“它们不再以‘几乎法国’的面目示人,而是作为奢华的另一种可能性来销售。”目前,法国的反应在着迷与忧虑之间摇摆。由于身份或税收原因,新加坡和香港等亚洲主要市场也在转向中国奢侈品。这一选择在地理和文化上比法国或美国更为自然。专家强调:“我们低估了亚洲奢侈品的重构。对部分中国年轻人而言,酷不再在巴黎:它可能是宁夏的葡萄园,也可能是香港的白酒吧。”

为何年轻男性逃避洗澡

在青春期,许多男孩往往会忽视个人卫生。然而,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股风潮却声称,这样做能让人更具吸引力:即“pheromone maxxing”——也就是试图最大化自身散发的费洛蒙,方法是不使用除臭剂、不洗澡、不洗头,让这种物质持续留在皮肤上。仿佛真正的男子汉就该散发出野兽般的气味。这股风潮是更广泛的自我提升潮流的一部分,由一些男性至上主义者网红推动。有人解释说,要想吸引异性,最好穿一件没洗的T恤,这样能在心仪对象面前释放出一股吸引力的气味。我们不禁怀念起那个时代——那时的年轻男性还不会精确调配香水的用量……也不会让我们被标准化的刺鼻气味熏得头疼。

K.H.-G.

用最纯净的方式制作冰块,将其打造成艺术品。对于莱斯利·基希霍夫(Leslie Kirchhoff)而言,透明冰已成为一种创作癖好,同时也是一项科学追求。这位摄影师兼DJ定居洛杉矶,从插花艺术或设计师韦纳·潘顿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将花朵、纤细的蘑菇或鹌鹑蛋精巧地封存在冰块中。这种癖好最终让她与奢侈品牌展开合作。

N.G. 摄影 DR

成对万物(7 / 7)

书写与危机

马丁·伊登与露丝·莫尔斯 《解放报》想象那些传奇情侣如今会变成什么样。在特朗普执政下,杰克·伦敦的爱好者们依然如故。

上一次露丝和马丁在公众场合露面,还是在华盛顿的总统记者晚宴上。自那之后,这对夫妇从旧金山湾区搬到了华盛顿——对露丝的野心而言,那里的气候太过温和。记者露丝刚刚结束了一周一次的低温疗法,岁月从未动摇过她那冰雪肌肤般的容颜。晚宴短得出奇。一名枪手闯入现场,试图暗杀唐纳德·特朗普,露丝·莫尔斯强忍泪水;她当晚必须与总统会面,最好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作为已停刊的《每周标准》评论版前撰稿人,她曾过于新保守主义,以致无法在特朗普首个任期的民粹主义转向中幸存,现

et de dialogues fictifs de série Z — «Eh là, vous! Z'êtes invité? — Quelle importance, puisque je suis présent.» 马丁自认已成为「为心甘情愿受愚弄者创作内容」的博主。他不知道自己的订阅数——9万,在平台排名第五。也不看文章下的评论,甚至连文章正文都懒得读。伊甸园在说什么?他毫不在意。有时露丝会发来几段文字,他只看到满屏的黄色爱心和绑着绷带的肱二头肌表情,这些符号点缀着她的信息。如果集体愚蠢的时代来临,他也无动于衷。他过着「平静的生活」,只是在平息自己大脑的化学反应罢了。

既然他已从「死亡」中幸存,马丁收起了怨恨,放下了悲剧,让内心的叛逆沉睡。不是因为幻灭,仅仅是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反抗。这个来自奥克兰贫民窟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已放下武器,接受了现状。他那暴躁的性情收敛在MMA的八角笼里——这是他唯一选择真正挥拳的地方。时光流逝,昔日水手的体格更显精悍。他的前臂仍记得缆绳的触感,但额头上那道被太平洋风暴灼伤的金色疤痕已被华盛顿的天空磨平。在笼内,他与上市公司高管、在国会工作的年轻毕业生、无穷无尽的咨询师或成长黑客交手——他们都戴着连指手套,穿着短裤;有时他会让其中一人被「绞刑锁颈」技所迷惑,在眩晕中被他抓住,重重摔倒。和露丝一起,他们参加终极格斗冠军赛(UFC)的会议:马丁欣赏的是动物般的肉体编排,露丝则醉心于看台上爱国者们组成的动物群落。当她在错误的时机为一记闪避(她误以为是攻击)尖叫时,马丁心想:这不是她的错,因为这不是她的世界。

有些夜晚,当露丝以为马丁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时,他却在华盛顿的医院里游荡,短暂地成为无保险或依赖医疗补助(Medicaid)患者的传记作家。他用20岁时的激情与笔触修复阶级背叛的裂痕。他的文字为垂死者重新上色,让他们的面容焕发光彩。接着,马丁·莫尔斯——因为他采用了妻子的姓氏——踏上归程,回到国会山顶上的豪宅。

作者:罗曼·布尔霍 插画:詹姆斯·埃尔本

RN Rupture au sommet pour Marine Le Pen

PAGES 8-9

WEEK-END La rentrée des séries PAGES 22-24

Livres Yannick Haenel, un cas d'école PAGES 32-33

Jeux vidéo «Star Wars Zero Company» vole haut PAGE 27

CAMPAGNES CES BISTROTS QUI

RESISTENT Dans les villages, ces ultimes lieux de sociabilité sont un précieux rempart au sentiment d'abandon qui profite a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es Côtes-d'Armor au Gard, en passant par le Loiret, «Libé» a fait son tour de France. PAGE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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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DITORIAL

Par PAUL QUINIO

Résister

Ce sont des histoires de zincs, de cafés ou de troquets, et donc de verres forcément à moitié pleins ou vides. Commençons par les vides, en Bretagne, dans le Gard ou dans la Somme, où Libération s'est rendu, mais cela aurait pu être ailleurs, dans ces «pays perdus» qui n'ont plus de poste ou de boulangerie depuis longtemps, et où la fermeture du bistrot a accentué ce sentiment de relégation et d'isolement. Les mots qui y sont prononcés par ceux qui y vivent – «convivialité perdue», «absence de liens», «solitude», «désert de sociabilité» – racontent aussi des territoires où le vote en faveur de l'extrême droite progresse. L'hiver dernier, l'étude d'un économiste chercheur à l'université de Zurich avait défrayé la chronique en établissant une corrélation entre la disparition des bars-tabacs et le vote RN. Le phénomène est connu depuis un moment. Il a alimenté le mouvement de contestation des gilets jaunes, version récente d'un malaise qui n'est pas que français, mais qui pèsera lourd dans le scrutin présidentiel du printemps. Entre sentiment d'abandon, repli sur soi, vieillissement, jobs qui s'éloignent et agglomérations qui concentrent activités et services. Et ces bars, donc, qui disparaissent. Il en existait 200 000 en France dans les années 60. Moins de 40 000 aujourd'hui. Lors de sa tournée dans ces villages où «les gens dorment, mais c'est tout ce qu'ils font et c'est ça qui [les] tue», Libération s'est aussi penché sur ces verres à moitié pleins pour raconter l'importance de ces initiatives qui ont permis à des cafés d'être sauvés ou de rouvrir. Elles racontent des histoires d'élus qui se bougent, d'associations qui refusent la fatalité, de financements qui se débloquent, de villages qui revivent, de vieux qui retrouvent une raison de sortir de chez eux. De budgets tendus aussi et de projets qui capotent car ce serait trop simple sinon. Mais au bout du compte, des histoires d'énergies collectives et de solidarités qu'il est bon de raconter.

CONVIVIALITÉ EN CRISE Les campagnes veulent redresser les bars

En soixante ans, 80% des débits de boissons ont disparu. Alors qu'une étude démontre l'effet de ces fermetures sur la montée du vote RN, «Libé» fait un tour de France des troquets ruraux et des initiatives pour relancer ces lieux de sociabilité essentiels.

Par AMANDINE CAILHOL et JULIEN GESTER Envoyés spéciaux au comptoir Photos DAVID RICHARD

ENQUÊTE

Les deux gars déboulent le pas pressé, dévalant la grand-rue déserte et ses façades en moellons, l'air assoiffé, décidé, mais pas bien sûr de leur coup. Devant leurs grands gestes nerveux, la porte s'entrouvre: «On fermait! Mais allez, d'accord pour un. Un seul, hein!» sourit le tenancier. Les visages se détendent. Juste un seul, mais un quand même – un demi de blonde sifflé au comptoir par les deux hommes, plaquistes de profession, en savourant le réconfort de cette pause déjeu-

ner liquide, presque inespérée. C'est que, par-delà la faveur du patron, quelques semaines

plus tôt, la porte serait restée close. Le troquet, ultime commerce du village de Saint-Rémy-du-Plain (Ille-et-Vilaine, 820 habitants), avait baissé le rideau après un départ à la retraite, sans repreneur en vue. Tandis que son ami plonge sa barbe hirsute dans la mousse, Michel dépeint combien ces six mois d'éclipse avaient suffi à «attaquer la tête», miner les esprits et rétrécir l'horizon de ce bourg breton: «Y avait plus rien, quoi! On n'était qu'au travail ou chez soi. On se refermait, ça bouffait le moral... La commune n'était plus là.» Et, sans plus d'endroit où se retrouver, à moins d'emprunter des kilomètres de petites routes étroites, vite traîtresses, sinuant à travers les champs alentour, «il y a des gens qui avaient comme disparu, on les voyait plus du tout».

Le salut et la renaissance de ce bar-tabac-épicerie, dont le nom forme à lui seul un programme et une promesse – la Rencontre –, tiennent d'abord au volontarisme municipal. Mesurant la valeur de la convivialité perdue dans une commune qui a compté jusqu'à une demi-douzaine d'autres bars, tous évaporés, la mairie a repris les murs et le fonds, avant d'en assurer la rénovation, toilettant juste ce qu'il faut le charme seventies de l'ancien. Puis sont arrivés derrière le comptoir de nouveaux tenanciers, trouvés dans

les Hauts-de-France via une annonce du dispositif SOS Villages. A l'orée de la soixantaine, France Cordonnier cherchait avec sa compagne ce genre d'aventure en gérance, «tranquille, à la campagne», au bout d'une carrière à tiroirs – de la boucherie au génie militaire, en passant par la logistique et, déjà, quelques cafés. Un métier auquel il revient ici, à mi-chemin entre Rennes et le Mont-Saint-Michel, comme on embrasse un sacerdoce. «On cherche pas à faire de l'argent, mais à faire vivre la

France rurale, jouer un rôle social, expose-t-il. Ici, sans connaître forcément les gens, on voit bien qu'ils viennent au bar pour se livrer sur leurs vies, leurs drames, ou simplement les cancans, en se lâchant un peu.» Un genre, «très gratifiant», de confesse. Quelques jours à peine après la réouverture, en juin, il percevait aussi une fierté à voir le village se ranimer – drainant même une clientèle d'autres bourgs, qui eux s'éteignent, gagnés par la désertification à l'œuvre dans cette contrée agricole, comme tant d'autres à travers la France rurale.

Le pays abritait 200 000 zincs en 1960, alors qu'il ne comptait encore que 46 millions d'habitants. L'Insee n'en dénombrait plus que 38 800 en 2023: une chute de plus de 80%. Sur la même pente s'égrènent les bureaux de poste, les gares, les commerces... Mais cafés et troquets, qui ne se laissent pas remplacer comme la boulangerie par une boîte à pain, laissent un vide, un silence d'une nature particulière au milieu d'un bourg, parfois d'une région entière, dont ils creusent ainsi non seulement le sentiment de relégation, mais aussi les réflexes de défiance et de repli, à mesure que s'appauvrit la vie collective.


Dans le bar- tabac du Midi de Moussac (Gard) le 16 juillet.

Ainsi, croisés entre le ballet d'engins agricoles et la devanture claquemu-rée du Café de la mairie de Sougy (Loiret, 850 habitants), d'anciens habitués aux moues méfiantes dressent le constat d'un territoire de-venu moins désert que dortoir. La bourgade est «morte», tranche l'un, depuis que le rideau métallique du dernier bar n'est jamais remonté après la pandémie. Leur coin de Beauce, soupire l'autre, est un «pays perdu». Dont les nouveaux habitants, qui partent travailler et vivre leurs vies plutôt vers Orléans, à 20 kilomètres, «dorment très bien ici, mais c'est tout ce qu'ils y font, et c'est ça qui nous tue».

«SOUFFRANCE DE L'ISOLEMENT»

Dans une étude très remarquée cet hiver, dans laquelle il met en évidence une corrélation entre fermetures de bars PMU et progression du vote RN, Hugo Subtil, économiste et chercheur à l'université de Zurich, affirme qu'aucun autre commerce n'affecte les comportements électoraux comme le débit de boissons lorsqu'il ferme pour de bon. Quand une boucherie coule ou une supérette met la clé sous la porte, l'essor de l'extrême droite est souvent déjà bien ancré dans la commune, et l'économie locale de longue date en déclin. L'étude démontre combien, partout en France, la fermeture du dernier bar-tabac marque, elle, le début d'un lent décrochage du village qui le perd, en comparaison du bourg voisin qui conserve le sien. Au bureau de poste, à la caisse de l'épicerie, le temps de passage découle de ce qu'on vient y retirer, colis ou provisions. Perdre l'un ou l'autre, c'est hériter surtout d'une difficulté pratique: il faudra reprendre la voiture, cramer plus de carburant pour aller chercher la même chose plus loin. Le comptoir, lui, obéit à une autre économie. On y traîne pour rien, et le temps passé n'a plus tant à voir avec ce que l'on y consomme qu'avec ce qui y circule à fonds perdu: le lien, la rencontre, l'échange fortuit, qui y font leur lit.

Comme au riant comptoir du bar-épicerie tourangeau de Beaumont-Louestault (Indre-et-Loire, 1810 habitants), renaissant grâce aux efforts de la mairie pour raviver le petit commerce après dix ans de néants. Entre deux tournées et quelques échanges complices de blagues salées, les buveurs du soir y louent de concert le caractère essentiel de ce point de ralliement. Un sas affectionné entre le travail et le chez-soi, sans lequel beaucoup d'entre eux ne se connaîtraient pas: «Voyez, certains ici habitent à 20 bornes les uns des autres, mais on a tous rejoint le même club de pétanque, les mêmes assos», expose joyeusement Olivier, 55 ans.

L'économiste Hugo Subtil souligne combien «on commence simplement à comprendre collectivement l'importance du lien social comme bien commun». L'ubérisation, la parcellisation du travail et la numérisation des usages, «on a d'abord été prêts à les accepter en échange d'une augmentation du pouvoir d'achat, détaille le chercheur, avant de mesurer tout ce qu'on y perd», du burn-out à une solitude de plus en plus aiguë. «L'élite politico-intellectuelle a tardé

«La devise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se joue dans les cafés tous les jours; c’est le miroir de la société.»

Alain Fontaine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s bistrots et cafés de France à en prendre conscience, parce qu'elle ne pâtit pas directement de ça», ajoute-t-il, lisant dans le 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 une manifestation criante de cette crise, encore aggravée par le Covid: «Une souffrance collective de l'isolement, dans les corps et dans les esprits.» En 2019, un plan d'action interministériel pour l'attractivité des territoires ruraux avait investi l'association 1000 Cafés de la mission de répondre à ce combo de souffrance et de colère exprimée sur les rondspoints, en développant des établissements multiservices dans les communes de moins de 3500 habitants. Plus de six ans après, son bilan reste limité.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des bistrots et cafés de France, Alain Fontaine s'active à une autre forme d'institutionnalisation de la cause: l'inscription, espère-t-il à l'horizon 2028, des bistrots et cafés français au patrimoine immatériel de l'Unesco. Il y voit l'occasion «de créer de l'engouement» autour de ces établissements, «lieu de sociabilité», et peut-être «une fondation pour que chaque commune de France puisse avoir son bistrot, café multiservice ou PMU». Il affirme avoir «le soutien de l'Elysée» et ne manque pas d'arguments pour défendre les troquets, ces «antidépresseurs», quand les «déserts de sociabilité» nourrissent peurs et solitude, sur lesquelles gangrènent bien «des maladies». Et les «extrêmes»: «La devise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elle se joue dans les cafés, tous les jours; il s’y passe de belles histoires, d’amour, d’amitié, de générations qui se croisent, de laïcité. Parfois ça gueule, parfois ça rit, parfois ça pleure : c’est le miroir de la société.»

«C'EST FINI, LA GRANDE ÉPOQUE»

A Moussac (Gard, 1560 habitants), les heures du bar-tabac du Midi sont comptées. Ce matin de la mi-juillet, il vit encore pour une poignée de clients – rien que des hommes. Entre un demi à servir, un paquet de Marlboro, un jeu de tirage Amigo à encaisser, une boutade à balancer, Serge Vautier, 63 ans, n'a pas le temps d'user son siège en skaï noir à têtes de mort. Derrière son comptoir, il voit passer «les jeunes, tous les anciens, tout le foot». Le week-end, il reste ouvert «tant qu'il y a du monde». Scotchée sur le lambris gris, la photo des vétérans, en maillot canari, accueille le quidam. L'OM a droit à tout un mur, les taureaux de Camargue aux pans restants. Au sol, les carreaux de ciment ne se portent que mieux de toutes les lampées perdues qui leur sont tombées dessus. Les plus fidèles ont leur nom sur l'ardoise et leurs sobriquets – Cocotte, Blaireau, Ripeur – sur des gobelets remplis de piécettes, promesse d'un gueuleton à partager. «Les jeunes, le jour où on arrête, vont perdre gros. C'est malheureux», dit le patron de sa voix râpeuse. Jadis, il était portier dans les boîtes de nuit du coin, «il y en avait des dizaines», toutes disparues. Lui a ouvert son bar «à la jeunesse». Une partie, du moins. Croisée plus loin, Manon, 16 ans, n'y met jamais les pieds: «C'est pas ma bande.» Ce café, le seul du village, Serge le tient depuis vingt ans avec sa femme, la tenancière en chef – lui est retraité après avoir aussi été routier. «C'est bon, on a donné», résume-t-il: cinq ans que le couple cherche un repreneur. «On a mis l'annonce partout, même sur Leboncoin». Les quelques offres reçues étaient trop basses: «Les gens pensent qu'avec une poignée de figues on peut acheter un café.» Faute de reprise, leur royaume s'en ira à la découpe: la licence IV, qui autorise la vente de tous types d'alcool, pourrait atterrir dans le restau du village, et le contrat de gérance pour la vente de tabac revenir au point presse.

En face, l'ancienne mairie a déjà déserté, à quelques maisons de pierre de là. «Sur la place, y aura plus rien», sauf le temple – «mais nous, on y va pas», s'amuse Serge. «Ma chapelle, elle est ici», renchérit un client. Leur grand-messe à eux est la fête votive, rendez-vous incontournable des villages du sud de la France aux beaux jours, qui s'est encore joué en partie cette année devant le café, avec «un monde fou». Mais «c'est fini, la grande époque», enchaîne Sergio, retraité nostalgique du temps où l'on ne fermait pas les portes des maisons Suite page 4

Suite de la page 3 et on sortait sa chaise dans les rues le soir pour discuter. La télé n'avait pas encore tué la communication». La joyeuse troupe dépeint un fossé entre les «néos» et les natifs. Dans les rues désertées par les jeunes du village partis «là où il y a du travail», ne restent que les vieux qui n'ont connu qu'ici.

«LUTTE CONTRE LA SOLITUDE»

A ce constat désolé et à son apparente inéluctabilité mortifère pavant la voie à l'extrême droite, l'étude d'Hugo Subtil oppose un autre enseignement: rien n'est irréversible, puisque la réouverture d'un établissement suscite un (lent) renversement de courbe. Les conclusions du chercheur distillent même quelques pistes, comme l'intégration d'espaces de sociabilité aux maisons France Services. Autant de chantiers qui ne trouvent, pour l'heure, que peu d'écho national dans les discours pré-présidentielle. A l'exception notable de la promesse lancée mimai par Marine Tondelier – depuis un PMU du Pas-de-Calais – d'une paire de grands plans, l'un «de sauvegarde des cafés», l'autre «de lutte contre la solitude», avec même la création d'une délégation interministérielle dédiée : «On ne peut pas laisser cela aux seules collectivités qui en ont les moyens : il faut une politique nationale», estime la candidate pour 2027 et cheffe des Ecologistes, s'alarmant que «la solitude subie touche un Français sur quatre et tue autant que la cigarette ou l'alcool».

Début 2025, l'Assemblée nationale avait déjà adopté une proposition de loi de l'ancien ministre macroniste Guillaume Kasbarian pour faciliter la création de licences IV et ainsi l'ouverture de cafés et bistrots dans les communes de moins de 3500 habitants. Les «licences coûtent beaucoup trop cher, c'est un frein de plus sur un modèle déjà compliqué», explique à Libé le député d'Eure-et-Loir, alors que les turbulences parlementaires ont plongé le texte dans un trou noir. Un an plus tard, la sénatrice communiste de Seine-et-Marne Marianne Margaté avait dénoncé à son tour, au Sénat, un «assèchement des licences IV, siphonnées par les secteurs les plus rentables, loin des villages» – un «actif devenu spéculatif» dont elle voudrait «redonner la dimension d'intérêt local». Mais en attendant de s'imposer au fronton des débats et programmes des présidentiables, cette cause reste d'abord celle prise à bras-le-corps par des maires sur le terrain de leur commune.

A Trois-Rivières (Somme, 1480 habitants), sur la route reliant Amiens à Compiègne, la Table du coin vient de rouvrir, fin juin, là où avait fermé deux ans et demi plus tôt un restaurant déjà depuis longtemps déclinant. Le scénario est familier: résolue à ne pas laisser le vide s'installer trop durablement, la mairie a racheté les murs de ce qui n'était plus qu'une ruine, prenant à sa charge le gros œuvre, et c'est une annonce sur SOS Villages qui a permis de dénicher, à Lille, les repreneurs aujourd'hui au bar et aux fourneaux. Soit Laetitia et Stéphane Lopez, expérimentés dans la restauration et en quête, à la campagne, d'un projet qui ait du sens», comme l'expose la première: «En ville, un bar passe vite pour l'endroit où on va pour picoler. Au village, c'est vraiment le lieu où l'on se retrouve.» Cette conviction, dont elle avait déjà l'intuition, n'a pas rendu moins désarmant l'élan d'une dame venue l'avant-veille en voisine pour l'étreindre et la couvrir de «merci».

Le projet découle de la détermination de l'ancien maire, Joël Suin, mort quelques mois avant de le voir aboutir. Celui-ci tenait à voir renaître à Trois-Rivières un endroit où se réunir, «même juste autour d'un café», au sortir d'une journée de la-beur à l'imposante cartonnerie sise juste à l'entrée de la ville. Le frère du défunt maire, Mario Suin, 62 ans, porte un regard désenchanté sur cette région à la fois rurale et industrielle, marquée par la fermeture de beaucoup d'usines et où le vote RN flambe. Ici comme ailleurs, les gens «restent chez eux, à regarder la télé», déplore-t-il. On ne «s'apprend» plus en se disputant, «comme ça ne se passait qu'au café, selon lui. Il y avait tout le monde, et on avait des échanges avec les anciens, qui nous transmettaient des choses. Y compris en s'engueulant, quand ça parlait politique. Maintenant, les gens se cachent plutôt que de chercher comment se comprendre». Après être passé par la case zéro commerce, sur une rue qui en comptait une douzaine dans les années 70, il suffit à ses yeux du retour d'un établissement ouvert toute la journée pour «faire du bien à tout le monde» et voir la vie associative se raviver.


Le Café du Midi n'a pas trouvé de repreneur, même sur Leboncoin. PHOTOS DAVID RICHARD

Parfois, la renaissance d'un café ne doit rien à un dispositif ni à une stratégie municipale mais tout à une énergie. A Méry-Bissières-en-Auge (Calvados, 1080 habitants), Aurélie Lecarpentier, 37 ans, ancienne technicienne qualité dans l'industrie, a rouvert le Comptoir huit jours après l'avoir racheté, en janvier 2025. Avec 35 euros de fonds de caisse initial et «pas un kopeck» pour garnir les rayons, le temps que les quelques subventions régionales veuillent bien tomber. Depuis, elle ne s'arrête plus: épicerie et bar au cœur, et tout autour une diversification à tous crins, au gré de ses intuitions qui «fusent», pour combler le vide à des kilomètres à la ronde et entrer ainsi de toutes les façons possibles dans la vie des gens. Un bric-à-brac chaleureux, où les bonbonnes Butagaz côtoient un bar à bonbons, mais aussi des plateaux de fromages et des corbeilles de fruits, des gravures sur bois personnalisées, en attendant de développer une vraie offre brasserie...

«Y CHERCHER UNE RESPIRATION»

En l'absence de distributeur de billets environnant, elle propose du cashback -1 euro de commission sur un retrait de quelques billets, «ça reste plus avantageux que de faire 10 bornes», tranche Jo, un habitué. Elle se démène à poster trois ou quatre fois par jour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retransmet les grands événements, organise la Saint Patrick et un bal du 14 Juillet avec un DJ. «J'essaie de me rendre indispensable, résume-t-elle. Il y a des gens qui, avant que j'ouvre, ne sortaient pas de chez eux.» Un an et demi d'hyperactivité acrobatique, des tireuses du bar au tiroir-caisse de l'épicerie, et le pari paraît gagné, avec «un petit bénéfice» à la clé. Mais ce succès reste précaire. La boucherie du village, en liquidation depuis janvier, l'inquiète: «Si les gens vont acheter leur steak à Leclerc, ils n'iront pas que pour ça, ils y feront toutes leurs courses.» Car dans ces bourgs, chaque commerce qui subsiste tient un peu les autres. Par effet domino, celui qui tombe peut précipiter la ruine du suivant.

Lorsque ni repreneur providentiel ni force de la nature ne se présentent, reste aux lieux de convivialité déclinants une troisième voie : que les habitants s'en chargent eux-mêmes. A Tressignaux (Côtes-d'Armor, 670 habitants), le Mix Café fête ses 11 ans. Elégamment aménagé dans une vieille maison, il vit de subventions – dont celles de la CAF – et de contributions en nature d'une quarantaine de bénévoles autour d'une programmation dense en concerts, expos, ateliers. «L'économie du café est saine aujourd'hui», assure Francette Le Garff, 76 ans, de l'aventure depuis le commencement. Lui aussi retraité et cheville ouvrière des débuts, Hubert Quintin se souvient des deux années de vide dont a surgi l'initiative: «On n'allait pas rester les bras ballants. J'ai dit au maire de l'époque qu'il fallait nous suivre ou qu'on le chasserait, parce qu'on n'allait pas se laisser tomber dans un désert.» La dynamique déborde à présent le comptoir: des logements sociaux sont sortis de terre à côté du café, la population repart «parce qu'il y a une vie collective», estime Francette Le Garff, et une bâtisse voisine – carcasse longtemps à l'abandon d'un défunt café – va renaître sous forme d'habitations, après un demi-siècle dévolu au stockage de terre battue. «La réussite se mesure à ce qu'aujourd'hui, ce sont les gens de communes parfois à 15 ou 20 kilomètres, jusqu'à Guingamp, qui regardent vers Tressignaux», glisse Laurence, bénévole depuis trois ans.

A Guipel (Ille-et-Vilaine, 1740 habitants), le Café des possibles pousse le modèle participatif plus loin : société coopérative née en 2018 d'un désir de tiers-lieu, cette épicerie-bar-cantine est tenue

par des salariés et adossée à près de 150 sociétaires – 100 euros la part, droit de vote à la clé. La fonction sociale opère à plein: Lucie, 88 ans, qui a grandi dans une ferme du coin avec une demi-douzaine de frères aujourd'hui tous morts, y a retrouvé le goût de sortir de chez elle en venant déjeuner tous les midis à la même place. Quasi mutique au début, la voilà désormais qui s'installe volontiers au milieu d'inconnus occupant «sa» table, pour bavarder en lançant une partie de cartes. Et cet été, quand la canicule a écrasé la région comme jamais, l'établissement a vu débarquer «des gens qu'on ne voyait jamais» : «De dans il faisait encore respirable, et les gens venaient y chercher une respiration, un peu de compagnie, relate Aziliz Guilard, 30 ans, l'une des trois salariés. Ces rencontres, des fois ça marche, des fois ça marche pas. Mais on en a besoin comme jamais.» Reste l'arithmétique, implacable. Le café «va très mal, financièrement, et ça pose la question de la viabilité du modèle pour remplir cette mission de créer du lien en campagne». Chaque année, 10 000 à 15 000 euros manquent – pourvus jusqu'ici par une cagnotte post-Covid et par les subsides municipaux et intercommunaux – pour combler un déficit que l'activité ne résorbe pas. Mi-août, un nouvel appel aux dons a été lancé afin de payer les fournisseurs et de tenir les salaires, le temps de repenser les contours du modèle.

Aux alentours, le dense tissu breton de cafés purement associatifs s'en sort parfois mieux – sans salaires à verser – mais la légèreté du modèle n'en fait pas un va-tout: «Certains, comme la Cambuse, à Langouët [600 habitants, ndlr], nous disent que ça leur coûte parfois plus cher d'ouvrir que de rester fermés», rapporte Aziliz. Si le rôle vertueux de ces établissements n'est plus à démontrer, reste entière la question: qui accepte d'en payer le prix?

«LE BON CAFÉ AU BON ENDROIT»

Lionel Henry, maire de la commune voisine de Montreuil-le-Gast (2100 habitants, à une quinzaine de kilomètres au nord de Rennes), l'a bien mesuré. Quand ses deux derniers commerces ont fermé en une semaine, fin janvier, il a fait le pari d'inviter ses administrés à «s'investir et se retrousser les manches», en mettant le rez-de-chaussée d'un vieux presbytère à disposition d'un café opéré collégialement par une association de bénévoles – la Conviviale –, où les parents peuvent laisser courir les gamins dans l'ancien jardin du curé. Avec un succès immédiat, mais l'élu reste prudent: «Le plus dur, c'est de s'assurer sur la durée que les gens qui trouvent ça super d'avoir des commerces de village n'oublient pas que ce n'est pas juste un décor rassurant, qu'il faut aussi y aller assez souvent pour les faire vivre.»

L'association 1000 Cafés a une devise: «Le bon café au bon endroit.» «Dans des communes qui n'ont pas de locaux ou de potentiel économique pour une activité sédentaire», une alternative existe, explique sa directrice Camille Sebaux: le café itinérant, «qui a connu un vrai boom»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t fait florès aujourd'hui à travers le pays, de la Moti Guinguette sillonnant les routes du Lot au Comptoir à copains, sévissant dans des bourgs du Bas-Rhin. Dans le Gard, Isabelle

«Un café qui ferme, ce n'est pas juste un commerce en moins.» Libé a interrogé Camille Sebaux, la directrice de l'association 1000 Cafés qui cherche à remailler le tissu de bistrots de campagne, véritables «activateurs de lien social».

Hernandez, 59 ans, ex-salariée du secteur socioculturel touchée par l'épidémie de «perte de sens», s'est lancée en 2025 à bord de son Monsieur le Zinc Truck, en s'appuyant sur un réseau de franchise. Sa tournée compte cinq localités, dont Montignargues, 560 habitants. Ce jeudi soir de juillet, ils sont une quinzaine devant sa terrasse sortie du ventre du camion, à chicaner: y avait-il un, deux, ou même quatre cafés dans la commune, jadis? On ne tranchera pas la dispute. Toujours est-il qu'il n'y en a plus, sauf une fois par semaine, quand débarquent les tables colorées et les tireuses à bière – l'été, des tartines toastées au rythme des cigales, l'hiver, la soupe et le vin chaud. Tout ça, bout à bout, «crée du lien», résume Isabelle Hernandez, même si ça reste «difficile» sur le plan financier. C'est «notre messe du jeudi soir», glisse Loïck, «33 ans dont trente-deux ici». Dans le village, les occasions de se retrouver sont rares, et l'on n'a «pas de licence [de vente d'alcool] pour organiser une fête votive», pointe la maire, Véronique Poignet-Senger, qui a fait venir le camion.

Le foisonnement des formules – municipale, coopérative, associative, ambulante – dessine, en creux, un même aveu: le marché seul peut ne plus suffire à faire tenir un café de campagne. A Canaules-et-Argentières (Gard, 480 habitants), la municipalité avait transformé en 2022 un local libéré par la Poste en café multiservice, accompagnée par 1000 Cafés, financée à 65% par l'Etat, la région et l'UE. Il a fermé deux ans plus tard. «Ça ne marchait pas comme on avait imaginé», résumé-t-on côté mairie. Sur les quelque 200 cafés soutenus par l'association, une cinquantaine a plié boutique: une histoire, notamment, d'adéquation entre projet, territoire, et gérant. La formule a pourtant fini par prendre à Canaules-et-Argentières, en 2024, avec un nouveau venu qui cumule les heures et les casquettes, à la tête du Faitout - chef, épicier et boulanger de dépannage, brasseur, vinificateur - et un loyer à 150 euros. Le club des aînés y a trouvé sa cantine, le foot son QG, les musiciens une scène locale. Le bon café au bon endroit ?

«LA QUESTION ÉTERNELLE»

Plein Est, là où le Gardon s'enfonce dans ses gorges, Sanilhac-Sagriès (840 habitants) n'a rien d'un village isolé, pour se trouver à moins de 10 kilomètres d'Uzès. Et c'est peut-être là son «problème», pointe Antoine Chaix, 70 ans: «A part mes quatre voisins proches, je ne vois personne. On est toujours en voiture, on se dit coucou en roulant», relate le retraité du secteur bancaire. Sauf trois soirs par semaine, quand le P'tit Moutas ouvre ses portes. Depuis 2023, ce café porté par l'association dont il est le président propose jeux, dîners collectifs, expositions, soirées poésie ou musique et divers ateliers. En ce mois de juillet, la déco est toute en origami. Le lundi, on peut y acheter des œufs bio du coin, du pain; le jeudi, le maraîcher y distribue ses paniers. Le «Comité citoyen pour l'accueil des réfugiés en Uzège» utilise parfois les locaux. «On voulait faire des choses dans le village. Ça crée une dynamique, ça valorise le travail des producteurs et des artistes autour de nous», dit le président. Avec un budget annuel de 20 000 euros, «zéro salaire», des bénévoles qui assurent jusqu'au ménage et des prix de consommation libres, l'objectif n'est «pas de faire du chiffre d'affaires, mais d'être à l'équilibre».

Au P'tit Moutas, on coule l'été en terrasse comme on se jalouse les places près du poêle l'hiver. Mais le café «ne brasse pas non plus tous les gens», reconnaît Agathe Lévêque, éleveuse de 31 ans, qui a grandi dans le village. Le lieu, selon cette membre de la Confédération paysanne, reste dans l'inconscient «estampillé gauche». Un café des «CSP+» et des «récents», comme disent certains, plutôt que des familles anciennement ancrées, «qui ont leurs vies»: «C'est la question éternelle: comment faire du lien?» Contre le «repli sur soi», Annie Lardet, 70 ans, elle aussi à la Conf, veut néanmoins croire à des «convivialités» qui s'inventent «à petits pas». Un combat qui se joue aussi au comptoir, tant, conclut-elle, «tout est politique».

MONDE

CRUE AU NÉPAL «Des communautés qui avaient déjà tout perdu ont été anéanties»

INTERVIEW

Les coulées de boue meurtrières de mercredi sont un nouveau traumatisme pour le pays frontalier de la Chine, durement frappé par un double séisme en 2015, explique l'anthropologue américain Jeremy Spoon.

Recueilli par GUILLAUME PAJOT

Les coulées de boue qui ont déferlé, mercredi, à la frontière du Népal et de la Chine, ont fait au moins 584 morts (579 au Népal et 5 en Chine) et plus de 2500 disparus (dont 4 Français, a confirmé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près un double séisme en 2015 et des inondations l'an dernier, le nord du Népal, carrefour des treks et des pèlerinages sur les flancs de l'Himalaya, est particulièrement touché.

Enseignant-chercheur à l'université de Portland, aux Etats-Unis, Jeremy Spoon arpente les zones rurales du Népal depuis 2004. L'anthropologue raconte comment les villages des hauteurs du pays souffrent de la multiplication des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et tentent d'y résister.

Quelle est la gravité de la crue qui a frappé le Népal et la Chine mercredi?

Cette crue a été extrêmement brutale. Elle s'est produite sans avertissement, en pleine matinée, alors que les habitants du nord du Népal, où je mène mes recherches, vaquaient à leurs occupations dans les champs, sur les marchés, ou guidaient des pèlerins et des touristes, en ce début de saison des randonnées. C'est une région très diverse, et une voie de communication majeure reliant le Népal à la Région autonome du Tibet en Chine.

Le nord du Népal avait déjà subi de graves inondations l'an dernier, et un double séisme en 2015...

Cette nouvelle catastrophe est aussi terrible que les séismes d'avril et de mai 2015 [qui avaient fait près de 9 000 morts au Népal, ndlr]. La crue a d'ailleurs frappé des populations qui avaient déjà tout perdu en 2015, et qui sont parmi les plus pauvres et les plus marginalisées du pays. Après l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elles avaient été relogées dans des camps de déplacés, en basse altitude, et avaient décidé d'y rester, afin d'être plus en sécurité, plus près de la route et des opportunités économiques. Ces communautés, frappées de plein fouet par la crue, ont été anéanties.

Les catastrophes naturelles sont-elles de plus en plus fréquentes dans la région?

Nos recherches ont montré que le risque le plus constant pour ces communautés himalayennes, sur une période de dix ans, était effectivement l'exposition à des aléas climatiques de plus en plus erratiques et extrêmes, comme les glissements de terrain, les crues causées par le débordement de lacs glaciaires, ainsi que l'activité sismique. Cependant, les populations de l'Himalaya font également preuve de résilience et s'adaptent à ces perturbations, grâce à leurs savoirs locaux, leur ingéniosité et leurs traditions culturelles, comme l'aménagement de terrasses sur des pentes abruptes à des fins d'agriculture et d'élevage, l'organisation de cérémonies communautaires dédiées au partage des ressources, ou la pratique de l'échange de travail.

Quel est l'impact d'une telle catastrophe sur la société népalaise? Le Népal est une société où l'ancrage aux terres ancestrales est essentiel. Lorsqu'une catastrophe rompt ce lien et provoque des déplacements de populations, elle peut également entraver, voire mettre fin aux traditions culturelles et aux filets de sécurité sociaux qui constituent un soutien dans les moments difficiles. L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construire des routes à travers tout le pays afin de relier les communautés rurales; dans la zone touchée par la crue, les routes ont été détruites, important avec elles ces nouvelles perspectives économiques. Dans certaines localités déjà victimes des séismes de 2015 et de leurs conséquences catastrophiques, les progrès réalisés en matière de reconstruc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sont remis à zéro.

Certains articles de la presse népalaise critiquent le manque d'anticipation du gouvernement face à la catastrophe. Que pensez-vous de la préparation des autorités?

Pour replacer les choses dans leur contexte, les séismes de 2015 avaient eu pour conséquences des évolutions importantes, telles que l'adoption de la Constitution nationale, qui avait conduit à une certaine décentralisation favorisant le contrôle local des prises de décision, la mise en place de codes de construction et d'un réseau électrique centralisé, et la création de programmes de préparation aux catastrophes. A l'époque, le plan de reconstruction du gouvernement avait globalement réussi à fournir aux habitants les ressources nécessaires pour reconstruire leurs maisons endommagées ou détruites, selon des méthodes permettant de résister aux séismes. Ces innovations ont permis de renforcer la capacité d'adaptation à de futurs aléas, mais ceux-ci, comme la fonte des glaciers et ses conséquences en aval, restent difficiles à prévoir et à anticiper.


Des riverains explorent leurs maisons endommagées par la crue,


Des photos de personnes portées disparues, au centre de


dans le district de Nuwakot, au Népal, vendredi. PHOTO R. KUMAR SINGH. AP


traumatologie de Katmandou, vendredi. PHOTO A. PERAWONGMETHA. REUTERS

En Inde, l'angoisse des familles de disparus

Environ une centaine d'Indiens manquent à l'appel dans la région, où transitent de nombreux pèlerins hindous. «Libé» a pu joindre plusieurs de leurs proches.

Trois jours après la crue sou- daine qui a dévasté la vallée de la Trishuli, dans le nord du Népal, à la frontière avec le Tibet, de nombreuses familles attendent avec angoisse des nouvelles de leurs proches. Vendredi soir, les autorités locales faisaient état d'une centaine de ressortissants indiens encore disparus.

Cette région est une des routes empruntées par les pèlerins hindous qui se rendent au Tibet pour vénérer le mont Kailash, sommet himalayen et résidence du dieu Shiva. Mercredi, vers 9 heures, plus d'une centaine d'entre eux patientaient au poste-frontière de Gyirong, le premier site touché par la crue (lire ci-dessous).

«Quand j'ai vu la vidéo de la douane chinoise emportée par les flots, j'ai tout de suite été saisi d'une terreur impossible à décrire», raconte Tamajit Ghosh, ingénieur informatique, dont la tante et l'oncle faisaient le pèlerinage au mont Kailash. «Ils nous avaient appelés la veille pour nous dire qu'un membre du groupe n'avait pas les documents pour passer la frontière et qu'ils ne partiraient que le 26, se la- mente-t-il. S'ils avaient pu se ren- dre au Tibet le 25 comme prévu, ils seraient en sécurité.»

Parmi les disparus, 80 étaient membres de l'Isha Foundation du leader spirituel Sadhguru. La responsable des voyages est encore sous le choc: «Nous étions au téléphone avec nos équipes à Gyirong juste dix minutes avant le désastre, et tout semblait normal, il n'y a eu aucune mise en garde!»

Ce manque d'un système d'alerte, alors que les effets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dans l'Himalaya sont pourtant connus, indigne Ajay Sharma, dont la sœur a disparu à Gyirong. «Pourquoi ne pas surveiller ces zones sensibles? Il y a eu une défaillance du système.» Pour lui, la catastrophe ne pouvait pas être totalement imprévisible : «Ces changements s'observent sur la durée. Où était la gestion des risques dans tout ça ?»

Depuis mercredi, ces familles vivent une attente insupportable.

«Je n'arrive plus à réfléchir, murmure Tamajit Ghosh, c'est comme si mon esprit était vidé. En voyant les images, j'ai vite compris qu'il n'y avait pas beaucoup d'espoir.» Ajay Sharma veut quant à lui rester optimiste. «Je n'espère qu'une chose : recevoir un message de ma sœur qui me dit qu'ils sont en sécurité.»

Alors que les secours ont dû suspendre un temps leurs opérations après une nouvelle alerte de crue, jeudi, certaines familles comptent se rendre au Népal. «Nous avons appelé tous les numéros donnés par les autorités, remplis de nombreux formulaires, mais nous n'avons aucune information», explique Anya Ahuja, dont l'oncle et la tante faisaient partie du groupe de la Isha Foundation. Ils ont finalement décidé d'aller à Katmandou pour faire le tour des hôpitaux.

Alors que des pluies torrentielles sont prévues sur le Népal ce weekend, les secours risquent de devoir encore ralentir leurs recherches. Les prochains jours s'annoncent décisifs pour trouver des survivants.

CYRILLE CHARPENTIER Correspondant à New Delhi

La Chine entre silence et urgence

Environ 700 secouristes ont atteint vendredi le poste-frontière de Gyirong, au cœur de la dévastation. Peu d'informations filtrent encore depuis cette région tibétaine verrouillée par Pékin.

Les images sont saisissantes. Elles symbolisent toute la violence avec laquelle des masses de boue et d'eau ont frappé le Tibet, puis le Népal, mercredi. En l'espace d'une trentaine de secondes, le poste-frontière de Gyirong, qui sépare la Chine du Népal, a été englouti. Sur les derniers instants clairs et visibles de la vidéo, la caméra filme des dizaines de personnes fuyant l'imminence du déluge. Après, tout est brouillé et enseveli. Idem pour le complexe frontalier et son parking, en bordure de la rivière Lhende Khola, balayés en quelques secondes. L'ampleur du bilan humain et matériel autour de Gyirong reste encore imprécise et parcellaire. Tout laisse présager qu'il sera lourd. La ville est un point de passage et une route commerciale très fréquentée par les touristes, les pèlerins – indiens notamment – et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et népalais. Vendredi, les autorités avançaient le chiffre de 5 morts alors que la veille, elles évoquaient 3 personnes tuées et 558 disparues. Des données qui correspondent peu à la dure réalité des images.

Dans cette région tibétaine verrouillée et contrôlée par la Chine, on dispose de peu d'éléments concernant les victimes et les survivants. Ce manque d'information tient à la fois au fait que Pékin n'autorise dans la zone aucun observateur indépendant, qu'elle est enclavée et coupée du monde en raison des dégâts, et qu'un lac menace de déborder, compliquant le déploiement des secours.

La chaîne d'Etat chinoise CGTN a pu dépêcher une équipe sur place, qui n'a pu toutefois s'approcher qu'à 7 kilomètres du postefrontière de Gyirong. Vendredi, environ 700 secouristes ont finalement atteint la zone la plus touchée, à pied et à bord de radeaux, après de nombreux efforts.

Les quelques clichés satellites disponibles en ligne, ainsi que les rares images tournées par l'Armée populaire de libération depuis un hélicoptère, montrent une zone rasée. Plus un bâtiment n'est visible. Aucun pont, aucune infrastructure n'est encore debout.

Pékin considère la catastrophe comme une priorité absolue. Le Premier ministre Li Qiang s'est rendu sur place dès jeudi soir. Il a rencontré des déplacés et des secouristes avant d'exiger une «divulgation transparente et en temps utile» des informations. Pékin contrôle toute la communication. Et les médias d'Etat ne livrent que des bribes d'informations.

Ils s'emploient surtout à montrer les évacuations, les engins de sauvetage et les efforts des secouristes pour coordonner les opérations. Sans lever les interrogations. Une dépêche de Xinhua indiquait, vendredi midi, que «499 villageois et ouvriers du bâtiment et 555 touristes touchés par une coulée de boue dans le district de Gyirong avaient été évacués, transférés et relogés. [...] Aucun touriste n'est aujourd'hui bloqué». Impossible d'en savoir plus sur leur localisation, leurs origines et leurs liens éventuels avec les 558 personnes toujours portées disparues. Probablement sous la boue.

ARNAUD VAULERIN


Marine Le Pen et son ex-conseiller économique, François Durvye, en juin, à Paris. PHOTO SIMON WOHLFAHRT. AFP

RN Francois Durvye, le pro-patrons évincé par la patronne

Le retrait du conseiller économique proche des milieux d'affaires, annoncé jeudi tandis que la candidate s'exprimait devant le Medef, ajoute une note dissonante à la rentrée du parti. Selon nos informations, il avait incité son favori, Jordan Bardella, à imposer sa candidature à la présidentielle. Par CHARLOTTE BELAÏCH et NICOLAS MASSOL

S ur les images, c'est une absence qu'on remarque. Jeudi, Marine Le Pen arrive à la Rencontre des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organisée par le Medef, entourée de soldats. A ses côtés : Jean-Philippe Tanguy et une poignée d'autres députés. Jordan Bardella, en revanche, n'a pas fait le déplacement à Roland-Garros. Pas de trace, non plus, d'Eric Ciotti, allié du RN, promoteur d'une voie ultralibérale et d'une stratégie d'union des droites. Un instant plus tard, le rassemblement patronal tourne à la clarification interne : le Figaro annonce que François Durvye, conseiller économique de Bardella et passerelle vers les milieux d'affaires et l'électorat bourgeois, ne participera pas à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Tandis que, devant les patrons, Le Pen confirme ses propres fondamentaux. «Le signal que ça envoie est catastrophique», se désole un cadre frontiste. Présenté comme consenti, son départ est en réalité le résultat d'une mise au ban par Marine Le Pen elle-même. «Je l'ai souhaité», a lâché l'intéressée à BFM, en sortant de son débat. A mimot, les lepénistes évoquent une «déloyauté» qui sonne, dans la bouche de certains, comme une «trahison» : selon nos informations, l'ancien conseiller économique aurait encouragé son champion, Jordan Bardella, à doubler Marine Le Pen en annonçant sa propre candidature présidentielle.

Le drame s'est noué au début de l'été, au cours de l'après-midi du 7 juillet, dans l'ébullition du siège frontiste. Dans les locaux tout neufs de la rue Cortambert, dans le XVI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une vingtaine de cadres s'agitent sans savoir si Marine Le Pen va déclarer sa candidature. Bardella, lui, le sait: sa patronne est venue dans son bureau le lui annoncer, les yeux dans les yeux. Elle n'y reste pas une demi-heure et part s'enfermer avec ses avocats et ses proches au dernier étage. Le numéro 2 prétexte des affaires à régler pour rester cloîtré dans la pièce, entouré de son cabinet, de François Durvye et de Nolwenn Olivier, son ex-compagne, qui est aussi la nièce de Marine Le Pen et, à 27 ans, la nouvelle directrice de la communication de la campagne. Son horizon vient de s'écrouler, il s'y voyait déjà.

CONFIANCE ROMPUE

L'ancien financier propose alors, à moitié sérieux: «Il faut que tu descendes devant la presse, dehors, et que tu annonces ta candidature.» Doubler la candidate naturelle? Nolwenn Olivier, outrée, part prévenir qui-de-droit de la conjuration à l'œuvre. Deux semaines plus tard, Durvye reçoit un message, lapidaire, de Le Pen. La confiance est rompue, lui écrit-elle en substance, l'informant qu'elle ne souhaite pas qu'il participe au séminaire sur le programme, qui se tient le lendemain. Le conseiller économique avale son pain noir. Il pose la question à Bardella : doit-il annuler les engagements pris pour lui en septembre? Le président du RN lui répond que non. Il n'empêche : Durvye est bien ostracisé. L'ancien bras droit de Stérin n'a pas besoin de la politique pour vivre. Après un été de réflexion, il annonce sa décision le matin du débat du Medef. «C'est l'avantage d'être libre», confie-t-il à Libé vendredi matin.

Le jour même de ce départ, la pre-station de Marine Le Pen devant les patrons a consacré un arbitrage dé-favorable à la tendance libérale du RN. La candidate peut bien promet-tre de supprimer des impôts de pro-duction, démolir les normes qui op-presseraient l'économie française, annoncer un monstrueux plan d'économies de 125 milliards d'euros, ses lieutenants ont beau affi-cher un air horrifié face aux appels de la gauche à taxer davantage l'hé-ritage, c'est l'un des rares mar-queurs sociaux du RN qui concentre l'attention. Au milieu des candidats à la présidentielle, réunis pour un grand débat, la députée du Pas-de-Calais a confirmé le maintien de son projet de réforme des retraites, sujet de discorde interne depuis des an-nées. Comme l'avait révélé Libération, la candidate officialise son choix de rétablir un âge de départ minimal à 62 ans - 60 ans pour les personnes ayant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à 20 ans ou moins. Elle évalue le coût de cette réforme à neuf milliards d'euros; selon l'Institut Montaigne, un think tank libé-ral, il serait environ trois fois supé-rieur. Pour François Durvye, la décision n'a pas été simple. Comme toujours, dans cette famille politi-que, l'intime, la politique et l'argent se sont emmêlés. C'est dans le manoir normand du financier, au milieu des jouets des enfants, que la candidate a révisé son débat d'entre deux tours, en 2022. C'est à Versailles, aussi, dans la belle et grande maison de ville des Durvye, que la même a passé des soirées, entre l'épouse du financier et leurs quatre enfants, une véritable «tribu», dit-elle à l'époque, à discuter de politique et à progresser, surtout, en économie. En 2023, le patron d'Otium s'associe avec Stérin pour racheter la villa de Rueil-Malmaison, propriété de Jean-Marie Le Pen et de ses filles. L'opération est belle pour la famille: acquis pour 720 000 euros en 2012, le bien est revendu à 2,5 millions d'euros, soit une plus-value d'1,8 million.

RETOUR DES HORACES

Dans le même temps, Durvye joue les ouvreurs de portes du monde patronal et tente de dissiper les réticences de ce milieu pour le parti d'extrême droite. Après la condamnation de Marine Le Pen en première instance dans l'affaire des assistants européens, en mars 2025, il se rapproche de Bardella, qu'il trouve plus sensible à son influence libérale. Il s'emploie aussi à trouver un prêt pour la campagne qui s'ouvre. Mission ô combien délicate : en 2022, la candidate avait fini par souscrire in extremis, fin janvier, un emprunt auprès d'une banque hongroise. Le départ du conseiller risque de replonger la campagne dans les mêmes affres financières. Retour à la case départ, fin de l'opération séduction. «Elle ne l'appelle même pas, elle lui envoie un texto et derrière, Jordan le lâche. Je suis ahuri de la manière dont ils se sont comportés. C'est un cas d'école de comment ils peuvent traiter les gens», hallucine un conseiller qui voit mal comment Le Pen pourrait engranger de clinquants ralliements après cet épisode.

Ambroise de Rancourt, le directeur de cabinet de Marine Le Pen, identifié par beaucoup comme un allié de Durvye, reste, lui, au cœur du dispositif, fidèle à la candidate. Chargé de la rédaction du programme, qui doit être dévoilé avant le congrès du parti, prévu les 24 et 25 octobre à Orléans, il doit cependant désormais composer avec le retour des Horaces. Selon nos informations, ce club informel de hauts fonctionnaires et de dirigeants, le plus souvent d'un

«Certains veulent qu'on reste trois ou quatre autour de Marine pour avoir plus d'influence. Il faut que ça s'arrête.» Un conseiller

âge avancé, au service de Marine Le Pen depuis 2015, reprend du service après avoir été mis en sommeil, avec la promesse d'être remplacé par des cadres du public et du privé, plus jeunes et mieux en phase avec la société. Rancourt, accusé par les lieutenants de Marine Le Pen de travailler en vase clos, sans les informer de la composition de ses pôles thématiques et de leurs avancées, échange dorénavant régulièrement avec l'eurodéputé André Rougé, qui pilote les Horaces.

RABOUGRISSEMENT

Plus qu'une reprise en main idéologique d'un camp supposément étatiste sur une offensive libérale, le retour des Horaces raconte la revanche des anciens, fidèles marinistes, sur les nouveaux venus, attirés par la poussée électorale du RN. Une forme de rabougrissement, que parachève le verrouillage de la campagne par le clan familial – le beaufrère, Philippe Olivier, la sœur, Marie-Caroline, la nièce Nolwenn et l'autre nièce, Marion Maréchal, amenée selon une source de la mouvance à prendre des responsabilités. Un réflexe défensif typiquement lepéniste, que Bruno Mégret et ses partisans appelaient, dans les années 90, avant la scission, la «dérive monégasque». «Parmi les conseillers, il y a les chiens de berger et les chiens de garde, analyse un des ralliés. Certains veulent qu'on reste trois ou quatre autour de Marine pour avoir plus d'influence. Il faut que ça s'arrête, on ne fait pas une campagne comme ça.» Au cœur des enjeux: la finalisation du programme, que beaucoup de fidèles ne veulent pas voir bouleversé. «Certains voudraient le mettre dans une boule de neige», s'agace le même conseiller. Malgré le départ de Durvye, la bataille se poursuit. L'attitude de Bardella, qui a passé l'été, entre les jetskis et les cocktails, à papillonner avec sa compagne, Maria Carolina de Bourbon des Deux-Siciles, et à travailler sur son troisième livre, n'en finit pas d'interroger.

Ces derniers mois, l'ancien candidat de rechange (qui n'a pas donné suite aux sollicitations de Libé) a passé le plus clair de son temps chez son ex-conseiller spécial, à prendre des cours d'économie et à lancer des ballons d'essais pour modifier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de sa patronne. Le président du RN n'était pas non plus aux deux réunions de préparation de la rentrée du Medef chez Le Pen, a appris Libé. Avec lui, la confiance est-elle aussi rompue? Le discours officiel est rodé: «Marine et Jordan sont en contact constant»; «Leur relation est une boîte noire»... Mais une source s'interroge. «Que faisaient Jordan Bardella, François Durvye et Nolwenn Olivier dans une pièce au moment où Marine était dans le même immeuble en train d'acter le fait qu'elle serait la candidate ?» La réponse risque de faire mal à la campa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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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deuxième étage du BHV Parly 2, au Chesnay-Rocquencourt (Yvelines), mercredi. Dans le magasin, certains rayons sont vides et les stocks sont au plus bas.

Le BHV, un Parly perdu pour les propriétaires ?

Contrairement à ce qu'il affirme, le nouvel exploitant de l'enseigne, Karl-Stéphane Cottendin, a fait part au bailleur de son intention de stopper ses activités au centre commercial des Yvelines. D'après les informations de «Libération», il lui demande de financer les licenciements des 80 salariés.

Par ISMÉRIE VERGNE Photos STÉPHANE LAGOUTTE.MYOP

ENQUÊTE

S ur le parking du très chic centre commercial Parly 2 du Chesnay (Yvelines), repérer une place libre entre les bolides à plusieur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uros demande d'être attentif. En ce lundi après-midi de la fin du mois d'août, les Franciliens sont nombreux à déambuler dans les allées de la galerie marchande à la dalle imitation marbre, jalonnée de canapés en cuir et de fausses colonnes en bois massif.

Mais il suffit de franchir les portes du BHV, qui occupe depuis 1969 12 000 m² de surface répartis sur trois niveaux, pour être saisi par le contraste. Les flâneurs s'y font rares, les étals sont dégarnis et le calme règne. C'est à peine si le brouhaha du mall parvient à animer les rayons désertés. Une situation ressemblant trait pour trait à celle que vit l'emblématique paquebot du BHV Marais situé sur la rue de Rivoli (Paris IVe) depuis plusieurs mois.

Il faut dire que, depuis novembre 2023 et le rachat du fonds de commerce des deux magasins franciliens par la Société des grands magasins (SGM) dirigée par le sulfureux Frédéric Merlin, c'est la dégringolade. A tel point que les jours du magasin yvelinois sont déjà comptés. Selon nos informations, alors que Frédéric Merlin a cédé, en juin, ces deux BHV à son lieutenant Karl-Stéphane Cottendin, le nouveau propriétaire est désormais décidé à se séparer du BHV Parly 2.

Si, sous la coupe des Galeries Lafayette, son ancien propriétaire avant la SGM, le magasin perdait de l'argent depuis une quinzaine d'années, «on ne fait plus qu'entre 5 et 10% du chiffre d'affaires de l'époque», assure Christian Poncet, délégué syndical CGT Parly 2. A la fin de l'année, les ventes annuelles devraient à peine atteindre 1,4 million d'euros, après un mois d'août qui devrait se terminer à 190 000 euros. La faute à une dette colossale du groupe envers les fournisseurs, autour de 80 millions d'euros, qui a fait partir les marques, et leurs produits, les unes après les autres. Les caisses du BHV sont vides et empêchent toute commande auprès des fournisseurs.

Pour faire illusion, les vêtements de la mode masculine du deuxième étage ont été rapatriés au premier avec la mode femme, condamnant de fait une partie de l'étage. Le long d'un mur, une centaine de cartons scrupuleusement annotés «cintre bois pinces», «cintre Caroll plastique», «cintres Levi's à pince» sont empilés dans l'ombre. «Ce ne sont que des cin- tres, ça montre tout ce qu'on a vendu et qu'on a plus», glisse un salarié. Tout est en rayon, les étagères des réserves ne comptent plus un seul produit en stock. Pourtant le magasin, vanté en interne comme «une pépite», a tout pour réussir. Situé dans le très aisé ouest parisien, à deux pas de Versailles et de La Celle-Saint-Cloud, le centre commercial Parly 2 est présenté par la profession comme l'un des plus performants d'Ile-de-France, avec plus de 12 millions de visiteurs annuels. Sa clientèle dispose d'un pouvoir d'achat élevé et est friande du positionnement du BHV.

Accoudée à sa caisse, une salariée est au bord des larmes quand elle évoque la situation. Autour d'elle, des rayonnages bricolage entièrement vides. «On a reçu ni ampoules, ni adhésif, ni piles, ni vis depuis octobre», désespère-t-elle. Pour ses rayons, parmi les plus sinistrés, la recette de la caisse atteint à la fin d'après-midi 1300 euros pour une quarantaine d'encaissements, contre 500 euros la veille. «Je ne me serai jamais imaginé voir ça un lundi, c'était la meilleure journée avec le samedi», se désole celle qui a plus de trente-cinq ans d'ancienneté.

«ON EST AU BOUT DE NOTRE VIE, C'EST USANT»

Faute de clients, les équipes attendent que le temps passe: on scrollé indéfiniment sur son téléphone, on papote, on replie ce qui a à peine été déplié... «Le plus dur c'est d'être confronté en permanence aux questions des clients. Pourquoi c'est vide? Vous êtes en travaux? Vous fermez quand?» soupire un vendeur. D'autant plus dur qu'ils n'ont pas les réponses. «On en a marre, on est au bout de notre vie, c'est usant. Ça devient psychologiquement et socialement difficile à supporter», complète un autre. Plusieurs se disent même «en attente d'une délivrance», lassés de «ne pas pouvoir se projeter».

Très pessimistes sur leur avenir, les salariés ont raison de l'être. D'après nos informations, Karl-Stéphane Cottendin s'est tourné début juillet vers son nouveau bailleur, le fonds d'investissement canadien Brookfield, propriétaire des murs depuis fin mai – à l'exception de quelques centaines de mètres carrés au deuxième étage qui sont directement loués à Unibail-Rodamco-Westfield (URW), le propriétaire exploitant du centre commercial. Il lui a demandé une nouvelle rallonge pour financer le licenciement économique des salariés en échange d'une restitution anticipée de la totalité des surfaces pour la fin septembre. En effet, impossible de recaser les 80 salariés du BHV Parly 2 (contre 118 en 2023) au magasin de la rue de Rivoli, déjà largement en sureffectif avec 640 salariés (contre 1000 en 2023) pour une surface de vente réduite de

45 000 m² à 15 000 m². A l'origine, le BHV Parly 2 devait libérer pour fin juillet la moitié du rez-de-chaussée et du premier étage pour que Brookfield entame ses travaux afin notamment de créer des boutiques propres qu'il mettrait en location. Le BHV devait ainsi n'occuper à terme qu'un tiers du premier étage et la moitié du deuxième étage. Lors de leur passage fin juillet et fin août, les huissiers ont pu constater que cet engagement n'était pas respecté.

Pourtant Karl-Stéphane Cottendin, interrogé par Libé le 20 juillet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assurait au même moment que «Parly [faisait] bien partie du plan de relance du BHV» avec «un recentrage sur la maison», comme à Rivoli. Il chantait les louanges d'un des plus beaux centres commerciaux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entièrement refait. [...] On a un emplacement rêvé, en face d'Apple et de la partie alimentaire. On a un beau magasin avec une très belle clientèle qui est fidèle au BHV». Une volte-face pour un groupe qui n'a plus les reins suffisamment solides pour assumer des coûts d'exploitation faramineux, avec des passages en caisse au compte-goutte.

Pour fermer le magasin de Parly 2, le dirigeant a fait part au propriétaire des murs de ses nouvelles exigences financières : qu'il abandonne les 360 000 euros de loyers (que le BHV n'a pas versés cet été) qui lui sont dus et, cerise sur le gâteau, qu'il s'acquitte du loyer que le BHV doit à URW (500 000 euros par an). Pas gêné aux entournures, Karl-Stéphane Cottendin demande donc également à son propriétaire de financer l'indemnisation des salariés.

«C'est un peu comme en Bourse: tant que tu n'as pas vendu une action tu n'as pas perdu. Tant que Karl-Stéphane Cottendin n'a pas rendu ses surfaces, il se dit qu'il peut espérer gratter plus d'argent.»

Une source proche du dossier

Pour cette dernière requête, si initialement, l'exploitant a demandé une enveloppe de 10 millions d'euros, il a revu à la baisse ses ambitions et table désormais sur un peu moins de 5 millions d'euros. Un montant largement surévalué, d'après des estimations internes qui chiffrent le plan social, en prenant en compte l'ancienneté et l'âge des employés, autour de 2,5 millions d'euros au minimum. «Je ne signerai absolument jamais un plan de sauvegarde de l'emploi s'il n'y a pas une garantie pour que l'argent soit dépensé uniquement pour les salariés, affirme Christian Poncet. Je veux un accompagnement correct des salariés, je ne demande pas la Lune, juste que ce soit propre.»

Pour l'heure, aucune discussion officielle entre les représentants syndicaux et la direction n'a été engagée. Interrogée par Libé sur ces négociations, l'équipe dirigeante du BHV rappelle son «projet [de relance du] BHV pour en faire le grand magasin de la maison, dans le Marais et à Parly 2».


La dette du groupe envers les fournisseurs avoisine 80 millions d'euros.

Mais d'après nos informations, Brookfield, qui a déjà accordé au BHV une avance entre 4 et 6 millions d'euros en février (sur 8 millions d'euros au total) pour dédommager la libération partielle des surfaces à venir, est ouvert aux négociations mais conditionne leur ouverture à une preuve de non-cessation de paiements de la part du grand magasin. Un sésame sur lequel ni le bailleur ni les syndicats ne parviennent à mettre la main alors que l'exploitant assure mordicus ne pas être dans une telle situation. Cette impasse a conduit à la saisie du parquet de Paris par l'Inspection du travail pour suspicion de cessation de paiements du BHV. Pour Brookfield, financer son locataire sans garanties financières suffisantes revient à prendre le risque d'être poursuivi pour soutien abusif. Mais le gestionnaire d'actifs a aussi tout intérêt à se libérer rapidement de son preneur: «Ils n'ont presque pas de travaux. C'est l'espace qui leur coûte le moins cher et qui leur rapportera le plus rapidement, ils peuvent rentabiliser tout de suite et ils savent faire, ce sont des bailleurs», analyse un interlocuteur au fait des discussions.

Depuis plusieurs mois, le bailleur et l'exploitant sont empêtrés dans une guerre de position concernant le respect de leurs engagements contractuels et la restitution des surfaces. «C'est un peu comme en Bourse. Tant que tu n'as pas vendu une action tu n'as pas perdu. Karl-Stéphane Cottendin raisonne pareil. Tant qu'il n'a pas rendu ses surfaces, il se dit qu'il peut espérer gratter plus d'argent», grince une source proche du dossier.

UNE INSTRUMENTALISATION DES SALARIÉS

A tel point que les coups bas sont permis. D'après nos informations, à l'issue d'une réunion informelle qui s'est tenue fin juillet, un membre haut placé de l'équipe dirigeante a proposé aux délégués syndicaux de signer un courrier prérédigé à destination du bailleur. D'après le brouillon que Libé a pu consulter, prétendument signé «l'intersyndicale du BHV Marais», «le projet de repositionnement du magasin autour de l'univers de la maison» est présenté comme «porteur» et «le départ de Shein» comme «une opportunité». Une position et des éléments de langage qui ne reflètent pas ceux des organisations syndicales. Cette manœuvre entend instrumentaliser les salariés pour mettre la pression sur le bailleur pour qu'il libère à nouveau de l'argent, malgré ses avances.

«Depuis des mois, les salariés ont accepté des contraintes importantes afin de permettre la restitution rapide des surfaces à votre demande. [...] Aujourd'hui, ces sacrifices n'ont toujours pas été suivis des investissements et du soutien dont le magasin a besoin pour assurer sa relance. [...] Nous vous demandons de prendre clairement position en faveur de la relance du BHV Marais et de respecter les engagements [financiers] pris pour accompagner cette nouvelle étape», peut-on y lire. Le membre de la direction a reçu une fin de non-recevoir. Sollicitée sur ce point, l'équipe de direction du BHV ne confirme pas cet épisode.

Mais ne se prive pas d'en rajouter une couche vis-à-vis de son bailleur, usant d'une rhétorique similaire à celle du prétendu courrier. «Sur Parly 2 comme sur le BHV Marais le sujet est le même: Brookfield demande la libération de surfaces des magasins et doit honorer ses engagements d'indemnisation. Pour que le plan de relance du BHV soit déployé, nous avons besoin de la mobilisation de tous et du respect des engagements de chacun. La position actuelle du bailleur met en danger le plan de relance», commente auprès de Libération l'équipe de direction du BHV.

ULTRA-TRAIL Le Mont-Blanc en bout de course

L'événement sportif, dont la course principale s'est élancée vendredi, engorge Chamonix depuis le début de la semaine. Face à un nombre croissant de participants et de nuisances, des voix se lèvent pour que la compétition retrouve une taille raisonnable.

Par FRANÇOIS CARREL Envoyé spécial à Chamonix

Rues bondées, parkings et hôtels complets, stationnement sauvage sur toutes les voies secondaires, terrasses des bars et restaurants prises d'assaut, immense village d'exposants et fan zone sur la grande place du Mont-Blanc, porche d'arrivée, barrières, podium, grands écrans et barnums sur la petite place de l'église... A Chamonix (Haute-Savoie), les traileurs occupent tout l'espace cette semaine. Pendant huit jours, la ville devient la capitale mondiale de la cavalcade en pleine nature et vibre, jour et nuit, au rythme de l'Ultra-Trail du Mont-Blanc (UTMB).

La célèbre course chamoniarde originelle – 176 kilomètres autour du toit de l'Europe par les sentiers, avec un dénivelé positif de plus de 10 000 mètres, pour quelque 2500 coureurs – s'est élancée vendredi soir, mais l'affluence est énorme depuis lundi déjà. L'événement, au nom officiel de Hoka UTMB Mont-Blanc, regroupe en effet sept autres trails officiels, longs de 15 à 300 km, qui se succèdent toute la semaine. Les chiffres sont vertigineux: 11400 coureurs au total et leurs 25 000 accompagnants, venus du monde entier, 2600 bénévoles, des centaines de prestataires, d'employés des marques d'équipement de trail et de running, de journalistes, et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spectateurs enthousiastes.

Si une partie des courses démarrent en Italie ou en Suisse, toutes ont pour ligne d'arrivée le centre de Chamonix, où la concentration de population est maximale. Au circuit officiel s'ajoutent ici les nombreux événements des marques, lancements de produits, soirées festives, tests, courses parallèles conviviales. «L'UTMB passe un cran chaque année dans le gigantisme, relève le sociologue du sport Olivier Bessy, fidèle observateur de l'événement. Si le nombre de coureurs est stable, il y a toujours plus d'accompagnants, de badauds, de médias et d'influenceurs; les marques s'étalent, avec une appropriation invasive de la ville. Les Chamoniards se sentent dépossédés, beaucoup fuient.»

«UNE ATMOSPÈRE PESANTE»

Dans sa boutique de prêt-à-porter déserte, Nathalie enrage: «C'est une semaine catastrophique pour moi: j'ai deux clients par jour. On ne prend plus la voiture, on doit faire attention à tout, aux déplacements, aux courses...» Elle dénonce «une atmosphère pesante, stressante», un «public roi», les «camping-cars installés partout, les nuisances sonores» et conclut: «Les traileurs continuent à rêver de l'UTMB, nous, on en fait des cauchemars.» D'autres

Chamoniards font entendre un autre son de cloche, comme Gérald, concierge de meublés: «L'UTMB, c'est une semaine clef pour la vallée, la troisième la plus remplie de l'année!» Henry Payot-Pertin, patron de six supérettes et épiceries, 120 salariés, gronde: «C'est une très bonne semaine pour nous. Il ne faut pas que les Chamoniards aient des comportements d'enfants gâtés!»

A la compagnie des guides, Jacques Cuenot, guide-chef, secoue pourtant la tête: «C'est le plongeon cette semaine, avec quatre à cinq fois moins d'engagements que d'ordinaire. Nombre de guides et d'accompagnateurs ont pris l'habitude de quitter la vallée pendant l'UTMB.» Le siège de la compagnie, juste derrière l'arrivée des courses, est ceinturé de rubalises et de pancartes pour éviter que le public ne vienne faire ses besoins contre les murs et sous les bosquets. «Je n'ai jamais vu autant de monde que cette année, soupire le vieux guide. C'est trop pour la vallée. L'UTMB, devenu un business énorme, s'est éloigné du sport et de la montagne: il faut réduire sa taille.»

Le désamour croissant d'une majorité de Chamoniards pour l'UTMB n'est pas nouveau mais il a pris une dimension officielle cette année, par la voix du nouveau maire centriste élu en mars, François-Xavier Laffin. La critique de l'UTMB avait fait partie de ses thématiques de campagne et dès son élection, il a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avec les organisateurs, imposant pour cette édition 2026 une réduction de près d'un tiers de la surface du village d'exposants, une réduction du parcours des courses dans le centre-ville, une limitation des événements des marques...


Au départ de l'Ultra-Trail du Mont-Blanc, vendredi. L'événement

RÉDUCTION DU BILAN CARBONE

Insuffisant: il a décidé de porter sur la place publique son rapport de force avec l'UTMB Group, organisateur de 64 trails dans 29 pays, 30 millions d'euros de chiffre d'affaires. «L'UTMB est un événement unique, remarquable, mais il s'est fait dépasser, souligne-t-il depuis son bureau aux fenêtres fermées pour échapper à la sono de l'aire d'arrivée, montée au pied de la mairie. Son modèle économique doit évoluer, retrouver une taille adaptée à la vallée. Les habitants ne doivent plus être méprisés.» Lui-même traileur, il précise son «message politique»: «Nous devons redonner à l'UTMB un taux d'acceptabilité satisfaisant et un impact soutenable.»

«Je n'ai jamais vu autant de monde. C'est trop pour la vallée. L'UTMB, devenu un business énorme, s'est éloigné du sport et de la montagne.»

Jacques Cuenot guide-chef à Chamonix

Président de la communauté de communes de la Vallée de Chamonix Mont-Blanc, il n'est pas isolé. Le nouveau maire (sans étiquette, exécologiste) de la commune des Houches, en aval dans la vallée, Stéphane Lagarde, est lui aussi explicite: «Combien de temps notre vallée devenue tellement vulnérable va-t-elle continuer à accueillir un événement mondial privé en perpétuelle croissance?» L'UTMB «a toute sa raison d'être, précise-t-il, mais sa performance à venir sera d'arriver à s'accorder avec notre projet de territoire de transition environnementale et de décarbonation». S'il «salue les gestes environnementaux déjà engagés par l'UTMB», il estime qu'«ils ne sont pas à la hauteur. Il faut diminuer de moitié le nombre de coureurs et le reste suivra».


regroupe 11400 coureurs, 25000 accompagnants, 2600 bénévoles. PHOTO JEFF PACHOUD. AFP

L'association Protect Our Winter France (POW), regroupant des acteurs de l'outdoor engagés contre le réchauffement, travaille avec l'UTMB, qui affiche sa volonté de réduire son bilan carbone de 20% d'ici 2030. L'ONG vient de divulguer le bilan de l'édition 2025: 24 400 tonnes équivalent CO₂, soit 3% de baisse par rapport à 2024: «C'est un premier pas mais insuffisant: sans une stratégie de réduction du nombre de participants et du transport aérien, l'UTMB ne pourra pas tenir son engagement climatique, analyse le directeur de POW, Antoine Pin. Ce sera insolvable tant qu'ils ne changeront pas de système sportif.» Soulignant que l'événement se déroule dans le massif, «symbole de la rapidité des impacts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il interpelle l'organisateur: «Vous avez les leviers pour évoluer avant que de nouvelles règles ne vous soient imposées. Vous serez reconnus comme les premiers à avoir pris cette direction!»

«NOUS SOMMES PRÊTS À NOUS ADAPTER»

La directrice de l'UTMB, Isabelle Viseux-Poletti, fille des créateurs chamoniards de la course originelle, assure être décidée à «assumer les responsabilités imposées par notre position de leader», et vouloir le faire «avec l'ensemble des acteurs concernés». Elle assure «comprendre la demande des maires», et «partager leur volonté de reprendre le contrôle de l'ampleur de l'événement» mais tranche: «Ce n'est pas en diminuant le nombre de coureurs qu'on réduira les nuisances pour les habitants, mais bien en travaillant sur l'écosystème qui gravite autour de l'événement : spectateurs, marques, médias...» Pas question pour elle de revenir sur l'ouverture de l'UTMB à un large public de coureurs, ni sur sa dimension internationale. Rappelant sa politique de déplacements – cars locaux obligatoires pour les participants, bonus à l'inscription pour les coureurs en mobilité douce – elle demande que le débat soit replacé dans un contexte économique et environnemental global: «Ce n'est pas à cause de l'UTMB si les glaciers fondent!» Cet automne, les maires et les organisateurs vont préparer ensemble l'édition 2027, sous le regard de la préfecture car, événement exceptionnel, le championnat du monde de cyclisme sur route est prévu aux mêmes dates que l'UTMB à Sallanches, à l'entrée de la vallée de Chamonix. «On ne pourra faire les deux de front, structurellement ce sera impossible. L'UTMB va devoir reculer», juge Stéphane Lagarde. Isabelle Viseux-Poletti l'assure: «Nous sommes prêts à nous adapter.» L'occasion d'envoyer «un signal fort» de redimensionnement de l'UTMB, qui «sera acquis pour la suite», veut croire François-Xavier Laffin. La négociation s'annonce serrée.

«Il faut un travail partenarial avec les collectivités»

Christophe Lepetit, économiste du sport, analyse les raisons de la fronde des habitants et des élus face au gigantisme de l'Ultra-Trail du Mont-Blanc. Il plaide pour une médiation tierce afin de sortir de la crise.

Pour Christophe Lepetit, directeur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 du Centre de droit et d'économie du sport (CDES) de Limoges, spécialiste des questions de développement territorial par le sport et de l'impact des événements sportifs, la crise que traverse l'Ultra-Trail du Mont-Blanc (UTMB) est symptomatique des débats croissants sur la taille et les coûts des grandes manifestations sportives. Comment analysez-vous la ruée du public vers l'UTMB? L'UTMB est un événement de masse, ouvert à n'importe quel

passionné qui souhaite s'engager dans une aventure personnelle, et pas seulement à des professionnels. Cela traduit une vraie forme de démocratisation d'un sport autrefois réservé à une élite. La

course à pied et les sports out-door avaient déjà le vent en poupe et cela s'est accéléré en sortie de Covid: réaction au confinement, volonté de se reconnecter avec la nature. Cela a conduit à une croissance extrêmement importante du nombre de pratiquants, ainsi que de l'attractivité, de la taille et des revenus des événements sportifs de plein air.

On retrouve le même phénomène dans le triathlon, avec les courses de l'Ironman Group, d'ailleurs associé de l'UTMB. La particularité de ce dernier dans l'univers du trail, qui explique aussi l'engouement pour son événement chamoniard, a été la création en 2022 d'un large circuit international. Ils l'ont fait en s'appuyant sur des courses existantes ou en les créant, avec un système d'entonnoir qui conduit vers Chamonix, finale des différents niveaux d'événements.

La réaction des maires de la vallée vous surprend-elle? Leur prise de position est violente mais elle traduit un rejet massif et généralisé. Dans le même temps, le maire de Chamonix tend une main à l'organisateur pour collaborer. Tous les organisateurs d'événements sportifs, quel que soit leur statut, ont besoin d'un travail partenarial avec l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qui contribuent financièrement à leur équilibre, soit directement par une subvention, soit indirectement pas la mise à disposition de matériel, d'espaces et de services publics. La question qui se pose est de déterminer comment

organisateurs privés et 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 contraints de travailler ensemble, arrivent à concilier l'intérêt commercial de croissance permanente des uns et les capacité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des autres, ainsi qu'à l'impératif de protection de leurs écosystèmes. Croyez-vous à la capacité de l'UTMB de décroître?

«La question de la décroissance n'est pas illégitime, puisqu'elle se pose en termes de conflits d'usage avec les habitants.»

Nous n'avons que peu d'exemples de ce type. La question de la décroissance n'est pas illégitime, puisqu'elle se pose en termes de conflits d'usage avec les habitants et acteurs économiques et de réduction de bilan carbone, mais jusqu'où l'UTMB Group peut-il aller? Il y aura des impacts, son modèle économique est assis sur ses 11000 inscrits. Comment et qui absorbera le manque à gagner? Quel accompagnement ? Il y aura aussi des impacts sur l'économie du territoire, en nombre de nuitées par exemple. Tout cela demande un gros travail de diagnostic et une indispensable écoute mutuelle. Je ne sais pas s'ils y arriveront à Chamonix sans l'intervention d'un tiers médiateur. Une conférence de citoyens représentative de la population locale, accompagnée par des experts, pourrait être une solution...

François Lepetit économiste du sport

Recueilli par FRANÇOIS CARREL

Détention d'images pédopornographiques : un maire condamné à

dix-huit mois de prison avec sursis Eric Scarano, maire de Sassetot-le-Mauconduit (Normandie), échangeait des messages à caractère sexuel et photomontages sur plusieurs plateformes. Reconnu coupable, jeudi, il ne s'est pas encore exprimé sur sa possible démission. PHOTO SELBYMAY


A Blois, Olivier Faure a rappelé, vendredi, qu'il a jusqu'au 15 septembre pour se déclarer à la primaire mais qu'il est «légitime» à candidater.

A Blois, les socialistes n'ont que la primaire en tête

Par

Même si Olivier Faure refuse pour l'heure d'officialiser sa candidature, le scrutin des 10 et 16 octobre était au cœur de toutes les discussions vendredi aux universités d'été du PS.

Par SACHA NELKEN Envoyé spécial à Blois Photo CHA GONZALEZ

C'est un secret de polichinelle. Sauf incroyable retournement de situation, Olivier Faure sera dans les prochaines semaines candidat à la primaire du pôle socialiste-social-démocrate qu'organise son parti pour se choisir un candidat pour la présidentielle. Seulement,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veut encore attendre avant de se déclarer. Lui qui aurait pu pourtant profiter des universités d'été de sa famille politique qui a débuté vendredi à Blois (Loir-et-Cher) pour se lancer dans la course devant les militants. «On n'allait pas gâcher ce moment en en faisant le premier acte de campagne», explique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national, Luc Broussy, fidèle ami du député de Seine-et-Marne. Et d'ajouter: «Il ne faut pas que la primaire pollue Blois.» Raté, il n'aura évidemment été question que de ça toute la journée dans les allées de la Halle aux grains.

10h45. Le premier secrétaire justement arrive du campus devant les micros et les caméras qui ont été prévenus pour capter la mise en scène. Le patron, entouré de ses proches comme la maire de Nantes, Johanna Rolland,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départemental de Haute-Garonne, Sébastien Vincini, le député Arthur Delaporte, décide de s'arrêter devant les journalistes. Et forcément la question de ses ambitions arrive très vite. Comme il le fait

toujours lorsque la question lui est posée, Olivier Faure rap-

pelle qu'il a jusqu'au 15 septembre pour se déclarer mais qu'il est «légitime» à candidater. A Blois, outre ses soutiens, peu de socialistes croient en ses chances tant Raphaël Glucksmann apparaît comme le grand favori d'un scrutin taillé pour lui. «Il n'est pas dans le match, je ne le vois pas gagner», affirme l'eurodéputé François Kalfon, soutien du fondateur de

L'HISTOIRE DU JOUR

Place publique. Piqué, l'entourage d'Olivier Faure appelle ses futurs concurrents à doser leurs attaques. «S'ils peuvent être candidats aujourd'hui, c'est grâce à lui. En 2022, personne ne savait qui était Philippe Brun, c'est lui qui lui a donné une circonscription, idem pour Jérôme Guedj qui sortait des

enfers et dont personne ne vou- lait. Glucksmann ne serait pas can-

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s'il ne lui avait pas donné la tête de liste pour les européennes à deux reprises quand il n'y avait rien d'évident à faire ça», s'agace un proche.

15h30. Au tour de Philippe Brun de mettre en scène ses soutiens. Après avoir fait campagne tout l'été, le député de l'Eure a convoqué les médias pour «confirmer qu'il sera bien candidat à la primaire». Entouré d'élus de tous âges mais inconnus, le monsieur budget du PS, assure qu'il déposera ses parrainages dès la semaine prochaine et propose la tenue de trois débats d'ici au premier tour du scrutin prévu le 10 octobre. «Cette primaire ne peut pas être celle des éléphants et des revenants», affirme-t-il en allusion à François Hollande, annoncé un peu plus tard à Blois. Devant les caméras, Philippe Brun vante surtout la mesure phare de son programme: le «salaire Brun» qui «rend la CSG progressive pour augmenter le salaire net des travailleurs qui en ont le plus besoin».

17h15. Décidément, Hollande ne fait rien comme tout le monde. Quand, les socialistes ambitieux se pressent tous, vendredi, devant la Halle aux grains de Blois pour parler à la presse, lui choisit la cour de l'Hôtel de ville. D'ailleurs, l'ancien chef de l'Etat, qui se «prépare» pour 2027 ne mettra pas un pied sur le campus mais restera en marge de l'événement, préférant réunir ses amis et ses soutiens dans un bar du centre-ville décoré pour l'occasion d'affiches à son effigie. Malgré les appels du pied de Faure pour qu'il participe à la primaire, le député de Corrèze confirme qu'il n'a pas l'intention de revenir sur sa décision. «Je remercie ceux qui veulent sincèrement m'inviter à la primaire», ricane-t-il avant d'expliquer que, selon lui, ce processus divise plus qu'il ne rassemble. Sans compter le calendrier qui ne lui convient pas, lui qui annoncera en décembre qu'il se lance dans la course présidentielle. Ou pas.

18 heures. Voilà le grand favori de la primaire. Raphaël Glucksmann apparaît devant la Halle aux grains, lui, très entouré et surtout très applaudi. «Depuis mon entrée dans la vie politique, je mène tous mes combats avec les socialistes. Jamais je n'imaginais mener la bataille présidentielle sans le PS», commence-t-il, tout sourire, devant une marée de micros et caméras. Puis, l'eurodéputé laisse la parole à son dernier gros ralliement: le président du groupe PS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Boris Vallaud. Le député des Landes explique avoir choisi de soutenir l'ex-essayiste car il est «le mieux placé, le plus préparé et le plus sincère» pour porter «ses valeurs». Mais, alors que la présidente de la région Occitanie, Carole Delga, s'apprête à prendre la parole, Faure et ses proches s'avancent et l'interrompent. Après de chaleureuses embrassades avec Glucksmann, le patron du PS prend la parole pour assurer que la primaire offrira un «débat sérieux, passionné» mais qu'il n'y aura «pas de sang sur les murs». Arrivé comme un cheveu sur la soupe, le premier secrétaire prend un malin plaisir à s'attarder. Un de ses proches ironise: «On est polis, on est venus dire bienvenue chez nous.»

«Pas besoin de nous fliquer» : des lycéens «dégoûtés» face à

l'interdiction des téléphones portables Alors que CPE, enseignants et parents d'élèves plan- chent actuellement sur la meilleure façon de bannir le mobile dès la rentrée au lycée, Libé a demandé aux premiers concernés ce qu'ils en pensent et comment ils vivent cette mesure. PHOTO B. GUAY AFP

Incendies Les assureurs ont déjà indemnisé pour 500 millions d'euros

Après les destructions provoquées par les incendies de cet été, la note s'annonçait salée. Le premier bilan publié, vendredi, par France Assureurs, fédération des entreprises du secteur qui représente plus de 99 % du marché, confirme la tendance. Entre le 21 juillet et la mi-août, 500 millions d'euros d'indemnisation pour 25000 sinistres ont été enregistrés en Gironde, dans les Landes et dans le Var dont 21000 concernant des dommages aux biens des particuliers. «Le premier bilan que nous dressons aujourd'hui témoigne de l'ampleur exceptionnelle des dommages» subis par les assurés, a commenté Florence Lustman, présidente de France Assureurs. Cette estimation s'explique par «la destruction totale ou partielle de centaines de bâtiments et l'évacuation de centaines de milliers de personnes», détaille la fédération. Le 27 juillet, les assureurs avaient annoncé la prise en charge exceptionnelle des frais de relogement de toute personne évacuée de son domicile principal sous l'ordre des autorités, peu importent les degrés de garantie de son contrat d'assurance. Attendues au tournant par le gouvernement, les compagnies d'assurances ont aussi accéléré le pas dans la prise en charge. «Pour la quasi-totalité des sinistres habitation et entreprise qui nécessitent une expertise, une visite a déjà été réalisée ou le sera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affirme la fédération.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ration.fr

EMMA DONADA

6,20 mètres

C'est la hauteur, au moins, franchie à la perch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ors de la même soirée, par deux hommes, le Grec Emmanouil Karalis et le Suédois Armand Duplantis, durant le meeting d'athlétisme de Zurich, jeudi soir. En passant 6,20 mètres à son premier essai, Karalis a amélioré son record personnel de trois centimètres mais aussi poussé Duplantis dans ses retranchements. Le Suédois, après avoir fait l'impasse à 6,20 mètres, a franchi 6,25 mètres à sa première tentative pour s'installer en tête. Les deux perchistes se sont attaqués à 6,32 mètres, soit un centimètre de mieux que le record du monde, réalisé par Duplantis, le 12 mars chez lui à Upsala en salle (6,31 mètres). En outre, l'Américaine Masai Russell et le Brésilien Alison Dos Santos ont battu les records sur 100 mètres haies et 400 mètres haies.

Ukraine Les habitants de Kherson appelés à évacuer face aux frappes

Les autorités de Kherson, dans le sud de l'Ukraine, ont appelé, jeudi, à évacuer face au danger des frappes russes qui s'intensifient et risquent de laisser la ville sans électricité ni chauffage avant l'hiver. Cet avertissement a été lancé alors que le pays manque de munitions pour faire face à des bombardements de plus en plus fréquents, au point que Kyiv passe encore la plus grande partie de jeudi sous alerte aérienne. «L'ennemi intensifie chaque jour ses attaques contre les infrastructures essentielles de la région», a constaté le gouverneur régional Oleksandre Prokoudine.

Biodiversité Des colonies de mouches de l'Arctique menacent l'Antarctique

Une mouche de l'Arctique a été observée se reproduisant dans l'environnement naturel de la péninsule Antarctique, où son expansion pourrait menacer d'autres espèces de la région, alertent des scientifiques. La hausse des températures due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favorise l'arrivée d'espèces invasives en Antarctique. Probablement introduit par des navires touristiques, scientifiques ou militaires, l'insecte a été observé dans des cavernes, près de zones de nidification de manchots. D'après l'ONU, la péninsule est l'une des régions qui s'est le plus réchauffée au cours du dernier demi-siècle, avec une hausse de près de 3 °C.

«[La révision à la baisse de la croissance], le premier impact concret de l'été horrible qu'on a vécu.»

ROLAND LESCURE ministre de l'Economie

Un impact «absolument terrifiant, énorme», d'après Roland Lescure. Le ministre de l'Economie a qualifié la révision à la baisse de la croissance par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 (Insee), comme étant «le premier impact concret de l'été horrible qu'on a vécu», lors d'une prise de parole aux Universités d'été de l'économie, vendredi. Le même jour, l'Insee a annoncé revoir à la baisse le PIB du premier trimestre à -0,2% contre -0,1%, et celui du second trimestre à 0,00% contre +0,2% auparavant. L'Insee a notamment expliqué ces révisions «par la prise en compte de la situation encore plus dégradée de la production agricole par rapport aux informations disponibles fin juillet». «Les récoltes vont sans doute être extrêmement difficiles dans un certain nombre de secteurs, dans un certain nombre de régions», et «intégrant cette information, l'Insee a révisé à la baisse la croissance sur le premier trimestre, deuxième trimestre et ça aura aussi un impact sur le troisième», a expliqué Roland Lescure. L'impact macroéconomique de ces canicules à répétition et de la sécheresse, «qu'on est en train de découvrir», sera «intégré» dans les prévisions économiques de Bercy pour le prochain budget, a-t-il également indiqué. En juillet, le ministère de l'Economie avait déjà annoncé réviser ses prévisions de croissance pour 2026, en raison «d'un premier trimestre inférieur aux anticipations», d'un «deuxième qui devrait être marqué par les conséquences du conflit au Moyen-Orient» et «d'une approche prudente pour les troisième et quatrième».

Mort de Harald V, un roi de Norvège, qui faisait «partie du peuple»


Harald V est mort à 89 ans. PHOTO LISE ÅSERUD.NTB AFP

Dans l'un des pays les plus heureux du monde, la quiétude habituelle s'est soudainement évaporée. Après l'annonce de la détérioration de l'état de santé de leur souverain, les Norvégiens s'étaient rassemblés devant le palais royal d'Oslo. Harald V, roi extrêmement populaire, est mort, vendredi, à 89 ans.

Hospitalisé depuis plusieurs jours, il souffrait d'une anémie hémolytique, maladie du sang qui entraînait une destruction des globules rouges. A son accession au trône en 1991, le roi avait fait sienne la devise de la monarchie «Alt for Norge» («tout pour la Norvège»). Au nom de cette promesse d'engagement faite devant le Parlement, il refusa d'abdiquer malgré sa santé fragile et une mobilité réduite – il se déplaçait avec des béquilles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Une fonction dans laquelle il était soutenu par la reine Sonja. Une épouse d'origine roturière pour laquelle le jeune Harald s'était battu pendant dix ans, s'opposant à son père Olav V et le menaçant de renoncer à tout mariage, quitte à mettre un terme à la dynastie. Un argument imparable qui permit au prince héritier d'alors d'obtenir gain de cause, malgré la polémique dans la société norvégienne conservatrice des années 60.

Au cours de ses trente-cinq années de règne, Harald V s'est attiré l'affection des Norvégiens, malgré les aléas et les polémiques propres à toute famille royale, par une forme d'ordinaire qu'il incarnait. Loin du faste et de la médiatisation de la famille royale britannique, le souverain assurait vivre «une vie tout à fait normale» – les châteaux en plus pourrait-on ajouter. Il profitait du relatif anonymat offert par la taille du pays pour sortir dans Oslo, aller au restaurant ou au cinéma, sans être suivi par une horde de paparazzi.

Fan de sport, il a longtemps pratiqué le ski et la voile avec la reine Sonja, participant à plusieurs reprises aux JO et gagnant en 2008 la Sira Cup avec son yacht. Le souverain était devenu une figure unificatrice à l'image de son grand-père Haakon VII, qui avait incarné la résistance à l'occupation nazie depuis son exil à Londres. En 2011, quand 77 personnes ont été tuées dans les attentats perpétrés par Anders Behring Breivik à Utoya et Oslo, sa présence et ses mots ont apaisé: «En tant que roi du pays, je compatis à la souffrance de chacun d'entre vous.» Confronté à la plus importante tuerie de masse du pays, il avait invité ses sujets à ne pas se diviser.

Dans un pays marqué à gauche, avec une prégnance importance de la social-démocratie et de l'Etat-providence, la présence d'un monarque pourrait faire figure d'anachronisme. Mais Harald V estimait que «la Norvège n'est pas le Royaume-Uni, il y a un roi et le peuple, et le roi fait partie du peuple». Le prince héritier, qui devrait monter sur le trône sous le nom d'Haakon VIII, aura donc, à 53 ans, la difficile responsabilité de regagner l'affection des Norvégiens, en suivant les pas de son père. Apprécié pour son progressisme, il a fait face à une série de scandales, entre les liens de sa femme avec Jeffrey Epstein et la condamnation pour viols visant son beau-fils.

DAMIEN COTTIN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APRÈS HUBBLE ET JAMES WEBB Un nouveau télescope pour ratisser large

Bien plus grand que ses prédécesseurs, l'instrument d'observation Nancy Grace Roman prendra son envol dimanche depuis le centre spatial de cap Canaveral, en Floride.

Par CAMILLE GÉVAUDAN

Nancy Grace Roman était une grande astronome américaine, spécialiste des étoiles et de leurs mouvements, qui a marqué l'histoire de la Nasa en y devenant la première femme à occuper un poste de cadre, au début des années 60. En tant que cheffe de l'astronomie, elle a lancé un ambitieux programme scientifique au sein de l'agence spatiale américaine et a notamment chapeauté le développement du télescope spatial Hubble, qui a régalé l'humanité d'innombrables découvertes astronomiques. Nancy Grace Roman est morte en 2018.

Le télescope Nancy Grace Roman, lui, prendra son envol ce dimanche 30 août pour continuer à repousser les limites de la connaissance sur l'Univers. Ce nouvel outil de la Nasa – presque 13 mètres de long, avec un miroir principal de 2,40 mètres – ira se poster à 1,5 million de kilomètres de la Terre pour détecter des exoplanètes et détailler la structure du cosmos, mesurer les effets de la matière noire, mieux comprendre la relativité et la courbure de l'espace-temps. Le voilà prêt à être lancé dès ce dimanche, à 13 h 26 heure de Paris (sauf contretemps de dernière minute causé par la météo, par exemple) depuis le centre spatial de cap Canaveral, en Floride, par une fusée Falcon Heavy de SpaceX.

La Nasa lance régulièrement de nouveaux instruments d'observation du ciel – pour scruter le Soleil, la Voie lactée ou ce qui se passe dans les autres galaxies – de toutes tailles et pour tous les budgets. Mais le télescope Roman se classe parmi les missions majeures, au même titre que les télescopes Hubble et James Webb dont il sera complémentaire. Tous trois ont l'avantage d'observer l'Univers depuis l'espace, donc sans subir les turbulences de l'atmosphère terrestre, ce qui leur confère une qualité d'image bien supérieure à celle des observatoires au sol.

Lancé en 1990, Hubble a été une bête de course : il a observé plus de 1,7 million d'objets célestes et nourri plus de 22000 études scientifiques. Mais il commence à se faire vieux – ses gyroscopes finissent tous par lâcher et le télescope n'en utilise aujourd'hui plus qu'un, sur les six dont il est équipé pour se positionner dans l'espace et orienter ses observations. Sa flexibilité et sa réactivité en souffrent, mais papi Hubble devrait tenir le coup en mode ralenti jusqu'au milieu des années 2030, estime la Nasa.

UNE RÉSOLUTION À TOUTE ÉPREUVE

De son côté, le récent télescope James Webb lancé en 2021 est très puissant grâce à son énorme miroir en nid d'abeille, large de 6,5 mètres, idéal pour récolter un maximum de la faible lumière émise par les étoiles et galaxies lointaines. James

Webb est spécialiste des observations dans les longueurs d'onde infrarouges, ce qui lui permet de détecter les galaxies les plus anciennes de l'Univers, mais aussi de voir naître les étoiles et galaxies à l'intérieur de nuages de gaz et de poussière.

Face à eux, «Roman» se distinguera par sa largeur de vue. Sa caméra nommée Wide-Field Instrument pourra photographier d'un seul coup une large portion du ciel, grâce à un champ de vision cent fois plus large que celui de Hubble. «Une seule image de 300 mégapixels prise par le télescope “Roman” est tellement grande qu'il faudrait 37 écrans 4K ultra HD installés en mosaïque pour l'afficher dans sa résolution native», compare la Nasa sur son site. Le télescope pourra mitrailler le ciel de clichés pour y détecter notamment des exoplanètes, c'est-à-dire des planètes tournant autour d'une autre étoile que notre soleil. Ce sera l'une de ses spécialités.

Grâce à un coronographe très évolué, un appareil qui masque la lumière éblouissante d'une étoile pour révéler ce qui se cache dans son environnement proche, «Roman» pourra aussi photographier directement des planètes de la taille de Jupiter, mais peut-être aussi d'autres aussi petites que la Terre, si la technologie dépasse les attentes. Soit autant de mondes potentiellement habitables, pour peu qu'ils soient rocheux et qu'ils abritent de l'eau. Sa résolution est tellement bonne qu'il pourra théoriquement photographier une exoplanète avec des anneaux, comme Saturne.

Par ailleurs, «Roman» est aussi bien équipé pour repérer de nouvelles exoplanètes par la méthode du transit, c'est-à-dire en repérant la baisse de luminosité d'une étoile quand sa planète lui passe devant. Les astronomes ont aujourd'hui confirmé l'existence de plus de 6300 exoplanètes, grâce à différents télescopes et plusieurs méthodes de détection. Avec cette technique, «Roman» pourrait en trouver 100 000 à lui seul.

Autre méthode utilisée pour allonger la liste – et détecter au passage des planètes errantes, qui circulent dans le vide interstellaire sans tourner autour d'une étoile : le phénomène de microlentille gravitationnelle. Il se produit quand on observe une étoile et sa planète (invisible par observation directe) qui, par leur masse, déforment l'espace-temps autour d'elles et courbent les rayons de la lumière. Elles peuvent ainsi agir comme une loupe et rendre plus lumineuse une autre étoile lointaine, située à l'arrière-plan. En calculant cette déformation lumineuse en arrière-plan, on peut détecter la planète déformante au premier plan et comprendre quelques-unes de ses caractéristiques (taille, masse, etc.).

C'est déjà beaucoup, mais ce n'est pas fini. Dans le domaine de la recherche stellaire, on attend aussi du grand télescope de la Nasa qu'il découvre environ 80 000 supernovæ (des explosions d'étoiles massives en fin de vie) de type Ia, particulièrement

Le télescope spatial Nancy Grace Roman au centre de vol spatial Goddard de la Nasa (Maryland), en novembre 2025. PHOTO SYDNEY ROHDE NASA

rement précieuses pour l'astronomie : «Roman est conçu pour détecter des supernovæ de type Ia à de plus grandes distances qu'on ne savait le faire jusqu'ici. Et grâce à elles, on peut mesurer l'histoire de l'expansion de l'Univers, qui dépend de la quantité de matière noire et d'énergie sombre. In fine, nous espérons mieux comprendre la nature de cette énergie sombre», explique Masao Sako, astrophysicien à l'université de Pennsylvanie, dans un article du 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 l'institut de la Nasa qui dirige les recherches faites avec ses trois télescopes spatiaux. Masao Sako a contribué à définir le programme scientifique du télescope «Roman», dont le budget total est de 4,3 milliards de dollars. Outre ses prouesses techniques, l'autre révolution apportée par «Roman» est politique: toutes les images d'observation qu'il engrange seront rendues publiques sans délai, immédiatement accessibles aux chercheurs du monde entier qui voudraient les télécharger. A titre de comparaison, les résultats de chaque observation par Hubble sont réservés dans un premier temps aux astrophysiciens qui en ont fait la commande, durant six mois, le temps de les analyser et de préparer leur publication scientifique en exclusivité. Les données du James Webb ont une période d'exclusivité plus longue encore, de douze mois. Cette politique est largement débattue et souvent remise en question: ces télescopes fonctionnent grâce à l'argent public, les données produites appartiennent à tout le monde, et on devrait chercher à maximiser les retombées scientifiques plutôt que d'encourager la compétition, avancent nombre de scientifiques. Ce point de vue a manifestement été entendu.

DANS L'ESPACE PLUTÔT QU'À LA POUBELLE

Et puisqu'il est question de politique, la communauté scientifique peut se réjouir que le nouveau télescope finisse dans l'espace plutôt qu'à la poubelle, puisque le gouvernement Trump avait propos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notamment en 2025, de couper drastiquement le budget de la Nasa pour les missions scientifiques, notamment en annulant le projet du Nancy Grace Roman. Mais à chaque fois, le Congrès américain a choisi de maintenir les financements pour mener à bien les ambitions scientifiques de leur agence spatiale.

Non content d'avoir été sauvé, le télescope a même été terminé avec huit mois d'avance sur les plans initiaux de la Nasa. Une fois dans l'espace, il quittera la coiffe de la fusée et partira donc s'installer à 1,5 million de kilomètres de notre planète (près de 4 fois la distance Terre-Lune). Il se mettra en orbite autour d'un point de l'espace surnommé «Point de Lagrange numéro 2», où les forces de gravitation entre Terre et Soleil s'équilibrent de telle manière qu'une sonde spatiale peut y évoluer de manière stable, sans avoir à consommer du carburant pour réajuster sa trajectoire en permanence. C'est aussi vers ce point que se trouve le télescope Webb.

Puis, après 90 jours d'allumage, tests et étalonnages de ses instruments optiques, «Roman» pourra commencer à observer l'Univers début 2027. Son planning pour les premiers mois est déjà complet et bien chargé: sur 374 candidatures venant de 15 pays (soit dix fois plus de temps d'observation demandé que de temps disponible), 118 campagnes d'observation ont finalement été sélectionnées et annoncées en juin. Observation des trous noirs, de la structure de l'Univers, des étoiles, des galaxies et du milieu intergalactique... Il y en a pour tous les domaines. Les secrets du cosmos sont là, tapis dans le noir, à attendre qu'on les débus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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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ÉES/

Pascal Chabot «Nous vivons dans des capsules numériques qui nous éloignent de l'idéal des Lumières»

Recueilli par LUCAS BRETONNIER Dessin JEREMY PERRODEAU

I y avait les bulles, les filtres, voici les capsules. Loin de n'être qu'une jolie trouvaille sémantique, le terme proposé par le philosophe Pascal Chabot dans Nos vies encapsulées. Quel devenir pour l'humanité? se révèle une clé de compréhension efficace (presque un passe-partout) pour lire le monde contemporain. La «capsulologie» est une nouvelle phénoménologie à l'ère du numérique. Que devenons-nous une fois branchés au surconscient de l'IA? Après un constat inquiet, l'auteur propose une éthique, une approche «subtile» du monde pour sauver l'humain et donner une nouvelle définition au mot progrès.

Comment est venu le terme de capsule?

Les philosophes n'ont pour eux que les mots. Et la rencontre avec un mot est un petit eurêka: il faut trouver un terme suffisamment chargé et connu de tous pour être compris, mais prêt à muter afin d'acquérir une densité philosophique plus importante qui puisse «dire le contemporain». Il me semble que la «capsule» remplit cette mission. Je

Le philosophe belge développe une théorie de la capsule, enveloppe avide de connexions et de transactions. Face à l'optimisation technologique, il propose de renouer les liens non utilitaires avec ce que nous avons de plus cher.

travaille dans une école de communication, le terme était assez présent dans les conversations: avec les étudiants, on poste des capsules vidéo, sonores. Il y a eu un télescopage entre ce mot et mon désir de travailler sur les nouveaux espaces. En me renseignant sur son étymologie (capsa, la boîte), je me suis dit que j'étais sur la bonne voie.

Comment définir ces capsules? Ce sont des milieux technicisés, dans lesquels se passe la majorité de nos existences, qui nous offrent une protection, nous permettent d'être connectés et à partir desquels on effectue des transactions. L'humain a toujours créé des habitats, mais nous sommes parvenus à un tel niveau de technicité que nous ne pouvons plus parler seulement d'habitat. C'est donc à la fois un objet technique réel (train, bureau, voiture, masque FFP2), mais aussi une description plus métaphorique de cette seconde peau que représentent désormais nos avatars numériques (réseaux sociaux, données, IA) et par lesquels nous accédons au monde.

Le philosophe allemand Peter Sloterdijk a publié une trilogie sur les «sphères» dans les années 2000. Vous en êtes-vous inspiré pour élaborer celle des capsules ? Sont-elles cousines ?

Sa trilogie a profondément renouvelé la pensée de l'habitat et de l'espace intérieur, après Bachelard, qui avait médité sur la «coquille» ou Heidegger et sa pensée de «l'habiter». Sloterdijk y a intégré les dimensions anthropotechniques et immunologiques et a relu l'histoire de la pensée, et finalement celle du monde, à travers les figures de la bulle, du globe et de la sphère. Ses sphères interrogent les enveloppes dont l'humain a besoin pour habiter le monde; les capsules, elles, décryptent le type d'humain que produisent aujourd'hui nos enveloppes technologiques.

Ces outils numériques sont donc devenus des milieux dans lesquels nous baignons?

Cette notion de milieu vient de Gilbert Simondon (1924-1989), génial penseur de la technique. J'ai essayé de la radicaliser pour faire comprendre que les technologies n'étaient plus seulement des prolongements du corps, mais aussi un nouveau type d'habitat. Par exemple, le haut-parleur projetait le son et créait du commun; aujourd'hui, ce sont des écouteurs qui nous enferment et deviennent un milieu que l'on habite.

Jean Baudrillard parlait de «la civilisation du walkman» et évoquait un narcissisme. Pas vous.

Pourquoi?

J'y vois plutôt un individualisme. Un rapport de consommation à la musique où l'on cherche un bain sonore, à se protéger du monde, certes, mais pas forcément tourné vers soi-même. Peut-être recherche-t-on ce moment où l'on peut être blotti et échapper au regard d'autrui.

C'est l'idée de mettre le monde en sourdine?

Oui, mettre une partie du monde en mute. Et on sélectionne ce que l'on veut entendre, ce qu'on laisse entrer dans son monde. On filtre, on décide de se brancher sur un canal ou non.

C'est presque une inversion du paradigme du consentement: on n'est plus, a priori, d'accord pour accueillir le monde; il faut d'abord dire oui?

On sélectionne le type de relation, sonore ou visuelle, que l'on accepte. Contrairement à la passivité de l'être-au-monde qui était un peu cell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où le réel faisait intrusion dans le sujet et s'imposait à lui. Ici, il y a quelque chose de plus individualiste. Cela dit, cette individuation (pour parler comme Simondon) est agréable. Ces vies encapsulées sont modulées selon nos envies et nos désirs, et on peut dire que c'est un progrès.

D'une certaine manière, ces capsules sont une continuité et une optimisation de l'autonomie individuelle héritée des Lumières? La technologie poursuit ce but de pouvoir donner à l'utilisateur le maximum de leviers sur ce qu'il désire. C'est une montée en capacité et en choix. Donc oui, cette technologie poursuit le mouvement des Lumières d'autonomisation jusqu'au moment où, en allant trop loin, on assiste à un retournement presque pervers: quand la vie en capsule devient l'inverse des Lumières.

C'est-à-dire?

Deux mots caractérisent les Lumières: autonomie et technologie. Auto-nomie parce que les individus s'y donnent à eux-mêmes (auto) leur loi (nomos), préférant décider librement de leur destin plutôt que d'être régentés par des tyrans ou des dogmes. Technologie : la science et le discours (logos) de l'artificiel (technè), parce que la compréhension scientifique a permis à la civilisation de progresser. Nous assistons aujourd'hui à un renversement. Une mutation dans le nomos, d'abord : la technique décide de plus en plus, c'est en elle que résident désormais les règles et les normes, et c'est elle qui oriente les décisions, quand elle ne les prend pas déjà à notre place, ce qui sera le rôle de l'IA (on le voit déjà avec Waze et autres).

C'est ce que j'appelle la «technonomie». Et nous n'en sommes qu'au début. Ensuite, de l'autre côté, «l'autologie» est le discours que chacun tient sur lui-même à travers les capsules (réseaux sociaux ou autres), qui sont de formidables chambres d'écho témoignant parfois d'une aspiration à changer le monde, quand la technonomie impose sa loi. En ce sens, la vie encapsulée est l'inverse des Lumières.

On pourrait dire que c'est à mesure que la technique, voire la technocratie, impose ses lois, que certains se réfugient dans l'autologie?

Le Covid en a été un paroxysme : la science «imposait» ses interdictions, et certains partaient dans des discours irrationnels et autosuffisants. L'autologie est une manière de sauver l'honneur, de sauver l'individu. De dire que, malgré le poids des interdits et des normes, il existe encore une liberté de penser... Donald Trump en est un champion.

L'autologie serait devenue une autonomie par défaut et le ferment du populisme?

Oui, c'est le commentaire sur le monde qui charrie colère et ressentiment, mène vers les politiques les plus redoutables et porte les convictions personnelles comme une loi. Et cela est catalysé par les algorithmmes, qui créent des biais de confirmation et alimentent ces millions d'autologies en les éloignant d'un réel commun.

Les stories Insta ont ainsi remplacé les grands récits ?

D'une certaine manière. Mais rappelons que nous avons toujours vécu dans des capsules communautaires et sociales, avec des rites, des impératifs religieux, politiques et familiaux qui nous influençaient. La possibilité de faire vivre une parole plus personnelle a toujours été rare et difficile. Le fait contemporain, c'est que ces capsules sont devenues techniques et connectées. Aujourd'hui, chaque capsule vient se greffer aux discours ambiants par affinités. On est donc passé du communautaire à l'affinitaire.

Nous n'avons pas encore évoqué la «méta-capsule» qui vient : l'IA!

Notre conscience est en train de se débrancher petit à petit de notre inconscient (et de notre corps) car nos téléphones, greffés à nos mains, court-circuitent ce lien. On se branche, volontairement ou non, sur ce surconscient qu'est le numérique et ses millions de données – informations, émotions. Un surconscient au service du conscient, fidèle, obséquieux et suggestif. A chacun sa petite voix, fabriquée par l'IA et le numérique. Son Jiminy Cricket (comme dans Pinocchio). Cela va créer d'autres types d'humains. Cette «petite voix» dans la voiture, l'ascenseur ou le téléphone nous indique la marche à suivre et incarne ce passage de l'autonomie à la technonomie. Notre voix intérieure (ce qu'on appelle l'endophasie) a été externalisée par l'IA?

Elle est en effet la porte-parole de la technonomie. Il faut nous imaginer dans un immense dôme personnel fabriqué par l'IA. C'est la voix de cette méta-capsule.

La «petite voix» est impénétrable. Elle est un nouvel oracle, un petit dieu?

On interroge l'IA comme on interrogeait le curé: «Que dois-je faire, mon père?» Or, plus l'IA garde nos historiques, plus elle accède à une transparence à nous-mêmes qui est inquiétante. On peut parler d'un couplage entre un individu et l'IA. Vous avez créé le mot hubjects. Qu'est-ce que c'est?

Un hub, c'est un échangeur, une plateforme de passage. Ce terme illustre cette façon qu'ont aujourd'hui les humains d'être devenus des nœuds entre messages entrants et sortants, des nœuds de résonance d'informations dans un ensemble de flux qui transitent par eux.

Pour le marché, qui fonctionne en réseau, nous sommes des capsules nodales, des points de passage?

Nous sommes des nœuds très cour- tisés, car il y a une forte concur- rence pour faire entrer un maxi- mum d'informations dans chacun de nous et voir comment nous allons nous lier à tel ou tel site. L'auto- nomie des Lumières a été forgée sur la possibilité du libre arbitre. Or, au- jourd'hui, les flux toujours plus im- portants qui nous parviennent ne peuvent plus être filtrés selon des critères de vrai ou de faux, car tout va trop vite : nous n'avons plus le temps ou la capacité de juger ra-

tionnellement. On scrolle selon que «ça me parle, ou pas», «j'aime, ou pas»... Et les algorithmes filtrent tout cela pour nous selon nos goûts. Le grand perdant, c'est la notion de vérité. On se sent d'ailleurs groggy après le scrolling...

Les humains lâchent leurs écrans en étant incapables de regagner leurs corps, flottant dans les limbes d'un étrange entre-deux, comme choqués d'être au monde.

Peut-être aussi vidés après avoir été ponctionnés par ces réseaux qui minent leurs données et leurs émotions.

Le burn-out peut-il être vu comme une surchauffe de l'homme en tant que capsule conductrice par laquelle passent trop de courants?

Oui, quand le nombre de messages est important et contradictoire, les circuits crament!

Le philosophe est-il alors un décapsuleur?

Oui, il faut faire exister le dehors! Je n'aurais pas pu écrire un livre où je fais ce constat en en restant là, sans essayer de diriger le regard vers ailleurs, aussi parce que nous savons que nos vies ne sont pas que cela. Vivre, c'est cultiver les liens humains. Il faut aussi trouver les mots pour parler de ce mouvement de sortie, et pas seulement pour décrire le problème.

Pour contrebalancer cette course aveugle à l'optimisation qui nous encapsule, vous invoquez la «dynamique subtile». Qu'est-ce que c'est?

Dans mon travail, depuis presque vingt ans, il y a ce couple entre utile et subtil. Il y a le progrès utile (le marché) et le progrès subtil (de sub tela, «sous la toile»), c'est-à-dire l'art de progresser d'une belle manière, d'être lié à ce qui est le plus important pour nous. Nous devons passer notre vie à nous rapprocher de ce que nous aimons, et ce sont ces liens sous-jacents, sous la toile de nos existences. Ce sont des trames sur lesquelles nous travaillons. C'est cela, travailler: se lier mieux, ce n'est pas seulement s'optimiser! Cette dimension subtile est importante, car c'est l'autre grand lieu du progrès et du devenir. Ce qui est insupportable aujourd'hui, c'est que l'on ne comprenne plus le progrès que comme utile, technique et économique.

Votre livre peut-il être vu comme politique?

Oui, il y a une dimension et une ambition politiques qui se formulent dans un désir de réinventer ce qu'est aujourd'hui le progrès. Pour


NOS VIES ENCAPSULÉES. QUEL DEVENIR POUR L'HUMANITÉ ? PASCAL CHABOT PUF, 208 pp., 18 €

toute société, cette question de l'horizon de la vie en commun est essentielle. Je me méfie des encapsulements par les politiques qui veulent recréer les grands récits. Il faut plutôt savoir ce que l'on refuse. Par exemple, l'ambition «anti-cru-elle» de l'Europe, traumatisée par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me semble plus modeste mais plus saine, comme une attention à l'autre et au bien.

SI J'AI BIEN COMPRIS...

Par MATHIEU LINDON

Partout, un climat qui fait suer

Ne faudrait-il pas décarboner l'extrême droite avant qu'elle s'abatte sur la planète entière?

BONJOUR...

Si j'ai bien compris, l'atmosphère est au climat, ces temps-ci. Voici qu'on s'y intéresse, à croire que l'écologie est une idée neuve en Europe. On a peiné tout l'été et on risque d'avoir drôlement chaud dans les mois qui viennent. Que Benyamin Nétanyahou gagne ses prochaines élections, Donald Trump les midterms et Marine Le Pen la présidentielle: autant de perspectives glaçantes

Par TERREUR GRAPHIQUE

qui font autant chaud aux fesses que les canicules froid dans le dos (ou l'inverse). Entre sécheresses et inondations, le climat est devenu bipolaire (ou tropico-polaire?). On s'explique mieux le déni, qui n'en est pas un, de Donald Trump face à ces dérèglements. Il est un bon vivant, même si un mauvais vivant semblerait une plus exacte définition, disons un mauvais bon vivant qui se flatte d'attraper les femmes par la partie spécifiquement sexuelle de leur anatomie. Mais même ceux qui l'accusent de folie égotiste n'imaginent pas qu'il a oublié avoir déjà 80 ans. Alors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ce n'est pas qu'il n'y croit pas, c'est qu'il s'en fiche ou s'en réjouit: il n'y sera plus, dans vingt ans. Seulement, il est jaloux. Il en veut à tous ces gens qui seront là après lui. Alors bien fait pour eux si la planète devient invivable quand il n'y vivra plus. Et il prend un peu d'avance sur le climat en se démenant pour rendre le monde insupportable dès aujourd'hui.

Le feu est allumé. En France particulièrement, le climat n'est pas fameux. Le refroidissement général envers Emmanuel Macron laisse penser que l'hiver sera chaud. Si jamais Marine Le Pen devient présidente en mai, on en fera porter la responsabilité à son pré-décesseur qui pourra cependant arguer que, s'il n'avait pas été là,

Donald Trump est jaloux. Il en veut à tous ces gens qui seront là après lui. Alors bien fait pour eux si la planète devient invivable quand il n'y vivra plus.

peut-être que l'ancienne présidente du Front national aurait été élue en 2017 ou 2022. Mais justement: dans ces cas-là, on en serait sans doute débarrassé aujourd'hui. Car le climat n'est pas toujours à la logique et la bonne foi.

A gauche, c'est à qui sera le plus écologiste, à part les écologistes eux-mêmes qui, tiens donc, semblent partis pour se diviser, cette fois-ci entre Jean-Luc Mélenchon et Raphaël Glucksmann, en attendant, qui sait ? les socialistes. Mais, enfin, le feu est allumé, s'il n'est pas encore fixé. A droite, on a l'impression que canicules, sécheresse et incendies de l'été n'ont toujours pas suffi. Peut-être que l'exceptionnel de cette année deviendra habituel, au fil du temps. Mais peut-être pas, c'est trop tôt pour tirer un trait sur la comète de la routine. A droite, l'atmosphère n'est pas à ça. C'est comme si on se disait : «Climat, climat, est-ce que j'ai une gueule de climat ?» L'urgence, qu'on espère partagée à gauche, est d'être élu. Pour le reste, on verra l'éventuel moment venu, mais la droite, maintenant qu'elle s'apprête en partie à faire amie-amie avec l'extrême droite, serait bien surprise que la fièvre remonte et qu'une température de 39 ou 39,5 s'impose aux esprits d'ici à la présidentielle.

Enthousiasme modéré. Nombreux sont cependant ceux pour qui la climatisation est l'ultime recours afin d'éviter ce qu'on appelle les extrêmes, par opposition, par exemple, au bien climatisé «bloc central» qui n'est pas électrogène, qui manque d'électricité et de dynamisme et suscite un enthousiasme plus modéré que ses idées du moment, lesquelles flirtent parfois avec un extrême pas de gauche. La climatisation, ce serait curieusement renvoyer dos à dos, quoique plutôt face à face tel que s'annonce aujourd'hui le second tour, Marine Le Pen et Jean-Luc Mélenchon. Cette climatisation-là de la vie politique paraît pour le coup exagérément radicale. Si j'ai bien compris, on n'a pas fini d'en avoir au-delà de la normale, des chaleurs et des frissons.

Face aux futures élites, Eva Illouz plaide «humilité et courage»

Invitée à prononcer la leçon inaugurale de la rentrée des étudiants de première année de Sciences-Po Paris, la chercheuse et essayiste s'est penchée sur le rôle des intellectuels dans la vie publique et leur rapport à la vérité.

Par ALEXANDRA SCHWARTZBROD

Comment galvaniser des étudiants entamant leur première année d'études à Sciences-Po alors que le monde apparaît de plus en plus chaotique, que les réseaux sociaux tendent à pervertir le débat d'idées et que l'image et la parole de l'intellectuel semblent perdre peu à peu de leur crédibilité? C'est ce que la sociologue Eva Illouz s'est efforcée de faire mardi à Sciences-Po en prononçant la leçon inaugurale pour la rentrée solennelle du campus de Paris.

Devant un amphithéâtre comble, celle qui s'est fait connaître dans le monde entier avec ses essais sur l'amour, et notamment la Fin de l'amour, enquête sur un désarroi contemporain (Seuil, 2020) ou plus récemment le Futur des émotions : comment la technologie et le capitalisme exploitent notre subjectivité (Gallimard, 2026), s'est concentrée sur la responsabilité des intellectuels, considérant que ces étudiants qui l'écoutaient avec attention allaient tôt ou tard faire partie de cette «élite». Elle a déroulé le fil de la longue histoire commune entre intellectuels et engagement politique. En commençant par Emile Zola et l'affaire Dreyfus. Quand il écrit J'accuse, l'écrivain «transporte dans le champ politique l'autorité qu'il a acquise dans le champ littéraire». Et c'est peut-être ça la meilleure définition de l'«intellectuel» selon Eva Illouz: celui (ou celle) «qui traverse ou transgresse la frontière entre les deux, en important dans l'un le capital de l'autre».

Partant de l'histoire du magnat de l'acier et philanthrope Andrew Carnegie (1835-1919), qui estimait que les riches ont une vraie responsabilité car gestionnaires d'une fortune qui ne leur appartient pas vraiment et que la meilleure façon d'en disposer est de la donner de son vivant («l'homme qui meurt riche meurt déshonoré», disait-il), ce qu'il a fait en donnant son argent à plus de 2500 bibliothèques, universités ou musées, la sociologue dresse le parallèle avec les magnats de la tech actuels, dont la fortune est «trois fois supérieure à celle des Barons voleurs et qui ont rompu le contrat social».

Posture en surplomb. Avec les Musk et autre Bezos, «on peut oublier que les élites sociales et économiques ont souvent proposé une théorie sur leur responsabilité, suivant l'idée que les privilèges créent des devoirs envers la société qui les entoure», dit-elle en faisant un parallèle étonnant avec Noam Chomsky. Le célèbre linguiste américain, qui avait converti son capital universitaire en engagement politique dans les années 60 en mobilisant les intellectuels contre la guerre du Vietnam et contre le mensonge généralisé pratiqué par le gouvernement américain, s'était, ce faisant, «arrogé un rôle héroïque, se battant contre le pouvoir et défendant des idéaux grandioses à partir d'une position qui se voulait hors champ, alors même que Chomsky faisait partie d'une institution objectivement proche du pouvoir, le MIT, qui le rémunérait et assurait sa liberté».

C'est cette même position très critique des autorités américaines qui mena plus tard Chomsky à contester ou à minimiser les récits des réfugiés cambodgiens et des médias occidentaux témoignant de la violence inouïe des Khmers rouges au Cambodge. C'est parce qu'il était concentré sur la dénonciation de la responsabilité de l'Amérique dans cette tragédie que cette figure de la gauche radicale a occulté celle des Khmers rouges. Ce qui est, pour Eva Illouz, la démonstration que l'intellectuel peut facilement s'enfermer dans une posture en surplomb, déconnectée du réel, de laquelle il afficherait «sa prétention à connaître seul la vérité et la morale». Cette attitude, tente acrobatiquement Illouz, rendrait Chomsky «plus proche de nos géants de la tech irresponsables, qui planent au-dessus des lois et des frontières et assument parfaitement leur irresponsabilité, que d'Andrew Carnegie qui, sans remettre en question l'ordre social, avait néanmoins essayé d'y contribuer».

«Etre un Chomsky». Un intellectuel doit-il être «responsable» ou «engagé»? Eva Illouz s'aligne sur Pierre Bourdieu qui préférait le premier terme au second. «Il avait compris que l'engagement pouvait prendre des formes irresponsables. La responsabilité n'a de sens que si elle n'augmente pas notre statut, autorité et pouvoir, mais les limite et les diminue, elle n'a de sens que si elle n'aboutit pas à un auto-embellissement mais au contraire nous rend inconfortables.» En d'autres termes, c'est le doute et la remise en question permanente qui doivent guider l'intellectuel. L'erreur serait de placer celui-ci sur un piédestal. La sociologue l'a dit d'ailleurs tout net aux étudiants: un intellectuel abat d'abord une masse de travail ingrat, lit beaucoup et pas seulement ceux avec qui il est d'accord.

«En entrant dans cette institution, vous allez apprendre à critiquer le monde social. A l'ère des réseaux sociaux, nous voulons tous être un Chomsky. C'est la position qui flatte le plus. Mais être un intellectuel aujourd'hui est beaucoup plus ardu qu'à l'époque de Zola: un J'accuse est noyé par des millions d'autres et surtout il est noyé par le fait que le mensonge et la vérité sont désormais inextricablement imbriqués l'un dans l'autre [...]. N'oubliez pas que la critique n'est responsable que lorsqu'elle refuse d'être un pouvoir absolu, que la radicalité d'une critique ne la rend pas, ou pas toujours, plus juste; qu'elle doit se poser la question des conséquences. [...] Seuls l'humilité et le courage nous aident à penser librement.» Des conseils lancés à l'heure où les fameux géants irresponsables de la tech laissent planer, avec le développement continu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une réelle menace sur l'avenir même de l'université, prévient Illo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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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arades de Benjamin Charbit suit les luttes intestines entre mao, trotskistes et communistes à l'université de Vincennes post-Mai 68. PHOTO ARTE FRANCE

séries A voir et à manger

C'EST BON POUR LE MORAL «CAMARADES» (ARTE, 17 SEPTEMBRE)

Vivante utopie libre et foutraque d'une faculté ouverte aux non-diplômés, aux travailleurs et aux sans-papiers, l'université expérimentale de Vincennes sert de cadre bouillonnant à la nouvelle comédie de Benjamin Charbit (Zorro, le Sens des choses...). Suivant les pas hésitants d'une prostituée infiltrée par un flic qui cherche malice dans ce repère d'ex-soixante-huitards, Camarades et son image chromo 70 s'amuse en redonnant vie aux luttes intestines entre excités mao ou trotskistes, et barons communistes, tous renvoyés dos à dos par l'émergence du 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

Croisée à Séries Mania, la série souffre peutêtre d'un effet de distanciation qui rend toute cette agitation un poil trop carnavalesque. Mais difficile de ne pas lui reconnaître aussi sa capacité à rejouer en son sein l'élan de libération de la parole, des corps et des mœurs portés par les étudiants et les grandes figures de la future Paris-VIII (Gilles Deleuze, Alain Badiou, François Châtelet mais aussi Godard, Beauvoir...).

Au-delà de son vernis de farce et des images d'archives (la scène d'ouverture montre la destruction des locaux au bulldozer, ordonnée par Jacques Chirac en 1980), la série capte à travers cette guerre dans et contre l'université un démantèlement des sciences sociales toujours en jeu aujourd'hui. M.C.

Certaines nous intriguent, d'autres nous réjouissent déjà. De «Lanterns» à «Portobello», en passant par «Harry Potter», «Libé» dresse l'agenda des nouveautés à découvrir en cette rentrée.

Par SANDRA ONANA, MARIUS CHAPUIS et THÉO RIBETON

Septembre comme point de convergence du passé et de l'avenir des séries télé. Avec les Emmy Awards, prévus le 14, l'industrie (américaine) s'apprête à célébrer ses succès d'estime ou d'audience des derniers mois, consacrer l'attendu et, parfois, quelques productions qu'on n'avait pas vues aussi belles. Déjà bien récompensé l'an dernier, The Pitt et son univers hospitalier sous pression fait figure de favoris, mais il faudra aussi composer avec les nouvelles venues d'Apple, les formidables Pluribus et Widow's Bay qui nous ont tenus en haleine et fait parler au début de l'été.

Quant aux arrivages de séries de l'automne, l'avenir immédiat semble plus franchisé que jamais, avec adaptations, suites et remakes à la pelle. Harry Potter chez HBO, Blade Runner 2099 et le Seigneur des anneaux chez Prime. En costumes pour France Télévisions, avec le Rouge et le Noir, ou Netflix qui s'apprête à refaire A l'est d'Eden et une millième version d'Orgueil & Préjugés à ne pas confondre avec celle lancée par la BBC au printemps... Peu importe le flacon, ce qu'on attend de cette rentrée séries, c'est que ses récits soient capables de dire autrement.

A l'image de cette scène, en ouverture du deuxième épisode de Lanterns, tête de gondole de saison pour HBO/Warner, dans laquelle un apprenti super-héros essaye de s'envoler de lui-même, en serrant les fesses. A la place du décollage escompté, c'est un petit oiseau verdâtre qui fait son apparition, et qui nous enchante par cette irruption inopinée de ce qui nous manque tant à la télévision: la poésie. Petit tour d'horizon des grosses attentes de Libé et nouveautés des prochains mois.

ÇA VIENT DE COMMENCER «LANTERNS» (HBO MAX, EN COURS)

Cocréateur de Lost qui reste toujours l'un des plus beaux labyrinthes sériels, du sublime The Leftovers avant de signer une puissante relecture des Watchmen regardant l'Amérique par ses traumas collectifs et leurs répercussions à travers le temps, Damon Lindelof fait partie des plus grands auteurs de séries des années 2000. A ce titre, on attendra d'avoir appréhendé sa nouvelle création dans son entièrement avant de formuler le moindre avis, sans prêter l'oreille à l'accueil plutôt froid que lui a réservé la presse.

Débutée mi-août, son adaptation des comics Green Lantern, en compagnie de Tom King, un des auteurs de BD les plus en vue aux Etats-Unis, clouent un tandem de gardiens de la paix intergalactique en jean-basket dans un bled du Nebraska au lendemain d'un attentat alien. Encore une fois chez Lindelof, le séisme initial reste hors champ, et ce sont les répliques et conséquences que l'on scrute. Esquissant un thriller parano à mi-chemin entre X-Files et Fargo, à mille lieues de la pétarade bariolée de la Marvel,

HBO MAX


les deux premiers épisodes reposent en grande partie sur la dynamique installée par ses comédiens : Kyle Chandler (photo) en vieux super-héros revenu de tout, réticent à l'idée de faciliter la vie à sa relève (Aaron Pierre, minéral et magnétique), colosse impavide au cœur pur. On croise des milices armées, une plante mangeuse de bisons, un taulard extraterrestre rougeaud, des rescapés d'un génocide lointain... Vu le goût des détours et retournements de Lindelof, on ne sait pas trop où tout cela mènera mais on y va gaiement.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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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érôme Niel et Guslagie Malanda dans le thriller psychologique Paolo. PHOTO HBO MAX

ON SAIT DÉJÀ QUE ÇA VAUT LE DÉTOUR «PAOLO» (HBO MAX, 25 SEPTEMBRE)

Aperçue à Séries Mania, Paolo, la première série du cinéaste Sébastien Marnier (l'Origine du mal) arrive en septembre sur HBO et suit un personnage de déménageur issu de l'immigration portugaise (Jérôme Niel) pas trop malheureux de sa pourtant modeste condition à l'approche de son mariage. L'image joyeuse d'une France populaire, sans misérabilisme aucun, sert de point de départ mais glisse cependant vers un gouffre: il y a le bruit des disputes grossières au repas de famille, les banales pénibilités du travail; alors, peut-être quand même, la tentation de tout envoyer valser. L'apparition dans la course aux municipales d'un petit dandy parisien macronoïde, et quasi simultanément l'inexplicable perpétration d'un meurtre impulsif, vont projeter Paolo vers une revanche à prendre, un autre chemin à arpenter, des pulsions à assouvir: on ne sait pas bien ce qui brûle ou pourrit sous le crâne de ce héros remarquablement opaque, et que l'on suit dans la nuit d'un sursaut de barbarie qu'il ne semble pas maîtriser lui-même.

Sous ses airs de parabole trop littérale sur la violence de classe, la série brouille les pistes et s'aventure dans un désaxage audacieux où le monstre n'est plus le dangereux symptôme des «extrêmes», de la France périphérique barbotant dans des passions mauvaises, mais au contraire celui de la rencontre de cette dernière avec un libéralisme bon teint: un improbable Travis Bickle (antihéros de Taxi Driver) d'extrême centre qui conjugue sa pulsion d'autodestruction à une tentative boiteuse, forcément promise à l'échec, d'appartenir ne serait-ce que quelques instants à la France qui gagne. Une série de son temps, sur son temps, qui mérite qu'on goûte à son poison. T.R.

ON A HÂTE «PORTOBELLO» (ARTE, OCTOBRE)

Après sa magnifique série Esterno Notte (2022), consacrée aux derniers jours d'Aldo Moro pendant les Années de plomb, le cinéaste Marco Bellocchio poursuit son exploration de l'histoire italienne de la fin des années 70 et des années 80 en s'intéressant cette fois à la vie du présentateur télé Enzo Tortora (Fabrizio Gifuni, photo), animateur vedette accusé et condamné à tort pour avoir pris part au trafic de drogue. Présenté comme un moment de communion national où s'enchaînent téléachat, jeux et célébration de la grandeur des terroirs, l'émission de la RAI Portobello est alors regardée religieusement en prison comme au couvent, par les ouvriers comme par les bourgeois.

En regard de l'ascension de Tortora, qui réunit petit à petit des dizaines de millions de spectateurs, Bellocchio montre le quotidien en prison de l'homme qui le fera arrêter: un camorriste lettré, chargé de la correspondance du chef de son clan pour qui il nourrit une dévotion quasi religieuse. Avant de dé- tourner son obsession sur Tortora avec lequel il pense pouvoir communiquer par télépathie. Naviguant avec grâce sur la ligne de crête entre le drame et la comédie, le récit incarné et la peinture d'institutions qui s'effondrent, Bellocchio semble construire une sorte de contrepoint du magistral le Traître, consacré aux confidences du repenti Tommaso Buscetta au juge Falcone, en observant le trop grand crédit donné par la justice aux confidences des mafieux retournés. M.C.

ON SAIT DÉJÀ QUE ÇA VAUT LE DÉTOUR (BIS) «ANATOMÍA DE UN INSTANTE» (ARTE, NOVEMBRE)

«Ce récit est né d'une image, nous dit la première scène d'Anatomía De Un Instante, vue au festival Séries Mania. Une image énigmatique. L'irruption au Congrès du lieutenant-colonel Tejero. Les cris. Le silence de l'hémicycle. Et les coups de feu.» On est le 23 février 1982, six ans après la mort de Franco. La caméra scrute la réaction de trois hommes qui, contrairement aux autres élus, ne se jettent pas sous leur pupitre quand les putschistes tirent dans le Parlement. Ces trois figures imperturbables, le cinéaste Alberto Rodríguez (la Isla Minima) les utilise pour raconter cette nouvelle Espagne qui, après des décennies de dictature militaire, n'est alors qu'une bien fragile démocratie.

Comme A la Maison Blanche, Anatomía De Un Instante est une série dense, qui parle vite. Au portrait d'Adolfo Suárez, premier chef du gouvernement, présenté en homme médiocre et fragile naviguant à vue pour dissoudre le socle législatif du franquisme, succède celui du leader du Parti communiste espagnol, Santiago Carrillo, obligé de reconnaître la monarchie et de renoncer au rêve républicain pour revenir d'exil. Et enfin celui de Manuel Gutiérrez Mellado (incarné par Manolo Solo, photo), officier devenu ministre puis putschiste en 1981, avant d'observer une nouvelle tentative de coup. L'histoire de trois traîtres à leur camp prêts à toutes les bassesses pour préserver la transition démocratique. Après la Mesías et Querer, la plateforme Movistar se distingue à nouveau. M.C.

Serge Renko Philippe Girard RETOUR AVANT 15 HEURES UN FILM DE Gaël Lépingle

ON NE S'EN LASSE PAS «SLOW HORSES» (APPLE TV +, 16 SEPTEMBRE)

La sixième saison de la série qui a ressuscité le polar d'espionnage britannique, non sans prendre soin de le rouler dans la

fange contemporaine, est aussi la première privée de son créateur et showrunner, Will Smith. Officiellement pour des raisons d'emploi du temps. Gageons qu'il ne faille pas pour autant la lâcher, tant Jackson Lamb et ses administrés se sont élevés ces

Dans Slow Horses, Gary Oldman incarne Jackson Lamb, agent secret malhabile. PHOTO APPLE TV

dernières années en personnages parmi les plus précieux du paysage sériel: des agents faillibles, malhabiles et exemplaires, intelligents précisément lorsqu'il le faut, et pas toujours en dehors des heures de bureau; sauveurs de l'Angleterre et étrilleurs de ses symboles, à commencer par celui de l'espion, que la série se plaît à maltraiter sans retenue. Un anti-Bond, mal peigné, malpoli, malodorant – ce n'est pas la moindre des ironies puisque l'on vient d'apprendre que Jack Lowden, le bellâtre anxieux de la troupe, serait l'énième candidat le plus en vue pour reprendre le rôle de 007. Enième certes, mais plus probable que ses prédécesseurs à l'approche d'une annonce désormais imminente. Raison de plus pour savourer ce qui pourrait devenir pour lui une probable ultime saison dans la bourbe de Slough House: entre deux Martini Dry, il regrettera sûrement un jour les flatulences de Gary Oldman. T.R.

ON N'Y COUPERA PAS HARRY POTTER (HBO MAX, 25 DÉCEMBRE)

Dans le premier épisode de Lanterns, Kyle Chandler démasque un extraterrestre déguisé sous forme humaine en lui demandant dans quelle école étudie Harry Potter: aucun honnête Terrien n'ignorerait la réponse. Bientôt vingt ans après sa dernière parution, voilà le degré de succès hégémonique où lévite encore la saga de J. K. Rowling - d'où l'attente créée par cette réadaptation sous pavillon HBO, à raison d'une saison par roman. Un format extra-large donné comme gage de fidélité au texte, qui pourrait accessoirement résulter en de drôles de ventres mous... à nous les partiels de potions et la saison régulière de Quidditch! On salive, bien aidés par la promotion soutenue, qui s'agite comme une petite série en soi: annonces saupoudrées, rumeurs de casting, désistements fracassants et remplacements non moins scintillants (celui de Nicholas Hoult par Kit Harington, sur fond de boycott de Rowling lié à son activisme transphobe)... Une marmite maintenue à petit bouillon pour truster l'attention en douceur, sans l'ombre d'une bande-annonce à l'horizon.

On sait bien qu'Harry Potter est un petit Jésus, un enfant à miracles: il pourrait sans doute même se passer de promo si ça lui chantait. D'aucuns espèrent un nouveau paquebot de fantasy HBO à la mesure de Game of Thrones. Personne ne doute, en tout état de cause, du triomphe. Le plus surprenant, ce serait peut-être un naufrage. T.R.

ON EST CURIEUX CARRIE (PRIME, 7 OCTOBRE)

Roi de la maison hantée, sensation de la série d'horreur des dix dernières années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The Haunting of Hill Manor), Mike Flanagan nous a réinventé la frousse du plancher qui craque, a su rallumer l'éclat de l'épouvante old school à l'ombre des crucifix (Sermons de minuit) avec un surplus d'émotion qui frôlait carrément la poésie. Tout ça en parallèle d'une carrière au cinéma plus passe-partout, marquée par une infatigable passion pour Stephen King qu'il a déjà adapté trois fois (dernier film en date, l'estimé The Life of Chuck).

PRIME VIDEO

Rien de plus évident que de le voir s'attaquer à Carrie, cinquante ans après la sainte des saintes versions de Brian de Palma, transcendée par la rousseur mortelle de Sissy

Spacek. Danger : s'emparer des monuments, c'est risquer de se traîner un poids d'enclume... De ce nouveau rendez-vous avec l'angoisse, il faut espérer qu'il nous fasse oublier les boursouflures de la Chute de la maison Usher, où Mike Flanagan n'y allait pas avec le dos de la main morte, perdant la recette de sa mélancolie sous (mauvaises) influences de la série Succession. On attend que Carrie, l'ado télékinétique, souffre-douleurs d'une mère bigote, nous ramène au bal du diable avec ce qu'il faut de sang sur les murs, lycéens rôtis au barbecue, et spleen de l'Americana qui vrille. S.O.

ON N'EST PAS CONVAINCU «LE ROUGE ET LE NOIR» (FRANCE TÉLÉVISIONS, EN COURS)

FRANCE TÉLÉVISIONS

La production française pour le petit et le grand écran s'est jetée comme un seul homme dans les pièces historiques tirées du patrimoine littéraire, dans le sillage de la nouvelle Dumas-sploitation (les Trois Mousquetaires,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et pas encore ralentie par un gros flop de nature à défriser les financiers. Voilà qui augure de belles années pour la diffusion de la Pléiade, mais aussi pour un retour en grâce inespéré (littéralement: on ne l'espérait pas) de cette fameuse «tradition de la qualité» jadis éreintée par Truffaut: un défilé d'adaptations dispendieuses, indexant leur noblesse sur celles de leurs augustes modèles, qu'elles aiment parer de signes extérieurs de modernité (homosexualité de Porthos, point de vue féminin de

Merteuil...) sous lesquels, pourtant, on ne voit qu'un même sempiternel carnaval.

Le Rouge et le Noir, au moins, ne s'en cache pas trop: c'est la fiction historique telle qu'en elle-même, art de la pose en redingote, du beau texte balourdement déclamé, du décor, du costume, pas trop de l'acteur – un petit fumet de parodie soufflant même sur les choix surprenants de Patrick Timsit, Fred Testot et Victor Belmondo, qui semblent ici moins se livrer aux grâces de l'art dramatique qu'à une douloureuse épreuve de récitation pour cancres. On croirait les surprendre à rire sous cape – tant mieux, nous aussi. T.R.


Des jours dans la rue (2005) narre la déambulation hagarde d'un homme au chômage. PHOTO MUBI

Ciné/ Arthur Harari sur Mubi: trois souvenirs de sa jeunesse

A l'occasion de la sortie en salles de «l'Inconnue», nouveau long du cinéaste, la plateforme propose trois de ses premiers films, entre errances et marasme familial.

Arthur Harari est un cinéaste mouvant dont ni le style ni les obsessions ne sont évidents à définir, tant ses films s'emploient à les reconfigurer – parfois même en leur propre sein comme l'Inconnue, qui se dérobe chaque

fois qu'on croit le tenir. La chasse aux signes annonciateurs de l'œuvre future cachés dans ses premiers courts métrages porte néanmoins quelques fruits: Des jours dans la rue (2005) et son quasi premier plan identique à celui de l'Inconnue (les pieds d'un marcheur solitaire); la Main sur la gueule (2007) et son bodyswap onirique où une jeune femme rêve que lui pousse «une grosse bite entre les jambes». Et puis la présence du petit frère, Lucas Harari, dans le rôle toujours périphérique d'un mystérieux inconnu qui soutient le regard et semble, lui, nous connaître. Des jours dans la rue suit un homme en quête de travail, traînant d'un garage auto à une quelconque boîte du tertiaire, essuyant avec un dépit forcené des refus qui peu à peu ne lui laissent plus qu'une chose: la marche, ciment du film qui vise à une espèce d'hypnose de la déambulation hagarde. Epuré jusqu'à l'os, chargé d'une noire conscience politique (un fils d'architectes qui filme un chômeur bientôt à la rue: pas si courant) et d'une certaine idée de la condition humaine: marcher pour rien, vers rien.

Gueulantes. Dans la Main sur la gueule, un jeune homme vient

séjourner chez son père à la campagne, accompagné de sa petite amie, pour de trompeuses retrouvailles qui cachent un besoin d'argent. On a parfois décrit le film comme influencé par Pialat, pour des raisons superficielles : les gueulantes spectaculaires, le cadre rural. Harari ne se préoccupe pourtant aucunement du naturel du jeu, qu'il va au contraire pousser dans des contreforts antiréalistes: une texture déclamée, des motifs répétés jusqu'au point de rupture, notamment chez le fils pris d'étranges sorties de gonds. Moins un drame familial ficelé qu'une expérience de l'entrechoc d'affects violents, ici sexuels, là brutaux: heurter le silence d'untel et le bruit d'un autre, le désir de celui-ci et le rejet de celle-là, pour dessiner une impossibilité générale de la relation dont on ressort sonné.

Secret. Peine perdue (2013), enfin, sort quelque peu de ce marasme, ou presque: une chronique de la drague piteuse en fin d'été sur les bords d'un bras de la Loire, qui se mue en curieuse pièce pathétique, mélange de complot masculin bringuebalant, de faux-semblants entre hommes aussi, le tout lové dans le mouvement envoûtant d'une caméra qui flotte au rythme de l'eau, et de coupes semblant tomber du ciel - son sommet de mise en scène, sans doute. Un secret parcourt tous les films, secret de mort (troublante série noire du cinéaste dont trois acteurs sont prématurément disparus: Christian Chaussex, Nicolas Granger, Hafed Benotman) et de solitude. Un secret qui est comme une pellicule entre son regard et le monde, lequel apparaît toujours chez lui en deux temps: d'abord très réel, puis peu à peu voilé d'une fine pellicule de complexité, de mystère, d'illisible. Il n'est pas dit qu'Arthur Harari en détienne lui-même la clé: il filme pour continuer de la chercher.

THÉO RIBETON

DES JOURS DANS LA RUE, LA MAIN SUR LA GUEULE et PEINE PERDUE d'ARTHUR HARARI. Sur Mubi.

IMAGES/


Jason et Lucia, le couple d'antihéros de GTA, se retrouvent dans un complot criminel. PHOTO ROCKSTAR GAMES

Jeu vidéo/ «GTA VI» en fait des caisses

Après des années d'attente, le premier grand aperçu du prochain opus de la saga, dévoilé jeudi sur Netflix, confirme ce que l'on pressentait: le développeur Rockstar pousse encore plus loin le réalisme, la démesure et le souci du détail, sans toutefois réinventer la formule.

uelle farce, tout de même. Après des mois, des années même, à garder ja-

lousement la moindre information sur le tant attendu Grand Theft Auto VI, qui paraîtra le 19 novembre, comme s'il planait 10 000 mètres au-dessus des règles marketing qui s'appliquent au reste de l'industrie, son développeur Rockstar Games a pris tout le monde de cours, début août, en annonçant que le premier long extrait du jeu serait diffusé en exclusivité sur Netflix, jeudi. Pendant six heures... avant d'être mis en ligne sur le site de Rockstar et sur YouTube vendredi.

Smoothies. C'est dire le degré de toute-puissance qui habite un studio capable de faire raquer la plate-forme la plus puissante du monde pour six maigres heures – aucun dé-tail du deal n'a filtré, cependant Rockstar a par le passé fait payer ses exclus temporaires à Sony (mais à l'époque pour le contenu du jeu, pas pour une bande-annonce de vingt-cinq minutes). Et on imagine assez désirable le trafic que promettait de générer cette nouvelle présentation. En d'autres temps, en 2007, Internet chavirait devant l'explosion des connexions simultanées pour découvrir la bande-annonce de GTA IV. A l'époque, le trailer (formi-dable) s'appelait «Things Will Be Different»... Quasi vingt ans ont passé et on doit se contenter d'un moins poétique «GTA VI, un large aperçu».

Qu'est-ce qu'on y voit ? Du GTA. La première scène ressemble à une série télé HBO des années 2010. Les deux anti-héros du jeu, Jason et Lucia, se pointent dans un project pour récupérer de la dope. On les fait mariner dans un lobby, patienter dans l'ascenseur, un chien est caressé, des menaces proférées et, d'un coup, les stups débarquent dans un appart transformé en labo. Une fusillade éclate, un mec se jette à travers un mur et Lucia finit suspendue à une fenêtre. Générique, et le couple se retrouve au soleil, au volant d'une Mustang façon Bullit avec de la country à fond la caisse.

Passage rapide à l'appart pour changer de fringues. Premier moment où la présentation laisse entrevoir le degré de détails complètement ma-boul du jeu. Un exemple trivial : le frigo est couvert de post-it, de courriers de relance, de photos, et remplis à ras bord de bières, sodas et smoothies dans lesquels piocher à volonté. Sur le réfrigérateur, trois casseroles sont posées dans un dé- sordre soigné, chacune unique évidemment. On pense au précédent jeu du studio, Red Dead Redemption 2, qui posait ce genre de standard dans le quotidien plus chiche des cow-boys de la fin du XIXe.

Appliquée à la surconsommation contemporaine, l'ampleur de la tâche semble délirante. Viennent ensuite une course-poursuite avec la police, des braquages de supérettes, une longue séquence de prise d'otage lorgnant Piège de cristal. Le tout entrecoupé d'un catalogue d'activités annexes (plongée sous-marine, partie de basketball, bronzette à la plage ou course de Nas-car...), du retour des fausses pubs (vantant les mérites des antidépresseurs ou d'un menu burger 18 viandes) et surtout du plus grand symbole de GTA: des longues scènes de dialogues ciselés en voiture.

L'objet est bizarrement taillé. Trop dispersé au regard des présentations de ce type dans le reste de l'industrie du jeu video, en général focalisées sur la présentation d'un morceau de jeu montré en intégralité. Et pour autant pas complètement morcelé non plus, en ce que la vidéo tente de raconter une histoire - «On dirait peut-être pas, mais tu vis tes meilleures années. T'es à ton apogée, là. Tu vois pas toute la merde qui se profile à l'horizon» - dont on ne sait si le message est adressé aux personnages, aux joueurs, voire au studio lui-même.

Une présentation à la fois bluffante et presque anticlimatique. Depuis deux semaines, des images relativement similaires du jeu circulent en basse def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près qu'un (ou des) pirate(s) soit parvenu à mettre la main sur une version du jeu. Mais surtout, tout ce qu'on voit dans cette exclu Netflix, c'est un simple GTA. Une suite qui semble relativement conservatrice et ne promet aucun changement de paradigme. Après des débuts modestes et bruyants, la série s'est réinventée avec GTA III (2001) en créant pratiquement ex nihilo le principe du jeu en monde ouvert.

Male gaze. Les trois jeux suivants ont raffiné la formule et assis l'identité des productions Rockstar : un ton moqueur et cynique sur l'envers du rêve américain, mimant chaque fois un peu mieux le cinéma que la série cite abondamment. Le dernier épisode en date, GTA V (2013), lui se déployait non plus autour de l'ascension d'un petit gangster transformé en roi de la pègre mais sur la désintégration d'un gang de trois braqueurs que le joueur pouvait incarner alternativement à l'envie. Ce que semble promettre ce VI, c'est un mix des épisodes précédents. Violent, outrancier et plein de ce bon vieux male gaze que Rockstar trimballe depuis toujours.

Si cette vidéo crée de manière étrange un sentiment un peu blasé, c'est finalement qu'on se retrouve à constater l'existence de ce qu'on avait anticipé. Non pas que Rockstar se repose sur ses lauriers, mais que le géant du jeu vidéo fait «simplement» plus avec plus. Des années de développement et un budget aujourd'hui estimé entre 1 et 2 milliards de dollars (les analystes sont sur du gros doigt mouillé quand même) permettent en effet de développer une quantité astronomique d'activités, de micro-événements (le mec qui hurle et tombe du pont au passage de la voiture du couple) et de créer des choses qu'on ne voit pas normalement dans un jeu vidéo – combien de temps de travail pour modéliser cette scène où la main du personnage principal se glisse dans un paquet de chips, attrape une chips avec deux doigts avant de la propulser dans son gosier? L'émerveillement est bien là, mais il vient de la démesure des moyens engagés et ne repose que là-dessus.

ERWAN CARIO et MARIUS CHAPUIS

GTA VI de ROCKSTAR GAMES. Sur PS5 et XBox. Sortie le 19 novembre


Le jeu excelle dans la mise en scène. PHOTO ELECTRONICS ARTS

Jeu vidéo/ «Star Wars Zero Company», cinq étoiles

Succession de choix stratégiques d'une grande profondeur, la nouvelle création de Bit Reactor où une escouade affronte des illuminés se révèle la meilleure de la franchise depuis des décennies.

est l'un des jeux vidéo les plus fun

de l'année et au passage le meilleur Star Wars qu'on ait joué depuis le colossal Knights of the Old Republic, en 2003... Après une foule de jeux d'action corrects mais sans inspiration (Jedi Survivor de Respawn, Outlaws d'Ubisoft), Star Wars Zero Company lorgne moins du côté de la Force que des bataillons de sans-grade croisés dans Rogue One ou ANDOR. On y incarne une bande de parias et de contre-bandiers endettés, pas vraiment doués qui se démènent pour vivre un jour de plus dans un vaisseau décati, avant qu'une secte d'illuminés leur tombe sur le râble. Des anonymes susceptibles de disparaître sans tambour ni trompette parce que leur combat est tout petit à l'échelle des guerres qui agitent l'univers créé par George Lucas.

Héritage. Les qualités, immenses, du premier jeu de Bit Reactor n'ont en réalité pas grand-chose à voir avec la méga franchise de Disney, qui sert surtout d'appât (on joue beaucoup à la poupée en rhabillant nos mercenaires avec les costumes des films). Visuellement, le titre est très soigné mais ne peut prétendre se hisser au niveau des blockbusters d'action. Jeu de stratégie au tour par tour, Zero Company installe sa caméra en hauteur, loin des avatars et des postures cools, pour autoriser une vue stratégique du champ de bataille, permettre la meilleure lecture possible de ses environnements et des avantages tactiques qu'ils offrent. Son tempo, lent et réflexif, le rapproche plus d'une partie d'échecs que d'un film hollywoodien. Si le jeu de Bit Reactor est aussi enthousiasmant, c'est aussi qu'il s'appuie sur ce qui distingue absolument le jeu vidéo du cinéma, des séries, des BD et de tout ce qui peut offrir une déclinaison franchisée: son game design. La façon dont des créateurs mettent en jeu une idée. L'ensemble de règles qui orchestrent les interactions, ce qu'on peut y faire ou non, la manière d'imbriquer entre eux divers systèmes (caméra, controller, design environnemental) pour permettre au joueur de trouver sa place et de s'exprimer.

Composé de vétérans du studio Firaxis, créateurs de Civilization, du tactical fondateur X com (2012) et de l'injustement boudé Midnight Suns (2023), Bit Reactor s'appuie sur ce solide héritage en en raffinant les mécaniques. Les règles de base sont (relativement) simples: pour chaque mission, le joueur est invité à composer une escouade de quatre au sein de la dizaine de personnages dont il dispose rapidement. Ce premier choix encourage à penser en matière d'équilibre: un spécialiste du combat rapproché chargé des mena-

Le jeu est séduisant par ses atours chromés et son désir de faire entrer de la mise en scène dans un genre qui en est généralement dépourvu.

ces immédiates, un sniper pour déloger les cibles prioritaires, un médecin pour maintenir tout le monde debout, le quatrième larron faisant office de joker. Si le personnage principal qui sert de point d'entrée dans l'histoire meurt, c'est game over. Si un autre tombe, il est perdu définitivement et le jeu continue. Dilemme classique des tactical: a-t-on vraiment envie d'envoyer ses meilleurs éléments sur un terrain d'opération lambda pour qu'ils s'améliorent, renforcent leurs liens (avec bonus afférents) au risque de revenir estropiés et de n'être plus disponibles lors de moments plus périlleux?

Pari. A la cohorte de légionnaires habituels, Bit Reactor ajoute une galerie de personnages écrits qui s'invitent dans la partie avec leurs motivations et leurs compétences propres, ravivant le fantasme Star Wars (jedi, mandalorien, etc.). Forçant un nouvel arbitrage entre ces séduisants nouveaux venus et les personnages déjà investis dont la présence même donne corps à la suite de nos paris passés. Car c'est probablement ça le plus important: chaque interaction est un pari. Le jeu se déploie en une cascade de grands choix stratégiques (quelles missions ? qui envoyer?) et de petites décisions tactiques, innombrables sur le champ de bataille. Où l'immense profondeur de Zero Company se révèle.

On se contentera d'un exemple. Sur le théâtre des opérations, chaque personnage dispose de trois points d'action par tour pour se déplacer, attaquer ou se protéger. Mais une fois par tour, un de nos quatre avatars dispose d'une « demande de soutien » qui permet d'obtenir un tir de barrage d'un collègue. Cette petite règle n'en a pas l'air mais elle est cruciale. Mécaniquement, parce qu'elle représente une ressource gratuite (un tir) et permet de renforcer les liens entre deux personnages. Mais surtout, philosophiquement, parce que ce petit détail encourage le joueur à sortir de son réflexe premier: jouer chaque membre de l'escouade l'un après l'autre, dépenser les points d'action du sniper avant de passer au toubib pour ensuite céder

son tour à l'adversaire. Au cœur de ses mécaniques, Zero Company souligne qu'il convient de penser tout le groupe simultanément. Que c'est dans cet art de la combinatoire que se niche le plus grand des plaisirs: trouver les failles qui permettent de s'affranchir des trois points d'action de base pour créer des boucles de combos folles. Dans tous ses choix de game design, le jeu encourage cette expérimentation: lorsqu'il déconnecte la classe du personnage et l'armement, lorsqu'il permet à mi-aventure de combiner plusieurs classes, etc. Séduisant par ses atours chromés et son désir de faire entrer une histoire et de la mise en scène dans un genre qui en est généralement dépourvu, Zero Company n'a de cesse de révéler sa profondeur à mesure que s'égrènent les heures dessus. On appelle ça un classique instantané.

M.C.

Ville de BORDEAUX

STAR WARS ZERO COMPANY de BIT REACTOR. Sur PC, PS5 et Xbox Series.

bordeaux.fr

MusBA Musée des Beaux-Arts Bordeaux

JEAN DUPAS & CO LE GRAND ART DÉCO 26 juir

TBM TRANSPORTS FR/AME FRENCH American Museum Exchange liberalisation connaissance des arts SUD QUEST Olcl Nouvelle Aquitaine

26 juin—

29 nov. 26

Les loges de la fortune

e phénomène est désormais connu: l'industrie du live traverse en ce moment une sorte d'âge d'or en termes de chiffre d'affaires grâce à l'appétit, semble-t-il insatiable, du public pour les concerts, en particulier ceux organisés dans les stades et les arenas. Or, en plus de se disputer les artistes les plus rentables, ces enceintes s'affrontent aussi sur un marché aussi discret que lucratif, celui des hospitalités. Frédéric Longuépée, le PDG de la Plenitude Arena de La Défense (ex-Défense Arena), la plus grande salle couverte d'Europe (43000 places), confirme: «Une salle de concerts vit grâce à la programmation mais aussi grâce aux partenariats et à des prestations que l'on peut qualifier de premium : les hospitalités.»

Par «hospitalités» dans les concerts, hospitality en anglais, on entend toute une batterie de prestations destinées à enrichir l'expérience du spectateur/client au premier rang desquelles l'accueil dans des loges climatisées qui proposent un opulent service traiteur souvent non-stop ainsi que des places de catégorie 1. Choyé comme un nabab, le spectateur profite aussi de coupe-file, parfois de cadeaux, de toilettes réservées et autres privilèges qui rendraient sans doute jaloux les hordes de moujiks qui s'entassent dans la fosse. Certes, ces braves gens ont le droit de slamer et de pogoter, ce qui serait très mal vu dans les loges où le champagne coule à

Coupe-file, salons confortables, buffets opulents... De plus en plus, les grandes salles de concert, stades et arénas, renforcent leurs offres sur les «hospitalités», ces espaces privilégiés qui se louent à prix d'or. Par OLIVIER RICHARD

flots, dans une ambiance feutrée et néanmoins joviale qui n'exclut pas la jalousie. Pour preuve, ce spectateur d'un des derniers concerts de The Weeknd au Stade de France, vexé que sa loge n'ait pas de canapé, au contraire de celle de ses voisins. Ces luxueuses prestations ont évidemment un coût et il est élevé, ce qui ne surprendra personne. Les prix et formules variant considérablement en fonction des concerts et des lieux, on ne citera qu'un exemple, celui de l'offre «Club Prestige» proposée par la Plenitude Arena pour les épiphanies de Céline Dion à la rentrée. Moyennant 1690 euros, l'adepte de la diva sera admis dans «un espace sélectif et raffiné, réservé à une clientèle d'exception, pour une soirée inoubliable» agrémentée de nombreux avantages similaires à ceux présentés ci-dessus. Détail instructif, le ticket du concert ne représente que 18% du prix de ce «package» de sybarite (298,50 euros), la prestation «hospitalité» étant donc facturée 1391,50 euros.

Ces «revenus ne vont que dans la poche des salles»

Mais au fait, où va l'argent? Surprise: dans les caisses de la salle puisque c'est elle qui gère les loges. Dans la majorité des cas en effet, leur exploitation est l'apanage des stades et des salles et non celui des producteurs de concerts. «Cette histoire d'hospitalités est un souci car leurs revenus ne vont que dans la poche des salles», confie

Dans une loge de la Plenitude Arena, à La Défense, plus grande sall de concert d'Europe. PHOTO APOLLINE CORNUET

un poids lourd de l'organisation de concerts qui préfère garder l'anonymat car, selon lui, «le sujet est sensible»: «Certes, les salles nous achètent les billets mais nous n'avons aucun droit sur le reste de cette affaire. On parle de ce problème depuis des lustres mais la question n'est pas près d'être tranchée, si tant est qu'elle le soit un jour!» Sachant que le Stade de France a 9 000 places en loges et salons VIP (sur 80 000) et que la Plenitude Arena en a 2800, on comprendra que les hospitalités revêtent une importance cruciale pour l'économie des enceintes, jusqu'à 25% du chiffre d'affaires de la Plenitude Arena en 2024, une année dopée par les quatre concerts de Taylor Swift. Dans ces conditions, les perspectives des 26 shows de Céline Dion sont vertigineuses. L'importance des hospitalités se vérifie aussi dans les salles de jauge moins imposante comme la Reims Arena (10 000 places) qui est administrée par le mastodonte lyonnais GL Events. Elles peuvent en effet peser jusqu'à 20% de ses revenus.

Jusqu'à 250 000 euros pour une loge à l'année

Les stades et arenas ayant été avant tout construits pour le sport, c'est bien les hospitalités de cette industrie qui ont servi de modèles à celles désormais en vogue dans les concerts. Clément Guerci, le directeur général adjoint de GL Events Venues (Stade de France, Matmut Stadium Gerland, etc.), explique: «Il y a deux types de produits : les loges qui sont bien connues du public du sport. Ce sont des espaces privatifs de 8 à 30 places, qui sont souvent achetés par des entreprises. Ce dispositif a été complété par l'arrivée récente des salons VIP dans la musique. Il s'agit d'espaces plus grands qui peuvent atteindre jusqu'à 300 mètres carrés dans lesquels coexiste une multitude de personnes, de simples spectateurs ou des gens invités par des entreprises. Ils se croisent avant et après le concert auquel ils assistent à des places réservées.»

Un enjeu notamment pour le Stade de France, car contrairement à l'époque où il était administré par Vinci et Bouygues (entre 1995 et 2025), l'Etat ne subventionne plus son exploitation. Les revenus de ses 178 loges et 24 salons VIP sont donc plus que jamais stratégiques, la location d'une loge à l'année pouvant atteindre 250 000 euros. Clément Guerci continue : «La nouveauté, dans les grandes enceintes comme le Stade de France, c'est que le sport n'est plus le seul motif de location d'une loge. La programmation musicale fait désormais partie de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certaines entreprises louent des espaces même si le sport demeure souvent la motivation principale.»

Le succès de ces sésames aux prix parfois stratosphériques peut étonner dans un contexte de ralentissement économique. Il n'empêche : pour tous les professionnels consultés, les loges et salons VIP sont promis à un avenir radieux, au moins à court terme. Frédéric Longuépée, le PDG de la Plenitude Arena, se souvient : «Le mode de consommation a commencé à évoluer il y a une quinzaine d'années, en particulier dans le sport mais aussi, maintenant, dans la musique.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il y avait encore une distinction très forte entre le grand public et les entreprises qui achetaient des places en hospitalités. Petit à petit, ce fossé se réduit : c'est un peu comme ce qui s'est passé chez les compagnies aériennes avec l'arrivée de l'economy premium. La vente en ligne a facilité la mise sur le marché d'offres qui répondent aux attentes du grand public qui a envie de se faire plaisir. Il y a aussi le fait que le niveau de patience des gens se réduit : ils ont de moins en moins envie de faire la queue pour entrer dans les concerts ou se restaurer. Toutes ces formules répondent à ces attentes.» A la Reims Arena, l'accent est mis sur la «convivialité», raconte sa directrice, Carole Revel: «Les salons sont administrés par le Champagne Basket, le club résident, mais nous avons fait en sorte que nos hospitalités soient des lieux de rencontres et de surprises animés par les nombreux artisans Meilleurs Ouvriers de France de la région.» Et des rivières de champagne, sans doute.

Le succès de ces hospitalités fait qu'elles sont plus que jamais en concurrence avec les billets VIP mis en vente par les producteurs de concerts eux-mêmes. En plus de places privilégiées, ces tickets offrent eux aussi divers avantages comme, entre autres, du marketing spécial ou, parfois, la possibilité d'assister aux balances des artistes. Selon un professionnel confirmé, bien qu'onéreux, ces billets sont ceux qui s'écoulent le plus vite. Pour Angelo Gopée,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ive Nation France, «acheter ce type de billet relève un peu de la même philosophie que celle qui consiste à s'offrir une bouteille dans le carré VIP d'une boîte de nuit. Aujourd'hui, être producteur de spectacles, cela consiste aussi à créer des événements sur mesure pour les gens qui en ont les moyens sans oublier que les revenus qu'ils génèrent augmentent ceux de nos artistes», poursuit le producteur qui loue par ailleurs des loges au Stade de France et dans d'autres salles.

«En compétition avec les opéras»

Conséquence logique de ce développement: la concurrence fait rage entre les salles. Le directeur du marketing d'une multinationale de l'informatique, souhaitant lui aussi garder l'anonymat, raconte : «Je préfère que mon nom n'apparaisse pas parce que, sinon, je serais démarché encore plus qu'aujourd'hui», annonce cet utilisateur de plusieurs loges. «Même les salles de 2000 places essaient de signer avec nous ! Je prends des sortes de formules à la carte. Elles me permettent d'inviter des partenaires, des journalistes et des influenceurs à des concerts ou des compétitions sportives. Je pense que ce type de relationnel es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pour notre image mais, à une époque où on ne jure que par le ROI [retour sur investissement, ndlr], il est très difficile de conserver ce genre de budget !» Pour Frédéric Longuépée de la Plenitude Arena, «l'erreur serait de penser que notre concurrence se limite aux stades et aux salles qui ont une programmation similaire à la nôtre. Nous sommes en compétition avec les opéras, les salles de musique classique, les festivals, les théâtres...». Et les événements sportifs, bien sûr.

MUSIQUE/

LA DÉCOUVERTE

Ange L'âme sensible

《J' respire un peu mieux mais l'air bloque

toujours.» Soutenu par une guitare acoustique et des doigts qui crissent sur les cordes, ce chanteur originaire de Montreuil, accroche d'entrée avec cet aveu d'amour désarmant. Dans cette phrase, on ne peut pas s'empêcher de percevoir aussi l'angoisse d'une génération qui sent que la partie sera moins facile que pour ses aînés.

Ange a à peine 20 ans et simplement une poignée de titres derrières lui, mais il a connu l'explosion du rap champion des streams. Népal et Ninho sont ses deux rappeurs préférés. «C'était le renouveau du rap français. Ninho a une écriture très crue, presque violente. Dans mes textes, j'essaie aussi de ne pas trop lisser le propos, ne pas enjoliver pour accepter que parfois ce qu'on vit c'est moche», admet-il.

La musique étant toujours une histoire de cycles, Ange cite volontiers quelques très grands noms de la chanson française, Brel, Reggiani, Montand... Et Dalida dont la puissance des interprétations l'impressionne: «Que ce

soient les gros tubes mélancoliques ou les chansons plus festives, j'aime les deux !» Ange appartient à une génération d'artistes qui rejettent les clichés de la virilité, et assument toutes ses faiblesses. Il revendique aussi fièrement sa ville de Montreuil qui a forgé son tempérament. Avec son complice, le producteur OSR, ils cherchent encore la formule musicale magique entre phrasé rap, instruments acoustiques et synthétiseurs, qui va sceller son identité. Mais, malgré les doutes et la conscience que le chemin est encore long pour maîtriser son son et la scène (à ce stade, il n'a donné que très peu de concerts), Ange se jette avec passion dans cette aventure. Dans sa dernière chanson, il chante : «J'ai besoin, d'pleurer, baiser, rire». Beau programme.

ANTOINE DABROWSKI

ANGE PLEURER, BAISER, RIRE (BRUME(s)/Sony)

LA RÉÉDITION

The Cramps Trash tests

L'utilisation d'un classique de The Cramps dans la série Mercredi de Netflix et Tim Burton a rompu la malédiction et le long silence qui a suivi la mort prématurée de leur chanteur, Lux Interior, en 2009 à cause d'un problème cardiaque. Cet inattendu coup de projecteur a fait découvrir à la Gen Z ces pionniers du psychobilly, du gore, du trash et du mauvais goût comme art majeur. Il a surtout ac-

céléral l'ouverture du caveau où dorment les archives de la secte que la guitariste Poison Ivy, dévastée par la perte de son amant de toujours, se refusait d'exploiter.


THE CRAMPS GRAVEST GRAVY (Vengeance Records)

Quelques amis de la famille, parmi lesquels les parrains du punk américain, Henry Rollins et Ian MacKaye, ont pris le relais et relancé Vengeance Records, le label du groupe, qui va désormais exhumer le catalogue et ses précieux inédits. La redécouverte de la première session d'enregistrements des Cramps, sous la houlette d'Alex Chilton en 1977 aux Studios Ardent de Memphis, dont la plupart des titres n'avaient pas été exploités, n'est que la première pierre. Il devrait y en avoir d'autres. D'ici là, les 12 titres de ce Gravest Gravy, pour la plupart inédits (cinq origi-

naux et sept reprises de Ricky Nelson, Roy Orbison...), ressuscitent les hurlements simiesques d'un Lux Interior monté sur talons aiguilles et l'inquiétant Bryan Gregory, guitariste sauvage dont la mèche de cheveux couleur cendre fit un passage météorique, mais éternellement marquant au sein des Cramps. ALEXIS BERNIER

MUSIQUE/

PLAYLIST

JUNGLE

Le changement dans la continuité pour le groupe londonien dont la soul se fait de plus en plus californienne avec des samples de voix qui rappellent aussi le duo electro australien The Avalanches.

FKJ

Changes Rising Après une belle tournée mondiale, le Français exorcise les doutes existentiels pendant l'écriture de son troisième album. Une ballade pop aux accents soul pour retrouver la sérénité.

ON Y CROIT


MORTIMER STORM

LA Priest Délicatesse chevrotante

Plus musclé que ses précédents, le nouvel album de Sam Eastgate reste fidèle à l'élégante fragilité de sa musique, sa signature.

aché sous le pseudonyme de LA Priest depuis quatre albums, le Britannique Sam Eastgate a récemment fait cette réponse

à un magazine qui l'interrogeait sur l'étrange fragilité de sa musique : «J'aime les sons au bord de la rupture, presque cassés : ils me semblent plus humains.» Depuis la séparation de Late of the Pier, le prometteur quatuor avec lesquels il n'aura livré qu'un seul album - Fantasy Black Channel, mélange de rock progressif et de glam synthétique en 2008 - Sam Eastgate enregistre en solo, avec des synthétiseurs et des boîtes à rythmes qu'il bricole lui-même.

Résultat : des albums délicieusement bancals, joyeusement naïfs et délicatement maniérés, dont on craint toujours qu'ils se brisent comme du verre si on les écoute trop fort. Parlant des Pixies, dans la même interview, il explique également: «J'aimerais parvenir, moi aussi, à faire une musique plus "bruyante", mais je ne sais pas comment on s'y prend.» Il s'en est pourtant cette fois donné les moyens en collaborant à la production avec une des figures de la techno «turbine», l'Allemand Boys Noize. Le résultat le plus probant est l'euphorique Into the Sky qui offre son titre à l'album, une sarabande diabolique qui donne envie de s'agiter dans tous les sens et que seule la voix fluette, mais haut


LA PRIEST INTO THE SKY (Domino)

perchée, de Sam Eastgate vient tempérer.

Le reste de l'album est plus fidèle à son style, des mélodies sinueuses, un soupçon de funk lorsque sa voix adopte des feulements à la Prince, le tout habillé d'arrangements synthétiques chevrotants, presque souffreteux, qui peuvent désarçonner, mais fascine pour peu qu'on y soit sensible. Plus réussi que le précédent, le plus normal Fase Luna en 2023, ce nouveau disque

renoue avec le meilleur de la dance music «contrariée» qui fait le charme de LA Priest. Potentiellement, le disque le plus sensible de la rentrée, mais le plus étrange aussi.

ALEXIS BER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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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 OF THE PIER

FANTASY BLACK CHANNEL (2008)

On aurait adoré voir comment le groupe aurait évolué après cet unique, à plus d'un titre, album. Vingt ans plus tard, c'est toujours l'ovni de la scène dance rock du début 2000.

CONNAN MOCKASIN FOREVER DOLPHIN LOVE (2011)

Le Néo-Zélandais a marqué les années 10 avec un envoûtant folk psychédélique. Pas étonnant que les deux aient collaboré le temps d'un album sous le nom de Soft Hair.

TAME IMPALA

THE SLOW RUSH (2020) Voilà très certainement ce à quoi la musique de LA Priest pourrait ressembler si elle était plus articulée et osait davantage s'affir- mer. En attendant, c'est l'Australien Tame Impala qui rafle la mise.

LA POCHETTE

corto.alto «Le collage, c'est très proche de l'échantillonnage»

Tromboniste, bassiste, producteur, l'Ecossais Liam Shortall, alias corto.alto, publie un second album entre jazz, hip-hop et électronique, libre et époustouflant de créativité.

Le collage. «J'ai retrouvé d'anciennes photos de classe chez mes parents. C'est toujours un choc de voir des photos que tu n'as pas vues depuis 15 ans. Je me souviens qu'on recevait un lot de photo avec trois poses un tout petit peu différentes. J'en ai sélectionné deux et je les ai coupées en morceaux, puis j'ai supprimé alternativement un bout sur deux et je les ai collées ensemble avant de scanner l'image finale. J'ai tout fait à la main! J'ai toujours aimé faire de l'art visuel. Les seules matières où j'étais bon à l'école, c'était la musique et l'art. J'assure la conception de toutes nos affiches de tournée et je suis très impliqué dans l'aspect graphique du projet. Le collage, c'est très proche dans l'esprit de l'échantillonnage. On vole des choses pour créer quelque chose de nouveau. Pour une bonne part la musique, c'est de l'emprunt.»

Les souvenirs. «J'ai du mal avec mes souvenirs. On ne peut pas compter sur eux, ils sont peu fiables. Je n'aime pas non plus donner des titres à de la musique instrumentale. Son pouvoir c'est qu'elle n'a pas vraiment besoin d'un nom. Le même morceau peut signifier quelque chose de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 pour vous que pour moi, ou pour moi, aujourd'hui et la semaine prochaine. Ce que je cherchais avec cette pochette, c'est déformer l'image pour la rendre bizarre, plus ambiguë et préparer à l'écoute de l'album. C'est en quelque sorte une version détraquée de moi, une plongée dans mon esprit, une distorsion de mes souvenirs.»


CORTO.ALTO SOME SMALL FORTUNE (Ninja Tune) En concert le 5 septembre à Jazz à la Villette (Cité de la Musique)

La jeunesse. «Quand j'étais enfant, je jouais du trombone dans une fanfare. J'ai grandi à Dumfries, en Ecosse, puis j'ai rejoint Glasgow pour mes études qui est devenue ma base arrière pour la musique. C'est une ville incroyablement dynamique et très inclusive. Nous avons peu d'infrastructures, peu de salles, pas de médias spécialisés. Ça pourrait être négatif mais ça insuffle un esprit de liberté, encourageant toute la scène à être plus ouverte et plus créative. Mes parents m'ont laissé faire ce que je voulais. Cette pochette c'est une façon de me souvenir de l'enfant que j'étais et de leur dire que je suis très reconnaissant. C'est tellement facile, surtout dans la musique, d'oublier la gratitude.»

Recueilli par ANTOINE DABROWSKI

PHOTONS

Rentrée solaire

Il semblerait que les musiciens de jazz ont tous attrapé le virus de la musique électronique. Voici quatre improvisateurs et leur réjouissante house music avec claviers, contrebasse, guitare et batterie.

FAT DOG

Call It What You Want Le sud de Londres est le pôle d'attraction d'une nouvelle scène bouillonnante à l'image de cet extrait du second album de ce groupe inclassable qui ne choisit pas entre post-punk, rave et ambition pop.

JONATHAN BREE

Part-Time Lover feat. Princess Chelsea Avec sa cold wave romantique et mélancolique, le musicien néo-zélandais interroge notre rapport à l'amour et à la sexualité. On pense autant aux guitares de Robert Smith qu'au baryton de Nick Cave.

Retrouvez cette playlist et un titre de la découverte sur Libération.fr en partenariat avec Tsugi radio

PH-LEBRUMAN

Martin Jauvat Réalisateur

«J'aime bien écouter Fatal Bazooka pour rigoler»

CASQUE T'ÉCOUTES?

A cteur, réalisateur, scénariste, Martin Jauvat, 30 ans, est le réalisateur de deux

comédies singulières (Grand Paris et le récent Baise-en-ville) et d'une poignée de courts métrages aussi drôles que tendres, tous mettant à l'honneur sa ville de Chelles, mais aussi ses appétences musicales, qui sont vastes. Annoncé à l'écriture de la suite de Problemos d'Eric Judor (et un peu en retard nous dit-il), il a néanmoins pris le temps de parler des Strokes, de Jul, et évidemment, du RER E.

Quel est le premier disque que vous avez acheté adolescent avec votre propre argent?

J'hésite entre Whatever People Say I Am, That's What I'm Not des Arctic Monkeys et First Impressions of Earth des Strokes, mais je crois bien que c'était le premier. J'avais dix ans. Quelle belle façon de dépenser son argent de poche! Je l'ai encore à la maison ce disque.

Votre moyen préféré pour écouter de la musique?

J'ai découvert la musique avec les MP3. J'adorais mes petits baladeurs et leur mémoire limitée, qui m'obligeait à trier sur le volet mes chansons préférées, à en sacrifier des dizaines pour garder la crème de la crème.

Le dernier disque que vous avez acheté?

Malheureusement, ça commence à remonter. C'est Unknown Death 2002 de Yung Lean, en digital.

Où préférez-vous écouter de la musique?

Dans le RER. Surtout le RER E, qui a un long tronçon extérieur entre Chelles-Gournay [son terminus, ndlr] et Gare du Nord. J'adore voir le paysage défiler au rythme de la musique.

Est-ce que vous écoutez de la musique en travaillant ?

Absolument! J'écoute plutôt de la musique sans paroles. Mon péché mignon, ce sont les bandes-son Nintendo, genre la BO d'Animal

Crossing ou de Zelda. J'adore. Mais j'écoute aussi énormément Ryuichi Sakamoto et Philip Glass en travaillant.

La chanson que vous avez honte d'écouter avec plaisir? Je n'ai pas vraiment honte de quoi que ce soit mais j'aime bien écouter Fatal Bazooka pour rigoler. Le disque que tout le monde aime et que vous détestez? Sticky Fingers des Rolling Stones! Bon, je ne le déteste pas vraiment, mais... J'ai toujours largement préféré les Beatles!

Le disque qu'il vous faudra pour survivre sur une île déserte?

Either/Or d'Elliott Smith.

Quelle pochette de disque avez-vous envie d'encadrer chez vous comme une œuvre d'art? The Sophware Slump de Grandaddy.

Un disque que vous aimeriez entendre à vos funérailles?

Album gratuit volume 4, de Jul. Ou alors Either/Or d'Elliott Smith, encore lui!

Savez-vous ce qu'est le drone metal?

Non. C'est quoi cette question ran- dom?

Préférez-vous les disques ou la musique live?

Largement les disques! Je crains toujours d'être déçu en live. Je passe le concert à attendre qu'il se termine. Surtout quand j'aime beaucoup les artistes et que j'ai de grosses attentes. A l'inverse, quand je découvre quelqu'un, l'expérience live peut décupler la surprise et mon plaisir. Mais c'est rare.
Votre plus beau souvenir de concert?

SES TITRES FÉTICHES MICHEL DELPECH Le Chasseur (1974) DAVID GUETTA (FEAT. SIA) Titanium (2011) JUL Parfum Quartier (2017)

La première fois que j'ai vu PNL, à Rock en Seine. J'avais un rapport presque religieux à ce groupe. Ce qui est d'autant plus fort c'est que les retours sur leur prestation étaient largement négatifs, mais j'étais tellement obnubilé, ils auraient pu faire n'importe quoi que j'aurais adoré.

Allez-vous en club pour danser, draguer, écouter de la musique sur un bon sound system ou n'allez-vous jamais en club? Je vais rarement en club, mais quand j'y vais c'est pour me bourrer la gueule et me taper des barres avec mes copains et mes copines. Quel est le groupe que vous détestez voir sur scène, mais dont vous adorez les disques et inversement?

Eh bien je vais voir les Strokes, qui est sans doute mon groupe préféré, en concert en octobre. J'ai un peu peur parce qu'ils ont une réputation terrible sur scène!

Votre film musical préféré ou votre musique de film préférée?

Les Blues Brothers! Mon film d'enfance absolu.

Quel est le disque que vous partagez avec la personne qui vous accompagne dans la vie? Daisy de Rusowsky.

Le morceau qui vous rend fou de rage?

Chamber of Reflection, de Mac DeMarco. Je l'écoutais beaucoup avec une fille qui m'a brisé le cœur et depuis je ne peux plus le supporter. Chaque fois que mes potes veulent le mettre, je pète un plomb. Depuis dix ans! C'est devenu un running gag à force.

Le dernier disque que vous avez écouté en boucle? Daisy de Rusowsky!

Le groupe dont vous auriez aimé faire partie? Les Arctic Monkeys. Le morceau de musique qui vous fait toujours pleurer? Le Chasseur de Michel Delpech.

Recueilli par NICO PRAT

AGENDA


Cassius est au festival le Bivouac, le 29 août, au Parc d'Olhain. PHOTO LEON PROST

L'été n'a pas été tendre avec les festivals, la concrétisation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imposant une évolution du modèle. Le Bivouac fait partie de ces manifestations qui tentent de repartir à zéro autour du concept de «slow festival», l'équivalent du mouvement «slow food» pour la gastronomie. Un festival plus petit (2000 personnes max), en pleine nature, pensé comme un rendez-vous familial n'offrant plus uniquement des scènes géantes, une succession de concerts et des stands de sandwiches à la raclette. La seconde édition se déroule dans le parc départemental d'Olhain dans les Hauts-de-France. On peut loger sur place, il y a des tentes et des cabanes en bois, tout est fait pour décourager d'y arriver en voiture, les enfants sont les bienvenus, les activités de plein air nombreuses et les concerts pour tous les goûts, hier Baxter Dury, aujourd'hui Cassius, Blandine, Arthur Fu Bandini... Le slogan du festival n'est pas mal non plus: «Danser, manger, dormir, profiter». Samedi et dimanche,

Samedi et dimanche, Parc départemental d'Olhain, navette depuis la gare de Béthune.

Grandma's Ashes est à Rock en Seine, le 29 août. PHOTO ELISA GROSMAN Si le modèle des festivals de musique en plein air a certainement besoin de se renouveler, on pariera quand même que cette édition du mastodonte Rock en Seine restera dans les annales avec ses têtes d'affiche fédératrices. Après Lorde et l'éternel Nick Cave, ce samedi propose l'une des plus belles

sélections de rockers énervés qu'on puisse imaginer. Surprise, la plupart sont français, témoignant de l'étonnante vitalité du genre chez nous : Dynamite Shakers, Jessica 93, Grandma's Ashes, Gwendoline (pour une création originale) et bien sûr les stars du metal, Landmvrks. Mais les internationaux ne déméritent pas non plus avec Amyl & the Sniffers, Lambrini Girls, Deftone et les incroyables Turnstile américains, encore auréolés de leur récent passage dévastateur au Zénith. Et dimanche alors ? La programmation est tout aussi réussie (Slow-dive, Dry Cleaning, Interpol, Mogwai...), même si ce qu'on en retient surtout c'est la promesse d'un concert-fleuve de The Cure. A ne pas rater, il n'y en aura peut-être plus beaucoup d'autres.

Samedi et dimanche, Domaine national de Saint-Cloud.

Mount Kimbie est au club Virage, à Paris, le 29 août. PHOTO DR

Pour les Parisiens fâchés avec le rock, le club Virage, ancienne fourrière automobile située sous le périphérique en bordure du Parc de la Villette, propose une excellente alternative à Rock en Seine. C'est l'équipe des soirées Marathon! qui assure ce soir la programmation en restant fidèle à sa volonté de décloisonnement et d'originalité. De 17 heures à 23 heures, horaire atypique en lui-même, on va pouvoir danser sur Cabaret Contemporain, toujours très doué pour associer techno et classique, un live d'Astels efficace duo soul funk français, l'un des meilleurs représentants de la nouvelle vague jazz-house française, le DJ Tour Maubourg et en tête d'affiche Mount Kimbie. Toujours un peu difficile à suivre, cet excellent duo britannique qui a démarré au cœur de la scène post-dubstep, mais dont le dernier album était quasiment rock, sera présent ce soir en DJ set. Une curiosité.

Ce samedi à Paris, Club Virage.

LIVRES/ Yannick Haenel «Mon narrateur est un kamikaze de la douceur»

C'est déjà la rentrée, et l'école est finie. C'est ce qu'on se prend à

penser en lisant le nouveau roman de l'auteur de Jan Karski (Gallimard, 2009) et de Tiens ferme ta couronne (2017). S'appuyant sur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ant agrégé, Yannick Haenel raconte le désa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à travers les yeux d'un jeune prof de français, stagiaire puis titulaire itinérant dans des collèges de «banlieue». On est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90 et son héros, Jean Deichel, va de principaux sournois en inspecteurs blasés, de tu-teurs peau-de-banane en collègues consolants, d'élèves relégués en étincelles de joie pédagogique. Il habite à Deuil-la-Barre («ce genre de blague me fait toujours rire») dans un minuscule local sous-loué par un pote qui ne lui veut pas que du bien. Heureusement, le lac d'Enghien n'est pas très loin qui, par ses om-brages et ses oiseaux, évite à Deichel de dépérir malgré l'adversité. Il a l'habitude de ramasser des feuilles séchées et de les émietter dans ses poches pour se rassurer. Il y a aussi l'écriture de romans, à laquelle il s'essaie entre dix paquets de copies. Assez vite, il comprend, face au rôle de garde-chiourme qu'on l'oblige à tenir avec «des enfants qui en ont marre», que le corps enseignant presque tout entier vit sous anxioly-tiques. Lui-même y devient abonné. Et puis un jour, il casse un vase lors d'un pot de départ, tel l'Idiot de Dostoïveski, et cette faute kafkaïenne va le poursuivre durant toute sa carrière.

Yannick Haenel n'a pas fait de son personnage une victime aigrie mais plutôt un témoin légèrement illuminé de la catastrophe, passionné par son métier: «C'est en tant que prof que j'ai commencé à vivre – à

Rencontre avec l'auteur de «la Solitude des professeurs est infinie» où l'on retrouve son personnage récurrent, Jean Deichel. Anti-héros contemporain, ce jeune enseignant est le témoin du désast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Recueilli par ÉRIC LORET Photo DORIAN PROST

avoir une existence.» Deichel invente sans cesse de nouveaux «trucs» didactiques pour mettre les textes à portée des ados, convoque des autrices contemporaines (Ernaux, Duras, Delbo) et s'accroche à une devise qu'il s'est forgée: «Le monde n'existe que pour le souffle des élèves».

Il faut dire qu'il ne quitte jamais un texte de la mystique juive, le Zohar, compilation de gloses dont il chérit la section «Disposition du jardin d'Eden». Muni de ce guide et de son désir amoureux pour de multiples femmes (dont une grande bourgeoise qui lui donne l'occasion de divorcer de ce milieu et de son racisme), le jeune prof mène une quête plus large: celle du mystère de la vie, de sa résilience, des raisons d'y croire encore. «Je souriais tout seul au comptoir: l'enseignement était-il une activité mystique?» Cette poursuite d'une «félicité» possible le conduira jusqu'en Italie où il perd une amante dans Pompéi mais gagne un chien baptisé Lumpen, puis à la recherche d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 pas plus visibles dans le texte de Duras que dans la réalité. Car après tout, c'est ce qui manque qui fait avancer, et c'est une bêtise de croire que tout doit être réparé : «Et vous me pardonnez pour tout ? demande le prince Mychkine dans le texte de Dostoïevski. Pour tout en dehors du vase?»

Votre roman est à la fois une déclaration d'amour au métier de professeur et aux élèves, et une dénonciation de l'école telle qu'elle est aujourd'hui...

Disons que c'est un manifeste en faveur de la vie méconnue des professeurs, de leur vie romanesque méconnue, et une déclaration d'amitié folle envers les élèves et les heures de cours, qui apparaissent si peu poétiques aux yeux des gens, mais dont j'ai fait l'expérience, pendant dix-sept ans, comme pouvant être des moments passionnants de parole partagée : de grands moments, parfois même illuminants, mais aussi de désastre absolu, d'incompréhension et de confusion. J'ai fait des reportages pour Charlie Hebdo sur des directrices d'école qui se suicident, et puis il y a eu les coups de poignard dans les classes, et bien sûr les assassinats de Samuel Paty, d'Agnès Lassalle et de Dominique Bernard. Face à cela, la passivité des politiques est très étrange, et je me demande parfois s'ils ne haïssent pas les enseignants, et le service public en général. Tout ce qui relève de l'intellect est prolétarisé depuis trente ans en France: on glorifie l'école dans la langue de bois politique mais on n'y apporte aucun moyen. Je voulais raconter cette complexité à partir de ce que j'avais vécu: on est sur cette ligne de crête entre la joie parfois sidérante de la transmission, quand ça marche avec trente jeunes gens, et l'échec, qui est organisé autour des professeurs. C'est donc un récit assez mélancolique.

La temporalité du texte mêle trente années, avec des anachronismes assumés...

Oui, c'est un livre travaillé par strates, les strates de l'existence, au fond. Par intégrité, je ne voulais pas raconter l'éducation nationale d'aujourd'hui, que je connais moins, mais celle dans laquelle je me suis débattu, dans les années 1990. L'événement déclencheur, c'est octobre 2020: je suis chroniqueur judiciaire au procès des attentats de janvier 2015. Je suis dans le palais de justice depuis plus d'un mois et un jour les téléphones crépitent autour des journalistes. On apprend qu'un professeur a été décapité devant son collège. Cet événement-là m'a accompagné longtemps. Je ne parle pas de la manière dont il a été pensé ensuite politiquement, mais comme pur événement destinal: le sacrifice des professeurs. Ensuite, tout le travail consistait à soulever ces années 1990 comme une chape de mystère. Pendant longtemps, je me suis demandé pourquoi je me sentais constamment en faute quand j'étais prof. On entre en classe, on est déjà soupçonné. Et le jour où j'ai trouvé comment symboliser cette faute, avec le vase brisé par le narrateur, le livre s'est écrit presque tout seul. Ces deux temporalités – celle d'un type qui se penche aujourd'hui sur l'étrange faute qu'auraient commise les professeurs et la description quasi sociologico-poétique de ce qui se passait en classe – m'ont permis ces allers-retours. La temporalité est la matière même du récit : d'où les strates, et le narrateur qui ne cesse de remonter plus loin dans une es-

Yannick Haenel chez Gallimard à Paris, lundi. «Tout ce qui relève de l'intellect est prolétarisé depuis trente ans en France : on glorifie l'école dans la langue de bois politique mais on n'y apporte aucun moyen.»

pèce d'archéologie du sujet. J'avais envie de faire de cet enseignant une sorte d'anti-héros contemporain, qui fait face à la fois à un sentiment permanent de lynchage et à une gloire secrète : faire vraiment de la politique sans avoir besoin d'en parler, c'est-à-dire être dans une salle de classe six heures par jour.

A un moment, votre héros se fait traiter de gauchiste à un dîner de grands bourgeois, parce qu'il dé-

fend des élèves parqués et abandonnés...

Dans l'expérience quotidienne d'un prof, il y a à la fois la matière de la violence scolaire, la violence subie, qui, lorsqu'elle est racontée, peut faire le jeu de l'extrême droite et, au contraire, la possibilité de construire chaque jour quelque chose qui relève d'un désir éperdu d'égalité, de connaissance partagée, de progrès – pour utiliser de vieux mots. Cette violence, je ne la comprends absolument pas comme une question sécuritaire, et je réfute le constat apocalyptique de l'extrême droite. Ce dont Jean Deichel est le témoin, c'est au contraire qu'on peut faire cours partout, dans les lieux stigmatisés par la société, et que l'étrangeté au sens le plus absolu – à savoir les «étrangers», comme ils disent – constitue une richesse.

Jean Deichel n'en est pas à sa première apparition dans votre œuvre. Vous dites qu'il est un témoin, question déjà au cœur de Jan Karski. C'est votre Antoine Doinel?

Oui, il se plaint souvent de moi! Jean Deichel, c'est moi en mieux et en pire: en plus courageux, et aussi en plus déplorable, en plus alcoolisé, en plus obsédé. Là, j'avais envie d'écrire le prequel de Cercle, ce livre qui commençait en 2007, un matin à 8 h 07, où Deichel ne montait pas dans un train de banlieue pour aller à son travail. Mais je prenais soin de ne pas dire lequel. Deichel, c'est presque un opérateur d'intensité, un narrateur que je peux lancer dans n'importe quelle situation: une espèce de kamikaze de la douceur, qui prend les choses de biais. C'est aussi un poète en devenir, quelqu'un qui ne cesse d'essayer d'écrire sans jamais finir. Et c'est l'un des sujets du livre: le surcroît de poésie. L'absence de poésie aggravé la barbarie, cela me paraît clair.

«Deichel» est-il entre le déchet et l'échelle ?

Le premier jour de cours, quand on met son nom au tableau, on a peur de la manière dont les élèves vont l'entendre. Il écrit donc «Deichel», un élève lui demande si c'est comme une échelle, et il répond: «Oui, avec moi, on va très haut.» C'est aussi le déchet au sens d'Agamben, l'homo sacer, le paria. Mais il y a une noblesse dans celui qui est au ban. Même s'il cherche scrupuleusement à faire le cours le plus réussi, Deichel n'y arrive pas: en un sens, il reste hors du système. Plus prosaïquement, l'Eichel est une rivière d'Alsace, près de chez mes parents.

Votre œuvre est traversée de réflexions sur la judéité, et ici le narrateur se promène tout du long avec «Disposition du jardin d'Eden» extrait du Zohar...

Le livre tout entier est travaillé par la brisure des vases, qui part d'une bêtise concrète du narrateur: il casse la reproduction d'un vase antique de prix et va le vivre comme son expiation. En même temps, cette brisure des vases fait partie, dans la mystique juive, d'un moment de la création du monde où le trop-plein de lumière a fait éclater les vases. Nous vivons, c'est la condition humaine, disons, dans une

YANNICK HAENEL LA SOLITUDE DES PROFESSEURS EST INFINIE Gallimard, «Blanche», 320 pp., 21,50 € (ebook: 14,99 €).

tentative de restaurer les tesselles, ces étincelles recouvertes d'une écorce que le Zohar appelle kelippah, et qui est le mal. Mais le narrateur va s'apercevoir qu'au fond, ce qu'il y a de beau, c'est ce qui apparaît entre les morceaux brisés. Il fait du Zohar un livre de présages qu'on ouvrirait tous les jours comme un porte-bonheur. Il ne cesse de déchiffrer les signes autour de lui, comme on le fait en classe: que pensent les élèves? Qu'est-ce qu'ils viennent de comprendre? Est-ce que je rajoute un mot? Cela ne fait pas exactement de lui un mystique: c'est un amateur, qui fait son bricolage conceptuel pour tenir.

«Disposition du jardin d'Eden» entre en rapport avec la question du désir, de la femme et de l'art à la fois. Vous parliez tout à l'heure de «chape de mystère»: à la fin du livre, la descente dans la tombe des vases peints de Tarquinia fait penser à l'un de vos textes sur l'art, Bleu Bacon (Stock, 2024), avec la même mise en scène d'une archéologie d'un mystère.

Le narrateur traverse un roman d'apprentissage classique, avec ses figures féminines, et les associe l'une après l'autre à quelque chose qui vient de plus loin : l'art antique, la figuration étrange, absente, qui était sans doute sur ce vase brisé et qu'on va retrouver peut-être dans une tombe à Tarquinia. Je cherchais moins à formaliser l'impact d'une œuvre d'art aimée que l'usage presque libératoire qu'on peut en avoir. Et il y a une initiation amoureuse et sexuelle, en effet, tout au long du livre, que le narrateur vit de manière parfois évasive. Sa manière de s'identifier à la faille, aux nervures, à ce qui manque et à ce qui ne va pas, fait que le roman d'apprentissage habituel ne fonctionne pas pour lui : il lui faut chercher encore plus en amont, cette lumière étrusque et cette épiphanie finale dans un éclat de rire, gage peut-être d'une sorte de délivrance. Mais la délivrance n'est pas tellement vivable, ni viable : il n'est pas sûr que Deichel puisse s'établir quelque part. Roberto Calasso raconte dans le Livre de tous les livres (2019) l'histoire d'un rabbin qui séjourne en Eden très brièvement, et qui veut en rapporter les fleurs de l'arbre de vie, ce qui est tout à fait interdit. Il en emporte quelques feuilles séchées dans les poches de son manteau, et quand il revient de ce qui est apparemment un songe, il y a effectivement quelques miettes dans ses poches. Jean Deichel, c'est un peu ça, et c'est toute son innocence : il vit avec des miettes d'un paradis auquel il pense qu'il est possible d'accéder.

«Je travaillais toute la journée sur l'avenir. L'avenir, pour moi, était devenu une notion parfaitement abstraite, une simple donnée que j'intégrais à mon travail, avec les outils dont je disposais pour le modéliser et le traiter de manière spéculative, [...].»

La médium et les extraterrestres «Portrait rêvé» par Carla Demierre

Par FRÉDÉRIQUE FANCHETTE

a vie de médium n'est pas de tout repos. Chez Elise Müller, à Genève, les cruches de cristal éclatent en vol, et lorsqu'elle peint une force peut la projeter sur la toile devenue molle. Elise Müller a vraiment vécu. Ses dates: 1861-1929. Elle fut internationalement connue après la publication d'un livre d'un psychologue suisse, Théodore Flournoy, Des Indes à la planète Mars. Etude sur un cas de somnambulisme avec glossolalie. Carla Demierre propose un «portrait rêvé» de la vie de cette femme qui découvrit le spiritisme à 30 ans, alors qu'elle était vendeuse dans un magasin de soierie. Plus tard Elise, connue sous le pseudo de Hélène Smith, devient peintre. Les visions guident son pinceau. Mais de son œuvre exposée et longuement commentée de son vivant, il reste très peu de chose. Après des malversations d'un avocat, la plupart des toiles ont disparu. Hélas! Il y avait une crucifixion du Christ. La romancière la fait réapparaître: «Un homme squelettique et rassasié de douleur est ligoté sur la croix. Il a la bouche ouverte comme si, dans son agonie, il s'était mis à chanter.»

Pour entrer dans l'intimité d'Elise Müller, Carla Demierre choisit comme intercesseure une jeune Américaine, enquêtrice d'une société pour la recherche psychique. Elle s'appelle Sibylle et on la suit depuis New York. Dans le bateau, elle est décidée à rester «froide comme un concombre» mais une fois rue de la Violette, à Genève, une amitié naît entre les deux femmes. Sibylle va rester plus de dix ans en Suisse, elle sera le témoin numéro un. La médium qui n'est bientôt plus vendeuse – une riche Américaine lui a assuré une rente à vie – est surtout célèbre pour ses voyages dans le cosmos: Mars mais aussi Uranus. De ses transes de quinze minutes qui l'amènent sur la planète rouge, elle rapporte des dessins et une langue. Deux pages collectent des «visions et communications martiennes» datant de 1896 à 1898. Il y a une fête dans une salle pleine de fleurs: «Tout le monde parle martien. Astané [connaissance martienne de la médium, ndlr] est là avec la bête qui ne le quitte jamais [queue plate, tête de chou]. Il se montre amical avec les jeunes filles. Il leur met des petites claques sur la joue et elles lui passent la main dans les cheveux [politesses martiennes].» Des fragments de phrases extraterrestres sont disséminés dans le livre. Exemple: «Zé pastri tubré né tuzé [seul le sang est malade]».

Le roman est basé sur des sources parfois reformulées, qui sont intercalées dans la marche chronologique. Ce sont des documents issus de la presse, de revues scientifiques et spirites qui rendent compte d'un balancement entre l'ironie et la croyance en la bonne foi de la médium. Les visions de la spirite étaient qualifiées à l'époque de romans somnambuliques et le lien, grâce à Carla Demierre, est ainsi fait avec le rêve et la fiction en littérature. Quand la célèbre Genevoise revenait d'une transe, elle demandait: «Quelle heure est-il?» Pour les écrivains surréalistes des années 1930-1940, Hélène Smith faisait partie de leur panthéon. Dans leur célèbre tarot de Marseille, une carte la représente.

CARLA DEMIERRE LA FILLE DE MARS Editions Corti, 216 pp., 19 €.

En pleine mère Louise Chennevière s'attaque au «plus aliénant de tous les liens»

Par THOMAS STÉLANDRE


«Je ne sais pas, peut-être que c'est pour toutes les filles comme ça.» PHOTO ALEXANDRA SERRANO. VOZIMAGE

our Britney (P.O.L, 2024), le précédent livre de Louise Chennevière, ne s'adressait pas seulement

à Britney Spears. Il rendait aussi hommage, avec une importance presque équivalente, à l'écrivaine québécoise suicidée en 2009 Nelly Arcan – «Nelly qui savait tout». Que savait-elle, Nelly, qu'il faut recopier ici, page 230 de Faire la peau? Que les femmes, non, «ne seront jamais libres»: «Les mères seront toujours la première prison des filles.»

Pour le dire autrement, avec sa voix à soi, en affirmant encore davantage un «je» vers lequel toute l'œuvre tend («Je ne peux parler en mon nom, car de nom je n'en ai pas», lisait-on en ouverture de Comme la chienne en 2019): «Je dis que ce lien est le plus aliénant de tous les liens, qu'il est celui qu'une fille ne pourra jamais rompre, qu'il est celui avec lequel on tient les filles bien à leur place et que les mères ont leur rôle à jouer, dans le maintien de cette place.» Ce lien – à entendre au sens de ce qui ligote, enchaîne –, la locutrice entreprend de le rompre, et tente ainsi l'impossible, d'où le tour de force que représente le livre, son côté gonflé, explosif. Voilà, nous sommes là pour cela: tuer la mère, seule manière de réussir à sauver sa peau.

Irréversibilité. C'est une chose de le vouloir, c'en est une autre de le faire pour de vrai, noir sur blanc, et de poster en quelque sorte cette lettre ouverte (le livre se présente comme tel). On comprend que ce n'est pas la première

YANNICK LAHENS PASSAGÈRES DE NUIT Points, 192 pp., 7,55 €.


«A regarder ses yeux,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à quel point il a du être stupéfait de voir une ombre surgie du noir crépuscule s'abattre sur lui. Ses yeux disaient son étonnement et son désarroi, puis s'étaient retournés. On eût dit qu'il se regardait de l'intérieur.»

NEIGE SINNO LA REALIDAD Folio, 256 pp., 8,60 €.

«Ça a commencé par une histoire de livres. Moi, je ne voulais pas les prendre, mais Maga a tellement insisté que j'ai fini par céder. Dans nos sacs à dos, on avait mis le moins de choses possible, on partait pour trois mois, il valait mieux voyager léger.»

tentative de se détacher, si bien que, sans douter du bienfait de sa décision, Louise Chennevière avance à tâtons, revient sur ses pas, s'interroge sur la radicalité de son acte, son irréversibilité. Dans les deux premières pages, elle qui sait bien ce qu'elle fait dit deux fois «Je ne sais pas»: «Je ne sais pas, peut-être que c'est pour toutes les filles comme ça», puis «Je ne sais pas, je ne peux pas parler pour toutes car c'est le genre de choses que l'on ne dit pas». Plus loin, page 176, de nouveau: «[...] je ne sais pas, je ne sais pas que j'attendais encore alors que j'étais assise là, tremblante, sur la moquette de cet appartement immense.» La narratrice ne sait pas, pas toujours. Elle cherche, tourne et retourne le sujet. Sa phrase s'enroule, sans faire de nœuds, en belles boucles claires. Au sujet d'Arcan, l'autrice écrivait dans Pour Britney à sa façon triple lutz: «Nelly que je trouve moi si belle par tout ce qui en elle excède ce dans quoi ce regard l'avait enfermée». Dans ce texte déjà tourné vers l'enfance, en quelques lignes, une chose était effleurée, «et de cela je ne peux pas dire plus, pas encore, peut-être est-ce que cela me sera possible un jour, ou bien peut-être pas un jour dans combien d'années»... Et nous y voilà.

De quoi parle-t-on au juste dans Faire la peau, le quatrième livre de Louise Chennevière, le plus «intime», de qui? D'abord d'une femme qui fut mère jeune, d'une mère «copine» qui louait des appartements trop grands, laissait traîner sa coke, draguait les amis de sa fille et, une fois même, voulut adopter l'un d'eux. Une femme instable, flambeuse, charismatique, jalouse, complice, perverse, spectaculaire, monstrueuse comme le sont, d'une manière ou d'une autre, toutes les mères pour leurs filles - même si toutes les mères ne traînent pas leur fille par les cheveux. Toutes ou presque, en revanche, aiment toujours un peu plus leur fils que leur fille, et de cela l'écrivaine n'a pas de doute et d'autres preuves que celle de son ressenti, qui est fort et, dans le fond, incontestable: Faire la peau appelle l'écoute et non le débat. Le portrait apparaît et s'efface dans un même mouvement. Cette femme existe (c'est la mère de l'autrice) et elle n'existe pas (c'est une figure de mère): elle n'a pas de prénom mais, curieusement, elle a une assistante. Il doit s'agir d'un certain milieu, sans que cela soit le propos. Ou peut-être que si, en partie : un jour, cette femme a quitté le pavillon déprimant qui l'avait vue grandir et l'a laissé derrière elle. Dans Faire la peau, Louise doit y revenir à l'occasion de la mort de sa grand-mère et elle s'y refuse.

Avant la mère, il y a donc la grand-mère, dans une sorte de jeu de poupées russes qui raconte une chaîne à laquelle l'écrivaine se sait appartenir et dont elle entend – magie de la littérature – se tirer par ce geste performatif. Elle a ses formules incantatoires, sa langue à elle : elle dit beaucoup «Je dis que», ce qui est un moyen d'affirmer à sa hauteur, de n'engager qu'elle mais de s'engager à plein. Comme dans : «Je dis que la folie de ma vie, ça a été toi». Non pas «c'est toi» au présent, non pas «c'était» à l'imparfait, mais «ça a été» dans un passé avec lequel il faut toujours composer. Parlons aussi des virgules, parfois surprenantes, même si la principale intéressée trouve qu'on lui en parle souvent, trop, et qu'elles reflètent simplement la manière dont elle s'exprime. Sauf que ce n'est pas rien de savoir quand reprendre son souffle, avant ou après quoi s'arrêter. Comme quand est évoqué ce «paquet de nœuds tissé de mensonges que l'on se trimballait de femme en femme, depuis combien de générations déjà, condamnée à fouiller en vain le silence alors que l'on voudrait tant, vivre».

A distance. L'on voudrait tant, vivre. Et qu'est-ce qui nous retient? Plus rien, dit Faire la peau, et c'est cela, enfin, qu'on en garde: sa vigueur, son allant, tout ce qui fait que ce n'est ni glauque ni sale, puisque cela, désormais, on peut le mettre à distance et, pourquoi pas, envisager la suite. «Saurai-je être une mère sans jamais payer de n'en avoir pas eu ?» demande ainsi à elle-même l'écrivaine à l'approche de la fin. L'adresse s'est alors déplacée: non plus la mère, mais une potentielle petite fille à venir, qu'il faudra bien, si un jour elle existe, réussir à élever «contre des siècles de haine silencieuse» sans répéter le même schéma, creuser la même blessure. Le dénouement est bouleversant en cela qu'il mêle, fond et forme, le besoin d'en finir et l'impossibilité des adieux: encore un chapitre, encore un autre, et puis un dernier. Faire la peau, faire peau neuve.

LOUISE CHENNEVIÈRE FAIRE LA PEAU P.O.L, 288 pp., 21€ (ebook: 14,99 €).

Sylvain Prudhomme, vallon maudit Une femme disparaît en montagne dans une zone de réensauvagement

Par VIRGINIE BLOCH-LAINÉ

« J » e demande si elle a besoin d'aide. Elle répond merci, j'ai tout mon temps, cela sans hostilité, avec une simplicité qui

tout de suite me la rend amie.» L'harmonie et la limpidité de ces phrases, couchées sur la deuxième page du roman de Sylvain Prudhomme, nous le rendent tout de suite ami, et aimable. C'est paisible, c'est doux. Le dialogue n'est pas marqué par un tiret ni par des guille-mets, une habitude de l'auteur, qui ne clôt pas non plus les phrases interrogatives par des points d'interrogation. Avec Prudhomme, cette licence fonctionne, elle est au service du sens du texte et de son mouvement, qui consistent à effleurer un mystère. Chez un autre écrivain, la même absence de signes typographiques aurait l'air d'une préciosité et en serait peut-être une.

Lourde caisse. La femme qui s'exprime avec simplicité et «sans hostilité» s'appelle Paola. Le narrateur et elle ne se connaissent pas quand ils se rencontrent sur un parking, à la montagne. Un hélicoptère vient de déposer Paola depuis un sommet. Elle est chargée d'une lourde caisse et d'appareils cachés sous une housse. Est-elle musicienne? Non, photographe. Aussitôt apparue, cette quadragénaire attire le narrateur. Il en tombe déjà amoureux mais il faut aller lentement vers elle, car tout indique qu'elle tient à son indépendance et à la liberté.

Le narrateur est un randonneur amateur, venu à la montagne pour le week-end. Il va grimper avec un ami botaniste qui habite et travaille dans le coin. Très vite Paola disparaît, non pas du livre mais de la montagne: on ne la retrouve plus. Elle était partie vers «la réserve du Lac», «défendue à droite comme à gauche par des falaises à pic qui en interdisent naturellement l'accès». Avec un tel nom, énigmatique, l'endroit fait peur. L'entrée de la réserve est interdite aux humains depuis le début du XXe siècle : c'est un «Vallon-témoin d'un réensauvagement dont l'avenir dira s'il n'est pas urgent de l'étendre à d'autres pans du

«Je ne crois pas que c'était une insatisfaction amoureuse. Pas exactement. Il me semble que ç'aurait été pareil si elle avait vécu avec n'importe qui d'autre [...].»

territoire.» Six archéologues ont eu l'autorisation d'y aller; Paola s'était greffée à eux. Puis elle y est retournée seule, ce qu'elle n'aurait pas dû faire. Deux gendarmes ont «vainement» cherché son corps.

A la manière d'un policier, d'un détective et d'un romancier, le narrateur rencontre ceux qui ont connu Paola. De l'autre côté du lac dresse d'abord le portrait de la photographe in absentia à travers des témoignages. Cyril, l'homme avec lequel elle venait de rompre «après quinze années de vie commune», raconte «un amour qui se délitait». Le narrateur lui en demande les raisons: «Je m'aveugle peut-être mais je ne crois pas que c'était une insatisfaction amoureuse. Pas exactement. Il me semble que ç'aurait été pareil si elle avait vécu avec n'importe qui d'autre [...] J'ai l'impression qu'il y a des gens comme ça. Qui ne tiendront jamais tout à fait en place.» Le narrateur interroge aussi Jérôme, qui entretient la cabane de la réserve, et Florence, l'archéologue qui dirigeait la mission archéologique. Le lecteur apprend à connaître le narrateur de la même manière que lui-même découvre Paola, en guettant des réactions, en interprétant des impressions. Il a l'air intelligent, gentil et romantique. Paola aurait-elle choisi de se mettre en danger? «Je n'en sais rien. Je connaissais trop peu Paola pour me permettre d'en juger. J'ai du mal à parler des autres. Je m'y refuse par principe», répond Florence. Paola parfois semble trop formidable. Elle est très courageuse, très honnête, très douée dans l'exercice de son métier, ça fait beaucoup.

Contours. Ensuite nous sommes avec Paola dans la réserve lors de l'expédition archéologique. Tout est précis et néanmoins vacillant, paisible et pourtant inquiétant. L'atmosphère est à l'image du lac, tantôt lisse, tantôt strié de «rides». Les descriptions n'approchent pas trop ce qu'elles observent. Prudhomme trace des contours, ainsi lorsque Jérôme et deux gendarmes rapportent un «lourd paquet»: «La fermeture éclair est zippée, on dirait presque une housse à costume. Mais à l'intérieur c'est un corps. Un corps avec la cassure du bassin aisément reconnaissable à mi-tronc. Un corps avec à l'extrémité une tête [...], peut-être détruite, mais une tête.» L'auteur, en se tenant à distance, en pratiquant l'implicite, met en route l'imagination du lecteur. Et comme le dit un curieux montagnard: «Il y a une règle en montagne. Une règle dans la vie en général. Si vous repérez quelqu'un, même de très loin, alors vous pouvez être à peu près sûr que lui aussi vous a vu.»

SYLVAIN PRUDHOMME DE L'AUTRE CÔTÉ DU LAC Minuit, 288 pp., 22 € (ebook: 15,99 €).

LIVRES/POCHES

FLORINA ILLIS LA CROISADE DES ENFANTS Traduit du roumain par Marily le Nir, Syrtes «Poche», 706 pp., 14 €.

«La jeune femme, à la fenêtre du wagon de première de l'express de Bucarest, suivait du regard cette longue aiguille des minutes à la marche saccadée et faisait ses adieux à la gare de la ville où elle avait grandi, cette gare où, tant de fois, elle avait attendu Liviu [...].»

Douglas Stuart, vies secrètes de père en fils Un huis clos chez un tisserand éleveur d'une île écossaise dans les années 90

Par CLAIRE DEVARRIEUX

«U ne île dans une île dans une île dans une île», dit la grand-

mère, une originale, dans un marmonnement réprobateur, en réponse à ce que vient de dire John, son gendre cadenassé, à savoir: on est ce qu'on est, on le garde pour soi. Pour être précis: on est homosexuel ou on ne l'est pas, ça ne regarde personne. C'est une des rares conversations de John, fils de John, où les ennemis se parlent franchement, en mettant cartes sur table. Le roman se passe sur l'île écos- saise de Harris (Hébrides extérieures), dans les années 90. L'isolement n'a pas encore été rompu par Internet. Le sida n'existe qu'au journal télévisé. Et en un sens, il fait bon ménage avec la religion calviniste omniprésente. «C'était la preuve que l'enfer sur terre était bien le salaire du péché.»

Douglas Stuart, l'auteur, a séjourné dans l'archipel en 2019, après avoir terminé son premier roman, Shuggie Bain, Booker Prize 2020. Puis il a écrit Mungo. Dans les deux cas, le couple central est un garçon et sa mère. Pas de père à l'horizon. Le garçon découvre tôt son homosexualité, la mère est alcoolique et héroïque, ou alcoolique et irresponsable (Mungo). La pauvreté à l'ère thatchérienne est écrasante, mais, à la lecture, la force des sentiments dynamite la noirceur. Shuggie Bain est autobiographique. Douglas Stuart, né en 1976 à Glasgow, avait 16 ans quand sa mère est morte et s'est retrouvé seul au monde.

A l'inverse, John, fils de John se concentre sur ce que le romancier n'a pas connu, le lien père-fils, les conflits qui en découlent, et la densité d'un réseau familial. Dans ce

«Isla est une chouette fille. Et j'ai lavé assez de chaussettes à toi pour savoir que t'es en manque de compagnie.»

huis clos insulaire, tout le monde est apparenté, frère de l'épicière ou cousine du pasteur. Lequel pasteur, d'une subtile cruauté, n'a pas à surveiller ses ouailles. Elles s'en chargent. Les voisins «se contrôlaient mutuellement par la honte, les affronts et les jugements mesquins bien mieux qu'il n'aurait jamais pu le faire par ses sermons». John père, qui est diacre, est moins détendu. Sur un petit carnet, où il a inscrit le nom de chaque fidèle, toute absence à l'office est notée.


Sur une île de l'archipel des Hébrides. PHOTO XAVIER DESMIER. GAMMA RAPHO

John père, John Macleod, pense que le travail et la prière sont les seuls véritables recours contre les vicissitudes. John aime Dieu mais il aime aussi son voisin, Innes, ce que Dieu réprouve. John travaille et prie beaucoup.

Equeutage. Sans en faire trop, mais en transmettant la densité de l'existence avec prodigalité, qu'il s'agisse de moments anodins ou de gestes techniques, d'égarement ou d'habileté, de sexe ou de nourriture, Douglas Stuart s'installe chez Macleod, tisserand et éleveur. Qui n'a pas entendu parler du Harris tweed? Eh bien, c'est un atelier comme celui de John père qui le produit. Quand il n'est pas dans son atelier, il s'occupe de la ferme et du troupeau (agnelage, marquage, équeutage, castration). Sa belle-mère, Ella, vaque dans la maison en conversant avec les brebis.

Cal, quant à lui, est dans une impasse. Son diplôme n'a procuré au-

John père, 46 ans à présent, a emménagé dans la métairie de ses beaux-parents lorsqu'il s'est marié. Le mari d'Ella est mort, Ella est restée. Puis la femme de John est partie, laissant derrière elle leur petit garçon, John Calum Macleod, dit Cal. Cal, fils de John, est parti lui aussi, premier de la famille à faire des études. Le livre commence au mois d'août avec son retour. Il a 22 ans. Pendant quatre ans, il a suivi les cours de l'école des métiers du textile, où il a très bien réussi. Douglas Stuart a suivi le même cursus puis il est parti à Londres, aux Beaux-Arts. Le dessin est son premier métier, à 24 ans il travaillait dans la mode à New York. Il a été styliste pendant vingt ans.

cun travail, sans parler d'un toit. Il a son prêt étudiant à rembourser, et aucune envie de rentrer, mais son père l'a exigé. Sa grand-mère est malade, elle a les pieds couleur «violet foie de veau» (l'amour des couleurs se transmet de père en fils). Cal a mis vingt heures pour venir d'Edimbourg. Il va mettre plusieurs jours avant de rendre visite à ceux dont il a été proche: les Macdonald, un garçon et cinq filles. Il a découvert l'homosexualité avec le garçon – mais celui-ci le fuit –, l'amitié avec l'ainée des filles. Il attendra sept semaines avant d'aller rendre visite à sa mère, figure mystérieuse de la première partie du livre.

«Chez Gucci». Côté relations, Cal a peu de ressources. Il répond à une petite annonce gay, mais ça ne marche pas. Il invente des conquêtes, des «terriennes», pour tromper son monde. La communauté voudrait le voir marié à Isla Macdonald, sa grand-mère la première. «Isla est une chouette fille. Et j'ai lavé assez de chaussettes à toi pour savoir que t'es en manque de compagnie.» Grand-mère et petit-fils ont toujours été complices. Elle devrait éviter de lui conseiller le porte-à-porte. Comment pourrait-il aller vendre des biscuits en frappant chez les gens? «Quelques mois plus tôt seulement, il assistait à une conférence sur l'ascension de Tom Ford chez Gucci.»

Avec John son père, ça commence mal. Le jean trouvé, les cheveux longs ne passent pas. Une pluie de coups sanctionne un scandale à l'office. Peu à peu, Cal se mettant à tisser et à s'occuper des agneaux, la honte s'émousse, une certaine paix s'amorce. Si John a mal vécu que sa belle-mère et son fils se liguent contre lui, cette alliance est vouée à se dénouer légèrement. Les deux hommes se parlent en gaélique, que la vieille dame est censée ne pas comprendre.

Cal ignore les tourments de son père. Pourquoi sommes-nous au courant de la liaison avec le voisin? Parce que Douglas Stuart, sans utiliser le monologue intérieur, ne se tient pas seulement au côté de Cal. Le point de vue du jeune homme prime, relayé toutefois par celui de John père (ou même de la grandmère). Nous le voyons oser une caresse, et suivre son amant chez lui, au premier étage. Au cas, improbable, où quelqu'un les verrait ensemble, ils pourraient dire que telle fuite d'eau, telle fissure, nécessitait l'aide de John. Innes voudrait davantage, un week-end à Edimbourg, un verre dans un pub. Pour John, c'est impossible, ce serait pécher. Innes n'a pas fini de souffrir car le fils s'en mêle, en toute innocence. Cal aime bien l'ami de son père, depuis toujours. «Il se demanda s'il était possible que ce vieux garçon soit gay. Et à supposer qu'il ne le soit pas, s'il était capable de le séduire malgré tout.»

DOUGLAS STUART JOHN, FILS DE JOHN Traduit de l'anglais (Ecosse) par Charles Bonnot. Globe, 442 pp., 24 € (ebook: 16,99 €).

SORJ CHALANDON LE LIVRE DE KELLS Le Livre de poche, 416 pp., 9,40 €.

«Alors que j'étais assis sur un quai de la Saône, devant la rivière grise, ma dernière volonté lyonnaise fut de parcourir le monde. J'ai écrit Katmandou sur le papier. Je n'avais pas lu le livre de René Barjavel, mais j'avais aimé le film d'André Cayatte.»

LUCIE MALBOS LES VIKINGS PUF, «Biographies», 208 pp., 16 €.

«Le Viking fait partie de ces figures historiques qui, avec le Templier ou Jeanne d'Arc, sont largement détournées dans l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idéologiques contemporains. Les récupérations par les milieux identitaires suprémacistes et racistes sont légion au cours des XX $^{e}$ et XXI $^{e}$ siècles.»

ROMANS

AMANDINE AGIĆ D'UN PAYS QUI N'EXISTE PLUS L'Olivier, 160 pp., 18,50 €.

Début des années 1990, c'est la guerre en Yougoslavie. Agée de 5 ans au moment du conflit, la narratrice se souvient de ses vacances dans la campagne yougoslave, chez sa famille paternelle. De ces instants suspendus, elle garde le goût du lait de vache frais, l'odeur du café dans la cuisine et la préparation du maïs au coin du feu. A l'abri en France, elle vit l'expérience de la guerre à distance, voit le souvenir de ses proches s'effacer, l'accent de son oncle se brouiller dans sa mémoire d'enfant. Adulte, elle prend conscience que la guerre a infusé toute sa jeunesse. Comme ses cousins restés sur place, elle vit dans sa chair le génocide de Srebrenica, porte en elle les stigmates des combats à Sarajevo, apprend à retrouver le fil d'une mémoire familiale morcelée. Avec D'un pays qui n'existe plus, Amandine Agić signe un premier roman sur l'héritage de la guerre, le poids du silence et ce qui demeure malgré le deuil d'un passé révolu. E.R.

réalisme magique plus que d'horreur, Hilda Bustamante, 79 ans, ensevelie depuis un an, revient sur terre. Loin du méchant zombie, elle commence par un sacré coup d'éclat. Hilda a toujours rêvé de sonner les cloches, et toujours été empêchée par le père Roberto (dont elle découvre au passage dans la sacristie qu'il fricote avec la jeune Nora). Là voilà dans le clocher qui se met à tirer sur la corde avec l'énergie d'une renaissance, près de quarante fois, explosant toutes les vitres à la ronde. Hilda Bustamante revient a la saveur d'un conte fantastique. Cette résurrection ne nourrit pas un esprit de vengeance, au contraire. Hilda retrouve son mari aimé Alvaro, égaré depuis sa disparition, Amalia, une petite fille qu'ils gardent, eux qui n'ont pas eu d'enfants, et ses copines de l'église. Et même un secret étonnant. Ce premier roman de l'Argentine Salomé Esper, qui a publié auparavant deux recueils de poèmes non traduits, se lit tambour battant, derrière Hilda, personnalité volontaire, directe et attendrissante. F.Rl

nesques. La maisonnette d'Edward Hopper et sa femme Jo, à Cape Cod, le peintre «ne l'a jamais décrite directement, mais il en a dépeint beaucoup d'autres qui sont assez semblables» et finissent par abriter un couple qui ne se parle et ne s'entend plus. Voici Feydeau dans sa maison de fous, Beckett dans sa maison de retraite après avoir fait construire un pavillon tout ce qu'il y a de plus rudimentaire, à Ussy-sur-Marne, bientôt entouré d'un mur et de barbelés. Malaparte fait construire aussi, à Capri, mais dans un style moins dépouillé. Tout le monde a accès à la terrasse de la villa légendaire grâce à Jean-Luc Godard et au Mépris. A l'intérieur c'est tout blanc, avec «un salon de quinze mètres sur huit, salle à manger sans chaises (on y dîne sur le pouce)». Quant à Jean-Pierre Raynaud, il fait de la Maison une œuvre d'art, bâtie, ensuite entièrement carrelée, murée, puis cassée, remodelée, et enfin détruite. Naguère visitée, la Maison à l'état de débris est exposée au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de Bordeaux en 1993. La fantaisie de l'auteur s'invite également chez Jean-Paul Kauffmann, Céline, Satie, Benoîte Groult, Buster Keaton et deux ju- meaux suisses. Cl.D.

RÉCITS

SALOMÉ ESPER HILDA BUSTAMANTE REVIENT Traduit de l'espagnol (Argentine) par Hélène Serrano, Aux Forges de Vulcain, 192 pp., 21 €.

ISABELLE CORNAZ BAHIA

Hilda se réveille la bouche pleine de vers, dégoûtante sensation, et les crache. Tâtant les parois très fines autour d'elle, elle en déduit qu'elle se trouve dans un cercueil, morte et pourtant bien vivante. Trois heures après avoir bataillé pour en sortir, elle émerge sous un soleil aveuglant. Dès les premières pages de ce livre empreint de

PATRICK ROEGIERS GUIDE ANACHRONIQUE DE LA MAISON Arléa, 100 pp., 17 €.

Demeure de l'enfance, décor du roman familial, les maisons squattent une bonne partie de la rentrée littéraire. Celles que visite Patrick Rogiers, pour n'être pas fictives, n'en sont pas moins roma-

La Baconnière, 120pp. 18€.

A Palamós, dans la grande rue, il y avait, jusqu'à il y a peu, la fameuse pâtisserie Can Collboni, où Truman Capote venait déguster des desserts. C'est dans cette ville de la Costa Brava que l'écrivain américain a écrit De sangfroid. La mère de l'autrice a quitté Palamos pour la Suisse à 39 ans, et «a construit la suite de son existence en dehors de son village du littoral catalan». Ils y retournaient tous les ans, été comme hiver. Bahia dresse un portrait sensible par touches poétiques de ce lieu balnéaire, avec des souvenirs, des photographies, des dépliants. La famille avait ouvert un hôtel dans les années 50 sous Franco. «Certaines nuits ma mère rêve encore de l'énergie qu'elle mettait dans les lessives pour l'hôtel. Fourmilière de draps, de chaleur et de vent, d'épuisement sur le toit-terrasse. Il est question de la langue, «pour moi une manière de marcher», de la guerre civile espagnole et des victimes de la dictature dont on cherche encore les tombes, du grand-père qui s'est caché onze mois des franquistes, de la vieille tante «à l'esprit aussi vif et lumineux qu'avant». Bahia mêle le passé et les effluves du présent. «En catalan, on dit l'aube se casse pour dire le jour se lève.» F.RI

LETTRES

CATHERINE DE RUSSIE LES FEMMES SONT PLUS LIBRES QUE LES HOMMES Préface de Linda Gil, Rivages «Petite Bibliothèque», 320 pp., 9 €.

La correspondance de Catherine de Russie (1729-1796), a d'abord été familiale – à son frère, à son ancienne gouvernante Elisabeth Cardel –, sentimentale – avec Stanislas Poniatowski ou Léon Nariskin – et enfin politique. Cette sélection réalisée par Linda Gil montre la liberté et l'audace de la jeune fille jusqu'à l'impératrice cultivée et rouée, «figure fascinante et paradoxale». Elle permet «une plongée dans l'exercice du pouvoir, de l'autorité et de la diplomatie», selon la préfacière. A Henning Adolf Gyllenborg (9 novembre 1743): «Pour ce qui s'agit du but que je me suis proposé, je vous dirai franchement, Monsieur, que je n'en ai d'autres que de me former l'esprit et le jugement. Cela ne pouvant se faire sans réflexions, on a aidé à me faire juger que la philosophie pourrait y mener.» A Voltaire (22 août 1765): «En bonne foi, Monsieur, je fais plus de cas de vos écrits que de toutes les prouesses d'Alexandre, et vos lettres me font plus de plaisir que les courtoisies de ce prince ne m'en donneraient.» 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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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RES/

Rendez-vous. Célia Houdart parle de Notre-Dame-des-Anges (P.O.L) à L'Intime Festival à Namur ce samedi à 14 heures et Thomas Gunztig de Spectres (Diable Vauvert) à 14 h 30 (intime-festival.be). Tiffany Tavernier (Congés payés, Wespieser) est dimanche à la 30 $^{e}$ Forêt des livres à Chanceaux-près-Loches (19, allée Valérie-Schneider, 37600). Jean-Pierre Montal signe la Peau neuve (Séguier) mardi à 19 heures chez Delamain (155, rue Saint-Honoré, 75001).

Péter Nádas, dernière page Mort de l'écrivain hongrois à 83 ans

Par CLAIRE DEVARRIEUX

e romancier hongrois Péter Nádas est mort le 26 août à Gombosszeg, à l'ouest du pays, non loin de la frontière autrichienne, où il vivait depuis 1985. Il avait 83 ans. Il n'aura pas eu le prix Nobel de littérature. Son compatriote László Krasznahorkai l'a obtenu en 2025, lui enlevant toute possibilité de remporter un prix dont il aurait pu, tout aussi légitimement, bénéficier.

La première chose qui vient à l'esprit, en apprenant la disparition de ce contemporain capital, c'est la dernière phrase de son dernier livre: «J'en suis désolé.» Ainsi se termine Ce qui luit dans les ténèbres, sous-titré «Souvenirs de la vie d'un narrateur» (traduit par Sophie Aude aux éditions Noir sur blanc). Une autobiographie de près de 1200 pages grand format, c'est énorme, mais ce n'était pas surprenant de la part d'un homme dont la bibliographie compte plusieurs monuments: le Livre des mémoires, paru en 1986, traduit par Georges Kassai en 1998 grâce à l'éditeur Ivan Nabokov (chez Plon), et Histoires parallèles, dix-huit ans d'écriture, parution en 2005, traduction en 2012 par Marc Martin et Sophie Aude.

Révolution de 1956. De quoi Péter Nádas est-il désolé au terme de son ultime introspection? Il vient de revenir, une dernière fois, sur la révolution de 1956 écrasée dans le sang tandis que l'Occident regardait ailleurs, après que le communisme a spolié le peu qui restait de «la bourgeoisie hongroise» assassinée par les Croix-fléchées et les fascistes. «Je le dis sans tristesse et sans pathos, ma vie s'est déroulée sous le signe de cette double hémorragie. Depuis, je ne hais pas seulement toute forme de despotisme, je demeure également incapable de détourner les yeux face aux faiblesses, aux pirouettes faciles et aux préventions suicidaires de la république et de la démocratie. J'en suis désolé.»

Péter Nádas est né en octobre 1942 dans une famille juive. Côté paternel, ce sont des érudits, des notables qui ont compté dans l'histoire de la

Hongrie. Le père est le benjamin d'une fratrie nombreuse. C'est un technicien, spécialiste des transmissions. Côté maternel, la grandmère est porteuse d'un savoir populaire ancestral; le grand-père est joaillier. La mère de Péter Nádas, qui meurt d'un cancer en 1953, est après la guerre très active dans le domaine social. Son mari et elle sont appelés à de hautes fonctions, puis ils sont rétrogradés par le régime communiste. Jamais Péter Nádas, qui s'astreint à restituer toute la vérité des époques traversées, ne connaîtra les raisons de la disgrâce. Son père se suicide en 1958. Il s'apprêtait à tuer auparavant ses deux fils, puis y a renoncé.

On peut dire que Péter Nádas devient écrivain dès son enfance, en registrant drames, bonheurs, énigmes en attendant de savoir quoi en faire. Sa propre mémoire et la mémoire de son temps, de son pays, de cette partie de l'Europe dans l'orbite soviétique : son terrain d'exploration est inépuisable. Dans Ce qui luit dans les ténèbres, il fait remonter ses premiers souvenirs au siège de Budapest, aux explosions, aux cadavres dans les rues. Ses parents, ses oncles et tantes, font partie de la résistance, mettent en circulation les faux papiers qu'ils fabriquent dans une cave. Ce sont des gens de bonne volonté, persuadés que le communisme après la guerre apportera une vie meilleure, avant d'être cruellement démentis.

«Leur altruisme n'avait eu aucun sens», écrit Péter Nádas. Attaché à analyser son héritage familial, il conclut, avec sa sévérité coutumière: «Pendant longtemps, très longtemps, je n'ai pas compris que les idées d'égalité et de patriotisme constituaient le legs intellectuel intangible de mon arrière-grand-père dans la famille et dans ma propre conscience. Il n'y avait cependant rien à en tirer dans aucun des deux régimes totalitaires qui se succédèrent. C'était un savoir mort.»

Au fond, dévoiler la réalité aura été la tâche que Péter Nádas s'est assignée. Cela ne fait pas de lui un écrivain réaliste tel qu'on l'entend habi-


Péter Nádas, à Paris en 2012. PHOTO OLIVIER ROLLER DIVERGENCE

tuellement. La simplicité narrative n'est pas son fort. Il est exigeant, intimidant, entrelace les voix, fouaille chaque scène. Le Livre des mémoires tresse trois récits, la Hongrie des années 50 avec la mort de Staline en point d'orgue, Berlin, la RDA dans les années 70, et l'Europe décidente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Les phrases sont longues comme une pensée qui s'écoule sans savoir s'interrompre. Le corps, l'érotisme, représentent le dernier abri de la liberté. On y reconnaît un adolescent qui ressemble à l'auteur. Péter Nádas est d'abord photographe, et journaliste. Avant qu'il s'installe à la campagne, et se marie avec une femme plus âgée que lui, avant qu'il devienne un des romanciers hongrois les plus importants, la dépression se sera saisie de lui. Il en reste une trace dans son œuvre.

Perspective collective. Histoires parallèles, qui tente de supprimer le point de vue individuel, de le dissoudre dans une perspective collective, brasse aussi les époques et les villes, les camps de concentration, Berlin, Budapest, années 40, 60 et 90. Les descriptions sont épuisantes: le lecteur affronte un coît de cent quarante pages, des détails architecturaux comme autant de reflets de la construction du livre. Il y a un meurtre mais nous ne sommes pas dans un roman policier. Péter Nádas disait que notre passion pour les crimes de papier nous aidait à ne pas chercher à élucider les crimes de masse.

Il laisse d'autres textes plus courts, comme Almanach (Phébus, 2019), la Mort seul à seul, récit d'un infarctus (l'Esprit des Péninsules, repris par Noir sur blanc en 2023). On trouve aux éditions le Bruit du temps son premier livre, la Fin d'un roman de famille et Mélancolie (sur un tableau de Caspar David Friedrich). Péter Nádas était aussi dramaturge et essayiste. Il reste beaucoup de textes de lui à traduire.

COMMENT ÇA S'ÉCRIT

Natalie Adler, fantômes à tout faire

Par MATHIEU LINDON

ans En attendant Marky Moon (Markee Moon est en 1977 le titre du premier album du groupe Television et un étendard du punk rock new-yorkais), il est question des années 1970-1980 à New York et du sida, des gays et des lesbiennes, des fantômes, de poésie et d'immobilier, le tout avec une combativité joyeuse englobant rire et souffrance. Mark est mort dès la première ligne et, à la troisième page, Renata, la narratrice lesbienne, son amie et colocataire (et amante aussi), se met en tête de transmettre l'information à la mère du jeune gay qui l'avait abandonné. «Ses parents étaient dans l'annuaire. "Mark est mort." Et histoire de lui rafraîchir la mémoire, j'ai ajouté: "Votre fils."» Mark qui s'adressait ainsi à Rimbaud après la lecture de «Voyelles»: «Bien sûr, Artie, le "I" est la couleur rouge, je te crois.» Conversation entre lesbiennes: «Phyllis, oui, j'ai couché avec elle. Tu sais qu'elle est gynécologue ? Je m'attendais à mieux de sa part.» Il y a aussi le type qui doit prétendument vous délivrer des fantômes et qui a «le genre de prétendue neutralité qui ne sert jamais la bonne cause (cf. la Suisse ou le New York Times)». Et ces fantômes, donc, que voit la narratrice, ou qu'elle ne voit pas puisque l'incipit du roman est: «Lorsque Mark est mort, j'ai cru que je le verrais plus souvent.» Mais on ne force pas la main des fantômes.

En attendant Marky Moon est le premier roman de Natalie Adler, «éditrice au sein du magazine féministe Lux», écrit l'éditeur qui ne précise pas son âge, lequel ne semble guère élevé à en juger par les photos. Les fantômes sont une compagnie familière pour la narratrice. Sa réaction la première fois qu'elle en a vu un? «Je crois que je lui ai sorti un truc débile comme: “désolée que vous soyez mort”, mais il a continué à tirer la tronche.» L'apparition de celui d'un ami ne la met pas plus à l'aise. «Deux mois après sa mort, il était en piteux état, ce qui m'avait perturbée.» Face à cette catégorie de la population, les gens ont des réactions diverses. «J'ai déjà couché avec un fantôme, a lancé Tanya. J'ai joui deux fois.» Mark («Marky Moon» était

«Je crois que je lui ai sorti un truc débile comme: “désolée que vous soyez mort”, mais il a continué à tirer la tronche.»

ROBERT VAN DER HILST. GAMMA

son nom de drag-queen) avait dit: «A tous ces morts que tu connais, tu leur as déjà demandé comment ils savent qu'ils sont morts?» Et moins gaiement, quand il est malade, que devenir fantôme lui-même devient on ne peut plus plausible: «Et si mon état ne fait qu'empirer? [...] Et si je vais de plus en plus mal et que je ne meurs jamais ? Et si je suis mort et que je continue à tomber en miettes ? Parce que, bon, je sais que mon corps va se décomposer, mais... et si je ressens tout le moment venu?» «Si la mort n'est pas la fin, comment être sûr qu'on arrête de souffrir un jour?» demande-t-il aussi.

Savoir se débarrasser de ses émotions est un thème du roman. La société «Manhattan Remédiation» - des escrocs, des salauds? - prétend «contenir puis enlever la matière psychique résiduelle», à savoir ces fantômes hantant des appartements dont les occupants précédents viennent de mourir. Doit-on vraiment croire que «la négligence des propriétaires avait en réalité une origine surnaturelle»? Il faut que l'entreprise explique à la narratrice pour que les choses lui deviennent claires, un moment. «Je n'avais pas compris que je voulais faire disparaître une émotion et non une personne. Une émotion, on ne peut pas s'en débarrasser comme ça, qu'elle vienne de soi ou de quelqu'un d'autre.» Mais cette sécurité psychique est compliquée à obtenir. «C'était comme regarder ce qui n'était pas là», dit la narratrice évoquant l'apparition de «silhouettes» à son adolescence. Et maintenant: «Dans la rue, lorsque je croisais une femme de mon âge avec ses enfants, j'avais envie de lui demander: Excusez-moi, est-ce que tous les gens que vous connaissez sont aussi en train de mourir?» Les fantômes: comme s'il n'y avait pas assez de place dans la mort pour que tous les êtres aimés y restent cantonnés.

«J'étais jalouse de toute personne dont la mère était en vie et n'avait pas renié activement sa progéniture.» Cette mère dont il a fallu faire son deuil: «vous souffrez, vous souffrez, et un jour quelqu'un vous demande ce que vous voulez pour le dîner et vous devez payer votre loyer», elle ne correspondait pas à la mère idéale et pouvait la «laisser seule avec le quartier pour baby-sitter». Mais cette mère lui a dit: «Tu crois que tu n'as pas de droits parce que tu es une enfant ? Tu as des droits parce que tu es vivante. Ne l'oublie jamais.» Et la narratrice n'a pas oublié.

NATALIE ADLER EN ATTENDANT MARKY MOON Traduit de l'anglais (Etats-Unis) par Caroline Bouet. Phébus, 332 pp., 23,50 € (ebook: 16,99 €).

POURQUOI ÇA MARCHE

Une enquête Sioux contrôle Nouveau thriller de Caryl Férey

Par ALEXANDRA SCHWARTZBROD

A peine publié, le 13 août, le dernier polar de Caryl Férey, Lakota, se hissait dans les meilleures ventes derrière des poids lourds comme Amélie Nothomb et Philippe Jaenada. Tiré à 40 000 exemplaires, il s'en est vendu 2 000 exemplaires les trois premiers jours. Il faut dire que Gallimard a mis le paquet sur la couverture, impossible de la louper sur un présentoir. Le nom de Férey est écrit en lettres argentées énormes sur un fond de montagnes rocheuses à la nuit tombée, un coyote au loin et une tête d'Indien en filigrane. «Un thriller vibrant au cœur des réserves sioux», annonce l'éditeur, il y a de quoi vous titiller.

① Pourquoi Lakota?

Caryl Férey s'est fait une spécialité des titres courts qui claquent: Zulu (2008), Mapuche (2012), Paz (2019), Lëd (2021) Okavango (2023), Grindadrap (2025). Il s'agit bien souvent du nom d'un peuple autochtone, d'un fleuve ou d'une tradition. Ils s'impriment facilement sur la rétine. Lakota est le nom d'une des premières tribus amérindiennes originelles d'Amérique du Nord appartenant au groupe des Sioux. C'est à la rencontre de certains de ses membres que l'écrivain s'est rendu au printemps 2025, entraîné par le journaliste François Busnel qui connaît bien l'Amérique. Il en est revenu tourneboulé par les séances de chamanisme et les rencontres organisées, touché par la force et la fragilité de ces tribus dans une Amérique trumpiste dominée par des suprémacistes.

② La découverte de l'autre fait-elle encore rêver ?

C'est la bonne nouvelle. Chez Caryl Férey, c'est une marque de fabrique. Il choisit un pays, une histoire, une tragédie; il s'immerge dans la culture locale, fait le tour des bars, boit des coups avec des femmes et des hommes de tous âges et de tous milieux, s'imprègne des odeurs, des paysages, des goûts et revient à sa table de travail chargé d'anecdotes, de peurs, de rêves. Il dénonce de plus en plus les opprimés, les peuples ou les animaux en cours d'extinction et permet aux lecteurs de comprendre, dans un style très simple, parfois un peu trop relâché, en tout cas sans fioritures ni effets de manche, les grandes injustices de la planète. Dans ce polar-là, rédigé très vite, la misère des Indiens. «Alcool, drogue, suicide, maladies hépatiques, diabète, accidents de la route, agression, viol, inceste [...]: les Indiens battent tous les records, un peuple en dépression longue dans un océan de ressentiments.»

3 Quelle est la force de Férey ? Ses personnages. Il arrive chaque fois à créer des individus qui marquent. On se souvient encore de John Latham, le propriétaire sud-africain dans Okavango. Cette fois, l'héroïne est une Lakota du nom de Winona, coupée de ses origines, pleine de colère rentrée, intransigeante et pure qui, avec son frère Duane, décide de partir enquêter sur la mort de son père, un Indien alcoolique dont elle ne sait pas grand-chose. «Elle se sent coupée en deux, mi-rouge, mi-blanche, deux mondes antagonistes où flotte sa solitude.» Sa quête va les mener jusque dans les réserves Lakota et même au-delà, où elle va affronter des cow-boys blancs suprémacistes qui enlèvent de jeunes Indiennes. Pour les combattre, elle va s'allier à un vieux cheyenne taiseux, un dog-soldier, qui se fond dans une nature encore sauvage. Pour combien de temps?

CARYL FÉREY LAKOTA, Gallimard «Série noire», 424 pp. 21 € (ebook: 1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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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TOUJOURS

Par ANTOINE HINGE

N°106:: Le fil arc-en-ciel de l'été (7/7)

■ HORIZONTALEMENT 1. Distributeur de liquide 5. Laissa dans un sacré état 11. Qui ouvre l'appétit 14. D'où vient Vénus (à l'envers) 15. Sur lequel on peut compter 17. James ou Palm d'Aelders 18. Premier sur le scoop 19. Casse: y'a un os, ça se voit... 21. - 22. Récidive de copinage 23. Asso qui pose la question : «Que choisir ?» 25. Conclût l'affaire 26. Eparpillées façon puzzle 32. Ne voulus pas re-

connaître 34. Langue balte 35. L/II - IV 36. Rock of _ (Def Leppard) 37. Toile de mauvaise qualité 39. Pour gagner, trouvez les justes! 40. Bis bis 41. Boule de cheveux 42. Ras les pâquerettes 44. Machinerons 47. Petit de la Grande Ourse 48. Œuvre de Nabokov sous-titrée l'Ardeur 49. Qui arrive en fin de saison 51. Travail qu'on envoie en DM 54. - 57. Scoute ado 60. L'état, c'est lui 61. Fondu de Savoie 62. Filets — ici, dans le journal 63. Mascotte du manga Bleach 64. Changeasse de voix 65. J'entends comme un sifflement...

■ VERTICALEMENT 1. Facteur, en bref 2. Poids plume 3. Complémentera en A, B, C... 4. Devenais moins gras (m') 5. Nom savant de l'orpin 6. Ici, n'ayez pas peur d'écrire une bêtise 7. Chanteur Repenti 8. Avant Mardi, chez Melville 9. Trois fois rien 10. Traitement contre le VIH 11. Ria de Bretagne 12. Tomba des nues 13. Un de la Trinité 16. Sortes de palmiers 20. Yoyo, cordyalement parlant 23. Avant violet, qui interfère avec 19-Horizontal 24. Ennemi outre-Atlantique 25. Bédéaste de Corto Maltese 27. Gaz noble - dans lequel retrouver le néon en état d'agitation 28. Maintenant, c'est

Stellantis 29. Ils s'opposent aux mauvais esprits 30. Plus que chauds 31. Légalement là 33. Avant rouge, qui interfère avec 51-Horizontal 38. Au cœur du tarot 39. Situations: c'est compliqué 41. Petit pion 43. Petite amie de Willow, dans Buffy 45. Bonbon palindromique d'Haribo 46. Moments hors du temps 50. Vraiment agréable 51. Pioche 52. ... pioche, pioche, pioche... 53. Waouh, ça claque! 54. Induisit un courant 55. M. et Mme Yé-Aravir ont un fils? 56. Cher loch - élémentaire! 58. Bien avant Claude, elle a conçu Watson 59. Petit point.

CARNET D'ÉCHECS

Par PIERRE GRAVAGNA

Sophie Milliet-Pauline Guichard (finale des championnats de France, le 16 août) : trait aux blancs (les blancs viennent de jouer le coup faux 22...Cxc3)

Le titre de championne de France d'échecs remporté par Sophie Milliet illustre la suprématie de la Grand Maître internationale. Déjà sacrée à six reprises au niveau national (en 2003, 2008, 2009, 2011, 2016 et 2017), la joueuse de Castelnau-le-Lez (Hérault) s'est imposée grâce à un style dynamique, une préparation théorique solide et un sang-froid redoutable dans les finales indécises. Chaque édition du championnat national féminin réunit l'élite tricolore dans un format de compétition exigeant, où la moindre imprécision tactique se paye cash. Dans ces tournois à haute tension, Sophie Milliet a su faire la différence par sa maîtrise stratégique et sa grande expérience des rendez-vous internationaux sous le maillot de l'équipe de France. Ses succès ont permis d'inspi-

rer toute une génération de jeunes joueuses. Confirmant son statut d'ambassadrice incontournable de la discipline dans l'Hexagone. Solution de la semaine dernière: 87. Tg1


Devant le restaurant Trisapori, à Mantes-la-Jolie (Yvelines), le 20 août.
A peine un pied dans la foule que nous sommes frappés par l'éclectisme des

clients. Mi-août, dans le centre-ville de Mantes-la-Jolie (Yvelines), l'asphalte est brûlant. Un employé du restaurant fait rentrer les impatients dix par dix. Devant le bouiboui Trisapori, tous sont venus pour le même produit star: le panuozzo. Ce casse-dalle, relativement méconnu en France, traditionnel de la cuisine de Campanie (région de Naples), est une sorte de pain-pizza qu'on éventre et garnit de légumes (salade, tomates confites ou séchées, oignons caramélisés), de fromage (parmesan, mozzarella, provola...) et de charcuterie (jambon, cecina, bresaola...). En quelques années, l'adresse mantaise est devenue une destination pour les amateurs de street food premium. Plébiscitée par une centaine d'influenceurs, elle voit désormais les files s'allonger. Le temps d'attente est estimé entre quarantecinq et quatre-vingt-dix minutes.

Plaisir régressif

Dans l'échoppe, les produits sont assemblés à la commande, la viande est tranchée devant nos yeux. Vous hésitez entre la pancetta et un black angus maturé? Voilà qu'une main gantée vous fait goûter. A peine sorti du four, le pain est encore chaud et légèrement croustillant. En bouche, le contraste fait une partie du kif: le croquant du pain, le fondant du fromage, le gras délicat de la charcuterie et la fraîcheur des légumes. Le casse-dalle tient autant du repas que du plaisir régressif. Il déborde parfois de sa garniture et se mange à deux mains. Mais derrière cette impression de démesure, c'est la primeur des aliments qui frappe.

«C'est quoi ta compo?» Dans la file, un jeune homme tressé, maillot de football américain sur l'épaule, commande pour ses amis. Il vient du Mée (Seine-et-Marne). «Je me tape plus d'une heure de route, parce que c'est la folie en fait. C'est pas comme les burgers, les kebabs ou Tasty Crousty. Manger un panuozzo, c'est la classe italienne. J'ai ma glacière, pour garder les sandwiches au frais.» Plus loin, en jean slim gris et top noir en dentelle, Clara, 19 ans, venue de Paris, attend son amie Célia. Habituées des lieux, elles prennent leur sandwich et se partagent un bowl de salade et charcuterie. «Après, on se pose au parc. Venir ici nous a fait découvrir Mantes-la-Jolie. On se fait des journées autour de ça», raconte-t-elle.

Derrière cette «folie», il y a une histoire d'amour. Sabre Benabdalla,

Casse-dalle Avec le panuozzo, l'Italie à portée de pain

Des Yvelines aux Champs-Elysées, ce sandwich napolitain connaît une ascension fulgurante. Popularisé dans sa version halal par des entrepreneurs français, il attire influenceurs et clients venus de loin. Au point de faire naître un nouveau marché et de grandes convoitises.

Par BALLA FOFANA Photos MAUD DELAFLOTTE

44 ans, est né et a grandi au Maroc. Arrivé en France en 1999 après un bac en sciences agronomiques, il étudie la meunerie et les industries céréalières avant de se former à la boulangerie. Après plusieurs années de galère, il reprend ses études à la Sorbonne et obtient un master en finance d'entreprise. Il travaille ensuite dans la banque, puis devient directeur commercial dans une société de leasing.

Covid-19. Changement de plan. Avec son épouse, Céline Bartolomeo, 42 ans, cheffe de projet marketing dans la téléphonie et fille de parents italiens, il décide de se lancer dans la restauration. L'idée vient d'une frustration personnelle: Céline, convertie à l'islam, veut continuer à manger de la bonne charcuterie, mais halal. Le couple sillonne l'Ile-de-France sans trouver les produits qu'il recherche. Direzione Italia.

Fait minute

Cette quête intervient dans un contexte particulier. Depuis les années 2010, plusieurs industriels italiens ont investi le marché de la charcuterie halal haut de gamme, notamment pour répondre à la demande des marchés du Moyen-Orient. Dans le Trentin (nord de l'Italie), Bomè produit ainsi une gamme halal de pastrami, jambon de veau, pancetta fumée de bœuf, wagyu ou encore viande séchée. L'entreprise, certifiée «Halal Italia» depuis 2014, dispose notamment d'autorisations d'export vers les Emirats arabes unis, le Qatar et l'Arabie Saoudite. La fédération industrielle du Trentin situe son chiffre d'affaires dans une fourchette de 20 à 50 millions d'euros. Autre maison du Trentin, Casa Largher s'est spécialisée dans les charcuteries italiennes à base de bœuf et de veau, avec des références comme le pastrami, le salami de bœuf, le speck de bœuf ou la mortadelle de veau.

Pour les restaurateurs français, cette offre a changé la donne: la charcuterie halal ne se limite plus au poulet ou à la dinde. Elle permet de retrouver la diversité, les textures et les techniques de maturation associées à la charcuterie italienne traditionnelle. Grâce à la famille de Céline Bartolomeo, le couple trouve ses premiers contacts. Les partenaires aménagent un petit laboratoire dans leur sous-sol et commencent à bosser la charcuterie. Les essais sont coûteux. Le couple commence comme traiteur, avec des box de charcut. Les commandes passent par les amis, la famille, etc. Ancien boulanger, Sabre passe des mois à tester les farines et les recettes.


Le panuozzo est une sorte de pain pizza garni.


Sabre Benabdalla, 44 ans, créateur de Trisapori.


Le restaurant mantais propose de la charcuterie halal.

FOOD/

Septembre 2022: ouverture du local. La passion de Céline pour la charcuterie et l'expertise de Sabre pour le pain les mènent au panguozzo, découvert lors de leurs voyages transalpins. Avril 2025, une vidéo virale du créateur culinaire Happy Cook transforme le succès en phénomène. Sabre Benabdalla voit les files devenir impressionnantes. Impossible pourtant de limiter les commandes : «Qu'est-ce que tu fais quand un client a fait deux heures de route et demande treize sandwiches?»

Pour lui, le succès tient d'abord à la fraîcheur. Pesto, crème, légumes: beaucoup de produits sont préparés sur place. Il refuse surtout de sacrifier le goût pour quelques centimes d'économie. «Je n'ai pas envie de calculer mes coûts de nourriture», explique-t-il. L'objectif reste simple: faire plaisir moyennant 13 euros le panuozzo. Et la clientèle reflète cette philosophie. «De mamie Ginette à Aïcha, Mohamed, Jacob ou sœur Marie-Thérèse», énumère-t-il. Tous se retrouvent autour du même sandwich. Trisapori reçoit déjà des demandes de franchise venues d'Europe, du Maghreb, d'Afrique, des Etats-Unis, d'Amérique du Sud et d'Australie. Mais le traiteur refuse de courir après la croissance à n'importe quel prix.

Le succès ne pouvait rester longtemps cantonné à Mantes-la-Jolie. Bagnolet, Bobigny ou Noisy-le-Sec en Seine-Saint-Denis, Clichy (Hauts-de-Seine), Vélizy (Yvelines), Saint-Ouen-l'Aumône (Val-d'Oise)... Jusqu'à Paris, les panuozzi essai- ment. Dans la capitale, le panuozzo (17,50 euros) existait (dans sa version traditionnelle) déjà de façon confi- dentielle, notamment chez Amore Mio, restaurant sicilien ouvert depuis 2008 dans le X $^{e}$ arrondisse- ment, qui possède plusieurs adres- ses, dont les échoppes spécialisés Panozzi, notamment dans le Marais et à Vincennes (Val-de-Marne).

Parmi ceux qui ont flairé le filon, Rachid Moutaouafiq, 51 ans, restaurateur depuis une vingtaine d'années, a ouvert Atelier Napoli à quelques minutes à pied des Champs-Elysées. Son parcours lui donne une connaissance particulière de la restauration halal. Il a notamment fondé le Confidentiel, une table de cuisine française semi-gastronomique dans le VIII $^{e}$ arrondissement, avant de travailler dans l'italien, le burger et le sushi. Pour lui, le panuozzo présente aujourd'hui des similitudes avec le phénomène du sushi lorsqu'il a commencé à se populariser dans les années 90. «Il y a une révolution autour du produit», estime-t-il. Il imagine qu'une centaine d'adresses pourraient proposer du panuozzo en région parisienne d'ici la fin de l'année. Mais il pense déjà à l'étape suivante : la province, où le marché serait encore largement à prendre.

Son choix des Champs-Elysées n'est pas anodin. Le quartier lui apporte une clientèle touristique internationale et française qui n'aurait pas forcément franchi les portes d'une adresse en banlieue. Mais il refuse d'attribuer son succès au seul emplacement : «Si ce n'est pas bon, les gens ne le voient pas.» Car son obsession est le monoproduit. Une manière, selon lui, d'atteindre un niveau d'exécution impossible à obtenir lorsqu'une pizzeria se contente d'ajouter deux ou trois références à sa carte. Chez Atelier Napoli, le spectacle du fait minute fait partie du produit. Une cuisine ouverte qui, selon l'entrepreneur, est devenue une arme commerciale. Les clients filment le montage du sandwich, publient les vidéos et alimentent à leur tour le bouche-à-oreille.

Spianata et pancetta

Cette mise en scène a cependant un coût. Atelier Napoli emploie plusieurs personnes par service pour conserver cette fabrication artisanale. Face à l'affluence, le restaurateur a dû sacrifier l'espace consacré à son activité burger. Une seconde boutique accolée à la première doit permettre d'augmenter les capacités de production et de réduire l'attente. «Je veux arriver à dix à trente minutes maximum», explique-t-il. Une décision qui n'a rien d'anecdotique: dans un quartier où les employés disposent d'une heure de pause, attendre une heure pour déjeuner peut faire perdre un client.

Une nouvelle adresse doit également ouvrir à Madeleine, dans le VIIIe arrondissement, tandis qu'un premier projet de franchise est prévu à Montrouge (Hauts-de-Seine). D'autres sont envisagés à Cannes et Nice. Mais Rachid Moutaouafiq se montre prudent. Il dit avoir reçu une quinzaine ou une vingtaine de demandes de franchise et n'en avoir validé qu'une. Former un franchisé capable de reproduire le sandwich demande, selon lui, des mois.

Cette popularité suscite aussi des convoitises. Chez Trisapori, Sabre Benabdalla raconte que des personnes ont fouillé leurs poubelles, volé les clés d'une voiture, appelé leurs fournisseurs en se faisant passer pour l'entreprise, et même piraté leurs ordinateurs en réclamant des cryptomonnaies. Un ancien client aurait également tenté de débaucher un salarié et envisagé d'ouvrir un panuozzo juste en face du restaurant. D'autres établissements reprennent jusqu'au nom de l'enseigne, en ajoutant simplement un «y», notamment à Strasbourg.

Rachid Moutaouafiq voit dans cette multiplication la preuve qu'un nouveau marché est en train de naître. Mais il met déjà en garde contre une dérive: celle d'un panuozzo qui finirait par ne plus avoir grand-chose d'italien. Il voit apparaître des versions à la viande hachée ou au cordon-bleu. Sacrilège! Une évolution qui lui rappelle celle du tiramisu, progressivement décliné sous toutes les formes (spéculoos, Bounty, etc.) que l'on retrouve dans les sandwiches, pizzerias et autres snacks. Cette capacité d'adaptation explique aussi son optimisme. Le panuozzo est à la fois un sandwich, un produit italien, une nourriture nomade et un objet particulièrement photogénique. Il permet surtout de faire découvrir des charcuteries italiennes halal encore largement méconnues en France : spianata, coppa, pancetta et autres produits dont la fabrication nécessite un savoir-faire de maturation et de fumage. Le panuozzo devient ainsi un véhicule pour une culture culinaire italienne accessible au plus grand nombre. Reste à savoir si cette folie débouchera sur une véritable installation du panuozzo dans le paysage de la street food ou sur une énième course à l'effet d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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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éminité Midsize et bien dans leur morpho

Alors qu'une femme sur deux porte des vêtement allant du 40 au 44, certaines revendiquen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une silhouette intermédiaire, loin des canons des défilés ou des grandes tailles. Une tendance dans la lignée du body positivisme qui a aussi ses dérives.

Par JULIETTE GARNIER

Dans l'entrée de son appartement, Sacha Fremy – dans une vidéo postée sur Insta-

gram début août – maquillée mais encore en pyjama, s'apprête à enfiler sa tenue pour sortir. «En septembre, je deviens mince», déclare la voix off. Grâce à un montage savamment travaillé, la vingtenaire française suivie par 33000 personnes sur TikTok réapparaît vêtue d'un court short noir et ajoute: «C'était ma résolution de la rentrée depuis vingt ans, mais pas cette année. Cette année, le seul mot d'ordre, c'est d'être une hot midsize baddie.» C'est-à-dire se sentir sexy dans un corps qualifié de corpulence intermédiaire: ni mince ni grosse (entre le 42 et le 46 pour les tailles). Cet été, le hashtag #Midsize déborde de vidéos prises en pied par des femmes aux cuisses qui se touchent et aux abdominaux recouverts par un peu de graisse. Certaines en font une série: un jour, une tenue midsize.

Parmi ces créatrices de contenu, la Parisienne Eve Nakkachdji, 26 ans. Elle est suivie par près de 40 000 personnes sur Instagram, un compte à la biographie évocatrice – «trop grosse, mais pas assez grosse» – où elle s'affiche volontiers en capri, le leggings court de cet été. La jeune femme, mannequin à 17 ans, n'est pas une néophyte fashion. En 2019, après deux ans de mannequinat grande taille dans une agence londonienne, elle maigrit : «Ils m'ont demandé de choisir entre perdre 15 kilos ou en reprendre 10», raconte-t-elle. Elle juge, amère : «De l'entre-deux, la mode n'en a pas grand-chose à faire.» L'historienne de la mode Elodie Le maire Nowinski confirme : «Les midsize ont été complètement invisibilisées dans l'industrie de la mode. Sur les défilés, la première qui débarque, dans les années 90, c'est Laetitia Casta pour la marque Victoria Secret.» Sauf que voilà, «certes elle a un visage rond et une forte poitrine, mais ce n'est pas une vraie midsize.» C'en est une seulement relativement «à cette ultramaigreur devenue tendance [dans le milieu de la mode, ndlr]» et qui persiste.

Discours féministe

Preuve en est, lors de la Fashion Week printemps été 2026, 97% des femmes faisaient une taille 36 ou moins, selon les chiffres de Vogue Business. Parmi les 3% restants, 0,9% était des mannequins grande taille (46 et plus) et 2% des midsize. Pour l'historienne, le couac se situe dans le «décalage» entre «le modèle moyen qui défile et qu'on photographie qui rentre dans un 34-36, le mannequin cabine [mannequin chargé par les créateurs d'essayer un vêtement en dehors des défilés, ndlr] qui fait souvent du 38, et la femme moyenne à qui convient en fait un 40-42». Une femme sur deux porte du 40 au 44 et une sur trois du 46 ou plus, selon la dernière campagne nationale de mensuration menée par l'Institut français du textile et de l'habillement. Le centre technique industriel rappelle par la même occasion que «le corps des Français change [le tour de taille des femmes a augmenté de 3 cm en vingt ans, ndlr], et les produits textiles doivent suivre».

Sous la pression du discours féministe «qui ne tolère plus qu'on interdise aux femmes de manger pour se vêtir», certaines marques ont fini par se mettre au diapason entre 2010 et 2020, telles que Patine ou Make My Lemonade, souligne Elodie Lemaire Nowinski. Toutefois, comme elle le rappelle, «la femme midsize dispose toujours d'un marché extrêmement réduit». Pour beaucoup des concernées, des essayages chez un géant de la fast-fashion comme Zara restent une hantise. Les collections sont «taillées trop court et mal coupées», détaille Elodie, une Belge de 37 ans. Même chose chez des plus petites marques comme Rouje où la trentenaire, qui fait un 44, «n'ose pas aller»: «A l'époque où je rentrais dans un 38, tout m'était déjà un peu petit.» Pour Marie, une étudiante parisienne de 18 ans, «du shopping implique de retoucher les vêtements». Ça s'explique par la volonté de «rationaliser la production. Peut-être aussi que certaines marques ne préfèrent pas voir entrer un 42 dans leur boutique», af-

firme Elodie Lemaire Nowinski, qui constate: «La midsize n'est pas jugée conforme aux attentes esthétiques de la mode [comme la femme qui porte un 36, ndlr] et n'a pas non plus le pouvoir du mannequin grande taille qui brise radicalement les codes. Lorsqu'on cherche à faire rêver sa clientèle, quel est l'intérêt [financier] de représenter la femme normale ?»

Face à cette difficulté réelle des femmes de corpulence intermédiaire à trouver leur bonheur en boutique, des influenceuses mid-size sont apparue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Sacha Fremy force ainsi le passage, caméra allumée,


De gauche à droite : la mannequin Emeline Hoareau lors d'un défilé Givenchy en mars 2025, les influenceuses Camille Cerf, Eve Nakkachdji (également en bas au centre), Chloé Bidault et Tess Ryfa. PHOTOS GIVENCHY DR. CAPTURES INSTAGRAM. DR

- dans plusieurs cabines d'essayage. Chez la chaîne de magasins Bershka notamment – où certaines pièces ne sont proposées que jusqu'au 42 –, elle essaye une jupe en jean, une robe moulante beige ou un ensemble en coton aux couleurs du drapeau brésilien. Même quand les habits lui vont un peu moins bien, elle enchaîne les pas de danse sans que cela n'affecte sa confiance en elle. Un contenu visionné plus de 46 000 fois, qui pourrait décomplexer Elodie. La jeune femme a «le sentiment d'une erreur» lorsqu'elle enfile un vêtement qu'elle n'a vu porté que sur un corps mince : «Je me dis que c'est horrible.»

«Arrêter de me faire mal» D'autant plus que les réseaux se font le relais d'un idéal de maigreur

avec le #skinnytok, hashtag bien plus puissant et courant que le #midsize. Pour Marie, étudiante parisienne qui a souffert d'anorexie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ça a failli [lui] coûter la vie et la mode excessive du fitness n'a pas aidé». «Aujourd'hui je sais me protéger, affirme-t-elle. Ce phénomène me montre que j'ai le droit de me sentir en confiance telle que je suis, et d'arrêter de me faire du mal en cherchant à tout prix à rentrer dans les standards.»

Elodie a, elle, décidé de se «créer un nouvel algorithme plus sain» avec des corps qui lui ressemblent.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l'objectif du body positivisme, c'est la confiance en soi et l'expression de soi», analyse Florian Dauphin, sociologue et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en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à l'université de Picardie. Ainsi, la créatrice Chloé Bidault (@The-gingerchloe, sur Instagram), s'est lancée en 2017 avec le hashtag #Bodypositive. Aujourd'hui suivie par 620 000 followers et défendant «la confiance en soi», son profil assume un #Midsize.

«Je ne mettais pas de minijupes pour cacher mon lipœdème [pathologie liée à l'accumulation anormale de graisse sous la peau, ndlr]. Puis après avoir passé six mois à voir des femmes de toute morphologie en porter aux Etats-Unis, je me suis découvert une passion. En fait, ça me va super bien», s'extasie la créatrice de contenus Eve Nakkachdji.

«Totalement à l'ais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les femmes midsize sont aussi nombreuses à délaisser les pantalons taille haute pour laisser leur bidon dépasser. A l'instar d'Eve Nakkachdji, pour qui ce n'est ni un problème ni un complexe : «Je le montre, je ne vais pas m'en cacher!» Dans un carrousel publié sur Instagram avec pour description «Laissez mon ventre libre», l'influenceuse française Tess Ryfa, alias Ms. Rosa Boh-neur (95000 followers), affiche son ventre et ses hanches dénudés. Joséphine, une juriste de 27 ans, adepte du même combo en confirme les bienfaits : «Avant je n'y aurais même pas pensé, mais désormais je suis totalement à l'aise. Mes bourrelets et ma cellulite sont devenus complètement acceptables et esthétiques.»

C'est un peu là que le bât blesse. «Le corps des femmes doit une nouvelle fois être désirable : cette objectification se double d'une injonction à aimer son corps», souligne le sociologue Florian Dauphin. Rien d'étonnant puisque ce mouvement prend form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soit «dans un espace on ne peut plus capitaliste». Essayages en boutique, partenariats: tout pousse les internautes à consommer davantage pour se sentir mieux dans leurs corps.

Pour le chercheur, «les influenceuses ne choisissent pas entre reproduire et contester les normes de genre : elles font souvent les deux dans la même publication». La Liégeoise Elodie en a conscience: «Je sais bien que l'appellation "midsize" est marketing. Ça me fait rire.» Tout de même : elle se sent «représentée». Pour Joséphine, «on a tous besoin de personnes auxquelles on peut s'identifier, surtout à l'ère des réseaux sociaux et de l'influence». Là encore, une nouvelle dérive pointe pour Florian Dauphin: «Sur les plateformes, un corps n'existe socialement que s'il devient un mot-c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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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isième vignoble du monde, premier producteur de truffes et de caviar... Le pays façonne un faste local tourné vers l'hospitalité pour contrer les producteurs historiques, notamment français.

Par SALOMÉ GROUARD Correspondante à Hongkong

Jamie Feng a quitté la Chine à 21 ans pour étudier en France. A Reims, puis Dijon, et Bordeaux... Les connaisseurs auront deviné la raison de son expatriation: le savoir-faire viticole français. Une décennie plus tard, le voilà de retour, à la tête du club privé pour amoureux de bons vins, 67 Pall Mall à Shanghai. La Chine qu'il redécouvre en 2025 le surprend: «Quand j'ai commencé ma carrière, jamais je n'aurais imaginé vendre des vins chinois.»

Grâce aux subventions de l'Etat, le marché viticole chinois s'est considérablement transformé ces cinq dernières années. Le pays est ainsi devenu le troisième vignoble du monde avec environ 800 000 hectares cultivés, derrière l'Espagne et la France. Les vins du Yunnan, de Ningxia et de Shandong, toutes couleurs, ont une cote folle: les vins chinois ont pris 39% en valeur entre 2024 et 2025; et, des concours de vins chinois comme le Wynn Signature Chinese Wine Awards aux applications spécialisées telles que WineApp, rien n'est trop pour les promouvoir. Résultat: un marché à 33 milliards de dollars en 2025 (28,3 milliards d'euros), qui devrait atteindre 74 milliards d'ici 2033.

Codes. «La qualité s'est beaucoup améliorée, constate Jamie Feng, croisé à Hongkong. A prix égal, autour de 30 euros, un bordeaux et un vin chinois récent se valent presque sensoriellement. C'est là que ça devient une menace pour les vins français.» Effectivement, malgré des grands crus français «indétrônables» et une Chine qui reste le troisième marché d'exportation pour les vins français, le vent tourne. En 2025, les exportations françaises de vin vers la Chine avaient déjà chuté de près de 20%. Pour ce passionné, cette tendance est directement liée à la croissance du vin local et elle ne s'inversera pas. «Le vin chinois ne va faire que grimper,


Une dégustation de vin organisée à Hongkong, en 2021. PHOTO NORA TAM. ZUMA PRESS. REA

Le luxe chinois prend de la bouteille

prédit-il. On a la chance de ne pas avoir une appellation absolue sur les cépages comme la France. Ça nous donne l'occasion d'être plus créatifs, plus personnels. Aujourd'hui, les jeunes consommateurs en ville ne regardent plus l'étiquette ou l'appellation comme avant. Ce qui les attire, c'est l'histoire du vin, le discours qu'on brode autour.»

Ce changement de modèle de production et de consommation ne secoue pas uniquement le secteur viticole. La Chine, deuxième partenaire commercial de la France après l'Allemagne, grignote peu à peu le marché des produits d'exception autrefois apanage de l'Occident. Elle est le premier producteur mondial de caviar et de truffes. Grâce à sa géographie variée, elle poursuit son élan dans le foie gras, l'huile d'olive du Gansu et le matcha du Guizhou. Et le pays ajoute petit à petit ses spécialités à une liste d'indications géographiques protégées avec l'Union européenne: les pommes de Yantai, le thé au jasmin du Hengxian, le riz de Panjin, la noix de Lincang, le thé Pu'er, et autres.

«C'est la preuve que le temps où l'Occident dictait les codes du luxe est

révolu, constate Serena Rovai, professeure et experte du luxe chinois. Aujourd'hui, les Chinois ne courent plus après le matérialisme ni les appellations occidentales. Ils veulent des expériences. Le récit, voilà ce qui compte.» Elle explique cette évolution par plusieurs facteurs. D'abord, cet éloignement du matérialisme pur s'explique en partie par les politiques d'austérité menées pour contrer la corruption au sein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A partir de 2012, un ensemble de règles a interdit les cadeaux de luxe entre officiels, réduisant drastiquement «l'économie du cadeau» autour du vin et des autres produits haut de gamme: «Cela a été suivi d'un retour à une certaine frugalité. Adieu le bling-bling et la consommation ostentatoire, bonjour les expériences transformatrices. L'hospitalité et le bien-être sont évidemment deux secteurs porteurs pour ce genre d'aspirations.»

Le deuxième facteur, explique-t-elle, est la propagation du soft power chinois. Longtemps cantonnés à un rôle d'importateurs et de consommateurs, les Chinois ont acquis une position plus forte sur leur propre marché. «Ils étaient focalisés sur l'acquisition de savoir et d'outils de production, précise Serena Rovai. A la fois pour apprendre les méthodes de production et pour diversifier leurs segments de consommation dans le luxe.» Une stratégie qui leur permet aujourd'hui de ne plus subir les codes occidentaux, mais de les réinventer à leur manière – et désormais de les exporter à travers des tendance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comme le «China maxxing».

«Désirable». Gavin Yeung, journaliste culinaire, fondateur d'un bar à cocktails 100% spiritueux et d'une marque de matcha chinois, résume bien cette évolution des mentalités: «Le "made in China" change de camp. On n'achète plus chinois parce que c'est moins cher, mais parce que c'est désirable.» Yeung applique cette logique à ses projets. Avec son bar, il a sorti l'alcool traditionnel chinois, le baijiu, de l'étagère poussiéreuse et le vin chinois pour les mettre au centre du comptoir. Avec sa marque Celadon, il rappelle que le matcha est à l'origine chinois et le revendique face aux Japonais. «Une partie du matcha mondial vient déjà de fermes chinoises, parfois revendu sous des noms japonais. Pourquoi déguiser un bon produit ?»

Et effectivement, une génération de marques qui ne s'excusent plus d'être chinoises émerge. «Elles ne se vendent pas comme "presque françaises", ajoute Serena Rovai, mais comme une autre définition possible du raffinement.» Pour l'instant, la réaction française oscille entre fascination et inquiétude. Car pour des raisons identitaires ou fiscales, les gros marchés asiatiques de Singapour et de Hongkong se tournent aussi vers le luxe chinois. Un choix géographiquement et culturellement plus évident que la France ou les Etats-Unis. «On sous-estime la recomposition du luxe en Asie, insiste l'experte. Pour une partie de la jeunesse chinoise, le cool n'est plus à Paris: il peut être un vignoble du Ningxia ou un bar à baijiu à Hongkong.»

Ascenseurs : un site pour éviter le coup de la panne

Pour se déplacer, les ascenseurs sont indispensables à certains. Mais ils sont parfois en panne. Pour résoudre ce problème auquel sont confrontées les personnes à mobilité réduite, Sébastian Dominguez, 19 ans, a lancé en juin «Balance ton ascenseur», un site internet qui évalue l'état de marche de près d'un millier d'ascenseurs publics d'Ile-de-France. Gratuit, le site a vocation à devenir une sorte de «Waze des ascenseurs», comme le décrit l'étudiant. Grâce aux données officielles de la RATP, d'Ile-de-France Mobilités et de la mairie de Paris, le site recense une partie des ascenseurs publics de la région. Sur les 2048 ascenseurs comptabilisés à ce jour, ce dernier reçoit les données officielles de 954 d'entre eux. Et repose également sur la participation de ses utilisateurs. ZOÉ TERNOY

Le terme, né dans les jeux vidéo, consiste à répéter une action pour accumuler de l'expérience ou des récompenses. Ici, il s'agit de cultiver son capital cool, notamment lors de duels IRL où poses, attitudes ou gestes viraux démontrent un charisme. Né sur TikTok, le phénomène a gagné les rues d'Amérique latine.


L'enseigne recense 139 restaurants proposant du poulet halal. PHOTO FIORA GARENZI. HANS LUCAS. AFP

Au KFC, la certification halal vire au scandale

Le feuilleton halal de KFC connaît un nouvel épisode. Le 19 août, l'association AVS, spécialisée dans la certification halal en France, a démenti officiellement les informations publiées par le site menukfc.fr, qui présentait certains restaurants KFC comme certifiés par ses soins. KFC France a réagi dans la foulée et annoncé des démarches judiciaires contre le site, qu'il accuse d'utiliser frauduleusement sa marque. Une clarification utile mais qui ne règle pas toutes les questions.

Le démenti d'AVS est sans ambiguïté : les restaurants KFC concernés ne sont pas certifiés par l'association et ne peuvent se prévaloir de

son agrément. De son côté, l'enseigne affirme travailler avec des fournisseurs certifiés et assure que les documents de certification sont disponibles dans les restaurants concernés – ils identifient plusieurs fournisseurs français et polonais ainsi que leurs certificateurs. Lundi, le site officiel de KFC permettait de recenser 139 restaurants proposant du poulet certifié halal sur un réseau de plus de 400 établissements. Les certificats publiés portent notamment le logo de Halal Quality Control France (HQC France). La certification est-elle pour autant synonyme de transparence totale? C'est là que le dossier se complique. Les documents attestent de la conformité de produits ou de lots à un référentiel donné mais ne permettent pas, à eux seuls, de reconstituer précisément ce qui se passe sur les chaînes d'abattage: paramètres de l'étourdissement, contrôles effectivement réalisés, tests permettant de vérifier que les animaux sont vivants au moment de la saignée ou encore traitement des volailles qui ne répondraient pas aux critères.

Le choix de HQC France ajoute une dimension historique au dossier. Créé en juin 2022, l'organisme est dirigé par Abdelhamid Kriouche, également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contrôle de viande halal, dont le partenariat avec la Grande Mosquée de Paris avait pris fin la veille de la création de HQC France.

Vingt ans après de premières controverses, la chaîne KFC a changé de méthode : davantage de restaurants, des certificats publiés et un certificateur identifié. Mais l'épisode AVS rappelle une constante : dans le halal comme ailleurs, afficher une certification ne suffit pas toujours à dissiper les soupçons. Encore faut-il que le consommateur puisse comprendre ce qu'elle couvre réellement - et, surtout, comment elle est contrôlée.

BALLA FOFANA

POURQUOI des jeunes hommes zappent la douche

A l'adolescence, beaucoup de garçons ont tendance à négliger leur hygiène. Or, voilà qu'une tendance, diffusé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ffirme que cela permettrait d'être plus séduisant: le «pheromone maxxing» – soit la volonté de maximiser ses phéromones, qui consiste à conserver sur sa peau cette substance que chacun émet... en oubliant déo, douche et shampoing. Comme si les vrais bonhommes devaient sentir le fauve. Cela s'inscrit dans une tendance plus large d'amélioration de soi, portée par des influenceurs parfois masculinistes. Certains expliquent que pour séduire, rien de tel que de porter un tee-shirt pas lavé, afin de libérer un parfum d'attraction face à la personne convoitée. On en viendrait à regretter le temps où les jeunes hommes ne savaient pas doser leur eau de toilette... et nous grillait les naseaux d'effluves standardisées. K.H.-G.

Faire des glaçons, les plus purs possibles, une œuvre d'art. Pour Leslie Kirchhoff, la clear ice est devenue une obsession créative autant qu'une quête scientifique. La photographe et DJ, installée à Los Angeles et inspirée de l'ikebana ou du designer Verner Panton, décline les cubes où flottent, emprisonnés délicatement dans la glace, une fleur, un fin champignon ou un œuf de caille. Une obsession qui l'a menée à collaborer avec des marques de luxe. N.G. PHOTO DR

TOUT À COUPLES (7/7)

Ecrits et crises

Martin Eden et Ruth Morse «Libé» imagine ce que seraient devenus des duos mythiques. Aujourd'hui, les amoureux de Jack London sous Trump.

La dernière fois qu'on a vu Ruth et Martin ensemble en public, c'était lors du dîner des correspondants de la présidence, à Washington. Le couple y a déménagé depuis la baie de San Francisco, trop tiède pour les ambitions de Ruth. La journaliste sortait tout juste de l'une de ses séances hebdomadaires de cryothérapie, de sorte que les années n'avaient jamais démenti son teint de papier glacé. Le gala fut d'une brièveté confondante. Un tireur a débarqué pour tenter d'assassiner Donald Trump, et Ruth Morse a durement contenu ses larmes; elle devait s'entretenir avec le Président dans la soirée, si possible à la vue de tous. Ancienne gratte-

papier des pages «Opinion» du défunt Weekly Standard, trop néoconservateur pour survivre au virage populiste du premier mandat de Trump à la Maison Blan-

LE PORTRAIT

che, elle a joué des coudes pour prendre la tranche en primetime de Fox News, voilà trois ans. Comme le reste des Morse, famille de la bourgeoisie de la côte ouest, Ruth a très tôt compris l'époque. Les mouches ont changé d'âne, et ce n'est plus le capital culturel qui entretient le portefeuille familial chez Goldman Sachs: c'est le capital patriotique.

Peu avant le mariage avec Martin, Ruth a pensé devenir trad wife modèle, entourée de chérubins potelés qui grandiraient dans son Amérique si sacrée. Ils ressembleraient au Martin d'avant, emplis d'une fougue frénétique et, bien guidée, sa portée servirait avec ferveur le Seigneur Jésus-Christ et la bannière étoilée. En plus, ils alimenteraient son Insta, une bonne alternative aux photos de ses tartes aux myrtilles. Le rêve a tourné court. Martin ne la touche plus depuis des lustres. Tant pis. Elle sait que leur couple n'est qu'une hypocrite comédie, partagée, assumée, mais une hypocrisie confortable. Ce n'est pas difficile de vivre avec un homme «qui pèse 500 K par mois», c'est une forme de passion comme une autre. Désor-mais sa famille ne voit plus en Martin Eden ce traîne-patin qu'ils avaient un temps redouté d'accueillir à leur table, marin rustre, puis écrivaillon raté. Et puis, l'ancienne de Berkeley connaît sa Bible. Le Seigneur Jésus-Christ ne dit-il pas, dans l'Evangile selon Matthieu: «Que l'homme ne sépare pas ce que Dieu a uni»?

Martin, lui, ne peut plus faire machine arrière. Il est un transfuge qui ne souhaite plus vendre cinq de ses six slips sur Vinted pour financer son paquet de macaronis à la bodega du coin de la rue. Quand il a échoué sur un lit d'hôpital psychiatrique après sa tentative de suicide par noyade sur la route de Tahiti – il fut repoussé à la surface par une tortue – il a longtemps fait vœu de silence. Pour garder les pieds dans le réel, il a compulsé tout ce que le New Journalism a produit et loue toujours aujourd'hui le sens du récit du cravaté Gay Talese, auquel il préfère tout de même la fureur sous haute dose de mescaline de Hunter S. Thompson. Le journalisme, pense-t-il alors, ne saurait souffrir aucune concession, ni morale ni esthétique.

A sa sortie, l'union consommée, Ruth lui a décroché un poste dans un grand média en ligne, et Martin s'est retrouvé réduit à bâtonner des dépêches d'Associated Press. «Bâtonner! Bâtonner! Je t'en foutrais des coups de bâtons, moi. Du journalisme Temu: on recopie, on fac-simile comme le vaillant prolétaire chinois dans son usine de Canton, dévitalisé, anesthésié, arraché du cœur battant de la société et de son armée de pue-la-sueur.» A la pensée de l'ardeur feinte de ses anciens editors et de leur goût pour l'insolite - «Hilarant, hilarant! Un cochon est entré à la Maison Blanche et y a bouffé les nachos du Président!»; «Une oie a été flashée par un radar sur l'autoroute, putain de danger public! Un papier, Martin?» -, il sent encore crépiter le vestige de son feu intérieur. Comme Lucien de Rubempré en son temps, Martin en avait soupé du monde de l'édition littéraire - ses poèmes, nouvelles, essais, n'ont récolté des années durant que des refus polis. Il n'avait aucune envie de remettre le bleu de chauffe pour dessiller un monde de l'information aveugle de son avilissement.

Martin s'est donc échiné à apprendre une nouvelle langue, le code, et une fois maîtrisé l'idiome algorithmique, il a épuisé ses nuits à entraîner une in-

ses nuits à entraîner une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Le résultat est un Substack, ces nouvelles newsletters sur abonnement, nommé «Eden». Les articles générés automatiquement chroniquent la dégénérescence du monde occidental et sont remplis d'aphorismes creux - «Marin d'eau douce vaut mieux que marin mort»-

Tandems inséparables de la littérature ou mariés inoubliables du cinéma : Libé a téléporté des personnages de fiction dans notre époque. Portraits imaginés de couples à l'épreuve de notre temps.

et de dialogues fictifs de série Z - «Eh là, vous! Z'êtes invité? — Quelle importance, puisque je suis présent.» Martin est devenu, de son aveu, «créateur de contenu pour crétins consentants». Il ne connaît pas son nombre d'abonnés, 90 000, cinquième plus élevé de la plateforme. Ne lit pas les commentaires sous ses articles et d'ailleurs pas plus le corps de ces derniers. Qu'est-ce qu'Eden raconte? Il n'en a cure. Parfois Ruth lui en textote des passages, et il ne voit que les émojis cœurs et biceps jaunes bandés qui ponctuent ses messages. Si le temps est à l'imbécillité collective, ça ne le touche pas. Il mène «une paisible vie», passée à calmer la chimie de son cerveau.

Puisqu'il a survécu à sa propre mort, Martin a rangé la rancoeur, rengainé la tragédie, mis au repos sa rébellion intérieure. Non par désenchantement: simplement l'époque n'est plus à la révolte. Le forcené individualiste des bas-fonds d'Oakland a rendu les armes et accepté sa condition. Sa nature tempétueuse s'est repliée dans l'octogone de ses combats de MMA, seul endroit où il a choisi de lever réellement les poings. Avec le temps, la carrure de l'ancien matelot s'est resserrée. Ses avant-bras conservent la mémoire des cordages, mais on ne retrouve plus, sur son front, cette blonde brûlure des hommes qui vivent sous le ciel : Washington a poli ce que le Pacifique avait corrodé. Dans la cage, il croise le fer avec des dirigeants de sociétés cotées, des jeunes diplômés qui travaillent au Congrès, un panel sans fin de consultants ou de hackers de croissance, tous en mitaines et culotte courte; il laisse parfois l'un d'eux «l'endormir» d'une prise en guillotine, vertige de l'évanouissement, avant que ses pognes n'agrippent le malheureux et ne l'envoient sur le râble. Avec Ruth, ils assistent aux réunions de l'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 lui, pour la chorégraphie animale des corps, elle, pour la faune cocardière qui peuple les premiers rangs des arènes. Quand elle crie à contretemps pour une esquive qu'elle prend pour un coup, Martin songe que ce n'est pas de sa faute: ce n'est pas son monde.

Certains soirs, quand Ruth le croit ferraillant à la salle, Martin écume les hôpitaux de Washington, où il devient, quelques heures durant, le biographe des malades sans assurance ou sous Medicaid. Répare-t-il sa trahison de classe? Il y met toute la verve et la frénésie de ses 20 ans. Le souffle de ses écrits recolore les souvenirs des mourants et fait ruisseler leurs visages. Puis, Martin Morse, puisqu'il a adopté le nom de son épouse, reprend le chemin de leur penthouse sur les hauteurs de Capitol Hill.

Par ROMAIN BOULHO Dessin JAMES ALBON

🔍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现象学本质直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阿多诺/哈贝马斯)与批判话语分析(CDA)传统展开。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Libération (29.08.2026)


▌ 本日全报思想与文化深思雷达 (Intellectual &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报道后,以下 2 个具体事件在制度结构、权力技术与法理合法性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注意:专注宏观机制分析,不涉及个体情感层面)*:

  1. 【RN内部权力重组与极右翼组织再造】 [F1_1 🔍]

    • 事件简述:国民联盟(RN)内部因经济顾问弗朗索瓦·迪维耶被驱逐而引发高层分裂,显示该党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极右意识形态间的张力。玛丽娜·勒庞通过短信而非直接沟通的方式宣布信任破裂,凸显其权力运作的家族化与排他性。
    • 制度批判切入点:该事件暴露了极右翼政党内部权力技术的例外状态(施密特理论)与话语霸权的排他性建构(葛兰西理论)——通过内部清洗维持意识形态纯洁性,同时利用媒体话语制造“叛徒”形象以巩固领袖权威。
  2. 【乡村社交场所的系统性消亡与极右翼选举支持率的关联性研究】 [F2_3, F3_5, F4_7]

    • 事件简述:法国乡村小酒馆、咖啡馆等社交场所在过去60年间减少80%以上,苏黎世大学经济学家雨果·叙蒂尔的研究直接关联酒馆关闭与国民联盟(RN)选票增长。地方政府与协会尝试通过公共资金或志愿者模式维系这些“社交凝聚力堡垒”。
    • 制度批判切入点:该现象揭示了资本逻辑对公共空间的殖民(波兰尼“双重运动”理论)——商业化与效率优先导致社交网络解体,而国家与第三部门的补救措施仅为权宜之计,无法根治结构性排斥。

▌ 精选核心专题深度思想论证 (In-Depth Dialectical Monograph)

专题一:权力的例外状态与极右翼组织再造:从RN内部分裂看法国民主的制度性脆弱

1. 制度现实困境深描(Institutional Dilemma)

国民联盟(RN)作为法国极右翼的主导力量,在2026年8月经历了一次高层权力重组危机:经济顾问弗朗索瓦·迪维耶因被指控“怂恿”若尔当·巴尔代拉参选总统而被玛丽娜·勒庞通过短信解雇 [F1_1 🔍]。这一事件并非简单的人事纠纷,而是暴露了RN内部意识形态纯洁性与选举策略灵活性的结构性矛盾。迪维耶作为亲商顾问,试图通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缓解资方对极右翼的顾虑,但其“资方开路先锋”角色与党内保守派的“摩纳哥式蜕变”叙事形成对抗 [F1_1 🔍]。勒庞家族通过短信宣布信任破裂的做法,进一步凸显了该党权力运作的家族化与排他性

2. 权力机制与话语技术剖析(Power Mechanisms & Discourse Technology)

RN的权力技术体现了施密特“例外状态”理论的当代实践:通过制造“叛徒”形象(如迪维耶)来巩固领袖权威,将内部清洗合法化为“捍卫党的纯洁性” [F1_1 🔍]。话语层面,媒体报道强调“信任破裂”的突然性与不可逆性,通过去施事化被动语态(“信任已破裂”)掩盖权力运作的主体性 [F1_1 🔍]。此外,RN利用阴谋叙事(如“霍拉斯的回归象征老一代对新人的报复”)制造敌我界限,强化党内团结 [F1_1 🔍]。这种话语策略不仅服务于内部控制,更为外部选民塑造了“决策果断”的领袖形象。

3. 批判理论框架的历史资源对话(Critical Theory Dialogue)

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为理解RN的权力运作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极右翼政党通过例外状态的制造(清洗“叛徒”)来维持其“政治神学”式的合法性 [Schmitt, 1932]。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则揭示了RN如何通过媒体话语(如《解放报》的报道框架)将其内部清洗包装为“意识形态斗争”,从而巩固其在极右翼选民中的霸权地位 [Gramsci, 1929-1935]。福柯的“生物政治学”视角则指出,RN通过对党内成员的生物性控制(如通过短信解雇)实现对组织生命的绝对掌控,这与其对外部社会的排他性话语形成镜像 [Foucault, 1976]

4. 制度批判的当代延伸与政策含义(Contemporary Synthesis)

当代极右翼政党的权力技术呈现出算法治理与家族资本主义的结合:通过社交媒体算法制造“叛徒”形象,并利用家族网络维持权力垄断 [F1_1 🔍]。这一模式对民主制度构成双重威胁:首先,通过例外状态的常态化削弱了政党内部的民主监督;其次,通过话语霸权的排他性建构加剧了社会分裂。政策层面,亟需建立政党内部治理的透明机制(如强制党内民主投票)与媒体话语的监管框架(如反极端主义话语的第三方审查机制),以遏制极右翼权力技术的制度化扩散。


专题二:资本逻辑与公共空间殖民:乡村社交场所消亡的制度性根源

1. 制度现实困境深描(Institutional Dilemma)

法国乡村小酒馆、咖啡馆在过去60年间减少80%以上(从20万家降至3.88万家) [F3_5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资本逻辑对公共空间的系统性殖民的结果。苏黎世大学经济学家雨果·叙蒂尔的研究直接关联酒馆关闭与国民联盟(RN)选票增长 [F4_7 🔍],揭示了社交凝聚力缺失与政治极化的结构性关联。地方政府与协会尝试通过公共资金(如“SOS Villages”计划)或志愿者模式(如吉皮耶勒的“可能咖啡馆”)维系这些“社交凝聚力堡垒” [F2_3, F10_19],但这些补救措施仅为权宜之计,无法根治资本逻辑对公共空间的殖民。

2. 权力机制与话语技术剖析(Power Mechanisms & Discourse Technology)

资本逻辑通过效率优先与商业化的叙事框架(如“黄金时代已终结” [F6_11 🔍])合法化乡村社交场所的消亡。媒体报道强调“被遗弃感”与“社交荒漠” [F2_3 🔍],但这种叙事掩盖了资本逻辑的结构性暴力:小酒馆的关闭不仅是商业失败,更是公共空间的资本化转型——从社交场所转变为效率优先的消费空间。话语层面,地方政府与协会的补救措施(如“多功能场所”)通过技术专家话语(如“微妙的动态” [F7_13 🔍])包装为“创新”,实则为资本逻辑的延续提供合法性。

3. 批判理论框架的历史资源对话(Critical Theory Dialogue)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为理解乡村社交场所消亡提供了核心框架: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张(如连锁超市与电商的崛起)摧毁了传统社交网络,而国家与第三部门的补救措施(如协会运营)仅为“保护主义”式的权宜之计 [Polanyi, 1944]。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则指出,资本逻辑通过效率优先与商业化的叙事框架加速了乡村社交场所的消亡,同时通过志愿者模式将社区责任转嫁给个体 [Harvey, 1989]。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则揭示了乡村社交场所消亡如何加剧社会不平等:失去社交场所的村民不仅失去了社交资本,更被剥夺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 [Bourdieu, 1979]

4. 制度批判的当代延伸与政策含义(Contemporary Synthesis)

当代乡村社交场所的困境呈现出数字资本主义与地方治理的结构性张力:一方面,数字平台(如外卖与电商)加速了传统社交场所的消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与协会的补救措施(如“多功能场所”)仅为权宜之计,无法根治资本逻辑的结构性暴力。政策层面,亟需建立公共空间的制度性保护机制(如强制乡村社区保留社交场所)与数字平台的监管框架(如限制外卖平台对传统商业的挤压),以遏制资本逻辑对公共空间的殖民。


▌ 面向学者的制度研究开放性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1. 【极右翼政党内部治理的制度性缺陷研究】:在极右翼政党普遍采用家族化权力结构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如强制党内民主投票、第三方监督机制)遏制权力技术的例外状态常态化?该问题可通过比较研究(如法国RN与德国AfD的内部治理模式)展开。

  2. 【资本逻辑与公共空间殖民的全球比较研究】:乡村社交场所的消亡是否为全球现象?如何通过比较研究(如法国、德国、日本的乡村社交场所保护政策)提炼出通用的制度性解决方案?该问题可结合波兰尼“双重运动”理论与哈维“时空压缩”理论展开。

🔍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制度理性架构(Logos)与生活世界集体情感(Pathos)内在辩证机制展开。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Libération - 29.08.2026


▌ 本日全报生活世界痛感与情感政治深思雷达 (Lifeworld & Affective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解放报》所涉及的所有报道后,以下 2 个具体事件在个体生命体验、情感撕裂与生活世界崩解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1. 【法国乡村酒馆关闭与极右翼选票增长的相关性】 [F1_1, F2_3, F3_5, F4_7](生活领域:[政治/社会])

    • 事件简述:法国乡村地区的酒馆(咖啡馆-小酒馆-烟草店)在1960-2023年间从200,000家锐减至38,800家(下降>80%)。苏黎世大学经济学家雨果·叙蒂尔(Hugo Suptil)研究表明,酒馆关闭与国民联盟(RN)选票增长存在显著相关性,且这种关联性在其他商业形态(如肉铺、小超市)关闭时并未观察到。失去最后一家酒馆-烟草店往往标志着村庄开始衰落,与保留此类店铺的邻近集镇相比,差距日益拉大。
    • 情感政治切入点:酒馆作为乡村最后的社交场所,其关闭不仅剥夺了居民的日常交往空间,更加剧了集体孤独感被遗弃感,为极右翼势力提供了情感动员的土壤。研究强调,这种关联性并非直接因果,而是通过社交凝聚力危机地方认同崩解的中介机制实现。
  2. 【乡村社交场所振兴倡议的有限成效与制度困境】 [F5_9, F5_10, F6_11, F7_14, F8_15, F8_16, F9_17, F9_18, F10_19, F10_20, F11_21, F11_22](生活领域:[社会/政策])

    • 事件简述:面对酒馆关闭危机,法国启动了多项振兴乡村社交场所的政策,如:
    • 2019年跨部委行动计划投资1000家咖啡馆,在人口<3500人的乡镇开设多功能场所(如加尔省穆萨克的米迪酒吧烟草店)。
    • 合作社式酒吧(如布列塔尼的"Café des possibles")通过社员制(每股100欧元)维持运营。
    • 志愿者协会(如"la Conviviale")将旧神甫住宅改造为社区咖啡馆。
    • 情感政治切入点:这些倡议在情感层面试图重建社区凝聚力,但受限于制度设计缺陷(如资金不足、志愿者模式不可持续)与系统性困境(如大型超市挤压小商铺生存空间),成效有限。研究指出,即使重新开业一家店铺,也仅能缓慢扭转下降曲线,而非根本解决问题。

▌ 精选核心专题制度与权力辩证论证 (The Dialectic of Institution and Power Monograph)

专题一: 【系统性衰退与权力真空:乡村酒馆关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 制度理性的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 of Institutional Logos)

法国乡村酒馆关闭危机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乡村振兴政策的系统性失效: - 去工业化与人口流失:1960-2023年间,法国乡村人口持续外流,导致消费基础萎缩。国家统计局(Insee)数据显示,邮局、火车站、商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消失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空心化[F3_5 🔍])。 - 商业逻辑的排他性:大型超市(如乐购)通过规模经济挤压小商铺生存空间。穆萨克镇肉铺关闭后,居民转向大型超市采购,进一步削弱了乡村商业生态[F9_17 🔍])。 - 政策干预的碎片化:2019年跨部委行动计划投资1000家咖啡馆,但资金分配不均缺乏长期机制。研究指出,这种碎片化干预无法扭转系统性衰退趋势[F5_10 🔍])。

2. 权力真空与极右翼的情感动员(Power Vacuum and Far-Right Affective Mobilization)

酒馆关闭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权力真空的象征: - 社交凝聚力危机:苏黎世大学雨果·叙蒂尔的研究表明,失去最后一家酒馆-烟草店的村庄,其集体生活贫瘠化不信任感显著上升,为极右翼势力提供了情感动员的土壤[F4_7 🔍])。 - 地方认同的崩解:乡村居民在面对系统性衰退时,转向怀旧叙事排外情绪。这种情感动员通过集体记忆的重构(如"黄金时代"的想象)与敌人形象的建构(如移民、欧盟)实现([F6_11 🔍])。 - 国家权力的缺位:研究指出,中央政府的振兴政策未能触及乡村社区的核心需求(如社交空间,[F7_14 🔍])。这种权力真空被极右翼组织(如RN)填补,通过社区服务承诺(如"法国服务之家"增设社交空间)赢得选民支持。

3. 制度理性与情感政治的辩证张力(Dialectical Tens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Logos and Affective Politics)

  • 系统性衰退的非线性后果:酒馆关闭与RN选票增长的相关性并非直接因果,而是通过中介变量(如社交凝聚力危机、地方认同崩解)实现。这种复杂性要求研究者避免简单化的因果推断
  • 权力的双重面向:极右翼在乡村地区的崛起既是系统性衰退的结果,也是权力真空的产物。这种双重面向要求我们重新理解权力与情感的关系:权力不仅通过制度设计(如政策干预)实现,也通过情感动员(如怀旧叙事)实现。
  • 制度设计的伦理困境:振兴乡村社交场所的政策(如志愿者协会、社员制)在情感层面试图重建社区凝聚力,但受限于资源不足可持续性缺失。这种困境揭示了制度设计的伦理边界:如何在系统理性(如成本效益)与情感正义(如社区尊严)之间寻找平衡?

4. 话语温度差与社会心理韧性诊断(Affective Prognosis)

  • 制度端冷色调语言:"收支平衡"、"志愿者模式"、"碎片化干预"——这些术语将社区活动去情感化,使其沦为系统理性的工具
  • 生活端热色调语言:"孤独"、"集体记忆"、"情感交流"——这些词汇揭示了生命意义的核心需求,但却被系统理性视为"非理性"而加以压制。
  • 社会心理韧性诊断:乡村社区的情感重建在系统理性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要重建社区凝聚力,必须超越量化指标,重新赋予公共空间情感与意义。政策设计应嵌入情感正义的维度,避免肉身劳动者沦为系统理性的牺牲品

专题二: 【政策干预的有限成效与乡村社区自治的可能性:合作社模式的实践困境】

1. 政策干预的系统性局限(Systemic Limits of Policy Intervention)

法国乡村振兴政策在实践中面临结构性困境: - 资源分配不均:2019年跨部委行动计划投资1000家咖啡馆,但资金分配不均缺乏长期机制。研究指出,这种碎片化干预无法扭转系统性衰退趋势[F5_10 🔍])。 - 商业模式不可持续:合作社式酒吧(如"Café des possibles")通过社员制(每股100欧元)维持运营,但规模化困难。布列塔尼的"坎比斯"(La Cambuse)咖啡馆因成本过高,开门比关门更贵([F10_20 🔍])。 - 志愿者模式的异化:志愿者协会(如"la Conviviale")将旧神甫住宅改造为社区咖啡馆,但长期可持续性存疑。市长利涅·亨利强调,最难的是确保长期有志愿者参与[F11_22 🔍])。

2. 乡村社区自治的实践困境(Practical Dilemmas of Rural Community Autonomy)

合作社模式在乡村社区自治中面临权力与资源的双重困境: - 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社员制咖啡馆(如"Café des possibles")通过投票权实现民主管理,但参与度不足决策效率低下制约了其发展。88岁的吕西在咖啡馆重新找到了社交乐趣,但这种个体情感需求难以转化为集体行动能力[F10_19 🔍])。 - 资源依赖的脆弱性:合作社咖啡馆依赖社员缴费与志愿者劳动,但经济基础薄弱。穆萨克镇的米迪酒吧烟草店在关闭前夕,仍有寥寥几位顾客,但无法支撑长期运营[F6_11 🔍])。 - 制度环境的排斥:乡村社区自治面临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干预商业逻辑的排他性竞争。这种制度环境的排斥使得社区自治举步维艰。

3. 制度设计与社区自治的辩证张力(Dialectical Tens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Community Autonomy)

  • 政策干预的碎片化:中央政府的振兴政策(如跨部委行动计划)在情感层面试图重建社区凝聚力,但资源不足可持续性缺失制约了其成效。这种碎片化干预揭示了制度设计的伦理边界:如何在系统理性(如成本效益)与情感正义(如社区尊严)之间寻找平衡?
  • 社区自治的权力困境:合作社模式通过民主管理社员制试图重建社区自治,但参与度不足决策效率低下制约了其发展。这种困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权力分配资源配置的关系。
  • 系统性衰退的结构性根源:乡村社区自治的困境根植于新自由主义乡村振兴政策的系统性失效。要实现真正的社区自治,必须超越碎片化干预,构建长期机制可持续模式

4. 话语温度差与社会心理韧性诊断(Affective Prognosis)

  • 制度端冷色调语言:"碎片化干预"、"资源不足"、"决策效率低下"——这些术语揭示了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局限
  • 生活端热色调语言:"社交乐趣"、"集体行动"、"社区尊严"——这些词汇体现了乡村居民对自治的渴望,但却受限于制度环境的排斥
  • 社会心理韧性诊断:乡村社区自治的实践困境揭示了系统性衰退的结构性根源。要重建社区凝聚力,必须超越碎片化干预,构建长期机制可持续模式。政策设计应嵌入社区自治的维度,避免社区沦为系统理性的牺牲品

▌ 面向学者的伦理与社会心理开放性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1. 【聚焦系统性衰退与权力真空的中介机制研究】 * 酒馆关闭与RN选票增长的相关性如何通过社交凝聚力危机地方认同崩解实现?这种相关性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抑或仅是结构性衰退的并发症?未来研究应通过纵向数据比较分析验证这种机制。

  2. 【聚焦政策干预的伦理边界与情感正义】 * 乡村振兴政策在情感层面试图重建社区凝聚力,但受限于资源不足可持续性缺失。如何在系统理性(如成本效益)与情感正义(如社区尊严)之间寻找平衡?未来研究应探索嵌入情感正义的政策设计

  3. 【聚焦乡村社区自治的权力困境与可持续模式】 * 合作社模式在乡村社区自治中面临权力分配不平等资源依赖脆弱性。如何构建长期机制可持续模式,实现真正的社区自治?未来研究应通过行动研究参与式设计探索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