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üddeutsche Zeitung - 28.08.2026.pdf

冷戒断：欧洲国防工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 第三页

南德意志报

慕尼黑最新政治、文化、经济与体育新闻

慕尼黑，2026年8月28.，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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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写

(SZ) 男性普遍是个问题，任何有胆量在家里养个男人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这究竟是上帝的错还是进化的结果，得由中立的观察者来决定，最好是瑞士人。两位嫌疑人都否认承担任何责任，上帝则将责任推给了魔鬼。无论如何，人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认知：在创造男性的过程中，有些环节出错了。当然，也有优秀的男性，最近一个给人留下积极印象的是圣方济各（亚西西的方济各）。但大多数男性对其余的人类来说是一种灾难，尤其是当他们进入政坛时，比如特朗普，他典型地体现了睾酮与疯狂之间那不幸的结合。女性经常指责男性缺乏感情，但这不对。男性也可以极其热情，比如在他们的足球俱乐部比赛时。德国男性还对汽车有着不可动摇的热爱，这种热爱一直延续到斯陶芬皇帝腓特烈·特斯塔罗萨的时代。但有时男人也会感到孤独，也就是说，处于“糟糕的陪伴”之中，正如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对孤独的定义。这时他会拿起酒瓶，而酒瓶里确实藏着魔鬼，它化身为一种有毒物质：酒精。

82. 年 / 35. 周 / 第 197 号 / 4,80 欧元

好了，现在对男性的抱怨到此为止，这里有一个科学发现，至少在酗酒这一点上能减轻他的责任。芝加哥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雄性小鼠一旦被单独禁闭，比起纯水，它们更喜欢喝含酒精的水。雌性小鼠则不同：它们用纯水来美化孤独。为什么对酒精的渴望程度不同，小鼠专家们并不知情。大脑中的信号通路，以及激素可能起到了作用。无论如何，孤独的雄性小鼠别无选择，只能在门牙之间灌下一小杯烈酒。

但小鼠在遗传上与人类密切相关。是的，几乎可以说，人类男性就是变异成巨型的小鼠。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孤独的时刻会有与雄性小鼠不同的反应呢？而且孤独的时刻正在增加。根据未来问题基金会最新的休闲监测报告，只有 19% 的德国人还经常与朋友一起外出。他们更多时候是独自坐在电脑前，有时身边有一个来自人工智能的虚拟伙伴。在这样的时刻，男人内心的那只小鼠在低语：来吧，我们现在喝杯啤酒！第二杯，第三杯，接着是更多，直到这个男人看到了白鼠（幻觉）。虽然有害，但理智在激素面前能做什么？只有一招管用：再次与朋友出去。去小酒馆，喝杯啤酒。

观点

今日

凭借 170 亿美元的罚款对比金额，Meta 集团算是侥幸脱身了..... 4

副刊

照片：PRABIN RANABHAT / AFP

数十年来针对毒品的战争毫无成效。和平是否是更好的解决方案？...... 9

经济

已故企业家克劳斯-米夏埃尔·库内的资金将被用于何处.... 13

一场 泥泞的 噩梦

作者：夏洛特·沃尔瑟 (Charlotte Walser) 和 Hubert Wetzel

华盛顿 / 布鲁塞尔 —— 根据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 (John Ratcliffe) 周二访问莫斯科，旨在警告俄罗斯领导层不要对北约采取军事挑衅行动。《华尔街日报》和新闻平台 Politico 均写道，拉特克利夫在与俄罗斯情报部门代表的会谈中明确表示，绝不允许攻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北约成员国。

拉特克利夫的这次访问之所以被外界知晓，是因为他经由里加的飞行行程相对公开。这次访问在安全领域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此前已知最后一次美国对外情报机构局长访问莫斯科是在 2021 年 11 月初。当时，时任 CIA 局长前往俄罗斯首都，是为了就入侵乌克兰可能导致的后果发出警告。然而，俄罗斯在 2022 年 2 月还是入侵了该邻国。

美国和俄罗斯均确认了拉特克利夫的访问。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淡化了此次访问的重要性。他在一次广播采访中表示，这不过是“某种半例行公事般的旅行”。总统称，美国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能够结束。特朗普表示，拉特克利夫是一个“极好的人”，这次访问“也许能产生一些结果”。“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致力于结束这场战争。”

乌克兰显然已被告知此次访问。媒体报道称，基辅被要求在代表团离开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北部的空袭。基辅照做了。华盛顿的安全专家对特朗普关于“例行访问”的说法表示怀疑。曾在特朗普的前任乔·拜登任内就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研究员托马斯·赖特 (Thomas Wright) 在《大西洋月刊》中写道，此类旅行非常罕见。赖特认为，一个更可能的解释是，俄罗斯正变得越来越危险，特朗普政府希望警告该国避免升级冲突。

布鲁塞尔方面也持有这一评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北约和欧盟的安全政策制定者虽然强调，与 2021 年 11 月不同，目前尚未发现俄罗斯方面在准备针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大规模地面部队进攻。布鲁塞尔的一位外交官表示，由于乌克兰战争，俄罗斯目前根本没有相应的能力。然而，那里没有人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对北约东翼成员国（指从芬兰、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一直到罗马尼亚的地区）的挑衅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幅增加。例如，罗马尼亚近期反复发生涉及俄罗斯无人机的事件，这些飞行器在罗马尼亚领空内飞行时间之长、深入之深，以至于北约战斗机必须起飞将其击落。

在波兰，一名俄罗斯巡航导弹于 7 月底击中一片田野 —— 距离乌克兰边境近 100 公里。该导弹显然是 Kh-101 型，是一种配备常规炸药的武器。不过，该型号也有一种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变体。此外，在爱沙尼亚、意大利、保加利亚和荷兰的武器工厂也发生了爆炸和火灾。专家认为， 8 月在莱比锡机场发生的事件尤其令人担忧，据推测其背后是俄罗斯在操纵。当时，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试图使用携带炸药包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货机。这次袭击失败了，但如果成功，一架可能正在加油的飞机在民用机场发生爆炸可能会造成一场灾难。

中情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在华盛顿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现在他已在莫斯科停留了八个小时。 照片：ADMEDIA / CNP / IMAGO

布鲁塞尔的安全政策专家从这些事件中吸取了两点教训。一名外交官表示，首先，俄罗斯正变得更愿意冒险。像在哥本哈根和慕尼黑那样，利用无人机使欧洲城市的航空交通瘫痪是一回事；而像在莱比锡那样，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的无人机袭击则是完全另一回事。这几乎已经超出了“混合”战争的范畴。其次，莫斯科显然不再畏惧那些可能被识别出其发起者身份的挑衅行为。一名外交官指出，混合攻击的一个重要特征始终是难以将其归因于某个责任方。然而，一枚落在波兰领土上的俄罗斯巡航导弹则很容易被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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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炫回归

如果你相信那些热爱这种将冷藏酸奶通过软冰淇淋机挤出的甜点（即广为人知的“冷冻酸奶” Frozen Yogurt）的粉丝们，那么现在正是他们的幸运日。“我的天，竟然完全没有排队，”二十多岁的凯特（Kate）和马林（Marin）在某个八月下午看到纽约目前最热门的冰淇淋店门前空空如也时，兴奋地欢呼道。这两位住在附近西村（West Village）的朋友保证，通常在这里至少要等半个小时。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现在，警戒带在夏风中孤独地飘扬，银色的隔离柱在人行道上被冷落，而这些柱子原本是为了管控那些显然不介意为了一个由酸奶和几种配料组成的甜点而排队半个下午的人群。店员说，在周末甚至得预留两个小时的时间，

15年前就曾出现过冷藏酸奶。现在，冷冻酸奶触达了 Z 世代。

随后她接好酸奶并刷上开心果酱。最小份的价格是 9 美元。

作为一名千禧一代，人们不禁感到好奇：冷冻酸奶在十年前、15 年前不就已经是夏季的大热门吗？在 21 世纪初，像 Pinkberry 和 Red Mango 这样的连锁店在全美迅速扩张。凯特和马林这两位朋友也还记得这些所谓的“OG”（原创者）。Z 世代用这个词来称呼那些在他们还拿不动智能手机时就已经流行起来的先行者。

当时的狂热浪潮甚至席卷到了德国，在慕尼黑或柏林，冰淇淋也开始追求益生菌，并用果块或饼干碎进行装饰。随后，冷冻酸奶遭遇了每个流行趋势最终都会面临的命运：热度消退，珍珠奶茶、巴西莓碗（Acai Bowls）和抹茶拿铁变得更有吸引力。

而在这个夏天，冷冻酸奶迎来了它的回归。即使在宁静的公园坡（Park Slope）——布鲁克林的“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周六和周日，戴着头巾、穿着宽松裤的年轻人也在一家冷冻酸奶店前排队，而不久前这里只有千禧一代的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出没。

2026 年的冷冻酸奶以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形式呈现。如果相信广告承诺，它应该比之前的版本含有更多蛋白质——而充足的蛋白质摄入目前被视为首要的公民义务。此外，像巴克拉瓦（Baclava）碎屑这样的配料比香蕉片更上镜，非常适合发布在 TikTok 或 Instagram Story 上。因为社交媒体自然地加强了，甚至可能是引发了这次复兴。平台上充斥着用户测试“病毒式冷冻酸奶趋势”的视频。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在起作用，喜剧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甚至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个小品：排队是纽约人最喜爱的爱好。这些总是处于时间压力之下的人，却不介意花几个小时等待韩国面贴膜、全市号称最好的鱼肉塔可——或者就是冷冻酸奶。毕竟，只要有队伍在排，就一定值得。 安-卡特琳·内齐克 (Ann-Kathrin Nezik)

南德意志报杂志

投资

我们的作者长期以来几乎不关心自己的财务状况。现在，到了退休年龄，她问自己：我怎么能如此漠不关心？

潜入 没有什么比在炎热的日子里睡午觉更美好的了。我们的摄影师多年来一直拍摄他父母熟睡的照片。

退出

阿斯特丽德·普罗尔（Astrid Proll）曾是红军派系（RAF）的创始成员，现在她写了自己的自传。一篇关于悔恨、群体压力和迟到真相的访谈。

针对极右翼分子的搜查

警方搜查五个联邦州的场所，对 15 人展开调查

哈勒 —— 警方在五个联邦州搜查了涉嫌为被禁极右翼组织“Artgemeinschaft”成员的场所。哈勒检察机关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此次行动是基于对总计 15 名被告展开的程序。他们被指控在全国范围内禁令生效后仍继续维持“Artgemeinschaft”的运作。此前，《镜报》和《人民之声》等媒体已对此进行了报道。据该发言人称，搜查行动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柏林、勃兰登堡州、下萨克森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进行。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警员还搜查了加德莱根的多个场所。据称，该社区在 6 月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夏至庆祝活动。该组织的完整名称为“Artgemeinschaft – 德意志信仰共同体，旨在实现本质生活方式”，于 2023 年被禁止。时任内政部长南希·费泽（SPD）将其描述为“具有邪教色彩、深深刻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烙印的组织”。该团体曾对禁令提起诉讼，但联邦行政法院于 4 月确认了该禁令。DPA > 第 6 页

拉特科·姆拉迪奇去世

贝尔格莱德 —— 战争罪犯拉特科·姆拉迪奇去世。据贝尔格莱德电视台 Informer TV 报道，他在海牙的联合国监狱中死亡。姆拉迪奇享年 84 岁。作为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指挥官，姆拉迪奇在 1995 年 7 月下令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了多达 8000 名穆斯林波斯尼亚克族男子和少年；他还指挥了对萨拉热窝的血腥围攻。因此，他在历史记载中被称为“波斯尼亚屠夫”。2021 年，他因种族灭绝罪被判刑。SZ > 第 7 页

天气预报

白天 32° / 夜晚 11°

云量多变，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水和雷阵雨，伴有极端天气风险。下午气温将达到 21 至 30 度，东南部预计最高气温在 32 度左右。雷阵雨期间局部地区将出现强阵风。▶ 第 11 页及巴伐利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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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 马格德堡很快将由一名 AfD 的总理执政吗？在与现任总理舒尔策的电视辩论中，首席候选人齐格蒙德表现得信心十足。但这尚未最终确定。

AfD 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左）与 CDU 首席候选人斯文·舒尔策在 MDR 选举竞技场。 照片：KLAUS-DIETMAR GABBERT / DPA

“您周围的人是非常危险的人”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州长斯文·舒尔策在与来自德国选择党（AfD）的挑战者乌尔里希·齐格蒙德的对决中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而后者在其中一个议题上陷入了被动。

作者：尼古拉斯·里希特

节目开始还不到五分钟，主持人就注意到语气“非常激烈”。由于这场关于即将到来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的电视辩论语气已经如此激烈，主持人询问挑战者乌尔里希·齐格蒙德（AfD）是否会将州长斯文·舒尔策（CDU）侮辱为“平口钳”（Flachzange，意指平庸、无能之人）。该问题的背景是：上周末，AfD联邦主席爱丽丝·魏德尔称联邦政府的执政者为“平口钳”。

AfD成员齐格蒙德表示，这个词并非针对个人，而是针对多年来“违背我们国家利益”的政策。就此而言，魏德尔选择使用“直白语言”是正确的。但纯粹从人性、个人层面来看，他完全愿意与竞争对手——CDU州长舒尔策一起喝杯咖啡。被提及的舒尔策随后明确表示，他自己绝不会想到称呼AfD对手为“平口钳”，他甚至不会称其为右翼极端分子，但对他说道：“您周围的人是非常危险、非常极端的人。”

平日煽动仇恨少数群体的 AfD，如今竟扮演起调解者的角色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前一周半，且就在电视辩论开始前，Infratest Dimap 研究所发布了最新的民调结果：AfD 支持率高达 42%，而 CDU 为 22%。这一初始局面解释了为何辩论在角色反转的情况下开始：支持率仅为 22% 的现任者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必须采取进攻态势。在被问及为何选择 是错误之举时，舒尔策回答称， 没有方案，只看向过去，且想让女性回到厨房。尤其是联邦 的领导人、“来自瑞士的魏德尔女士”想要利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来获取更多影响力。舒尔策忧心地表示，他不希望“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由瑞士来治理”。

对于稳健的州长舒尔策而言，这已经是非常激进的措辞了，但他的 对手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仅在短时间内被干扰了情绪：他抱怨现任者舒尔策对他做出了“完全脱离实际”的评判，这在州内制造了裂痕。“我不希望这样，”这位 成员说，“我希望我们能重新团结起来。”平日里煽动仇恨少数群体的 ，如今竟扮演起调解者的角色，而执政的 CDU 则在寻求通过激化矛盾来寻求出路。西格蒙德认为民调结果证实了他的地位，以至于他已经——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之外——自封为选举胜利者。“我们将创造历史，”他说，“德国的未来属于 。”

总的来说，这里涉及的不仅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还经常涉及联邦政治或国外事务。现任者舒尔策多次指责挑战者西格蒙德是魏德尔的傀儡，并称其政党时而追随唐纳德·特朗普，时而追随弗拉基米尔·普京。但西格蒙德同样知道对手的弱点所在：即对方是不受欢迎的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的党友。“我不知道梅尔茨先生目前在竞选活动的哪个环节。你们对他这位联邦总理感到羞愧，”西格蒙德说。舒尔策试图与联邦党组织保持距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绝对令人尴尬”。舒尔策立即澄清，他的任务不是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推行“来自柏林的话题”，而是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诉求带到柏林。他举了养老金为例——他和其他东部的 CDU 州长对联邦政府计划取消所谓的 63 岁退休金感到不满。舒尔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与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不同”。当主持人提醒他，梅尔茨刚刚再次确认要取消 63 岁退休金时，舒尔策说：“他可以那么做。但我坚持我的观点，我不会在联邦参议院对此表示同意。”不，对于竞选者来说，成为联邦总理的党友目前毫无帮助。相反，这是一种

负担——而挑战者西格蒙德则无需承担这种负担，因为他的政党既不在联邦政府也不在任何一个州政府中参政。

舒尔策转而试图强调他在就业、安全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并以不同的措辞表示：“所以我已经交付了成果，而不仅仅是空谈。”在被问及为何 的西格蒙德在民调中领先如此之多时，舒尔策说：“他创造了一种感觉。他说一切皆有可能。但这是一种我永远不会写在海报上的说法，因为并非一切皆有可能。必须以现实的态度与人们交谈。”

然而，目前的竞选进程并未表明他

选民会对这种坦诚心存感激。但在电视辩论中，每当需要解释其竞选纲领将如何运作时，陷入困境的总是西格蒙德。这一点在辩论的后半段尤为明显：此时其他政党的首席候选人们加入讨论，主持人根据具体议题组织讨论，而不再仅仅鼓励舒尔策和西格蒙德候选人之间进行互相攻击。

在后半段中，讨论迅速转向移民话题以及德国选择党（AfD）提出的不再依赖外国专业人才的要求。例如，AfD 的纲领中称，在护理领域，“文化异质”的人员会对患者造成损害。鉴于寻求庇护人数大幅下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2025 年仅为近 2900 人），社民党（SPD）候选人阿尔敏·威林曼和绿党候选人苏珊·希博拉-赛德利茨解释称，所谓的移民问题是 AfD 灌输给德国人的，且该问题已经解决。左翼党的伊娃·冯·安根在被问及外国人犯罪率是否高于平均水平时表示，人们的出身对她来说“无关紧要”。AfD 的西格蒙德则一脸厌倦地望着天花板。在他看来，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相反，现在需要的是“负向移民”，他说道。并且必须“将那些行为不端的人遣返回国”。

当被问及医院所需的专业人才将从何而来时，西格蒙德表示，移居海外的德国人必须回来。然而，一名在瑞士工作的德国护理人员赚的钱比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多。这导致主持人追问：“您真的认为他们现在会回来，就因为您是州长吗？”西格蒙德回答道：“当然——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金钱并非每个人生活中的全部。有些人离开这个国家，是因为他们无法再忍受这里的政治状况。因为他们想念过去那个安全且熟悉的德国。”当被问及会有多少人回来时，西格蒙德说：“数百人。”

讨论小组随后探讨了经济、能源成本、教育以及 AfD 提出的建立民兵组织的要求。当西格蒙德说，可以通过“重新采取强硬手段”来提高学校的纪律性时，绿党的希博拉-赛德利茨反驳道：“您在这里提出的建议简直令人毛骨悚然。”总的来说，西格蒙德遭到了几乎全场参与者的反对，但这并没有让州长舒尔策从中获益，因为此时画面中更多地出现了其他辩论者。州长偶尔通过表示他想进一步阐明细节来提醒人们他的存在。或者他提到维护学校建筑这一重要任务，并指出像 AfD 那样仅仅挂一面德国国旗是不够的。

最后，候选人们回到了各自惯常的角色。AfD 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现得信心十足且绝不妥协；他表示，选举后他希望单独执政，并精准执行他所宣布的计划。CDU 的现任者舒尔策承认，他在民调数据方面仍需“提高”，并冷静地表示：“我的目标是让这个国家继续得到理性的治理。”于是，由社民党候选人威林曼来说出戏剧性的结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联邦共和国一直与联合政府和利益平衡和谐共处。他暗示西格蒙德地说道：“绝不妥协，就是通往威权体制之路。”

关键在于小党

AfD（德国选择党）希望在马格德堡州议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但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高？一项数据分析。

在 6. September 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AfD 将成为最强势力。这一点可以以极高的概率断定。然而，未来谁将统治该州仍不确定。 独立赢得多数席位是有可能的。同样，该州许多小党——SPD（社民党）、绿党、BSW（萨拉帝国党）甚至可能是 FDP（自民党）——可能全部进入州议会。选举结果将如何，无法进行精确预测。但概率是可以计算的。那么， 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概率是多少？

初始情况

为了做出选举预测，首先需要一个当前的民意概况。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民调较少，且像所有民意调查一样存在不确定性。对于每个政党，在当前民调的时间点上都有一个百分比区间。这一计算纳入了不同研究机构的民调。目前 为 39 至 44%，CDU 为 21 至 25%，左翼党为 11 至 15%。对于 SPD、绿党和 BSW，其不确定区间与 5% 的得票门槛重叠，而 FDP 则低于该门槛。但民调并非选举预测，在选举前仍有许多变数。哈勒-维滕贝格大学的政治学家马塞尔·莱万多夫斯基（Marcel Lewandowsky）也深知这一点：“基于许多选民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做出决定，选举结果完全可能与民调所暗示的不同。”

预测

因此，曼海姆大学、柏林赫蒂学院（Hertie School Berlin）以及维滕 / 赫德克大学的科学家在“第二票”（Zweitstimme）项目中开发了一种能够预测可能选举结果的方法。他们的预测为每个政党提供了一个比民调明显更宽的区间，选举结果可能落在这个区间内。平均而言， 为 41%，但 36 至 60% 之间的结果也是可能的。区间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在选举前仍可能发生许多事情，因为选民可能选择另一个政党，或者原本不打算投票的人最终决定填写选票。选举越临近，这种不确定性就越消减。

AfD 的绝对多数

该预测模型并非预言一个明确的选举结果，而是展示可能的各种情景。最常见的情景是：AfD 获得最多席位，但未达到绝对多数。CDU、左翼党和 SPD 将进入州议会，而其他政党则不能。同样具有较高可能性的是，还将有第五个政党进入议会。来自“第二票项目”（Projekt Zweitstimme）的模型得出了许多可能的情景，其中也包括 AfD 获得绝对多数的情况。

为了预测可能的未来，该模型通过学习过去的数据来进行。三个因素至关重要：距离选举还有多久？各政党在民调中的表现如何？与最终选举结果相比，误差有多大？针对每个政党、每次民调和每次选举，答案可能各不相同。对于预测而言，也可以设想不同的情景。因此，该模型计算了许多不同的选举结果。总共计算了 4000 种不同的选举结果，图表中的每个点代表其中的 10 种。为了排除随机性并计算概率，需要进行大量模拟。过去经常出现的发展趋势在模拟结果中也会更频繁地出现。这就像掷骰子：掷几次时，哪个数字在上面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但在 4000 次投掷后，每个数字出现次数应该大致相等。在 4000 次模拟结果中，AfD 在略多于 1000 次的结果中获得了席位的绝对多数。因此，AfD 单独执政的概率为 26%。

小党

要获得州议会的多数席位，并不需要选举结果超过 50%。那些未能跨过 5% 门槛的政党所获得的选票，对议会的组成没有影响。席位将根据选举结果分配给较大的政党。因此，小党的表现也决定了 AfD 的成功。

选举预测显示，AfD、CDU 和左翼党肯定会进入州议会，SPD 进入议会的概率也超过 80%，处于较高水平。绿党和 BSW 分别在约三分之一的模拟中成功跨过 5% 门槛。FDP 的机会则比较渺茫。虽然选举模型可以预测投票意向的变化，但无法预测由策略性投票行为引起的异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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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各种情景

政治学家莱万多夫斯基（Lewandowsky）认为这种动态仍有可能发生：“我可以想象 AfD、CDU、SPD、左翼党和绿党都能进入州议会。如果 SPD 和绿党进入议会，AfD 就无法拥有绝对多数席位。”但他认为 BSW 仍有机会。

在模拟实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党的得票结果如何影响 的多数地位。在 4000 组不同的模拟选举结果中，有 294 例仅有三个政党进入州议会。这相当于图表中 7% 的数据点。如果只有三个政党进入， 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概率为 65%。州议会由四个政党组成的可能性要大得多，42% 的模拟显示了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在马格德堡单独执政的概率仅为 35%。

为了预测不同情景的概率，研究人员计算了 4000 种可能的选举结果。所使用的模型通过历史数据学习了民调结果与实际选举结果之间可能存在的偏差。预测基于截至 8 月 12. 日的民调。

的民调支持率在选举前进一步大幅增长的可能性较低。莱万多夫斯基表示，其选民已经有了非常坚定的决定。同时，这个极右翼政党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性也很低。“我们从各项研究中得知， 的选民对其政党的忠诚度极高。”对于其他政党而言，关键在于动员选民。他们可能会尝试，

五个政党进入州议会（例如除了 、CDU、左翼党和 SPD 之外，还有绿党或 BSW）的可能性几乎一样大（占模拟结果的 39%）。在这种情况下， 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概率仅为 14%，可能性较低。如果除 FDP 以外的所有小党全部进入，即总共六个政党，那么 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概率将降至 4%。不过，这种情况仅在 10% 的模拟中出现。

- 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结果 - 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结果

一个点代表 10 次计算

无论如何，组阁谈判可能会变得复杂。CDU、SPD 和绿党共同组成多数派的概率仅为 1%，几乎可以排除。如果加上左翼党，组成多数派的可能性会增加，但 CDU 坚决排除共同组阁的可能性。莱万多夫斯基表示，CDU 的首席候选人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最近试图为此寻找一种措辞方案。他既不想与 也不想与左翼党共同坐在内阁会议桌前，但可以想象领导一个由左翼党容忍的少数派政府。莱万多夫斯基不认为选举后针对 的“防火墙”会倒塌。整个竞选活动的核心就在于是否允许与 合作。

如果观察所有 4000 组计算出的选举结果， 在略多于 1000 组结果中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即概率为 26%。

莱万多夫斯基说，（其他政党）可以通过强调这次选举对民主的重要性，来争取那些不投票者的选票。

可以根据模拟中进入议会的政党数量对结果进行分类。在 294 次模拟中，只有三个政党进入。其中 190 次 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概率为 65%。在五个政党（1577 次模拟）的情况下，该概率仅为 14%。 SZ 图表：jje；来源：zweitstimme.org，自行计算

政府

只有 BSW 没有排除支持 AfD 政府的可能性。萨拉·瓦根克内希在公开场合曾考虑过，通过在第三轮投票中弃权，使 AfD 的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能够当选州长。根据预测，BSW 进入州议会的概率为 31%。如果能够进入，在 39% 的情况下，BSW 议员的投票将决定 AfD 还是所有其他政党联合拥有多数席位。

“对于届时将领导少数派政府的乌尔里希·西格蒙德来说，这将是一个可能非常尴尬的选择，”莱万多夫斯基表示，“届时 BSW 将拥有敲诈的潜力。”

马库斯·哈梅特纳，乔纳斯·杰齐格，索伦·穆勒-汉森

武器的原材料

为了实现“时代转折”（Zeitenwende），德国不仅需要数百亿资金，还需要像锗这样的原材料。几乎所有此类原材料都来自中国，这现在让整个军工行业感到惊恐。因为他们很清楚习近平站在谁那边。

作者：托马斯·弗罗姆

欧洲的安全不仅取决于大型坦克、无人机或战斗机，还取决于一些不起眼的东西。例如这种

闪烁着银光的类金属，看起来就像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它闪闪发光，仿佛是有人从另一颗星球带来的。然而，这种原子序数为 32 的原材料其实是非常世俗的东西，它是锌提取过程中的副产品。而且，它同样以非常世俗的方式被应用于现代电子工业中：光纤电缆、红外设备、半导体。

但目前让这种物质变得如此至关重要的是：军队也迫切需要它，因为它经常被用于热成像摄像机、夜视仪或雷达设备。没有它，坦克驾驶员在夜间将很难找到目标。没有它，将很难用防空系统保护乌克兰免受俄罗斯的攻击。

疫情期间，采购员突然变成了危机管理专家

这种备受追捧的化学元素在 1886 年由一位名叫克莱门斯·温克勒（Clemens Winkler）的德国化学家在萨克森州的弗赖堡发现，且恰好被命名为“锗”（Germanium），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简直像个笑话。因为据估计，如今全球生产的锗中约有 70 Prozent 由中国供应。这是一种经过多年建立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导地位。而这正是德国军工产业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且并非只有该产业受影响。

这种依赖关系出现在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欧洲国家在今年投入的军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 2026 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超过 4500 亿欧元。欧盟委员会的“欧洲重新武装”（ReArm Europe）计划甚至预计，到 2030 年将额外投资 8000 亿欧元。但问题是：在未来几年，生产如此多武器所需的必要原材料究竟从哪里来？慕尼黑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公司的沃尔夫冈·伯恩哈特（Wolfgang Bernhart）表示，只要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得不到保障，工业界就将“容易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和供应瓶颈的影响”。

这家管理咨询公司在几周前发布了一项研究，令整个行业大吃一惊。顾问们详细研究了航空和军工产业的现状。他们的诊断结果是：一切都高度依赖中国。这适用于轻质且强度极高的原材料钛，也适用于所谓的稀土——稀土属于特别关键的原材料，被用于制造无人机或飞机中所使用的组件。各方面的情况看起来都很糟糕。

仅全球 90% 的稀土加工设施目前由中国控制。如果中国从今天起突然停止供应锗及许多其他原材料，整个欧洲的国防能力恐怕将受到极大限制。正因如此，亨索尔特（Hensoldt）公司已经在提前做准备，因为没人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

乍一看，很难发现亨索尔特公司的车间里关乎生死。因为这里正在组装的电路板，凭借其微芯片和彩色细导线，看起来与冰箱、洗碗机或电动汽车中的彩色部件没什么区别。然而，这些特种电路板并非用于客厅的平板电视，而是用于现代电子作战指挥，用于军事雷达设备和导弹防御系统，例如目前正被交付至乌克兰的系统。比如制造商迪尔国防（Diehl Defence）生产的 Iris-T 地面防空系统中的雷达。

在这家军工企业的工厂车间里，人们在拧螺丝、敲锤子和焊接，这里距离乌尔姆中央车站仅几个电车站之遥，就位于土耳其烤肉店和加油站之后。这里有 3000 人工作，设有工作台和工具箱，没有巨大的机器人手臂。在欧洲防御体系这个微观层面诞生的场所，一切仍然是纯手工制作。

亨索尔特是德国最大的军工制造商之一。这家集团的年营业额约为 25 亿欧元，需要许多如今被归类为“关键”的原材料。稀土、特种半导体，或者就是一些银色的小锗块。

Iris-T 防空系统是许多需要锗来制造的军工产品之一。该原材料的 70% 来自中国。因此，许多公司现在正尝试寻找其他供应商，尽管这并非易事。照片：HENSOLDT

负责确保这里一切供应充足的人员中，包括该公司的首席采购员约亨·普菲斯特（Jochen Pfister）。这位 51 岁的男子表示：“原材料和供应链问题让我们深感焦虑。”他坐在 Hensoldt 工厂园区的一间会议室里，桌上放着水和苹果汁；而就在隔壁传来锤击和焊接声的同时，他的措辞已经充分揭示了局势的严峻程度。

管理人员为了自己或他人而将事情美化的情况确实时有发生。但普菲斯特并非如此。他坦率地表示，一个“重大课题”将是：“中国在未来几年将如何表现？”

确保这些零部件不再来自中国至关重要

当然，没有人能真正确定这一点，即便是一家德国军工企业的首席采购员也无法确定。但他希望为某种情况做好准备，即“如果有一天，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从中国进口”。到那时，“很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欧洲必须做出决定：少数仍可获得的原材料应该预留给国防工业，而不是用于汽车或能源产业？”普菲斯特现在透过眼镜神情严肃地说道：“但我希望情况不会恶化到那种地步。”

无论如何，像普菲斯特这样以前仅被称为“采购员”的人，在过去几年中变成了危机管理器。他们每天检查供应链，突然间开始关注地缘政治，并现在花费数小时研究国际原材料市场。

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产品从原材料经过各个生产阶段直到最终产品的整个路径。供应商向供应商供货，而后者又向其他供应商供货。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某家公司——例如 Hensoldt——利用所有这些供应件制造出一台完整的雷达设备。

“供应链”这个词并非偶然在它们第一次出现断裂时才真正流行起来。普菲斯特说，以前人们只关注直接供应商，也就是第一层的供应商。而“供应商的供应商”则“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因为那时一切运行良好。

然后疫情袭来，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突然之间，原材料无法送达，因为货轮被困在亚洲港口或卡在苏伊士运河中。而在欧洲，工厂的生产线突然停工。第二、第三和第四层供应商现在变得至关重要，所有人都开始仔细审视。而他们所看到的情况往往并不令人安心，因为每条供应链最终都指向了起点。而起点往往就是：中国。

普菲斯特在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个黄色文件夹。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他不需要打开这个文件夹，因为他已经熟记了最重要的数字。例如 15 000. 这是 Hensoldt 每年需要的不同材料数量，用于制造防空专用电路板、雷达设备或潜艇潜望镜。“这可能是一个价值几美分的螺钉，也可能是一个昂贵的半导体，”普菲斯特说。另一个数字：900 000. 这是 Hensoldt 计划在未来几年从德法合资企业 United Monolithic Semiconductors (UMS) 采购的半导体芯片数量，用于其雷达生产，以减少对亚洲供应的依赖。普菲斯特表示，对于国防工业来说，“了解零部件的来源至关重要”。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表述：确保这些零部件不再来自中国至关重要。

普菲斯特不断仔细检查他的供应链，并与他的团队一起分析整个数据库，以了解他的原材料究竟来自哪里。他早在一段时间前就关注到了那种具有外星般光泽的锗。例如，Hensoldt 将其用于供应给警察和联邦国防军的热成像摄像机。但现在这件事突然出现了一个问题：“最大份额来自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像普菲斯特（Pfister）这样的采购商会进行精确计算：需要多少量、成本多少、有哪些替代方案。例如，比利时目前是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工业化加工锗的国家之一，在市场上可作为中国的替代方案。锂可以从葡萄牙等地采购，稀土的重要矿床也分布在挪威、芬兰或瑞典。

但情况就像许多原材料一样：中国以外的供应通常较为紧张，有时原材料会长时间售罄，且来自比利时的锗成本可能比中国原材料供应商的材料高得多。尽管如此，普菲斯特还是决定进行长期转型。“如今我们几乎不再从中国采购任何东西，包括锗在内。”

中国在过多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早在 2023 年 8 月就已让许多人意识到。当时，北京政府对锗和镓实施了出口管制。这对工业界来说是一次警钟，也是一个非常苦涩的预演——如果中国真的采取强硬措施，欧洲未来可能会面临怎样的局面。人们开始在欧洲、加拿大或美国寻找各种原材料的替代供应商，增加从工业废料中回收原材料的比例，并更加依赖自己的矿业项目（例如在芬兰的索特卡莫 Sotkamo）。能够采取行动的人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储备。

中国的情况就像俄罗斯天然气一样：起初供应量大且市场价格相对低廉。但随后普京发起了侵略战争，天然气突然变成了稀缺商品，成了政治武器。中国的情况与其他依赖关系类似：供应商（Dealer）很清楚，像德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无法承受“强制戒断”的代价。整个欧洲都需要这些物资，否则该大陆将在经济上崩溃。

风险如何？极其巨大。中国不仅在支持俄罗斯战争贩子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遗憾的是，人们也不太清楚中国的

国家元首习近平是否以及何时可能会进攻邻近的岛国台湾。而恰恰是欧洲在所有这些冲突中倾向于深陷其中的国防工业，在这种复杂局面下竟然要依赖于巨大的原材料贸易商北京？

杜塞尔多夫军工巨头莱茵金属（Rheinmetall）的负责人阿尔敏·帕珀格（Armin Papperger）几个月前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表示，对于部分来自中国的材料，公司已经“储备了四年的量”。在半导体方面，公司签署了更长期的合同，且不仅仅与来自台湾的供应商合作。“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现在不能百分之百依赖旧的供应链，”这位莱茵金属的军工管理人员说道。

最终所有人都在竞争相同的原材料

不仅是约亨·普菲斯特（Jochen Pfister）和阿尔敏·帕佩格尔（Armin Papperger）在寻找摆脱对中国依赖的方法，贝尔恩德·舍费尔（Bernd Schäfer）也在寻找。

可以将舍费尔想象成一名现代的寻宝者，只不过他寻找的不是黄金，也不是古钱币。对他而言重要的宝藏叫做镓、锗、钛和钴。或者是钕、镨、镝和铽。

要安排一次与他的会面并不简单。他目前经常出差。舍费尔是一家名为“欧洲原材料创新与技术研究所”（EIT Raw Materials）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网络联盟的负责人，该联盟由欧盟支持。其目标是：在欧洲开采和加工更多原材料，尤其是开发新资源。顺便一提，这不仅是为了国防工业。风力发电机和电动汽车的制造商在生产产品时同样需要稀土。最终，所有人都在竞争相同的原材料。

“我们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舍费尔在一次视频通话中说道。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往往比欧洲人早到很多，而且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他在当地谈判时，通常能提供对方所需的一切：“融资、基础设施、加工和长期收购”，舍费尔说。形象地说，他们是“带着装满钱的大皮箱”而来的。

那是一个炎热的七月上午，舍费尔坐在电脑摄像头前，身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白色衬衫的袖子卷了起来。他没有绕圈子，直接说道：“长期以来，我们在欧洲的行为一直受到当时土星（Saturn）广告语‘贪便宜很酷’（Geiz ist geil）所影响的心态支配：廉价优先于安全。”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错误。

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会处于劣势，因为中国确保的原材料越多，欧洲的依赖程度就越大。来自

尤其是欧洲国防的未来让他感到担忧。“镓、锗和钴属于北约十二种国防关键原材料之列，”他说。巨额的特别基金、欧洲的国防投资计划？他的看法与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的顾问一致。“单靠资金既造不出坦克，也造不出飞机，”他说。他喜欢谈论“乐高原则”。这意味着，如果“关键的积木缺失”，最好的设计图也毫无用处。而欧洲如果没有这些关键积木，就相当陷入了困境。舍费尔表示，原材料问题在“许多公司中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注”。它应该被列入“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代表、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议事日程”。

欧洲建立锂矿虽好，但谁想承担那些脏活？

从理论上看，这件事非常明确。早在 2024 年 5 月，欧盟就通过了《关键原材料法案》（CRMA），旨在确保成员国获得战略性重要原材料的供应。可以说，电动汽车电池、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以及整个能源转型都依赖于此。

在亨索尔特（Hensoldt）位于乌尔姆的工厂区 31 号厂房里，墙上的标牌写着“Detect and Protect”（发现与保护）。这就是一家来自国防工业的雷达与传感器公司构思出的广告语。几米之外，墙上挂着一面乌克兰防空部队的旗帜。这是来自基辅的礼物，旨在感谢对方提供的防空雷达——如果没有锗，这些雷达很难制造出来。

曾经，亨索尔特每年仅生产三台此类雷达。如今这一数字已增至 25, 不久后预计将达到 45 台。整个欧洲国防工业的情况亦然：一切都在增加，更多的坦克、军舰、战斗机和弹药。制造的东西越多，所需的原材料就越多。

通过 CRMA，欧盟设定了明确目标：到 2030 年，至少 10% 的战略原材料需求应在欧盟内部开采；40% 应在欧盟内部加工，且至少 25% 应实现回收利用。此外，任何此类原材料的年度需求量中，来自单一第三国的比例不得超过 65%。不难看出，布鲁塞尔方面想到的对象是谁：中国。

自欧盟计划通过以来，欧洲一直在致力于实现独立，建立原材料合作伙伴关系，并推动回收利用。但另一方面，欧洲新矿山项目的审批程序仍可能耗时多年，此外还面临严格的环境要求以及对地下水的担忧。

在不远处的几栋建筑里，人们当天也在研究微小的晶圆、集成电路、电容器、二极管和电感线圈。这些微小的智能组件最终将被安装在大型雷达或“台风”战斗机中。

2022 年，英澳矿业巨头力拓（Rio Tinto）在塞尔维亚建设大型锂矿的计划因当地民众的抵制而暂时停止。该项目至今仍极具争议。当地居民担心自己的健康，害怕土壤和地下水被污染。

欧洲毕竟不是中国，在中国，这类事情可以迅速推进，而无需考虑人们是否愿意。欧洲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并非欧洲的劣势，恰恰相反。但正因如此，欧洲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之路才如此艰难。

亨索尔特的采购员约亨·普菲斯特（Jochen Pfister）问道：“谁愿意在施瓦本汝拉山（Schwäbische Alb）——仅举一例——安置这样一个工业区？”人们现在可以选择改变观念，或者继续依赖中国。“承担所有风险，”他说。

2023 年，中国突然对锗实施出口管制，这让欧洲意识到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主导了供应链，同时也为欧洲敲响了警钟。照片：DPA

社交媒体

Meta 的巨额代价

作者：安德里安·克雷耶 (Andrian Kreye)

数字巨头 Meta 必须支付高达 171 亿美元的创纪录罚款；此外，该公司还必须修改其运行机制，以确保不再造成损害。虽然这仅是该公司与 29 个美国州达成的庭外和解，因此不会有法院判决，但这依然使其正式化：Meta 的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 Facebook 和 Instagram，具有成瘾性，并会造成心理损害，尤其是在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这使得这起由各州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具有历史意义。此外，此案还涉及数据保护问题，因为 Meta 利用其用户（包括未成年人）的数据来训练其人工智能（AI）应用。在这些应用中，这些数据在此前难以想象且尤其是不可撤销的程度上继续发挥作用。

原则上，这一进程是一个转折点。公民社会已经证明，即使是像万亿级数据巨头这样的庞然大物，在他们面前也会屈膝。在这次和解之前，新墨西哥州（因严重违反青少年保护法被处以总计近 10 亿罚款）和洛杉矶（一名原告因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导致抑郁而起诉，获赔 600 万美元）已分别做出判决。美国和欧洲的进一步诉讼将接踵而至，涉及成瘾问题、数据保护以及竞争扭曲。法国、希腊、奥地利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正在考虑完全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走得更远，那里 16 岁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被限制在 40 分钟，夜间则完全禁止。当然，这些规则来自一个将互联网隔离在“防火长城”之后的严酷党国独裁政权。但审查制度与青少年保护之间存在区别，而这正是美国目前关注的重点。因此，数字巨头在当地法院受到如此严格且在方法论上与当年烟草公司类似的对待，是正确且好事。

问题在于，这次和解是在庭外达成的。对于 Meta 来说，这是逃避一场原本被要求支付更多赔偿的诉讼的唯一途径。四个州甚至要求赔偿 2000 亿美元。总而言之，罚款总额原本可能上升到 1,4 万亿美元，这将相当于目前整个公司的市值。这是一个即使是 Meta 也无法承受的金额。2000 亿美元会拖累资产负债表，而 1,4 万亿美元则会危及该公司的生存。

170 亿美金的罚款听起来

极其惊人。 但马克·扎克伯格的 公司面临的风险 完全是另一个 量级的。 而现在，这些风险 已经消除了。

171 亿远高于此类公司通常能轻松承受的百万级罚单，例如在美国和欧洲的多次诉讼中那样。这甚至是科技巨头有史以来必须支付的最高罚金之一。但这也是一个紧急出口的法律买路钱。一场诉讼将迫使 Meta 公开许多商业秘密。通过所有相关报道，它会更清晰地揭示社交媒体造成的成瘾效应和长期损害。它所要求的整改措施肯定会更加严格且广泛。而这次和解将罚金数额降低到了市值 1,2% 的水平。从长远来看，这应该不会对投资者和股价产生影响。对比来看：如果换算成一个年薪 54 000 欧元的德国平均工资水平，这相当于一张 660 欧元的罚单。当你超速 60 公里时，就必须支付这个金额。虽然心疼，但可以承受。

然而，这次庭外和解真正严重的地方在于，这些公司的未来将不再被审视。因为社交媒体是一个过时的模式，其造成的损害是真实且持续的。但对于像 Meta 这样的数字巨头来说，未来的真正业务是人工智能。根据计划，未来每个人都将拥有一个自己的 AI 助手——它不像一个服务提供商，而更像阿尔弗雷德·潘尼沃斯（Alfred Pennyworth）。那是蝙蝠侠的管家、助手兼心腹，他了解蝙蝠侠所有的弱点和渴望——因此知道这位超级英雄在哪里脆弱。潘尼沃斯不会滥用这种信任，相反，他在幕后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 Meta、谷歌及其竞争对手已经多次证明，他们会将用户的信任滥用到极致。一场诉讼本可以揭露这一点，但现在它被避免了。

遗产税

财富之梦

又是富人。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新数据，“税务公正网络”（Netzwerk Steuergerechtigkeit）估计，去年他们向子女继承了约 120 亿欧元的遗产。但这些数以十亿计的馈赠几乎没有缴税：据此，实际支付的税款仅约 2.5 亿欧元。因为超级富豪如果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自己无法支付，就可以获得免税。这当然是一条古怪的规则，且被频繁利用：原应缴纳税款的 94% 再次被免除给了继承人。

社民党（SPD）希望废除这一规则，联盟党（Union）则希望等待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10 月中旬终于将在卡尔斯鲁厄进行审理，裁决将在随后出台。财政部长兼社民党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希望结果符合他的意愿。但即便该例外条款被判定为违宪，财政部长的喜悦可能也会迅速消失。因为他将招致麻烦。

社民党内的左翼将要求进行一次大幅改革，以最终为更高的养老金、更低的税收、更好的护理以及许多其他美好事物提供资金。克林拜尔（如果届时他仍是社民党主席）将不得不向他的政党解释，能筹集到的资金远没有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想象的那么多。因为超级富豪继承的不是老爷车和金饰，而通常是企业。目前的宽限规则是一种技巧，旨在不给公司造成过重负担。因为公司收益不仅由企业家获得，还用于支付工资和投资——而克林拜尔同样希望增加这方面的资金。副总理必须决定什么对他更重要：促进经济还是满足正义感。巴斯蒂安·布林克曼（Bastian Brinkmann）

墙边的男人

斯文·许伯（Sven Hüber）不属于那种会在街上被认出来的人，警察工会副主席并没有这样的名气。尽管如此，从他的案例中仍能学到一些东西，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动荡的时代。

许伯在一家右翼网站报道称，他在担任东德边防军军官期间曾虐待一名试图越墙逃亡的人后，宣布辞职。此外，报道还称他曾对下属士兵进行洗脑，让他们向试图跨越德德边境的人开枪。

报道发布的时机绝非偶然：就在此前不久，许伯引发了一场争论，因为他在一篇关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的文章中写道，如果 AfD（德国选择党）夺权，警察们可能必须拒绝执行命令。他还暗示，公务员的就职誓言禁止他们选择 AfD。

关于东德时期的指控是否属实，只有历史学家，或许还有法官能够澄清——许伯已经宣布将对该报道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该报道主要依赖于一名证人的证词。但无论如何，这位工会领导人现在受到严厉批评是事实。他在文中传播的观点纯属错误：公务员完全可以投票给 ，因为该党并未被禁。许伯这样做损害了一件正确的事，即警告部分具有极右翼倾向的 的崛起，并提高警察对其公民义务的意识。那些想要打击 却歪曲法律事实的人，实际上是在助长一种叙事，即又有人想要禁言民众。而正是这种叙事，让 多年来变得越来越强大。本尼迪克特·彼得斯（Benedikt P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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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十足 SZ-插画：KITTIHAWK

中情局局长在莫斯科

不要这样做！

作者：Hubert Wetzel

当北约的情报人员目前向东观察，审视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之外的俄罗斯领土上发生了什么时，他们看不到某些东西：他们看不到坦克师，看不到炮兵团，看不到集结的部队，也看不到野战医院。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看到莫斯科政权在试图用大规模地面部队攻击北约东翼时所需要的一切。

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2021年的冬天，所有这些在乌克兰边境都清晰可见。因此，任何想要了解情况的人都能预见到俄罗斯将会发动进攻。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拜登因此派遣了他的

中情局（CIA）局长前往莫斯科：其传达的信息是“不要这样做”。但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是做了，因为战争贩子就是会做战争贩子会做的事。

现在，又有一位中情局局长访问了莫斯科，根据所有泄露的信息，他再次传达了一个信息：不要这样做。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此举显然——或者措辞更谨慎一点：据称——是指不要攻击北约。

因为同样有一个坏消息：即便联盟可以相对确定，俄罗斯军队的主力被牵制在乌克兰，普京需要他的士兵在顿巴斯而非派遣至波罗的海国家，但北约东翼的情况绝非平静。俄罗斯的地面入侵或许可能性较低，但对于联盟的领空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

约翰·拉特克利夫 似乎 给普京 带来了一则特殊的 信息

一个著名的姓氏对于竞选法国总统来说是福音还是诅咒？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可能一生都在试图走出其父亲——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的阴影。他的祖母珍妮特·科隆贝尔（Jeannette Colombel）也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因此，现年46岁的他在一个充满知识分子气息的环境中长大，并毕业于精英聚集的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

如果观察那里出没的所有敌对飞行器，就会发现：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俄罗斯针对北约国家的军事挑衅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显著升级。

zu haben

以波兰为例：一年前，二十多架较为原始且未武装的俄罗斯无人机侵入了波兰领空。而今年，一枚现代化的俄罗斯巡航导弹（该型号还拥有可携带核弹头的版本）落在了一片波兰农田上。

以德国为例：此前，据推测由俄罗斯操控的无人机袭击仅限于瘫痪德国机场的交通。而相比之下，在莱比锡出现的携带炸药的无人机则旨在炸毁一架乌克兰

运输机——这将带来所有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俄罗斯正大胆地逼近那条界限，即所谓的“混合战争”与——除此之外还能怎么称呼？——“真正攻击”之间的界限。混合攻击有两个特点：无法明确归因，且不直接威胁人的生命。而这两点在波兰和莱比锡的事件中都不成立。这意味着：普京在与北约的对抗中准备承担更多风险——而且他并不在乎联盟是否知情。

因此，五角大楼在某些文件中不再提及北约的“东翼”，而改称“东线”，这是有原因的。一名美国最高级别代表前往莫斯科，并在那里留下警告，防止冷战前线变成热战前线，这是一件好事。

人物档案

在完全投身政治之前，他曾尝试建立自己的记者职业生涯。格吕克斯曼曾担任驻阿尔及利亚记者，拍摄过关于卢旺达大屠杀和乌克兰革命的纪录片，并曾创办一家文学杂志。他还尝试涉足过广告业。

格吕克斯曼曾在格鲁吉亚担任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的顾问，积累了外交政策经验。他在该国生活了四年，娶了一位格鲁吉亚妻子，两人育有一个儿子。2012年返回法国后，他加强了政治参与。不过，他并非从一开始就活跃在左翼政治光谱中。就像他早年是毛主义者的父亲一样，他曾支持尼古拉·萨科齐——他后来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他此前对经济自由主义小党“自由替代党”（Alternative libérale）的支持，至今仍被左翼圈子所诟病。

2018年，他是“公共广场”（Place Publique）运动的共同创始人之一，该运动处于社会党与围绕让-吕克·梅朗雄的激进左翼之间

拉斐尔·格吕克斯曼 (Raphaël Glucksmann)

渴望成为法国总统的温和左翼人士

定位。与他的政党一样，格吕克斯曼持有坚定的亲欧立场。2019年，他通过一个名为“渴望一个社会与生态之欧洲”的左翼政党名单成功进入欧洲议会。格吕克斯曼很快被视为法国左翼的明星，且得益于他的姓氏，他在国际舞台上屡次引起关注。最近的一次是他要求美国归还 1876 年作为礼物赠送的自由女神像。他的理由是：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不再尊重该雕像所代表的价值观。

当前词典

CIA

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其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近日访问了莫斯科——显然是为了传达美国的警告，即不要攻击北约领土。该机构成立于 1947 年冷战时期，是美国最重要的海外情报机构，也是二战时期战略情报局（OSS, Office for Strategic Services）的继任者。当时的《国家安全法》将 CIA 置于美国总统的领导之下，但其须向国会报告。其预算、员工人数、任务——全部属于机密。CIA 员工不仅收集信息，还执行自己的行动。该机构以取得重大成就而自豪，例如追踪到了 2011 年被击毙的基地组织顶级恐怖分子奥萨马·本·拉登。批评者指责其严重违反国际法，例如 1961 年在古巴猪湾失败的颠覆企图、1973 年在智利的极右翼政变，以及 11. 2001. 后建立的秘密监狱和酷刑监狱。但在恐怖袭击之后，CIA 在新的美国安全架构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JKÄ

居住与疯狂

租金

作者：克劳迪娅·亨茨勒 (Claudia Henzler)

在德国东部三个联邦州的州议会选举前夕，联邦议院的左翼党党团提出了一项可能会赢得许多租房者支持的建议：他们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将租金上涨暂时冻结在当前水平。左翼党希望利用这一停滞期来通过几项比以往更有效的租金监管工具。其中，计划改进租金指数（Mietspiegel），并用租金上限（Mietendeckel）取代效果不佳的价格刹车机制（Preisbremse）。

一项全国性的、即便只是短期的租金冻结，将是对财产权的强力干预。左翼党提交了一份法律意见书，称此举合法。但即便认同这一观点，该建议与如此多房屋所有者的利益相悖，在政治上也是无法实现的。

然而，左翼党认为不能将住房市场完全交给自由竞争，这一点是正确的。如果不进行监管，从事销售、幼儿园教师或护理工作的人们在大型城市获得体面生活机会的可能性将会降低。这对城市社会而言并非好事。

对租金指数和租金价格刹车的批评是恰当的。因为在现实中，租金指数并未能履行标明“当地惯常对比租金”的任务。事实上，它仅反映了市场的一个扭曲片段，因为它只考虑了过去六年内房屋挂牌出租的价格。旧合同中的较低租金则不被计入。

政治上有办法可以让人们在大型城市的生活成本降低

租金价格刹车的作用同样有限：在适用该机制的地区，房东收取的租金最多可比租金指数中同类地段、同类配置房屋的惯常租金高出 10%。而且这仅适用于 2014 年之前建造的房产。对于较新的建筑，房东收取的租金最高可超过对比房屋的 20%。而这些价格随后又会被计入下一个租金指数的计算中。因此，许多城市的租金水平多年来仅向一个方向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必要改进监管住房市场的工具。不必像左翼党要求的那样，在计算时将所有租金（包括社会住房租金或极旧的存量租金）全部纳入。但计入的时间范围应当比过去六年更长。

他的伴侣也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两人育有一个儿子。莉亚·萨拉梅 (Lea Salamé) 是 France 2. 的主播。这位 46 岁的知名记者现在为了顾及其伴侣的参选而放弃了这一职务，但她将继续主持谈话节目《Quelle époque》。她承认，至少在 5 月选举之前的这次退出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萨拉梅在她的 Instagram 消息中强调，她依然是一名记者，且“在成为任何人的伴侣之前，首先是一个自由且正直的女性”。她也试图走自己的路。作者：亚历山德拉·费德尔-施密德 (Alexandra Föderl-Schmid)

由于租金上限可能会阻碍投资者建设新住宅，因此联邦政府和各州采取比以往更多措施，以确保能够建设出可长期低价出租的住宅，这一点至少同样重要。这不仅是左翼长期以来的要求。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不应再出售其拥有的土地，而应通过世袭租赁权（Erbpacht）的方式进行分配，以避免投机。此外，他们必须创造更大比例的、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住房。这可以通过公共部门自行建设以及更好地引导补贴资金来实现。如果新建的住房在 25 或 30 年后就脱离了社会住房绑定限制，那么向社会住房建设投入数十亿资金就不是可持续的。这些资金应优先分配给公共及非营利性的建设方。

因此，格鲁克斯曼（Glucksmann）成为了社会民主阵营中首位敢于挺身而出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10 月的初选将决定左翼阵营由谁参选。对此感兴趣的人并不缺乏——例如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或塞戈琳·鲁瓦亚尔（Ségolène Royal）。始终表现得精明干练的格鲁克斯曼被认为有机会获胜，因为他能够争取到那些认为梅朗雄（Mélenchon）立场过于极端的左翼人士。与后者不同，他没有将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处境称为“种族灭绝”，并明确将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称为战争煽动者。凭借其温和的立场，格鲁克斯曼也将自己与在民调中明显领先的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区分开来。在宣布参选后的首次亮相中，他承诺将法国改造为一个“生态共和国”，并积极争取绿党的选民。

南德意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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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关怀包裹

联邦总统必须敦促提交禁止 AfD（德国选择党）的申请，并支持这项旨在援助民主的救援行动。

八十年前，数以百万计的“关怀包裹”（Care-Paketen）从美国抵达德国。这些包裹承载着生存物资与人性关怀。在 1946 / 47 年那个极度寒冷且饥饿的冬天，它们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这些包裹来自一个不久前还是战争对手的国家。22 个美国援助组织联合起来，打包了无数这样的包裹和木箱，将其运送并分发到西占区和西柏林。而在东占区，苏联军事管理局和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以所谓的“帝国主义宣传”为由，拒绝了所有此类援助。木箱里装有奶粉、肉类罐头、花生酱、燕麦片、猪油、咖啡、可可、糖、葡萄干和干果，有时还有肥皂、童鞋和口香糖。从 1946 年起，共有近 1000 万份此类物资被分发。每份物资包含约 4 万卡路里，足以维持一个家庭三到四周的生活。如今，八十年后，Care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援助组织之一，在危机和自然灾害中提供紧急救援。

八十年前，Care 是一个缩写，是 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urope（美国向欧洲汇款合作组织）的首字母缩写——这是一个由福利协会、教会和工会组成的私人伞形组织，旨在高效地整合向欧洲提供的捐赠和物流援助。如今，该组织的名称 Care 代表了其在英语中的通用含义：关怀、护理与照顾；“Care-Arbeit”即是照顾工作。当然，今天针对德国的“关怀工作”不再是指饥饿人群的生理生存，而是关乎对法治和民主的守护与生存，即自那时起在德国建立起来的制度。民主、法治、人道主义和基本权利正受到一个名为 AfD 的政党的威胁，该党的纲领中存在着一种与当年导致大屠杀暴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的纳粹政策非常相似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该党似乎凭借精明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在短短几周内就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执政，并准备在那里开始其敌视基本权利的政治活动。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德国需要新的“关怀包裹”；需要与当年完全不同类型的关怀包裹。这些包裹是为了加强民主、法治和人道主义——其中填充的不再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而是关于禁止 AfD 成为政党的、清晰、有力且令人信服的宪法法律论据。包裹上必须写着：根据《基本法》第 21 条提交申请。在这些包裹中，必须详细且精准地陈述支持该申请的事实：“凡其目标或其支持者的行为旨在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或危及联邦共和国生存的政党，均违宪。”

三个宪法机构必须统一其论据

这次的这些包裹不能像八十年前那样在美国打包，况且如今美国执政的是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该政府否认了八十年前随食品和其他救援物资一起运往欧洲的人道主义精神。新“关怀包裹”（CarePakete）的寄件人不能是海外的福利协会；总部位于波恩、成立于1980年的德国国际援助与发展合作非政府组织 Care Deutschland 也不适用。根据《基本法》，唯一有权办理此事的只有三个国家机构，即三个联邦宪法机构：联邦议院、联邦政府或联邦参议院。最好由这三方共同协作，以高效地统一论据。

尽管是国家元首，但联邦总统没有申请权。因为他处于政党之上。然而，在宪法及其就职誓词中也写道：“我宣誓，我将把我的力量奉献给德国人民的福祉，增加其利益，消除其损害，捍卫《基本法》[……]。”宪法要求

作者：赫里伯特·普兰特尔（Heribert Prantl）

他不仅要普遍地反对极右翼主义并支持具有防御能力的民主，而且要支持一项禁止 AfD 的申请，并在此之前敦促提出该申请。在 2025 年 11 月 9 日的原则性演讲之后，AfD 已经对他提出了这样的指控。他还没有这样做。禁令申请将抖落覆盖在德国民主之上的霉菌。

根据《基本法》第 21 条第 4 款，对此做出决定的唯一权力机构是联邦宪法法院。2026 年的“关怀包裹”必须被寄往卡尔斯鲁厄。只有最高法院有权决定一个政党是否立足于《基本法》的基础之上。如果不是，则必须将其禁止。即使许多人做出的选举决定也不能成为反对禁令申请和禁令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恰恰说明了向卡尔斯鲁厄发送申请是多么紧迫。社会中——无论是知名还是不那么知名的民主人士——对 禁令程序的渴望正日益增强。诚然：这些新的“关怀包裹”并非针对 的即时措施；但它们是法治国家发起攻势的必要开端。这些包含禁令申请的包裹将改变公众的讨论以及社会看待 的视角。德国的民主不需要像八十年前人们需要的那样需要奶粉和肉类罐头。它需要《基本法》的缔造者们为万不得已的情况所预设的紧急援助。万不得已的情况现在就发生了。民主、法治和基本权利需要关怀。

赫里伯特·普兰特尔是 《南德意志报》的 作者和专栏作家。

105 年前的今天

1921 年 8 月 28 日，首届国际人智学大会在斯图加特开幕。

H&B

政治

“明斯特的勇气”将化解危机

执政联盟各党团领导人举行闭门会议。在经历动荡的夏天以及面对艰难的州议会选举之前，他们希望稳定其联盟关系。

至少“天气给力”：马蒂亚斯·米尔施（左）、托斯滕·弗赖（中）和亚历山大·霍夫曼在阿塞湖畔散步。 照片：LARS BERG / DPA

作者：Henrike Roßbach 和 Robert Roßmann

明斯特 —— 在慢跑者、骑行者以及在阿塞湖边碎石路上慢悠悠走着的拉布拉多犬之间，这三位穿着西装的男士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马蒂亚斯·米尔施（SPD）、托斯滕·弗赖（CDU）和亚历山大·霍夫曼（CSU）在这个周四上午相约在明斯特散步。这将成为联盟党与社民党党团领导人为期两天闭门会议的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开端。而且，至少“天气给力”，米尔施欣喜地表示。

在阳光闪烁的湖面上，有许多帆船在航行。当这三个人停在的一棵枝叶繁茂的橡树阴下时，水面上传来了果断的航行指令。这当然和好天气一样契合，因为对于这次联盟会议来说，“准备转向”也是一个不错的口号。

米尔施、弗赖和霍夫曼偏偏在这里散步，是因为一个当天并未在场的人：原本来自明斯特兰地区的延斯·斯潘应该是这次闭门会议的主持人，因为去年双方在霍夫曼的出生地维尔茨堡举行了会晤。但随后在7月中旬，斯潘在宣布他与丈夫通过美国代孕成为父亲后，不得不辞去联盟党党团主席一职。但此时更改地点已经太晚了。

因此，现在站在社民党党团主席米尔施和基社盟州级小组主席霍夫曼之间的，是新任联盟党党团主席弗赖，而仅仅是这一情况就让人想起该联盟经历的那些混乱周。早在一年前的维尔茨堡会议之前，联盟党和社民党就经历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夏天。在暑假前的最后一个会议日，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被选为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投票失败，结果引发了一场真正的联盟危机。

在维尔茨堡，人们试图重建失去的信任 —— 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从此，每当需要克服危机时，人们就喜欢召唤“维尔茨堡精神”。

以及 CDU 主席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关于该联盟的看法。仅代孕事件就在 CDU 内部引发了反弹；而总理在斯潘辞职后的岗位调整在操作和风格上多处彻底失败，自然地让气氛变得更加糟糕。在社民党内部，面对长期低迷的民调，高层人员也受到了质疑。

因此，明斯特会议及其之后面临的挑战相当明确。问题仅在于：这个受创的联盟是否能够应对改革压力、民调低迷以及 AfD 可能取得的选举成功？

在 2025 年的危机之夏后，社民党人米尔施与斯潘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周三晚上，他与弗赖、霍夫曼再次会见了斯潘。但周四的重点是展望未来，以及米尔施在中午时分如此表述的内容：只有当“党团领导人之间拥有绝对的信任”时，联盟才能高效工作。

显然，米尔施认为自己在这一道路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无论如何，他向弗赖表示：“亲爱的托斯滕，这种信任，你在我们这里是有的。”虽然到目前为止，他们之间的合作并不像他与施潘那样紧密，但他“非常确定”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然而，单纯的团队建设恐怕不足以掌控全局。弗赖理所当然地表示，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做出那些可能并非对所有人、且并非立即或乍看之下就受欢迎的决定”。毫无疑问，这将是此次闭门会议的重点，人们希望能够公开且诚实地进行讨论。米尔施承认，民意调查的结果“绝不令人满意”，只有在采取正确行动并对这些行动做出解释的情况下，支持率才会再次回升。

面对所有这些挑战，霍夫曼此时已经为“维尔茨堡精神”构思了一个补充，即现在必须加入的“明斯特勇气”。

在内容方面，此次党团会议将讨论汽车工业的现状等议题；梅赛德斯负责人奥拉·凯勒尼乌斯和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Metall）主席克里斯蒂亚内·本纳受邀出席。议程中还包括与德国主教会议主席海纳·威尔默探讨“民主与社会的挑战”。“关键技术电池电芯”同样是讨论主题。

但最重要的是，在明斯特将讨论联盟为未来几个月计划的一系列改革。养老金和税制改革仍需通过联邦议院，此外还将进行一项护理改革。

最近关于缴费满 45 年后可享受无扣减养老金的争论（这是计划中的养老金方案的一部分）清楚地表明，各党团面临的任务艰巨：已有半打州长反对取消该项规定，其中包括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进行竞选的政治人物：斯文·舒尔策（CDU）和曼努埃拉·施韦西格（SPD）。

但这并未阻止联邦总理最近以较为生硬的方式驳回该要求。梅尔茨在诺伊哈登贝格的内阁闭门会议后表示：“我们一致认为，必须终止所有鼓励提前退休的激励措施。这一点必须保持不变。”

一天后，联盟党团负责人弗赖在明斯特被问及，总理这样做是否会损害竞选人员的利益。他的回答相当冗长，但核心观点很明确：弗赖在这一点上支持总理。但同样明确的是，在党团闭门会议刚开始时，这种“明斯特勇气”可能会演变成一个令人不安的“屋中幽灵”。米尔施作为一名自信的议员，特意表示：“人们经常忽略一点，内阁决议远不等于法律。”

州内的绿色挫败感

基层成员拒绝使用 Palantir 警用软件。但厄兹德米尔政府坚持使用。

斯图加特 —— 斯特芬·施努勒（Steffen Schnürer）自 2024 年底才加入绿党，但他已经成就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施努勒与同僚共同发起了该州绿党协会历史上首次内部全民投票。这项名为“立即停止 Palantir！”的倡议结果完全符合他的预期：92% 的成员投票反对巴登-符腾堡州警方使用美国数据分析软件 Palantir Gotham。投票率为 40%。

基层投票的结果几乎不可能比这更明确了。绿党成员对 Palantir 公司及其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与美国安全机构以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密切关系深感不信任。在 29. 七月公布结果后，施努勒表示，明确的结果和高参与度“加强了我们的基层民主基本价值观，以及我们党作为监控国家反对者的形象”。

然而，四周后的现在，发起者们更多地感到失望。因为他们要求的停止使用并不会实现。来自 CDU 的内政部长曼努埃尔·哈格尔（Manuel Hagel）希望继续在限定期限内使用该分析软件。而绿党州长杰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以及绿党党领导层并不认为这次基层投票是要求他们促使执政伙伴 CDU 改变想法的指令。在斯图加特的绿党总部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他们反而将这次全民投票解读为“对我们路线的肯定，以及党基层要求落实联合执政协议约定内容的明确信号”。

然而，联合执政协议中并未提到立即停止。协议中写道，巴登-符腾堡州希望“最迟到 2030 年”用一种欧洲替代方案取代用于警察工作的 Palantir 软件。这意味着反对 Palantir 的倡议面临落空的风险。“我们认为不接受成员们的这一明确指令是对基层的不尊重，”施努勒说道。成员们投票支持的是停止引入和使用 Palantir Gotham，“而绝非支持党团和党领导层延续目前的路线”。绿党政府成员则辩称，在联合政府中无法推行“纯粹的绿色”方案。

党基层要求立场坚定，而其政府成员却在妥协 —— 面对这一困境的不仅是厄兹德米尔。但此前，巴登-符腾堡州的绿党比联邦政府的执政党更能掩盖内部矛盾。这次全民投票现在迫使西南部的绿党进行一场他们此前一直回避的辩论：当绿党提供政府首脑时，政党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是支持者还是修正者？初步答案预计将在 10 月的州党代会上给出，届时还将讨论是否要提高发起全民投票的门槛，或者这次基层投票是否会转化为党代会的决议。

[...OMITTED...]

软件尚未投入使用，但仍需支付费用

然而，不仅在政治上存在障碍，技术上也同样如此。2025年3月，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领导的斯图加特内政部与 Palantir 签署了一份有效期至2030年的合同。该软件旨在帮助调查人员通过一次搜索请求快速访问不同的警察数据库，从而整合现有信息。最初，该软件计划于2026年第二季度投入运行，但技术实施被证明非常复杂。目前，内政部未给出确定的日期。乐观者预计将在年底启动，而悲观者则认为不会早于2027, 中期，即在合同开始约两年之后。

这不仅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期，而且代价昂贵。合同中不包含退出条款。无论该州是否使用该软件，都必须支付许可费。除了每年500万欧元的许可费外，还涉及软件、硬件、运行和实施的费用，为此预算中每年另预留了4.25亿欧元。由此，总成本累计达到46.25亿欧元。

在巴登-符腾堡州警方等待 Palantir 软件投入使用的同时，联邦与州政府层面正在为 P20 项目（旨在联网16个州警察局、联邦警察局和联邦刑事警察局）寻找替代方案。斯图加特内政部表示，Palantir Gotham 软件因此仅作为“有限时间内的临时解决方案”。对于施努勒及其同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能让他们安心的前景。 罗兰·穆舍尔 (Roland Muschel)

简讯

特朗普签署电力法令

华盛顿 —— 为了保障美国的电力供应，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白宫通报称，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保护“电网传输设备的安全、完整性和可靠性”——特别是防止“外国参与者的干扰”。政府将此举理由归结为来自国外制造组件的“异常威胁”，这些组件可能允许访问电网并导致关键基础设施瘫痪。据推测，此举主要是为了减少对中国技术的依赖。DPA

公务员要求增加岗位

柏林 —— 德国公务员联合会 (dbb) 认为，国家目前缺少631 000名员工才能完成其各项任务。这一数字是该协会每年对其41个成员工会进行调研的结果，该结果已提交给《法兰克福汇报》。据此，dbb 认为额外的岗位需求主要集中在护理和老年护理（125 200个岗位）、学校（120 000个岗位）以及地方政府管理部门（112 000个岗位）。对于警察和联邦国防军，该协会共要求增加92 000名员工。根据数据显示，去年 dbb 预计公共部门缺少600 000名员工。dbb 联邦主席福尔克·盖尔 (Volker Geyer) 告诉《法兰克福汇报》，任何看到“安全局势变化”的人，都应该立即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警察，“例如，对新武器禁区进行监控是非常耗费人力资源的。” DPA

欧盟财政辩论

柏林 ——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与其他主要净出资国共同要求大幅削减未来的欧盟财政框架。总理周四在柏林与多位欧洲政府首脑会晤后表示，在预算整合时期，欧盟委员会目前提出的最高增幅 60 Prozent 的方案“简直无法负担”。拟议的金额

必须削减数千亿欧元。这些削减必须涉及所有领域。参加此次柏林秘密会议的人员包括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芬兰总理佩特里·奥尔波以及奥地利总理克里斯蒂安·斯托克（照片：GETTY IMAGES）。荷兰和瑞典的首相通过视频会议参加。据总理称，这六个国家共同承担了欧洲预算的约 40 Prozent。路透社

反对两国方案

特拉维夫 —— 根据民调，在议会选举中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明确表示反对两国方案。“在（哈马斯袭击 7. Oktober）之后仍然考虑两国方案的人，简直是疯了，”前军方首脑加迪·艾森科特告诉《以色列今日》报。艾森科特的政党“雅沙尔”（Jaschar，希伯来语意为“正直”），定位为政治中间派，可能会在 27. Oktober 取代内塔尼亚胡的右翼保守派利库德党成为最大党团。艾森科特此前因在两国方案问题上未明确表态而受到批评。德新社

9 / 11 审判日期确定

华盛顿 —— 针对 11. September 2001 恐怖袭击的涉嫌主谋及其他被告的审判启动日期计划定于 5. Juni 2028。这来自负责此案的军事法官的一项命令。启动日期可能会推迟，因为在此之前还需要做出一些程序性决定，其中涉及哪些证据将被允许提交。在这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中，约有 3000 人丧生。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被认为是袭击的首席策划者，并据称负责了该计划的沟通与融资。他在 2003 年于巴基斯坦被捕后接受了中情局（CIA）的审讯。根据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他曾遭受酷刑。自 2006 年起，他被关押在美军关塔那摩监狱。德新社

希望之星与敌对形象

在凯·韦格纳从红色市政厅（柏林市长办公室）撤出后，斯特凡·埃弗斯希望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留在那里。他乐于谈论和解，但却经常引发两极分化。

作者：梅雷迪思·哈夫

柏林 —— 在柏林的某些圈子里，如果必须由一个人来做某事，那么这个人目前经常被称作斯特凡·埃弗斯。例如在本周六上午 10.30，在柏林远东区的海勒斯多夫。在 Café Bistro RM 咖啡馆，已经有几位顾客打开了当天的第一杯柏林皮尔森啤酒，大声抱怨现在的父母。

几米之外，在大型 Rewe 超市后面，埃弗斯在灌木丛中穿行。在小公园的地面上，散落着各种空包装、用过的纸巾，有时还有一块被丢弃的建筑残骸。埃弗斯身高较高，现年 46 岁，是 CDU 的首席候选人和希望之星。他正与十几个积极分子一起参加一次定期的清理行动，此次行动由志愿消防队与邻里倡议组织共同组织。现场有相当多的媒体在场。

埃弗斯原则上将左翼党定义为“激进”

自从竞选活动开始以来，几乎没有一周不是由柏林的高级政治人物在某个街区进行一次具有公众影响力的清理行动。埃弗斯说：“城市部分地区的垃圾问题不仅让我反感。”根据调查，确实没有其他话题能让首都居民如此愤怒。一只几乎有貂一样大的老鼠在灌木丛中悠闲地穿行。埃弗斯用抓取器从植被中夹出一块棕色的、粘在一起的布料。他将其举在空中，观察了一下，然后惊呼道：“太棒了，一块眼镜布，我可以用得上。”随后，他还是将其放入了旁边一名男子笑着撑开的大垃圾袋中。

他很快就被说服代表柏林基民盟担任首席候选人：文化与财政参议员斯特凡·埃弗斯在其位于红色市政厅的办公室中。 照片：FRIEDRICH BUNGERT

这个男人是马里奥·察亚，前基民盟总书记以及马灿-海勒斯多夫区协会主席。2021年，察亚赢得了其所在选区的联邦议院直接议席，2025年，他将该议席输给了德国选择党（AfD）。那天，察亚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联合柏林足球俱乐部（FC Union）连帽衫。他像极了那种在东柏林较为罕见的基民盟人士物种。埃弗斯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社交上都深受西方影响，而他今天早晨恰恰出现在这里，这是一种认可，也是相互联系的标志。察亚随后评价埃弗斯道：“他是柏林的一个巨大机遇。他是能够促成和解的人。”

执政党基民盟在过去几周内再次为其候选人正名。在此之前，情况曾截然不同，当时围绕着市长兼时任州党主席凯·韦格纳的公信力及其执政方式正处于持续危机之中。7月初，韦格纳相对突然地宣布退出首席候选人之列。韦格纳在数月间就今年1月初柏林西南部停电期间的危机管理问题欺骗了公众。

现在必须由另一个人来接手：斯特凡·埃弗斯将成为此人，这被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在民调中，基民盟已经失去了领先地位，被左翼党超越。

在红色市政厅市长办公室会面。“我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被说服。我从未逃避责任，”埃弗斯在谈到自己的短期候选人身份时说道。2023年，他被任命为财政参议员，从而成为韦格纳在红色市政厅的副手。当韦格纳在2026年春天因为一起关于资助金分配的丑闻第二次不得不让一名文化参议员离职时，必须由另一个人来接手：行政专家埃弗斯接管了该部门。

他讲述道，对于一个年轻时从东威斯特法伦省农村搬到柏林的人来说，柏林一直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承诺。而他认为，尤其是在7月25日一名伊斯兰极端主义袭击者对克里斯托弗大街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发动致命袭击后，这一承诺正处于危险之中：“我希望人们在这个城市能够自由地决定如何生活，将自己塑造成什么样，或者爱谁。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安全。”

基民盟在其党纲中宣传将进一步加强柏林警察的资金支持——最近其预算已达20亿欧元。这是内政与体育预算中最大的一项支出，且计划在明年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埃弗斯作为财政参议员削减了文化参议院10%的资金，因此当他接管文化参议院时，批评者称其为“进入鸡舍的狐狸”。

埃弗斯知道，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可能是希望的寄托——但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则是真正的敌对目标。一方面，是因为他针对竞争激烈的柏林预算做出了许多具有争议的决定：一方面是统一削减开支，另一方面是削减州政府的储备金。另一方面，是因为埃弗斯尽管极力主张沟通与妥协，但其自身的修辞风格却具有强烈的极化色彩。

最近，他在社交媒体的一篇帖子中兴奋地描述自己如何摇下车窗，在具有阿拉伯文化特色的索嫩大道（Sonnenallee）上行驶，并大声播放“希伯来流行乐”。他基本上将左翼定义为“激进”，并谈到那些仇视警察的人和反犹主义者。他的其中一张竞选海报上写着“要歌德的《浮士德》，不要左勾拳”；另一张则在市内引起了广泛的娱乐效果，上面写着“懒散之风的终极BOSS”。

埃弗斯这种强硬的作风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利用到他的地位，也没有损害他的地位。在几乎所有的民调中，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稳定在第二位。与执政伙伴社民党（SPD）一样，在目前的形势下，联邦政治对柏林 CDU 也没有提供太大的帮助。埃弗斯表示，人们能感觉到系统正处于极限。他认为在柏林，“国家收入的增长速度根本无法跟上转移支付领域的支出增长。这涉及整个德国社会立法领域，而作为州或市镇，我几乎没有裁量空间”。

埃弗斯表示，政治人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必须传达出只有通过改革，以及最终导致既得利益的损失，才能将社会保障体系从崩溃中拯救出来：“以必要的同理心来传达这一点并非易事。联邦政府在这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在信息咨询站，他经常被问到关于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并不总是那么轻松。但他还是会去回答。

社区中的焦虑情绪

由于叙利亚政权更迭，难民是否必须离开德国？汉诺威外来人口管理局局长解释谁有机会留下来。

联邦政府表示，从长远来看，必须有更多叙利亚人在其原籍国回归。目前有超过 900 000 名拥有叙利亚国籍的人生活在德国。其中 500 000 多人持有居留许可，因为他们在经过庇护程序后获得了保护地位。联邦移民与难民局（Bamf）已开始审查这些案例。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我们采访了汉诺威外来人口管理局局长英戈·迪茨（Ingo Dietz）。

《南德意志报》（SZ）：迪茨先生，您的部门在汉诺威处理近 6000 名叙利亚人的事务。大多数人是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持有居留许可。现在他们是否都聚集在您的门前询问替代方案？ 英戈·迪茨：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在 6 月份扩大了审查范围，重新核实叙利亚人获得保护地位的理由是否依然存在。我确实注意到叙利亚社区变得焦虑了。但对于我们这些地方外来人口管理局来说，这些审查程序暂时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为什么不会？

情况并非是 10 000 名叙利亚人的保护地位被集体撤销。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必须做出大量的个案决定。存在审查程序并不意味着保护地位实际上会被取消。例如，如果您住在大马士革以外的地区，且因为属于某个宗教少数群体而受到迫害，那么仅仅因为叙利亚新总统在访问德国时显得很有亲和力，并声称所有人享有宗教自由，这恐怕是不够的。这必须进行更详细的审查。而在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撤销保护地位的案例中，当事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提起诉讼。只要法院程序在进行，撤销决定通常不具有法律效力。

您认为许多针对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诉讼将会获得成功吗？

这绝对会非常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倒台后，导致个案获得保护地位的因素是否已经消失。决定性的是，个人的危险是否已经永久且持续地消除。联邦行政法院在 2005 年以及欧洲法院在 2010 年伊拉克政权更迭后都强调了这一点。今天我在外交部的报告中读到这样一句话：叙利亚仍处于过渡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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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本身也称局势为“不稳定的”。

没错。这就是现状。必须真正审视每一个个案。只有在法院确认了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决定后，案件才会移交给外来人口管理局。即便如此，也没有所谓的自动化流程，即：保护地位一旦取消，居留许可在下一秒就随之消失。对于获得国际保护的人员，居留许可的有效期为三年。在保护地位被法律确认撤销后，外来人口管理局才会审查是否撤销其居留许可。

“存在审查程序并不意味着保护地位实际上会被取消，”英戈·迪茨说道。他作为汉诺威市的高级主管，负责管理外来人口管理局等部门。照片：汉诺威市

您对想要留在德国的叙利亚人有什么建议？

如果他们拥有被认可的专业人员资质并从事专业工作，他们可以获得专业人员居留许可——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被认可的职业培训。在汉诺威，我们在发放基于人道主义原因的居留许可的同时，也会平行发放这种专业人员许可。有些外来人口管理局不这样做，但这两者并不互斥。到目前为止，主动联系我们的叙利亚专业人员相对较少。我们现在希望更强力地宣传这一可能性。

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没有被认可的职业培训的人，他们能做什么？

如果某人没有从事专业活动，那么不像学术人员或其他专业人员那样，不存在一种能自动获得特定居留许可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在之前的居留许可被依法撤销后，相关人员原则上必须执行离境义务。要转为基于人道主义的留居权——这里尤其涉及《居留法》第 25 b 条——其基本前提是必须持有暂缓遣返证明（Duldung）。随后，我们外来人口管理局会进行所谓的个案审查。也就是说，我们会仔细查看其是否在就业，或者是否参与社会活动，例如在体育俱乐部或志愿消防队中活动。此外，还必须达到一定的语言水平。这些是外来人口管理局评估时的决定性因素。

许多叙利亚人已经在德国生活超过五年。入籍的机会如何？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每年办理 430 到 600 例入籍，今年截至 8 月中旬为 318 例。只有能够可持续保障其生活来源的人才能入籍。因此，条件很严格，但绝大多数申请入籍的叙利亚人都获得了成功。

采访者：克劳迪娅·亨茨勒 (Claudia Henzler)

AfD政治人物遭突击搜查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两位州议会候选人

是否属于一个被禁的极右翼组织？

柏林——该组织将其信仰写在了一份“种族宣言”中。其中写道：“我们将维护和促进我们的人类种族视为最高生活目标。”生存的最高意义在于“纯粹地传递我们的遗产”。

这种深层的种族主义信念，在数十年间将“种族共同体”（Artgemeinschaft）的追随者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宪法保卫局的说法，在三年前被禁之前，“种族共同体”是德国最大的新纳粹组织。

据怀疑，部分追随者并未因禁令而停止活动。因此，警方于周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突击搜查，针对被指控非法延续“种族共同体”的人员采取行动。根据《南德意志报》获得的信息，其中还包括两名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 AfD 州议会候选人。

在哈勒（萨勒河畔）检察官办公室的委托下，执法人员在五个联邦州搜查了 15 名被告的住所。检察官办公室正就“涉嫌违反组织禁令”进行调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刑事调查局的一位发言人向 SZ 证实，搜查行动发生在柏林、勃兰登堡、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目标是扣押电子设备等证据，但目前并没有逮捕令。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加德莱根附近的 AfD 州议会选举直接候选人西蒙·兰斯曼（Simon Lansmann）的农场遭到了搜查。根据其网站，这座旧水磨坊内举办“工作坊与减压日”，口号是：“离开城市？回归乡村生活！”但根据《镜报》的调查，今年 6 月，这里还举行了一场截然不同的秘密活动：一次与“种族共同体”追随者共同参加的夏至庆典。当时还演唱了一首希特勒青年团（HJ）的歌曲。据称，另一名 AfD 政治人物也参加了这次庆典：在州名单中排名第 8 位的候选人塞巴斯蒂安·科赫（Sebastian Koch）。警方周四也对他进行了走访。

兰斯曼在周四下午通过律师表示，他像往年一样，在自己的农场为受邀嘉宾举办了一次“私人夏至庆典”。他并非“种族共同体”的成员，并“明确与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被禁组织的延续活动并未在他的地产上发生。科赫同样通过律师否认了相关指控。

SZ 向 AfD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分会发出的询问未获回应。该州分会被宪法保卫局评定为“确定的极右翼组织”。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表现得温和且具有中产阶级色彩，但他并不排斥来自极右翼边缘的战友。在他的直接圈子里，有四名男子在工作，他们曾是 2009 年被禁的“忠于故土的德国青年”（HDJ）的干部。该组织同样直接关联历史上的国家社会主义。

他从未成为“种族共同体”的成员，并且“已经多次”与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

自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从叙利亚前往德国的难民数量大幅减少。那些已经抵达的人有哪些前景？照片：BORIS ROESSLER / DPA 早在 2023 年，就曾对“种族共同体”的成员进行过突击搜查。照片：DPA

联邦内政部在三年前禁止了“Artgemeinschaft——日耳曼信仰共同体，旨在实现符合本性的生活方式注册协会”（Die Artgemeinschaft – Germanische Glaubens-Gemeinschaft wesensgemäßer Lebensgestaltung e. V.）——这是该协会的完整名称，成立于1951年。该组织反对宪法秩序，尤其是由于其反犹主义信念，还反对民族理解的思想。根据其种族意识形态，“Artgemeinschaft”致力于维护一种所谓的北欧和中欧“人类类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组织对伴侣选择进行干预，并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洗脑。

联邦行政法院在今年4月确认了这一禁令。该协会声称自己不参与政治，但这被认为不可信。此后，根据《刑法典》第85条，Artgemeinschaft及其追随者被禁止继续开展协会活动，且不得成立替代组织。违反规定者最高可被判处三年监禁。

马库斯·巴尔泽 (Markus Balser)、塞巴斯蒂安·埃尔布 (Sebastian Erb)、蒂姆·弗雷勒 (Tim Frehler)

政府对家庭的要求

父母津贴、预付抚养费、儿童即时补贴——专家批评，黑红联盟计划实施削减，这将主要影响到较贫困的家庭。

德国父母津贴中父亲份额的发展情况 2016年至2025年（百分比）

作者：瓦莱丽·赫内 (Valerie Höhne) 和 卡琳·扬克 (Karin Janker)

德国的家庭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在联邦共和国所有家庭中，有近 29% 是有孩子的父母家庭，而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单亲家庭。无论他们的生活状况或经济能力如何迥异，大多数人的共同担忧是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家庭政策在现任联邦政府中并非最高优先级，这不仅是许多父母的印象，也是许多游说团体共同的看法。联邦政府计划投入多少资金来支持家庭，不仅体现了其对家庭政策的重视程度，还具体影响着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儿童的未来机会。

我的家庭资金足够吗？

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一个四口之家的平均每月生活支出为 4600 欧元（包含度假费用）。然而，这些数据是目前可获得的最新数据，且源自 2023 年。自那时起，价格进一步上涨。因此，家庭的生活成本在增加，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并未以同样的幅度增长。

社会改革之夏

在本系列报道中，《南德意志报》将审视执政联盟的重要工作重点

例如，父母津贴（Elterngeld）于 2007 年引入，此后从未提高。去年，政府反而将父母申请该津贴的年收入上限降低至 175 000 欧元。在许多协会看来，儿童金（Kindergeld）也过低，因为它没有设置自动的通货膨胀补偿机制。德国家庭协会目前要求儿童金至少达到 330 欧元，德国工会联合会（DGB）则要求 275 欧元。

为什么要进行家庭政策领域的改革？

家庭政策领域许多改革的一个核心驱动力是联邦财政部长的削减开支指令，以及各联邦州和市镇希望减轻财政负担的愿望。此外，该国的出生率较低，且在过去十年中持续下降。政府希望通过政治措施，特别是减轻学术女性的负担，从而鼓励她们生育更多孩子。为此，改善家庭与职业的兼容性显得十分必要。

尤其是对于贫困家庭，目前的许多福利项目过于碎片化：儿童金、儿童附加金、儿童即时附加金、住房补贴、基本保障、预付抚养费——申请流程往往如此复杂，以至于许多有资格领取福利的人根本没有申请。此外，官僚成本相对较高。因此，为了家庭的利益，有必要进行简化。

照片：IMAGO；编辑：SZ

从理论上讲，父母津贴的改革还旨在加强父母津贴方面的性别平等：例如在西班牙，自 2021 年起，父亲就和母亲一样可以休四个月的有薪育儿假，且不能将这些月份转交给孩子的母亲。如果不用，这些假期就直接作废。德国现在也在朝着类似方向发展。然而，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即使没有这种强制手段，领取父母津贴的父亲比例自 2016 年以来也一直在稳步增长：从全国范围内的 22,7 Prozent 增长到去年的 25,9 Prozent。该数字描述的是领取父母津贴者中男性的比例，因此最高可达 50 Prozent。2023 年，46,4 Prozent 的新生儿由父亲申请领取父母津贴，其中在萨克森州和巴伐利亚州最为常见，而布雷门州和萨尔州申请父母津贴的父亲最少。

政治上将如何决定？ 家庭部门主要想在三个方面削减开支：父母津贴、预付抚养费和儿童即时附加金。关于父母津贴，已经有一项改革建议，计划将基础父母津贴的期限从 14 个月缩短至 12 个月。此外，如果想要领取最高额度的父母津贴，第二位家长（通常是父亲）必须领取三个月而非此前两个月的父母津贴。

该部门还计划在预付抚养费和儿童附加金方面削减开支。联邦政府计划仅在孩子满 16. 岁之前支付预付抚养费。儿童附加金预计将削减约 24 Millionen Euro。儿童即时附加金将被取消。该项补贴此前为领取特定社会福利的家庭每名儿童每月 25 欧元。

作为交换，儿童金将有所提高，且至少从 2028 年起接近 DGB 所要求的 275 欧元。此外，从明年起，该款项将在无需父母办理繁琐官僚手续的情况下直接发放。

在部长卡琳·普林（Karin Prien，CDU）的领导下，家庭部计划重点投资一项日托中心质量发展法案，该法案现在的名称更为冗长，叫做《日托中心质量与参与改善法案》。例如，该部门将与各联邦州合作资助儿童语言测试。联邦政府计划在 2027 年为此提供 15 亿欧元。

这些改革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父母津贴的改革预计要到 2027 年 11 月才开始生效，尽管如此，联邦政府预计 2027 年的父母津贴支出将减少约 5 亿欧元。这主要是因为联邦家庭部认为，未来几个月出生的儿童数量将进一步减少。

恐怕连联邦政府自己也不认为这些措施能提高出生率。“我们目前预期的家庭政策简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德国家庭协会（DFV）执行董事塞巴斯蒂安·海曼（Sebastian Heimann）表示。他预计该国的出生率将继续下降，并称之为“以家庭为代价的预算削减”。令他担忧的是，这些改革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去团结化”，并随之导致政治极端势力的增强。此外，人们还错失了对经济未来的投资：“未来的每一位专业人才都是今天的一个孩子，”海曼说道。

恐怕连政府也不认为出生率会上升

“家庭未来”基金会（ZFF）执行董事索菲·施瓦布（Sophie Schwab）尤其批评了父母津贴改革，认为该改革是在平等权利的掩护下推行紧缩政策。从 16 岁起削减预付抚养费，可能会对许多青少年的教育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他们现在将被迫通过兼职赚钱，以弥补国家支持的缺失。此外，施瓦布还关注住房补贴改革对贫困家庭的影响，因为在约 70% 的领取住房补贴的家庭中都有孩子。

谁将获益，而谁在未来将承担更多？

根据德国家庭计划协会（DFV）和“家庭未来”基金会（ZFF）的评估，紧缩措施主要影响那些经济状况本就较差的家庭，即收入极低或完全没有收入的家庭。ZFF 的索菲·施瓦布表示：“对于收入较高的父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将得以维持。”相比之下，贫困家庭则会面临更多的不利影响。取消儿童即时补贴（Kindersofortzuschlag）将打击最贫困的家庭：“每月 25 欧元看起来不多，但对于相关人员来说，这笔金额可能会引发生存危机。”

DFV 主席海曼还提醒道，不仅是住房补贴改革，法定医疗保险中配偶随员保险的取消也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就此而言，目前计划中的许多改革在设计上对家庭的影响比对其他人群的影响更大。

结论：这对社会有何益处？ 如果能成功提高出生率，从长远来看将能平衡养老金和社会保险基金的失衡状况。但根据各协会的评估，目前看来并非如此。预付抚养费方面的削减可能会减轻联邦州和市镇财政的压力。然而，许多专家估计，这将导致家庭转而依赖其他社会福利。总而言之，一项更关注儿童及其父母利益的家庭政策，可能是整个社会长期获益最多的方案。毕竟，每个德国公民曾经或现在都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或孩子，因此直接受到家庭政策及其具体后果的影响。

“波斯尼亚屠夫”已死

拉特科·姆拉迪奇作为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总司令，组织了自大屠杀以来欧洲土地上的首次种族灭绝。如今，他在监狱中去世。

慕尼黑 —— 当人们观看这些 1995 年 7 月的视频录像时，一个在每次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后都会被提出且至今未获解答的问题再次浮现：人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小心不要弄丢孩子。”一名穿着短袖迷彩服的男子对着许多张脸说道，那些宽大而疲惫的眼睛正注视着他。他用食指比划着，向人们示意有足够的巴士；想要离开的人将被送往安全地带：“不要恐慌，让妇女和儿童先走。”当他在这个并未受到蓝盔部队真正保护的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结束对这些惊恐之人的演讲时，他向人群大喊：“不要害怕。”以及：“没有人会伤害你们。”在人们向他表达感谢的同时，他转身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中，回到了那些同样穿着迷彩服的男人身边。

不久之后，超过 7000 人死亡，他们是穆斯林男性和男孩，被这位刚刚还发出安抚信息的指挥官的部队所杀害。

现在，他自己也死了。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绰号为“波斯尼亚屠夫”的拉特科·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的监狱中去世。直到最后，这位 84 岁老人的律师和亲属一直试图在他在世时将其移交给塞尔维亚；他们反复主张，姆拉迪奇身患绝症，需要特殊的医疗护理，而海牙无法提供充分的保障，此外，周围大多数人不讲塞尔维亚语也让他倍感压力。

国际法官在经过详细审查后，多次拒绝了这一请求。直到 5 月，国际特设刑事法庭残留机制（这是一种对已关闭的、负责调查前南斯拉夫解体战争罪行的法庭的后续管理机构）的主席才表示，姆拉迪奇的状况确实“非常严重”且在进一步恶化。然而，联合国自有监狱及其附属医院的条件“质量如此之高，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姆拉迪奇的福祉”。他定期接受亲友的探视，且已确保他的至亲能在他的“最后时刻”陪伴在他身边。

姆拉迪奇的数千名受害者则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失去生命的。在他策划的、持续 1425 天的萨拉热窝围城战中，超过 11000 人死亡，许多人被狙击手精准击中心脏或头部，另一些人被迫击炮弹炸碎。平民、儿童；那些仅仅想去买食物或探望亲人，却在穿过“狙击手巷”（sniper alley）这场冷酷的死亡游戏中丧命的人们。

然后是斯雷布雷尼察：躲在森林里的男人和男孩被扩音器的广播诱导，让他们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认为自己将根据《日内瓦公约》受到对待。随后，他们遭到血腥的殴打，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然后被枪杀。为了掩盖罪行，姆拉迪奇的手下后来又将一些集体坟墓挖掘出来，将骸骨重新埋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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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四个月后，《代顿协议》结束了战斗与杀戮，并冻结了由战争煽动者造成的波斯尼亚-赫

萨拉热窝围城战导致超过 11,000 人死亡

沿着种族界限将其冻结。而对于被新成立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通缉的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ć）来说，他开始了一段相对舒适的难民生活。他越境逃往塞尔维亚，当时那里仍由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担任总统进行统治。

人们偶尔能在贝尔格莱德的高级餐厅里，以及他最喜爱的贝尔格莱德游击队足球俱乐部比赛的荣誉席上看到他。在米洛舍维奇被推翻并被引渡至海牙后，姆拉迪奇的生活变得有些不安稳。在军队、情报部门和教会支持者的掩护下，他时而住在军营，时而住在东正教修道院。国际社会加大了对该国的压力，最终塞尔维亚搜捕人员在拉扎雷沃村的一名表亲家中逮捕了姆拉迪奇。被通缉者向安全人员祝贺道：“你们抓对人了。”

在海牙法庭上，姆拉迪奇从未表现出悔意。他试图用摇头晃脑的姿势恐吓法庭上的女证人，并坚持自己对斯雷布雷尼察事件的说法，声称在发生大规模屠杀期间他本人根本不在现场；此外，他还声称自己曾致力于为被困在波斯尼亚穆斯林飞地内的平民组织一次“人道主义”撤离行动。

法院认为他的陈述不可信且缺乏说服力，予以驳回，并最终于 2021 年 6 月在终审中以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判处其有罪。海牙首席检察官、比利时法学家塞尔日·布拉梅茨（Serge Brammertz）表示，姆拉迪奇的名字应当“被列入历史上最堕落、最野蛮的人物名单”，同时强调，这绝非是对塞尔维亚人民的审判：“姆拉迪奇的罪责在于他自己，且仅在于他自己。”

剩下的问题是原因何在。在一段由其士兵在战争期间拍摄的视频中，姆拉迪奇重复着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惯用说辞，其中该地区早期的奥斯曼统治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在视频中，可以听到姆拉迪奇欢呼，终于“到了向该地区的土耳其人复仇的时候了”。

然而，姆拉迪奇的履历最初并未显示他会走上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大规模杀手这条道路。姆拉迪奇于 1942 年 3 月出生在名为博扎诺维奇（Božanoviči）的村庄，当时正处于与德国纳粹结盟的克罗地亚法西斯乌斯塔沙（Ustascha）的暴政之下。他的父母曾作为游击队在铁托（Tito）麾下反抗占领者，其父亲于 1945 年在与乌斯塔沙部队的一场战斗中牺牲。姆拉迪奇在青少年时期就就读于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泽蒙（Zemun）军事学校，随后进入南斯拉夫军事学院。他的军旅生涯处于共产主义铁托南斯拉夫的核心口号之下：Bratstvo i jedinstvo，即“兄弟情谊与统一”。在官方问卷中，姆拉迪奇并未将自己定义为塞尔维亚人，而是定义为南斯拉夫人。

那么，针对非塞尔维亚身份人士的愤怒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的一位作者曾大胆提出这样一个论点：这种“我们对抗他们”的基本原则在铁托时期的共产主义体制中就已经根深蒂固，而姆拉迪奇只是简单地将其转移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格局中——当时这个国家突然不再主要受到外部威胁，而是受到所谓的内部敌人，即追求独立的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之威胁：“在他的意识中，他继续在做他作为南斯拉夫军队军官宣誓要做的事，即保护他的民族免受敌人的侵害。”首席检察官布拉默茨后来表示，姆拉迪奇将自己视为一名“服从命令的军官”，“在他看来，目的证明手段正当”。

姆拉迪奇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如今脆弱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结构的行政边界，正是沿着当年他的部队在“种族清洗”的狂热中制造的民族主义分裂线划定的。而且，这位被定罪的种族灭绝者直到今天仍有许多狂热的追随者。可以预见，这些人将会利用他的死亡，重新煽动该国的情绪。 托比亚斯·齐克（Tobias Zick）

在海牙的法庭上，姆拉迪奇从未表现出悔意。2021 年 6 月，对这名战争罪犯终身监禁的判决被维持原判。 照片：JERRY LAMPEN / AP

人物

美国女演员巴齐·菲利普斯（Busy Philipps，47岁，出演过《Voll daneben, voll im Leben》和《道森之丘》）近日切除了一个脑肿瘤。她在接受美国《人物》（People）杂志采访时表示，该肿瘤被及早发现，因此对她而言，这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中最好的剧本”。今年2月，出于预防目的，她进行了一次核磁共振（MRT）检查——这源于她想到不久前去世的《道森之丘》同事兼好友詹姆斯·范·德·比克（James Van Der Beek），后者在48岁时死于结肠癌。她认为这次决定绝对正确。

奥利维亚·琼斯（Olivia Jones，56岁）是变装艺术家奥利弗·克诺贝尔（Oliver Knöbel）塑造的艺术形象，她仍需继续等待一个以其命名的广场。下萨克森州施普林格市（Springe）的市议会已推迟就此做出决定，市长克里斯蒂安·施普林费尔德（Christian Springfeld，无党派）向德国新闻社（dpa）证实了这一点。具体原因尚未公布。这位地方政治家表示：“在地方选举后，新市议会是否以及何时会重新讨论这一话题，目前还难以预料。”施普林费尔德此前曾极力主张将旧市政厅前一个目前没有名称的广场命名为该名称。他希望以此向这位居住在汉堡的变装皇后致敬，并提高少数群体的可见度。其创造者克诺贝尔也表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树立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具有历史先例的多元化标志”。他希望这一切只是被推迟，而非被取消。

106岁创世界纪录

泰国掷圆盘运动员萨旺·詹普拉姆（Sawang Janpram，106岁）在韩国大邱举行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创下了世界纪录。作为比赛中年龄最大的参赛者，他在33摄氏度的室外温度下，将一块重一公斤的圆盘掷出了7.59米，从而赢得了10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金牌。据韩联社（Yonhap）报道，此前的纪录比这次低9厘米。詹普拉姆是其年龄组中唯一参赛的运动员。他由其74岁的女儿指导训练。他直到80岁才开始接触体育运动。他将自己的长寿归功于坚持每日例行习惯，以及每天食用两个煮鸡蛋、一根香蕉、鱼、蔬菜和米饭。 照片：YNA / DPA

科隆枢机主教莱纳·玛利亚·沃尔基（Rainer Maria Woelki，70岁）认为，将科隆大教堂内部的一部分区域分隔出来供信徒免费使用，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他在接受德国新闻社采访时表示，短暂参观大教堂依然可行。“只有在对整个内部空间进行旅游参观时才需要支付入场费。”这12欧元的费用是为了覆盖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日益增长的维护成本。在非礼拜时间，信徒可以使用一个特定区域进行免费祈祷。批评者此前对此表示遗憾，认为这导致科隆市民无法在上班前再次短暂地坐在中殿祭坛前。

社交媒体：青少年支持设立年龄限制

柏林 —— 在一项调查中，每两个 12 至 17 岁的青少年中就有一个支持在社交媒体上设立年龄限制。Techniker Krankenkasse（技术医疗保险公司）报道称，47% 的参与者支持在一定年龄之前禁止使用，平均年龄限制为 14 岁。另有 8% 的人甚至支持完全禁止儿童和青少年使用。39% 的人反对此类禁令。该医疗保险公司委托 Eye Square 研究所对 1400 名 12 至 17 岁的年轻人进行了在线调查。调查显示，最受欢迎的平台是 YouTube、TikTok、Instagram、Snapchat 和 Roblox。在被问及使用过程中感到烦恼或压力大的因素时，57% 的人提到了广告数量。52% 的人对错误或误导性的信息或图片感到反感。36% 的人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花费过多时间而感到压力。35% 的人提到了霸凌和侮辱。 DPA

至少 350 人在尼泊尔的山洪中丧生。 照片：PRABIN RANABHAT / AFP

山洪毫无预警而至

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生灾难后，救援人员在尼泊尔继续搜寻失踪者。同时，人们开始思考这个小国如何为未来面临更大的山洪风险做好准备。

作者：Thomas Hahn

次日早晨，尼泊尔的噩梦仍在继续。周三上午那场毁灭性的山洪在特里舒利河（Trishuli）谷地挖掘出的一道深沟，看起来像一道深灰色的伤口。它从西藏高原向河流下游延伸，经过边境小镇 Timure，穿过 Rasuwa、Nuwakot 和 Dhading 地区，一直延伸到 Gorkha，长达数公里。在灾区度过漫长的一夜后，救援人员能传回的好消息寥寥无几。

他们从洪水留下的泥沙和碎石荒原中挖掘出了更多的遇难者。据当地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 350 人丧生。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仍有 1000 多人失踪，其中许多是尼泊尔人，但也有许多外国游客。尼泊尔旅游局（NTB）在前一天晚上报告称，失踪者中包括 100 多名印度人，此外还有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南非和荷兰的旅行者。目前与 8 名德国人也失去了联系。

尼泊尔是一个充满极端特质的小国。对于这里 3000 万人口中的许多人来说，生活并不容易。南部是热带低地，北部则是世界最高峰。两者之间是大量地形崎岖的土地，道路状况糟糕，自然环境承受压力过大。由于珠穆朗玛峰和其他 8000 米级高峰的存在，尼泊尔成为了极限登山者的向往之地。此外，许多佛教徒来到这里朝圣，因为尼泊尔是佛教创始人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的出生地。除了旅游业，许多河谷的水电开发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

因此，这场山洪对该国的打击更为沉重。许多徒步旅行者和朝圣者被掩埋。据旅游局称，大多数人当时正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峰（Kailash）和马纳萨罗瓦尔湖（Manasarovar）；这两个地方对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来说都是神圣的。初步的财产损失报告显示，洪水和碎石流不仅冲毁了许多房屋、19 座汽车桥和 40 公里的道路，还摧毁了 9 个水电项目，而尼泊尔需要这些电力用于能源供应及作为出口产品。

即使是坚固的墙壁在洪水面前也像纸糊的模型一样坍塌

这场灾难提醒着尼泊尔人民，他们那崎岖的家园是多么脆弱——这里大多是陡峭的山路，极少有平缓的平原。山洪在周三上午九点左右毫无预警地袭来。由水和碎石组成的巨浪以极强的威力从西藏高原冲向山谷，以至于即使是坚固的墙壁在洪水面前也像纸糊的模型一样坍塌。当洪水冲破村庄时，任何处于错误位置的人都没有生存机会。专家们迅速达成共识，认为这次山洪是尼泊尔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甚至可能是自1993年萨拉希（Sarlahi）、劳塔哈特（Rautahat）和马夸恩普尔（Makwanpur）那场导致1400人死亡的创伤性洪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当然，在最初的惊恐之后，很快随之而来的是许多疑问。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是否可以提前警告河边的人们？这对尼泊尔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专家和尼泊尔当局最初在解释时十分谨慎。但来自中国的卫星图像显然提供了初步结论。据此，一次山体滑坡和冰川崩塌阻塞了支流伦德河（Lhende）的河道。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的米特里桥（Miteri-Brücke）上游约20公里处，碎石和河水因此发生了积压。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洪水预报部门负责人比诺德·帕拉朱利（Binod Parajuli）在《加德满都邮报》中解释道：“一个由冰和碎石组成的湖泊形成了，随后溃决。”这股棕色的洪流就像大坝崩塌一样，冲向特里舒利河（Trishuli-Fluss），该河的上游也被称为博特科西河（Bhotekoshi）。洪流携带了大量碎石，这使其具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帕拉朱利表示：“如果仅仅是清水，破坏程度不会这么大。”

期间曾有说法称，一次地震可能触发了湖泊的溃决。但随后专家表示，更有可能是巨大的水石流引发了地面震动。此外还有一种怀疑，即一个冰川湖的破裂可能导致了这场灾难，因为由于气候变化，这种情况在喜马拉雅地区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但根据加德满都大学的气候研究员里詹·巴克塔·卡亚斯塔（Rijan Bhakta Kayastha）的说法，目前这仍处于怀疑阶段。他在《加德满都邮报》中表示，更准确的结论可能要在“几天后”才能得出。

然而，对气候变化的提及也暗示，此类灾难未来在尼泊尔可能会更加频繁。尤其是早在2025年7月，博特科西河就曾发生过一次山洪。虽然没有周三这次那样具有破坏性，但当时也有人员死亡。而且当时当局认定，原因确实是一个冰川湖的破裂。

国内媒体开始就缺乏预警系统和邻国责任展开初步讨论。根据初步调查，碎石湖是在官方属于中国的西藏地区溃决的。因此，预警本应由这个大邻国发出。自2019年起，尼泊尔和中国之间就共同防灾减灾签署了协议。但显然，这种良好的意愿至今尚未促使双方更深入地研究边境地区的山洪风险。周三的山洪是一次警示，提醒人们必须更严肃地对待喜马拉雅地区的危险。

“我再也联系不上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联系我的。”

周四，许多家庭在忧虑和忐忑的等待中度过。例如桑朱·蒂马尔西纳（Sanju Timalsina）一家。“我想念我的哥哥，”他说。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他来到了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大学教学医院，因为在那里至少还有一线希望能获知一些消息。警方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信息咨询站。墙上挂着遇难者的肖像，以便家属进行辨认。24岁的商人桑朱·蒂马尔西纳站在一份名单前，上面记录了洪水后因受伤被送入医院的人员姓名。他的哥哥萨宾（Sabin）的名字不在其中。

桑朱·蒂马尔西纳说，萨宾是一名旅游巴士司机。周三他正在出车。有没有可能他当时在其他地方执行任务？桑朱·蒂马尔西纳悲伤地摇了摇头。“我再也联系不上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联系我的。”他展示了手机里的一张照片。他和哥哥竖起大拇指，两人都在微笑。两个乐观主义者。桑朱说，萨宾 22 岁。他不愿相信最坏的情况。因此，只要还能抱有希望，他就继续等待。

布莱克斯通领地公园 (Blackstone Territorial Park)

由于不利的情况，我们被迫在加拿大西北部的布莱克斯通领地公园露营地进行一次计划外的过夜。那里的告示牌严厉警告不要吸引熊类。但没有任何告示牌警告一种更为普遍的危险。下车前导游是怎么说的？哦对了，他说最好在进帐篷之前，快速跑开再跑回来，以此甩掉蚊子。这样进入帐篷内部的蚊子最多只有一两打。大家被逗笑了，觉得是个有趣的玩笑。随后巴士抵达，推拉门打开，瞬间眼前一片漆黑，全是蚊子、虻类和叮咬的蚋类。随后在帐篷里的“蚊子猎杀战”简直就像从罗马视角来看的坎尼战役。第二天，受创最严重的人数到了 279 个叮咬。不过除此之外，布莱克斯通这里真的很美。——约阿希姆·凯普纳 (Joachim Käpp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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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之中

巴特艾布灵 (Bad Aibling)

在巴特艾布灵的一家诊所里，脊柱手术后的我步履蹒跚，伤痕累累地走在走廊中。此时意识还相当模糊，处于氧昔酮（Oxy）和替利定（Tilidin）带来的迷雾之中。突然，手术室的门被推开，一个穿着白大褂、目标明确的人匆匆从我身边走过，我心想：诶，怎么回事，那不是《南德意志报》的政治主编吗？于是我掏出手机，向总部发了一条询问的 Teams 消息：“尼科（Nico），我刚刚被吓到了，我很敬佩你，但我不太想让你给我做手术。”对方很快回复了，语气令人安心。这位同事解释说，他现在在慕尼黑，他只是在为我祈祷，并没有拿起手术刀。也许，现在是时候慢慢停止使用止痛药了。 ——汉娜·威尔海姆 (Hannah Wilhelm)

插画：马克·赫罗尔德 (MARC HEROLD)

加的斯

在安达卢西亚港口城市加的斯的一条小巷咖啡馆里。在品尝葡式蛋挞和咖啡的同时，德国游客们与服务员聊起了生活、家乡以及加的斯。更准确地说，聊到了加的斯人（Gaditanos，当地人的称呼）对动物的热爱。游客和女服务员共同感叹，这座城市里竟然有这么多狗，以及这么多狗屎。这时，一对带着一只杂种街狗的夫妇经过。他们是常客。这正是探究人们热爱狗的原因的绝佳机会。德国游客询问，在加的斯狗比孩子多这种印象是否正确。这对夫妇笑着回答：是的。养狗成本更低，而且晚上不会尖叫。那么狗屎怎么办？养老金缴纳者又怎么说？这些话题显然不适合陌生人之间在咖啡馆里聊。 苏珊娜·佩拉斯

能量补满，全然放松

暑假结束了。 现在请不要 陷入秋季抑郁。

没有什么比重新开始更令人期待的了。这一定是一种深层睡眠，世界每年总是在夏季快结束时从中苏醒。动物可能更偏好冬季休眠，而人类则喜欢在夏天休息——并在秋季带着十足的干劲回归。

当然，很多事情在重复发生。《南德意志报》在 2006 年 8 月一篇关于政治暑假结束的文章中认为：“联邦总理返回柏林具有一种仪式性的神圣色彩。”然而，早在 2004 年 8 月，人们就已经注意到：“联邦总理在暑假结束时表示，他无论如何都不愿重组内阁。” 真的吗？尽管“王座摇摇欲坠”，且“宫廷随从”正在“酝酿反叛”？（《晚报》，2001 年 8 月。）

那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暑期休整后还没有人辞职，这几乎是不寻常的（哈贝克、朗 / 努里普尔、普拉策克此前都在休整期后告别）。随着酷暑终于过去，“Mon Chéri”巧克力又重新上市了。查阅暑假档案可以证实，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加油站可能会出现“季节性效应”，而股市和劳动力市场则可能会迎来“秋季回升”（两者均出自《慕尼黑水星报》，2014 年 10 月）。

无论如何，刚刚修缮完毕的道路和翻新后的火车站再次变得拥挤，办公室、商店和餐厅也恢复了正常的营业时间。但“夏季剧场”却拉下了帷幕。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在那里见证了太多有趣的事情：一名德国国防部长在联邦国防军准备部署任务时，正与一位伯爵夫人在泳池里愉快地嬉戏；一名总理候选人在洪水灾区面对镜头开怀大笑。早在 19. 世纪的一本词典中就提到，“夏季剧场”是“舞台的延伸”，其目的往往是为了获得“底层观众的掌声”。这段话写于那些如今全年无休地为我们提供娱乐的民粹主义笨拙之辈出现很久之前。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在特格恩湖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宁静——并随即因此受到批评。照片：KAY NIETFELD / DPA

现在，党团会议和现状评估再次启动。提问者们也回来了：马库斯·兰茨在 2026 年 8 月 25. 日问道：“德国公众中有一个有趣的讨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度假时间太长了。”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联邦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回答道：“我认为很多人度假的时间比他长。” 兰茨随后问道：“特格恩湖那边也有摄像机。他为什么不利用那些摄像机？” 在特格恩湖？摄像机？我们被监视了吗？

无论如何，人类在结束了极其放松的假期之后，现在再次拥有的巨大能量必须得到充分利用！即便树木在春天发芽，但现在——或许——“改革之秋”开始了（《法兰克福汇报》早在 2003 年 10 月就预言了这一点）。但糟糕的是，即使是“决策之秋”（《商报》2010 年 11 月的一种说法）也不总是被所有人“视为一次成功的攻势”（同上）。那么，现在该怎么做？

大概人们只需要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因为在夏季休整期之后，没有什么比“缺乏能够让共和国摆脱沉闷现状的……引人入胜的话题”更糟糕的了（《德国金融时报》，2007年8月）。而就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前夕，这类话题确实一点也不缺乏。但如果用文学化的方式来说，选民始终是一段“噪声带”（克莱门斯·J·塞茨），甚至可能热爱“惨败”（托尼·图拉希穆特）。正如弗兰克·辛纳屈早已知道的那样，“夏日之风”最终也只不过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朋友”，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

那么，让我们在能量耗尽之前，尽可能强有力地开启九月吧。因为希望依然存在！而且有趣的是：“夏季休整期”（Sommerpause）一定是非常具有德国特色的概念。在维基百科上甚至没有关于这个词的英文条目。但至少有一点应该是每个人都清楚的：冰球迷们“始终渴望着”夏季休整期的结束（《施劳宾格日报》，2017年2月）。如此看来，冬天也不过是一个稍长一些的夏季休整期而已。而冬天也一定会过去。 马丁·齐普斯

无法抗拒的可读性

在《海拔1999米》中，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再次讲述了一个年轻女性掌控自己生活的故事——场景跨越巴厘岛、柏林和圣莫里茨。这位畅销书作家能否以此让她的粉丝们感到满意？

作者：奥雷莉·冯·布拉泽科维奇（Aurelie von Blazekovic）

卡罗琳·瓦尔写作的一个特点是，产品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手法在流行文学中很常见，例如克里斯蒂安·克拉赫特（Christian Kracht）在《纤维之地》中将巴伯夹克（Barbourjacke）变成了某个社会阶层的拜物对象。而卡罗琳·瓦尔更感兴趣的是超市货架上的商品，比如穆勒牛奶（Müllermilch），在她新小说中被提及了 37 次。

这位以热爱汽车著称、且近期正式成为梅赛德斯品牌大使的作家（梅赛德斯仅被提及 13 次），让她的女主角萨马拉（Samara）以 180 km / h 的时速行驶在路上，开的是一辆“1999 年首次注册的梅赛德斯 SL R 129。第三手车，仅行驶 80 000 公里”。在一家货品齐全的休息站购物后，中控台上总是放着一瓶穆勒牛奶，口味包括榛果奶油梦或白巧克力夏威夷果。

读过卡罗琳·瓦尔作品的读者已经认识这位女主角：萨马拉，那个最好的朋友

萨马拉热爱那些甜得发腻、且无论在功效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令人质疑的奶制品饮料。但一个品牌名称出现得如此频繁——简直就像当年 RTL 真人秀《单身汉》（Der Bachelor）中南非奶油利口酒的广告插播一样刺眼——这是一个暗示，也是一个警告：如果有人无法接受在虚构叙事中如此直白地收集并还原我们的消费与媒体现实，或者希望通过小说逃避到一个由语言手段塑造而成的更精致的世界，那么这本书并不适合他们。

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1995年出生于美因茨，可以大胆预测，她的第四部小说也将获得巨大的成功。毕竟，她早已习惯于此。《22条泳道》（22 Bahnen）和《17级风力》（Windstärke 17）这两部讲述蒂尔达和伊达的温馨爱情故事销量极佳，以至于此后的文学评论界一直在努力理解并传达，卡罗琳·瓦尔的叙事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这种不可抗拒的可读性，以及清新、口语化且幽默的基调。这位作者似乎完全摆脱了业内那种沉溺于自我深沉的做作之风。

去年出版的《助理》（Die Assistentin）受到了文化版评论界的拥护，但瓦尔的粉丝们对其评价则较为苛刻。对于一些人来说，出版业员工的困境很有趣，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不如瓦尔早期畅销书中的冲突那样能引起共鸣。

在新作《海拔1999米》（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中，她通过女主角萨马拉，再次松散地地连接回那个被验证过的世界，因为萨马拉在《17级风力》中就曾作为主角伊达最好的朋友出现。卡罗琳·瓦尔能否用这个故事安抚她的粉丝？

故事始于巴厘岛。萨马拉立刻展现出她强烈的叛逆，因为她之所以能来到这里，仅仅是因为她慈爱的父母不相信她真的会这么做——作为一个女人，独自旅行。于是她现在坐在一家共享办公青旅里，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大海，而更想看到山脉。

由于没有什么比充满恨意的旅行日记更有趣的了，读者会很乐意跟随萨马拉在巴厘岛的愤怒之旅。“这里有全天候早餐，这里的人热爱早餐，全天都在吃，他们热爱炒蛋或炒豆腐、隔夜燕麦或椰子粥。如果我向妈妈解释什么是隔夜燕麦，她一定会笑出来的。”很快，萨马拉将自己从度假地狱中解救出来，为了工作搬到了柏林。她在一家服务于网红的公关公司担任初级公关顾问。

在这个角色中，她在索豪之家（Soho House）的一次会面中陷入了一场产生深远影响的邂逅。喜欢用徕卡相机拍照的萨马拉，首先通过镜头看到一个男人。“他美极了，就像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三十岁左右，浅金色短发，皮肤晒成棕色，带着胡茬，冰蓝色的眼睛。哇！”熟悉卡罗琳·瓦尔的人都知道，她的女主角绝不会仅仅是“看到”一个拥有冰蓝色眼睛的美男子。她们会坠入爱河。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拥有冰蓝色眼睛的美男子也会爱上她，而且当然，他还会拯救她。

媒体人物兼作家卡罗琳·瓦尔现已出版她的第四部小说。 照片：DOMENIC DRIESSEN

这并非剧透，而是卡罗琳·瓦尔的读者所持有的预期，也是作者承诺去实现的期待。卡罗琳·瓦尔非常擅长讲述浪漫幻想。她的萨马拉是一个寻求突破的年轻女性。她逃离了在柏林那毫无灵魂的工作，开着她的梅赛德斯在高速公路上远去。去哪里？去圣莫里茨，那个美男子在那里有一

有一套公寓。萨马拉在旅途中靠边停车，在一个奥地利边境村庄将头发染成橙色，然后继续前行，在 Deichmann 买了一双白色牛仔靴。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计划。她很满足，因为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在她的车里。

关于自由、独立、在路上以及致富的梦想。关于一个永远有热餐可食之家的梦想。以及关于一份简单爱情的梦想：卡罗琳·瓦尔的特点在于，她能如此自然地讲述这些愿望。找到一个男人，无需任何说服工作就能立刻真正地看到你——看到你现在的所有样子以及你可能成为的样子，而不需要经历疲惫的约会和相互了解的交谈。所有在成为情侣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复杂问题都被谨慎地解决了，甚至完全没有干扰到对方。而一旦迷路，这样一个英俊的男人会立刻前来救援，无需你开口请求。阅读这样的文字能让人感到温暖。

在瓦尔的小说中同样存在不幸。在《22 条泳道》中，那是家庭问题、金钱忧虑和酒精依赖——为此，瓦尔后来在 Instagram 上遭到了规模之大到几乎无需理会的攻击：称她根本不了解贫困和依赖。从新小说《海拔 1999 米》中可以发现，重点并不在于作者所谓的个人经验或缺乏经验。更多的是关于她如何利用这种深渊感。就像在甜点中加入一撮盐，为了迅速赋予某种味道上的深度。她让一丝悲剧感在故事中飘荡，但并没有真正地讲述它。一种遥远而模糊的不幸，总是在故事可能变得过于俗套或平庸时被提及。

一个一直被恐惧主导的女人该怎么做？

萨马拉（Samara）被“阴云”困扰，这让人联想到抑郁症。她那被简单勾勒的移民背景，或许也旨在暗示某种复杂性。小说中写道，她一生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直到有一天，在“时速 180 公里、油箱四分之三满、气温 31 度”的情况下，她决定不再恐惧。因此有了圣莫里茨，有了橙色的头发，有了牛仔靴，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或许这就是那种迟到的青春期反叛：萨马拉开着敞篷车，打开颈部加热，决定开始抽烟，以软糖为食，并且在任何机会出现时都撒谎，而且还能蒙混过关。因此，《海拔 1999 米》被宣传为一个关于骗子的故事。

一个一直被恐惧主导生活的女人该怎么做？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然后说：从现在起不再恐惧？就这么简单吗？如果萨马拉接手斯特法妮·斯塔尔（Stefanie Stahl）那个成功的心理治疗播客，整个德国可能都被治愈了。

但如果卡罗琳·瓦尔（Caroline Wahl）不能在读者可能提出的异议面前，立即提供相应的元沟通（metacommunication），那么她作为媒体人物和作家的乐趣就会大打折扣。有一次，萨马拉在圣莫里茨读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除此之外还能读什么呢。这让她愤怒：“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写的小说结局那么烂。成为作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一切尽在掌握，可以让结局比现实更好，或者至少让它有个结局。”

卡罗琳·瓦尔掌控着局面，并且让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此外，她可能是第一位散布这种确定性的作家：圣莫里茨是一个比巴厘岛上的共享办公旅舍更诚实的地方。

卡罗琳·瓦尔：《海拔 1999 米》。小说。Rowohlt 出版社，汉堡 2026 年。368 页，24 欧元。

循迹而行

可卡因无处不在——而这个吸食可卡因的社会将这种消费视为其正当权利。然而，他们忘记了这种毒品在拉丁美洲产生的是完全不同的影响。

德国大城市的可卡因硬毒品基本供应得到了保障——而那些毒品交易者最担心的事，显然与警方的追捕压力关系不大，而更多是预感到市场可能很快就会饱和。目前利润依然惊人：从哥伦比亚的毒品实验室到慕尼黑或柏林的经销商，可卡因的价格上涨了 1000% 以上。据估计，所有成年德国人中有 6% 至少尝试过一次可卡因。但供应量足以满足更多客户；价格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

在这种情况下仍想扩张的人，必须开拓新市场。RBB 在 7 月报道称，在柏林的一些街区，现在有人将试用装投递到信箱中，这些小塑料袋里装着可卡因和哈希什，并附有告知在哪里能以真实价格购买毒品的提示。在同样的街区，墙壁和广告牌上也出现了二维码，人们只需扫描即可方便地配送可卡因，而无需涉足任何令人不安的亚文化。在施瓦宾区（Schwabing），直到不久前还有一个小吃摊，只要点“特制披萨”，就能得到可卡因。

在墨西哥，贩毒集团以难以想象的残酷手段相互厮杀并对抗国家

当人们三四个人地挤进派对、俱乐部或高级餐厅的洗手间时，人们感受不到任何违背法律的意识。他们的态度是，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每个公民都应该有权让自己的身体承受他所愿意的一切。而且，只要一个人还没到早上起来就得吸第一剂药的程度，那么所有关于药物会让人兴奋、激发无敌感，但长此以往会摧毁神经并使情感冰封的警告，都被认为是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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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可卡因对吸食者的黏膜和神经产生的影响并非最糟糕的。药物对南美和中美洲国家，尤其是最重要的中转站墨西哥所产生的影响才是最糟糕的——在那里，贩毒集团以难以想象的残酷手段相互厮杀并对抗国家，且完全不顾及无关人员。而在种植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毒枭们依然在变得更加强大，毒品亿万资金腐蚀并渗透了整个经济。

可以打赌，在柏林扫描二维码或在慕尼黑订购“特制披萨”的人中，有相当多的人在其他方面是正派的，比如在对待食物或衣物时，他们非常注重供应链的无瑕疵和公平贸易。然而，这些人却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投入到享乐中的每一百欧元，都流向了有组织犯罪的账户。正是他们的钱，导致在墨西哥有人被恐吓、被酷刑折磨、被谋杀；正是他们的钱，被用来收买警察、法官和政治家；正是他们的钱，让当地民众除了担心陷入交战阵营或被流弹击中之外，得不到任何好处。这就像是可卡因建立了一种奇特的殖民主义形式：北方的人享受快感，南方的人则留下死者和整个社会的崩溃，以及那些只能分到疯狂利润之千分之一的农民被剥削的惨状。

而且，这个“南方”现在已经延伸到了荷兰。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可能很快也会在德国经历——至少如果大麻消费继续被允许，但需求只能通过黑市满足的话：在荷兰，吸食大麻长期以来被默许，因此贸易和走私并未受到严厉打击——而如果在每批大麻货件中加入几份浓度高得多的可卡因，利润就会爆炸式增长。荷兰毒品黑手党就这样壮大起来，其残暴程度最迟在 2021 年夏天暴露无遗，当时知名电视记者彼得·R·德·弗里斯（Peter R. de Vries）被谋杀。当时的目的并非为了阻止一名不受欢迎的记者进行调查。荷兰人仿佛研究了 Netflix 剧集《毒枭：墨西哥》中最阴险的手段，其目标是一名需要被恐吓的污点证人：他的兄弟、他的律师以及作为其顾问的德·弗里斯被谋杀。这个所谓的“马伦戈审判”（Marengo-Prozess）案件，足以提供一整季《毒枭：荷兰》的素材。德国边境近在咫尺，人们或许已经可以做好迎接《毒枭：德国》的心理准备了。

即使在电视或各种报道中，恐怕连警察自己都不相信警察能阻止这一切——尽管在电视或各种

在互联网渠道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将自己塑造为“硬汉”的警察和检察官。这些男性（女性几乎没有出现）很喜欢摆出一副果决的面孔，讲述他们是如何追踪到一名快递员、一名走私者或一名被收买的港口员工的。他们讲述如何监视嫌疑人，以及最终如何收网：发现了并销毁了半吨可卡因。这被称作是对有组织犯罪的一次沉重打击。

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个虔诚的谎言。由于该产品是非法的，没有精确的数据；但据估计，南美每年生产的可卡因高达 4000 吨。两年前在汉堡港没收 35 吨可卡因时，这被视为一次轰动性的成功。然而，德国城市的售价甚至都没有上涨。而今年 2 月，当墨西哥毒枭“El Mencho”在一次军事行动中被击毙时，哈利斯科卡特尔（Jalisco-Kartell）则在墨西哥北部发动了持续数周的恐怖报复。贸易依然在继续。

55 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发起了“禁毒战争”；14 年前，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泛美峰会上，时任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总统要求最终与毒品达成和平，因为这场战争给他们的国家带来的只有灾难，且未能让北方的人们戒掉可卡因。从那时起，除了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所谓的战争部长现在在加勒比海击沉船只，并将不合他们心意的拉美政治人物指控为毒贩这种完全随心所欲的行为外，并没有发生太多新情况。

谁想在德国大城市购买可卡因，不必为此潜入地下。 拼贴：LEVIN GRUBER / 图片：IMAGO IMAGESS

并非如此简单，失败的大麻合法化已证明了这一点

非刑事化，这是当时拉丁美洲总统们对其诉求的称呼——从抽象层面来看，这似乎是一个解决方案，至少在人们承认人们不想停止吸食可卡因的情况下是这样：存在供应，存在需求，如果禁令被取消，货物和资金就可以不受干扰地流通，有组织犯罪将失去其业务基础。如果巨额利润不再流入黑手党的账户，人们就可以在南方给农民合理的报酬。而在北方，人们将拥有用于科普、威慑和成瘾预防的资金，能够比在禁令条件下更有效地打击毒品。这一切并非如此简单，德国完全失败的大麻合法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不存在国家控制的供应链，合法大麻的数量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该法律反而加强了黑市。而对于预防工作，尤其是针对大麻危害尤为严重的人群（青少年）的科普，所做的工作太少。消费量在增长，而非萎缩。

对于可卡因来说，情况会复杂得多，因为你绝不能仅仅在一个国家将其非刑事化。原产国必须控制种植，过境国必须控制分销，而美国可能不会同意非刑事化。不过，欧洲毕竟是可卡因最大的市场，如果欧洲人能达成一致，将获得很大进展。

关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与他的同事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和迈克尔·格罗斯曼（Michael Grossman）早在 2004 年就曾在篇名为《非法商品的经济理论：毒品案例》（The Economic Theory of Illegal Goods: The Case of Drugs）的文章中勾勒出蓝图：毒品只能在国家许可的销售点交易，价格必须通过税收手段提高到与非法状态下相当的水平，以免为偶尔吸食可卡因的人提供“特价优惠”。就像所有价格被人为维持在高位的地方一样，这会产生一个黑市——但可以通过强大的搜捕压力有效地打击它：因为只要这种压力足够坚定，就会将价格推高到高于合法价格的水平，从而剥夺黑市的生存基础。

当美国决定禁酒时，这给黑手党带来了强力推动，使其很快控制了走私贸易。当禁令再次被取消时，黑手党并没有解散；它们转向了其他业务领域。在可卡因的情况下，情况可能也是如此。非刑事化不会摧毁毒枭，但它会削弱他们，而仅此一点就已是一种福音。 克劳迪乌斯·赛德尔（Claudius Seidl）

一个小小的胜利

慕尼黑 室内剧院（Kammerspiele） 成为年度剧院。

年度剧院是慕尼黑室内剧院。年度新晋演员是来自慕尼黑室内剧院的安妮卡·诺伊加特（Annika Neugart）。年度导演作品是扬-克里斯托夫·戈克尔（Jan-Christoph Gockel）的《瓦伦斯坦》（Wallenstein）。此外，于 2025 年 12 月在室内剧院首演的阿维沙伊·米尔斯坦（Avishai Milstein）的剧作《玩奥尔巴赫！》（Play Auerbach!）也获得了奖项。这是《今日戏剧》（Theater heute）杂志在周四发布年鉴时所发的新闻稿中提到的。该年鉴传统上会附带一项著名的、且颇具争议的评论家调查，旨在评选出“年度亮点”。

当然，这项调查主要面向的是戏剧圈。共有 45 位评论家参与了投票，众所周知，他们的观点并不总是与观众或政治家的口味一致。该剧院仅凭九票便获得了胜利。但无论如何，这项调查是一个情绪晴雨表。它有时是向政治领域发出的一个倔强的信号，旨在引起人们对可能被忽视之物的关注。对于目前仍处于夏季休演期的室内剧院来说，在调查中获得如此多项胜利，首先意味着：一个小小的胜利。

当一切刚开始变得美好时，真的应该停止吗？

剧院在过去的几周里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寻找剧院总监芭芭拉·蒙德尔（Barbara Mundel）继任者的过程，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市政府如何与文化机构沟通——或者说，如何不沟通——的激烈争论。蒙德尔的合同在官方层面有效期至 2028 演季结束。显然，她一直在等待市政府释放信号，或许是一次与文化局局长的对话邀请，以讨论将合同延长两年的可能性；在 6 月的演季会议上，她公开表示自己对此持开放态度。然而，文化局却直接发布了职位招聘公告。其潜台词是：如果蒙德尔想要留下来，她本可以主动申请。

这种说法虽然不完全错误，但正确的是，作为负责文化政策的政治家和雇主，与从业者保持沟通属于基本的礼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引导”对方。

剧团成员和慕尼黑文化界随后发起了抗议，但写给慕尼黑市长多米尼克·克劳泽（Dominik Krause）的一封信未获回复。人们主张，卡默斯皮尔剧院（Kammerspiele）目前运行良好，其既定的艺术路线应当继续执行。文化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讨论，但此时已经不被看重的蒙德尔也不愿再参与其中。

“究竟谁说当事情刚开始变得美好时就得停止？”评论家西尔维亚·斯塔门（Silvia Stammen）在关于卡默斯皮尔剧院的年鉴文章中这样写道。观众与艺术总监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相互适应，这几乎是戏剧界的常识。蒙德尔的前任马蒂亚斯·利林塔尔（Matthias Lilienthal）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在合同不被续约的消息传出之前就辞职了。不过，在如今的交谈中，利林塔尔似乎一直被所有人喜爱——尽管他喜欢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特立独行且远离艺术的人——而此时他正不得不重新在柏林人民剧院（Volksbühne）争取大众的青睐。

在卡默斯皮尔剧院，观众人数曾一度在 50% 左右徘徊，这座剧院似乎甚至无法再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上个演季在艺术方向上实现了转折。

这一点在目前的调查中得到了体现。将安妮卡·诺伊加特（Annika Neugart）评为新晋演员是非常顺理成章的；这位出生于 2001 年的艺术家以其果敢而脆弱的特质为剧团带来了丰富。而年度最佳剧目《瓦伦斯坦》（Wallenstein，该剧还受邀参加柏林剧院节）则是一场极尽奢华的视觉盛宴。

为了完整起见，此处也应提及调查中其他实至名归的获胜者：年度最佳女演员是保琳娜·阿尔彭（Paulina Alpen，她在慕尼黑人民剧院和斯图加特剧院饰演托马斯·梅勒在《背后的世界》中的角色，令人赞叹）；在年度最佳男演员类别中，吉多·兰布雷希特（Guido Lambrecht）胜出，他在波茨坦汉斯-奥托剧院的一部时长五小时的米歇尔·韦勒贝克《血清素》改编剧中，凭借双重角色表现卓越。至于“年度最令人恼火之事”，受访评论家们出奇地一致：沃尔夫拉姆·魏默斯（Wolfram Weimers）担任文化国务秘书的表现。

卡默斯皮尔剧院总监职位的申请截止日期为 7 月 31 日。现在，一个由文化政治家、剧院代表和行业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将决定邀请谁参加面试。人选预计将在年底前确定。克里斯蒂亚内·卢茨（Christiane Lutz）

彼得·纳达什（Péter Nádas）在柏林艺术学院。他早在生前就将其遗产移交给了该学院的档案馆。 照片：CARSTEN KOALL / PICTURE ALLIANCE / DPA

叙事大师

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如此精准地衡量欧洲的记忆、断裂与深渊：匈牙利作家兼摄影师彼得·纳达斯（Péter Nádas）近日逝世，享年 83 岁。

作者：洛塔尔·米勒 (Lothar Müller)

“我从十一岁起就开始写作，”他曾这样说过。后来，当这个不被家人完全信任的少年前途未卜时，他在一家照相馆度过了学徒岁月。文字与图像由此交织在一起。于是，他很早就成为了双重身份的持有者：作家与摄影师。他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名为《一点光》（Etwas Licht，1999年），这是一部关于纳达斯黑白摄影作品的导引，其中穿插着自传式的微型散文，包括对他 1942 年 10 月 14 日出生于布达佩斯犹太医院的回顾。这是一次散文形式的“双重曝光”：画面中，他的母亲正处于分娩的阵痛中，他降临世间；而与此同时，在如今的乌克兰西部，一支德国特遣队正在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屠杀。

彼得·纳达斯出生时使用了假姓，因为他的父母是共产主义者，当时生活在地下。1948 年匈牙利由共产主义者掌权后，他们成为了权力阶层（Nomenklatura）的一员。1956 年秋天，当这位儿子目睹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时，他已足够成熟，足以永远地与胜利者保持距离。三年前，他的母亲因癌症去世。至于父亲在 1958 年的自杀，他后来在《闪现的细节：一个叙事者的回忆录》（Aufleuchtende Details. Memoiren eines Erzählers，2018年）中将其纳入了一篇传记素描。在这本书中，自身出生与米索奇（Misotsch）犹太区大屠杀的同步性同样是一个出发点。

1968 年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后不久，彼得·纳达斯放弃了记者工作，搬到了被两支河臂环绕的圣安德烈（Szentendre）多瑙河岛上，并在那里写成了《一部家族小说的终结》（Ende eines Familienromans，1977年）。由于审查机构令人心力交瘁的阻挠，该书的出版被推迟了数年。与作者一样，书中的成长中的“我”叙述者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斯大林主义的恶魔在这部小说中变得栩栩如生。在此之前，二十岁时的纳达斯就在他那些篇幅短小且高度浓缩的故事之一《圣经》中，让一个名叫久里（Gyuri）的男孩体验了父母作为政权官员的特权生活。在被占领的布达佩斯，那本《圣经》曾被母亲用作掩盖传单的伪装。对她而言，这本书是一件纪念品；而在儿子看来，它则是一个多余的宗教遗迹，父母不再信仰该宗教，也从未提及它。

没有人能忽视他与德国之间那份如此特殊的联系

纳达斯（Nádas）的叙事与随笔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包含了对他原籍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犹太人大屠杀的回溯。同样执着的是，尤其是考虑到其西欧读者，纳达斯将二战后东欧在独裁统治下的经历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他成为了同代人中伟大的欧洲叙事者。他是一位国际知名作家，一名匈牙利世界主义者；与此同时，没有人能忽视，无论是在这位作家还是摄影师的作品中，德国，以及他那一代人与德国（尤其是与柏林）之间的特殊关系，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的《没有特性的人》中，“平行行动”还仅限于柏林与维也纳的对照，而在彼得·纳达斯（Péter Nádas）的代表作《平行故事》（2010）中，则将柏林与布达佩斯的两极对立置于侧面。这不仅是对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凯撒·威廉人类学、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研究所”中那些可怕科学家的回溯，也是对 30 年代匈牙利美学现代主义的回溯；同时，它还涉及画家瓦尔特·莱斯蒂科（Walter Leistikow）笔下的柏林，以及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的柏林，与之相对的是叙述者记忆中的布达佩斯及其现状。

在摄影集《一点光》中，有一个章节名为“柏林影像”，其中包含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的楼梯扶手和房间、舍恩豪泽大道（Schönhauser Allee）的地铁，以及对西柏林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盟军演习的回忆。彼得·纳达斯与比他年轻一代的同行彼得·埃斯特哈齐（Péter Esterházy）一样，早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曾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艺术家项目的嘉宾访问过西柏林。而在那之前的十年里，他曾在墙的另一侧——东柏林度过了一段时间。在小说《记忆之书》（1991，原著在匈牙利于柏林墙倒塌前出版）中，纳达斯虚构了一位主人公并将其置于当时的东柏林，让他住在舍讷魏德（Schöneweide）的一栋别墅里，周围环绕着东德首都的建筑影像，并穿插对普鲁士历史和海利根达姆（Heiligendamm）的游历。此外，书中还出现了一个 1900 年左右的虚构柏林。

当彼得·纳达斯用他温润的声音说着优美且富有旋律的德语时，这种德语与伊姆雷·克尔特斯（Imre Kertész）及彼得·埃斯特哈齐的德语相通，它根植于过去几个世纪布达佩斯传统存在的德语环境及其德语报纸之中。匈牙利文学在世界文学现代主义中的这种响亮声音，最近通过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尔卡伊（Laszlo Krasznahorkai）在 2025 年获得诺贝尔奖而得到了认可。彼得·纳达斯本也可以获得该奖项。2002 年春，当伊姆雷·克尔特斯将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时，彼得·纳达斯正与克尔特斯一同作为研究员在柏林科学学院，并在应对这场被获奖者后来称为“幸运灾难”的事件时，扮演了一个迷人秘书的角色。这是巧合的一次巧妙编排，克尔特斯不仅作为《无命运之人》的作者，而且作为一名随笔作家，一直是纳达斯的榜样。

然而，作为一名模仿者意义上的学生，彼得·纳达斯（Péter Nádas）完全不合适。这一点在他留给柏林艺术学院档案馆的遗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些资料在他生前就已经移交。这是一份规模巨大的遗产，且在移交时就已整理得井井有条。因为彼得·纳达斯与档案馆之间保持着一种非常紧密且富有成效的关系，他是利用文学手段使档案“活化”的大师，而文学正是历史编纂学的老对手——同时也是其盟友。他对世界的敏感度（这或许源于一种极其细腻的身体意识）是他实现这种活化的魔杖。其中还包括摄影师对光的敏感，当这位散文家思考布拉赛（Brassäi）与安德烈·克特什（André Kertesz）之间“银盐颗粒”的区别，以及告别模拟摄影、转向数字相机时，这种敏感度为他提供了素材。

作为一名世界主义者，纳达斯尤其反对欧尔班的民族主义

他的《平行故事》之所以出名，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经常读到，书中包含着“文学史上描述最长的一次性行为”。作者在进行这种细腻的描写时，恐怕并非为了追求某种纪录之书。相反，这源于他特有的对精确性的乌托邦追求——这种精准不仅像通常那样体现在对权力与统治关系的社会学刻画中，也体现在对生理机能以及感官体验的描绘之中。

在年近六旬时，彼得·纳达斯（Péter Nádas）在随笔《谨慎的定位》（2001, 德译本 2006）中，以一名近邻的敬畏之心写到了一棵巨大的野梨树。当时，纳达斯已经在匈牙利西南部的戈姆博塞格（Gombosszeg）小村庄生活了近二十年，但他在首都仍保留着住所。他经常拍摄那棵巨大的野梨树，但他并不创作乡村田园诗。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乡村小说，题为《恐怖故事》（2022）。

在观察戈姆博塞格的野梨树时，纳达斯注意到，当地人说到“村庄”时，其含义等同于“世界”，就像“法国人说 tout le monde（全世界）一样”。他的乡村小说因此成为了一种独特类型的恐怖小说，因为它将村庄设计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拥有自身秩序的语言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恐怖与暴力在情节最终爆发之前就已经在震颤。从地理上看，这个村庄位于一条河边，并被一条“语言之河”的臂膀所环绕，所有粗鄙、淫秽之语以及咒骂，都与历史的废水一同在其中漂流。

是的，彼得·纳达斯，这位欧洲文学的伟大叙事者，属于匈牙利文化中的世界主义阵营，与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民族主义相对立。但其作品的博大之处在于，它像布达佩斯和柏林一样，将村庄包容其中，也将环绕他的野梨树、丘陵和山脊尽收眼底。如今，彼得·纳达斯在戈姆博塞格去世，享年 83 岁。

最优秀的外交官必须是一个谜

歌德为查尔斯·莫里斯·塔列朗撰写的文字比任何其他政治人物都要多。这位法国人的眼神尤其令这位诗人着迷。

如果问人们，歌德为哪位当代伟大政治人物写过最长的连续文本，恐怕即使是资深的专家也会感到尴尬。不，不是威廉·冯·洪堡——这位数十年的亲密好友；不是他在 1815 年一同乘船游览莱茵河的施泰因男爵；也不是 1813 年访问过魏玛且与洪堡和施泰因一样保持书信往来的梅特涅。即便对于拿破仑——后者在 1808 年给予他极高评价并进行了后来著名的会谈——歌德在公开场合也仅是以暗示的方式表达。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谈话草稿是在遗作中发现的。

因此，上述这些人都不是。而是：“卡尔·莫里茨·冯·塔列朗，贝内文托亲王等”。歌德在这个标题下，为这位自 1789 年以来在所有政权中都屹立不倒的光彩夺目的法国外交官、外交部长、宫廷元帅、法国贵族撰写了一页长而密集的文字，这是一段画像描述。宫廷画家弗朗索瓦·热拉德在 1814 年像塔列朗一样从拿破仑的麾下转投波旁王朝，他于 1826 年出版了一本包含其最重要肖像画的石版画专辑，该专辑传到了魏玛，并立即吸引了歌德的注意。歌德为他的家庭杂志《艺术与古物》描述了其中的 11 幅复制画，其中包括一幅 1808 年的画作，画中塔列朗在宽敞阴暗的房间里悠闲地坐在书桌旁。

歌德当然知道，这位外交界的亲王是多么权势显赫、重要且精明。两位先生在 1808 年于埃尔福特和魏玛有过一面之缘。正如歌德详细记录的那样，在埃尔福特与拿破仑谈话的前半段，塔列朗就在房间里。而在四天后魏玛的宫廷舞会上，当第二次与皇帝会面时，塔列朗也站在背景之中。他从这些谈话中并没有获得太多实质信息，他在后来出版的备忘录中的记录充满了明显的错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拿破仑显得不堪。当然，魏玛公国自 1806 年起在公务上就与这位外交部长有往来，为此需要支付惯常的巨额贿赂以换取对方的好感。

“这个男人坐在这里如此平静，不受周围所有风暴的干扰，”歌德在描述弗朗索瓦·热拉德 1808. 年绘制的查尔斯·莫里斯·塔列朗肖像画时这样写道。照片：公共领域

“可以理解他为何如此，但无法理解他如何忍受。”

此外还有一层个人关系：自1807年起，歌德就与莱因哈德伯爵（Graf Reinhard）交好。莱因哈德是一位施瓦本牧师之子，由于早期追随法国大革命，他在塔列朗的麾下实现了飞速的职业晋升，多年担任其办公室主任，甚至在1799年短暂担任过外交部长；后来，莱因哈德代表法国在德意志邦联任职——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生轨迹令歌德极为钦佩。歌德与莱因哈德的往来书信以及记录详尽的对话，是研究歌德作为政治人物最有趣的见证之一。一位与巴黎外交部有直接联系的德国古典主义大师：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对此很感兴趣。

歌德在描述这位伟大的当代人物——塔列朗被他称为“本世纪的第一位外交官”——时，在画作中将其细致地刻画为：“极其平静，坐着，淡定地等待着瞬间的所有偶然”。房间体面且不奢华，穿着得体简单的宫廷常服，“佩剑在侧，羽毛帽就放在身后的沙发上，不远不近，就像这位商人正在等待马车的通知，准备前往会议；左臂靠在桌角，身边放着纸张、书写工具和羽毛笔，右手放在膝上，右脚叠在左脚之上，显得完全不露声色”。

平静与随时准备行动于一身，几乎具有舞台感。接着，这段近乎冥想的文字出现了最核心、也最奇特的一段：“我们无法抵御对伊壁鸠鲁神灵的记忆，那些居住在‘既无雨，亦无雪，亦无任何风暴之所’的神灵；此人坐在这里如此平静，周围呼啸的所有风暴都无法撼动他。可以理解他为何如此，但无法理解他如何忍受。他的目光是最不可捉摸的。”

这种目光令歌德尤为着迷：“他的目光不像思考者那样向内审视，也不像观察者那样向前凝视；眼睛安于自身且聚焦于自身，就像他的整个身姿一样，人们不能说这是一种自足，但确实暗示了某种缺乏与外界联系的状态。”

这个人是多么大的谜团！一个事务执行者，却又超脱世外；准备出发，却又像是在一个永恒的彼岸，一个宇宙的边缘地带——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将神灵安置在那里，是为了消除人类

对他们的恐惧。歌德在此引用的这段话出自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关于宇宙的伊壁鸠鲁主义教学诗，他的朋友克内贝尔（Knebel）在几年前刚刚完成了该诗的最终译本。这里的神灵是超越自然因果律的存在。

所有这些与歌德如此了解的塔列朗这个人物有什么关系？那么，卡尔-莫里茨·德·塔列朗（Carl Moritz von Talleyrand）在这里就是外交的寓言。外交是一门艺术，它要求不可渗透性、情感控制力、深思熟虑、个人不可捉摸性，但——这也是它与伊壁鸠鲁神灵的区别之处——它还要求闪电般的反应能力和紧绷的能量。最优秀的外交官必须保持一个谜，不可被解读，是“不可捉摸的”。歌德就这样解读了这幅伟大的画像。

他的朋友莱因哈德伯爵，作为塔列朗的亲信，读到了这段令人惊讶的文字并给出了简短的回应。1826年11月11日，他写信给歌德：“塔列朗通常就像画中和您的评论那样，但并非总是如此；他也有温和的微笑，精致却又孩子气。他是魔鬼，但从未逾越他心中荣誉感的界限，正因如此，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更像个魔鬼。他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听起来极其令人厌恶的假声 [Falsett]，另一种是粗犷滚动的低音。当他诚恳且友善时，这种低音有时会变得温和。”

然而，未能将塔列朗甩出轨道的风暴，正是时代历史的风暴。而在此处，两者的相似之处显现了出来：歌德同样顶住了压力。古斯塔夫·赛布特（Gustav Seibt）

欧洲 慕尼黑天气历史 最高温 1992：32,5℃ / 最低温 1931：3,2℃

一个怪物？就是人类！

先是在萨尔茨堡艺术节，现在是在鲁尔三年展：瓦·穆阿瓦德（Wajdi Mouawad）关于战争创伤的新作《欧洲》（Europa）令人震惊且心碎。

作者：克里斯蒂娜·德塞尔（Christine Dössel）

当你与黎巴嫩裔加拿大作家瓦·穆阿瓦德交谈时，他会立刻将你拉入他的宇宙。即便是在萨尔茨堡酒店大堂的沙发上，他坐在边缘，随时准备跃起，这便展现出他高度警觉的临场感和专注力。他穿着一件格子衬衫，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深色的卷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身材精干，声音轻柔。不到十分钟，你就会陷入由国家、冲突、童年回忆以及（戏剧）语言交织而成的复杂局面中，而这正是穆阿瓦德生活与写作的核心。一个结构化的访谈——提问、回答、时间有限——可以直接忘掉。更有趣的是跟随这位聪明、睿智的思想者的思维转折，共同开启这段旅程。

这段旅程从他生活和工作的欧洲开始，前往他 1968 年 10 月出生并度过童年第一个十年的黎巴嫩。接着前往巴黎，他的家人于 1978 年移民至此；五年后前往加拿大，先是魁北克市，后来在蒙特利尔接受表演培训并创办了一家剧院。随后他再次回到法国巴黎，那里是穆阿瓦德的家——他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在过去的十年里，他领导了致力于当代戏剧的国立科林剧院（Théâtre national de la Colline）。他也在此首演了自己的许多作品。

这是一次之字形的思想之旅，伴随着传记式的跳跃和哲学式的中停，而路线还一次次地导向古希腊，导向悲剧的起源，这也是穆阿瓦德作品的养分来源。作为一名对冲击力和悬念有敏锐触觉的剧作家，这位 57 岁、使用法语写作且已获得最高奖项认可的作者，是埃斯库罗斯以及他格外崇拜的索福克勒斯的后继者。他的剧作中发生了极其可怕的事情——但没有什么比人类更可怕。

他的 rund 40 部剧作中最知名的一部或许是 2003, 年的《焚烧 / Incendies》，该剧在全球舞台上大获成功，2010 年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改编为电影，片名为《唱歌的女人》。这是一个关于中东家庭与战争的故事，一对兄妹在寻找自身起源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深深震撼其身份认同的真相——观众也经常因此而感到震撼。结尾的大揭秘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俄狄浦斯式困局。这部剧探讨的与其说是个人罪责，不如说是战争、暴力和创伤如何在家庭中跨代刻写并复制——这是穆阿瓦德多次探讨的主题。

这正是他的最新剧作《欧洲》所探讨的内容。该剧由波兰明星导演克日什托夫·瓦利科夫斯基（Krzysztof Warlikowski）执导，曾在萨尔茨堡艺术节上演，现在在鲁尔三年展客演，从 28. 到 31. August 在波鸿的世纪大厅（Jahrhunderthalle）展出。

原名为《欧洲的誓言》（Le Serment d'Europe）。剧中的欧洲是一位老妇人，在联合国的敦促下，她需要就一场 75 年前的屠杀提供证词。当她在虚构的哈费兹坦（Hafeztan）地区目睹这场屠杀时，她只有八岁：她自己的民族屠杀了被憎恨的邻居。那个女孩当时也犯下了罪行：她出卖了 18 名孩子藏身的避难所——一间被遗弃的教室。随后，所有 18 名孩子都被狗撕碎。这一行为像一道诅咒，笼罩在欧洲及其后代的生活之上。

这种怪诞感主要体现在语言之中。尽管如此，依然适用：“18岁以上可见”

而且，就像在《灼伤》（Verbrennungen）中一样，作为人物之间悲剧性纠葛的一部分，这个女人的三个女儿完全不知道彼此以及她们母亲的存在。她们散居在世界各地。直到联合国外交官阿西亚（Assia）找到了这三人，并在审讯室中让她们与欧罗巴（Europa）面对面时，罪孽与救赎的全部规模才得以揭晓：为了赎自己的背叛之罪，年轻时的欧罗巴曾发誓要生下18个孩子并将他们全部杀死。为此，她沦为了妓女。她在孩子出生后立即杀死了五个，接下来的三个因为厌倦了谋杀而被她遗弃。现在坐在她面前听她忏悔的，正是这三个孩子：韦迪亚（Wediaa）、乔薇特（Jovette）和梅加拉（Megara）。

演员安杰伊·奇拉（Andrzej Chyra）身材高大，头戴黑色头巾，戴着太阳镜，他将这位母亲演绎得像一块石头，对所有人性之物都冷酷无情。而由玛格达莱娜·切列茨卡（Magdalena Cielecka）饰演的联合国官员则是一个穿着鲁布托（Louboutins）高跟鞋的金发女郎，大声嚼着口香糖，装作性感的小妞——行为极其反常。作为一名处于受害者一方的“大屠杀之女”，这位后代也必须背负她的跨代创伤包袱，就像欧罗巴的三个女儿中的每一个一样。梅加拉经常流产，乔薇特对狗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恐惧，而最年长的韦迪亚则被一个儿子所打击，这个儿子自己成了杀人犯，成了一个怪物。他强奸了自己的女友，将其剖开，并且，没错，将其吃掉了。这部

赋予受害者声音：作者瓦吉·穆阿瓦德（Wajdi Mouawad）在他名为《书写的内在阴影》的讲演表演中，身上涂满了自己的血。照片：MARCO BORRELLI

剧作的部分场景发生在审理此案的法庭上。

内容极其猛烈，其恐怖的细节有时近乎于耸动的小报报道。穆阿瓦德总是不断地叠加冲击效果。虽然这种怪诞感主要体现在语言之中，而非舞台之上，但依然适用：“建议年龄18岁以上”。在瓦利科夫斯基（Warlikowski）极具进攻性且前卫的导演处理下（这是他在华沙新剧院 Nowy Teatr 的一部作品），观众在观看时总能预见到其可能的电影化呈现。这是一部大量使用（现场）电影和令人心烦意乱的音效的演出。演员们的表演全部充满强度，佩戴着音量调大的无线麦克风；很多时候甚至无法分辨是谁在说话。马戈扎塔·什琴斯尼亚克（Małgorzata Szczęśniak）设计的舞台让人联想到一间教室，后墙是一块宽大的黑板，同时也充当视频投影幕，右侧是栅栏前的旧课桌椅，让人想起监狱。从暴力与罪孽的永恒循环中逃脱似乎是不可能的。

作为标题人物欧罗巴的镜像人物，还有一个孩子：那是她曾经八岁时的样子。舞者克劳德·巴杜伊（Claude Bardouil）身穿蓝色连衣裙，穿着白色及膝袜，戴着一副眼睛像黑洞一样僵硬的面具，演绎了这个沉默的生物：爬行、抽搐、颤抖、凝视——像是一个恐怖电影中的角色。

尽管情节如此刻意且时而显得过于激昂，但依然存在着令人不安的

天气

画面和心理重击。一种悲剧性的宿命感和人类的凄惨感挥之不去，这在瓦吉·穆阿瓦德的所有剧作中一向如此。尤其是人们已经很清楚，《欧罗巴》是指向与该人物同名的那个大陆，而当涉及到“大屠杀之子”及其创伤遗产时，我们所有人都在其中。

“如何结束一场悲剧？”穆阿瓦德在结尾处问道，随后让他的角色阿西亚清醒地补充道：“永远不会出现‘机械之神’（Deus ex Machina）。”或许只剩下作者为自己选择的那条路：寄希望于讲述——以及像在剧院中那样共同倾听与反思。无论如何，穆阿瓦德将他的写作视为一种“团结的行为”，旨在“保存对受害者的记忆并描述那些大屠杀”。他在时长 50 分钟的讲座表演《内在的写作之影》（L'ombre en soi qui écrit）中如此表述，该表演作为序幕被置于《欧洲》的演出之前。

穆阿瓦德坐在舞台布景的教室场景中的一把椅子上，讲述他自己，他的童年，以及他在写作时的探索与思考过程。他用诗意的语言、考究的法语，带着十足的魅力与幽默地讲述，而最后，他流出了真实的血液，他自己的血液：他让一名医生在左臂肘窝处抽取了几滴血，并将红色的液体涂抹在

衬衫和脸上（这导致萨尔茨堡艺术节发出了触发警告）。对于穆阿瓦德来说，这是一种“乌托邦”，一次“诗意的行为”，是他作为作者的一份“礼物”：让血液不再是杀戮的结果，而是生命的象征。

这段关于诗学的文本以及抽血环节，曾是穆阿瓦德在巴黎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他在 2024 / 25 学年担任“通过语言与文化发明欧洲”年度讲席的客座教授。随后他又进行了八场讲座。现在，由于他为了戏剧与灵魂之友瓦利科夫斯基而背诵了第一场讲座作为序幕，他打算逐渐将所有讲座全部背诵并演出。穆阿瓦德表示，在背诵过程中，由于需要借助记忆法、图像和参考点，他对自己有了与写作时完全不同的新认识。他对此深感着迷。

无论如何，他似乎总是在寻找痕迹，在历史中挖掘，无论是他个人的历史，还是中东的历史——在那里，持续 15 年之久的黎巴嫩内战的爆发是其自身创伤的根源。1975, 年 4 月 13. 在贝鲁特艾因艾尔雷马内发生的巴士大屠杀（当时基督徒民兵袭击了一辆载有巴勒斯坦平民的巴士），六岁的瓦杰迪在父母家的阳台上亲眼目睹了。他说：“这个日期之于黎巴嫩，就像 11. September。”穆阿瓦德在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处理这次袭击及其后果，旨在对抗他为同胞在内战问题上诊断出的“失忆症”，即“巨大的沉默”。

穆阿瓦德出身于一个马龙派，即基督徒家庭。他说，他深受父母的爱，但他们同时也教会他去仇恨。仇恨谁？“每一个不像我们的人。穆斯林什叶派、逊尼派、巴勒斯坦人、犹太人、以色列人、伊朗人，所有那些所谓的袭击者。”而基督徒则认为自己没有罪责。“在黎巴嫩，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随着年龄增长，穆阿瓦德开始质疑这种态度并决定：“好吧，那么我就扮演加害者。我承担责任。我要成为那个我父母希望我仇恨的人。”对于他作为作者而言，这意味着：“我剧作中最优秀、最可爱的角色是穆斯林、犹太人、什叶派——绝不是基督徒。绝不。在我的作品中，只有反面角色才是基督徒。”

穆阿瓦德在讲述这段往事时狡黠地笑了。他描述了同胞们是如何责怪他这个成名的国家之子的：“你为什么写东西来反对我们？”

他的爱情剧《鸟》在2022年引发了一场关于反犹主义的争论

因此，2022年导致穆阿瓦德的《鸟》在慕尼黑大都会剧院被撤演的反犹主义指控显得尤为荒诞。这部剧是一部关于一个犹太男子与一名阿拉伯女子之间爱情，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身份认同之煎熬的震撼剧作。犹太学生组织指责穆阿瓦德淡化大屠杀并存在针对以色列的反犹主义。他的评论是：“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更多地反映了你们在德国的情况，而不是这部剧的问题。”在创作过程中，穆阿瓦德曾咨询过包括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内的犹太知识分子。该剧于2017年首演，这部关于爱情与家庭的悲剧在全球范围内上演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且未受到质疑，甚至在特拉维夫也是如此。

两个半小时的交谈在不知不觉中飞逝。对话如此深入，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点任何饮料。穆阿瓦德是一位擅长使用隐喻的讲述者，他手势丰富，且能用英语流畅地沟通。他的右手手背上纹有一个圣甲虫：因为这种蜣螂用粪便揉成球，从中诞生新生命，也就是说几乎是将粪便变成了黄金。穆阿瓦德用优雅的法语将其称为“caca”，然后掩嘴偷笑。

为什么总是写这些充满苦难与残酷的阴郁剧作？穆阿瓦德用一个故事来回答：森林里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火灾。所有动物都在逃命，只有一只麻雀从水洼中衔起一小滴水，向火场飞去。大动物们警告它：快逃！你无法阻止这场火灾。这样做根本没用。而那只小麻雀说：“我做我必须做的事。”

德国

天气多变，伴有强降雨和雷暴

柏林< / td><>阵雨< / ><>27°< / >< / tr><><>不来梅< / ><>阵雨< / ><>24°< / >< / ><><>布罗肯峰< / ><>雨< / ><>19°< / >< / ><><>多特蒙德< / ><>阵雨< / ><>23°< / >< / ><><>德累斯顿< / ><>阵雨< / ><>28°< / >< / ><><>杜塞尔多夫< / ><>阵雨< / ><>24°< / >< / ><><>埃尔福特< / ><>雷暴< / ><>26°< / >< / ><><>埃森< / ><>阵雨< / ><>23°< / >< / ><><>费尔德山< / ><>雨< / ><>15°< / >< / ><><>费尔德山 / Ts.< / ><>阵雨< / ><>20°< / >< / ><><>法兰克福< / ><>阵雨< / ><>25°< / >< / ><><>弗赖堡< / ><>阵雨< / ><>24°< / >< / ><><>弗罗伊登施塔特< / ><>阵雨< / ><>20°< / >< / ><><>加米施< / ><>阵雨< / ><>29°< / >< / ><><>汉堡< / ><>雷暴< / ><>24°< / >< / ><><>汉诺威< / ><>雷暴< / ><>25°< / >< / ><><>因戈尔施塔特< / ><>阵雨< / ><>27°< / >< / ><><>卡尔斯鲁厄< / ><>阵雨< / ><>25°< / >< / ><><>卡塞尔< / ><>阵雨< / ><>25°< / >< / ><><>基尔< / ><>雷暴< / ><>23°< / >< / ><><>科布伦茨< / ><>阵雨< / ><>25°<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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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状况

低压影响决定了中欧的天气。热空气正由西向东被驱散。将出现一些强降雨和雷暴。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浓云中经常降雨。在不列颠群岛，不稳定天气同样在持续。相比之下，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和法国，阵雨将在一天之中逐渐减弱。

天气预报

在多云天气交替的情况下，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和雷阵雨，并伴有极端天气风险。下午气温将升至最高 21 至 30 度，最东南部最高气温将达到 32 度左右。风力微风至适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有时会出现来自南方至西方的强风。雷阵雨期间局部地区将出现阵风。

科隆< / td><>雷阵雨< / ><>24°< / >< / tr><><>康斯坦茨< / ><>雷阵雨< / ><>25°< / >< / ><><>莱比锡< / ><>阵雨< / ><>28°< / >< / ><><>林道< / ><>雷阵雨< / ><>25°< / >< / ><><>吕斯特 / 叙尔特岛< / ><>雷阵雨< / ><>21°< / >< / ><><>吕贝克< / ><>阵雨< / ><>25°< / >< / ><><>马格德堡< / ><>< / ><>28°< / >< / ><><>曼海姆< / ><>< / ><>25°< / >< / ><><>慕尼黑< / ><>雷阵雨< / ><>29°< / >< / ><><>纽伦堡< / ><>< / ><>26°< / >< / ><><>奥伯斯多夫< / ><>雷阵雨< / ><>26°< / >< / ><><>奥斯纳布吕克< / ><>< / ><>25°< / >< / ><><>帕绍< / ><>< / ><>32°< / >< / ><><>罗斯托克< / ><>< / ><>27°< / >< / ><><>萨尔布吕肯< / ><>< / ><>24°< / >< / ><><>什莱斯维希< / ><>< / ><>23°< / >< / ><><>什未林< / ><>< / ><>26°< / >< / ><><>斯图加特< / ><>< / ><>25°< / >< / ><><>特里尔< / ><>< / ><>25°< / >< / ><><>威斯巴登< / ><>< / ><>25°< / >< / ><><>楚格峰< / ><>雷阵雨< / ><>12°< / >< / table>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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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毁灭性山洪是如何发生的？

据称一次岩石和冰川崩塌引发了这场灾难。洪水是如何产生如此巨大威力的——以及为什么没有发出预警？最关键的问题与解答。

作者：罗克珊·加尔 (Roxane Gall)、瓦伦蒂娜·里斯 (Valentina Reese) 和 纳佳·陶舍 (Nadja Tausche)

8 月 26 日，一场严重的山洪袭击了尼泊尔北部以及中国控制的西藏相邻地区。以下是目前已知情况以及尚不明确之处的概述。

发生了什么？

2026 年 8 月 26 日当地时间上午 9 点左右，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地区的水位突然上升。不久之后，一股巨大的洪水席卷山谷。洪水夹带着水、泥沙、冰块和碎石，沿着 Lhende Khola 河和 Bhote Koshi 河向下游奔涌。

根据国际综合山地发展中心 (Ici-mod) 的数据，特里舒利河 (Trishuli) 在 Galchchi 镇测量站的水位在 30 分钟内上升了高达 9 米，在 Malekhu 上升了 7 米。已有数百名遇难者被搜救出，仍有许多人失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Zürich) 的冰川学家米莱娜·雅克马尔 (Mylène Jacquemart) 表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除了人员伤亡外，道路、定居点和水电设施的损失尤为严重。尼泊尔约 10% 的水电装机容量可能已被摧毁。

哪些地区受到了影响？

灾难的核心区域位于尼泊尔北部的拉斯瓦 (Rasuwa) 区，处于 Bhote Koshi 河流域。Timure 和 Syapru Besi 等地受灾尤为严重。在边境另一侧，山洪袭击了西藏自治区的日隆县，特别是日隆口岸。洪水继续向下游的努瓦科特 (Nuwakot) 区和达丁 (Dhading) 区蔓延。努瓦科特区特里舒利集市 (Trishuli Bazaar) 周边地区受灾最为严重。

该地区是旅游和边境走廊。由于朝圣者、徒步旅行团和边境交通集中在少数几条道路和地点，因此当地聚集了大量人员。

原因何在？

起初，人们认为是一场地震引发了这场山洪。但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评估，记录到的这次轻微地震可能是由崩塌事件本身引起的，而非相反。此外，奥克兰大学地理学家、河流与沉积物传输研究员乔恩·图尼克利夫（Jon Tunnicliffe）告诉科学媒体中心（SMC）：“尽管该事件发生在季风季节的高峰期，但强降水似乎并非诱因。”

目前看来，原因更像是山体和冰川崩塌。初步的卫星分析和科学评估将推测的起点定位在朗唐（Langtang）地区的高山地带，靠近朗唐利隆峰（Langtang Lirung）和伦德科拉（Lhende Khola）的上游集水区。格拉茨大学的地质科学家雅各布·施泰纳（Jakob Steiner）认为这是冰舌断裂所致。“我们知道，冰川下部在 1300 米的宽度范围内发生了脱离。”断裂的冰舌冰块与积雪和碎石一起被冲刷到下方约 2000 米的高度，并可能在底部阻塞了一条河流。据此，冰舌断裂的部分原因是过多的融水进入了冰川底部。施泰纳表示，目前该地区的温度比往常更高。

卫星图像证明了该地区在过去几天中融化了多少积雪：8 月 12 日，多处可见大片白色区域。到 8 月 26 日，则出现了明显更多的灰色区域：即裸露的冰层，突然不再被白色积雪覆盖。“这种融化促进了断裂的发生，”施泰纳说。此外，在气候变化的推动下，该冰川此前已经发生了退缩——这使得裸露的岩石更容易发生坍塌。

这些质量滚入山谷，并可能坠入博特科西河（Bhote Koshi）的支流伦德科拉河，从而暂时将其阻塞。在这个天然大坝之后，水分开始积聚。当屏障崩溃时，水、泥浆、冰和碎石的混合物向山谷下游冲去。根据米莱娜·雅克马尔（Mylène Jacquemart）的说法，许多迹象支持这一事件序列。据她评估，水流的冲击力不可能仅由冰融化产生，因为融化过程太慢了。

“崩塌的质量可以阻塞山谷。如果后面积水，起初可能不会被察觉，”奥地利科学院的地球物理学家兼冰川学家安德烈亚·费舍尔（Andrea Fischer）说道。“一旦爆发，巨大的质量将通过这些非常狭窄的山谷向外引导。”

尚不明确的是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特定的冰川会失效，”乔恩·图尼克利夫说。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质量具体是如何移动的，以及它们可能在何处暂时阻塞了河流。雅克马尔表示，在靠近边界的一个相对无人居住的地区，卫星图像显示有可能存在湖泊的迹象。但该湖泊是否确实由此次事件产生，以及它在洪水中所起的作用仍未确定。“要确定该事件具体是如何发生的，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安德烈亚·费舍尔说。

为什么洪水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

在崩塌过程中，水、冰、泥沙和碎石可能会结合成一种极其沉重且流动迅速的质量体。雅克马尔（Jacquemart）表示，当地的地形可能显著增强了洪水的威力。“系统越陡峭、渠道化程度越高，这种质量体就越难以恢复平静。”此外，季风期间的高水位和积雪融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气象系的水文气象学家及山洪研究员法蒂玛·M·皮洛苏（Fatima M. Pillosu）在接受 SMC 采访时解释道：“这种移动的质量体比水重得多，并且在向下游流动过程中会变得更重，因为它会卷走河床和河岸的土壤、砾石和岩块。随之而来的岩块可能会摧毁建筑物和桥梁，而单纯的水灾或许不会造成这种破坏。”

是否还会有进一步的破坏？第一波洪水已不再是以连续水体的形式流动，目前水流正在退去。但在某些地区，水位可能会因支流汇入、降雨或再次发生淤积而上升。根据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的说法，一个巨大的风险仍然存在，即冰块、岩石材料和泥沙可能形成了天然堤坝，而这些堤坝随后可能会溃决。Icimod 报告称，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上游可能仍然存在阻塞。

乔恩·图尼克利夫（Jon Tunnicliffe）告诉 SMC：“第一波洪水过后，危险并不必然随之结束。新沉积的物质可能会阻塞支流、抬高河床、改变河流走向并形成新的临时堤坝。一次重大事件会以某种方式改变地貌，从而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周甚至几年内引发进一步的危险。”此外，雅各布·施泰纳（Jakob Steiner）表示，人们担心冰川的另一部分可能会再次崩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问题在于它是否会落在河流或湖泊中并再次造成积水：正是这种组合使得整个过程如此危险。目前，专家们正利用卫星图像等手段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

为什么没有像在瑞士布拉滕（Blatten）那样发出预警？

2025年5月，瑞士布拉滕上方的比尔奇冰川（Birchgletscher）一部分崩塌并掩埋了该地。由于比尔奇冰川的运动一直受到传感器和其他测量方法的监测，约300名居民在几天前就已被转移至安全地带。雅克马尔（Jacquemart）强调，在布拉滕，一名当地观察员首先察觉到了活动。由于靠近居民区，这有助于迅速做出反应。然而，尼泊尔的源头区域位于一个偏远的山谷中，且处于通信条件极其困难的边境地带。

安德里亚·费舍尔（Andrea Fischer）表示，在尼泊尔，监测和预警普遍比在阿尔卑斯山更困难：该地区面积巨大，海拔落差极高，技术手段有限。费舍尔认为，许多地区甚至根本没有移动通信网络。“如果大家齐心协力且民众知情，即使使用低端预警系统也能取得很大成效。”她举了预警哨位链的例子：在奥茨塔尔阿尔卑斯山（Ötztaler Alpen），人们监测积水湖泊，并通过哨位间的信号传递预警。但这种方式是否能防止尼泊尔的灾难尚不明确。从冰川、冰块或岩石崩塌开始，到洪水波抵达山谷之间，可能仅有几分钟的时间。“即使发现了危险，通常也几乎没有时间来警告人们并将其转移到安全地带，”费舍尔说道。

雅各布·施泰纳（Jakob Steiner）表示，尼泊尔无法负担在大面积范围内安装此类事件早期预警传感器的费用。因此，专家目前正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雅克马尔指出，地震测量在未来可能有助于在大范围内提醒人们注意山体或冰川崩塌。从技术上讲，这种分析原则上是可行的。但在实践中，它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发挥作用，并能可靠地将地震、山体崩塌与其他信号区分开来。

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水文气象危险、预警和灾害风险研究员杰夫·达·科斯塔（Jeff Da Costa）告诉科学媒体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为了进行预警，并不总是需要准确知道上游发生了什么。河流突然且异常的变化就足以警告下游社区，而此时原因可能仍在调查中。”

这类灾难在未来会因为气候变化而变得更频繁吗？

米莱娜·雅克马尔（Mylène Jacquemart）表示，这次单一事件是否直接由气候变化引发或加剧，仍需通过调查来证明。但总体而言，此类灾难因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加频繁。更高的温度可能会使多年冻土和岩壁变得不稳定，从而促使其他质量运动的发生。

“所有促成此类事件的因素都在恶化，”米莱娜·雅克马尔说道。

“这类事件可能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安德里亚·费舍尔也表示，“即使在阿尔卑斯山，我们的准备工作也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这里确实存在巨大的行动需求。”

出乎意料但有用

有迹象表明，带状疱疹疫苗也能保护心脏。

如果这一希望能够得到证实，那将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即带状疱疹疫苗在预防疾病的同时，还能保护人们免受其他老年病的侵害。事实上，几年前就有迹象表明，该疫苗可能能够预防或至少延缓某些痴呆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现在提供了一个进一步且相对可靠的证据。

神经科学家法比亚娜·科尔西-祖埃利（Fabiana Corsi-Zuelli）带领的团队在专业期刊《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目前使用的名为 Shingrix 的疫苗可能使心脏健康受益。具体而言，该研究表明，接种了 Shingrix 的人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患心脏病的概率比接种旧款（目前已不再使用）活疫苗的同龄人低约 10%。作者在伦敦科学媒体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之前的研究显示这款旧疫苗对心脏没有明显影响，因此被用作对照组。

与接种旧疫苗相比，接种 Shingrix 后，患冠心病和心力衰竭的风险也降低了约 10%。作者写道，这听起来虽然不多，但仅在美国，七年内就能累计避免数十万例病例。

该疫苗是否对痴呆症有影响尚不明确

尽管如此，这些效果明显低于之前的观察性研究所带来的希望。在那些研究中，潜在的保护效果被测定为 20% 到 30% 左右。然而，这些研究更容易产生偏差，因为它们是将接种者与未接种者进行对比。这之所以成问题，是因为接种疫苗的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往往也更注重健康。因此，很难将疫苗接种的影响与其他因素区分开来。

因此，该团队在研究中仅纳入了接种者的数据。所有参与者在 2017 年至 2018 年之间接种了旧款疫苗或更具前景的新款疫苗。随后，研究人员通过患者档案对比了两组人的心脏健康状况。共有 7 万多名美国人的数据被纳入分析。布里斯托大学的统计学家雨果·佩德（Hugo Pedder）虽未参与该工作，但证明这是目前关于该主题质量最高的研究。尽管如此，仍需要临床研究来证实这些结果。

对比两种疫苗可能也能为潜在的作用机制提供线索。与前代产品不同，Shingrix 包含一种佐剂（增强剂）。作者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可以设想的是，它影响了免疫系统的某些细胞，从而降低了炎症反应的发生频率，进而保护心脏。

常设疫苗接种委员会原则上建议所有 60 岁及以上的人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照片：UTE GRABOWSKY / IMAGO

但目前仍有许多未知之谜。例如，Shingrix 是否对痴呆症有额外影响。牛津团队的一部分成员在 2024 年采用与当前研究相同的方法表明，接种 Shingrix 的人患痴呆症的时间比接种前代疫苗的同龄人晚了近半年。但研究作者马克西姆·塔奎特（Maxime Taquet）表示，这些结果也需要在临床研究中得到证实。他建议无论如何都要接种该疫苗，但首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带状疱疹痛苦皮疹的侵害。

贝里特·乌尔曼（Berit Uhlmann）

经济

人工智能 更多自由，更多闲暇

作者：马库斯·齐德拉 (Markus Zydra)

在关于人工智能社会后果的讨论中，人们经常会遇到两种极端的观点：在恐怖场景中，大多数雇员将失去工作，因为人工智能模型全天候可用，且速度更快、性能更强。而乐观主义者则希望，人类与机器终有一天能完美互补，为增长和繁荣提供强有力的推动。从历史上看，经济和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同时产生巨大的恐惧和巨大的希望并不罕见。然而，世界很少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在现实中，革命性的新事物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步普及的。

[...OMITTED...]

每人每周通过人工智能节省三小时工作时间

欧洲中央银行一项关于人工智能在欧洲职场应用的最新研究证明了这一现象：在两年之内，在工作中使用人工智能的雇员比例翻了一番——从2024年受访者的26%增加到2025年的41%，最终在2026年达到52%。平均而言，他们每周大约有三天这样操作。有趣的是：每人平均每周可节省三小时的工作时间。这至少证实了乐观主义者的一种希望：人工智能可以提高雇员的生产力。他们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相同的任务。

由此出现了一个职场早已熟知的问题。如果有人工作聪明且高效，在6.5小时内就完成了当日工作，那么节省下来的时间归谁所有？归这个聪明的雇员？还是归雇主——在最坏的情况下，雇主可能会要求其额外承担工作进度较慢同事的任务？如果高效工作反而会受到惩罚，那么人们未来可能会巧妙地将工作量分散到整个工作时间中。因此，关键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应当如何处理？

其中一条错误的路径是增加员工的工作压力和紧张感。新的研究结果已经表明，人工智能工具可能会加剧雇员的工作负担：尽管有人工智能的帮助，雇员承担的任务范围反而变得更广，并将工作时间延长，而且通常是在没有被明确要求的情况下这样做。结果就是：过度劳累甚至导致职业倦怠。没有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即便在人工智能时代，企业依然需要依赖人类。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人工智能时代之前就提出了“可用的非法性”（brauchbare Illegalität）这一概念：拥有僵化规则的组织，有时只能通过非正式地偏离规定才能保持行动能力。格言是：一个只遵守规则的人，其行为可能是正确的，但不一定聪明。这种评估需要人类的经验和判断力。在企业的日常决策场景中，这一点无法完全由人工智能系统取代。

因此，应当让雇员通过更多的自由和自主责任，分享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收益。居家办公的经验表明，结果比对每一分钟工作时间的持续监控更重要。毕竟，闲暇并不总是低产的。最好的创意往往产生于散步之中。创造力无法通过盯着屏幕看八小时来强行产生。烹饪时灵光一现，对企业而言可能比在办公室坐满一整天更有价值。因此，人工智能在职场中不应仅被理解为提高效率的工具。雇员通过使用人工智能而节省的时间，应当部分地让他们自己受益。当人们随心而行时，新想法也会随之产生。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雇主也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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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克劳斯-米夏埃尔·库内在其出生地汉堡凡是缺钱的地方都参与其中，例如易北爱乐音乐厅。 照片：CHRISTOPHER TAMCKE / IMAGO, MARKUS FORTE / IMAGO

38 Milliarden Euro und keine Kinder

在企业家兼赞助人克劳斯-米夏埃尔·库内（Klaus-Michael Kühne）去世后，他的财产以及许多公司股份将移交给他的基金会。这些资金将被用于何处？

作者：延斯·弗洛托（Jens Flottau）和尼古拉斯·弗罗因德（Nicolas Freund）

法兰克福 / 苏黎世 —— “企业家的成功应当与促进公共福祉并行。”这句话出自周日深夜至周一凌晨去世的企业家克劳斯-米夏埃尔·库内，可见于由他及其父母创立的库内基金会（Kühne-Stiftung）的官方网站。这句话乍听之下理所当然。但众所周知，并非所有亿万富翁都如此看待，即便许多人声称持有类似观点。然而，他的基金会证明了库内是认真的。

仅在今年，库内基金会的资金就达到了6500万瑞士法郎（约7000万欧元）。加上第三方资金，总预算甚至达到了1.35 亿瑞士法郎。这些资金足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在库内去世后，该基金会将拥有更多资金。这位没有子女的企业家据称已将其估计价值380 亿欧元的公司资产遗赠给他于1976年在瑞士创立的基金会，正如他多次宣布的那样。这将使基金会的财务空间成倍增加。尤其是由于库内控股公司（Kühne Holding）持有多家企业的股份——除库内+纳格尔（Kühne+Nagel）外，还包括汉莎航空（Lufthansa）、哈帕格-劳埃德（Hapag-Lloyd）和 Flix 等——未来基金会仍能定期获得高额股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公司结构有计划变动，尽管这种情况当然不能被排除。

因此，库内的去世给本周初一场早已计划好的汉莎航空集团董事会面对员工的亮相蒙上了阴影。许多汉莎航空员工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一悲痛的消息对公司意味着什么。但汉莎航空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施波尔（Carsten Spohr）更希望在“另一次”机会讨论此类话题。

“他经常在周末给我打电话，”汉莎航空首席执行官表示

目前，库内控股（Kühne Holding）持有 20% 的股份，是该航空公司集团最大的单一股东。库内本人在形式上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也不是监事会成员，但他从未吝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经常在周末给我打电话，”斯波尔回忆道。通常情况下，库内会有一些不满，涉及战略问题，或者仅仅是他作为乘客的体验（大多是在头等舱）。斯波尔表示：“对他来说，成为最大股东始终包含一种情感因素。与此同时，他一直给我们提供批判性的反馈。”库内尤其不喜欢的一点是：为了满足夏季的峰值需求而从其他航空公司租赁的飞机，且汉莎航空将这些飞机用于他经常乘坐的苏黎世至汉堡的常规航线。不过，斯波尔认为：“库内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企业家，也是汉莎航空的超级粉丝。”关于库内基金会是否打算长期持有这些股份，目前尚无明确表态，尽管这肯定符合其创始人的意愿。

仅凭这一点，库内基金会就不仅能因为此类持股而获得一次大规模的资金注入，而且很可能在长期内将控股公司的持股收益作为高额资金进行规划。至少库内此前是这样设想的：“基金会的工作由库内控股的资金贡献提供支持，”他在 2024 年告诉《世界报》。

基金会资金目前分布在四个领域，预计这种分配在短期内将保持类似的权重。库内基金会较少通过资金资助外部项目，而更多地是开发并实施自己的项目。

今年，超过一半的资金流向了物流项目，也就是库内积累大部分财富的行业。据称，“重点是不同全球区域的学术教育、应用研究和贴近实践的能力建设”。除了位于汉堡的库内物流大学外，这还包括在柏林和波哥大的基金会教授席位，以及人道主义领域的援助。根据基金会网站，仅人道主义援助一项就占基金会资金的 11%。

将一切统一管理将是一项挑战

第二大领域是医学，占比 20%。其中，该基金会资助了位于达沃斯的一个拥有 600 多名员工的医学园区。另有 15% 用于研究和开发运输链气候中和转型的策略。此外，7% 用于资助文化，主要是古典音乐。该基金会支持萨尔茨堡音乐节和卢塞恩音乐节等知名艺术节，以及苏黎世歌剧院、易北爱乐音乐厅和汉堡国家歌剧院新馆的规划。

在库内去世后，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将由现任副主席兼律师托马斯·斯泰赫林（Thomas Staehelin）接任。他今年将满 79 岁。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基金会理事会的领导层将再次面临更替。关于继任者，委员会内部已有传闻，但尚未具体点名任何人。

库内在生前明确表示，将公司资产保持统一并确保基金会具备面向未来的能力对他而言至关重要。该基金会的项目——从歌剧到心脏病学——分布极其广泛。有些项目甚至显得矛盾，例如利用并非气候中和的运输公司资金来资助气候保护项目。将这一切统一管理也将是一项挑战。

但气候保护似乎确实是库内关注的问题。他多次主张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 基督教社会联盟（CDU / CSU）与绿党组成联合政府，2019 年甚至主张由罗伯特·哈贝克担任联邦总理。然而，库内+纳格尔（Kühne+Nagel）董事会主席兼基金会理事会成员约尔格·沃勒（Jörg Wolle）两年前在接受《商报》（Handelsblatt）采访时提到，运输行业的成本驱动因素并非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是航运业的“替代动力类型”。在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去世后公司的未来时，库内在 2024 年接受《世界报》（Welt）采访时表示：“管理这笔资产届时将是一项巨大的任务。”

这些新功能旨在保护未成年人

时间限制、夜间与学校期间的静默模式、不再提供“极端美颜滤镜”：Meta 承诺将对其美国市场的应用程序设计进行修改。

慕尼黑 —— 这是否是社交网络的“大烟草”时刻？Meta 已与几乎所有美国联邦州达成和解。通过这种方式，这家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母公司避免了一场关于其平台涉嫌具有成瘾性的昂贵诉讼。一系列诉讼给 带来了压力，核心指控在于该公司未能充分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其应用程序负面影响，而其内部研究早已对此有所了解。

一方面， 已同意支付 127 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各州资助青少年项目，包括社交媒体负责任使用、心理健康以及“无手机校园区域”等项目。但最重要的是，和解协议规定 将修改在美国境内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功能，以更好地保护 17 岁以下的青少年。这些变更将在所谓的“Phase 1”中执行，有效期为五年。

表示，美国的这次和解暂时不会对德国用户产生直接影响。德国的规则已经比美国更严格。目前，欧盟内部正在讨论是否设立法律强制性的年龄限制。据 称，欧盟新规的经验可能会对未来全球范围内的规则修订产生影响。

年龄验证： 将在 1 年内建立一套第三方年龄验证系统。法庭审理的内容还涉及内部图表，这些图表显示了 11 岁和 12 岁儿童使用 Instagram 的情况，以及注册流程的缺陷——13 岁以下用户经常虚报年龄。据该公司称，13 岁以下儿童原则上根本不能使用 Facebook，13 至 17 岁用户则在限制条件下使用。这些用户的账户默认设置为私密，因此陌生人无法查看或联系他们，父母则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监督孩子的操作并控制其使用情况。然而，这些限制以及年龄验证经常被绕过。批评者认为，强制性的年龄验证是一种监控工具，因为身份信息必须由一个中心系统采集。

时间限制：未来，浏览图片和视频流的默认时间限制将预设为两小时。该限制将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共同计算，即两款应用的总浏览时间最多两小时。每 15 分钟将弹出一次提醒，旨在提醒青少年适度使用。图宾根大学医院互联网相关障碍与电脑游戏成瘾研究组负责人、心理学家伊莎贝尔·布兰德霍斯特（Isabel Brandhorst）表示，这些变更“总体方向正确”。但她批评父母可以取消时间限制，并称多项设计变更中存在“漏洞”。

夜间模式：在午夜至早晨 6 点之间，应用程序将默认被屏蔽。

学校模式：在 8 点至 15 点之间，通知将被禁用。但这不适用于直接消息以及例如账户被黑客攻击时的通知。

Feed中的新排序方式：青少年应能够选择按时间顺序查看帖子，而非由平台的算法进行排序。这些算法目前饱受批评，因为它们旨在尽可能延长用户在应用中的停留时间——这可能会赋予情绪化或攻击性帖子极高的权重。此外，用户应能够关闭自动播放（Autoplay）功能，即视频的自动播放。布兰德霍斯特（Brandhorst）质疑道：“为什么这不能被设为默认选项？”社交媒体的知名批评者、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LinkedIn上抱怨称，“人工智能驱动的推荐机器仍在运行”。

在关于Facebook等社交媒体对儿童和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的争论中，目前正在发生许多事情。 照片：THOMAS TRUTSCHEL / IMAGO

其他功能变更包括，青少年默认将不再看到帖子的点赞数和反应数，且不能再使用“极端美颜滤镜”。此举旨在防止产生不健康的身体形象。

Meta 希望 Tiktok 和 Youtube 也能做出相应更改

因此，此次达成协议并未改变该集团的商业模式，而是针对被指具有诱导成瘾作用的设计元素进行了调整。伊莎贝尔·布兰德霍斯特（Isabel Brandhorst）表示，她更希望这些指控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处理和审查”。因为目前的更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随意性。维也纳大学娱乐研究助理教授、传播学家卡特琳·卡赛（Kathrin Karsay）表示，此类功能更改“已在众多立场文件中被提及，并在学术界进行了讨论。然而，关于其有效性的可靠实证结果尚未出炉”。诉讼之所以将目标锁定在应用程序的设计上，是因为根据美国法律，平台本身不对内容承担责任，无论这些内容多么令人反感。

这对互联网的其他部分意味着什么？在法庭达成协议后几小时，Meta 发布了一项呼吁——面向竞争对手。视频平台 Youtube 和 Tiktok 现在也必须引入相同的更改。Meta 希望以此防止该协议成为竞争劣势。事实上，协议将 Youtube、Tiktok 以及应用程序 Snapchat 列为“核心行业成员”，旨在通过该协议迫使它们采取行动。因为只有在这些平台也引入类似更改的情况下，Meta 才会在 127 亿美金之外额外支付 53 亿美金。如果竞争对手参与其中，还将触发“第二阶段”：更改的有效期将从五年延长至十年，且部分功能将进一步收紧。例如，夜间模式的预设时间将延长三小时，从 22 点持续到 7 点。

知名科技作者迈克·马斯尼克（Mike Masnick）等批评者认为，这是 Meta 试图为整个行业制定青少年保护规则，并将 Youtube 和 Tiktok 强行纳入某种卡特尔（垄断联盟）的尝试。像粉丝论坛这样缺乏保护措施基础设施的小型平台，将因此容易受到代价极其昂贵的诉讼攻击。少数几家大公司将借此进一步巩固其权力。数字公民权利组织 EFF 也在针对该协议的声明中表示，年轻人的自由将受到限制，而对其的监控将被扩大。 雅尼斯·布吕尔（Jannis Brü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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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我母亲会偷尿布”

她曾靠在市场上的试吃品维持生计。如今，马里斯·劳赫（Maris Rauch），又名 Volane，成了一名备受赞誉的艺术家。一场关于贫困、刻薄的画廊主以及谁在购买她的阴户绘画作品的对话。

与马里斯·劳赫谈钱

采访者：尼尔斯·赫克（Nils Heck）和索尼娅·萨尔茨堡（Sonja Salzburger）

照片：蒂姆·韦格纳（TIM WEGNER） / LAIF

画家马里斯·劳赫（化名 Volane）将她新买的位于黑森州因茨（Inz）房屋的客厅改造成了工作室。在迎接访客时，她将塑料瓶装矿泉水塞到人们手中，因为房子里还没有正式的饮用水设施。随后，她引导访客来到一个休息区，旁边是一个废弃的壁炉，里面塞满了也会出现在她画作中的物品：两包 Tic Tac 糖、一只玩具牛、一瓶番茄酱。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靠着两幅她正在创作的画作：一幅画的是切开的带有阴户的梨，另一幅则是用口香糖包装纸包裹的子宫。这位 40 岁的艺术家以将女性身体和性欲的主题置于令人惊讶的语境中并以此挑衅而闻名。在 Instagram 上，有超过 350 000 人关注她，观看她绘画，或关注她在视频中如何机敏地回应对其作品的负面评论。

SZ：劳赫女士，我们来谈谈钱。您富有吗？

马里斯·劳赫：需求随着手段的增加而增长。我拥有的第一辆车没有手刹，也没有一档。那时觉得没问题，但现在我不会再买一辆没有手刹的车。现在能让我感到快乐的东西规模大了一些。保时捷那么大吗？

也没那么大。我现在租赁了一辆大众 Passat 电动车，这让我非常开心。我还买了一台相机，肯定有更便宜的，但我选了贵的那款。

多贵？

900 欧元。

您每幅画能赚多少钱？ 有一个官方公式，其中“艺术因子”起决定性作用。这由画廊决定，它显示了一位艺术家的影响力。根据这个因子，可以开出更高的价格。

“我曾在法兰克福的采尔街扮演‘鸡翅’。”

您的“艺术因子”是多少？

刚开始的时候大约是 3，现在在 25 到 28 之间。

如果我们现在想买一幅画：您怎么计算价格？

基本上就是高度乘以宽度乘以艺术家因子。但我数学很烂，我会把它输入到 Excel 表格里，由它算出结果。目前我的一幅 50 乘 70 厘米的画价格大约是 4000 欧元。

您一年卖多少幅画？天呐，不知道，我查一下（走向电脑屏幕并输入）。啊，是的：在 Shopify 上卖了 23 幅，另外还有一幅来自展览。也就是说，到六月底为止，今年一共卖了 24 幅。那接近 100 000 欧元，恭喜！

哈哈，税务局、保险公司、我的税务顾问等等都会想分一杯羹。如果通过我的网店销售，我可以省掉其他费用。但如果交给画廊，他们会要求收取全部营销工作的佣金。

多少？

通常在 30% 左右。但我只和极少数画廊合作，因为我有过糟糕的经历。什么样的经历？

画廊主有点像房地产经纪人。你可能会遇到真正有热情的好人。但如果你已经稍微出名了一点，但还没有真正站稳脚跟，很容易遇到那些只想从你身上榨钱的人。他们要求 70% 的分成，而你因为不了解行情就得接受。现在我不再依赖那些要求 70% 的人了。如果你是个混蛋，我会说：拜拜，没关系（Ciao, Kakao）。

除了高额佣金，还有其他糟糕的经历吗？

有些画廊主会对我说：我们不签你，万一你以后怀孕了，我们根本不想处理那种情况。作为女性，在艺术圈里，你要么是年轻且性感——要么是年长且成名。除此之外的其他状态在画廊那里都非常困难。

如果您是个男人，情况会简单些吗？

100% 会。有个画廊主建议我们用我前夫的名字来卖这些艺术品，那样会更好卖。糟糕的是，我当时竟然真的照做了，而且艺术圈对此很感兴趣。我丈夫甚至得到了祝贺，说他是个多么伟大的女权主义者，因为他致力于研究阴户这个主题。直到有一天我说：马里斯，你到底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就停止了。

您现在以阴户画或卫生棉条油画而闻名。谁会把这些挂在客厅里？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客户群体很杂。订购量最高的客户是法兰克福的一位天主教教堂管理员，他已经从我这里买了 14 幅画。

我们原以为会是一家妇科诊所。

太典型了！对于阴户或女性特质，那里确实是唯一允许出现这些东西的地方！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诊所向我咨询，我会说：是的，很酷，但也很可惜。我更希望看到这些画挂在某人的家里。

您从什么时候起可以靠艺术生活？

我想大概是从 2011. 年起。当时钱还不是多到离谱。当我们的猫被车撞到时，我还得卖掉 PlayStation 来支付医疗账单。但大约 15 年前起，我就不需要再做兼职了。

艺术家马里斯·劳赫（Maris Rauch）的一幅涂色画。 照片：BE CUNTY

在那之前您做过什么工作？ 在我还在学习艺术的时候？什么都干过。 什么都干过？

我曾代表任天堂到处跑，和人们用 Nintendo 3DS 玩游戏，或者在法兰克福的采尔街扮演“鸡翅”之类的蠢事。

您是怎么陷入那种境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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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在一家私立艺术大学注册了学业，我觉得在20岁出头的时候这样做简直太酷了，当时心想：太棒了！但那真的超级贵，一个月600欧元，还得付房租。而且那次学业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帮助。期间我必须不停地打工，才能给我的女儿买吃的。

您做过最糟糕的兼职是什么？

天呐，最糟糕的是在一家邮购公司接订单。那简直是奴隶劳动。在七小时的班次里，只有七分钟的如厕时间。如果你用时太长，就会有人敲门把你拉出来。他们拿着秒表站在门前。如果因为下班晚了必须给家里打电话，他们会从工资里扣钱。

在拿到实科中学毕业证（Realschulabschluss）后，您还担任过学校秘书。为什么没有继续做下去？

我讨厌那个环境，讨厌那份工作，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决定放弃这份工作，仅仅是因为有人告诉我：“玛丽斯，当你谈论绘画时，你看起来很幸福。”

但担任学校秘书的生活难道不像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系学生那样舒适得多吗？

不。我去做“鸡翅”（Chickenwing）并不是为了成为“鸡翅”，而是为了给我的画家之路筹钱。无论是当“鸡翅”、推广防晒霜还是在呼叫中心待着，完全没关系。那些都只是过渡阶段。但那份学校秘书的工作，曾是我的全部生活。而那让我真的病了。不过您当时已经有一个孩子要抚养了。

所有的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孩子过得非常好。而我当时非常瘦，衣服尺码大概是XS号。

您当时是怎么维持饮食的？

靠市场上的试吃摊。还有蛋糕，就像玛丽·安托瓦内特推荐的那样。只需要水、面粉、糖和一个鸡蛋，然后你可以一直吃到它发霉为止。在比较奢侈的月份，还会往里面加巧克力碎。

您在读书期间父母支持您吗？

我和母亲一直没什么联系，没什么好指望的。但我父亲总是在月底给我补齐缺少的钱。他其实也没有钱，但还是帮了我。

所以您也不是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的？

我出生在贫困家庭。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没钱，我母亲还为我姐姐偷尿布。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母突然变得非常富有。我父亲当时开了一家建筑公司，生意突然变得非常好。但您父亲的公司后来破产了。这对您意味着什么？

然后我们就真的没钱了。这意味着有一次我洗了一年的冷水澡，或者有一周没有电。所以我经历过两个极端，知道无忧无虑是多么美好。那么您现在无忧无虑吗？

在私立大学之后，您又申请了一所公立大学的艺术专业。

他们起初拒绝了我。教授说我最好去煮咖啡，因为我“毫无建树”。然后我就直接坐在了我喜欢的课程里。

然后您在第二次尝试中被录取了。

正是由之前那个说我应该继续当秘书、说我“毫无建树”的教授录取的。他突然说我是一个绝对的天才。我在六周后退学了。所以学业完全不适合您？艺术？不！我当时更想学企业管理（BWL），那样我现在就会如何处理业务结构、控股公司和那些税务烂事。绘画是可以自学的。

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您一直全职工作，而您的丈夫打理家务。这曾是个问题吗？

这并不受欢迎。每当是我丈夫去接我的小女儿时，幼儿园老师总是把她推到风口浪尖。老师会说类似这样的话：“瞧，要是你妈妈能照顾你就好了。”

您当时是怎么反应的？

我先向女儿解释了一下，后来在某个时间点把孩子从幼儿园接走了。然后我就直接把她带到画室一起画画。

您还销售印有您作品的艺术版画、帽子、枕套、早餐托盘或杯子。为什么您不专注于绘画本身？

我很早就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货币化。有些人因此否认我的艺术家身份，但我不在乎。我宁愿做一个生活富足的人，也不愿只做一个艺术家。

这项副业真的划算吗？比如您的一张涂色画售价是 4,95 欧元。

这足以支付我妹妹作为全职员工的薪水，而且还能剩下一些资金用于再投资。但我想，如果我只能靠涂色画和其他产品生活，我就不会这么无忧无虑了。

您的妹妹在您的品牌“Be cunty”担任员工。作为她的老板感觉如何？

我们从小就像影子一样，关系极其亲密。当然，我是老板，在决策方面处于不同的位置。但如果我不需要她且不信任她，我不会雇佣我的妹妹。例如，她对人们喜欢什么样的产品有着极其敏锐的直觉。如果由我来挑选艺术版画的图案，那就没人买了。

“如果你想创作艺术，就必须唤起人们思考的意愿。”

您是否只有在心情合适的时候才能绘画？

对我来说，绘画就像排尿一样，是我需要做的事情，无论有没有灵感，我都会画。如果我不画油画，那就画素描。我根本停不下来。

您拥有 300 000 名粉丝，完全可以成为一名网红，通过推广产品赚更多的钱。您收到很多这类请求吗？

超级多。单是因为我在不同平台都有影响力。但对我来说，我在互联网上的地位比通过给某些穿戴甲或饮料粉做广告能赚到的外快要重要得多。

每个人都有价格。得付您多少钱，您才会愿意为穿戴甲做广告？

唔……

10 000 欧元？

不。

20 000 欧元？

500 000 欧元？

我会考虑一下。但随后我会在视频里直接说明我是拿钱办事的，而大多数公司并不喜欢这样。

最后，对于那些想通过艺术赚钱的人，您有什么建议吗？

要有面对“丑陋”的勇气。也就是说，不要只画别人认为美的东西。

但美的东西不是更好卖吗？

“美”能给你带来什么？没人会记得它。人们用它来装饰走廊之类的地方。但如果你想创作艺术，就必须唤起人们思考的意愿，激发观察者对画作进行沉思以及产生情感共鸣的欲望。

那么在绘画中，天赋有多重要？

不存在天赋。

您是指什么？

即便我今天开始学砌墙——后天我一定会比昨天进步很多。这是必然的。因为我在重复练习。唱歌、跳舞、下棋以及绘画都是如此：只要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热情，任何人都可以学习任何事情。

这一点我们持有异议。如果所有孩子从三岁起都接受钢琴训练，以后有些人依然会比其他人出色得多。

是的，因为有些人能从中获得正向反馈，不在意错误。但对于那些没那么有热情的人来说，错误就是障碍。他听到一个走音，会想：“操，搞砸了”——而另一个人则会想：“好吧，听起来挺有趣的，再试一次。”这就是区别。但这与天赋无关。我认为，这种“天赋论”阻碍了人们尝试很多事情。

《侠盗猎车手 6》的诅咒

在 Gamescom 游戏展上，政界与工业界在呼吁多样性与创新。然而，这款可能是史上规模最大的电子游戏的发布，却削弱了该行业的其余部分。

科隆 —— 在 2026 年的 Gamescom 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谁没有出席。毕竟，整个游戏界都在等待一款游戏，那就是 Rockstar Games 的《侠盗猎车手 6》（Grand Theft Auto 6）。该作将于 2026 年 11 月发行，预计开发成本超过 10 亿美元，可能成为史上最昂贵的电子游戏。但在这一全球最大的电子游戏观众展会上，Rockstar Games 却未现身。相反，该公司在周四发布了一段时长半小时的游戏预览，首先在 Netflix 上线，随后在 Youtube 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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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Station 制造商及游戏巨头索尼（Sony）也放弃了在 Gamescom 设置观众展位，且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但在科隆，人们并不希望因此感到不安。展位已全部售罄，主办方期待创纪录的营业额，并在开幕时就宣布了多项纪录。企业家和政治家们在呼吁“对未来的渴望”。然而，德国游戏行业的现状其实并不乐观。

与去年相比，德国游戏产业出现了轻微下滑：行业协会 Game 在展会开始时报告称，前六个月的营业额为 42 亿欧元，比 2025, 减少了 3%。受影响最严重的是硬件领域，即游戏机、个人电脑及配件。这一发展并不令人意外：由于人工智能（AI）热潮，用于显卡或处理器的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因此，索尼在 4 月将 PlayStation 5 的价格提高了 100 欧元，XBox 的价格也随之上涨。正因为该行业面临经济压力，政界正努力强调其作为创新引擎的战略意义。副总理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在开幕演讲中解释说，人工智能的开发必须在欧洲内部进行，而不是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彼得·蒂尔（Peter Thiel）主导，这一观点赢得了掌声。为了开展此类创新工作，必须在德国和欧洲积累资本。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亨娜·维尔库宁（Henna Virkkunen）在科隆的出席可能对此有所帮助。她在演讲中强调了该产业在教育、科学和国防领域的影响力。

企业家协会虽然对联邦政府表示赞赏：主席费利克斯·法尔克（Felix Falk）表示，电子竞技协会的公益性质认定以及游戏资助的增加是重要步骤。但与此同时他强调：德国游戏产业中仅有 5% 的营业额来自本土制作。“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仍然太大，”法尔克说道，并重复了过去几年的核心诉求：游戏资助应更多地通过税收优惠来组织，就像许多其他国家已经实施的那样。游戏开发商育碧（Ubisoft）德国分公司负责人贝内迪克特·格林德尔（Benedikt Grindel）补充道：过去几年的“摇摆政策”使得可持续的长期规划变得困难。

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和多萝西·贝尔（Dorothee Bär）表现得和解且乐观，但并未做出具体承诺。副总理克林拜尔表示，执政联盟内部正在讨论税收补贴，但他没有给出具体的承诺。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中屡见不鲜：每逢 Gamescom 游戏展，游戏产业似乎突然变得对德国至关重要，但一周之后，又会再次消失在公众视野中长达 12 个月。因为必须明确的是，德国缺乏大型厂商。与之相对的是，这里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独立游戏场景。但这种增长不仅发生在德国，而是全球性的：15 年前，游戏平台 Steam 每年的发布游戏数量还不到 400 款，而去年这一数字已超过 15 000 款。游戏工业的技术发展使得开发成本更低且门槛更低。与此同时，国内外的竞争压力剧增，可见度早已成为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一款无人知晓的游戏永远无法实现回本。

科隆 Gamescom 展会上的访客。 照片：INA FASSBENDER / AFP

于是，话题又回到了《侠盗猎车手 6.》（Grand Theft Auto 6.）的发布上。在硬件领域，这款游戏可能会带动销量，因为一些人必须升级设备才能运行该游戏。《侠盗猎车手 6》的发布在数月内如何掌控整个行业，从发布时间表上可见一斑：11 月和 12 月没有值得关注的大作发布，所有工作室和开发商都心怀敬畏地保持距离。Rockstar Games 应该对此感到高兴。该公司总部位于纽约。德国或欧洲公司几乎无法从这次超级发布中获益。 玛丽·贡德拉赫（Marie Gundl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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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的漫画使命

沙特阿拉伯正在资助在法国建设一座主题公园。该项目的触发点是两位国家元首对漫画的共同热爱。

作者：Alexandra Föderl-Schmid

现在人们知道了，当国家领导人们不讨论政治重要事务时，他们会聊些什么。在 2024 年 12 月于利雅得会面时，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发现，他们都热爱漫画（Manga），即日本漫画。

而且巧合的是，两人都非常喜欢《龙珠》（Dragon Ball）。这部由日本漫画家鸟山明创作的系列漫画讲述了英雄孙悟空及其朋友们寻找龙珠的冒险故事。这个关于正义与邪恶斗争的故事共 48 卷，目前还推出了众多电视剧、18 部电影以及无数款电子游戏。这些角色在全球范围内深受喜爱，粉丝中显然包括 1977, 年出生的马克龙，以及出生于 1985 年、被简称为 MBS 的王储。

新主题公园将与迪士尼乐园和 l'Asterix 乐园竞争

正如法国总统最近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所阐述的，两人的对话演变成了一个“规模异常”的项目。法国将建立一个巨大的《龙珠》主题公园，预计将创造“22 000 个新工作岗位”。

自巴黎迪士尼乐园以来，再未出现过此类规模的项目。马克龙在帖子中明确感谢沙特阿拉伯及其主权财富基金 Qiddiya，该基金计划总共投资 60 亿欧元，“感谢他们对我们国家、我们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信任”。

有了巴黎迪士尼乐园和规模明显较小的 l'Asterix 乐园，法国在首都周边将拥有三个此类主题公园——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集中的分布。新项目计划建设在瓦兹河谷省（Val-d'Oise）的塞尔吉-蓬图瓦兹（Cergy-Pontoise）附近，位于 Mirapolis 的原址上。Mirapolis 曾是该国最大的主题公园之一，于 1987 年开业，但仅在四年后就因缺乏游客兴趣而关闭。目前仅剩下一座空置的巨型活动大厅和一个在园区内高耸、远可见的巨人雕像。此前的振兴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当这片荒废土地将获得新生的消息公开后，当地政客们兴奋不已。他们期待产生“迪士尼”效应：自这家美国企业的欧洲分园于 1992 年开业以来，已有 130 亿欧元投资于该地点，约 80 000 个工作岗位依赖于此。今年 3 月，最新的扩建项目“冰雪奇缘世界”（World of Frozen）正式启动。计划在法国首都东北部建设的新主题公园距离巴黎市中心约 40 公里——这与前往更东边的迪士尼乐园的距离大致相当，后者每年吸引 15 至 1600万名游客。

与此同时，批评者也加入了讨论。他们提出疑问，如此巨大的项目是否还符合当下的时代。人们还担心基础设施是否能够扩建到足以应对这个此前安静地区可能出现的游客激增。此外，也有一些声音（虽然并不响亮）在质疑，是否应该与一个经常因侵犯人权而成为新闻头条的国家做生意。或者，一个要求女性在街上必须蒙面的国家，能否在欧洲资助一个主题公园？

漫画爱好者之聚：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爱丽舍宫接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照片：LOU BENOIST / AFP

马克龙在公开场合并未提及所有这些议题，爱丽舍宫对此仅表示：“当我们推进一个项目时，我们的目的绝不是给他人上课。”在巴黎与沙特王储的会晤中，双方还签署了与法国企业的其他合同。例如，达飞海运（CMA CGM）将参与红海吉达港的扩建——这是一笔金额约 3.72 亿欧元的交易。此外，铁路巨头阿尔斯通（Alstom）将为利雅得地铁提供价值近 5 亿欧元的车厢。

然而，在欢快地宣布主题公园的消息时，似乎遗漏了一些东西：根据《世界报》（Le Monde）的消息，目前还缺乏使用来自日本的《龙珠》角色及其品牌的许可。或许马克龙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的关系会有所帮助，他在埃维昂 G7 峰会期间曾与她一起摆出《龙珠》中著名的姿势——这样其他人也能分享这两位国家元首对漫画的热爱。

在蓝色洞穴中嬉戏

勒内·本科位于因斯布鲁克的豪华别墅可能会被改为酒店——地下室将提供特别的水疗乐趣。

慕尼黑 —— 景点众多的城市因斯布鲁克可能很快将为财力雄厚的游客提供一个新的热门去处。它位于伊格尔斯（Igls）区一座白色别墅地下 12 米处：一个拥有人造岩石、瀑布和由数千盏灯光组成的“天空”的洞穴，这是勒内·本科（René Benko）对卡普里岛蓝色洞穴的个人诠释。该洞穴建于形势较好的时期，耗资超过 200 万欧元。目前，一名因斯布鲁克的律师正在评估，那些富有的因斯布鲁克游客是否很快能在那里嬉戏，而那里曾经只有热爱奢侈的 Signa 创始人及其家人在其中享乐。

这座华丽的洞穴是攀登者勒内·本科，49，众多离奇梦想之一，在生意兴隆时期得以实现。2020 年，该家庭对其举行了启用仪式，当时的费用对房主来说不过是小钱。这里有一片水景，岩石之多简直像动物园里的北极熊栖息地，此外还有模拟云层形态和日落的照明系统。本科的“蓝色洞穴”并不在意大利岛屿的西北海岸，而是在他私人地下室的步行距离之内。

不过，这种私密性可能很快就将结束。因斯布鲁克的破产管理人斯特凡·盖勒（Stefan Geiler）和因斯布鲁克市政府目前正在评估，在这位前亿万富翁破产后，这座以本科妻子娜塔莉（Nathalie）命名的所谓“N 别墅”（Villa N）是否可以改变用途。它可能不再作为住宅登记，而是作为酒店或度假屋，其地下层则设有精致的水疗和 SPA 区域。

这座被水环绕的洞穴绝非本科为该房产增设的唯一奢华设施。

房地产企业家勒内·本科位于因斯布鲁克的 N 别墅——N 代表娜塔莉。 照片：EXPA / GRODER / IMAGO / EIBNER EUROPA

他还建造了一个存放珠宝的保险库、一个健身房、一个带有台球桌的酒吧以及一个带有吧台的酒窖。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拆除了原有的建筑——而那原本就是一家豪华酒店：前伊格尔斯城堡酒店（Schlosshotel Igls），拥有 18 间客房，此外还有一个 200 平方米、可俯瞰因斯布鲁克全景的套房。

月租金高达 238,500 欧元

本科（Benko）规划了这座新建筑，设计并订购了一切。在城市南部一个 6,000 平方米的斜坡上，一座白色巨构拔地而起。然而，从法律上讲，这座建筑并不属于他。据报道，所有权属于 Schlosshotel Igls Betriebs GmbH & Co KG 公司。而该公司则被归于目前已破产的劳拉私人基金会（Laura Privatstiftung）名下，该基金会是以本科的女儿劳拉命名的。本科及其家人仅居住在这栋别墅中。其月租金高达 238,500 欧元，据称在 2023 年底 Signa Holding 破产前由该公司支付，之后由本科的母亲英格博格（Ingeborg）支付，至少直到其子在 2025 年 1 月被逮捕为止。此后，他一直被羁押。而这位前幼儿园教师则使用在列支敦士登以她命名的英格博格基金会（Ingeborg-Stiftung）的资金支付租金，该基金会同样被归于其子名下。

破产管理人盖勒（Geiler）现在希望将该物业变现，这也符合 Signa Holding 债权人的利益，因为他们希望至少能拿回部分资金。但在给债权人的信函中，盖勒认为该别墅“作为纯私人住宅几乎无法销售”，且“完全不适合私人使用”。据《蒂罗尔日报》（Tiroler Tageszeitung）率先引用的信函内容显示，仅每年的运营成本就约为 500,000 欧元。因此，他目前正在探讨本科的这座“白宫”是否可以进一步开发为旅游设施。

目前尚无具体计划。这需要找到一名运营商并获得市政府的用途变更批准。不仅是住宅区的进出通道和客房运营的物资供应可能成为挑战，还必须确保例如地下洞穴等区域的逃生通道。然而，如果能够成功，这座在因斯布鲁克难以出售的别墅可能会变成一个特殊场所——在一位陨落的亿万富翁的地下室里，人们可以尽情地做大梦。迈克尔·克莱斯根（Michael Kläsgen）、乌韦·里策（Uwe Ritzer）

零售业达成一致

Verdi 曾威胁对超市发起罢工。现在员工将获得更多薪资。

慕尼黑 —— 这虽然仅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协议，但可能会对全德国数十万名销售人员产生影响。工会 Verdi 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零售业的雇主于周一深夜就一项新的集体薪资协议达成一致；员工工资将于 1. 8 月上涨 3%，随后在 2027 年 5 月 1 日再次上涨 2%。

“我们很高兴在批发和外贸领域取得突破之后，零售业的社会合作伙伴在经历了数月艰苦的争论后，首次达成了一个可持续的解决方案，”Verdi 执行董事会成员西尔克·齐默（Silke Zimmer）表示。德国商业协会（HDE）的薪资谈判主管史蒂文·哈克（Steven Haarke）称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但同时也表示，此次协议是“一个痛苦的妥协，使许多零售企业达到了经济上还能承受的绝对极限”。

随着总计 5% 的薪资增长，销售人员到 2027 年 5 月 1 日的最低时薪将达到 14,90 欧元。这比从 1 月起生效的 14,60 欧元法定最低工资高出 30 分。这在自 4 月以来艰苦的薪资谈判中对 Verdi 工会尤为重要。培训生的工资也将先上涨 3%，随后再上涨 2%，之后将精确地四舍五入至每小时 10 欧元。该集体薪资协议的有效期为 25 个月。

此前，由于谈判停滞，Verdi 曾威胁要在超市发起大规模罢工，现在随着协议的达成，这一威胁应该已经消除。工会和雇主双方都认为，此次协议将对德国其他薪资谈判区域产生信号效应，从而促使这些区域达成类似的协议。

德国有 300 多万人从事零售业，根据 Verdi 的数据，其中约四分之一直接受集体薪资协议影响。这些薪资协议将应用于 Rewe 和部分 Edeka 等超市，以及服装连锁店 Zara 和家具巨头 Ikea。 本内迪克特·彼得斯（Benedikt Peters）

赢创必须更换首席执行官

埃森 —— 化学巨头赢创（Evonik）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库尔曼（Christian Kullmann）因病需要有人代行其职。该公司周四表示，前临时首席财务官兼现任亚洲区负责人克劳斯·雷蒂格（Claus Rettig）已被任命为董事会成员，并将接管库尔曼的职责，直到这位 57 岁的主管康复。库尔曼目前正在从一次“严重的、计划外的手术”中恢复。赢创的股价在消息传出后出现下跌。库尔曼自 2017 年 5 月起领导这家 MDax 指数成分公司。就在今年 4 月，他的合同被延长至 2030 年。在任职期间，他使赢创的架构更加精简，并借助收购将公司转向利润丰厚的特种化学品业务。目前公司正在实施一项削减成本计划，尽管业绩良好，但到 2029 年底仍将削减数千个岗位。由于伊朗战争导致远东竞争对手面临供应瓶颈，该公司从中获益。

瑞典谜题

欺骗，戏弄< / td><>粘合剂（建筑业）< / ><>荷兰奶酪之城< / ><>< / ><>语言学家< / ><>< / ><>俄国作家 † (Maxim)< / ><>< / ><>巴伐利亚博登湖之城< / ><>< / ><>横梁，横撑< / ><>< / ><>古印度主神< / ><>< / ><>阿富汗国家代码< / ><>< / ><>林区< / ><>自由的，开放的< / >< / tr><><>< / ><>< / ><>第 15 个希腊字母< / ><>< / ><>个位数< / ><>< / >< / ><><>作家 Wallace 的名< / ><>< / ><>比利牛斯山最高峰< / ><>< / ><>英国啤酒种类< / ><>< / ><>车牌号：Deggen-dorf< / ><>< / ><>山路< / ><>< / ><>天气状况< / ><>< / >< / ><><>斑点，标记< / ><>< / ><>动物尸体，腐肉< / ><>< / ><>金矿份额< / ><>亚洲鹿科动物 (...hirsch)< / ><>< / >< / ><><>< / ><>< / > <>< / ><>分成八等份< / ><>< / >< / ><><>预赛< / ><>< / ><>突然出现的< / ><>< / ><>功能正常的< / ><>所有格代词< / ><>< / ><>处方药< / ><>单调地说话< / ><>< / ><>自行车运动员 Zabel 的名< / ><>< / >< / ><><>< / ><>< / ><>卡尔·迈（Karl May）笔下的人物< / ><>< / ><>意大利香肠种类< / ><>< / ><>医学：致命的< / ><>< / ><>采矿：试钻孔< / >< / ><><>群众演员，配角< / ><>用牙咬< / ><>< / ><>三个演奏者< / ><>< / ><>预算计划< / ><>< / ><>入口< / ><>< / >< / ><><>大型木桶（南德方言）< / ><>< / ><>春季节日美食< / ><>< / ><>缩写：等等< / ><>香料< / ><>< / ><>透明材料< / ><>< / ><>奥地利男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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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谜题

每行和每列中，1 到 9 的每个数字最多出现一次。白色方格排列成“街道”：它们包含连续但顺序随机的数字序列（例如 2–5–3–4）。黑色方格中的数字不属于任何街道，但在该行或该列中也不再出现。© Syndicated Puzzles Inc.

答案 本期答案请参阅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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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伟达预计增长 70%

这家美国芯片巨头地业绩超出分析师预期，股价上涨。

慕尼黑 —— 得益于对人工智能（KI）硬件持续强劲的需求，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Nvidia）在上一季度的营收增长了一倍多，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该公司透露，营收增长至约 962 亿美金。专家的平均预期比该数值低约 40 亿美元。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 2,22 美元，同样高于预测值。

对于当前的第三季度，英伟达预计营收约为 1080 亿美金，同样超过了近 1042 亿美金的估值。在股价最初轻微下跌后，盘后交易上涨了 4% 以上。英伟达的数据被视为整个人工智能市场的风向标。

此外，英伟达宣布扩大与亚马逊云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英伟达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Colette Kress）表示，两家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在亚马逊网络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的全球基础设施中增加部署 200 万个图形处理器。

对于 2028 财年，该集团预计营收增长约为 70%。英伟达预计将不会向中国销售数据中心芯片。由于美国的出口限制，该地区的业务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这家市场领导者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尽管微软和 Meta 等科技公司今年预计将投入超过 7300 亿美金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但其中越来越多的支出被用于开发自有芯片，以减少对昂贵的英伟达处理器的依赖。英伟达计划与金融投资者共同筹集超过 5000 亿美金用于建设更多数据中心。此外，据媒体报道，该集团正与人工智能开发商 Open AI 洽谈一项 25000 亿美金的担保协议。该担保旨在使 Open AI 能够租赁一个巨大的数据中心。

英伟达的芯片针对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进行了优化。然而，对于这些软件的日常运行以及所谓能够很大程度上独立完成任务的“人工智能代理”的使用，传统的中央处理器（CPU）更为合适。因此，中央处理器正在数据中心中迎来回归。AMD 和英特尔（Intel）主导着这一市场。 托比亚斯·布格（Tobias Bug）

德国未来的数据中心在此兴建

2019年与2022年的年度取水量，与1991至2020年最低十年平均地下水补给量的对比

水资源短缺 严重水资源短缺

数据中心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全球范围内正投入巨额资金对其进行扩建。它们被认为是运行人工智能（我们这个时代的热门技术）的关键，且大多位于美国和中国。正因如此，联邦政府通过了《国家数据中心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将德国国内的容量翻倍，以弥补差距并减少依赖。然而，此前尚不清楚目前计划或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数量。一份由《南德意志报》（SZ）和北德广播电台（NDR）开展的调查首次定位了计划在德国兴建的约100个数据中心。

该数据集由非政府组织 Frag-DenStaat、AlgorithmWatch、Leitmotiv 和 Heiße-Luft-Kollektiv 共同编制。SZ 和 NDR 对数据进行了核实和分析，确定了数据中心的拟建地点。数据显示：在德国，将兴建24个具有巨大计算能力

SZ图表：saru；来源：自有分析，联邦环境局 (UBA)，德国区域数据库，FragDenStaat，AlgorithmWatch，Leitmotiv，Heiße-Luft-Kollektiv

数据中心大跃进

以及存储能力的设施，即所谓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Hyperscale-Rechenzentren）。人工智能模型在这些服务器上进行训练和运行，它们需要极高的电力，有时还需要用水进行冷却。目前由 Schwarz 集团计划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杜默斯托夫（Dummerstorf）兴建的数据中心是规模最大的，其功率需求高达 1 吉瓦（Gigawatt）甚至更多。这相当于一个拥有 100 000 以上居民的典型德国大城市及其工业区的总接电功率。通常，谷歌（Google）或亚马逊（Amazon）等大型科技公司是运营商并出资建设。

超过三分之一的项目由总部位于德国的企业开发，这些项目占据了数据中显示的 12,4 吉瓦 总接电功率的近一半。其余项目通常由美国公司主导，它们在德国投资建设的数据中心总接电功率近 3,5 吉瓦。

绝大多数计划中的中心采取空间租赁模式。这类“托管中心”（Co-Locations）为客户提供基础设施，使其能够安装并运行自己的服务器，这类中心同样可以达到极高的接电功率。特别是在法兰克福大都市区，此类托管中心将得到大力扩建。这里此前就聚集了最多的数据中心，部分原因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交换中心之一 DE-CIX 的总部所在地。在这样的节点上，互联网的许多组成部分被连接在一起。另一个数据中心集群将围绕柏林兴建。勃兰登堡州的周边地区提供了廉价的土地——而这些地区与莱茵-美因地区的部分区域一样，正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困扰。关于地方政府和运营商如何为此做好准备，请参阅 sz.de / rechenzentren。SZ

左翼党要求停止租金上涨

该党联邦议院党团希望制定一项全国性规定，并已委托撰写一份专家评估报告。

柏林 —— 如果按照左翼党的意愿，全国范围内的租金将被冻结。这见于该党联邦议院党团周四提交的一项申请。申请中指出：“租金上限是制止租金危机的最佳工具。”此外，左翼党还希望加强现有的租金刹车机制（Mietpreisbremse）。

根据该申请，在“紧张的住房市场”中，应禁止在现有租赁合同中提高租金。对于新租赁房屋，租金涨幅应被“限制在三年内最高 6%”。该申请规定，对于竣工五年内的新建住房设有例外条款。为此，左翼党已委托雷根斯堡大学撰写一份专家评估报告，旨在证明其建议的合宪性。

租赁法非常复杂，这一点在 2020 年由当时柏林红-红-绿州政府引入的租金上限案例中得到了体现。该措施旨在抑制租金价格上涨。随后，首都约 1500万套住房的租金被冻结。租金高于定义上限 20% 的房屋必须降低租金。从 2022 年起，租金年涨幅最高不得超过 1,3%。但最后这一阶段从未生效，因为联邦宪法法院在租金上限实施一年后便将其推翻。该措施被判定违反了《基本法》。

柏林的挂牌租金近期甚至有所下降

因为法官判定：租金上限属于民法范畴，因此只有在联邦政府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各州才能制定相关规定。然而，在联邦层面，早在 2015 年就引入了租金刹车机制，各州可以在住房市场紧张的地区通过决议实施。因此，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不允许各州自行立法。左翼党将这一裁决视为联邦宪法法院的一项指令，要求在联邦层面重新规范不断上涨的租金成本。德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在 8 月初

DIZdigital：保留所有权利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必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获得。提交了新数据：新签合同的租金在第二季度同比上涨了 3,2%。但在德国最大的七个城市中，涨幅较低。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IfW) 的数据，柏林的租金甚至略有下降。

左翼党在其申请中也写道，租金成本问题不再仅限于大城市。例如，在上普法尔茨地区的蒂申罗伊特，2023 年的租金平均上涨了 24%。在结构薄弱地区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最东北部的县，租金涨幅平均在 20% 左右。

雷根斯堡大学教授托斯滕·金格林 (Thorsten Kingreen) 的专家意见书指出，要求设立租金上限和加强租金刹车机制的诉求“基本上”能通过宪法审查。该意见书进一步认为，新建筑也可以被纳入租金上限的范围。金格林写道：“为了确保出租方的平等对待，即使将住房市场紧张或甚至出现住房短缺地区的所有租金普遍降低到当地惯常对比租金水平，也是允许的。”

针对左翼党违规行为的批评来自联盟党。CDU / CSU 联邦议院党团建筑与住房政策发言人扬-马尔科·卢扎克 (Jan-Marco Luczak) 表示，如果该党提出的建议成为现实，这将是对“住房建设的致命一击”。目前呈现出的住房建设轻微回升势头，绝不能被“社会主义的征收幻想或重新炒作租金上限讨论”再次扼杀。他认为，不能通过“越来越多的监管”来控制租金上涨。

根据由德国建筑材料专业贸易联邦协会委托编制的“建筑监测报告”，德国目前缺口约 1.35亿套住房。据此，去年的建设量低于两年前。不过，建筑许可的数量近期再次回升。联邦政府目前正计划制定一项法律，旨在使偏离高建筑标准变得更加简单。名称为：建筑类型 E，E 代表“简单 (einfacher)”。 瓦莱丽·赫内 (Valerie Höhne)

“内部发生了剧烈冲突”

由于线路翻修存在严重问题，德国铁路基础设施子公司的一名董事即将被解雇。

[...OMITTED...]

作者：克劳斯·奥特 (Klaus Ott)

他本应在通过大修主要线路以打造一个更好的铁路系统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格德-迪特里希·博尔特 (Gerd-Dietrich Bolte)，德国铁路 (DB) 的高管。这家国有企业在去年年底才如此宣布。当时，拥有商业经济学学位的博尔特被任命为 DB Infrago 的董事会成员。该公司是德国铁路旗下的轨道网络公司，负责管理线路、信号、车站及其他相关设施。

而现在，博尔特面临被解雇的局面。据传，双方正在就年底签署一份终止合同进行协商。也就是说，这将是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形式上达成一致的分手，而非直接解雇。在公司内部，该管理人员被指责在“全面大修”项目中出现失误，而国有企业正试图通过这些项目来修复其破旧的线路网络。铁路公司会关闭如最近的柏林—汉堡或目前的雷根斯堡—帕绍等重要的大型线路数月之久，以便同时更换轨道、道岔、接触网、信号等设施。

这一概念早在多年前由前任铁路董事会制定，旨在通过投入数十亿欧元翻新网络，从而确保列车运行更加准时。然而，自 2024 年下半年在法兰克福和曼海姆之间开展的首个大型项目以来，情况就远非万无一失。首先，这类大修的成本远高于最初公布的金额，且随后的列车运行依然存在问题。随后，绕行线路未能按计划运作，导致货运交通陷入混乱。接踵而至的问题层出不穷。

今年年中发生了最严重的失误。在经过五个月的大修和封闭后，纽伦堡—雷根斯堡线路原定于 7 月 10 日重新开放。但在三天前，博尔特宣布还需要额外三周时间，并“正式请求原谅”。这次临时推迟不仅在乘客、铁路运营商以及政界引发了沮丧情绪。据 DB 内部人士透露：“内部对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当这家国有企业在 8 月中旬不得不承认在柏林和汉诺威之间线路的大修和扩建中也出现问题时，公司高层显然失去了耐心。DB 内部在批评博尔特时表示，如果不能兑现承诺，“这将摧毁所有的信任”。在接受询问时，德国铁路及其子公司 Infrago 并没有否认博尔特将离职，而仅仅解释称：“对此我们不予评论。”

铁路负责人帕拉拟“重新规划”主干线大修

博尔特在国家集团的多个岗位工作近三十年后，直到 2025 年底才被任命为 Infrago 的董事会成员。他曾负责的工作包括重建 2021 年洪水灾难中被毁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阿尔河谷铁路。2025 年 12 月，德国铁路（DB）首席执行官艾芙琳·帕拉在阿尔河谷现场对重建工作表示赞赏。她认为，通过与当地城镇、社区及其他合作伙伴的协作，双方共同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共同推动铁路网络的进一步发展。”

当时在阿尔河谷，博尔特就站在帕拉身边。如果他现在确实必须离职，这离不开 DB 负责人的决定，因为她领导着 Infrago 的监事会。帕拉已经宣布，主干线的修缮工作将采取“不同的规划和实施方式”。“我们今后必须遵守期限并控制成本。”新任联邦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CDU）正在施压。他表示，如果继续推行该方案，其时间表和结果必须有更好的执行效果。

在铁路行业，博尔特即将被替换被视为是对实际问题的转移。“这看起来像是‘挂错了车厢’（指方向错误），”私营货运铁路协会总经理彼得·韦斯滕贝格尔表示。由于主干线被封闭数月以及铁路网络中存在大量其他施工点，该协会在确保运输货物及时或能否抵达目的地方面经常面临巨大困难。交通部收到了一份该协会提交的冗长投诉清单。

德国铁路旗下的基础设施公司 Infrago 长期以来一直饱受批评。现在，负责所谓“全面大修”的经理可能必须离职。 照片：BERND THISSEN / DPA

韦斯滕贝格尔要求，应先制定一个“更好的”铁路网络修缮方案，然后再解决人事问题。货运铁路公司及其客户仍在等待与交通部长的会谈，以讨论“网络修缮整体将如何推进”。德国铁路及其子公司 Infrago 在两年前就曾提交过一份全面的网络修缮方案。该方案旨在将施工点集中化，以便长途和区域列车的运营商及其乘客，以及货运铁路公司及其客户能够做好准备，并确保运行图正常运作。但这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失败。

2025 年底，Infrago 监事会决定对 Infrago 董事会进行“重新调整”。多个职位进行了重新任命，其中就包括博尔特。但问题依然存在。

所有信息不保证绝对准确。 如有疑问，请通过 089 / 2183-0 或 redaktion@sueddeutsche.de 联系编辑部 In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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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X 当日走势 较前一日 +0,31% —前一日：26.285,96

27.8.2026< / td>< rowspan="2">收盘价< / >< ="2">较前日 $\pm$ %<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十亿）< / >< ="2">股息< / >< ="2">KGV 2026< / >< / tr><><>最高< / ><>最低< / >< / ><><>Adidas $\bullet$ < / ><>153,10< / ><>1,59< / ><>196,40< / ><>129,95< / ><>27,56< / ><>2,80< / ><>16,24< / >< / ><><>Airbus SE (NL) $\bullet \circ$ < / ><>203,30< / ><>-1,36< / ><>221,25< / ><>157,48< / ><>161,07< / ><>3,20< / ><>28,12< / >< / ><><>Allianz SE $\bullet \circ$ < / ><>445,20< / ><>-1,44< / ><>452,90< / ><>338,80< / ><>169,36< / ><>17,10< / ><>14,11< / >< / ><><>BASF SE $\bullet$ < / ><>51,51< / ><>-0,52< / ><>55,05< / ><>41,48< / ><>45,97< / ><>2,25< / ><>17,76< / >< / ><><>Bayer $\bullet$ < / ><>48,48< / ><>-1,28< / ><>53,92< / ><>25,78< / ><>47,63< / ><>0,11< / ><>11,41< / >< / ><><>Beiersdorf< / ><>80,70< / ><>-0,25< / ><>110,15< / ><>67,08< / ><>19,58< / ><>1,00< / ><>17,70< / >< / ><><>BMW St. $\bullet$ < / ><>59,94< / ><>3,92< / ><>97,92< / ><>56,40< / ><>33,63< / ><>4,40< / ><>9,61< / >< / ><><>Brenntag SE< / ><>60,50< / ><>-0,10< / ><>66,86< / ><>43,72< / ><>8,74< / ><>1,90< / ><>17,24< / >< / ><><>Commerzbank< / ><>39,82< / ><>-2,71< / ><>41,05< / ><>29,01< / ><>44,90< / ><>1,10< / ><>12,48< / >< / ><><>Continental< / ><>69,08< / ><>-1,71< / ><>77,50< / ><>53,10< / ><>13,82< / ><>2,70< / ><>10,42< / >< / ><><>Daimler Truck Hldg.< / ><>46,96< / ><>-0,25< / ><>50,08< / ><>33,46< / ><>35,95< / ><>1,90< / ><>13,42< / >< / ><><>Deutsche Bank $\bullet$ < / ><>34,44< / ><>-0,55< / ><>35,01< / ><>23,82< / ><>65,80< / ><>1,00< / ><>9,59< / >< / ><><>Deutsche Börse $\bullet$ < / ><>288,80< / ><>0,66< / ><>290,30< / ><>200,10< / ><>53,80< / ><>4,20< / ><>24,21< / >< / ><><>Deutsche Post $\bullet$ < / ><>56,42< / ><>-0,70< / ><>58,30< / ><>36,99< / ><>64,88< / ><>1,90< / ><>16,79< / >< / ><><>Deutsche Telekom $\bullet \circ$ < / ><>28,19< / ><>-2,56< / ><>34,36< / ><>23,53< / ><>138,28< / ><>1,00< / ><>12,31< / >< / ><><>E.ON SE< / ><>17,62< / ><>-1,51< / ><>20,39< / ><>14,60< / ><>46,53< / ><>0,57< / ><>15,87< / >< / ><><>Fres.Med.Care< / ><>40,13< / ><>-0,57< / ><>47,86< / ><>34,57< / ><>11,77< / ><>1,49< / ><>9,27< / >< / ><><>Fresenius SE< / ><>46,20< / ><>-0,31< / ><>52,96< / ><>35,11< / ><>21,16< / ><>–< / >< / ><><>GEA Group< / ><>67,60< / ><>0,37< / ><>67,80< / ><>53,45< / ><>11,01< / ><>1,30< / ><>19,71< / >< / ><><>Hannover Rück SE< / ><>256,00< / ><>0,23< / ><>281,20< / ><>223,40< / ><>30,87< / ><>12,50< / ><>11,17< / >< / ><><>Heidelberg Materials< / ><>168,30< / ><>-1,41< / ><>241,80< / ><>155,50< / ><>29,68< / ><>3,60< / ><>12,96< / >< / ><><>Henkel Vz.< / ><>75,70< / ><>-0,86< / ><>84,20< / ><>61,28< / ><>13,49< / ><>2,07< / ><>13,26< / >< / ><><>Hochtief< / ><>425,60< / ><>0,24< / ><>554,00< / ><>210,40< / ><>33,07< / ><>6,60< / ><>32,05< / >< / ><><>Infineon Techn. $\bullet$ < / >< / table>

< / td> 57,17< / ><>3,59< / ><>88,83< / ><>30,82< / ><>74,66< / ><>0,35< / ><>35,07< / >< / tr> <>Mercedes Benz Grp. $\bullet$ < / ><>45,60< / ><>2,14< / ><>62,34< / ><>42,63< / ><>43,90< / ><>3,50< / ><>8,73< / >< / ><><>Merck< / ><>140,10< / ><>1,05< / ><>148,80< / ><>100,70< / ><>18,11< / ><>2,20< / ><>16,66< / >< / ><><>MTU Aero Eng.< / ><>358,60< / ><>-1,94< / ><>404,80< / ><>265,20< / ><>19,30< / ><>3,60< / ><>18,31< / >< / ><><>Münchener Rück $\bullet \circ$ < / ><>514,40< / ><>-0,27< / ><>575,60< / ><>437,40< / ><>67,20< / ><>24,00< / ><>10,11< / >< / ><><>Qiagen (NL) $\star$ < / ><>37,75< / ><>1,10< / ><>47,60< / ><>27,56< / ><>7,81< / ><>0,35< / ><>17,48< / >< / ><><>Rheinmettall $\bullet \circ$

< / ><>1173,2< / ><>3,02< / ><>2008,0< / ><>900,20< / ><>53,97< / ><>11,50< / ><>30,76< / >< / ><><>RWE< / ><>57,76< / ><>0,45< / ><>62,00< / ><>33,72< / ><>45,05< / ><>1,20< / ><>21,47< / >< / ><><>SAP SE $\bullet \circ$ < / ><>189,88< / ><>5,48< / ><>244,30< / ><>127,50< / ><>233,27< / ><>2,50< / ><>26,19< / >< / ><><>Scout24 SE< / ><>81,25< / ><>1,37< / ><>113,90< / ><>62,70< / ><>6,09< / ><>1,50< / ><>19,91< / >< / ><><>Siemens $\bullet \circ$ < / ><>286,95< / ><>-0,40< / ><>291,50< / ><>198,00< / ><>229,56< / ><>5,35< / ><>26,18< / >< / ><><>Siemens Energy $\bullet \circ$ < / ><>150,24< / ><>-0,57< / ><>191,66< / ><>83,32< / ><>129,37< / ><>0,70< / ><>33,69< / >< / ><><>Siemens Healthineers $\times$

< / ><>39,26< / ><>0,00< / ><>49,71< / ><>32,81< / ><>44,29< / ><>1,00< / ><>17,07< / >< / ><><>Symrise< / ><>91,86< / ><>-0,95< / ><>95,00< / ><>64,70< / ><>12,84< / ><>1,25< / ><>23,08< / >< / ><><>Volkswagen Vz $\bullet$ < / ><>75,00< / ><>3,56< / ><>109,15< / ><>69,20< / ><>15,47< / ><>5,26< / ><>3,74< / >< / ><><>Vonovia SE< / ><>19,95< / ><>1,09< / ><>28,90< / ><>19,53< / ><>16,92< / ><>1,25< / ><>9,83< / >< / ><><>Zalando SE< / ><>24,00< / ><>3,36< / ><>30,43< / ><>18,61< / ><>6,34< / ><>–< / ><>16,55< / >< / table>

S-DAX M-DAX

LEITBÖRSEN IM ÜBERBLICK ME(S)Z 22:04h, * Index vom Vortag

<>< rowspan="2">27.8.2026< / >< rowspan="2">Kurs Schluss< / >< ="2"> $\pm$ in % z. Vortag< / >< colspan="2">52 Wochen< / >< ="2">Marktkap. in Mrd.< / >< ="2">Dividende< / >< ="2">KGV 2026< / >< / ><><>Hoch< / ><>Tief< / >< / ><><>Aixtron SE*< / ><>37,09< / ><>0,87< / ><>62,66< / ><>11,68< / ><>4,21< / ><>0,15< / ><>48,80< / >< / ><><>Aroundtown (LU)< / ><>2,00< / ><>-2,25< / ><>3,45< / ><>1,98< / ><>2,19< / ><>0,08< / ><>8,70< / >< / ><><>Aumovio SE< / ><>34,80< / ><>-0,85< / ><>47,02< / ><>31,66< / ><>3,48< / ><>-< / ><>13,70< / >< / ><><>Aurubis< / ><>178,50< / ><>0,56< / ><>225,20< / ><>94,20< / ><>8,02< / ><>1,60< / ><>20,54< / >< / ><><>Auto1 Group

SE< / ><>21,98< / ><>-1,88< / ><>31,50< / ><>14,46< / ><>4,87< / ><>-< / ><>33,30< / >< / ><><>Bechtle*< / ><>37,66< / ><>2,84< / ><>45,14< / ><>24,56< / ><>4,75< / ><>0,70< / ><>19,41< / >< / ><><>Bilfinger SE< / ><>84,35< / ><>5,37< / ><>129,30< / ><>72,90< / ><>3,17< / ><>2,80< / ><>12,84< / >< / ><><>Boss< / ><>38,50< / ><>0,97< / ><>43,00< / ><>33,85< / ><>2,71< / ><>0,04< / ><>13,10< / >< / ><><>CTS Eventim< / ><>60,30< / ><>1,77< / ><>89,65< / ><>48,68< / ><>5,79< / ><>1,44< / ><>17,89< / >< / ><><>Delivery Hero SE< / ><>37,05< / ><>0,27< / ><>39,83< / ><>14,80< / ><>11,36< / ><>-< / >< / ><><>Deutsche

汉莎航空< / td> 8,00< / ><>-0,57< / ><>10,29< / ><>6,72< / ><>9,62< / ><>0,33< / ><>7,55< / >< / tr> <>道依茨 (Deutz)< / ><>12,45< / ><>3,66< / ><>12,50< / ><>7,33< / ><>1,90< / ><>0,18< / ><>13,53< / >< / ><><>德意志资产管理 (DWS Group)< / ><>75,65< / ><>0,53< / ><>76,60< / ><>50,20< / ><>15,13< / ><>3,00< / ><>15,83< / >< / ><><>Elmos Semicond. SE< / ><>133,20< / ><>0,15< / ><>206,00< / ><>75,80< / ><>2,29< / ><>1,50< / ><>18,95< / >< / ><><>赢创工业 (Evonik Industries)< / ><>18,52< / ><>-0,16< / ><>18,88< / ><>12,49< / ><>8,63< / ><>1,00< / ><>11,87< / >< / ><><>flatexDegiro< / ><>37,52< / ><>1,74< / ><>43,24< / ><>26,62< / ><>4,13< / ><>0,30< / ><>18,76< / >< / ><><>法兰克福机场 (Fraport)< / ><>64,70< / ><>-1,45< / ><>86,95< / ><>62,35< / ><>5,98< / ><>1,00< / ><>16,55< / >< / ><><>freenet< / ><>24,24< / ><>-0,49< / ><>33,92< / ><>22,28< / ><>2,88< / ><>2,07< / ><>10,97< / >< / ><><>福克斯 (Fuchs SE Vz.)< / ><>39,62< / ><>0,05< / ><>42,88< / ><>31,80< / ><>2,60< / ><>1,23< / ><>15,36< / >< / ><><>海拉 (Hella)< / ><>70,30< / ><>0,29< / ><>85,30< / ><>67,90< / ><>7,81< / ><>0,22< / ><>49,86< / >< / ><><>亨索尔特 (Hensoldt)< / ><>89,22< / ><>2,25< / ><>117,70< / ><>63,18< / ><>10,30< / ><>0,55< / ><>47,97< / >< / ><><>Ionos Group SE< / ><>35,12< / ><>5,09< / ><>42,45< / ><>20,90< / ><>4,92< / ><>-< / ><>16,49< / >< / ><><>Jenoptik< / ><>40,22< / ><>2,55< / ><>48,42< / ><>16,04< / ><>2,30< / ><>0,40< / ><>23,38< / >< / ><><>K+S< / ><>16,11< / ><>-0,74< / ><>18,69< / ><>10,35< / ><>2,89< / ><>0,07< / ><>12,11< / >< / ><><>凯傲 (Kion)< / ><>44,63< / ><>1,13< / ><>70,45< / ><>35,80< / ><>5,86< / ><>0,62< / ><>11,81< / >< / ><><>克诺尔-布雷姆瑟 (Knorr-Bremse)< / ><>106,90< / ><>0,75< / ><>115,60< / ><>77,40< / ><>17,23< / ><>1,90< / ><>21,77< / >< / ><><>克朗斯 (Krones)< / ><>119,20< / ><>0,51< / ><>144,20< / ><>105,80< / ><>3,77< / ><>2,80< / ><>11,12< / >< / ><><>朗盛 (Lanxess)< / ><>13,95< / ><>-1,55< / ><>24,82< / ><>11,03< / ><>1,20< / ><>0,10< / ><>28,47< / >< / ><><>LEG Immobilien SE< / ><>50,25< / ><>1,07< / ><>72,40< / ><>49,24< / ><>3,86< / ><>2,92< / ><>7,29< / >< / ><><>Nemetschek SE< / ><>71,40< / ><>9,85< / ><>121,00< / ><>50,45< / ><>8,25< / ><>0,68< / ><>26,94< / >< / ><><>Nordex SE< / ><>38,72< / ><>0,83< / ><>51,70< / ><>19,11< / ><>9,17< / ><>-< / ><>21,04< / >< / ><><>保时捷 (Porsche)< / ><>45,22< / ><>4,55< / ><>50,66< / ><>35,62< / ><>20,60< / ><>1,01< / ><>26,44< / >< / ><><>保时捷控股 (Porsche Hldg. SE)< / ><>27,86< / ><>2,16< / ><>41,52< / ><>26,84< / ><>4,27< / ><>1,51< / ><>2,54< / >< / ><><>彪马 (Puma SE)< / ><>26,02< / ><>4,08< / ><>30,31< / ><>15,30< / ><>3,85< / ><>-< / >< / ><><>Rational< / ><>632,50< / ><>-0,78< / ><>776,50< / ><>604,00< / ><>7,19< / ><>20,00< / ><>25,74< / >< / ><><>Renk Group< / ><>48,20< / ><>1,26< / ><>90,34< / ><>40,34< / ><>4,82< / ><>0,58< / ><>25,91< / >< / ><><>RTL Group (U)< / ><>31,85< / ><>-0,78< / ><>39,00< / ><>28,80< / ><>4,93< / ><>5,50< / ><>13,61< / >< / ><><>萨尔茨吉特 (Salzgitter)< / ><>58,40< / ><>0,43< / ><>67,60< / ><>20,62< / ><>3,51< / ><>0,20< / ><>11,73< / >< / ><><>萨托留斯 (Sartorius Vz.)< / ><>250,40< / ><>2,45< / ><>267,70< / ><>187,30< / ><>9,37< / ><>0,74< / ><>45,36< / >< / ><><>舍弗勒 (Schaeffler)< / ><>7,35< / ><>-0,68< / ><>11,98< / ><>5,35< / ><>6,94< / ><>0,30< / ><>15,98< / >< / ><><>Siltronic< / ><>79,45< / ><>0,13< / ><>108,80< / ><>31,70< / ><>2,62< / ><>-< / >< / ><><>Suss MicroTec SE< / ><>71,70< / ><>3,61< / ><>118,40< / ><>24,00< / ><>1,37< / ><>0,04< / ><>36,40< / >< / ><><>TAG

Immob.< / td> 13,20< / ><>1,23< / ><>16,80< / ><>12,03< / ><>2,51< / ><>0,40< / ><>8,68< / >< / tr> <>Talanx< / ><>124,10< / ><>0,08< / ><>124,70< / ><>97,65< / ><>32,05< / ><>3,60< / ><>11,92< / >< / ><><>Thyssenkrupp< / ><>14,94< / ><>3,32< / ><>14,94< / ><>6,67< / ><>9,30< / ><>0,15< / ><>29,28< / >< / ><><>TKMS< / ><>91,10< / ><>0,11< / ><>108,80< / ><>57,00< / ><>5,79< / ><>-< / ><>46,24< / >< / ><><>Traton SE< / ><>38,32< / ><>-0,21< / ><>41,38< / ><>25,78< / ><>19,16< / ><>0,93< / ><>9,98< / >< / ><><>TUI< / ><>7,19< / ><>-1,10< / ><>9,56< / ><>6,08< / ><>3,65< / ><>0,10< / ><>5,85< / >< / ><><>United Internet*< / ><>26,84< / ><>5,75< / ><>30,22< / ><>22,24< / ><>5,15< / ><>0,50< / ><>13,69< / >< / ><><>Wacker

Chemie< / ><>90,25< / ><>0,50< / ><>105,60< / ><>61,15< / ><>4,71< / ><>-< / ><>265,44< / >< / table>

更多股票

<><>AEX 荷兰< / ><>1103,4< / ><>-0,40%< / ><>IBEX 35 西班牙< / ><>19.881,6< / ><>-0,93%< / ><>OMX 瑞典< / ><>1151,0< / ><>+0,11%< / >< / ><><>All Ordinaries 澳大利亚< / ><>9243,2< / ><>-1,02%< / ><>Infront IT 40 意大利< / ><>52.364,0< / ><>-0,92%< / ><>OMX 指数 芬兰< / ><>13.742,8< / ><>+0,24%< / >< / ><><>ATX 奥地利< / ><>6676,2< / ><>-1,22%< / ><>MSCI-World 全球< / ><>4972,3*< / ><>-0,07%< / ><>OMXC 20 丹麦< / ><>1634,1< / ><>-0,96%< / >< / ><><>BIST 100 土耳其< / ><>14.575,5< / ><>-0,24%< / ><>OBX 奥斯陆 挪威< / ><>2013,5< / ><>-0,43%< / ><>PX 捷克< / ><>2797,6< / ><>-0,49%< / >< / table>

<><>27.8.2026< / ><>收盘价< / ><> $\pm$ 较前日 %< / ><>股息< / >< / ><><>1&1< / ><>23,05< / ><>1,77< / ><>0,05< / >< / ><><>Adtran Networks SE< / ><>22,90< / ><>-0,87< / ><>0,52< / >< / ><><>Alzchem Group< / ><>164,00< / ><>0,99< / ><>2,10< / >< / ><><>Asta Energy Solut. (AT)< / ><>59,60< / ><>9,56< / ><>—< / >< / ><><>Atoss Software SE< / ><>100,40< / ><>4,04< / ><>2,28< / >< / ><><>Basler< / ><>24,35< / ><>3,84< / ><>0,11< / >< / ><><>Befesa (LU)< / ><>36,70< / ><>1,24< / ><>0,64< / >< / ><><>Cancom SE< / ><>22,00< / ><>2,56< / ><>1,00< / >< / ><><>Carl Zeiss Meditec*< / ><>32,18< / ><>2,88< / ><>0,55< / >< / ><><>Cewe Stiftung< / ><>103,60< / ><>0,97< / ><>3,00< / >< / ><><>Dermapharm Hldg.

SE< / ><>40,10< / ><>0,12< / ><>0,88< / >< / ><><>Douglas< / ><>7,98< / ><>0,13< / ><>—< / >< / ><><>Drägerwerk Vz< / ><>111,00< / ><>-1,07< / ><>2,27< / >< / ><><>Dt. Beteiligungs< / ><>21,00< / ><>0,00< / ><>1,00< / >< / ><><>Dt. Euroshop< / ><>18,20< / ><>-0,55< / ><>1,00< / >< / ><><>Dt. Pfandbriefbank< / ><>3,43< / ><>1,48< / ><>—< / >< / ><><>Dürr< / ><>17,78< / ><>0,34< / ><>0,80< / >< / ><><>Eckert & Ziegler SE< / ><>13,16< / ><>0,84< / ><>0,22< / >< / ><><>Einhell Germany< / ><>75,00< / ><>0,27< / ><>1,90< / >< / ><><>Energiekontor< / ><>27,80< / ><>2,77< / ><>1,00< / >< / ><><>Evotec SE*< / ><>3,38< / ><>0,89< / ><>—< / >< / ><><>Fielmann Grp.< / ><>39,55< / ><>2,20< / ><>1,40< / >< / ><><>Fr. Vorwerk Grp.

SE< / td><>72,70< / ><>1,61< / ><>1,10< / >< / tr> <>GFT Techn. SE< / ><>25,95< / ><>15,08< / ><>0,50< / >< / ><><>Grand City Propert. (LU)< / ><>9,34< / ><>-0,11< / ><>0,30< / >< / ><><>Grenke< / ><>11,58< / ><>4,51< / ><>0,42< / >< / ><><>Hamborner Reit< / ><>4,34< / ><>0,23< / ><>0,39< / >< / ><><>Heidelbg.Druck< / ><>1,53< / ><>2,69< / ><>—< / >< / ><><>HelloFresh SE< / ><>2,86< / ><>1,85< / ><>—< / >< / ><><>Hornbach Hldg.< / ><>81,40< / ><>-0,37< / ><>2,40< / >< / ><><>Hypoport SE< / ><>87,90< / ><>4,83< / ><>—< / >< / ><><>Indus< / ><>36,65< / ><>2,81< / ><>1,30< / >< / ><><>init innovation SE< / ><>45,40< / ><>0,44< / ><>0,90< / >< / ><><>Jost Werke

SE< / ><>63,00< / ><>1,61< / ><>1,50< / >< / ><><>Jungheinrich< / ><>26,14< / ><>2,11< / ><>0,29< / >< / ><><>Kontron (AT)*< / ><>22,92< / ><>3,52< / ><>—< / >< / ><><>KSB SE Vz< / ><>884,00< / ><>4,99< / ><>26,76< / >< / ><><>KWS Saat SE< / ><>76,90< / ><>-0,77< / ><>1,25< / >< / ><><>LPKF Laser SE< / ><>13,80< / ><>4,55< / ><>—< / >< / ><><>MBB SE< / ><>184,60< / ><>0,33< / ><>1,21< / >< / ><><>Medios< / ><>11,14< / ><>2,20< / ><>—< / >< / ><><>MLP SE< / ><>9,47< / ><>-0,84< / ><>0,36< / >< / ><><>Mutares< / ><>25,55< / ><>-0,58< / ><>2,00< / >< / ><><>Nagarro< / ><>78,15< / ><>-0,06< / ><>1,00< / >< / ><><>Norma Group SE< / ><>19,98< / ><>0,30< / ><>0,14< / >< / ><><>OHB SE< / ><>190,20< / ><>-2,36< / ><>0,59< / >< / ><><>Ottobock

SE< / ><>59,30< / ><>0,51< / ><>0,97< / >< / ><><>Patrizia SE< / ><>7,56< / ><>1,07< / ><>0,36< / >< / ><><>PNE< / ><>7,29< / ><>-0,82< / ><>0,04< / >< / ><><>PVA TePla< / ><>30,06< / ><>2,52< / ><>—< / >< / ><><>Redcare Pharmacy (NL)< / ><>67,45< / ><>6,47< / ><>—< / >< / ><><>SAF Holland SE< / ><>22,30< / ><>-1,98< / ><>0,65< / >< / ><><>Schott Pharma< / ><>23,45< / ><>0,86< / ><>0,18< / >< / ><><>Secunet Security< / ><>180,40< / ><>2,62< / ><>2,58< / >< / ><><>SFC Energy< / ><>21,20< / ><>3,16< / ><>—< / >< / ><><>Shelly Group SE (BG)< / ><>62,90< / ><>0,80< / ><>0,13< / >< / ><><>Sixt SE St.< / ><>72,90< / ><>0,55< / ><>3,20< / >< / ><><>SMA Solar Techn.*< / ><>56,00< / ><>2,38< / ><>—< / >< / ><><>Springer

Nature< / ><>19,74< / ><>-0,10< / ><>0,83< / >< / ><><>Stabilus SE< / ><>17,06< / ><>-0,81< / ><>0,35< / >< / ><><>Sto SE< / ><>97,40< / ><>3,40< / ><>3,31< / >< / ><><>Ströer SE< / ><>39,70< / ><>0,05< / ><>1,85< / >< / ><><>Südzucker< / ><>12,70< / ><>-0,47< / ><>—< / >< / ><><>TeamViewer SE< / ><>7,00< / ><>6,79< / ><>—< / >< / ><><>tonies SE (LU)< / ><>11,70< / ><>2,09< / ><>—< / >< / ><><>Verbio SE< / ><>32,02< / ><>0,63< / ><>—< / >< / ><><>Vincorion SE< / ><>20,88< / ><>0,48< / ><>—< / >< / ><><>Vossloh< / ><>61,15< / ><>0,91< / ><>1,15< / >< / ><><>Wacker Neuson SE< / ><>22,90< / ><>1,33< / ><>0,70< / >< / ><><>Wüstenrot Württemb.< / ><>14,26< / ><>0,99< / ><>0,65< / >< / table>

27.8.2026< / td><>收盘价< / ><> $\pm$ 较前一日 %< / ><>股息< / >< / tr><><>3D Systems (US)< / ><>2,98< / ><>10,87< / ><>–< / >< / ><><>Adler Group (LU)< / ><>0,13< / ><>5,83< / ><>–< / >< / ><><>Adobe (US)< / ><>247,60< / ><>5,41< / ><>–< / >< / ><><>Adran Hldg. Inc. (US)< / ><>6,65< / ><>-0,75< / ><>–< / >< / ><><>Adv. Micro Devices (US)< / ><>406,30< / ><>-1,43< / ><>–< / >< / ><><>Aegon Ltd. (BM)< / ><>7,90< / ><>-0,88< / ><>0,40< / >< / ><><>Air France KLM (FR)< / ><>12,25< / ><>0,78< / ><>–< / >< / ><><>Akamai (US)< / ><>95,08< / ><>2,36< / ><>–< / >< / ><><>Alibaba ADR (CN)< / ><>99,60< / ><>-3,11< / ><>1,05< / >< / ><><>Align (US)< / ><>136,65< / ><>1,18< / ><>–< / >< / ><><>Allane SE< / ><>12,40< / ><>-0,80< / ><>–< / >< / ><><>Altria (US)< / ><>58,22< / ><>-1,85< / ><>4,16< / >< / ><><>Amadeus Fire< / ><>20,85< / ><>-1,65< / ><>–< / >< / ><><>Amadeus IT (ES)< / ><>57,42< / ><>-0,28< / ><>1,42< / >< / ><><>ams-OSRAM (AT)< / ><>19,55< / ><>1,82< / ><>–< / >< / ><><>Anglo Ameri. PLC (GB)< / ><>49,33< / ><>-0,48< / ><>0,23< / >< / ><><>Applied Mats. (US)< / ><>415,00< / ><>-0,12< / ><>1,78< / >< / ><><>Arcelor-Mittal (LU)< / ><>63,82< / ><>-0,93< / ><>–< / >< / ><><>AT & S (AT)< / ><>148,40< / ><>8,48< / ><>–< / >< / ><><>AT&T (US)< / ><>21,86< / ><>-1,38< / ><>1,11< / >< / ><><>Aumann< / ><>14,60< / ><>-1,35< / ><>–< / >< / ><><>Baader Bank< / ><>6,60< / ><>-0,30< / ><>0,20< / >< / ><><>Baidu ADR (US)< / ><>83,30< / ><>3,87< / ><>–< / >< / ><><>Ballard Power (CA)< / ><>2,00< / ><>2,72< / ><>–< / >< / ><><>Bank of America (US)< / ><>52,89< / ><>-1,29< / ><>1,08< / >< / ><><>Barclays (GB)< / ><>5,79< / ><>-1,03< / ><>0,09< / >< / ><><>Bastei Lübbe< / ><>6,68< / ><>0,91< / ><>0,66< / >< / ><><>Baywa< / ><>8,92< / ><>-0,45< / ><>–< / >< / ><><>BayWa vNA< / ><>2,67< / ><>0,38< / ><>–< / >< / ><><>BB Biotech N (CH)< / ><>59,90< / ><>-0,83< / ><>2,25< / >< / ><><>Berkshire Hath. B (US)< / ><>430,95< / ><>-0,75< / ><>–< / >< / ><><>Bertrandt< / ><>9,30< / ><>4,03< / ><>–< / >< / ><><>bet-at-home.com< / ><>3,31< / ><>0,30< / ><>–< / >< / ><><>Biofrontera< / ><>2,31< / ><>0,87< / ><>–< / >< / ><><>Biogen (US)< / ><>186,08< / ><>-1,60< / ><>–< / >< / ><><>BioNTech< / ><>95,10< / ><>-0,26< / ><>–< / >< / ><><>Bombardier B (CA)< / ><>198,20< / ><>2,11< / ><>–< / >< / ><><>Booking (US)< / ><>176,40< / ><>-3,76< / ><>1,57< / >< / ><><>Brain Biotech< / ><>2,73< / ><>-1,09< / ><>–< / >< / ><><>Branicks Group< / ><>0,74< / ><>-3,13< / ><>–< / >< / ><><>Bristol-Myers Sq. (US)< / ><>57,29< / ><>-0,73< / ><>2,49< / >< / ><><>BYD CO. (CN) (CN)< / ><>9,91< / ><>-2,19< / ><>–< / >< / ><><>Carrefour (FR)< / ><>15,63< / ><>-1,36< / ><>0,97< / >< / ><><>Ceconomy< / ><>3,99< / ><>0,76< / ><>–< / >< / ><><>Cenit< / ><>6,84< / ><>0,00< / ><>–< / >< / ><><>Cherry SE< / ><>1,17< / ><>0,43< / ><>–< / >< / ><><>Citigroup (US)< / ><>113,86< / ><>-1,23< / ><>2,32< / >< / ><><>Colgate Palm. (US)< / ><>78,66< / ><>-0,05< / ><>2,06< / >< / ><><>Conoco Philips< / >< / table>

(US)< / td> 110,38< / ><>-1,50< / ><>3,18< / >< / tr> <>Corestate Capital (LU)< / ><>0,23< / ><>0,00< / ><>–< / >< / ><><>Covestro< / ><>60,10< / ><>0,33< / ><>–< / >< / ><><>Danaher Corp. (US)< / ><>187,10< / ><>0,70< / ><>1,28< / >< / ><><>Deere (US)< / ><>533,60< / ><>-2,27< / ><>6,48< / >< / ><><>Delticom< / ><>2,20< / ><>1,85< / ><>0,12< / >< / ><><>DMG Mori< / ><>47,10< / ><>0,43< / ><>1,03< / >< / ><><>Drägerwerk St.< / ><>83,80< / ><>-0,95< / ><>2,21< / >< / ><><>eBay (US)< / ><>87,28< / ><>-3,76< / ><>1,16< / >< / ><><>Eli Lilly (US)< / ><>1019,8< / ><>-0,58< / ><>6,00< / >< / ><><>ElringKlinger< / ><>5,39< / ><>-2,36< / ><>0,15< / >< / ><><>Engie (FR)< / ><>24,06< / ><>-3,68< / ><>1,35< / >< / ><><>Epigenomics

konv.< / ><>0,91< / ><>-0,55< / ><>–< / >< / ><><>Equinor (NO)< / ><>35,47< / ><>0,25< / ><>14,64< / >< / ><><>Ericsson B (SE)< / ><>8,66< / ><>-1,77< / ><>3,00< / >< / table>

<><>Eurofins Scien. (LU)< / ><>72,38< / ><>-1,39< / ><>0,72< / >< / ><><>Exxon Mobil (US)< / ><>134,68< / ><>-1,97< / ><>4,00< / >< / ><><>First Sensor< / ><>53,50< / ><>1,90< / ><>0,47< / >< / ><><>Ford (US)< / ><>11,91< / ><>-0,67< / ><>0,60< / >< / ><><>Formycon< / ><>19,22< / ><>-1,84< / ><>—< / >< / ><><>Fortec Elektronik< / ><>11,15< / ><>2,76< / ><>0,40< / >< / ><><>Freeport-McM. (US)< / ><>68,17< / ><>1,04< / ><>0,60< / >< / ><><>Fuchs SE< / ><>34,20< / ><>-1,01< / ><>1,22< / >< / ><><>GE Aerospace (US)< / ><>302,25< / ><>1,43< / ><>1,44< / >< / ><><>Geely (CN)< / ><>2,00< / ><>-1,86< / ><>0,50< / >< / ><><>General Motors (US)< / ><>74,28< / ><>0,87< / ><>0,63< / >< / ><><>Generali

(IT)< / ><>43,80< / ><>0,32< / ><>1,64< / >< / ><><>Gesco< / ><>14,60< / ><>1,39< / ><>0,20< / >< / ><><>Gigaset< / ><>0,01< / ><>0,00< / ><>—< / >< / ><><>Gilead Sciences (US)< / ><>125,30< / ><>-1,68< / ><>3,16< / >< / ><><>Global Fashion Grp. (LU)< / ><>0,45< / ><>-1,52< / ><>—< / >< / ><><>Grammer< / ><>10,30< / ><>3,00< / ><>—< / >< / ><><>H+R< / ><>6,60< / ><>6,11< / ><>—< / >< / ><><>Halliburton (US)< / ><>29,46< / ><>3,08< / ><>0,68< / >< / ><><>Hamburger Hafen< / ><>21,60< / ><>0,00< / ><>—< / >< / ><><>Hapag-Lloyd< / ><>131,90< / ><>-3,23< / ><>3,00< / >< / ><><>Harley Davidson (US)< / ><>23,04< / ><>0,00< / ><>0,72< / >< / ><><>Harmony Gold (ZA)< / ><>18,15< / ><>-6,68< / ><>3,82< / >< / ><><>Hawesko Holding

SE< / ><>16,40< / ><>-0,91< / ><>1,00< / >< / ><><>Heineken (NL)< / ><>72,44< / ><>-0,11< / ><>1,92< / >< / ><><>Henkel St.< / ><>70,50< / ><>-0,14< / ><>2,05< / >< / ><><>Hennes&Mauritz (SE)< / ><>15,80< / ><>-2,80< / ><>7,10< / >< / ><><>Hoenle< / ><>7,90< / ><>0,25< / ><>—< / >< / ><><>Holcim N (CH)< / ><>78,00< / ><>1,17< / ><>—< / >< / ><><>Instone Real Estate< / ><>7,50< / ><>0,00< / ><>0,43< / >< / ><><>Intershop Communic.< / ><>1,48< / ><>-0,67< / ><>—< / >< / ><><>JD.com ADR (CN)< / ><>24,25< / ><>-2,02< / ><>1,00< / >< / ><><>Koenig & Bauer< / ><>8,65< / ><>-0,23< / ><>—< / >< / ><><>Kone Corp. (FI)< / ><>53,20< / ><>0,99< / ><>1,80< / >< / ><><>KPS< / ><>0,27< / ><>0,00< / ><>—< / >< / ><><>Kraft Heinz Co

(US)< / td> 21,55< / ><>2,42< / ><>1,60< / >< / tr> <>Leifheit< / ><>13,20< / ><>1,15< / ><>1,20< / >< / ><><>Leo Int.Prec. Health< / ><>19,30< / ><>-0,52< / ><>—< / >< / ><><>Linde PLC (IE)< / ><>416,00< / ><>-1,84< / ><>6,00< / >< / ><><>Lloyds Banking (GB)< / ><>1,30< / ><>-0,99< / ><>0,04< / >< / ><><>Lockheed Martin (US)< / ><>481,60< / ><>-0,33< / ><>13,35< / >< / ><><>MasterCard (US)< / ><>505,60< / ><>-1,25< / ><>3,15< / >< / ><><>MAX Automation SE< / ><>3,41< / ><>6,90< / ><>—< / >< / ><><>Medtronic (IE)< / ><>77,46< / ><>-2,12< / ><>2,84< / >< / ><><>Meta Platforms (US)< / ><>489,95< / ><>-1,22< / ><>2,10< / >< / ><><>Micron Techn. (US)< / ><>788,10< / ><>-2,20< / ><>0,46< / >< / ><><>Moderna (US)< / ><>122,28< / ><>-4,17< / ><>—< / >< / ><><>Multitude

(CH)< / ><>5,74< / ><>-2,71< / ><>0,55< / >< / ><><>MVV Energie< / ><>29,80< / ><>-1,00< / ><>1,30< / >< / ><><>Nakiki< / ><>0,17< / ><>8,83< / ><>—< / >< / ><><>Netflix (US)< / ><>68,22< / ><>-3,82< / ><>—< / >< / ><><>Newmont Corp. (US)< / ><>114,70< / ><>1,06< / ><>1,00< / >< / ><><>NFON< / ><>3,39< / ><>2,11< / ><>—< / >< / ><><>Nintendo (JP)< / ><>47,02< / ><>-2,45< / ><>219,0< / >< / ><><>Nvidia (US)< / ><>195,82< / ><>8,89< / ><>0,04< / >< / ><><>OHB SE< / ><>188,20< / ><>-2,79< / ><>0,59< / >< / ><><>OMV (AT)< / ><>67,10< / ><>-0,52< / ><>4,40< / >< / ><><>Oracle (US)< / ><>129,70< / ><>1,38< / ><>2,00< / >< / ><><>Orange (FR)< / ><>15,14< / ><>-3,96< / ><>0,75< / >< / ><><>Österreich. Post (AT)< / ><>31,15< / ><>0,48< / ><>1,83< / >< / ><><>Panasonic

(JP)< / ><>23,75< / ><>0,06< / ><>40,00< / >< / ><><>paragon GmbH< / ><>1,59< / ><>0,00< / ><>—< / >< / ><><>PayPal (US)< / ><>52,83< / ><>-0,70< / ><>0,28< / >< / ><><>Pepsico (US)< / ><>120,16< / ><>-1,44< / ><>5,62< / >< / ><><>Pfeiffer Vac.< / ><>162,20< / ><>-0,25< / ><>7,32< / >< / table>

<><>Pfisterer SE< / ><>74,45< / ><>4,20< / ><>0,85< / >< / ><><>Pfizer (US)< / ><>23,94< / ><>-1,48< / ><>1,72< / >< / ><><>Philip Morris (US)< / ><>164,94< / ><>-0,70< / ><>7,11< / >< / ><><>Philips (NL)< / ><>22,97< / ><>-1,84< / ><>0,85< / >< / ><><>Pro Sieben Sat 1 SE< / ><>3,65< / ><>-0,87< / ><>0,05< / >< / ><><>ProCredit Hldg.< / ><>8,49< / ><>-1,05< / ><>0,47< / >< / ><><>Prudential (GB)< / ><>11,84< / ><>-2,47< / ><>0,14< / >< / ><><>Q.Beyond konv.< / ><>3,40< / ><>-0,58< / ><>–< / >< / ><><>Qualcomm (US)< / ><>140,74< / ><>0,41< / ><>3,62< / >< / ><><>Raiffeisen Int. (AT)< / ><>62,50< / ><>0,32< / ><>1,60< / >< / ><><>Renault (FR)< / ><>28,40< / ><>3,80< / ><>2,20< / >< / ><><>Repsol (ES)< / ><>26,39< / ><>-0,86< / ><>0,50< / >< / ><><>Roche I

(CH)< / ><>401,80< / ><>-0,25< / ><>10,80< / >< / ><><>RTX Corp. (US)< / ><>181,00< / ><>0,14< / ><>2,72< / >< / ><><>Ryanair (IE)< / ><>24,41< / ><>0,16< / ><>0,39< / >< / ><><>Samsung El. GDR< / ><>4000,0< / ><>-2,44< / ><>28,96< / >< / ><><>Samsung El. Vz GDR< / ><>2965,0< / ><>0,51< / ><>28,98< / >< / ><><>Sartorius St.< / ><>192,00< / ><>-1,13< / ><>0,73< / >< / ><><>Shopify (CA)< / ><>131,30< / ><>0,06< / ><>–< / >< / ><><>Singulus Techn.< / ><>7,96< / ><>-1,97< / ><>–< / >< / ><><>Sixt SE Vz.< / ><>61,00< / ><>-0,16< / ><>3,22< / >< / ><><>Snap (US)< / ><>4,68< / ><>1,08< / ><>–< / >< / ><>< colspan="2">SNP Schneider-Neu. SE81,80< / ><>-0,24< / ><>–< / >< / ><><>Societe Generale (FR)< / ><>74,90< / ><>0,15< / ><>1,61< / >< / ><><>Softbank

(JP)< / td> 27,77< / ><>-0,82< / ><>11,00< / >< / tr> <>索尼 (JP)< / ><>20,60< / ><>-0,48< / ><>24,51< / >< / ><><>SpaceX (US)< / ><>120,00< / ><>0,32< / ><>–< / >< / ><><>Spotify< / ><>468,00< / ><>-0,32< / ><>–< / >< / ><><>星巴克公司 (US)< / ><>92,16< / ><>-0,91< / ><>2,45< / >< / ><><>意法半导体 (NL)< / ><>44,29< / ><>5,63< / ><>0,36< / >< / ><><>Stratec< / ><>22,50< / ><>-0,44< / ><>0,60< / >< / ><><>STS Group< / ><>4,36< / ><>-0,91< / ><>–< / >< / ><><>Surteco Group SE< / ><>7,40< / ><>0,00< / ><>–< / >< / ><><>斯沃琪集团 I (CH)< / ><>200,30< / ><>0,63< / ><>4,50< / >< / ><><>瑞士再保险 N (CH)< / ><>150,35< / ><>0,23< / ><>6,30< / >< / ><><>Takkt< / ><>2,82< / ><>5,03< / ><>–< / >< / ><><>technotrans

SE< / ><>28,70< / ><>3,24< / ><>0,83< / >< / ><><>西班牙电信 (ES)< / ><>3,56< / ><>-1,60< / ><>0,30< / >< / ><><>腾讯 (CN)< / ><>49,34< / ><>0,99< / ><>5,30< / >< / ><><>特斯拉 (US)< / ><>303,60< / ><>2,08< / ><>–< / >< / ><><>特娃 ADR (IL)< / ><>32,80< / ><>0,92< / ><>–< / >< / ><><>德州仪器 (US)< / ><>224,50< / ><>0,11< / ><>5,56< / >< / ><><>蒂森克虏伯 nucera< / ><>7,89< / ><>1,61< / ><>–< / >< / ><><>Tomra Systems (NO)< / ><>10,07< / ><>0,10< / ><>2,15< / >< / ><><>丰田汽车 (JP)< / ><>16,55< / ><>1,47< / ><>95,00< / >< / ><><>Unibail-Rod.Wfd. (FR)< / ><>99,08< / ><>-3,24< / ><>4,50< / >< / ><><>环球音乐集团 (NL)< / ><>14,53< / ><>-0,82< / ><>0,52< / >< / ><><>淡水河谷 (BR)< / ><>12,90< / ><>-2,27< / ><>7,51< / >< / ><><>威立雅环境

(FR)< / ><>32,95< / ><>-3,15< / ><>1,50< / >< / ><><>威瑞森 (US)< / ><>42,72< / ><>-0,86< / ><>2,74< / >< / ><><>维斯塔斯风能 (DK)< / ><>28,92< / ><>3,54< / ><>0,74< / >< / ><><>Villeroy & Boch< / ><>14,95< / ><>-0,66< / ><>0,85< / >< / ><><>Vita 34< / ><>2,80< / ><>0,00< / ><>–< / >< / ><><>Vivendi (FR)< / ><>1,61< / ><>-2,37< / ><>0,04< / >< / ><><>沃达丰 (GB)< / ><>1,35< / ><>-0,73< / ><>0,04< / >< / ><><>奥钢联 (AT)< / ><>45,96< / ><>4,69< / ><>0,75< / >< / ><><>大众汽车< / ><>75,65< / ><>2,93< / ><>5,20< / >< / ><><>Voltatron< / ><>3,94< / ><>-0,76< / ><>–< / >< / ><><>WashTec< / ><>38,70< / ><>0,52< / ><>2,50< / >< / ><><>富国银行 (US)< / ><>72,36< / ><>0,51< / ><>1,70< / >< / ><><>Westwing Group

SE< / ><>12,85< / ><>0,78< / ><>–< / >< / ><><>Zeal Network SE< / ><>42,70< / ><>0,00< / ><>1,40< / >< / table>

<><>印度 S&P BSE Sensex< / ><>76.933,6< / ><>-0,70%< / >< / ><><>中国上海综合指数< / ><>3956,6< / ><>+1,13%< / >< / ><><>瑞士 SMI< / ><>14.384,4< / ><>-1,09%< / >< / ><><>波兰 WIG 20< / ><>3959,6< / ><>-1,94%< / >< / table>

所有列出的投资基金均为 Funds Service 的参与者，按 3 年业绩排序，根据 BVI（联邦投资与资产管理协会）方法计算。经常性成本 % = 基金管理费的比例，百分比越高 = 成本占比越高。每日轮换类别：股票、债券、货币市场、混合、房地产及对冲基金。不构成投资建议或推荐。

在德国获准的优质基金 – 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提供每日发布信息 Commerz Real Investment

<><>Persp Dynamisch CF< / ><>€< / ><>124,52< / ><>118,59< / ><>+6,76< / ><>+14,50< / ><>+51,27< / ><>DE000DK0V6U7< / >< / table>

hausInvest< / td><>€< / ><>46,21< / ><>44,01< / ><>+0,68< / ><>+1,51< / ><>+5,87< / ><>DE0009807016< / >< / tr><>< colspan="8">Deka< / >< / ><><>AriDeka CF< / ><>€< / ><>114,99< / ><>109,24< / ><>+11,82< / ><>+17,41< / ><>+45,61< / ><>DE0008474511< / >< / ><><>BW Zielfonds 2030< / ><>€< / ><>55,19< / ><>54,11< / ><>+1,45< / ><>+2,05< / ><>+11,76< / ><>DE000DK0ECQ6< / >< / ><><>DekaFonds CF< / ><>€< / ><>173,37< / ><>164,71< / ><>+8,45< / ><>+8,21< / ><>+48,73< / ><>DE0008474503< / >< / ><><>Deka-MegaTrends CF< / ><>€< / ><>191,63< / ><>184,70< / ><>+11,73< / ><>+17,86< / ><>+55,19< / ><>DE0005152706< / >< / ><><>Div.Strateg.CF A< / ><>€< / ><>250,85< / ><>241,78< / ><>+11,28< / ><>+15,57< / ><>+44,89< / ><>DE000DK2CDSO< / >< / ><><>EuropaBond

CF< / ><>€< / ><>92,12< / ><>89,44< / ><>+1,74< / ><>+2,80< / ><>+10,63< / ><>DE000DK091G0< / >< / ><><>EuropaBond TF< / ><>€< / ><>32,52< / ><>+1,42< / ><>+2,31< / ><>+9,04< / ><>DE0009771980< / >< / ><><>GlobalChampions CF< / ><>€< / ><>464,10< / ><>447,33< / ><>+10,79< / ><>+20,03< / ><>+68,65< / ><>DE000DK0ECU8< / >< / ><><>Mainfr Strategiek< / ><>€< / ><>217,56< / ><>+7,40< / ><>+8,78< / ><>+33,57< / ><>DE000DK2CE40< / >< / ><><>Mainfr Wertk ausg< / ><>€< / ><>101,51< / ><>+4,22< / ><>+3,17< / ><>+12,25< / ><>DE000DK1CHU9< / >< / ><><>RenditDeka< / ><>€< / ><>22,51< / ><>21,85< / ><>+0,34< / ><>+1,20< / ><>+11,45< / ><>DE0008474537< / >< / ><><>RenditDeka

TF< / ><>€< / ><>28,17< / ><>+0,01< / ><>+0,81< / ><>+10,67< / ><>DE000DK2D640< / >< / ><><>UmweltInvest CF< / ><>€< / ><>252,89< / ><>243,75< / ><>+8,66< / ><>+12,22< / ><>+36,48< / ><>DE000DK0ECS2< / >< / table>

Deka Investments

Deka Immobilien Investment（ 房地产投资）

Immob Europa< / td><>€< / ><>50,66< / ><>48,13< / ><>+1,45< / ><>+2,13< / ><>+7,28< / ><>DE0009809566< / >< / tr><><> Immob Global< / ><>€< / ><>58,01< / ><>55,11< / ><>+1,06< / ><>+1,85< / ><>+5,85< / ><>DE0007483612< / >< / table>

-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rowspan="2">名称< / >< rowspan="2">ISIN< / >< ="2">价格 27.08.< / >< colspan="4">业绩 ( % )< / >< ="2">持续成本 %< / >< ="2">分红类型< / >< / ><><>6 M< / ><>1 J.< / ><>3 J.< / ><>5 J.< / >< / ><><>Vontobel EmergMktsDebtH EUR< / ><>LU0926439992< / ><>134,19 €< / ><>0,87< / ><>6,96< / ><>37,69< / ><>6,54< / ><>1,41< / ><>累积型< / >< / ><><>LLB Invest Constantia ZZ1< / ><>AT0000989090< / ><>163,30 €< / ><>3,48< / ><>21,06< / ><>31,56< / ><>18,32< / ><>0,73< / ><>分红型 (4,56€)< / >< / ><><>PAYDEN Global HY Bond USD< / ><>IE0030624831< / ><>39,11 $< / ><>1,33< / ><>4,97< / ><>28,02< / ><>23,09< / ><>0,73< / ><>累积型< / >< / ><><> Multirent-Invest< / ><>DE0008479213< / ><>32,45 €< / ><>1,86< / ><>6,01< / ><>26,43< / ><>19,14< / ><>1,16< / ><>分红型 (1,38€)< / >< / ><><> Lux MF GI Crp HY I< / ><>LU1685587591< / ><>87,50 €< / ><>1,85< / ><>5,29< / ><>25,72< / ><>17,20< / ><>0,60< / ><>分红型 (5,15€)< / >< / ><><> Lux EM Bond AV< / ><>LU1508394241< / ><>76,14 €< / ><>-1,11< / ><>5,15< / ><>25,19< / ><>-3,88< / ><>1,60< / ><>分红型 (3,47€)< / >< / ><><>PAYDEN GI.Em.Mkts Bd € A*< / ><>IE00B04NLM33< / ><>22,21 €< / ><>0,41< / ><>8,20< / ><>23,81< / ><>1,88< / ><>0,75< / ><>累积型< / >< / ><><> VAG-Weltzins-INV< / ><>DE000A2DJVM0< / ><>72,13 €< / ><>4,46< / ><>11,86< / ><>22,38< / ><>23,21< / ><>0,70< / ><>分红型 (4,26€)< / >< / ><><>Henderson JHHF Euro HY Bd< / ><>LU0828815570< / ><>179,19 €< / ><>0,59< / ><>2,04< / ><>22,31< / ><>7,91< / ><>1,18< / ><>累积型< / >< / ><><> Multizins-INVEST< / ><>DE0009786061< / ><>24,38 €< / ><>3,11< / ><>8,82< / ><>20,91< / ><>9,18< / ><>1,43< / ><>分红型 (1,50€)< / >< / table>

债券基金对比 DIZdigital: 保留所有权利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必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获得

<>< colspan="8">Delta 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Delta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 ><><>LBBW Bal. CR 20< / ><>€< / ><>46,84< / ><>45,92< / ><>+2,28< / ><>+3,45< / ><>+14,74< / ><>LU0097711666< / >< / ><><>LBBW Bal. CR 40< / ><>€< / ><>56,92< / ><>55,80< / ><>+4,19< / ><>+5,93< / ><>+19,84< / ><>LU0097712045< / >< / ><><>LBBW Bal. CR 75< / ><>€< / ><>82,26< / ><>80,65< / ><>+9,11< / ><>+12,28< / ><>+31,76< / ><>LU0097712474< / >< / ><><>Oberland WeltInv< / ><>€< / ><>118,78< / ><>117,02< / ><>+6,70< / ><>+10,95< / ><>+26,95< / ><>DE000DK0LPR1< / >< / table>

[...OMITTED...]

开放式房地产基金< / td>< / tr><><>grundb. europa IC:< / ><>€< / ><>36,16< / ><>34,44< / ><>-3,96< / ><>-4,14< / ><>-7,11< / ><>DE000A0NDW81< / >< / ><><>grundb. europa RC< / ><>€< / ><>36,29< / ><>34,56< / ><>-4,00< / ><>-4,29< / ><>-7,94< / ><>DE0009807008< / >< / ><><>grundb. Fok Deu RC< / ><>€< / ><>51,84< / ><>49,37< / ><>-2,60< / ><>-2,43< / ><>-5,03< / ><>DE0009807081< / >< / ><><>grundb. Fokus D IC:< / ><>€< / ><>52,16< / ><>49,68< / ><>-2,43< / ><>-2,14< / ><>-3,99< / ><>DE0009807099< / >< / ><><>grundb. global IC:< / ><>€< / ><>47,02< / ><>44,78< / ><>-2,78< / ><>-2,51< / ><>-8,52< / ><>DE000A0NCT95< / >< / ><><>grundb. global RC< / ><>€< / ><>46,27< / ><>44,07< / ><>-3,03< / ><>-2,88< / ><>-9,69< / ><>DE0009807057< / >< / table>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不含德国指数名称 / 欧元区国家）

KanAm Grund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 mbH

<><>Leading Cities< / ><>€< / ><>59,07< / ><>55,99< / ><>-9,72< / ><>-23,22< / ><>-45,23< / ><>DE0006791825< / >< / table>

MEAG

联邦债券 10年期 www.meag.com privatanleger@meag.com

AktienSelect A< / td><>€< / ><>208,93< / ><>198,98< / ><>+16,29< / ><>+25,02< / ><>+55,00< / ><>DE0001619997< / >< / tr><><>Dividende A< / ><>€< / ><>90,67< / ><>86,35< / ><>+13,31< / ><>+21,51< / ><>+60,88< / ><>DE000A1W18W8< / >< / ><><>ERGO Vermög Ausgew< / ><>€< / ><>68,69< / ><>65,73< / ><>+7,33< / ><>+12,66< / ><>+34,15< / ><>DE000A2ARYT8< / >< / ><><>ERGO Vermög Flexi< / ><>€< / ><>74,48< / ><>70,93< / ><>+8,98< / ><>+15,37< / ><>+38,79< / ><>DE000A2ARYP6< / >< / ><><>ERGO Vermög Robust< / ><>€< / ><>56,19< / ><>54,03< / ><>+4,66< / ><>+8,73< / ><>+23,14< / ><>DE000A2ARYR2< / >< / ><><>EuroBalance< / ><>€< / ><>80,85< / ><>77,74< / ><>+6,59< / ><>+11,20< / ><>+42,04< / ><>DE0009757450< / >< / ><><>EuroErtrag*< / ><>€< / ><>72,88< / ><>70,42< / ><>+2,65< / ><>+4,28< / ><>+18,31< / ><>DE0009782730< / >< / table>

<>< rowspan="2">27.8.2026< / >< rowspan="2">收盘价< / >< ="2"> $\pm$ 较前一日 %<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十亿欧元）< / >< ="2">股息< / >< ="2">2026年市盈率< / >< / ><><>最高< / ><>最低< / >< / ><><>ABB (CH) ◦< / ><>83,38< / ><>-1,63< / ><>96,76< / ><>55,34< / ><>152,01< / ><>0,94 CHF< / ><>32,96< / >< / ><><>Adyen (NL) ◆< / ><>1080,4< / ><>0,71< / ><>1600,0< / ><>784,30< / ><>34,23< / ><>—< / ><>28,06< / >< / ><><>Ahold (NL) ◆< / ><>30,48< / ><>-1,74< / ><>42,47< / ><>30,48< / ><>26,87< / ><>1,24< / ><>10,66< / >< / ><><>Air Liquide (FR) ◆◇< / ><>167,00< / ><>-0,93< / ><>181,20< / ><>140,91< / ><>106,57< / ><>3,36< / ><>26,30< / >< / ><><>Anheuser Busch Inb. (BE) ◆◇< / ><>67,18< / ><>-0,18< / ><>76,00< / ><>48,84< / ><>120,74< / ><>1,15< / ><>17,49< / >< / ><><>Argenx (NL) ◆< / ><>900,00< / ><>0,90< / ><>905,00< / ><>566,40< / ><>56,30< / ><>—< / ><>36,75< / >< / ><><>ASML Holding (NL) ◆◇< / ><>1488,8< / ><>-0,55< / ><>1741,4< / ><>614,50< / ><>577,87< / ><>4,58< / ><>39,86< / >< / ><><>AstraZeneca (GB) ◆< / ><>142,40< / ><>-0,90< / ><>332,50< / ><>134,00< / ><>220,87< / ><>6,49 GBP< / ><>15,16< / >< / ><><>AXA (FR) ◆◇< / ><>42,71< / ><>-2,38< / ><>45,79< / ><>36,58< / ><>89,30< / ><>2,32< / ><>10,10< / >< / ><><>Banco Bilb. (BBVA) (ES) ◆◇< / ><>24,96< / ><>-0,16< / ><>25,20< / ><>15,39< / ><>139,31< / ><>1,33< / ><>12,61< / >< / ><><>Banco Santander (ES) ◆◇< / ><>12,46< / ><>-2,21< / ><>13,04< / ><>8,03< / ><>183,03< / ><>0,24< / ><>12,46< / >< / ><><>BAT (GB) ◆< / ><>48,60< / ><>-1,70< / ><>57,26< / ><>42,95< / ><>104,99< / ><>2,40 GBP< / ><>11,38< / >< / ><><>BNP Paribas (FR) ◆◇< / ><>100,50< / ><>-5,53< / ><>113,56< / ><>65,01< / ><>110,71< / ><>2,57< / ><>8,79< / >< / ><><>BP (GB) ◆< / ><>6,00< / ><>-1,01< / ><>7,01< / ><>4,60< / ><>94,23< / ><>0,33 USD< / ><>7,35< / >< / ><><>Danone (FR) ◆< / ><>64,66< / ><>-0,86< / ><>80,00< / ><>61,00< / ><>44,18< / ><>2,25< / ><>15,51< / >< / ><><>Enel (IT) ◆◇< / ><>9,35< / ><>-1,76< / ><>10,29< / ><>7,73< / ><>95,02< / ><>0,49< / ><>12,98< / >< / table>

基准利率

Eni (IT) ●< / td><>22,74< / ><>-0,83< / ><>25,00< / ><>14,53< / ><>71,54< / ><>1,07< / ><>8,45< / >< / tr><><>EssilorLuxottica (FR) ●○< / ><>157,10< / ><>-1,72< / ><>323,50< / ><>156,20< / ><>72,93< / ><>4,00< / ><>21,91< / >< / ><><>Ferrari (NL) ●< / ><>353,40< / ><>-1,57< / ><>429,40< / ><>268,90< / ><>62,65< / ><>3,62< / ><>39,53< / >< / ><><>GSK PLC (GB) ○< / ><>21,49< / ><>-3,63< / ><>26,02< / ><>16,55< / ><>86,94< / ><>0,66 GBP< / ><>9,45< / >< / ><><>Hermes Internat. (FR) ●○< / ><>1555,5< / ><>0,35< / ><>2288,0< / ><>1477,0< / ><>164,21< / ><>13,03< / ><>34,99< / >< / ><><>HSBC (GB) ○< / ><>17,60< / ><>-1,12< / ><>19,01< / ><>10,82< / ><>302,19< / ><>0,75 USD< / ><>11,79< / >< / ><><>Iberdrola (ES) ●○< / ><>19,98< / ><>-1,11< / ><>22,30< / ><>15,36< / ><>133,30< / ><>0,01< / ><>20,18< / >< / ><><>Inditex (ES) ●< / ><>58,30< / ><>-0,34< / ><>59,14< / ><>41,10< / ><>181,70< / ><>1,65< / ><>27,12< / >< / ><><>ING Group (NL) ●○< / ><>30,03< / ><>-2,18< / ><>31,19< / ><>20,25< / ><>86,29< / ><>1,09< / ><>12,21< / >< / ><><>Intesa Sanpaolo (IT) ●○< / ><>6,75< / ><>-1,73< / ><>6,94< / ><>4,80< / ><>120,19< / ><>0,38< / ><>11,44< / >< / ><><>L'Oréal (FR) ●○< / ><>383,15< / ><>-2,01< / ><>405,15< / ><>339,85< / ><>204,08< / ><>7,31< / ><>27,35< / >< / ><><>London St. Exch. (GB) ○< / ><>106,00< / ><>4,74< / ><>115,40< / ><>83,00< / ><>51,48< / ><>1,50 GBP< / ><>18,36< / >< / ><><>LVMH (FR) ●○< / ><>447,85< / ><>-1,41< / ><>654,00< / ><>440,60< / ><>221,51< / ><>13,00< / ><>20,59< / >< / ><><>National Grid (GB) ○< / ><>13,35< / ><>-3,44< / ><>16,40< / ><>11,60< / ><>67,11< / ><>0,48 GBP< / ><>13,15< / >< / ><><>Nestle (CH) ○< / ><>83,91< / ><>-1,62< / ><>93,80< / ><>75,91< / ><>216,20< / ><>3,10 CHF< / ><>17,09< / >< / ><><>Nordea Bank AB (FI) ●< / ><>17,49< / ><>-0,37< / ><>17,62< / ><>13,01< / ><>59,50< / ><>0,96< / ><>12,06< / >< / ><><>Novartis (CH) ○< / ><>134,06< / ><>-1,67< / ><>144,08< / ><>102,12< / ><>272,79< / ><>3,70 CHF< / ><>18,07< / >< / ><><>Novo Nordisk (DK) ○< / ><>39,21< / ><>-2,71< / ><>54,86< / ><>30,29< / ><>132,91< / ><>11,70 DKK< / ><>14,14< / >< / table>

欧元兑美元

<><>根据 BGB 的基准利率< / ><>1,52< / ><>自 1.7.2026 起< / >< / ><><>欧洲央行存款机制< / ><>2,25< / ><>自 17.6.2026 起< / >< / ><><>欧洲央行主要再融资利率< / ><>2,40< / ><>自 17.6.2026 起< / >< / ><><>欧洲央行边际贷款利率< / ><>2,65< / ><>自 17.6.2026 起< / >< / ><><>美联储基准利率< / ><>3,50 - 3,75< / ><>自 11.12.2025 起< / >< / ><><>日本基准利率< / ><>0,75< / ><>自 19.1.2026 起< / >< / ><><>英国基准利率< / ><>3,75< / ><>自 18.12.2025 起< / >< / ><><>中国基准利率< / ><>3,00< / ><>自 20.5.2025 起< / >< / ><><>瑞士基准利率< / ><>0,00< / ><>自 20.6.2025 起< / >< / table>

汇率

Prosus (NL) ◆○< / td><>37,96< / ><>-0,80< / ><>63,58< / ><>36,35< / ><>83,00< / ><>-< / ><>8,34< / >< / tr><><>Relx (GB) ◦< / ><>31,12< / ><>1,83< / ><>40,98< / ><>23,44< / ><>54,38< / ><>0,68 GBP< / ><>18,20< / >< / ><><>Richemont (CH) ◦< / ><>203,20< / ><>2,03< / ><>215,30< / ><>140,40< / ><>109,24< / ><>4,30 CHF< / ><>26,78< / >< / ><><>Rio Tinto (GB) ◦< / ><>89,39< / ><>-0,18< / ><>95,90< / ><>52,50< / ><>112,20< / ><>3,00 GBP< / ><>12,22< / >< / ><><>Roche PS (CH) ◦< / ><>391,70< / ><>-0,32< / ><>411,60< / ><>270,20< / ><>275,19< / ><>19,60 CHF< / ><>18,02< / >< / ><><>Rolls-Royce Grp. (GB) ◦< / ><>18,16< / ><>0,10< / ><>18,74< / ><>11,50< / ><>151,17< / ><>0,10 GBP< / ><>44,61< / >< / ><><>Safran (FR)

◆○< / ><>349,70< / ><>1,95< / ><>366,00< / ><>264,00< / ><>146,30< / ><>3,35< / ><>32,17< / >< / ><><>Saint Gobain (FR) ◆< / ><>79,42< / ><>-3,52< / ><>95,50< / ><>66,12< / ><>39,30< / ><>2,30< / ><>12,35< / >< / ><><>Sanofi (FR) ◆○< / ><>76,95< / ><>-1,67< / ><>90,46< / ><>71,72< / ><>92,94< / ><>4,12< / ><>8,77< / >< / ><><>Schneider Electric (FR) ◆○< / ><>298,00< / ><>-0,33< / ><>311,75< / ><>209,00< / ><>172,42< / ><>4,20< / ><>28,79< / >< / ><><>Shell (GB) ◦< / ><>38,85< / ><>-0,72< / ><>41,28< / ><>29,54< / ><>216,07< / ><>0,93< / ><>9,69< / >< / ><><>TotalEnergies (FR) ◆○< / ><>75,00< / ><>-0,28< / ><>81,42< / ><>49,46< / ><>171,12< / ><>3,40< / ><>7,30< / >< / ><><>UBS (CH) ◦< / ><>46,16< / ><>-1,05< / ><>47,98< / ><>31,14< / ><>151,30< / ><>1,10

USD< / ><>15,23< / >< / ><><>UniCredit (IT) ◆○< / ><>83,43< / ><>-3,06< / ><>86,07< / ><>57,10< / ><>129,96< / ><>3,15< / ><>11,08< / >< / ><><>Unilever PLC (GB) ◦< / ><>55,21< / ><>-1,36< / ><>63,27< / ><>47,00< / ><>120,41< / ><>1,24 GBP< / ><>19,04< / >< / ><><>Vinci (FR) ◆○< / ><>116,30< / ><>-2,76< / ><>143,00< / ><>112,95< / ><>68,27< / ><>5,00< / ><>11,92< / >< / ><><>Wolters Kluwer (NL) ◦< / ><>69,16< / ><>0,55< / ><>116,75< / ><>55,00< / ><>16,08< / ><>2,52< / ><>11,38< / >< / ><><>Zurich Insurance (CH) ◦< / ><>629,60< / ><>-1,16< / ><>681,20< / ><>573,40< / ><>95,21< / ><>30,00 CHF< / ><>14,65< / >< / table>

指数 / 收益率

<><>< / ><>27.8< / ><>26.8< / >< / ><><>联邦债券期货，近月合约< / ><>123,74< / ><>124,05< / >< / ><><>债券指数 (REX)< / ><>121,81< / ><>122,01< / >< / ><><>流通收益率< / ><>3,21< / ><>3,16< / >< / ><><>德国10年期国债< / ><>3,25< / ><>3,23< / >< / ><><>美国10年期国债< / ><>4,66< / ><>4,65< / >< / ><><>英国10年期国债< / ><>5,30< / >< / ><><>日本10年期国债< / ><>2,89< / ><>2,88< / >< / ><><>瑞士10年期国债< / ><>0,37< / ><>0,36< / >< / table>

27.8.2026国家 / 地区< / td>< colspan="2">外汇1)< / ><>参考汇率< / >< / tr><><>买入价< / ><>卖出价< / ><>EZB< / >< / ><><>澳大利亚< / ><>1,6112< / ><>1,6312< / ><>1,6196< / >< / ><><>巴西< / ><>5,7325< / ><>6,0325< / ><>5,9879< / >< / ><><>中国< / ><>7,7722< / ><>7,8722< / ><>7,8258< / >< / ><><>丹麦< / ><>7,4543< / ><>7,4943< / ><>7,4747< / >< / ><><>英国< / ><>0,8552< / ><>0,8592< / ><>0,8574< / >< / ><><>香港< / ><>9,0735< / ><>9,1735< / ><>9,1282< / >< / ><><>日本< / ><>185,38< / ><>185,86< / ><>185,61< / >< / ><><>加拿大< / ><>1,6096< / ><>1,6216< / ><>1,6151< / >< / ><><>新西兰< / ><>1,9469< / ><>1,9709< / ><>1,9566< / >< / ><><>挪威< / ><>10,8545< / ><>10,9025< / ><>10,8770< / >< / ><><>波兰< / ><>4,3055< / ><>4,3535< / ><>4,3268< / >< / ><><>瑞典< / ><>11,0670< / ><>11,1150< / ><>11,0835< / >< / ><><>瑞士< / ><>0,9360< / ><>0,9400< / ><>0,9376< / >< / ><><>南非< / ><>18,5169< / ><>18,7569< / ><>18,6155< / >< / ><><>捷克< / ><>23,9460< / ><>24,3460< / ><>24,1390< / >< / ><><>土耳其< / ><>55,9525< / ><>56,0925< / ><>56,0483< / >< / ><><>匈牙利< / ><>361,94< / ><>367,14< / ><>363,95< / >< / ><><>美国< / ><>1,1609< / ><>1,1669< / ><>1,1645< / >< / table>

<><>锌 (LME) $ / t< / ><>4115,75< / ><>0,21< / >< / ><><>铅 (LME) $ / t< / ><>1880,14< / ><>0,76< / >< / ><><>锡 (LME) $ / t< / ><>54,994,00< / ><>-0,55< / >< / ><><>铝 hg (LME) $ / t< / ><>3229,48< / ><>0,06< / >< / ><><>小麦 (Matif) € / t< / ><>247,75< / ><>1,02< / >< / ><><>大豆 (CME) $-Cts / bu< / ><>1263,50< / ><>-0,20< / >< / ><><>玉米 (CME) $-Cts / bu< / ><>531,50< / ><>-0,93< / >< / ><><>咖啡 (ICE) $-Cts / lb< / ><>311,40< / ><>-3,34< / >< / ><><>可可 (ICE) $ / t< / ><>6233,00< / ><>6,89< / >< / ><><>糖 (ICE) $-Cts / lb< / ><>18,22< / ><>3,58< / >< / table>

原材料

<><>< / ><>27.8.< / ><>变动 %< / >< / ><><>布伦特原油 (ICE) $ / 桶< / ><>89,73< / ><>2,15< / >< / ><><>WTI原油 (Nymex) $ / 桶< / ><>83,63< / ><>1,70< / >< / ><><>取暖油 (Nymex) $ / 加仑< / ><>4,1649< / ><>0,47< / >< / ><><>黄金 ($ / uz)< / ><>4605,04< / ><>0,16< / >< / ><><>铂金 (Nymex) $ / toz< / ><>1855,00< / ><>0,57< / >< / ><><>白银 (Comex) $ / toz< / ><>69,32< / ><>1,90< / >< / ><><>钯金 (Nymex) $ / toz< / ><>1359,50< / ><>2,51< / >< / ><><>铜 (LME) $ / t< / ><>14.453,90< / ><>-0,49< / >< / ><><>镍 (LME) $ / t< / ><>16.723,71< / ><>-1,01< / >< / table>

金币与金条 黄金 (\$ / uz)

[...OMITTED...]

EuroFlex< / td><>€< / ><>42,94< / ><>42,51< / ><>+0,85< / ><>+1,60< / ><>+11,49< / ><>DE0009757484< / >< / tr><><>EuroInvest A< / ><>€< / ><>165,17< / ><>157,30< / ><>+17,63< / ><>+28,48< / ><>+87,61< / ><>DE0009754333< / >< / ><><>EuroKapital< / ><>€< / ><>73,57< / ><>70,07< / ><>+7,11< / ><>+12,87< / ><>+47,55< / ><>DE0009757468< / >< / ><><>EuroRent A< / ><>€< / ><>28,50< / ><>27,54< / ><>+0,29< / ><>+0,97< / ><>+11,68< / ><>DE0009757443< / >< / ><><>GlobalAktien< / ><>€< / ><>90,39< / ><>86,09< / ><>+14,50< / ><>+22,36< / ><>+76,66< / ><>DE000A2PPJZ8< / >< / ><><>GlobalBalance DF< / ><>€< / ><>91,21< / ><>87,70< / ><>+6,12< / ><>+11,30< / ><>+33,41< / ><>DE0009782763< / >< / ><><>GlobalChance DF< / ><>€< / ><>114,14< / ><>108,70< / ><>+11,66< / ><>+18,16< / ><>+50,16< / ><>DE0009782789< / >< / ><><>ProInvest< / ><>€< / ><>335,14< / ><>319,18< / ><>+6,79< / ><>+8,68< / ><>+71,93< / ><>DE0009754119< / >< / ><><>ReturnSelect A< / ><>€< / ><>59,67< / ><>57,93< / ><>+3,06< / ><>+5,15< / ><>+18,65< / ><>DE000A0RFJ25< / >< / ><><>VermAnlage Komfort< / ><>€< / ><>71,85< / ><>69,42< / ><>+5,01< / ><>+8,92< / ><>+27,18< / ><>DE000A1JJJP7< / >< / ><><>VermAnlage Ret A*< / ><>€< / ><>91,96< / ><>88,42< / ><>+5,44< / ><>+11,19< / ><>+35,86< / ><>DE000A1JJJR3< / >< / table>

投资金的税率为 0 %。白银、铂金和钯金需缴纳 19 % 的增值税。例外情况是银币，如果它们是从非欧盟国家进口的，则适用差额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增值税仅针对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额征收。

<><>钱币< / ><>买入< / ><>卖出< / >< / ><><>黄金< / ><>27.8.< / >< / ><><>20 马克< / ><>888,20< / ><>945,90< / >< / ><><>1 / 2 盎司 不列颠尼亚< / ><>1915,5< / ><>2133,5< / >< / ><><>1 / 4 盎司 不列颠尼亚< / ><>957,50< / ><>1087,0< / >< / ><><>20 奥地利克朗< / ><>742,60< / ><>782,00< / >< / ><><>1 奥地利杜卡特< / ><>423,00< / ><>456,00< / >< / ><><>20 法郎 Vreneli< / ><>719,40< / ><>766,50< / >< / ><><>10 卢布 彻尔沃尼克< / ><>959,10< / ><>1023,0< / >< / ><><>1 盎司 克鲁格金币< / ><>3831,0< / ><>4010,0< / >< / ><><>1 / 2 盎司 克鲁格金币< / ><>1915,5< / ><>2133,5< / >< / ><><>1 / 10 盎司 克鲁格金币< / ><>383,00< / ><>440,80< / >< / ><><>2 兰特< / ><>899,30< / ><>938,50< / >< / ><><>1 盎司 美国鹰扬< / ><>3831,0< / ><>4062,0< / >< / ><><>1 / 2 盎司 美国鹰扬< / ><>1915,5< / ><>2184,7< / >< / ><><>1 / 4 盎司 美国鹰扬< / ><>957,50< / ><>1113,1< / >< / ><><>1 / 2 盎司 枫叶金币< / ><>1915,5< / ><>2133,5< / >< / table>

道琼斯

<>< colspan="3">铂金 / 钯金< / >< / ><><>1 盎司 枫叶铂金< / ><>1373,0< / ><>2068,2< / >< / ><>< colspan="3">金条 / 银条< / >< / ><><>10 克 黄金< / ><>1225,5< / ><>1332,5< / >< / ><><>1 盎司 黄金< / ><>3831,0< / ><>4068,8< / >< / ><><>100 克 黄金< / ><>12.256,0< / ><>13.177,5< / >< / ><><>1 千克 黄金< / ><>123.693,0< / ><>129.825,0< / >< / ><><>1 盎司 白银< / ><>55,30< / ><>86,95< / >< / ><><>500 克 白银< / ><>889,00< / ><>1230,9< / >< / ><><>1 千克 白银< / ><>1778,5< / ><>2430,1< / >< / ><><>1 盎司 钯金< / ><>1080,0< / ><>1618,4< / >< / table>

来源：Degussa 金融交易终端客户价格。 原油（布伦特，\$ /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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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2026< / td>< rowspan="2">纽约收盘价< / >< ="2">较前一日 ± %<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 (十亿美元)< / >< ="2">股息< / >< ="2">2026年市盈率< / >< ="2">法兰克福收盘价< / >< / tr><><>最高< / ><>最低< / >< / ><><>3M< / ><>178,83< / ><>-0,65< / ><>184,90< / ><>139,34< / ><>92< / ><>2,92< / ><>21< / ><>153,15< / >< / ><><>Alphabet Inc. A< / ><>340,65< / ><>-0,39< / ><>408,61< / ><>206,20< / ><>1999< / ><>0,83< / ><>24< / ><>292,20< / >< / ><><>Amazon.com< / ><>256,20< / ><>-1,57< / ><>287,20< / ><>196,00< / ><>2763< / ><>—< / ><>29< / ><>220,65< / >< / ><><>美国快递 (American Express)< / ><>334,16< / ><>-0,59< / ><>387,49< / ><>290,97< / ><>226< / ><>3,28< / ><>19< / ><>288,00< / >< / ><><>安进 (Amgen)< / ><>436,93< / ><>-0,77< / ><>447,03< / ><>269,77< / ><>236< / ><>9,66< / ><>20< / ><>373,40< / >< / ><><>苹果公司 (Apple Inc.)< / ><>314,54< / ><>0,35< / ><>344,57< / ><>225,95< / ><>4590< / ><>1,06< / ><>38< / ><>269,45< / >< / ><><>波音 (Boeing)< / ><>209,89< / ><>-1,04< / ><>254,35< / ><>176,77< / ><>166< / ><>—< / ><>< / ><>180,66< / >< / ><><>卡特彼勒 (Caterpillar)< / ><>817,00< / ><>-0,60< / ><>1073,5< / ><>410,52< / ><>376< / ><>5,84< / ><>33< / ><>701,40< / >< / ><><>雪佛龙公司 (Chevron Corp.)< / ><>199,77< / ><>-0,22< / ><>214,71< / ><>146,49< / ><>395< / ><>6,84< / ><>14< / ><>171,30< / >< / ><><>思科系统 (Cisco Systems)< / ><>112,15< / ><>-0,19< / ><>130,37< / ><>66,13< / ><>442< / ><>1,67< / ><>27< / ><>96,00< / >< / ><><>可口可乐 (Coca-Cola)< / ><>89,06< / ><>-1,13< / ><>92,49< / ><>65,35< / ><>383< / ><>2,04< / ><>28< / ><>77,01< / >< / ><><>迪士尼公司 (Disney Co.)< / ><>106,82< / ><>-2,56< / ><>119,78< / ><>92,19< / ><>184< / ><>1,25< / ><>16< / ><>92,74< / >< / ><><>高盛 (Goldman Sachs)< / ><>1040,9< / ><>0,04< / ><>1154,0< / ><>721,16< / ><>303< / ><>14,00< / ><>15< / ><>895,00< / >< / ><><>家得宝 (Home Depot)< / ><>328,61< / ><>-1,86< / ><>426,75< / ><>289,10< / ><>328< / ><>9,20< / ><>22< / ><>282,60< / >< / ><><>霍尼韦尔国际 (Honeywell Intl.)< / ><>220,39< / ><>-0,13< / ><>252,00< / ><>186,76< / ><>70< / ><>5,28< / ><>27< / ><>187,52< / >< / ><><>IBM< / ><>238,79< / ><>3,88< / ><>332,46< / ><>199,19< / ><>225< / ><>6,71< / ><>20< / ><>206,00< / >< / ><><>强生 (Johnson&Johnson)< / ><>265,77< / ><>-1,57< / ><>276,47< / ><>173,33< / ><>640< / ><>5,14< / ><>23< / ><>229,55< / >< / ><><>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 ><>354,22< / ><>-0,64< / ><>366,50< / ><>279,10< / ><>942< / ><>5,80< / ><>15< / ><>304,65< / >< / ><><>麦当劳 (McDonald's)< / ><>260,06< / ><>-2,57< / ><>341,75< / ><>259,85< / ><>184< / ><>7,17< / ><>20< / ><>223,70< / >< / ><><>默克公司 (Merck & Co.)< / ><>149,54< / ><>-2,33< / ><>156,92< / ><>77,58< / ><>369< / ><>3,28< / ><>53< / ><>130,16< / >< / ><><>微软 (Microsoft)< / ><>504,91< / ><>1,72< / ><>553,72< / ><>349,20< / ><>3749< / ><>3,64< / ><>31< / ><>433,40< / >< / ><><>耐克 (Nike)< / ><>38,44< / ><>-0,39< / ><>79,13< / ><>38,17< / ><>46< / ><>1,63< / ><>19< / ><>33,02< / >< / ><><>英伟达 (Nvidia)< / ><>227,66< / ><>8,59< / ><>236,54< / ><>164,07< / ><>5509< / ><>0,04< / ><>33< / ><>195,82< / >< / ><><>宝洁 (Procter & Gamble)< / ><>143,14< / ><>-1,28< / ><>167,24< / ><>137,62< / ><>333< / ><>4,26< / ><>20< / ><>123,48< / >< / ><><>赛富时公司 (Salesforce Inc.)< / ><>252,05< / ><>22,58< / ><>269,11< / ><>146,32< / ><>206< / ><>1,66< / ><>20< / ><>216,50< / >< / ><><>谢温 (Sherwin< / >

Williams< / td> 345,21< / ><>-0,99< / ><>377,77< / ><>289,86< / ><>84< / ><>3,16< / ><>28< / ><>298,30< / >< / tr> <>Travelers Comp.< / ><>369,33< / ><>-0,49< / ><>398,70< / ><>252,26< / ><>77< / ><>4,35< / ><>12< / ><>317,60< / >< / ><><>UnitedHealth< / ><>395,05< / ><>-1,49< / ><>461,62< / ><>255,97< / ><>355< / ><>8,73< / ><>22< / ><>339,40< / >< / ><><>VISA Inc.< / ><>379,66< / ><>-1,10< / ><>385,57< / ><>293,89< / ><>647< / ><>2,52< / ><>30< / ><>326,75< / >< / ><><>Walmart Inc.< / ><>102,63< / ><>-1,64< / ><>135,16< / ><>95,80< / ><>817< / ><>0,95< / ><>37< / ><>88,18<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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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价格以欧元计，道琼斯指数股票以美元计。Dax、M-Dax 和 S-Dax 指数成员的价格基于 Xetra 交易，“其他股票”、Euro-Stoxx-50 以及 Stoxx-Europe-50 基于法兰克福场内交易，道琼斯股票则基于美国本土交易所 —— Tec-Dax /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 成员。显示为年度、税后普通股。价格历史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股息每年支付。显示的股息为最近一次支付的欧元或当地货币股息（见股票名称后的国家代码）。ADR（美国存托凭证）的股息以美元计，KGV = 市盈率，KGV 越高，相对于年度利润而言股票越贵。日经指数（= 日本经济新闻）。

1) 汇率由 LBBW 提供；大宗商品交易场所：ICE = 洲际交易所；Nymex = 纽约商业交易所；Comex = 纽约商品交易所；CME =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LME = 伦敦金属交易所；Matif = 法国国际期货市场。* = 前一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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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span="7">Union-Investment (Lux)< / >< / ><><>FairWorldFonds< / ><>€ 60,92< / ><>59,43< / ><>+2,96< / ><>+4,82< / ><>+15,75< / ><>LU0458538880< / >< / ><><>PrivatFonds: ESG< / ><>€ 59,78< / ><>59,78< / ><>+4,60< / ><>+8,81< / ><>+26,39< / ><>LU1900195949< / >< / ><><>UniGlobal Div-netA< / ><>€ 138,97< / ><>138,97< / ><>+10,64< / ><>+12,83< / ><>+30,48< / ><>LU1570401544< / >< / ><><>Unilndustrie 4.0A< / ><>€ 113,13< / ><>108,78< / ><>+14,66< / ><>+19,76< / ><>+64,26< / ><>LU1772413420< / >< / ><><>UniOpti4< / ><>€ 99,39< / ><>99,39< / ><>+1,14< / ><>+1,77< / ><>+8,85< / ><>LU0262776809< / >< / ><><>UniRak ESG A< / ><>€ 109,23< / ><>106,05< / ><>+5,90< / ><>+7,32< / ><>+27,23< / ><>LU0718558488< / >< / ><><>UniRak ESG net A< / ><>€ 103,41< / ><>103,41< / ><>+5,66< / ><>+6,95< / ><>+25,90< / ><>LU0718558728< / >< / ><><>UniRak Kon.ESG A< / ><>€ 114,40< / ><>112,16< / ><>+2,42< / ><>+3,22< / ><>+15,89< / ><>LU1572731245< / >< / ><><>UniRak KonESG netA< / ><>€ 110,38< / ><>110,38< / ><>+2,18< / ><>+2,85< / ><>+14,68< / ><>LU1572731591< / >< / ><><>UniSec. High Tech.< / ><>€ 402,12< / ><>386,65< / ><>+25,30< / ><>+36,89< / ><>+117,54< / ><>LU0101441672< / >< / table>

Union-Investment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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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lmmo:Dt.< / td><>€< / ><>96,54< / ><>91,94< / ><>+1,23< / ><>+1,01< / ><>+4,67< / ><>DE0009805507< / >< / tr><><>Unilmmo:Europa< / ><>€< / ><>48,45< / ><>46,14< / ><>-4,65< / ><>-8,59< / ><>-10,45< / ><>DE0009805515< / >< / ><><>Unilmmo:Global*< / ><>€< / ><>41,37< / ><>39,40< / ><>-1,07< / ><>-8,41< / ><>-13,71< / ><>DE0009805556< / >< / table>

货币：€ = 欧元，\$ = 美元，£ = 英镑，CHF = 瑞士法郎，¥ = 日元。发行价：指定日基金份额的发行价格。回购价：指定日基金份额的回购价格。ISIN：基金的国际证券识别码。年初至今业绩 (Performance YTD)：自年初以来的价值增长。一年业绩 (Performance 1J.)：一年的价值增长。三年业绩 (Performance 3J.)：三年的价值增长。*：价格等数据为前一日或最近可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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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欧元用于广告

德国联邦国防军投入的宣传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这是否真的能吸引到所需的后备人才？

在街角面包店的一次光顾中——迷彩包装的面包袋上印着一句口号：“将职业装袋”。下方写着：“加入部队。为了你。为了所有人。”并附有一个小的二维码。显然，联邦国防军确实急需人员。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向《南德意志报》证实，包括这个面包袋在内的广告宣传，是欧洲安全政治局势变化的结果。德国必须能够更好地进行防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特别努力，以激发潜在后备目标群体对雇主联邦国防军及其在培训、职业路径和文职生涯方面多样化方案的兴趣”。

最新的人员编制显示，目前约有 187 000 名现役男女士兵。到 2030 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应增长至 260 000 人。这些人从哪里来？国防部今年为“外部安全”预拨了 1080 亿欧元。这笔预算中也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后备人才招聘，金额为 7.05亿欧元，是 2022 年的两倍。这是一笔巨款。联邦国防军利用这笔钱尝试了各种手段：广播和电视广告、Youtube 和 Tiktok 系列剧集，以及海报或横幅。

在名为《探索者——联邦国防军公路旅行》的系列剧中，四名内容创作者驾驶露营车穿梭于德国各地。 照片：联邦国防军

最近甚至还使用了明信片。但这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满意。2026 年 5 月中旬，拥有德国国籍的青少年在信箱中收到了一封参加“联邦国防军日”的邀请函。联邦国防军是如何获得所有德国青少年的私人地址的？是通过地方户政登记处。根据新的《兵役现代化法》，如果父母不同意提供子女的姓名和地址，现在已无法提出异议。在《南德意志报》询问时，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拒绝就相关批评发表评论，并提到作为联邦政府的一部分，必须遵守“数据保护法规定”。

此外，广告在内容上如何推销兵役，多年来也一直引发批评。例如，2024 年的海报以《使命召唤》（Call of Duty）的视觉风格推销战争任务（“没有比这更开放的世界了”、“最强的多人模式！”）。而 Tiktok 频道“联邦国防军职业”则辅以生存技巧、迷因（Memes）以及迷彩面部涂装的化妆技巧。该频道还播出了系列剧《探索者——联邦国防军公路旅行》，其中四名内容创作者驾驶露营车穿梭于德国，以完成军事风格的挑战。青少年通过抽奖活动和参与剧集决赛而被吸引。为了不遗漏任何平台，还额外开发了一个带有内置游戏的 Snapchat 滤镜。三颗红心象征着为了获得最高分而可以尝试的次数。三条命，但在真实的军队中只有一条命。

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这些活动的目标群体是“处于职业定向阶段的 17 至 25 岁人群”。最新的宣传活动则采取了不同的基调：制作成本约一千万欧元的系列剧《兵役一代》描绘了一幅较为真实的兵役图景：凌晨四点起床，长途行军，严格的命令。

起初，传统的招募工作似乎明显在增加：与去年同期相比，申请人数增长了 26%。这些数字涵盖了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军事职业生涯。在年初发出的近 380 000 份询问年轻人服役意愿的调查问卷中，每五个男性中就有一个以上表示有兴趣。但从这里开始，人数逐渐减少：在反馈结果中，仅产生了约 2600 次体检和选拔程序，最终只有 870 名志愿者被确定计划于 2026 年入伍。

军队如何解释这一失败？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广告与申请之间的直接联系“只能在有限程度上被确定”。在广告活动播出与收到申请之间隔着数周时间，期间“个人生活情况、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变化、人口发展”或安全政治局势早已产生了影响。最终，最多只能得出一种“潜在的或部分的相关性”。

在申请人数增加的同时，拒绝服兵役的人数也在增加：2026 年上半年，联邦国防军收到的此类申请数量超过了去年全年。国防部发言人将这些数字部分归因于公众对服役关注度的提高。但与强制征兵时期相比，这一数字仍然较低，2010 年的拒绝申请人数还约为 131000。

实际问题可能无法仅靠联邦国防军每年支付 7.05亿欧元的广告费来解决。希尔德斯海姆大学和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研究团队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了这一代人有时真正关注的问题：年轻人觉得自己在围绕征兵的政治决策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参与，而那些本就难以界定的支持或反对立场则退居其次。受访者的态度从感到不堪重负和压力增加，到希望以安全之名承担责任不等。

与此同时，年轻人对政治的信任度在下降，大多数人坚信政治家们并不了解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根据这项调查，他们希望的是一场与他们认真进行的政治讨论。对于联邦国防军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好消息：讨论是不花钱的。内勒-索菲·魏曼（Nele-Sophie Weimann）

漫画家汉斯·特拉克斯勒（Hans Traxler）2009 年在法兰克福的公寓中。 照片：IMAGO / EPD

“梨”的发明者

他是讽刺杂志《Titanic》的共同创始人，并揭露了“关于韩塞尔与格蕾特的真相”：伟大的漫画家、绘图员和文字艺术家汉斯·特拉克斯勒（Hans Traxler）在 97 岁时去世。

作者：马蒂娜·克诺本 (Martina Knoben)

在被问到画作中的幽默感是如何产生时，汉斯·特拉克斯勒曾向本报解释说，这是“非常轻柔地”发生的。幽默并非产生于“那些长着大鼻子和凸出眼睛的滑稽人物，而是产生于某种滑稽，或者至少是令人不安、困惑、某种程度上古怪的情境”。

温柔与颠覆，在他身上结合得恰到好处。他用尿黄色为一名拿着手杖、拎着公文包、戴着帽子的愤怒老人着色，老人对着一名披着毯子、戴着羊毛帽和手套躺在街上的流浪汉大吼道：“我也想过得像你这么好！”而在《神奇的法棍增殖（如果耶稣出生在尼斯的话）》中，一个带有光环的耶稣向一群戴着贝雷帽的男女分发棍形面包。

1963 年，特拉克斯勒凭借一部名为《关于韩塞尔与格蕾特的真相》的伪造童话研究而名声大噪，这其实是一个恶作剧。在书中，虚构的童话考古学家格奥尔格·奥塞格（Georg Ossegg）发现了证据，证明格林兄弟的童话是基于真实事件的。据称，孩子们韩塞尔和格蕾特生活在 17 世纪施佩萨尔特（Spessart）的一个村庄里，为了获得纽伦堡姜饼的秘密配方，他们谋杀了一名叫作

卡塔琳娜·施拉德林（Katharina Schraderin）的女人。奥塞格还推测，格林兄弟为了不破坏其童话素材，故意隐瞒了这起残忍的抢劫谋杀案。这本书被视为文学史上的轰动之作，迅速成为畅销书，直到特拉克斯勒揭露这一切其实是一个恶作剧和假新闻，是对某些文学研究或民俗学研究中那种极度严肃态度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模仿。

特拉克斯勒于 1929 年 5 月 21 日出生在波希米亚的赫尔利希（Herrlich），父母是奥地利人。他曾讲述，他的家庭成员就很喜欢绘画，他的祖父和一位叔叔都是优秀的绘图员。在他 2019 年出版的《妈妈，为什么我不是一只鸡？》一书中，当时 90 岁的

赫尔穆特·科尔被描绘成“梨”，以及《伟大的戈尔比》：在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Fürstenfeldbruck）的一次展览上的汉斯·特拉克斯勒著作。 照片：约翰内斯·西蒙 (JOHANNES SIMON)

特拉克斯勒描述了青少年时期的场景。14 岁时，他进入了一个“军事预备营”并“学习战争”，他将这段使用实弹、手榴弹和刺刀的训练描述为如此。或许，特拉克斯勒在那里也“学会”了对权威的尖刻审视，这成为了他后来许多作品的标志。

在凭借运气和一定的反抗精神幸存于战争之后，特拉克斯勒来到了雷根斯堡。在那里，学院教授马克斯·盖尔（Max Geyer）用解剖图和其他练习折磨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但这成了很好的锻炼。1951 年，特拉克斯勒前往法兰克福，并一直居住在那里直到去世。从 1954 年起，他在施泰德尔学校（Städelschule）学习绘画和石版画，并为讽刺杂志《Pardon》工作。他与罗伯特·格恩哈特（Robert Gernhardt）、埃克哈德·亨沙伊德（Eckhard Henscheid）、F.W. 伯恩斯坦（F.W. Bernstein）、F.K. 韦希特（F.K. Waechter）和克洛德维格·波特（Chlodwig Poth）——他们全部是《Pardon》的作者和绘图员——共同组成了“新法兰克福学派”。这个艺术团体的天才荒诞主义，对德国幽默的贡献可能比所有的狂欢节会议和滑稽诗人加起来还要多。特拉克斯勒还为“新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格言——F.W. 伯恩斯坦的两行诗——创作了著名的插图：“麋鹿最严厉的批评者 / 以前自己也是麋鹿。”特拉克斯勒给麋鹿穿上了优雅的大衣，戴上了帽子和彩色的鹿角。伪善被描绘成一种普遍现象。

他能从人类的缺陷中挖掘出幽默——即便面对死亡亦然

1979年，特拉克勒（Traxler）与其他前《宽恕》（Pardon）杂志的作者共同创办了“终极讽刺杂志”《泰坦尼克》（Titanic）。这本毫无顾忌的幽默刊物（例如1989年11月那幅带有“区域加比”及其“第一根香蕉”的封面图而闻名）曾一度出现在每一个左翼替代主义者的合租房厕所里。特拉克勒还在《时代杂志》（Zeit-Magazin）发表系列作品，曾为《法兰克福汇报》（FAZ）和《南德意志报》工作，为从席勒到摩根施特恩的文本绘制插图，并撰写儿童读物。凭借其庞大且精彩的作品集，他多次获奖，其中包括德国漫画奖、威廉·布什奖和宗德曼奖。

但他最持久的发明或许是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讽刺为“梨子”，这是他与彼得·克诺尔（Peter Knorr）共同为《泰坦尼克》杂志创作的。在1982年出版的《梨子——总理之书》中，克诺尔和他再次详细描述了“年轻的梨子如何应对世界，如何满怀善意地想要消除所有左翼、所有糟糕的事物以及那邪恶、邪恶的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滑稽纠葛、进入政坛的道路，并最终获得梦寐以求的职位”，书封上如此写道。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戏谑并将其荒诞化，科尔及其沉闷的总理岁月变得稍微容易忍受了一点。

特拉克勒的幽默可以带来慰藉。他能从人类的缺陷、平庸、虚荣和伪善，甚至微小的残酷中挖掘出幽默。即便面对死亡也是如此。在《最后遗愿》中，死神拜访了一位绘图员，但后者首先将其拒之门外：“听着，灰骨头先生，请到后面排队去！”他指向一排等待者，其中包括一名作为国家代表的国王和一名教会代表的牧师。“你得耐心等一会儿，”绘图员继续说道，“因为我还欠了些债……”

汉斯·特拉克勒本人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创作力，即便在晚年也是如此。法兰克福漫画博物馆（Caricatura-Museum Frankfurt）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周三代表该艺术家的家属宣布，汉斯·特拉克勒于8月24日在法兰克福去世，享年97岁。

带着红酒与意面的侦探

21年来，安德烈亚斯·霍佩（Andreas Hoppe）在路德维希港版的《犯罪现场》（Tatort）中饰演马里奥·科珀（Mario Kopper）警督——并将意大利式的生活方式带入了这部侦探剧。如今，他以66岁之龄离世。

在他告别《犯罪现场》之际，2018年推出了一集完全为他量身定制的剧集。剧名简短有力，就叫作《科珀》，这就足够了。这个名字代表了一个品牌——一个刚毅的人物，在视觉和性格上都从众多公共广播电台的刑事侦探中脱颖而出。这种独特的意大利风情，在安德烈亚斯·霍佩饰演马里奥·科珀警督的总共57集路德维希港《犯罪现场》中留下了印记。

考珀警官曾深受观众喜爱，被 SWR 强推的离场令人遗憾

这位考珀是半个意大利人，有一位西西里母亲，因此并不排斥意面。他还对帽子，乃至整个时尚领域有着敏锐的触觉。他留着齐肩的乱发，喜欢将太阳镜架在头上，并且热爱意大利汽车，开着菲亚特（Fiat）和古齐（Moto Guzzi）摩托车。21 年间，从 1996 年到 2018 年，他一直与同事莱娜·奥登塔尔（Lena Odenthal，由乌尔里克·福尔克茨饰演）共同破案——直到最后一集，这位警官被一名旧同学诱骗落入西西里黑手党之手，深陷其中，最终被开除警职。

从此，莱娜·奥登塔尔迎来了一位年轻且严厉的搭档约汉娜·斯特恩（Johanna Stern，由丽莎·比特饰演），而不再有一个像“超级马里奥”一样的人，在夜晚的厨房餐桌旁用意面、红酒和他宽广的胸怀来接纳她。奥登塔尔和那个脾气古怪但心地善良的考珀甚至曾一度住在同一个合租房里。这在两个角色之间，以及他们与观众之间，建立起了一段美好的友谊。考珀曾深受观众喜爱，被 SWR 强推的离场令人遗憾。

与剧中的角色不同，安德烈亚斯·霍佩（Andreas Hoppe）并非意大利人。他甚至不是半个或四分之一的意大利人，而是一个柏林人。作为一名理发师和工厂工程师的儿子，他出生于 1960 年 6 月 1 日，在舍讷贝格（Schöneberg）和滕佩尔霍夫（Tempelhof）区长大。身高 1.93 米的霍佩在 1982 年至 1986 年期间于汉诺威音乐戏剧学院完成了表演学习，且与乌尔里克·福尔克茨在同一个班级。九十年代中期，福尔克茨推荐他担任《犯罪现场》（Tatort）中她的新助手，这便始于案件“寒冷的死亡”。此前，霍佩也参与了大量戏剧演出，例如 1992 年至 1995 年在柏林 Grips 剧院的演出。

安德烈亚斯·霍佩在 2017 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 照片：UWE ZUCCHI / DPA

在退出《犯罪现场》后，霍佩在《梦幻邮轮》（Das Traumschiff）、《罗莎蒙德·皮尔彻》（Rosamunde Pilcher）以及多集《特警》（Soko）等剧集中出演。在私生活中，这位演员也像他的角色考珀一样是个享乐主义者，非常关注美食和健康饮食。除了在柏林夏洛滕堡的公寓外，他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拥有一个自己的农场。他销售苹果原汁，制作蔬菜腌制品，并于 2009 年出版了关于区域性食品饮食的书籍《独处黄瓜之中》（Allein unter Gurken）。2017 年，受考珀这一角色的启发，他出版了一本西西里食谱。霍佩还积极致力于环境和自然保护，例如担任狼类大使或米里茨熊林（Bärenwald Müritz）的大使。在《希望与狼》（Die Hoffnung und der Wolf，2019 年）一书中，他探讨了人类与动物共存的可能性。

据近日获悉，这位演员已于 8 月 17 日完全出乎意料地去世。他享年 66 岁。 克里斯蒂娜·德塞尔（Christine Dössel）

第一频道 (Das Erste)

5.00 对比 (Kontraste) 5.30 ARD早间杂志 (ARD-Morgenmagazin) 9.00 今日新闻 (Tagesschau) 9.05 《没有斯塔勒的休伯特》(Hubert ohne Staller)。 一名行人愤怒了 9.55 《北方的谋杀》(Morden im Norden)。爆炸物 10.40 今日新闻 (Tagesschau) 10.45 日常生活大师 (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问与答》(Gefragt – Gejagt) 节目 12.00 午间杂志 (Mittagsmagazin) 14.00 今日新闻 () 新闻 14.10 《红玫瑰》(Rote Rosen) 电视连续剧 15.00 今日新闻 () 新闻 15.10 《爱的风暴》(Sturm der Liebe) 电视连续剧 16.00 今日新闻 () 新闻 16.10 《大象、老虎及其他》(Elefant, Tiger & Co.) 17.00 今日新闻 () 新闻 17.15 《至关重要》(Brisant) 杂志 18.00 《问与答》(Gefragt – Gejagt) 节目 18.50 《知识竞赛奥林匹克》(Quizduell-Olymp) 节目 19.45 八点前体育新闻 (Sportschau vor acht) 19.50 八点前天气预报 (Wetter vor acht) 19.55 八点前经济新闻 (Wirtschaft vor acht) 20.00 今日新闻 ()

20.15 《爱需要大海》(Liebe braucht Meer) 电视喜剧，德国 2026。主演：Morgane Ferru, Morgane Ferru, David Vormweg, Margarita Broich, Morgane Ferru, David Vormweg, David Vormweg。导演：Tine Rogoll。年轻的律师 Lissi 为拯救一家牡蛎养殖场而奋斗，并思考自己可以信任谁。 21.45 今日话题 (Tagesthemen) 22.20 《博登湖华盛顿邮报》(WaPo Bodensee) 《原始女孩》(Paleo Girl)。犯罪剧集。主演：Floriane Daniel, Floriane Daniel, Tim Wilde, Wendy Güntensperger。寻找一名失踪的伪石器时代研究者的过程，将警员们带入了一个关于网站、点击量和粉丝的世界，面对的是极客和激烈的竞争对手。随后事态开始失控。

23.10 体育新闻 (Sportschau) 足球：德甲联赛， 第 1 轮，拜仁慕尼黑 – 斯图加特 VfB；德乙联赛，第 3 轮。主持：Malte Völz

23.55 《出卖性爱》(Selling Sex) (1-5 / 6) 第一份工作 / 速度上的性感绿巨人 / 仅仅观看是不够的 / 用性换钱或用钱换性 / 失望 / 抉择。剧情剧集。主演：Ella Morgen

2.50 《爱需要大海》(Liebe braucht Meer) 电视喜剧，德国 2026。主演： Morgane Ferru。导演：Tine Rogoll 4.20 《至关重要》(Bricant) 杂志

4.58 今日新闻 ()

第二公共电视台 (ZDF)

5.30 早间杂志 (Morgenmagazin) 9.00 今日快讯 (heute Xpress) 9.05 《满罐》(Volle Kanne)。杂志。主持： Carsten Rüger 10.30 《港口边缘紧急呼叫》(Notruf Hafenkante)。 Melody。犯罪剧集 11.15 《斯图加特 SOKO》。 团队。犯罪剧集 12.00 午间杂志 (Mittagsmagazin) 14.00 今日新闻 - 德国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厨房大战》(Die Küchenschlacht) 节目 15.00 今日快讯 ( Xpress) 新闻 15.05 《稀有之宝》(Bares für Rares) 杂志 16.00 今日新闻 - 欧洲 ( - in Europa) 新闻 16.10 《罗森海姆警探》(Die Rosenheim-Cops) 冷酷的伯爵夫人。犯罪剧集 17.00 今日新闻 () 新闻 17.10 《你好德国》(hallo deutschland) 杂志 18.00 《林茨 SOKO》(SOKO Linz) 标志性风格。犯罪剧集 19.00 今日新闻 () 新闻 19.20 天气预报 19.25 《贝蒂的诊断》(Bettys Diagnose) 彻底结束 完结。医院剧集

20.15 《女上司》(Die Chefin) 儿子们。犯罪剧集。主演：Katharina Böhm, Jürgen Tonkel, Jonathan Hutter。发现了一具在水中漂浮已久的年轻无名尸体。 21.15 《莱比锡 SOKO》(SOKO Leipzig) 未被听见。犯罪剧集。主演：Melanie Marschke, Amy Mußul, Johannes Hendrik Langer。Ingolf Roscher 被发现被谋杀。他是莱比锡的市议员，以暴躁的愤怒爆发而闻名。他的新婚妻子 Sofie 和继子 Matteo 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22.00 今日新闻期刊 ( journal) 22.30 今日秀特别节目 (-show spezial) 东部的正午。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前夕，Lutz van der Horst 和 Fabian Köster 捕捉当地的声音与情绪。

23.00 ZDF 夏季喜剧秀。嘉宾：Johannes Schröder, Maria Ziffy, Tony Bauer。主演：Till Reinerse

0.45 《罪与罚》(Schuld & Sühne) 阴暗的怀疑：Dorota G. 案。报道系列

1.30 《什么是德国？》(Was ist deutsch?) 移民史。纪录片

2.15 《维持世界运转之物》(Was die Welt am Laufen hält) 工作。纪录片系列

3.00 《间谍》(Spooks) – 内部叛徒。惊悚片，英国 / 德国 2015

BR

4.35 hallo deutschland（你好德国）

6.00 Dahoam is Dahoam（家就是家） 6.30 Sturm der Liebe（风中之恋） 7.20 Tele-Gym（电视健身） 7.35 Panoramabilder / Bergwetter（全景图 / 山地天气） 9.00 Tele-Gym（电视健身） 9.15 9.45 10.15 Elefant, Tiger & Co.（大象、老虎公司） 11.05 Helgoland – Insel im Sturm（黑尔戈兰岛——风暴中的岛屿） 11.50 aktiv und gesund. Magazin（活力与健康杂志） 12.20 Schnittgut. Alles aus dem Garten（剪枝。花园的一切） 12.50 In aller Freundschaft Arztserie（在友谊之中 医疗剧） 13.35 Morden im Norden Krimiserie（北方谋杀案 犯罪剧）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Show（谁知道这个？节目） 15.10 Quizduell – Olymp Show（问答决斗——奥林匹克节目） 16.00 BR24 Nachrichten（BR24 新闻） 16.15 Wir in Bayern – Das Schönste aus 2025 Magazin（我们在巴伐利亚——2025年最美瞬间 杂志） 18.00 Abendschau（晚间回顾） 18.30 BR24 Nachrichten（BR24 新闻） 19.00 Unser Land Magazin（我们的土地 杂志） 19.30 Landgasthäuser Bierschmankerl Genuss-Gipfel im Oberallgäu（乡村客栈 啤酒美食 上阿尔高美食峰会） 20.00 Tagesschau（每日新闻）

20.15 Hubert ohne Staller（没有斯塔勒的休伯特） 太迟的觉悟。犯罪剧 主演：Christian Tramitz, Michael Brandner, Katharina Müller-Elmau。在沃尔夫拉茨豪森的磨坊溪流中发现的一笔惊人的德国马克，让休伯特和吉尔维茨迅速找到了其所有者。 21.00 Hubert ohne Staller（没有斯塔勒的休伯特） 咖啡配尸体 犯罪剧。主演：Christian Tramitz 建筑大亨 Max Hofmann 冲进了休伯特和吉尔维茨的移动雷达陷阱，最终被发现时已死亡。 21.50 BR24 22.05 Auf bairisch g'lacht!（巴伐利亚式大笑！）参与者：Martin Frank, Angela Ascher, Helmut Schleich, Monika Gruber 22.50 Rosemaries Baby（罗丝玛丽的婴儿） 恐怖片，美国 1968. 主演：Mia Farrow, John Cassavetes, Ruth Gordon. 导演：Roman Polański

1.05 Swiss Army Man（瑞士军队之男） 喜剧，美国 2016. 主演：Paul Dano, Daniel Radcliffe, Mary Elizabeth Winstead. 导演：Daniel Kwan, Daniel Scheinert。被困的汉克遇到了一具看似活着的尸体曼尼。凭借曼尼奇异的能力，他们一起在荒野中生存。

2.35 Wir in Bayern – Das Schönste aus 2025 Magazin（我们在巴伐利亚——2025年最美瞬间 杂志）

3.50 Frankenschau aktuell（弗兰肯回顾最新动态）

4.50 Abendschau - bewegt Bayern heute Magazin（晚间回顾——今日巴伐利亚动态 杂志）

RTL

5.2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Spuren im Netz（CSI：追踪罪犯。网络痕迹） 6.00 Deutschland am Morgen. Magazin（德国之晨 杂志） 9.00 GZSZ. Daily Soap. Pakt mit dem Teufel. Daily Soap（好时光，坏时光。日剧。与魔鬼的契约。日剧） 9.30 Unter uns. Daily Soap（在我们之间 日剧） 10.00 Ulrich Wetzel – Strafgericht（乌尔里希·韦策尔——刑事法院） 11.00 Barbara Salesch – Strafgericht（芭芭拉·萨莱施——刑事法院） 12.00 Punkt 12 – RTL-Mittagsjournal（12点整——RTL 午间新闻） 15.00 Barbara Salesch – Strafgericht Doku-Soap（芭芭拉·萨莱施——刑事法院 纪实剧） 15.55 Ulrich Wetzel – Strafgericht（乌尔里希·韦策尔——刑事法院） 17.00 Ulrich Wetzel – Jugendgericht（乌尔里希·韦策尔——少年法院） 17.30 Unter uns Ein Frosch zum Verlieben. Daily Soap（在我们之间 一个令人心动的青蛙 日剧） 18.00 Explosiv – Magazin（爆炸性新闻 杂志） 18.30 Exclusiv – Star-Magazin（独家新闻 明星杂志） 18.45 RTL Aktuell（RTL 最新消息） 19.05 Alles was zählt Herz macht Bumm. Soap（一切都重要 心跳加速 肥皂剧） 19.40 Gute Zeiten, schlechte Zeiten Zweite Chance. Daily Soap（好时光，坏时光 第二次机会 日剧）

20.15 So klingt Deutschland – Unsere 50 beliebtesten Nummer 1-Hits（德国之声——我们最受欢迎的 50 首冠军单曲） 纯粹的音乐！通过与 Media Control 合作，对德国进行了调查：自 80 年代以来，哪些最成功的冠军单曲是绝对的最爱歌曲？结果产生了一份火热的 Top 50 榜单，充满了最伟大的冠军单曲！Sabrina Setlur, Jana Wosnitza 和 Henning Krautmacher 等明星分享了他们精彩的内部故事并沉浸在回忆中。此外，该排名节目还让来自德国的人们发表看法：南德意志人喜欢的热门歌曲与北德意志人不同吗？男性和女性的口味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哪首歌是德国无可争议的第一名？

0.35 : Miami Tunnelblick（: 迈阿密 隧道视角） 犯罪剧。主演：Khandi Alexander, David Caruso, Emily Procter 在迈阿密的一次追逐战中，一辆汽车掉进了一个突然出现的洞中。

1.25 : Miami Ihre letzte Leiche（: 迈阿密 你的最后一具尸体）犯罪剧。主演：David Caruso

2.10 : Maimi Helle Drante. Krimiserie（: 迈阿密 犯罪剧） 2.55 :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Spuren im Netz. Krimiserie（：追踪罪犯 网络痕迹 犯罪剧）

3.45 :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Mutterliebe. Krimiserie（：追踪罪犯 母爱 犯罪剧）

4.30 :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Stumme Schreie. Krimiserie（：追踪罪犯 无声的尖叫 犯罪剧）

ProSieben

5.25 B Positive 5.45 Call Me Kat 6.05 taff 7.00 Galileo 8.05 辛普森一家 8.30 伙伴 (How I Met Your Mother) 9.00 中间人 (The Middle) 9.55 少年谢尔顿 10.25 2 破产姐妹 10.55 半个男人 11.50 生活大爆炸 12.45 伙伴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0 中间人 (The Middle) 喜剧剧集 14.10 少年谢尔顿 喜剧剧集 14.35 2 破产姐妹 手工艺者与紧急情况。喜剧剧集 15.05 半个男人 16.00 生活大爆炸 周末战士 / 与史波克的梦。喜剧剧集 17.00 taff 杂志 18.00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辛普森一家 办公室里的蓝色 / 针孔球拍。动画剧集 19.05 Galileo 西瓜之王：寻找最巨大的西瓜

20.15 蝙蝠侠 (The Batman) 动作片，美国 2022. 主演：罗伯特·帕丁森，佐伊·克拉维茨，保罗·达诺。导演：马特·里夫斯。布鲁斯·韦恩化身为蝙蝠侠，在街头追捕罪犯已有两年，并深陷哥谭市的阴影世界。在由官员和名流组成的腐败网络中，他只能依靠极少数心腹，因此很快成为了唯一代表市民复仇的人。当一名杀手利用一系列虐待手段针对哥谭精英时，一条由神秘线索组成的踪迹将这位世界顶尖侦探引向地下世界，在那里他遇到了塞琳娜·凯尔（又名猫女）、奥斯瓦尔德·科波特（又名企鹅人）、卡明·法尔科内和爱德华·纳什顿（又名谜语人）。

23.55 微笑 2 – 你也看到了吗？ (Smile 2 – Siehst du es auch?) 恐怖片，美国 / 加拿大 2024. 主演：娜奥米·斯科特，罗斯玛丽·德威特 导演：帕克·芬恩。在世界巡演前夕，歌手斯凯经历了一系列可怕的事件。在被恶魔般的笑容追随且被名声压垮的情况下，她必须在生活失控之前面对自己的黑暗过去。

3.50 Inside Marvel

2.15 寂静 (The Silence) 恐怖片，德国 / 美国 2019. 主演：斯坦利·图齐，基尔南·希普卡，米兰达·奥托 3.45 ProSieben nowstime

Sat.1

10.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节目 11.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节目 12.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节目 13.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14.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15.00 巡逻中 被遗弃在路边的孩子。纪实剧 16.00 巡逻中 银行职员贝洛。纪实剧 17.00 急救电话 午休时间的心肌梗死 17.30 急救电话 护栏之下 18.00 伦森接手 卷纸后果 / 失去理智的父亲。纪实剧 19.00 乡村医生诊所 - 阳光庭院团队 结局。医疗剧 19.45 SAT.1:newstime 19.50 足球：德甲赛前预告

20.30 足球：德甲 揭幕战：拜仁慕尼黑 – 斯图加特 VfB。 来自慕尼黑。随后： 中场休息：半场分析 卫冕冠军希望有一个成功的开局。在首场比赛中，哈里·凯恩及其队友将在主场观众面前迎战斯图加特。最近几次直接对决的记录有利于今天的东道主。在最近六次交手中，慕尼黑队全部获胜。 22.25 足球：德甲 杂志。集锦。 专家：马库斯·巴贝尔， 拉尔斯·斯廷德尔。主持： 马蒂亚斯·奥普登霍费尔 拜仁慕尼黑与斯图加特 VfB 将揭开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序幕。

23.15 诱惑别墅 纪实剧 主持：维罗妮卡·普斯 一次新的诱惑迫使明星们采取激进的节约措施。 1.40 天才在侧 (Genial daneben) 节目。嘉宾：巴斯蒂安·帕斯特夫卡，克里斯·塔尔，马丁·克莱姆诺。参与者：海拉·冯·辛嫩，维加尔德·博宁 主持：雨果·埃贡·巴尔德 2.30 天才在侧 嘉宾：海拉·冯·辛嫩，维加尔德·博宁，玛吉·金斯基，奥利弗·波彻，卡罗琳·凯贝库斯 3.15 胆大三三人组 – 喜剧合租屋 4.00 胆大三三人组 – 喜剧合租屋 4.20 巡逻中 – 专家组 4.40 弗里达 – 满腔热情

[...OMITTED...]

ARTE

5.05 天空女英雄 (4 / 5)。报道系列 6.05 河川巡游 (4 / 4)。纪录片系列 6.50 世界厨房 7.20 城市 乡村 艺术 8.55 完美世界。犯罪电影，美国 1993 11.05 野地、花园与草甸 (1 / 4)。纪录片系列 12.00 晚餐时间 ... 土耳其黑海沿岸 12.30 城市 乡村 艺术 14.00 父亲之国 剧情片，德 / 比 2020 16.20 收复落基山脉 (1 / 4) 俾逊牛的新家园 / 灰熊的野生走廊 17.50 加拿大国家公园 (5 / 5) 布雷顿角高地 18.35 德国阿尔卑斯之路 —— 穿行于山峦、湖泊与城堡之间 19.20 Arte Journal 新闻 19.40 法国特大火灾 (2 / 25)

20.15 仲夏谋杀 (2 / 3) 《妮基与埃芙琳》。电视犯罪电影，瑞典 2024. 主演：亚历山德拉·拉帕波特，尼古莱·克莱夫·布罗赫，古斯塔夫·哈马斯滕。导演：马蒂亚斯·奥尔森。警察亚历山大在返回后，调查一起针对船商布鲁诺的暴力袭击案，布鲁诺随后在医院死亡。其商业伙伴罗尼以及布鲁诺妻子埃芙琳的朋友妮基被列为嫌疑人。 21.45 仲夏谋杀 (3 / 3) 《比尔吉塔》。电视犯罪电影，瑞典 2024. 主演：亚历山德拉·拉帕波特，亚历山德拉·拉帕波特，尼古莱·克莱夫·布罗赫，古斯塔夫·哈马斯滕。导演：尼克拉斯·奥尔森。警司福斯曼调查一名犯罪小说作家的谋杀案：比尔吉塔·皮克被发现中毒死在她在岛上的家中。

23.15 犯罪女王 夏洛特·林克，惊悚大师。纪录片

1.25 世界之脉 剧情片，德 / 蒙 2020. 主演：Bat- Ireedui Batmunkh, Enerel Tumen

2.55 带着指南针与智慧在公海 巴西，累西腓

3.40 28 分钟 (1 / 222) 杂志 4.29 Athleticus 动画系列

3sat

7.30 阿尔卑斯全景 8.05 阿尔卑斯全景 8.33 阿尔卑斯全景 9.00 ZIB 9.05 文化时间 9.45 nano 10.20 综述 11.10 我的 表哥，农民 11.40 以看代听 12.15 比教皇更像教皇 —— 圣庇护兄弟会 12.55 回归 心理。系列 13.20 大象 维多利亚瀑布 13.50 塞伦盖蒂 —— 来自稀树草原的野生故事 (1-5 / 6) 岩石狮子 / 火焰中的天堂 / 生存之战 / 权力之争 / 酷暑 / 觉醒。纪录片系列 18.15 爱与纽带 —— 智能手机如何危及我们的关系 纪录片 19.00 heute 新闻 19.20 文化时间 杂志 20.00 每日新闻 (Tagesschau)

20.15 跑吧，孩子跑 剧情片，德 / 法 / 波 2013. 主演：卡米尔·特卡奇，卡米尔·特卡奇，安杰伊，伊丽莎白·杜达，卡米尔，安杰伊，安杰伊。导演：佩佩·丹夸特。九岁的斯鲁利克是家中唯一能从华沙犹太区逃往附近森林的人。在那里，他必须独自生存直到战争结束。 22.00 ZIB 2 新闻 22.25 警地 (Cop Land) 犯罪电影，美国 1997. 主演：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哈维·凯特尔，雷·利奥塔。导演：詹姆斯·曼戈尔德。在虚构的小镇加里森，警长弗雷迪·赫夫林在执行公务。当当地针对一些腐败的纽约警察展开调查时，赫夫林被要求协助调查。

0.00 你还活 24 小时 动作惊悚片，南非 / 中国 / 美国 2017 主演：伊桑·霍克，许晴，保罗 ·安德森。导演：布莱恩·斯默兹。 精锐士兵特拉维斯在一次 致命枪战后，被重新唤醒 生命 24 小时。 1.30 10vor10 新闻 2.00 Reschke 电视 家族基金会 —— 富人如何 通过基金会避开国家监管转移资产 2.30 多瑙岛节 妮娜·哈特曼 3.00 多瑙岛节 芭芭拉·巴尔迪尼 3.30 成瘾潜力：球池永远 4.15 Malarina：奖杯抢劫秀 4.45 玛丽·迪奥：音乐与胡扯

Phoenix

14.30 值得了解 15.15 历史瞬间：瓦卢斯战役 / 哥伦布到达美洲 / 月球登陆 17.30 phoenix 今日 18.00 深度伪造——数字暴力后的生活 18.30 伟大的梦想——全民资金。纪录片，德国 2025 20.00 今日新闻 20.15 原子时代——地狱之火与希望：从广岛到古巴危机 / 从军备竞赛到切尔诺贝利 / 从裁军到寻找最终处置库 22.30 威利——背叛总理。纪录片，德国 2024 0.00 安全风险：同性恋——基斯林丑闻 0.45 原子时代——地狱之火与希望

ARD alpha

16.30 这值得吗？ 16.45 世界上最危险的上学路 17.30 在诺克山 18.15 国家杂志：巴伐利亚 18.45 42——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 19.09 萨米·莫尔乔在慕尼黑 19.15 气候时间 19.30 euromaxx 19.55 八点前知识——地球 20.00 今日新闻 20.15 从高山到峡湾：乘火车穿越挪威之冬 (1 / 2) 21.00 男人自立——关于 DIY 运动的报告 21.40 居家修缮者——来自德国“洞穴”的报告 22.25 自制葡萄酒——业余药房之最 22.55 洋葱切片 23.00 BR Retro: 回到舞台 0.30 那一天

NDR

13.10 挚友——年轻医生 14.00 浆果强力！——为超级浆果而行动 14.30 希德库彻的高峰季节 15.00 NDR Info 15.10 柏林警探：这座城市属于谁？犯罪剧集 16.00 Info 16.15 谁知道这个？ 17.00 Info 17.10 豹、海熊等 18.15 庄园故事 18.45 DASI 红色沙发 20.00 今日新闻 20.15 露营地冒险：在他人放松的地方工作。纪录片 21.15 蒂特延露营——公路旅行。报道系列。新季 21.45 Info 22.00 谈话节目 0.00 船长晚餐 0.30 学徒故事。纪录片真人秀

WDR

ONE

5.20 SWR3 喜剧节：卡蒂·沃尔夫 5.35 阳光灿烂 (3)。剧情剧 6.20 爱的风暴：马丁陷入压力 / 基拉很幸福 / 玛琳唱歌 / 夏洛特让朱利感到尴尬。telenovela。主演：露西·谢勒、莫里茨·蒂特尔、玛雷克·林登迈尔 9.30 丝绒 11.00 红玫瑰 12.35 挚友 14.05 阳光灿烂。剧情剧 15.35 丝绒 17.05 红玫瑰 18.40 爱的风暴 20.15 奥拉夫俱乐部 21.00 威尔逊夫人 (1-3) 23.50 讣告 (1-5)：竞赛 / 满脑子剃刀 / 牛奶 / 再见，阿尔伯特 / 减轻负担 / 驶向新彼岸。犯罪剧集

6.00 Maithink X——节目。主持人：迈·蒂·阮-金 6.30 蜜蜂玛雅 7.20 蒲公英经典 8.15 城市、乡村、美味 9.00 厨房大战 9.45 园艺专家对决 10.30 稀世珍宝 11.20 稀世珍宝 12.15 绝世侦探 15.45 新手警察 17.05 Suits：挑战 / 夜班。律师剧集 18.30 稀世珍宝。杂志 19.20 稀世珍宝 20.15 绝世侦探：沉默的证人 / 祖母绿岛。犯罪剧集 22.00 Suits：与时间赛跑 / 借来的时间。律师剧集 23.20 Chabos。喜剧剧集 0.00 致命热带。犯罪剧集 3.20 Suits

11.10 挪威的向往之路 11.55 大象、老虎等 12.45 WDR 最新消息 13.00 灵敏鼻子、追踪犬等 13.50 犀牛、斑马等 14.20 没有斯塔勒的休伯特 15.10 没有斯塔勒的休伯特 16.00 WDR 最新消息 16.15 极度危急——山地救援行动 17.00 此地今日 18.00 WDR 最新消息 18.15 2 300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地方时间 20.00 今日新闻 20.15 八种人生，一个庆典——北威州庆祝生日。纪录片 21.15 伍珀塔尔与独特的悬索铁路 21.45 WDR 最新消息 22.00 科隆聚会 0.00 女性之夜 1.00 科隆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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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Fneo

5.10 《杂货清理队》(Der Trödeltrupp)。包括：Otto 在 Ute 和 Toni 家 / Mauro 在 Oliver 和 Michaela 家 / Mauro 在 Gökhan 家 / Mauro 在 Albert, Silvio 和 Laila 家 / Sükrü 在 Johanna 家。纪实肥皂剧 13.55 《环路南医院》(Südklinik am Ring)。纪实肥皂剧 16.05 《哈茨与衷心 - 日复一日》(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班茨营房 17.05 《哈茨红金》(Hartz Rot Gold) 18.05 《哈茨与衷心 - 日复一日》(Hartz und herzlich - für ) 班茨营房 19.05 《柏林 - 日与夜》(Berlin - & Nacht) 20.15 《钢铁之心》(Herz aus Stahl)。战争创伤，美国 / 中国 / 英国 2014. 布拉德·皮特主演。导演：大卫·叶尔 22.35 《杀手 - 每个人都孤独地死去》(Hitman - Jeder stirbt alleine)。动作片，美国 / 法国 2007 0.20 16 Blocks。动作片，美国 / 德国 2006. 布鲁斯·威利斯主演。导演：理查德·多纳

7.25 《FBI：特别犯罪单元》(FBI: Special Crime Unit) 8.20 《Bull》 10.10 《海军罪案调查处》(Navy CIS) 11.05 《麦盖弗》(MacGyver)。幽灵岛。动作剧集 12.05 《FBI：特别犯罪单元》(FBI: Special Crime Unit)。陌生之心 13.00 《Castle》。潘多拉 / 触发器 14.50 《Bull》。犯罪剧集 15.50 Kabel Eins : newstime 16.00 《Bull》。真实故事。犯罪剧集 16.55 《生活大冒险》(Abenteuer Leben) 每日 17.55 《我的店，你的店 —— 专业人士来了》(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kommt) 18.55 《注意检查！》(Achtung Kontrolle!) 20.15 《海军罪案调查处：起源》(Navy CIS: Origins)。将军之子 / 我角落里的石头。犯罪剧集 22.15 《海军罪案调查处》(Navy CIS)。妥协材料 / 血色拼图 0.10 《非理性 —— 犯罪逻辑》(The Irrational – Kriminell logisch)。阿布拉卡达布拉 1.10 Kabel Eins : newstime

12.50 《山羊女孩》(Goat Girl) 13.30 《logo!》 13.40 《Floor 的规则》(Die Regeln von Floor) 14.10 《爱因斯坦城堡》(Schloss Einstein) 15.00 《Mako —— 简单的人鱼》(Mako – Einfach Meerjungfrau) 15.45 《Lena 的牧场》(Lenas Ranch) 16.30 《夏洛克·雅克》(Sherlock Yack) 16.55 《加菲猫秀》(The Garfield Show) 17.20 《蓝精灵》(Die Schlümpfe) 17.55 《魔法村的皮诺曹》(Pinocchio im Zauberdorf) 18.15 《消防员山姆》(Feuerwehrmann Sam) 18.35 《Zacki 和动物园帮》(Zacki und die Zoobande) 18.50 《我们的沙人》(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三剑客 —— 一个为所有，所有为一个》(Die drei Musketiere – Eine für alle, alle für Eine) 19.25 《logo!》 19.30 《我的 Lotta 生活 2 —— 与羊驼一起搞定》(Mein Lotta-Leben 2 – Alles Tschaka mit Alpaka)。喜剧，德国 2022. Meggy Hussong 主演 20.50 《Floor 的规则》(1 / 82)。最喜欢的夹克。儿童喜剧剧集。Elisa Beuger, Ole Kroes 主演

KiKA

RTL ZWEI

5.40 《CSI: 纽约》(CSI: NY) (3) 7.55 《: 拉斯维加斯》(: Vegas) 8.40 《: 追踪罪犯》(: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9.35 vox nachrichten 9.40 《: 拉斯维加斯》(: Vegas) (2-35) 12.20 《: 迈阿密》(: Miami) (5) 15.00 《购物女王》(Shopping Queen) 16.00 《决斗 —— 在薄纱与泪水之间》(Das Duell –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Loraine Schönau 对阵 Christian Sailler 17.00 《在薄纱与泪水之间》(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比勒费尔德，“Hey Dress“ / 韦茨拉尔，“Marie Bernal” 18.00 《初次约会 —— 两人的桌子》(First Dates – Ein Tisch für zwei) 19.00 《完美晚餐》(Das perfekte Dinner)。包括：第 5 天：Tobias，普法尔茨 20.15 《初次约会酒店》(First Dates Hotel) 22.20 《速度与激情 9》(Fast & Furious 9)。动作片，美国 / 泰国 / 加拿大 / 日本 2021. 范·迪塞尔主演 1.05 vox nachrichten 1.25 《被捕 —— 当女人杀人》(Snapped – Wenn Frauen töten)。纪实肥皂剧

谜题解答

5.20 《沃森》(Watson) (4-5)。问号病人 / 一个大胆的尝试 / 与时间的赛跑。医疗剧 7.30 《血亲》(Blue Bloods) - 纽约犯罪现场 9.45 《海军罪案调查处》(Navy CIS)。犯罪剧集 12.10 《菜鸟警察》(The Rookie)。犯罪剧集 12.55 《沃森》(Watson)。医疗剧 14.25 《S.W.A.T.》 1 15.55 《幽灵》(Ghosts) (3-5)。我看到了你没看到的东西 / 万圣节 3 和一起死亡事件 / 分而治之 17.10 《Bull》 (2-4)。犯罪剧集 19.25 《菜鸟警察》(The Rookie)。砍手 / 夜间 / 卧底。犯罪剧集 21.45 《海军罪案调查处》(Navy CIS)。致命枪击 / 好心的撒马利亚人 / 上校 0.00 《Bull》 (5)。犯罪剧集 2.10 《幽灵》(Ghosts)。喜剧剧集 2.55 《S.W.A.T.》 (2-3) 4.15 《沃森》(Watson) (5)。医疗剧

13.00 《修复店 - 没有东西是不可修复的》(Repair Shop - Kaputt gibt's nicht) (5) 14.00 《集装箱战争》(Container Wars)。纪录片系列 15.00 《马力专家 - 来自鲁尔区的更多动力》(Die PS-Profis - Mehr Power aus dem Pott) 16.00 《Axel! 闯入》(Axel! Der Einbruch)。喜剧剧集 16.30 《Axel! 音乐会》(Axel! Das Konzert)。喜剧剧集 17.00 《克劳泽管家 - 必须有秩序》(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 17.30 《克劳泽管家 - 必须有秩序》(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喜剧剧集 18.00 《Ladykracher》 19.00 《请微笑！》(Bitte Lächeln!) 特辑。综艺 19.55 足球：Socca 世界杯。德国 - 阿根廷 21.00 《芝加哥硬核典当》(Hardcore Pawn Chicago) (1)。纪录片系列 23.00 格斗运动：《格斗之夜》(Fight Night) (1)。综艺 0.25 《请微笑！》(Bitte Lächeln!) 本周回顾。综艺

V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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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1

SWR

1 6 7 4 3 5 8 9 2 9 2 3 1 8 6 5 4 7 4 5 8 9 2 7 3 1 6 5 1 2 3 7 9 4 6 8 7 9 6 2 4 8 1 3 5 3 8 4 5 6 1 2 7 9 6 4 1 8 9 2 7 5 3 2 7 5 6 1 3 9 8 4 8 3 9 7 5 4 6 2 1

HR

12.10 ARD-Buffet Spezial. 杂志 12.55 两名越山之人 (Zwei übern Berg)。电视喜剧，D 2011 14.25 谁知道这件事？ 15.10 休伯特与斯塔勒 (Hubert und Staller)。无法维持 16.05 咖啡或茶。包括：手工制作：纸浆灯 17.00 最新消息。杂志 17.05 咖啡或茶 18.00 最新消息 18.10 SWR 巴登-符腾堡州地方新闻 19.30 SWR 巴登-符腾堡州最新消息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回乡远征。在斯特拉斯堡的一个周末 21.00 回乡远征 21.45 巴登-符腾堡州最新消息 22.00 夜间咖啡馆 23.30 克劳泽来了！ 0.15 不 (Nö)。喜剧，D 2021. 主演 安娜·布吕格曼 2.05 咖啡或茶

7.55 电视购物 15.00 全时经典 (2) 15.05 星际迷航：下一代。Celtris III 的秘密任务 16.05 电视购物 16.10 星际迷航：下一代。瓶中之船。科幻剧集 17.10 滑动者 (Sliders)。生命之水 18.05 星际迷航：下一代。Aquiel / 敌人的面孔 20.15 幽灵侦探。扎克的幻象 / 储藏室里的恐怖。纪实肥皂剧 22.05 潜伏 (Sinister)。恐怖片，CDN / USA / GB 2012. 主演 伊桑·霍克, 朱丽叶·赖兰斯 0.35 金字塔 (The Pyramid) —— 恐怖之墓。恐怖片，USA / M 2014. 主演 艾希莉·欣肖, 丹尼斯·奥海尔

Tele 5

10.25 红玫瑰 11.15 爱之风暴 12.05 理解女人。喜剧，D 2014 13.35 杜伊斯堡警察局 (WaPo Duisburg) 14.20 没有斯塔勒的休伯特 15.10 景观谋杀案 (5) 16.00 你好黑森 16.45 黑森新闻 (hessenschau) 17.00 你好黑森 17.45 黑森新闻 17.55 黑森新闻体育 18.00 Maintower - 新闻与花边 18.25 关键点 (Brisant) 18.45 顾问 19.15 天气 19.30 黑森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多洛米蒂山 - 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夏天。纪录片，D 2024 21.45 黑森新闻 22.00 NDR 访谈节目 0.00 被判决！对话 1.05 追踪投毒者 (2)

[...OMITTED...]

MDR

10.35 大象、老虎与公司 (Elefant, Tiger & Co.) 11.00 挚友 (In aller Freundschaft) 11.45 挚友 (In aller Freundschaft) 12.30 马厩房间：岳母来袭。电视喜剧，德国 2021 14.00 MDR 2点档 14.25 大象、老虎与公司 (Elefant, Tiger & Co.) 15.15 谁知道这个？ (Wer weiß denn sowas?) 16.00 4点档 17.45 实时新闻 18.05 3区天气预报 18.10 关键点 (Brisant) 18.54 我们的沙人 (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地区新闻 19.30 实时新闻 19.50 大象、老虎与公司 (Elephant, Tiger & Co.) 20.15 金鸡最大热门金曲。综艺 21.45 实时新闻 22.00 河船 (Riverboat) 0.00 陷入困境的奥尔森帮。诈骗喜剧，丹麦 1969. 主演：奥韦·斯普罗格 (Ove Sprogøe) 1.45 X时刻 (Zeitpunkt X)。剧情片，德国 2022

ORF2

17.30 Studio 2 18.20 轮盘周围 (Rund ums Rad) 18.30 迈尔杂志 (Mayrs Magazin) 18.51 信息与提示 19.00 今日联邦州 19.23 联邦州天气 19.30 影像中的时间 (Zeit im Bild) 19.51 天气 19.56 体育实时 20.05 侧影 (Seitenblicke) 20.15 苏黎世犯罪小说：博切特与谋杀之钥。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5 21.50 旅行时间：多恩比恩 22.00 ZIB 2 22.25 欧洲百万彩票 22.30 太美了！伊比萨——自由与放纵之岛 23.15 热那亚谋杀案——佩特拉·德利卡托的案件 (4)：表象与真实。电视犯罪电影，意大利 2020 0.35 苏黎世犯罪小说：博切特与谋杀之钥。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5

Kabel Eins

rbb

SkyOne

12.05 胡伯特与斯塔勒 (Hubert und Staller) 12.55 Quarks 13.10 rbb 花园时间 13.40 胡伯特与斯塔勒 (Hubert und Staller) 14.30 山之召唤。电视故乡电影，德 / 奥 2005 16.00 rbb24 16.15 挚友 (In aller Freundschaft) 17.05 熊猫、大猩猩与公司 (Panda, Gorilla & Co.) 17.53 沙人 (Sandmännchen) 18.00 柏林与勃兰登堡之日 19.30 rbb24 晚间新闻 20.00 日报 (Tagesschau) 20.15 您会爱上的 30 家勃兰登堡咖啡馆 21.45 rbb24 柏林 22.15 夏季热门金曲榜 (3 / 3)。参与者：邦尼·泰勒 (Bonnie Tyler)、Pur、OMD、安娜-玛丽亚·齐默尔曼 (Anna-Maria Zimmermann) 23.45 2026年易北河畔艺术节——盛典：易北河畔的大电影 1.15 景观谋杀案 (3)

Bayern 2

5.03 拜仁2台播放列表 6.05 早间世界 9.05 拜仁2台近距离 12.04 一对一。嘉宾：Mirella Precek，YouTube偶像 13.04 城市、乡村、人物 14.04 拜仁2台文化生活 14.40 宽恕 (Schalom) 15.04 拜仁2台文化生活 16.04 一对一。嘉宾：Miriam Davoudvandi，DJ、主持人、作家 17.04 晚间世界 18.53 睡前小点心。周二在奥托奶奶家：惊喜远征。嘉宾：Stefan Merki 19.04 Zündfunk 20.03 拜仁2台沙龙：灵魂捕手。神圣地狱：埃尔洛叔叔 (2 / 6) 由 Dennis Müller, Emeli Glaser 创作 22.03 一对一。嘉宾：Miriam Davoudvandi，DJ、主持人、作家 (重播) 23.03 夜间混音：美妙的流行世界 0.00 新闻，天气 0.03 ARD夜间音乐会

BR-KLASSIK

6.05 活泼曲 (Allegro) 7.00 新闻 8.40 今日发生——音乐日历 9.05 上午 10.00 新闻 12.03 下午 12.30 今日发生——音乐日历 13.00 新闻 13.30 新专辑或：您的音乐请求 14.00 新闻 16.03 Leporello 16.15 古典实时 16.40 今日发生——音乐日历 17.00 新闻 17.15 古典实时 17.40 古典实时 18.00 新闻 18.03 基辛格之夏 20.00 德国新闻 20.03 音乐会：BBC 逍遥音乐节 / 基辅夏季音乐会。包括：贝多芬：A大调第七交响曲 op. 92；Ortiz：“钻石革命”。随后是：基辅夏季音乐会 23.00 新闻 23.03 爵士乐 0.03 ARD夜间音乐会

Deutschlandfunk

8.35 经济 8.37 文化与科学 9.10 今日欧洲 9.35 日复一日 10.08 生命时光 11.35 环境 12.10 信息 12.45 体育 12.50 国际新闻回顾 13.35 经济 13.56 经济新闻回顾 14.10 今日德国 14.35 校园 15.05 Corso 15.35 @ mediasres 15.52 宽恕 (Schalom) 16.10 图书市场 16.35 研究实时 17.05 经济 17.35 今日文化 18.10 信息 18.40 背景 19.04 简易新闻——用简单语言播报的新闻 19.09 本周评论与议题 19.15 其余是历史 20.05 特写 21.05 舞台之上 22.05 空间 22.50 体育实时 23.10 今日 23.53 新闻回顾 23.57 国家与欧洲赞歌 0.05 广播之夜 0.05 总结——当日文化

慕尼黑市殡葬公告

森林公墓 (Waldfriedhof)，旧区： 骨灰告别仪式： 9.45 Schwarz Ernestine，记者，89 岁

森林公墓 (Waldfriedhof)，新区，Lorettoplatz：土葬： 9.00 Schiller Sepp Ernst，发明家，83 岁

西公墓 (Westfriedhof)：土葬：

9.00 Schmid Berta，家庭主妇，88 岁 9.45 Haider Hussein Muhamad，护理人员，65 岁

北公墓 (Nordfriedhof)：土葬：

9.00 Ingerl Fritz，邮政官员，87 岁 9.45 Härter Karolina，秘书，88 岁 10.30 Faltlhauser Hans Georg，联邦铁路官员，81 岁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均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

北公墓 (Nordfriedhof)： 骨灰告别仪式： 12.45 Reichenberger Johann Hans，工业大师，105 岁

东公墓 (Ostfriedhof)： 土葬： 9.45 Fuchs Heinz，商人，78 岁

东公墓 (Ostfriedhof)，火葬场：

9.00 Maier Herbert，电工，86 岁 9.45 Waldinger Herbert Maximilian，67 岁 10.30 Vitale Aniceto，76 岁 11.15 Mändl Ernst，汽车钣金工，83 岁 12.45 Wach Helmut Max，车工，86 岁

洛豪森公墓 (Friedhof Lochhausen)：

洛豪森公墓 (Friedhof Lochhausen)： 10.30 Baiersdorfer Josef，宝马 (BMW) 项目工程师，66 岁

慕尼黑市公墓管理处 – 电话 2319901 今日，2026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

佩拉赫森林公墓 (Friedhof am Perlacher Forst)：土葬：

12.45 Forster Maria Theresia Martha Rosalia，秘书，89 岁 13.30 Würth Friedrich，面粉厂大师，100 岁 14.15 Klosa Josef Julius，技术员，97 岁

9.00 Behr Erich，88 岁

阿拉赫公墓 (Friedhof Allach)： 9.00 Haller Heribert，85 岁 12.00 Nördinger Rudolf Johannes，信息电子技术员，67 岁

慕尼黑县殡葬公告

布伦塔尔公墓 (Friedhof Brunnthal)： 14.30 Kornmann Irmgard，88 岁 14.30 Kornmann Richard，90 岁

诺伊凯费罗公墓 (Friedhof Neukeferloh)： 15.30 Bürger Gertrud，家庭主妇，97 岁

体育

克洛普的新面孔

作者：克里斯托夫·克尼尔 (Christof Kneer)

即将开始的德甲赛季将成为新国家队的巨大选秀舞台。但谁能证明自己符合尤尔根·克洛普的要求？来自 18 家俱乐部的 18 个建议，从肖尔的准女婿到诺伊尔的继承人，乃至当今最顶尖的 Rubbeldiekatz（一种地方性纸牌游戏）玩家。

9 月 17.（周四），尤尔根·克洛普将首次以德国国家队主教练的身份召集 DFB 球员名单。届时德甲将进行三轮比赛，拜仁慕尼黑至少将处于积分榜首位，而克洛普未来的阵容则显得明显难以预测。这位国家队主教练目前正与同行进行初步沟通，并试图感知国家队的需求：是仅需几处人员微调，还是需要一次彻底的变革？

选秀沙发上还有位置吗？新任国家队主教练尤尔根·克洛普正满怀期待地迎接德甲赛季 照片：PETER BYRNE / PA IMAGES / IMAGO

“57”这个数字依然在空气中盘旋——克洛普在 DFB 的就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他已经考察了这么多候选人——但他并未明确这究竟是一个具体数字，还是一个代表“相当之多”的隐喻。尤尔根·克洛普同样没有回答“57”这个数字是否包含既有球员，是指纯粹的新候选人，还是为了保险起见，也将他在德国上一站工作时就认识的凯文·格罗斯克罗伊茨和马塞尔·“施梅勒”·施梅尔策计算在内。

无论如何，新的德甲赛季将成为国家队的一个大型选秀舞台。如果搜索得足够仔细，在 18 家顶级联赛俱乐部中，每家都能找到符合 DFB 标准的人员。《南德意志报》将以下概览基本免费地提供给国家队主教练（在线付费墙除外！），但关于可能的成功奖金、挖掘奖金或唤醒奖金，将在 2028 年在英格兰举行的欧洲杯决赛获胜后另行商议。《南德意志报》的球探部门强调，大多数建议都是认真的。至于哪些不是，则需要尤尔根·克洛普自己去发现。

拜仁慕尼黑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莱昂·戈雷茨卡在多次尝试失败后终于离开了拜仁慕尼黑，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离开并没有留下巨大的空缺。当俱乐部将他的角色和 8 号球衣交给继任者时，戈雷茨卡还留在城里。汤姆·比绍夫，21, 从现在起被视为基米希 / 帕夫洛维奇中场组合的有潜力的挑战者。与戈雷茨卡不同，比绍夫虽然不进头球，但他凭借值得称赞的左脚为头球及其他进球创造机会。在私人生活中，他就像是梅赫梅特·肖尔的准女婿，这绝对证明了比绍夫具备参加欧洲杯的资质。当德国在 1996 年夏天最后一次夺得欧洲冠军（在英格兰！）时，肖尔就在首发阵容中。他后来被换下，是为了给打入金球的奥利弗·比尔霍夫腾出空间。肖尔在这次赛事中身穿 8. 号球衣。还有问题吗？

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 (Borussia Dortmund)

在德国甲级联赛的所有球场中，尤尔根·克洛普在多特蒙德出现的次数最多。他曾在这里两次获得德国冠军，并以极具辨识度的音色大声高唱“波尔西格广场上的 Rubbeldiekatz”。但对于现任国家队主教练克洛普来说，是否还存在一个公务上的理由去多特蒙德观察主队？在那里能见到的天才球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持有有资格进入德国足协（DFB）国家队的护照。而且众所周知，试图通过签下科隆的德国足协顶级天才赛义德·埃尔·马拉（Said El Mala）来将克洛普诱回他心爱的 BVB 球场的计划并未奏效。那么该怎么办？如果克洛普一定要去多特蒙德，他当然仍然可以观察一下世界杯参赛球员费利克斯·恩梅查（Felix Nmecha），25 岁，看看他长期来看是会证明自己是出色的“库拉索-恩梅查”，还是更像那个不那么出色的“巴拉圭-恩梅查”。

RB莱比锡 (RB Leipzig)

在职业足球运动员看来，这种情况极其不利：因为俱乐部的管理层极力想要你而转会，结果到达后才发现，那些出色的专家已经不在那里了。中场球员罗科·赖茨（Rocco Reitz），24 岁，就经历了这样的情况，他离开了传统俱乐部门兴格拉德巴赫，加盟了并非传统俱乐部的 RB 莱比锡。这让他受到了格拉德巴赫传统球迷的辱骂和谴责，但如果按照罗科·赖茨的想法，他很快就会让他们陷入情感冲突：届时，这些传统球迷必须考虑，是否至少在传统国家队的球衣加持下支持他。赖茨可以肯定，那里的负责人对他有所认可：他转会至莱比锡得到了当时 RB 集团全球足球主管的大力支持。

斯图加特足球俱乐部 (VfB Stuttgart)

对于所有讲述德国国家队故事的人来说，21 岁的德泽南·佩奇诺维奇（Dzenan Pejcinovic）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其新任俱乐部教练塞巴斯蒂安·赫内斯（Sebastian Hoeneß）的说法，这个年轻人的性格无可挑剔，但记者们近期可能会因为扰乱治安而起诉他。此前，记者们在自己的创作角落里过得如此惬意，通过“复制与粘贴”法，将关于德国缺乏中锋的故事轻松地复制到下一个文本框中。其中包含惯用的素材：德国曾经是中锋之国（复制粘贴：穆勒、沃勒、克林斯曼、克洛泽）、培养方式错误、伪九号（复制粘贴：格策、沃尔特马德）、老旧九号（复制粘贴：富尔克鲁格、克莱因迪恩斯特）、偶然九号（熟练地拼凑进去：关于温达夫的争论）。而现在，这个佩奇诺维奇出现了，可能会把这一切搞乱：身高 1.91 米，左脚，速度快，射门干脆，“经典九号特质”，正如其俱乐部教练赫内斯所说。因此，那些故事讲述者可能不得不想出一个新的切入点，并重新认真工作。

霍芬海姆 (TSG Hoffenheim)

勒沃库森

自从国家队主教练塞普·赫尔伯格在 1962 年世界杯开赛前夕将主力门将汉斯·蒂尔科夫斯基换下，由蒂尔科夫斯基本人都不认识的沃尔夫冈·法里安顶替以来，德国队的球门就再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过。换句话说：德国足球从未像此刻这样缺乏一个绝对的一号门将。这是因为曼努埃尔·诺伊尔在 1962 年世界杯后立即接管了德国队的球门，并一直持有直到 2026 年世界杯。克洛普现在拥有自由选择权，他既可以选择年长的马克-安德烈·特尔施特根（阿贾克斯），也可以选择中年时期的亚历山大·纽贝尔（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斯），或者年轻的约纳斯·乌尔比格（拜仁慕尼黑），或许还可以选择米奥·巴克豪斯（弗赖堡）、丹尼斯·赛门（斯图加特），或者刚刚转会至法兰克福的诺亚·阿图博卢。或者，国家队主教练可以回想起少数几个并非出自塞普·赫尔伯格之口的足球智慧：选择 36 岁的奥利弗·鲍曼永远不会出错。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必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他们愿意为了很多事情做出妥协，其中就包括在转会窗最后几天，将一名天选之子以超过 2000 万欧元的价格卖掉，这样统计数据中出现的将不再是“柏林联盟”，而是“赫尔城”。前锋伊利亚斯·安萨（21 岁）的奔跑速度几乎与田径运动员欧文·安萨一样快，但射门力度更强，很快可能会成为克洛普钟爱的英超联赛中的有力竞争者。尤其是专家们保证，他在身体对抗足球方面也表现出色。

易卜拉欣·马扎（20 岁）属于少数从第一天起就远超极高预期的天才之一。这位勒沃库森的组织核心在从柏林赫塔转会而来后，证明了为什么多位专家将他视为与弗洛里安·维尔茨和贾马尔·穆西亚拉几乎同等级别的人物。当然，现在时机正好，因为维尔茨在利物浦仍在寻找那个在勒沃库森时期的自己，而穆西亚拉……但等等：也许时机并不那么好。因为维尔茨和穆西亚拉，马扎认为自己在德国国家队没有足够的上升空间，因此选择了其父亲的祖国阿尔及利亚。因此，克洛普可以在拜耳竞技场欣赏他，但可惜毫无用处。但克洛普还能挖掘哪个具备德国国籍的勒沃库森球员呢？可能克洛普得等到目前因代谢疾病而休养的肯内特·艾希霍恩（17 岁）回归。这位防守型中场同样带着来自柏林赫塔的极佳名声，但与马扎不同，他还需要证明自己能够远超极高预期。

这个换算系数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它能极大地简化不透明的转会交易。瓦埃尔·莫希亚目前为门兴格拉德巴赫出战了 17 场正式比赛，根据行业门户网站，他的市场价值为 1700 万欧元。这难道不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公式吗？不过，莫希亚实际上也才 17 岁，这或许让该方法变得复杂了一些。如果询问德国足协的青年队教练，莫希亚的市场价值几乎没有上限，这位多才多艺得令人震惊的进攻球员（前腰、伪九号、右边锋、左边锋）被认为是国内最有前途的天才之一，并已被计划为门兴格拉德巴赫的核心球员。不过，这位出生于梅特曼的年轻人尚未决定是继续代表德国队出战，还是选择摩洛哥。中立的建议是：他应该直接选择更强的国家队。不过，等、等一下……

他——当电视镜头捕捉到他在唱歌时——会引起观众的困惑。那是谁？没见过！可能即便报出名字也无法让人明白：菲利普·特鲁（Philipp Treu）？没听说过！因此在此快速备注，再次提供免费的参考信息：菲利普·特鲁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后卫，而且——重点来了——他既能担任右后卫，也能担任左后卫。在德国，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

弗赖堡 (SC Freiburg)

法兰克福 (Eintracht Frankfurt)

尤尔根·克洛普在就职发布会上曾表示，“一些原本完全没想过有机会的球员也将获得机会”。而现在，当时没想过有机会的一两个球员，或许真的可以期待一下了。“国家队这个话题最近出现得更频繁了，大家都关注到了，”25岁的球员菲利普·特鲁（Philipp Treu）在弗赖堡的训练营中说道，并加上了在这种场合惯用的措辞，称“有一天能胸前佩戴雄鹰标志走上场并唱起国歌是一个梦想”。不过，情况可能是。专家认为，他可能会与菲利普·特鲁在这一位置上展开竞争。然而，国家队主教练是否会注意到这一点尚不明确。因为如果他在多特蒙德都无法真正地陷入怀旧，那么克洛普来到法兰克福大概主要是为了在博尔西格广场（Borsigplatz）地盘上以及去看望老战友34岁的马里奥·格策（Mario Götze）。

埃利亚斯·鲍姆（Elias Baum）？他是谁？20岁的鲍姆同样擅长右后卫防守，这一点他在 U 21 队中已经证明

当路易斯·莱姆克（Louis Lemke）于 2009 年 10 月 8 日出生时，尤尔根·克洛普担任多特蒙德主教练已经一年多了。当同一个莱姆克在上周末（现年 16 岁）作为左边路球员在对阵 SC 费尔（SC Verl）的德国杯首轮比赛中打入一球，帮助汉堡 SV 3:0 获胜时，克洛普以德国国家队主教练的身份记录下了这一情况。虽然莱姆克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在汉堡 SV 效力，而尤尔根·克洛普当年作为教练曾拒绝过这家俱乐部，因为对方穿了一件破洞牛仔裤。但克洛普能够宽容并遗忘。而且，路易斯·莱姆克在为汉堡 打入首球时的年龄比当年的“我们的”乌韦·泽勒（Uwe Seeler）还要小，这一点“我们的”克洛普肯定会给予好意地考虑。

门兴格拉德巴赫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奥格斯堡 (FC Augsburg)

汉堡 (Hamburger )

1. FC 科隆 (1. FC Köln)

得益于科隆足球俱乐部，德甲联赛在开启新赛季时拥有一个有趣的教练阵容：现在有两位德甲教练都姓瓦格纳（Wagner），但其中没有一个是桑德罗（Sandro）。不过，科隆主教练勒内·瓦格纳（René Wagner）的姓氏绝不能让他像当年的桑德罗在尤利安（Julian）手下那样，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国家队助教。无论如何，克洛普访问科隆的结果将是预料之中的迷人：20岁的赛义德·埃尔·马拉（Said El Mala）踢出了如此迅猛的“Rubbeldiekatz”式足球，以至于克洛普的多特蒙德之心定会为此而澎湃。

维尔德·不来梅

就像约书亚·基米希肯定在偷偷关注弗赖堡和法兰克福一样（特鲁或鲍姆能否终于让我从德国足协国家队的右后卫角色中解脱出来？？？），相反，21岁的亨内斯·贝伦斯可能会看向慕尼黑。这位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的年轻左后卫应该会对纳撒尼尔·布朗在拜仁慕尼黑是会被重新转化为一名年轻左后卫，还是留在中前场非常感兴趣。在后一种情况下，贝伦斯可能会成为那些获得机会且完全没预料到的人之一。贝伦斯被认为是一名出色的进攻型后卫，但他也了解生活强悍的一面。他的姐姐是一名三项全能运动员，他的母亲是铁人三项的老年组世界冠军。而且在过去的半年里，他在海登海姆跟随教练弗兰克·施密特训练。

另一个中立的建议：尤尔根·克洛普应该尽快咨询88岁的奥托·雷哈格尔，并与他探讨22年前的那个夏天。雷哈格尔当时以其绰号“雷哈克勒斯”执教希腊队。因此，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如何带领一个极端的局外人赢得欧洲杯。

前国家队主教练朱利安·纳格尔斯曼在意大利的一场欧国联比赛后曾说过，他“并不特别偏好身体对抗足球”。考虑到德国足球在过去几十年里正是凭借相当强悍的身体足球赢得了一些冠军，这句话显得颇为惊人。这句话在当时被人们淡忘了，但在北美世界杯上，这句话带来的后果已不容忽视。德国球员虽然想要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进入对抗”，但他们不再确切知道该怎么做。克洛普非常渴望那些能进入对抗的球员。该怎么办？可以肯定的是，在德国没有人比32岁的多米尼克·科尔更擅长进入对抗，他就在克洛普在美因茨的起步环境中活跃。历史学家将科尔视为传奇粗鲁球员维尼·琼斯的艺术传统继承者，后者曾在一次中场表演赛中将一名五岁孩子撞飞。

沙尔克 04

美因茨 05

顺便提一下，科尔的球技相当不错，但这个建议是否是认真的？好吧，无论如何，德国足协得先核实一下，在欧洲杯拿到13张黄牌后是否会被禁赛。

作者：马库斯·舍夫莱因

为了能再次将一名德国足协国家队球员写入俱乐部志

1. FC Union Berlin

德甲联赛赛季开启

然而，其他一些受欢迎的创新未能跨越大洋：在德国，人们本可以在9月至次年4月期间，惬意地在户外加热伞下喝着美味的休息茶度过饮水休息时间，但德甲联赛将不会引入这一制度。此外，用手遮掩口部也不会被判红牌，这意味着德甲联赛中不会出现那些令人兴奋的播报，也不会有电音金曲（例如：“10号球员埃尔弗斯贝格遮掩口部。裁决为红牌”）。

但即便没有饮水休息（hydration break）和遮口禁令，德甲联赛依然极具吸引力。在欧洲五大顶级联赛中，传统上没有哪个联赛的场均进球数像德国这样之多（最近为 3,14 – 3,20）。而通过对拖延时间的处罚，进球数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加。不过，由总经理克努特·基尔舍（Knut Kircher）领导的德国足协（DFB）裁判有限公司与德甲“足球委员会”已经解决了一个问—

世界杯期间并非一切都那么糟糕，例如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规则修改。其中一部分现在也将被引入到本周五开启新赛季的德甲联赛中。今后，如果有人在掷界外球或开球时耗时超过五秒，球权将发生转移。在换人示意后，球员有十秒钟时间离开球场，否则其替补球员必须至少等待一分钟。而导致比赛中断或延迟的受伤球员必须离开球场，且在比赛重新开始一分钟后方可返回。这些终于成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拖延时间行为的有效措施。

五条对抗无聊的规则

不能忽视的是：德甲联赛中极不成比例的大量进球是由拜仁慕尼黑贡献的。慕尼黑人在上赛季打入了 122 球，比三支降级球队——VfL 沃尔夫斯堡、1. FC 海登海姆和 FC 圣保利——的总进球数还要多。并且他们以 16 分的领先优势夺冠。

德国国家队球门如此之开（见上文）这一离奇事实，容易引发一些离奇的想法。例如，33, 岁的洛里斯·卡里乌斯曾在克洛普执教的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度过了一段悠闲时光，唯一的小瑕疵是他在 2018 年 5 月的欧冠决赛中因两次门将失误导致俱乐部输给了皇家马德里。直到今天，他仍在为自己辩护，主张存在减轻责任的客观情况，因为此前他被塞尔希奥·拉莫斯的肘击击中了（另见：维尼·琼斯，多米尼克·科尔）。如果克洛普觉得关于卡里乌斯的想法太离奇，他当然也可以在沙尔克检查一下，罗宾·戈森斯的比赛风格是否让他想起了马塞尔·“施梅勒”·施梅尔策。

潜在的无聊感笼罩在每一个新的德甲赛季之上。而实际上，一些规则的改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南德意志报》章程委员会（私下里）具体建议如下：

§1: 在每个比赛日最后一场比赛的次日，德甲联赛当前榜首球队领先第二名的积分将被减半。

§2: 当德甲联赛当前榜首球队的对手领先时，立即进入饮水时间，宣布词为“Decision is final Hydration break”，随后立即吹响终场哨。

§3: 如果德甲联赛当前榜首球队的比赛在第 23. 分钟开始时仍处于平局，则同样适用第 2 条。

§4: 在第 2 和 3 条情况下减少的比赛时间由广告片填补。由此产生的收入在当个比赛日所有非榜首的俱乐部之间平分。

§5: 在每个比赛日第一场比赛的前一天，德甲联赛当前榜首球队领先第二名的积分再次减半。

人们目前对 VfB 斯图加特和 SV 埃尔弗斯堡之间的平行之处关注太少。除了两地基本上都没有火车站这一事实外，某种“国家队适配性”也十分显著。虽然在某些日子里，人们可以将 VfB 斯图加特完全视作德国 A 国家队，但 SVE 至少提供了 DFB 最高级别青年队的创意中心：身材魁梧的进攻球员弗朗西斯·奥尼耶卡和诺亚·达尔维奇，两人均为 19, 岁，被寄予在新赛季实现突破的厚望。不过，由于两人均是租借球员，他们可能必须返回原俱乐部，分别是勒沃库森（奥尼耶卡）和当然是斯图加特（达尔维奇）。

一切本可以如此简单，只要有人愿意。在对待拖延时间的问题上，直到有人采取行动之前，也确实花了很多时间。

SV 埃尔弗斯堡

尤尔根·克洛普在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的亮相仪式上指出，一支成功的国家队也能对社会受损的状态起到疗愈作用。就此而言，能让升级球队 SC 帕德博恩的副主席卡斯滕·林内曼博士（Dr. Carsten Linnemann，49. 岁）站在自己一边将大有裨益。他最近还兼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卫生部长。

SC 帕德博恩

威胁性地准备就绪

在对阵斯图加特的赛季揭幕战之前，拜仁慕尼黑的组织状态达到了多年未见的水平，主教练孔帕尼宣布了一场战术上的“进化”。这对竞争对手来说并非好消息。

菲利普·施耐德（Philipp Schneider）报道

慕尼黑 —— 如果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在若昂·帕利尼亚（João Palhinha）前往里斯本的飞机登机口前，为其安排警车护送，且全程开启警灯和警笛，任何人都会表示理解。毕竟对于一名三年前在通过体检后却奇迹般地从慕尼黑“溜走”，直到十二个月后才最终作为拜仁职业球员出现的人来说，谁能保证他不会在经过慕尼黑机场安检后，突然又出现在行李提取处，然后打车前往塞贝纳大街（Säbener Straße）？

但不必担心，一切顺利。帕利尼亚平安且显然心情极佳地抵达了他的新东家。周三的一张照片证明了这一点：照片中他高举一件本菲卡球衣，上面印着 2030 年。这就是帕利尼亚签约的期限。而幸运的是，球衣上没有出现哪个数字？31！这就是拜仁慕尼黑在买入并转卖帕利尼亚过程中造成的 3100 万欧元损失。这位球员曾是教练托马斯·图赫尔（Thomas Tuchel）极力想要的人，但当他带着 5100 万欧元的标价最终抵达拜仁时，主教练已经换成了文森特·孔帕尼（Vincent Kompany），而后者对帕利尼亚已几乎没有需求。

对拜仁来说好消息是什么？帕利尼亚这一章节现在终于结束了。就像许多其他篇章一样，这些有时显得冗长乏味的故事，在周五晚上对阵 VfB 斯图加特（20.30 点）的赛季揭幕战前被及时地合上了。

莱昂·戈雷茨卡（Leon Goretzka）？终于在阿斯顿维拉找到了归宿，这家英格兰俱乐部的正式公告于周四下午发布。布赖恩·萨拉戈萨（Bryan Zaragoza）？至少被租借到了巴塞罗那西班牙人队，明年是否触发强制买断条款尚待观察，为此他可能需要完成最低出场次数。威斯多姆·迈克（Wisdom Mike）？以惊人的 500 万欧元卖给了布鲁日俱乐部，这是一笔关于这名 17 岁少年的明智交易。马克斯·埃贝尔（Max Eberl）？合同延长了两年，尽管监事会成员乌利·赫内斯（Uli Hoeneß）在 5 月底还将这位体育董事续约的机会量化为“60 比 40”百分比。埃贝尔在周四宣布：“我非常高兴且非常自豪，因为我认为我的续约并非一份礼物。”

拜仁似乎甚至能从围绕穆西亚拉的喧嚣中汲取力量

一切都解决了……好吧，除了萨查·博伊（Sacha Boey）。这个曾让加拉塔萨雷以 3500 万欧元微笑送走的男人依然在队中，他依然把训练裤拉到最高，且尚未找到新俱乐部。尽管拜仁在本周传统的赞助商保拉纳（Paulaner）球队合影中，甚至没有让这位头号出售候选人参加。这是一个用啤酒杯发出的信号。

如果人们在这些日子里审视拜仁慕尼黑，并将镜头拉远，就会发现离开的不仅仅是若昂·帕利尼亚这个俱乐部历史上最大的误会之一。一个周期也随之结束了。在那个周期里，由于拜仁内部人员的更迭，导致职责波动如此之大，以至于才会出现帕利尼亚这样的局面。现在，平静回归了。在由埃贝尔提前引入纳撒尼尔·布朗（Nathaniel Brown）和伊斯梅尔·赛巴里（Ismael Saibari）增强的阵容中，在孔帕尼开启其第三个赛季的教练席上，以及在董事会中，平静地回归了。

迎接新赛季：主教练文森特·孔帕尼（左）与前锋哈里·凯恩碰杯。 照片：LEONHARD SIMON / GETTY

德甲联赛

1. Spieltag< / td><>28.-30. August< / >< / tr><><>拜仁慕尼黑 – 斯图加特< / ><>Sat 1 / 周五 20.30< / >< / ><><>埃尔弗斯堡 – 勒沃库森< / ><>周六 15.30< / >< / ><><>莱比锡红牛 – 门兴格拉德巴赫< / ><>周六 15.30< / >< / ><><>美因茨 05 – 帕德博恩< / ><>周六 15.30< / >< / ><><>柏林联盟 – 法兰克福< / ><>周六 15.30< / >< / ><><>1. FC Köln – 霍芬海姆< / ><>周六 15.30< / >< / ><><>多特蒙德 – 汉堡< / ><>周六 18.30< / >< / ><><>弗赖堡 – 不来梅< / ><>周日 15.30< / >< / ><><>奥格斯堡 – 沙尔克 04< / ><>周日 17.30< / >< / table>

2. Spieltag 4.-6. September 斯图加特 - 1. FC Köln 周五 20.30 霍芬海姆 - 多特蒙德 周六 15.30 勒沃库森 - 柏林联盟 周六 15.30 门兴格拉德巴赫 - 埃尔弗斯堡 周六 15.30 不来梅 - 莱比锡红牛 周六 15.30 帕德博恩 - 弗赖堡 周六 15.30 沙尔克 04 - 拜仁慕尼黑 周六 18.30 汉堡 - 美因茨 05 周日 15.30

“又多了一个马克斯·埃贝尔，”埃贝尔在回顾拜仁管理层动荡的过去几年时说道，“一个迈克尔·迪德里希是新来的，现在一个鲁文·卡斯珀也是新来的。一个扬在几乎要离开之后又回来了。这一切首先必须重新磨合。”

而现在，当一切——包括董事会和阵容——都已磨合完毕，这个国家的莱比锡红牛、斯图加特和多特蒙德实际上应该感到不安。如果竞争对手试图寻找一个比上赛季更脆弱的突破口来攻击这支拜仁，那么这种寻找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即便是在围绕贾马尔·穆西亚拉的骚动中，由孔帕尼率领的球队似乎也从中汲取了力量而非陷入不安。他们共同将队友的病情向外界隐瞒一年之久，这种缄默令人钦佩。这表明更衣室内部的协作关系极其稳固。据了解，球员们在整个期间甚至收到了明确的指示，在紧急情况下应如何帮助穆西亚拉。

而孔帕尼最近以一种在教育学上值得效仿的方式处理了这个复杂的医疗案例，他强调了穆西亚拉在这个夏天在足球技术上的进步。在危机模式下，他尝试了一次如果没有危机可能永远不会进行的实验：在超级杯 2:1 击败多特蒙德的比赛中，他将新引进的左后卫纳撒尼尔·布朗移至穆西亚拉的位置。计划奏效了。布朗表现出了出色的视野，调度球权，甚至还取得了进球。在德甲开赛前一天，孔帕尼就此谈到，他的球队正在经历一场战术上的“进化”。

孔帕尼认为，拉斐尔·格雷罗在上赛季已经证明了一名边后卫在 10 号位上能发挥得多么出色。“10 号位和边后卫的位置在我们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在两线之间地带踢球，从相应位置向纵深跑动。”因此，孔帕尼表示，想象康拉德·莱默作为组织核心出场“并非完全不正常”。至于布朗：孔帕尼说，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 10 号位上踢球，他可以胜任两个边后卫位置，可以踢在凯恩身后，也可以踢防守型中场。莱默的情况类似。这位奥地利球员除了上述所有位置外，还能在边路疾驰。莱默曾经尝试过一次，“看起来也不赖”。原则上，他认为与其“带 25 个人”，他更倾向于带“几个能够互换位置的人”。

孔帕尼在进入他的第三个德甲赛季之前宣布的这次演变，听起来像是对“全方位足球”（Totaal Voetbal）的回归——那是 70 年代阿贾克斯（Ajax Amsterdam）传奇般的足球风格，球员们像茶里的糖一样融合在一起，却又不失基本阵型。而这一次，这同样是对联赛竞争对手的一次警告。

曾经有一支冠军之师

在哈维·阿隆索率领的拜耳勒沃库森不败夺冠之师中，如今几乎没有成员留下，但这仅让俱乐部官员们耸了耸肩。

勒沃库森 —— 几天前，当拜耳 04 勒沃库森告知罗伯特·安德里希，他不再被视为队长，并可以随意在其他俱乐部寻找一份可能更令人满意的工作时，互联网上引发了剧烈的喧嚣。这场喧嚣是由艾丽西亚·安德里希通过发帖预告“业力报应”而触发的，虽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疯传，但至少触达了对拜耳 04. 特别感兴趣的受众。一些球迷表达了对这位愤怒妻子的支持。

罗伯特·安德里希，31, 在过去五年中为俱乐部出战了近 200 场联赛和杯赛，并且在夺冠赛季他是主力阵容的一员。而现在，他们要把他赶走吗？

约纳斯·霍夫曼可能会在沙特阿拉伯找到他的下一个归宿

俱乐部负责人自然否认了对待功勋球员缺乏体面的指责。教练卡莱斯·马丁内斯表示，安德里希想知道俱乐部对他竞技状态的评价，而他已经得到了答案，“我们试图对他坦诚”。据新任首席战略官称，完整的真相还包括这样一个认知：对于中场球员罗伯特·安德里希来说，目前看来只能预见到一个“配角”的位置。而在安德里希上赛季曾临时顶替的中后卫位置上，他甚至连作为替补的需求都没有——因为合格的竞争者太多，而岗位太少。

也可以这样看待：勒沃库森不仅对球员坦诚，对自身也同样坦诚。这家俱乐部不沉溺于感伤，因此，当有人指出哈比·阿隆索那支不可战胜的冠军球队成员已逐渐寥寥无几时，官员们表现出的并非忧郁，而仅仅是耸耸肩。相反，他们的准则是：下一个请进。

曾经有一支冠军球队——因为埃塞基尔·帕拉西奥斯成了下一个离开勒沃库森的人。这位阿根廷国家队球员于2019年来到莱茵河畔，如今他27岁，被英超升班马伊普斯维奇镇吸引，周四已确认他签署了合同。体育总监西蒙·罗尔费斯表示：“在六年半的时间之后，他觉得想要尝试一些新东西。”俱乐部曾努力说服帕拉西奥斯留下，但同时也考虑到，将这位易受伤的中场球员以3000万欧元的价格换掉是否是一笔好交易。

尤其是 Bayer 04 可以将这笔收入直接与一名回归球员的支出抵消。法国前锋穆萨·迪亚比，27, 的回归显然已不再有障碍。罗尔费斯说：“他是一名能立即帮到我们的球员。”这位速度型边锋曾被罗尔费斯从巴黎带到勒沃库森。2023年夏天，迪亚比以5000万欧元转会至英超的阿斯顿维拉，随后从那里转会至沙特阿拉伯的伊蒂哈德足球俱乐部。

而在当地的沙特职业联赛中，约纳斯·霍夫曼可能会找到他的下一个归宿。据称沙巴布俱乐部对此表示感兴趣；那里最近由同胞托马斯·莱奇执教，他曾在波鸿和最近的萨尔茨堡工作过。34岁的霍夫曼同样是一名在备受赞誉的哈比·阿隆索时代做出过贡献的球员，而现在他再次收到通知，预计他将无法获得太多的出场时间。

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替代的。现代职业足球的这条规则目前在勒沃库森以一种格外不浪漫的方式显现。对于新任西班牙籍教练卡莱斯·马丁内斯来说，在人员进进出出的混乱中，寻找一位能像罗伯特·安德里希那样同时体现身份认同和竞技权威的新队长并非易事。他的选择几乎必然落在了在队中极受欢迎且资历较深的后卫埃德蒙·“埃迪”·塔普索巴身上，尽管在初夏也有传闻称他准备转会至英格兰，而那里目前已有如此多2024年冠军球队的核心成员效力：从弗洛里安·维尔茨、皮耶罗·因卡皮耶、杰里米·弗林蓬直到哈比·阿隆索。

现在，来自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塔普索巴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他在勒沃库森的效力情况：“知道俱乐部信任我并希望我长期留在这里，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位后卫说道，他与之前的搭档乔纳森·塔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塔以及他在布基纳法索的母亲都向他表示了祝贺。“能成为这支出色球队的队长，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希望能够带领我们走向顶峰，”塔普索巴在周二的“就职演说”中赞叹道。

帕特里克·希克担任副队长，门将马克·弗莱肯、中场核心亚历克斯·加西亚以及年轻但早已不可或缺的易卜拉欣·马扎也将作为领导球员。但埃德蒙·塔普索巴认为，“最终重要的是团队，而不是队长。每个人在心中都应该是队长。”前队长罗伯特·安德里希也可以将此视为是对自己的勉励。由于埃塞基尔·帕拉西奥斯已经离队，中场出现了一个空缺，他可以为此竞争。 菲利普·塞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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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队长埃德蒙·塔普索巴（左图，与维克多·博尼法斯合影）旨在体现身份认同与权威。穆萨·迪亚比（上方）即将回归。 照片：HESSLAND / IMAGO, DPA

他们的秘诀：敢于宏图！

帕德博恩在第三次尝试中力求首次在德甲联赛保级——依靠的是无名之辈和租借球员。

为了弥补人员流失，俱乐部引入了来自萨格勒布迪纳摩的加布里埃尔·维多维奇（Gabriel Vidovic）、海登海姆足球俱乐部的马文·皮林格（Marvin Pieringer），以及来自德乙降级队明斯特普鲁士的奥利弗·巴蒂斯塔·迈尔（Oliver Batista Meier）和雅诺·特霍斯特（Jano ter Horst）。此外还包括从霍芬海姆租借而来的德尼兹·蔡特勒（Deniz Zeitler）和从斯图加特租借而来的劳林·乌尔里希（Laurin Ulrich），以及同样从霍芬海姆租借的门将纳胡埃尔·诺尔（Nahuel Noll）。在前锋线中，只有斯特芬·蒂格斯（Steffen Tigges）和斯文·米歇尔（Sven Michel）两名球员拥有相关的德甲经验。另有六名球员仅有零星的出场记录。但这正是帕德博恩一直以来的做法：依靠无名之辈和租借球员。“这就是帕德博恩的方式，”体育主管塞巴斯蒂安·朗格（Sebastian Lange）说道。

帕德博恩——来自居特斯洛县里特贝格的乌韦·许内迈尔（Uwe Hünemeier）现在已经第三次在邻城帕德博恩的“金册”上留名了。这名 40 岁的男子甚至领先于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后者是在 7 月底才首次在这座东威斯特法伦地区拥有 155 000 人口城市的荣誉名册上签名的。许内迈尔参与了帕德博恩体育俱乐部（SC Paderborn）的所有三次升级德甲：2014 年和 2019 年作为后卫，以及最近在 5 月作为助理教练。

“1. 足球德甲联赛，我们回来了！”金册上写着日期 2026 年 5 月 25.。接下来的四个双页是所有球员的签名。这已经是第三次兴高采烈的 SCP 队伍聚集在市政厅。帕德博恩在 2014 年在教练安德烈·布赖滕赖特（André Breitenreiter）的带领下庆祝了第一次升级，2019 年在斯特芬·鲍姆加特（Steffen Baumgart）的带领下实现了第二次升级，而这一次则是在拉尔夫·凯特曼（Ralf Kettemann）的带领下实现了第三次升级。

前景比 2014 年和 2019 年更好

他察觉到了三次升级之间在情感上的差异。“2014 年的时候，这甚至还没感觉到真实——那是‘帕德博恩奇迹’，”他说，“2019 年我能更多地感知并享受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年纪大了。”那么最近的 5 月呢？“那又是另一种感觉，而且是以助理教练的身份，非常特别。那是一个惊人的赛季，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感结局以及升级。”

在与《南德意志报》（SZ）的电话采访中，许内迈尔开玩笑说，他希望明年能第四次在金册上签名，而这次的理由是首次成功保级。到目前为止，这从未实现过。但这一次他看到了更好的机会。“在过去的 12 年里，SCP 变成了一家更好的俱乐部，呈现出绝对积极的发展态势，”许内迈尔说：“我们成长了，彼此关系紧密且沟通高效。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全心全意地工作。”俱乐部在财务和结构上比 2014, 第一次升级时状况更好，这增加了机会。“这里已经建立起了一些东西，我们现在拥有更好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自己有机会，并希望创造历史，”许内迈尔说道。

帕德博恩与埃尔弗斯贝格一起被所有专家列为降级热门，这让朗格并不感到惊讶。“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让球员在这里成长为优秀的球员，”他解释道。他认为 SCP 作为一家俱乐部，这次比第一次和第二次升级时走得更远。尽管如此，帕德博恩没有人预期俱乐部现在能永久留在德甲联赛。市长斯特凡-奥利弗·斯特拉特认为，仅升级一项就为城市带来了形象提升：“2027, 在城市建市 1250 周年之际，帕德博恩将通过我们的足球运动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乌尔里希·哈特曼

5 月 25. 日，作为德乙第三名的帕德博恩在升级附加赛次回合中，通过加时赛以 2:1 击败了德甲倒数第三名的沃尔夫斯堡。这其实已不再是奇迹，因为许内迈尔是绝对的升级专家。除了随帕德博恩三次升级外，他在 2017 年还随布莱顿升级到了英超联赛。因此，如果问他升级需要什么因素，他会说：“需要许多敢于大胆思考、深信不疑且拥有强烈认同感的人。”而这正是帕德博恩的特点。第三次德甲冒险将于周六在美因茨开始，主场首秀将在一周后对阵弗赖堡。许内迈尔感受到“整个城市都处于巨大的亢奋之中”。

升级呐喊：帕德博恩体育俱乐部教练拉尔夫·凯特曼。照片：PFÖRTNER / DPA

不同寻常的是，尽管升级了，俱乐部仍有重要球员离队。组织核心米卡·鲍尔转会至格拉斯哥凯尔特人，射手菲利普·比尔比亚转会至英格兰第二级别联赛的德比郡，中后卫卡尔文·布拉克尔曼转会至德甲球队奥格斯堡，而租借门将丹尼斯·赛门则必须返回斯图加特。所有这些人都对升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MS Amadeus Elegant

与 MS Amadeus Elegant 共度将临节、圣诞节与除夕

与我们一同在风景如画的河岸共度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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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 AMADEUS Elegant 号是我们在将临期、圣诞节及跨年期间，在德国河流以及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之旅的理想之选。雅致的内饰、现代的设计以及温馨的氛围，为在船上度过轻松的时光创造了最佳条件。您可以从日光甲板或全景酒吧欣赏美景，看着冬日的河流景观缓缓流过。为了契合季节，公共区域的节日装饰营造出极具氛围的氛围。

所有 76 间客房和套房均位于外侧，为在船上的休息时光提供极高舒适度。高品质的浴室以及位于斯特劳斯甲板（Straussdeck）和莫扎特甲板（Mozartdeck）的法式阳台，均是这艘高端邮轮的配套设施。热情周到的船员以细致且专业的服务，确保您从第一刻起就感受到宾至如归。

在餐饮方面，同样有特别的体验在等着您。主厨将为您提供多样化的菜单，采用旅途所经地区的地域性和季节性食材。除了经典菜肴，

还提供素食和轻盈的精致美食选项。来自知名产区的适配葡萄酒使这次享受体验更加圆满。在将临期，您将在莱茵河上体验一段充满氛围的闲暇时光。旅程从法兰克福出发，前往施派尔和斯特拉斯堡，这两座城市装饰华丽的旧城区和历史悠久的圣诞市场被认为是欧洲最美的圣诞市场。除了参观圣诞市场，您还将有充足的时间通过导览游来探索这两座历史名城。在船上，同样有丰富多彩的将临期活动，为您带来沉思与社交的时刻。

我们的圣诞之旅将经过莱茵河和摩泽尔河最美丽的河段。包括科布伦茨、美因茨、科赫姆和吕德斯海姆在内的知名地点均在航线之上，途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上莱茵河谷及其众多的城堡与宫殿，以及迷人的摩泽尔河谷。尤其在冬季，这些河流景观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并提供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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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派尔与斯特拉斯堡的将临期 —— 圣诞前河上之旅

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享受圣诞前时光，探索将临期河上之旅的魔力。请放松身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体验这个节日的季节。

出行日期

02.12. - 05.12.2026 / 05.12. - 08.12.2026* / 08.12. - 11.12.2026* 11.12. - 14.12.2026* / 14.12. - 17.12.2026 / 17.12. - 20.12.2026 *这些日期每人 + 100 €

每人旅行价格

海顿甲板 (Haydndeck)：< / td><>双人间 (DK) 每人 599 €< / ><>单人间 (EK) 899 €< / >< / tr><><>斯特劳斯甲板 (Straussdeck)：< / ><>双人间 (DK) 每人 799 €< / ><>单人间 (EK) 1.099 €< / >< / ><><>莫扎特甲板 (Mozartdeck)：< / ><>双人间 () 每人 899 €< / ><>单人间 (EK) 1.199 €< / >< / ><><>莫扎特甲板套房：< / ><>双人间 () 每人 1.199 €< / ><>< / >< / ><>< colspan="3"> - 双人间 · EK - 单人间< / >< / table>

包含服务

乘坐 MS AMADEUS Elegant 号河轮：从法兰克福至斯特拉斯堡往返

3 晚入住 MS AMADEUS Elegant 号所预订类别的舱房

船上全餐，每日四餐

1 次包含在全餐内的告别晚餐

船上娱乐节目

船上导游及旅行资料

更多关于此次旅行的信息请在网上查询。

美好圣诞之旅：美因河、摩泽尔河与莱茵河

与我们一同在舒适的 MS AMADEUS Elegant 号上度过圣诞时光。我们希望与您一起将节日变成一次真正的体验之旅。全方位的感官圣诞，且不再孤单——这是我们对您节日之旅的承诺！

旅行日期：21.12.2026 – 28.12.2026

每人旅行价格

海顿甲板 (Haydndeck):< / td><>1.499 € 每人（双人舱）< / ><>1.699 €（单人舱）< / >< / tr><><>施特劳斯甲板 (Straussdeck):< / ><>1.799 € 每人（双人舱）< / ><>1.999 €（单人舱）< / >< / ><><>莫扎特甲板 (Mozartdeck):< / ><>1.999 € 每人（双人舱）< / ><>2.399 €（单人舱）< / >< / ><><>莫扎特甲板套房 (Suite Mozartdeck):< / ><>2.199 € 每人（双人舱）< / ><>< / >< / ><>< colspan="3">DK - 双人舱 · EK - 单人舱< / >< / table>

包含服务

德国境内往返法兰克福的 2 等级火车行程

乘坐 MS AMADEUS Elegant 号在美因河、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上的河轮之旅

7 晚入住 MS AMADEUS Elegant 号

所预订类别的舱房

平安夜圣诞盛宴晚餐

船上娱乐节目

预订节日之旅

独家跨年河轮之旅前往阿姆斯特丹

在 AMADEUS Elegant 号上体验 2027 年的岁末交替：从法兰克福出发，伴随着精致的菜单、冬日风景和派对前往阿姆斯特丹。在那里，您将通过盛宴晚餐、烟花和跨年派对迎接新年。我们的建议：将此次旅行与我们的莱茵河及摩泽尔河圣诞之旅相结合，即可获得每人 200 € 的组合优惠。

旅行日期：28.12.2026 – 05.01.2027

每人旅行价格

<><>海顿甲板 (Haydndeck):< / ><>1.799 € 每人（双人舱）< / ><>2.099 €（单人舱）< / >< / ><><>施特劳斯甲板 (Straussdeck):< / ><>2.099 € 每人（双人舱）< / ><>2.699 €（单人舱）< / >< / ><><>莫扎特甲板 (Mozartdeck):< / ><>2.399 € 每人（双人舱）< / ><>< / >< / ><><>莫扎特甲板套房 (Suite Mozartdeck):< / ><>2.899 € 每人（双人舱）< / ><>< / >< / table>

DK – 双人舱 · EK – 单人舱

乘坐 MS AMADEUS Elegant 号河轮：从法兰克福至阿姆斯特丹往返

8 晚入住 MS AMADEUS Elegant 号

欢迎鸡尾酒

包含在全餐内的跨年盛宴晚餐

咨询与预订：

sz.de / leserreisen 📋 089 / 21 83 70 70 🌐 sz@globalis.de 📧

足球数据

欧冠联赛

资格赛 - 附加赛，次回赛 / 首回合 林茨 ASK - 格拉斯哥凯尔特人 加时 5:1 (4:1) / 0:3 萨巴赫 FK - 比尔舍巴哈普尔 加时 5:2 (3:2) / 1:2 博多 / 格利姆特 FK - 奈梅根 NEC 3:0 (2:0) / 3:1 雅典 AEK - 索非亚列夫斯基 4:0 (3:0) / 0:0 斯塔万格维京 - 萨格勒布迪纳摩 3:1 (1:1) / 2:2 切利耶 NK - 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 加时 1:2 (1:1) / 1:1 里昂奥林匹克 - 伊斯坦布尔费内巴切 1:2 (0:2) / 1:1

联赛阶段抽签 (8 比赛日) 四支德甲球队的对手

FC 拜仁慕尼黑 阿森纳 (H) 塞维利亚 Betis (H) 博多 / 格林特 (H) 布拉格斯拉维亚 (H)

马德里竞技 (A) 曼联 (A) 里尔 (A) 斯塔万格维京 (A)

多特蒙德

多特蒙德 国际米兰 (H) 塞维利亚 Betis (H) 比利亚雷亚尔 (H) 雅典 AEK (H)

阿森纳 (A) 阿斯顿维拉 (A) 博多 / 格林特 (A) 萨巴赫马萨齐尔 (A)

RB 莱比锡

曼城 (H) 埃因霍温 PSV (H) 顿涅茨克矿工 (H) 朗斯 (H)

皇家马德里 (A) 曼联 (A) 鹿特丹费耶诺德 (A) 科莫 1907 (A)

斯图加特 马德里竞技 (H) 布鲁日 (H) 里尔 (H) 斯塔万格维京 (H)

国际米兰 (A) 埃因霍温 PSV (A) 伊斯坦布尔加拉塔萨雷 (A) 布拉迪斯拉法 Slovan (A)

2026 / 27 赛季欧冠所有 36 支参赛球队

FC 拜仁 多特蒙德 RB 莱比锡 斯图加特 巴黎圣日耳曼 皇家马德里 曼城 利物浦 国际米兰 巴塞罗那 阿森纳 马德里竞技 波尔图 里斯本竞技 阿斯顿维拉 罗马 曼联 埃因霍温 PSV 塞维利亚 Betis 布鲁日 那不勒斯 比利亚雷亚尔 鹿特丹费耶诺德 里尔 朗斯 伊斯坦布尔加拉塔萨雷 布拉格斯拉维亚 科莫 1907 伊斯坦布尔费内巴切 雅典 AEK 博多 / 格林特 顿涅茨克矿工 布拉迪斯拉法 Slovan 林茨 ASK 斯塔万格维京 萨巴赫

1. 比赛日：8. 至 10. 九月。

欧协联

资格赛 - 附加赛，次回赛 / 首回合 SC 弗赖堡 - 马瑟韦尔 4:1 (1:1) / 3:1

1:0 Scherhant (6.), 1:1 Longelo (22.), 2:1 Matanovic (60.), 3:1 Irié (63.), 4:1 Goto (85.). – 红牌：Girdwood-Reich (57. / 马瑟韦尔, 恶意犯规)。 – 观众：31 000。

AS 摩纳哥 – 扎布热戈尔尼克 4:1 (2:0) / 3:2 布莱顿 & 霍夫阿尔比恩 - 特罗姆瑟 4:0 (3:0) / 0:0 FK 亚布洛内茨 – 格拉斯哥流浪者 i.E. 4:3 (1:0) / 0:1 特拉维夫哈普埃尔 - 亚特兰大 0:1 (0:0) / 0:0 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 - 锡永 5:3 (3:2) / 4:2 维也纳快速 – 米德洛锡安 i.E. 3:4 (2:2) / 2:2 维也纳奥地利 - 布拉加 0:0 / 0:2 卡拉巴赫 - 恩斯赫德特温特 n.V. 1:4 (1:2) / 1:0

西班牙：西甲

补赛

皇家马德里 – 皇家社会 4:1 (1:1) 1:0 Mbappé (40.), 1:1 Sucic (44.), 2:1 Mbappé (60.), 3:1 Vinicius Júnior (68.), 4:1 Mbappé (80.).

巴塞罗那 – 毕尔巴鄂竞技

积分榜：1. 皇家马德里 2 / 6, 2. 塞维利亚 2 / 6, 3. 塞维利亚 Betis 2 / 6, 4. 阿拉维斯 2 / 4, 5. 马德里竞技 2 / 4, 6. 巴塞罗那 1 / 3

德乙

波鸿 - 奥斯纳布吕克< / td><>周五 18.30< / >< / tr> <>布伦瑞克 - 柏林赫塔< / ><>周五 18.30< / >< / tr>< / table>

女子：欧冠

资格赛 - 3. 轮，首回合（次回赛：2.9.） 沃尔夫斯堡 - 国际米兰 2:0 (1:0) 1:0 Prasnikar (42.), 2:0 Küver (52.). - 红牌：Robustellini (49. / 国际米兰, 肢体冲突)。 - 观众：2317. 法兰克福 - 巴黎圣日耳曼 1:1 (1:1) 1:0 Mühlhaus (4.), 1:1 Feller (7.) - 观众：4870.

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 – 皇家马德里 0:2 (0:1) 切尔西 – 皇家社会 5:2 (1:1) 圣波尔滕 – 都灵 0:3 (0:2) 布拉格斯巴达 – 舍维特 3:2 (2:1) 埃因霍温 PSV – 柯格 0:1 (0:1) 索斯诺维茨 Czarni – 鲁汶 1:4 (1:1)

世界纪录之夜

多桑托斯与罗素在苏黎世刷新跨栏最佳纪录

苏黎世 —— 巴西选手阿里森·多桑托斯（Alison dos Santos）和美国选手马赛·罗素（Masai Russell）在苏黎世田径大奖赛中，在 40 分钟内共同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多桑托斯在 400 米栏比赛中以 45,80 秒冲线，比挪威选手卡斯滕·沃霍尔姆（Karsten Warholm）在 2021. 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此前最佳纪录快了 14 毫秒。沃霍尔姆在苏黎世以 46,69 秒的成绩仅获得第二名。美国奥运冠军罗素在 100 米栏比赛中以 12,09 秒创造了世界纪录，比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Tobi Amusan）在 2022 年创造的此前最佳纪录快了 3 毫秒。这位尼日利亚选手在瑞士以 12,23 秒获得第二名。

在莱齐格伦德体育场（Letzigrund），多桑托斯从起跑开始就遥遥领先，并在终点直道上保持了高速。他将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近 0.5 秒。这位 2022 年的世界冠军随后挥舞着巴西国旗庆祝他的惊人成绩，并与罗素一样获得 80 000 美元的世界纪录奖金。“观众和氛围都非常完美。我认为这个夜晚对我以及所有到场的人来说都太棒了，”多桑托斯在赛后表示。被取代的竞争对手沃霍尔姆则赞赏地评价道：“他表现得极其出色。”

在苏黎世这个世界纪录之夜，德国选手仅扮演了配角。欧洲障碍赛冠军格萨·费利西塔斯·克劳泽（Gesa Felicitas Krause）在 3000 米比赛中排名第六。利亚·迈耶（Lea Meyer）在欧锦赛期间本有夺牌机会却不慎掉入水沟，随后批评了克劳泽，她在本次比赛中排名第七，紧随其后的是欧锦赛第三名奥利维亚·格特（Olivia Gürth）。里约奥运标枪冠军托马斯·勒勒（Thomas Röhler）排名第八。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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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面临法律压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右）可能面临由亚历山大·切费林（左）领导的欧足联提出的刑事指控。照片：KUDRYAVTSEV / AFP

欧足联准备提起刑事指控

欧洲足联计划在瑞士对国际足联主席吉安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提起诉讼 —— 为此，该组织正向一家美国法院发送信函以确保证据的保存。

作者：约翰内斯·奥穆勒 (Johannes Aumüller)

慕尼黑 —— 由于国际足联一项破裂的投资者交易相关事件，欧洲足球联盟（Uefa）正准备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提起刑事诉讼。这是欧足联周三向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提交的一份长达 54 页的申请书中的核心信息。

法律程序预计将分两步进行。首先，向美国法院提交的申请旨在确保证据被封存，并强制国际足联及其他相关方提交文件。随后，将在瑞士根据《瑞士刑法典》第 158 条，以“刑事管理不善”以及“其他或替代性指控”为由对因凡蒂诺提起诉讼。该条款的核心在于指控其涉嫌背信经营。此外，该程序在必要时可能针对国际足联的其他负责人。国际足联最初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

此次法律行动的背景是 7 月底被揭露的投资者计划，该计划由以詹尼·因凡蒂诺为核心的小圈子准备了数月。计划拟将世界杯版权外包给一家新的子公司（FFE），外部投资者可从中购买股份。除了因凡蒂诺，参与该计划的还包括被拟定为锚定投资者的约书亚·库什纳（Joshua Kushner）旗下的 Thrive Eternal 控股公司（库什纳是唐纳德·特朗普女婿的兄弟）、摩根大通银行以及两家咨询公司。

足球界的强烈抗议、欧洲方面宣布抵制世界杯，以及欧足联与亚洲足联（AFC）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Concacaf）的结盟，迫使因凡蒂诺不得不放弃该计划，且其原定于 3 月的连任计划受到严重威胁。在收到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Mattias Grafström）的一封信函后，欧足联将其视为保证此类私有化计划不再发生的承诺，现已撤回抵制世界杯的决定。但无论体育政治层面的辩论如何，欧足联现在决定在法律层面采取进一步行动。

其中一个核心点是指控国际足联以过低的价格出让了极具价值的世界杯版权。在交易准备阶段，这些版权被估值为 200 亿美元，投资者在第一步中将获得价值 42 亿美元的股份。现在，拟封存的文件将揭示这 200 亿美元是反映了“市场常规估值”，还是代表了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价值”，且该价值是在没有独立评估或竞争性程序的情况下确定的。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仅最近在北美举办的世界杯就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利润，而四年前在卡塔尔举办的世界杯至少带来了约 60 亿美元。因此，200 亿美元仅相当于略多于两届世界杯的价值。然而，这些版权一旦出让将永远失去——且可以预见，它们未来的价值会更高。欧足联在给美国司法部的信函中称，FFE 计划是“因凡蒂诺及其小圈子的一个工具，旨在获取国际足联最值钱资产的永久份额并从中获利——而这损害了国际足联、其成员以及足球大家庭内其他参与者的利益”。

反因凡蒂诺联盟掌握 211 票中的 136 票

与此同时，还涉及其他各项指控和议题。这些内容涵盖了从吉安尼·因凡蒂诺在与少数选定合作伙伴推进该项目时欺瞒了国际足联（Fifa）结构，到哪些国际足联官员在何时知晓这些计划的问题。

欧足联（Uefa）主张，瑞士是提起刑事诉讼的正确地点，因为国际足联总部设在那里，且该提案是在这个足球世界协会的苏黎世总部制定的。至于选择通过佛罗里达州，是因为国际足联的法律部门设在那里，且关于该交易的沟通是在美国进行的，欧足联希望以此确保沟通记录。一份类似的信函被发送至纽约的一家法院，原因是库什纳控股公司（Kushner-Holding）总部位于那里；另一份则发送至科罗拉多州的一家法院，因为一名主导的 FFE 顾问登记在该地。

通过这一法律行动，因凡蒂诺在争取留在国际足联最高领导职位的斗争中进一步承受压力。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竞争对手，但欧足联、亚足联（AFC）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Concacaf）这三个洲级协会合计代表了 211 个国际足联成员中的 136 个。此外，来自非洲和大洋洲的多个协会也表示，打算投票反对因凡蒂诺。

与此同时，现任国际足联主席试图将亚洲国家从该联盟中拉拢出来。周三，沙特阿拉伯也对他表示支持。在沙特足协的一份声明中提到，其“在此时点”支持因凡蒂诺，这意味着 2034 年世界杯的东道主为自己留了一道后门。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真的对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这些票数计算游戏在多大程度上还具有相关性。是否启动诉讼程序必须由瑞士司法部门决定，且无论如何都会耗费一段时间。自 2016 年 2 月开始其充满争议的任期以来，因凡蒂诺已多次成为调查的中心。

例如，两名特别检察官曾深入调查他与前瑞士联邦检察长迈克尔·劳伯（Michael Lauber）的秘密会面。最终，这两名检察官虽然对这些会面进行了严厉谴责，但调查仍被终止。而在弗里堡，针对因凡蒂诺及其他国际足联高管的一项诉讼仍在进行中，指控他们在一次司法程序中故意做出虚假指控（所有相关人员均对此予以否认）。现在，可能很快又会增加一项新的诉讼程序。

尽可能两次进入大都会体育场

多特蒙德被分到国际米兰——而斯图加特将面对多达六支国家冠军球队。

摩纳哥 —— 周四晚上，在摩纳哥的格里马尔迪论坛（Grimaldi Forum）举行了所谓的欧冠联赛预赛抽签。之所以称其为“所谓的”抽签，是因为它是由计算机完成的：通过 Shuffle（随机洗牌），对 36 支参赛球队进行随机打乱。人类的大脑永远无法理解其中发生了什么。然而，抽签嘉宾之一、前法国国家队球员蒂埃里·亨利在舞台上声称，他现在已经知道谁将在 2027 年赢得马德里的决赛。

多特蒙德的征程将远达约 4200 公里

亨利表示，只需回顾过去几年——随后他开始解释：两年前，伦敦的阿森纳足球俱乐部闯入了四分之一决赛，之后他们进入了半决赛，而就在去年五月，阿森纳在布达佩斯的决赛中输给了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亨利先生由此得出结论：下一个冠军将属于阿森纳（而他本人曾随队输掉了一场欧冠决赛）。然而，随后在礼堂中传出的窃笑声表明：没有人愿意毫无抵抗地将欧冠奖杯拱手让给英国人。

首当其冲的是拜仁慕尼黑，他们将像去年一样与阿森纳交手。拜仁体育总经理马克斯·埃贝尔在谈到另一个对手马德里竞技时详细阐述了这一点，后者拥有 2027 年决赛的举办场地：大都会球场。去年，慕尼黑人在前往皇家马德里的圣地亚哥·伯纳乌球场的途中经过了那里，而现在他们希望将这次访问作为决赛的演习。因为，埃贝尔表示，参加这项赛事仅仅是为了进入决赛，“那里当然是梦想之地，是我们渴望前往的地方”。

对于其余的赛程——其日期和顺序将于周六确定——埃贝尔称其为“雄心勃勃”，这可能略显夸张，更多是基于慕尼黑拜仁希望排在前八名的目标。埃贝尔表示，必须避免进入季后赛，而那些排名在第 9 至 24 位之间的球队将面临季后赛。不过，这并非乌托邦式的幻想：拜仁不仅要前往马德里竞技，还要前往曼联、里尔以及挪威的赛事新军维京斯塔万格。此外，慕尼黑人还将迎来塞维利亚贝蒂斯、布拉格斯拉维亚以及上赛季的黑马球队：挪威的博多 / 格林特。从慕尼黑人的角度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很方便，因为挪威球队的主场位于北极圈之外，那里的合成草皮球场给许多球队带来了麻烦。

但多特蒙德并没有像拜仁那样幸运。多特蒙德的职业球员确实必须前往博多。此外，抽签还为多特蒙德准备了参赛球队中或许最异域的对手：来自阿塞拜疆的萨巴足球俱乐部，距离多特蒙德约 4200 公里。不过，从多特蒙德飞往巴库有相当便宜的直飞航班。其他对手则可以用“极具挑战性”来形容：多特蒙德将在威斯特法伦球场迎来国际米兰、塞维利亚贝蒂斯、比利亚雷亚尔以及雅典 AEK。此外，他们还将两次前往英国，对阵阿森纳和阿斯顿维拉。多特蒙德总经理拉尔斯·里肯表示：“我们希望进入十六强，而且越快越好”。

对于重返欧冠的 RB 莱比锡来说，整体局面显得复杂得多。这支萨克森球队必须前往挑战纪录保持者皇家马德里，而皇马刚刚花费近 1.45 亿欧元买下了莱比锡前球员扬·迪奥曼德。同时，他们还将迎来曼城，这是新任教练马丁·德米切利此前效力过的俱乐部之一。与莱比锡的其他客场对手——曼联、顿涅茨克矿工、鹿特丹费耶诺德以及由曾经的理想主帅塞斯克·法布雷加斯执教的科莫 1907 相比，对阵埃因霍温 PSV 和朗斯 RC 的比赛显得不那么令人生畏。莱比锡体育主管马塞尔·谢费尔强调：“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来自摩纳哥的抽签大使：前职业球员蒂埃里·亨利在欧冠中公布拜仁的对手。 照片：MANON CRUZ / REUTERS

而斯图加特人则相当幸运。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而且考虑到他们被分在第四组，因此在欧冠参赛球队中处于“灰姑娘”的地位。虽然斯图加特将面对六支国家冠军球队，其中最危险的可能是等待在圣西罗球场迎战的国际米兰。至于其余的客场对手（荷兰的埃因霍温PSV、土耳其的加拉塔萨雷和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基亚布拉迪斯拉发），对于这支施瓦本球队来说绝非不可逾越。这也适用于比利时的布鲁日俱乐部、法国的里尔、挪威的维京斯塔万格，甚至包括马德里竞技。体育总监法比安·沃尔格穆特表示：“在经历了多年的停歇后，我们在两年前迈出了国际赛场的初步步伐——谁知道今年情况会如何。”哈维尔·卡塞雷斯

天才一代

德国男子曲棍球新组建的国家队挺进世界杯半决赛

瓦夫尔 / 慕尼黑 —— 德国男子曲棍球运动员将在本周末争夺他们的第四颗星。当然，如果真的有星级的话。但实际上并没有。虽然国家队的球衣上没有星星，但球员们的目光却清晰坚定。在比利时和荷兰举办的世界杯上，他们很有机会在 2002, 2006 和 2023 年之后夺得第四个冠军，从而追平纪录保持者巴基斯坦的冠军次数。尽管巴基斯坦最后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已经是 32 年前（1994 年）的事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超越它。

本周五，德国男队将在瓦夫尔的半决赛中对阵阿根廷（20.30 点）。根据比赛结果，他们将在周日对阵荷兰或西班牙，争夺金牌（16.30 点）或铜牌（14 点，Magenta-TV 免费直播）。显而易见，由国家队主教练安德烈·亨宁（André Henning）率领的球队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成功。

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夺冠热门。亨宁表示，在重大赛事的决赛阶段，顶尖球队之间基本上都是“50:50-Spiele”，即五五开的比赛。此前被视为半决赛热门的比利时、英国和澳大利亚队的夺牌梦想均已破灭。荷兰队在阿姆斯特尔芬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中拥有主场优势，但在周日于瓦夫尔举行的奖牌赛中则不再拥有。亨宁说：“也许荷兰队稍微领先一点。”在这种谨慎的措辞下，绝不能说他是在刻意回避自己作为热门球队的角色。

德国男子曲棍球运动员在本次世界杯中已经完成了五场比赛。他们在对阵法国的一场无关痛痒的第三场比赛中以 1:1 战平，并在第四场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遗憾以 1:2 告负。但在与比利时（小组赛 1:0）和澳大利亚（中间轮 4:2）的关键性决定性对决中，他们展现了球队的实力。曲棍球界对于德国男队再次进入半决赛并不感到惊讶，毕竟他们在最近的三次重大赛事中（WM-Gold 2023, Olympia-Silber 2024, EM-Gold 2025）全部进入了决赛。然而，德国球员自己则对能够发挥如此强劲的水平感到相当惊喜，因为球队的人员构成经过了大幅度的重新调整。在 2023 年的世界杯冠军成员中，仅剩九名球员在队，但与此同时，队中加入了六名 23 岁或更年轻的球员，尽管缺乏经验，但他们几乎无缝地达到了老将的质量水平。

国家队的青年攻势：雨果·冯·蒙格拉斯（Hugo von Montgelas），22. FOTO: NORDPHOTO / IMAGO

“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亨宁在赞赏年轻球员尤斯图斯·瓦韦格（Justus Warweg, 19,）、雨果·冯·蒙格拉斯（Hugo von Montgelas, 22,）、雅各布·布里拉（Jakob Brilla, 22,）、安特乌斯·巴里（Antheus Barry, 23,）和米歇尔·斯特鲁特霍夫（Michel Struthoff, 23,）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德国队目前世界杯的 12 个进球中贡献了 4 个。“我们很早就为他们打开了大门，而他们都准备好了，”亨宁说：“他们在队中感觉非常舒适，而不仅仅是跑腿的。”

让青年球员在成年国家队中尽早获得机会并迅速站稳脚跟是刻意为之。在成年男子队仍在追逐第四个冠军以追平巴基斯坦纪录的同时，德国男子青年队自 1982. 年第二届 U21 世界杯以来就一直主导着全球局势。第一届 1979 年由巴基斯坦夺冠，但自 1982 年以来，德国 U21 队在 13 届世界杯中 8 次夺冠。

“我们一直以来在青训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担任国家队主教练已有五年的亨宁（Henning）说道，而他本人也从这些青训成果中获益匪浅。2023年和2025年，德国队赢得了最近两届U21世界杯冠军；在2023年的冠军球队中，巴里（Barry）、布里拉（Brilla）、斯特鲁特霍夫（Struthoff）、蒙格拉斯（Montgelas）以及替补门将约书亚·奥尼克武·恩纳吉（Joshua Onyekwue Nnaji）共有五名球员进入了目前的成年国家队。亨宁认为他们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

德国队目前极佳的氛围预计在周末之后仍将得以维持。在上周日以 4:2 大胜澳大利亚晋级半决赛后，球队获得了四天的休息时间，他们利用这段时间放松身心，并在布鲁塞尔进行了一次游览。但现在，比赛再次进入紧张阶段。在德国曲棍球国家队冲击第四颗星（如果真的有星级的话）的道路上，还剩下两场极具挑战性的比赛。体育主管马丁·舒尔策（Martin Schultze）表示：“现在他们首先得把冠军头衔拿到手。” 乌尔里希·哈特曼（Ulrich Hartmann）

南德意志报杂志 (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

金钱还是生命？

多年来，我们的作者几乎不关注自己的财务状况。如今她到了退休年龄才发现：这种做法是承担不起的。一次自我剖析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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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名单

SZ Live 2026年10月23日，慕尼黑

南德意志报现场新闻报道20周年。在周年庆之年，在编辑部与读者之间最受欢迎的聚会上，您将再次在慕尼黑屠宰场区 (Schlachthofviertel) 的多个舞台上，于同一个夜晚地接触到众多部门。通过互动对话、工作坊报告和参与活动，体验南德意志报编辑部的全貌。

更多信息及节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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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26年8月28日

目录

阿斯特丽德·普罗尔 (Astrid Proll) 曾是红军派 (RAF) 的创始成员，现在她写了一本自传：一次关于悔恨、群体压力和迟到真相的访谈。

16 炎热日子里没有什么比午睡更美好的了。我们的摄影师多年来一直拍摄他父母熟睡的照片。

20 认为关注金钱这件事“不酷”是可以承受的吗？我们的作者发现，大概不行。

26 作家 蕾切尔·卡斯克 (Rachel Cusk) 凭借关于母亲身份 和女性特质的书籍 而闻名。一次 法国之行。

4 现在请不要说话 6 好问题， 感知的真相， 混合双打， 三大 谎言 32 生活风格 33 宇宙 34 烹饪四重奏 35 饮料市场 36 欧洲酒店， 获胜， 版权声明 37 文字的 苦恼 38 全球之最

“在街头，我们体验到了集体的自我效能感”

在恐怖袭击和社会右倾的时代，许多人希望参与公共活动。心理学家乔纳斯·里斯 (Jonas Rees) 解释了人们在游行中如何感受到联结，为什么在线请愿并非同一回事——以及为什么许多人低估了自己的邻里环境。通过 SZ Plus 阅读：sz-magazin.de / gemeinschaft

举手，周末 (35) 作者：安娜·海菲施 (Anna Haifisch)

SZ-MAGAZIN.DE

熟练地无所事事：如何正确地休息

在 Aperitivo 时段，意大利人喜欢喝一杯饮品并享用一些小点心，以庆祝工作与晚餐之间的时刻。好主意！作者塔尼娅·杜西 (Tanja Dusy) 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仪式如此令人愉悦——以及我们如何将这种意大利式的轻盈带回家。通过 SZ Plus 阅读：sz-magazin.de / aperitivo

健康！

“许多人将防晒霜视为免死金牌”

多年来，皮肤癌病例数量大幅增加。皮肤科医生迪克·沙登多夫 (Dirk Schadendorf) 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并探讨了真正有效的防晒措施、一种突破性的针对黑色素瘤的 mRNA 疫苗——以及一个能相当可靠地识别可疑痣的简单规则。通过 SZ Plus 阅读：sz-magazin.de / hautkrebs

苏珊娜·西格特 (Susanne Siegert)

出生于 1992 年 5 月 24 日，出生地为布格豪森。职业：内容创作者、作家。教育背景：艾希施泰特-因戈尔施塔特天主教大学新闻学学士，马丁-路德-哈勒-维滕贝格大学多媒体与写作硕士。状态：让自己变得聪明

您的 Instagram 算法中会出现什么样的视频？

苏珊娜·西格特是数千名年轻人的老师。不过，她不在教室里教学，而是在社交媒体上——她的 Instagram 和 Tiktok 账号上写着：“你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纳粹罪行”。西格特在短视频中讲述除肖尔和施陶芬贝格之外的抵抗运动，探讨集中营妓院，并解释为什么以前人们称之为“KL”而非“KZ”。她的内容通常遵循同一原则：简洁的句子、历史照片、档案文件——最后是一个易懂的定论。2024 年，她因此获得了格里姆在线奖 (Grimme Online Award)。一年后，她出版了书籍

您每天都在研究大屠杀罪行。您依然是个乐观主义者吗？

您如何回顾自己的历史课？ 面对自己的家族史需要多少勇气？ 当您的第一个视频走红时，您的表情是怎样的？

《重新思考纪念》(Gedenken neu denken)，该书成为了畅销书。对纳粹时期的深入探讨源于西格特自己的生活：在 27 岁时，她得知距离她父母家仅几公里之遥就是米尔多夫-哈特 (Mühldorfer Hart) 集中营纪念馆，那里曾是一个分营。在学校课程中，她对此一无所知。西格特访问了该地，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她的曾祖父作为纳粹政权士兵的角色。她在书中写道，这种对过去的审视将奥斯威辛的罪行带到了她家中这个舒适区。

许多 Z 世代的人观看您的视频。是什么让您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千禧一代？

如果您有机会在联邦议院发言，您会如何反应？

体感真相

预制餐 (Meal-Prep) —— 在周日就为整周准备好食物能带来什么

周三向所有朋友讲述这个概念多么天才。 周五依然为饮食计划执行得如此顺利而感到高兴。 周一就已经偷偷点了一份披萨。

三大谎言

1. “我昨天去过了。”

在遛狗之前

2. “那我明天再去。”

3. “反正我更想要一只猫。”

混合双打 (GEMISCHTES DOPPEL) 作者：帕特里克·费舍尔 (Patrick Fischer)

刷厕所 (Lokus Fegen) 放焦点 (Fokus legen)

您可以在 sz-magazin.de 找到更多“混合双打”。如需提交自己的建议，请发送邮件至 gemischtesdoppel@sz-magazin.de

好问题

»我有一个四岁的孙女。最近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我向她演示了什么是“鼻子亲亲”（两人用鼻尖轻轻触碰）。随后，她想让我们伸出舌尖短促地触碰一下。我们这样做了几次，期间笑得很开心。后来当我与妻子谈起这次聚会时，她指出我对孙女的行为构成了侵犯，但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行为错了吗？« 克劳斯·O，明斯特

我可以想象，被妻子如此奇怪地解读会让您感到极其不适。我也相信这个游戏完全是无害的。您只是在傻傻地配合孙女的提议，这其实是非常亲切的。一个人很难想象比一个能这样有趣地陪孙女打闹的祖父更美好的形象了。正如俗话所说：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心怀恶意者可耻）。但无论如何，您的妻子毕竟是您的妻子。她肯定不会指责您有任何变态倾向。但显然，她仍然认为，一对天真无邪的祖孙在舌尖触碰的行为是不正确的。让我们再次强调一点至关重要的事实：没有人指责您有恶意。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被那些频繁曝光到令人难以忍受的事件惊醒了。遗憾的是，确实有非常多的人（男性）会对儿童进行性虐待。在这种情况下，让孩子明确知道界限在哪里、哪里被逾越了，是多么重要？也许在游戏过程中，您突然在内心重新感受到了一个四岁孩子的心境。这很好。但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与孩子相处时，应始终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以及对方的身份。请记住：一个四岁的孩子在不断学习。请问您，一个四岁、五岁或六岁的孩子在与成年人相处时应该了解哪些界限？孩子只有在那些真心关爱他们的成年人不将某种行为常态化时，才能学会将舌尖触碰成年男性的舌尖视为错误的行为。好消息是：您也可以通过非常傻的方式，陪孩子玩一个“绝对不喜欢某件事”的游戏。

约汉娜·阿多尔扬 (Johanna Adorján)

什么样的困扰在折磨您？请写信至 gutefrage@sz-magazin.de

岛屿之幸 $\times$ 3 从巴利阿里群岛之王马略卡，到花岛马德拉，再到岛屿天堂巴厘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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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必须由自己承担”

访谈

加布里埃拉·赫佩尔 (GABRIELA HERPELL) & 雅各布·施伦克 (JAKOB SCHRENK)

摄影 约瑟夫·菲什纳勒 (JOSEF FISCHNALLER)

阿斯特丽德·普罗尔 (Astrid Proll) 是红军派（RAF）的共同创始人，现在她写了一本自传。一次关于恐怖组织内部的群体压力、安德烈亚斯·巴德 (Andreas Baader) 的皮夹克，以及早早入狱之幸的对话。

回顾：阿斯特丽德·普罗尔在红军派（RAF）的时光已过去五十多年——但至今仍让她无法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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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安德烈亚斯·巴德尔相处得很好”

《南德意志报》杂志：普罗尔女士，近日您的著作《在风暴与宁静之间》（Zwischen Sturm und Stille）出版，副标题是《我是如何逃离红军派的》。回顾您的人生以及作为被通缉恐怖分子的那段时光，感觉如何？

阿斯特丽德·普罗尔：有时我并不想继续我所开始的事情。我会做噩梦，所有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回笼。但情况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现在，随着这些内容被公开，我反而更加担心。

您担心什么？

被打。不被友好地接纳。

尽管如此，您还是写了这本书。为什么？

我最想讲述的是我离开红军派（RAF）的过程。我退出得相对较早，在内心深处也是如此。

我们不仅感兴趣您是如何离开“红军派”的，还想知道您是如何加入其中的。1968年，您21岁时搬到西柏林接受摄影培训。您当时是如何看待这座城市的？

我之前已经去柏林看望过住在那里的哥哥索尔瓦尔德几次。我曾在奥地利的巴特伊舍尔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从宁静的阿尔卑斯世界来到柏林，当时我想：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柏林当时处于沸腾状态。有反对美国的游行，有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那时柏林有很多左翼团体，比如“第一公社”（Kommune 1）。

人们想要挑衅，反抗原生家庭，摧毁体制。那是当时的柏林氛围。人们反对那些依然在位的旧纳粹。而且每个人都渴望关注，在当时这往往带有一种游戏色彩。

您哥哥的朋友中包括安德烈亚斯·巴德尔。您在书中写道，您在认识他后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在柏林的美国之家（Amerika-Haus）放置一个纵火装置。您当时没有顾虑或犹豫吗？

年轻人总是希望获得归属感。我不想表现得胆小，而且我也并不胆小。虽然那个纵火装置更像是一个烟花而不是炸弹，而且实际上也没发生什么——但显然，我渴望获得认可。

1968年4月2日，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霍斯特·索恩莱因以及您的哥哥索尔瓦尔德·普罗尔在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商店纵火。他们试图以此抗议越南战争——并在两天后被捕。这在当时仍然具有游戏色彩吗？

我并不知情计划的具体内容，听到被捕的消息时感到震惊万分。我立即赶往柏林，因为我希望那里的朋友能向我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想象一下，你还年轻，而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哥哥突然进了监狱。我们的父母已经离婚，他是家里唯一健全的家庭成员。

在监狱中度过14个月后，恩斯林、巴德尔、索恩莱因和您的哥哥在联邦最高法院对上诉做出裁决前获得了临时释放。在这段时间里，您进一步了解了巴德尔。他是个怎样的人？

我与巴德尔相处得很好。我们曾稍微竞争过谁是更好的司机。我们有时一起开车，我坐在他的腿上操纵方向盘。那是在最开始，在“回家运动”（Heimkampagne）期间。并非所有事情都与红军派有关，在那之前有“回家运动”，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1969年，您与恩斯林、巴德尔以及您的哥哥一起在法兰克福参与了“回家运动”。这是一场针对当时教养院弊端的行动，例如针对被安置青少年的暴力行为。

乌尔里克·美因霍夫此前已经在理论上研究过这个课题。随后我们将其付诸实践。对于了解寄宿学校并将其视为监狱的我来说，激励青少年逃离收容所是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顺便提一下，这些收容所很多此前曾被用作集中营。我们尝试与这些青少年进行政治引导，向他们展示如何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我们与他们共同生活，并为那些逃离收容所的青少年争取合适的住所而战。我欣赏巴德尔的一点是：他能够坦率地接触他人，与所有人交谈，也与所有人起冲突。他拥有能量、活力、动力以及一种能够贯彻到底的意志。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古德伦·恩斯林。

为什么？

她拥有我所不具备的一切。她能演讲，能写作，有气场，果断、清晰且具有执行力，非常有威慑力，但某种程度上又很随和，关心他人。

她大致这样描述自己：我是叛逆的，我是同性恋，我像个男孩，哪里都融入不进去。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因为我意识到我的欲望与他人不同。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能成为医生或律师之类的人。我曾有过可怕的生存焦虑。现在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一点。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并意识到：我不属于这里，我与众不同，那么你确实会问自己，我以后该怎么生活？谁来养活我？古德伦·恩斯林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了这一点。她和巴德尔其实是一对非常正常的异性伴侣，但他们不想买房，比如他们想去《南德意志报》工作。他们想要改变世界。于是，他们聚集了像我这样的人在身边。他们并没有诱惑我或类似的行为。这完全没有色情成分。他们两人绝对是单配偶制。

您是否也觉得恩斯林和巴德尔的果断与激进很有吸引力？

当然。

1969年底，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那些纵火烧百货商店的人现在必须面对被传唤以服完剩余刑期的可能性。您随巴德尔、恩斯林和您的哥哥逃往巴黎。这是进入地下活动的第一个步骤吗？对我来说，起初这根本不是进入地下活动。那时我们还是合法的。而且我也不是和他们三个一起逃往巴黎的。我是去那里拜访他们的。在巴黎，巴德尔和恩斯林给您的哥哥开了一张类似于“不合格证明”的证明。他随后离开了该组织。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享乐、反叛与致命的严肃

阿斯特丽德·普罗尔（Astrid Proll）走向恐怖主义的道路很短。而离开红军团（RAF）则花费了更长的时间。

这些照片拍摄于 1969 年巴黎的一家咖啡馆，当时那些纵火烧百货商店的人逃到了那里。左侧是安德烈亚斯·巴德尔（Andreas Baader），下方是阿斯特丽德·普罗尔。

1978 年，普罗尔在英国被监禁期间接受了《Stern》杂志的采访。 上方：阿斯特丽德·普罗尔拍摄她的哥哥索尔瓦尔德（Thorwald，左）以及彼得·布罗施（Peter Brosch），后者并未走上恐怖主义道路。下方：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Gudrun Ensslin）和索尔瓦尔德·普罗尔。

1969 年在法兰克福，阿斯特丽德·普罗尔（中间）与左翼活动人士以及从福利院逃出来的青少年在一起。

1967 年在柏林的一次快闪活动（Happening）：莱纳·朗汉斯（Rainer Langhans）穿着女装跳舞。左侧在安德烈亚斯·巴德尔怀里的是多萝西娅·里德（Dorothea Ridder）：她在 1970 年向普罗尔预言：“你们要么全部被捕，要么全部死去。” 20 世纪 80 年代的阿斯特丽德·普罗尔在斯图加特-施塔姆海姆监狱前，红军团领导层曾被监禁于此——并在此死去。

巴德尔和恩斯林决定了这件事，他们根本没有问过我。但当时我已经尝试从我哥哥那里独立出来。我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再仅仅是他的妹妹，人们也因此这样看待我。此外，我会开车，而他不会。巴德尔和恩斯林想要长途驾驶。

你们从巴黎去了意大利，住在熟人家里，撬车锁，彼此让对方心烦。您写道：“我们无聊得要死，于是创造了红军团（RAF）。”

没什么可做的，没有人等待我们，无论是在米兰、罗马、那不勒斯还是西西里。随后传来消息，黑森州司法部长也拒绝了那些纵火者的赦免请求。这基本上就是决定继续走下去的时刻。但我首先独自回到了德国，恩斯林和巴德尔随后才跟来。乌尔里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在某个时候给我打了电话。她希望我重新加入他们。

当时的西德社会，尤其是政治中心柏林，处于深度分裂之中。左翼阵营中的许多人坚信，联邦共和国正走向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他们将其证据归结为警察枪杀学生本诺·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以及针对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的暗杀行动。得出这种分析的人，会将暴力理解为合法的反抗。您当时也是这样感受的吗？大概吧。

您如何解释这种快速的激进化以及对暴力的倾向？政治学家沃尔夫冈·克劳沙尔（Wolfgang Kraushaar）将其描述为一种群体动力学，在这种动力学中，红军团成员日益与外部世界的规范隔绝，互相施压，并发展出一种“反道德”。

您在二十岁的时候没有受到影响吗？比如大学教授之类的人？

受过，但那与恐怖主义无关。在你们转入地下活动期间，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已经是联邦总理了。他是一位在流亡期间与德国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正常的政治。

您是否觉得在那个时期存在一个巨大的圈子，它与

对恐怖主义持有同情心，或者至少没有谴责它？ 当时有很多同情者，但他们分布在共和国各地的程度截然不同。乌尔里克·迈因霍夫非常擅长让他们明白，当我们采取进一步行动时，他们却在自己的左翼舒适区里安之若素。 在您的书中以及我们现在的对话中，有时感觉您几乎从未自己做过决定。就好像您是一个在电磁场中被弹射的粒子。您当时对这一切将如何结束有过设想吗？

我不知道。我们一直在奔波，必须想办法保护自己。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没有时间思考。那更像是一种感觉：既然参与其中，就得参与到底。同舟共济，同生共死。我当时没有进行太多反思。我并不笨，但我认为我们当时的青少年不像现在的青少年那样成熟。我们根本没有这些获取信息的途径。

但您无论如何是对其持反对态度的。

当时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旧纳粹依然可以担任州长或法官，美国在越南进行一场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灭绝战争。在西德，直到50年代末，女性在没有丈夫同意的情况下不能考驾照，不能开设银行账户。这些基本上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但人们很喜欢将其遗忘。如果我今天走在克罗伊茨贝格的公园里，我简直无法想象年轻男性牵手这件事竟然如此自然。但这都不应该成为借口。

您没有顾虑吗？就拿 14. 5月 1970, 的巴德尔营救行动来说，这被认为是红色军队派（RAF）的诞生时刻。巴德尔在返回之后

“我没有思考过我们行为的后果”

很快被发现并被逮捕。他们是一个团体的成员，在巴德尔由两名司法官员看守于一家图书馆内时，该团体用暴力将其救出。图书馆员工格奥尔格·林克（Georg Linke）在过程中受重伤。我没有开枪。计划中也没有要求开枪。但这件事还是发生了。

您后悔当时发生的事情吗？这一点你们现在别想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后悔应该是自觉的。无论如何，悔恨不是别人应该要求一个人去做的事情。在巴德尔被救出后，一个由大约二十名男女组成的团体前往约旦。在那里，他们在巴勒斯坦法塔赫（Fatah）战士的营地接受了军事训练。他们描述了那段时间是多么荒诞，以及团体内部存在怎样的残酷。当一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强奸乌尔里克·美因霍夫（Ulrike Meinhof）时，恩斯林（Ensslin）和巴德尔却认为这是她的错。随后巴德尔与红军派（RAF）成员彼得·霍曼（Peter Homann）发生了争执。巴德尔因此要求处决霍曼。但这并未发生。最迟在那个时间点，您本该转身离开的。当时确实有一些人离开了。

但您没有。

没有。我觉得自己参与的时间太长了，在这条路上走得太久了。我从未考虑过离开。

是因为您如此坚定吗？是因为您梦想着由红军派点燃的社会主义革命？

不，对我来说这些根本不是衡量标准。让我留下来更多的是群体动力学，尽管有时这几乎成了群体恐怖。我想对那些对我意义重大、且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人保持忠诚。我不能抛弃他们。那将是背叛。

在约旦接受训练后，您回到了德国。您的一位朋友多萝西娅·里德（Dorothea Ridder）曾告诉您：“你们要么全部被捕，要么全部死去。” 我想：她在说什么！至少在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天真。我没有思考过我们行为的后果。

您害怕吗？

我非常害怕。在巴德尔被救出、从约旦返回后的这段最初的非法活动期间，我曾多次因恐惧而昏厥。

红军派（RAF）历史

我当时状态很糟糕，我无法应对，觉得自己太软弱了。恐惧一直存在，但人们不会表现出来。大家不谈论这件事。1971年2月，您与红军派成员曼弗雷德·格拉斯霍夫（Manfred Grashof）在法兰克福被宪法保卫局和州刑事警察局的成员认出。你们逃跑了。一名州刑警向格拉斯霍夫开枪，格拉斯霍夫也开了一枪，但没有击中。你们逃脱了。在必要时，您是否也会开枪以逃避逮捕？这个问题无需回答。在那段时间里，您是如何看待乌尔里克·美因霍夫（Ulrike Meinhof）的？

那时我们几乎漫无目的地在德国境内旅行。1971年我们来到了汉堡。我与乌尔里克·美因霍夫共用一套租来的公寓。汉堡是她的家乡，她在那里非常出名，因此也非常危险。我经常陪在她身边，这对我很冒险。但我当时认为，自己拥有翅膀，可以应对一切。而且不知为何我觉得必须保护她，像个助手一样陪伴在她身边。有一个周末，我们向蒂门多夫海滩（Timmendorfer Strand）方向行驶，戴着假发坐在沙丘中，当时那里有很多人，我想：每个人都可能认出她。

事实上，您在汉堡被一名加油站员工认出，并于1971年5月6日被逮捕。您感到宽慰了吗？

不，我当然不想被逮捕。但最终我很幸运，在还没有出现死者的时候被逮捕了——无论是红军派内部还是由红军派造成的死者。 您被投入审前羁押，并在科隆-奥森多夫（Köln-Ossendorf）司法监狱所谓的“死亡区”被隔离监禁了119天。您可以会见律师，但不能与其他囚犯接触，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外界隔绝。您如何回忆那段时间？

起初，我不明白在隔离监禁中发生了什么。我的一个律师告诉我：人是社会动物，你需要接触。在科隆-奥森多夫刚开始时，我产生这样的想法：你必须克服一切，你可以忍受一切。但随后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你会意识到你无法忍受一切。那是一种感觉：你失去了中心，失去了支撑，然后崩溃

红军派（RAF）让这个共和国紧张了30年。这个名字是指向苏联红军。“派”（Fraktion）一词旨在表达红军派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1968

法兰克福两家百货公司发生纵火案，随后进行了纵火犯审判。

-1970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Andreas Baader）在柏林被解救，红军派诞生，随后在约旦接受军事训练。

-1971

阿斯特丽德·普罗尔（Astrid Proll）被捕。

-1972

针对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及美国军事设施等地的炸弹袭击；造成四人死亡。红军派第一代成员大部分被捕。

-1975

红军派第二代形成。占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两名人质被谋杀。针对红军派第一代的审判在斯图加特-施塔姆海姆（Stuttgart-Stammheim）开始。

-1977

“德国之秋”：红军派谋杀了联邦总检察长齐格弗里德·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和尤尔根·庞托（Jürgen Ponto，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发言人），并绑架了雇主协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Hanns Martin Schleyer）。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试图通过绑架汉莎航空“兰茨胡特号”飞机来强迫释放施塔姆海姆囚犯，但尝试失败。巴德尔、恩斯林（Ensslin）和拉斯佩（Raspe）自杀；汉斯-马丁·施莱尔被谋杀。

-1985

红军派第三代谋杀了军工经理恩斯特·齐默尔曼（Ernst Zimmermann）。

-1986

谋杀西门子经理卡尔-海因茨·贝库尔茨（Karl Heinz Beckurts）和外交官格罗尔德·冯·布劳姆穆尔（Gerold von Braunmühl）。

-1989

谋杀德意志银行董事会发言人阿尔弗雷德·赫鲁豪森（Alfred Herrhausen）。

-1991

托管局局长德特莱夫-卡斯滕·罗韦德（Detlev Karsten Rohwedder）被枪杀。他是红军派最后一个谋杀对象。

-1998

红色军队派系（RAF）宣布解散。

崩溃。在监狱里，一旦出现虚弱发作，我突然就无法行走。

当1973年秋天针对您的审判开始时，您被指控包括两起谋杀未遂在内的罪名。该指控基于警员的证词，称您在1971年2月法兰克福的逮捕尝试中开火。很快，人们对这一描述产生了怀疑。然而，审判并未继续，因为您在1974年2月被宣布不具备受审能力且不具备羁押能力。当时的诊断结果是什么？

我在法庭上晕倒了，出现了严重的血液循环障碍。然后出现了一位医生，他成了我的救命恩人。施密特-福伊格特（Schmidt-Voigt）先生，一名心血管专家。他说我的状态危及生命。我想他当时在想，这个年轻女人在做什么，她疯了吗？她在毁掉自己的生活！于是他采取了行动。他没有撒谎。我当时的状态很糟糕。但大多数其他人可能会说：把她弄走。还有谁救了您？

当时法兰克福监狱的负责人海尔加·艾因塞勒（Helga Einsele）。为了审判，我被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她致力于争取更宽松的羁押条件。当医生做出证词，且法院做出我不具备羁押和受审能力的裁定后，有些部门没有立即执行该决定，想让我被转移。海尔加·艾因塞勒阻止了这件事。她说她不具备运输条件，必须先离开监狱。在当时，很少有人敢这么做。对我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们没有被任何一方地吓倒，也就是说，没有被双方所有的 RAF 疯狂行为所吓倒。

对于那个所谓的“猪体制”其实并不只由“猪”组成，您感到惊讶吗？ 不，一点也不。 “猪体制”根本就不是我的词。我没有那样感觉。

乌尔里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说，穿着制服的那家伙是一头猪，他不是人。”监狱里的女看守被 称为“钥匙婊子”。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组织内部的性格截然不同。我很感激在监狱里能拥有的每一次接触。

恐怖分子的面孔

那些在1971年被全国通缉令搜寻的 成员后来怎么了？

1972年初夏，几乎整个第一代 成员被逮捕，其中包括巴德尔（Baader）、恩斯林（Ensslin）和迈因霍夫（Meinhof）。虽然囚犯们被彼此隔离，但他们成功建立了一套所谓的“信息系统”，由律师负责走私消息。一次绝食行动被组织起来。巴德尔在密信中写道：“让阿斯特丽德告知，关于她绝食到刚好感到饥饿的消息是否属实。如果她对此不能进行自我批评，我们的反应就是将她踢出信息系统。”是的，没错，我逃避了。这也可以被积极地

表达。

不，我的意思是，我当时真的已经离开了，出局了。我根本无法再跟上这一切，而且也不想再跟了。因此，无论对方是否威胁要将我剔除出信息系统，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很幸运能有乌尔里希·普鲁斯（Ulrich Preuß）这位律师亲自代表我。其他律师是同时负责所有囚犯的，他们立场统一，你必须小心说话，因为他们会把话传出去。那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安德烈亚斯·巴德尔（Andreas Baader）不仅辱骂您，还让您收到了他的皮夹克。

在生日那天，人们被允许收到一个小包裹。据说巴德尔在一次车祸中穿着这件夹克。这是一种关注。我很高兴。当然，这也是红军团（RAF）的一个信号：我们没有忘记你。

也是一种要求——“你也不要忘记我们”？

不，我不是这么看的。但我从未穿过那件夹克。它对我来说太大了，太松垮了。在之后多年的搬家中，我一直带着它。直到有一天把它捐给了博物馆。

在您出狱后，您进入了一家诊所，然后住在陶努斯山区克龙贝格（Kronberg im Taunus）的一位医生的私宅里。1974年4月，您逃跑了。为什么？

我根本不想再次潜入地下。但我身体状况已经完全崩溃，太虚弱了，无法抵抗来自周围环境的压力。有人帮我弄到了证件，突然之间，我又变成了非法身份。砰的一声，我就消失了。 您逃往意大利，然后逃往英国。理论上，您也可以在德国潜入地下

Blader, Andreas Berud, c. S. 43

Meinhof, Ulrike, 7. 10. 34

Grasbof, Manfred, 3.10.40 Raspe, Jan-Carl, 26.7.44 Kneelin, Godrun. 15. 8. 40 Meins, Holger Kleus. 28, 5, 41 Homann, Peter, 17. 8. 20 Voigt, Günther, 8.7.38 Hersog, Mérianne, 10. 12. 29 Blackwrisk, Ilan, 17. 3. 54 Schelm, Petra. 20. 6. 10 发行商与出版商：联邦刑事警察局，61 威斯巴登，邮政信箱 A. Ferturaf: 3021 App. 277 — 印刷：Jahresdruckerei, Betrieb Neu-Iensburg

第一行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 出生于 1943. 1972 verhaftet, 1977 年在斯图加特-施塔姆海姆监狱自杀。

乌尔里珂·迈因霍夫 出生于 1934. 1972 verhaftet, 1976 年在斯图加特-施塔姆海姆监狱自杀。

第二行 古德伦·恩斯林 出生于 1940. 1972 , 1977 年在斯图加特-施塔姆海姆监狱自杀。

曼弗雷德·格拉斯霍夫 出生于 1946. 1972 , 因谋杀被判处终身监禁，1989 年获释，曾担任剧院技术员。

扬-卡尔·拉斯佩 出生于 1944. 1972 。

阿斯特丽德·普罗尔 (Astrid Proll)

第三行 彼得·霍曼 (Peter Homann) 出生于 1936 年。1970 年离开红军团 (RAF)，后来成为记者和作家，2023 年去世。

出生于 1947 年。1971 年被捕，1974 年获释，1978 年再次被捕，1980 年获释。

霍尔格·迈因斯 (Holger Meins) 出生于 1941 年。1972 年被捕，1974 年在维特利希 (Wittlich) 监狱因绝食后遗症去世。

第四行 佩特拉·谢尔姆 (Petra Schelm) 出生于 1950 年。1971 年在与警方的枪战中死亡。

玛丽安娜·赫尔佐格 (Marianne Herzog) 出生于 1939 年。早年退出红军团 (RAF)，从事作家工作。

伊尔莎·斯塔霍维亚克 (Ilse Stachowiak) 出生于 1954 年。1976 年被判处四年监禁，后续生活轨迹不明。

京特·福格特 (Günter Voigt) 出生于 1938 年，1970 年被捕，服短刑，后续生活轨迹不明。

……并且能够继续在红军团 (RAF) 中战斗。您的逃亡是否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上与红军团 (RAF) 决裂？

不。在狱中，为了能生存下去就已经是一场疯狂的斗争了。然后我出来了，我现在不想说得太煽情，但我只是不想死在牢房里。我的潜逃是我的救赎。如果当时审判继续进行，我肯定会被判 15 年。

您在伦敦结识了诗人埃里希·弗里德 (Erich Fried)。他也是一位救赎者吗？ 我将那些帮我出狱的人称为救赎者。但埃里希·弗里德也给了我很多帮助。他给了很多人太多，以至于他的孩子们觉得他们被忽视了。他向我提供了所有帮助。给我钱，提供支持，他非常清楚像我这样的人需要什么。他帮我找了一套公寓。

弗里德不担心因此

与司法机关产生麻烦吗？ 他知道自己在帮谁，对吧？

弗里德在纳粹时期的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他不再感到恐惧。

埃里希·弗里德和您谈过关于红军团 (RAF) 的事情吗？

他对我进行了极其详细的盘问。他想了解很多关于乌尔里克·迈因霍夫 (Ulrike Meinhof) 的情况。但弗里德的妻子非常严厉，她不再愿意看到所有住在她家的人总是把冰箱吃空。她立刻对我说：你必须去工作，你必须自己赚钱。我当时更习惯于找人搭讪并讨钱。我回答道：什么，工作？

您能想象过

重新加入红军团 (RAF) 吗？

我的天呐，我的天呐。绝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我很庆幸自己离那里那么远。

但您是否仍然持有好感？当时在德国，红军团 (RAF) 的第二代已经形成了。我只是对此有所关注。我在英国发生了政治上的转变。我平静了下来，从那种关于革命的宏大诉求中解脱了出来。

您曾在被占房屋中生活，参与工会斗争，并担任过汽车修理工。

我再次回到了左翼的环境中，人总是会回到自己出身的地方。但英国人的心态不同。那里的左翼团体并没有

“我只是不想死在牢房里”

像红军派系（RAF）那样疯狂的目标，他们反而更现实、更务实。他们也都想要孩子。 德国社会学家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曾将这种“绝对性”（Unbedingtheit）描述为一种危险的德国特质。

这就是我在英国那些年学到的。我完全无法理解那种自我牺牲——直到最后一步，甚至绝食而死。

1978年，您陪同一名青少年偷车贼前往伦敦的一家警察局。在那里，一名警察认出了您。随后您在汽车修理厂工作时被逮捕。在英国被羁押等待引渡后，您在德国被监禁等待审判。

我一生中总共在监狱里坐了四年牢。当然，监狱生活有时很艰苦，尤其是科隆-奥森多夫（Köln-Ossendorf）的隔离监禁。我为了逃避那项错误的指控而逃亡了很久——那是双重谋杀未遂罪，我面临的是终身监禁。

在1979年开始的第二次审判中，争议焦点就是这项指控。在联邦内政部长格哈特·鲍姆（Gerhart Baum）批准联邦宪法保卫局一名官员的证词许可后，该官员作为目击证人在法庭上作证。他表示，他看到您并没有开枪。双重谋杀的指控随后被撤销。您因抢劫银行和伪造文件被判处五年半监禁。已服刑的时间被折抵，剩余刑期被缓刑。您自由了。当我被引渡回德国时，我回到了一个与1974年离开时完全不同的国家。那是一个开放得多的时代，这是我的幸运。

当时，针对您的判决也被解读为给那些想要退出的人提供的一种机会。格哈特·鲍姆表示，人们试图搭建桥梁，以缓和红军派系（RAF）、同情者圈子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我后来认识了格哈特·鲍姆，他非常出色。他总是询问关于科隆-奥森多夫的情况。然后他告诉我，在那段时间里，他在监狱附近有一个小花园，经常和家人在那里。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很美好。这让一切都变得相对化了，我可以想象：有人坐在花园里——而我们坐在死寂的囚区。

在1980年的法院判决后，您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和汉堡，学习艺术，并担任图片编辑和摄影师。现在您住在柏林的一套自有公寓里。在经历了如此不寻常的开端后，您是否对自己现在如此平庸的生活感到惊讶？

不。因为我的生活并没有平庸地进行。尽管我有一套自有公寓。

您现在感觉如何？

比我生命中的任何时候都好。嗯，当然我有一些老年病，但我不再有那些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的心理状态了。

早年您曾遭受闪回和恐慌发作的困扰，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在隔离监禁期间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什么都无法忍受。例如，我们有一次在英国去了海岸边，我无法承受。那里的海水，大自然的静谧，让所有记忆全部涌现。谢天谢地，现在这些都过去了。但这花了两十年时间。我也经常去看心理治疗师。不过她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帮助，除了对我很友善。您在红军派系（RAF）的经历已经过去了五个多十年。即便如此，是否可以说您从未真正摆脱红军派系？

我经常希望这一切都能结束。但我的传记就是我的生活。如果1968年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商店没有起火，我的生活轨迹肯定会完全不同。

加布里埃拉·赫佩尔（Gabriela Herpell） 雅各布·施伦克（Jakob Schrenk）

赫佩尔在九十年代初就认识阿斯特丽德·普罗尔，当时两人在《Tempo》杂志的不同部门工作。而施伦克此前只在书中见过普罗尔——其中包括斯特凡·奥斯特撰写的值得推荐的关于红军派（RAF）的标准著作《巴德-迈因霍夫综合征》。

将白昼化为黑夜

午睡之中 蕴含着一种特殊的 宁静 —— 尤其是在 令人精疲力竭的 盛夏酷暑中

摄影 ALEXIS VASILIKOS 实际上，用“小死”这个隐喻来指代高潮简直是无稽之谈。用它来描述夏日的一场午睡反而要贴切得多。每个人都熟悉在夏日午后深处，在寂静的酷热中那种黏稠的苏醒感，那种艰难地重新找回时间

与空间的意识。以及一种模糊的感觉：明明就躺在沙发角落里，但实际上却像去了很远的地方。所以，这比高潮更接近于一次“小死”，请重新考虑。

无论随后的起身多么艰难，入睡的那一刻则格外甜蜜。这种特殊的打盹只在温暖的月份里出现，更常见于暑假期间。在那些日子里，时间像温热的蜂蜜一样滴落，让每一天都变得相同。在那些日子里，生活被简化到了极少数的事情上。洗澡时永远用同一条毛巾，在阴凉处走同样短的路径，冰箱里只有甜瓜和水瓶，昏暗的房间窗边有一只嗡嗡作响的苍蝇，远处不知哪里有一台被遗忘的收音机在嘟嘟地响着。在这样的日子和这样的周里，当正午过后室外最后一只鸟也在酷热中噤声，人们不可避免地想再次躺下小憩片刻。天气实在太热，无法做任何其他事情。所有原本想做的事都被推迟到以后，推迟到晚上，或者直接推迟到秋天。于是，人们只是在阴凉处翻翻某些杂志，或者尝试读上几页书。但现在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所有这一切只增加了巨大的燥热昏沉感，而人最终会向其屈服。最后，你会感觉到血管里慢慢填满了沉重的甜酒，然后终于，终于地滑入梦乡。

摄影师亚历克西斯·瓦西利科斯（Alexis Vasilikos）在八年时间里，记录了父母共同午睡时的样子。这户人家的房子位于希腊的莱罗斯岛，地处爱琴海南部深处。即便人们并不认识这栋房子、这座岛屿或这个家庭，这些照片所传递的亲密感依然让人感到熟悉。人们能立刻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家庭中平静的夏天景象，认出孩子们自古以来就习惯于父母的那些仪式感，并感受到家庭成员之间那种天然的毫无掩饰。瓦西利科斯将这个系列命名为《爸爸妈妈》（Mom & Dad），并写道：“在睡眠中，他们的身体似乎在永恒中消融。相机成为了这种脆弱的悬浮状态的见证，见证了爱、衰老与缺席如何在共同梦境的静谧中交织在一起。”事实上，照片中流露出一种极其沉重的疲惫感，每个孩子在父母年长时都会在某个时刻察觉到这一点。但在这种对午睡的沉溺中，也蕴含着两人之间一种深厚且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年轻的亲密感；而对于观察者来说，则有一种令人宽慰的确定感：他们很快就会醒来。因为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在路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共同起舞的过程中顺势躺下的一样。

几分钟后，他们会坐起身，抖掉共同的梦境，将双脚重新伸进等待着的拖鞋里。此时室外的光线会发生一些变化，花园里的阴影将按惯例发生偏移。一切都变得清晰了一些，昏沉感减轻了，有人对着屋里大声喊着什么并笑了起来，一辆车驶入车道。夜晚降临，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确定感：生活在继续，年迈的父母也将继续前行，带着身为父母那种灿烂而坚定的执拗。唯有夏天，在每一次打盹中，都变得短了一点。马克斯·沙尼格（Max Scharnigg）

亚历克西斯·瓦西利科斯 (Alexis Vasilikos)

这位摄影师居住在雅典。他的系列作品《爸爸妈妈》(Mom & Dad) 是在八年间于其位于莱罗斯岛的父母家中创作的。由于他离开房间的必经之路是经过父母的卧室，于是他开始拍摄他们熟睡时的样子。

DIE REO

许多年来，我们的作者 现在她已到退休年龄，并自问：这一切从何而来 以及这是否还能

CHNUNG

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几乎不感兴趣。这种漠不关心？去纠正它？

这里节省的几十亿，是为了在其他地方填补漏洞。通货膨胀。养老金辩论。破旧的学校。破旧的基础设施。气候变化——尽管正值盛夏酷暑和干旱，却几乎无人提及，因为这可能会损害经济。总之，经济疲软。尽管有投资计划，但依然没有增长，且改善前景渺茫——相反，工作岗位正在流失：这关乎金钱，但实际上关乎一切。当资金匮乏时，社会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德国铁路的延误（过去投资不足的结果）已被描述为具有“破坏民主”的影响，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亦然。只有拥有金钱的人才拥有权力。

我对金钱有一种病态的关系。我很喜欢钱，但希望尽可能少地去思考它。如果有人欠我钱，我觉得提醒对方很不舒服。当我感觉账户可能透支时，我宁愿不去查看余额。我不明白我的税务通知书。在还是正式员工的时候，我只看工资单上的两个数字：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我从未买过股票。从未投资过 ETF。听到股市新闻时我会屏蔽，报纸的经济版最多也就是翻翻页。然而，我其实有一种相当烦人的竞争心，甚至在打牌时都会被激发。但在财务问题上，这种心气至今尚未觉醒。

当我开始大学学习时，旧联邦德国出现了教师过剩、建筑师过剩、医生过剩、人文科学学者过剩、法律专业人士过剩。由于很难快速找到职业，在我当时的社交圈中产生了一种对金钱的某种随意态度。钱？我们没有，以后也不会有——那么我们至少想要快乐。或者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看着我们的父母，我们绝不想让自己变成金钱的奴隶。这种模糊的反资本主义是由“六八一代”遗传给我们的，他们随身携带马克思和马库塞的书籍，穿着二手衣服，他们的反主流文化比那些完全走在“经济奇迹”和消费路线上的父母更接近我们。我们听着珍妮丝·乔普林演唱的歌曲：《自由只是另一种说法，意味着没什么可失去的》。自由在我们看来比安全更有诱惑力。

但也许是因为我们感到太安全了。当时还存在着一种社会承诺：工作时间越长（如果你不再开出租车或当服务员，而是找到了一份正经工作），赚的钱就越多——事实证明，这并非对所有人有效。但现在年轻人听到的那种“无论如何都不能依赖养老金”的说法，在当时还不存在。考虑养老规划是不时髦的。谁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那么大年纪？

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一年前，我在 66,2 岁时办理了退休。我的退休金大约是 1700 欧元，显然高于德国联邦的平均退休金水平，但对于慕尼黑、不断上涨的成本以及我的生活方式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不，这并不令人意外，养老保险基金每年都会发信通知——但人总会在潜意识里期待奇迹发生。信上还列出了三个不同的数字，对我而言，这意味着没有一个确切的数额，所以可能还会出现第四个数字。

我曾经赚得足够多，可以在慕尼黑市中心租房过上舒适的生活，几乎独立抚养孩子长大并供其上大学。我曾感到独立且自由。我告诉自己，赚多少花多少，毕竟现在就是用来生活的。回首往事，我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超过了实际经济能力，尽管没有欠债。现在看来，即便在兼职工作且抚养孩子的情况下，我也应该（而且大概能够）储蓄和投资，而不是在餐厅喝了一杯葡萄酒后，用一句伪装成洒脱的话将我的顾虑打发掉：那就干到累死为止吧。在快要累死之前，这种感觉可能并不那么好。

回首往事，我觉得自己在财务上是不成熟的。我突然意识到，无论作为个人还是政治参与者，无论作为女性主义者还是记者，我都不能承受对经济几乎一窍不通的后果。从财务心理学角度来看，我的这种障碍被称为“金钱回避”（Money Avoidance），它源于半潜意识的刻板印象，而这些印象也来自诸如“不谈钱”或“金钱败坏性格”之类的陈词滥调—。

我现在终于生活了

此外，面对众多专业术语和复杂的数字列，还存在着担心出错的失败恐惧。以及对损失金钱风险的恐惧。

最终

羞耻感。害怕显得愚蠢。害怕显得无知。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与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一项研究试图找出，为什么德国人尤其在股票市场中如此谨慎。研究人员的结果是：德国人对风险的评估较高，并且觉得自己的金融知识不足。他们在复杂的税收、资金流和市场经济面前选择了投降。而研究中提到：“许多人不知道，很多东西其实是不需要知道的。”并且：“女性在股票方面普遍表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股票市场的参与率也相应较低。”这描述得相当准确。

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至少对我来说不能。我在一个面向女性的金融平台上注册，并报名参加了一个非正式地被称为“训练营”、正式名称为“投资代码”（Investment Code）的项目。最初的模块名为“金钱心态”、“确定风险概况”、“养老金制度与养老金缺口”，但也能学到很多关于大宗商品、股票类型、ETF以及股票投资组合维护的知识。我阅读了马蒂娜·利纳塔斯（Martyna Linartas）的书《不公正的不平等》，并惊讶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埃尔茨贝格税制改革构思之激进，以及如今《基本法》第 14 条被多么重视——该条款规定财产负有义务。我在《南德意志报》的经济版阅读了对德国经济研究所斯特凡·巴赫（Stefan Bach）的采访，他说：“税收是社会的资金。”他引用了巴伐利亚自由州宪法第 123, 条第 3, 款第 1 句：“遗产税的目的还在于防止巨额财产聚集在少数个人手中。”我阅读（并且必须每段读两遍）83 岁的税务专家京特·斯特里韦（Günter Striewe）是如何计算的：最高税率从之前的 53% 逐步降低到现在的 42%，对于社会中层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也就是说：曾经是针对富人的税率，如今成了某些技术工人的税率。我阅读了 ifo 负责人克莱门斯·富斯特（Clemens Fuest）在《商报》上发表的一篇客座文章，他写道，自 2015 年以来，政府消费增长了近 30%，而私人对经济的投资则下降到了 2015 年的水平，这将导致我们陷入经济衰退。在《每日新闻》（Tagesschau）中，我听到 DAX 指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点——就在宝马（BMW）宣布将削减约 8000 个岗位几天之后。

我并非全部理解。但我开始对此产生兴趣。我在学校时也是如此。如果我在课堂上走神，时间就会被拉长到无穷无尽。而一旦我专注，尤其是积极参与，时间就会飞逝。

我能耐心地听那个金融平台的运营者讲解，她的解释生动且简单。她 27, 岁时开始对金融产生兴趣。她来自波兰。金钱被传达给她作为一种能够自救的工具。她发现，在她周围大多数在德国的女性对金钱不感兴趣。她想改变这一点，因为她说，如果没有金钱，男女之间的平等就无法实现。她还说：在课程结束时，女性会阅读报纸的经济版，因为她们能读懂。这句话说服了我。

课程中的许多女性比我年轻，大约 40 岁出头，有两个孩子，一个丈夫，一段包含育儿假、兼职和全职工作的波折职业生涯，以及黯淡的养老金前景。不久前，左翼党（Die Linke）在向联邦政府提出询问后收到了如下答复：在德国全国范围内，53% 的女性和 23% 的男性在参加 45 年养老保险后的养老金低于贫困风险线。目前这一数额为每月 1446 欧元。

课程中的女性说，她们一直觉得金融枯燥乏味，但现在开始感到担忧。其中一人继承了博登湖畔半栋房子，想将其出售并将资金进行投资。另一人曾使用过一个并非专门为女性设计的金融平台，那里的顾问告诉男性客户：在家里千万不要提起你们承担的风险，否则你们的

妻子会歇斯底里的。还有一个人想卖掉其投资组合中一项表现不佳的产品。她面对着两名男性，对方在三个四分之三小时的时间里一直试图说服她不要卖，并想给她施压，尽管她已经下定了决心。

互助小组开始成立。我的小组里有 Ana、Sabine 和 Sandra，分别 62, 49 和 34 岁，她们拥有规模较小的投资组合，其中一人还持有三个 ETF，但她说自己没有策略，这就是她来这里的原因。多项研究和调查显示，女性在金融市场上的自信心不如男性（但一旦投资，她们往往比男性更成功）。研究还显示，女性经常认为自己的收入不足以支撑这种资金冒险。

在“金钱心态”（Money Mindset）模块中，人们学习如何将大脑中的程序从“我反正一窍不通，也不会询问，因为我反正也不会明白”重新编程为：“金钱轻松且毫不费力地流入我的生活”。金融培训师说，在金融领域不存在天赋，而且这与数字关系不大，而是在于所谓的“固定心态”（fixed mindset，一种静态的自我形象）与“成长心态”（growth mindset，一种动态的自我形象）之间的区别。我们应该问问自己，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聪明：是在我们已经知道一切的时候（固定心态），还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还能学到新东西的时候？这种心态理论的创始人、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说：“成为（Becoming）比存在（being）更重要”。将其应用于金融领域，即意味着：“我分享关于金钱的知识，并不断自我提升。”

在阅读了几周的经济版、观看《八点前经济新闻》、参加直播课程、完成相当大量的家庭作业以及与他人交流后，我可以算出我的养老金缺口是多少，即我拥有的资金与我所需资金之间的差距。据估算，人们需要最后一份净收入的 80% 左右。而实际上人们当然没有这么多。我还了解到，在过去两年中，获得一个养老金积分所需的年薪已从 47085 欧元（在旧的

ES 我有钱，所以拿走它，关于金钱有更多的真相

（在各联邦州）已上涨至 51944 欧元，也就是说上涨了约 5000 欧元。我不认识任何人在过去两年中能通过谈判多争取到约 5000 欧元薪水的人。我明白了养老金委员会的构想：如果年薪为 50000 欧元，将养老金的 2% 投资于资本市场，在年化收益率 6% 减去 0.5% 手续费的情况下，30 年后大约能带来 75000 欧元。我明白了存在股票 ETF 和债券 ETF，且两者之间的收益与风险差异显著，因此债券 主要在拥有大量资金时才划算——这些资金在定期存款账户中可能只有 2% 或 2.5% 的收益，而在债券 中通常能多出 1%。风险概况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天性，也取决于储备金的高度以及可用于投资的时间。通过“三桶金”投资策略，人们根据自己的风险概况，将资本按百分比分配到三个桶中：安全、中风险和相当高风险。对于我以及我那 7000 欧元的铁杆储备金来说，具体情况将是：60% 安全，30% 中风险，10% 高风险。

我明白了存在价值股和成长股，成长股可能风险更高，但自千禧年以来表现更好。而且沃伦·巴菲特最喜欢的股票之一是可口可乐，这是一家价值股。我明白了存在主动基金和被动基金，被动 是最好的入门产品；我将股市想象成 eBay，因为人们实际上不是从

公司购买，而是从卖家那里购买。我明白了，一旦投资组合经过仔细选择，对其进行维护所花费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少得多。最多每半年查看一次并进行再平衡即可。个股的情况略有不同，但同样可以设置止损单，当股票例如大幅下跌时自动卖出。

在一张图表中我们看到，在五年内不一定能在股市中获得可靠且

显著的利润（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年），但在 15 年内平均收益约为 8%。该金融平台的运营者表示，时间是最好的保障。我问自己，为什么几十年前我认为持有 1 万或 2 万欧元根本做不了什么。在苹果股票上涨时，我住在什么样的石头底下？或者在 Netflix 股票上涨时？

不投资股票并不是一种左翼立场，我现在也明白了这一点，尤其是当你拥有一部 iPhone 和一个 Netflix 订阅时。参与市场甚至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周五》（Freitag）杂志的一位作者写道：“购买股票就是参与一家公司的自有资本。这是具有生产力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左翼人士，去股市吧！》

我明白了，现在的国家比三十或五十年前需要多得多的资金，因此它从大众——即中产阶级——那里获取。年收入超过 69879 欧元支付 42% 的税款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京特·斯特里韦（Günter Striewe）一方面是对的，但国家同样也是对的。

我明白了，关于金钱存在多种真

真相

可以被理解。也就是说，征收财产税可能是公正的。该税种在 1997 年被暂停，因为联邦宪法法院批评房地产持有者的纳税额过低。法律本应被修订，但当时的联盟党和自民党（FDP）联邦政府认为这太复杂。自那时起，人们便在争论——而这就是另一种真相——财产税会损害大企业和小企业，从而导致就业岗位消失。

在我的情况中同样存在两种真相。其一：如果奇迹没有发生，且我没有开始储蓄（一个可怕的设想，可惜是必须的），那么在不一直工作下去的情况下（幸运的是我可以一直工作，否则我将不得不剧烈地缩减生活规模），弥补我的养老金缺口就太晚了。其二：我在财务方面的竞争心被唤醒了。虽然微弱，但总好过没有。课程的一位参与者给我发了一个链接，两个月前的我可能根本不会点开。建议人们不要投资 Finanztip 多年来向所有初学者推荐的 MSCI World 指数，而应投资 MSCI ACWI IMI，因为后者不仅包含发达国家的股票，还包含新兴市场的股票。以及小盘股（Small Caps），即规模较小的公司。因此，它的分散投资程度要广得多。

从当年的学校教育中（顺便提一点，财务话题在学校里从未出现过），我知道，现在我必须参与其中，只有这样事情才会变得有趣。因此，我将投资我的 7000 欧元，比例为 60 / 30 / 10，期限十年。因为我也学到了这一点：投资的最佳时机是昨天，其次是今天。

加布里埃拉·赫佩尔 (Gabriela Herpell)

清晰地记得她儿子的德语老师在学校的一次自我介绍环节中，是如何用这样的话将话筒交给数学老师的：“我对数字一窍不通”——随后大家都笑了。数学老师回答道：“唉，这就是我的命运。但请想象一下，如果我对德语也这么说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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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葡萄酒特辑：杯中的假期

夏季葡萄酒特辑将假期的感觉带回家——通过简单而又令人兴奋的葡萄酒，开启一场穿越欧洲各地区的享乐之旅。由侍酒师马库斯·德尔·莫内戈 (Markus Del Monego) 独家挑选，并附带应对思乡之情的配套食谱。

来自我们的 SZ-Vinothek

2026年夏季葡萄酒特辑

6瓶套装 83,70 €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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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提供的葡萄酒均含有亚硫酸盐。由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提供，地址：Hultschiner Str. 8, 81677 München

女性生活

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以自传形式书写了为人母的负担以及婚姻的失败。她将此称为“将自己作为证据”。其他知名女作家也将自己的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以下为精选推荐。

安妮·埃尔诺 (ANNIE ERNAUX) 《岁月》(Die Jahre, 2008) 埃尔诺将她的个人生活史与法国的集体记忆，以及女性角色、身体和社会期待的历史相结合。

奥德雷·洛德 (AUDRE LORDE) 《局外姐妹》(Sister Outsider, 1984) 洛德在一部随笔集中反思了黑人女同性恋者的身份、种族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愤怒。

莫妮卡·赫尔费尔 (MONIKA HELFER) 《行李》(Die Bagage, 2020) 这部关于她祖父母的肖像画讲述了贫困、排斥和女性的脆弱。

希拉·赫蒂 (SHEILA HETI) 《母亲》(Mutterschaft, 2018) 女性必须想要孩子吗？赫蒂为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托芙·迪特莱夫森 (TOVE DITLEVSEN) 《哥本哈根三部曲》(Kopenhagen-Trilogie, 1967–1971) 关于在贫困中成长、寻找文学之声以及依赖——对男性和药物的依赖。

……在安妮·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已年长。令人震惊的是，在她自己的国家，人们的反应竟如此厌女。（编者注：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出生于 1940 年，因其自传作品而获奖，她在作品中剖析了作为女性的生活，并探讨了出身、阶级、性与羞耻。）有人说，瑞典学院完全疯了。尽管埃尔诺的斗争和生活与当今女性的生活并不完全相同，但她展示了如何建立一种女性的声音。而人们对此反应中那种毫不留情的残酷，证明了这种声音的绝对必要性。当我阅读那个年轻女性的书时，我感到很愧疚，因为我想：“别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他们会处理得很糟糕。难道你不想被人们喜欢吗？”

您的这种反应源自哪里？ 我们依然是人类。随着年龄增长，人会变得焦虑，变得狭隘。显然我也变成了这样。

这是一种想要保护那个年轻女性的冲动吗，因为您从自身经验中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

不仅仅如此。在阅读另一位作者的作品时，我想：不要泄露这个秘密！不要告诉他们你坐在房间里吃饼干，直到呕吐为止——就像她描述的那样。我认为，正是同样的反应决定了我那本关于母亲的书所引起的反响——其他女性在想：“不要告诉他们这很糟糕。我们正试图假装一切都很好。”

但讲述能让此前无法言说的事情变得可以言说，从而使其他人也能讲述自己的故事。在 2009 年发表于伦敦《卫报》的一篇关于女性写作的随笔中，您这样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伍尔夫承认，她不知道女性是什么。接着写道：“她们留下的痕迹如此之少，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了如此深沉的沉默，以至于她们几乎没有历史。”难道这不应该是为了打破沉默吗？

关于这个话题，我听过最令人启发的话来自路易丝·格吕克（Louise Glück，编者注：美国诗人及散文家）。她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在去世前经常接受采访。她大致这样说道：人们总是试图让我参与到一些旨在鼓励更多人阅读诗歌的活动中。但我并不希望更多的人阅读诗歌。我希望阅读诗歌的人越少越好。我希望它始终保持在极少数人的范围内。

为了将艺术保留为一种珍贵的避风港？

试图让艺术普及，会改变其本质。这意味着必须写出不同的诗作。而且这会剥夺艺术的稀缺感及其价值。这背后蕴含着极深的意思。我觉得这太棒了。从那时起我就在想：我将坚持这一点，在写作时我永远不会考虑其他人会怎么看。我的作品越难接近，读者在试图解读它们时越需要付出努力，我的影响力就越大。在我看来，这比女性的沉默更令我担忧。但伍尔夫提到的一点至今依然完全适用：对于一名女性艺术家来说，在试图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或表达自己的过程中，很容易模仿男性，从而变成一名男性艺术家，也就是说，写出一本男性的书或画出一幅男性的画。

走一条已经铺好的路更容易。

从而完全避免提及任何关于女性特质的真实面貌。但反过来，看看安妮·埃尔诺，她专门书写关于女性特质的真实面貌。如果将她与同年龄段中做了相反之事且可能已被遗忘的任何一位女作家相比——埃尔诺建立起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影响力。

您见过埃尔诺吗？

见过。我握过她的手。她是一个拥有惊人力量和强度的人。而且年纪很大了。

您和她讨论过关于她获得诺贝尔奖的批评以及她的感受吗？

讨论了一点。我觉得向她提起这件事有些失礼。特别是在法国，作家就像是公众人物。我认为必须非常熟悉她，才能向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许多女性艺术家长期以来被低估了。就像埃尔诺一样，德语区的女作家们也

“我从未从那种无足轻重的感觉中恢复过来”

访谈 内莱·索菲·卡斯滕 (NELE SOPHIE KARSTEN)

摄影 艾玛·伯莱特 (EMMA BURLET)

作家瑞秋·卡斯克（Rachel Cusk）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女性声音。一场关于究竟什么是永恒的对话：是作品还是爱情

南德意志报杂志

瑞秋·卡斯克， 1967年出生， 在洛杉矶和 英国长大。目前 居住在巴黎。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杂志出版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均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

2026年夏天，山火威胁着波尔多。但在向北150公里处，一切都十分平静。这是法国大西洋沿岸夏朗德-海洋省一个村庄的七月之日。无花果树、蜀葵、淡绿色的百叶窗。这里坐落着瑞秋·卡斯克的乡村住宅，每当她觉得巴黎太狭窄时，就会逃到这里。出于对脱欧的抗议，卡斯克在2021年移居法国。卡斯克被认为是英国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她凭借一部自传体书籍《生命之作》（Lebenswerk）而闻名，该书打破了人们对母亲身份的理想化想象。她的小说以精准、冷静的风格以及探讨作为女性生活的意义而著称。她的最新小说《M的生活》（Das Leben der M.）将于9月初出版。在接受采访时，她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驶来。采访过程中，一只公鸡时不时地啼叫干扰。卡斯克对此付之一笑。

南德意志报杂志：卡斯克女士，在许多关于您的肖像报道或采访中，记者们承认在您面前感到被震慑，甚至感到恐惧。

您知道这件事吗？

瑞秋·卡斯克：哈哈！我不读这些采访。但我的一位在巴黎的朋友——他接触很多人，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英语作家和文人——告诉我，他经常被问到：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您认为为什么会这样？ 我完全不知道。我觉得自己挺友好的。我成长在一个家庭——我是四个孩子中的一个——那个家庭让我觉得我是无关紧要的。我从未从这种无关紧要的感觉中恢复过来。因此，人们觉得我令人恐惧，对我来说是双倍的荒诞，因为在那些塑造了我的人眼中，情况恰恰相反。

您的家人是如何让您感受到这种无关紧要的？ 那是一部宏大的史诗小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写出来。那是我父母的专制教育方式。这种权威需要一个替罪羊，一个可以被挑出来并被指责的人。那就是我的角色。我的兄弟姐妹多年来对此思考了很多。现在我们成了朋友，我们在成年后重新找回了彼此。当时他们倾向于与我的父母合作——而我从未这样做过。

您是那个“黑羊”（害群之马）？

我是那个黑羊。这是一只可以接受的羊。但绝对不是一只令人恐惧的羊。

您经常说，如果一个人想要被喜爱，最好不要成为作家。

在我写作生涯中，关于我最常被提及的一点就是我不讨人喜欢。但我绝不会为了让自己显得更讨喜而对某些事情避而不谈。

在您 2001 年出版的自传体书籍《 Lebenswerk》（人生之作）中，您写到了成为母亲时那种压抑、枯燥且令人感到卑微的经历：睡眠不足、尖叫声、幼儿活动组，以及与自己身体的疏离感。这为您赢得了“英国最被厌恶的女性”这一称号。

当时我那样感受并将其表达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我将自己作为实验对象，将我自己的经历作为证据。

您是最早描述对成为母亲感到后悔的作家之一——如今这一观点在“后悔成为母亲”（Regretting Motherhood）这一关键词下广为人知。您现在如何看待年轻的女性作家？

很多书都直白得毫不留情。当我读到它们时，我会想：嘘！别这么做！别告诉他们！千万别！例如，我读过的一本书是一位年轻讲述者的作品，她非常坦率地谈论了她情感的激烈程度以及她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我感到震惊，我觉得这很有趣。对我来说，感到震惊是一个信号，表明我离真相、离年轻女性的生活有多么遥远，而且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因此，我对此进行了思考。

您的书也被描述为直白得毫不留情且令人震惊。这是作为一名作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反应吗？不，仅仅因为人们感到震惊，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做了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我曾在法兰—。

女性生活

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以自传形式书写了为人母的负担以及婚姻的失败。她将此称为“将自己作为证据”。其他知名女作家也将自己的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以下为精选。

安妮·埃尔诺 (ANNIE ERNAUX) 《岁月》(Die Jahre, 2008) 埃尔诺将她的个人生活史与法国的集体记忆，以及女性角色、身体和社会期待的历史相结合。

奥德雷·洛德 (AUDRE LORDE) 《局外姐妹》(Sister Outsider, 1984) 洛德在一部随笔集中反思了黑人女同性恋者的身份、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和愤怒。

莫妮卡·赫尔费尔 (MONIKA HELFER) 《行李》(Die Bagage, 2020) 这部关于她祖父母的肖像画讲述了贫困、排斥和女性的脆弱。

希拉·赫蒂 (SHEILA HETI) 《母职》(Mutterschaft, 2018) 女性必须想要孩子吗？赫蒂为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托芙·迪特莱夫森 (TOVE DITLEVSEN) 《哥本哈根三部曲》(Kopenhagen-Trilogie, 1967–1971) 关于在贫困中成长、寻找文学之声以及依赖——对男性和药物的依赖。

在安妮·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正处于富足之中。令人震惊的是，在她自己的国家，人们的反应竟如此厌女。（编者注：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因其自传作品而获奖，她在作品中剖析了作为女性的生活，并书写了出身、阶级、性与羞耻。）有人说，瑞典学院完全疯了。尽管埃尔诺的斗争和生活并不一定与当今女性的生活具有相同的方面，但她展示了如何建立一种女性的声音。而对此反应中那种毫不留情的残酷，证明了这种声音的绝对必要性。当我阅读那位年轻女性的书时，我感到很愧疚，因为我想：“别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他们会处理得很糟糕。难道你不想被人喜欢吗？”

您的这种反应源自哪里？ 我们依然是人类。随着年龄增长，人会变得焦虑、狭隘。显然我也变成了这样。

这是一种保护那个年轻女性的冲动吗，因为您从自身经验中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

不止于此。在阅读另一位女作家的作品时，我想：不要泄露这个秘密！不要告诉他们，你坐在房间里吃饼干，直到吃得恶心——就像她描述的那样。我认为，同样的反应决定了人们对我那本关于母职的书的共鸣——其他女性在想：“不要告诉他们这很糟糕。我们正试图假装一切都很好。”

但叙述让原本无法言说的事情变得可以言说，从而使其他人也能讲述自己的故事。在 2009 年发表于伦敦《卫报》的一篇关于女性写作的随笔中，您这样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伍尔夫承认，她不知道女性是什么。接着写道：“她们留下的痕迹如此之少，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了如此深沉的沉默，以至于她们几乎没有历史。”难道现在的目标不应该是打破这种沉默吗？

关于这个话题，我听过最令人启发的话来自路易丝·格吕克（Louise Glück，编者注：美国诗人及散文家）。她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在去世前经常接受采访。她大致这样说道：人们总是试图让我参与到一些旨在鼓励更多人阅读诗歌的活动中。但我并不希望更多的人阅读诗歌。我希望阅读诗歌的人越少越好。我希望它始终保持在极少数人的范围内。

为了将艺术保留为一种珍贵的避难所？

试图让艺术普及，会改变其本质。这意味着需要写出不同的诗歌，并且会剥夺艺术的稀缺感及其价值。这背后蕴含着如此深意。我觉得这太棒了。从那时起我就在想：我将坚持这一点，在写作时永远不会考虑其他人会如何看待。我的作品越难以接近，读者在试图解读它们时越需要付出努力，我的影响力就越大。在我看来，这比女性的沉默更令我担忧。但伍尔夫提到的一点至今依然绝对适用：对于一名女性艺术家来说，在试图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或表达自己的过程中，很容易去模仿男性，从而变成一名男性艺术家，也就是说，写出一本男性的书或画一幅男性的画。

走一条已经铺好的路更容易。

从而完全避免提及任何关于女性特质的真实面貌。但反过来，看看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她专门书写关于女性特质的真实面貌。如果将她与同年龄段中做了相反之事且可能已被遗忘的任何一位女作家相比——埃尔诺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影响力。

您见过埃尔诺吗？

见过。我握过她的手。她是一个拥有惊人力量和强度的人。而且年纪很大了。

您和她讨论过关于她获得诺贝尔奖的批评以及她的感受吗？

讨论了一点。我觉得直接问她这件事有些失礼。特别是在法国，作家就像是公众人物。我认为必须非常了解她，才能用这样一个问题去接触她。

许多女性艺术家长期以来被低估。就像埃尔诺一样，德语作家海尔加·舒伯特（Helga Schubert）和莫妮卡·赫尔费尔（Monika Helfer）直到高龄才获得对其作品的广泛认可，而这种认可在此之前一直被拒之门外。她们的共同点是对女性身份进行自传体虚构的探讨。她们在年老时是否显得不那么具有威胁性了？

是的，年老了就可以让她们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活动。

一旦女性不能再生育，她们的女性特质就会被否定，随之而来的还有她们的性欲和吸引力。

就好像作为女性，你的任务就是保持吸引力。而一旦你表现得像个艺术家，说着所谓令人震惊的话，你就破坏了这项任务。如果你像埃尔诺那样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女性，情况会变得更糟。

mus：年轻女性似乎没有质疑资本主义如何将她们的身体工具化和性化。我不使用社交媒体，几乎感知不到这一点。但我确信这非常沉重，在某种程度上是折磨人的。女性主义的时钟在到处被拨回。如果像我一样在女性主义的环境中长大，绝不会想到这竟然是有可能的。

我有一个同事，她 60 岁快到尾声了。我们经常讨论女性主义，以及她如何看待我的年轻一代。她说：你们已经到了一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并且能大声表达出来的阶段。但对她来说，这个阶段感觉像是一个死胡同。目前还没有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更好的共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愿景。毕竟，我们并不想放弃另一个性别。

我在我这一代女性身上观察到的是：如果一个人放弃了自我照顾的责任，并允许那种由男性赚钱、女性生孩子的旧结构回归，那么结果不会太好。关键在于要

您女儿们的生活与您二十多岁时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她们应对现实的能力要强上千倍。她们不会被父母的权威所左右。无论人们如何评价社交媒体——它们已经让年轻人完全摆脱了控制。她们可以退到自己的卧室里，做任何想做的事。这是好事。而且她们对生活、对异性浪漫、对进步、对圆满结局以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幻想和错觉要少得多。比如“我要结婚”、“我要组建家庭”、“我们会住在一栋房子里”、“我们会变得更富有”……她们不再相信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这挺可惜的。

我想，现在的关键在于寻找新的共处形式。显然，过去的社会结构对女性的作用不如对男性那样好，因为女性在其中从未真正获得自由。

我认为如今能摆脱家庭影响的自由绝对是极其非凡的。我不怀疑这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存在着巨大的焦虑感和强烈的孤独感，也许是因为当生活不再被预先设定好时，做出决定会变得很困难。现在的年轻人更懂得心理治疗的力量。治疗应该是强制性的。我看到了它带来了多少好处。

目前的“女性特质”状况如何？我很难评估。显然，女性主义正面临一场反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认为自己只是半个人、需要寻找另一半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运作——这才是错误所在。从事自己的工作并自食其力，是保持自我完整的一种方式。

在您的新小说《M的生活》（Das Leben der M）中提到：“有没有可能，工作最终被证明比爱情更持久？或者，工作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爱人的能力？”

您用我自己的问题来质问我。我不知道答案。我认为，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是”，那么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同样也是“是”。关于男女之间的生活，我还有一个不同的理论……

请讲。

如果有一天，男性特质——无论以何种形式——不再渴望战争，厌倦了暴力，转而渴望去养育和照顾某些事物……那么我愿意打赌，这必然会带来女性特质的转变。女性必须准备好去赚钱，而男性必须准备好变得具有照顾心。

您知道《伦敦生活》（Fleabag）这部剧吗？ 知道一点。如果我的孩子们向我推荐什么，我就会看。

您刚才说的话让我想起了一个场景。两个女人，一个 30 岁出头，另一个 50 岁末，并肩坐在酒吧吧台前。年长者说：“我们女性从出生起就承载着痛苦，这是我们的生理宿命。月经、乳房胀痛、分娩。男人没有这些。他们必须去寻找痛苦。他们发明了所有这些神灵、恶魔之类的东西，仅仅是为了让自己能因为某些事情而感到愧疚——而这正是我们女性无需他人帮助就能做得很好的事情。然后他们发动战争，以便能感受到某种东西并能彼此接触；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就玩橄榄球。而我们把这一切都承载在内心深处。我们年复一年地在周期中经历痛苦。”

没错。

现在您的女儿们成年了，您感到解脱了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每天都意识到，我不再需要照顾学龄儿童了。所以我解脱了。

“对于一名年长的作家来说，危险之一就是不断地重复自己”

……这项工作。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我可以退后一步。我不再需要时刻处于最高警戒状态。长期以来，我一直觉得我仍然负有责任——即便她们不再需要我照顾，不再需要我接送她们从 A 点到 B 点。我会回顾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然后想：这件事我做错了，那件事我不该那样做。

作为母亲，人总是会对自我产生怀疑，不是吗？

是的。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 2012 年出版了《之后：关于婚姻与分离》（Danach: Über Ehe und Trennung），这是一部关于与您孩子父亲离婚

以及您的家庭突然破碎的回忆录。在书中您写道：“有时我在想，现代家庭生活凭借其冷酷的快乐、绝对毫无根据的乐观以及对爱的原则而非上帝或经济效益的信任，是否因为未能承认人类对战争的需求并为此做好准备而失败。”

我绝对感到了解脱。并非从我的女儿们身上解脱，而是从某些主题和内容中解脱。例如，我不再需要去研究家庭，去探索并尝试以某种方式利用这些认知。我不在乎了。这与我再也没有关系。

《M 的生活》（Das Leben der M）是一幅关于女演员 M 的虚构肖像。电影明星的生活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我关注的是与命运的关系。以及成为一个个体所包含的宿命论。这本书探讨了演员作为投影面、作为神秘生物的存在，对个体性构成了什么样的威胁。一名继续发表作品的年长作家，其危险之一就是相信自己的名气，并不断地重复自己。

您是如何化解这种危险的？

仅仅写另一本关于艺术或其他什么的小说，这是人工智能（KI）能够完美掌握的事情。所以我在想：什么是我最不可能去做的事情？

您的意思是，为了领先于人工智能，您改变了自己的风格，希望以此来欺骗它？

是的。演艺世界与我无关。与其假装它不存在，我应该面对这个世界。

女演员 M 的传记与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的传记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在童年成为明星，同样住在巴黎。

而且她也是您书籍的粉丝。关于这本书基于波特曼的传闻是否属实？

对此我当然不能说什么。这也不重要。名人的本质在于，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他们——通过所有关于他们的图像、电影和故事。他们将自己塑造成为他人可以前往并对其进行想象或幻想的场所。你可以看一部有某位女演员出演的电影，你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看，她在其中始终如一，仿佛被冻结了。人们以为认识她。其实并不认识。

奈勒·索菲·卡斯滕 (Nele Sophie Karsten)

在采访前一天晚上，当瑞秋·卡斯克（Rachel Cusk）出现在她 B&B 旅馆花园的长椅旁并抽着她的黑色电子烟时，她刚刚点了一瓶啤酒。“嗨，我是瑞秋。”她不想打扰，只是想问问是否顺利抵达，以及约定是否依然有效。在第二天对话结束后，卡斯克邀请我们的编辑一起游泳。她接受了邀请。

漫游之志 (Wanderl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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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新的彼岸——有时只需迈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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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游戏 (Zahlendreher)

当孩子开始上学时，作为父母，人们心中会打一个小小的赌：在辅导数学作业时，我能坚持多久？

大多数人在做这个预测时都高估了自己。这并不一定是因为数学知识的问题——知识或许生锈了，但依然存在。更主要的原因是，大约每隔二十年，孩子们学习的方式和内容就会在教育部门的“神之手”操纵下发生改变。父母在辅导作业时失败，首要原因并非缺乏知识，而是在此之前就无法理解到底要做什么——因为现在的练习册外观不同，表述方式不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另一种接触数学的方法。但就在你为此愤愤不平之时，你可能会突然想起，四十年前自己的父亲也曾同样地摆摆手，用一句“我们学的时候不一样！我们那时用的是计算尺！”来脱身。有些事情确实永远不会改变。 Max Scharnigg

加分项：“Clash”耳环，由 18 克玫瑰金与绿色染色玛瑙打造，来自 Cartier。摄影 Johannes Graf

烤甜菜根

配葡萄与辣根

Stephan Hentschel 通过其餐饮公司“Chefs of Berlin”在各类美食活动中掌勺，并与 Caroline Autenrieth、Konstantin Keller 以及 Sigi Schelling 一起为我们的烹饪四人组撰稿。

“我特别喜欢这里大地气息、甜美果实与清新辛辣感的结合。由于奶油酱是冷却的，温度也形成了对比。这是一道令人惊喜的前菜，或者是一顿轻盈、健康的午餐。”

更多食谱请访问：sz-magazin.de / dasrezept

4 人份食材

600 g 甜菜根（尽可能选择 3–4 个大小均匀的根茎）

200 g 盐

20 g 新鲜辣根（或玻璃瓶装的辛辣辣根）

300 g 法式酸奶油 (Crème fraîche)

200 g 红色无核葡萄（替代方案：甜美脆口的樱桃）

2×40 ml 橄榄油 盐 胡椒

准备时间 15 分钟 + 烤箱烘烤时间 90 分钟

下周预告：Sigi Schelling 带来的新鲜鸡油菌菠菜丸子

烤箱预热至 160 度。清洗甜菜根，切掉根茎。在耐热容器底部铺满盐，将甜菜根尖端向上放入。放入高温烤箱，根据大小，烹饪时间约为 1½ 至 2 小时。期间用细擦丝器擦碎辣根并拌入法式酸奶油中，盖好放入冰箱冷藏。接着将葡萄横向 (!) 对半切开。放入碗中，用 40 ml 橄榄油和一小撮盐腌制，置于一旁。用尖刀刺入根茎并提起进行测试：如果根茎脱落，则表示已熟。稍微冷却后剥皮。用手指将甜菜根掰成核桃大小的粗块。用 40 ml 橄榄油、盐和胡椒腌制。摆盘时，将冰凉的奶油酱抹在小碗或深盘中，将温热的甜菜根放在上面。摆上葡萄，最后淋上汁液。在上面擦入少量新鲜辣根。

多喝水

夏季带来了异常的高温和许多死亡。我们难道不应该开始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来谈论天气吗？

最近，我尽量让自己多站在树荫下。在遮阳篷下，在商店的入口处，在市场摊位的雨伞下。前几天我觉得太热了，以至于溜进了一栋房子的开放式走廊里短时间休息。其实我热爱高温，喜欢阳光。但这个夏天，情况发生了转变。

有时我走出一家空调店，看到接下来必须在毫无遮蔽的情况下顶着烈日行走的一段路时，会感到一阵短暂的恐慌。这并不是因为担心出汗后的样子，也不是因为温度本身，而是因为这种全新的、无法逃避的感觉。

以前，阳光是白天的伴侣，但现在，它的强度决定了白天的生活。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即室外是敌对且危险的。阳光现在有时真的让我感到恐惧。其他人也是如此。当我们为了躲避高温而在阴凉处相遇时，我们会讨论这件事。通常就像以前下雨时那样，我们聚集在树下——只不过现在我们是为了躲避阳光而寻求遮蔽。

许多人已经开始围绕高温来安排生活。他们仅在早晨或晚上出门，计划在公园中途停留，提前物色凉爽的地点，随身携带水——这些水在家里冷却后，在出发前被装入保温瓶中。

对于许多人来说，出门现在意味着真正的压力，老年人和幼儿父母在某些日子里干脆选择完全不出门。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估计，今年夏天的热浪已导致 12500 人死亡。

抬头看向房屋正面，到处可以看到悬挂或粘贴的。我想，在德国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高温焦虑。我以前只在度假时经历过这种情况，那时我被晒伤得很严重，但仍然必须出门。在这种状态下，人会在日子里踉跄前行。没有日常琐事的几天高温是可以接受的，但即使在度假时，人们也经常会产生对家乡微风的渴望，渴望夜晚轻微的寒意，渴望夜晚那条美丽而厚重的被子，以及。

我想起以前在度假时，人们当然喜欢高温，喜欢那种空气凝固的波动感，直到傍晚才吹起第一缕微风，喝着冰冷的桃红葡萄酒，在昏昏沉沉的燥热中等待一场能冷却一切的暴雨。因为知道自己真正生活的地方永远不会太热，才让在其他地方度过的夏天如此美好。而当这种高温出现在家中时，会让人感到不安。

前几天我和一名男子聊天，他说了一句话，虽然起初看起来不合逻辑，但我立刻就理解了。他说，他要等到家里变凉了才回去。他无法忍受过热的公寓。这听起来不合逻辑，是因为室外可能和他的公寓里一样热。

以前有一种安全感：我的家是一座孤岛。有淋浴，有充足的凉水，有遮光的房间，以及傍晚可以通风缓解的期待。但这种安全感正在动摇：夜晚不再降温，水龙头里的水是温的。高温意味着失去控制，而这种失控现在已经进入了自家的四壁之内。这个事实让我们不安，但目前对此几乎还没有一种相应的语言。在傍晚的树荫下，我们像以前谈论天气那样，熟练地谈论着高温。“今天真是太热了！”“是啊，呼。”但或许这只是一个凉爽的八月，而真正的酷暑八月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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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a Fritzsche

在此与 Simone Buchholz、Tobias Haberl 和 Helene Hegemann 轮流撰写关于那些值得尝试的饮品的文章。

基明（Chieming）»Urlaubshof Kirchmaier«，基姆湖（Chiemsee）

当你看到 Kirchmaier 房东一家坐在户外，父亲拿着一本农业杂志时，你就能理解“住在他人度假的地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Urlaubshof Kirchmaier, Schützing 1, 83339 Chieming, Deutschland, 电话 08664 / 410, 双人间每晚 120 欧元起，公寓每晚 200 欧元起。urlaubshof-kirchmaier.de

我们称之为“基姆湖奇迹”：我们的幼儿嘴边沾满黑莓汁，蹒跚着穿过树篱，摇摇晃晃地向沙坑走去，而我们竟然就那样静静地坐着。面前是装满巴伐利亚浆果、牛角面包、炒蛋和奇亚籽布丁的盘子。远处是山峦与湖水，像我们一样平静。我和男友能如此放松地吃早餐，上次还是在孩子出生前。我问他，这次度假真的感觉像在度假吗？此时我们的女儿正在玩滑行拖拉机，已经把我们忘了。我们讨论了孩子需求与父母需求的兼容性——并得出结论，没有哪个地方能比 »Urlaubshof Kirchmaier« 更好地将两者统一。

其理念是：紧邻湖畔的豪华度假公寓（配有楼梯防护栏），那里的湖水在视觉上似乎无止境地保持在脚踝到膝盖的高度。

农场咖啡馆旁边有一个游乐场和一个地面蹦床。父母有桑拿房，孩子有泳池。唯一可以争论的是度假的最大亮点是什么。是厩里的羊驼、小牛、鸡、兔子和猫，是烤面包棍之夜，还是立式桨板（SUP）？

最终，对我们三人来说有一个明确的赢家：我们热爱离开喧闹的泳池，三人一起涉水走到小碎石岛上，在茂密的高灌木丛下安营扎寨，阅读并戏水。当孩子入睡后，我们面对着湖景举杯庆祝——度假终于回归了度假的本质。Daniela Gassmann

总编辑 Michael Ebert 和 Timm Klotzek

副总编辑 Lara Fritzsche

SZ-Magazin 数字版负责人 Annabel Dillig 和 Wolfgang Luef 艺术总监 Birthe Steinbeck

值班主编 Julia Nitsche, Dirk Schönlebe

文字主编 Marc Schürmann

编辑部 Thomas Bärnthaler, Trisha Balster, Caroline Bucholtz, Susan Djahangard, Max Fellmann, Samira Fricke（时尚负责人）, Kerstin Greiner（生活风格）, Theresa Hein, Nele Sophie Karsten, Michaela Konz, Nicola Meier, Mareike Nieberding, Dr. Vivian Pasquet, Lars Reichardt, Jakob Schrenk, Johannes Waechter

赢奖

这里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徒步旅行、在水疗中心放松、在“工作度假”（Workation）中更高效地工作，在美食之夜品尝东道主家庭的最爱菜肴，或者在社区厨房随时烹饪。位于南蒂罗尔、处于普斯特河谷（Pustertal）与艾萨克河谷（Eisacktal）之间高地上的设计酒店“AUI”于今年重新开业。听起来不错？本周我们在 sz-magazin.de / gewinnen 抽奖，奖品为两人三晚住宿及 200 欧元的交通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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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über 1 这也有表情符号吗？:-I 也许 11 许多果皮的颜色 12 第一名或第五名 14 使……年轻化 Ma 15 用注射替代兴奋剂的另一种方式 16 另一种 15 的替代方案 17 种子不碍事的苹果 19 只有一侧有瘟疫 20 被切断连接的见证者 21 用颜色 19 吐出豆子 22 中午吃，晚上在啤酒花园待着 24 足球赛中场休息时给，歌剧演出后给 26 屈于波动的男人 27 对男人来说没什么大不了，只有在长大后才变小 28 前面的数字越低，它就越高，除非在剧院 30 伦敦的一位先生，最著名的在那工作 32 在冰川裂缝中：如果那里能行就太棒了 34 今年没有伴侣的夜晚 36 用来炫耀自己赚得多么丰厚 37 城堡里的英语，不太好 38 投入，...te 39 意大利游客在最后三个字母时必须付费 41 给谜题爱好者的基因 42 只有在北方才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43 与金钱相反，真的在街道上 45 深海潜水员将其内化了两倍 46 味觉载体 47 新的或旧的学霸，如果学生跟随 15 17

1 那些没有偷钱而是给钱的人，要进监狱吗？ 2 针对富人，或者那些买不起新暖气的人 3 如果他们有一瓶……，虽然可以洗头，但不能…… 4 最短的？ 5 自以为重要，但只是未成熟之物的一部分 6 那个被支付了过多钱财的人？ 7 西班牙语中指应该少吃的东西，奥地利域名中指应该多吃的东西 8 那里的广告无法快进 9 消费一本书的艺术？ 10 在床上指明方向？ 12 一方面让许多人快乐，另一方面有时带来不幸 13 在我的名字前挖掘 18 简而言之：那是现任示巴女王的住所 19 这里的“疏忽”并非不幸 22 在海滩度假和电动自行车之旅中可见 23 查克·诺里斯能完成这么多次俯卧撑，而凡人十次之后就 25 法国的上帝，也存在于植物中 29 领域的顶端 31 领域的顶端 33 之后用于休养，否则用于宝藏 35 那里展出发动机 39 命题可以用来进行性别中立表达 40 整个……39 农民的国家？ 42 那个意大利人将合法之物变成了禁忌之物 44 已退出

谜题 34 解答

横向 1 数据分析 (DATENANALYSE) 10 不讨喜 (UNLIEB) 12 孤独 (ALLEIN) 14 浴室 (BAD) 15 冰屋 (IGLU) 16 国际空间站 (ISS) 18 正典 (KANON) 20 细流 (RINNSAL) 23 欧元 (EUR) 25 习俗 (USUS) 27 急性 (AKUT) 28 狮子 (LEO) 29 晒黑 (TAN) 30 吊环 (ÖSE) 31 RG 32 从不 (NIE) 33 德国机车司机工会 (GDL) 34 兔子 (HASE) 36 亚麻布 (LEINE) 39 青少年 (TEEN) 40 先生 (SIR) 41 小餐馆 (OSTERIA) 44 街道 (RUE) 46 SU 47 系列 (SERIE) 49 测量 (MESSEN) 50 细剑 (DEGEN) 51 节日 (FESTTAG)

纵向 1 深金色 (DUNKELBLOND) 2 种植 (ANBAUEN) 3 誓言 (EID) 4 否定者 (NEINSAGERIN) 5 深不可测 (ABGRUNDTIEF) 6 铝 (ALU) 7 是 (YES) 8 SI 9 最终处置 (ENDLAGERUNG) 11 局域网 (LAN) 12 阿里 (ALI) 13 左侧 (LINKS) 17 卫星 (SAT) 19 出柜 (OUTEN) 21 详情 (NÄHERES) 22 甜 (SÜSS) 24 国王 (ROI) 26 盐水 (SOLE) 31 旅行 (REISE) 35 肛门 (ANUS) 37 食物 (ESSE) 38 IT 42 他 (ER) 43 在 (AM) 45 EST 48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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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计算机技术一直在不断小型化。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了：人工智能需要空间。巨大的空间。

自发明以来，计算机一直在持续变得更小、更便携。1969年指挥首次登月的设备大小像一个旅行箱，重32公斤。如今，这种计算能力可以用现代芯片的极小一部分来完成。每部智能手机的性能都要高出数百万倍。

世界上最新、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位于中国城市深圳，每秒可完成近2,2万亿次计算操作。这个庞然大物重244吨，相当于两头巨大的蓝鲸，但蓝鲸的计算速度显然没那么快。如果想用60年代的技术实现这样的性能，将需要约14.6 亿平方公里的占地面积，而需要考虑到的是：地球表面积约为5.1 亿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三个地球，并且包括所有区域，甚至是海洋，而且这还“没有计算发电厂、冷却系统、车间、道路和备件仓库”，我在 gamestar.de 上读到过。

因此：如果没有小型化、微芯片以及只能以纳米衡量开关，技术进步这件事根本无法实现。小型化进程是成功的核心。

但最近我读到，在犹他州的大盐湖附近将要建造一个巨大的数据中心，面积约161平方公里，大约是曼哈顿的两倍。它的耗电量将超过犹他州去年全州总耗电量的两倍，而用水需求尚不明确。目前，全球范围内有许多此类设施在运行、建设或规划中，分布在中国、蒙古国、内华达州、德克萨斯州——这当然与人工智能的增长有关。它们并非全部如此庞大，但在成本、计算能力、面积、能源需求、用水量、环境影响和噪音方面，其规模之大在以往是闻所未闻的。

这令人震惊。因为我们之前从未这样想过。几十年来，我们在计算机技术领域接触到的只有“缩减”。但突然之间，这件事开始以一种令人心惊的方式扩张。我们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以及助听器和工厂中那些不可见的运行过程，以及我们在极短时间内习惯的计算速度，这些处理器的速度突然需要现实世界中极其巨大的空间。而所谓的“智能”——此前仅存在于我们颅骨内有限的空间里——突然之间在土地上肆意生长，饮用我们的水，在耳边轰鸣，吞噬我们的电力。

思考，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实际上它只是计算），不再局限于几乎看不见的芯片。不，它占据了几乎无法被一眼看完的厂房，扩张到农田、草地、原野和沙漠。它从外部向我们逼近，威胁着各种生物和植物的生存，就像自古以来的道路建设、汽车工厂建设、煤炭开采和石油精炼一样。我们正用轰鸣着、发烫的、吞噬能源的巨型大脑将世界填满，这是一种新型的巨物狂想症，没人知道它将导向何方。顺便说一句，人工智能将解决我们所有问题，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有些疯狂的断言，它可能会在明年以史上最大的股市崩盘告终，也可能不会；可能会演变成前所未有的压迫机器，也可能不会；可能会导致海洋沸腾，也可能不会，但无论如何，它将导向某种巨大的结果。

[...OMITTED...]

顺便提一句，我们的大脑很小。大象的大脑更大。我们的大脑功耗约为 20 瓦，仅为旧式 60 瓦灯泡的三分之一。而且它的温度几乎不会超过 37 度，且效率极高。我只是想补充这一点，因为人们很容易忘记。

阿克塞尔·哈克

所有国际企业试图建立一个能够撰写阿克塞尔·哈克专栏的数据中心的尝试，都因为该设施巨大的小麦啤酒消耗量而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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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考] 以下原文数字因单位格式转换可能未在译文中完整体现（供参考）：21839540、21839570、75181、77656、9777

Kalter Entzug: Wie abhängig Europas Rüstungsindustrie von China ist ▶ Die Seite Drei

Süddeutsche Zeitung

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 AUS POLITIK, KULTUR, WIRTSCHAFT UND SPORT

München, Freitag, 28. August 2026

www.SZ.de HM2

Das Streiflicht

(SZ) Männer sind generell ein Problem, das weiß jeder, der die Kühnheit besitzt, sich einen Mann in der Wohnung zu halten. Ob Gott daran schuld ist oder die Evolution, müssen neutrale Beobachter entscheiden, am besten die Schweizer. Beide Verdächtige lehnen jegliche Verantwortung ab, Gott mit Verweis auf den Teufel. Jedenfalls führt kein Weg an der Erkenntnis vorbei, dass bei der Erschaffung des Mannes einiges schiefgelaufen ist. Gewiss, es gibt auch gute Männer, zuletzt war es der heilige Franz von Assisi, der positiv auffiel. Die meisten aber sind eine Plage für die übrige Menschheit, vor allem, wenn sie in die Politik gehen wie zum Beispiel Trump, der die unselige Verbindung von Testosteron und Irrsinn idealtypisch verkörpert. Frauen werfen Männern oft auch Gefühlskälte vor, das aber ist falsch. Männer können extrem leidenschaftlich sein, etwa wenn ihr Fußballklub spielt. Deutsche Männer haben dazu noch eine unverbrüchliche Liebe zum Automobil, und dies seit den Zeiten des Stauferkaisers Friedrich Testarossa. Manchmal ist ein Mann aber auch einsam, also „in schlechter Gesellschaft“, wie der amerikanische Schriftsteller Ambrose Bierce das Einsamsein definiert. Dann greift er zur Flasche, und in der steckt wirklich der Teufel, verwandelt in eine toxische Substanz: den Alkohol.

82. Jahrgang / 35. Woche / Nr. 197 / 4,80 Euro

So, jetzt aber genug gemeckert über den Mann, hier kommt eine 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 die ihn zumindest in puncto Trinkerei entlastet. Forscher de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Chicago haben herausgefunden, dass Mäusemänner, sobald man sie in Einzelhaft hält, lieber alkoholhaltiges als reines Wasser trinken. Anders die weiblichen Mäuse: Sie trinken sich die Einsamkeit mit purem Wasser schön. Warum die Lust auf Alkohol unterschiedlich ausgeprägt ist, wissen die Maus-Experten nicht. Signalwege im Gehirn, auch Hormone könnten eine Rolle spielen. So oder so, der einsame Mausmann kann nicht anders, als sich ein Schnäpschen hinter die Nagezähne zu kippen.

Die Maus aber ist genetisch eng mit dem Menschen verwandt. Ja, man kann fast sagen, Menschenmänner sind ins Riesenhafte mutierte Mäuseriche. Weshalb also sollten sie in einsamen Stunden anders reagieren als ein Mausmann? Und die einsamen Stunden nehmen zu. Dem jüngsten Freizeit-Monitor der Stiftung für Zukunftsfragen zufolge sind nur noch 19 Prozent der Deutschen regelmäßig mit Freunden unterwegs. Weitaus öfter sitzen sie allein vorm Computer, manchmal ist ein virtueller Kumpel aus der KI dabei. In solchen Momenten flüstert die innere Maus im Manne: Komm, wir kippen jetzt ein Bierchen! Ein zweites, ein drittes und noch mehr kommen hinzu, bis der Mann weiße Mäuse sieht. Ist zwar schädlich, aber was vermag der Verstand gegen die Hormone? Es hilft nur eines: Wieder mal mit Freunden ausgehen. In die Kneipe, auf ein Bier.

Mei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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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uil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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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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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Albtraum aus Schlamm

Med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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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Traxler ist tot: Der Mann, der aus Bundeskanzler Helmut Kohl „Birne“ machte.... 19

Nach der verheerenden Sturzflut im Himalaja läuft die Suche nach den mehr als tausend Vermissten. Experten diskutieren darüber, was die Katastrophe ausgelöst haben könnte.

Panorama, Wissen, München

CIA-Chef soll Russland gemahnt haben

Warum war John Ratcliffe in Moskau?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spricht von einem Routinebesuch. US-Berichten zufolge hat er den Kreml vor einem Angriff auf das Baltikum gewarnt.

Von Charlotte Walser und Hubert Wetzel

Washington/Brüssel – Der Besuch von CIA-Direktor John Ratcliffe am Dienstag in Moskau diente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dazu, die russische Führung vor militärischen Provokationen gegenüber der Nato zu warnen. Sowohl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als auch die Nachrichtenplattform Politico schrieben, Ratcliffe habe in Gesprächen mit russischen Geheimdienstvertretern klargemacht, dass es keine Angriffe auf Nato-Mitglieder wie Estland, Lettland und Litauen geben dürfe.

Ratcliffes Besuch, der bekannt geworden war, weil sein Flug via Riga verhältnismäßig öffentlich stattfand, erregte in Sicherheitskreisen vor allem aus einem Grund Aufmerksamkeit: Der bisher letzte bekannte Besuch eines Direktors des US-Auslandsgeheimdienstes in Moskau fand Anfang November 2021 statt. Damals war der damalige CIA-Chef in der russischen Hauptstadt, um vor den Konsequenzen eines Überfalls auf die Ukraine zu warnen. Im Februar 2022 marschierte Russland dennoch in dem Nachbarland ein.

Die USA und Russland bestätigten den Besuch Ratcliffes.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spielte die Bedeutung aber herunter. In einem Radiointerview sagte er, es habe sich um „so etwas wie eine halb routinemäßige Reise“ gehandelt. Die USA wünschten sich, dass Russlands Krieg mit der Ukraine ende, so der Präsident. Ratcliffe sei ein „fantastischer Kerl“ und aus seinem Besuch könnte sich „vielleicht etwas ergeben“, sagte Trump. „Wir arbeiten sehr hart daran, diesen Krieg zu beenden.“

Die Ukraine war offenbar über den Besuch informiert. Kiew sei gebeten worden, die Luftangriffe im Norden Russlands bis zur Abreise der Delegation auszusetzen, hieß es in Medienberichten. Kiew habe das getan. Sicherheitsexperten in Washington ziehen die Darstellung Trumps, es habe sich um einen Routinebesuch gehandelt, in Zweifel. Derartige Reisen seien selten, schrieb Thomas Wright von der Denkfabrik Brookings Institution, der unter Trumps Amtsvorgänger Joe Biden im Nationalen Sicherheitsrat gearbeitet hatte, im Magazin The Atlantic. Eine wahrscheinlichere Erklärung sei, dass Russland immer gefährlicher werde und die Trump-Regierung das Land vor einer Eskalation habe warnen wollen, so Wright.

In Brüssel wird diese Einschätzung geteilt – jedenfalls bedingt. Sicherheitspolitiker der Nato und der EU betonen zwar, dass derzeit – anders als im November

2021 – auf russischer Seite keine Vorbereitungen für einen größeren Angriff mit Bodeneinheiten auf das Baltikum zu erkennen seien. Russland habe wegen des Kriegs in der Ukraine dafür im Moment schlicht keine Kapazitäten, sagt ein Diplomat in Brüssel. Allerdings ist dort niemandem entgangen, dass die russischen Provokationen gegenüber Nato-Ländern an der Ostflanke der Allianz – damit ist die Region von Finnland über das Baltikum und Polen bis hinunter nach Rumänien gemeint – quantitativ und qualitativ stark zugenommen haben. So kam es in Rumänien in jüngster Zeit immer wieder zu Zwischenfällen mit russischen Drohnen, bei denen die Fluggeräte so lange und so tief im rumänischen Luftraum unterwegs waren, dass Nato-Kampfjets aufsteigen und sie abschießen konnten.

In Polen schlug Ende Juli ein russischer Marschflugkörper auf einem Feld ein – fast 100 Kilometer von der ukrainischen Grenze entfernt. Das Geschoss war offenbar vom Typ Kh-101, eine mit konventionellem Sprengstoff bestückte Waffe. Es gibt davon allerdings auch eine Variante, die einen nuklearen Sprengkopf tragen kann. In Estland, Italien, Bulgarien und den Niederlanden kam es zudem zu Explosionen und Bränden in Waffenfabriken. Für besonders besorgniserregend halten Fachleute den Zwischenfall im August auf dem Leipziger Flughafen, hinter dem mutmaßlich Russland steckt. Dort hatten bisher unidentifizierte Personen versucht, mit Drohnen, die Sprengstoffpakete trugen, ukrainische Frachtflugzeuge anzugreifen. Die Attacke missglückte, im Erfolgsfall hätte die Explosion einer womöglich betankten Maschine auf einem zivilen Airport eine Katastrophe verursachen können.

CIA-Direktor John Ratcliffe bei einer Kabinettsitzung in Washington. Jetzt hat er sich für acht Stunden in Moskau aufgehalten. FOTO: ADMEDIA/CNP/IMAGO

Sicherheitspolitiker in Brüssel ziehen aus diesen Vorkommnissen zwei Lehren. Zum einen, so ein Diplomat, werde Russland risikobereiter. Den Flugverkehr über europäischen Städten mit Drohnen lahmzulegen, wie das in Kopenhagen und München passiert sei, sei eine Sache. Ein Drohnenangriff wie in Leipzig, bei dem es hätte Tote und Verletzte geben können, sei etwas völlig anderes. Das gehe über „hybride“ Kriegführung fast schon hinaus. Zum anderen scheut Moskau offenbar nicht mehr vor Provokationen zurück, bei denen es als Urheber identifiziert werden kann. Ein wichtiges Merkmal hybrider Attacken sei stets, dass sie nur schwer einem Schuldigen zuzuordnen seien, sagt ein Diplomat. Ein russischer Marschflugkörper, der auf polnischem Territorium lande, sei aber leicht zu identifiz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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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es Comeback

Glaubt man den Fans des Desserts, bei dem heruntergekühlter Joghurt durch eine Softeismaschine gepresst wird, besser bekannt als Frozen Yogurt, ist gerade ihr Glückstag. „Oh mein Gott, da ist ja gar keine Schlange“, jubeln die beiden Mittzwanzigerinnen Kate und Marin, als sie an diesem Augustnachmittag die Leere vor New Yorks derzeit angesagtester Eisdiele erblicken. Normalerweise warte man hier mindestens eine halbe Stunde, versichern die Freundinnen, die ganz in der Nähe im West Village wohnen. Videos auf Social Media bestätigen das.

Doch nun flattert ein Absperrband einsam im Sommerwind, stehen silberfarbene Poller unbeachtet auf dem Bürgersteig, die sonst die Menge bändigen sollen, die offenbar kein Problem damit hat, einen halben Nachmittag lang für einen Nachtisch anzustehen, der aus Joghurt und ein paar Toppings besteht. An Wochenenden müsse man nämlich auch schon mal zwei Stunden einplanen, sagt die Verkäuferin,

Heruntergekühlten Joghurt gab es vor 15 Jahren schon einmal. Jetzt erreicht der Frozen Yoghurt die Gen Z.

bevor sie den Joghurt abzapft und mit Pistaziensoße bestreicht. Neun Dollar macht das, für die kleinste Portion.

Als Millennial kann man nicht anders, als sich zu wundern: Frozen Yogurt, das war doch vor zehn, 15 Jahren schon einmal ein großer Sommerhit. Anfang der Nullerjahre breiteten sich Ketten wie Pinkberry und Red Mango überall in den USA aus. Auch die Freundinnen Kate und Marin können sich noch an diese „OGs“ erinnern, wie sie sagen. So nennt die Gen Z Originale, die schon populär waren, als sie selbst noch kein Smartphone halten konnten.

Der Hype schwappte damals bis nach Deutschland, auch in München oder Berlin sollte Eis nun probiotisch und mit Obststücken oder Kekskrümeln verziert sein. Dann erlebte der Frozen Yogurt das Schicksal, das jeden Trend irgendwann er- eilt. Der Andrang ließ nach, Bubble Tea, Acai Bowls und Matcha Latte waren jetzt interessanter.

In diesem Sommer feiert der Frozen Yogurt sein Comeback. Selbst im beschaulichen Park Slope, dem Prenzlauer Berg von Brooklyn, stehen samstags und sonntags junge Menschen mit Bandanas und Baggypants vor einem Frozen-Yogurt-Laden Schlange, in dem kürzlich bloß Millennial-Mütter und ihre Kinder verkehrten.

Der Frozen Yogurt des Jahres 2026 präsentiert sich in einer dem Zeitgeist angepassten Form. Glaubt man den Werbeversprechen, soll er mehr Protein als die frühere Version enthalten – und eine ausreichende Proteinzufuhr gehört aktuell zur ersten Bürgerpflicht. Toppings wie Baclava-Streusel sind daneben fotogener als Bananenscheiben und eignen sich perfekt für einen Tiktok-Post oder eine Instagram-Story. Denn natürlich haben die sozialen Medien das Revival verstärkt, wenn nicht sogar verursacht. Sie sind voll mit Videos, in denen Nutzer den „viralen Frozen-Yogurt-Trend“ testen.

Und dann kommt noch ein sehr spezielles Phänomen zum Tragen, dem die Comedyshow „Saturday Night Live“ sogar einen Sketch gewidmet hat: Anstehen ist das liebste Hobby der New Yorker. Sie, die doch immer unter Zeitdruck stehen, haben kein Problem, mehrere Stunden zu warten, auf koreanische Tuchmasken, die angeblich besten Fischtacos der Stadt – oder eben auf gefrorenen Joghurt. Wo es eine Schlange gibt, muss es sich ja schließlich lohnen. Ann-Kathrin Nezik

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

Anlegen

Lange hat sich unsere Autorin kaum für ihre Finanzen interessiert. Nun, im Rentenalter, fragt sie sich: Wie konnte sie nur so gleichgültig sein?

Abtauchen Nichts ist schöner als ein Mittagsschlaf an heißen Tagen. Unser Fotograf hat jahrelang Bilder seiner schlafenden Eltern gemacht.

Aussteigen

Astrid Proll war Gründungsmitglied der RAF, nun hat sie ihre Autobiografie geschrieben. Ein Interview über Reue, Gruppendruck und späte Wahrheiten.

Razzien gegen Rechtsextreme

Polizei durchsucht Objekte in fünf Bundesländern und ermittelt gegen 15 Personen.

Halle – Die Polizei hat in fünf Bundesländern Objekte mutmaßlicher Mitglieder der verbotenen rechtsextremen Vereinigung „Artgemeinschaft“ durchsucht. Grundlage sei ein Vrfahren gegen insgesamt 15 Beschuldigte, sagte eine Sprecheri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in Halle. Ihnen werde vorgeworfen, die „Artgemeinschaft“ trotz eines bundesweiten Verbots fortgeführt zu haben. Zuvor hatten unter anderem der Spiegel und die Volksstimme berichtet. Nach Angaben der Sprecherin liefen die Durchsuchungen in Sachsen-Anhalt, Berlin, Brandenburg, Niedersachsen und Nordrhein-Westfalen. In Sachsen-Anhalt durchsuchten die Beamten auch mehrere Objekte in Gardelegen. In der Gemeinde soll im Juni ein Treffen zu einer sogenannten Sommersonnenwendefeier stattgefunden haben. Die „Artgemeinschaft – Germanische Glaubens-Gemeinschaft wesensgemäßer Lebensgestaltung“, so der vollständige Name, wurde 2023 verboten. Die damalige Innenministerin Nancy Faeser (SPD) bezeichnete sie als „sektenartige, zutiefst rassistische und antisemitische Vereinigung“. Die Gruppierung klagte gegen das Verbot, das aber im April vom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 bestätigt wurde. DPA > Seite 6

Ratko Mladić ist tot

Belgrad – Der Kriegsverbrecher Ratko Mladić ist tot. Er sei in der Haftanstalt der Vereinten Nationen in Den Haag gestorben, berichtete der Belgrader Fernsehsender Informer TV. Mladić wurde 84 Jahre alt. Als Kommandeur der bosnisch-serbischen Armee hatte Mladić im Juli 1995 das Massaker an bis zu 8000 muslimisch-bosniakischen Männern und Jungen bei Srebrenica angeordnet; und er führte das Kommando bei der mörderischen Belagerung von Sarajevo. Damit ging er als „Schlächter von Bosnien“ in die Geschichtsschreibung ein. 2021 wurde er wegen Völkermords verurteilt. SZ > Seite 7

DAS W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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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hl in Sachsen-Anhalt Regiert in Magdeburg bald ein Ministerpräsident der AfD? In der TV-Debatte mit Amtsinhaber Schulze gibt sich Spitzenkandidat Siegmund siegesgewiss. Doch sicher ist das noch nicht.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links) und CDU-Spitzenkandidat Sven Schulze in der MDR-Wahlarena.
FOTO: KLAUS-DIETMAR GABBERT/DPA

„Die Menschen, mit denen Sie sich umgeben, sind sehr gefährliche Menschen“

Sven Schulze, der CDU-Ministerpräsident von Sachsen-Anhalt, geht angriffslustig in das Duell mit seinem AfD-Herausforderer Ulrich Siegmund. Dieser gerät vor allem bei einem Thema in die Defensive.

Von Nicolas Richter

E s sind noch keine fünf Minuten vorbei, da bemerkt der Moderator, dass der Ton „sehr rau“ sei. Und da der Ton schon mal rau ist bei der TV-Debatte zur bevorstehenden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fragt der Moderator den Herausforderer Ulrich Siegmund (AfD), ob er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Sven Schulze (CDU) als „Flachzange“ beleidigen würde. Hintergrund der Frage: Am Wochenende hat die AfD-Bundeschefin Alice Weidel die Regierenden im Bund „Flachzangen“ genannt.

AfD-Mann Siegmund sagt, der Begriff richte sich ja nicht gegen Menschen, sondern gegen die Politik, die seit Jahren „gegen unser eigenes Land“ gemacht werde. Insofern habe Weidel zu Recht eine „klare Sprache“ gewählt. Aber rein menschlich, auf persönlicher Ebene, würde er mit dem Konkurrenten, dem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Schulze, durchaus einen Kaffee trinken. Der angesprochene Schulze stellt daraufhin klar, dass es ihm selbst nie einfallen würde, den AfD-Rivalen eine Flachzange zu nennen, er würde ihn nicht einmal einen Rechtsextremisten nennen, sagt aber zu ihm: „Die Menschen, mit denen Sie sich umgeben, sind sehr gefährliche, sehr extreme Menschen.“

Die AfD, die sonst gegen Minderheiten hetzt, gibt sich jetzt als Versöhnerin

Eineinhalb Wochen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und kurz vor der TV-Debatte, sind neue Umfrageergebnisse des Instituts Infratest Dimap erschienen: Demnach liegt die AfD bei 42 Prozent, die CDU bei 22 Prozent. Diese Ausgangslage erklärt, warum die Debatte mit verkehrten Rollen beginnt: Der Amtsinhaber Sven Schulze, der bei 22 Prozent liegt, muss angreifen. Auf die Frage, warum es falsch wäre, die AfD zu wählen, antwortet Schulze, die AfD habe kein Konzept, schaue in die Vergangenheit, wolle Frauen zurück an den Herd holen. Vor allem wolle die Chefin der Bundes-AfD, „Frau Weidel aus der Schweiz“, das Land Sachsen-Anhalt missbrauchen, um mehr Einfluss zu gewinnen. Er wolle nicht, sagt Schulze besorgt, „dass Sachsen-Anhalt aus der Schweiz regiert wird“.

Das ist für die Verhältnisse des soli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Schulze schon richtig polemisch, aber sein AfD-Rivale Ulrich Siegmund lässt sich davon nur kurz aus der Ruhe bringen: Der Amtsinhaber Schulze habe gerade „völlig abgehoben“ über ihn geurteilt, beklagt er, das reiße die Gräben im Land auf. „Das möchte ich nicht“, sagt der AfD-Mann, „ich möchte, dass wir wieder zusammenhalten.“ Die AfD, die sonst gegen Minderheiten hetzt, gibt sich jetzt als Versöhnerin, während die regierende CDU ihr Heil in der Zuspitzung sucht. Siegmund sieht sich von den Umfragen so bestätigt, dass er sich schon mal – über Sachsen-Anhalt hinaus – zum Wahlsieger ausruft. „Wir werden Geschichte schreiben“, sagt er, „die Zukunft ist die AfD in Deutschland.“

Überhaupt geht es hier nicht nur um Sachsen-Anhalt, sondern oft auch um die Bundespolitik oder das Ausland. Amtsinhaber Schulze wirft seinem Herausforderer Siegmund mehrmals vor, eine Marionette Weidels zu sein, ferner sei seine Partei mal Donald Trump, mal Wladimir Putin hinterhergelaufen. Aber Siegmund weiß ebenfalls, wo sein Gegner verwundbar ist: Der ist nämlich Parteifreund des unbeliebten Bundeskanzlers Friedrich Merz (CDU). „Ich weiß nicht, wo Herr Merz aktuell im Wahlkampf ist. Sie schämen sich ja für Ihren Bundeskanzler“, sagt Siegmund. Es sei nachvollziehbar, dass sich Schulze von der Bundespartei distanziere, die sei „absolut peinlich“. Schulze stellt augenblicklich klar, es sei nicht seine

Aufgabe, die „Themen aus Berlin“ in Sachsen-Anhalt durchzusetzen, sondern die Anliegen Sachsen-Anhalts in Berlin. Als Beispiel nennt er die Rente – da hadern er und andere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im Osten mit den Plänen der Bundesregierung, die sogenannte Rente mit 63 abzuschaffen. Das sei ein Thema, „wo ich eine andere Meinung habe als Friedrich Merz“, sagt Schulze. Als die Moderatorin daran erinnert, dass Merz gerade wieder bekräftigt hat, die Rente mit 63 abzuschaffen, sagt Schulze: „Das kann er doch. Aber ich bleibe bei meiner Meinung, dass ich dem so im Bundesrat nicht zustimmen werde.“ Nein, es ist für Wahlkämpfer gerade nicht hilfreich, der Parteifreund des Bundeskanzlers zu sein. Eher ist es eine

Last – eine, die Herausforderer Siegmund nicht zu tragen hat, dessen Partei weder im Bund noch in einem Land mitregiert.

Schulze versucht stattdessen, seine Er- rungenschaften bei Arbeitsplätzen, Sicherheit und Bildung herauszustellen und sagt dazu in verschiedenen Variationen: „Ich habe also geliefert und nicht nur gelabert.“ Auf die Frage, warum AfD-Mann Siegmund dann in den Umfragen so weit vorn liege, sagt Schulze: „Er schafft ein Gefühl. Er sagt, alles ist möglich. Das ist aber eine Aussage, die würde ich nie auf meine Plakate schreiben, weil es ist nicht alles möglich. Man muss realistisch mit den Menschen sprechen.“

Der bisherige Verlauf des Wahlkampfs legt allerdings nicht nahe, dass ihm die

Wählerschaft für diese Aufrichtigkeit dankbar ist. In der TV-Debatte aber ist es immer wieder Siegmund, der in Schwierigkeiten gerät – wenn er erklären soll, wie sein Wahlprogramm funktionieren würde. Das zeigt sich besonders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a kommen die Spitzenkandidaten und -kandidatinnen der anderen Parteien dazu und die Moderation strukturiert die Diskussion nach Sachthemen, statt bloß die Kandidaten Schulze und Siegmund zu gegenseitigen Angriffen zu ermuntern.

In dieser zweiten Hälfte geht es dann auch rasch um das Thema Migration und die Forderung der AfD, nicht mehr auf ausländische Fachkräfte zu setzen. In der Pflege zum Beispiel, heißt es im AfD-Programm, schadeten „kulturfremde“ Kräfte den Patienten. Angesichts der stark gesunkenen Zahl von Asylsuchenden (in Sachsen-Anhalt waren es im Jahr 2025 knapp 2900) erklären SPD-Kandidat Armin Willingmann und die Grünen-Bewerberin Susan Sziborra-Seidlitz, das angebliche Migrationsproblem sei eines, das die AfD den Deutschen eingeredet habe und das sich erledigt habe. Die Linke Eva von Angern sagt auf die Frage, ob Ausländer überdurchschnittlich viele Straftaten begingen, die Herkunft der Menschen sei ihr „Schnuppe“. AfD-Mann Siegmund blickt da betont gelangweilt zur Decke. Aus seiner Sicht hat sich das Problem gar nicht erledigt, notwendig sei vielmehr eine „Negativmigration“, sagt er. Und man müsse „diejenigen, die sich nicht benehmen, nach Hause schicken“.

Auf die Frage, woher denn dann die notwendigen Fachkräfte in den Kliniken kommen sollten, sagt Siegmund, ausgewanderte Deutsche müsste eben zurückkehren. Wobei eine deutsche Pflegekraft in der Schweiz mehr Geld verdient als in Sachsen-Anhalt. Was den Moderator zu der Frage führt: „Glauben Sie tatsächlich, dass die jetzt zurückkommt, weil Sie Ministerpräsident sind?“ Siegmund antwortet: „Selbstverständlich – und wissen Sie, warum? Weil nicht für jeden Geld alles im Leben ist. Es gibt Menschen, die verlassen dieses Land, weil sie die politischen Zustände hier nicht mehr ertragen. Weil sie ihr altes, sicheres Deutschland vermissen.“ Auf die Frage, wie viele zurückkehren würden, sagt Siegmund: „Hunderte.“

Die Runde arbeitet sich noch an der Wirtschaft, den Energiekosten, der Bildung und den Forderungen der AfD nach einer Bürgerwehr ab. Als Siegmund sagt, mehr Disziplin in Schulen erreiche man, „indem man wieder hart durchgreift“, entgegnet die Grüne Sziborra-Seidlitz: „Gruselig, gruselig, was Sie hier vorschlagen.“ Überhaupt bekommt Siegmund Widerspruch aus nahezu der gesamten Runde, wovon allerdings der Ministerpräsident Schulze nicht profitiert, weil nun öfter die anderen Debattierenden im Bild sind. Hin und wieder ruft sich der Ministerpräsident in Erinnerung mit dem Hinweis, er wolle doch noch mal differenzieren. Oder er erwähnt die wichtige Aufgabe, die Schulgebäude zu erhalten, und dass es nicht genüge, der AfD folgend, bloß eine Deutschlandflagge aufzuhängen.

Am Ende haben die Kandidaten wieder zu ihren angestammten Rollen gefunden. AfD-Spitzenkandidat Siegmund gibt sich siegesgewiss und kompromisslos; er sagt, er wolle nach der Wahl allein regieren und genau umsetzen, was er angekündigt habe. CDU-Amtsinhaber Schulze räumt ein, dass er sich bei den Umfragewerten noch „verbessern“ müsse und sagt betont nüchtern: „Mir geht es darum, dass dieses Land weiter vernünftig regiert wird.“ So bleibt es dem SPD-Kandidaten Willingmann überlassen, das dramatische Schlusswort zu sprechen: Sachsen-Anhalt und die Bundesrepublik hätten immer gut mit Koalitionen und Interessenausgleich gelebt. „Kompromisslosigkeit“, sagt er in Anspielung auf Siegmund, „ist der Weg in ein autoritäres System.“

Auf die Kleinen kommt es an

Die AfD hofft auf die absolute Mehrheit der Sitze im Magdeburger Landtag. Doch wie hoch ist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das passiert? Eine Datenanalyse.

Die AfD wird die stärkste Kraft bei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am 6. September. So viel lässt sich mit hoher Wahrscheinlichkeit sagen. Wer das Land künftig regieren wird, ist hingegen unsicher. Es ist möglich, dass die AfD allein die Mehrheit der Sitze gewinnt. Genauso kann es sein, dass es die vielen kleinen Parteien im Land – SPD, Grüne, BSW und vielleicht sogar die FDP – allesamt in den Landtag schaffen. Wie die Wahl ausgehen wird, lässt sich nicht genau prognostizieren. Aber Wahrscheinlichkeiten lassen sich berechnen. Wie wahrscheinlich ist sie also, die absolute Mehrheit für die AfD?

Die Ausgangslage

Um eine Wahlprognose zu treffen, braucht es zunächst ein aktuelles Stimmungsbild. Umfragen in Sachsen-Anhalt sind selten und wie alle Meinungserhebungen mit Unsicherheiten behaftet. Für jede Partei gibt es einen Prozentbereich, in dem sie zum Zeitpunkt der aktuellen Umfragen liegt. In diese Berechnung fließen Umfragen unterschiedlicher Institute ein. Die AfD kommt aktuell auf 39 bis 44 Prozent, die CDU auf 21 bis 25 Prozent, die Linke auf elf bis 15 Prozent. Bei SPD, Grünen und BSW überschneidet der Unsicherheitsbereich die Fünf-Prozent-Hürde, die FDP liegt darunter. Umfragen sind aber keine Wahlprognose, bis zur Wahl kann sich noch viel ändern. Das weiß auch der Politikwissenschaftler Marcel Lewandowsky von der Uni Halle-Wittenberg: „Davon ausgehend, dass viele Wähler sich relativ spät entscheiden, kann es durchaus sein, dass das Wahlergebnis anders aussehen wird, als es die Umfragen suggerieren.“

Die Vorhersage

Wissenschaftler der Uni Mannheim, der Hertie School Berlin und der Universität Witten/Herdecke haben deshalb im Projekt Zweitstimme eine Methode entwickelt, mit der sie mögliche Wahlausgänge vorhersagen können. Ihre Vorhersage ergibt für jede Partei einen deutlich größeren Bereich als die Umfragen, in dem das Wahlergebnis liegen könnte. Im Mittel kommt die AfD auf 41 Prozent, aber auch Ergebnisse zwischen 36 und 60 Prozent sind möglich. Die Bereiche sind so groß, weil bis zur Wahl noch viel passieren kann, weil sich Wählerinnen noch für eine andere Partei oder Nichtwähler entscheiden könnten, ihren Wahlschein doch noch auszufüllen. Je näher die Wahl rückt, desto mehr schwindet diese Unsicherheit.

Die absolute AfD-Mehrheit

Das Vorhersagemodell sagt nicht ein klares Wahlergebnis voraus, sondern zeigt mögliche Szenarien. Das häufigste Szenario lautet: Die AfD holt die meisten Sitze, aber keine absolute Mehrheit. CDU, Linke und SPD ziehen in den Landtag ein, andere Parteien nicht. Fast ebenso wahrscheinlich ist es, dass noch eine fünfte Partei einzieht. Das Modell vom Projekt Zweitstimme ergibt viele mögliche Szenarien, auch für eine absolute AfD-Mehrheit.

Um die mögliche Zukunft vorherzusagen, lernt das Modell aus der Vergangenheit. Drei Faktoren sind entscheidend: Wie lange ist es noch bis zur Wahl? Wie stehen die Parteien in den Umfragen da? Wie groß ist der Fehler im Vergleich zum Wahlergebnis? Die Antworten können bei jeder Partei, für jede Umfrage und jede Wahl unterschiedlich sein. Auch für die Prognose sind verschiedene Szenarien denkbar. Das Modell berechnet deshalb viele verschiedene Wahlausgänge. Insgesamt werden 4000 verschiedene Wahlausgänge berechnet, jeder Punkt in der Grafik steht für zehn davon. Die vielen Simulationen sind notwendig, um den Zufall auszuschließen und Wahrscheinlichkeiten berechnen zu können. Entwicklungen, die es in der Vergangenheit häufiger gab, kommen auch in den simulierten Ergebnissen häufiger vor. Es ist vergleichbar mit einem Würfel: Bei wenigen Würfen ist viel Zufall im Spiel, welche Zahl oben liegt. Nach 4000 Würfen sollte jede Zahl etwa gleich oft erschienen sein. Die AfD holt in etwas mehr als 1000 der 4000 simulierten Ergebnisse die absolute Mehrheit der Sitze. Die Wahrscheinlichkeit einer AfD-Alleinregierung liegt also bei 26 Prozent.

Die Kleinparteien

Um die Mehrheit der Sitze im Landtag zu holen, braucht es kein Wahlergebnis jenseits der 50 Prozent. Stimmen für Parteien, die es nicht über die Fünf-Prozent-Hürde schaffen, haben keinen Einfluss auf die Zusammensetzung des Parlaments. Die Sitze gehen entsprechend dem Wahlergebnis an die größeren Parteien. Also entscheidet auch das Abschneiden der Kleinparteien über den Erfolg der AfD.

Die Wahlprognose sieht AfD, CDU und Linke mit Sicherheit im Landtag, die Wahrscheinlichkeit für den Einzug der SPD ist mit mehr als 80 Prozent auch hoch. Grüne und BSW schaffen jeweils in etwa einem Drittel der Simulationen den Sprung über die Fünf-Prozent-Hürde. Für die FDP stehen die Chancen schlecht. Das Wahlmodell kann zwar Veränderungen in der Wahlabsicht vorhersagen, aber keine außergewöhnlichen Schwankungen, wie sie ein taktisches Wahlverhalten auslösen k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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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enarien für die absolute Mehrheit der AfD

Politikwissenschaftler Lewandowsky rechnet noch mit einer solchen Dynamik: „Ich könnte mir vorstellen, dass es AfD, CDU, SPD, Linke und die Grünen in den Landtag schaffen. Wenn SPD und Grüne ins Parlament kommen, hätte die AfD keine eigene Mehrheit.“ Er sieht aber auch noch Chancen für das BSW.

In den Simulationen ist klar zu sehen, wie die Ergebnisse der Kleinparteien die AfD-Mehrheit beeinflussen. Von den 4000 unterschiedlichen simulierten Wahlergebnissen gibt es 294 Fälle, in denen nur drei Parteien in den Landtag einziehen. Das entspricht sieben Prozent der Punkte in der Grafik. Wenn nur drei Parteien einziehen, hat die AfD mit einer Wahrscheinlichkeit von 65 Prozent eine absolute Mehrheit. Vier Parteien im Landtag sind sehr viel wahrscheinlicher, 42 Prozent der Simulationen zeigen ein solches Szenario. Die Wahrscheinlichkeit einer AfD-Alleinregierung in Magdeburg liegt dann nur noch bei 35 Prozent.

Um die Wahrscheinlichkeiten für verschiedene Szenarien vorherzusagen, wurden 4000 mögliche Wahlausgänge berechnet. Das genutzte Modell hat aus der Vergangenheit gelernt, wie Umfragen vom Wahlergebnis abweichen können. Die Prognosen beruhen auf Umfragen bis zum 12. August.

Dass sich die Umfragewerte der AfD bis zur Wahl noch stark erhöhen, ist eher unwahrscheinlich. Ihre Wähler seien bereits stark entschieden, sagt Lewandowsky. Auch starke Verluste der rechtsradikalen Partei sind unwahrscheinlich. „Wir wissen aus verschiedenen Studien, dass Wähler der AfD besonders loyal ihrer Partei gegenüber sind.“ Für die anderen Parteien gehe es darum, Wähler zu mobilisieren. Sie könnten versuchen,

Dass fünf Parteien in den Landtag einziehen, neben AfD, CDU, Linke und SPD zum Beispiel die Grünen oder das BSW, ist fast ebenso wahrscheinlich (39 Prozent der Simulationen). Eine absolute Mehrheit der AfD ist dann mit 14 Prozent unwahrscheinlich. Ziehen alle Kleinparteien außer der FDP ein, insgesamt also sechs Parteien, sinkt die Wahrscheinlichkeit für eine absolute AfD-Mehrheit auf vier Prozent. Allerdings tritt dieses Szenario auch nur in zehn Prozent der Simulationen auf.

- Ergebnis mit absoluter AfD-Mehrheit - Ergebnis ohne absolute AfD-Mehrheit

Ein Punkt steht für 10 Berechnungen

Die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jedenfalls dürften kompliziert werden.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CDU, SPD und Grüne zusammen auf eine Mehrheit kommen, liegt bei einem Prozent, ist also quasi ausgeschlossen. Mit den Linken zusammen ist eine Mehrheit wahrscheinlicher, die CDU schließt aber eine gemeinsame Koalition kategorisch aus. Sven Schulze, Spitzenkandidat der CDU, habe zuletzt versucht, dafür eine Sprachregelung zu finden, sagt Lewandowsky. Er wolle weder mit der AfD noch der Linken am Kabinettstisch sitzen, könne sich aber vorstellen, eine durch die Linke tolerierte Minderheitsregierung anzuführen. Dass die Brandmauer zur AfD nach der Wahl fällt, glaubt Lewandowsky nicht. Der ganze Wahlkampf drehe sich darum, ob man mit der AfD zusammenarbeiten darf.

Betrachtet man alle 4000 berechneten Wahlausgänge, holt die AfD in etwas mehr als 1000 die absolute Mehrheit, also mit einer Wahrscheinlichkeit von 26 Prozent.

sagt Lewandowsky, Stimmen bei den Nichtwählern zu gewinnen, indem sie die Dringlichkeit dieser Wahl für die Demokratie herausstellen.

Man kann die Ergebnisse danach gliedern, wie viele Parteien es in einer Simulation ins Parlament schaffen. In 294 Simulationen ziehen nur drei Parteien ein. In 190 davon hat die AfD eine absolute Mehrheit, eine Wahrscheinlichkeit von 65 Prozent. Bei fünf Parteien (1577 Simulationen) liegt die Wahrscheinlichkeit nur noch bei 14 Prozent.
SZ-Grafik: jje; Quelle: zweitstimme.org, eigene Berechnungen

Die Regierung

Nur das BSW hat eine Unterstützung einer AfD-Regierung nicht ausgeschlossen. Sahra Wagenknecht spielte öffentlich mit dem Gedanken, eine Wahl von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durch eine Enthaltung im dritten Wahlgang zu ermöglichen. Das BSW zieht den Prognosen zufolge mit einer Wahrscheinlichkeit von 31 Prozent in den Landtag ein. Schafft es den Einzug, wären die Stimmen der BSW-Abgeordneten in 39 Prozent der Fälle entscheidend, ob die AfD oder alle anderen Parteien zusammen eine Mehrheit haben.

„Für Ulrich Siegmund, der dann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anführen würde, wäre das eine denkbar unangenehme Option“, sagt Lewandowsky. „Das BSW hätte dann Erpressungspotenzial.“

Markus Hametner, Jonas Jetzig, Sören Müller-Hansen

Der Stoff, aus dem die Waffen sind

Für die Zeitenwende braucht Deutschland nicht nur viele Milliarden, sondern auch Rohstoffe wie Germanium. Dass fast alles davon aus China kommt, schreckt jetzt die ganze Rüstungsbranche auf. An wessen Seite Xi Jinping steht, wissen sie ja.

Von Thomas Fromm

Die Sicherheit Europas hängt nicht nur an großen Panzern, Drohnen oder Kampfjets. Sie hängt auch an unscheinbaren Dingen. Etwa an diesem

silbrig glänzenden Halbmetall, das aussieht, als wäre es nicht von dieser Welt. Es glänzt, als hätte es jemand von einem anderen Stern mitgebracht. Dabei ist der Rohstoff mit der Ordnungsnummer 32 eine sehr irdische Sache, er entsteht als Nebenprodukt bei der Gewinnung von Zink. Und er wird, ebenfalls ziemlich irdisch, in der modernen Elektronikindustrie eingesetzt. In Glasfaserkabeln, Infrarotgeräten, Halbleitern.

Was diesen Stoff gerade aber so besonders wichtig macht: Auch Armeen brauchen ihn dringend, denn er steckt oft in Wärmebildkameras, in Nachtsicht- oder Radargeräten. Ohne ihn hätten es Panzerfahrer schwer, in der Nacht ihr Ziel zu finden. Ohne ihn wäre es schwierig, die Ukraine mit Luftverteidigungssystemen gegen russische Angriffe zu schützen.

In der Pandemie wurden aus Einkäufern auf einmal Krisenmanager

Dass dieses sehr begehrte chemische Element im Jahre 1886 von einem deutschen Chemiker namens Clemens Winkler im sächsischen Freiberg entdeckt wurde und ausgerechnet Germanium heißt, klingt aus jetziger Perspektive fast wie ein Witz. Denn heute, so wird geschätzt, werden an die 70 Prozent des weltweit produzierten Germaniums von China geliefert. Es geht um eine verhängnisvolle Dominanz, aufgebaut in vielen Jahren. Und ein großes Problem, das Deutschlands Rüstungsindustrie dadurch gerade hat. Und nicht nur die.

Die Abhängigkeit kommt in einer besonders kritischen Zeit: Die europäischen Länder haben wegen des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s gegen die Ukraine noch nie so viel Geld für Rüstung ausgegeben wie im laufenden Jahr. Mehr als 450 Milliarden Euro sollen es 2026 sein. Der Plan „ReArm Europe“ der EU-Kommission sieht sogar vor, bis 2030 zusätzliche 800 Milliarden Euro zu investieren. Die Frage aber ist: Wo sollen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eigentlich die nötigen Rohstoffe herkommen, um so viele Waffen zu produzieren? Solange die Versorgung mit kritischen Rohstoffen nicht gesichert sei, bleibe die Industrie „anfällig für geopolitische Risiken und Lieferengpässe“, sagt Wolfgang Bernhart von der Münchner Firma Roland Berger.

Die Unternehmensberatung hatte vor einigen Wochen eine Studie veröffentlicht, die die Branche aufschreckte. Die Berater hatten sich die Lage der Luftfahrt- und Rüstungsindustrie genauer angeschaut. Ihre Diagnose: alles höchst China-abhängig. Das gilt für den leichten und sehr festen Rohstoff Titan. Und auch für die sogenannten Seltenen Erden, die zu den besonders kritischen Rohstoffen zählen und für Komponenten gebraucht werden, die in Drohnen oder Flugzeugen eingesetzt werden. Überall sieht es schlecht aus.

Allein neunzig Prozent der weltweiten Anlagen zur Verarbeitung Seltener Erden würden heute von China kontrolliert. Aber wenn China von heute auf morgen kein Germanium und viele andere Rohstoffe mehr liefern würde, wäre ganz Europa wohl nur noch sehr bedingt verteidigungsfähig. Auch deswegen sorgt man bei Hensoldt schon mal vor, man weiß ja nie, was noch passiert.

Dass es in den Hallen von Hensoldt um Leben und Tod geht, erkennt man auf den ersten Blick nicht. Denn die Leiterplatten, die hier bestückt werden, sehen mit ihren Mikrochips und bunten Mini-Drähten auch nicht anders aus als die bunten Teile, die in Kühlschränken, Spülmaschinen oder Elektroautos stecken. Doch die Spezialplatinen sind nicht für Flachbildfernseher im Wohnzimmer bestimmt, sondern für die moderne, elektronische Kampfführung. Für militärische Radargeräte und Raketenabwehrsysteme, wie sie gerade in die Ukraine geliefert werden. Radare wie die im bodengestützten Luftverteidigungssystem Iris-T des Herstellers Diehl Defence.

Es wird geschraubt, gehämmert und gelötet in der Fabrikhalle des Rüstungsunternehmens, nur ein paar Straßenbahnhaltestellen vom Ulmer Hauptbahnhof entfernt, hinter Dönerläden und Tankstellen. Dreitausend Menschen arbeiten hier, es gibt Arbeitstische, Werkzeugkisten, keine großen Roboterarme. Wo die Verteidigung Europas im Kleinen entsteht, ist alles noch echte Handarbeit.

Hensoldt ist einer der größten deutschen Rüstungshersteller. Ein Konzern mit rund zweieinhalb Milliarden Euro Umsatz, der viele von jenen Rohstoffen, die heute als „kritisch“ eingestuft werden, braucht. Seltene Erden, besondere Halbleiter. Oder eben auch mal kleine silbrige Brocken aus Germanium.

Das Luftverteidigungssystem Iris-T ist eines von vielen Rüstungsgütern, für deren Herstellung man Germanium braucht. Siebzig Prozent des Rohstoffs kommen aus China. Viele Firmen versuchen deshalb jetzt, andere Lieferanten aufzutun, auch wenn das gar nicht so leicht ist. FOTO: HENSOLDT

Zu den Menschen, die dafür sorgen müssen, dass hier immer alles verfügbar ist, gehört Jochen Pfister, der oberste Einkäufer des Unternehmens. „Das Thema Rohstoffe und Lieferketten treibt uns massiv um“, sagt der 51-jährige. Er sitzt in einem Besprechungszimmer auf dem Fabrikgelände von Hensoldt, auf dem Tisch stehen Wasser und Apfelsaft, und während nebenan gehämmert und gelötet wird, sagt seine Wortwahl schon einiges aus über den Ernst der Lage.

Es passiert ja durchaus mal, dass Manager die Dinge schönreden, für sich selbst und andere. Nicht so bei Pfister. „Das große Thema“, sagt er ganz offen, werde sein: „Wie wird sich China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verhalten?“

Es ist elementar wichtig, dass diese Teile eben nicht mehr aus China kommen

Das weiß natürlich keiner so richtig, auch nicht der Chefeinkäufer eines deutschen Rüstungsunternehmens. Aber er will vorsorgen für den Fall, dass „eines Tages mal überhaupt nichts mehr aus China kommen sollte“. Dann könnte es „durchaus passieren, dass wir in Europa entscheiden müssen: Sollen die wenigen noch verfügbaren Rohstoffe für die Verteidigungsinindustrie reserviert werden, statt in die Auto- oder Energiewirtschaft zu gehen?“ Pfister schaut jetzt sehr ernst durch seine Brille und sagt dann: „Ich hoffe aber nicht, dass es so weit kommt.“

Aus Menschen wie Pfister, die früher einfach nur Einkäufer hießen, wurd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jedenfalls Krisenmanager, die täglich ihre Lieferketten überprüfen, die sich auf einmal für Geopolitik interessieren und jetzt Stunden damit verbringen, internationale Rohstoffmärkte zu studieren.

Lieferketten sind eine komplexe Angelegenheit. Es geht dabei um den gesamten Weg eines Produkts von den Rohstoffen über die verschiedenen Stufen der Produktion bis zum Endprodukt. Lieferanten liefern an Lieferanten, die wiederum andere Lieferanten beliefern. Das Ganze geht so lange, bis irgendwann ein Unternehmen – zum Beispiel Hensoldt – aus all den Zulieferungen ein fertiges Radargerät gebaut hat.

Der Begriff der Lieferketten kam nicht zufällig erst so richtig in Mode, als sie zum ersten Mal brüchig wurden. Früher, sagt Pfister, habe man sich immer nur seine direkten Zulieferer angeschaut, also die aus der ersten Reihe. „Die Zulieferer der Zulieferer“ habe man „überhaupt nicht auf dem Schirm“ gehabt. Es lief ja alles.

Dann kam die Pandemie und die Dinge wurden komplizierter. Auf einmal kamen Rohstoffe nicht mehr an, weil Frachtschiffe in asiatischen Häfen festingen oder im Suezkanal stecken blieben. Und in Europa standen plötzlich Fabrikbänder still. Die Zulieferer aus der zweiten, dritten und vierten Reihe wurden jetzt wichtig, und alle schauten genauer hin. Und das, was sie

Pfister hat eine gelbe Mappe vor sich auf den Tisch gelegt. Eine Mappe, die er in den nächsten anderthalb Stunden nicht aufschlagen muss, er kennt die wichtigsten Zahlen sowieso auswendig. Zum Beispiel die 15 000. So viele unterschiedliche Materialien im Jahr braucht Hensoldt, um Spezialplatinen und Radargeräte für die Luftverteidigung oder Periskope für U-Boote zu bauen. „Das kann eine Schraube sein für ein paar Cent, oder auch ein teurer Halbleiter“, sagt Pfister. Eine andere Zahl: 900 000. So viele Halbleiter-Chips will sich Hensoldt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vom deutsch-französischen Unternehmen United Monolithic Semiconductors (UMS) für seine Radarproduktion liefern lassen, um unabhängiger von Lieferungen aus Asien zu werden. Für die Verteidigungsbranche sei es „elementar wichtig zu wissen, woher die Teile stammen“, sagt Pfister. Man kann diesen Satz auch umdrehen: Es ist elementar wichtig zu wissen, dass diese Teile eben nicht aus China kommen.

sahen, war oft nicht gerade beruhigend, denn jede Lieferkette führte sie an den Anfang. Und am Anfang war sehr oft: China.

Pfister schaut sich seine Lieferketten immer wieder genau an, analysiert mit seinen Leuten dann ganze Datenbanken, um zu verstehen, wo seine Rohstoffe eigentlich herkommen. Das so außerirdisch glänzende Germanium hatte er schon vor einiger Zeit auf dem Schirm. Hensoldt braucht es zum Beispiel für Wärmebildkameras, die an Polizei und Bundeswehr geliefert werden. Aber die Sache hatte jetzt plötzlich einen Haken: „Dass der größte Anteil aus China kommt.“

In solchen Fällen rechnen Einkäufer wie Pfister alles genau durch. Wie viel wird gebraucht, was kostet das, welche Alternativen gibt es. Belgien zum Beispiel ist heute eines der wenigen Länder weltweit, in denen Germanium industriell verarbeitet werden kann, das als Alternative zu China am Markt auftritt. Lithium lässt sich unter anderem aus Portugal beziehen, wichtige Vorkommen für Seltene Erden finden sich auch in Norwegen, Finnland oder Schweden.

Aber es ist wie bei so vielen Rohstoffen: Meistens ist das Angebot außerhalb Chinas knapper, manchmal sind Rohstoffe für längere Zeit ausverkauft und Germanium aus Belgien kann einiges mehr kosten als das Material von chinesischen Rohstoffhändlern. Pfister beschloss trotzdem, langfristig umzuschwenken. „Aus China beziehen wir heute so gut wie gar nichts mehr, auch kein Germanium.“

Dass China bei viel zu vielen Lieferketten am längeren Hebel sitzt, wurde vielen schon im August 2023 klar. Damals führte die Regierung in Peking Exportkontrollen für Germanium und Gallium ein. Es war ein Weckruf für die Industrie. Und ein sehr bitterer Vorgeschmack auf das, was Europa noch bevorstehen könnte, sollte China mal richtig Ernst machen. Man begann, für alle möglichen Rohstoffe Ersatzlieferanten in Europa, Kanada oder den USA zu suchen, mehr Rohstoffe aus Industriebabfällen zu recyceln und stärker auf eigene Minenprojekte – zum Beispiel im finnischen Sotkamo – zu setzen. Wer konnte, baute schnell noch eigene Reserven auf.

China, das ist wie beim russischen Gas: Das war auch erst mal lang in großen Mengen verfügbar und relativ günstig am Markt zu haben. Dann aber kam Putins Angriffskrieg und Gas war plötzlich eine Mangelware, eine politische Waffe. Mit China ist es wie bei anderen Abhängigkeiten auch: Der Dealer weiß genau, dass sich ein Industrieland wie Deutschland keinen kalten Entzug leisten kann. Ganz Europa braucht ja den Stoff, sonst würde der Kontinent wirtschaftlich zusammenbrechen.

Die Risiken? Sind enorm. China unterstützt ja nicht nur den russischen Kriegsherrn Wladimir Putin bei seinem Angriffskrieg gegen die Ukraine. Man weiß leider auch nicht so genau, ob und wann Chinas

Staatschef Xi Jinping den benachbarten Inselstaat Taiwan überfallen könnte. Und ausgerechnet Europas in all diese Konflikte tendenziell verstrickte Verteidigungssindustrie soll in dieser Gemengelage abhängig sein vom großen Rohstoffhändler Peking?

Bei einigen Materialien, die aus China kommen, habe man bereits „Vorräte für vier Jahre angelegt“, sagte Armin Papperger, Chef des Düsseldorfer Rüstungskonzerns Rheinmetall, schon vor einigen Monaten der SZ. Und bei Halbleitern habe man längerfristige Verträge gemacht, und eben nicht nur mit Lieferanten aus Taiwan. „Ich mache das alles, weil ich mich heute nicht mehr hundertprozentig auf alte Lieferketten verlassen kann“, sagte der Rüstungsmanager von Rheinmetall.

Am Ende konkurrieren letztlich alle um dieselben Materialien

Nicht nur Jochen Pfister und Armin Papperger suchen nach Wegen aus der China-Abhängigkeit. Auch Bernd Schäfer sucht danach.

Man kann sich Schäfer als einen modernen Schatzsucher vorstellen, wobei er kein Gold sucht und auch keine alten Münzen. Die Schätze, die ihm wichtig sind, heißen Gallium, Germanium, Titan und Kobalt. Oder auch Neodym, Praseodym, Dysprosium und Terbium.

Ein Treffen mit ihm zu arrangieren, ist gar nicht so einfach. Er ist gerade viel unterwegs. Schäfer ist Chef eines Netzwerkverbunds vo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und Unternehmen, das „EIT Raw Materials“ heißt und vo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terstützt wird. Das Ziel: mehr Rohstoffe in Europa gewinnen und verarbeiten und vor allem neue Quellen auftun. Nicht nur für die Rüstungsindustrie übrigens. Die Hersteller von Windkraftanlagen und Elektroautos brauchen ja auch Seltene Erden, um ihre Produkte herstellen zu können. Am Ende konkurrieren alle um die gleichen Materialien.

„Wir suchen verlässliche Partnerschaften in Afrika und Lateinamerika ebenso wie mit Australien und Kanada“, sagt Schäfer in einer Videoschalte. Nur dass die Chinesen in solchen Fällen oft schon lang vor den Europäern da gewesen seien, und zwar mit sehr konkreten Absichten. Sie hätten bei ihren Verhandlungen vor Ort dann meist alles im Angebot, was man brauche: „Finanzierung, Infrastruktur, Verarbeitung und langfristige Abnahmen“, sagt Schäfer. Sie reisten, „bildlich gesprochen, mit dem großen Koffer Geld“ an.

Es ist ein heißer Julivormittag, an dem Schäfer vor seiner Computerkamera sitzt, in einem kargen Büro, die Ärmel seines weißen Hemds hat er hochgekrempelt. Er redet nicht lang drum herum. „Wir haben in Europa lang in einer vom damaligen Saturn-Slogan „Geiz ist geil“ geprägten Mentalität gehandelt: billig vor sicher.“ Jetzt zeige sich, dass das ein Fehler war.

Länder wie Deutschland hätten da natürlich das Nachsehen, denn je mehr Rohstoffe sich China sichert, desto größer wird Europas Abhängigkeit. Rohstoffe aus

Vor allem die Zukunft von Europas Verteidigung macht ihm Sorgen. „Gallium, Germanium und Kobalt gehören zu den zwölf verteidigungskritischen Rohstoffen der Nato“, sagt er. Große Sondervermögen, europäische Investitionspläne für Verteidigung? Er sieht es wie die Berater von Roland Berger. „Geld allein baut weder Panzer noch Flugzeuge“, sagt er. Er spricht gern vom „Lego-Prinzip“. Was bedeutet, dass der beste Bauplan nichts bringt, „wenn die entscheidenden Steine fehlen“. Und dass Europa ohne diese entscheidenden Steine ziemlich in der Falle stecke. Das Rohstoffthema bekomme „in vielen Unternehmen nicht die nötige Aufmerksamkeit“, sagt Schäfer. Es gehöre „auf die Tagesordnung von Vorständen, Aufsichtsräten, Aktionärsvertretern, Banken und Versicherungen“.

Lithium-Minen in Europa wären gut, aber wer will den Dreck schon haben?

Dabei ist die Sache auf dem Papier sehr eindeutig. Bereits im Mai 2024 hatte die Europäische Union in dem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 (CRMA) ein Gesetz verabschiedet, das die Versorgung der Mitgliedsländer mit strategisch wichtigen Rohstoffen sicherstellen sollte. Elektroautobatterien, Windräder, Solarzellen, die gesamte Energiewende, wenn man so will.

In Halle 31 auf dem Ulmer Fabrikgelände von Hensoldt steht „Detect and Protect“ auf einem Schild an der Wand, „Entdecken und schützen“. So klingt es, wenn sich ein Radar- und Sensorik-Unternehmen aus der Rüstungsindustrie einen Werbeslogan ausdenkt. Ein paar Meter weiter hängt die Fahne einer ukrainischen Luftabwehreinheit an der Mauer. Es ist ein Geschenk aus Kiew, als Dank für gelieferte Luftverteidigungsradare, die man ohne Germanium schlecht hätte bauen können.

Es gab Zeiten, da produzierte Hensoldt drei solche Radare im Jahr. Heute sind es 25, demnächst sollen es 45 sein. Und so geht es der gesamten Rüstungsindustrie in Europa. Immer mehr von allem, mehr Panzer, mehr Kriegsschiffe, mehr Kampfflugzeuge, mehr Munition. Und je mehr man von allem baut, desto mehr Rohstoffe wird man brauchen.

Mit dem CRMA hatte sich die EU klare Ziele gesteckt: Bis 2030 sollen mindestens zehn Prozent des Bedarfs an strategischen Rohstoffen in der EU selbst gefördert werden. 40 Prozent sollen hier verarbeitet und mindestens 25 Prozent recycelt werden. Und: Nicht mehr als 65 Prozent des jährlichen Bedarfs eines solchen Rohstoffs soll aus einem einzigen Drittland kommen. Unschwer zu erkennen, an wen man da in Brüssel dachte: China.

Seit der Verabschiedung des EU-Plans arbeitet Europa an seiner Unabhängigkeit, schließt Rohstoffpartnerschaften, fördert Recycling. Andererseits können Genehmigungsverfahren für neue Minenprojekte in Europa immer noch viele Jahre dauern, dazu kommen hohe Umweltauflagen und Sorgen um das Grundwasser.

Ein paar Gebäude weiter wird auch an diesem Tag an den kleinen Platten gearbeitet, an integrierten Schaltkreisen, an Kondensatoren, Dioden, Spulen. An jenen kleinen, intelligenten Bauteilen, die am Ende in Großradaren oder im Kampfflugzeug Eurofighter verbaut werden.

In Serbien war 2022 der Plan des britisch-australischen Bergbaukonzerns Rio Tinto für eine große Lithium-Mine wegen des Widerstands der Bevölkerung vorerst gestoppt worden. Das Projekt gilt noch heute als hochumstritten. Die Bewohner der Gegend fürchten um ihre Gesundheit, davor, dass Böden und Grundwasser verseucht würden.

Europa ist eben nicht China, wo solche Dinge mal eben schnell gemacht werden. Und zwar unabhängig davon, ob die Menschen das wollen oder nicht. Dass die Dinge in Europa anders laufen, spricht nicht gegen Europa, ganz im Gegenteil. Aber gerade deshalb ist der Weg aus der China-Abhängigkeit für Europa so schwierig.

Jochen Pfister, der Einkäufer von Hensoldt, fragt: „Wer möchte denn hier auf der Schwäbischen Alb – nur mal als Beispiel – eine solche Industrie ansiedeln?“ Man könne da jetzt umdenken. Oder aber weiter von China abhängig bleiben. „Mit allen Risiken“, sagt er.

Wie sehr China die Lieferketten dominiert, wurde 2023 klar, als das Land plötzlich Exportkontrollen für Germanium verhängte, ein Weckruf für Europa. FOTO: DPA

SOCIAL MEDIA

Mega für Meta

Von Andrian Kreye

D

ie Rekordsumme von bis zu 17,1 Milliarden Dollar Strafe muss der Digitalkonzern Meta bezahlen; außerdem muss er seine Mechaniken

verändern, damit sie keinen Schaden mehr anrichten. Es handelt sich zwar nur um einen außergerichtlichen Vergleich, den der Konzern mit 29 US-Bundesstaaten geschlossen hat; ein Gerichtsurteil wird es also nicht geben. Aber damit ist es trotzdem nun offiziell: Metas SocialMedia-Plattformen, vor allem Facebook und Instagram, machen süchtig, und sie richten psychische Schäden an. Vor allem bei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Das macht dieses Gerichtsverfahren so historisch, bei dem die Bundesstaaten vor dem Bundesgericht in Oakland, Kalifornien, ge-

klagt hatten. Um Datenschutz ging es auch noch, weil Meta die Daten seiner Nutzerschaften, auch der Minderjährigen, dazu nutzt, seine KI-Anwendungen zu trainieren. Dort wirken diese Daten in bisher noch ungeahntem und vor allem unwiderruflichem Ausmaß weiter.

Prinzipiell ist dieser Vorgang ein Wendepunkt. Die Zivilgesellschaft hat bewiesen, dass auch ein Ungetüm wie ein billionenschwerer Datenkonzern vor ihr in die Knie gehen kann. Dem Vergleich waren Urteile in New Mexico (insgesamt fast eine Milliarde Strafen wegen grober Verstöße gegen den Jugendschutz) und Los Angeles vorangegangen (sechs Millionen für eine

Einzelperson, die geklagt hatte, weil sie Depressionen wegen exzessiver Social-Media-Nutzung bekommen hatte). Weitere Prozesse in den USA und Europa folgen. Wegen des Suchtproblems, wegen Datenschutz, wegen Wettbewerbsverzerrung. Länder wie Frankreich, Griechenland, Österreich und Australien überlegen, Social Media für Kinder komplett zu verbieten.

In China sind sie da schon weiter, dort ist die Social-Media-Zeit für unter 16-Jährige auf 40 Minuten beschränkt, nachts geht gar nichts. Nun sind das Regeln aus einer drakonischen Parteidiktatur, die ihr Internet hinter der „Great Firewall“ isoliert. Aber es gibt einen Unterschied zwischen Zensur und Jugendschutz. Und um den geht es in den USA zunächst mal. Deswegen ist es gut und richtig, dass die Digitalkonzerne von Gerichten dort so streng und methodisch ähnlich behandelt werden wie einst die Tabakkonzerne.

Problematisch ist, dass der Vergleich außergerichtlich erzielt wurde. Für Meta war das die einzige Möglichkeit, sich um einen Prozess zu drücken, bei dem eigentlich viel mehr gefordert worden war. Vier Bundesstaaten hatten sogar 200 Milliarden Dollar gefordert. Alles in allem stand an, dass die Strafsumme auf 1,4 Billionen Dollar steigen könnte, das hätte der momentanen Marktbewertung des gesamten Konzerns entsprochen. Das wäre eine Summe, die auch Meta nicht weggesteckt hätte. 200 Milliarden hätten die Bilanz gedrückt. 1,4 Billionen hätten die Existenz des Konzerns infrage gestellt.

17 Milliarden Dollar Strafe klingen

enorm. Aber dem Konzern von Mark Zuckerberg drohten Risiken in ganz anderer Dimension. Die haben sich nun erledigt

17,1 Milliarden sind mehr als die Straf-zettelsummen im Millionenbereich, die solche Konzerne sonst leicht wegstecken; wie bei verschiedenen Prozessen in den USA und Europa. Es ist sogar eine der höchsten Strafsummen, die ein Tech-Konzern je bezahlen musste. Es ist aber auch die juristische Maut für einen Not-

ausgang. Ein Prozess hätte Meta gezwungen, viele Betriebsgeheimnisse öffentlich zu machen. Er hätte mit all der Berichterstattung immer deutlicher gemacht, welche Suchteffekte und Langzeitschäden Social Media verursacht. Er hätte die Auflagen, das zu ändern, sicherlich strenger und umfangreicher gemacht. Der Vergleich hat die Strafsumme auf 1,2 Prozent der Marktbewertung reduziert. Das dürfte Investoren und Börsenkursen langfristig nichts anhaben. Zum Vergleich: Umgerechnet auf jemanden mit dem deutschen Durchschnittsgehalt von 54 000 Euro im Jahr entspricht das einem Strafzettel von 660 Euro. Diesen Betrag muss man zahlen, wenn man um

60 Kilometer zu schnell gefahren ist. Schmerzhaft, aber machbar.

Das eigentlich Gravierende an diesem außergerichtlichen Vergleich aber ist, dass die Zukunft der Konzerne nun nicht ausgeleuchtet wird. Denn Social Media ist ein Auslaufmodell, dessen Schaden real ist und bleibt. Das eigentliche Geschäft der Zukunft ist für Digitalkonzerne wie Meta aber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n Zukunft, so der Plan, soll jeder Mensch einen eigenen KI-Assistenten haben – der weniger wie ein Dienstleister funktioniert, sondern wie Alfred Pennyworth. Das ist Batmans Butler, Assistent und Vertrauter, der all seine Schwächen und Sehnsüchte kennt – und somit weiß, wo der Superheld verwundbar ist. Pennyworth missbraucht dieses Vertrauen nicht, im Gegenteil, er ist im Hintergrund eine große Hilfe. Meta, Google und ihre Mitbewerber aber haben oft genug bewiesen, dass sie das Vertrauen ihrer Nutzerschaften bis zum Äußersten missbrauchen. Auch das hätte ein Prozess zeigen können, aber nun ist er abgewendet.

ERBSCHAFTSTEUER

Ein Traum, dieser Reichtum

Die Reichen mal wieder. Sie haben voriges Jahr etwa zwölf Milliarden an ihre Kinder vererbt, schätzt das Netzwerk Steuergerechtigkeit anhand neuer Daten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s. Versteuert wurde das Milliardengeschenk aber kaum: Gezahlt wurden demnach nur etwa 250 Millionen Euro. Denn die Superreichen können die Steuer erlassen bekommen, wenn sie glaubhaft erklären, dass sie sie nicht zahlen können. Das ist natürlich eine kuriose Regel, die gerne genutzt wird: 94 Prozent der eigentlich fälligen Steuer wurde den Erben wieder erlassen.

Die SPD will diese Regel abschaffen, die Union will ein Urteil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abwarten. Mitte Oktober wird endlich in Karlsruhe verhandelt, das Urteil kommt später. Finanzminister und SPD-Chef Lars Klingbeil erhofft sich eine Entscheidung in seinem Sinne. Doch auch wenn die Ausnahme verfassungswidrig ist, könnte die Freude des Finanz-

GEWERKSCHAFT DER POLIZEI ministers schnell verfliegen. Denn er wird sich Ärger einhandeln.

Die Linken in der SPD werden eine saftige Reform fordern, um endlich höhere Renten, niedrige Steuern, bessere Pflege und noch viele weitere schöne Dinge zu finanzieren. Klingbeil, falls er dann noch SPD-Chef ist, wird seiner Partei erklären müssen, dass bei Weitem nicht so viel Geld zu holen ist, wie linke Sozialdemokraten glauben. Denn die Superreichen vererben nicht Oldtimer und Goldschmuck, sondern in der Regel Unternehmen. Die bisherigen Verschonungsregeln sind ein Trick, um die Firmen nicht zu stark zu belasten. Denn Firmenerlöse steckt ja nicht nur der Unternehmer ein, sondern sie finanzieren auch Löhne und Investitionen – und mehr Geld dafür wünscht sich Klingbeil ebenfalls. Der Vizekanzler muss sich entscheiden, was ihm wichtiger ist: die Wirtschaft zu fördern oder das Gerechtigkeitsgefühl zu bedienen. Bastian Brinkmann

Der Mann von der Mauer

Sven Hüber gehört nicht zu den Menschen, die auf der Straße erkannt werden, derartige Prominenz ist einem Vizechef der Gewerkschaft der Polizei nicht beschieden. Trotzdem lässt sich aus seinem Fall etwas lernen, gerade in aufgeregten Zeiten.

Hüber ist von seinem Posten zurückgetreten, nachdem eine rechtsgerichtete Internetseite berichtet hatte, in seiner Zeit als DDR-Grenzoffizier habe er einen Mauerflüchtling misshandelt. Außerdem habe er ihm unterstellte Soldaten indoktriniert, damit diese auf Menschen schossen, die die deutsch-deutsche Grenze überwinden wollten.

Der Zeitpunkt der Veröffentlichung war alles, nur nicht zufällig: Kurz zuvor hatte Hüber eine Debatte entfacht, weil er in einem Artikel zur Wahl in Sachsen-Anhalt geschrieben hatte, Polizistinnen und Polizisten müssten im Falle einer AfD-Machtübernahme womöglich Befehle verweigern. Er legte auch nahe, der

Diensteid der Beamten verbiete es, AfD zu wählen.

Ob an den DDR-Vorwürfen etwas dran ist, das können nur Historiker, womöglich auch Richter klären – Hüber hat bereits angekündigt, dass er gegen den Bericht vorgehen will, der sich im Wesentlichen auf einen einzigen Zeugen stützt. Unabhängig davon ist es aber richtig, dass der Gewerkschafter jetzt hart kritisiert wird. Was er in seinem Text verbreitet, ist schlicht falsch: Beamte dürfen sehr wohl die AfD wählen; die ist ja nicht verboten. Einer guten Sache, nämlich der Warnung vor dem Aufstieg der in Teilen rechtsextremen AfD und der Sensibilisierung von Polizisten für ihre staatsbürgerlichen Pflichten, hat Hüber damit geschadet. Wer die AfD bekämpfen will, dabei aber die Rechtslage verdreht, der nährt die Erzählung, da wolle nur wieder jemand den Leuten den Mund verbieten. Es ist auch diese Erzählung, die die AfD seit Jahren immer stärker macht. Benedikt P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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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D ganz siegesgewiss
SZ-ZECIHNUNG: KITTIHAWK

CIA-CHEF IN MOSKAU

Tut es nicht!

Von Hubert Wetzel

Wenn Geheimdienstler der Nato derzeit nach Osten schauen, wenn sie sich ansehen, was da in den russischen Gebieten jenseits von Finnland, Polen und den baltischen Staaten los ist, dann sehen sie bestimmte Dinge nicht: Sie sehen keine Panzerdivisionen, keine Artillerieregimenter, keine aufmarschierten Truppen, keine Feldlazarette. Anders gesagt: Sie sehen nichts von dem, was das Regime in Moskau bräuchte, um die Ostflanke der Nato mit einer größeren Zahl von Bodentruppen anzugreifen.

Das ist eine gute Nachricht. Denn im Winter des Jahres 2021 konnte man das alles an der Grenze zur Ukraine sehen. Wer es wissen wollte, konnte daher wissen, dass Russland angreifen wird. Der damalige US-Präsident Joe Biden schickte deswegen seinen

CIA-Direktor nach Moskau: Tut es nicht, lautete dessen Botschaft. Wladimir Putin tat es trotzdem, weil Kriegstreiber eben tun, was Kriegstreiber tun.

Jetzt war wieder ein CIA-Direktor in Moskau, und nach allem, was durchgesickert ist, hat er wieder eine Botschaft überbracht: Tut es nicht. Gemeint hat John Ratcliffe damit offenbar – oder vorsichtiger formuliert: angeblich – einen Angriff auf die Nato.

Es gibt nämlich auch eine schlechte Nachricht: Selbst wenn die Allianz sich relativ sicher sein kann, dass das Gros der russischen Armee in der Ukraine gebunden ist, dass Putin seine Soldaten für den Donbass braucht und nicht gegen das Baltikum schicken kann, ist die Lage an der Nato-Ostflanke alles andere als ruhig. Eine russische Bodeninvasion mag unwahrscheinlich sein. Für den Luftraum des Bündnisses gilt das hingegen ganz und gar nicht.

John Ratcliffe schien eine besondere Botschaft für Putin

Ist der bekannte Name Segen oder Fluch für eine Bewerbung um das Präsidentenamt in Frankreich? Raphaël Glucksmann versucht wohl schon sein ganzes Leben, aus dem Schatten des Vaters, des Philosophen André Glucksmann, zu treten. Auch seine Großmutter Jeannette Colombel war eine in Frankreich bekannte Philosophin. Der heute 46-Jährige ist also in einem intellektuell geprägten Umfeld aufgewachsen, absolvierte das elitäre 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

Wenn man sich anschaut, was dort so alles an feindseligen Fluggeräten unterwegs ist, dann erkennt man: Russland hat seine militärischen Provokationen gegenüber Nato-Länder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deutlich hochgeschraubt – quantitativ und qualitativ.

zu haben

Beispiel Polen: Vor einem Jahr drangen zwei Dutzend eher primitive und zudem unbewaffnete russische Drohnen in den polnischen Luftraum ein. In diesem Jahr landete hingegen ein moderner russischer Marschflugkörper, von dem es auch eine nuklear bestückbare Version gibt, auf einem polnischen Acker.

Beispiel Deutschland: Bisher beschränkten sich mutmaßlich russisch gelenkte Drohnen-Attacken darauf, den Verkehr an deutschen Flughäfen lahmzulegen. Die mit Sprengstoff beladenen Drohnen in Leipzig sollten dagegen eine ukrainische

Transportmaschine sprengen – mit allen potenziell katastrophalen Folgen.

Russland wagt sich immer näher an jene Grenze heran, die die sogenannte hybride Kriegführung von – wie soll man es sonst nennen? – echten Angriffen abgrenzt. Hybride Attacken haben zwei Merkmale: Man kann sie nicht eindeutig zuordnen, und sie bedrohen nicht unmittelbar das Leben von Menschen. Beides trifft auf die Vorfälle in Polen und Leipzig nicht zu. Das heißt: Putin ist bereit, in seiner Konfrontation mit der Nato mehr zu riskieren – und es kümmert ihn nicht, wenn die Allianz das weiß.

Es gibt daher Gründe, warum das Pentagon in manchen Dokumenten nicht mehr von der „Ostflanke“ der Nato spricht, sondern von der „Ostfront“. Und es ist gut, dass einer der höchsten US-Vertreter nach Moskau fährt, um dort die Warnung zu deponieren, dass aus der kalten Front keine heiße werden sollte.

PROFIL

Er versuchte, sich eine eigene Karriere als Journalist aufzubauen, ehe es ihn ganz in die Politik zog. Glucksmann arbeitete als Korrespondent in Algerien, drehte Dokumentarfilme über den Völkermord in Ruanda und die Revolution in der Ukraine und war Herausgeber einer Literaturzeitschrift. Auch einen Abstecher in die Werbebranche wagte er.

Außenpolitische Erfahrungen sammelte Glucksmann einst in Georgien als Berater von Präsident Michail Saakaschwili. Vier Jahre lebte er in dem Land, heiratete eine Georgierin, mit der er auch einen Sohn hat. Nach seiner Rückkehr nach Frankreich 2012 verstärkte er sein politisches Engagement. Dabei war er nicht von Anfang an im linken politischen Spektrum aktiv. Wie sein Vater, früher ein Maoist, war er einst für Nicolas Sarkozy – ein Fehler, wie er später einräumte. Seine Unterstützung der wirtschaftsliberalen Kleinpartei Alternative libérale wird ihm auch heute noch in der linken Szene vorgeworfen.

2018 gehörte er zu den Mitbegründern der Bewegung Place Publique, die sich zwischen den Sozialisten und der radikalen Linken um Jean-Luc Mélenchon

Raphaël Glucksmann

Moderater Linker, der Frankreichs Präsident werden will

positionierte. Wie seine Partei vertritt Glucksmann dezidiert proeuropäische Positionen. Er schaffte 2019 über eine Liste aus linken Parteien, die den Namen „Lust auf ein soziales und ökologisches Europa“ trug, den Sprung ins EU-Parlament. Glucksmann galt bald als Star der französischen Linken, der – auch dank seines Namens – auf internationaler Bühne immer wieder Aufsehen erregt. Zuletzt mit seiner Forderung, die USA sollten die 1876 als Geschenk übergebene Freiheitsstatue zurückgeben. Seine Begründung: Das Land achte unter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die damit verbundenen Werte nicht mehr.

AKTUELLES LEXIKON

CIA

Di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 Langley, Virginia, deren Direktor John Ratcliffe nun Moskau besuchte – offenbar, um eine Warnung der

USA zu überbringen, nicht Nato-Gebiet anzugreifen –, wurde 1947 im Kalten Krieg gegründet. Sie ist der wichtigste US-Auslandsgeheimdienst und war der Nachfolger des OSS, des Office for Strategic Services aus dem Zweiten Weltkrieg. Der National Security Act von damals unterstellt die CIA dem Präsidenten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sie ist aber dem Kongress berichtspflichtig. Ihr Haushalt, die Zahl der Mitarbeiter, die Aufträge – alles Geheimsache. CIA-Mitarbeiter sammeln nicht nur Informationen, sondern führen auch eigene Operationen aus. Der Dienst rühmt sich großer Erfolge, so spürte er etwa den 2011 getöteten Al-Qaida-Topterroristen Osama bin Laden auf. Kritiker werfen ihr schwere Verstöße gegen das Völkerrecht vor wie den 1961 in der Schweinebucht gescheiterten Umsturzversuch auf Kuba, den rechtsextremen Putsch in Chile 1973 oder die Gründung von Geheim- und Foltergefängnissen nach dem 11. September 2001. Nach den Terroranschlägen hat die CIA aber etwas an Bedeutung innerhalb der neuen US-Sicherheitsstruktur verloren. JKÄ

Wohnen und Wahnsinn

MIETEN

Von Claudia Henzler

Die Linken-Fraktion im Bundestag hat kurz vor den Landtagswahlen in drei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n einen Vorschlag vorgelegt, der bei vielen Mietern Beifall finden dürfte: Sie möchte den Anstieg der Mieten gerne vorübergehend bundesweit auf dem jetzigen Niveau einfrieren. Diesen Stopp möchte die Linke nutzen, um mehrere Instrumente zu beschließen, welche die Mieten wirksamer als bisher regulieren. Unter anderem soll der Mietspiegel verbessert und ein Mietendeckel die schlecht wirkende Preisbremse ersetzen.

Ein bundesweiter, wenn auch kurzfristiger, Mietenstopp wäre ein starker Eingriff in die Eigentumsrechte. Die Linke hat ein Rechtsgutachten vorgelegt, das dies als rechtmäßig bezeichnet. Selbst wenn man dieser Auffassung folgt: Politisch durchsetzbar ist

der Vorschlag, der den Interessen so vieler Wohnungseigentümer zuwiderläuft, nicht.

Die Linke hat jedoch recht damit, dass man den Wohnungsmarkt nicht dem freien Spiel der Kräfte überlassen kann. Wenn man diesen nicht reguliert, sinken die Chancen von Menschen, die als Verkäufer, Kindergärtner oder Krankenpfleger arbeiten, in einer Großstadt angemessen leben zu können. Für die Stadtgesellschaft wäre das nicht gut.

Die Kritik am Mietspiegel und an der Mietpreisbremse sind angebracht. Denn der Mietspiegel erfüllt in Wirklichkeit die Aufgabe nicht, eine „ortsübliche Vergleichsmiete“ zu nennen. Tatsächlich bildet er lediglich einen verzerrten Ausschnitt des Markts ab, weil er nur die Preise berücksichtigt, zu denen Wohnungen in den zurückliegenden sechs Jahren angeboten wurden. Niedrigere Mieten aus älteren Verträgen spielen keine Rolle.

Es gibt Mittel, wie die Politik das Leben der Menschen in der Großstadt günstiger machen kann

Auch die Mietpreisbremse bringt wenig: Wo sie gilt, dürfen Vermieter zehn Prozent mehr verlangen, als es für Wohnungen in vergleichbarer Lage und mit vergleichbarer Ausstattung laut Mietspiegel üblich ist. Und das gilt auch nur für Immobilien, die vor 2014 gebaut wurden. Für jüngere Gebäude können Vermieter bis zu 20 Prozent über die Vergleichswohnungen hinaus gehen. In die Berechnung des nächsten Mietspiegels fließen diese Preise dann wieder ein. Kein Wunder also, dass sich das Mietniveau in vielen Städten seit Jahren nur in eine Richtung bewegt.

Es ist notwendig, die Instrumente zu verbessern, die den Wohnungsmarkt regulieren. Man muss nicht so weit gehen, bei der Berechnung wirklich alle Mieten einzubeziehen, wie es die Linke fordert, also auch Sozial- oder sehr alte Bestandsmieten. Aber es sollten schon mehr sein als die zurückliegenden sechs Jahre.

Einen hohen Bekanntheitsgrad hat auch seine Lebensgefährtin, mit der er einen Sohn hat. Lea Salamé ist Anchorwoman von France 2. Diesen Job hat die 46-jährige renommierte Journalistin nun aus Rücksicht auf die Kandidatur ihres Partners aufgegeben, die Talkshow „Quelle époque“ moderiert sie weiter. Sie räumte ein, dieser Rückzug zumindest bis zur Wahl im Mai sei für sie eine schwierige Entscheidung gewesen. In ihrer Instagram-Botschaft betont Salamé, dass sie Journalistin bleibe, die, „bevor sie irgendjemandes Partnerin ist, vor allem eine freie und integre Frau ist“. Auch sie versucht, ihren eigenen Weg zu gehen. Alexandra Föderl-Schmid

Weil gedeckelte Mieten Investoren vom Bau neuer Wohnungen abhalten könnten, ist es aber mindestens ebenso wichtig, dass Bund und Länder mehr als bisher tun, damit Wohnungen entstehen, die dauerhaft günstig vermietet werden. Das fordert nicht nur die Linke seit Langem. Bund, Länder und Kommunen sollten Grundstücke, die ihnen gehören, nicht mehr verkaufen, sondern in Erbpacht vergeben, um Spekulationen zu vermeiden. Und sie müssen einen viel größeren Anteil an Wohnungen schaffen, die unabhängig von Profitstreben vergeben werden. Indem die öffentliche Hand selbst baut und indem sie Fördermittel besser lenkt. Es ist nicht nachhaltig, Milliarden in den sozialen Wohnungsbau zu pumpen, wenn die entstehenden Wohnungen nach 25 oder 30 Jahren aus der Sozialbindung fallen. Das Geld sollte vor allem an öffentliche und nicht-gewinnorientierte Bauherren vergeben werden.

In Glucksmann wagt sich nun also ein erster Kandidat aus dem sozialdemokratischen Lager nach vorne in den Präsidentenwahlkampf. Vorwahlen im Oktober sollen klären, wer im linken Spektrum antritt. An Interessenten – etwa Ex-Präsident François Hollande oder Ségolène Royal – fehlt es nicht. Dem stets smart auftretenden Glucksmann werden auch deshalb Chancen zugebilligt, weil er jene Linken für sich gewinnen könnte, denen Mélenchon zu extreme Positionen vertritt. Anders als dieser spricht er nicht von einem „Genozid“ an den Palästinensern und bezeichnet den russischen Machthaber Wladimir Putin klar als Kriegstreiber. Mit seinen gemäßigten Positionen setzt sich Glucksmann auch von der rechtsradikalen Kandidatin Marine Le Pen ab, die in Umfragen klar führt. Bei seinen ersten Auftritten nach Bekanntgabe seiner Kandidatur versprach er den Umbau Frankreichs zu einer „ökologischen Republik“ und warb offensiv um Wähler der Grünen.

Süddeutsche Zeitung

HERAUSGEBEBEN VOM SÜDDEUTSCHEN VERLAG VERTRETEN DURCH DEN HERAUSGEBERRAT: Dr. Thomas Schaub (Vors.), Dr. Oliver Friedmann, Fritz-Jürgen Heckmann CHEFREDAKTEURIN: Judith Wittwer STELLVERTRETENDE CHEFREDAKTEURE: Dr. Roman Deininger, Ulrich Schäfer

POLTIK: Nicolas Richter, Katharina Riehl SEITE DREI: Jan Schmidbauer, Karin Steinberger MEINUNG: Detlef Esslinger INVESTIGATIVE RECHERCHE: Ralf Wiegand KULTUR UND MEDIEN: Alexander Gorkow, Sara Peschke WIRTSCRAFT: Alexander Mühlauer SPORT: Claudio Catuogno WISSEN: Dr. Marlene Weiß PANORAMA: Dr. Hannah Wilhelm WOCHENENDE: Christian Mayer, Jochen Temsch MÜNCHEN, REGION UND BAYERN: Ulrike Heidenreich, René Hofmann; Katja Auer, Karin Kampwerth VISUAL DESK: Wolfgang Jaschensky, Christian Tönsmann (Artdirector) AUSGABENDESK: Kassian Stroh AUDIO UND VIDEO: Patrick Bauer, Laura Terberl DATEN: Marie-Louise Timcke SOCIAL MEDIA: Britta Schönhütl CHEFS VOM DIENST: Fabian Heckenberger, Michael König Die für das jeweilige Ressort an erster Stelle Genannten sind verantwortliche Redakteure im Sinne des Gesetzes über die Presse vom 3. Oktober 1949.

ANSCHRIFT DER REDAKTION: Hultschiner Straße 8, 81677 München, Tel. (0 89) 21 83-0, Fax: 21 83-97 77 E-MAIL: Redaktion: redaktion@sz.de, Leserbriefe: forum@sz.de, Aboservice: aboservice@sz.de

BERLIN: Henrike Roßbach, Französische Str. 48, 10117 Berlin, Tel. (0 30) 26 36 66-0 LEIPZIG: Iris Mayer, Hohe Straße 39, 04107 Leipzig, Tel. (0 341) 46 26 34 71 DÜSSELDORF: Björn Finke, Bäckerstr. 2, 40213 Düsseldorf, Tel. (0 211) 54 05 55-0 FRANKFURT: Meike Schreiber, Kleiner Hirschgraben 8, 60311 Frankfurt, Tel. (0 69) 2 99 92 70 HAMBURG:Ulrike Nimz, Poststr. 25, 20354 Hamburg, Tel. (0 40) 46 88 31-0 KARLSRUHE: Dr. Wolfgang Janisch STUTTGART: Roland Muschel, Rotebühlplatz 33, 70178 Stuttgart, Tel. (0 711) 24 75 93/94 GESCHÄFTSFÜHRER: Dr. Christian Wegner (Vors.), Johannes Hauner ANZEIGEN NATIONAL (ohne Trauer): Jürgen Maukner (verantwortlich), Ingo Müller, REPUBLIC Marketing & Media Solutions GmbH, Mittelstraße 2–4, 10117 Berlin, www.republic.de ANZEIGEN REGIONAL UND TRAUXER: Sebastian Prahl (verantwortlich),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Hultschiner Str. 8, 81677 München ANSCHRIFT DES VERLAGES: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Hultschiner Straße 8, 81677 München, Tel. (0 89) 21 83-0 DRUCK: Süddeutscher Verlag Zeitungsdruck GmbH, Zamdorfer Straße 40, 81677 München Kontaktadresse nach EU-Produktssicherheitsverordnung: produktsicherheit@sv-zeitungsdruck.de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behält sich eine Nutzung ihrer Inhalte für kommerzielles Text- und Data-Mining (TDM) im Sinne von § 44b UrhG ausdrücklich vor. Der Erwerb einer TDM-Lizenz ist über das SZ Archiv möglich.

SZ-ZEICHNUNG: HAUCK & BAUER

Care-Paket 2026

Der Bundespräsident muss einen AfD-Verbotsantrag anmahnen und sich hinter diese Hilfslieferung für die Demokratie stellen.

V or achtzig Jahren kamen die ersten von Millionen Care-Paketen aus Amerika nach Deutschland. Sie enthielten Überlebensmittel und Menschlichkeit. Sie retteten im extrem kalten Hungerwinter von 1946/47 Hunderttausenden Menschen das Leben. Die Pakete kamen aus einem Land, das noch kurz vorher Kriegsgegner gewesen war. Zweiundzwanzig US-Hilfsorganisationen hatten sich zusammengeschlossen, um unzählige solcher Pakete und Holzkisten zu packen, sie zum Versand und dann in den Westzonen und in Westberlin zur Verteilung zu bringen. In der Ostzone hatten die sowjetische Militäradministration und die SED jegliche solcher Hilfen wegen deren angeblicher imperialistischer Propaganda abgelehnt. Die Kisten enthielten Milchpulver, Fleischkonserven, Erdnussbutter, Haferflocken, Schweineschmalz, Kaffee, Kakao, Zucker, Rosinen und Trockenobst, manchmal auch Seife, Kinderschuhe und Kaugummi. Fast zehn Millionen solcher Sendungen wurden von 1946 an verteilt. Jede Sendung enthielt an die vierzigtausend Kalorien; das reichte drei bis vier Wochen für eine ganze Familie. Heute, achtzig Jahre später, ist Care eine der größten Hilfsorganisationen der Welt, leistet Nothilfe bei Krisen und Naturkatastrophen.

Vor achtzig Jahren war Care das Kürzel, ein Akronym für 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urope – eine private Dachorganisation von Wohlfahrtsverbänden, Kirchen und Gewerkschaften, um Spenden und Logistik der Hilfsleistungen nach Europa effizient zu bündeln. Heute steht der Name der Organisation Care für das, was er in der englischen Sprache ganz allgemein besagt: für Fürsorge, für Pflege und Sorge; Care-Arbeit ist Sorgearbeit. Bei der Care-Arbeit für Deutschland geht es heute natürlich nicht mehr um das physische Überleben von hungernden Menschen. Es geht um die Sorge für das Leben und das Überleben von Rechtsstaat und Demokratie, wie sie seitdem in Deutschland aufgebaut worden sind. Demokratie, Rechtsstaat, Humanität und Grundrechte sind gefährdet durch eine Partei namens AfD, in deren Programmatik sich ein Denken findet, das seh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Politik ähnelt, die damals in die Bestialität des Holocaust und in die Katastroph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geführt hat. Trotzdem scheint es dieser Partei mit raffiniertem rechtsextremen Populismus zu gelingen, in wenigen Wochen in Sachsen-Anhalt an die Regierung zu kommen und dort dann mit ihrer grundrechtsfeindlichen Politik zu beginnen.

In dieser Not braucht es neue CarePakete für Deutschland; es braucht CarePakete ganz anderer Art als damals. Es braucht sie zur Stärkung von Demokratie, Rechtsstaat und Humanität – nicht angefüllt mit Kohlenhydraten, Proteinen und Fetten, sondern mit glasklaren, stichhaltigen und überzeugenden verfassungsjuristischen Argumenten für ein Parteiverbot der AfD. Auf den Paketen muss stehen: Antrag nach Artikel 21 Grundgesetz. Und in diesen Paketen müssen ausführlich und präzise die Fakten dargelegt werden, die diesen Antrag begründen: „Parteien, die nach ihren Zielen oder nach dem Verhalten ihrer Anhänger davon ausgehen, die freiheitlich 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 zu beeinträchtigen oder zu beseitigen oder den Bestand der Bundesrepublik zu gefährden, sind verfassungswidrig.“

Die drei Verfassungsorgane müssen ihre Argumente bündeln

Diese Pakete können diesmal nicht, wie vor achtzig Jahren, in den USA gepackt werden, wo heute überdies mit dem Präsidenten Donald Trump eine Regierung an der Macht ist, die den Geist der Humanität leugnet, der vor achtzig Jahren zusammen mit Lebensmitteln und sonstigen Hilfsgütern nach Europa transportiert worden ist. Die Absender der neuen CarePakete können nicht Wohlfahrtsverbände in Übersee sein; auch Care Deutschland, die 1980 gegründete bundesdeutsche Nichtregierungsorganisation für internationale Hilfe und 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mit Sitz in Bonn kommt dafür nicht infrage. Kompetent dafür sind laut Grundgesetz einzig und allein drei staatliche Institutionen, drei bundesdeutsche Verfassungsorgane: Bundestag, Bundesregierung oder Bundesrat. Am besten wirken alle drei zusammen, um die Argumente effizient zu bündeln.

Obgleich Staatsoberhaupt, ist der Bundespräsident nicht antragsberechtigt. Er steht ja über den Parteien. In der Verfassung und in seinem Amtseid steht aber auch: „Ich schwöre, dass ich meine Kraft dem Wohle des deutschen Volkes widmen, seinen Nutzen mehren, Schaden von ihm wenden, das Grundgesetz [...]verteidigen [...]werde.“ Die Verfassung verlangt von

Von Heribert Prantl

ihm, sich nicht nur allgemein gegen den Rechtsextremismus zu wenden und für die wehrhafte Demokratie einzutreten, sondern sich hinter einen Verbotsantrag gegen die AfD zu stellen und diesen Antrag zuvor anzumahnen. Die AfD hat ihm das nach seiner Grundsatzrede zum 9. November 2025 schon unterstellt. Er hat es noch nicht getan. Der Verbotsantrag wird dann den Mehltau abschütteln, der über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liegt.

Zuständig für die Entscheidung darüber ist einzig und allei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o steht es in Artikel 21 Absatz 4 Grundgesetz. Die Care-Pakete 2026 müssen nach Karlsruhe geschickt werden. Allein das höchste Gericht hat darüber zu entscheiden, ob eine Partei auf dem Boden des Grundgesetzes steht. Wenn nicht, muss sie verboten werden. Eine Wahlentscheidung auch von vielen Menschen ist kein Argument gegen einen Verbotsantrag und ein Verbot, im Gegenteil. Das verdeutlicht nur, wie dringlich es ist, die Anträge nach Karlsruhe zu schicken. Der Hunger in der Gesellschaft nach einem AfD-Verbotsverfahren wird größer – sowohl von prominenten als auch von weniger prominenten Demokratinnen und Demokraten. Gewiss: Diese neuen Care-Pakete sind keine Sofortmaßnahme gegen die AfD; aber sie sind die notwendige Einleitung einer Offensive des Rechtsstaats. Und diese Pakete mit den Verbotsanträgen werden die öffentliche Diskussion und den Blick auf die AfD in der Gesellschaft verändern. Die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braucht nicht Milchpulver und Fleischkonserven, wie das die Menschen vor achtzig Jahren brauchten. Sie braucht die Nothilfe, welche die Mütter und Väter des Grundgesetzes für den Fall der Fälle vorgesehen haben. Der Fall der Fälle ist jetzt. Demokratie, Rechtsstaat und Grundrechte brauchen Care.

Heribert Prantl ist Autor und Kolumnist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HEUTE VOR 105 JAHREN

Am 28. August 1921 wurde in Stuttgart der erste internationale Anthroposophen-Kongress eröffnet.

H&B

POLITIK

Der „Mut von Münster“ soll es richten

Die Spitzen der Koalitionsfraktionen treffen sich zur Klausur. Nach dem turbulenten Sommer und vor den schwierigen Landtagswahlen wollen sie ihr Bündnis stabilisieren.

Immerhin, „das Wetter spielt mit“: Matthias Miersch (li.), Thorsten Frei (Mi.) und Alexander Hoffmann spazieren den Aasee entlang. FOTO: LARS BERG/DPA

Von Henrike Roßbach und Robert Roßmann

Münster – Zwischen den Joggern, den Radfahrern und dem Labrador, der über den Kiesweg am Aasee trottet, fallen sie durchaus auf, die drei Herren im Anzug. Matthias Miersch (SPD), Thorsten Frei (CDU) und Alexander Hoffmann (CSU) haben sich an diesem Donnerstagvormittag in Münster zu einem Spaziergang verabredet. Es soll der fotogene Auftakt für die zweitägige Klausurtagung der Fraktionsspitzen von Union und SPD werden. Und, immerhin, „das Wetter spielt mit“, wie Miersch erfreut feststellt.

Auf dem See, der in der Sonne glitzert, sind jede Menge Segelboote unterwegs. Als die drei Männer unter einer ausladenden Eiche im Schatten stehen bleiben, ertönen vom Wasser resolute Segelkommandos. Das passt natürlich ebenso gut wie das schöne Wetter, denn „Fertig zur Wende“ wäre auch für dieses Koalitionstreffen keine schlechte Losung.

Dass Miersch, Frei und Hoffmann ausgerechnet hier herumspazieren, liegt an einem Mann, der an diesem Tag gar nicht dabei ist: Eigentlich wäre der aus dem Münsterland stammende Jens Spahn der Klausur-Gastgeber gewesen, nachdem man sich im Vorjahr in Hoffmanns Geburtsstadt Würzburg getroffen hatte. Dann aber musste Spahn Mitte Juli als Unionsfraktionschef zurücktreten, nachdem er und sein Mann bekanntgegeben hatten, mithilfe einer Leihmutter in den USA Eltern geworden zu sein. Für einen Ortswechsel aber war es zu spät.

Nun also steht statt Spahn der neue Unionsfraktionschef Frei zwischen SPD-Fraktionschef Miersch und CSU-Landesgruppenchef Hoffmann, und allein schon dieser Umstand erinnert an die wilden Wochen, die hinter der Koalition liegen. Bereits vor einem Jahr, bei dem Treffen in Würzburg, hatten Union und SPD einen verdrießlichen Sommer hinter sich. Am letzten Sitzungstag vor der Sommerpause war die Wahl von Frauke Brosius-Gersdorf zur Richterin a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gescheitert, das Ergebnis war eine veritable Koalitionskrise.

In Würzburg sollte dann das verloren gegangene Vertrauen wieder aufgebaut werden – was auch einigermaßen gelang. Seither wird gerne der „Geist von Würzburg“ beschworen, wenn mal wieder eine Krise überwunden werden muss.

und CDU-Chef Friedrich Merz über die Ko-alition. Schon die Causa Leihmutterschaft hatte in der CDU zu einem Aufstand geführt; dass dem Kanzler dann auch noch das große Stühlerücken nach dem Spahn-Rücktritt handwerklich und stilistisch an mehreren Stellen gründlich misslang, verbesserte die Stimmung naturgemäß nicht. Auch in der SPD ist das Spitzenpersonal an-gesichts des chronischen Umfragetiefs angezählt.

Die Herausforderungen, für Münster und die Zeit danach, sind also einigermaßen klar. Die Frage ist nur: Ist diese angeschlagene Koalition dem Wust aus Reformdruck, diesen Umfragen und den möglichen Wahlerfolgen der AfD überhaupt gewachsen?

Mit Spahn hatte der Sozialdemokrat Miersch nach dem Krisensommer 2025 ein enges Vertrauensverhältnis aufgebaut. Am Mittwochabend haben er, Frei und Hoffmann sich noch einmal mit Spahn getroffen. Am Donnerstag aber geht es um den Blick nach vorn und um das, was Miersch am Mittag folgendermaßen formuliert: Die Koalition könne nur dann gut arbeiten, wenn „die Fraktionsspitzen wirklich absolutes Vertrauen haben“.

Offenkundig sieht Miersch sich auf diesem Weg schon ein gutes Stück vorangekommen, jedenfalls sagt er in Freis Richtung: Dieses Vertrauen, „lieber Thorsten, das hast du bei uns“. Es sei zwar bisher nicht so eine eng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ihnen gewesen, wie er sie mit Spahn gepflegt habe. Aber er sei sich „sehr sicher“, dass sie daran anknüpfen könnten.

Allerdings dürfte Teambuilding kaum ausreichen, um der Gesamtlage Herr zu werden. Es gehe darum, sagt Frei folgerichtig, „dass wir den Mut haben, auch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die möglicherweise nicht für alle und sofort und auf den ersten Blick populär sind“. Unbestritten werde das der Schwerpunkt der Klausur sein, offen und ehrlich wolle man die Diskussion führen. Miersch gesteht ein, dass die Umfragen „in keiner Weise zufriedenstellend“ seien, und dass die Zustimmung nur wieder steigen werde, wenn gut gehandelt und das Handeln erklärt werde.

Hoffmann hat zu diesem Zeitpunkt ob all dieser Herausforderungen schon eine Ergänzung für den Geist von Würzburg erfunden, nämlich den „Mut von Münster“, der nun dazukommen müsse.

Inhaltlich soll es bei dem Fraktionstreffen unter anderem um die Lage der Automobilindustrie gehen; Mercedes-Chef Ola Källenius und IG-Metall-Chefin Christiane Benner sind als Gäste eingeladen. Auch die „Herausforderungen für Demokratie und Gesellschaft“ stehen auf der Tagesordnung, mit dem Vorsitzenden der Deutschen Bischofskonferenz, Heiner Wilmer. Die „Schlüsseltechnologie Batteriezelle“ ist ebenfalls Thema.

Vor allem aber soll in Münster über die vielen Reformen gesprochen werden, die sich die Koalition für die kommenden Monate vorgenommen hat. Die Renten- und die Steuerreform muss noch durch den Bundestag, eine Pflegereform soll es ebenfalls geben.

Der jüngste Streit um die abschlagsfreie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die Teil des geplanten Rentenpakets ist, zeigt deutlich, dass auf die Fraktionen einiges zukommt: Ein halbes Dutzend Ministerpräsidenten hat sich gegen die Abschaffung ausgesprochen, unter ihnen die Wahlkämpfer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Sven Schulze (CDU) und Manuela Schwesig (SPD).

Den Bundeskanzler hinderte das zuletzt nicht daran, die Forderung vergleichsweise brüsk zurückzuweisen: „Wir sind uns einig, dass wir alle Anreize zur Frühverrentung beenden müssen“, sagte Merz nach der Kabinettsklausur in Neuhardenberg. „Dabei muss es auch bleiben.“

Einen Tag später wird Unionsfraktionschef Frei in Münster gefragt, ob der Kanzler damit den Wahlkämpfern nicht schade. Die Antwort fällt ziemlich lang aus, der Kern aber ist klar: Frei unterstützt den Kanzler in diesem Punkt. Genauso klar aber wird schon zum Auftakt der Fraktionsklausur, dass der Mut von Münster sich noch als unbequemer Hausgeist entpuppen könnte. Als selbstbewusster Parlamentarier, so Miersch, sage er ganz bewusst: „Häufig wird verkannt, dass ein Kabinettsbeschluss noch lange nicht ein Gesetz ist.“

Grüner Frust im Ländle

Die Basis lehnt die Polizeisoftware Palantir ab. Doch die Regierung Özdemir hält daran fest.

Stuttgart – Steffen Schnürer ist erst seit Ende 2024 Mitglied bei den Grünen, aber er hat schon Historisches geschafft: Schnürer hat mit Mitstreitern die erste interne Urabstimmung in der Geschichte des grünen Landesverbandes gestartet. Das Ergebnis der Initiative „Stoppt Palantir, sofort!“ fiel dabei ganz in seinem Sinne aus: 92 Prozent stimmten gegen den Einsatz der US-amerikanischen Datenanalysesoftware Palantir Gotham bei der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Polizei. Die Wahlbeteiligung lag bei 40 Prozent.

Deutlicher kann ein Basisvotum kaum ausfallen. Zu groß ist bei den Grünen-Mitgliedern das Misstrauen aufgrund der Nähe des Unternehmens Palantir und seines Gründers Peter Thiel zu den US-Sicherheitsbehörden und zu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Das klare Ergebnis und die hohe Beteiligung „stärken unsere basisdemokratischen Grundwerte und das Profil unserer Partei als Gegnerin des Überwachungsstaates“, sagte Schnürer nach der Bekanntgabe des Ergebnisses am 29. Juli.

Jetzt, vier Wochen später, überwiegt bei den Initiatoren allerdings die Enttäuschung. Denn den geforderten Stopp wird es nicht geben. Der Innenminister Manuel Hagel von der CDU will die Analysesoftware weiterhin befristet nutzen. Und der grüne Ministerpräsident Cem Özdemir sowie die grüne Parteispitze wollen das Votum der Basis nicht als Aufforderung verstehen, den Koalitionspartner CDU zum Umdenken zu bewegen. In einer Pressemitteilung interpretierte die Grünen-Parteizentrale in Stuttgart die Arabstimmung vielmehr als „Bestärkung unseres Kurses und deutliches Zeichen der Parteibasis für die Umsetzung der Vereinbarungen aus dem Koalitionsvertrag“.

Im Koalitionsvertrag steht allerdings nichts von einem sofortigen Stopp. Dort heißt es, dass Baden-Württemberg die Palantir-Software für die Polizeiarbeit „spätestens bis zum Jahr 2030“ durch eine europäische Alternative ersetzen wolle. Damit droht die Anti-Palantir-Initiative ins Leere zu laufen. „Wir finden es respektlos gegenüber der Basis, diesen eindeutigen Auftrag der Mitglieder nicht anzunehmen“, sagt Schnürer. Die Mitglieder hätten für einen Stopp der Einführung und des Einsatzes von Palantir Gotham gestimmt „und gerade nicht für eine Fortsetzung des bisherigen Kurses von Fraktion und Parteispitze“. Grüne Regierungsmitglieder argumentieren, dass man in einer Koalition nicht „grün pur“ durchsetzen könne.

Die Parteibasis fordert klare Kante, während ihre Regierungsmitglieder Kompromisse eingehen – mit diesem Dilemma hat nicht nur Özdemir zu kämpfen. Aber die Grünen in Baden-Württemberg konnten Widersprüche bislang besser überspielen als die Regierungsparteien im Bund. Die Urabstimmung zwingt die Südwest-Grünen nun zu einer Debatte, die sie bislang scheuten: Welche Rolle hat die Partei eigentlich, wenn die Grünen den Regierungschef stellen? Ist sie Unterstützer oder Korrektiv? Erste Antworten werden auf dem Landesparteitag im Oktober erwartet, wo es auch darum gehen wird, ob die Hürden für die Einleitung einer Urabstimmung hochgesetzt werden. Oder ob das Basisvotum in einen Parteitagsbeschluss mündet.

Noch wird die Software nicht eingesetzt, bezahlt werden muss sie trotzdem

Doch nicht nur politisch hakt es, sondern auch technisch. Im März 2025 hatte das von der CDU geführte Stuttgarter Innenministerium den Vertrag mit Palantir mit einer Laufzeit bis 2030 geschlossen. Die Software soll den Ermittlern helfen, mit einer Suchanfrage rasch auf unterschiedliche polizeiliche Datenbanken zuzugreifen, um vorhandene Informationen zusammenzuführen. Zunächst war der operative Einsatz der Software für das zweite Quartal 2026 angekündigt worden, aber die technische Umsetzung erweist sich als komplex. Aktuell nennt das Innenministerium keinen festen Termin. Optimisten rechnen mit einem Start zum Jahresende, Pessimisten nicht vor Mitte 2027, also rund zwei Jahre nach Vertragsbeginn.

Das wäre nicht nur eine sehr lange, sondern auch teure Warteschleife. Der Vertrag enthält keine Ausstiegsklausel. Die Lizenzgebühr muss das Land zahlen, egal, ob es die Software nutzt oder nicht. Neben der Lizenzgebühr von jährlich fünf Millionen Euro fallen Kosten für Software, Hardware, Betrieb und die Umsetzung an, dafür sind weitere 4,25 Millionen Euro pro Jahr im Haushalt reserviert. Damit summieren sich die Kosten auf 46,25 Millionen Euro.

Während die baden-württembergische Polizei auf den Einsatz der Palantir-Software wartet, wird auf Bund-Länder-Ebene für das Projekt P20 zur Vernetzung der 16 Landespolizeien, der Bundespolizei und des Bundeskriminalamts nach einer Alternative gesucht. Die Software Palantir Gotham, teilt das Stuttgarter Innenministerium mit, werde somit nur als „Zwischenlösung für einen begrenzten Zeitraum eingesetzt“. Für Schnürer und seine Mitstreiter ist das keine Aussicht, die sie ruhen lässt. Roland Muschel

KURZ GEMELDET

Trump erlässt Strom-Dekret

Washington – Zur Absicherung der Stromversorgung der USA hat die Regierung unter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einen nationalen Notstand ausgerufen. Trump habe eine Exekutivorder unterschrieben, mit der die „Sicherheit, Integrität und Zuverlässigkeit elektrischer Betriebsmittel des Stromübertragungsnetzes“ geschützt werden solle – insbesondere vor „Beeinträchtigungen durch ausländische Akteure“, wie das Weiße Haus mittelte. Die Regierung begründete den Schritt mit einer „außergewöhnlichen Bedrohung“ durch im Ausland hergestellte Komponenten, die Zugriffe auf das Stromnetz ermöglichen und die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lahmlegen könnten. Vermutlich dient der Schritt vor allem dazu, die Abhängigkeit von chinesischer Technik zu verringern. DPA

Beamte fordern mehr Stellen

Berlin – Der Deutsche Beamtenbund (dbb) geht davon aus, dass dem Staat derzeit 631 000 Beschäftigte fehlen, um seine Aufgaben erledigen zu können. Diese Zahl ist das Ergebnis der jährlichen Abfrage des Verbands bei seinen 41 Mitgliedsgewerkschaften, die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 vorlag. Zusätzlichen Personalbedarf sieht der dbb demnach vor allem in der Kranken- und Altenpflege (125 200 Stellen), an den Schulen (120 000 Stellen) und in den Kommunalverwaltungen (112 000 Stellen). Für Polizei und Bundeswehr fordert der Verband insgesamt 92 000 zusätzliche Beschäftigte. Im vergangenen Jahr war der dbb den Angaben nach von 600 000 fehlenden Mitarbeitern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ausgegangen. Der dbb-Bundesvorsitzende Volker Geyer sagte der FAZ, wer sich „die geänderte Sicherheitslage ansieht, sollte sofort verstehen, warum wir mehr Polizisten brauchen. Die Überwachung neuer Waffenverbotszonen ist zum Beispiel sehr personalintensiv.“ DPA

Debatte über EU-Finanzen

Berlin –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hat gemeinsam mit anderen großen Nettozahlern drastische Kürzungen beim künftigen EU-Finanzrahmen gefordert. Die aktuellen Vorschläge der EU-Kommission für eine Aufstockung von bis zu 60 Prozent seien in Zeiten der Haushaltskonsolidierung „schlicht unbezahlbar“, sagte der Kanzler am Donnerstag in Berlin nach einem Treffen mit mehreren europäischen Regierungschefs. Die vorgeschlagene Summe

müsse um mehrere hundert Milliarden Euro gekürzt werden. Diese Einschnitte müssten alle Bereiche betreffen. An dem vertraulichen Treffen in Berlin nahmen die dänische Ministerpräsidentin Mette Frederiksen, der finn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Petteri Orpo und der österreichische Bundeskanzler Christian Stocker teil (FOTO: GETTY IMAGES).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der Niederlande und Schwedens waren per Videokonferenz zugeschaltet. Zusammen finanzieren diese sechs Staaten nach den Worten des Kanzlers rund 40 Prozent des europäischen Haushalts. REUTERS

Nein zu Zweistaatenlösung

Tel Aviv – Der nach Umfragen stärkste Rivale des israel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Benjamin Netanjahu bei der Parlamentswahl hat sich klar gegen eine Zweistaatenlösung ausgesprochen. „Wer nach dem (Hamas-Überfall am) 7. Oktober noch über eine Zweistaatenlösung nachdenkt, ist schlicht verrückt“, sagte Ex-Militärchef Gadi Eisenkot der Zeitung Israel Hajom. Eisenkots Partei Jaschar (hebräisch für „geradeaus“), die in der politischen Mitte angesiedelt ist, könnte Netanjahus rechtskonservative Likud-Partei am 27. Oktober als stärkste Fraktion ablösen. Eisenkot war dafür kritisiert worden, dass er sich bisher in der Frage einer Zweistaatenlösung nicht eindeutig geäußert hatte. DPA

9/11-Prozess angesetzt

Washington – Der Prozessauftakt gegen den mutmaßlichen Drahtzieher der Terroranschläge vom 11. September 2001 und weitere Angeklagte ist für 5. Juni 2028 geplant. Das geht aus einer Anordnung des zuständigen Militärrichters hervor. Der Auftakt kann sich verschieben, weil ihm noch einige Verfahrensentscheidungen vorausgehen. Dabei geht es unter anderem darum, welche Beweise zugelassen werden. Bei dem schlimmsten Terroranschlag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waren etwa 3000 Menschen getötet worden. Chalid Scheich Mohammed gilt als Chefplaner der Anschläge und soll auch die Kommunikation und die Finanzierung des Vorhabens geregelt haben. Er wurde nach seiner Festnahme in Pakistan 2003 von der CIA verhört. Einem Bericht des US-Senats zufolge wurde er gefoltert. Seit 2006 ist er im US-Gefangenenlager Guantanamo. DPA

Hoffnungsträger und Feindbild

Stefan Evers will die CDU nach dem Rückzug von Kai Wegner im Roten Rathaus halten. Er spricht gerne von Versöhnung und polarisiert doch oft.

Von Meredith Haaf

Berlin – Wenn es einer machen muss, dann heißt dieser eine in bestimmten Berliner Zusammengängen derzeit relativ oft Stefan Evers. Zum Beispiel an diesem Samstag um 10.30 Uhr in Hellersdorf, weit im Osten Berlins. Beim Café Bistro RM haben schon ein paar Gäste das erste Berliner Pilsener des Tages geöffnet und kotzen lautstark ab über Eltern von heute.

Ein paar Meter weiter, hinter dem großen Rewe, stakst Evers durchs Gebüsch. Auf dem Boden in der kleinen Parkanlage liegen diverse leere Verpackungen, verbrauchte Taschentücher, auch mal ein Stück entsorgtes Gemäuer. Evers, hochgewachsen, 46 Jahre alt, Spitzenkandidat und Hoffnungsträger der CDU, ist unterwegs mit einem guten Dutzend Engagierten bei einer der regelmäßigen Aufräumaktionen, die die Freiwillige Feuerwehr hier gemeinsam mit nachbarschaftlichen Initiativen organisiert. Ziemlich viel Presse ist auch da.

Evers ordnet die Linke grundsätzlich als „radikal“ ein

Seit der Wahlkampf begonnen hat, vergeht kaum eine Woche, in der nicht irgendein Berliner Kiez öffentlichkeitswirksam von Berliner Spitzenpolitikern gereinigt wird. „Die Vermüllung von Teilen der Stadt geht nicht nur mir gegen den Strich“, sagt Evers. Befragungen zufolge ärgert tatsächlich kein anderes Thema die Hauptstadtbewohner so sehr. Zwischen den Büschen kreucht seelenruhig eine fast mardergroße Ratte herum. Evers fischt mit einem Greifer ein braunes, verklebtes Stück Stoff aus dem Gehölz. Er hält es in die Luft, betrachtet es und ruft aus: „Toll, ein Brillentuch, das kann ich gebrauchen.“ Dann platziert er es doch in dem großen Müllsack, den der Mann neben ihm grinsend aufhält.

Lange musste er nicht überzeugt werden, die Berliner Christdemokraten als Spitzenkandidat zu vertreten: Kultur- und Finanzsenator Stefan Evers in seinem Büro im Roten Rathaus. FOTO: FRIEDRICH BUNGERT

Dieser Mann ist Mario Czaja, ehemaliger Generalsekretär der CDU und Kreisvorsitzender des Bezirksverbands Marzahn-Hellersdorf. 2021 holte Czaja das Bundestagsdirektmandat in seinem Bezirk, 2025 verlor er es an die AfD. Czaja trägt an diesem Tag einen ausgewaschenen Hoodie vom FC Union. Er repräsentiert wie kaum ein anderer die eher rare Spezies des Ost-Berliner CDU-Mannes. Dass Evers, privat und politisch im tiefsten Westen sozialisiert, heute Morgen gerade hier Präsenz zeigt, ist eine Form von Anerkennung und ein Zeichen der gegenseitigen Verbundenheit. Über Evers wird Czaja später sagen: „Er ist eine große Chance für Berlin. Er ist einer, der versöhnen kann.“

Die Regierungspartei CDU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noch einmal gerade gemacht für ihren Kandidaten. Das hatte zwischendurch schon anders ausgesehen, während der anhaltenden Krise um die Glaubwürdigkeit und Amtsführung des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s und damaligen Landesvorsitzenden Kai Wegner. Anfang Juli hatte dieser relativ abrupt seinen Rückzug als Spitzenkandidat verkündet. Wegner hatte die Öffentlichkeit monatelang über sein Krisenmanagement während des Stromausfalls im Berliner Südwesten Anfang Januar belogen.

Nun musste es ein anderer machen: Dass das Stefan Evers sein würde, galt als gesetzt. In den Umfragen hatte die CDU ihre Führungsposition in den Umfragen bereits an die Linke verloren.

Treffen im Roten Rathaus, im Büro des Bürgermeisters. „Ich musste nicht lange überzeugt werden. Ich bin nie vor Verantwortung davongelaufen“, sagt Evers über seine Kurzfristkandidatur. 2023 wurde er zum Senator für Finanzen und damit auch zu Wegners Stellvertreter im Roten Rathaus. Als der im Frühling 2026 zum zweiten Mal eine Kultursenatorin gehen lassen musste, wegen eines Skandals über die Vergabe von Fördermitteln, musste es eine anderer machen: Der Verwaltungsexperte Evers übernahm.

Für ihn, der als junger Mann aus der ostwestfälischen Provinz nach Berlin gezogen ist, sei Berlin immer ein Freiheitsversprechen gewesen, erzählt er. Dieses sieht er, nicht zuletzt nach dem tödlichen Anschlag eines islamistischen Attentäters auf den Christopher Street Day am 25. Juli in Gefahr: „Ich will, dass man sich in dieser Stadt frei entscheiden kann, wie man lebt, was man aus sich macht oder wen man liebt. Das Fundament dafür ist Sicherheit.“

Die CDU wirbt in ihrem Parteiprogramm damit, die Berliner Polizei finanziell weiter zu stärken – zuletzt belief sich deren Budget bereits auf zwei Milliarden Euro. Es ist der mit Abstand größte Posten im Haushalt für Inneres und Sport und er soll im kommenden Jahr noch einmal erweitert werden. Gleichzeitig kürzte Evers als Finanzsenator dem Kultursenat zehn Prozent der Mittel, weswegen Kritiker vom „Fuchs im Hühnerstall“ sprachen, als er den Kultursenat übernahm.

Evers weiß, dass er für die einen ein Hoffnungsträger sein mag – für die anderen aber ist er ein echtes Feindbild. Zum einen, weil er viele umstrittene Entscheidungen für den hochumkämpften Berliner Haushalt getroffen hat: pauschale Kürzungen einerseits, den Abbau der Rücklagen des Landes andererseits. Zum anderen, weil Evers, so eindringlich er für Verständigung und Kompromiss plädiert, selbst rhetorisch stark polarisiert.

Kürzlich schwärmte er in einem Social Media Post darüber, wie er mit herunter gelassenem Fenster durch die – arabisch geprägte – Sonnenallee fahre, „hebräischen Pop“ laut aufgedreht. Er ordnet die Linke grundsätzlich als „radikal“ ein, spricht von Polizeihassern und Antisemiten. Auf einem seiner Wahlplakate steht „Goethes Faust statt linker Haken“, auf einem anderen, das für viel Belustigung in der Stadt sorgt: „Endgegner vom Schlendrian“.

Mit seinem robusten Auftreten hat Evers seiner Position bislang weder genutzt noch geschadet. In fast allen Umfragen liegt die CDU stabil auf dem zweiten Platz. Ebenso wie für den Koalitionspartner SPD ist die Bundespolitik in der derzeitigen Lage der Berliner CDU keine große Hilfe. Die Menschen, sagt Evers, spürten, dass die Systeme an ihre Grenzen kommen. In Berlin sagt er, könnten „die Staats- einnahmen gar nicht so stark steigen wie die Ausgaben im Bereich der Transferleistungen. Das betrifft den gesamten Bereich der deutschen Sozialgesetzgebung, bei der ich als Land oder Kommune kaum Ermessensspielraum habe“.

Evers sagt, die Politik sei sehr gefordert, zu vermitteln, dass nur Reformen und damit letztlich auch Besitzstandsverlust die Sozialsysteme vor dem Kollaps retten können: „Das mit der nötigen Empathie zu vermitteln, ist keine leichte Aufgabe. Bei der Bundesregierung ist da noch Luft nach oben.“ An Infoständen muss er sich regelmäßig Fragen zu Friedrich Merz anhören, die zu beantworten ihm nicht immer leicht fallen. Aber er macht es dann eben.

Nervosität in der Community

Müssen Geflüchtete wegen des Machtwechsels in Syrien Deutschland verlassen? Der Leiter der Ausländerbehörde Hannover erklärt, wer Chancen hat zu bleiben.

Die Bundesregierung sagt, es müssen perspektivisch mehr Syrerinnen und Syrer in ihr Herkunftsland zurückkehren. Mehr als 900 000 Menschen mit syrischer Staatsbürgerschaft leben in Deutschland. Mehr als 500 000 von ihnen haben eine Aufenthaltserlaubnis, weil sie nach einem Asylverfahren einen Schutzstatus erhalten haben. Das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Bamf) hat anfangen, diese Fälle zu überprüfen. Was bedeutet das in der Praxis? Ein Gespräch mit Ingo Dietz, Leiter der Ausländerbehörde in Hannover.

SZ: Herr Dietz, Ihre Behörde hat in Hannover mit knapp 6000 Syrerinnen und Syrern zu tun. Die meisten haben einen Aufenthaltstitel aus humanitären Gründen. Stehen die jetzt alle vor Ihrer Tür und fragen nach Alternativen? Ingo Dietz: Das Bamf hat im Juni den Kreis der Syrerinnen und Syrern ausgeweitet, bei denen es überprüft, ob der Grund noch besteht, aus dem ihnen Schutz gewährt wurde. Ich nehme natürlich wahr, dass die syrische Community nervös wird. Auf uns als kommunale Ausländerbehörden wirken sich diese Prüfverfahren aber erst einmal nicht direkt aus.

Warum nicht?

Es läuft ja nicht so, dass 10 000 Syrern en bloc der Schutzstatus entzogen wird. Das Bamf muss lauter Einzelfallentscheidungen treffen. Dass es ein Prüfverfahren gibt, heißt nicht, dass der Schutzstatus tatsächlich wegfällt. Wenn Sie zum Beispiel außerhalb von Damaskus gelebt haben und verfolgt wurden, weil Sie einer religiösen Minderheit angehören, reicht es vermutlich nicht, dass der neue syrische Präsident bei seinem Besuch in Deutschland sympathisch wirkt und sagt, es gelte Religionsfreiheit für alle. Das muss man sich schon genauer anschauen. Und in den Fällen, in denen das Bamf einen Schutzstatus aufhebt, können die Betroffenen gerichtlich dagegen vorgehen. Solange das Gerichtsverfahren läuft, hat der Widerrufsbescheid in der Regel keine Rechtskraft.

Rechnen Sie damit, dass viele Klagen gegen das Bamf Erfolg haben werden?

Das wird auf jeden Fall spannend. Die Frage ist ja nicht nur, ob nach dem Sturz des Baschar-al-Assad-Regimes die Faktoren weggefallen sind, die im Einzelfall zu einem Schutzstatus geführt haben. Entscheidend ist, ob die Gefährdung des Einzelnen dauerhaft und nachhaltig entfallen ist. Das hatte da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 im Jahr 2005 und der Europäische Gerichtshof im Jahr 2010 nach dem Regimewechsel im Irak betont. Heute lese ich in Berichten des Auswärtigen Amtes den Satz, dass sich Syrien weiterhin in einem Übergangsprozess befind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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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Bamf spricht selbst von einer „volatilen“ Lage.

Genau. Das ist die Situation. Man muss sich wirklich jeden Einzelfall anschauen. Erst wenn ein Gericht die Entscheidung des Bamf bestätigt, landet der Fall bei den Ausländerbehörden. Und auch dann gibt es keinen Automatismus im Sinne von: Der Schutzstatus entfällt und schwupp ist im nächsten Moment auch der Aufenthaltstitel weg. Eine Aufenthaltserlaubnis wird einer Person, der internationaler Schutz gewährt wurde, für drei Jahre erteilt. Nach einem rechtskräftigen Widerruf des Schutzstatus prüft die Ausländerbehörde dann den Widerruf des Aufenthaltstitels.

„Dass es ein Prüfverfahren gibt, heißt nicht, dass der Schutzstatus tatsächlich wegfällt“, sagt Ingo Dietz. Er ist als leitender städtischer Direktor in Hannover unter anderem für die Ausländerbehörde zuständig. FOTO: STADT HANNOVER

Was raten Sie Syrerinnen und Syrern, die in Deutschland bleiben wollen?

Wenn sie eine anerkannte Qualifikation als Fachkraft haben und eine qualifizierte Beschäftigung ausüben, können sie einen Aufenthaltstitel als Fachkraft bekommen – wenn sie also studiert oder eine anerkannte Berufsausbildung haben. In Hannover vergeben wir so einen qualifizierten Titel auch parallel zu einem Aufenthaltstitel aus humanitären Gründen. Es gibt Ausländerbehörden, die machen das nicht, aber das schließt sich nicht aus. Bisher kommen relativ wenige syrische Fachkräfte von sich aus auf uns zu. Wir wollen diese Möglichkeit jetzt noch stärker kommunizieren.

Was können diejenigen tun, die nicht studiert und keine anerkannte Berufsausbildung haben?

Wenn jemand keine qualifizierte Tätigkeit hat, gibt es keinen Automatismus, der zu einem bestimmten Aufenthaltstitel führt, wie bei den Akademikern oder sonstigen Fachkräften. Hier wird die betroffene Person nach rechtskräftigem Widerruf des bisherigen Aufenthaltstitels grundsätzlich vollziehbar ausreisepflichtig. Ein Übergang in ein humanitäres Bleiberecht – hier kommt insbesondere Paragraf 25 b des Aufenthaltsgesetzes infrage – erfordert als Grundvoraussetzung den Besitz einer Duldung. Dann führen wir in der Ausländerbehörde eine sogenannte Einzelfallprüfung durch. Wir schauen uns also genau an, ob eine Beschäftigung ausgeübt wird oder ob sich jemand gesellschaftlich engagiert, wie im Sportverein oder in der Freiwilligen Feuerwehr. Auch ein gewisses Sprachniveau muss erreicht werden. Das sind die entscheidenden Faktoren, die bei der Ausländerbehörde beurteilt werden.

Viele Syrerinnen und Syrer sind schon länger als fünf Jahre im Land. Wie stehen die Chancen auf eine Einbürgerung? In den vergangenen drei Jahren hatten wir zwischen 430 und 600 Einbürgerungen pro Jahr, in diesem Jahr bis Mitte August 318. Eingebürgert wird nur, wer seinen Lebensunterhalt nachhaltig sichern kann. Die Voraussetzungen sind also streng, doch die allermeisten Syrer, die sich um eine Einbürgerung bemühen, haben Erfolg.

Interview von Claudia Henzler

Razzia bei AfD-Politikern

Gehören zwei Landtagskandidaten aus Sachsen-Anhalt

zu einer verbotenen rechtsextremen Gruppe?

Berlin – Ihren Glauben hat die Gruppe in einem „Artbekenntnis“ niedergeschrieben. „Wir bekennen uns zur Erhaltung und Förderung unserer Menschenart als höchstem Lebensziel“, heißt es darin. Der höchste Sinn des Daseins sei die „reine Weitergabe unseres Erbes“.

Es ist eine tiefe rassistische Überzeugung, die die Anhänger der „Artgemeinschaft“ über Jahrzehnte eng zusammengehalten hat. Bis zu ihrem Verbot vor drei Jahren war die „Artgemeinschaft“ laut Verfassungsschutz die größte neonazistische Vereinigung in Deutschland.

Und manche Anhänger haben sich von dem Verbot nicht stoppen lassen – so der Verdacht. Am Donnerstag ist die Polizei deshalb mit einer groß angelegten Razzia bundesweit gegen Personen vorgegangen, denen vorgeworfen wird, die „Artgemeinschaft“ illegalerweise fortzuführen. Dazu sollen nach Informationen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auch zwei AfD-Landtagskandidaten aus Sachsen-Anhalt gehören.

Im Auftrag der Staatsanwaltschaft Halle an der Saale durchsuchten Beamte in fünf Bundesländern die Wohnungen von 15 Beschuldigte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ermittelt wegen des „Vorwurfs des Verstoßes gegen das Vereinigungsverbot“. Ein Sprecher des Landeskriminalamtes Sachsen-Anhalt bestätigte der SZ die Durchsuchungen in Berlin, Brandenburg, Niedersachsen, Nordrhein-Westfalen und Sachsen-Anhalt. Ziel sei es, Beweismittel wie elektronische Geräte sicherzustellen, Haftbefehle gibt es demnach allerdings keine.

In Sachsen-Anhalt wurde der Hof des AfD-Direktkandidaten für die Landtagswahl Simon Lansmann in der Nähe von Gardelegen durchsucht. Laut seiner Webseite finden in der alten Wassermühle „Workshops & Entschleunigungstage“ statt. Motto: „Raus aus der Stadt? Rein ins Landleben!“. Aber genau an diesem Ort fand laut Recherchen des Spiegel im Juni auch eine ganz andere, klandestine Veranstaltung statt: eine Sonnwendfeier mit Anhängern der „Artgemeinschaft“. Auch ein Lied der Hitlerjugend (HJ) sei damals gesungen worden. Bei dieser Feier soll ein weiterer AfD-Politiker dabei gewesen sein: Sebastian Koch, der auf Platz 8 der Landesliste kandidiert. Auch bei ihm wurde am Donnerstag die Polizei vorstellig.

Lansmann ließ über einen Anwalt am Donnerstagnachmittag mitteilen, er habe auf seinem Hof „wie in den Vorjahren auch, eine private Sommersonnenwendfeier für geladene Gäste ausgerichtet“. Mitglied der „Artgemeinschaft“ sei er nicht. Er distanziere sich „ausdrücklich von deren Ideologie“. Eine Fortführung der verbotenen Vereinigung habe auf seinem Grundstück nicht stattgefunden. Auch Koch ließ über einen Anwalt die Vorwürfe zurückweisen.

Eine SZ-Anfrage an den AfD-Landesverband Sachsen-Anhalt blieb unbeantwortet. Der Landesverband ist vom Verfassungsschutz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 eingestuft worden. 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gibt sich harmlos und bürgerlich, er hat aber keine Probleme mit Mitstreitern vom äußersten rechten Rand. So sind in seinem direkten Umfeld vier Männer tätig, die früher Funktionäre in der im Jahr 2009 verbotenen Heimattreuen Deutschen Jugend (HDJ) waren. Auch diese Organisation nimmt direkten Bezug zum historischen Nationalsozialismus.

Er sei nie Mitglied der „Artgemeinschaft“ gewesen und habe sich von deren Ideologie „bereits mehrfach“ distanziert.

Seit dem Sturz des Assad-Regimes kommen viel weniger Flüchtlinge aus Syrien nach Deutschland. Welche Perspektiven haben die, die schon da sind? FOTO: BORIS ROESSLER/DPA
Bereits 2023 gab es Razzien bei Mitgliedern der „Artgemeinschaft“. FOTO: DPA

Das Bundesinnenministerium hatte die „Die Artgemeinschaft – Germanische Glaubens-Gemeinschaft wesensgemäßer Lebensgestaltung e. V.“ – so der vollständige Name des 1951 gegründeten Vereins – vor drei Jahren verboten. Die Organisation richte sich gegen die verfassungsmäßige Ordnung und insbesondere wegen ihrer antisemitischen Überzeugungen auch gegen den Gedanken der Völkerverständigung. Im Sinne ihrer Rassenideologie wurde bei der „Artgemeinschaft“ darauf geachtet, eine angebliche nord- und mitteleuropäische „Menschenart“ zu erhalten. Um dieses Ziel zu erreichen, wurde die Partnerwahl gesteuert und es wurden auch Kinder und Jugendliche indoktriniert.

Da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 hatte das Verbot im April dieses Jahres bestätigt. Die Beteuerungen des Vereins, man sei unpolitisch, hielt man nicht für glaubwürdig. Die Fortführung der Vereinsaktivität ist der Artgemeinschaft und ihren Anhängern seitdem nach Paragraf 85 des Strafgesetzbuches verboten, es dürfen auch keine Ersatzorganisationen gegründet werden. Verstöße dagegen können mit bis zu drei Jahren Gefängnis bestraft werden.

Markus Balser, Sebastian Erb, Tim Frehler

Was die Regierung Familien abverlangt

Elterngeld, Unterhaltsvorschuss, Kindersofortzuschlag – die schwarz-rote Koalition plant Kürzungen, die vor allem ärmere Familien treffen, kritisieren Experten.

Entwicklung des Väteranteils beim Elterngeld 2016 bis 2025 in Deutschland in Prozent

Von Valerie Höhne und Karin Janker

Familien in Deutschland leben in sehr unterschiedlichen Situationen: In knapp 29 Prozent aller Haushalte in der Bundesrepublik leben Eltern mit Kindern, von diesen wiederum sind etwa ein Viertel Alleinerziehende. So unterschiedlich ihre Lebenssituation oder ihre finanziellen Möglichkeiten auch sein mögen, die meisten von ihnen eint die Sorge darüber, ob ihre Kinder gut groß werden. Dass Familienpolitik bei dieser Bundesregierung nicht die höchste Priorität hat, ist ein Eindruck, den nicht nur viele Eltern, sondern auch Lobbyverbände teilen. Wie viel Geld die Bundesregierung zur Unterstützung von Familien einplant, zeigt nicht nur, welche Priorität sie der Familienpolitik einräumt. Es beeinflusst ganz konkret den Alltag von Familien und die Zukunftschancen von Kindern.

Reicht das Geld für meine Familie?

Laut Statistischem Bundesamt gibt eine vierköpfige Familie in Deutschland durchschnittlich 4600 Euro pro Monat zum Leben aus, wobei Urlaube miteingerechnet sind. Allerdings stammen diese Zahlen, die aktuellsten, die verfügbar sind, aus dem Jahr 2023. Seitdem sind die Preise weiter gestiegen. Die Lebenshaltungskosten von Familien nehmen somit zu, di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für Eltern allerdings nicht im gleichen Maße.

SOMMER DER SOZIALREFORMEN

In dieser Serie schaut sich die SZ wichtige Baustellen der Koalition an

Das Elterngeld etwa wurde 2007 eingeführt und seither nicht mehr erhöht. Im vorigen Jahr wurde stattdessen die Einkommensgrenze, bis zu der Eltern überhaupt Anspruch auf Elterngeld haben, auf 175 000 Euro Jahreseinkommen gesenkt. Auch das Kindergeld ist aus der Sicht vieler Verbände zu niedrig, schließlich ist es nicht mit einem automatischen Inflationsausgleich versehen. Der Deutsche Familienverband fordert aktuell ein Kindergeld von mindestens 330 Euro, der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 (DGB) verlangt 275 Euro.

Warum gibt es Reformen im Bereich Familienpolitik?

Ein zentraler Antrieb für viele Reformen im Bereich Familienpolitik sind die Sparvorgaben des Bundesfinanzministers und der Wunsch von Ländern und Kommunen nach stärkerer finanzieller Entlastung. Außerdem ist die Geburtenrate im Land niedrig und seit zehn Jahren stetig sinkend. Besonders Akademikerinnen will man mit politischen Maßnahmen so weit entlasten, dass sie mehr Kinder bekommen. Dafür erscheint es notwendig, die Vereinbarkeit von Familie und Beruf zu verbessern.

Gerade für ärmere Familien sind viele Leistungen bisher stark zersplittert: Kindergeld, Kinderzuschlag, Kindersofortzuschlag, Wohngeld, Grundsicherung, Unterhaltsvorschuss – oft sind die Anträge so kompliziert, dass viele, die Anspruch auf Leistungen hätten, diese gar nicht in Anspruch nehmen. Zudem ist der bürokratische Aufwand verhältnismäßig hoch. Hier täte also eine Vereinfachung zugunsten von Familien not.

FOTO: IMAGO; BEARBEITUNG: SZ

Die Reform des Elterngeldes soll, so weit die Theorie, außerdem auf eine stärkere Gleichstellung der Geschlechter in Sachen Elterngeld abzielen: In Spanien etwa

Anteil von Familien an allen Haushalten Angaben in Millionen

SZ-Grafik: jos; Quelle: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ist es schon seit 2021 so, dass der Vater genau wie die Mutter vier Monate bezahlte Elternzeit nehmen und diese Monate nicht etwa der Mutter des Kindes überlassen kann. Sie verfallen im Zweifel einfach. Deutschland geht nun in eine ähnliche Richtung. Allerdings zeigt ein Blick in die Zahlen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s, dass der Väteranteil beim Elterngeld auch ohne dieses Druckmittel seit 2016 stetig gestiegen ist: von bundesweit 22,7 Prozent auf 25,9 Prozent im vergangenen Jahr. Die Zahl beschreibt den Anteil männlicher Elterngeld-Bezieher und kann daher maximal 50 Prozent betragen. Im Jahr 2023 wurde für 46,4 Prozent der geborenen Kinder auch vom Vater Elterngeld beantragt, am häufigsten übrigens in Sachsen und

Bayern, am seltensten beantragten Väter in Bremen und im Saarland Elterngeld.

Was wird politisch entschieden? Das Familienressort will vor allem an drei Punkten sparen: beim Elterngeld, beim Unterhaltsvorschuss und beim Kindersofortzuschlag. Zum Elterngeld liegt bereits ein Reformvorschlag vor, der vorsieht, das Basis-Elterngeld von 14 auf zwölf Monate zu begrenzen. Zudem soll der zweite Elternteil, im Regelfall der Vater, drei statt der bisher zwei Elterngeld-Monate in Anspruch nehmen müssen, wenn der maximale Elterngeldbetrag ausbezahlt werden soll.

Sparen will das Ministerium auch beim Unterhaltsvorschuss und beim Kinderzuschlag. Die Bundesregierung plant, den Unterhaltsvorschuss nur noch bis zum 16. Geburtstag des Kindes zu bezahlen. Rund 24 Millionen Euro sollen beim Kinderzuschlag gespart werden. Der Kindersfortzuschlag soll gestrichen werden. Dieser betrug 25 Euro pro Monat und Kind für Familien, die bestimmte Sozialleistungen erhielten.

Im Gegenzug soll das Kindergeld steigen und sich zumindest ab dem Jahr 2028 an die vom DGB geforderten 275 Euro annähern. Es soll vom kommenden Jahr an außerdem ohne bürokratischen Aufwand für die Eltern ausbezahlt werden.

Investieren will das Familienministerium unter Ministerin Karin Prien (CDU) vor allem in ein Kita-Qualitätsentwicklungsgesetz, das inzwischen den noch sperrigeren Namen Kita-Qualitäts- und Teilhabeverbesserungsgesetz trägt.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n Ländern sollen zum Beispiel Sprachtests für Kinder finanziert werden. 2027 will der Bund dafür 1,5 Milliarden Euro zur Verfügung stellen.

Was könnten die Reformen bewirken? Die Reform des Elterngeldes soll erst ab November 2027 greifen, trotzdem rechnet die Bundesregierung im Jahr 2027 mit rund

500 Millionen Euro weniger Ausgaben für das Elterngeld. Das liegt maßgeblich daran, dass das Bundesfamilienministerium davon ausgeht, dass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noch weniger Kinder geboren werden.

Eine Steigerung der Geburtenrate durch die Maßnahmen der Bundesregierung erwartet vermutlich nicht einmal diese selbst. „Die Familienpolitik, die wir aktuell in Aussicht haben, ist eine absolute Katastrophe“, sagt Sebastian Heimann, Geschäftsführer des Deutschen Familienverbands (DFV). Er erwartet, dass die Geburtenrate im Land weiter sinkt, und spricht von einer „Haushaltssanierung auf dem Rücken von Familien“. Sorgen macht ihm, dass die Reformen zu einer „Entsolidar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und in der Folge zu einem Erstarken der politischen Ränder führen könnten. Zudem verpasse man eine Investition in die wirtschaftliche Zukunft: „Jede Fachkraft von morgen ist ein Kind von heute“, so Heimann.

Dass die Geburtenrate steigt, erwartet wohl nicht einmal die Regierung

Sophie Schwab, Geschäftsführerin des Zukunftsform Familie (ZFF), kritisiert vor allem die Elterngeld-Reform, die unter dem Deckmantel der Gleichberechtigung eine Sparpolitik durchsetze. Die Kürzung des Unterhaltsvorschusses ab dem 16. Geburtstag dürfte negative Konsequenzen für die Bildungsentwicklung vieler Jugendlicher haben, die nun gezwungen seien, Geld hinzuzuverdienen, um den Verlust der staatlichen Unterstützung auszugleichen. Schwab hat zudem die Folgen der Wohngeldreform für ärmere Familien im Blick, da in rund 70 Prozent der Wohngeld-Haushalte Kinder lebten.

Wer profitiert und wem wird künftig eher mehr zugemutet?

Nach der Einschätzung von DFV und ZFF treffen die Sparmaßnahmen vor allem jene Familien, die eh schon finanziell schlechtergestellt sind, solche mit sehr kleinem oder gar keinem Einkommen. „Bei besser verdienen Eltern wird mehr oder weniger der Status quo erhalten“, sagt Sophie Schwab vom ZFF. Ärmere Familien dagegen hätten verstärkt Nachteile. Das Wegfallen des Kindersofortzuschlags treffe die ärmsten Familien: „25 Euro im Monat scheinen nicht viel Geld zu sein, aber bei Betroffenen kann dieser Betrag Existenzsorgen auslösen.“

DFV-Chef Heimann mahnt zudem an, dass nicht nur die Wohngeldreform, sondern auch das Wegfallen der Ehegatten-Mitversicherung in der Gesetzlichen Krankenkasse Familien besonders belaste. Insofern seien viele der aktuell geplanten Reformen so ausgerichtet, dass sie Familien stärker treffen als den Rest der Bevölkerung.

Fazit: Was bringt es der Gesellschaft? Gelänge es, die Geburtenrate zu erhöhen, würde sich dadurch die Schieflage in den Renten- und Sozialkassen langfristig ausgleichen. Doch danach sieht es laut Einschätzung der Verbände aktuell nicht aus. Die Einsparungen in Sachen Unterhaltsvorschuss dürften die Kassen von Ländern und Kommunen entlasten. Allerdings schätzen viele Experten, dass dadurch Familien auf andere Sozialleistungen zurückfallen würden. Insgesamt wäre eine Familienpolitik, die die Belange von Kindern und ihren Eltern stärker fokussiert, wohl etwas, wovon die gesamte Gesellschaft langfristig am meisten profitieren könnte. Schließlich war oder ist jeder Bundesbürger Vater, Mutter, Bruder, Schwester oder Kind und damit von Familienpolitik und ihren praktischen Folgen unmittelbar betroffen.

Der „Schlächter von Bosnien“ ist tot

Ratko Mladić organisierte als Oberbefehlshaber der bosnisch-serbischen Armee den ersten Völkermord auf europäischem Boden seit der Shoah. Nun ist er im Gefängnis gestorben.

München – Wenn man diese Videoaufnahmen vom Juli 1995 anschaut, steigt immer wieder die Frage auf, die nach jedem Kriegsverbrechen und Völkermord gestellt wird und bis heute nicht beantwortet ist: Wie können Menschen so etwas tun?

„Gebt acht, dass ihr kein Kind verliert.“ Das sagt der Mann im Kurzármel-Flecktarn in die vielen Gesichter, aus denen weite, müde Augen ihn anschauen. Es gebe genügend Busse, bedeutet er den Menschen, mit dem Zeigefinger gestikulierend; wer weg wolle, werde in Sicherheit gebracht: „Nur keine Panik, lasst die Kinder und die Frauen zuerst gehen.“ Und als er seine Ansprache an die Verängstigten in dieser von den Blauhelmsoldaten nicht wirklich geschützten Schutzzone Srebrenica beendet, da ruft er noch in die Menge: „Habt keine Angst.“ Und: „Niemand wird euch etwas antun.“ Dankesworte schallen ihm entgegen, während er sich wieder wegdreht, zu seinen eigenen Leuten, zu den anderen Männern in Flecktarn.

Wenig später sind mehr als 7000 Menschen tot, muslimische Männer und Jungen, getötet von den Truppen des Kommandeurs mit den eben noch so beruhigenden Botschaften.

Jetzt ist er selbst tot. Ratko Mladić, Spitzname „Schlächter von Bosnien“, ist laut serbischen Medien im Gefängnis im niederländischen Den Haag gestorben. Bis zuletzt hatten die Anwälte und Angehörigen des 84-Jährigen versucht, ihn noch zu Lebzeiten nach Serbien überstellen zu lassen; immer wieder hatten sie argumentiert, Mladić sei todkrank, er benötige spezielle medizinische Betreuung, die in Den Haag nicht hinreichend gewährleistet sei, und im Übrigen mache es ihm zu schaffen, dass die meisten Leute um ihn herum kein Serbisch sprächen.

Das Ansinnen haben die internationalen Richter immer wieder und nach eingehender Prüfung abgelehnt. Erst im Mai erklärte die Präsidentin des Internationalen Residualmechanismus für die Ad-hoc-Strafgerichtshöfe – eine Art Nachlassverwaltung jenes inzwischen geschlossenen Tribunals, das die Verbrechen der jugoslawischen Zerfallskriege aufgearbeitet hatte –, Mladićs Zustand sei zwar in der Tat „sehr ernst“ und verschlechtere sich weiter. Die Bedingungen in der UN-eigenen Haftanstalt und im dazugehörigen Krankenhaus seien jedoch „von derart hoher Qualität, dass Mladićs Wohlbefinden bestmöglich gewährleistet werden kann“. Er bekomme regelmäßig Besuch von Angehörigen und Freunden, und es sei sichergestellt, dass seine Lieben auch in seinen „letzten Momenten“ bei ihm sein könnten.

Die vielen Tausend Opfer Mladićs verloren ihr Leben unter anderen Bedingungen. Mehr als 11000 Menschen starben bei der von ihm orchestrierten, 1425-tägigen Belagerung von Sarajevo, viele wurden von Scharfschützen gezielt in Herz oder Kopf getroffen, andere von Mörsergranaten zerfetzt. Zivilistinnen, Kinder; Menschen, die einfach nur Lebensmittel besorgen oder ihre Lieben besuchen wollten und das zynische Todesspiel des Laufs durch die sniper alley, die Scharfschützen-Allee, verloren.

Und dann Srebrenica: Männer und Jungen, die sich in den Wäldern dort versteckten, wurden mit Durchsagen per Megafon in der falschen Sicherheit gewiegt, man werde sie gemäß der Genfer Konvention behandeln. Dann wurden sie blutig geprügelt, bekamen die Hände auf den Rücken gefesselt und wurden erschossen. Um ihre Taten zu verschleiern, hoben Mladiós Männer später einige Massengräber wieder aus und verscharrten die Gebeine an and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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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r Monate nach dem Massaker von Srebrenica beendete das Abkommen von Dayton das Kämpfen und Morden und fror den Zustand der von den Kriegstreibern herbeigeführten Spaltung Bosnien-Herze-

Mehr als 11 000 Menschen starben bei der Belagerung von Sarajevo

gowinas entlang ethnischer Linien ein. Und für Ratko Mladić, gesucht vom neu gegründet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für das ehemalige Jugoslawien (ICTY) begann ein vergleichsweise kommodes Leben als Geflüchteter. Er entkam über die Grenze nach Serbien, das nach wie vor von dem Gewaltherrscher Slobodan Milošević als Präsident regiert wurde.

Man sah ihn hin und wieder in guten Belgrader Restaurants und in der Ehrenloge bei Fußballspielen seines Lieblingsklubs Partizan Belgrad. Etwas ungemütlicher wurde es für Mladić, nachdem Milošević gestürzt und seinerseits nach Den Haag ausgeliefert worden war. Gedeckt von Unterstützern in Armee, Geheimdienst und Klerus, kam er mal in Kasernen unter, mal in orthodoxen Klöstern. Die internationale Gemeinschaft verschärfte den Druck auf das Land, schließlich nahmen serbische Fahnder Mladić im Haus eines Cousins im Dorf Lazarevo fest. Der Gesuchte gratulierte den Sicherheitskräften mit den Worten: „Ihr habt den Richtigen.“

Vor dem Gericht in Den Haag zeigte Mladić nie Reue. Zeuginnen im Saal versuchte er mit Kopf-ab-Gesten einzuschüchtern, und er beharrte auf seiner Version des Geschehens in Srebrenica, wo er doch während des massenhaften Tötens gar nicht persönlich anwesend gewesen sei; im Übrigen habe er sich um eine „humanitäre“ Evakuierungsaktion für die in der bosnisch-muslimischen Enklave eingeschlossenen Zivilisten bemüht.

Das Gericht wies seine Ausführungen als unglaubwürdig und nicht überzeugend zurück und verurteilte ihn schließlich im Juni 2021 in letzter Instanz wegen Völkermords und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Mladićs Name solle „in die Liste der verkommensten und barbarischsten Gestalten der Geschichte aufgenommen werden“, erklärte der Haager Chefankläger, der belgische Jurist Serge Brammertz, und betonte zugleich, es handle sich keineswegs um ein Urteil gegen das serbische Volk: „Mladićs Schuld liegt bei ihm selbst, und nur bei ihm selbst.“

Bleibt die Frage nach dem Warum. In einem Video, das seine Kämpfer während des Kriegs drehten, spult Mladić die üblichen Versatzstücke des großserbischen Nationalismus ab, bei dem die frühere Herrschaft der Osmanen in der Region stets eine zentrale Rolle spielt. In dem Video hört man Mladić frohlocken, endlich sei „der Zeitpunkt gekommen, um Rache zu nehmen an den Türken in dieser Region“.

Dabei bietet Mladićs Lebenslauf zunächst keine Hinweise darauf, dass er eine Karriere als serbisch-nationalistischer Massenmörder machen würde. Geboren wurde Mladić im März 1942 in einem Dorf namens Božanoviči, unter der Gewaltherrschaft der mit den deutschen Nazis verbündeten kroatisch-faschistischen Ustascha. Seine Eltern kämpften als Partisanen unter Tito gegen die Besatzer, der Vater starb

1945 in einem Gefecht mit Ustascha-Truppen. Schon als Jugendlicher absolvierte Mladić die Militärschule Zemun nahe Belgrad und ging anschließend auf die Jugoslawische Militärakademie. Seine Soldatenkarriere stand unter dem zentralen Motto des kommunistischen Tito-Jugoslawien: Bratstvo i jedinstvo, Brüderlichkeit und Einheit. In amtlichen Fragebögen identifizierte Mladić sich nichts als Serbe, sondern als Jugoslawe.

Woher dann also das Wüten gegen Menschen nicht serbischer Identität? Ein Autor des Magazins Foreign Policy wagte einmal die These, das Grundprinzip des „Wir gegen die“ sei schon im Tito-Kommunismus angelegt gewesen, und Mladić habe es dann schlicht auf die neue Konstellation in den 1990er-Jahren übertragen, als das Land plötzlich nicht mehr hauptsächlich von außen bedroht worden sei, sondern nun von vermeintlichen inneren Feinden, nämlich nach Unabhängigkeit strebenden Kroaten und bosnischen Muslimen: „In seinem Kopf tat er weiterhin das, was er als jugoslawischer Armee-Offizier zu tun gelobt hatte, nämlich sein Volk gegen dessen Feinde zu verteidigen.“ Chefankläger Brammertz sagte später, Mladić habe sich selbst als „befehlstreuen Offizier“ gesehen, „bei dem der Zweck alle Mittel heiligte“.

Mladić hat Bleibendes geschaffen. Die Verwaltungsgrenzen des heutigen fragilen Staatskonstrukts Bosnien-Herzegowina verlaufen entlang jener ethnisch-nationalistischen Spaltungslinien, die seine Truppen mit ihrem Furor der „ethnischen Säuberung“ seinerzeit geschaffen haben. Und der verurteilte Völkermörder hat bis heute viele glühende Anhänger. Schon jetzt ist absehbar, dass diese seinen Tod instrumentalisieren werden, um die Ressentiments im Land neu anzuheizen. Tobias Zick

Vor Gericht in Den Haag zeigte Mladić nie Reue. Die Verurteilung des Kriegsverbrechers zu lebenslanger Haft wurde im Juni 2021 bestätigt. FOTO: JERRY LAMPEN/AP

LEUTE

Busy Philipps, 47, US-Schauspielerin („Voll daneben, voll im Leben“, „Dawson’s Creek“), hat sich einen Hirntumor entfernen lassen. Der Tumor sei früh entdeckt worden, sagte sie dem US-Magazin People. Deshalb sei es für sie „das bestmögliche Szenario innerhalb des schlimstmöglichen Szenarios“. Im Februar dieses Jahres habe sie vorsorglich ein MRT machen lassen – im Gedanken an ihren kurz zuvor gestorbenen „Dawson’s Creek“-Kollegen und Freund James Van Der Beek, der zuvor im Alter von 48 Jahren an Darmkrebs gestorben war. Diese Entscheidung sei absolut richtig gewesen.

Olivia Jones, 56, Kunstfigur des Travestiekünstlers Oliver Knöbel, muss weiter auf einen eigenen Platz warten. Der Ortsrat der Stadt Springe in Niedersachsen, in der Knöbel zur Welt kam und dank seiner Dragqueen heute „Ehrenbotschafterin“ ist, habe eine entsprechende Entscheidung darüber vertagt, bestätigte Bürgermeister Christian Springfeld (parteilos) der Deutschen Presse-Agentur. Gründe dafür wurden nicht mitgeteilt. „Ob und wann ein neu-er Ortsrat nach der Kommunalwahl das Thema wieder aufgreift, steht in den Sternen“, meinte der Kommunalpolitiker. Springfeld hatte sich zuvor für die Benennung eines bislang namenlosen Platzes vor dem Alten Rathaus starkgemacht. Damit wollte er die in Hamburg lebende Dragqueen würdigen und Sichtbarkeit für Minderheiten schaffen. Auch deren Erschaffer Knöbel sprach von einer „Gelegenheit, ein wahrscheinlich weltweit historisch beispielloses Zeichen für Vielfalt zu setzen“. Er hoffe, alles sei nur aufgeschoben, nicht aufgehoben.

Weltrekord mit 106

Sawang Janpram, 106, thailändischer Diskuswerfer, hat bei den World Masters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im südkoreanischen Daegu einen Weltrekord aufgestellt. Als ältester Teilnehmer der Wettkämpfe warf er bei einer Außentemperatur von 33 Grad Celsius eine ein Kilogramm schwere Scheibe 7,59 Meter weit und gewann damit in der Altersklasse ab 105 Jahren Gold. Der bisherige Rekord lag laut der amtlichen Nachrichtenagentur Yonhap neun Zentimeter darunter. Janpram trat als einziger Athlet in seiner Altersklasse an. Er hatte sich von seiner 74-jährigen Tochter trainieren lassen. Mit dem Sport hatte er erst im Alter von 80 Jahren begonnen. Sein hohes Lebensalter führt er auf die Einhaltung täglicher Routinen sowie auf den Genuss von täglich zwei gekochten Eiern, einer Banane, Fisch, Gemüse und Reis zurück. FOTO: YNA/DPA

Rainer Maria Woelki, 70, Kölner Kardinal, findet die Abtrennung eines eigenen Teils des Innenraums des Kölner Doms für die kostenlose Nutzung durch Gläubige nicht schlimm. Kurze Besuche im Dom seien weiter möglich, sagte er der Deutschen Presseagentur. „Nur für die touristische Besichtigung des gesamten Innenraums muss man Eintritt zahlen.“ Diese zwölf Euro Gebühr seien nötig geworden, um die steigenden Kosten für den Unterhalt des Weltkulturerbes zu decken. Gläubige dürfen außerhalb von Gottesdiensten einen speziellen Bereich zur kostenlosen Einkehr nutzen. Kritiker hatten zuletzt bedauert, dass es vor allem den Kölnern nun nicht mehr möglich sei, sich zum Beispiel vor der Arbeit noch mal kurz ins Innenschiff vor den Altar zu setzen.

Social Media: Teenager für Altersgrenze

Berlin – Jeder zweite Teenager im Alter von zwölf bis 17 unterstützt in einer Umfrage Altersgrenzen bei Social Media. Dies berichtet die Techniker Krankenkasse. Demnach sprachen sich 47 Prozent der Teilnehmerinnen und Teilnehmer für ein Verbot bis zu einem gewissen Alter aus, im Durchschnitt bis 14 Jahre. Weitere acht Prozent waren sogar für ein völliges Nutzungsverbot für Kinder- und Jugendliche. 39 Prozent lehnten solche Verbote ab. Die Krankenkasse ließ 1400 junge Leute im Alter von zwölf bis 17 Jahren vom Institut Eye Square online befragen. Die beliebtesten Plattformen sind laut Umfrage YouTube, TikTok, Instagram, Snapchat und Roblox. Auf die Frage, was sie bei der Nutzung nervt oder stresst, nannten 57 Prozent die Menge an Werbung. 52 Prozent stören sich an falschen oder irreführenden Informationen oder Bildern. 36 Prozent stresst es, dass sie viel Zeit auf Social Media verbringen. 35 Prozent nennen Mobbing und Beleidigungen. DPA

Mindestens 350 Menschen kamen bei der Sturzflut in Nepal ums Leben.
FOTO: PRABIN RANABHAT/AFP

Die Sturzflut kam ohne Warnung

Nach der Katastrophe im Himalaja suchen die Helfer in Nepal weiter nach Vermissten. Und es stellt sich die Frage, wie sich die kleine Nation auf eine Zukunft mit größerer Sturzflut-Gefahr vorbereiten kann.

Von Thomas Hahn

A m nächsten Morgen geht der Albtraum in Nepal weiter. Wie eine tiefe graue Wunde sieht die Schneise aus, welche die zerstörerische Sturzflut vom Mittwochvormittag ins Tal des Flusses Trishuli gegraben hat. Vom tibetischen Hochland erstreckt sie sich flussabwärts, am Grenzstädtchen Timure durch die Distrikte Rasuwa, Nuwakot und Dhading bis nach Gorkha, viele Kilometer weit. Und die Rettungskräfte können nach einer langen Nacht im Katastrophengebiet wenig Gutes vermelden.

Noch mehr Opfer haben sie aus der Schlamm- und Geröllwüste geborgen, welche die Flut hinterlassen hat. Mehr als 350 Menschen kamen örtlichen Angaben zufolge ums Leben. Bislang. Die Bergungsarbeiten gehen weiter. Mehr als tausend Menschen werden noch vermisst, viele Nepalesen, aber auch viele ausländische Touristen. Nepals Tourismusbehörde NTB hatte am Vorabend gemeldet, dass mehr als 100 Inderinnen und Inder unter den Vermissten seien, außerdem Reisende aus den USA, Großbritannien, Australien, Malaysia, Südafrika und den Niederlanden. Auch zu acht Deutschen gebe es aktuell keinen Kontakt.

Nepal ist ein kleines Land der Extreme. Das Leben hier ist für viele der 30 Millionen Menschen nicht einfach. Es gibt tropische Tiefebenen im Süden und die höchsten Berge der Welt im Norden. Dazwischen ist viel schroffes Land mit schlechten Straßen und einer überstrapazierten Natur. Wegen des Mount Everests und anderer Achttausender ist Nepal das Sehnsuchtsland für Extrembergsteiger. Zudem pilgern viele Buddhisten hierher, weil Nepal das Geburtsland von Siddhartha Gautama ist, dem Gründer des Buddhismus. Neben dem Tourismus ist Wasserkraft in den vielen Flusstälern ein wichtiger Wirtschaftsfaktor.

Umso schlimmer trifft die Sturzflut das Land. Viele Wanderer und Pilger wurden verschüttet. Laut der Tourismusbehörde waren die meisten auf dem Weg zum Berg Kailash und zum Hochgebirgssee Manasarovar in Tibet; beide Orte sind für Hindus und Buddhisten heilig. Der erste Sachschadensbericht zeigte, dass die Wasser- und Geröllmassen nicht nur viele Häuser, 19 Autobrücken und 40 Kilometer Straße weggerissen haben, sondern auch neun Wasserkraftprojekte, deren Strom Nepal zur Energieversorgung und als Exportprodukt braucht.

Selbst solide Gemäuer gaben den Wassermassen nach wie Attrappen aus Pappe

Die Katastrophe erinnert die Menschen in Nepal daran, wie verwundbar ihre schroffe Heimat ist, in der es meistens bergauf oder bergab geht, aber selten durch milde Ebenen. Die Sturzflut kam am Mittwoch gegen neun Uhr ohne Warnung. Die Welle aus Wasser und Geröll schoss so kraftvoll von der tibetischen Hochebene durchs Tal, dass selbst solide Gemäuer den Wassermassen nachgaben wie Attrappen aus Pappe. Wer an der falschen Stelle stand, als sie durch die Dörfer brach, hatte keine Überlebenschance. Experten waren sich schnell einig darin, dass die Sturzflut eine der schlimmsten Katastrophen in der Geschichte Nepals war. Vermutlich sogar die schlimmste seit den traumatischen Überschwemmungen von 1993 in Sarlahi, Rautahat und Makwanpur, bei denen 1400 Menschen starben.

Und natürlich folgten dem ersten Schrecken bald auch viele Fragen. Wie konnte das passieren? Hätte man die Menschen am Fluss warnen können? Was folgt daraus für die Zukunft Nepals?

Fachleute und nepalesische Behörden waren zunächst vorsichtig mit ihren Erklärungen. Aber Satellitenbilder aus China ließen offensichtlich erste Schlüsse zu. Demnach soll ein Erdrutsch und eine La wine aus Eis den Lauf des Nebenflusses Lhende blockiert haben. Etwa 20 Kilometer flussaufwärts hinter der Miteri-Brücke an der nepalesisch-chinesischen Grenze soll sich deshalb Geröll und das Wasser des Flusses aufgestaut haben.

Binod Parajuli, Leiter der Abteilung für Hochwasservorhersage in Nepals Hauptstadt Kathmandu, erklärte in der Zeitung KathmanduPost: „Es bildete sich ein See aus Eis und Geröll, der dann brach.“ Wie durch einen nachgebenden Damm soll der braune Schwall geschossen sein, Richtung Trishuli-Fluss, dessen oberer Lauf auch Bhotekoshi genannt wird. Der Schwall trug viel Geröll davon, das machte ihn so verheerend. „Wäre es nur klares Wasser gewesen, wäre die Zerstörung nicht so groß geworden“, sagte Parajuli.

Zwischendurch hieß es, dass ein Erdbeben den Bruch des Sees ausgelöst haben könnte. Aber später sagten Experten, dass wohl eher der riesige Schwall aus Wasser und Geröll die Erderschütterung ausgelöst habe. Es gibt auch den Verdacht, dass ein geborstener Gletschersee zur Katastrophe beigetragen haben könnte, denn wegen des Klimawandels kommt das immer häufiger vor im Himalaja. Aber laut dem Klimaforscher Rijan Bhakta Kayastha von der Kathmandu-Universität blieb es zunächst beim Verdacht. In der Kathmandu Post sagte er, genauere Erkenntnisse darüber könne es erst in „mehreren Tagen“ geben.

Der Hinweis auf den Klimawandel legt jedoch auch nahe, dass solche Katastrophen sich in Zukunft in Nepal häufen könnten. Zumal schon im Juli 2025 eine Sturzflut am Bhotekoshi-Fluss gab. Sie war nicht so verheerend wie die am Mittwoch. Aber auch damals starben Menschen. Und seinerzeit stellten die Behörden fest, dass tatsächlich ein gebrochener Gletschersee die Ursache war.

In nationalen Medien begann eine erste Debatte über fehlende Frühwarnsysteme und nachbarschaftliche Verantwortung. Nach den ersten Erkenntnissen brach der Geröllsee ja in Tibet, das offiziell zu China gehört. Warnungen hätten demnach vom großen Nachbarn kommen müssen. Seit 2019 gibt es auch ein Abkommen zwischen Nepal und China zum gemeinsamen Katastrophenschutz. Aber die gute Absicht hat offensichtlich bislang nicht dazu geführt, dass man sich eingehender mit der Sturzflutgefahr im Grenzgebiet befasst. Die Sturzflut vom Mittwoch war eine Mahnung, die Gefahren im Himalaja ernster zu nehmen.

„Ich kann ihn nicht mehr erreichen. Und in so einer Lage meldet man sich doch.“

Der Donnerstag verging für viele Familien in Sorge und banger Erwartung. Zum Beispiel für die Familie von Sanju Timalsina. „Ich vermisse meinen Bruder“, sagt er. Wie viele andere auch ist er zum Tribhuvan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 in Kathmandu gekommen, weil es dort zumindest eine kleine Hoffnung gibt, etwas zu erfahren. Die Polizei hat dort einen Informationsstand. Porträts von Todesopfern hängen aus, damit Familienangehörige sie identifizieren können. Sanju Timalsina, ein 24-jähriger Kaufmann, steht an der Liste mit den Namen jener Leute, die nach der Flut mit Verletzungen ins Krankenhaus eingeliefert wurden. Der Name seines Bruders Sabin steht nicht darauf.

Sabin sei Touristenbus-Fahrer, sagt Sanju Timalsina. Am Mittwoch sei er unterwegs gewesen. Könnte es nicht sein, dass er doch woanders im Einsatz war? Sanju Timalsina schüttelt traurig den Kopf. „Ich kann ihn nicht mehr erreichen. Und in so einer Lage meldet man sich doch.“ Er zeigt ein Foto auf seinem Handy. Sein Bruder und er mit erhobenen Daumen. Sie lächeln. Zwei Optimisten. Sabin sei 22, sagt Sanju. Er will nicht an das Schlimmste glauben. Also hofft er, solange er noch kann.

Blackstone Territorial Park

Ungünstige Umstände erzwangen eine nicht eingeplante Übernachtung auf dem Campingplatz im Blackstone Territorial Park, Nordwest-Kanada. Dort warnen Schilder dringend davor, Bären anzulocken. Kein Schild warnt vor einer viel präsenteren Gefahr. Wie hatte der Guide vor dem Aussteigen gesagt? Ach ja, am besten rennt ihr, bevor ihr ins Zelt geht, schnell weg und wieder hin. Um die Mücken abzuschütteln. Dann fliegen höchstens ein, zwei Dutzend mit ins Innere. Die Gruppe lachte amüsiert, netter Scherz. Dann kam der Bus an, die Schiebetür wurde geöffnet und plötzlich war alles schwarz vor Mücken, Stechfliegen und beißenden Bremsen. Die Mückenjagd später im Zelt glich der Schlacht von Cannae, aus römischer Sicht. Anderntags zählte der Spitzenreiter 279 Stiche. Aber sonst ist es richtig schön in Blackstone. Joachim Käpp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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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TEN IN...

Bad Aibling

Man humpelt nach vollzogener Operation an der Wirbelsäule lädiert durch die Klinikgänge in Bad Aibling. Noch ziemlich im Tran und im Nebel irgendwo zwischen Oxy und Tilidin. Da fliegt plötzlich die Tür zum OP-Raum auf, und ein zielstrebiger Mensch im Arztkittel eilt an einem vorbei und man denkt: Äh, nanu, das ist doch der Politikchef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Also das Handy rausgeholt und eine fragende Teams-Nachricht in Richtung Zentrale geschickt: „Nico, ich hab gerade einen Schock gekriegt, ich schätze dich sehr, möchte mich aber ungern von dir operieren lassen.“ Die Antwort erfolgt rasch und klingt beruhigend. Der Kollege klärt auf, er sei in München und er drücke nur die Daumen und zücke nicht das Skalpell. Vielleicht ist es einfach an der Zeit, so langsam die Schmerzmittel abzusetzen. Hannah Wilhelm

ILLUSTRATIONEN: MARC HEROLD

Cádiz

Ein Café in einer Gasse der andalusischen Hafenstadt Cádiz. Bei Pasteis de Nata und Kaffee unterhalten sich die deutschen Gäste mit der Bedienung über das Leben, die Heimat und über Cádiz. Genauer: über die Tierliebe der Gaditanos – so nennt man die Menschen hier. Die Gäste und die Kellnerin wundern sich gemeinsam, dass es in der Stadt so viele Hunde gibt. Und so viele Haufen. Da kommt ein Pärchen mit einer Straßenkötermischung vorbei. Stammgäste. Die perfekte Gelegenheit, um die Gründe für die Hundeliebe zu erforschen. Die Deutsche fragt, ob der Eindruck stimme, dass es in Cádiz mehr Hunde als Kinder gibt. Lachend antwortet das Paar: Ja. Hunde kosten weniger und schreien nachts nicht. Und was ist mit den Haufen? Und den Rentenbeitragszahlern? Eher kein Thema für ein Cafégespräch unter Fremden. Susanne Perras

Aufgetankt, ganz entspannt

Die Sommerpause ist vorbei. Jetzt bitte keine Herbstdepression.

Nichts ist verheißungsvoller als der Neuanfang. Es muss so eine Art Tiefschlaf sein, aus der die Welt alljährlich immer gegen Ende des Sommers erwacht. Tiere mögen Winterpausen bevorzugen, der Mensch pausiert gerne sommerlich – und kehrt im Herbst voll Tatendrang zurück.

Natürlich: Vieles wiederholt sich. „Die Rückkehr eines Bundeskanzlers nach Berlin hat einen rituell-sakralen Charakter“, befand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im August 2006 in einem Artikel zum Ende der politischen Sommerpause. Allein, das hatte die Welt schon im August 2004 bemerkt: „Der Bundeskanzler, so erklärte er zum Ende der Sommerpause, will partout sein Kabinett nicht umbilden.“ Ja, gibt's denn das? Trotz „wackeligem Thron“ und einem „Hofstaat“, der „den Aufstand probt“? (Abendzeitung, August 2001.)

Nun, bis jetzt ist nach der Sommerruhe heuer noch niemand zurückgetreten, was fast ungewöhnlich ist (Habeck, Lang/Nouripour, Platzeck verabschiedeten sich alle nach der Ruhezeit). Auch „Mon Chéri“ gibt es wieder, jetzt, da die Hitze endlich vorbei ist. An den Zapfsäulen, auch das bestätigt der Blick ins Sommerpausen-Archiv, könnte es in den kommenden Tagen zu einem „Saisoneffekt“ kommen, an Börsen und am Arbeitsmarkt womöglich zu einem „Herbstaufschwung“ (beides Münchner Merkur, Oktober 2014).

Die frisch ausgebesserten Straßen und renovierten Bahnhöfe jedenfalls füllen sich wieder, auch Büros, Geschäfte und Lokale kehren zu ihren üblichen Öffnungszeiten zurück. Das Sommertheater aber zieht seinen Vorhang zu. Man hat dor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chon so viel Interessantes erlebt: einen deutschen Verteidigungsminister, der mit einer Gräfin lustig im Pool planschte, während die Bundeswehr einen Einsatz vorbereitete. Einen Kanzlerkandidaten, der im Flutkatastrophengebiet ausgelassen vor den Kameras lachte. Das „Sommertheater“, so heißt es schon in einem Lexikon aus dem 19. Jahrhundert, ist ein „Auswuchs der Bühne“, bei dem es oft auch um den „Beifall des niedern Publikums“ geht. Geschrieben wurde das lange vor den populistischen Trampeltieren, welche uns heute sogar ganzjährig unterhalte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hat sich am Tegernsee etwas Ruhe gegönnt – und wurde prompt dafür kritisiert. FOTO: KAY NIETFELD/DPA

Nun starten sie wieder, die Fraktions-sitzungen und Bestandsaufnahmen. Auch die Fragensteller kehren zurück: Markus Lanz am 25. August 2026: „Es gibt eine interessante Debatte in der deutschen Öffentlichkeit: Dass Friedrich Merz zu lang im Urlaub war.“ Antwort Thorsten Frei, CDU-Bundesfraktionschef: „Ich glaube, dass viele Menschen mehr Urlaub machen als er.“ Lanz, etwas später: „Es gibt doch auch am Tegernsee Kameras. Wieso hat er die nicht genutzt?“ Am Tegernsee? Kameras? Werden wir ausspioniert?

Die große Kraft jedenfalls, welche dem Menschen gerade jetzt wieder, am Ende seines herrlich entspannten Urlaubs, zur Verfügung steht, gilt es gut zu nutzen! Mögen im Frühjahr auch die Bäume ausschlagen, nun beginnt – vielleicht – der „Herbst der Reformen“ (den die FAZ schon im Oktober 2003 heraufbeschwörte). Doch dumm, denn auch ein „Herbst der Entscheidungen“ (eine Variante im Handelsblatt, im November 2010) wird nicht immer und von allen „als gelungene Offensive wahrgenommen“ (ebenda). Was also ist zu tun?

Wahrscheinlich muss man es einfach positiv sehen. Denn nichts nach der Sommerpause wäre schlimmer als ein „Mangel an packenden Themen ..., mit denen die Republik aus ihrem Trott zu reißen wäre“ (Financial Times Deutschland, August 2007). Und an solchen Themen mangelt es gerade wirklich nicht, kurz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Aber auch der Wähler, um kurz noch literarisch zu werden, ist und bleibt eben eine „Noiseband“ (Clemens J. Setz) und liebt vielleicht sogar das „Fiasko“ (Tony Tulathimutte). Und der „Summer Wind“, das wusste schon Frank Sinatra, ist letztlich ja auch nur so ein „fickle friend“, ein flatterhafter Geist.

Starten wir also möglichst kraftvoll in den September, bevor die Energie verpufft. Denn noch gibt es Hoffnung! Und interessant: Die „Sommerpause“ muss etwas sehr Deutsches sein. Auf Wikipedia gibt es nicht einmal einen englischen Eintrag zu dem Begriff. Das hier jedenfalls sollte jedem klar sein: Ein Ende der Sommerpause wird vor allem von Eishockey-Fans „stets herbeigesehnt“ (Straubinger Tagblatt, Februar 2017). So betrachtet ist auch der Winter nichts anderes als eine etwas längere Sommerpause. Und der geht sicher auch vorüber. Martin Zips

Unwiderstehliche Durchlesbarkeit

In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erzählt Caroline Wahl wieder von einer jungen Frau, die ihr Leben in den Griff bekommt – auf Bali, in Berlin und St. Moritz. Kann die Bestsellerautorin ihre Fans damit glücklich machen?

Von Aurelie von Blazekovic

E s gehört zu den Eigenheiten des Schreibens von Caroline Wahl, dass darin Produkte eine prominente Rolle spielen. Man kennt das aus der Popliteratur, von Christian Kracht etwa, der in „Faserland“ die Barbourjacke zum fetischisierten Objekt eines Milieus machte. Caroline Wahl interessiert sich mehr für das Supermarktsortiment, für Müllermilch zum Beispiel, 37 Mal erwähnt in ihrem neuen Roman.

Die auch als Autoliebhaberin und neuerdings ganz offiziell als Mercedes-Markenbotschafterin bekannte Autorin (Mercedes: nur 13 Mal erwähnt) schickt ihre Protagonistin Samara mit 180 km/h auf die Straße, in einem „Mercedes SL R 129, 1999 Erstzulassung. Dritte Hand, und nur 80 000 Kilometer“. In der Mittelkonsole steht nach dem Einkauf in einer gut sortierten Raststätte stets eine Müllermilch, in Geschmäckern wie Hazelnut-Cream Dream oder Weiße-Schoko-Macadamia.

Wahl-Leserinnen kennen die Heldin schon: Samara, die beste Freundin

Samara liebt pappsüße, in Wirkung wie Ideologie fragwürdige Milchgetränke. Aber dass ein Markenname fast so penetrant auftaucht wie einst der Werbeeinspieler für südafrikanischen Sahnelikör in der RTL-Realityshow „Der Bachelor“ ist ein Hinweis, eine Warnung: Wer mit so plakativem Einsammeln und Wiedergeben unserer Konsum- und Medienrealität im fiktionalen Erzählen nicht zurechtkommt, wer sich von einem Roman ein Entschwinden in eine mit den Mitteln der Sprache auf die eine oder andere Weise geformtere Welt erhofft, für den ist das hier nichts.

Caroline Wahl, 1995 in Mainz geboren, wird auch mit ihrem vierten Roman einen großen Erfolg landen, so viel darf man zu prognostizieren wagen. Nichts anderes ist sie gewohnt. „22 Bahnen“ und „Windstärke 17“, die warmen Liebesgeschichten von Tilda und Ida, verkauften sich so gut, dass die Literaturkritik sich seither redlich bemüht, zu verstehen und zu vermitteln, worin wohl der besondere Reiz von Caroline Wahls Erzählen liegen mag. Diese unwiderstehliche Durchlesbarkeit, der erfrischende, alltagssprachliche, humorvolle Ton. Eine Autorin, die frei zu sein scheint vom am eigenen Tiefsinn leidenden Getue ihrer Branche.

„Die Assistentin“, im vergangenen Jahr erschienen, wurde von den Feuilletons umarmt, von Wahls Fans aber kritischer aufgenommen. Die Nöte einer Angestellten im Verlagswesen waren für die einen interessanter, für die anderen weniger relatable als die Konflikte in Wahls früheren Bestsellern.

Mit ihrer Heldin Samara in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nun knüpft sie lose wieder an diese bewährte Welt an, denn die tauchte bereits in „Windstärke 17“ als beste Freundin der Hauptfigur Ida auf. Kann Caroline Wahl ihre Fans versöhnen mit dieser Geschichte?

Sie beginnt auf Bali. Samara beweist gleich ihren ausgeprägten Trotz, denn dort gelandet ist sie nur, weil ihre liebevollen Eltern nicht glauben wollten, dass sie das wirklich durchziehen würde. So als Frau, ganz alleine reisen. Da sitzt sie nun in einem Coworking-Hostel und merkt, dass ihr das Meer nicht gefällt, dass sie lieber Berge sehen würde.

Und weil weniges so lustig ist wie hass- erfüllte Reiseberichte, folgt man Samaras Wutreise durch Bali gerne. „Es gibt All Day Breakfast, die Leute hier lieben Breakfast, sie essen es all day, die Leute lieben Scram- bled Eggs oder Scrambled Tofu, Overnight Oats oder Coconut Porridge. Ich könnte Mama erklären, was Overnight Oats sind, da würde sie lachen.“ Bald erlöst Samara sich selbst von ihrer Urlaubshölle und zieht für einen Job nach Berlin. Sie wird Junior-PR-Beraterin in einer Agentur, die Influencer betreut.

In dieser Rolle gerät sie in ein folgenschweres Treffen im Soho House. Samara, die mit ihrer Leica gerne Fotos schießt, sieht zuerst durch die Linse einen Mann. „Er ist wunderschön, wie die meisten Menschen hier. Um die dreißig, hellblondes kurzes Haar, braungebrannt, Bartstoppeln, eisblaue Augen. Wow!“ Wer Ca roline Wahl kennt, weiß, dass ihre Protagonistinnen so einen wunderschönen Mann mit eisblauen Augen nicht einfach nur mal sehen. Sie verlieben sich. Wichtiger noch, so ein wunderschöner Mann mit eisblauen Augen verliebt sich in sie, und natürlich, er wird sie auch retten.

Medienfigur und Autorin Caroline Wahl hat nun ihren vierten Roman veröffentlicht.
FOTO: DOMENIC DRIESSEN

Das sind keine Spoiler, das ist die Erwartungshaltung, die Leser von Caroline Wahl mitbringen, und es ist das Versprechen der Autorin, diese auch zu erfüllen. Caroline Wahl kann das sehr gut, romantische Fantasien erzählen. Ihre Samara ist eine junge Frau, die ausbricht. Sie verschwindet aus ihrem seelenlosen Job in Berlin, und fährt mit ihrem Mercedes auf der Autobahn davon. Wohin? Nach St. Moritz, wo der wunderschöne Mann eine

Wohnung hat. Samara fährt auf der Reise links ran und lässt sich in einem österreichischen Grenzdorf ihre Haare orange färben, sie fährt weiter und kauft sich weiße Cowboystiefel bei Deichmann. Sie sagt niemandem, was sie vorhat. Sie ist zufrieden, alles, was sie braucht, bei sich in ihrem Auto zu haben.

Der Traum von Freiheit, von Eigenständigkeit, vom Unterwegssein und vom Reichwerden. Der Traum von einem Zuhause, in dem es immer eine warme Mahlzeit gibt. Und der Traum von einer einfachen Liebe: Es zeichnet Caroline Wahl aus, dass sie so unverstellt von diesen Wünschen erzählen kann. Einen Mann finden, der einen ohne jede Überzeugungsarbeit sofort wirklich sieht, all das, was man ist und noch sein könnte, ohne anstrengende Dates und Kennenlerngespräche. Alle Komplikationen, die eine Paarwerdung mit sich bringen könnte, werden diskret gelöst, ohne den anderen überhaupt zu behelligen. Und ist man mal verirrt, kommt so ein wunderschöner Mann gleich zu Hilfe, ohne dass man je darum bitten müsste. Es kann wärmend sein, so etwas zu lesen.

Das Unglück gibt es in Wahls Romanen auch. In „22 Bahnen“ waren das familiäre Probleme, Geldsorgen und eine Alkoholkrankheit – wofür Wahl später in kaum ernst zu nehmenden Ausmaß auf Instagram angegriffen wurde: Mit Armut und Abhängigkeit kenne sie sich doch gar nicht aus. Dem neuen Roman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merkt man an, warum es um die vermeintliche eigene Erfahrung oder Nichterfahrung der Autorin nicht geht. Mehr darum, wie sie das Abgründige nutzt. Wie eine Prise Salz in einem Dessert, um schnell etwas geschmackliche Tiefe zu verleihen. Sie lässt einen Hauch Tragik durch ihre Geschichte wehen, erzählt aber nicht wirklich davon. Ein unbestimmtes Unglück in der Ferne, erwähnt immer dann, wenn es sonst kitschig oder banal werden könnte.

Was muss eine Frau tun, für die Angst immer das bestimmende Gefühl war?

Samara ist geplagt von „dunklen Wolken“, was an Depression denken lässt. Möglicherweise soll auch ihr locker skizierter Migrationshintergrund etwas Kompliziertes andeuten. Ihr ganzes Leben lang habe sie Angst gehabt, heißt es im Roman, und eines Tages habe sie eben beschlossen, bei „180 km/h, dreiviertelvoller Tank, 31 Grad“, keine Angst mehr zu haben. Deshalb St. Moritz, das orange Haar, die Cowboystiefel und alles, was noch folgen wird. Deshalb vielleicht der spätpubertäre Trotz: Samara fährt Cabrio, stellt dabei die Nackenheizung an, beschließt, mit dem Rauchen anzufangen, ernährt sich von Gummibärchen und erzählt Lügen, wo sie sich anbieten, und kommt damit auch noch durch. Beworben wird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deshalb als Hochstapler-Geschichte.

Was muss eine Frau tun, für die Angst immer das bestimmende Gefühl in ihrem Leben war? Über die Autobahn brettern und sagen: Ab jetzt keine Angst mehr? So einfach geht das? Würde Samara Stefanie Stahls erfolgreichen Psychotherapie-Podcast übernehmen, wäre ganz Deutschland geheilt.

Aber Caroline Wahl würde nicht so viel Spaß machen, als Medienfigur und als Autorin, wenn sie zu den möglichen Einwänden ihrer Leser nicht gleich die passende Metakommunikation liefern würde. Einmal liest Samara in St. Moritz Milan Kundera, „Die unerträgliche Leichtigkeit des Seins“, was sonst. Es macht sie wütend: „Ich verstehe nicht, warum man Romane schreibt, wenn sie kacke enden. Das ist doch das Großartige, wenn man Autor ist, man hat es in der Hand, kann es besser laufen oder zumindest enden lassen als in Wirklichkeit.“

Caroline Wahl hat es in der Hand, und sie lässt es besser laufen. Sie dürfte außerdem die erste Autorin sein, die die Gewissheit verbreitet, dass St. Moritz ein ehrlicherer Ort ist als ein Coworking-Hostel auf Bali.

Caroline Wahl: 1999 Meter über dem Meer. Roman. Rowohlt, Hamburg 2026. 368 Seiten, 24 Euro.

Der Nase nach

Kokain ist überall – und die koksende Gesellschaft sieht den Konsum als ihr gutes Recht an. Dabei vergisst sie, dass die Droge in Lateinamerika eine ganz andere Wirkung hat.

Die Grundversorgung deutscher Großstädte mit der harten Droge Kokain ist gesichert – und die schlimmste Sorge derer, die mit der Droge handeln, hat offenbar weniger mit dem Fahndungsdruck durch die Polizei zu tun. Und mehr mit der Ahnung, dass der Markt bald gesättigt sein könnte. Noch sind die Gewinne ungeheuer: Auf dem Weg vom Drogenlabor in Kolumbien zum Händler in München oder Berlin verteuert sich das Kokain um mehr als tausend Prozent. Man schätzt, dass sechs Prozent aller erwachsenen Deutschen mindestens einmal Kokain probiert haben. Im Angebot wäre aber Stoff für viel mehr Kunden; die Preise stagnieren seit Jahren.

Wer in dieser Lage trotzdem wachsen will, muss neue Märkte erschließen. Im Juli meldete der RBB, dass in manchen Berliner Vierteln jetzt Probierpäckchen in die Briefkästen geworfen würden, kleine Plastiktüten mit Kokain und Haschisch und dem Hinweis, wo man die Drogen zu reellen Preisen bekomme. In denselben Stadtteilen finden sich auch auf Mauern und Plakatwänden die QR-Codes, die man nur scannen muss, um sich das Kokain bequem liefern zu lassen, ohne dass man in eine irgendwie beunruhigende Subkultur hinuntersteigen müsste. In Schwabing gab es bis vor Kurzem einen Imbissstand, wo, wer „Pizza Spezial“ bestellte, Kokain bekam.

In Mexiko bekriegen die Kartelle einander und den Staat mit kaum vorstellbarer Grausamkeit

Ein Unrechtsbewusstsein ist nicht zu spüren, wenn die Leute auf Partys, in Clubs oder den schickeren Restaurants zu dritt oder viert in die Waschräume drängen. Ihre Haltung ist die, dass in einer liberalen Demokratie jeder Bürger das Recht haben müsse, seinem Körper zuzumuten, was er eben wolle. Und dass all die Warnungen, wonach die Droge, die aufputscht und Unbesiegbarkeitsgefühle befeuert, auf Dauer aber die Nerven zerrütte und die Emotionen vereisen lasse, übertrieben seien, solange man nicht schon morgens seine erste Dosis durch die Nase zie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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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ungesündeste Wirkung hat das Kokain ohnehin nicht auf die Schleimhäute und Nerven der Koksenden. Die ungesündeste Wirkung hat die Droge auf die Staaten und Gesellschaften in Süd- und Mittelamerika, auf Mexiko, den wichtigsten Umschlagplatz, wo die Kartelle einander und den Staat bekriegen, mit kaum vorstellbarer Grausamkeit und ohne Rücksicht auf Unbeteiligte. Auf die Anbauländer Kolumbien, Ecuador, Peru, wo die Narcos immer noch mächtiger werden und die Narco-Milliarde die ganze Wirtschaft kor-rumpieren und unterwandern.

Unter denen, die in Berlin die QR-Codes scannen oder in München die spezielle Pizza bestellen, sind, darauf kann man wetten, ziemlich viele anständige Menschen, die sonst, wenn es um ihr Essen oder ihre Kleidung geht, Wert auf einwandfreie Lieferketten und fairen Handel legen. Dieselben Menschen nehmen es aber in Kauf, dass jeder Hunderter, den sie in ihren Spaß investieren, auf die Konten des organisierten Verbrechens geht. Es ist ihr Geld, für das in Mexiko die Menschen eingeschüchtert, gefoltert, ermordet werden; ihr Geld, mit dem Polizisten, Richter und Politiker gekauft werden; ihr Geld, von dem das Volk rein gar nichts hat, außer der Angst, zwischen die Fronten zu geraten oder von Querschlägern getroffen zu werden. Es ist, als habe das Kokain eine eigenartige Form des Kolonialismus etabliert: Die Leute im Norden haben das Vergnügen. Denen im Süden bleiben die Toten, die Zerrüttung ganzer Gesellschaften. Und die Ausbeutung der Bauern, die von den irrsinnigen Profiten nur ein Tausendstel bekommen.

Wobei dieser Süden inzwischen bis in die Niederlande reicht. Dort ist geschehen, was wir womöglich bald auch in Deutschland erleben werden – dann jedenfalls, wenn der Konsum von Cannabis weiterhin erlaubt bleibt, die Nachfrage aber nur über den Schwarzmarkt gedeckt werden kann: Das Kiffen wurde seit Langem geduldet in den Niederlanden, Handel und Schmuggel wurden deshalb nicht sehr konsequent verfolgt – und wenn man zu jeder Cannabis-Lieferung ein paar Portionen des wesentlich konzentrierteren Kokains packte, explodierte der Profit. So erstarkte die niederländische Drogenmafia, deren Brutalität sich spätestens im Sommer 2021 offenbarte, als der bekannte Fernsehreporter Peter R. de Vries ermordet wurde. Es ging damals nicht darum, einen missliebigen Journalisten am Recherchieren zu hindern. Als hätten die Niederländer die fiesesten Methoden aus der Netflix-Serie „Narcos: Mexico“ studiert, ging es um einen Kronzeugen, der eingeschüchtert werden sollte: Sein Bruder, sein Anwalt und de Vries, der sein Berater war, wurden ermordet. Dieser Fall, der sogenannte Marengo-Prozess, hätte Stoff für eine ganze Staffel „Narcos: Países Bajos“ geboten. Die deutsche Grenze ist nah, man kann sich auf „Narcos: Alemania“ womöglich schon gefasst machen.

Dass die Polizei das verhindern könne, glaubt wohl nicht mal die Polizei – auch wenn im Fernsehen oder den diversen

Internetkanälen immer wieder Polizisten und Staatsanwälte auftreten, die sich als harte Hunde inszenieren. Gerne setzen diese Männer (Frauen sind kaum dabei) dann ein entschlossenes Gesicht auf und erzählen, wie sie einem Kurier, einem Schmuggler, einem bestochenen Hafenmitarbeiter auf die Spur gekommen sind. Wie sie die Verdächtigen observiert und wie sie schließlich zugegriffen haben: Eine halbe Tonne Kokain habe man gefunden und vernichtet. Es sei ein harter Schlag gegen das organisierte Verbrechen gewesen.

Was leider eine fromme Lüge ist. Da das Produkt illegal ist, gibt es keine exakten Zahlen; man schätzt aber, dass in Südamerika bis zu viertausend Tonnen Kokain im Jahr produziert werden. Als vor zwei Jahren im Hamburger Hafen 35 Tonnen beschlagnahmt wurden, galt das als sensationeller Erfolg. In den deutschen Städten stieg aber noch nicht einmal der Preis. Und als im Februar dieses Jahres der mexikanische Drogenboss „El Mencho“ bei einem Militäreinsatz tödlich verletzt wurde, rächte sich das Jalisco-Kartell mit wochenlangem Terror im Norden Mexikos. Der Handel ging einfach weiter.

Vor 55 Jahren rief der damalige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Richard Nixon den „War on Drugs“ aus; vor 14 Jahren, beim panamerikanischen Gipfel im kolumbianischen Cartagena, forderten die damaligen Präsidenten Kolumbiens, Mexikos und Guatemalas, endlich Frieden zu schließen mit der Droge, weil der Krieg ihren Ländern nichts als Unheil gebracht und den Menschen im Norden das Kokain nicht abgewöhnt habe. Seither ist nicht viel Neues geschehen, außer der totalen Willkür, mit der Donald Trump und sein sogenannter Kriegsminister jetzt Schiffe versenken im Karibischen Meer und lateinamerikanische Politiker, die ihnen nicht passen, als Drogenhändler denunzieren.

Wer in deutschen Großstädten Kokain kaufen will, muss dafür nicht in den Untergrund. COLLAGE: LEVIN GRUBER/BILDER: IMAGO IMAGESS

Alles nicht so einfach, das lehrt schon die misslungene Cannabis-Legalisierung

Entkriminalisierung, so nannten damals die latein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ihre Forderung – und abstrakt betrachtet scheint das die Lösung zu sein, jedenfalls dann, wen man sich eingesteht, dass die Menschen mit dem Koksen nicht aufhören wollen: Es gibt ein Angebot, es gibt eine Nachfrage, und wenn die Prohibition aufgehoben würde, könnten die Ware und das Geld ungestört zirkulieren, und das organisierte Verbrechen verlöre seine Geschäftsgrundlage. Wenn die ungeheuren Profite nicht mehr auf die Konten der Mafia flössen, könnte man im Süden die Bauern anständig bezahlen. Und im Norden hätte man die Mittel für Aufklärung, Abschreckung, Suchtprävention und könnte die Droge wirksamer bekämpfen als unter den Bedingungen des Verbots. Dass das alles nicht so einfach ist, lehrt schon die komplett misslungene Cannabis-Legalisierung in Deutschland. Es gibt keine staatlich kontrollierte Lieferkette, es gibt nicht genug legales Cannabis, um die Nachfrage zu befriedigen: So hat das Gesetz den Schwarzmarkt gestärkt. Und für die Prävention, die Aufklärung gerade der Jüngeren, für die doch Cannabis besonders schädlich ist, wurde viel zu wenig getan. Der Konsum ist gewachsen, nicht geschrumpft.

Mit dem Kokain wäre alles noch viel komplizierter, weil man es erst recht nicht einfach nur in einem Land entkriminalisieren kann. Die Herkunftsländer müssten den Anbau kontrollieren, die Transitländer den Vertrieb,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wären vermutlich für die Entkriminalisierung nicht zu haben. Immerhin ist aber Europa der größte Markt für Kokain, und wenn die Europäer sich einigen könnten, wäre viel gewonnen.

Wie es dann weitergehen könnte, hat der neoliberale Ökonom und Nobelpreisträger Gary Becker zusammen mit seinen Kollegen Kevin Murphy und Michael Grossman schon im Jahr 2004 vorgezeichnet, in einem Aufsatz mit dem Titel „The Economic Theory of Illegal Goods: The Case of Drugs“: Die Droge dürfte nur in staatlich lizenzierten Verkaufsstellen gehandelt werden, der Preis müsste, mithilfe von Steuern, genauso hochgetrieben werden, wie er das unter der Bedingung der Illegalität war, schon um Gelegenheitskoksern kein Sonderangebot zu liefern. Wie überall, wo Preise künstlich hoch gehalten werden, entstünde ein Schwarzmarkt – den man allerdings mit starkem Fahndungsdruck wirksam bekämpfen könnte: Weil dieser Druck, wenn er nur konsequent genug ausgeübt würde, den Preis so weit nach oben triebe, dass er über dem legalen Preis läge. Was dem Schwarzmarkt dann die Grundlage entzöge.

Als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beschlossen, den Alkohol zu verbieten, war das ein starker Schub für die Mafia, die bald den Schmuggel kontrollierte. Als die Prohibition wieder aufgehoben wurde, löste sich die Mafia nicht auf; sie wich auf andere Geschäftsfelder aus. So wäre es wohl auch im Fall von Kokain. Die Entkriminalisierung würde die Narcos nicht zerstören. Sie würde sie aber schwächen, was allein schon ein Segen wäre. Claudius Seidl

Ein kleiner Triumph

Die Münchner Kammerspiele sind Theater des Jahres.

Das Theater des Jahres sind die Münchner Kammerspiele. Die Nachwuchsschauspielerin des Jahres ist Annika Neugart von den Münchner Kammerspielen. Die Inszenierung des Jahres ist Jan-Christoph Gockels „Wallenstein“. Ausgezeichnet außerdem: Avishai Milsteins Stück „Play Auerbach!“, uraufgeführt im Dezember 2025 an den Kammerspielen. So heißt es in der Pressemitteilung des Magazins Theater heute, das am Donnerstag sein Jahrbuch veröffentlicht. Dieses erscheint traditionell mit der berühmt-berüchtigten Kritikerumfrage, bei der die „Höhepunkte des Jahres“ gekürt werden.

Natürlich ist diese Umfrage vor allem etwas für die Theaterbubble. 45 Kritiker und Kritikerinnen haben dafür abgestimmt, deren Meinung deckt sich bekanntlich nicht immer mit Zuschauer- oder Politikergeschmack. Neun Voten reichten dem Theater schon zum Sieg. Ein Stimmungsbarometer ist diese Umfrage aber auf jeden Fall. Ein manchmal trotzig gesetztes Zeichen Richtung Politik. Ein Aufmerksam-Machen auf vielleicht Übersehenes. Für die sich noch in der Sommerpause befindenden Kammerspiele dürften diese vielen Siege in der Umfrage aber vor allem dies sein: ein kleiner Triumph.

Soll man wirklich aufhören, wenn es gerade schön wird?

Hinter dem Haus liegen aufreibende Wochen. Die Suche nach einem Nachfolger oder einer Nachfolgerin für die Intendantin Barbara Mundel war zu einer hitzigen Debatte darüber ausgeartet, wie die Stadt mit ihren Kulturinstitutionen kommuniziert. Oder eben: nicht kommuniziert. Mundel, deren Vertrag offiziell bis Ende der Spielzeit 2028 läuft, hatte offenbar auf ein Zeichen der Stadt gewartet, eine Einladung zum Gespräch mit dem Kulturreferenten vielleicht, um eine mögliche Verlängerung um zwei Jahre zu diskutieren, zu der sie, das sagte sie öffentlich auf der Spielzeitkonferenz im Juni, bereit gewesen sei. Das Kulturreferat hat stattdessen eine Stellenausschreibung veröffentlicht. Nach dem Motto: Wenn Mundel gewollt hätte, hätte sie ja kommen können.

Das ist zwar nicht ganz falsch, aber richtig ist auch, dass es zum guten Umgang gehört, als verantwortliche Kulturpolitiker und Arbeitgeber mit den Akteuren im Gespräch zu bleiben. Den anderen „abzuholen“, wie es so schön heißt.

Protest aus dem Ensemble und der Münchner Kulturszene folgte, ein Brief an den Münchner Oberbürgermeister Dominik Krause blieb unbeantwortet. Es laufe doch inzwischen gut an den Kammerspielen, der eingeschlagene künstlerische Kurs der Kammerspiele solle weitergeführt werden, argumentierten die Menschen. Im Kulturausschuss wurde diskutiert, aber da wollte die ohnehin nicht gefragte Mundel dann auch nicht mehr.

„Wer sagt eigentlich, dass man aufhören soll, wenn es gerade anfängt, schön zu sein?“, schreibt nun die Kritikerin Silvia Stammen in ihrem Jahrbuch-Text zu den Kammerspielen. Dass es einige Jahre dauert, bis sich Publikum und künstlerische Leitung aneinander gewöhnen, ist fast schon eine Theaterbinse. Mundels Vorgänger Matthias Lilienthal ging es nicht besser, er schmiss hin, bevor im Raum stand, dass sein Vertrag nicht verlängert wird. Heute wirkt es in Gesprächen allerdings so, als sei Lilienthal, der sich gern als extrawurschtig und kunstfern inszeniert, allzeit von allen geliebt worden – während er gerade an der Berliner Volksbühne den Kampf um die Gunst der Leute von Neuem aufnehmen muss.

An den Kammerspielen dümpelten Zuschauerzahlen auch eine Weile um die 50 Prozent, das Theater schien die Leute nicht einmal mehr aufzuregen, bis das Haus vergangene Spielzeit künstlerisch die Kurve kriegte.

Das schlägt sich nun in der Umfrage nieder. Annika Neugart als Nachwuchsschauspielerin zu küren, ist dabei so richtig wie konsequent; die 2001 geborene Künstlerin ist mit ihrer resoluten Verletzlichkeit eine Bereicherung des Ensembles. Und die Inszenierung des Jahres, der „Wallenstein“ (auch zum Berliner Theater treffen eingeladen), ist ein überbordendes Spektakel.

Der Vollständigkeit halber seien hier auch die weiteren verdienten Sieger der Umfrage erwähnt: Schauspielerin des Jahres ist Paulina Alpen (begeistert am Münchner Volkstheater und am Schauspiel Stuttgart als Thomas Melle in „Die Welt im Rücken“); in der Kategorie Schauspieler des Jahres gewinnt Guido Lambrecht, der in einer Doppelrolle in einer fünfstündigen Adaption von Michel Houellebecqs „Serotonin“ am Hans-Otto-Theater Potsdam brilliert. Beim „Ärgernis des Jahres“ waren sich die befragten Kritiker übrigens auffallend einig: Wolfram Weimers Performance als Kulturstaatsminister.

Am 31. Juli endetet die Bewerbungsfrist um die Intendanz der Kammerspiele, jetzt wird eine Expertenkommission, bestehend aus Kulturpolitikern, Vertretern der Kammerspiele und Experten aus der Branche entscheiden, wer zum Interview geladen wird. Bis Ende des Jahres soll die Personalie feststehen. Christiane Lutz

Péter Nádas in der Berliner Akademie der Künste. Dem dortigen Archiv hat er schon zu Lebzeiten seinen Nachlass übergeben.
FOTO: CARSTEN KOALL/PICTURE ALLIANCE/DPA

Großmeister des Erzählens

Kaum jemand hat Europas Erinnerungen, Brüche und Abgründe so genau vermessen wie er: Nun ist der ungarische Schriftsteller und Fotograf Péter Nádas im Alter von 83 Jahren gestorben.

Von Lothar Müller

I m Alter von elf Jahren habe ich zu schreiben begonnen“, hat er einmal gesagt. Und als dann nicht klar war, was aus dem Jugendlichen werden sollte, dem die Familie nicht recht traute, verbrachte er seine Lehrjahre im Fotoatelier. Die Worte und die Bilder rückten zusammen. So wurde er früh beides zugleich, Schriftsteller und Fotograf. Eines seiner schönsten Bücher heißt „Etwas Licht“ (1999), eine Einführung in das Werk des Schwarzweiß-Fotografen Nádas, durchsetzt mit autobiographischen Miniaturen, darunter ein Rückblick auf seine Geburt am 14. Oktober 1942 im jüdischen Krankenhaus in Budapest. Es ist eine Doppelbelichtung in Prosa, in der seine Mutter in den Wehen liegt und er zur Welt kommt, während zeitgleich in der heutigen Westukraine ein deutsches Sonderkommando einen Massenmord an Juden verübt.

Unter falschem Nachnamen wurde Péter Nádas geboren, seine Eltern waren Kommunisten und lebten in der Illegalität. Nach 1948, als in Ungarn die Kommunisten herrschten, zählten sie zur Nomenklatura. Als der Sohn im Herbst 1956 das Scheitern der ungarischen Revolution erlebte, war er alt genug, um für immer in Distanz zu den Siegern zu treten. Drei Jahre zuvor war seine Mutter ihrem Krebsleiden erlegen. Den Selbstmord seines Vaters im Jahr 1958 später hat er in „Aufleuchtende Details. Memoiren eines Erzählers“ (2018) in eine biographische Skizze eingefügt. Auch in diesem Buch ist die Gleichzeitigkeit der eigenen Geburt mit dem Massenmord im Ghetto von Misotsch ein Ausgangspunkt.

Kurz nachdem in Prag 1968 die Panzer eingerollt waren, gab Péter Nádas seine Tätigkeit als Journalist auf, zog auf die von zwei Flussarmen umfassten Donauinsel Szentendre, und schrieb dort das „Ende eines Familienromans“ (1977), dessen Publikation durch zermürbende Manöver der Zensurinstanzen jahrelang verhindert wurde. Wie sein Autor entstammte der heranwachsende Ich-Erzähler einer jüdischen Familie. Die Dämonen des Stalinismus wurden in diesem Roman lebendig. Zuvor schon, im Alter von zwanzig Jahren hatte Nádas in „Die Bibel“, einer seiner schmalen, hochverdichteten Erzählungen, einen Jungen, den er Gyuri nannte, das privilegierte Leben der Eltern, der Funktionäre des Regimes, erleben lassen. Die Bibel hatte der Mutter als Tarnung für ihre Flugblätter im besetzten Budapest gedient. Für sie ist das Buch ein Andenken, dem Sohn erscheint sie als das überflüssige Relikt einer Religion, an die die Eltern nicht mehr glauben und von der sie nie sprechen.

Niemand konnte übersehen, wie besonders seine Verbindung zu Deutschland war

Immer wieder schließt das erzählerische und essayistische Werk von Nádas Rückblicke auf das Europa seiner Herkunft, auf den Zweiten Weltkrieg und die Vernichtung der Juden ein. Nicht minder hartnäckig und zumal im Blick auf sein westeuropäisches Publikum hat Nádas die osteuropäische Erfahrung der Diktatur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vor Augen geführt. So wurde er zu einem der großen europäischen Erzähler seiner Generation. Er war ein Autor von internationalem Rang, ein ungarischer Kosmopolit und zugleich konnte niemand übersehen, dass im Werk des Schriftstellers wie des Fotografen Deutschland und die besondere Beziehung seiner Generation zu Deutschland und zumal zu Berlin eine herausgehobene Rolle spielte.

Der „Parallelaktion“, die bei Robert Musil im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noch auf das Gegenüber von Berlin und Wien bezogen war, tritt in den „Parallelgeschichten“ (2010) von Péter Nádas, seinem Opus Magnum, die Polarität von Berlin und Budapest an die Seite. Und zwar nicht nur im Rückblick auf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furchtbaren Wissenschaftler am „Kaiser-Wilhelm-Institut für Anthropologie, menschliche Erblehre und Eugenik“ und die ästhetische Moderne im Ungarn der Dreißigerjahre, sondern zugleich auf das Berlin des Malers Walter Leistikow und das Berlin des Jahres 1989, unmittelbar nach dem Mauerfall, auf das Budapest der Erinnerungen und der Gegenwart des Erzählers.

„Berliner Bilder“ heißt ein Kapitel im Fotografiebuch „Etwas Licht“, Treppengeländer und Zimmer am Prenzlauer Berg, die U-Bahn in der Schönhauser Allee, Erinnerungen an die Manöver der Alliierten im Grunewald in West-Berlin. Péter Nádas war wie sein jüngerer Generationsgefährte Péter Esterházy schon lange vor dem Mauerfall, in den frühen 1980er-Jahren als Gast des Künstlerprogramms im DAAD in West-Berlin. Bereits im Jahrzehnt zuvor hatte er einige Zeit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r Mauer, in Ost-Berlin verbracht. Im Roman „Buch der Erinnerung“ (1991), der im Original schon vor dem Mauerfall in Ungarn erschien, hat Nádas einen Helden erfunden und in das Ost-Berlin der Gegenwart eingefügt, in einer Villa in Schöneweide leben lassen und mit Bildern der Architektur der Hauptstadt der DDR umgeben, mit Ausflügen in die preußische Geschichte und nach Heiligendamm. Ein erfundenes Berlin um 1900 kommt hinzu.

Wenn Péter Nádas mit seiner sanften Stimme sein schönes, melodisches Deutsch sprach, war dieses Deutsch mit dem von Imre Kertész und Péter Esterházy verwandt, es wurzelte in der traditionellen Anwesenheit der deutschen Sprache im Budapest der vergangenen Jahrhunderte, mit seinen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Die klangvolle Stimme der ungarischen Literatur der weltliterarischen Moderne ist jüngst mit dem Nobelpreis für Laszlo Krasznahorkai 2025 gewürdigt worden. Auch Péter Nádas hätte ihn erhalten können. Als im Frühjahr 2002 die Nachricht kam, dass Imre Kertész den Nobelpreis erhalten würde, war Péter Nádas als Fellow gemeinsam mit Kertész im 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 und übernahm die Rolle eines charmanten Sekretärs beim Umgang mit der „Glückskatastrophe“, wie der Geehrte sie später nannte. Es war eine kluge Regie des Zufalls, Kertész gehörte nicht nur als Autors des „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 sondern auch als Essayist zu den Vorbildern von Nádas.

Zum Schüler im Sinne eines Nachahmers war Péter Nádas jedoch völlig ungeeignet. Das zeigt nicht zuletzt sein Nachlass, den er schon zu Lebzeiten an das Archiv der Akademie der Künste in Berlin gegeben hat. Es ist ein sehr großer Nachlass, und er war schon bei der Übergabe wohlgeordnet. Denn Péter Nádas unterhielt ein sehr enges, produktives Verhältnis zu den Archiven, er war ein Virtuose ihrer Verlebendigung mit den Mitteln der Literatur, der alten Rivalin – und Bündnispartnerin –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Seine Empfindlichkeit gegenüber der Welt, die in einem überaus feinen Körperbewusstsein ihren Grund gehabt haben mag, war der Zauberstab, mit dem er diese Verlebendigung bewirkte. Dazu gehörte auch die Lichtempfindlichkeit des Fotografen, die dem Essayisten den Stoff lieferte, wenn er über den Unterschied der „Silberkörner“ bei Brassäi und André Kertesz nachdachte, über einen Abschied von der analogen Fotografie und die digitale Kamera.

Als Kosmopolit stand Nádas besonders in Opposition zum Nationalismus von Orbán

Berühmt wurden seine „Parallelgeschichten“ auch deshalb, will darin, wie häufig zu lesen, „der längste je in der Literatur beschrieben Beischlaf“ zu finden sei. Um das Buch der Rekorde wird es dem Autor bei dieser subtilen Schilderung kaum gegangen sein. Eher um die ihm eigene Utopie der Genauigkeit, der Präzision, die er nicht lediglich, wie es häufig geschieht, im Soziologischen ausformte, in der Darstellung von Macht- und Herrschaftsbeziehungen, sondern auch im Physiologischen, in der Nachzeichnungen von Sinnesempfindungen.

Als er auf die sechzig zuging, hat Péter Nádas in dem Essay „Behutsame Ortsbestimmung“ (2001, dt. 2006) über einen großen Wildbirnenbaum geschrieben, mit dem Respekt eines nahen Nachbarn. Fast zwanzig Jahre lang lebte Nádas damals schon in der kleinen Ortschaft Gombosszeg im Südwesten Ungarns. Einen Wohnsitz in der Hauptstadt behielt er bei. Den großen Wildbirnenbaum hat er oft fotografiert, Dorfidyllen waren von ihm nicht zu haben. Sein letzter großer Roman war ein Dorfroman und trug den Titel „Schauergeschichten“ (2022).

Im Blick auf den Wildbirnenbaum von Gombosszeg hat Nádas angemerkt, dass die Einheimischen, wenn sie „Dorf“ sagen, das Wort im Sinne von Welt gebrauchen, „so wie die Franzosen, wenn sie tout le monde sagen“. Sein Dorfroman wird dadurch zum Schauerroman ganz eigener Art, dass er das Dorf als Welt für sich, als sprachlichen Kosmos eigener Ordnung entwirft, in dem der Schrecken und die Gewalt schon vibrieren, ehe am Ende auch in der Handlung der Horror zu seinem Recht kommt. Das Dorf liegt geographisch gesehen, an einem Fluss, und wird ist von den Armen eines Sprachflusses gegeben, in dem alle Derbheiten, Obszönitäten und Flüche samt den Abwässern der Geschichte mitschwimmen.

Ja, Péter Nádas, der große Erzähler der europäischen Literatur, gehörte zur Welt des Kosmopolitismus in der ungarischen Kultur, die in Opposition stand zum Nationalismus von Viktor Orbáns. Aber es gehörte zur Großherzigkeit seines Werks, dass es wie Budapest und Berlin das Dorf in sich aufnahm und den Wildbirnenbaum, die Hügel und Höhenzüge der Landschaft, die ihn umgab. Dort, in Gombosszeg, ist Péter Nádas nun im Alter von 83 Jahren gestorben.

Der beste Diplomat muss ein Rätsel bleiben

Keinem Staatsmann widmete Goethe mehr Zeilen als 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 Besonders der Blick des Franzosen faszinierte den Dichter.

Vermutlich kämen selbst intime Kenner in Verlegenheit, wenn man sie fragen würde, über welchen großen zeitgenössischen Staatsmann Goethe den längsten zusammenhängenden Text geschrieben hat. Nein, nicht über Wilhelm von Humboldt, einen jahrzehntelangen vertrauten Freund, nicht über den Freiherrn vom Stein, mit dem er 1815 den Rhein befuhr, auch nicht über Metternich, der ihn 1813 in Weimar besuchte und der wie Humboldt und Stein Korrespondenzpartner blieb. Selbst über Napoleon, der ihn 1808 der später so berühmten Unterredungen würdigte, hat sich Goethe öffentlich nur in Andeutungen geäußert – die Gesprächskizze, die wir heute kennen, fand sich im Nachlass.

Keiner von diesen also. Sondern: „Carl Moritz von Talleyrand, Prinz von Benevent etc“. Die lange, dichte Seite, die Goethe unter dieser Überschrift dem schillernden, sich durch alle Regime seit 1789 behauptenden französischen Diplomaten, Außenminister, Hofmarschall, Pair von Frankreich widmete, ist eine Bildbeschreibung. Der Hofmaler François Gérard, der 1814 wie Talleyrand vom Dienst bei Napoleon in den der Bourbonen übergetreten war, hatte 1826 ein lithographisches Album seiner wichtigsten Porträts herausgeben lassen, das seinen Weg auch nach Weimar fand und sofort Goethes Aufmerksamkeit fesselte. Elf dieser Reproduktionen beschrieb er für seine Hauszeitschrift Über Kunst und Alterthum, darunter das Bild von 1808, das Talleyrand in einem übergroßen dunklen Raum gelassen sitzend an einem Schreibtisch zeigt.

Goethe wusste natürlich, wie mächtig- bedeutend und raffiniert dieser Fürst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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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tie war. Die beiden Herren waren sich 1808 in Erfurt und Weimar über den Weg gelaufen. Talleyrand war, wie Goethe minutiös notierte, während der ersten Hälfte des Gesprächs mit Napoleon in Erfurt im Raum. Auch während des Weimarer

„So ruhig sitzt hier der Mann, unangefochten von allen Stürmen, die um ihn

her sausen", schrieb Goethe über 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 auf dem Gemälde von François Gérard aus dem Jahr 1808. FOTO: PUBLIC DOMAIN

Hofballs vier Tage später, wo es zur zweiten Begegnung mit dem Kaiser kam, stand Talleyrand in der Kulisse. Viel hat er von diesen Gesprächen nicht mitbekommen, sein Bericht in seinen viel später publizierten Memoiren ist voller eklatanter Fehler und dient vor allem dem Zweck, Napoleon schlecht aussehen zu lassen. Und natürlich hatte das Herzogtum Weimar seit 1806 dienstlich mit dem Außenminister zu tun, wofür die übliche saftige Bestechung zum Erkauf des Wohlwollens nötig wurde.

„Begreifen läßt sich daß er so aussieht, aber nicht wie er es aushält.“

Dazu kam noch ein persönlicher Bezug: Seit 1807 war Goethe mit dem Grafen Reinhard befreundet, einem schwäbischen Pfarrersohn, der als früher Anhänger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eine steile Karriere im Dienste Talleyrands absolvierte, jahrelang sein Büroleiter war und 1799 sogar kurz als Außenminister amtierte; später vertrat Reinhard Frankreich beim Deutschen Bund – ein unglaublicher Lebensweg, den Goethe zum Höchsten bewunderte. Der Briefwechsel und die gut dokumentierten Gespräche mit Reinhard gehören zu den interessantesten Zeugnissen über Goethe als Politiker. Ein deutscher Klassiker mit direktem Draht ins Pariser Außenministerium: Alexander Kluge gefiel dies.

Diesen großen Zeitgenossen – „den ersten Diplomaten des Jahrhunderts“ nennt er Talleyrand – beschrieb Goethe also in dem Bild, in dem er es ausbuchstabierte: „in der größten Ruhe, sitzend und alle Zufälligkeiten des Augenblicks gelassen erwartend“. Anständiges, nicht prunkhaftes Zimmer, im schicklichen einfachen Hofkleid, „den Degen an der Seite, den Federhut nicht weit hinterwärts auf dem Kanapee liegend, eben als erwarte der Geschäftsmann die Meldung des Wagens, um zur Konferenz zu fahren; den linken Arm auf eine Tischecke gelehnt, in der Nähe von Papier, Schreibzeug und Feder, die Rechte im Schoß, den rechten Fuß über den linken geschlagen, erscheint er vollkommen impassibel“.

Ruhe und Sprungbereitschaft in einem also, fast szenisch. Und nun folgt die zentrale, die merkwürdigste Passage dieses fast meditativen Textes: „Wir erwehren uns nicht des Andenkens an die epikureischen Gottheiten, welche da wohnen, „wo es nicht regnet noch schneiet noch irgendein Sturm weht‘; so ruhig sitzt hier der Mann, unangefochten von allen Stürmen, die um ihn her sausen. Begreifen läßt sich, daß er so aussieht, aber nicht, wie er es aushält. Sein Blick ist das Unerforschlichste.“

Dieser Blick hat es Goethe besonders angetan: „Sein Blick geht nicht in sich hinein wie der eines Denkenden, auch nicht vorwärts, wie der eines Beschauenden; das Auge ruht in sich und auf sich, wie die ganze Gestalt, welche, man kann nicht sagen ein Selbstgenügen, aber doch einen Mangel an irgendeinem Bezug nach außen andeutet.“

Was für ein Rätsel ist dieser Mensch! Ein Geschäftsträger, aber entrückt; zum Aufbruch bereit, aber wie zeitlos in einem Jenseits, einem kosmischen Randgebiet, in das der antike Philosoph Epikur die Götter versetzt, um den Menschen die

Angst vor ihnen zu nehmen. Das Zitat, das Goethe hier anführt, stammt aus dem epikureischen Lehrgedicht des römischen Dichters Lukrez über das Weltall, das sein Freund Knebel wenige Jahre zuvor abschließend übersetzt hatte. Die Götter sind hier Elemente jenseits der natürlichen Kausalität.

Was hat all das mit der Figur Talleyrand zu tun, über die Goethe so viel wusste? Nun, Carl Moritz von Talleyrand ist hier die Allegorie der Diplomatie, einer Kunst, die Undurchdringlichkeit, Affektbeherrschung, Nachdenklichkeit, persönliche Ungreifbarkeit, aber, und das unterscheidet sie von den Göttern des Epikur, auch blitzartige Reaktionsbereitschaft, gespannte Energie erfordert. Der beste Diplomat muss ein Rätsel bleiben, nicht lesbar „unerforschlich“. So hat Goethe dieses großartige Bild gedeutet.

Sein Freund Graf Reinhard, der Intimus Talleyrands, las diesen erstaunlichen Text und reagierte knapp darauf. Am 11. November 1826 schrieb er an Goethe: „Talleyrand ist gewöhnlich so wie im Bild und in Ihrem Kommentar, aber nicht immer; er hat auch ein gemütliches Lächeln, fein und doch kindlich. Er ist Teufel, aber nie über die Grenzlinie s e i n e s Begriffs von Ehre, und darum mehr Teufel, ohn es zu glauben. Er hat zwei Stimmen, einen fausset [Falsett], der höchst widerlich klingt, und einen rohen rollenden Baß. Dieser mildert sich zuweilen, wenn er ehrlich und gutmütig ist.“

Das Sausen der Stürme aber, das Talleyrand nicht aus der Bahn schleuderte, war der Sturm der Zeitgeschichte. Und hier zeigt sich die Verwandtschaft der beiden: Auch Goethe hielt ihm stand. Gustav Seibt

Europa
Wetterhistorie München Maximum 1992: 32,5°C / Minimum 1931: 3,2°C

Ein Ungeheuer? Der Mensch!

Erst bei den Salzburger Festspielen, jetzt bei der Rührtriennale: „Europa“, das neue Kriegstrauma-Stück von Wajdi Mouawad, schockiert und erschüttert.

Von Christine Dössel

Wenn man sich mit dem libanesisch-kanadischen Autor Wajdi Mouawad zum Gespräch trifft, zieht er einen sofort hinein in seinen Kosmos. Schon wie er in der Lobby seines Salzburger Hotels auf dem Sofa sitzt, vorne auf der Kante, immerzu sprungbereit, zeigt seine hellwache Gegenwärtigkeit, seine Zugewandtheit. Er trägt ein kariertes Hemd und eine randlose Brille, das dunkle Lockenhaar ist akkurat gestutzt. Drahtige Gestalt, leise Stimme. Es dauert keine zehn Minuten, und man steckt mitten in der Gemengelage aus Nationen, Konflikten, Kindheitserinnerungen und (Theater-) Sprachen, die Mouawads Leben und Schreiben ausmacht. Ein strukturiertes Interview – Frage, Antwort, begrenzte Zeit – kann man gleich mal vergessen. Viel interessanter ist es, den Windungen im Kopf dieses klugen, geistreichen Denkers zu folgen und die Reise mitzumachen.

Sie führt von Europa, wo er lebt und wirkt, nach Libanon, wo er im Oktober 1968 geboren wurde und die erste Dekade seiner Kindheit verbrachte. Und weiter nach Paris, wohin die Familie 1978 emigrierte, und fünf Jahre später nach Kanada, erst in die Stadt Québec, später nach Montréal, wo er eine Schauspielausbildung machte und ein Theater gründete. Von dort ging es dann wieder zurück nach Frankreich, nach Paris, wo Mouawad zu Hause ist – verheiratet, zwei Kinder – und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das Théâtre national de la Colline geleitet hat, ein Theater für Gegenwartsdramatik. Auch viele eigene Stücke hat er dort uraufgeführt.

Es ist eine Gedankenreise im Zickzack, mit biografischen Sprüngen und philosophischen Zwischenstopps, wobei die Route immer wieder auch ins antike Griechenland führt, zu den Ursprüngen der Tragödie, aus denen Mouawads Werk sich speist. Als Dramatiker mit Sinn für Wucht und Suspense ist der 57-Jährige, der auf Französisch schreibt und schon mit höchsten Auszeichnungen geehrt wurde, ein später Nachfahre des Aischylos und des von ihm ganz besonders verehrten Sophokles. Ungeheures trägt sich in seinen Stücken zu – doch nichts ist ungeheurer als der Mensch.

durch nichts ist ungeneurer als der Menschen. Das wohl bekannteste seiner bisher rund 40 Dramen ist „Verbrennungen / Incendies“ von 2003, weltweit ein Bühnenrenner, 2010 verfilmt von Denis Villeneuve unter dem Titel „Die Frau, die singt“. Eine Familien- und Kriegsgeschichte aus Nahost, in der zwei Geschwister auf der Suche nach der eigenen Herkunft auf eine Wahrheit stoßen, die ihre Identität zutiefst erschüttert – und auch das Publikum ist davon regelmäßig erschüttert. Die große Enthüllung am Ende ist eine schockierende Ödipus-Konstellation. Das Stück fragt dabei weniger nach individueller Schuld als danach, wie Krieg, Gewalt und Traumata sich über Generationen in Familien einschreiben und reproduzieren – bei Mouawad ein vielfach variiertes Thema.

Genau darum geht es auch in seinem jüngsten Stück „Europa“, das in der Inszenierung des polnischen Starregisseurs Krzysztof Warlikowski bei den Salzburger Festspielen zu sehen war und nun bei der Ruhrtriennale gastiert, vom 28. bis 31. August in der Jahrhunderthalle in Bochum.

Im Original heißt das Stück „Le Serment d'Europe“ (Der Schwur Europas). Europa ist darin eine alte Frau, die auf Dränge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eine Zeugenaussage zu einem 75 Jahre zurückliegenden Massaker machen soll. Sie war acht Jahre alt, als sie dieses Massaker in der fiktiven Region Hafeztan miterlebte: Ihr eigenes Volk schlachtete die verhassten Nachbarn ab. Das Mädchen hat sich damals auch selbst schuldig gemacht: Es hat den Unter-schlupf verraten, in welchem sich 18 Kinder versteckt hielten, ein verwaistes Klassenzimmer. Alle 18 Kinder wurden daraufhin von Hunden zerfleischt. Diese Tat liegt wie ein Fluch über dem Leben Europas und ihrer Nachkommenschaft.

Das Monströse spielt sich hauptsächlich in der Sprache ab. Trotzdem gilt: „ab 18“

Wobei es, ähnlich wie in „Verbrennungen“, zur tragischen Verstrickung der Figuren gehört, dass die drei Töchter, die diese Frau hat, gar nichts von ihrer Mutter und voneinander wissen. Sie leben verstreut in aller Welt. Erst als die UN-Diplomatin Assia alle drei ausfindig macht und in einem Verhörraum mit Europa konfrontiert, erschließt sich das ganze Ausmaß von Schuld und Sühne: Um ihren Verrat zu büßen, hat sich die junge Europa damals geschworen, 18 Kinder zur Welt zu bringen und sie alle zu töten. Sie wurde dafür zur Prostituierten. Fünf Kinder brachte sie direkt nach der Geburt um, die nächsten drei setzte sie, des Mordens überdrüssig, aus. Es sind diese drei, Wediaa, Jovette und Megara, denen sie nun gegenüber sitzt und ihr Geständnis ablegt.

Der Schauspieler Andrzej Chyra, groß, mit schwarzem Kopftuch und Sonnenbrille, verkörpert diese Mutter wie eine Versteinerte, allem Menschlichen gegenüber eiskalt. Die UN-Frau wiederum ist bei Magdalena Cielecka eine auf Louboutins stöckelnde Blondine, die extralaut Kau-gummi kaut und auf sexy Tussi macht - extrem verhaltensauffällig. Als eine „Tochter des Massakers“ auf Opferseite hat auch diese Nachfahrin ihr transgenerationales Trauma-Päckchen zu tragen, so wie jede der drei Töchter Europas. Megara hat ständig Fehlgeburten, Jovette eine unerklärliche Angst vor Hunden, und Wediaa, die Älteste, ist mit einem Sohn geschlagen, der selbst zum Mörder wurde, zu einem Monster. Er hat seine Freundin vergewaltigt, aufgeschlitzt und, jawohl, verspeist. Das

Den Opfern eine Stimme geben: Der Autor Wajdi Mouawad, beschmiert mit seinem eigenen Blut in seiner Lecture-Performance „Der innere Schatten, der schreibt“. FOTO: MARCO BORRELLI

Stück spielt zum Teil vor Gericht, wo der Fall verhandelt wird.

Starker Tobak, in den grausigen Details bisweilen an der Grenze zur Kolportage. Mouawad setzt immer einen Schockeffekt drauf. Zwar spielt sich das Monströse hauptsächlich in der Sprache ab, nicht auf der Bühne, trotzdem gilt: „Altersempfehlung ab 18 Jahren“. In der offensiv-coolen Inszenierung von Warlikowski, einer Produktion seines Nowy Teatr in Warschau, sieht man die mögliche Verfilmung immer schon mit. Es ist eine Inszenierung mit viel (Live-)Film- und nervensägendem Soundeinsatz. Die Schauspieler, allesamt intensiv, haben laut ausgesteuerte Mikroports; oft lässt sich gar nicht ausmachen, wer gerade spricht. Die Bühne von Małgorzata Szczęśniak assoziiert ein Klassenzimmer, an der Rückwand eine breite Tafel, die auch als Videoleinwand dient, rechts alte Schulbänke vor Gittern, die an ein Gefängnis denken lassen. Ein Ausbruch aus dem ewigen Kreislauf aus Gewalt und Schuld scheint unmöglich zu sein.

Als Doppelgängerfigur der titelgebenden Europa gibt es ein Kind: das Mädchen, das sie einst im Alter von acht Jahren war. In einem blauen Kleid, mit weißen Kniestrümpfen und einer starren Gesichtsmaske mit Augen wie schwarzen Löchern verkörpert der Tänzer Claude Bardouil dieses stumme Wesen: krabbelnd, zappelnd, zitternd, stierend – eine Figur wie aus einem Horrorfilm.

So konstruiert und mitunter pathetisch der Plot wirkt, gibt es doch verstörende

DAS WETTER

Bilder und Psycho-Punches. Ein Gefühl von tragischem Verhängnis und menschlicher Kläglichkeit bleibt, wie immer bei den Stücken Wajdi Mouawads, nicht aus. Zumal schon auch klar ist, dass „Europa“ auf den Kontinent gleichen Namens anspielt und wir alle gemeint sind, wenn es um die „Kinder des Massakers“ und ihr Trauma-Erbe geht.

„Wie beendet man eine Tragödie?“, fragt Mouawad am Schluss, um seine Figur Assia ernüchternd anfügen zu lassen: „Kein Deus ex Machina wird jemals auftauchen.“ Bleibt vielleicht nur der Weg, den der Autor für sich gewählt hat: auf das Erzählen zu hoffen – und auf das gemeinsame Zuhören und Reflektieren, so wie man es im Theater tut. Mouawad jedenfalls betreibt sein Schreiben als einen „Akt der Solidarität“, um „die Erinnerung an die Opfer zu bewahren und die Massaker zu beschreiben“. So formuliert er es in seiner 50-minütigen Lecture-Performance „L'ombre en soi qui écrit“ (Der innere Schatten, der schreibt), die den „Europa“Aufführungen als Prolog vorangesetzt ist.

Da sitzt Mouawad auf einem Stuhl in der Klassenzimmer-Kulisse des Bühnenbildes und erzählt von sich, seiner Kindheit, seinen Such- und Denkbewegungen beim Schreiben. Er tut dies in poetischen Worten, in einem elaborierten Französisch, mit viel Charme und Witz, um am Ende echtes Blut, sein eigenes Blut zu vergießen: Er lässt sich von einem Arzt in der linken Armbeuge ein paar Tropfen abnehmen und verschmiert den roten Saft auf

Hemd und Gesicht (was die Salzburger Festspiele zu einer Triggerwarnung veranlasste). Für Mouawad ist das „eine Art Utopie“, ein „Akt der Poesie“, ein „Geschenk“ von ihm als Autor: Blut einmal nicht als Folge des Tötens, sondern als Zeichen des Lebens.

Der Poetik-Text samt Blutabnahme war Mouawads Antrittsvorlesung am Collège de France in Paris, wo er 2024/25 Gastprofessor auf dem Jahreslehrstuhl „Die Erfindung Europas durch Sprachen und Kulturen“ war. Acht weitere Vorträge folgten. Er will sie nun, da er den ersten als Prolog für seinen Theater- und Seelenfreund Warlikowski auswendig gelernt hat, alle nach und nach einstudieren und aufführen. Er habe beim Auswendiglernen, dadurch dass man dafür Eselsbrücken, Bilder und Anhaltspunkte brauche, noch einmal ganz andere Dinge über sich erfahren als beim Schreiben, sagt Mouawad. Er ist davon fasziniert.

Ohnehin scheint er stets auf Spuren- suche zu sein und in der Geschichte herumzugraben, in seiner eigenen wie in der des Nahen Ostens, wo der AusbruchBeginn des – 15 verheerende Jahre währenden – libanesischen Bürgerkriegs der Urgrund seiner eigenen Traumata ist. Das Bus-Massaker von Ain el-El Remmaneh in Beirut am 13. April 1975, als christliche Milizionäre einen Bus mit palästinensischen Zivilisten angriffen, hat der sechsjährige Wajdi vom Balkon der elterlichen Wohnung selbst mitangesehen. Er sagt: „Dieses Datum ist wie der 11. September für Libanon.“ Mouawad verarbeitet in seinen Stücken dieses Attentat und seine Folgen immer wieder, schreibt gegen die „Amnesie“ an, die er bei seinen Landsleuten in Bezug auf den Bürgerkrieg diagnostiziert, „das große Schweigen“.

Mouawad stammt aus einer maronitischen, also christlichen Familie. Er sagt, er sei von seinen Eltern sehr geliebt worden, doch hätten sie ihn auch zu hassen gelehrt. Wen? „Jeden, der nicht war wie wir. Muslimische Schiiten, Sunniten, Palästinenser, Juden, Israelis, Iraner, all die sogenannten Attentäter.“ Die Christen hingegen seien sich keiner Schuld bewusst. „Jeder in Libanon behauptet, er sei das Opfer.“ Mit zunehmendem Alter hinterfragte Mouawad diese Haltung und beschloss: „Gut, dann gebe ich eben den Täter. Ich übernehme die Verantwortung. Ich werde zu der Person, von der meine Eltern wollten, dass ich sie hasse.“ Für ihn als Autor heißt das: „Die besten, liebenswürdigsten Charaktere in meinen Stücken sind Muslime, Juden, Schiiten – nie Christen. Niemals. Christlich sind bei mir nur die schlechten Figuren.“

Mouawad lacht diebisch, wenn er das erzählt. Er beschreibt, wie seine Leute ihm, dem berühmten Sohn des Landes, das übelnehmen: „Warum schreibst du gegen uns?“

Sein Liebesdrama „Vögel“ löste 2022 eine Debatte um Antisemitismus aus

Umso abstruser nimmt sich der Vorwurf des Antisemitismus aus, der 2022 zur Absetzung von Mouawads „Vögel“ am Münchner Metropoltheater führte, einem aufwühlenden Drama über die Liebe zwischen einem Juden und einer Araberin und die Zerreißproben israelisch-palästinensischer Identität. Jüdische Studierendenverbände bezichtigten Mouawad der Holocaust-Relativierung und des israelbezogenen Antisemitismus. Sein Kommentar: „Nicht mein Problem. Es sagt mehr über euch in Deutschland aus als über das Stück.“ Beim Schreiben hatte Mouawad sich von jüdischen Intellektuellen wie der Historikerin Natalie Zemon Davis beraten lassen. Uraufgeführt 2017, wurde die Liebes- und Familientragödie weltweit mit enormem Erfolg nachgespielt, unbeanstandet. Sogar in Tel Aviv.

Zweieinhalb Stunden Gespräch vergehen wie im Flug. So intensiv, dass wir nicht einmal etwas zu trinken bestellen. Mouawad ist ein metaphernstarker Erzähler, der viel gestikuliert und sich auch auf Englisch beredt zu verständigen weiß. Auf seinem rechten Handrücken ist ein Skarabäus tätowiert: weil der Mistkäfer aus Kot Kugeln formt, aus denen Neues entsteht, also quasi aus Scheiße Gold macht, Mouawad sagt schön französisch „caca“ und lacht sich ins Fäustchen.

Warum immer wieder diese düsteren Stücke voller Leid und Grausamkeit? Mouawad antwortet mit einer Geschichte: Ein monströser Brand im Wald. Alle Tiere flüchten, nur der Spatz pickt aus einer Pfütze einen winzigen Tropfen Wasser und fliegt damit Richtung Feuer. Die großen Tiere warnen ihn: Rette dich! Du kannst das Feuer nicht stoppen. Das bringt doch nichts. Und der kleine Spatz sagt: „Ich tue, was ich tun m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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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kam es zur verheerenden Sturzflut in Nepal?

Ein Fels- und Eissturz soll die Katastrophe ausgelöst haben. Wie konnte die Flut eine solche Kraft entwickeln

- und warum gab es keine Warnungen? Die wichtigsten Fragen und Antworten.

Von Roxane Gall, Valentina Reese und Nadja Tausche

Eine schwere Sturzflut hat am 26. August den Norden Nepals und angrenzende Gebiete im chinesisch kontrollierten Tibet getroffen. Ein Überblick über das, was bisher bekannt ist – und was noch unklar bleibt.

Was ist passiert?

Am 26. August 2026 gegen neun Uhr Ortszeit stiegen die Wasserstände im Grenzgebiet zwischen Nepal und Tibet plötzlich an. Kurz darauf schoss eine gewaltige Flutwelle durch die Täler. Die Welle riss Wasser, Schlamm, Eis und Geröll mit sich und bewegte sich über die Flüsse Lhende Khola und Bhote Koshi flussabwärts.

Nach Angaben de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 (Ici-mod) stieg der Wasserstand des Flusses Trishuli bei der Messstation im Ort Galchchi innerhalb von 30 Minuten um bis zu neun Meter, bei Malekhu um sieben Meter. Hunderte Todesopfer wurden bereits geborgen, immer noch werden viele Menschen vermisst. „Das ist ein Ereignis von historischem Ausmaß“, sagt die Glaziologin Mylène Jacquemart von der ETH Zürich. Besonders schwer wiegen neben den Todesopfern die Schäden an Straßen, Siedlungen und Wasserkraftanlagen. Es könnten etwa zehn Prozent der nepalesischen Wasserkraftkapazität zerstört worden sein.

Welche Regionen sind betroffen?

Das Kerngebiet der Katastrophe liegt im Norden Nepals im Distrikt Rasuwa, im Einzugsgebiet des Bhote-Koshi-Flusses. Besonders betroffen waren die Orte Timure und Syapru Besi.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r Grenze traf die Sturzflut den Gyirong-Distrikt im Autonomen Gebiet Tibet, insbesondere den Grenzhafen Gyirong Port. Die Flutwelle setzte sich flussabwärts in die Distrikte Nuwakot und Dhading fort. Besonders betroffen war der Raum um Trishuli Bazaar im Distrikt Nuwakot.

Die Region ist ein Tourismus- und Grenzkorridor. Da sich Pilger, Trekkinggruppen und Grenzverkehr auf wenige Straßen und Orte konzentrieren, hielten sich dort besonders viele Menschen auf.

Was war die Ursache?

Zunächst dachte man, ein Erdbeben hätte die Sturzflut ausgelöst. Nach der Einschätzung der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könnte das registrierte kleine Beben aber durch das Sturzereignis selbst verursacht worden sein – und nicht umgekehrt. Zudem sagte Jon Tunnicliffe, Geograf und Forscher für Flüsse und Sedimenttransport an der University of Auckland, dem Science Media Center (SMC): „Obwohl sich das Ereignis auf dem Höhepunkt der Monsunzeit ereignete, scheint starker Niederschlag nicht der Auslöser gewesen zu sein.“

Im Moment sieht es eher danach aus, als wenn ein Berg- und Eissturz die Ursache war. Erste Satellitenanalysen und wissenschaftliche Einschätzungen verorten den vermuteten Ausgangspunkt im Hochgebirge des Langtang-Gebiets, nahe dem Langtang Lirung und dem oberen Einzugsgebiet des Lhende Khola. Jakob Steiner, Geowissenschaftler an der Universität Graz, geht von einem Abbruch der Gletscherzunge aus. „Wir wissen, dass sich der untere Teil des Gletschers auf einer Breite von 1300 Metern gelöst hat.“ Das Eis der abgebrochenen Gletscherzunge sei zusammen mit Schnee und Geröllmassen etwa 2000 Höhenmeter nach unten geschwemmt worden und habe unten vermutlich einen Fluss aufgestaut. Zum Abbruch der Gletscherzunge kam es demnach unter anderem, weil zu viel Schmelzwasser an die Basis des Gletschers gelangt sei. Es sei derzeit wärmer als sonst in der Region, so Steiner.

Satellitenbilder belegen, wie viel Schnee in der Region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geschmolzen ist: Am 12. August sind an mehreren Stellen große weiße Flächen zu sehen. Am 26. August kommt deutlich mehr Grau zum Vorschein: also blankes Eis, das plötzlich nicht mehr von weißem Schnee bedeckt ist. „Diese Schmelze hat den Abbruch begünstigt“, so Steiner. Dazu kommt, dass sich der Gletscher, begünstigt durch den Klimawandel, schon zuvor zurückgezogen hatte – dadurch kann der freiliegende Fels leichter abrutschen.

Die Masse wälzte sich in ein Tal und stürzte dort vermutlich in den Lhende Khola, einen Zufluss des Bhote Koshi, den sie vorübergehend blockierte. Hinter diesem natürlichen Damm staute sich Wasser. Als die Barriere nachgab, schoss eine Mischung aus Wasser, Schlamm, Eis und Geröll talabwärts. Laut Mylène Jacquemart spreche vieles für diese Abfolge der Ereignisse. Die Wucht der Wassermassen könne nach ihrer Einschätzung nicht allein durch das Schmelzen des Eises entstanden sein. Dafür wäre der Schmelzvorgang zu langsam gewesen.

„Die Sturzmassen können ein Tal versperren. Staut sich dahinter Wasser, kann das zuerst unbemerkt bleiben“, sagt Andrea Fischer, Geophysikerin und Glaziologin an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Wenn das dann ausbricht, sind es immense Massen, die sich durch diese sehr engen Täler talauswärts kanalisieren.“

Was ist unklar?

„Wir wissen noch nicht, warum dieser bestimmte Gletscher versagt hat“, sagt Jon Tunnicliffe.

Noch offen ist auch, wo genau sich die Massen bewegten und wo sie den Fluss wohl vorübergehend blockierten. Auf Satellitenbildern gebe es laut Jacquemart in einem relativ unbewohnten Gebiet nahe der Grenze Hinweise auf einen möglichen See. Ob dieser tatsächlich durch das Ereignis entstanden ist und welche Rolle er für die Flut spielte, ist aber noch offen. „Um mit Sicherheit festzustellen, wie das Ereignis genau abgelaufen ist, braucht es Erhebungen vor Ort“, sagt Andrea Fischer.

Warum konnte die Flut eine so große Kraft entwickeln?

Beim Sturz können sich Wasser, Eis, Schlamm und Geröll zu einer besonders schweren und schnell fließenden Masse verbinden. Die Topografie vor Ort habe die Flut wahrscheinlich deutlich verstärkt, sagt Jacquemart. „Je steiler und je kanalisierter das System, desto weniger Möglichkeit hat so eine Masse, wieder zur Ruhe zu kommen.“ Hinzu seien die hohen Wasserstände während der Monsunzeit und die Schneeschmelze gekommen.

„Die bewegte Masse ist viel schwerer als Wasser und wird flussabwärts noch schwerer, weil sie Boden, Kies und Felsblöcke aus dem Flussbett und den Ufern mitreißt. Die mitgeführten Felsblöcke können Gebäude und Brücken zerstören, die eine reine Wasserflut möglicherweise stehen gelassen hätte“, erklärt Fatima M. Pillosu, Hydrometeorologin und Forscherin für Sturzfluten an der Abteilung für Meteorologie der University of Reading gegenüber dem SMC.

Ist noch mehr Verwüstung zu erwarten? Die erste Flutwelle ist nicht mehr als zusammenhängende Wassermasse unterwegs. Das Wasser fließt zurzeit ab. In manchen Regionen können die Pegel aber durch Zuflüsse, Regen oder einen erneuten Aufstau steigen. Ein großes Risiko geht laut Icimod weiterhin davon aus, dass durch das Eis, das Felsmaterial und den Schlamm natürliche Dämme entstanden sein können, die dann brechen. Das Icimod berichtet von einer möglichen noch bestehenden Blockade flussaufwärts am Nepal-China-Grenzgebiet.

„Die Gefahr endet nicht zwangsläufig, wenn die erste Flutwelle vorüber ist. Frisch abgelagertes Material kann Nebenflüsse blockieren, Flussbetten anheben, Flussläufe umlenken und neue, vorübergehende Dämme bilden. Ein großes Ereignis verändert die Landschaft auf eine Weise, die in den folgenden Tagen, Wochen und manchmal Jahren weitere Gefahren auslösen kann“, sagte Jon Tunnicliffe dem SMC. Außerdem bestehe die Sorge, sagt Jakob Steiner, dass erneut ein Teil des Gletschers abbrechen könnte. Falls ja, sei die Frage, ob er unten auf Flüsse oder Seen trifft und erneut Wasser staut: Diese Kombination ist es, was den Vorgang so gefährlich macht. Derzeit beobachten die Experten unter anderem mithilfe von Satellitenbildern sehr genau, wie sich die Lage entwickelt.

Warum gab es keine Warnungen wie etwa im Schweizer Blatten?

Über dem Schweizer Blatten brach im Mai 2025 ein Teil des Birchgletschers ab und verschüttete den Ort. Die rund 300 Einwohner waren bereits Tage zuvor in Sicherheit gebracht worden, weil die Bewegung des Birchgletschers mit Sensoren und anderen Messverfahren überwacht wurde. Jacquemart betont, dass in Blatten ein lokaler Beobachter die Aktivität zuerst wahrgenommen habe. Die Nähe zum Siedlungsgebiet habe dort dazu beigetragen, dass schnell reagiert werden konnte. Doch das Ausgangsgebiet in Nepal lag in einem abgelegenen Tal und in einem Grenzraum mit besonders schwierigen Kommunikationsbedingungen.

In Nepal seien Überwachung und Warnung generell schwieriger als in den Alpen, sagt Andrea Fischer: Das Gebiet ist sehr groß, die Höhenunterschiede sind enorm, technische Mittel sind begrenzt. In vielen Regionen fehle auch schlicht ein Mobilfunknetz, so Fischer. „Man kann auch mit Low-Level-Warnsystemen sehr viel erreichen, wenn alle an einem Strang ziehen und die Bevölkerung informiert ist.“ Als Beispiel nennt sie Warnpostenketten: In den Ötztaler Alpen beobachteten Menschen aufgestaute Seen und gaben die Warnung über Signale von Posten zu Posten weiter. Ob das aber in Nepal die Katastrophe verhindern hätte können, sei unklar. Zwischen dem Moment, in dem ein Gletscher-, Eis- oder Felssturz beginnt, und dem Eintreffen der Flutwelle im Tal können nur wenige Minuten liegen. „Selbst wenn die Gefahr erkannt wird, bleibt oft kaum Zeit, die Menschen zu warnen und sie in Sicherheit zu bringen“, so Fischer.

Nepal könne es sich zudem nicht leisten, großflächig Sensoren anzubringen, die bei solchen Ereignissen früh warnen, sagt Jakob Steiner. Experten beobachten deshalb derzeit unter anderem auf Satellitenbildern sehr genau, wie sich die Lage entwickelt. Jacquemart weist darauf hin, dass seismische Messungen künftig dabei helfen könnten, großräumig auf Berg- oder Eisabbrüche aufmerksam zu machen. Technisch sei eine solche Auswertung grundsätzlich möglich. In der Praxis müsse sie jedoch innerhalb sehr kurzer Zeit funktionieren und zuverlässig zwischen Erdbeben, Bergsturz und anderen Signalen unterscheiden.

Jeff Da Costa, Forscher für hydrometeorologische Gefahren, Frühwarnung und Katastrophenrisiken an der University of Reading, sagte dem Science Media Center: „Für eine Frühwarnung muss man nicht immer genau wissen, was flussaufwärts passiert ist. Eine plötzliche und ungewöhnliche Veränderung des Flusses kann ausreichen, um flussabwärts gelegene Gemeinden zu warnen, während die Ursache noch geklärt wird.“

Werden solche Katastrophen durch den Klimawandel in Zukunft häufiger passieren?

Ob dieses einzelne Ereignis direkt durch den Klimawandel ausgelöst oder verschlechtert wurde, das müssen Untersuchungen erst noch zeigen, sagt Mylène Jacquemart. Doch insgesamt werden solche Katastrophen durch den Klimawandel häufiger. Höhere Temperaturen können Permafrost und Felswände destabilisieren und dadurch andere Massenbewegungen begünstigen.

„Sämtliche Faktoren, die solche Ereignisse begünstigen, verschlechtern sich“, sagt Mylène Jacquemart.

„Solche Ereignisse werden wahrscheinlich nicht seltener, im Gegenteil“, sagt auch Andrea Fischer. „Wir sind auch in den Alpen noch nicht so gut darauf vorbereitet, wie wir es gerne wären, und es besteht hier wirklich massiver Handlungsbedarf.“

Unerwartet, aber nützlich

Es gibt Indizien dafür, dass die Gürtelrose-Impfung auch das Herz schützt.

Eine tolle Sache wäre es ja, wenn sich diese Hoffnung bestätigen würde: dass die Impfung gegen die Gürtelrose nebenbei auch vor weiteren Alterskrankheiten schützen könnte. Tatsächlich gibt es seit einigen Jahren Hinweise, dass das Vakzin womöglich auch manche Fälle von Demenz und Herz-Kreislauf-Leiden verhindern oder zumindest verzögern könnte. Forschende aus Oxford fügen nun ein weiteres und relativ stichhaltiges Indiz hinzu.

Im Fachblatt Nature Medicine veröffentlichte das Team um die Neurowissenschaftlerin Fabiana Corsi-Zuelli eine Studie, wonach die Herzgesundheit von dem heute eingesetzten Vakzin namens Shingrix profitieren könnte. Konkret zeigte die Arbeit, dass Menschen, denen Shingrix verabreicht wurde, in den folgenden sieben Jahren um etwa zehn Prozent seltener Herzkrankheiten erlitten als Altersgenossen, die den älteren, heute nicht mehr eingesetzten Lebendimpfstoff erhielten. Dieses alte Vakzin hatte in vorangegangenen Studien keine Auswirkungen auf das Herz erkennen lassen und sei daher zum Vergleich herangezogen worden, erläuterten die Autoren auf einer Pressekonferenz des Science Media Centers in London.

Auch das Risiko für koronare Herzkrankheit und Herzinsuffizienz sank nach den Shingrix-Injektionen um etwa zehn Prozent, verglichen mit der Immunisierung mit dem alten Vakzin. Das klingt nach wenig, würde sich aber allein in den USA binnen sieben Jahren auf Hunderttausende vermiedene Fälle summieren, schreiben die Autoren.

Offen ist, ob das Vakzin auch einen Effekt auf Demenz hat

Dennoch sind die Effekte deutlich kleiner, als es vorangegangene Beobachtungsstudien hatten hoffen lassen. In ihnen waren potenzielle Schutzeffekte von etwa zwanzig bis dreißig Prozent ermittelt worden. Diese Arbeiten waren allerdings anfälliger für Verzerrungen, denn sie verglichen Geimpfte und Ungeimpfte miteinander. Das ist insofern problematisch, als sich Geimpfte tendenziell auch in anderen Bereichen ihres Lebens gesundheitsbewusster verhalten. So lässt sich der Einfluss der Impfung schwer von dem anderer Faktoren trennen.

Das Team bezog daher nur die Daten von Geimpften in seine Studie ein. Sie alle hatten zwischen 2017 und 2018 entweder den alten oder den neuen, aussichtsreicheren Impfstoff erhalten. Anschließend verglichen die Forscher anhand der Patientenakten die Herzgesundheit in beiden Gruppen. Insgesamt flossen Daten von mehr als 70 000 US-Amerikanern in die Auswertung ein. Hugo Pedder, Statistiker an der Universität Bristol, der nicht an der Arbeit beteiligt war, bescheinigte ihr, eine der qualitativ besten zu diesem Thema zu sein. Dennoch bräuchte es klinische Studien, um die Ergebnisse zu bestätigen.

Der Vergleich der beiden Impfstoffe kann womöglich auch einen Anhaltspunkt für die zugrunde liegenden Wirkmechanismen liefern. Shingrix enthält anders als sein Vorgänger einen Wirkverstärker. Denkbar ist etwa, dass er bestimmte Zellen des Immunsystems so beeinflusst, dass Entzündungsreaktionen seltener auftreten, und so das Herz schützt, erläuterten die Autoren auf der Pressekonferenz.

Die Ständige Impfkommission empfiehlt grundsätzlich allen Menschen ab 60 Jahren die Impfung gegen Gürtelrose. FOTO: UTE GRABOWSKY/IMAGO

Noch aber ist vieles offen. So auch, ob Shingrix zusätzlich einen Effekt auf Demenz hat. Ein Teil des Oxforder Teams hatte 2024 mit demselben Ansatz wie in der aktuellen Studie gezeigt, dass mit Shingrix Geimpfte erst ein knappes halbes Jahr später an Demenz erkrankten als ihre Altersgenossen mit dem Vorgängerimpfstoff. Aber auch diese Ergebnisse müssten noch in klinischen Studien bestätigt werden, sagte Studienautor Maxime Taquet. Er riet, die Impfung auf jeden Fall in Anspruch zu nehmen. Allerdings in erster Linie, um sich vor den schmerzhaften Ausschlägen der Gürtelrose zu schützen.

Berit Uhlmann

WIRTSCHAFT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Mehr Freiheit, mehr Müßiggang

Von Markus Zydra

In der Debatte über die gesellschaftlichen Konsequenze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begegnet man oft zwei extremen Sichtweisen: Im Horrorszenario verlieren die meisten Beschäftigten ihre Arbeitsplätze, weil KI-Modelle rund um die Uhr verfügbar, schneller und leistungsfähiger sind. Die Optimisten hingegen hoffen, dass sich Mensch und Maschine dereinst perfekt ergänzen, mit kräftigem Impuls für Wachstum und Wohlstand. Historisch ist es nicht ungewöhnlich, dass tiefgreifende Umbrüche i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leichermaßen große Furcht und große Hoffnung erzeugen. Doch die Welt verändert sich selten über Nacht. In der Realität setzt sich das revolutionär Neue schleichend durch.

Jeder spart durch KI drei Stunden Arbeitszeit pro Woche ein

Eine aktuelle Studie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zum Einsatz von KI an Europas Arbeitsplätzen belegt das Phänomen: Binnen zwei Jahren hat sich der Anteil der Beschäftigten, die bei der Arbeit KI nutzen, verdoppelt – von 26 Prozent der Befragten im Jahr 2024 auf 41 Prozent im Jahr 2025 und schließlich auf 52 Prozent im Jahr 2026. Im Durchschnitt tun sie das an etwa drei Tagen pro Woche. Das Interessante ist: Jeder spart im Durchschnitt drei Stunden Arbeitszeit pro Woche ein. Damit bestätigt sich zumindest eine Hoffnung der Optimiste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ann die Produktivität der Beschäftigten steigern. Sie erledigen dieselben Aufgaben in kürzerer Zeit.

Damit taucht ein Problem auf, das die Arbeitswelt schon länger kennt. Wenn jemand klug und effektiv arbeitet und sein Tageswerk bereits nach 6,5 Stunden erledigt hat, wenn gehört dann die gewonnene Zeit? Dem smarten Arbeitnehmer? Oder dem Arbeitgeber, der im schlimmsten Fall verlangt, zusätzlich die Aufgaben des langsameren Kollegen zu übernehmen? Wer dafür bestraft wird, schnell zu arbeiten, dürfte sein Pensum wohl künftig geschickt auf die volle Arbeitszeit verteilen.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lautet deshalb: Was soll mit dem Produktivitätsgewinn geschehen, den der Einsatz von KI ermöglicht?

Eines wäre der falsche Weg, nämlich Arbeitsdruck und Stress für die Belegschaft zu erhöhen. Neue Forschungsergebnisse zeigen bereits, dass KI-Tools die Arbeitsbelastung der Beschäftigten intensivieren können: Beschäftigte übernehmen trotz KI-Hilfen ein breiteres Aufgabenspektrum und dehnen ihre Arbeit auf mehr Stunden aus, oft sogar, ohne ausdrücklich dazu aufgefordert worden zu sein. Die Folge: Überlastung bis hin zum Burn-out. Das kann niemand wollen. Unternehmen werden auch in der KI-Welt auf Menschen angewiesen bleiben. Der deutsche Soziologe Niklas Luhmann prägte dazu bereits vor dem KI-Zeitalter den Begriff der „brauchbaren Illegalität“: Organisationen mit starren Regeln würden mitunter nur durch informelle Abweichungen von den Vorschriften handlungsfähig bleiben. Motto: Wer nur Regeln befolgt, handelt vielleicht korrekt, aber nicht unbedingt klug. Für diese Einschätzung braucht es menschliche Erfahrung und Urteilskraft. In den täglichen Entscheidungssituationen eines Unternehmens lässt sich das nicht vollständig durch KI-Systeme ersetzen.

Deshalb sollten die Beschäftigten an den Produktivitätsgewinne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beteiligt werden, durch mehr Freiheit und Eigenverantwortung. Die Erfahrungen mit dem Home-Office zeigen, dass Ergebnisse wichtiger sind als die permanente Kontrolle jeder Arbeitsminute. Müßiggang ist schließlich nicht immer unproduktiv. Bei einem Spaziergang kommen oft die besten Ideen. Kreativität lässt sich nicht erzwingen, indem man acht Stunden lang auf einen Bildschirm starrt. Ein Geistesblitz beim Kochen kann für ein Unternehmen wertvoller sein als das Absitzen eines ganzen Arbeitstages.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sollte in der Arbeitswelt daher nicht nur als Werkzeug zur Effizienzsteigerung verstanden werden. Die Zeit, die Arbeitnehmer durch ihren Einsatz gewinnen, sollte ihnen zum Teil zugutekommen. Neue Ideen entstehen auch, wenn man sich treiben lässt. Im besten Fall profitiert davon auch der Arbeitgeber.

HEUTE

Vulven-Kunst

Malerin Maris Rauch erklärt, wie sie es geschafft hat, von ihren Bildern zu leben .... 14

Manga-Manie

Wie die Comic-Leidenschaft zweier Staatschefs zu einer Milliardeninvestition führt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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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Unternehmer Klaus-Michael Kühne engagierte sich in seiner Geburtsstadt Hamburg überall, wo Geld fehlte, etwa bei der Elbphilharmonie. FOTOS: CHRISTOPHER TAMCKE/IMAGO, MARKUS FORTE/IMAGO

38 Milliarden Euro und keine Kinder

Nach dem Tod des Unternehmers und Mäzens Klaus-Michael Kühne geht sein

Vermögen samt vielen Firmenbeteiligungen an seine Stiftung. Wofür soll das Geld dort verwendet werden?

Von Jens Flottau und Nicolas Freund

Frankfurt/Zürich – „Unternehmerischer Erfolg sollte mit einer Förderung des Gemeinwohls einhergehen.“ Dieses Zitat des in der Nacht von Sonntag auf Montag verstorbenen Unternehmers Klaus-Michael Kühne findet man auf der Website der von ihm und seinen Eltern gegründeten Kühne-Stiftung. Das Zitat klingt zunächst selbstverständlich. Bekanntlich sehen das aber längst nicht alle Multi-Milliardäre so, auch wenn viele Ähnliches behaupten. Kühne meinte es aber ernst, wie seine Stiftung beweist.

Die Mittel der Kühne-Stiftung betragen allein in diesem Jahr 65 Millionen Schweizer Franken (knapp 70 Millionen Euro). Mit Drittmitteln summiert sich das Gesamtbudget sogar auf 135 Millionen CHF. Das sind Summen, mit denen sich viel bewirken lässt. Nach dem Tod Kühnes wird die Stiftung nun sogar noch viel mehr Geld zur Verfügung haben. Der kinderlose Unternehmer soll sein auf 38 Milliarden Euro geschätztes Firmenvermögen, wie er es immer wieder angekündigt hatte, seiner 1976 in der Schweiz gegründeten Stiftung vermacht haben. Deren finanzieller Spielraum würde sich dadurch vervielfachen. Zumal durch die Beteiligungen der Kühne Holding an verschiedenen Unternehmen – neben Kühne+Nagel unter anderem Lufthansa, Hapag-Lloyd und Flix – auch in

Zukunft der Stiftung regelmäßig hohe Dividenden zufließen könnten. Bislang gibt es auch keine Hinweise auf geplante Änderungen an der Firmenstruktur, obwohl eine solche natürlich nicht ausgeschlossen werden kann.

Der Tod Kühnes überschattete Anfang der Woche deshalb einen lange zuvor geplanten Auftritt des Lufthansa-Konzernvorstandes vor Mitarbeitern. Viele Fragen der Lufthanseaten drehten sich darum, was die traurige Nachricht denn für das Unternehmen bedeuten würde. Doch Lufthansa-Chef Carsten Spohr wollte solche Themen lieber „ein andermal“ besprechen.

„Er hat mich oft am Wochenende angerufen“, sagt der Lufthansa-Chef

Die Kühne Holding ist derzeit mit einem Anteil von 20 Prozent der größte Einzelaktionär der Airline-Gruppe. Kühne selbst hatte formal kein Mandat inne und war auch nicht Mitglied des Aufsichtsrats, hielt aber mit seiner Meinung nicht zurück. „Er hat mich oft am Wochenende angerufen“, erinnert sich Spohr. Meistens hatte Kühne dann etwas zu meckern, es ging um die Strategie oder auch nur seine Erfahrungen als Passagier (meistens in der First Class). „Es gab für ihn immer ein emotionales Element darin, größter Anteilseigner zu sein,“ so Spohr. „Zugleich hat er uns immer kri tisch Feedback gegeben.“ Besonders unbeliebt bei Kühne: Flugzeuge, die von anderen Airlines angemietet werden, um den Spitzenbedarf im Sommer abzudecken, und die Lufthansa auch auf seiner Stammstrecke von Zürich nach Hamburg einsetzte. Aber: „Kühne war ein einmaliger Unternehmer und riesiger Lufthansa-Fan“, findet Spohr. Ob die Kühne-Stiftung die Anteile dauerhaft halten will, darüber gibt es keine Aussage, obwohl das sicher im Sinne ihres Gründers wäre.

Schon allein, weil die Kühne-Stiftung wegen solcher Beteiligungen nicht nur einmal eine große Finanzspritze erhalten würde, sondern wahrscheinlich langfristig mit hohen Beträgen aus den Beteiligungen der Holding kalkulieren kann. So hatte es zumindest Kühne vorgesehen: „Die Arbeit der Stiftung wird durch finanzielle Beiträge der Kühne Holding ermöglicht“, sagte er 2024 der Welt.

Die Stiftungsmittel werden derzeit auf vier Bereiche verteilt, und es ist davon auszugehen, dass auch diese Aufteilung bis auf Weiteres in ähnlicher Gewichtung beibehalten wird. Die Kühne-Stiftung fördert dabei weniger externe Vorhaben mit Geldern, sondern entwickelt oft eigene Projekte und setzt diese dann um.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Mittel fließen in diesem Jahr in Logistik-Projekte, also jene Branche, mit der Kühne auch den Großteil seines Vermögens machte. „Im Mittelpunkt stehen akademische Ausbildung, angewandte Forschung und praxisnaher Kapazitätsaufbau in verschiedenen Weltregionen“, heißt es. Neben der Kühne Logistics University in Hamburg sind damit Stiftungsprofessuren in Berlin und Bogotá gemeint, außerdem Hilfe im humanitären Bereich. Diese allein macht laut Website der Stiftung elf Prozent der Stiftungsmittel aus.

Alles unter einem Dach zu halten, wird eine Herausforderung

Der zweitgrößte Bereich mit 20 Prozent ist die Medizin. Unter anderem finanziert die Stiftung einen Medizincampus in Davos mit mehr als 600 Mitarbeitenden. Weitere 15 Prozent gehen in die Er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von Strategien zum klimaneutralen Umbau von Transportketten. Mit sieben Prozent wird außerdem noch Kultur gefördert, vor allem klassische Musik. Die Stiftung unterstützt renommierte Festivals wie die Salzburger Festspiele und das Lucerne Festival, außerdem das Opernhaus Zürich, die Elbphilharmonie und die Planung eines neuen Hauses für die Staatsoper in Hamburg.

Den Vorsitz des Stiftungsrats soll nach dem Tod Kühnes der bisherige Vizepräsident und Anwalt Thomas Staehelin übernehmen. Der wird in diesem Jahr 79 Jahre alt. Es ist also absehbar, dass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wieder ein Wechsel an der Spitze des Stiftungsrates anstehen wird. Für die Nachfolge kursieren Namen aus dem Gremium, konkret wurde aber noch keine Person genannt.

Kühne machte zu Lebzeiten deutlich, wie wichtig es ihm war, das Firmenvermögen zusammenzuhalten und die Stiftung zukunftsfähig zu machen. Die Projekte der Stiftung – von Oper bis Kardiologie – sind sehr weit gestreut. Manches, wie die Förderung von Klimaschutzprojekten mit Geldern nicht gerade klimaneutraler Transportunternehmen, wirkt sogar widersprüchlich. Auch das alles unter einem Dach zu halten, wird eine Herausforderung sein.

Gerade der Klimaschutz scheint Kühne aber wirklich ein Anliegen gewesen zu sein. Immer wieder sprach er sich für eine Koalition aus CDU/CSU mit den Grünen und 2019 sogar für einen Bundeskanzler Robert Habeck aus. Jörg Wolle, Präsident des Verwaltungsrats bei Kühne+Nagel und ebenfalls Mitglied im Stiftungsrat, nannte aber auch vor zwei Jahren im Interview mit dem Handelsblatt nicht die Auswirkungen des Klimawandels, sondern „alternative Antriebsarten“ im Schiffsverkehr als Kostentreiber für die Transportbranche. Auf die Frage, wie er sich die Zukunft seines Unternehmens nach seinem Tod vorstelle, sagte Kühne 2024 im Interview mit der Welt: „Die Verwaltung dieses Vermögens wird dann eine große Aufgabe sein.“

Diese neuen Features sollen Minderjährige schützen

Zeitlimits, Ruhe in der Nacht und der Schule, keine „extremen Make-up-Filter“ mehr: Meta sagt Änderungen am Design seiner US-Apps zu.

München – Ist das der „Big Tobacco“-Moment für die sozialen Netzwerke? Meta hat sich mit fast allen US-Bundesstaaten auf einen Vergleich geeinigt. So hat der Konzern hinter Instagram und Facebook einen teuren Prozess wegen des angeblichen Suchtpotenzials seiner Plattformen abgewendet. Eine Reihe von Klagen hat Meta unter Druck gesetzt, es geht vor allem um den Vorwurf, das Unternehmen schütze Kinder und Jugendliche nicht ausreichend vor den negativen Auswirkungen seiner Apps, obwohl es durch eigene Untersuchungen darüber Bescheid wusste.

Meta hat zum einen zugestimmt, 12,7 Milliarden US-Dollar zu zahlen. Mit dem Geld sollen die Bundesstaaten Programme für Jugendliche finanzieren, darunter solche für den verantwortungsvollen Umgang mit sozialen Medien, für mentale Gesundheit und „telefonfreie Schulzonen“. Vor allem aber sieht die Einigung vor, dass Meta in Instagram und Facebook in den USA Features verändert, um Jugendliche unter 17 Jahren besser zu schützen. Diese Änderungen sollen für fünf Jahre gelten, in der sogenannten „Phase 1“.

Die Einigung in den USA hat vorerst keine direkten Auswirkungen auf Nutzer und Nutzerinnen in Deutschland, heißt es von Meta. Die Regeln in Deutschland seien ja schon strenger als in den USA. Derzeit wird in der EU unter anderem über eine gesetzlich verpflichtende Altersgrenze diskutiert. Meta zufolge dürften Erfahrungen aus den neuen EU-Regeln weltweit Einfluss auf künftige Regeländerungen haben.

Altersprüfung: Binnen eines Jahres soll Meta ein Altersprüfungssystem eines Drittanbieters einrichten. Vor Gericht ging es auch um interne Grafiken, die die Instagram-Nutzung von Elf- und Zwölfjährigen zeigten und die Schwächen des Registrierungsprozesses, bei dem unter 13-Jährige oft ihr Alter falsch angaben. Dem Unternehmen zufolge sollen unter 13-Jährige Facebook eigentlich gar nicht nutzen, 13- bis 17-Jährige Nutzer mit Einschränkungen. Deren Konten sind unter anderem standardmäßig als privat eingestellt, Fremde können sie also nicht sehen oder kontaktieren, Eltern ihren Kindern digital über die Schulter blicken und deren Nutzung kontrollieren. Diese Beschränkungen werden aber oft umgangen, ebenso wie die Altersprüfung. Kritiker sehen in verpflichtenden Altersprüfungen ein Überwachungsinstrument, weil Identitäten von einem zentralen System erfasst werden müssen.

Zeitlimit: Künftig soll für das Scrollen durch den Bilder- und Videostrom ein Zeitlimit von zwei Stunden für die Nutzung der Apps voreingestellt sein. Es soll über Facebook und Instagram hinweg gelten, also maximal zwei Stunden Scrollen auf beiden Apps zusammen. Alle 15 Minuten sollen Erinnerungen aufploppen, die Teenager an eine maßvolle Nutzung erinnern sollen. Die Psychologin Isabel Brandhorst, Leiterin der Forschungsgruppe Internetbezogene Störungen und Computerspielsucht am Uniklinikum Tübingen, sagt, die Änderungen gingen „insgesamt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Sie kritisiert allerdings, dass Eltern das Zeitlimit aufheben können, und spricht von „Schlupflöchern“ bei mehreren Design-Änderungen.

Nachtmodus: Zwischen Mitternacht und 6 Uhr morgens werden die Apps standardmäßig blockiert.

Schul-Modus: Zwischen 8 Uhr und 15 Uhr werden Benachrichtigungen deaktiviert. Das gilt nicht für Direktnachrichten und Mitteilungen, wenn das Nutzerkonto zum Beispiel gehackt wird.

Neue Reihenfolge im Feed: Teenager sollen auswählen können, Beiträge in chronologischer Reihenfolge zu sehen statt vom Algorithmus der Plattform sortiert. Die Algorithmen stehen in der Kritik, weil sie darauf optimiert sind, Nutzer möglichst lange in der App zu halten – was emotionalen oder aggressiven Beiträgen starkes Gewicht verleihen kann. Nutzer sollen zudem Autoplay ausschalten können, das automatische Abspielen von Videos. Brandhorst fragt: „Warum ist dies nicht automatisch voreingestellt?“ Der Psychologe Jonathan Haidt, prominenter Kritiker sozialer Medien, bemängelt auf LinkedIn, dass die „KI-getriebene Empfehlungsmaschine weiterläuft“.

Im Streit um die negativen Auswirkungen sozialer Medien wie Facebook auf Kinder und Jugendliche passiert derzeit einiges. FOTO: THOMAS TRUTSCHEL/IMAGO

Weitere Feature-Änderungen sind, dass Teenager standardmäßig die Zahl der Likes und Reaktionen auf Beiträge nicht mehr sehen sollen und „extreme Makeup-Filter“ nicht mehr nutzen können. Das soll ungesunde Körperbilder verhindern.

Meta will, dass auch Tiktok und Youtube die Änderungen machen

Die Einigung verändert also nicht das Geschäftsmodell des Konzerns, sondern die Design-Elemente, denen eine suchtfördernde Wirkung nachgesagt wird. Isabel Brandhorst sagt, ihr wäre es lieber gewesen, die Vorwürfe wären „in einem juristischen Prozess aufgearbeitet und geprüft“ worden. Denn so sind die Änderungen zu einem gewissen Grad willkürlich. Die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erin Kathrin Karsay, Assistenzprofessorin für Unterhaltungsforschung an der Uni Wien, sagt, solche Feature-Änderungen „wurden bereits in zahlreichen Positionspapieren genannt und im wissenschaftlichen Umfeld diskutiert. Verlässliche empirische Befunde zu ihrer Wirksamkeit liegen jedoch noch nicht vor“. Dass die Klagen überhaupt das

Design der Apps ins Visier genommen haben, liegt daran, dass Plattformen nach US-Recht für die Inhalte selbst nicht haften, und seien sie noch so verwerflich.

Was bedeutet das für den Rest des Internets? Wenige Stunden nach der Einigung vor Gericht veröffentlichte Meta einen Aufruf – an die Konkurrenz. Auch die Video-Plattformen Youtube und Tiktok müssten nun dieselben Änderungen einführen. Meta will so verhindern, dass die Einigung zum Wettbewerbsnachteil wird. Tatsächlich nennt die Einigung Youtube und Tiktok – sowie die App Snapchat – als „zentrale Branchenmitglieder“, die durch die Einigung unter Zugzwang gebracht werden sollen. Denn nur wenn auch sie vergleichbare Änderungen einführen, zahlt Meta weitere 5,3 Milliarden Dollar zusätzlich zu den 12,7 Milliarden Dollar. Macht die Konkurrenz mit, wird auch „Phase II“ ausgelöst: Die Änderungen gelten statt für fünf Jahre für zehn, und einzelne Features werden verschärft. Dann soll etwa der Nachtmodus drei Stunden länger vorgegeben werden, von 22 Uhr bis 7 Uhr.

Kritiker wie der bekannte Tech-Autor Mike Masnick sehen darin den Versuch von Meta, die Regeln des Jugendschutzes für die ganze Branche selbst zu schreiben sowie Youtube und Tiktok in eine Art Kartell zu zwingen. Kleinere Plattformen wie Fan-Foren, die die Infrastruktur für die Schutzmaßnahmen nicht hätten, würden so angreifbar für vernichtend teure Klagen. Wenige Konzerne würden ihre Macht so weiter festigen. Auch die digitale Bürgerrechtsorganisation EFF erklärt zu der Einigung: Die Freiheit junger Menschen werde eingeschränkt, deren Überwachung ausgebaut. Jannis Brühl

„Als ich klein war, hat meine Mutter Windeln geklaut“

Einst ernährte sie sich von Probierhäppchen auf Märkten. Heute ist Maris Rauch alias Volane eine gefeierte Künstlerin. Ein Gespräch über Armut, ätzende Galeristen und die Frage, wer ihre Vulven-Bilder kauft.

REDEN WIR ÜBER GELD MIT MARIS RAUCH

Interview von Nils Heck und Sonja Salzburger

COTO: TIM WEGNER/LAIF

ie Malerin Maris Rauch alias Volane hat das Wohnzimmer ihres neu gekauften Hauses in der hessischen Inz zum Atelier umfunktioniert. Zur Be-

Grisstumflüssel, amaktisenterwidet be- grüßung drückt sie den Besuchern Plastik- flaschen mit Mineralwasser in die Hand, noch gibt es kein richtiges Trinkwasser im Haus. Dann lotst sie sie zu einer Sitzecke ne- ben einem stillgelegten Kamin, der vollgestopft ist mit Dingen, die sich auch in ihren Bildern wiederfinden: zwei Packungen Tic Tac, eine Spielzeugkuh, eine Ketchup-Flasche. In einer anderen Ecke des Raumes leh- nen zwei Bilder, an denen sie arbeitet: Das eine zeigt aufgeschnittene Birnen mit Vul- ven, das andere eine in Kaugummipapier gewickelte Gebärmutter. Die 40-Jährige ist daf- für bekannt, Motive des weiblichen Körpers und der Sexualität in überraschende Kontexte zu stellen und zu provozieren. Mehr als 350 000 Leute folgen ihr auf Instagram, schauen ihr beim Malen zu oder verfolgen, wie sie in Videos schlagfertig auf negative Kommentare zu ihren Bildern reagiert.

SZ: Frau Rauch, reden wir über Geld. Sind Sie reich?

Maris Rauch: Die Bedürfnisse wachsen mit den Mitteln. Das erste Auto, das ich hatte, hatte keine Handbremse und keinen ersten Gang. Das war fein, ich würde mir heute aber kein Auto mehr kaufen ohne Handbremse. Jetzt fallen die Dinge, die mich glücklich machen, schon etwas größer aus. Porsche-groß?

So groß dann auch nicht. Ich habe mir jetzt ein VW-Passat-E-Ding geleast, das hat mich sehr glücklich gemacht. Und eine Kamera gekauft, die hätte es bestimmt auch günstiger gegeben, aber ich habe die teure genommen.

Wie teuer?

900 Euro.

Was verdienen Sie denn an einem Bild? Es gibt eine offizielle Formel, da spielt der Kunstfaktor die größte Rolle. Den legt eine Galerie fest, er zeigt, wie relevant ein Künstler ist. Je nachdem kann man dann mehr Geld nehmen.

„Ich stand als Chickenwing auf der Zeil in Frankfurt.“

Wie hoch ist Ihr Kunstfaktor?

Als ich angefangen habe, war er so bei drei, und jetzt bei 25 bis 28.

Wenn wir jetzt ein Bild kaufen wollen: Wie rechnen Sie dann?

Quasi Höhe mal Breite mal Künstlerfaktor. Aber ich bin scheiße in Mathe, ich packe das in eine Excel-Tabelle, die spuckt das aus. Ein Bild 50 mal 70 Zentimeter kostet aktuell so 4000 Euro bei mir.

Wie viele Bilder verkaufen Sie im Jahr? Boah, keine Ahnung, ich kann mal nachschauen (geht zum Computerbildschirm und tippt). Ah, ja: 23 bei Shopify und noch mal eines aus einer Ausstellung. Also in diesem Jahr waren es 24 Bilder bis Ende Juni. Das sind fast 100 000 Euro, Glückwunsch!

Haha, da will das Finanzamt was von haben, die Versicherung, mein Steuerberater und so weiter. Wenn ich es über meinen Webshop verkaufe, spare ich mir sonstige Kosten. Aber wenn ich es an eine Galerie gebe, dann wollen die Provision für die ganze Vermarktung.

Wie viel?

Meistens so 30 Prozent. Aber ich arbeite nur mit ganz wenigen Galerien zusammen, weil ich schlechte Erfahrung gemacht habe. Was waren das für Erfahrungen?

Galeristen sind ein wenig wie Immobilienmakler. Du kannst an gute geraten, die richtig Bock haben. Doch wenn du schon einen Tick bekannter bist, aber noch nicht so richtig angekommen, gerätst du schnell an Leute, die nur Cash aus dir rausziehen wollen. Die fordern 70 Prozent und das macht man mit, weil man es nicht anders kennt. Heute bin ich auf die 70-Prozent-Leute nicht angewiesen. Bist du ein Arschloch, sage ich: Ciao, Kakao.

Gab es abseits der hohen Provision noch andere schlechte Erfahrungen?

Ich hatte Galeristen, die haben gesagt: Dich nehmen wir nicht, nachher wirst du schwanger, da haben wir gar keinen Bock drauf. Als Frau bist du in der Kunstszene entweder jung und geil – oder alt und etabliert. Alles andere ist ganz schwierig bei Galerien.

Wäre es einfacher gewesen, wenn Sie ein Mann gewesen wären?

Zu 100 Prozent. Ein Galerist hat gesagt, wir sollen die Kunst unter dem Namen meines Ex-Mannes verkaufen, das würde besser gehen. Das Schlimme ist, das habe ich dann sogar mitgemacht und die Kunstszene war angetan. Mein Mann wurde sogar beglückwünscht, dass er so ein toller Feminist sei, weil er sich dem Thema Vulven widmet. Bis ich irgendwann gesagt habe: Maris, was machst du da eigentlich? Dann haben wir das gelassen.

Sie sind mittlerweile unter anderem bekannt für Vulven-Bilder oder Ölgemälde von Tampons. Wer hängt sich das ins Wohnzimmer?

Das werde ich häufig gefragt. Es ist bunt gemischt. Der Kunde mit der höchsten Bestellmenge ist ein katholischer Hausmeister aus Frankfurt, der hat mir schon 14 Bilder abgekauft.

Wir hätten auf eine gynäkologische Praxis getippt.

Typisch! Bei Vulven oder Weiblichkeit ist das ja der einzige Ort, in dem das stattfinden darf! Wenn so eine Praxis bei mir anfragen würde, würde ich sagen: Ja, cool, aber auch schade. Ich hätte die Bilder doch lieber bei jemandem zu Hause gesehen.

Seit wann können Sie von Ihrer Kunst leben?

Ich würde sagen, so seit 2011. Das war damals noch nicht verrückt viel Geld. Als unsere Katze angefahren wurde, wurde halt die PlayStation verkauft, um die Arztrechnung zu bezahlen. Aber seit etwa 15 Jahren muss ich keine Nebenjobs mehr machen.

Ein Ausmalbild der Künstlerin Maris Rauch. FOTO: BE CUNTY

Welche Jobs haben Sie davor gemacht? Als ich noch Kunst studiert habe? Alles. Alles?

Ich bin für Nintendo durch die Gegend gefahren und habe mit Leuten auf einem Nintendo 3DS gespielt, oder ich stand als Chickenwing auf der Zeil in Frankfurt und so ein Käse.

Wie kamen Sie in diese Situation?

Ich hatte mich in einer privaten Universität für Kunst eingeschrieben, da dachte ich, das ist total geil so mit Anfang 20, da denkste: Banger! Aber das war einfach nur ultrateuer, 600 Euro im Monat, dann noch eine Wohnung. Und das Studium hat mir wirklich gar nichts gebracht. Nebenbei habe ich ständig arbeiten müssen, um Essen für meine Tochter zu besorgen.

Was war der schlimmste Nebenjob, den Sie gemacht haben?

Boah, der schlimmste war Bestellannahme bei einem Versandhandel. Das war richtige Sklaventreiberei. Bei einer Sieben-Stunden-Schicht hatte man sieben Minuten Toilettenzeit. Wenn man zu lange gebraucht hat, hat einer geklopft und dich rausgeholt. Die standen mit einer Stoppuhr davor. Wenn man mal zu Hause anrufen musste, weil es später wurde, haben die das vom Gehalt abgezogen.

Direkt nach Ihrem Realschulabschluss hatten Sie noch als Schulsekretärin gearbeitet. Warum sind Sie nicht dabei ge- blieben?

Ich habe das Umfeld gehasst, die Arbeit gehasst und dann den Job von einem auf den anderen Tag an den Nagel gehängt, einfach, weil mir jemand gesagt hat: „Maris, wenn du übers Malen redest, siehst du glücklich aus.“

Aber war das Leben als Schulsekretärin nicht deutlich angenehmer als das einer mittellosen Kunststudentin?

Nee. Ich war ja nicht Chickenwing, um Chickenwing zu sein, sondern um mir einen Weg als Malerin zu finanzieren. Es war völlig egal, ob ich ein Chickenwing war, Sonnenmilch promotet oder im Callcenter gehangen habe. Das waren alles nur Zwischenschritte. Aber der Job, den ich als Schulsekretärin hatte, der war mein Leben. Und das hat mich richtig krank gemacht. Aber Sie hatten damals schon ein Kind zu versorgen.

Das ganze Geld ist in das Kind geflossen, dem ging es prächtig. Ich war eben sehr schmal. Kleidergröße gute XS würde ich sagen.

Wie haben Sie sich damals ernährt?

Von Probierständen auf Märkten. Und von Kuchen, wie Marie-Antoinette es empfohlen hat. Dafür braucht es nur Wasser, Mehl, Zucker, ein Ei und dann konnte man den essen, bis er schimmelig war. In dekadenten Monaten gab es Schokostreusel rein. Haben Ihre Eltern Sie während des Studiums unterstützt?

Zu meiner Mutter hatte ich nie viel Kontakt, da war nichts zu erwarten. Aber mein Vater hat mir immer am Ende des Monats so viel dazugegeben, wie gefehlt hat. Der hatte eigentlich auch keine Kohle, aber er hat trotzdem geholfen.

Sie sind also auch nicht reich aufgewachsen?

Ich wurde in ärmliche Verhältnisse reingeboren. Als ich klein war, hat meine Mutter für meine Schwester Windeln geklaut, weil wir kein Geld hatten. Aber noch als ich ein Kind war, sind meine Eltern plötzlich sehr reich geworden. Mein Vater hatte damals eine Baufirma, die lief auf einmal richtig gut. Die Firma Ihres Vaters ging aber später insolvent. Was bedeutete das für Sie? Dann hatten wir wirklich gar kein Geld mehr. Das bedeutete, dass mal ein Jahr lang kalt geduscht wurde oder eine Woche kein Strom da war. Also ich kenne beide Extreme und weiß, wie schön es ist, sorglos zu sein. Und sind Sie heute sorglos?

Sie hatten sich nach der privaten Universität noch mal bei einer staatlichen für ein Kunststudium beworben.

Die haben mich erst mal abgelehnt. Der Professor meinte, dass ich lieber Kaffee kochen solle, denn ich sei nichtssagend. Ich habe mich dann einfach in die Kurse reingesetzt, die mir gefallen haben.

Und dann wurden Sie im zweiten Versuch angenommen.

Vom gleichen Professor, der vorher gesagt hat, ich solle Sekretärin bleiben, denn ich sei nichtssagend. Der meinte dann auf einmal, ich sei ein absolutes Übertalent. Ich habe nach sechs Wochen abgebrochen. Also ist ein Studium gar nichts für Sie? Kunst? Nein! Ich hätte lieber BWL gemacht, dann wüsste ich heute, wie das mit den Geschäftsstrukturen, den Holdings und dem Steuerscheiß geht. Malen lernt man von allein.

Sie haben als Mutter von vier Kindern immer Vollzeit gearbeitet, Ihr Mann hat den Haushalt geschmissen. War das ein Problem?

Das wurde nicht gern gesehen. Die Kindergärtnerin hat meine jüngste Tochter immer an den Pranger gestellt, wenn mein Mann die abgeholt hat. Die hat dann so was gesagt wie: „Na, wenn deine Mutter sich um dich kümmern würde.“

Wie haben Sie reagiert?

Ich habe das erst mal meiner Tochter erklärt und irgendwann das Kind vom Kindergarten abgemeldet. Dann habe ich sie einfach mit zum Malen genommen. Sie verkaufen auch Kunstdrucke, Caps, Kissenbezüge, Frühstücksbretchen oder Tassen mit Ihren Motiven. Warum bleiben Sie nicht beim Malen? Ich habe früh gemerkt, dass ich alles, was ich mache, monetarisieren kann. Manche sprechen mir damit das Künstlerinnensein ab, aber das ist mir egal. Ich bin lieber wohlgenährt als Künstlerin.

Lohnt das Nebengeschäft überhaupt? So ein Ausmalbild von Ihnen kostet zum Beispiel 4,95 Euro.

Ich kann davon meine Schwester als Vollzeitkraft bezahlen, und dann bleibt noch etwas zum Reinvestieren übrig. Aber ich glaube, wenn ich nur von Ausmalbildern und den anderen Produkten leben müsste, wäre ich nicht so sorglos.

Ihre Schwester arbeitet als Angestellte bei Ihrem Label „Be cunty“. Wie ist es, ihre Chefin zu sein?

Wir waren schon als kleine Kinder wie Schatten, hatten eine unglaubliche Nähe. Klar bin ich die Chefin und habe eine andere Position, was Entscheidungen betrifft. Aber ich würde meine Schwester nicht einstellen, wenn ich sie nicht brauchen und ihr nicht vertrauen würde. Sie hat zum Beispiel ein unglaublich gutes Gespür dafür, auf welche Produkte die Leute Lust haben. Wenn ich die Motive aussuche für Kunstdrucke, dann kauft die keiner.

„Wenn du Kunst machen möchtest, musst du die Bereitschaft zum Nachdenken erwecken.“

Können Sie eigentlich nur malen, wenn Sie in der richtigen Stimmung sind?

Für mich ist Malen wie Pinkeln, das ist etwas, das ich brauche, das ich mache, mit Ideen, ohne Ideen, ganz egal. Wenn ich kein Ölgemälde male, dann eben eine Skizze. Ich kann gar nicht aufhören.

Sie haben 300 000 Follower, sie könnten locker Influencerin sein und noch mehr Geld verdienen, indem sie Produkte vermarkten. Bekommen Sie viele Anfragen?

Sauviele. Allein wegen der verschiedenen Plattformen, auf denen ich Reichweite habe. Aber mir ist mein Standing im Internet viel wichtiger als das Geld, das ich nebenbei damit verdienen könnte, wenn ich jetzt für irgendwelche Press-on-Nails oder Getränkepulver Werbung mache.

Jeder ist käuflich. Wie viel Geld müsste man Ihnen zahlen, damit Sie für Fingernägel zum Aufkleben werben?

Puuuh.

10 000 Euro?

Nein.

20 000 Euro?

500 000 Euro?

Ich würde drüber nachdenken. Aber ich würde das dann auch im Video direkt sagen, dass ich dafür bezahlt wurde, das mögen die wenigsten Firmen.

Haben Sie zum Abschluss noch einen Tipp für Leute, die mit ihrer Kunst Geld verdienen wollen?

Mut zur Hässlichkeit. Also mal nicht das, was andere schön finden.

Aber verkauft sich das Schöne nicht besser?

Was bringt dir schön? Das merkt sich keiner. Damit dekoriert man seinen Flur oder so. Aber wenn du Kunst machen möchtest, musst du die Bereitschaft zum Nachdenken erwecken, die Lust beim Betrachter, über das Bild zu sinnieren, was dabei zu empfinden.

Und wie wichtig ist beim Malen das Talent?

Talent gibt es nicht.

Wie meinen Sie das?

Selbst wenn ich heute anfangen würde zu mauern – übermorgen wäre ich viel besser als gestern. Unweigerlich. Weil ich es wiederhole. Das gilt beim Singen, Tanzen, Schachspielen und beim Malen: Jeder kann alles lernen, wenn er die nötige Zeit und Lust investiert.

Da würden wir widersprechen. Wenn alle Kinder ab dem dritten Lebensjahr Klavierunterricht bekämen, könnten es trotzdem später einige deutlich besser als andere.

Ja, weil der eine zieht daraus etwas Positives, dem sind die Fehler egal. Aber für den, der nicht so viel Lust hat, für den sind Fehler eine Hürde. Der hört einen schiefen Ton und denkt: „Fuck, Alter“ – und der andere denkt: „Okay, klang witzig, noch mal.“ Das ist der Unterschied. Aber das hat nichts mit Talent zu tun. Ich glaube, dieses Talent-Denken hält Leute von so vielem ab.

Der Fluch von „Grand Theft Auto 6“

Bei der Gamescom beschwören Politik und Industrie Vielfalt und Innovation. Doch die Veröffentlichung des wohl größten Videospiels aller Zeiten schwächt den Rest der Branche.

Köln – Bei der Gamescom 2026 fällt vor allem auf, wer nicht dort ist. Die gesamte Gamingwelt wartet schließlich auf ein Spiel, und zwar auf „Grand Theft Auto 6“ von Rockstar Games. Der Titel erscheint im November 2026 und dürfte mit geschätzten Entwicklungskosten von mehr als einer Milliarde US-Dollar wohl das teuerste Videospiel aller Zeiten werden. Doch bei der weltweit größten Besuchermesse für Videospiele lässt sich Rockstar Games nicht blicken. Stattdessen veröffentlichte das Unternehmen am Donnerstag einen halbstündigen Einblick ins Spiel, zuerst auf Netflix und später auf Youtube.

Der Verein Löwenheimat Giesing e.V, Martin Luther Str. 2, 81537 München, VR 407540 wurde mit Mitgliederbeschluß vom 25.04.2026 aufgelöst und zur Liquidation angemeldet. Gläubiger werden aufgefordert, Ihre Forderungen anzume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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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h PlayStation-Hersteller und Gaming-Riese Sony verzichtet auf einen Besucherstand bei der Gamescom, und das schon seit mehreren Jahren. In Köln will man sich davon aber nicht verunsichern lassen. Die Ausstellungsflächen sind ausverkauft, die Veranstalter hoffen auf Re-kordumsätze und verkünden schon zur Eröffnung diverse Rekorde. Unternehmer und Politiker beschwören „Lust auf Zukunft“. Dabei sieht es für die Branche in Deutschland gar nicht so gut aus.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verzeichnete die Games-Industrie in Deutschland einen leichten Rückgang: 4,2 Milliarden Euro wurden in den ersten sechs Monaten umgesetzt, das sind drei Prozent weniger als 2025, vermeldete der Branchenverband Game zum Start der Messe. Besonders betroffen: der Hardware-Bereich, also Konsolen, PCs und Zubehör. Diese Entwicklung ist wenig überraschend: Die Preise für Chips, wie sie etwa in Grafikkarten oder Prozessoren verbaut werden, sind durch den KI-Boom stark gestiegen. So hat Sony im April den Preis für die PlayStation 5 um 100 Euro angehoben, und auch die XBox ist teurer geworden. Gerade weil die Branche wirtschaftlich unter Druck steht, bemüht sich die Politik, ihre strategische Bedeutung als Innovationsmotor hervorzuheben. Die Entwicklung von KI müsse aus Europa heraus gestaltet werden, nicht von Elon Musk und Peter Thiel, erklärt Vizekanzler Lars Klingbeil in seiner Eröffnungsrede und erntet dafür Applaus. Für solche Innovationsarbeit müsse Kapital aufgebaut werden, in Deutschland und in Europa. Die Anwesenheit der Vizepräsidentin der EU-Kommission Henna Virkkunen in Köln könnte hier helfen. Die betont in ihrer Rede den Einfluss der Industrie auf die Bereiche Bildung, Wissenschaft und Verteidigung.

Vom Unternehmerverband gibt es zwar Lob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Gemeinnützigkeit für E-Sport-Vereine und die Erhöhung der Games-Förderung seien wichtige Schritte gewesen, erklärt der Vorsitzende Felix Falk. Doch er betont gleichzeitig: Nur fünf Prozent des Umsatzes in der deutschen Gaming-Industrie werde mit Produktionen aus dem eigenen Land erzielt. „Der Abstand zu anderen Ländern ist noch zu groß“, sagt Falk und wiederholt seine Kernforderung der vergangenen Jahre: Games-Förderung solle stärker über Steuervorteile organisiert werden, so wie es in vielen anderen Ländern bereits der Fall sei. Benedikt Grindel, Leiter des deutschen Standorts des Spielentwicklers Ubisoft, legt nach: Der „Schlingerkurs“ der letzten Jahre habe eine nachhaltige und langfristige Planung schwer gemacht.

Lars Klingbeil und Dorothee Bär zeigen sich versöhnlich und optimistisch, aber unverbindlich. Man spreche in der Koalition über eine steuerliche Förderung, sagt Vizekanzler Klingbeil, konkrete Versprechen macht er aber nicht. Man kennt es aus vergangenen Jahren: Pünktlich zur Gamescom scheint die Games-Branche plötzlich fundamental wichtig für Deutschland zu sein, nur um nach einer Woche wieder für zwölf Monate in der Versenkung zu verschwinden. Denn, auch das muss klar sein, viele große Player gibt es in Deutschland nicht. Dafür gibt es eine lebendige Indie-

Szene. Die wächst aber nicht nur in Deutschland, sondern auch weltweit: Vor 15 Jahren wurden auf der Spieleplattform Steam noch weniger als 400 Spiele im Jahr veröffentlicht, im vergangenen Jahr waren es bereits mehr als 15 000 Spiele. Die technische Entwicklung der Spieleindustrie hat das Entwickeln billiger und zugänglicher gemacht. Gleichzeitig ist der Konkurrenzdruck national und international enorm gestiegen, und Sichtbarkeit ist längst eine der größten Herausforderungen. Denn ein Spiel, das niemand kennt, wird sich niemals refinanzieren können.

Besucher auf der Gamescom in Köln.
FOTO: INA FASSBENDER/AFP

Und so landet man doch wieder bei der Veröffentlichung von Grand Theft Auto 6. Die dürfte im Hardware-Bereich zwar für Verkäufe sorgen, weil einige Menschen nachrüsten müssen, um das Game überhaupt spielen zu können. Wie sehr die Veröffentlichung von GTA 6 die Branche seit Monaten im Griff hat, zeigt sich sinnbildlich am Veröffentlichungskalender: Im November und Dezember erscheint kein nennenswert großer Titel, alle Studios und Entwickler halten ehrfürchtig Abstand. Rockstar Games dürfte das freuen. Das Unternehmen hat seinen Sitz in New York. Deutsche oder europäische Unternehmen werden von diesem Mega-Release kaum profitieren. Marie Gundl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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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ns Manga-Mission

Saudi-Arabien finanziert einen Vergnügungspark in Frankreich. Auslöser für das Projekt ist

die Comic-Leidenschaft der beiden Staatschefs.

Von Alexandra Föderl-Schmid

Jetzt weiß man, worüber sich Staaten- lenker unterhalten, wenn sie keine po- litisch wichtigen Dinge besprechen. Bei ihrer Begegnung im Dezember 2024 in Riad entdeckten der französische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und der saudische Kronprinz Mohammed bin Salman, dass sie die Vorliebe für Mangas teilen, also für japanische Comics.

Und es traf sich, dass beide auf Dragon Ball stehen. Diese Manga-Serie des japanischen Zeichners Akira Toriyama beschreibt die Abenteuer des Helden Son-Goku und seiner Freunde, die sich auf die Suche nach den Drachenkugeln begeben. Die Geschichte vom Kampf Gut gegen Böse füllt 48 Bände, inzwischen gibt es auch zahlreiche Fernsehserien, 18 Kinofilme und unzählige Videospiele. Die Figuren erfreuen sich weltweit großer Beliebtheit, zu den Fans gehören offenbar auch Macron, Jahrgang 1977, und MBS, wie der im Jahr 1985 geborene Kronprinz genannt wird.

Der neue Freizeitpark macht Disneyland und dem Asterix-Park Konkurrenz

Wie der französische Präsident nun kürzlich auf der Social-Media-Plattform X ausgeführt hat, entwickelte sich aus dem Gespräch der beiden ein Projekt von „ungewöhnlichem Ausmaß“. Es soll in Frankreich ein gigantischer Dragon-Ball-Vergnügungspark mit „22 000 neuen Arbeitsplätzen“ entstehen.

So etwas habe es seit Disneyland Paris nicht mehr gegeben. Macron dankte in seinem Post ausdrücklich Saudi-Arabien und dem Staatsfonds Qiddiya, der insgesamt sechs Milliarden Euro investieren will, „für ihr Vertrauen in unser Land, unsere Talente und unsere Zukunft“.

Mit Disneyland Paris und dem deutlich kleineren Asterix-Park hätte Frankreich dann im Umfeld der Hauptstadt drei solche Freizeitparks – nirgendwo sonst in Europa gibt es diese Ballung. Entstehen soll das neue Projekt unweit von Cergy-Pontoise im Val-d'Oise auf dem Gelände von Mirapolis. Mirapolis war einmal einer der größten Freizeitparks des Landes. Er wurde 1987 eröffnet, musste aber bereits vier Jahre später mangels Besucherinteresses wieder schließen. Geblieben sind nur eine leer stehende gigantische Veranstaltungshalle und die Figur eines Riesen, die weithin sichtbar ist und auf dem Gelände thront. Revitalisierungsversuche scheiterten bisher.

Als die Nachricht vom neuen Leben auf dem verwaisten Gelände öffentlich wurde, überschlugen sich die regionalen Politiker vor Begeisterung. Sie hoffen auf einen „Disneyland“-Effekt: 13 Milliarden Euro sind seit der Eröffnung des Europa-Ablegers des US-Konzerns 1992 in diesen Standort investiert worden, rund 80 000 Jobs hängen davon ab. Im März startete die jüngste Erweiterung, die „World of Frozen“. Der geplante neue Vergnügungspark im Nordosten der französischen Hauptstadt ist rund 40 Kilometer vom Pariser Zentrum entfernt – ungefähr genauso weit ist es von dort zum weiter im Osten gelegenen Disneyland, das jährlich 15 bis 16 Millionen Besucher anzieht.

Inzwischen mischen sich auch Kritiker in die Debatte. Sie werfen die Frage auf, ob ein solch gigantisches Projekt noch in die Zeit passe. Es werden auch Sorgen geäußert, ob die Infrastruktur überhaupt derart ausgebaut werden kann, dass ein Besucheransturm in der bisher ruhigen Gegend bewältigt werden kann. Nicht sehr laut sind auch jene Stimmen, die die Frage stellen, ob man mit einem Staat, der immer wieder mit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für Schlagzeilen sorgt, Geschäfte machen soll. Oder kann ein Staat, in dem Frauen verschleiert auf die Straße gehen müssen, einen Vergnügungspark in Europa finanzieren?

Manga-Freunde unter sich: Der französische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empfing den saudischen Kronprinzen Mohammed bin Salman im Élysée-Palast. FOTO: LOU BENOIST/AFP

Macron hat all diese Themen öffentlich nicht angesprochen, aus dem Élysée hieß es dazu nur: „Wenn wir ein Projekt vorantreiben, geht es uns nie darum, anderen Lektionen zu erteilen.“ Bei dem Treffen mit dem saudischen Kronprinzen in Paris wurden weitere Verträge mit französischen Unternehmen unterzeichnet. So soll die Reederei CMA CGM am Ausbau des Hafens von Dschidda am Roten Meer beteiligt sein – ein Geschäft mit einem Volumen von rund 372 Millionen Euro. Weiters soll der Bahnkonzern Alstom Waggons im Wert von fast 500 Millionen Euro für die U-Bahn von Riad liefern.

Bei der freudigen Verkündung des Vergnügungsparks scheint allerdings etwas vergessen worden zu sein: Laut Informationen von Le Monde fehlt noch die Genehmigung, dass die Dragon-Ball-Charaktere und die Marke aus Japan überhaupt genutzt werden dürfen. Vielleicht helfen da die Beziehungen von Macron zur japan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in Sanae Takai chi, mit der er am Rande des G7-Gipfels in Évian mit aus Dragon Ball bekannten Gesten posierte – sodass auch andere an der Manga-Leidenschaft der Staatschefs teilhaben können.

Planschen in der blauen Grotte

René Benkos Luxusvilla in Innsbruck könnte ein Hotel werden – mit besonderem Wellness-Spaß im Keller.

München – Die an Sehenswürdigkeiten nicht arme Stadt Innsbruck könnte für zahlungskräftige Touristen bald einen neuen Hotspot bieten. Er befindet sich zwölf Meter unter einer weißen Villa im Stadtteil Igls: eine Grotte mit Kunstfelsen, Wasserfällen und einem Himmel aus tausend Lichtern, René Benkos persönliche Interpretation der Blauen Grotte von Capri. Gebaut in besseren Zeiten, für mehr als zwei Millionen Euro. Derzeit prüft ein Innsbrucker Rechtsanwalt, ob betuchte Innsbruck-Besucher bald dort planschen könnten, wo sich einst nur der luxusverliebte Signa-Gründer und seine Familie vergnügten.

Die Prunkhöhle war einer der vielen bizarren Träume des Aufsteigers René Benko, 49, verwirklicht zu einer Zeit, als die Geschäfte noch liefen. 2020 weihte die Familie sie ein, die Kosten waren damals für den Hausherrn eine Kleinigkeit. Eine Wasserlandschaft mit Felsen wie sonst nur für Eisbären im Zoo, dazu Illuminationen, die Wolkenformationen und Sonnenuntergänge simulieren. Benkos Grotta Azzurra lag nicht an der Nordwestküste der italienischen Insel, sondern fußläufig in seinem Privatkeller.

Mit dem Privaten könnte es allerdings bald vorbei sein. Der Innsbrucker Masseverwalter Stefan Geiler und die Stadt Innsbruck prüfen gerade, ob die sogenannte Vil-

la N, benannt nach Benkos Ehefrau Nathalie, nach der Pleite des ehemaligen Milliardärs umgewidmet werden kann. Sie könnte dann nicht mehr als Wohnhaus firmieren, sondern als Hotel oder Chalet, im Untergeschoss mit einem exquisiten Wellness- und Spa-Bereich.

Die von Wasser umspülte Höhle ist dabei keineswegs die einzige Extravaganz, die Benko dem Anwesen angedeihen ließ.

Die Villa N - N wie Nathalie - des Immobilienunternehmers René Benko in Innsbruck. FOTO: EXPA/GRODER/IMAGO/EIBNER EUROPA

Auch einen Tresorraum für Schmuckstücke, einen Fitnessraum, eine Bar mit Billardtisch und einen Weinkeller mit Bar ließ er bauen. Das ging nur, weil er das, was dort vorher stand, abreißen ließ – und das war bereits ein Luxushotel: das ehemalige Schlosshotel Igls mit 18 Zimmern und zusätzlich einer 200 Quadratmeter großen Suite mit Panoramablick auf Innsbruck.

Die Miete belief sich auf 238500 Euro - pro Monat

Benko plante den Neubau, konzipierte und bestellte alles. Es entstand ein weißer Klotz auf einem 6000 Quadratmeter großen Berhang südlich der Stadt. Doch dieser gehörte ihm offiziell gar nicht. Eigentümer ist Berichten zufolge die Schlosshotel Igls Betriebs GmbH & Co KG. Sie wiederum wird der inzwischen insolventen Laura Privatstiftung zugerechnet, benannt nach Benkos Tochter Laura. Benko und seine Familie bewohnten die Villa lediglich. Die Miete dafür belief sich auf 238500 Euro monatlich, gezahlt worden sein soll sie von der Signa Holding bis zu deren Insolvenz Ende 2023 und danach von Benkos Mutter Ingeborg, jedenfalls bis ihr Sohn im Januar 2025 festgenommen wurde. Seitdem sitzt er in Haft. Die ehemalige Kindergärtnerin wiederum bezahlte die Miete mit dem Geld der nach ihr benannten Ingbe-Stiftung in Liechtenstein, die ebenfalls ihrem Sohn zugerechnet wird.

Masseverwalter Geiler würde das Objekt nun gern verwerten, das wäre auch im Interesse der Gläubiger der Signa Holding, die wenigstens einen Teil ihres Geldes zurückhaben wollen. Doch „als reines Privathaus“ hält Geiler die Villa „für kaum vermarktbar“ und „für eine private Nutzung für schlicht untauglich“. Allein die Betriebskosten beliefen sich auf etwa 500 000 Euro im Jahr, schreibt er in einem Brief an die Gläubiger, aus dem als eine der ersten die Tiroler Tageszeitung zitierte. Deswegen eruiert er nun, ob sich Benkos „White House“ touristisch weiterentwickeln lässt.

Konkrete Pläne dafür liegen nicht vor. Es müsste ein Betreiber gefunden und die Umwidmung von der Stadt genehmigt werden. Nicht nur die Zufahrt in dem Wohngebiet und Lieferungen für den Gästebetrieb könnten eine Herausforderung werden. Es müssten auch Fluchtwege etwa aus der unterirdischen Grotte sichergestellt sein. Sollte das allerdings gelingen, könnte die schwer verkäufliche Villa in Innsbruck zu einem Ort werden, in dem sich im Keller eines gefallenen Milliardärs ganz groß träumen lässt. Michael Kläsgen, Uwe Ritzer

Einigung im Einzelhandel

Verdi hat gedroht, Supermärkte zu bestreiken. Jetzt bekommen die Beschäftigten mehr Geld.

München – Es ist nur eine Einigung für Nordrhein-Westfalen, aber sie hat vermutlich Auswirkungen für Hunderttausende Verkäuferinnen und Verkäufer in ganz Deutschland. Die Gewerkschaft Verdi und die Arbeitgeber im nordrhein-westfälischen Einzelhandel haben sich am späten Montagabend auf einen neuen Tarifvertrag verständigt; die Gehälter der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 steigen zum 1. August um drei Prozent, zum 1. Mai 2027 dann noch einmal um weitere zwei Prozent.

„Wir begrüßen es, dass nach dem Durchbruch im Groß- und Außenhandel jetzt auch die Sozialpartner im Einzelhandel nach monatelangen, harten Auseinandersetzungen erstmals zu einer tragfähigen Lösung gekommen sind“, sagte Verdi-Vorstandsmitglied Silke Zimmer. Steven Haarke, Tarifgeschäftsführer des Handelsverbands HDE, sprach von einem „positiven Signal“, sagte aber auch, der Abschluss sei „ein schmerzhafter Kompromiss, der viele Unternehmen im Einzelhandel an die absolute Grenze des wirtschaftlich noch Verkraftbaren bringt“.

Mit der Entgeltsteigerung um insgesamt fünf Prozent erreichen die Verkäuferinnen und Verkäufer zum 1. Mai 2027 einen Mindest-Stundenlohn von 14,90 Euro. Sie liegen damit 30 Cent über dem ab Januar gültigen gesetzlichen Mindestlohn von 14,60 Euro. Das war die Gewerkschaft Verdi in den zähen, seit April laufenden Tarifverhandlungen besonders wichtig gewesen. Die Gehälter der Auszubildenden steigen ebenfalls erst um drei, dann um weitere zwei Prozent, anschließend werden sie auf genau zehn Euro pro Stunde gerundet. Die Laufzeit des Tarifvertrags beträgt 25 Monate.

Zuletzt hatte Verdi wegen der stockenden Verhandlungen mit groß angelegten Streiks in Supermärkten gedroht, diese dürften mit der Einigung vom Tisch sein. Sowohl die Gewerkschaft als auch die Arbeitgeber gehen davon aus, dass der Abschluss Signalwirkung auch für die anderen Tarifgebiete in Deutschland entfaltet, diese also zu ähnlichen Einigungen kommen werden.

Mehr als drei Millionen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sind im Einzelhandel beschäftigt, von den Tarifverträgen direkt betroffen ist nach Verdi-Angaben etwa ein Viertel von ihnen. Angewendet werden die Lohnabschlüsse etwa in Supermärkten wie Rewe und teilweise Edeka, bei der Bekleidungskette Zara und dem Möbelhaus-Konzern Ikea. Benedikt Peters

Evonik muss Chef ersetzen

Essen – Beim Chemiekonzern Evonik muss Vorstandschef Christian Kullmann wegen einer Erkrankung im Amt vertreten werden. Der frühere Interims-Finanzchef und aktuelle Asien-Chef, Claus Rettig, sei in den Vorstand berufen worden und solle Kullmanns Aufgaben solange übernehmen, bis der 57-Jährige genesen sei, teilte der Konzern am Donnerstag mit. Kullmann solle sich von einer „schweren, ungeplanten Operation“ erholen. Die Evonik-Aktie reagierte mit Kursverlusten auf die Nachricht. Kullmann steht seit Mai 2017 an der Spitze des MDax-Konzerns. Erst im April war sein Vertrag bis 2030 verlängert worden. Er hat in seiner Amtszeit Evonik schlanker aufgestellt und – auch mithilfe von Übernahmen – auf das lukrative Geschäft mit Spezialchemie ausgerichtet. Derzeit läuft ein Sparprogramm, in dessen Zuge bis Ende 2029 Tausende Stellen wegfallen – und das trotz guter Zahlen. Der Konzern profitiert davon, dass Konkurrenten aus Fernost angesichts des Iran-Kriegs unter Lieferengpässen leiden.

Schwedenrätsel

foppen, hänseln

Binde-mittel (Bau-gewerbe)

niederl. Käsestadt

Sprach-wissen-schaftler

russ. Schrift-steller † (Maxim)

bay. Bodensee-stadt

Quer-balken, Quer-träger

alt-indischer Hauptgott

Länder-kennz. für Afghanistan

Forst-bezirk

frei, offen

15. griech. Buchstabe

einstellige Zahl

Vorname d. Schrift-stellers Wallace

höchster Berg der Pyrenäen

engl. Biersorte

Kfz.-Z.: Deggen-dorf

Bergpfad

Witte-rungsver-hältnisse

Fleck, Zeichen

Tierleiche, Aas

Gold-minen-anteil

asiat. rehgöße Hirschart (...hirsch)

in acht gleiche Teile teilen

Vor-schluss-runde

plötzlich auftretend

funktions-fähig

besitzan-zeigendes Fürwort

verordnetes Medi-kament

eintönig reden

Vorname d. Rad-sportlers Zabel

Gestalt bei Karl May

ital. Wurst-so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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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bau: Probe-bohrung

Komparse, Neben-darsteller

Zugriff mit den Zäh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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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halts-plan

Eingang

großes hölzernes Gefäß (süd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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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k.: und so weiter

Gewürz

durch-sichtiges Material

österr. Tenor (Fr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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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 umsehen

Salz der Salpeter-säure

Sohn des Dädalus

Laubbaum

Abk.: alt-hoch-deutsch

boshaftes Auslachen

amerik. Schrift-steller † (Mark)

Kranich-vogel

© RateFLUX 2026-14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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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RÄTSEL

Jede Zahl von 1 bis 9 kommt pro Zeile und Spalte höchstens einmal vor. Die weißen Felder sind zu Straßen aufgereiht: Sie enthalten lückenlose, aber beliebig geordnete Zahlenfolgen (zum Beispiel 2–5–3–4). Zahlen auf schwarzen Feldern gehören zu keiner Straße, stehen aber auch kein weiteres Mal in dieser Zeile oder Spalte. © Syndicated Puzzles Inc.

Lösungen Die aktuellen Lösungen finden Sie in dieser Ausgabe auf Seite 20.

Sudoku mittelschwer

1				3	5	8
9			1			5	4
	5	8						6
		2			9		6
	9			4			3
		4	5		1	2
6	4	1			2
				1
8	3	9

Noch viel mehr – auf sz.de/raetsel

Exklusive Denkspiele von den Rätselautoren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Finden Sie die richtigen Wörter, um den Buchstabenring elegant und eloquent abzuräumen. Lösen Sie Tag für Tag eine neue, exklusive Schach-Komposition – mit Tipps von der Münchener Schachakademie. Entdecken Sie Futoshiki, die raffiniertere Schwester des Sudoku mit den Größer-kleiner-Zeichen. Außerdem bieten wir Ihnen täglich ein weiteres Schwedenrätsel, angenehm zu bedienen, anspruchsvoll im Schwierigkeitsgrad. Und das beliebte Quartett aus der SZ am Wochenende gibt's online mit anklickbaren Tipps – also nicht gleich zur Lösung spicken ...

Nvidia erwartet 70 Prozent Plus

Der US-Chipkonzern übertrifft die Erwartungen der Analysten. Die Aktie legt zu.

München – Der US-Chipkonzern Nvidia hat dank der ungebrochenen Nachfrage nach Hardware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I) seinen Umsatz im abgelaufenen Quartal mehr als verdoppelt und die Erwartungen der Analysten übertroffen. Die Erlöse stiegen auf gut 96,2 Milliarden US-Dollar, teilte das Unternehmen mit. Experten hatten im Schnitt mit rund vier Milliarden weniger gerechnet. Der bereinigte Gewinn lag bei 2,22 Dollar pro Aktie und damit ebenfalls über den Prognosen.

Für das laufende dritte Quartal stellte Nvidia rund 108 Milliarden Dollar Umsatz in Aussicht, was die Schätzungen von knapp 104,2 Milliarden Dollar ebenfalls übertraf. Die Aktie legte im nachbörslichen Handel um mehr als vier Prozent zu, nachdem sie zunächst leicht auf Talfahrt gegangen war. Die Zahlen von Nvidia gelten als Barometer für den gesamten KI-Markt.

Nvidia kündigte zudem den Ausbau seiner Partnerschaft mit der Cloud-Sparte von Amazon an. Die beiden Unternehmen wollen in den kommenden beiden Jahren zwei Millionen zusätzliche Grafikprozessoren in der weltweiten Infrastruktur von Amazon Web Services einsetzen, sagte Nvidia-Finanzchefin Colette Kress.

Für das Geschäftsjahr 2028 rechnet der Konzern mit einem Umsatzwachstum von etwa 70 Prozent. Nvidia geht davon aus, dass es keine Verkäufe von Rechenzentrum-Chips nach China geben wird. Das Geschäft dort ist wegen US-Exportbeschränkungen mit großer Unsicherheit behaftet. Zugleich sieht sich der Marktführer wachsender Konkurrenz ausgesetzt. Tech-Firmen wie Microsoft und Meta investieren in diesem Jahr zwar voraussichtlich mehr als 730 Milliarden Dollar in KI-Infrastruktur. Ein zunehmender Teil dieser Ausgaben fließt jedoch in die Entwicklung eigener Chips, um die Abhängigkeit von den teuren Nvidia-Prozessoren zu verringern. Nvidia will mit Finanzinvestoren mehr als 500 Milliarden Dollar für den Bau weiterer Rechenzentren mobilisieren. Darüber hinaus verhandelt der Konzern einem Medienbericht zufolge mit dem KI-Entwickler Open AI über eine 250 Milliarden Dollar schwere Bürgschaft. Die Garantie solle Open AI die Anmietung eines riesigen Rechenzentrums ermöglichen.

Die Chips von Nvidia sind für das Training von KI-Modellen optimiert. Für den täglichen Betrieb dieser Software und die Nutzung sogenannter KI-Agenten, die Aufgaben weitgehend selbständig erledigen, sind jedoch klassische Zentralprozessoren (CPUs) besser geeignet. Diese feiern aus diesem Grund ein Comeback in Rechenzentren. AMD und Intel beherrschen diesen Markt. Tobias Bug

Hier entstehen Deutschlands Rechenzentren der Zukunft

Jährliche Entnahmemengen 2019 und 2022 im Vergleich zur mittleren Grundwasserneubildung in der Minimumdekade 1991 bis 2020

Wasserknappheit schwere Wasserknappheit

Rechenzentren sind das Herz der digitalen Infrastruktur, weltweit werden sie mit gigantischen Summen ausgebaut. Sie gelten als essenziell für den Betrieb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der Hype-Technologie unserer Zeit. Und sie stehen meist in den USA und China. Auch deshalb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Nationale Rechenzentrumsstrategie beschlossen. Das Ziel: die Kapazitäten hierzulande bis 2030 zu verdoppeln, um den Rückstand aufzuholen und die Abhängigkeit zu verringern. Bisher war jedoch unklar, wie viele Rechenzentren derzeit geplant oder gebaut werden. Eine Recherche von SZ und NDR verortet nun erstmals rund 100 Rechenzentren, die in Deutschland entstehen sollen.

Der Datensatz wurde von den Nichtregierungsorganisationen Frag-DenStaat, AlgorithmWatch, Leitmotiv und dem Heiße-Luft-Kollektiv zusammengestellt. SZ und NDR haben die Daten überprüft und ausgewertet, wo Rechenzentren entstehen sollen. Ein Blick auf die Daten zeigt: In Deutschland sollen 24 neue Anlagen mit enormen Rechenkapazitäten

SZ-Grafik: saru; Quelle: Quelle: eigene Auswertung, UBA, Regionaldatenbank Deutschland, FragDenStaat, AlgorithmWatch, Leitmotiv, Heiße-Luft-Kollektiv

Der Rechenzentren-Ruck

und Speichern entstehen, sogenannte Hyperscale-Rechenzentren. Auf ihren Servern werden KI-Modelle trainiert und betrieben, sie benötigen besonders viel Strom und mitunter Wasser für die Kühlung. Das aktuell größte, von der Schwarz-Gruppe geplante Rechenzentrum in Dummerstorf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braucht bis zu einem Gigawatt und mehr an Leistung. Das entspricht der Anschlussleistung einer typischen deutschen Großstadt mit mehr als 100 000 Einwohnern samt ihrer Industrie. Häufig sind große Tech-Unternehmen wie Google oder Amazon die Betreiber und finanzieren den Bau.

Mehr als ein Drittel der Projekte werden von Unternehmen mit Sitz in Deutschland entwickelt, auf sie entfällt knapp die Hälfte der in den Daten ausgewiesenen 12,4 Gigawatt Anschlussleistung. Sonst stehen häufig US-Konzerne hinter den Projekten. Sie investieren in Rechenzentren mit insgesamt knapp 3,5 Gigawatt Anschlussleistung in Deutschland.

Die überwiegende Mehrheit der geplanten Zentren vermietet ihre Räumlichkeiten. Solche „Co-Locations“ stellen Kunden Infrastruktur bereit, in der sie ihre Server aufstellen und betreiben können, auch sie können große Anschlussleistungen erreichen. Besonders im Großraum Frankfurt sollen solche Co-Locations stark ausgebaut werden. Hier stehen schon bisher die meisten Rechenzentren, auch weil dort einer der größten Internetknotenpunkte der Welt seinen Hauptstandort hat, der DE-CIX. An solchen Knotenpunkten werden die vielen Teile des Internets miteinander verbunden. Ein weiterer Cluster von Rechenzentren soll rund um Berlin entstehen. Das Umland in Brandenburg bietet günstige Flächen – mitten in Gebieten, die ähnlich wie Teile der Rhein-Main-Region mit Wasserknappheit zu kämpfen haben. Wie sich die Kommunen und Betreiber dafür wappnen, lesen Sie auf sz.de/rechenzentren. SZ

Linke fordert Mietenstopp

Die Bundestagsfraktion will eine bundesweite Regelung und hat ein Gutachten in Auftrag gegeben.

Berlin – Ginge es nach der Linken, würden die Mieten bundesweit eingefroren. Das geht aus einem Antrag hervor, den die Bundestagsfraktion der Partei am Donnerstag vorgestellt hat. „Ein Mietendeckel ist das beste Instrument, um die Mietenkrise zu stoppen“, heißt es im Antrag. Zudem will die Linke die bestehende Mietpreisbremse nachschärfen.

Laut Antrag sollen in „angespannten Wohnungsmärkten“ Mieterhöhungen in laufenden Mietverträgen ausgeschlossen werden. Bei Neuvermietungen solle der Betrag der Erhöhung auf „maximal sechs Prozent in drei Jahren begrenzt“ werden. Der Antrag sieht Ausnahmen für Neubauwohnungen bis zu fünf Jahre nach Fertigstellung vor. Die Linke hat dazu ein Gutachten an der Universität Regensburg in Auftrag gegeben, das die Verfassungsmäßigkeit ihrer Vorschläge belegen soll.

Mietrecht ist kompliziert, das zeigte sich am Beispiel des Mietendeckels, der im Jahr 2020 von der damaligen rot-rot-grünen Landesregierung in Berlin eingeführt wurde. Er sollte den Preisanstieg der Mieten bremsen. In der Folge wurden Mieten für etwa 1,5 Millionen Wohnungen in der Hauptstadt eingefroren. Mieten, die 20 Prozent über einer definierten Obergrenze lagen, mussten abgesenkt werden. Von 2022 an hätte der Mietanstieg höchstens 1,3 Prozent jährlich betragen dürfen. Doch diese letzte Stufe trat nie in Kraft, weil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en Mietpreisdeckel nur ein Jahr nach Einführung kippte. Er verstieß gegen das Grundgesetz.

In Berlin sind die Angebotsmieten zuletzt sogar gesunken

Denn: Die Deckelung der Mietpreise gehöre zum bürgerlichen Recht, daher dürften die Länder nur Regelungen dazu treffen, wenn der Bund untätig bliebe, entschieden die Richter. Auf Bundesebene wurde aber bereits im Jahr 2015 die Mietpreisbremse eingeführt, die Bundesländer in angespannten Wohnungsmärkten beschließen können. Somit sei eine eigene Landesgesetzgebung nicht erlaubt, so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ie Linke sieht in dieser Entscheidung einen Auftra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die steigenden Mietkosten auf Bundesebene neu zu regeln. Der Verband der deutschen Pfandbriefbanken hat Anfang August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nalten – Su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neue Zahlen vorgelegt: Die Neuvertragsmieten sind im zweiten Quartal um 3,2 Prozent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gestiegen. In den sieben größten deutschen Städten aber weniger stark. Laut Daten des Kieler Instituts für Weltwirtschaft (IfW) sind sie in Berlin sogar leicht gesunken.

Dass das Mietkosten-Problem nicht länger nur große Städte betrifft, schreibt auch die Linke in ihrem Antrag. Im oberpfälzischen Tirschenreuth seien die Mietpreise zum Beispiel im Jahr 2023 durchschnittlich um 24 Prozent gestiegen. In den nordöstlichsten Landkreis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einer strukturschwachen Region, habe die Mietsteigerung durchschnittlich bei 20 Prozent gelegen.

In dem Gutachten des Regensburger Professors Thorsten Kingreen heißt es, die Forderungen nach einem Mietpreisdeckel und der verschärften Mietpreisbremse hielten der verfassungsrechtlichen Prüfung „im Wesentlichen“ stand. Das Gutachten geht noch weiter, auch Neubauten könnten demnach unter einen Mietendeckel fallen. „Selbst die generelle Absenkung aller Mieten auf das Niveau der ortsüblichen Vergleichsmieten in Gebieten mit angespanntem Wohnungsmarkt oder gar Wohnungsnotlagen ist zur Sicherstellung der Gleichbehandlung unter den Vermietern zulässig“, schreibt Kingreen.

Kritik an dem Verstoß der Linken kommt aus der Union. Wenn das, was die Partei vorschlägt, Wirklichkeit würde, sei das der „Todesstoß für den Wohnungsbau“, sagt Jan-Marco Luczak, in der CDU/CSU-Bundestagsfraktion Sprecher für Bauwesen und Wohnungspolitik. Den leichten Aufschwung im Wohnungsbau, der sich derzeit zeige, dürfe man nicht durch „sozialistische Enteignungsfantasien oder das Wiederaufwärmen der Mietendeckeldiskussion wieder abwürgen“. Steigende Mieten bekomme man nicht „mit immer mehr Regulierung in den Griff“.

Laut dem „Bau-Monitor“, der im Auftrag des Bundesverbands des Deutschen Baustoff-Fachhandels erstellt wurde, fehlen derzeit in Deutschland rund 1,35 Millionen Wohnungen. Im vergangenen Jahr wurde demnach weniger gebaut als vor zwei Jahren. Die Zahl der Baugenehmigungen stieg zuletzt aber wieder an. Die Bundesregierung plant derzeit ein Gesetz, mit dem es einfacher werden soll, von hohen Baustandards abzuweichen. Name: Gebäudetyp E, E für „einfacher“. Valerie Höhne

„Da hat’s intern richtig gescheppert“

Wegen massiver Probleme bei den Streckensanierungen steht ein Vorstand der Infrastruktur-Tochter der Deutschen Bahn kurz vor dem Rauswurf.

Von Klaus Ott

Er sollte entscheidend dazu beitragen, mit der Sanierung großer Strecken eine bessere Bahn zu bauen: Gerd-Dietrich Bolte, Spitzenmanager in der Deutschen Bahn (DB). So hatte das der Staatskonzern erst Ende vergangenen Jahres angekündigt. Der Diplom-Kaufmann Bolte war damals in den Vorstand der DB Infrago berufen worden. Das ist die Schienennetzgesellschaft der DB, die sich um die Strecken, Signale, Stationen und anderes mehr kümmert.

Jetzt steht Bolte vor dem Rauswurf. Dem Vernehmen nach geht es um einen Aufhebungsvertrag zum Jahresende. Also um eine, wie in solchen Fällen üblich, formal einvernehmliche Trennung; und eben nicht um eine Entlassung. Dem Manager werden intern Pannen bei den Generalsanierungen angelastet, mit denen der Staatskonzern sein marodes Streckennetz in Ordnung bringen will. Die Bahn sperrt große, bedeutende Strecken wie zuletzt Berlin – Hamburg oder derzeit Regensburg – Passau monatelang, um Gleise, Weichen, Oberleitungen, Signale und mehr gleichzeitig zu erneuern.

Das Konzept war noch vor Jahren vom alten Bahn-Vorstand erfunden worden, um mit einem für viele Milliarden Euro sanierten Netz wieder für pünktlichere Züge zu sorgen. Doch schon seit dem ersten großen Projekt im zweiten Halbjahr 2024 zwischen Frankfurt und Mannheim klappte längst nicht alles. Erst war diese Art der Sanierung viel teurer als ursprünglich verkündet, und der Zugverkehr lief anschließend doch nicht ohne Probleme. Dann funktionierten Umleiterstrecken nicht wie geplant, was den Güterverkehr durcheinanderbrachte. Und, und, und.

Mitte des Jahres folgte eine der größten Pannen. Nach fünfmonatiger Sanierung und Sperrung sollte die Strecke Nürnberg - Regensburg am 10. Juli wieder frei sein. Drei Tage vorher verkündete Bolte, dass man drei Wochen länger brauche, und bat „in aller Form um Entschuldigung“. Die kurzfristige Verschiebung löste nicht nur bei Fahrgästen, Zugbetreibern und in der

Politik Frust aus. „Da hat’s intern richtig gescheppert“, heißt es aus der DB.

Als der Staatskonzern Mitte August auch noch Probleme bei der Sanierung und beim Ausbau der Linien zwischen Berlin und Hannover eingestehen musste, war in der Konzernspitze offenbar das Maß voll. „Das zerstört das gesamte Vertrauen“, wenn man seine Zusagen nicht einhalte, wird in der DB über Bolte geschimpft. Die Deutsche Bahn und deren Tochter Infrago dementierten auf Anfrage nicht, dass Bolte gehen solle, sondern erklärten lediglich: „Dazu äußern wir uns nicht.“

Bahn-Chefin Palla will die Sanierung der großen Strecken „anders planen“

Bolte war erst Ende 2025 in den Vorstand der Infrago berufen worden, nach fast drei Jahrzehnten an verschiedenen Stellen im Staatskonzern. Er hatte sich unter anderem um den Wiederaufbau der bei der Flutkatastrophe 2021 zerstörten Ahrtalbahn in Rheinland-Pfalz gekümmert. Im Dezember 2025 hatte DB-Vorstandschefin Evelyn Palla vor Ort im Ahrtal den Wiederaufbau gelobt. Zusammen mit den dortigen Städten und Gemeinden und anderen Partnern habe man „Großes“ geleistet. „So können wir das Schienennetz gemeinsam weiter voranbringen.“

Im Ahrtal war Bolte damals dabei, an der Seite von Palla. Wenn er jetzt tatsächlich aufhören müsste, ginge das nicht ohne die DB-Chefin. Sie leitet den Aufsichtsrat der Infrago. Palla hat bereits angekündigt, dass man die Sanierung der großen Strecken „anders planen und umsetzen“ werde. „Wir müssen künftig Fristen und Kosten einhalten.“ Der neue Bundesverkehrsminister Steffen Bilger (CDU) macht Druck. Solle dieses Konzept weiterverfolgt werden, müsse es beim Zeitplan und den Ergebnissen besser funktionieren.

In der Eisenbahnbranche gilt Boltes sich abzeichnende Ablösung als Ablenkung von den eigentlichen Problemen. „Das sieht nach falscher Wagenreihung aus“, sagt Peter Westenberger, Geschäftsführer des Verbandes der privaten Güterbahnen. Die haben wegen monatelang gesperrter Hauptstrecken und der zahlreichen anderen Baustellen im Schienennetz oftmals große Probleme, die von ihnen transportierte Ware rechtzeitig oder überhaupt ans Ziel zu bringen. Im Verkehrsministerium liegt eine lange Beschwerdeliste des Verbands.

Die Infrastrukturgesellschaft der Deutschen Bahn, die Infrago, steht schon lange in der Kritik. Jetzt muss der Manager, der für die sogenannten Generalsanierungen verantwortlich ist, wohl gehen. FOTO: BERND THISSEN/DPA

Westenberger fordert, erst ein „besseres Konzept“ für die Sanierung des Schienennetzes auszuarbeiten, und dann personelle Fragen zu klären. Die Güterbahnen und deren Kunden warteten immer noch auf ein Gespräch mit dem Verkehrsminister, „wie es insgesamt mit der Netzsanierung weitergehen soll“. Die Deutsche Bahn und deren Tochter Infrago hatten bereits vor zwei Jahren ein umfassendes Konzept für die Sanierung des Netzes präsentiert. Baustellen sollten so gebündelt werden, dass die Betreiber der Fern- und Regionalzüge und deren Fahrgäste sowie die Güterbahnen und deren Kunden sich darauf einstellen können und die Fahrpläne funktionieren. Das klappt aber oftmals nicht.

Ende 2025 hatte der Infrago-Aufsichtsrat eine „Neuaufstellung“ des Vorstands der Infrago beschlossen. Mehrere Posten waren neu besetzt worden, eben auch mit Bolte. Die Probleme sind gebli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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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Währung	Ausgabe	Rücknahme	Performance
		27.08.	27.08.	YTD	1 J.	3 J.	ISIN
Nachhaltigkeits-Fonds (ESG)

DAX
Tagesverlauf z. Vortag +0,31% —Vortag: 26.285,96

27.8.2026	Kurs Schluss	$\pm$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Hoch	Tief
Adidas $\bullet$	153,10	1,59	196,40	129,95	27,56	2,80	16,24
Airbus SE (NL) $\bullet \circ$	203,30	-1,36	221,25	157,48	161,07	3,20	28,12
Allianz SE $\bullet \circ$	445,20	-1,44	452,90	338,80	169,36	17,10	14,11
BASF SE $\bullet$	51,51	-0,52	55,05	41,48	45,97	2,25	17,76
Bayer $\bullet$	48,48	-1,28	53,92	25,78	47,63	0,11	11,41
Beiersdorf	80,70	-0,25	110,15	67,08	19,58	1,00	17,70
BMW St. $\bullet$	59,94	3,92	97,92	56,40	33,63	4,40	9,61
Brenntag SE	60,50	-0,10	66,86	43,72	8,74	1,90	17,24
Commerzbank	39,82	-2,71	41,05	29,01	44,90	1,10	12,48
Continental	69,08	-1,71	77,50	53,10	13,82	2,70	10,42
Daimler Truck Hldg.	46,96	-0,25	50,08	33,46	35,95	1,90	13,42
Deutsche Bank $\bullet$	34,44	-0,55	35,01	23,82	65,80	1,00	9,59
Deutsche Börse $\bullet$	288,80	0,66	290,30	200,10	53,80	4,20	24,21
Deutsche Post $\bullet$	56,42	-0,70	58,30	36,99	64,88	1,90	16,79
Deutsche Telekom $\bullet \circ$	28,19	-2,56	34,36	23,53	138,28	1,00	12,31
E.ON SE	17,62	-1,51	20,39	14,60	46,53	0,57	15,87
Fres.Med.Care	40,13	-0,57	47,86	34,57	11,77	1,49	9,27
Fresenius SE	46,20	-0,31	52,96	35,11	21,16	–	–
GEA Group	67,60	0,37	67,80	53,45	11,01	1,30	19,71
Hannover Rück SE	256,00	0,23	281,20	223,40	30,87	12,50	11,17
Heidelberg Materials	168,30	-1,41	241,80	155,50	29,68	3,60	12,96
Henkel Vz.	75,70	-0,86	84,20	61,28	13,49	2,07	13,26
Hochtief	425,60	0,24	554,00	210,40	33,07	6,60	32,05
Infineon Techn. $\bullet$	57,17	3,59	88,83	30,82	74,66	0,35	35,07
Mercedes Benz Grp. $\bullet$	45,60	2,14	62,34	42,63	43,90	3,50	8,73
Merck	140,10	1,05	148,80	100,70	18,11	2,20	16,66
MTU Aero Eng.	358,60	-1,94	404,80	265,20	19,30	3,60	18,31
Münchener Rück $\bullet \circ$	514,40	-0,27	575,60	437,40	67,20	24,00	10,11
Qiagen (NL) $\star$	37,75	1,10	47,60	27,56	7,81	0,35	17,48
Rheinmettall $\bullet \circ$	1173,2	3,02	2008,0	900,20	53,97	11,50	30,76
RWE	57,76	0,45	62,00	33,72	45,05	1,20	21,47
SAP SE $\bullet \circ$	189,88	5,48	244,30	127,50	233,27	2,50	26,19
Scout24 SE	81,25	1,37	113,90	62,70	6,09	1,50	19,91
Siemens $\bullet \circ$	286,95	-0,40	291,50	198,00	229,56	5,35	26,18
Siemens Energy $\bullet \circ$	150,24	-0,57	191,66	83,32	129,37	0,70	33,69
Siemens Healthineers $\times$	39,26	0,00	49,71	32,81	44,29	1,00	17,07
Symrise	91,86	-0,95	95,00	64,70	12,84	1,25	23,08
Volkswagen Vz $\bullet$	75,00	3,56	109,15	69,20	15,47	5,26	3,74
Vonovia SE	19,95	1,09	28,90	19,53	16,92	1,25	9,83
Zalando SE	24,00	3,36	30,43	18,61	6,34	–	16,55

S-DAX
M-DAX

LEITBÖRSEN IM ÜBERBLICK ME(S)Z 22:04h, * Index vom Vortag

27.8.2026	Kurs Schluss	$\pm$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Hoch	Tief
Aixtron SE*	37,09	0,87	62,66	11,68	4,21	0,15	48,80
Aroundtown (LU)	2,00	-2,25	3,45	1,98	2,19	0,08	8,70
Aumovio SE	34,80	-0,85	47,02	31,66	3,48	-	13,70
Aurubis	178,50	0,56	225,20	94,20	8,02	1,60	20,54
Auto1 Group SE	21,98	-1,88	31,50	14,46	4,87	-	33,30
Bechtle*	37,66	2,84	45,14	24,56	4,75	0,70	19,41
Bilfinger SE	84,35	5,37	129,30	72,90	3,17	2,80	12,84
Boss	38,50	0,97	43,00	33,85	2,71	0,04	13,10
CTS Eventim	60,30	1,77	89,65	48,68	5,79	1,44	17,89
Delivery Hero SE	37,05	0,27	39,83	14,80	11,36	-	-
Deutsche Lufthansa	8,00	-0,57	10,29	6,72	9,62	0,33	7,55
Deutz	12,45	3,66	12,50	7,33	1,90	0,18	13,53
DWS Group	75,65	0,53	76,60	50,20	15,13	3,00	15,83
Elmos Semicond. SE*	133,20	0,15	206,00	75,80	2,29	1,50	18,95
Evonik Industries	18,52	-0,16	18,88	12,49	8,63	1,00	11,87
flatexDegiro	37,52	1,74	43,24	26,62	4,13	0,30	18,76
Fraport	64,70	-1,45	86,95	62,35	5,98	1,00	16,55
freenet*	24,24	-0,49	33,92	22,28	2,88	2,07	10,97
Fuchs SE Vz.	39,62	0,05	42,88	31,80	2,60	1,23	15,36
Hella	70,30	0,29	85,30	67,90	7,81	0,22	49,86
Hensoldt*	89,22	2,25	117,70	63,18	10,30	0,55	47,97
Ionos Group SE*	35,12	5,09	42,45	20,90	4,92	-	16,49
Jenoptik*	40,22	2,55	48,42	16,04	2,30	0,40	23,38
K+S	16,11	-0,74	18,69	10,35	2,89	0,07	12,11
Kion	44,63	1,13	70,45	35,80	5,86	0,62	11,81
Knorr-Bremse	106,90	0,75	115,60	77,40	17,23	1,90	21,77
Krones	119,20	0,51	144,20	105,80	3,77	2,80	11,12
Lanxess	13,95	-1,55	24,82	11,03	1,20	0,10	28,47
LEG Immobilien SE	50,25	1,07	72,40	49,24	3,86	2,92	7,29
Nemetschek SE*	71,40	9,85	121,00	50,45	8,25	0,68	26,94
Nordex SE*	38,72	0,83	51,70	19,11	9,17	-	21,04
Porsche	45,22	4,55	50,66	35,62	20,60	1,01	26,44
Porsche Hldg. SE	27,86	2,16	41,52	26,84	4,27	1,51	2,54
Puma SE	26,02	4,08	30,31	15,30	3,85	-	-
Rational	632,50	-0,78	776,50	604,00	7,19	20,00	25,74
Renk Group	48,20	1,26	90,34	40,34	4,82	0,58	25,91
RTL Group (U)	31,85	-0,78	39,00	28,80	4,93	5,50	13,61
Salzgitter	58,40	0,43	67,60	20,62	3,51	0,20	11,73
Sartorius Vz.*	250,40	2,45	267,70	187,30	9,37	0,74	45,36
Schaeffler	7,35	-0,68	11,98	5,35	6,94	0,30	15,98
Siltronic*	79,45	0,13	108,80	31,70	2,62	-	-
Suss MicroTec SE*	71,70	3,61	118,40	24,00	1,37	0,04	36,40
TAG Immob.	13,20	1,23	16,80	12,03	2,51	0,40	8,68
Talanx	124,10	0,08	124,70	97,65	32,05	3,60	11,92
Thyssenkrupp	14,94	3,32	14,94	6,67	9,30	0,15	29,28
TKMS	91,10	0,11	108,80	57,00	5,79	-	46,24
Traton SE	38,32	-0,21	41,38	25,78	19,16	0,93	9,98
TUI	7,19	-1,10	9,56	6,08	3,65	0,10	5,85
United Internet*	26,84	5,75	30,22	22,24	5,15	0,50	13,69
Wacker Chemie	90,25	0,50	105,60	61,15	4,71	-	265,44

WEITERE AKTIEN

AEX Niederlande	1103,4	-0,40%	IBEX 35 Spanien	19.881,6	-0,93%	OMX Schweden	1151,0	+0,11%
All Ordinaries Australien	9243,2	-1,02%	Infront IT 40 Italien	52.364,0	-0,92%	OMX Index Finnland	13.742,8	+0,24%
ATX Österreich	6676,2	-1,22%	MSCI-World Welt	4972,3*	-0,07%	OMXC 20 Dänemark	1634,1	-0,96%
BIST 100 Türkei	14.575,5	-0,24%	OBX Oslo Norwegen	2013,5	-0,43%	PX Tschechien	2797,6	-0,49%

27.8.2026	KursSchluss	$\pm$ in %z. Vortag	Divi-dende
1&1	23,05	1,77	0,05
Adtran Networks SE	22,90	-0,87	0,52
Alzchem Group	164,00	0,99	2,10
Asta Energy Solut. (AT)	59,60	9,56	—
Atoss Software SE*	100,40	4,04	2,28
Basler	24,35	3,84	0,11
Befesa (LU)	36,70	1,24	0,64
Cancom SE*	22,00	2,56	1,00
Carl Zeiss Meditec*	32,18	2,88	0,55
Cewe Stiftung	103,60	0,97	3,00
Dermapharm Hldg. SE	40,10	0,12	0,88
Douglas	7,98	0,13	—
Drägerwerk Vz*	111,00	-1,07	2,27
Dt. Beteiligungs	21,00	0,00	1,00
Dt. Euroshop	18,20	-0,55	1,00
Dt. Pfandbriefbank	3,43	1,48	—
Dürr	17,78	0,34	0,80
Eckert & Ziegler SE*	13,16	0,84	0,22
Einhell Germany	75,00	0,27	1,90
Energiekontor	27,80	2,77	1,00
Evotec SE*	3,38	0,89	—
Fielmann Grp.	39,55	2,20	1,40
Fr. Vorwerk Grp. SE	72,70	1,61	1,10
GFT Techn. SE	25,95	15,08	0,50
Grand City Propert. (LU)	9,34	-0,11	0,30
Grenke	11,58	4,51	0,42
Hamborner Reit	4,34	0,23	0,39
Heidelbg.Druck	1,53	2,69	—
HelloFresh SE	2,86	1,85	—
Hornbach Hldg.	81,40	-0,37	2,40
Hypoport SE	87,90	4,83	—
Indus	36,65	2,81	1,30
init innovation SE	45,40	0,44	0,90
Jost Werke SE	63,00	1,61	1,50
Jungheinrich	26,14	2,11	0,29
Kontron (AT)*	22,92	3,52	—
KSB SE Vz	884,00	4,99	26,76
KWS Saat SE	76,90	-0,77	1,25
LPKF Laser SE	13,80	4,55	—
MBB SE	184,60	0,33	1,21
Medios	11,14	2,20	—
MLP SE	9,47	-0,84	0,36
Mutares	25,55	-0,58	2,00
Nagarro	78,15	-0,06	1,00
Norma Group SE	19,98	0,30	0,14
OHB SE	190,20	-2,36	0,59
Ottobock SE*	59,30	0,51	0,97
Patrizia SE	7,56	1,07	0,36
PNE	7,29	-0,82	0,04
PVA TePla*	30,06	2,52	—
Redcare Pharmacy (NL)	67,45	6,47	—
SAF Holland SE	22,30	-1,98	0,65
Schott Pharma	23,45	0,86	0,18
Secunet Security	180,40	2,62	2,58
SFC Energy	21,20	3,16	—
Shelly Group SE (BG)	62,90	0,80	0,13
Sixt SE St.	72,90	0,55	3,20
SMA Solar Techn.*	56,00	2,38	—
Springer Nature	19,74	-0,10	0,83
Stabilus SE	17,06	-0,81	0,35
Sto SE	97,40	3,40	3,31
Ströer SE	39,70	0,05	1,85
Südzucker	12,70	-0,47	—
TeamViewer SE*	7,00	6,79	—
tonies SE (LU)	11,70	2,09	—
Verbio SE*	32,02	0,63	—
Vincorion SE	20,88	0,48	—
Vossloh	61,15	0,91	1,15
Wacker Neuson SE	22,90	1,33	0,70
Wüstenrot Württemb.	14,26	0,99	0,65

27.8.2026	KursSchluss	$\pm$ in %z. Vortag	Divi-dende
3D Systems (US)	2,98	10,87	–
Adler Group (LU)	0,13	5,83	–
Adobe (US)	247,60	5,41	–
Adran Hldg. Inc. (US)	6,65	-0,75	–
Adv. Micro Devices (US)	406,30	-1,43	–
Aegon Ltd. (BM)	7,90	-0,88	0,40
Air France KLM (FR)	12,25	0,78	–
Akamai (US)	95,08	2,36	–
Alibaba ADR (CN)	99,60	-3,11	1,05
Align (US)	136,65	1,18	–
Allane SE	12,40	-0,80	–
Altria (US)	58,22	-1,85	4,16
Amadeus Fire	20,85	-1,65	–
Amadeus IT (ES)	57,42	-0,28	1,42
ams-OSRAM (AT)	19,55	1,82	–
Anglo Ameri. PLC (GB)	49,33	-0,48	0,23
Applied Mats. (US)	415,00	-0,12	1,78
Arcelor-Mittal (LU)	63,82	-0,93	–
AT & S (AT)	148,40	8,48	–
AT&T (US)	21,86	-1,38	1,11
Aumann	14,60	-1,35	–
Baader Bank	6,60	-0,30	0,20
Baidu ADR (US)	83,30	3,87	–
Ballard Power (CA)	2,00	2,72	–
Bank of America (US)	52,89	-1,29	1,08
Barclays (GB)	5,79	-1,03	0,09
Bastei Lübbe	6,68	0,91	0,66
Baywa	8,92	-0,45	–
BayWa vNA	2,67	0,38	–
BB Biotech N (CH)	59,90	-0,83	2,25
Berkshire Hath. B (US)	430,95	-0,75	–
Bertrandt	9,30	4,03	–
bet-at-home.com	3,31	0,30	–
Biofrontera	2,31	0,87	–
Biogen (US)	186,08	-1,60	–
BioNTech	95,10	-0,26	–
Bombardier B (CA)	198,20	2,11	–
Booking (US)	176,40	-3,76	1,57
Brain Biotech	2,73	-1,09	–
Branicks Group	0,74	-3,13	–
Bristol-Myers Sq. (US)	57,29	-0,73	2,49
BYD CO. (CN) (CN)	9,91	-2,19	–
Carrefour (FR)	15,63	-1,36	0,97
Ceconomy	3,99	0,76	–
Cenit	6,84	0,00	–
Cherry SE	1,17	0,43	–
Citigroup (US)	113,86	-1,23	2,32
Colgate Palm. (US)	78,66	-0,05	2,06
Conoco Philips (US)	110,38	-1,50	3,18
Corestate Capital (LU)	0,23	0,00	–
Covestro	60,10	0,33	–
Danaher Corp. (US)	187,10	0,70	1,28
Deere (US)	533,60	-2,27	6,48
Delticom	2,20	1,85	0,12
DMG Mori	47,10	0,43	1,03
Drägerwerk St.	83,80	-0,95	2,21
eBay (US)	87,28	-3,76	1,16
Eli Lilly (US)	1019,8	-0,58	6,00
ElringKlinger	5,39	-2,36	0,15
Engie (FR)	24,06	-3,68	1,35
Epigenomics konv.	0,91	-0,55	–
Equinor (NO)	35,47	0,25	14,64
Ericsson B (SE)	8,66	-1,77	3,00

Eurofins Scien. (LU)	72,38	-1,39	0,72
Exxon Mobil (US)	134,68	-1,97	4,00
First Sensor	53,50	1,90	0,47
Ford (US)	11,91	-0,67	0,60
Formycon	19,22	-1,84	—
Fortec Elektronik	11,15	2,76	0,40
Freeport-McM. (US)	68,17	1,04	0,60
Fuchs SE	34,20	-1,01	1,22
GE Aerospace (US)	302,25	1,43	1,44
Geely (CN)	2,00	-1,86	0,50
General Motors (US)	74,28	0,87	0,63
Generali (IT)	43,80	0,32	1,64
Gesco	14,60	1,39	0,20
Gigaset	0,01	0,00	—
Gilead Sciences (US)	125,30	-1,68	3,16
Global Fashion Grp. (LU)	0,45	-1,52	—
Grammer	10,30	3,00	—
H+R	6,60	6,11	—
Halliburton (US)	29,46	3,08	0,68
Hamburger Hafen	21,60	0,00	—
Hapag-Lloyd	131,90	-3,23	3,00
Harley Davidson (US)	23,04	0,00	0,72
Harmony Gold (ZA)	18,15	-6,68	3,82
Hawesko Holding SE	16,40	-0,91	1,00
Heineken (NL)	72,44	-0,11	1,92
Henkel St.	70,50	-0,14	2,05
Hennes&Mauritz (SE)	15,80	-2,80	7,10
Hoenle	7,90	0,25	—
Holcim N (CH)	78,00	1,17	—
Instone Real Estate	7,50	0,00	0,43
Intershop Communic.	1,48	-0,67	—
JD.com ADR (CN)	24,25	-2,02	1,00
Koenig & Bauer	8,65	-0,23	—
Kone Corp. (FI)	53,20	0,99	1,80
KPS	0,27	0,00	—
Kraft Heinz Co (US)	21,55	2,42	1,60
Leifheit	13,20	1,15	1,20
Leo Int.Prec. Health	19,30	-0,52	—
Linde PLC (IE)	416,00	-1,84	6,00
Lloyds Banking (GB)	1,30	-0,99	0,04
Lockheed Martin (US)	481,60	-0,33	13,35
MasterCard (US)	505,60	-1,25	3,15
MAX Automation SE	3,41	6,90	—
Medtronic (IE)	77,46	-2,12	2,84
Meta Platforms (US)	489,95	-1,22	2,10
Micron Techn. (US)	788,10	-2,20	0,46
Moderna (US)	122,28	-4,17	—
Multitude (CH)	5,74	-2,71	0,55
MVV Energie	29,80	-1,00	1,30
Nakiki	0,17	8,83	—
Netflix (US)	68,22	-3,82	—
Newmont Corp. (US)	114,70	1,06	1,00
NFON	3,39	2,11	—
Nintendo (JP)	47,02	-2,45	219,0
Nvidia (US)	195,82	8,89	0,04
OHB SE	188,20	-2,79	0,59
OMV (AT)	67,10	-0,52	4,40
Oracle (US)	129,70	1,38	2,00
Orange (FR)	15,14	-3,96	0,75
Österreich. Post (AT)	31,15	0,48	1,83
Panasonic (JP)	23,75	0,06	40,00
paragon GmbH	1,59	0,00	—
PayPal (US)	52,83	-0,70	0,28
Pepsico (US)	120,16	-1,44	5,62
Pfeiffer Vac.	162,20	-0,25	7,32

Pfisterer SE	74,45	4,20	0,85
Pfizer (US)	23,94	-1,48	1,72
Philip Morris (US)	164,94	-0,70	7,11
Philips (NL)	22,97	-1,84	0,85
Pro Sieben Sat 1 SE	3,65	-0,87	0,05
ProCredit Hldg.	8,49	-1,05	0,47
Prudential (GB)	11,84	-2,47	0,14
Q.Beyond konv.	3,40	-0,58	–
Qualcomm (US)	140,74	0,41	3,62
Raiffeisen Int. (AT)	62,50	0,32	1,60
Renault (FR)	28,40	3,80	2,20
Repsol (ES)	26,39	-0,86	0,50
Roche I (CH)	401,80	-0,25	10,80
RTX Corp. (US)	181,00	0,14	2,72
Ryanair (IE)	24,41	0,16	0,39
Samsung El. GDR	4000,0	-2,44	28,96
Samsung El. Vz GDR	2965,0	0,51	28,98
Sartorius St.	192,00	-1,13	0,73
Shopify (CA)	131,30	0,06	–
Singulus Techn.	7,96	-1,97	–
Sixt SE Vz.	61,00	-0,16	3,22
Snap (US)	4,68	1,08	–
SNP Schneider-Neu. SE81,80		-0,24	–
Societe Generale (FR)	74,90	0,15	1,61
Softbank (JP)	27,77	-0,82	11,00
Sony (JP)	20,60	-0,48	24,51
SpaceX (US)	120,00	0,32	–
Spotify	468,00	-0,32	–
Starbucks Corp. (US)	92,16	-0,91	2,45
STMicroelectron (NL)	44,29	5,63	0,36
Stratec	22,50	-0,44	0,60
STS Group	4,36	-0,91	–
Surteco Group SE	7,40	0,00	–
Swatch Group I (CH)	200,30	0,63	4,50
Swiss Re N (CH)	150,35	0,23	6,30
Takkt	2,82	5,03	–
technotrans SE	28,70	3,24	0,83
Telefónica (ES)	3,56	-1,60	0,30
Tencent (CN)	49,34	0,99	5,30
Tesla (US)	303,60	2,08	–
Teva ADR (IL)	32,80	0,92	–
Texas Instruments (US)	224,50	0,11	5,56
thyssenkr. nucera	7,89	1,61	–
Tomra Systems (NO)	10,07	0,10	2,15
Toyota Motor (JP)	16,55	1,47	95,00
Unibail-Rod.Wfd. (FR)	99,08	-3,24	4,50
Universal Music Gr. (NL)	14,53	-0,82	0,52
Vale (BR)	12,90	-2,27	7,51
Veolia Envir. (FR)	32,95	-3,15	1,50
Verizon (US)	42,72	-0,86	2,74
Vestas Wind (DK)	28,92	3,54	0,74
Villeroy & Boch	14,95	-0,66	0,85
Vita 34	2,80	0,00	–
Vivendi (FR)	1,61	-2,37	0,04
Vodafone (GB)	1,35	-0,73	0,04
Voestalpine (AT)	45,96	4,69	0,75
Volkswagen St.	75,65	2,93	5,20
Voltatron	3,94	-0,76	–
WashTec	38,70	0,52	2,50
Wells Fargo (US)	72,36	0,51	1,70
Westwing Group SE	12,85	0,78	–
Zeal Network SE	42,70	0,00	1,40

S&P BSE Sensex Indien	76.933,6	-0,70%
Shanghai Comp. China	3956,6	+1,13%
SMI Schweiz	14.384,4	-1,09%
WIG 20 Polen	3959,6	-1,94%

Alle dargestellten Investmentfonds sind Teilnehmer am Funds Service, sortiert nach 3-Jahresperformance, berechnet nach BVI (Bundesverband Investment und Asset Management) Methode. Laufende Kosten % = Anteil der Verwaltungskosten eines Fonds, hoher Prozentsatz = hoher Kostenanteil. Erscheinungstäglich wechselnde Kategorien: Aktien-, Renten- Geldmarkt-, Misch-, Immobilien- und wertgesicherte Fonds. Keine Anlageberatung und -empfehlung.

IN DEUTSCHLAND ZUGELASSENE QUALITÄTSFONDS – TÄ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Commerz Real Investment

Persp Dynamisch CF

€

124,52

118,59

+6,76

+14,50

+51,27

DE000DK0V6U7

hausInvest	€	46,21	44,01	+0,68	+1,51	+5,87	DE0009807016
Deka
AriDeka CF	€	114,99	109,24	+11,82	+17,41	+45,61	DE0008474511
BW Zielfonds 2030	€	55,19	54,11	+1,45	+2,05	+11,76	DE000DK0ECQ6
DekaFonds CF	€	173,37	164,71	+8,45	+8,21	+48,73	DE0008474503
Deka-MegaTrends CF	€	191,63	184,70	+11,73	+17,86	+55,19	DE0005152706
Div.Strateg.CF A	€	250,85	241,78	+11,28	+15,57	+44,89	DE000DK2CDSO
EuropaBond CF	€	92,12	89,44	+1,74	+2,80	+10,63	DE000DK091G0
EuropaBond TF	€	32,52	32,52	+1,42	+2,31	+9,04	DE0009771980
GlobalChampions CF	€	464,10	447,33	+10,79	+20,03	+68,65	DE000DK0ECU8
Mainfr Strategiek	€	217,56	217,56	+7,40	+8,78	+33,57	DE000DK2CE40
Mainfr Wertk ausg	€	101,51	101,51	+4,22	+3,17	+12,25	DE000DK1CHU9
RenditDeka	€	22,51	21,85	+0,34	+1,20	+11,45	DE0008474537
RenditDeka TF	€	28,17	28,17	+0,01	+0,81	+10,67	DE000DK2D640
UmweltInvest CF	€	252,89	243,75	+8,66	+12,22	+36,48	DE000DK0ECS2

Deka Investments

Deka Immobilien Investment

Deka Immob Europa	€	50,66	48,13	+1,45	+2,13	+7,28	DE0009809566
Deka Immob Global	€	58,01	55,11	+1,06	+1,85	+5,85	DE0007483612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Titel	ISIN	Preis27.08.	Performance in %				Laufende Kosten %	Ausschüttungsart
			6 M	1 J.	3 J.	5 J.
Vontobel EmergMktsDebtH EUR*	LU0926439992	134,19 €	0,87	6,96	37,69	6,54	1,41	Thesaurierend
LLB Invest Constantia ZZ1	AT0000989090	163,30 €	3,48	21,06	31,56	18,32	0,73	Ausschüttend (4,56€)
PAYDEN Global HY Bond USD*	IE0030624831	39,11 $	1,33	4,97	28,02	23,09	0,73	Thesaurierend
Deka Multirent-Invest	DE0008479213	32,45 €	1,86	6,01	26,43	19,14	1,16	Ausschüttend (1,38€)
Deka Lux Deka MF GI Crp HY I	LU1685587591	87,50 €	1,85	5,29	25,72	17,20	0,60	Ausschüttend (5,15€)
Deka Lux Deka EM Bond AV	LU1508394241	76,14 €	-1,11	5,15	25,19	-3,88	1,60	Ausschüttend (3,47€)
PAYDEN GI.Em.Mkts Bd € A*	IE00B04NLM33	22,21 €	0,41	8,20	23,81	1,88	0,75	Thesaurierend
Deka VAG-Weltzins-INV	DE000A2DJVM0	72,13 €	4,46	11,86	22,38	23,21	0,70	Ausschüttend (4,26€)
Henderson JHHF Euro HY Bd	LU0828815570	179,19 €	0,59	2,04	22,31	7,91	1,18	Thesaurierend
Deka Multizins-INVEST	DE0009786061	24,38 €	3,11	8,82	20,91	9,18	1,43	Ausschüttend (1,50€)

Rentenfonds im Vergleich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elta 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LBBW Bal. CR 20	€	46,84	45,92	+2,28	+3,45	+14,74	LU0097711666
LBBW Bal. CR 40	€	56,92	55,80	+4,19	+5,93	+19,84	LU0097712045
LBBW Bal. CR 75	€	82,26	80,65	+9,11	+12,28	+31,76	LU0097712474
Oberland WeltInv	€	118,78	117,02	+6,70	+10,95	+26,95	DE000DK0LPR1

Offene Immobilienfonds
grundb. europa IC:	€	36,16	34,44	-3,96	-4,14	-7,11	DE000A0NDW81
grundb. europa RC	€	36,29	34,56	-4,00	-4,29	-7,94	DE0009807008
grundb. Fok Deu RC	€	51,84	49,37	-2,60	-2,43	-5,03	DE0009807081
grundb. Fokus D IC:	€	52,16	49,68	-2,43	-2,14	-3,99	DE0009807099
grundb. global IC:	€	47,02	44,78	-2,78	-2,51	-8,52	DE000A0NCT95
grundb. global RC	€	46,27	44,07	-3,03	-2,88	-9,69	DE0009807057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 (ohne dt. Indextitel/Euroländer)

KanAm Grund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 mbH

Leading Cities

€

59,07

55,99

-9,72

-23,22

-45,23

DE0006791825

MEAG

Bundesanl. 10J
www.meag.com privatanleger@meag.com

AktienSelect A*	€	208,93	198,98	+16,29	+25,02	+55,00	DE0001619997
Dividende A*	€	90,67	86,35	+13,31	+21,51	+60,88	DE000A1W18W8
ERGO Vermög Ausgew*	€	68,69	65,73	+7,33	+12,66	+34,15	DE000A2ARYT8
ERGO Vermög Flexi*	€	74,48	70,93	+8,98	+15,37	+38,79	DE000A2ARYP6
ERGO Vermög Robust*	€	56,19	54,03	+4,66	+8,73	+23,14	DE000A2ARYR2
EuroBalance*	€	80,85	77,74	+6,59	+11,20	+42,04	DE0009757450
EuroErtrag*	€	72,88	70,42	+2,65	+4,28	+18,31	DE0009782730

27.8.2026	Kurs Schluss	$\pm$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	Divi- dende	KGV 2026
			Hoch	Tief
ABB (CH) ◦	83,38	-1,63	96,76	55,34	152,01	0,94 CHF	32,96
Adyen (NL) ◆	1080,4	0,71	1600,0	784,30	34,23	—	28,06
Ahold (NL) ◆	30,48	-1,74	42,47	30,48	26,87	1,24	10,66
Air Liquide (FR) ◆◇	167,00	-0,93	181,20	140,91	106,57	3,36	26,30
Anheuser Busch Inb. (BE) ◆◇	67,18	-0,18	76,00	48,84	120,74	1,15	17,49
Argenx (NL) ◆	900,00	0,90	905,00	566,40	56,30	—	36,75
ASML Holding (NL) ◆◇	1488,8	-0,55	1741,4	614,50	577,87	4,58	39,86
AstraZeneca (GB) ◆	142,40	-0,90	332,50	134,00	220,87	6,49 GBP	15,16
AXA (FR) ◆◇	42,71	-2,38	45,79	36,58	89,30	2,32	10,10
Banco Bilb. (BBVA) (ES) ◆◇	24,96	-0,16	25,20	15,39	139,31	1,33	12,61
Banco Santander (ES) ◆◇	12,46	-2,21	13,04	8,03	183,03	0,24	12,46
BAT (GB) ◆	48,60	-1,70	57,26	42,95	104,99	2,40 GBP	11,38
BNP Paribas (FR) ◆◇	100,50	-5,53	113,56	65,01	110,71	2,57	8,79
BP (GB) ◆	6,00	-1,01	7,01	4,60	94,23	0,33 USD	7,35
Danone (FR) ◆	64,66	-0,86	80,00	61,00	44,18	2,25	15,51
Enel (IT) ◆◇	9,35	-1,76	10,29	7,73	95,02	0,49	12,98

LEITZINSEN

Eni (IT) ●	22,74	-0,83	25,00	14,53	71,54	1,07	8,45
EssiliorLuxottica (FR) ●○	157,10	-1,72	323,50	156,20	72,93	4,00	21,91
Ferrari (NL) ●	353,40	-1,57	429,40	268,90	62,65	3,62	39,53
GSK PLC (GB) ○	21,49	-3,63	26,02	16,55	86,94	0,66 GBP	9,45
Hermes Internat. (FR) ●○	1555,5	0,35	2288,0	1477,0	164,21	13,03	34,99
HSBC (GB) ○	17,60	-1,12	19,01	10,82	302,19	0,75 USD	11,79
Iberdrola (ES) ●○	19,98	-1,11	22,30	15,36	133,30	0,01	20,18
Inditex (ES) ●	58,30	-0,34	59,14	41,10	181,70	1,65	27,12
ING Group (NL) ●○	30,03	-2,18	31,19	20,25	86,29	1,09	12,21
Intesa Sanpaolo (IT) ●○	6,75	-1,73	6,94	4,80	120,19	0,38	11,44
L'Oréal (FR) ●○	383,15	-2,01	405,15	339,85	204,08	7,31	27,35
London St. Exch. (GB) ○	106,00	4,74	115,40	83,00	51,48	1,50 GBP	18,36
LVMH (FR) ●○	447,85	-1,41	654,00	440,60	221,51	13,00	20,59
National Grid (GB) ○	13,35	-3,44	16,40	11,60	67,11	0,48 GBP	13,15
Nestle (CH) ○	83,91	-1,62	93,80	75,91	216,20	3,10 CHF	17,09
Nordea Bank AB (FI) ●	17,49	-0,37	17,62	13,01	59,50	0,96	12,06
Novartis (CH) ○	134,06	-1,67	144,08	102,12	272,79	3,70 CHF	18,07
Novo Nordisk (DK) ○	39,21	-2,71	54,86	30,29	132,91	11,70 DKK	14,14

Euro in Dollar

Basiszins gem. BGB	1,52	seit 1.7.2026
EZB Einlagefazilität	2,25	seit 17.6.2026
EZB Hauptrefi	2,40	seit 17.6.2026
EZB Spitzenrefi	2,65	seit 17.6.2026
Leitzins FED	3,50 - 3,75	seit 11.12.2025
Leitzins Japan	0,75	seit 19.1.2026
Leitzins Großbritannien	3,75	seit 18.12.2025
Leitzins China	3,00	seit 20.5.2025
Leitzins Schweiz	0,00	seit 20.6.2025

WECHSELKURSE

Prosus (NL) ◆○	37,96	-0,80	63,58	36,35	83,00	-	8,34
Relx (GB) ◦	31,12	1,83	40,98	23,44	54,38	0,68 GBP	18,20
Richemont (CH) ◦	203,20	2,03	215,30	140,40	109,24	4,30 CHF	26,78
Rio Tinto (GB) ◦	89,39	-0,18	95,90	52,50	112,20	3,00 GBP	12,22
Roche PS (CH) ◦	391,70	-0,32	411,60	270,20	275,19	19,60 CHF	18,02
Rolls-Royce Grp. (GB) ◦	18,16	0,10	18,74	11,50	151,17	0,10 GBP	44,61
Safran (FR) ◆○	349,70	1,95	366,00	264,00	146,30	3,35	32,17
Saint Gobain (FR) ◆	79,42	-3,52	95,50	66,12	39,30	2,30	12,35
Sanofi (FR) ◆○	76,95	-1,67	90,46	71,72	92,94	4,12	8,77
Schneider Electric (FR) ◆○	298,00	-0,33	311,75	209,00	172,42	4,20	28,79
Shell (GB) ◦	38,85	-0,72	41,28	29,54	216,07	0,93	9,69
TotalEnergies (FR) ◆○	75,00	-0,28	81,42	49,46	171,12	3,40	7,30
UBS (CH) ◦	46,16	-1,05	47,98	31,14	151,30	1,10 USD	15,23
UniCredit (IT) ◆○	83,43	-3,06	86,07	57,10	129,96	3,15	11,08
Unilever PLC (GB) ◦	55,21	-1,36	63,27	47,00	120,41	1,24 GBP	19,04
Vinci (FR) ◆○	116,30	-2,76	143,00	112,95	68,27	5,00	11,92
Wolters Kluwer (NL) ◦	69,16	0,55	116,75	55,00	16,08	2,52	11,38
Zurich Insurance (CH) ◦	629,60	-1,16	681,20	573,40	95,21	30,00 CHF	14,65

INDIZES/RENDITEN

	27.8.	26.8.
Bund-Future, Frontmonat	123,74	124,05
Rentenindex (REX)	121,81	122,01
Umlaufrendite	3,21	3,16
10-j.Staatsanleihe Deutschland	3,25	3,23
10-j.Staatsanleihe USA	4,66	4,65
10-j.Staatsanleihe Großbritannien	5,30	5,30
10-j.Staatsanleihe Japan	2,89	2,88
10-j.Staatsanleihe Schweiz	0,37	0,36

27.8.2026Land	Devisen1)		Referenzkurs
	Geld	Brief	EZB
Australien	1,6112	1,6312	1,6196
Brasilien	5,7325	6,0325	5,9879
China	7,7722	7,8722	7,8258
Dänemark	7,4543	7,4943	7,4747
Großbritannien	0,8552	0,8592	0,8574
Hongkong	9,0735	9,1735	9,1282
Japan	185,38	185,86	185,61
Kanada	1,6096	1,6216	1,6151
Neuseeland	1,9469	1,9709	1,9566
Norwegen	10,8545	10,9025	10,8770
Polen	4,3055	4,3535	4,3268
Schweden	11,0670	11,1150	11,0835
Schweiz	0,9360	0,9400	0,9376
Südafrika	18,5169	18,7569	18,6155
Tschechien	23,9460	24,3460	24,1390
Türkei	55,9525	56,0925	56,0483
Ungarn	361,94	367,14	363,95
USA	1,1609	1,1669	1,1645

Zink (LME) $/t	4115,75	0,21
Blei (LME) $/t	1880,14	0,76
Zinn (LME) $/t	54,994,00	-0,55
Aluminium hg (LME) $/t	3229,48	0,06
Weizen (Matif) €/t	247,75	1,02
Sojaboh. (CME) $-Cts/bu	1263,50	-0,20
Mais (CME) $-Cts/bu	531,50	-0,93
Kaffee (ICE) $-Cts/lb	311,40	-3,34
Kakao (ICE) $/t	6233,00	6,89
Zucker (ICE) $-Cts/lb	18,22	3,58

ROHSTOFFE

	27.8.	Ver. %
Rohöl Brent (ICE) $/Barrel	89,73	2,15
Rohöl WTI (Nymex) $/Barrel	83,63	1,70
Heizöl (Nymex) $/gal.	4,1649	0,47
Gold ($/uz)	4605,04	0,16
Platin (Nymex) $/toz	1855,00	0,57
Silber (Comex) $/toz	69,32	1,90
Palladium (Nymex) $/toz	1359,50	2,51
Kupfer (LME) $/t	14.453,90	-0,49
Nickel (LME) $/t	16.723,71	-1,01

MÜNZEN UND BARREN
Gold (\$/uz)

EuroFlex*	€	42,94	42,51	+0,85	+1,60	+11,49	DE0009757484
EuroInvest A*	€	165,17	157,30	+17,63	+28,48	+87,61	DE0009754333
EuroKapital*	€	73,57	70,07	+7,11	+12,87	+47,55	DE0009757468
EuroRent A*	€	28,50	27,54	+0,29	+0,97	+11,68	DE0009757443
GlobalAktien*	€	90,39	86,09	+14,50	+22,36	+76,66	DE000A2PPJZ8
GlobalBalance DF*	€	91,21	87,70	+6,12	+11,30	+33,41	DE0009782763
GlobalChance DF*	€	114,14	108,70	+11,66	+18,16	+50,16	DE0009782789
ProInvest*	€	335,14	319,18	+6,79	+8,68	+71,93	DE0009754119
ReturnSelect A*	€	59,67	57,93	+3,06	+5,15	+18,65	DE000A0RFJ25
VermAnlage Komfort*	€	71,85	69,42	+5,01	+8,92	+27,18	DE000A1JJJP7
VermAnlage Ret A*	€	91,96	88,42	+5,44	+11,19	+35,86	DE000A1JJJR3

Anlagegold wird mit 0 % besteuert. Silber, Platin und Palladium mit 19 % MwSt.. Ausnahme sind Silbermünzen, sie unterliegen der Differenzbesteuerung, wenn sie aus einem Nicht-EU-Land eingeführt werden. Die MwSt. entfällt dann nur auf die Differenz zwischen An- und Verkaufswert.

MÜNZEN	Ankauf	Verkauf
GOLD	27.8.	27.8.
20 Mark	888,20	945,90
1/2 oz Britannia	1915,5	2133,5
1/4 oz Britannia	957,50	1087,0
20 Österr. Kronen	742,60	782,00
1 Österr. Dukat	423,00	456,00
20 Fr. Vreneli	719,40	766,50
10 Rubel Tscherw.	959,10	1023,0
1 oz Krügerrand	3831,0	4010,0
1/2 oz Krügerrand	1915,5	2133,5
1/10 oz Krügerrand	383,00	440,80
2 Rand	899,30	938,50
1 oz Am. Eagle	3831,0	4062,0
1/2 oz Am. Eagle	1915,5	2184,7
1/4 oz Am. Eagle	957,50	1113,1
1/2 oz Maple Leaf	1915,5	2133,5

DOW JONES

PLATIN | PALLADIUM
1 oz Maple Platin	1373,0	2068,2
BARREN
10 g Gold	1225,5	1332,5
1 oz Gold	3831,0	4068,8
100 g Gold	12.256,0	13.177,5
1 kg Gold	123.693,0	129.825,0
1 oz Silber	55,30	86,95
500 g Silber	889,00	1230,9
1 kg Silber	1778,5	2430,1
1 oz Palladium	1080,0	1618,4

Quelle: Degussa Goldhandel Endkundenpreise.
Öl (Bren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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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2026	Kurs NY Schluss	±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K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Kurs FFM Schluss
			Hoch	Tief
3M	178,83	-0,65	184,90	139,34	92	2,92	21	153,15
Alphabet Inc. A	340,65	-0,39	408,61	206,20	1999	0,83	24	292,20
Amazon.com	256,20	-1,57	287,20	196,00	2763	—	29	220,65
American Express	334,16	-0,59	387,49	290,97	226	3,28	19	288,00
Amgen	436,93	-0,77	447,03	269,77	236	9,66	20	373,40
Apple Inc.	314,54	0,35	344,57	225,95	4590	1,06	38	269,45
Boeing	209,89	-1,04	254,35	176,77	166	—		180,66
Caterpillar	817,00	-0,60	1073,5	410,52	376	5,84	33	701,40
Chevron Corp.	199,77	-0,22	214,71	146,49	395	6,84	14	171,30
Cisco Systems	112,15	-0,19	130,37	66,13	442	1,67	27	96,00
Coca-Cola	89,06	-1,13	92,49	65,35	383	2,04	28	77,01
Disney Co.	106,82	-2,56	119,78	92,19	184	1,25	16	92,74
Goldman Sachs	1040,9	0,04	1154,0	721,16	303	14,00	15	895,00
Home Depot	328,61	-1,86	426,75	289,10	328	9,20	22	282,60
Honeywell Intl.	220,39	-0,13	252,00	186,76	70	5,28	27	187,52
IBM	238,79	3,88	332,46	199,19	225	6,71	20	206,00
Johnson&Johnson	265,77	-1,57	276,47	173,33	640	5,14	23	229,55
JP Morgan Chase	354,22	-0,64	366,50	279,10	942	5,80	15	304,65
McDonald's	260,06	-2,57	341,75	259,85	184	7,17	20	223,70
Merck & Co.	149,54	-2,33	156,92	77,58	369	3,28	53	130,16
Microsoft	504,91	1,72	553,72	349,20	3749	3,64	31	433,40
Nike	38,44	-0,39	79,13	38,17	46	1,63	19	33,02
Nvidia	227,66	8,59	236,54	164,07	5509	0,04	33	195,82
Procter & Gamble	143,14	-1,28	167,24	137,62	333	4,26	20	123,48
Salesforce Inc.	252,05	22,58	269,11	146,32	206	1,66	20	216,50
Sherwin Williams	345,21	-0,99	377,77	289,86	84	3,16	28	298,30
Travelers Comp.	369,33	-0,49	398,70	252,26	77	4,35	12	317,60
UnitedHealth	395,05	-1,49	461,62	255,97	355	8,73	22	339,40
VISA Inc.	379,66	-1,10	385,57	293,89	647	2,52	30	326,75
Walmart Inc.	102,63	-1,64	135,16	95,80	817	0,95	37	88,18

PrivFd:Kontr.*	€	147,22	147,22	+6,31	+9,69	+30,35	DE000A0RPAM5
UniEuroRenta*	€	61,67	59,87	-0,12	+0,26	+7,48	DE0008491069
UniFav.:Akt.-net-*	€	200,31	200,31	+16,25	+22,40	+64,21	DE0008007519
UniGlobal*	€	534,77	509,30	+11,26	+16,64	+53,95	DE0008491051
UniGlobal-net-*	€	302,08	302,08	+10,99	+16,23	+51,91	DE0009750273

ERLÄUTERUNGEN: Kurse in Euro, Dow Jones-Aktien in US-Dollar. Die Kurse der Indexmitglieder von Dax, M-Dax und S-Dax basieren auf dem Xetra-Handel, „Weitere Aktien“, Euro-Stoxx-50 sowie Stoxx-Europe-50 auf dem Frankfurter Parketthandel, Dow Jones-Aktien Heimatbörse USA – Mitglied im Tec-Dax/Euro-Stoxx-50/Stoxx-Europe-50. Von Ausgewiesenen Jahres-, Ste. - Stammaktien. Kurhistorien sind um Kapitalmaßnahmen bereinigt. Dividendendwahrenden jährlich. Die ausgewiesenen Dividenden sind die zuletzt gezahlten Dividenden in Euro bzw. der Landeswährung (sh. Länderkürzelt hinter dem Aktiennamen). Dividenden der ADRs (= 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 in US-Dollar, KGV = Kurs-Gewinn-Verhältnis, je höher das KGV, desto teruer ist die Aktie bezogen auf den Jahresgewinn. Nikkei-Index (= Nihon Keizal Shimbun.

1) Devisen mitgeteilt von der LBBW; Handelsplätze Rohstoffe: IC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Nymex=New York Mercantile Exch.; Comex: New York Commodity Exch.; CME=Chicago Mercantile Exch.; LME=London Metal Exch.; Matif= Marche de Terme International de France. * = Kurs vom Vor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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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Investment (Lux)
FairWorldFonds*	€ 60,92	59,43	+2,96	+4,82	+15,75	LU0458538880
PrivatFonds: ESG*	€ 59,78	59,78	+4,60	+8,81	+26,39	LU1900195949
UniGlobal Div-netA*	€ 138,97	138,97	+10,64	+12,83	+30,48	LU1570401544
Unilndustrie 4.0A*	€ 113,13	108,78	+14,66	+19,76	+64,26	LU1772413420
UniOpti4*	€ 99,39	99,39	+1,14	+1,77	+8,85	LU026277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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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onen für Werbung

Die Bundeswehr wirbt mit so viel Aufwand wie noch nie. Kommt das beim benötigten Nachwuchs wirklich an?

Ein Besuch beim Bäcker um die Ecke – „Karriere eintüten“ lautet der Spruch auf der in Tarnfarben umhüllten Brottüte. Darunter: „Werde Teil der Truppe. Für dich. Für alle.“ und ein kleiner QR-Code. Die Bundeswehr braucht offenbar wirklich dringend Personal. Eine Sprecherin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bestätigt der SZ, dass die Werbung, also auch diese Brottüte, eine Folge der veränderten sicherheitspolitischen Lage in Europa sei. Deutschland müsse sich besser verteidigen können. Um dieses Ziel zu erreichen, „bedarf es besonderer Anstrengungen, um bei den nachwuchswerblichen Zielgruppen ein Interesse für die Arbeitgeberin Bundeswehr und ihre vielfältigen Angebote für Ausbildungen, Laufbahnen und zivile Karrieren zu wecken“.

Der aktuellste Personalstand zeigt, dass rund 187 000 Soldaten und Soldatinnen im aktiven Dienst sind. Mitte der 2030er Jahre soll die Zahl auf 260 000 anwachsen. Wo sollen all die Leute herkommen? Da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hat dieses Jahr 108 Milliarden Euro für die „äußere Sicherheit“ vorgesehen. Aus diesem Etat fließt auch Geld in die Nachwuchswerbung, 70,5 Millionen Euro, doppelt so viel wie noch 2022. Eine Menge Geld. Die Bundeswehr lässt mit diesem Geld nichts unversucht: Radio- und TV-Werbung, Youtube und Tiktok-Serien sowie Plakate oder Banner.

In der Serie „Explorers – Roadtrip durch die Bundeswehr“ fuhren vier Content-Creator im Camping-Bus durch Deutschland. FOTO: BUNDESWEHR

Zuletzt sogar Postkarten. Davon waren nicht alle begeistert. Mitte Mai 2026 erhielten Jugendliche mit deutscher Staatsangehörigkeit eine Einladung zum Tag der Bundeswehr im Briefkasten. Woher hat die Bundeswehr die Privatadressen aller deutschen Jugendlichen? Über die kommunalen Meldeämter. Wer als Elternteil mit der Weitergabe von Namen und Adresse seiner Kinder nicht einverstanden ist, kann dem seit dem neuen Wehrdienst-Modernisierungsgesetz nicht mehr widersprechen. Auf SZ-Nachfrage will sich eine Sprecherin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zur Kritik nicht äußern und verweist auf „datenschutzrechtliche Bestimmungen“, an die man als Teil der Bundesregierung gebunden sei.

Auch wie die Werbung den Wehrdienst inhaltlich verkauft, sorgt seit Jahren für Kritik. So verkaufen Plakate im Jahr 2024 den Kriegseinsatz in Call-of-Duty-Optik („Mehr Open World geht nicht“, „Multiplayer at its best!“). Und der Tiktok-Kanal „Bundeswehr Karriere“ flankiert das mit Survivaltipps, Memes und Schminktipps für Camouflage-Bemalung. Auf diesem Kanal lief auch die Serie „Explorers – Roadtrip durch die Bundeswehr“, in der vier Content-Creator im Camping-Bus durch

Deutschland fuhren, um Challenges im Militärstil zu absolvieren. Jugendliche wurden dabei mit Gewinnspielen und der Teilnahme am Serienfinale umworben. Um keine Plattform zu verpassen, wurde zusätzlich ein passender Snapchat-Filter mit integriertem Spiel entwickelt. Drei rote Herzen symbolisieren die Anzahl der Versuche, um einen möglichst hohen Score zu erreichen. Drei Leben, beim echten Militär gibt es nur eins.

Zur Zielgruppe für diese Aktionen zählten, so eine Sprecherin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17- bis 25-Jährige [...] in der Berufsorientierungsphase“. Einen neuen Ton schlägt die jüngste Kampagne an: Die mit rund zehn Millionen Euro produzierte Serie „Generation Wehrdienst“ zeichnet ein etwas realistisches Bild vom Wehrdienst. Aufstehen um vier Uhr morgens, lange Märsche, strikte Befehle.

Zunächst schien die klassische Rekrutierung deutlich zuzulegen: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eszeitraum stiegen die Bewerbungen um 26 Prozent. Zahlen, die die militärische Laufbahn der Bundeswehr umfasst. Auch in den zu Jahresbeginn knapp 380 000 verschickten Fragebögen, in denen junge Menschen nach ihrer Bereitschaft zum Wehrdienst gefragt wurden, bekundete mehr als jeder fünfte Mann Interesse. Doch von dort an wurde die Zahl immer kleiner: Aus den Rückmeldungen gingen rund 2600 Musterungen und Auswahlverfahren hervor, am Ende bleiben nur 870 Freiwillige, die für 2026 fest eingeplant sind.

Wie erklärt sich die Truppe diesen Misserfolg? Ein direkter Zusammenhang zwischen Werbung und Bewerbung lasse sich laut Sprecherin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nur bedingt feststellen“. Zwischen dem Ausstrahlen einer Kampagne und dem Eingang einer Bewerbung lägen Wochen, in denen „persönliche Lebensumstände, Veränderungen der Arbeitsmarktsituation, die demografische Entwicklung“ oder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Lage längst mitentschieden hätten. Am Ende bleibe höchstens eine „potenzielle oder teilweise Korrelation“.

Parallel zur steigenden Zahl der Bewerbungen steigt auch jene der Kriegsdienstverweigerung: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gingen bei der Bundeswehr mehr entsprechende Anträge ein als im gesamten Jahr zuvor. Die Sprecherin de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führt diese Zahlen unter anderem auf die steigende öffentliche Aufmerksamkeit für den Wehrdienst zurück. Gemessen an Zeiten der Wehrpflicht bleibt die Zahl gering, so lagen die Anträge auf Verweigerung 2010 noch bei rund 131000.

Das tatsächliche Problem wird sich wohl nicht allein dadurch lösen, dass die Bundeswehr 70,5 Millionen im Jahr für Werbung zahlt. Was diese Generation zuweilen wirklich umtreibt, zeigt eine Online-Befragung des Forschungsteams der Universität Hildesheim und der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Junge Menschen fühlen sich nicht ausreichend in die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sprozesse rund um die Wehrpflicht einbezogen, wobei die ohnehin nicht klar einzuordnenden Prooder Contra-Positionen in den Hintergrund rücken. Die Haltung der Befragten reicht von Überforderung und zunehmender Belastung bis hin zum Wunsch nach einer Verantwortungsübernahme im Namen der Sicherheit.

Gleichzeitig sinkt das Vertrauen junger Menschen in die Politik, wobei die Mehrheit überzeugt ist, dass Politiker und Politikerinnen nicht über den Alltag junger Menschen Bescheid wissen. Was sie sich laut dieser Befragung wünschen, ist eine ernsthaft mit ihnen geführte politische Diskussion. Für die Bundeswehr könnte das eine gute Nachricht sein: Eine Diskussion kostet nichts. Nele-Sophie Weimann

Der Karikaturist Hans Traxler 2009 in seiner Wohnung in Frankfurt am Main.
FOTO: IMAGO/EPD

Der Erfinder von „Birne“

Er war Mitbegründer der Satirezeitschrift „Titanic“ und enthüllte „Die Wahrheit über Hänsel und Gretel“: Der große Karikaturist, Zeichner und Wortkünstler Hans Traxler ist im Alter von 97 Jahren gestorben.

Von Martina Knoben

Auf die Frage, wie die Komik in seine Bilder komme, hat Hans Traxler dieser Zeitung einmal erklärt, dass das „ganz sachte“ geschehe. Sie entstehe ja nicht „durch komische Figuren mit dicken Nasen und Glupschaugen, sondern durch die Situation, die komisch oder zumindest befremdlich, irritierend, irgendwie merkwürdig ist“.

Sanft und subversiv, das ging bei ihm wunderbar zusammen. Pissgelb kolorierte er einen grimmigen älteren Mann mit Stock, Aktentasche und Hut, der einem Obdachlosen, der mit Mantel, Wollmütze und Handschuhen auf der Straße unter einer Decke liegt, zukeift: „So gut wie Sie möchte ich's auch mal haben!“ Und bei der „Wunderbare(n) Baguette Vermehrung (wenn Jesus z.B. in Nizza zur Welt gekommen wäre)“ verteilt ein durch einen Heiligenschein gekennzeichneter Jesus Stockbrote an Männer und Frauen mit Baskenmütze.

Es war ein Hoax, die Märchenstürmerei „Die Wahrheit über Hänsel und Gretel“ aus dem Jahr 1963, mit der Traxler berühmt wurde. Darin findet der fiktive Märchenarchäologe Georg Ossegg Indizien dafür, dass das Märchen der Brüder Grimm auf realen Ereignissen beruht. Die Kinder Hans und Gretel lebten demnach im 17. Jahrhundert in einem Dorf im Spessart und ermordeten eine Frau namens

Katharina Schraderin, um an ihr Geheimrezept für Nürnberger Lebkuchen zu kommen. Ossegg vermutete auch, dass die Grimms den ruchlosen Raubmord bewusst verschwiegen hätten, um ihren Märchenstoff nicht zu beschädigen. Das Buch ließ sich als literarhistorische Sensation lesen und wurde schnell zum Bestseller, bis Traxler enthüllte, dass das Ganze ein Schelmenstück und fake news war, eine sehr, sehr komische Persiflage auf den tierischen Ernst mancher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r oder volkskundlicher Forschung.

Traxler wurde am 21. Mai 1929 als Sohn österreichischer Eltern im böhmischen Herrlich geboren. Schon in seiner Familie sei viel gezeichnet worden, hat er erzählt, ein Großvater und ein Onkel seien gute Zeichner gewesen. In seinem Buch „Mama, warum bin ich kein Huhn?“ von 2019 schilderte der damals 90-jährige

Helmut Kohl als „Birne“ und „Der große Gorbi“: Bücher von Hans Traxler bei einer Ausstellung in Fürstenfeldbruck. FOTO: JOHANNES SIMON

Traxler Szenen aus dieser Jugend. 14-jährig kam er in ein „Wehrertüchtigungslager“ und „lernte den Krieg“, wie er die Ausbildung mit scharfer Munition, Handgranaten und Bajonetten beschrieben hat. Und womöglich „lernte“ Traxler dort auch den bissigen Blick auf Autoritäten, der viele seiner späteren Arbeiten kennzeichnet.

Nach dem mit Glück und etwas Widersetzlichkeit überlebten Krieg verschlug es Traxler nach Regensburg, wo der Akademieprofessor Max Geyer den begabten jungen Mann mit Anatomiezeichnungen und anderen Übungen quälte, es war eine gute Schule. 1951 ging Traxler dann nach Frankfurt am Main, wo er bis zu seinem Tod blieb. Ab 1954 studierte er dort an der Städelschule Malerei und Lithografie und arbeitete für die Satirezeitschrift Pardon. Mit Robert Gernhardt, Eckhard Henscheid, F.W. Bernstein, F.K. Waechter und Chlodwig Poth, alle Pardon-Autoren und -Zeichner, fand er sich zur „Neuen Frankfurter Schule“ zusammen, eine Künstlergruppe, deren genialer Nonsens wohl mehr für den deutschen Humor getan hat als alle Karnevalssitzungen und Blödelbarden zusammen. Von Traxler stammt auch die berühmte Illustration des wohl bekanntesten Spruchs der „Neuen Frankfurter Schule“, des Zweizeilers von F.W. Bernstein: „Die schärfsten Kritiker der Elche /waren früher selber welche.“ Traxler zog den Elchen elegante Mäntel an und setzte ihnen Hüte und farbige Geweihe auf. Heuchelei als Allerweltsphänomen.

Den Unzulänglichkeiten der Menschen konnte er Komisches abgewinnen – dem Tod auch

1979 gründete Traxler mit anderen ehemaligen Pardon-Autoren das „endgültige Satiremagazin“ Titanic. Das hemmungslose Witzblatt (berühmt etwa das Titelbild mit „Zonen-Gaby“ und ihrer „ersten Banane“ im November 1989) lag eine Zeit lang auf jedem linksalternativen WG-Klo. Traxler veröffentlichte auch Serien im Zeit-Magazin, er arbeitete für die FAZ und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illustrierte Texte von Schiller bis Morgenstern und schrieb Kinderbücher. Für sein riesiges, wunderbares Werk wurde er vielfach ausgezeichnet, unter anderem mit dem Deutschen Karikaturenpreis, dem Wilhelm-Busch-Preis und dem Sondermann-Preis.

Seine wohl bleibendste Erfindung aber ist die Karikatur von Helmut Kohl als „Birne“, die er zusammen mit Peter Knorr für das Titanic-Magazin schuf. In „Birne

- Das Buch zum Kanzler“, 1982 erschienen, schildern Knorr und er noch mal ausführlich, wie „Jung-Birne sich mit der Welt auseinandersetzt, wie er guten Herzens alles Linke, alles Schlechte und die böse, böse Krise beseitigen möchte, wie sich dadurch manch heitere Verwicklung, der Weg in die Politik und schließlich ins heiß ersehnte Amt ergeben“, so steht es auf dem Buchumschlag. Auf diese Weise bewitzelt und im Lächerlichen kenntlich gemacht, ließen sich Kohl und seine bleiernen Kanzlerjahre ein kleines bisschen besser aushalten.

Traxlers Witz konnte tröstlich sein. Den Unzulänglichkeiten der Menschen, dem Banalen, der Eitelkeit und Heuchelei, auch der Grausamkeit im Kleinen konnte er Komisches abgewinnen. Auch dem Tod. In „Letzter Wille“ besucht der Sensenmann einen Zeichner, der ihn aber erst einmal abweist: „Hör mal, grauer Knochenmann, stell dich bitte hinten an!“. Er zeigt auf eine Reihe Wartender, darunter ein König als Vertreter des Staates und ein Geistlicher für die Kirche. „Musst dich etwas gedulden“, sagt der Zeichner weiter, „denn ich hab da ein paar Schulden ...“

Hans Traxler selbst blieb ungemein produktiv, selbst noch im hohen Alter. Wie das Caricatura-Museum Frankfurt und die Stadt Frankfurt am Main im Namen der Familie des Künstlers am Mittwoch bekannt gaben, ist Hans Traxler am 24. August in Frankfurt gestorben. Er wurde 97 Jahre alt.

Ermittler mit Rotwein und Pasta

21 Jahre lang war Andreas Hoppe der Kommissar Mario Kopper im Ludwigshafener „Tatort“ – und brachte italienische Lebensart in den Krimi. Nun ist er mit 66 Jahren gestorben.

Zu seinem Abschied vom „Tatort“ gab es 2018 eine Folge, die ganz auf ihn zugeschnitten war. Sie hieß kurz und knallig „Kopper“, das reichte. Der Name stand für eine Marke – für einen markigen Typen, der optisch und gemütsbärig erfreulich herausstach aus der Schar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Kriminalermittler. Auch durch die gewisse Italianità, mit der Andreas Hoppe in der Rolle des Kommissars Mario Kopper insgesamt 57 Ludwigshafener „Tatort“-Folgen färbte.

Komissar Kopper war ein Publikumsliebling, sein vom SWR forciertter Abgang bedauerlich

Dieser Kopper war Halbitaliener, Sohn einer sizilianischen Mama, als solcher keiner Pasta abgeneigt. Auch hatte er einen Sinn für Kopfbedeckungen, überhaupt für Mode. Er trug die strähnigen Haare schulterlang, gerne mit hochgesteckter Sonnenbrille, und er liebte italienische Autos, fuhr einen Fiat und eine Moto Guzzi. 21 Jahre lang, von 1996 bis 2018, ermittelte er an der Seite seiner Kollegin Lena Odenthal (Ulrike Folkerts) – bis zu jener letzten Folge, in welcher der Kommissar durch einen alten

Schulfreund in die Fänge der sizilianischen Mafia geriet, sich übel darin verstrickte und schließlich aus dem Polizeidienst entlassen wurde.

Seitdem hat Lena Odenthal die junge, strikte Johanna Stern (Lisa Bitter) als Ermittlungspartnerin und keinen Super-Mario mehr, der sie mit Spaghetti, Rotwein und seinem großen Herzen am abendlichen Küchentisch auffängt. Eine Zeit lang lebten Odenthal und der grummelig-gutmütige Kopper sogar zusammen in einer WG. Es ist eine schöne Freundschaft daraus entstanden – zwischen den beiden Figuren und auch eine mit den Zuschauern. Kopper war ein Publikumsliebling, sein vom SWR forcierten Abgang bedauerlich.

Anders als seine Serienfigur war Andreas Hoppe kein Italiener. Nicht einmal ein Halb- oder Viertelitaliener, sondern ein Berliner. Geboren am 1. Juni 1960 wuchs der Sohn einer Friseurin und eines Betriebsingenieurs in den Stadtteilen Schöneberg und Tempelhof auf. Seine Schauspielausbildung absolvierte der 1,93 Meter große Hoppe von 1982 bis 1986 an der 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Theater in Hannover, und zwar in derselben Klasse wie Ulrike Folkerts. Die schlug ihn Mitte der Neunziger dann für die Rolle ihres neuen Assistenten im „Tatort“ vor, begin-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nend mit dem Fall „Der kalte Tod“. Hoppe hatte zuvor auch viel Theater gespielt, so etwa von 1992 bis 1995 am Berliner Grips-Theater.

Andreas Hoppe auf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im Jahr 2017.
FOTO: UWE ZUCCHI/DPA

Nach seinem Ausstieg aus dem „Tatort“ stand Hoppe in Serien wie das „Das Traumschiff“, „Rosamunde Pilcher“ oder in diversen „Soko“-Folgen vor der Kamera. Auch privat ein Genussmensch wie sein Kommissar Kopper, beschäftigte sich der Schauspieler viel mit gutem Essen und gesunder Ernährung. Neben seiner Wohnung in Berlin-Charlottenburg hatte er einen eigenen Hof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Er verkaufte Apfelmost, machte Gemüse ein und veröffentlichte 2009 das Buch „Allein unter Gurken“ über Ernährung mit regionalen Lebensmitteln. 2017 folgte, inspiriert von seiner Rolle als Kopper, ein Sizilien-Kochbuch. Auch für Umwelt und Natur engagierte sich Hoppe stark, etwa als Wolfsbotschafter oder als Botschafter für den Bärenwald Müritz. In dem Buch „Die Hoffnung und der Wolf“ (2019) schrieb er über die Frage, wie ein Miteinander von Mensch und Tier aussehen könnte.

Wie erst jetzt bekannt wurde, ist der Schauspieler bereits am 17. August völlig unerwartet gestorben. Er wurde 66 Jahre alt. Christine Dössel

Das Erste

5.00 Kontraste 5.30 ARD-Morgenmagazin 9.00 Tagesschau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Ein Fußgänger sieht rot 9.55 Morden im Norden. Sprengstoff 10.40 Tagesschau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Gefragt – Gejagt. Show 12.00 Mittagsmagazin 14.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4.10 Rote Rosen Telenovela 15.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5.10 Sturm der Liebe Telenovela 16.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6.10 Elefant, Tiger & Co. 17.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7.15 Brisant Magazin 18.00 Gefragt – Gejagt Show 18.50 Quizduell-Olymp Show 19.45 Sportschau vor acht 19.50 Wetter vor acht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 20.00 Tagesschau

20.15 Liebe braucht Meer TV-Komödie, D 2026. Mit Morgane Ferru, Morgane Ferru, David Vormweg, Margarita Broich, Morgane Ferru, David Vormweg, David Vormweg Regie: Tine Rogoll. Die junge Anwältin Lissi kämpft um die Rettung einer Austernzucht und fragt sich, wem sie vertrauen kann. 21.45 Tagesthemen 22.20 WaPo Bodensee Paleo Girl. Krimiserie. Mit Floriane Daniel, Floriane Daniel, Tim Wilde, Wendy Güntensperger. Die Suche nach einer verschwundenen Möchtegern-Steinzeit-Forscherin führt die Beamten in eine Welt, in der es um Websites, Klicks und Follower geht, zu Nerds und erbitterten Konkurrenten. Dann überschlagen sich die Ereignisse.

23.10 Sportschau Fußball: Bundesliga, 1. Spieltag, FC Bayern München – VfB Stuttgart; 2. Liga, 3. Spieltag Moderation: Malte Völz

23.55 Selling Sex (1-5/6) Der erste Job / Sexy Hulk auf Speed / Gucken reicht nicht / Sex für Geld oder Geld für Sex / Enttäuschungen / Entscheidungen Dramaserie. Mit Ella Morgen

2.50 Liebe braucht Meer TV-Komödie, D 2026. Mit Morgane Ferru. Regie: Tine Rogoll 4.20 Bricant Magazin

4.58 Tagesschau

ZDF

5.30 Morgenmagazin 9.00 heute Xpress 9.05 Volle Kanne. Magazin. Moderation: Carsten Rüger 10.30 Notruf Hafenkante. Melody. Krimiserie 11.15 SOKO Stuttgart. Teams. Krimiserie 12.00 Mittagsmagazin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Show 15.00 heute Xpress Nachrichten 15.05 Bares für Rares Magazin 16.00 heute - in Europa Nachrichten 16.10 Die Rosenheim-Cops Die kalte Gräfin. Krimiserie 17.00 heute Nachrichten 17.10 hallo deutschland Magazin 18.00 SOKO Linz Signature Styles. Krimiserie 19.00 heute Nachrichten 19.20 Wetter 19.25 Bettys Diagnose Schluss Aus Vorbei. Krankenhausserie

20.15 Die Chefin Söhne. Krimiserie. Mit Katharina Böhm, Jürgen Tonkel, Jonathan Hutter. Die Leiche eines jungen Unbekannten, der schon länger im Wasser treibt, wird gefunden. 21.15 SOKO Leipzig Ungehört. Krimiserie. Mit Melanie Marschke, Amy Mußul, Johannes Hendrik Langer Ingolf Roscher wurde ermordet aufgefunden. Er war Leipzigs Stadtrat und bekannt für seine cholerischen Wutausbrüche. Davon können auch seine neue Frau Sofie und ihr Stiefsohn Matteo berichten. 22.00 heute journal 22.30 heute-show spezial High Noon im Osten. Im Vorfeld der Landtagswahlen im Bundesland Sachsen-Anhalt fangen Lutz van der Horst und Fabian Köster Stimmen und Stimmungen ein.

23.00 ZDF Comedy Sommer Show. Zu Gast: Johannes Schröder, Maria Ziffy, Tony Bauer. Mit Till Reinerse

0.45 Schuld & Sühne Ein düsterer Verdacht: Der Fall Dorota G. Reportagereihe

1.30 Was ist deutsch? Die Geschichte der Migration Dokumentation

2.15 Was die Welt am Laufen hält Arbeit. Dokumentationsreihe

3.00 Spooks – Verräter in den eigenen Reihen Thriller, GB/D 2015

BR

4.35 hallo deutschland

6.00 Dahoam is Dahoam 6.30 Sturm der Liebe 7.20 Tele-Gym 7.35 Panoramabilder / Bergwetter 9.00 Tele-Gym 9.15 Dahoam is Dahoam 9.45 Dahoam is Dahoam 10.15 Elefant, Tiger & Co. 11.05 Helgoland – Insel im Sturm 11.50 aktiv und gesund. Magazin 12.20 Schnittgut. Alles aus dem Garten 12.50 In aller Freundschaft Arztserie 13.35 Morden im Norden Krimiserie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Show 15.10 Quizduell – Olymp Show 16.00 BR24 Nachrichten 16.15 Wir in Bayern – Das Schönste aus 2025 Magazin 18.00 Abendschau 18.30 BR24 Nachrichten 19.00 Unser Land Magazin 19.30 Landgasthäuser Bierschmankerl Genuss-Gipfel im Oberallgäu 20.00 Tagesschau

20.15 Hubert ohne Staller Zu späte Einsicht. Krimiserie Mit Christian Tramitz, Michael Brandner, Katharina Müller- Elmau. Ein spektakulärer D-Mark- Fund im Wolfratshausener Mühl- bach führt Hubert und Girwidz schnell zu dessen Besitzer. 21.00 Hubert ohne Staller Eine Leiche zum Kaffee Krimiserie. Mit Christian Tramitz Der Baulöwe Max Hofmann rast in Huberts und Girwidzs mobile Radarfalle und kann nur noch tot geborgen werden. 21.50 BR24 22.05 Auf bairisch g'lacht! Mitwirken- de: Martin Frank, Angela Ascher, Helmut Schleich, Monika Gruber 22.50 Rosemaries Baby Horrorfilm, USA 1968. Mit Mia Farrow, John Cassavetes, Ruth Gordon. Regie: Roman Polański

1.05 Swiss Army Man Komödie, USA 2016. Mit Paul Dano, Daniel Radcliffe, Mary Elizabeth Winstead. Regie: Daniel Kwan, Daniel Scheinert Der gestrandete Hank trifft auf die scheinbar lebendige Leiche Manny. Mit dessen bizarren Fähigkeiten kämpfen sie sich durch die Wildnis.

2.35 Wir in Bayern – Das Schönste aus 2025 Magazin

3.50 Frankenschau aktuell

4.50 Abendschau - Das bewegt Bayern heute Magazin

RTL

5.2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Spuren im Netz 6.00 Deutschland am Morgen. Magazin 9.00 GZSZ. Daily Soap. Pakt mit dem Teufel. Daily Soap 9.30 Unter uns. Daily Soap 10.00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11.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12.00 Punkt 12 – Das RTL-Mittagsjournal 15.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Doku-Soap 15.55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17.00 Ulrich Wetzel – Das Jugendgericht 17.30 Unter uns Ein Frosch zum Verlieben. Daily Soap 18.00 Explosiv – Das Magazin 18.30 Exclusiv – Das Star-Magazin 18.45 RTL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Herz macht Bumm. Soap 19.40 Gute Zeiten, schlechte Zeiten Zweite Chance. Daily Soap

20.15 So klingt Deutschland – Unsere 50 beliebtesten Nummer 1-Hits Musik pur! In Zusammenarbeit mit Media Control wurde Deutschland befragt: Welche der erfolgreichsten Nummer 1-Hits seit den 80ern sind die absoluten Lieblingssongs? Herausgekommen ist eine brandheiße Top 50, vollgepackt mit den größten Nummer 1-Hits! Stars wie Sabrina Setlur, Jana Wosnitza und Henning Krautmacher teilen ihre spannenden Insider-Stories und schwelgen in Erinnerungen. Außerdem lässt die Rankingsshow Menschen aus Deutschland zu Wort kommen: Stehen Süddeutsche auf andere Hits als Norddeutsche? Gibt es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n Geschmäckern von Männern und Frauen? Und welches Lied ist die unangefochtene Nummer 1 in Deutschland?

0.35 CSI: Miami Tunnelblick Krimiserie. Mit Khandi Alexander, David Caruso, Emily Procter Bei einer Verfolgungsjagd durch Miami stürzt ein Auto in ein sich plötzlich auftuendes Loch.

1.25 CSI: Miami Ihre letzte Leiche Krimiserie. Mit David Caruso

2.10 CSI: Maimi Helle Drante. Krimiserie 2.55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Spuren im Netz. Krimiserie

3.45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Mutterliebe. Krimiserie

4.3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Stumme Schreie. Krimiserie

ProSieben

5.25 B Positive 5.45 Call Me Kat 6.05 taff 7.00 Galileo 8.05 Die Simpsons 8.30 How I Met Your Mother 9.00 The Middle 9.55 Young Sheldon 10.25 2 Broke Girls 10.55 Two and a Half Men 11.50 The Big Bang Theory 12.45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0 The Middle Comedyserie 14.10 Young Sheldon Comedyserie 14.35 2 Broke Girls Handwerker und Notfälle. Comedyserie 15.05 Two and a Half Men 16.00 The Big Bang Theory Wochenendkrieger / Traum mit Spock. Comedyserie 17.00 taff Magazin 18.00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Die Simpsons Blau im Amt / Die Pin Pals. Zeichentrickserie 19.05 Galileo King of Watermelon: Auf der Suche nach der dicksten Melone

20.15 The Batman Actionfilm, USA 2022. Mit Robert Pattinson, Zoë Kravitz, Paul Dano. Regie: Matt Reeves Zwei Jahre lang jagte Bruce Wayne als Batman Verbrecher auf der Straße und geriet immer tiefer in die Schattenwelt Gothams. Im korrupten Netzwerk der Beamten und VIPs konnte er nur auf wenige Vertraute zählen, daher verkörperte er bald als Einziger die Rache der Bürger. Als ein Killer es mit einer Vielzahl an sadistischen Machenschaften auf die Elite Gothams abgesehen hat, führt eine Spur aus mysteriösen Hinweisen den weltbesten Detective in die Unterwelt, wo er auf Selina Kyle a.k.a. Catwoman, Oswald Cobblepot a.k.a. der Pinguin, Carmine Falcone und Edward Nashton a.k.a. der Riddler stößt.

23.55 Smile 2 – Siehst du es auch? Horrorfilm, USA/CDN 2024. Mit Naomi Scott, Rosemarie DeWitt Regie: Parker Finn. Kurz vor ihrer Welttournee erlebt Sängerin Skye eine Reihe schrecklicher Ereignisse. Von einem dämonischen Grinsen verfolgt und vom Ruhm überfordert, muss sie sich ihrer dunklen Vergangenheit stellen, bevor ihr Leben außer Kontrolle gerät.

3.50 Inside Marvel

2.15 The Silence Horrorfilm, D/USA 2019. Mit Stanley Tucci, Kiernan Shipka, Miranda Otto 3.45 ProSieben nowstime

Sat.1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Show 11.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Show 12.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Show 13.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4.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5.00 Auf Streife Kinder ausgesetzt am Straßenrand. Doku-Soap 16.00 Auf Streife Bankkaufmann Bello. Doku-Soap 17.00 Notruf Herzinfarkt in der Mittagspause 17.30 Notruf Unter der Leitplanke 18.00 Lenßen übernimmt Die Klorollen-Konsequenz/Vater von Sinnen. Doku-Soap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Abschluss. Arztserie 19.45 SAT.1:newstime 19.50 Fußball: Bundesliga Countdown

20.30 Fußball: Bundesliga Eröffnungsspiel: FC Bayern München – VfB Stuttgart. Aus München. Anschließend: In der Pause: Halbzeitanalyse Die Titelverteidiger hoffen auf einen erfolgreichen Start. Zum Auftakt treffen Harry Kane und Co. vor heimischem Publikum auf Stuttgart. Die Bilanz der letzten Direktduelle spricht für die heutigen Gastgeber. Von den jüngsten sechs Aufeinander- treffen haben die Münchner alle für sich entschieden. 22.25 Fußball: Bundesliga Magazin. Highlights. Experten: Markus Babbel, Lars Stindl. Moderation: Matthias Opdenhövel Der FC Bayern München und der VfB Stuttgart eröffnen die Fußball-Bundesliga.

23.15 Villa der Versuchung Doku-Soap Moderation: Verona Pooth Eine neue Versuchung zwingt die Stars zu radikalem Sparen. 1.40 Genial daneben Show. Zu Gast: Bastian Pastewka, Chris Tall, Martin Klempnow. Mit: Hella von Sinnen, Wigald Boning Moderation: Hugo Egon Balder 2.30 Genial daneben Zu Gast: Hella von Sinnen, Wigald Boning, Margie Kinsky, Oliver Pocher, Carolin Kebekus 3.15 Die dreisten drei – Die Comedy-WG 4.00 Die dreisten drei – Die Comedy-WG 4.20 Auf Streife – Die Spezialisten 4.40 Frieda – Mit Feuer und Flamme

ARTE

5.05 Heldinnen der Lüfte (4/5). Reportagereihe 6.05 Flusskreuzfahrten (4/4). Dokumentationsreihe 6.50 Küchen der Welt 7.20 Stadt Land Kunst 8.55 Perfect World. Kriminalfilm, USA 1993 11.05 Wilde Äcker, Gärten und Wiesen (1/4). Dokumentationsreihe 12.00 Zu Tisch ... Schwarzmeerküste, Türkei 12.30 Stadt Land Kunst 14.00 Vatersland Drama, D/B 2020 16.20 Rückeroberung der Rocky Mountains (1/4) Eine neue Heimat für die Bisons / Wildkorridore für die Grizzlybären 17.50 Kanadas Nationalparks (5/5) Cape Breton Highlands 18.35 Die Deutsche Alpenstraße – Unterwegs zwischen Bergen, Seen und Schlössern 19.20 Arte Journal Nachrichten 19.40 Megafeuer in Frankreich (2/25)

20.15 Mord im Mittsommer (2/3) Nikki & Evelina. TV-Kriminalfilm, S 2024. Mit Alexandra Rapaport, Nicolai Cleve Broch, Gustaf Hammarsten. Regie: Mattias Ohlsson Der Polizist Alexander ermittelt nach seiner Rückkehr in einem brutalen Überfall auf Bootshändler Bruno, der später im Krankenhaus stirbt. Verdächtig sind sein Geschäftspartner Ronny und Nikki, eine Freundin von Brunos Frau Evelina. 21.45 Mord im Mittsommer (3/3) Birgitta. TV-Kriminalfilm, S 2024. Mit Alexandra Rapaport, Alexandra Rapaport, Nicolai Cleve Broch, Gustaf Hammarsten Regie: Niklas Ohlsson. Kommissar Forsman untersucht den Mord an einer Krimiautorin: Birgitta Piik wurde vergiftet in ihrem Haus auf einer Insel aufgefunden.

23.15 Queens of Crime Charlotte Link, Meisterin des Thrills. Dokumentation

1.25 Die Adern der Welt Drama, D/MON 2020. Mit Bat- Ireedui Batmunkh, Enerel Tumen

2.55 Mit Kompass und Köpfchen auf hoher See Brasilien, Recife

3.40 28 Minuten (1/222) Magazin 4.29 Athleticus Animationsserie

3sat

7.30 Alpenpanorama 8.05 Alpenpanorama 8.33 Alpenpanorama 9.00 ZIB 9.05 Kulturzeit 9.45 nano 10.20 Rundschau 11.10 Mein Cousin, der Bauer 11.40 Sehen statt Hören 12.15 Päpstlicher als der Papst - Die Piusbruderschaft 12.55 Comeback Die Psyche. Reihe 13.20 Die Elefanten der Victoriafälle 13.50 Serengeti - Wilde Geschichten aus der Savanne (1-5/6) Fels der Löwen / Paradies in Flammen / Überlebenskampf / Rivalen der Macht / Sengende Hitze / Wiedererwachen. Dokumentationsreihe 18.15 Liebe und Bindung - Wie das Smartphone unsere Beziehungen gefährdet Dokumentation 19.00 heute Nachrichten 19.20 Kulturzeit Magazin 20.00 Tagesschau

20.15 Lauf Junge lauf Drama, D/F/PL 2013. Mit Kamil Tkacz, Kamil Tkacz, Andrzej Tkacz, Elisabeth Duda, Kamil Tkacz, Andrzej Tkacz, Andrzej Tkacz. Regie: Pepe Danquart Der neunjährige Srulik kann als Einziger seiner Familie aus dem Warschauer Ghetto in die nahe gelegenen Wälder fliehen. Dort muss er sich bis zum Ende des Krieges alleine durchschlagen. 22.00 ZIB 2 Nachrichten 22.25 Cop Land Kriminalfilm, USA 1997. Mit Sylvester Stallone, Harvey Keitel, Ray Liotta. Regie: James Mangold In der fiktiven Kleinstadt Garrison tut Sheriff Freddy Heflin seinen Dienst. Als dort gegen einige korrupte New Yorker Polizisten ermittelt wird, soll Heflin bei den Untersuchungen helfen.

0.00 Du lebst noch 24 Stunden Actionthriller, SA/CHN/USA 2017 Mit Ethan Hawke, Xu Qing, Paul Anderson. Regie: Brian Smrz. Der Elitesoldat Travis wird nach einer tödlichen Schießerei für 24 Stun- den wieder zum Leben erweckt. 1.30 10vor10 Nachrichten 2.00 Reschke Fernsehen Familienstiftung - Wie Reiche Milliarden am Staat vorbeistiften 2.30 Donauinselfest Nina Hartmann 3.00 Donauinselfest Barbara Balldini 3.30 Suchtpotenzial: Bällebad Forever 4.15 Malarina: Trophäenraub Show 4.45 Marie Diot: Musik & Quatsch

Phoenix

14.30 Gut zu wissen 15.15 Ein Moment in der Geschichte. Die Varusschlacht / Kolumbus erreicht Amerika / Die Mondlandung 17.30 phoenix der tag 18.00 Deepfakes – Leben nach digitaler Gewalt 18.30 Der große Traum – Geld für alle. Dokumentarfilm, D 2025 20.00 Tagesschau 20.15 Das Atomzeitalter – Höllenfeuer und Hoffnung. Von Hiroshima bis zur Kuba-Krise / Vom Wettrüsten bis Tschernobyl / Vom Abrüsten bis zur Endlagersuche 22.30 Willy – Verrat am Kanzler. Dokumentarfilm, D 2024 0.00 Sicherheitsrisiko schwul – Die Affäre Kießling 0.45 Das Atomzeitalter – Höllenfeuer und Hoffnung

ARD alpha

16.30 Lohnt sich das? 16.45 Die gefährlichsten Schulwege der Welt 17.30 In den Nockbergen 18.15 Ländermagazin. Bayern 18.45 42 – Die Antwort auf fast alles 19.09 Samy Molcho in München 19.15 Klimazeit 19.30 euromaxx 19.55 Wissen vor acht – Erde 20.00 Tagesschau 20.15 Vom Fjell zu den Fjorden: Mit dem Zug durch Norwegens Winter (1/2) 21.00 Selbst ist der Mann – Bericht über die Do-it-yourself-Bewegung 21.40 Die Heimwerker – Bericht aus deutschen Höhlen 22.25 Weine zum Selbermachen – Das Beste aus der Hobbythek 22.55 Zwiebelzeltln 23.00 BR Retro: Back on Stage 0.30 The Day

NDR

13.10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4.00 Beerenstark! – Anpacken für die Super-Beeren 14.30 Hochsaison beim Heidekutscher 15.00 NDR Info 15.10 WaPo Berlin. Wem gehört die Stadt? Krimiserie 16.00 NDR Info 16.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7.00 NDR Info 17.10 Leopard, Seebär & Co. 18.15 Hofgeschichten 18.45 DASI Rote Sofa 20.00 Tagesschau 20.15 Abenteuer Campingplatz: Arbeiten, wo andere entspannen. Dokumentation 21.15 Tietjen campt – der Roadtrip. Reportagereihe. Neue Staffel 21.45 NDR Info 22.00 NDR Talk Show 0.00 Käpt'ns Dinner 0.30 Azubi Storys. Doku-Soap

WDR

ONE

5.20 SWR3 Comedy Festival. Kathi Wolf 5.35 Walking on Sunshine (3). Dramaserie 6.20 Sturm der Liebe. Martin gerät unter Druck/Kira ist glücklich / Marlene singt / Charlotte stößt Julius vor den Kopf. Telenovela. Mit Lucy Scherer, Moritz Tittel, Mareike Lindenmeyer 9.30 Velvet 11.00 Rote Rosen 12.35 In aller Freundschaft 14.05 Walking on Sunshine. Dramaserie 15.35 Velvet 17.05 Rote Rosen 18.40 Sturm der Liebe 20.15 Olafs Klub 21.00 Mrs. Wilson (1-3) 23.50 Obituary (1-5). Wettbewerb / Ein Hirn voller Rasierklingen / Milch / Leb wohl, Albert / Entlastung / Auf zu neuen Ufern. Krimiserie

6.00 Maithink X – Die Show. Mit Mai Thi Nguyen-Kim 6.30 Die Biene Maja 7.20 Löwenzahn Classics 8.15 Stadt, Land, Lecker 9.00 Die Küchenschlacht 9.45 Duell der Gartenprofis 10.30 Bares für Rares 11.20 Bares für Rares 12.15 Death in Paradise 15.45 The Rookie 17.05 Suits. Herausforderungen / Nachtschicht. Anwaltsserie 18.30 Bares für Rares. Magazin 19.20 Bares für Rares. 20.15 Death in Paradise. Ein stummer Zeuge / Die Smaragdinsel. Krimiserie 22.00 Suits. Gegen die Zeit / Geliehene Zeit. Anwaltsserie 23.20 Chabos. Comedyserie 0.00 Deadly Tropics. Krimiserie 3.20 Suits

11.10 Norwegens Sehnsuchtsstraße 11.55 Elefant, Tiger & Co. 12.45 WDR aktuell 13.00 Spürnase, Fährtensau & Co. 13.50 Nashorn, Zebra & Co. 14.20 Hubert ohne Staller 15.10 Hubert ohne Staller 16.00 WDR aktuell 16.15 In höchster Not – Bergretter im Einsatz 17.00 Hier und heute 18.00 WDR aktuell 18.15 2 für 300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Lokalzeit 20.00 Tagesschau 20.15 Acht Leben, ein Fest – NRW feiert Geburtstag. Dokumentation 21.15 Wuppertal und die einzigartige Schwebebahn 21.45 WDR aktuell 22.00 Kölner Treff 0.00 Ladies Night 1.00 Kölner Treff

ZDFneo

5.10 Der Trödeltrupp. U.a.: Otto bei Ute und Toni / Mauro bei Oliver und Michaela / Mauro bei Gökhan / Mauro bei Albert, Silvio und Laila / Sükrü bei Johanna. Doku-Soap 13.55 Südklinik am Ring. Doku-Soap 16.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17.05 Hartz Rot Gold 18.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19.05 Berlin - Tag & Nacht 20.15 Herz aus Stahl. Kriegsdrauma, USA/CHN/GB 2014. Mit Brad Pitt. Regie: David Ayer 22.35 Hitman - Jeder stirbt alleine. Actionfilm, USA/F 2007 0.20 16 Blocks. Actionfilm, USA/D 2006. Mit Bruce Willis. Regie: Richard Donner

7.25 FBI: Special Crime Unit 8.20 Bull 10.10 Navy CIS 11.05 MacGyver. Geisterinsel. Actionserie 12.05 FBI: Special Crime Unit. Fremdes Herz 13.00 Castle. Pandora / Der Auslöser 14.50 Bull. Krimiserie 15.50 Kabel Eins : newstime 16.00 Bull. Die wahre Geschichte. Krimiserie 16.55 Abenteuer Leben täglich 17.55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kommt 18.55 Achtung Kontrolle! 20.15 Navy CIS: Origins. Der Sohn des Generals / Der Stein in meiner Ecke. Krimiserie 22.15 Navy CIS. Kompromat / Blutiges Puzzle 0.10 The Irrational – Kriminell logisch. Abrakadabra 1.10 Kabel Eins : newstime

12.50 Goat Girl 13.30 logo! 13.40 Die Regeln von Floor 14.10 Schloss Einstein 15.00 Mako – Einfach Meerjungfrau 15.45 Lenas Ranch 16.30 Sherlock Yack 16.55 The Garfield Show 17.20 Die Schlümpfe 17.55 Pinocchio im Zauberdorf 18.15 Feuerwehrmann Sam 18.35 Zacki und die Zoobande 18.50 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Die drei Musketiere – Eine für alle, alle für Eine 19.25 logo! 19.30 Mein Lotta-Leben 2 – Alles Tschaka mit Alpaka. Komödie, D 2022. Mit Meggy Hussong 20.50 Die Regeln von Floor (1/82). Die Lieblingsjacke. Kinder-Comedyserie. Mit Elisa Beuger, Ole Kroes

KiKA

RTL ZWEI

5.40 CSI: NY (3) 7.55 CSI: Vegas 8.4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9.35 vox nachrichten 9.40 CSI: Vegas (2-35) 12.20 CSI: Miami. (5) 15.00 Shopping Queen 16.00 Das Duell –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Loraine Schönau vs. Christian Sailler 17.00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Bielefeld, „Hey Dress„/Wetzlar, „Marie Bernal“ 18.00 First Dates – Ein Tisch für zwei 19.00 Das perfekte Dinner. U.a.: Tag 5: Tobias, Pfalz 20.15 First Dates Hotel 22.20 Fast & Furious 9. Actionfilm, USA/THAI/CDN/J 2021. Mit Vin Diesel 1.05 vox nachrichten 1.25 Snapped – Wenn Frauen töten. Doku-Soap

Rätsel-Lösungen

5.20 Watson (4-5). Patient Question Mark / Ein gewagter Versuch / Wettlauf gegen die Zeit. Arztserie 7.30 Blue Bloods - Crime Scene New York 9.45 Navy CIS. Krimiserie 12.10 The Rookie. Krimiserie 12.55 Watson. Arztserie 14.25 S.W.A.T. 1 15.55 Ghosts (3-5). Ich sehe was, was du nicht siehst / Halloween 3 und ein Todesfall / Teile und schweige 17.10 Bull (2-4). Krimiserie 19.25 The Rookie. Hand ab / Nachts / Undercover. Krimiserie 21.45 Navy CIS. Todesschüsse / Der gute Samariter / Der Colonel 0.00 Bull (5). Krimiserie 2.10 Ghosts. Comedyserie 2.55 S.W.A.T. (2-3) 4.15 Watson (5). Arztserie

13.00 Repair Shop - Kaputt gibt's nicht (5) 14.00 Container Wars. Dokumentationsreihe 15.00 Die PS-Profis - Mehr Power aus dem Pott 16.00 Axel! Der Einbruch. Comedyserie 16.30 Axel! Das Konzert. Comedyserie 17.00 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 17.30 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 Comedyserie 18.00 Ladykracher 19.00 Bitte Lächeln! Special. Show 19.55 Fußball: Socca-Weltmeisterschaft. Deutschland - Argentinien 21.00 Hardcore Pawn Chicago (1). Dokumentationsreihe 23.00 Kampfsport: Fight Night (1). Show 0.25 Bitte Lächeln! Die Woche. Show

V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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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ARD-Buffet Spezial. Magazin 12.55 Zwei übern Berg. TV-Komödie, D 2011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15.10 Hubert und Staller. Unhaltbar 16.05 Kaffee oder Tee. U.a.: Selbstgemacht: Pappmaché-Lampe 17.00 Aktuell. Magazin 17.05 Kaffee oder Tee 18.00 Aktuell 18.10 SWR Landesschau Baden-Württemberg 19.30 SWR Aktuell B-W 20.00 Tagesschau 20.15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Ein Wochenende in Straßburg 21.00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21.45 Aktuell B-W 22.00 Nachtcafé 23.30 Krause kommt! 0.15 Nö. Komödie, D 2021. Mit Anna Brüggemann 2.05 Kaffee oder Tee

7.55 Infomercial 15.00 All Time Classic (2) 15.05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Geheime Mission auf Celtris III 16.05 Infomercial 16.10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Das Schiff in der Flasche. Sci-Fi-Serie 17.10 Sliders. Das Wasser des Lebens 18.05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Aquiel / Das Gesicht des Feindes 20.15 Die Geister-Detektive. Zaks Visionen / Horror in der Abstellkammer. Doku-Soap 22.05 Sinister. Horrorfilm, CDN/USA/GB 2012. Mit Ethan Hawke, Juliet Rylance 0.35 The Pyramid – Grab des Grauens. Horrorfilm, USA/M 2014. Mit Ashley Hinshaw, Denis O'Hare

Tele 5

10.25 Rote Rosen 11.15 Sturm der Liebe 12.05 Frauen verstehen. Komödie, D 2014 13.35 WaPo Duisburg 14.20 Hubert ohne Staller 15.10 Mord mit Aussicht (5) 16.00 hallo hessen 16.45 hessenschau 17.00 hallo hessen 17.45 hessenschau 17.55 hessenschau Sport 18.00 Maintower - News & Boulevard 18.25 Brisant 18.45 Die Ratgeber 19.15 wetter 19.30 hessen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Dolomiten - Sommer in den italienischen Alpen. Dokumentarfilm, D 2024 21.45 hessenschau 22.00 NDR Talk Show 0.00 Verurteilt! Gespräch 1.05 Auf den Spuren eines Giftmischers (2)

MDR

10.35 Elefant, Tiger & Co. 11.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11.45 In aller Freundschaft 12.30 Zimmer mit Stall: Schwiegermutter im Anflug. TV-Komödie, D 2021 14.00 MDR um 2 14.25 Elefant, Tiger & Co. 15.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6.00 MDR um 4 17.45 MDR aktuell 18.05 Wetter für 3 18.10 Brisant 18.54 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 19.30 MDR aktuell 19.50 Elephant, Tiger & Co. 20.15 Die größten Hits der Goldenen Henne. Show 21.45 MDR aktuell 22.00 Riverboat 0.00 Die Olsenbande in der Klemme. Gaunerkomödie, DK 1969. Mit Ove Sprogøe 1.45 Zeitpunkt X. Drama, D 2022

ORF2

17.30 Studio 2 18.20 Rund ums Rad 18.30 Mayrs Magazin 18.51 infos & tipps 19.00 Bundesland heute 19.23 Wetter Bundesland 19.30 Zeit im Bild 19.51 Wetter 19.56 Sport aktuell 20.05 Seitenblicke 20.15 Der Zürich-Krimi. Borchert und der Schlüssel zum Mord. TV-Kriminalfilm, D 2025 21.50 Reisezeit. Dornbirn 22.00 ZIB 2 22.25 Euromillionen 22.30 Wunderschön! Ibiza – Insel zwischen Freiheit und Exzess 23.15 Mord in Genua – Ein Fall für Petra Delicato (4). Schein und Sein. TV-Kriminalfilm, I 2020 0.35 Der Zürich-Krimi. Borchert und der Schlüssel zum Mord. TV-Kriminalfilm, D 2025

Kabel 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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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One

12.05 Hubert und Staller 12.55 Quarks 13.10 rbb Gartenzeit 13.40 Hubert und Staller 14.30 Der Ruf der Berge. TV-Heimatfilm, D/A 2005 16.00 rbb24 16.15 In aller Freundschaft 17.05 Panda, Gorilla & Co. 17.53 Sandmännchen 18.00 Tage in Berlin & Brandenburg 19.30 rbb24 Abend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30 Cafés in Brandenburg, die Sie lieben werden 21.45 rbb24 Berlin 22.15 Die Sommerhitparade (3/3). Mitwirkende: Bonnie Tyler, Pur, OMD, Anna-Maria Zimmermann 23.45 Elblandfestspiele 2026 – Die Gala: Großes Kino an der Elbe 1.15 Mord mit Aussicht (3)

Bayern 2

5.03 Bayern 2-Playlist 6.05 Die Welt am Morgen 9.05 Bayern 2 Nah dran 12.04 Eins zu Eins. Zu Gast: Mirella Precek, YouTube-Ikone 13.04 Stadt Land Leute 14.04 Bayern 2 Kulturleben 14.40 Schalom 15.04 Bayern 2 Kulturleben 16.04 Eins zu Eins. Zu Gast: Miriam Davoudvandi, Djane, Moderatorin, Autorin 17.04 Die Welt am Abend 18.53 Betthupferl. Dienstags bei Oma Otto: Die Überraschungs-Expedition. Zu Gast: Stefan Merki 19.04 Zündfunk 20.03 Bayern 2 Salon. Seelenfänger. Holy Hell: Onkel Erlo (2/6) Von Dennis Müller, Emeli Glaser 22.03 Eins zu Eins. Zu Gast: Miriam Davoudvandi, Djane, Moderatorin, Autorin (Wh.) 23.03 Nachtmix. Die wunderbare Welt des Pop 0.00 Nachrichten, Wetter 0.03 ARD-Nachtkonzert

BR-KLASSIK

6.05 Allegro 7.00 Nachrichten 8.40 Was heute geschah – der Musikkalender 9.05 Der Vormittag 10.00 Nachrichten 12.03 Der Nachmittag 12.30 Was heute geschah – der Musikkalender 13.00 Nachrichten 13.30 Das neue Album oder: Ihr Musikwunsch 14.00 Nachrichten 16.03 Leporello 16.15 Klassik aktuell 16.40 Was heute geschah – der Musikkalender 17.00 Nachrichten 17.15 Klassik aktuell 17.40 Klassik aktuell 18.00 Nachrichten 18.03 Kissinger Sommer 20.00 Deutschlandnachrichten 20.03 Konzert. BBC Proms / Summer Concerts Kiew. U.a.: Beethoven: Sinfonie Nr. 7 A-Dur op. 92; Ortiz: „Revolución diamantina“ Anschließend: Summer Concerts Kiew 23.00 Nachrichten 23.03 Jazz 0.03 ARD-Nachtkonzert

Deutschlandfunk

8.35 Wirtschaft 8.37 Kultur und Wissenschaft 9.10 Europa heute 9.35 Tag für Tag 10.08 Lebenszeit 11.35 Umwelt 12.10 Infos 12.45 Sport 12.50 Internationale Presseschau 13.35 Wirtschaft 13.56 Wirtschafts-Presseschau 14.10 Deutschland heute 14.35 Campus 15.05 Corso 15.35 @ mediasres 15.52 Schalom 16.10 Büchermarkt 16.35 Forschung aktuell 17.05 Wirtschaft 17.35 Kultur heute 18.10 Infos 18.40 Hintergrund 19.04 Nachrichtenleicht – die Nachrichten in Einfacher Sprache 19.09 Kommentare und Themen der Woche 19.15 Der Rest ist Geschichte 20.05 Feature 21.05 On stage 22.05 Spielraum 22.50 Sport aktuell 23.10 Der Tag 23.53 Presseschau 23.57 National- und Europahymne 0.05 Radionacht 0.05 Fazit – Kultur vom Tage

Bestattungen Landeshauptstadt München

Waldfriedhof, Alter Teil: Urnentrauerfeier: 9.45 Schwarz Ernestine, Journalistin, 89 Jahre

Waldfriedhof, Neuer Teil, Lorettoplatz: Erdbestattung: 9.00 Schiller Sepp Ernst, Erfinder, 83 Jahre

Westfriedhof: Erdbestattungen:

9.00 Schmid Berta, Hausfrau, 88 Jahre 9.45 Haider Hussein Muhamad, Pflegekraft, 65 Jahre

Nordfriedhof: Erdbestattungen:

9.00 Ingerl Fritz, Postbeamter, 87 Jahre 9.45 Härter Karolina, Sekretärin, 88 Jahre 10.30 Faltlhauser Hans Georg, Bundesbahnbeamter, 81 Jahre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Nordfriedhof: Urnentrauerfeier: 12.45 Reichenberger Johann Hans, Industriemeister, 105 Jahre

Ostfriedhof: Erdbestattung: 9.45 Fuchs Heinz, Kaufmann, 78 Jahre

Ostfriedhof, Krematorium:

9.00 Maier Herbert, Elektromonteur, 86 Jahre 9.45 Waldinger Herbert Maximilian, 67 Jahre 10.30 Vitale Aniceto, 76 Jahre 11.15 Mändl Ernst, Autospengler, 83 Jahre 12.45 Wach Helmut Max, Dreher, 86 Jahre

Friedhof Lochhausen:

Friedhof Lochhausen: 10.30 Baiersdorfer Josef, BMW Projektingenieur, 66 Jahre

Städtische Friedhöfe München – Telefon 2319901 heute, Freitag, 28. August 2026

Friedhof am Perlacher Forst: Erdbestattungen:

12.45 Forster Maria Theresia Martha Rosalia, Sekretärin, 89 Jahre 13.30 Würth Friedrich, Müller-Meister, 100 Jahre 14.15 Klosa Josef Julius, Techniker, 97 Jahre

9.00 Behr Erich, 88 Jahre

Friedhof Allach: 9.00 Haller Heribert, 85 Jahre 12.00 Nördinger Rudolf Johannes, Informationselektroniker, 67 Jahre

Bestattungen im Landkreis München

Friedhof Brunnthal: 14.30 Kornmann Irmgard, 88 Jahre 14.30 Kornmann Richard, 90 Jahre

Friedhof Neukeferloh 15.30 Bürger Gertrud, Hausfrau, 97 Jahre

SPORT

Neue Köpfe für Klopp

Von Christof Kneer

Die startende Bundesligasaison wird zur großen Casting-Bühne für die neue Nationalmannschaft. Aber wer könnte sich als Jürgen-Klopp-tauglich erweisen? 18 Vorschläge aus 18 Klubs, von Scholls Schwiegersohn über Neuers Erben bis zum besten Rubbeldiekatz-Spieler der Gegenwart.

A m Donnerstag, den 17. September wird Jürgen Klopp erstmals als Bundestrainer ein DFB-Aufgebot bestellen. Drei Bundesliga-Spieltage werden bis dahin absolviert und der FC Bayern mindestens Tabellenführer sein, Klopps künftiger Kader wirkt dagegen deutlich weniger berechenbar. Der Bundestrainer ist gerade dabei, erste Gespräche mit Kollegen zu führen und ein Gefühl dafür zu entwickeln, was die Nationalelf braucht: nur ein paar personelle Korrekturen – oder doch einen gründlichen Umbruch?

Noch Platz auf der Besetzungscouch? Der neue Bundestrainer Jürgen Klopp sieht gespannt der Bundesliga-Saison entgegen
FOTO: PETER BYRNE/PA IMAGES/IMAGO

Drohend im Raum steht weiterhin die Zahl „57“ – so viele Kandidaten habe er sich bereits angeschaut, verriet Klopp bei seiner Einstands-Pressekonferenz beim DFB – und ließ offen, ob es sich dabei um eine konkrete Zahl oder um eine Metapher für „ganz schön viele“ handelt. Ebenfalls nicht beantwortet hat Jürgen Klopp die Frage, ob die Zahl „57“ auch die etablierten Spieler umfasst, ob er damit ausschließlich neue Kandidaten meint oder sicherheitshalber auch Kevin Großkreutz und Marcel „Schmelle“ Schmelzer mitgezählt hat, die er von seiner letzten Station in Deutschland noch kennt.

In jedem Fall wird die neue Bundesliga-Saison zu einer großen Casting-Bühne für die Nationalmannschaft, und wenn man ausführlich genug sucht, findet sich bei jedem der 18 Erstligisten DFB-taugliches Personal. Die SZ stellt dem Bundestrainer die folgende Übersicht weitgehend kostenfrei zur Verfügung (Online-Bezahlschranke!), über etwaige Erfolgs-, Entdeckungs- oder Erweckungsprämien wird nach dem Sieg im EM-Finale 2028 in England aber noch zu reden sein. Die Scoutingabteilung der SZ legt Wert darauf, dass die meisten Vorschläge ernst gemeint sind. Welche nicht, das muss Jürgen Klopp selbst herausfinden.

FC Bayern München

Zur allgemeinen Überraschung hat Leon Goretzka den FC Bayern München nach mehreren vergeblichen Versuchen nun doch verlassen und zu seiner eigenen Enttäuschung keine große Lücke hinterlassen. Goretzka hielt sich noch in der Stadt auf, als der Klub seine Rolle und seine Rückennummer 8 bereits an einen Nachfolger vergab. Tom Bischof, 21, gilt ab sofort als aussichtsreicher Herausforderer für das Mittelfeldduo Kimmich/Pavlovic, und anders als Goretzka schießt Bischof zwar keine Kopfballtore, bereitet mit seinem lobenswerten linken Fuß aber solche und auch andere vor. Ist im privaten Leben so etwas wie der Schwiegersohn von Mehmet Scholl, was absolut für Bischofs EM-Tauglichkeit spricht. Als Deutschland im Sommer 1996 zum bislang letzten Mal Europa-meister wurde (in England!), stand Scholl in der Startelf. Und wurde später nur ausgewechselt, um Platz zu schaffen für den Golden-Goal-Schützen Oliver Bierhoff. Scholl trug beim Turnier die Rückennummer 8. Noch Fragen?

Borussia Dortmund

In keinem deutschen Erstligastadion war Jürgen Klopp so oft wie in Dortmund, wo er zweimal deutscher Meister wurde und mit beträchtlichem Timbre „Rubbeldiekatz am Borsigplatz“ grölte. Ob aber auch für den Bundestrainer Klopp noch ein dienstlicher Anlass besteht, in Dortmund die Heimelf zu beobachten? Kaum eines der dort anzutreffenden Talente besitzt einen Pass, der zur Mitwirkung in einer DFB-Elf berechtigt. Und der Plan, Klopp mittels Verpflichtung des Kölners DFB-Großtalents Said El Mala in sein geliebtes BVB-Stadion zu locken, hat bekanntlich nicht funktioniert. Was also tun? Wenn Klopp unbedingt nach Dortmund will, kann er natürlich immer noch schauen, ob der WM-Teilnehmer Felix Nmecha, 25, sich auf Dauer als der hervorragende Curaçao-Nmecha oder eher als der nicht so hervorragende Paraguay-Nmecha erweist.

RB Leipzig

Unter Fußballprofis gilt dieses Szenario als ausgesprochen ungünstig: zu einem Verein zu wechseln, weil die dortigen Verantwortlichen einen unbedingt haben wollen – um bei der Ankunft dann festzustellen, dass diese hervorragenden Experten gar nicht mehr da sind. So ging es dem Mittelfeldspieler Rocco Reitz, 24, der den Traditionsverein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für den Nicht-so-Traditionsverein RB Leipzig verlassen hat. Das hat ihm bei den Traditionsfans in Gladbach Schimpf und Schande eingebracht, aber wenn es nach Rocco Reitz geht, dann zwingt er sie bald in einen Gefühlskonflikt: Dann müssen die Traditionsfans überlegen, ob sie ihn wenigstens im Trikot der Traditionsnationalmannschaft unterstützen. Dass der dortige Verantwortliche etwas von ihm hält, dessen darf sich Reitz sicher sein: Sein Wechsel nach Leipzig wurde vom damaligen Head of Global Soccer des RB-Konzerns ausgiebig befürwortet (Jürgen Klopp, Anmerkung der Redaktion).

VfB Stuttgart

Für alle, die Geschichten über die deutsche Nationalelf erzählen, stellt Dzenan Pejcinovic, 21, eine große Herausforderung dar. Laut seines neuen Klubtrainers Sebastian Hoeneß ist der junge Mann charakterlich über alle Zweifel erhaben, dennoch könnten ihn die Reporter demnächst wegen Ruhestörung verklagen. So gemütlich hatten es sich die Reporter in ihren Dichternischen eingerichtet, so bequem ließ sich mittels Copy & Paste-Verfahren die Geschichte vom fehlenden deutschen Mittelstürmer in die nächste Textmaske reinkopieren. Mit den üblichen Versatzstücken: Deutschland früher mal Mittelstürmerland (Copy & Paste: Müller, Völler, Klinsmann, Klose), falsche Ausbildung, falsche

Neuner (Copy & Paste: Götze, Woltemade), alte Neuner (Copy & Paste: Füllkrug, Kleindienst), Zufalls-Neuner (routiniert reinmontiert: die Undav-Debatte). Und jetzt kommt dieser Pejcinovic und bringt vielleicht alles durcheinander: einsneunzig groß, Linksfuß, schnell, trockener Abschluss, „das klassische Neuner-Profil“, wie sein Vereinstrainer Hoeneß sagt. Womöglich werden sich die Geschichtenerzähler also einen neuen Spin einfallen lassen und wieder richtig arbeiten müssen.

TSG Hoffenheim

Bayer Leverkusen

Seit Bundestrainer Sepp Herberger unmittelbar vor Beginn der WM 1962 den Stammtorwart Hans Tilkowski aus dem Tor nahm und den selbst Tilkowski unbekannten Wolfgang Fahrian hineinstellte, ist das deutsche Tor nicht mehr so offen gewesen wie zurzeit. Anders gesagt: So sehr keine Nummer eins wie im Moment hatte der deutsche Fußball noch nie. Das liegt daran, dass Manuel Neuer das deutsche Tor unmittelbar nach der WM 1962 übernahm und bis zur WM 2026 nicht mehr hergab. Klopp hat nun die freie Auswahl, er könnte den alten Marc-André ter Stegen (Ajax Amsterdam) ebenso nehmen wie den mittelalten Alexander Nübel (Besiktas Istanbul) oder den jungen Jonas Urbig (FC Bayern), ebenso vielleicht Mio Backhaus (Freiburg), Dennis Seimen (Stuttgart) oder den gerade nach Frankfurt wechselnden Noah Atubolu. Oder der Bundestrainer erinnert sich an eine der wenigen Fußballweisheiten, die nicht von Sepp Herberger stammen: Mit Oliver Baumann, 36, macht man ja nie was falsch.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können, sind sie bei Union zu vielem bereit. Unter anderem auch dazu, den dafür prädestinierten Spieler in den letzten Transfertagen noch für mehr als 20 Millionen Euro zu verkaufen, worauf dann nicht mehr „Union Berlin“, sondern „Hull City“ in den Statistiken stünde. Der Stürmer Ilyas Ansah, 21, rennt fast so schnell wie der Leichtathlet Owen Ansah, schießt aber viel stärker und könnte in Klopps geliebter Premier League bald zum ernsthaften Kandidaten werden. Zumal er, wie Experten versichern, sich auch ausgezeichnet auf körperlichen Fußball versteht.

Ibrahim Maza, 20, gehört zu den wenigen Talenten, die sehr hohe Erwartungen vom ersten Tag an übererfüllt haben. Der Spielmacher von Bayer Leverkusen demonstrierte nach seinem Wechsel von Hertha BSC, warum ihn diverse Experten auf nahezu derselben Höhe wie Florian Wirtz und Jamal Musiala sehen. Das trifft sich natürlich gut, jetzt, da Wirtz in Liverpool immer noch auf der Suche nach dem Wirtz ist, der er in Leverkusen war, und da Musiala .... aber halt: Vielleicht trifft es sich doch nicht so gut. Wegen Wirtz und Musiala hat Maza keine ausreichende Perspektive im DFB-Team gesehen und sich für das Land seines algerischen Vaters entschieden. Klopp kann ihn also in der BayArena bewundern, bringt aber leider nix. Aber welchen DFB-berechtigten Leverkusener soll er stattdessen scouten? Wahrscheinlich wird Klopp warten müssen, bis der derzeit wegen einer Stoffwechselerkrankung pausierende Kennet Eichhorn, 17, zurückkehrt. Der defensive Mittelfeldspieler kommt ebenfalls mit prächtigem Leumund von Hertha BSC, muss aber anders als Maza noch beweisen, dass er sehr hohe Erwartungen übererfüllen kann.

Dieser Umrechnungsfaktor ist so einleuchtend, dass er das undurchsichtige Transfergeschäft erheblich vereinfachen könnte. Wael Mohya hat bisher 17 Pflichtspiele für die Borussia bestritten, und laut Branchenportalen beträgt sein Marktwert 17 Millionen Euro. Ist das nicht eine schlüssige Formel? Dass Mohya allerdings auch noch 17 Jahre alt ist, macht das Verfahren vielleicht doch etwas kompliziert. Fragt man die Juniorentrainer beim DFB, sind Mohyas Marktwert aber ohnehin kaum Grenzen gesetzt, der erschütternd vielseitige Offensivspieler (Zehner, falscher Neuner, Rechtsaußen, Linksaußen) gilt als eines der aussichtsreichsten Talente im Land und ist in Mönchengladbach bereits als Leistungsträger eingeplant. Allerdings hat sich der in Mettmann geborene junge Mann noch nicht entschieden, ob er weiter für die DFB-Elf oder doch für Marokko antreten will. Neutraler Rat: Er soll sich einfach für die bessere Nationalmannschaft entscheiden. Wobei, haaalt, stopp ...

er – wenn ihn die TV-Kamera beim Singen zeigt – Irritationen im Publikum auslöst. Wer ist das? Nie gesehen! Wahrscheinlich wird auch die Nennung des Namens nicht für Aufklärung sorgen: Philipp Treu? Nie gehört! Deshalb hier schnell angemerkt, als erneut kostenfreie Handreichung: Philipp Treu ist ein versierter Abwehrspieler, der – und jetzt kommt’s – hinten rechts und auch hinten links verteidigen kann. Wer kann das sonst schon in Deutschland?

SC Freiburg

Eintracht Frankfurt

Es würden „auch Spieler eine Chance bekommen, die damit noch gar nicht rechnen“, hat Jürgen Klopp bei seiner Vorstellung gesagt. Inzwischen dürfte aber der ein oder andere Spieler, der damals nicht damit gerechnet hat, vielleicht doch damit rechnen. „Das Thema Nationalmannschaft kommt zuletzt öfter, das bekommt man alles mit“, sagte der Spieler Philipp Treu, 25, im Trainingslager des SC Freiburg und fügte die für solche Fälle vorgesehene Formulierung an, es sei „ein Traum, irgendwann mal mit dem Adler auf der Brust einzulaufen und die Nationalhymne zu singen“. Es könnte allerdings sein, dass gestellt hat. Experten halten demnach für möglich, dass er sich mit Philipp Treu einen Zweikampf um diese Position liefert. Was der Bundestrainer davon mitbekommen wird, ist allerdings offen. Denn wenn er schon in Dortmund nicht mehr richtig nostalgisch werden kann, dann kommt Klopp vermutlich vor allem nach Frankfurt, um „Rubbeldiekatz am Borsigplatz“ vor sich hinzusammen und den alten Gefährten Mario Götze, 34, zu sehen.

Elias Baum? Wer ist das? Baum, 20, kann ebenfalls versiert hinten rechts verteidigen, was er in der U 21 bereits unter Beweis

Als Louis Lemke am 8. Oktober 2009 geboren wurde, war Jürgen Klopp schon mehr als ein Jahr Trainer bei Borussia Dortmund. Als derselbe Lemke am vorigen Wochenende, inzwischen 16-jährig, als linker Außenbahnspieler einen Treffer zum Hamburger 3:0-Sieg in der ersten Pokalrunde beim SC Verl beisteuerte, registrierte Klopp dies als Trainer der deutschen Nationalmannschaft. Zwar hat Lemke das Problem, bei jenem HSV zu spielen, der Jürgen Klopp einst als Trainer ablehnte, weil der eine Jeans mit Löchern trug. Aber Klopp kann vergeben und vergessen. Und die Tatsache, dass Louis Lemke bei seinem ersten Tor für den HSV jünger war als einst Uns Uwe Seeler, wird Uns Kloppo sicher wohl-wollend berücksichtigen.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FC Augsburg

Hamburger SV

1. FC Köln

Dem FC ist es zu verdanken, dass die Bundesliga mit einem interessanten Trainer-tableau in die neue Saison startet: Zwei Bundesligatrainer heißen jetzt Wagner, aber keiner davon Sandro. Sein Nachname wird den FC-Coach René Wagner aber keineswegs berechtigen, ein auffälliger Bundestrainer-Assistent zu werden wie einst der Sandro beim Julian. Sowieso werden Klopps Besuche beim FC das vorhersehbar faszinierende Ergebnis erbringen: Said El Mala, 20, spielt einen derart rasanten Rubbeldiekatz-Fußball, dass Klopp sein BVB-Herz aufgehen dürfte.

Werder Bremen

So wie Joshua Kimmich bestimmt heimlich nach Freiburg und Frankfurt schaut (erlösen mich Treu oder Baum endlich von meiner Rolle als Rechtsverteidiger beim DFB???), so könnte Hennes Behrens, 21, umgekehrt nach München blicken. Es dürfte den jungen Linksverteidiger des FC Augsburg sehr interessieren, ob sich Nathaniel Brown beim FC Bayern wieder in einen jungen Linksverteidiger zurückverwandelt wird oder im zentralen Mittelfeld bleibt. In letzterem Fall könnte Behrens einer jener Spieler werden, die eine Chance bekommen und noch gar nicht damit rechnen. Behrens gilt als feiner Offensivverteidiger, der aber auch die robuste Seite des Lebens kennt. Seine Schwester ist Triathletin, seine Mutter Altersklassen-Weltmeisterin im Ironman. Und das letzte halbe Jahr hat er beim Trainer Frank Schmidt in Heidenheim verbracht.

Ein weiterer neutraler Rat: Jürgen Klopp sollte dringend Otto Rehhagel, 88, konsultieren und mit ihm über den Sommer von vor 22 Jahren sprechen. Unter seinem Zweitnamen Rehakles trainierte Rehhagel damals Griechenland. Keiner weiß also besser als er, wie man mit einem krassen Außenseiter eine EM gewinnt.

Er habe „kein Riesenfaible für körperlichen Fußball“, hat der vormalige Bundestrainer Julian Nagelsmann nach einem Nations-League-Spiel in Italien mal gesagt. Ein spektakulärer Satz angesichts des Umstands, dass der deutsche Fußball im Laufe der Jahrzehnte mit durchaus körperlichem Fußball den ein oder anderen Titel errungen hat. Der Satz ist damals etwas untergegangen, aber bei der WM in Nordamerika waren die Folgen dieses Satzes nicht mehr zu übersehen. Die deutschen Spieler wollten zwar in die Zweikämpfe kommen, wie man so sagt, aber sie wussten nicht mehr genau, wie das geht. Klopp will unbedingt Spieler, die in die Zweikämpfe kommen. Was tun? Fest steht, dass in Deutschland keiner besser in Zweikämpfe kommt als Dominik Kohr, 32, der in Klopps Mainzer Ursprungsmilieu sein Wesen treibt. Historiker sehen Kohr in der künstlerischen Tradition des legendären Raubeins Vinnie Jones, der bei einer Halbzeitshow mal ein fünfjähriges Kind umholzte.

Schalke 04

FSV Mainz 05

Kohr kann übrigens ganz ordentlich kicken, aber ob der Vorschlag deshalb ernst gemeint ist? Ja gut, beim DFB müssten sie sowieso erst mal checken, ob man bei einer EM nach 13 gelben Karten gesperrt wird.

Von Markus Schäflein

Um endlich mal wieder einen DFB-Nationalspieler in die Klubchronik schreiben zu

1. FC Union Berlin

SAISONSTART DER BUNDESLIGA

Andere beliebte Neuerungen schaffen es hingegen nicht über den großen Teich: Die Trinkpausen, die man in Deutschland von September bis April gemütlich unter einem Heizpilz mit leckerem Pausentee verbringen könnte, werden in der Bundesliga nicht eingeführt. Und das Verdecken des Mundes mit der Hand soll nicht mit Rot geahndet werden, was dazu führt, dass es in der Bundesliga keine spannenden Durchsagen und auch keine Techno-Hits geben wird („Number 10 Elversberg covered his mouth. Decision is red card“).

Aber auch ohne hydration break und mouth covering ist die Bundesliga attraktiv. In den europäischen Top-fünf-Ligen fallen traditionell nirgendwo so viele Tore pro Spiel wie in Deutschland (zuletzt 3,14 – 3,20). Und durch das Ahnden des Zeitspiels könnten es sogar noch mehr werden. Ein Problem löste die DFB-Schiedsrichter-GmbH mit Geschäftsführer Knut Kircher und der „Kommission Fußball“ der Bundesliga allerdings er-

E s war ja nicht alles schlecht bei der WM, es gab zum Beispiel sinnvolle Regeländerungen. Einige davon schaffen es jetzt auch in die Bundesliga, deren neue Saison an diesem Freitag beginnt. Wenn sich jemand künftig länger als fünf Sekunden Zeit für Einwürfe und Abstöße nimmt, wechselt der Ballbesitz. Nach der Auswechsel-Anzeige bleiben dem Spieler zehn Sekunden, um das Feld zu verlassen, sonst muss sein Ersatz mindestens eine Minute warten. Und verletzte Spieler, die eine Unterbrechung oder Verzögerung verursachen, müssen vom Platz und dürfen erst eine Minute nach Wiederbeginn zurück. Endlich mal wirkungsvolle Maßnahmen gegen das ausufernde Zeitspiel.

Fünf Regeln gegen Langeweile

neut nicht: Eine überaus überproportionale Anzahl dieser Bundesliga-To-re wird vom FC Bayern geschossen. Die Münchner erzielten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122 Treffer und damit mehr als die drei Absteiger VfL Wolfsburg, 1. FC Heidenheim und FC St. Pauli zusammen. Und sie wurden mit 16 Punkten Vorsprung Meister.

Die kuriose Tatsache, dass das deutsche Nationaltor so offen ist wie nie zuvor (siehe oben), ist geeignet, kuriose Gedanken hervorzubringen. Zum Beispiel jenen, dass Loris Karius, 33, einst eine lässige Zeit beim FC Liverpool unter dem Trainer Klopp verbrachte, minimal abgesehen von der Tatsache, dass er dem Klub im Mai 2018 mit zwei Torwartfehlern das Champions-League-Finale gegen Real Madrid verlor. Wofür er bis heute auf mildernde Umstände plädiert, weil ihn zuvor ein Ellenbogen von Sergio Ramos (siehe auch: Vinnie Jones, Dominik Kohr) erwischt hatte. Sollte Klopp der Karius-Gedanke zu kurios vorkommen, kann er auf Schalke natürlich auch überprüfen, ob ihn das Spiel von Robin Gosens an das von Marcel „Schmelle“ Schmelzer erinnert.

Die drohende Langeweile schwebt über jeder neuen Bundesliga-Saison. Dabei gäbe es Regeländerungen, die das Problem lösen würden. Eine SZ-Satzungskommission schlägt konkret vor (hinter vorgehaltener Hand):

§1: Am Tag nach der letzten Partie eines Spieltags wird der Punktvorsprung des jeweiligen Tabellenführers der Bundesliga auf den Zweiten halbiert.

§2: Bei Führung des Gegners des jeweiligen Tabellenführers der Bundesliga kommt es zu einer sofortigen Trinkpause, die mit den Worten „Decision is final Hydration break“ anzukündigen ist und an die sich unmittelbar der Schlusspfiff anzuschließen hat.

§3: Paragraf 2 kommt auch zur Anwendung, wenn es bei einem Spiel des jeweiligen Tabellenführers der Bundesliga mit Beginn der 23. Spielminute noch unentschieden steht.

§4: Die entfallende Spielzeit in den Fällen 2 und 3 wird durch Werbespots aufgefüllt. Die Einnahmen daraus werden paritätisch unter allen Vereinen aufgeteilt, die am jeweiligen Spieltag nicht Tabellenführer sind.

§5: Am Tag vor der ersten Partie eines Spieltags wird der Punktvorsprung des jeweiligen Tabellenführers der Bundesliga auf den Zweiten erneut halbiert.

Auf den Parallelen zwischen dem VfB Stuttgart und der SV Elversberg liegt bisher viel zu wenig Aufmerksamkeit. Neben der Tatsache, dass beide Standorte im Grunde über keinen Bahnhof verfügen, fällt eine gewisse Nationalmannschaftstauglichkeit auf. Während man den VfB an manchen Tagen komplett als deutsche A-Nationalelf durchbuchen könnte, stellt die SVE immerhin das kreative Zentrum der obersten DFB-Juniorenteam: Den massiv veranlagten Offensivspielern Francis Onyeka und Noah Darvich, beide 19, wird in der neuen Saison der Durchbruch zugetraut. Worauf sie, weil beide nur geliehen, vermutlich zu ihren Stammklubs zurückkehren müssen, nach Leverkusen (Onyeka) und selbstverständlich Stuttgart (Darvich).

Es könnte alles so einfach sein, man müsste nur wollen. Beim Zeitspiel hat es ja auch lange gedauert, bis jemand etwas unternommen hat.

SV Elversberg

Bei seiner Präsentation als Bundestrainer hat Jürgen Klopp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eine erfolgreiche Nationalmannschaft auch heilsam sein könne für die angeschlagene Verfassung einer Gesellschaft. Insofern könnte es von erheblichem Nutzen sein, den Vizepräsidenten des Aufsteigers SC Paderborn auf seiner Seite zu wissen, Dr. Carsten Linnemann, 49. Der amtiert neuerdings auch als Gesundheitsminist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C Paderborn

Bedrohlich bereit

Vor dem Saisonstart gegen Stuttgart ist der FC Bayern sortiert wie seit Jahren nicht und Trainer Kompany kündigt eine taktische „Evolution“ an. Nicht die besten Nachrichten für die Konkurrenz.

Von Philipp Schneider

München – Jedermann wäre verständnisvoll gewesen, hätten sie beim FC Bayern München den Spieler João Palhinha von einer Polizeieskorte bis zur Gangway seines Flugzeugs mit Destination Lissabon begleiten lassen. Mit Blaulicht und Martinshorn. Einem Fußballer, der vor drei Jahren auf wundersame Weise aus München entwischte, obwohl er schon den Medizincheck bestanden hatte, ehe er zwölf Monate später doch noch als Bayern-Profi auftauchte – war dem nicht zuzutrauen, dass er nach der Sicherheitskontrolle am Münchner Flughafen ganz plötzlich wieder am Gepäckband steht und ein Taxi in Richtung Säbener Straße besteht?

Aber nein, alles fein. Palhinha ist unversehrt und offenbar bestens gelaunt angekommen bei seinem neuen Arbeitgeber. Das belegt ein Foto vom Mittwoch, auf dem er ein Trikot von Benfica in die Höhe streckt mit der Jahreszahl 2030. So lang hat sich Palhinha gebunden. Welche Zahl zum Glück nicht auf dem Trikot steht? Die 31! So viele Millionen Euro Verlust hat der FC Bayern mit dem Kauf und Weiterverkauf von Palhinha gemacht. Einem Spieler, den einst der Trainer Thomas Tuchel unbedingt haben wollte, der den Bayern aber mit seinem Preisschild von 51 Millionen erst zugestellt wurde, als bereits der Trainer Vincent Kompany übernommen hatte, der wiederum für Palhinha nur noch wenig Verwendung hatte.

Die gute Nachricht für die Bayern? Auch das Kapitel Palhinha ist nun geschlossen. Wie so viele andere Kapitel mit teils langatmigen Geschichten, die rechtzeitig vor dem Saisonstart an diesem Freitagabend gegen den VfB Stuttgart (20.30 Uhr) zugeklappt wurden.

Leon Goretzka? Ist endlich untergebracht bei Aston Villa, die Vollzugmeldung des englischen Klubs kam am Donnerstagnachmittag. Bryan Zaragoza? Wird zumindest mal verliehen zu Espanyol Barcelona, ob im kommenden Jahr eine Kaufpflicht greift, wird man sehen, er müsste dafür wohl eine Mindestzahl an Spielen absolvieren. Wisdom Mike? Verkauft für sagenhafte fünf Millionen zu Club Brügge, ein weiser Deal mit dem 17-Jährigen. Max Eberl? Vertrag verlängert um zwei weitere Jahre, obwohl der Aufsichtsrat Uli Hoeneß die Chancen des Sportvorstands auf Weiterbeschäftigung Ende Mai noch auf „60 zu 40“ Prozent beziffert hatte. „Ich bin sehr froh und sehr stolz, weil ich glaube, dass meine Verlängerung kein Geschenk ist“, verkündete Eberl am Donnerstag.

Selbst aus der Aufregung um Musiala scheinen die Bayern Kraft zu ziehen

Alles geregelt ... gut, bis auf Sacha Boey. Der Mann, den einst Galatasaray Istanbul für 35 Millionen Euro mit einem Grinsen ziehen ließ, ist immer noch da, er zieht die Trainingshose immer noch hoch bis zum Anschlag und hat noch keinen neuen Klub in Aussicht. Obwohl die Bayern ihren Verkaufskandidaten Nummer eins in dieser Woche nicht mal mehr mit auf das traditionelle Mannschafts-Fotoshooting ihres Sponsors Paulaner genommen haben. Ein Wink mit dem Bierglas.

Wer in diesen Tagen auf den FC Bayern München schaut und dabei das Objektiv weiter aufzieht, der erkennt, dass sich in João Palhinha nicht nur eines der größten Missverständnisse der Klubhistorie verabschiedet. Es endet auch ein Zyklus. Jener Zyklus, in dem es wegen wechselndem Personal bei den Bayern so viele Zuständigkeitsfluktuationen gegeben hat, dass es zur Personalie Palhinha überhaupt erst kommen konnte. Nun zieht Ruhe ein. Im Kader, der von Eberl frühzeitig um Nathaniel Brown und Ismael Saibari aufgestockt wurde. Auf der Trainerbank, auf der Kompany in seine dritte Saison startet. Und auch im Vorstand.

Auf die neue Saison: Trainer Vincent Kompany (li.) stößt mit Stürmer Harry Kane an.
FOTO: LEONHARD SIMON/GETTY

Bundesliga

1. Spieltag	28.-30. August
FC Bayern München – VfB Stuttgart	Sat 1 / Fr. 20.30
SV Elversberg – Bayer Leverkusen	Sa. 15.30
RB Leipzig –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Sa. 15.30
FSV Mainz 05 – SC Paderborn	Sa. 15.30
Union Berlin – Eintracht Frankfurt	Sa. 15.30
1. FC Köln – TSG Hoffenheim	Sa. 15.30
Borussia Dortmund – Hamburger SV	Sa. 18.30
SC Freiburg – Werder Bremen	So. 15.30
FC Augsburg – FC Schalke 04	So. 17.30

2. Spieltag 4.-6. September VfB Stuttgart - 1. FC Köln Fr. 20.30 TSG Hoffenheim - Borussia Dortmund Sa. 15.30 Bayer Leverkusen - Union Berlin Sa. 15.30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 SV Elversberg Sa. 15.30 Werder Bremen - RB Leipzig Sa. 15.30 SC Paderborn - SC Freiburg Sa. 15.30 FC Schalke 04 - FC Bayern München Sa. 18.30 Hamburger SV - FSV Mainz 05 So. 15.30

„Es ist ein Max Eberl neu dazugekommen“, sagte Eberl, als er auf die turbulenten vergangenen Jahre in der Chefetage der Bayern blickte, „ein Michael Diederich war neu, jetzt ist ein Rouven Kasper neu. Ein Jan (-Christian Dreesen, d. Red.) kam wieder zurück, nachdem er kurz davor war, weg zu sein. Das muss alles sich erst mal zusammenrücken.“

Und jetzt, da alles fertig gerückt und geruckelt ist, der Vorstand und der Kader, müsste den RB Leipzigs, VfB Stuttgarts und Borussia Dortmund dieses Landes eigentlich angst und bange werden. Sollten die Konkurrenten nach einer Stelle fahnden, an der dieser FC Bayern schlechter zusammengenäht sein sollte als in der Vorsaison, so dürfte sich diese Suche ziehen.

Selbst aus der Aufregung um Jamal Musiala scheint die von Kompany geführte

Truppe eher Kraft zu ziehen als Verunsicherung. Die Verschwiegenheit, mit der sie alle gemeinsam die Krankheit ihres Mannschaftskollegen seit mehr als einem Jahr vor der Welt verborgen haben, ist bewundernswert. Rückschlüsse lässt sie zu auf ein außerordentlich intaktes Miteinander in der Kabine. Wie zu hören ist, verfügten die Spieler in der ganzen Zeit sogar über klare Instruktionen, wie sie Musiala im Fall der Fälle zu helfen hätten.

Und Kompany, der neulich schon den komplizierten medizinischen Fall auf pädagogisch zur Nachahmung empfohlene Weise moderierte, indem er die fußballerischen Fortschritte Musialas in diesem Sommer betonte, er wagte im Krisenmodus ein Experiment, das es ohne Krise vielleicht nie gegeben hätte: Beim 2:1 im Supercup gegen Dortmund verschob er den frisch erworbenen Linksverteidiger Nathaniel Brown auf Musialas Position. Der Plan ging auf. Brown spielte mit Übersicht, verteilte die Bälle, er traf sogar ins Tor. Am Tag vor dem Bundesligastart sprach Kompany diesbezüglich von einer taktischen „Evolution“, die sein Team durchlebe.

Auch Raphaël Guerreiro habe in der Vorsaison schon gezeigt, wie gut ein Außenverteidiger auf der Zehn spielen könne, argumentierte Kompany. „Die Position von Zehner und Außenverteidiger hat bei uns sehr, sehr viele Ähnlichkeiten: zwischen den Linien spielen, aus den Positionen in die Tiefe laufen.“ Deswegen, so Kompany, sei es „nicht total abnormal“, stelle man sich vor, dass auch Konrad Laimer als Spielmacher zum Einsatz komme. Und was Brown angehe: Er habe seine ganze Jugend lang auf der Zehn gespielt, sagte Kompany, er könne auf beiden Außenverteidigerpositionen spielen, hinter Kane – und auch im defensiven Mittelfeld. Ähnliches gelte für Laimer. Der Österreicher könne zusätzlich zu all den genannten Positionen auch auf dem Flügel flitzen. Einmal habe Laimer das bereits gemacht, „das sah auch nicht blöd aus“. Grundsätzlich gelte: Anstatt „25 Leute dabei zu haben“, sei es ihm lieber, „ein paar Leute“ mitzunehmen, die „die Position tauschen können“.

Die Evolution, die Kompany vor dem Start in seine dritte Bundesligasaison ankündigte, klang wie eine Rückbesinnung auf „Totaal Voetbal“, den legendären Fußball von Ajax Amsterdam in den Siebzigern, in dem sich die Fußballer vermischten wie Zucker im Tee, ohne dass die Grundordnung verloren ging. Auch dies: eine Warnung an die Ligakonkurrenten.

Es war einmal eine Meistermannschaft

Dass aus Xabi Alonsos unbesiegtem Titelteam bei Bayer Leverkusen kaum noch einer übrig ist, ruft bei den Kluboffiziellen nur Schulterzucken hervor.

Leverkusen – Als Bayer 04 Leverkusen vor ein paar Tagen Robert Andrich mitteilte, dass er nicht länger als Kapitän vorgesehen sei und sich gerne auch nach einer möglicherweise befriedigenderen Tätigkeit in einem anderen Klub umsehen dürfe, gab es im Internet heftiges Getöse. Dieses Getöse – ausgelöst von Alicia Andrich, die per Posting die Rache des Karmas ankündigte – ging zwar nicht viral um die Welt, erreichte aber immerhin ein Publikum mit speziellem Interesse an Bayer 04. Einige Fans solidarisierten sich mit der wütenden Ehefrau.

Robert Andrich, 31, hat in den vergangenen fünf Jahren immerhin fast 200 Punkt- und Pokalspiele für den Verein bestritten, und in der Meistersaison gehörte er zur Stammbesetzung. Und jetzt setzt man ihn vor die Tür?

Jonas Hofmann könnte seine nächste Bestimmung in Saudi-Arabien finden

Den Vorwurf des ehrlosen Umgangs mit einem verdienten Spieler weisen die Verantwortlichen des Vereins selbstverständlich zurück. Andrich habe Bescheid wissen wollen, wie man ihn sportlich beurteilt, und er habe seine Antwort bekommen, sagte Trainer Carles Martínez, „wir haben versucht, ehrlich mit ihm zu sein“. Zur vollen Wahrheit gehört laut dem neuen Chefstrategen auch die Erkenntnis, dass für den Mittelfeldspieler Robert Andrich bloß noch eine „Nebenrolle“ in Aussicht stehe. In der Innenverteidigung, wo Andrich in der vorigen Saison ausgeholfen hatte, ist er nicht mal als Hilfsarbeiter gefragt – zu viel qualifizierte Konkurrenz für zu wenige Arbeitsplätze.

Man kann es auch so sehen: Bayer Leverkusen ist nicht nur ehrlich zu seinen Spielern, Bayer Leverkusen ist auch ehrlich zu sich selbst. Dieser Klub gibt sich keinen

Sentimentalitäten hin, und deshalb ruft der Hinweis darauf, dass aus Xabi Alonsos unbesiegtem Titelteam allmählich kaum noch einer übrig sei, bei den Offiziellen keine Schwermut, sondern bloß Schulterzucken hervor. Der Nächste bitte, heißt stattdessen die Devise.

Es war einmal eine Meistermannschaft – denn Exequiel Palacios ist der Nächste, der Leverkusen verlassen hat. Der argentinische Nationalspieler kam 2019 an den Rhein, nun ist er 27 Jahre alt, und es zog ihn zum englischen Premier-League-Aufsteiger Ipswich Town, am Donnerstag wurde bestätigt, dass er einen Vertrag unterschrieben hat. „Er hat nach sechseinhalb Jahren das Gefühl, was Neues machen zu wollen“, sagt Sportchef Simon Rolfes. Im Klub haben sie sich bemüht, Palacios zum Bleiben zu überreden, aber es gab halt auch die Überlegung, ob es nicht ein gutes Geschäft wäre, den verletzungsanfälligen Mittelfeldspieler gegen 30 Millionen Euro einzutauschen.

Zumal da Bayer 04 die Einnahmen gleich mit den Ausgaben für einen Heimkehrer verrechnen kann. Der Rückkehr des französischen Angreifers Moussa Diaby, 27, steht offenbar nichts mehr im Weg. „Er ist ein Spieler, der uns sofort weiterhilft“, sagt Rolfes, der den schnellen Flügelspieler einst aus Paris nach Leverkusen geholt hatte. Im Sommer 2023 wechselte Diaby für 50 Millionen Euro zu Aston Villa in die Premier League, von dort zog er zum Al-Ittihad FC nach Saudi-Arabien.

In der dortigen Saudi Professional League könnte wiederum Jonas Hofmann seine nächste Bestimmung finden. Der Klub Al Shabab zeigt angeblich Interesse; dort lehrt neuerdings der Landsmann Thomas Letsch, der beim VfL Bochum und zuletzt in Salzburg gearbeitet hat. Auch der 34 Jahre alte Hofmann ist ein Spieler, der seinen Teil zur preisgekrönten Xabi-Alonso-Ära beigetragen hat und der nun zum wiederholten Male den Hinweis erhalten hat, dass ihm voraussichtlich nicht viel Spielzeit vergönnt sein werde.

Jeder ist austauschbar. Diese Regel des modernen Profifußballs tritt zurzeit bei

Bayer Leverkusen auf besonders unromantische Weise zutage. Für den neuen spanischen Trainer Carles Martínez war es gar nicht so einfach, im Getümmel des Kommens und Gehens jenen neuen Kapitän aufzutreiben, der anstelle von Robert Andrich zugleich Identität und sportliche Autorität verkörpert. Seine Wahl fiel nahezu zwangsläufig auf den im Team überall sehr beliebten und vergleichsweise altgedienten Verteidiger Edmond „Eddie“ Tapsoba, obwohl auch ihm im frühen Sommer nachgesagt wurde, er sei bereit für den Wechsel nach England, wo inzwischen so viele prägende Akteure der Meistermannschaft von 2024 beschäftigt sind: von Florian Wirtz über Piero Hincapié und Jeremy Frimpong bis Xabi Alonso.

Jetzt blickt der aus der burkinischen Hauptstadt Ouagadougou stammende Tapsoba aus anderer Perspektive auf sein Engagement bei Bayer Leverkusen: „Es bedeutet mir viel, zu wissen, dass der Klub an mich glaubt und mich hier langfristig sieht“, sagt der Abwehrspieler, der immer noch einen engen Draht zu seinem früheren Nebenmann Jonathan Tah pflegt. Tah gratulierte ihm ebenso wie die Mutter aus Burkina Faso. „Kapitän dieser fantastischen Mannschaft zu sein, ist etwas Unglaubliches für mich. Ich hoffe, dass ich uns an die Spitze führen kann“, schwärmte Tapsoba am Dienstag in seiner Regierungs- erklärung.

Patrik Schick fungiert als Co-Kapitän, Torwart Mark Flecken, Mittelfeldchef Aleix García und der junge, aber längst unentbehrliche Ibrahim Maza sollen ebenfalls als Führungsspieler firmieren. Aber „am Ende zählt das Team“, meint Edmond Tapsoba, „nicht der Kapitän. Jeder sollte in seinem Herzen ein Kapitän sein.“ Auch der frühere Kapitän Robert Andrich darf sich angesprochen fühlen. Da Exequiel Palacios das Haus verlassen hat, wird ein Platz im Mittelfeld frei, um den er sich bewerben könnte. Philipp Sell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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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neue Kapitän Edmond Tapsoba (Bild links, mit Victor Boniface) soll Identität und Autorität verkörpern. Moussa Diaby (oben) steht vor der Rückkehr. FOTOS: HESSLAND/IMAGO, DPA

Ihr Trick: groß denken!

Im dritten Anlauf will Paderborn erstmals die Bundesliga halten – mit Nobodys und Leihgaben.

Diese Weggänge kompensieren sollen Gabriel Vidovic von Dinamo Zagreb, Marvin Pieringer vom 1. FC Heidenheim, Oliver Batista Meier und Jano ter Horst vom Zweitliga-Absteiger Preußen Münster. Dazu die Leihgaben Deniz Zeitler von der TSG Hoffenheim und Laurin Ulrich vom VfB Stuttgart sowie der ebenfalls ausgeliehene Torwart Nahuel Noll aus Hoffenheim. In den Stürmern Steffen Tigges und Sven Michel haben nur zwei Spieler relevante Bundesliga-Erfahrung. Sechs weitere Spieler kommen auf einzelne Einsätze. Aber so haben sie es in Paderborn schon immer gehalten: mit unbekannten Namen und Leihspielern. „Das ist der Paderborner Weg“, sagt Sportchef Sebastian Lange.

Paderborn – Uwe Hünemeier aus Rietberg im Kreis Gütersloh steht jetzt schon zum dritten Mal im Goldenen Buch der Nachbarstadt Paderborn. Das hat der 40-Jährige sogar dem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voraus, der sich Ende Juli erstmals in den Ehrenwälzer der ostwestfälischen 155 000-Einwohner-Stadt eingetragen hat. Hünemeier war an allen drei Bundesliga-Aufstiegen des SC Paderborn beteiligt: 2014 und 2019 als Abwehrspieler – und jüngst im Mai als Co-Trainer.

„1. Fußball-Bundesliga, wir sind wieder da!“, steht mit Datum vom 25. Mai 2026 im Goldenen Buch. Es folgen auf vier Doppelseiten die Unterschriften aller Spieler. Es war das dritte Mal, dass ein ausgelassener SCP-Tross im Rathaus aufschlug. Paderborn feierte den ersten Aufstieg 2014 unter dem Trainer André Breitenreiter, den zweiten 2019 unter Steffen Baumgart, den dritten nun unter Ralf Kettemann.

Die Perspektiven sind besser als 2014 und 2019

Emotionale Unterschiede hat er bei den drei Aufstiegen ausgemacht. „2014 war das gar nicht richtig greifbar – das Wunder von Paderborn“, sagt er, „2019 konnte ich es dann viel mehr wahrnehmen und genießen, auch weil ich schon älter war.“ Und jüngst im Mai? „Da war es wieder auf eine andere Art, auch in der Rolle als Co-Trainer, etwas sehr Besonderes. Es war eine sensationelle Saison mit einem unfassbar emotionalen Ende und dem Aufstieg.“

Im Telefonat mit der SZ witzelt Hünemeier, er würde sich nächstes Jahr gerne zum vierten Mal ins Goldene Buch eintragen, dann aus dem Anlass, dass man erstmals den Klassenerhalt geschafft hätte. Das ist bislang nie gelungen. Diesmal sieht er bessere Chancen. „Der SCP ist in den letzten zwölf Jahren ein besserer Verein geworden, hat eine absolut positive Entwicklung genommen“, sagt Hünemeier: „Wir sind gewachsen, haben eine große Nähe und kurze Wege. Alle arbeiten hier mit ganz viel Herz.“ Dass es dem Klub finanziell und strukturell besser geht als beim ersten Aufstieg 2014, erhöht die Chancen. „Hier wurde etwas geschaffen, wir haben jetzt noch bessere Möglichkeiten. Wir rechnen uns Chancen aus und wollen Geschichte schreiben“, sagt Hünemeier.

Dass Paderborn neben Elversberg von allen Experten als Abstiegsfavorit genannt wird, überrascht Lange nicht. „Es geht für uns vielmehr darum, dass Spieler sich hier zu tollen Spielern entwickeln“, erklärt er. Der SCP sei als Verein diesmal weiter als beim ersten und zweiten Aufstieg. Trotzdem erwartet niemand in Paderborn, dass der Klub nun dauerhaft in der Bundesliga spielt. Der Bürgermeister Stefan-Oliver Strate sieht schon allein durch den Aufstieg einen Imagegewinn für die Stadt: „2027, im Jahr des 1250-jährigen Bestehens der Stadt, wird Paderborn durch unsere Fußballer auch bundesweit in den Blickpunkt rücken.“ Ulrich Hartmann

Am 25. Mai gewann Paderborn als Zweitliga-Dritter das Relegationsrückspiel mit 2:1 in der Verlängerung gegen den Erstliga-Drittletzten VfL Wolfsburg. Eigentlich kein Wunder mehr, denn Hünemeier ist absoluter Aufstiegsexperte. Außer den drei Malen mit Paderborn stieg er auch 2017 mit Brighton in die englische Premier League auf. Wenn man ihn also fragt, welchen Faktor es für einen Aufstieg benötige, sagt er: „Viele Menschen, die groß denken, daran glauben und eine starke Identität besitzen.“ Genau das präge Paderborn. Das dritte Erstliga-Abenteuer beginnt am Samstag in Mainz, das Heimdebüt ist eine Woche später gegen Freiburg. Hünemeier spürt „eine Rieseneuphorie in der ganzen Stadt“.

Aufstiegsbrüller: Ralf Kettemann, Trainer des SC Paderborn. FOTO: PFÖRTNER/DPA

Ungewöhnlich mutet an, dass den Klub trotz des Aufstiegs relevante Spieler verlassen haben. Spielmacher Mika Baur wechselte zu Celtic Glasgow, Torjäger Filip Bilbija zu Derby County in die zweite englische Liga, Innenverteidiger Calvin Brackelmann zum Bundesligisten FC Augsburg, und der ausgeliehene Torwart Dennis Seimen musste zum VfB Stuttgart zurückgegeben werden. Alle hatten maßgeblichen Anteil am Aufstieg.

MS Amadeus Elegant

Advent, Weihnachten & Silvester mit der MS Amadeus Elegant

Genießen Sie mit uns die Festtage an

malerischen Ufern auf dem exklusiven First-Class-Schiff

Die komfortable AMADEUS Elegant ist das ideale Schiff für unsere Festtagsreisen im Advent, über Weihnachten und Silvester auf deutschen Flüssen sowie in die Niederlande bis nach Amsterdam. Geschmackvolle Einrichtung, modernes Design und eine behagliche Atmosphäre schaffen beste Voraussetzungen für entspannte Tage an Bord. Genießen Sie die Aussicht vom Sonnendeck oder der Panoramabar und lassen Sie die winterlichen Flusslandschaften an sich vorbeiziehen. Passend zur Jahreszeit sorgt eine festliche Dekoration in den öffentlichen Bereichen für eine stimmungsvolle Atmosphäre.

Alle 76 Kabinen und Suiten liegen außen und bieten hohen Komfort für erholsame Stunden an Bord. Hochwertige Badezimmer sowie französische Balkone auf dem Strauss- und Mozartdeck gehören zu den Annehmlichkeiten des Premium-Schiffes. Die herzliche Crew sorgt mit aufmerksamem und professionellem Service dafür, dass Sie sich vom ersten Moment an willkommen fühlen. Auch kulinarisch erwartet Sie ein besonderes Erlebnis. Die Küchenchefs verwöhnen Sie mit abwechslungsreichen Menüs, die regionale und saisonale Zutaten aus den bereisten Gebieten aufgreifen. Neben klassischen Gerichten

stehen vegetarische und leichte Gourmet-Varianten zur Auswahl. Passende Weine aus renommierten Anbaugebieten runden das Genusserlebnis ab. Im Advent erleben Sie eine stimmungsvolle Auszeit auf dem Rhein. Von Frankfurt aus führt die Reise nach Speyer und Straßburg, deren festlich geschmückte Altstädte und traditionsreiche Weihnachtsmärkte zu den schönsten Europas zählen. Neben dem Besuch der Weihnachtsmärkte bleibt ausreichend Zeit, die beiden historischen Städte bei geführten Rundgängen zu entdecken. Auch an Bord erwartet Sie ein abwechslungsreiches Adventsprogramm mit besinnlichen und geselligen Momenten.

Unsere Weihnachtsreise führt über die schönsten Abschnitte von Rhein und Mosel. Bekannte Orte wie Koblenz, Mainz, Cochem und Rüdesheim liegen auf der Route durch das UNESCO-Welterbe Oberes Mittelrheintal mit seinen zahlreichen Burgen und Schlössern sowie das reizvolle Moseltal. Gerade im Winter entfalten diese Flusslandschaften ihren ganz besonderen Charme und bieten eindrucksvolle Ausblicke.

Mit der Silvesterreise lassen Sie die Feiertage entspannt ausklingen. Entlang des winterlichen Rheins geht es in die Niederlande bis nach Amsterdam, wo Sie den Jahreswechsel in besonderer Atmosphäre erleben. Während die vorbeiziehende Winterlandschaft für unvergessliche Eindrücke sorgt, verwöhnt Sie die Crew mit festlichen Menüs und aufmerksamem Service. Spannende Ausflüge und interessante Begegnungen machen die Tage zwischen den Jahren abwechslungsreich und erlebnisreich. So starten Sie entspannt, genussvoll und in bester Gesellschaft in das neue Jahr.

Advent in Speyer & Straßburg – vorweihnachtliche Flussreise

Genießen Sie die Vorweihnachtszeit auf eine ganz besondere Art und entdecken Sie den Zauber einer Adventsflussreise. Lehnen Sie sich zurück und erleben Sie die festliche Jahreszeit aus einer neuen Perspektive.

Reisetermine

02.12. - 05.12.2026 | 05.12. - 08.12.2026* | 08.12. - 11.12.2026* 11.12. - 14.12.2026* | 14.12. - 17.12.2026 | 17.12. - 20.12.2026 *An diesen Terminen + 100 € p.P.

Reisepreise pro Person

Haydndeck:	599 € p.P. in einer DK	899 € in einer EK
Straussdeck:	799 € p.P. in einer DK	1.099 € in einer EK
Mozartdeck:	899 € p.P. in einer DK	1.199 € in einer EK
Suite Mozartdeck:	1.199 € p.P. in einer DK
DK - Doppelkabine · EK - Einzelkabine

Eingeschlossene Leistungen

Flusskreuzfahrt mit MS AMADEUS Elegant: von Frankfurt bis nach Straßburg und zurück

3 x Übernachtung auf MS AMADEUS Elegant in der gebuchten Kabinenkategorie

Vollpension an Bord mit vier Mahlzeiten täglich

1 x Farewell-Dinner im Rahmen der Vollpension

Unterhaltungsprogramm an Bord

Bordreiseleitung und Reiseliteratur

Weitere Informationen zu dieser Reise finden Sie online.

Festliche Weihnachtsreise auf Main, Mosel und Rhein

Verbringen Sie mit uns die Weihnachtszeit an Bord der komfortablen MS AMADEUS Elegant. Zusammen mit Ihnen möchten wir die Festtage zu einer echten Erlebnisreise werden lassen. Weihnachten für alle Sinne und nicht allein - das ist unser Versprechen an Ihre Festtagsreise!

Reisetermin: 21.12.2026 – 28.12.2026

Reisepreise pro Person

Haydndeck:	1.499 € p.P. in einer DK	1.699 € in einer EK
Straussdeck:	1.799 € p.P. in einer DK	1.999 € in einer EK
Mozartdeck:	1.999 € p.P. in einer DK	2.399 € in einer EK
Suite Mozartdeck:	2.199 € p.P. in einer DK
DK - Doppelkabine · EK - Einzelkabine

Eingeschlossene Leistungen

Bundesweite Bahnanreise 2. Klasse nach/von Frankfurt

Flusskreuzfahrt mit MS AMADEUS Elegant auf Main, Mosel und Rhein

7 x Übernachtung auf MS AMADEUS Elegant

in der gebuchten Kabinenkategorie

Vollpension an Bord mit vier Mahlzeiten täglich

Weihnachts-Gala-Dinner an Heiligabend

Unterhaltungsprogramm an Bord

Bordreiseleitung und Reiseliteratur

Weitere Informationen zu dieser Reise finden Sie online.

Festtagsreise buchen

Exklusive Silvester-Flussreise nach Amsterdam

Erleben Sie den Jahreswechsel 2027 an Bord der AMADEUS Elegant: Ab Frankfurt geht es mit exquisiten Menüs, winterlichen Landschaften und Partys nach Amsterdam. Dort begrüßen Sie das neue Jahr mit Gala- Dinner, Feuerwerk und Silvesterparty. Unser Tipp: Kombinieren Sie die Reise mit unserer Weihnachtsfahrt auf Rhein & Mosel und sichern Sie sich den Kombi-Bonus von 200 € pro Person.

Reisetermin: 28.12.2026 – 05.01.2027

Reisepreise pro Person

Haydndeck:	1.799 € p.P. in einer DK	2.099 € in einer EK
Straussdeck:	2.099 € p.P. in einer DK	2.699 € in einer EK
Mozartdeck:	2.399 € p.P. in einer DK
Suite Mozartdeck:	2.899 € p.P. in einer DK

DK – Doppelkabine · EK – Einzelkabine

Eingeschlossene Leistungen

Flusskreuzfahrt mit MS AMADEUS Elegant: von

Frankfurt bis nach Amsterdam und zurück

8 x Übernachtung auf MS AMADEUS Elegant

in der gebuchten Kabinenkategorie

Willkommenscocktail

Vollpension an Bord mit vier Mahlzeiten täglich

Silvester-Gala-Dinner im Rahmen der Vollpension

Unterhaltungsprogramm an Bord

Bordreiseleitung und Reiseliteratur

Weitere Informationen zu dieser Reise finden Sie online.

Beratung und Buchung:

sz.de/leserreisen 📋 089 / 21 83 70 70 🌐 sz@globalis.de 📧

FUSSBALL IN ZAHLEN

Champions League

Qualifikation - Playoff, Rückspiele / Hinspiel LINZER ASK - Celtic Glasgow n.V. 5:1 (4:1) / 0:3 FK SABAH - Hapoel Be'er Sheva n.V. 5:2 (3:2) / 1:2 FK BODÖ/GLIMT - NEC Nijmegen 3:0 (2:0) / 3:1 AEK ATHEN - Levski Sofia 4:0 (3:0) / 0:0 VIKING STAVANGER - Dinamo Zagreb 3:1 (1:1) / 2:2 NK Celje - SLOVAN BRATISLAVA n.V. 1:2 (1:1) / 1:1 Olympique Lyon - FENERBAHCE ISTANBUL 1:2 (0:2) / 1:1

AUSLOSUNG LIGAPHASE (8 Spieltage) Die Gegner der vier Bundesligisten EC Bayern München

FC Bayern München FC Arsenal (H) Betis Sevilla (H) FK Bodö/Glimt (H) Slavia Prag (H)

Atlético Madrid (A) Manchester United (A) OSC Lille (A) Viking Stavanger (A)

Borussia Dortmund

Borussia Dorilindu Inter Mailand (H) Betis Sevilla (H) FC Villarreal (H) AEK Athen (H)

FC Arsenal (A) Aston Villa (A) FK Bodö/Glimt (A) FK Sabah Masazir (A)

RB Leipzig

Manchester City (H) PSV Eindhoven (H) Schachtar Donezk (H) RC Lens (H)

Real Madrid (A) Manchester United (A) Feyenoord Rotterdam (A) Como 1907 (A)

VfB Stuttgart Atlético Madrid (H) FC Brügge (H) OSC Lille (H) Viking Stavanger (H)

Inter Mailand (A) PSV Eindhoven (A) Galatasaray Istanbul (A) Slovan Bratislava (A)

Alle 36 Teilnehmer der Champions League 2026/27

FC Bayern Borussia Dortmund RB Leipzig VfB Stuttgart Paris Saint-Germain Real Madrid Manchester City FC Liverpool Inter Mailand FC Barcelona FC Arsenal Atlético Madrid FC Porto Sporting Lissabon Aston Villa AS Rom Manchester United PSV Eindhoven Betis Sevilla FC Brügge SSC Neapel FC Villarreal Feyenoord Rotterdam OSC Lille RC Lens Galatasaray Istanbul Slavia Prag Como 1907 Fenerbahce Istanbul AEK Athen FC Bodó/Glimt Schachtar Donezk Slovan Bratislava Linzer ASK Viking Stavanger FK Sabah

1. Spieltag: 8. bis 10. September.

Conference League

Qualifikation - Playoff, Rückspiele / Hinspiel SC FREIBURG - FC Motherwell 4:1 (1:1) / 3:1

1:0 Scherhant (6.), 1:1 Longelo (22.), 2:1 Matanovic (60.), 3:1 Irié (63.), 4:1 Goto (85.). – Rote Karte: Girdwood-Reich (57./Motherwell, Notbremse). – Zuschauer: 31 000.

AS MONACO – Gornik Zabrze 4:1 (2:0) / 3:2 BRIGHTON & HOVE ALBION - Tromsö IL 4:0 (3:0) / 0:0 FK JABLONEC – Glasgow Rangers i.E. 4:3 (1:0) / 0:1 Hapoel Tel Aviv - ATALANTA BERGAMO 0:1 (0:0) / 0:0 AJAX AMSTERDAM - FC Sion 5:3 (3:2) / 4:2 Rapid Wien – HEART OF MIDLOTHIAN i.E. 3:4 (2:2) / 2:2 Austria Wien - SPORTING BRAGA 0:0 / 0:2 Qarabag Agdam - TWENTE ENSCHEDE n.V. 1:4 (1:2) / 1:0

Spanien: La Liga

Nachholspiele

Real Madrid – Real Sociedad San Sebastian 4:1 (1:1) 1:0 Mbappé (40.), 1:1 Sucic (44.), 2:1 Mbappé (60.), 3:1 Vinicius Júnior (68.), 4:1 Mbappé (80.).

FC Barcelona – Athletic Bilbao

Spitze: 1. Real Madrid 2/6, 2. FC Sevilla 2/6, 3. Betis Sevilla 2/6, 4. Alaves 2/4, 5. Atlético Madrid 2/4, 6. FC Barcelona 1/3

2. Bundesliga

VfL Bochum - VfL Osnabrück	Fr. 18.30
Eintracht Braunschweig - Hertha BSC	Fr. 18.30

Frauen: Champions League

Qualifikation - 3. Runde, Hinspiele (Rückspiele: 2.9.) VfL Wolfsburg - Inter Mailand 2:0 (1:0) 1:0 Prasnikar (42.), 2:0 Küver (52.). - Rote Karte: Robustellini (49./Inter, Tätlichkeit). - Zuschauer: 2317. Eintracht Frankfurt - Paris Saint-Germain 1:1 (1:1) 1:0 Mühlhaus (4.), 1:1 Feller (7.) - Zuschauer: 4870.

Ajax Amsterdam – Real Madrid 0:2 (0:1) FC Chelsea – Real Sociedad San Sebastian 5:2 (1:1) SKN St. Pölten – Juventus Turin 0:3 (0:2) Sparta Prag – Servette FC Chenois 3:2 (2:1) PSV Eindhoven – HB Köge 0:1 (0:1) Czarni Sosnowiec – Oud-Heverlee Leuven 1:4 (1:1)

Nacht der Weltrekorde

Dos Santos und Russell laufen Hürden-Bestzeiten in Zürich.

Zürich – Der Brasilianer Alison dos Santos und die US-Amerikanerin Masai Russell haben beim Leichtathletik-Meeting in Zürich binnen 40 Minuten zwei Weltrekorde aufgestellt. Dos Santos stürmte über 400 Meter Hürden in 45,80 Sekunden ins Ziel und blieb 14 Hundertstelsekunden unter der bisherigen Bestmarke des Norwegers Karsten Warholm von den Olympischen Spielen in Tokio 2021. Warholm musste sich in Zürich mit einer Zeit von 46,69 Sekunden mit dem zweiten Platz begnügen. US-Olympiasiegerin Russel rannte über 100 Meter Hürden in 12,09 zum Weltrekord und unterbot die bisherige Bestzeit von Tobi Amusan aus dem Jahr 2022 um drei Hundertstelsekunden. Die Nigerianerin wurde in der Schweiz in 12,23 Sekunden Zweite.

Dos Santos rannte im Stadion Letzigrund von Beginn an auf und davon, er hielt das Tempo auch auf der Zielgeraden hoch. Seine persönliche Bestleistung unterbot er um fast eine halbe Sekunde. Der Weltmeister von 2022 feierte seine Fabelzeit anschließend mit einer Brasilienfahne und sicherte sich wie auch Russell eine Weltrekord-Prämie von 80 000 US-Dollar. „Die Zuschauer und die Stimmung waren perfekt. Ich glaube, dieser Abend war fantastisch für mich und für alle, die gekommen sind“, sagte dos Santos nach dem Rennen. Der entthronte Rivale Warholm sagte anerkennend: „Er war brillant.“

Den Deutschen bleiben in der Nacht der Weltrekorde in Zürich nur die Nebenrollen. Hindernis-Europameisterin Gesa Felicitas Krause lief über die 3000 Meter auf Rang sechs. Lea Meyer, die bei der EM auf Medaillenkurs liegend in einen Wassergraben gestürzt war und Krause anschließend kritisiert hatte, kam dahinter auf dem siebten Platz vor der EM-Dritten Olivia Gürth ins Ziel. Thomas Röhler, Speerwurf-Olympiasieger von Rio, landete auf Rang acht. 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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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zt auch juristisch unter Druck: Fifa-Chef Infantino (r.) muss mit einer Strafanzeige der von Aleksander Ceferin (l.) geführten Uefa rechnen. FOTO: KUDRYAVTSEV/AFP

Uefa bereitet Strafanzeige vor

Der Europaverband will in der Schweiz ein Verfahren gegen Fifa-Boss Gianni Infantino anstrengen – und schickt deswegen ein Schreiben an ein US-Gericht, um Beweise sicherzustellen.

Von Johannes Aumüller

München – Europas Fußball-Union bereitet wegen der Vorgänge rund um den geplatzten Investorendeal des Fußball-Weltverbandes eine Strafanzeige gegen den Fifa-Präsidenten Gianni Infantino vor. Das ist die Kernbotschaft eines 54-seitigen Antragsschreibens, das die Uefa am Mittwoch an ein Gericht im US-Bundesstaat Florida geschickt hat.

Das juristische Prozedere soll sich nun in zwei Schritten vollziehen. Zunächst soll der Antrag an das US-Gericht dazu führen, dass Beweismittel sichergestellt und die Fifa sowie andere Beteiligte zur Herausgabe von Dokumenten gezwungen werden. Danach soll es in der Schweiz zu einer Anzeige gegen Infantino wegen „krimineller Misswirtschaft“ nach Artikel 158 des Schweizer Strafgesetzbuches kommen – „sowie weiterer oder alternativer Anklagepunkte“. In diesem Artikel geht es im Kern um den Vorwurf der ungetreuen Geschäftsbesorgung. Zudem könnte sich das Verfahren gegebenenfalls gegen weitere Fifa-Verantwortliche richten. Vom Weltverband gab es zunächst keine Stellungnahme zu diesem Vorgang.

Hintergrund der juristischen Schritte sind die Ende Juli aufgefogenen Investorenpläne, die von einem kleinen Kreis um Gianni Infantino über Monate vorbereitet worden waren. Diese sahen vor, die WM-Rechte in eine neue Tochtergesellschaft (FFE) auszulagern, an der externe Investoren Anteile erwerben können. An diesen Planungen waren neben Infantino auch die als Ankerinvestor vorgesehene Holding Thrive Eternal von Joshua Kushner, Bru- der des Schwiegersohnes von Donald

Trump, die Großbank JP Morgan sowie zwei Beratungsfirmen beteiligt.

Ein Aufschrei in der Fußballwelt, ein angekündigter WM-Boykott der Europäer sowie ein Zusammenschluss der Uefa mit den Kontinentalverbänden aus Asien (AFC) und Nord-/Mittelamerika (Concacaf) führten dazu, dass Infantino die Pläne abräumen musste und seine für März geplante Wiederwahl massiv gefährdet ist. Nach einem Brief des Fifa-Generalsekretärs Mattias Grafström, den sie als Zusicherung las, dass es nie mehr zu solchen Privatisierungsplänen kommen werde, hat die Uefa den WM-Boykott nun zwar wieder zurückgezogen. Aber unabhängig von allen sportpolitischen Debatten will sie jetzt auch juristisch nachlegen.

Ein zentraler Punkt ist dabei der Vorwurf, dass die Fifa die wertvollen WM-Rechte zu günstig hergegeben hätte. In den Vorbereitungen des Deals war deren Wert auf 20 Milliarden Dollar taxiert worden und sollten die Investoren in einem ersten Schritt Anteile im Wert von 4,2 Milliarden Dollar erhalten. Nun sollen die zu sichernden Unterlagen zeigen, ob diese 20 Milliarden Dollar „eine marktübliche Bewertung“ widerspiegelten oder „einen stark unterbewerteten Wert“ darstellten, der ohne unabhängige Bewertung oder wettbewerbsorientiertes Verfahren ermittelt wurde.

In der Tat fällt auf, dass allein die jüngste Fußball-WM in Nordamerika einen zweistelligen Milliarden-Gewinn erbracht hat, und die vier Jahre zuvor in Katar immerhin rund sechs Milliarden Dollar. 20 Milliarden Dollar entsprechen demnach nur etwas mehr als zwei Weltmeisterschaften. Die Rechte wären aber für immer weg gewesen – und es ist davon auszugehen, dass sie künftig noch mehr wert gewesen wären. Der FFE-Plan sei „ein Instrument für Infantino und diesen kleinen Kreis, um eine dauerhafte Beteiligung an den wertvollsten Vermögenswerten der Fifa zu erwerben und anderweitig davon zu profitieren – zum Nachteil der Fifa, ihrer Mitglieder und anderer Akteure innerhalb der Fußballfamilie“, heißt es im Schreiben der Uefa an die US-Justiz.

Die Anti-Infantino-Allianz verfügt über 136 von 211 Stimmen

Zugleich geht es um diverse weitere Vorwürfe und Themen. Diese reichen von dem Punkt, dass Gianni Infantino die Fifa-Strukturen hintergangen habe, als er mit einigen wenigen ausgewählten Partnern dieses Projekt vorantrieb, bis zu der Frage, welche Fifa-Funktionäre wann über die Pläne Bescheid wussten.

Die Uefa argumentiert, dass die Schweiz der richtige Standort für eine Strafanzeige sei, weil die Fifa da ihren Sitz habe und der Vorschlag vom Züricher Hauptquartier des Fußball-Weltverbandes aus entwickelt worden sei. Der Weg über Florida erklärt sich damit, dass dort die Rechtsabteilung der Fifa sitzt und in den USA die Kommunikation über den Deal lief, die man so sicherstellen möchte. Ein ähnliches Schreiben ging an ein Gericht in New York wegen der dort ansässigen Kushner-Holding, ein weiteres an ein Gericht in Colorado, wo ein federführender FFE-Berater gemeldet ist.

Durch dieses juristische Vorgehen gerät Infantino in seinem Kampf um die Zukunft an der Fifa-Spitze weiter unter Druck. Einen Gegenkandidaten gibt es zwar noch nicht. Die drei Kontinentalverbände Uefa, AFC und Concacaf repräsentieren aber in Summe 136 der 211 Fifa-Mitglieder. Dazu haben auch verschiedene Verbände aus Afrika und Ozeanien signalisiert, gegen Infantino stimmen zu wollen.

Zugleich versucht der amtierende Fifa-Chef, vor allem asiatische Länder aus dieser Allianz zu lösen. Dabei sprach sich am Mittwoch auch Saudi-Arabien für ihn aus. In einem Statement des saudischen Verbandes hieß es, dass er „zu diesem Zeitpunkt“ Infantino unterstütze, womit sich der Gastgeber der WM 2034 eine Hintertür offenlässt.

Allerdings ist die Frage, inwieweit diese Rechenspiele überhaupt relevant sind, falls es wirklich zu einem Strafverfahren gegen Infantino kommt. Über die Eröffnung eines Verfahrens müsste die Schweizer Justiz entscheiden, in jedem Fall würde einige Zeit vergehen. Seit dem Beginn seiner affärenreichen Amtszeit im Februar 2016 war Infantino schon mehrfach Mittelpunkt von Ermittlungen.

So beschäftigten sich zwei Sonderstaatsanwälte intensiv mit seinen Geheimtreffen mit dem früheren Schweizer Bundesanwalt Michael Lauber. Am Ende rügte das Duo diese Zusammenkünfte zwar massiv, wurden die Ermittlungen aber trotzdem eingestellt. In Fribourg wiederum läuft noch ein Verfahren gegen Infantino sowie weitere hochrangige Fifa-Mitarbeiter wegen des Vorwurfes, in einem gerichtlichen Verfahren bewusst falsche Anschuldigungen gemacht zu haben (was alle zurückweisen). Nun könnte also bald ein weiteres Verfahren hinzukommen.

Möglichst zweimal ins Estadio Metropolitano

Dortmund wird Inter Mailand zugelost – und Stuttgart trifft auf gleich sechs Landesmeister.

Monaco – Am Donnerstagabend fand im Grimaldi Forum in Monaco die sogenannte Auslosung der Champions-League-Vorrunde statt, die deshalb eine nur „sogenannte“ ist, weil sie von einem Computer erledigt wird: per Shuffle, einer zufallsbasierten Durchmischung der 36 Teilnehmer. Kein menschliches Hirn wird je verstehen, was da passiert. Doch eine der Losfeen, der frühere französische Nationalspieler Thierry Henry, behauptete auf der Bühne, schon jetzt zu wissen, wer 2027 das Finale von Madrid gewinnen wird.

Für den BVB geht es rund 4200 Kilometer weit

Man müsse nur einen Blick in die vergangenen Jahre richten, sagte Henry – und holte zur Erklärung aus: Vor zwei Jahren habe es der FC Arsenal aus London bis ins Viertelfinale geschafft, danach langte es für eine Halbfinalteilnahme, im vergangenen Mai unterlag Arsenal im Finale von Budapest dem Vorjahressieger Paris Saint-Germain. Voilá, schlussfolgerte Monsieur Henry, der kommende Titel gehe zum FC Arsenal (mit dem er ein Champions-League-Finale verloren hatte). Doch das Gekichere, das daraufhin im Auditorium zu hören war, verriet: Es gibt keinen, der die Champions-League-Trophäe kampflos den Engländern überlassen will.

Allen voran gilt das für den FC Bayern München, der wie schon im Vorjahr auf Arsenal trifft. Bayerns Sportgeschäftsführer Max Eberl formulierte es aus, als er auf einen weiteren Gegner zu sprechen kam, Atlético Madrid, dem das Stadion des Endspiels 2027 gehört: das Estadio Metropolitano. Im vergangenen Jahr fuhren die Münchner dort auf dem Weg zum Estadio

Santiago Bernabéu von Real Madrid vorbei, nun will man die Visite als Probe für ein Endspiel nutzen. Denn: Den Wettbewerb beginne man nur, um im Finale zu stehen, „das ist natürlich der Ort des Traums, wo wir gerne hinwollen“, sagte Eberl.

Den Rest des Programms – dessen Daten und Reihenfolge werden erst am Samstag ermittelt – nannte Eberl ambitioniert, was eine Spur übertrieben sein dürfte und sich eher daran orientiert, dass die Münchner Bayern unter den ersten Acht landen wollen. Es gelte, die Playoffs zu verhindern, die den Mannschaften blühen, die zwischen Platz neun und 24 landen, sagte Eberl. Nun, utopisch ist anders: Die Bayern reisen nicht nur zu Atlético, sondern auch zu Manchester United, zum OSC Lille und zum norwegischen Wettbewerbsneuling Viking Stavanger. Zudem empfangen die Münchner Betis Sevilla, Slavia Prag und die Überraschungsmannschaft der vergangenen Saison: Bodö/Glimt aus Norwegen. Das ist aus Münchner Sicht insofern praktisch, als die Heimat der Norweger jenseits des Polarkreises liegt und der dortige Kunstrasenplatz viele Teams vor Probleme gestellt hat.

Eine solche Fortune wie den Bayern war Borussia Dortmund nicht beschert. Die Profis des BVB müssen nämlich tatsächlich nach Bodö. Darüber hinaus hielt die Auslosung für die Dortmunder den vielleicht exotischsten Gegner des Teilnehmerfeldes bereit: FK Sabah aus Aserbaidschan, von Dortmund rund 4200 Kilometer entfernt. Immerhin gibt es recht günstige Direktflugangebote von Dortmund nach Baku. Die anderen Gegner darf man herausfordernd nennen: Der BVB empfängt Inter Mailand, Betis Sevilla und Villarreal, ebenso AEK Athen im Westfalenstadion. Zudem geht es zweimal auf die Insel, zum FC Arsenal und zu Aston Villa. „Wir wollen ins Achtelfinale, und das möglichst schnell“, sagte BVB-Geschäftsführer Lars Ricken.

Ungleich komplizierter wirkt das Gesamtbild für den Champions-League-Rückkehrer RB Leipzig. Die Sachsen müssen zum Rekordsieger Real Madrid, der gerade für knapp 145 Millionen Euro den früheren Leipziger Yan Diomande erworben hat. Und sie empfangen Manchester City, einen der ehemaligen Klubs des neuen Trainers Martin Demichelis. Nicht gar so einschüchternd wirken die Partien gegen PSV Eindhoven und RC Lens, vor allem im Vergleich zu den weiteren Leipziger Auswärtsgegnern Manchester United, Schachtar Donezk, Feyenoord Rotterdam und Como 1907 – eine Mannschaft, die vom einstigen Wunschtrainer Cesc Fäbregas geleitet wird. „Die Vorfreude ist riesengroß“, betonte Leipzigs Sportchef Marcel Schäfer.

Die Losfee von Monaco: Der frühere Profi Thierry Henry präsentiert die Bayern-Gegner in der Champions League. FOTO: MANON CRUZ/REUTERS

Die Stuttgarter wiederum hatten einigermaßen Glück. Zumindest auf dem Papier und eingedenk der Tatsache, dass sie im vierten Topf und damit unter den Aschenputteln der Champions-League-Teilnehmer einsortiert waren. Zwar treffen die Stuttgarter auf gleich sechs Landesmeister, der mutmaßlich gefährlichste darunter dürfte Inter Mailand sein, der im San Siro wartet. Die restlichen Auswärtsgegner (PSV Eindhoven/Niederlande, Galatasaray Istanbul/Türkei und Slovan Bratislava/Slowakei) sind alles andere als außer Reichweite der Schwaben. Das gilt auch für Club Brügge/Belgien, OSC Lille/Frankreich, Viking Stavanger/Norwegen und sogar Atlético Madrid. „Vor zwei Jahren haben wir die ersten internationalen Schritte nach vielen Jahren der Pause gemacht – wer weiß, wie es in diesem Jahr läuft“, sagte Sportvorstand Fabian Wohlgemuth. Javier Cáceres

Generation der Begabten

Das neuformierte deutsche Hockey-Männerteam steht im WM-Halbfinale

Wavre/München – Die deutschen Hockeymänner spielen am Wochenende um ihren vierten Stern. Also, wenn es Sterne gäbe. Es gibt aber keine. Das Trikot der Nationalmannschaft ist zwar sternlos, aber der Blick der Spieler ist trotzdem sternenklar. Die Chance ist groß, bei der Weltmeisterschaft in Belgien und den Niederlanden nach 2002, 2006 und 2023 den vierten Titel zu holen und damit zum Rekord-Weltmeister Pakistan aufzuschließen. Dessen letzter WM-Titel ist zwar schon 32 Jahre her (1994), aber bislang hat ihn noch keine andere Nation einholen können.

An diesem Freitag treffen die deutschen Männer im Halbfinale in Wavre auf Argentinien (20.30 Uhr). Je nach Ausgang spielen sie am Sonntag dann entweder gegen die Niederlande oder gegen Spanien um Gold (16.30 Uhr) oder um Bronze (14 Uhr, kostenlos bei Magenta-TV). Es liegt auf der Hand, dass die Auswahl von Bundestrainer André Henning den maximalen Erfolg anstrebt.

Ein klarer Favoriten zeichnet sich nicht ab. In den finalen Spielen der großen Turniere gibt es unter den Topmannschaften eigentlich nur noch „50:50-Spiele“, sagt Henning. Die Medaillenträume der zuvor als Halbfinalisten gehandelten Belgier, Engländer und Australier sind allesamt bereits geplatzt. Die Niederländer haben in ihrem Halbfinale gegen Spanien in Amstelveen Heimvorteil, im Medaillenspiel am Sonntag in Wavre dann aber nicht mehr. „Vielleicht sind die Niederländer ein My vorne“, sagt Henning. Von einem drakonischen Wegschieben der eigenen Favoritenrolle kann man bei dieser vorsichtigen Formulierung mitnichten sprechen.

Fünf Spiele haben die deutschen Hockeymänner bei dieser WM hinter sich. Sie haben sich in der bedeutungslosen dritten Partie gegen Frankreich mit einem 1:1 begnügt und ein viertes Spiel gegen Spanien unglücklich 1:2 verloren. Aber in den fundamentalen und wegweisenden Duellen mit Belgien (1:0 in der Vorrunde) und Australien (4:2 in der Zwischenrunde) haben sie gezeigt, was in der Mannschaft steckt. Die Hockey-Welt ist kein bisschen erstaunt darüber, dass die deutschen Männer mal wieder im Halbfinale angekommen sind, schließlich haben sie bei allen drei letzten großen Turnieren (WM-Gold 2023, Olympia-Silber 2024, EM-Gold 2025) sogar immer das Endspiel erreicht. Die deutschen Spieler selbst allerdings sind durchaus positiv überrascht, dass sie so starke Leistungen abrufen, obwohl die Mannschaft ganz schön neu zusammengemischt wurde. Von den WM-Gewinnern 2023 sind nur noch neun Spieler dabei, dafür aber sechs Spieler mit 23 Jahren oder jünger, die sich trotz fehlender Erfahrung nahezu nahtlos in die Qualität der Routiniers einreihen.

Jugendoffensive im Nationalteam: Hugo von Montgelas, 22. FOTO: NORDPHOTO/IMAGO

„Sie machen es herausragend“, schwelgt Henning nicht nur deshalb von den jungen Spielern Justus Warweg, 19, Hugo von Montgelas, 22, Jakob Brilla, 22, Antheus Barry, 23, und Michel Struthoff, 23, weil sie schon vier Tore zu den bislang zwölf deutschen WM-Treffern beigesteuert haben. „Wir haben ihnen die Tür früh geöffnet, und sie waren alle ready“, sagt Henning: „Sie fühlen sich absolut wohl bei uns und sind nicht nur Wasserträger.“

Dass Nachwuchsspieler in der A-Nationalmannschaft früh ihre Chance bekommen und oft schnell Fuß fassen, ist Absicht. Während die Männer dem vierten Titelgewinn zum dann mit Pakistan geteilten Rekord noch hinterherlaufen, dominiert der männliche deutsche Nachwuchs das Weltgeschehen bereits seit der zweiten U21-WM im Jahr 1982. Die erste 1979 hatte Pakistan gewonnen, seit 1982 aber gewannen deutsche U21-Mannschaften bei 13 Weltmeisterschaften achtmal den Titel.

„Wir hatten schon immer eine herausragende Nachwuchsarbeit“, sagt Henning, der seit fünf Jahren Bundestrainer ist und von dieser Nachwuchsarbeit massiv profitiert. 2023 und 2025 gewann Deutschland auch die vergangenen beiden U21-Weltmeisterschaften, und aus der 2023er-Siegermannschaft sind in Barry, Brilla, Struthoff, Montgelas und dem Ersatztorwart Joshua Onyekwue Nnaji gleich fünf Spieler im aktuellen WM-A-Team dabei. „Sehr erfrischend“ findet Henning ihren Input.

Erfrischend soll die bislang ausgezeichnete Stimmung im deutschen Team auch über das Wochenende hinaus bleiben. Seit dem Halbfinaleinzug durch das überragen- de 4:2 gegen Australien am vergangenen Sonntag hatte die Mannschaft vier Tage spielfrei, nutzte die Zeit auch zur Entspannung und unternahm eine Tour durch Brüssel. Doch nun wird es wieder ernst. Zwei äußerst fordernde Spiele stehen jetzt noch im Weg zum vierten Stern der deutschen Hockey-Nationalmannschaft. Also, wenn es Sterne gäbe. „Jetzt sollen sie den Titel erst mal holen“, sagt der Sportvorstand Martin Schultze. Ulrich Hart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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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hrelang hat sich unsere Autorin kaum mit ihren Finanzen beschäftigt. Nun ist sie im Rentenalter und stellt fest: Das kann man sich nicht leisten. Ein Selbsterklärungsver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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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August 2026

INHALT

Astrid Proll war Gründungsmitglied der RAF, nun hat sie ihre Autobiografie geschrieben: ein Interview über Reue, Gruppendruck und späte Wahrheiten.

16 Nichts schöner als ein Mittagsschlaf an heißen Tagen. Unser Fotograf hat jahrelang Bilder seiner schlafenden Eltern gemacht.

20 Kann man es sich leisten, die Beschäftigung mit Geld uncool zu finden? Eher nicht, stellt unsere Autorin fest.

26 Die Schriftstellerin Rachel Cusk wurde mit Büchern über Mutterschaft und Weiblichkeit berühmt. Ein Be- such in Frankreich.

4 Sagen Sie jetzt nichts 6 Gute Frage, Gefühlte Wahrheit, Gemischtes Doppel, Die drei großen Lügen 32 Stil leben 33 Kosmos 34 Das Kochquartett 35 Getränkemarkt 36 Hotel Europa, Gewinnen, Impressum 37 Das Kreuz mit den Worten 38 Das Beste aus aller Welt

»Auf der Straße erleben wir kollektive Selbstwirksamkeit«

In Zeiten von Terroranschlägen und einem Rechtsruck in der Gesellschaft wollen sich viele Menschen öffentlich engagieren. Psychologe Jonas Rees erklärt, wie Menschen bei Demonstrationen

Verbundenheit erfahren, weshalb Online-Petitionen nicht dasselbe sind – und warum viele die eigene Nachbarschaft unterschätzen. Mit SZ Plus lesen auf: sz-magazin.de/gemeinschaft

HÄNDE HOCH, WOCHENENDE (35) von Anna Haif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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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konnt nix tun: So macht man richtig Pause

Beim Aperitivo genießen Italienerinnen und Italiener gern einen Drink und ein paar Häppchen, um den Moment zwischen Arbeit und Abendessen zu feiern. Gute Idee! Autorin Tanja Dusy erklärt, warum das Ritual so wohltuend ist – und wie wir uns etwas italienische Leichtigkeit nach Hause holen können. Mit SZ Plus lesen auf: sz-magazin.de/aperitivo

GesunČheit!

»Viele nutzen Sonnencreme als Freibrief«

Die Zahl der Hautkrebsfälle steigt seit Jahren stark an. Der Dermatologe Dirk Schadendorf erklärt die Gründe dafür und spricht über wirklich guten Sonnenschutz, eine bahnbrechende mRNA-Impfung gegen Melanome – und eine einfache Regel, mit der man verdächtige Leberflecke ziemlich zuverlässig erkennen kann. Mit SZ Plus lesen auf: sz-magazin.de/hautkrebs

Susanne Siegert

Geboren 24. Mai 1992 in Burghausen Beruf Content-Creatorin, Autorin Ausbildung Bachelor in Journalistik an der Katholischen Universität Eichstätt-Ingolstadt, Master in Multimedia und Autorschaft an der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 Status Schau dich schlau

Was für Videos finden sich in Ihrem Instagram-Algorithmus?

Susanne Siegert ist Lehrerin von Tausenden jungen Menschen. Sie unterrichtet allerdings nicht im Klassenzimmer, sondern in Sozialen Medien – über ihren Instagram- und Tiktok-Accounts steht: »Was du in der Schule NICHT über Naziverbrechen lernst«. Siegert spricht in kurzen Videos über Widerstand jenseits von Scholl und Stauffenberg, thematisiert Lagerbordelle und erklärt, warum früher von »KL« statt von »KZ« die Rede war. Ihre Beiträge folgen oft demselben Prinzip: schnelle Sätze, historische Fotos, Akten aus Archiven – und am Ende eine verständliche Einordnung. 2024 bekam sie dafür den Grimme Online Award. Ein Jahr später veröffentlichte sie das Buch

Sie befassen sich jeden Tag mit Holocaust-Verbrechen. Sind Sie trotzdem Optimistin?

Wie blicken Sie auf Ihren eigenen Geschichtsunterricht zurück?
Wie viel Mut braucht es, um sich mit der eigenen Familiengeschichte zu befassen?
Ihr Gesichtsausdruck, als Ihr erstes Video viral ging?

Gedenken neu denken, es wurde ein Bestseller. Die intensiv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NS-Zeit ergab sich aus Siegerts eigenem Leben: Mit 27 erfuhr sie, dass nur wenige Kilometer von ihrem Elternhaus die KZ-Gedenkstätte Mühldorfer Hart liegt, einst war dort ein Außenlager gewesen. Im Schulunterricht hatte sie darüber nichts erfahren. Siegert besuchte den Ort, recherchierte dazu, und befasste sich auch mit der Rolle ihrer Urgroßväter als Soldaten für das NS-Regime. In ihrem Buch schreibt sie, dies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Vergangenheit habe die Verbrechen von Auschwitz in die Komfortzone ihres Zuhauses geholt.

Ihre Videos schauen viele Menschen aus der Gen Z. Was macht Sie zum typischen Millennial?

Wie würden Sie reagieren, wenn Sie mal im Bundestag sprechen könnten?

GEFÜHLTE WAHRHEIT

Meal-Prep – was es bringt, schon am Sonntag für die ganze Woche vorzukochen

Man erzählt am Mittwoch allen Freunden, wie genial das Konzept ist.
Man freut sich noch am Freitag, wie gut der Essensplan aufgeht.
Man bestellt sich schon am Montag heimlich die erste Pizza.

DIE DREI GROSSEN LÜGEN

1. »Ich war gestern.«

vor dem Gassigehen

2. »Ich geh dafür morgen.«

3. »Ich wollte eh lieber eine Katze.«

GEMISCHTES DOPPEL von Patrick Fischer

Lokus Fegen
Fokus legen
Weitere Gemischte Doppel finden Sie auf sz-magazin.de. Um eigene Vorschläge einzureichen, schreiben Sie an gemischtesdoppel@sz-magazin.de

GUTE FRAGE

»Ich habe eine vierjährige Enkeltochter. Kürzlich habe ich ihr bei einem Familientreffen gezeigt, wie ein >Nasenkuss« funktioniert (man berührt sich kurz mit der Nasenspitze). Dann wollte sie, dass sich unsere herausgestreckten Zungenspitzen kurz berühren. Wir haben das einige Male gemacht und viel gelacht dabei. Als ich mich später mit meiner Frau über das Treffen unterhalten habe, hat sie mich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mein Verhalten gegenüber der Enkelin übergriffig gewesen sei, was ich allerdings nicht so nachempfinde. War mein Verhalten falsch?« Klaus O., Münster

Ich kann mir vorstellen, dass es extrem unangenehm für Sie ist, von Ihrer Frau in ein so komisches Licht gerückt zu werden. Und ich glaube Ihnen, dass dieses Spiel total harmlos war. Dass Sie einfach nur albern den Vorschlägen Ihrer Enkeltochter folgten, was ja wahnsinnig nett ist. Man kann sich doch eigentlich gar nichts Schöneres vorstellen als einen Großvater, der so lustig mit seiner Enkelin herumalbern kann. 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 wie es heißt (ein Schuft, wer Böses dabei denkt). Aber nun ist Ihre Frau immerhin Ihre Frau. Sie wird Ihnen bestimmt nichts Perverses unterstellen. Und findet offenbar trotzdem, dass an einem arglos Zunge gegen Zunge pressenden Enkelin-Großvater-Paar etwas nicht richtig ist. Halten wir noch einmal etwas ganz Wichtiges fest: Niemand unterstellt Ihnen böse Absichten.

Aber. Wir sind doch alle enorm aufgeschreckt durch das, was so unerträglich oft ans Licht kommt. Es gibt eben leider wahnsinnig viele Menschen (Männer), die Kinder sexuell missbrauchen. Und wie wichtig ist es da, Kinder nicht ins Unklare kommen zu lassen, wo eine Grenze ist und wo diese überschritten wird? Vielleicht haben Sie selbst während dieses Spiels plötzlich in sich das Gemüt eines Vierjährigen wieder gespürt. Wie schön. Aber man sollte sich als erwachsener Mensch beim Umgang mit einem Kind immer bewusst darüber sein, wer man ist – und wer das Gegenüber. Denken Sie daran: Eine Vierjährige lernt ständig dazu. Und fragen Sie sich, welche Grenzen eine Vier-, Fünf-, Sechsjährige im Umgang mit Erwachsenen kennen sollte. Dass es falsch sein kann, seine Zunge an die Zunge eines erwachsenen Mannes zu pressen, kann ein Kind ja nur lernen, wenn die Erwachsenen, die es gut mit ihm meinen, dieses Verhalten nicht als normal etablieren. Die gute Nachricht: Man kann auch ganz albern spielen, dass man etwas auf gar keinen Fall mag.

Johanna Adorj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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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euen muss man selbst«

INTERVIEW

GABRIELA HERPELL &

JAKOB SCHRENK

FOTO JOSEF FISCHNALLER

Astrid Proll hat die RAF mitgegründet, nun hat sie ihre Autobiografie geschrieben. Ein Gespräch über Gruppendruck in der Terror-Organisation, Andreas Baaders Lederjacke und das Glück, früh ins Gefängnis gekommen zu sein

Blick zurück: Astrid Prolls Zeit in der RAF ist mehr als fünf Jahrzehnte her – und lässt sie immer noch nicht los.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Magazin Verlagsgesellschaft Süddeutsche Zeitung 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Ich habe mich gut mit Andreas Baader verstanden«

SZ-MAGAZIN Frau Proll, dieser Tage erscheint Ihr Buch Zwischen Sturm und Stille, der Untertitel lautet: Wie ich der RAF entkam. Wie war es, auf Ihr Leben und Ihre Zeit als gesuchte Terroristin zurückzublicken?

ASTRID PROLL Manchmal wollte ich nicht weitermachen, was ich angefangen hatte. Ich hatte Albträume, es kommt ja irgendwie alles zurück. Aber es war auch nicht so schlimm, wie ich befürchtet hatte. Jetzt, wo es in die Öffentlichkeit geht, befürchte ich viel mehr. Was befürchten Sie?

Schläge. Keine freundliche Aufnahme. Dennoch haben Sie dieses Buch

geschrieben. Warum?

Ich wollte vor allem von meinem Abschied von der RAF erzählen. Ich bin relativ früh ausgestiegen, auch innerlich.

Uns interessiert nicht nur, wie Sie die »Rote Armee Fraktion« verlassen haben, sondern auch, wie Sie hineingeraten sind. Sie zogen 1968 mit 21 Jahren nach West-Berlin, um eine Ausbildung als Fotografin zu machen. Wie haben Sie die Stadt erlebt?

Ich hatte meinen Bruder Thorwald, der in Berlin lebte, schon vorher ein paarmal besucht. Ich war in einem Internat in Österreich, in Bad Ischl, kam aus der heilen Alpenwelt nach Berlin und dachte: Was ist denn hier los? Berlin war on fire. Demonstrationen gegen die USA, Demonstrationen gegen den Vietnamkrieg. Damals gab es viele linke Gruppen in Berlin, wie die Kommune 1.

Die Kommune 1 war eine WG, die aus der Außerparlamentarischen Opposition der Studentenbewegung entstanden war. Die prominentesten Bewohner waren Fritz Teufel und Rainer Langhans.

Man wollte provozieren, gegen das Elternhaus rebellieren, das System zerschlagen. Das war die Stimmung in Berlin. Es ging gegen die alten Nazis, die immer noch da waren. Und alle wollten Aufmerksamkeit, das hatte damals oft auch etwas Spielerisches.

Zu den Freunden Ihres Bruders gehörte Andreas Baader. Sie schreiben, dass Sie ihn kennenlernten und ziemlich schnell auf seinen Vorschlag eingingen, einen Brandsatz im Amerika-Haus in Berlin zu deponieren. Hatten Sie keine Bedenken oder Skrupel?

Man will als junger Mensch immer dazugehören. Ich wollte nicht feige sein, war ich auch nicht. Der Brandsatz war zwar mehr eine Wunderkerze als eine Bombe, und es ist ja auch nichts passiert – aber klar, ich wollte anerkannt werden.

Am 2. April 1968 legten Andreas Baader, Gudrun Ensslin, Horst Söhnlein und Ihr Bruder Thorwald Proll in zwei Frankfurter Kaufhäusern Feuer. Sie wollten damit gegen den Vietnamkrieg protestieren – und wurden zwei Tage später verhaftet. War das immer noch spielerisch?

Ich war nicht in die Pläne eingeweiht und fiel aus allen Wolken, als ich von der Verhaftung hörte. Ich fuhr sofort nach Berlin, weil ich hoffte, dass mir meine Freunde dort erklären konnten, was eigentlich geschehen war. Stell dir vor, du bist jung, und dein Bruder, der für dich das Ein und Alles ist, ist plötzlich im Gefängnis. Unsere Eltern waren ja geschieden, er war das einzige intakte Familienmitglied.

Nach 14 Monaten Gefängnis kamen Ensslin, Baader, Söhnlein und Ihr Bruder vorläufig frei, bis der Bundesgerichtshof über die Revision entschied. In dieser Zeit haben Sie Baader näher kennengelernt. Wie war er?

Ich habe mich gut mit Baader verstanden. Wir haben ein bisschen konkurriert, wer der bessere Autofahrer ist. Wir sind manchmal zusammen gefahren, ich habe auf seinem Schoß gesessen und gelenkt. Das war ganz am Anfang, während der Heimkampagne. Es war ja nicht alles RAF, davor gab es die Heimkampagne, die war uns sehr wichtig.

An der Heimkampagne haben Sie zusammen mit Ensslin, Baader und Ihrem Bruder 1969 in Frankfurt mitgewirkt. Eine Aktion gegen die Missstände in damaligen Erziehungsheimen, zum Beispiel die Gewalt gegen die untergebrachten Jugendlichen.

Ulrike Meinhof hatte sich bereits theoretisch mit dem Thema befasst. Wir haben das dann praktisch umgesetzt. Für mich, die ich Internate kannte und sie als Gefängnis empfunden hatte, war es ein besonderes Anliegen, Jugendliche zu motivieren, aus Heimen auszubrechen. Es waren übrigens oft Heime, die zuvor als KZ gedient hatten. Wir haben versucht, mit den Jugendlichen politisch zu arbeiten, ihnen zu zeigen, wie sie sich für ihre Ziele einsetzen können. Wir haben mit ihnen gelebt und dafür gekämpft, dass Jugendliche, die aus den Heimen flohen, eine angemessene Unterkunft bekamen. Was ich an Baader mochte: Der ist offen auf andere zugegangen, hat sich mit allen unterhalten und mit allen angelegt. Und er hatte Energie, eine Vitalität, eine Power, einen Willen, der hat durchgezogen. Aber mich hat vor allem Gudrun Ensslin beeindruckt.

Warum?

Sie konnte alles, was ich nicht konnte. Sie konnte sprechen, sie konnte schreiben, sie hatte einen Auftritt, war resolut und klar und durchsetzungsfähig, sehr imposant und irgendwie auch sozial, hat sich für andere interessiert.

Sie schreiben sinngemäß über sich: Ich bin rebellisch, ich bin homosexuell, ich bin wie ein Junge, ich passe

nirgends rein.

Ich habe mich immer als Außenseiterin gefühlt, weil ich gemerkt habe, dass ich anders begehre als andere. Die Idee, dass ich mal so etwas wie Ärztin oder Rechtsanwältin werden könnte, hatte ich gar nicht. Ich hatte furchtbare Existenzängste. Das kann man heute nicht nachvollziehen. Wenn du so aufwächst und merkst: Ich gehöre nicht dazu, ich bin anders, dann fragst du dich schon, wie soll es für mich weitergehen? Wer ernährt mich? Das hat Gudrun Ensslin irgendwie gespürt. Sie und Baader waren ja ein ganz normales Heteropaar, die sich aber keine Wohnung kaufen und zum Beispiel zur Süddeutschen Zeitung zur Arbeit gehen wollten. Die wollten die Welt verändern. Also haben sie so Leute wie mich um sich geschart. Sie haben mich nicht verführt oder so. Das hatte überhaupt keine erotische Komponente. Die beiden waren absolut monogam.

Erschien Ihnen auch die Entschlossenheit und Radikalität von Ensslin und Baader attraktiv?

Klar.

Ende 1969 verwarf der Bundesgerichtshof die Revision. Die Kaufhaus-Brandstifter mussten nun damit rechnen, zur Verbüßung der Reststrafe vorgeladen zu werden. Sie sind mit Baader, Ensslin und Ihrem Bruder nach Paris abgehauen. War das der erste Schritt in den Untergrund? Für mich war es zunächst gar kein Schritt in den Untergrund. Noch waren wir ja legal. Und ich bin auch nicht mit den dreien nach Paris abgehauen. Ich habe sie dort besucht. In Paris stellten Baader und Ensslin Ihrem Bruder eine Art Untauglichkeitszeugnis aus. Er verließ die Gruppe. Wie war das für Sie?

Spaß, Rebellion und tödlicher Ernst

Der Weg von Astrid Proll in den Terrorismus war kurz. Die RAF wieder zu verlassen, dauerte viel länger.

Diese Bilder entstanden 1969 in einem Café in Paris, wohin die Kaufhaus-Brandstifter geflohen waren. Links ist Andreas Baader zu sehen, darunter Astrid Proll.

1978, während sie in England inhaftiert war, gab Proll dem Stern ein Interview.
Oben: Astrid Proll fotografiert ihren Bruder Thorwald (links) sowie Peter Brosch, der den Weg in den Terrorismus nicht mitging. Darunter: Andreas Baader, Gudrun Ensslin und Thorwald Proll.

Astrid Proll (Mitte) 1969 in Frankfurt mit linken Aktivisten und mit Jugendlichen, die aus Fürsorgeheimen geflohen waren.

Happening in Berlin, 1967: Rainer Langhans tanzt in Frauenkleidern. Links, im Arm von Andreas Baader, ist Dorothea Ridder zu sehen: Sie prophezeite Proll 1970: »Ihr werdet alle verhaftet, oder ihr werdet sterben.«
Astrid Proll in den 1980er-Jahren vor der JVA Stuttgart-Stammheim, wo die RAF-Führung inhaftiert war – und starb.

Baader und Ensslin haben das entschieden, die haben mich gar nicht gefragt. Ich habe aber damals bereits versucht, mich von meinem Bruder zu emanzipieren. Ich wurde immer mehr meine eigene Person, war nicht mehr nur seine Schwester, und so wurde ich auch wahrgenommen. Außerdem konnte ich Auto fahren, er nicht. Und Baader und Ensslin wollten weite Strecken fahren.

Von Paris gingen Sie nach Italien, kamen bei Bekannten unter, schlossen Autos kurz, gingen sich auf die Nerven. »Wir langweilten uns zu Tode«, schreiben Sie, »und erfanden die RAF.«

Es gab nichts zu tun, niemand hatte auf uns gewartet, nicht in Mailand, nicht in Rom, nicht in Neapel, nicht auf Sizilien. Dann kam die Nachricht, dass auch der hessische Justizminister ein Gnadengesuch der Brandstifter abgelehnt hatte. Das war im Grunde der Moment der Entscheidung, weiterzumachen. Ich bin aber erst mal allein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 Ensslin und Baader kamen später nach. Ulrike Meinhof rief mich irgendwann an. Sie wollte, dass ich wieder zu ihnen stieß.

Die westdeutsche Gesellschaft, vor allem das politische Berlin, war damals tief gespalten. Viele auf Seiten der Linken waren überzeugt, dass die Bundesrepublik auf einen neuen Faschismus zusteuerte. Als Belege galten unter anderem die Erschießung des Studenten Benno Ohnesorg durch einen Polizisten und das Attentat auf Rudi Dutschke. Wer zu einer solchen Analyse kam, konnte Gewalt als legitimen Widerstand begreifen. Haben Sie das damals so empfunden? Vermutlich.

Wie erklären Sie sich diese schnelle Radikalisierung, die Bereitschaft zur Gewalt? Der Politologe Wolfgang Kraushaar spricht von einer Art Gruppen-dynamik, in der sich die RAF-Mitglieder zunehmend von den Normen der Außenwelt abkapselten, sich gegenseitig unter Druck setzten und eine »Gegenmoral« entwickelten.

Haben Sie sich nicht beeinflussen lassen, als Sie zwanzig waren? Von Professoren an der Uni oder so?

Doch, aber da ging es nicht um Terror. In der Zeit, als Sie in die Illegalität gingen, war Willy Brandt bereits Bundeskanzler. Ein Sozialdemokrat, der im Exil gegen den deutschen Faschismus gekämpft hatte. Diese normale Politik haben wir gar nicht wahrgenommen.

Hatten Sie das Gefühl, dass es in dieser Zeit ein großes Milieu gab, das mit

dem Terrorismus sympathisierte oder ihn zumindest nicht verurteilte? Es gab viele Sympathisanten, allerdings sehr unterschiedlich über die Republik verteilt. Ulrike Meinhof verstand es sehr gut, ihnen klarzumachen, dass wir einen Schritt weiter gehen würden, während sie es sich in ihren linken Komfortzonen bequem machten. Es wirkt in Ihrem Buch und auch hier in unserem Gespräch manchmal so, als hätten Sie kaum einmal selbst entschieden. Als wären Sie wie ein Teilchen gewesen, das in einem elektromagnetischen Feld herumgeschossen wird. Hatten Sie eine Vorstellung davon, wie das enden sollte?

Ich weiß es nicht. Wir waren immer unterwegs und mussten uns irgendwie schützen. Es war wirklich so: Wir hatten keine Zeit zu denken. Das war eher so ein Gefühl: Wenn man jetzt dabei ist, ist man dabei. Mitgefangen, mitgehangen. Ich habe nicht so viel reflektiert damals. Ich bin nicht blöd, aber ich glaube auch, dass wir als Jugendliche damals nicht so reif waren wie die Jugendlichen heute. Wir hatten gar nicht diese Möglichkeiten, uns zu informieren.

Aber Sie waren auf jeden Fall irgendwie dagegen.

Wie war denn die damalige Gesellschaft? Alte Nazis konnten weiterhin Ministerpräsident oder Richter sein, die USA führte einen Ausrottungskrieg in Vietnam mit Millionen Toten. In Westdeutschland durften Frauen bis Ende der Fünfziger ohne Zustimmung ihres Mannes keinen Führerschein machen, kein Bankkonto eröffnen. Das ist im Grunde alles bekannt, wird aber gern vergessen. Wenn ich heute in Kreuzberg durch den Park gehe, kann ich kaum fassen, wie selbstverständlich sich junge Männer an der Hand halten. Aber das soll alles keine Entschuldigung sein.

Hatten Sie keine Skrupel? Nehmen wir die Baader-Befreiung am 14. Mai 1970, die als Geburtsstunde der RAF gilt. Baader wurde nach seiner Rückkehr

»Ich habe nicht über die Konsequenzen unseres Tuns nachgedacht«

schnell entdeckt und verhaftet. Sie waren Teil einer Gruppe, die ihn mit Gewalt befreite, während er sich, bewacht von zwei Justizbeamten, in einer Bibliothek aufhielt. Der Bibliotheksangestellte Georg Linke wurde dabei schwer verletzt. Ich habe nicht geschossen. Und es war auch nicht der Plan, dass geschossen werden sollte. Es ist dennoch passiert.

Bereuen Sie, was damals geschehen ist? Das kriegt ihr jetzt nicht von mir. Bereuen muss man selbst. Reue ist jedenfalls nichts, wozu einen andere auffordern sollten. Nach der Befreiung Baaders reiste eine Gruppe von etwa zwanzig Männern und Frauen nach Jordanien. Dort erhielten Sie in einem Lager palästinensischer Fatah-Kämpfer eine militärische Ausbildung. Sie schildern, wie absurd diese Zeit war, welche Härte auch innerhalb der Gruppe herrschte. Als ein Palästinenser versuchte, Ulrike Meinhof zu vergewaltigen, gaben Ensslin und Baader ihr die Schuld daran. Es kam zu einem Streit zwischen Baader und dem RAF-Mitglied Peter Homann. Baader forderte daraufhin, Homann hinzurichten. Dazu kam es nicht. Spätestens hier hätten Sie doch abbiegen müssen. Da sind auch einige abgebogen.

Aber Sie nicht.

Nein. Ich hatte das Gefühl, schon zu lange dabei zu sein, den Weg schon zu lange mitgegangen zu sein. Ich habe nie erwogen zu gehen.

Weil Sie so überzeugt waren? Weil Sie von der sozialistischen Revolution träumten, die durch die RAF entfacht werden würde?

Nein, das waren für mich gar keine Kategorien. Was mich hielt, war eher die Gruppen-dynamik, auch wenn es manchmal fast Gruppenteror war. Ich wollte loyal zu den Leuten sein, die mir viel bedeuteten. Die große Opfer gebracht hatten. Die konnte ich nicht im Stich lassen. Das wäre Verrat gewesen. Nach der Ausbildung in Jordanien kamen Sie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 Eine Freundin von Ihnen, Dorothea Ridder, hatte Ihnen gesagt: »Ihr werdet alle verhaftet, oder ihr werdet sterben.« Ich dachte: Was redet die da! Zumindest ich war in dieser Zeit sehr naiv. Ich habe nicht über die Konsequenzen unseres Tuns nachgedacht.

Hatten Sie Angst?

Ich hatte sehr viel Angst. Ich bin in dieser ersten Zeit der Illegalität nach der Baader-Befreiung, nach der Rückkehr aus Jordanien, mehrmals vor Angst in Ohnmacht gefallen.

Geschichte der RAF

Ich kriegte Zustände, ich war dem nicht gewachsen, habe mich als zu schwach empfunden. Die Angst war immer da, aber man hat sie nicht gezeigt. Man sprach nicht darüber. Im Februar 1971 wurden Sie in Frankfurt zusammen mit dem RAF-Mitglied Manfred Grashof von Mitgliedern des Verfassungsschutzes und der Landeskriminalpolizei erkannt. Sie flohen. Ein LKA-Beamter schoss auf Grashof, Grashof gab ebenfalls einen Schuss ab, traf aber nicht. Sie entkamen. Hätten Sie zur Not auch selbst geschossen, um sich einer Verhaftung zu entziehen? Die Frage muss ich nicht beantworten. Wie haben Sie in dieser Zeit Ulrike Meinhof erlebt?

Wir reisten damals fast schon ziellos durch Deutschland. 1971 kamen wir nach Hamburg. Ich teilte mir mit Ulrike Meinhof eine angemietete Wohnung. Hamburg war die Stadt, aus der sie kam, in der sie sehr bekannt und daher auch sehr gefährdet war. Ich war viel an ihrer Seite, das war riskant für mich. Aber ich dachte, ich hätte Flügel, ich könnte alles. Und irgendwie glaubte ich, ich müsste sie beschützen, wie ein Assistent für sie da sein. An einem Wochenende sind wir in Richtung Timmendorfer Strand gefahren, saßen in den Dünen mit unseren Perücken, es waren viele Leute unterwegs, und ich dachte: Jeder kann sie erkennen.

Tatsächlich wurden Sie in Hamburg erkannt, von einem Tankwart, und am 6. Mai 1971 verhaftet. Spürten Sie Erleichterung?

Nein, ich wollte natürlich nicht verhaftet werden. Aber ich hatte letztlich das Glück, zu einem Zeitpunkt verhaftet zu werden, als es noch keine Toten gegeben hatte, weder bei der RAF noch durch die RAF. Sie kamen in Untersuchungshaft und verbrachten 119 Tage in Isolationshaft im sogenannten »toten Trakt« der Justizvollzugsanstalt Köln-Ossendorf. Sie durften Ihre Anwälte sehen, waren aber ohne Kontakt zu anderen Gefangenen und weitgehend von der Außenwelt abgeschnitten. Wie erinnern Sie sich an diese Zeit?

Erst einmal habe ich nicht verstanden, was mir da in der Isolationshaft passierte. Einer meiner Anwälte sagte mir: Der Mensch ist ein soziales Wesen, du brauchst Kontakte. Ich hatte am Anfang in Köln-Ossendorf den Gedanken: Du musst alles meistern, du kannst alles aushalten. Aber dann kommt der Punkt, wo du merkst, du kannst nicht alles aushalten. Es ist ein Gefühl: Du hast keine Mitte, du hast keinen Halt, und dann brichst

30 Jahre hielt die Rote Armee Fraktion (RAF) die Republik in Atem. Der Name spielte auf die sowjetische Rote Armee an. »Fraktion« sollte ausdrücken, dass sich die RAF als Teil einer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verstand.

-1968

Brandstiftung in zwei Frankfurter Kauf-häusern, anschließend Brandstifter-Prozess.

-1970

Befreiung von Andreas Baader in Berlin, Geburtsstunde der RAF, anschließend militärische Ausbildung in Jordanien.

-1971

Verhaftung von Astrid Proll.

-1972

Bombenanschläge unter anderem auf den Springer-Verlag und US-Militäreinrichtungen; vier Tote. Ein Großteil der ersten RAF-Generation wird verhaftet.

-1975

Die zweite RAF-Generation formiert sich. Besetzung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in Stockholm; zwei Geiseln werden ermordet. Beginn des Prozesses gegen die erste RAF-Generation in Stuttgart-Stammheim.

-1977

Der »Deutsche Herbst«: Die RAF ermordet Generalbundesanwalt Siegfried Buback und Jürgen Ponto (Vorstandssprecher Dresdner Bank) und entführt Arbeitgeber-präsident Hanns Martin Schleyer. Gescheiterter Versuch palästinensischer Terroristen, mit der Entführung der Lufthansa-Maschine Landshut die Stammheim-Gefangenen freizupressen. Baader, Ensslin und Raspe begehen Suizid; Hanns Martin Schleyer wird ermordet.

-1985

Die dritte RAF-Generation ermordet den Rüstungsmanager Ernst Zimmermann.

-1986

Ermordung des Siemens-Managers Karl Heinz Beckurts und des Diplomaten Gerold von Braunmühl.

-1989

Ermordung von Alfred Herrhausen, Vorstandssprecher der Deutschen Bank.

-1991

Treuhandchef Detlev Karsten Rohwedder, Chef der Treuhandanstalt, wird erschossen. Er ist das letzte Mordopfer der RAF.

-1998

Die RAF erklärt ihre Auflösung.

du zusammen. Im Knast konnte ich plötzlich nicht mehr laufen, wenn ein Schwächeanfall kam.

Als im Herbst 1973 der Prozess gegen Sie begann, wurde Ihnen unter anderem zweifacher versuchter Mord vorgeworfen. Der Vorwurf beruhte auf den Aussagen von Polizeibeamten, Sie hätten bei dem Verhaftungsversuch in Frankfurt im Februar 1971 geschossen. Schnell kamen an dieser Darstellung Zweifel auf. Allerdings wurde der Prozess nicht fortgeführt, weil Sie im Februar 1974 für verhandlungs- und auch haftunfähig erklärt wurden. Was war die Diagnose?

Ich bin vor Gericht zusammengebrochen, hatte massive Kreislaufstörungen. Und dann kam dieser Arzt, der einer meiner Retter wurde. Herr Schmidt-Voigt, Herz-Kreislauf-Spezialist. Er sagte, mein Zustand sei lebensbedrohlich. Ich glaube, er hat damals gedacht, was macht diese junge Frau, ist die verrückt? Sie ruiniert ihr Leben! Und hat was unternommen. Er hat ja nicht gelogen. Ich war in einem schlimmen Zustand. Aber die meisten anderen hätten gesagt: weg mit der. Wer hat Sie noch gerettet?

Die damalige Leiterin der JVA in Frankfurt, Helga Einsele. Ich wurde ja nach Frankfurt verlegt, für den Prozess. Sie hat sich für liberalere Haftbedingungen eingesetzt. Als der Arzt seine Aussage machte und es den Beschluss des Gerichts gab, dass ich nicht haft- und verhandlungsfähig sei, gab es Behörden, die die Entscheidung nicht sofort umsetzen und mich verlegen lassen wollten. Das hat Helga Einsele verhindert. Sie hat gesagt, die ist nicht transportfähig, sie muss erst mal raus aus dem Gefängnis. Das hätten sich damals ganz wenige Leute getraut. Das sind für mich die wahren Helden, weil sie sich von beiden Seiten nicht haben einschüchtern lassen, also von dem ganzen RAF-Wahnsinn auf beiden Seiten.

War es überraschend für Sie, dass das angebliche »Schweinesystem« eben doch nicht nur aus Schweinen bestand? Nein, gar nicht. Schweinesystem war auch gar nicht mein Wort. Ich habe nicht so gefühlt.

Es gibt den Satz von Ulrike Meinhof: »Wir sagen, der Typ in der Uniform ist ein Schwein, das ist kein Mensch.« Die Wärterinnen im Gefängnis wurden von der RAF »Schlüsselfotzen« genannt. Es gab nicht »die RAF«. Die Charaktere innerhalb der Gruppe waren sehr unterschiedlich. Ich war froh über jeden Kontakt, den ich im Gefängnis haben konnte.

Köpfe des Terrors

Was wurde aus den RAF-Mitgliedern, die 1971 bundesweit per Fahndungsdokument gesucht worden waren?

Im Frühsommer 1972 wurde fast die gesamte erste RAF-Generation verhaftet, darunter auch Baader, Ensslin und Meinhof. Zwar waren die Gefangenen voneinander isoliert. Es gelang ihnen jedoch, das sogenannte Infosystem aufzubauen, bei dem die Anwälte Nachrichten schmuggelten. Ein Hungerstreik wurde organisiert. Baader schrieb in einem Kassiber: »Astrid soll mal mitteilen, ob die Information stimmt, dass sie genau so lange gehungert hat, bis sie Hunger hatte. Wenn sie dazu keine Selbstkritik bringen kann, ist unsere Reaktion, sie flippt aus dem Infosystem.« Ja, das stimmt, ich habe mich gedrückt. Das könnte man auch positiv

formulieren.

Nein, ich meine, ich war wirklich schon weg, raus. Ich war gar nicht mehr in der Lage, dem allen zu folgen, und wollte das auch nicht mehr. Es war mir deshalb auch egal, ob man mir mit dem Ausschluss aus dem Info-system drohte. Ich hatte viel Glück mit meinem Anwalt Ulrich Preuß, der mich persönlich vertrat. Andere Anwälte haben sich um alle Gefangenen gleichzeitig gekümmert, waren auf Linie, da musstest du aufpassen, was du sagst, weil sie es weitergetragen haben. Das war schon ein ungeheurer Druck. Andreas Baader hat Sie nicht nur beschimpft, sondern Ihnen auch seine Lederjacke schicken lassen.

Zum Geburtstag durfte man ein Päckchen bekommen. Es hieß, dass Baader diese Jacke bei einem Autounfall getragen hatte. Es war eine Aufmerksamkeit. Ich habe mich gefreut. Und es war natürlich ein Zeichen der RAF: Wir vergessen dich nicht.

Und auch eine Aufforderung – »Vergiss du uns auch nicht«?

Nein, so habe ich es nicht gesehen. Ich habe die Jacke aber nie getragen. Sie war mir zu groß, zu labberig. Ich habe sie jahrelang bei meinen Umzügen mitgenommen. Und irgendwann ins Museum gegeben.

Nach Ihrer Entlassung aus der Haft kamen Sie in eine Klinik, dann wohnten Sie im Privathaus eines Arztes in Kronberg im Taunus. Im April 1974 flohen Sie. Wieso?

Ich wollte gar nicht wieder in den Untergrund. Aber ich war körperlich völlig am Ende und zu schwach, um mich gegen den Druck aus meinem Umfeld zu wehren. Man besorgte mir Papiere, und auf einmal war ich wieder illegal. Bumms, war ich weg. Sie flohen nach Italien, dann nach England. Theoretisch hätten Sie auch in Deutschland in den Untergrund gehen

Blader, Andreas Berud, c. S. 43

Meinhof, Ulrike, 7. 10. 34

Grasbof, Manfred, 3.10.40
Raspe, Jan-Carl, 26.7.44
Kneelin, Godrun. 15. 8. 40
Meins, Holger Kleus. 28, 5, 41
Homann, Peter, 17. 8. 20
Voigt, Günther, 8.7.38
Hersog, Mérianne, 10. 12. 29
Blackwrisk, Ilan, 17. 3. 54
Schelm, Petra. 20. 6. 10
Hersatzgeber und Verlegerr: Bundeskriminalamt, 61 Wiesbaden, Postfach A. Ferturaf: 3021 App. 277 — Druck: Jahresdruckerei, Betrieb Neu-Iensburg

Erste Zeile Andreas Baader geboren 1943. 1972 verhaftet, beging 1977 Suizid in der JVA Stuttgart-Stammheim.

Ulrike Meinhof geboren 1934. 1972 verhaftet, beging 1976 Suizid in Stuttgart-Stammheim.

Zweite Zeile Gudrun Ensslin geboren 1940. 1972 verhaftet, beging 1977 Suizid in Stuttgart-Stammheim.

Manfred Grashof geboren 1946. 1972 verhaftet, wegen Mordes zu lebens- langer Haft verurteilt, 1989 entlassen, arbeitete als Theatertechniker.

Jan-Carl Raspe geboren 1944. 1972 verhaftet, beging 1977 Suizid in Stuttgart-Stammheim.

Astrid Proll

Dritte Zeile Peter Homann geboren 1936. Verließ die RAF 1970, später Journalist und Autor, 2023 gestorben.

geboren 1947. 1971 verhaftet, 1974 aus der Haft entlassen, 1978 erneut verhaftet, kam 1980 frei.

Holger Meins geboren 1941. 1972 verhaftet, starb 1974 an den Folgen eines Hungerstreiks in der JVA Wittlich.

Vierte Zeile Petra Schelm geboren 1950. Starb 1971 bei einem Schusswechsel mit der Polizei.

Marianne Herzog geboren 1939. Früher Ausstieg aus der RAF, arbeitete als Autorin.

Ilse Stachowiak geboren 1954. 1976 zu vier Jahren Haft verurteilt, weitere Lebensstationen unbekannt.

Günter Voigt geboren 1938, verhaftet 1970, kurze Gefängnisstrafe, weitere Lebensstationen unbekannt.

und weiter in der RAF kämpfen können. War Ihre Flucht ein ideologischer Bruch mit der RAF?

Nein. In der Haft war es ein wahnsinniger Kampf, überhaupt klarzukommen. Dann kam ich raus, und ich möchte jetzt nicht zu pathetisch werden, aber ich wollte einfach nicht in der Zelle sterben. Mein Abtauchen war meine Rettung. Wenn der Prozess damals durchgeführt worden wäre, ich hätte glatte 15 Jahre bekommen.

Sie haben in London den Dichter Erich Fried kennengelernt. Auch ein Retter? Als Retter bezeichne ich die Leute, die mir aus dem Knast geholfen haben. Aber Erich Fried hat mir auch sehr viel geholfen. Er hat vielen Leuten so viel gegeben, dass seine Kinder fanden, sie kämen zu kurz. Er hat mir alles angeboten. Geld gegeben, Unterstützung, er wusste genau, was ein Mensch wie ich braucht. Er hat mir eine Wohnung vermittelt.

Hatte Fried keine Angst, dadurch

Probleme mit der Justiz zu bekommen? Er wusste ja, wem er da half?

Fried hatte die Judenverfolg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überlebt. Er hatte keine Angst mehr.

Hat Erich Fried mit Ihnen über die RAF gesprochen?

Der hat mich ungeheuer gelöchert. Er wollte viel über Ulrike Meinhof wissen. Fried hatte aber auch eine sehr strenge Frau, die keine Lust mehr darauf hatte, dass alle, die bei ihr hausten, immer den Kühlschrank leergefressen haben. Sie sagte gleich zu mir: Du musst arbeiten gehen, du musst dein Geld verdienen. Ich war ja damals eher gewöhnt, Leute anzuquatschen und um Geld zu bitten. Ich habe geantwortet: Wie, arbeiten?

Hätten Sie sich vorstellen können,

wieder bei der RAF mitzumachen?

Um Gottes Willen, um Gottes Willen. Auf keinen Fall, überhaupt nicht. Ich war froh, dass ich so weit weg war.

Aber hatten Sie immer noch Sympathien? In Deutschland hatte sich mittlerweile die zweite Generation der RAF gebildet. Ich habe das nur noch zur Kenntnis genommen. Ich habe mich in England politisch verändert. Ich habe mich beruhigt, mich von diesem großen Anspruch befreit, von der Revolution.

Sie haben in besetzten Häusern gelebt, sich in Gewerkschaftskämpfen engagiert und als Automechanikerin gearbeitet.

Ich war wieder in einem linken Kontext, man geht ja immer wieder dahin, wo man herkommt. Aber die Engländer waren anders drauf. Die linken Gruppen dort hatten nicht

»Ich wollte einfach nicht in einer Zelle sterben«

diese wahnsinnigen Ziele wie die RAF, sie waren realistischer und pragmatischer. Die wollten auch alle Kinder kriegen. Der deutsche Soziologe Helmuth Plessner hat mal die Unbedingtheit als eine gefährliche deutsche Eigenart bezeichnet.

Das ist das, was ich in den Jahren in England gelernt habe. Diese Selbstopfer habe ich überhaupt nicht mehr verstanden. Dass man bis zum Letzten geht und sich zu Tode hungert.

1978 begleiteten Sie einen jugendlichen Autodieb auf die Polizeiwache in

London. Dort erkannte Sie ein Polizist. Sie wurden später bei der Arbeit in der Autowerkstatt festgenommen. Nach der Auslieferungshaft in England kamen Sie in Deutschland in Untersuchungshaft.

Ich habe insgesamt in meinem Leben vier Jahre im Knast gesessen. Natürlich war der Knast teilweise hart, vor allem die Isolationshaft in Köln-Ossendorf. Ich bin ewig lange vor der falschen Anklage weggerannt – dem doppelten Mordversuch, da drohte mir lebenslänglich.

Um diese Anklage ging es im zweiten Prozess gegen Sie, der 1979 begann. Nachdem Bundesinnenminister Gerhart Baum einem Beamten des Bundesamts für Verfassungsschutz die Aussage-genehmigung erteilt hatte, sagte dieser als Augenzeuge vor Gericht aus. Er habe gesehen, dass Sie nicht geschossen hatten. Der Vorwurf des zweifachen Mordes wurde fallengelassen. Sie erhielten eine Strafe von fünfeinhalb Jahren wegen Banküberfällen und Urkundenfälschung. Die verbüßte Haft wurde Ihnen angerechnet, der Rest zur Bewährung ausgesetzt. Sie waren frei. Als ich nach Deutschland ausgeliefert wurde, kam ich in ein anderes Land als das, das ich 1974 verlassen hatte. Es war eine viel liberalere Zeit, das war mein Glück.

Das Urteil gegen Sie wurde damals auch als Angebot an Ausstiegswillige interpretiert. Gerhart Baum sagte, man habe versucht, Brücken zu bauen und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RAF, Sympathisan-tenszene und Staat zu entspannen.

Ich habe Gerhart Baum später kennengelernt, er war ganz toll. Er hat immer nach Köln-Ossendorf gefragt. Dann hat er mir erzählt, dass er in dieser Zeit ganz in der Nähe des Gefängnisses einen Schrebergarten hatte und oft mit seiner Familie dort war. Das fand ich irgendwie schön. Es hat alles ungeheuer relativiert, dass ich mir vorstellen konnte: Da sitzt jemand im Schrebergarten – und wir sitzen im toten Trakt.

Nach dem Gerichtsurteil 1980 lebten Sie größtenteils in Deutschland, in Frankfurt und Hamburg, haben Kunst studiert und als Bildredakteurin und Fotografin gearbeitet. Mittlerweile wohnen Sie in Berlin in einer Eigentumswohnung. Sind Sie selbst erstaunt darüber, wie normal Ihr Leben verlaufen ist – nach einem so außergewöhnlichen Beginn?

Nein. Weil mein Leben nicht normal verlaufen ist. Trotz Eigentumswohnung.

Wie geht es Ihnen heute?

Besser als je zuvor in meinem Leben. Na ja, ich habe natürlich so Alterssachen, aber ich habe keine Zustände mehr, die ich auf diese Zeit zurückführen kann.

Früher litten Sie unter Flashbacks und Panikanfällen, auch aufgrund Ihrer Zeit in der Isolationshaft.

Ich konnte eine Zeit lang gar nichts aushalten. Wir sind zum Beispiel einmal in England an die Küste gefahren, das habe ich nicht ertragen. Das Wasser, die Stille in der Natur, da kam dann alles zurück. Das ist Gott sei Dank vorbei. Aber es hat zwanzig Jahre gedauert. Ich saß auch ständig bei einer Therapeutin. Die hat mir allerdings gar nicht so viel geholfen, außer dass sie nett zu mir war. Ihre Zeit bei der RAF liegt über fünf Jahrzehnte zurück. Kann man trotzdem sagen, dass Sie die RAF nie richtig losgeworden sind?

Ich habe mir oft gewünscht, dass das alles aufhört. Aber meine Biografie ist mein Leben. Und das wäre ganz sicher ganz anders verlaufen, hätte es 1968 nicht in zwei Frankfurter Kaufhäusern gebrannt.

Gabriela Herpell Jakob Schrenk

Herpell kennt Astrid Proll aus den frühen Neunzigerjahren, als beide in unterschiedlichen Ressorts beim Magazin Tempo arbeiteten. Schrenk war Proll bislang nur in Büchern begegnet – unter anderem in Stefan Austs empfehlenswertem RAF-Standardwerk Der Baader-Meinhof-Komplex.

DEN TAG ZUR NACHT GEMACHT

Im Mittagsschlaf liegt ein besonderer Frieden - erst recht in der erschöpfenden Hitze des Sommers

FOTOS ALEXIS VASILIKOS igentlich ist es Unsinn, dass mit der Metapher »der kleine Tod« ausgerechnet der Orgasmus gemeint sein soll. Viel treffender wäre damit doch ein Mittagsschlaf im Sommer umschrieben. Jeder kennt das zähe Aufwachen in der stillen Hitze eines fortgeschrittenen Sommernachmittages, dieses mühevolle Zurückfinden in Zeit

und Raum. Und die vage Empfindung, eigentlich nur hier in der Sofaecke, in Wahrheit aber sehr weit weg gewesen zu sein. Also, das ist viel näher an einem kleinen Tod, bitte mal überdenken.

So mühsam jedenfalls das Aufrappeln danach ist, das Einnicken ist umso süßer. Es gibt diese besondere Art von Nickerchen nur in den warmen Monaten, noch wahrscheinlicher: in den Sommerferien. In Wochen also, in denen die Zeit nur noch als warmer Honig vertropft, der alle Tage gleichmacht. Wochen, in denen man die Dinge des Lebens auf ganz wenige beschränkt hat. Das immer gleiche Handtuch zum Baden, die immer gleichen kurzen Wege im Schatten, nur Melone und Wasserflaschen im Kühlschrank, die abgedunkelten Zimmer mit einer brummelnden Fliege am Fenster und von Ferne irgendwo ein vergessenes Radio, dudelnd. An diesen Tagen und in solchen Wochen ist es unausweichlich, dass man sich, wenn draußen kurz nach Mittag auch der letzte Vogel in der Hitze verstummt ist, selbst gleich wieder ein wenig hinlegen möchte. Es ist einfach zu warm für irgendwas anderes. Alles, was man vielleicht tun wollte, verschiebt man auf später, auf den Abend oder gleich den Herbst. Also blättert man nur im Schatten ein bisschen in irgendwelchen Magazinen oder versucht, ein paar Seiten im Buch zu schaffen. Aber jetzt hat das alles keinen Sinn. Alles trägt nur zum großen Hitzedämmergefühl bei, dem man sich schließlich ergibt. Als Letztes merkt man, wie sich die Adern langsam mit schwerem Süßwein füllen und man endlich, endlich hinabgleitet.

Der Fotograf Alexis Vasilikos hat seine Eltern über acht Jahre hinweg bei ihrem gemeinsamen Mittagsschlaf fotografiert. Das Haus der Familie liegt auf der griechischen Insel Leros, ziemlich weit südlich in der Ägäis. Auch wenn man dieses Haus, die Insel und die Familie nicht kennt, sind einem diese Bilder in all ihrer Intimität vertraut. Man sieht gleich die unaufgeregten Sommer einer Familie vor sich, erkennt Rituale, wie sie Kinder seit jeher von ihren Eltern gewohnt sind, und fühlt die Ungeniertheit, die in einer Familie nun mal herrscht. Vasilikos nannte die Serie Mom & Dad und schreibt dazu: »Im Schlaf schienen sich ihre Körper in der Zeitlosigkeit aufzulösen. Die Kamera wurde zum Zeugen dieses zerbrechlichen Schwebezustands und der Art, wie sich Liebe, Altern und Abwesenheit in der Stille eines gemeinsamen Traums miteinander verflechten.« Tatsächlich, da ist so eine brachiale Erschöpfung auf den Bildern, die jedes Kind irgendwann bei seinen Eltern bemerkt, wenn sie älter werden. Es liegt aber auch eine große und irgendwie junge Vertrautheit zweier Menschen in dieser Hingabe an den Mittagsschlaf und für den Betrachter zudem die tröstliche Gewissheit, dass sie gleich wieder aufwachen werden. Sie sehen ja aus, als hätten sie sich gewissermaßen nur im Vorbeigehen oder besser gesagt beim gemeinsamen Vorbeitanzen hingelegt.

In ein paar Minuten werden sie sich aufsetzen, den geteilten Traum abschütteln und die Füße zurück in die wartenden Schlappen schieben. Draußen wird sich das Licht dann etwas verändert, werden sich die Schatten im Garten in gewohnter Weise verschoben haben. Alles ist ein wenig klarer, der Dämmer ist weniger, irgendjemand ruft etwas laut ins Haus hinein und lacht, und ein Auto fährt auf die Auffahrt. Der Abend kommt und mit ihm die Gewissheit, dass das Leben weitermacht und die alten Eltern auch noch mal weitermachen, in der ganzen herrlichen Unbeirrtheit ihres Elternseins. Nur der Sommer, der wird mit jedem Nickerchen ein wenig kürzer. Max Scharnigg

Alexis Vasilikos

Der Fotograf lebt in Athen. Seine Bilderserie Mom & Dad entstand über acht Jahre hinweg im Elternhaus der Familie auf der Insel Leros. Weil sein Weg aus dem Haus durch das Schlafzimmer seiner Eltern führte, begann er, sie im Schlaf zu fotografieren.

DIE REO

Viele Jahre lang hat sich unsere Autorin Nun ist sie im Rentenalter und fragt sich: Woher kam Und lässt sich das noch

CHNUNG

kaum für ihre Finanzen interessiert. diese Gleichgültigkeit? korrigieren?

ie Einsparung von ein paar Milliarden hier, die anderswo Löcher stopfen sollen. Die Inflation. Die Rentendebatte. Marode Schulen. Marode Infrastruktur. Die Klimaveränderung, die trotz größter Sommerhitze und Dürre kaum angesprochen wird, weil das der Wirtschaft schaden

könnte. Überhaupt, die schwächelnde Wirtschaft. Kein Wachstum trotz Investitionspaketen und wenig Aussicht auf Besserung – stattdessen gehen Arbeitsplätze verloren: Es geht ums Geld, aber eigentlich geht es dabei um alles. Gesellschaftliche Probleme werden größer, wenn Geld fehlt, so deutlich wie in diesen Tagen war das lange nicht. Die Verspätungen der Bahn, eine Folge von zu wenig Investitionen in der Vergangenheit, wurden schon als demokratiezersetzend bezeichnet, ebenso wie die ungleiche Vermögensverteilung. Nur wer Geld hat, hat Macht.

Ich habe ein gestörtes Verhältnis zu Geld. Ich habe sehr gern welches, möchte aber möglichst wenig drüber nachdenken. Schuldet mir jemand Geld, finde ich es unangenehm, sie oder ihn darauf anzusprechen. Habe ich das Gefühl, mein Konto könnte überzogen sein, schaue ich lieber nicht auf den Kontostand. Ich verstehe meinen Steuerbescheid nicht. Als ich noch fest angestellt war, habe ich mir nur zwei Zahlen auf der Gehaltsabrechnung angeschaut: das Brutto- und das Nettoeinkommen. Ich habe nie eine Aktie gekauft. Nie in einen ETF investiert. Ich habe bei Börsennachrichten weggehört und den Wirtschaftsteil der Zeitung höchstens durchgeblättert. Dabei habe ich eigentlich einen etwas nervigen sportlichen Ehrgeiz, der sogar beim Kartenspielen erwacht. Beim Thema Finanzen war er bisher nicht erwacht.

Als ich anfing zu studieren, gab es in der alten BRD eine Lehrerschwemme, eine Architektenschwemme, Ärzteschwemme, Geisteswissenschaftlerschwemme, Juristenschwemme. Aus der mangelnden Aussicht, schnell einen Beruf zu finden, entwickelte sich in meinem damaligen Umfeld eine gewisse Wurschtigkeit Geld gegenüber. Geld? Haben wir nicht, werden wir auch nicht haben – dann wollen wir wenigstens Spaß. Oder etwas Sinnstiftendes machen. Auf keinen Fall wollten wir uns zu Geldsklaven machen lassen, als die wir unsere Eltern betrachteten. Diesen diffusen Antikapitalismus hatten uns die Achtundsechziger vererbt, die Bücher von Marx und Marcuse durch die Gegend und Secondhand-Klamotten am Leib trugen und deren Gegenkultur uns näher war als die unserer Eltern, die voll auf Wirtschaftswunder- und Konsumkurs waren. Wir hörten Songs, in denen Janis Joplin sang: »Freedom’s 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 left to lose«. Freiheit erschien uns verführerischer als Sicherheit.

Aber vielleicht fühlten wir uns auch zu sicher. Es galt noch das gesellschaftliche Versprechen, je länger man arbeitet (wenn man mal nicht mehr Taxi fährt oder kellnert, sondern einen richtigen Job gefunden hat), desto mehr wird man verdienen – was sich nicht bei allen als richtig erweisen sollte. Aber die Erzählung, dass man sich auf die Rente ohnehin nicht verlassen kann – die die jungen Leute jetzt hören –, die gab es damals noch nicht. An Altersvorsorge zu denken, war unsexy. Wer weiß schon, ob man überhaupt so alt wird?

Nun bin ich so alt geworden. Vor einem Jahr ereignete sich mein Renteneintritt, mit 66,2. Macht bei mir rund 1700 Euro, das ist mehr als die bundesdeutsche Durchschnittsrente, klar, aber zu wenig für München, die steigenden Kosten und meinen Lebensstil. Und nein, das kommt nicht überraschend, es wurde jährlich mit einem Schreiben der Rentenversicherung angekündigt – aber man hoffte doch irgendwie immer auf ein Wunder. Es standen auch drei verschiedene Zahlen da, was für mich hieß, nichts Genaues weiß man nicht, es könnte also auch noch eine vierte Zahl auftauchen.

Ich habe lange genug verdient, um ein angenehmes Leben in einer Mietwohnung in der Münchner Innenstadt zu führen, ein Kind fast allein großzuziehen und studieren zu lassen. Ich fühlte mich unabhängig und emanzipiert. Ich habe ausgegeben, was ich verdiente, ich lebe schließlich jetzt, habe ich mir gesagt. Im Rückblick habe ich über meine Verhältnisse gelebt, auch wenn ich keine Schulden gemacht habe. Im Rückblick wird klar, dass ich trotz Teilzeitarbeit und Kind Geld hätte sparen und anlegen müssen (und vermutlich auch können), statt meine Bedenken pseudolässig nach einem Glas Wein im Restaurant mit einem Satz vom Tisch zu wischen: Dann arbeite ich halt, bis ich umfalle. Kurz vorm Umfallen fühlt sich das vielleicht gar nicht mehr so gut an.

Im Rückblick empfinde ich mich als finanzunmündig. Und denke mit einem Mal, dass ich es mir weder persönlich noch als politischer Mensch, weder als Feministin noch als Journalistin leisten kann, von Wirtschaft wenig bis nichts zu verstehen. Finanzpsychologisch betrachtet heißt meine Störung Money Avoidance und entspringt halb unbewussten Prägungen, die auch durch althergebrachte Sprüche wie »Über Geld spricht man nicht« oder »Geld verdirbt den Charakter« ent-

ICH LEBE SCHLI JETZT

standen sind. Hinzu kommen Versagensängste, angesichts vieler Fachausdrücke und komplizierter Zahlenkolonnen etwas falsch zu machen. Angst vor dem Risiko, Geld zu verlieren.

SCHLIESSLICH

Scham. Angst, dumm dazustehen. Unwissend zu erscheinen. Eine Studie der 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 Manage-

ment und der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hat versucht herauszufinden, warum besonders die Deutschen so zurückhaltend auf dem Aktienmarkt sind. Das Ergebnis der Forschenden: Die Deutschen schätzen die Risiken hoch ein und haben das Gefühl, nicht genug Finanzwissen zu haben. Sie kapitulieren vor der Unübersichtlichkeit von Steuern, Geldflüssen, Marktwirtschaft. Dabei »wissen viele nicht, dass man vieles nicht wissen muss«, heißt es in der Studie. Und: »Frauen zeigen generell mehr Unsicherheiten in Bezug auf Aktien und folgerichtig auch eine geringere Teilnahmequote am Aktienmarkt.« Das trifft es ziemlich gut.

So soll es nicht weitergehen, jedenfalls nicht für mich. Ich melde mich auf einer Finanzplatt-

form für Frauen an und buche das inoffiziell »Bootcamp« genannte Programm, offiziell: »Investment Code«. Erste Module heißen »Money Mindset«, »Risikoprofil ermitteln«, »Rentensystem & Rentenlücke«, man erfährt aber auch viel über Rohstoffe, Aktienarten, ETFs und die Pflege eines Aktiendepots. Ich lese Martyna Linartas' Buch

Unverdiente Ungleichheit und staune, wie

radikal die Erzbergersche Steuerreform der Weimarer Republik gedacht war, und wie wichtig der heutige Artikel 14 im Grundgesetz genommen wurde, nach dem Eigentum verpflichtet. Lese im Wirtschaftsteil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ein Interview mit Stefan Bach vom Deutschen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der sagt: »Steuern sind das Geld der Gesellschaft.« Er zitiert Artikel 123, Absatz 3, Satz 1 der Verfassung des Freistaats Bayern: »Die Erbschaftssteuer dient auch dem Zwecke, die Ansammlung von Riesenvermögen in den Händen einzelner zu verhindern.« Ich lese (und muss den Text absatzweise zweimal lesen), wie der 83-jährige Steuerfachmann Günter Striewe ausrechnet, dass die sukzessive Senkung des Spitzensteuersatzes von früher 53 Prozent auf jetzt 42 Prozent gerade für die Mitte der Gesellschaft gar keine ist, soll heißen: Was früher einmal ein Steuersatz für Reiche war, ist heute der Steuersatz für manche Facharbeiter. Ich lese einen Gastbeitrag des ifo-Chefs Clemens Fuest im Handelsblatt, der scheibt, der Staatskonsum sei seit 2015 um fast 30 Prozent gestiegen, die privaten Investitionen in die Wirtschaft hingegen seien auf das Niveau von 2015 gesunken, das werde uns in den wirtschaftlichen Niedergang führen. In der Tagesschau höre ich, dass der DAX einen nie dagewesen Höchststand erreicht – ein paar Tage, nachdem BMW bekannt gibt, rund 8000 Stellen zu streichen.

Ich verstehe nicht alles daran. Aber es fängt an, mich zu interessieren. Das war schon in der Schule so. Wenn ich im Unterricht auf Durchzug schaltete, dehnten sich die Stunden ins Unendliche. Sobald ich aufpasste und vor allem mitmachte, verging die Zeit.

Der Betreiberin der Finanzplattform kann ich gut zuhören, sie erklärt anschaulich und einfach. Sie war 27, als sie anfing, sich für Finanzen zu interessieren. Sie stammt aus Polen. Geld wurde ihr als Werkzeug vermittelt, sich selbst helfen zu können. Sie stellte fest, dass die meisten Frauen in ihrem Umfeld in Deutschland sich nicht für Geld interessierten. Das wollte sie ändern, denn Gleichberechtigung zwischen Frauen und Männern, sagt sie, funktioniert nicht ohne Geld. Sie sagt auch: Am Ende ihres Kurses lesen die Frauen den Wirtschaftsteil der Zeitung, weil sie ihn verstehen. Damit hat sie mich.

Viele Frauen im Kurs sind jünger als ich, so Mitte 40, haben zwei Kinder, einen Mann, eine turbulente Job-Biografie mit Elternzeit, Teilzeit- und Vollzeitjob und trübe Rentenaussichten. Vor Kurzem erst erhielt Die Linke auf eine Anfrage an die Bundesregierung folgende Antwort: Deutschlandweit liegt die Rente von 53 Prozent der Frauen und 23 Prozent der Männer nach 45 Jahren in der Rentenversicherung unter der Armutsgefährdungsgrenze. Das sind derzeit 1446 Euro im Monat.

Sie fanden Finanzen immer öde, sagen die Frauen im Kurs, fangen aber an, sich Sorgen zu machen. Eine hat ein halbes Haus am Bodensee geerbt, möchte es verkaufen und das Geld anlegen. Eine andere war auf einer Finanzplattform, die nicht speziell für Frauen gewesen sei, da hätten die Berater den Männern gesagt: Erzählen

Sie zu Hause bloß nichts von Ihren Risiken, Ihre

Frauen werden sonst hysterisch. Wieder eine andere wollte ein Produkt aus ihrem Depot verkaufen, das nicht gut abschnitt. Sie saß zwei Männern gegenüber, die eine Drei-viertelstunde dagegenredeten und sie unter Druck setzen wollten, obwohl sie wirklich entschieden war.

Buddy-Gruppen werden gegründet. In meiner Gruppe sind Ana, Sabine und Sandra, 62, 49 und 34 Jahre alt, sie haben kleine Depots, eine von ihnen hat auch drei

ETFs, aber keine Strategie, sagt sie, darum sei sie hier. Frauen, das zeigen diverse Studien und Umfragen, trauen sich auf dem Finanzmarkt weniger zu als Männer (wenn sie dann aber investieren, sind sie oft erfolgreicher als Männer). Frauen, auch das zeigen Studien, denken oft, sie hätten nicht genug Einkommen, um dieses Geld aufs Spiel zu setzen.

Im Modul »Money Mindset« lernt man, wie man seinen Kopf umprogrammiert von »Ich habe eh keine Ahnung und frage auch nicht nach, weil ich es nicht verstehen werde« auf: »Geld fließt leicht und mühelos in mein Leben«. Beim Thema Finanzen, sagt die Finanztrainerin, gibt es kein Talent. Und es geht auch nur wenig um Zahlen. Sondern um den Unterschied zwischen einem sogenannten fixed mindset, einem statischen Selbstbild, und einem growth mindset, einem dynamischen Selbstbild. Wir sollen uns fragen, wann wir uns klug fühlen: Wenn wir alles schon wissen (fixed mindset) oder wenn wir merken, wir können noch was dazu- lernen? »Becoming is better than being«, sagt die Erfinderin dieser Mindsets, die Psychologin Carol Dweck. Auf Finanzen gemünzt heißt das: »Ich teile mein Wissen über Geld und entwickele mich weiter.«

Nach einigen Wochen Wirtschaftsteil, Wirtschaft vor acht, Live-Sessions, recht umfangreichen Hausaufgaben und Austausch mit anderen kann ich sagen, wie hoch meine Rentenlücke ist, also die Diskrepanz zwischen dem, was ich habe, und dem, was ich brauche. Man veranschlagt, dass man rund 80 Prozent seines letzten Netto-Einkommens braucht. Hat man natürlich nicht. Und ich lerne, dass das Jahresgehalt, mit dem man sich einen Rentenpunkt erarbeitet, allein in den vergangenen zwei Jahren von 47085 Euro (in den alten

ES Ich hab Geld als nimmt e GIBT MEHR WAHR ÜBER GELD

Bundesländern) auf 51944, also um rund 5000 Euro gestiegen ist. Ich kenne niemanden, der in den vergangenen zwei Jahren rund 5000 Euro mehr Gehalt rausgehandelt hat. Ich habe verstanden, dass die Idee der Rentenkommission, zwei Prozent der Rente am Kapitalmarkt anzulegen, bei einem Gehalt von 50000 Euro und einer Rendite von sechs Prozent minus 0,5 Prozent Gebühren nach 30 Jahren etwa 75000 Euro bringt. Ich habe verstanden, dass es Aktien- und Anleihen-ETFs gibt und die Rendite- und Risikodifferenz zwischen ihnen beachtlich ist, sodass sich Anleihen-ETFs vor allem dann lohnen, wenn man sehr viel Geld hat, das auf Festgeldkonten vielleicht 2 oder 2,5 Prozent macht, in Anleihen-ETFs oft ein Prozent mehr. Das Risikoprofil hängt ein bisschen vom eigenen Naturell ab, aber auch von der Höhe der Rücklagen und der Zeit, die einem zum Investieren zur Verfügung steht. Man investiert mit einer Drei-Töpfe-Anlagestrategie, teilt sein Kapital seinem Risikoprofil entsprechend prozentual auf die drei Töpfe in sicher, mittelriskant und ziemlich riskant auf. Bei mir und meinen 7000 Euro eiserne Reserve sähe das konkret so aus: 60 Prozent sicher, 30 Prozent mittelriskant, 10 Prozent riskant.

Ich habe verstanden, dass es Value- und Wachstumsaktien gibt, Wachstumsaktien riskanter sein können, aber seit Beginn des Jahrtausends besser abschneiden. Und dass eine von Warren Buffetts Lieblingsaktien die von Coca-Cola ist, eine Value-Aktie. Dass es aktive und passive Fonds gibt, passive ETFs das beste Einsteigerprodukt sind und ich mir die Börse am besten wie eBay vorstelle, weil man eigentlich nicht von

Unternehmen kauft, sondern von Verkäufern. Ich habe verstanden, dass die Pflege des eigenen Depots, wenn es erst einmal sorgfältig ausgewählt ist, viel weniger Zeit beansprucht, als ich dachte. Man soll höchstens jedes halbe Jahr drauf schauen und rebalancen. Bei Einzelaktien sieht das etwas anders aus, aber auch da kann man eine Stop-Loss-Order einbauen, die verkauft, wenn eine Aktie beispielsweise dramatisch sinkt.

Auf einer Grafik sehen wir, dass man in fünf Jahren nicht unbedingt verlässlich maß-

gebliche Gewinne an der Börse einfährt (vor allem nicht in einem Corona-Jahr), in 15 Jahren hingegen im Schnitt etwa 8 Prozent. Zeit ist die beste Absicherung, sagt die Betreiberin der Finanzplattform. Und ich frage mich, warum ich vor Jahrzehnten dachte, mit zehn- oder zwanzigtausend Euro könne man eh nichts machen. Unter welchem Stein ich gelebt habe, als die Apple-Aktien stiegen? Oder die Netflix-Aktien?

Es ist nicht links, nicht in Aktien zu investieren, auch das verstehe ich jetzt, vor allem nicht, wenn man ein iPhone besitzt und ein Netflix-Abo hat. Es ist sogar ein bisschen demokratisch, am Markt zu partizipieren. »Wer eine Aktie kauft, beteiligt sich am Eigenkapital eines Unternehmens. Das ist produktiv«, schreibt ein Autor im Freitag. Der Text hat den Titel: Linke, geht an die Börse!

Ich habe verstanden, dass der Staat heute viel mehr Geld als vor dreißig oder fünfzig Jahren braucht, also nimmt er es sich von der Masse: der Mitte. Es ist okay,

dass man ab 69879 Euro Einkommen im Jahr 42 Prozent Steuern bezahlt. Günter Striewe hat also einerseits recht, aber der Staat eben auch.

Ich habe verstanden, dass es mehrere Wahrheiten über Geld ge-

WAHRHEITEN

ben kann. Dass eine Vermögenssteuer wahrscheinlich gerecht wäre. Sie wurde 1997 ausgesetzt, weil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kritisierte, die Besitzer von Immobilien würden zu wenig Steuern zahlen. Das Gesetz sollte überarbeitet werden. Die damalige Bundesregierung aus Union und FDP entschied aber, das sei zu kompliziert. Seitdem wird argumentiert, und das ist die andere Wahrheit, eine Vermögenssteuer würde großen und kleinen Unternehmen schaden und damit Arbeitsplätze vernichten.

Auch in meinem Fall gibt es zwei Wahrheiten. Eine: Wenn kein Wunder geschieht und ich nicht auch mal anfange zu

sparen (schreckliche Vorstellung, leider), wird es zu spät sein, meine Rentenlücke zu schließen, ohne immer weiterzuarbeiten (was ich glücklicherweise kann, sonst müsste ich dramatisch downsizen). Die andere: Mein sportlicher Ehrgeiz in Sachen Finanzen ist erwacht. Leise, aber immerhin. Eine Teilnehmerin des Kurses hat mir einen Link geschickt, den ich vor zwei Monaten vielleicht nicht einmal geöffnet hätte. Man soll statt in den MSCI World, den Finanztip allen Einsteigern jahrelang empfohlen hat, in den MSCI ACWI IMI investieren, weil darin nicht nur Aktien aus Industrieländern enthalten sind, sondern auch aus Schwellenländern. Und Small Caps, das sind kleinere Unternehmen. Er ist also viel breiter gestreut.

Aus der Schule damals (in der Finanzthemen übrigens niemals vorkamen, auch so ein Punkt) weiß ich, jetzt muss ich mitmachen, nur dann kann es spannend werden. Also werde ich meine 7000 Euro anlegen, Verhältnis 60/30/10, auf zehn Jahre. Denn das habe ich auch gelernt: Der beste Tag zu investieren, ist gestern. Der zweitbeste heute.

Gabriela Herpell

erinnert sich gut, wie die Deutschlehrerin ihres Sohnes bei einer Vorstellungsrunde in der Schule an den Mathelehrer mit den Worten übergab: »Von Zahlen verstehe ich nichts« – und alle lachten. Der Mathelehrer antwortete: »Tja, das ist mein Schicksal. Aber stellen Sie sich vor, ich würde dasselbe über Deutsch s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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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enleben

Rachel Cusk hat autobiografisch über die Bürde des Mutterseins und über das Scheitern ihrer Ehe geschrieben. »Sich selbst als Beweis benutzen« nennt sie das. Auch andere bekannte Autorinnen verwandelten ihre eigenen Erfahrungen in Literatur. Eine Auswahl.

ANNIE ERNAUX Die Jahre (2008)
Ernaux verbindet ihre persönliche Lebensgeschichte mit der kollektiven Erinnerung Frankreichs und der Geschichte weiblicher Rollen, Körper und gesellschaftlicher Erwartungen.
AUDRE LORDE Sister Outsider (1984) Lorde reflektiert in einem Essayband über Schwarzes lesbisches Frausein, Rassismus, Feminismus und Wut.

MONIKA HELFER Die Bagage (2020) Das Porträt ihrer Großeltern erzählt von Armut, Ausgren- zung und weiblicher Verletzlichkeit.
SHEILA HETI Mutterschaft (2018) Muss eine Frau Kinder wollen? Heti beantwortet diese Frage für sich selbst.

TOVE DITLEVSEN Kopenhagen-Trilogie (1967–1971)
Über das Aufwachsen in Armut, das Finden einer literarischen Stimme und Abhängigkeit – von Männern und Medikamenten.

reich, als Annie Ernaux den Literaturnobelpreis gewann. Es war erschreckend, wie misogyn die Reaktionen in ihrem eigenen Land waren. (Anm. d. Red.: Die französische Schriftstellerin Annie Ernaux, geboren 1940, wurde für ihr autobiografisches Werk geehrt, in dem sie ihr Leben als Frau seziert und über Herkunft, Klasse, Sexualität und Scham schreibt.) Es hieß, die Schwedische Akademie hätte völlig den Verstand verloren. Wenngleich Ernauxs Kämpfe und ihr Leben nicht unbedingt die gleichen Aspekte aufweisen wie das heutige Leben von Frauen, hat sie gezeigt, wie es geht, eine weibliche Stimme zu etablieren. Und die unerbittliche Grausamkeit der Reaktionen darauf beweisen dessen absolute Notwendigkeit. Als ich jenes Buch der jungen Frau las, habe ich mich schuldig gefühlt, als ich dachte: »Lass sie das nicht von dir wissen, sie werden schlecht damit umgehen. Willst du nicht, dass man dich mag?« Woher rührte Ihre Reaktion? Wir bleiben Menschen. Mit dem Alter wird man ängstlich, engstirniger. Offensichtlich ist mir das passiert.

War es ein Impuls, die junge Frau zu beschützen, weil Sie aus eigener Erfahrung wissen, was passieren kann?

Es war mehr als das. Beim Lesen einer anderen Autorin dachte ich: Verrate das Geheimnis nicht! Sag ihnen nicht, dass du in deinem Zimmer sitzt und Kekspackungen isst, bis dir schlecht wird – wie sie es beschreibt. Ich glaube, genau die gleiche Reaktion war ausschlaggebend für die Resonanz auf mein Buch über Mutterschaft – andere Frauen dachten: »Verrate ihnen nicht, dass es schrecklich ist. Wir versuchen, so zu tun, als wäre alles in Ordnung.«

Aber das Erzählen macht Dinge sagbar, die es vorher nicht waren, und ermöglicht damit anderen, ebenfalls ihre Geschichte zu schildern. In einem Essay über weibliches Schreiben, 2009 erschienen in der Londoner Zeitung The Guardian, zitieren Sie Virginia Woolf folgendermaßen: Woolf habe gestanden, sie wisse nicht, was Frauen sind. Und weiter: »Sie haben so wenige Spuren hinterlassen, haben über die Jahrhunderte hinweg ein so tiefes Schweigen bewahrt, dass sie praktisch keine Geschichte haben.« Sollte es nicht darum gehen, das Schweigen zu brechen?

Das Inspirierendste, was ich zu diesem Thema je gehört habe, kam von Louise Glück (Anm. d. Red.: US-amerikanische Lyrikerin und Essayistin). Sie hatte den Nobelpreis gewonnen und wurde vor ihrem Tod oft interviewt. Sie sagte etwa: Die Leute versuchen ständig, mich in Initiativen einzubeziehen, um die Menschen dazu zu bringen, mehr Lyrik zu lesen. Aber ich möchte nicht, dass mehr Menschen Lyrik lesen. Ich möchte, dass so wenige Menschen wie möglich Lyrik lesen. Ich möchte, dass es eine absolute Minderheit bleibt.

Um die Kunst als eine Art kostbare Zuflucht zu bewahren?

Mit dem Versuch, Kunst populär zu machen, verändert man ihr Wesen. Das würde bedeuten, andere Gedichte zu schreiben. Und es würde ihr das Gefühl der Seltenheit und ihres Wertes nehmen. Da steckt so viel dahinter. Ich fand das fantastisch. Seitdem denke ich: Ich bleibe dabei, ich werde beim Schreiben niemals darüber nachdenken, was andere Leute davon halten werden. Je unzugänglicher meine Arbeit, je mehr Mühe sich die Leser geben müssen, wenn sie sich diese erschließen wollen, desto größer ist mein Einfluss. Das scheint mir viel mehr zu sein, als das weibliche Schweigen mir Sorge bereitet. Aber ein Punkt, den Woolf angesprochen hat, trifft nach wie vor absolut zu: dass es für eine Künstlerin sehr leicht ist, bei dem Versuch, Teil der Kultur zu werden oder sich auszudrücken, das Männliche zu imitieren und somit zu einem männlichen Künstler zu werden, also ein männliches Buch zu schreiben oder ein männliches Bild zu malen.

Es ist leichter, den bereits vorgezeichneten Weg zu gehen.

Und somit jegliche Erwähnung dessen, was an Weiblichkeit wahr ist, gänzlich zu vermeiden. Dann wiederum blickt man auf Annie Ernaux, die ausschließlich über das geschrieben hat, was an Weiblichkeit wahr ist. Vergleicht man sie mit irgendeiner Schriftstellerin ihrer Altersgruppe, die das Gegenteil getan hat und vermutlich in Vergessenheit geraten ist – Ernaux hat sich beeindruckend viel Einfluss aufgebaut.

Haben Sie Ernaux getroffen?

Ja. Ich habe ihre Hand gehalten. Sie ist eine Person von unglaublicher Kraft und Stärke. Und sehr alt.

Haben Sie mit ihr über die Kritik an ihrem Nobelpreis gesprochen und wie es ihr damit erging?

Ein bisschen. Es erschien mir etwas unhöflich, sie darauf anzusprechen. Besonders hier in Frankreich sind Schriftsteller so etwas wie Persönlichkeiten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Ich glaube, man müsste sie sehr gut kennen, um mit einer solchen Frage an sie heranzutreten.

Viele weibliche Künstlerinnen wurden lange unterschätzt. Wie Ernaux erhielten auch die deutschsprachigen Autorinnen

»Ich habe mich nie von dem Gefühl der Bedeutungslosigkeit erholt«

INTERVIEW NELE SOPHIE KARSTEN

FOTOS EMMA BURLET

Die Schriftstellerin Rachel Cusk steht für eine radikal weibliche Stimme. Ein Gespräch über die Frage, was sich als dauerhafter erweist: die Arbeit oder die Liebe

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

Rachel Cusk, Jahrgang 1967, wuchs in Los Angeles und Großbritannien auf. Mittlerweile lebt sie in Paris.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Magazin Verlagsgesellschaft Süddeutsche Zeitung 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aldbrände bedrohen im Sommer 2026 Bordeaux. Einhundertfünfzig Kilometer nördlich aber ist alles friedlich. Ein Julitag in einem Dorf der Region

Charente-Maritime an der französischen Atlantikküste. Feigenbäume, Stockrosen, pastellgrüne Fensterläden. Hier liegt das Landhaus von Rachel Cusk, in das sie flieht, wenn ihr Paris zu eng wird. Auch aus Protest gegen den Brexit zog Cusk 2021 nach Frankreich. Cusk gilt als eine der umstrittensten Schriftstellerinnen Großbritanniens. Bekannt wurde sie mit einem autobiografischen Buch, Lebenswerk, das die idealisierte Vorstellung von Mutterschaft zerschlug. Ihre Romane sind geprägt von einem präzisen, nüchternen Stil und der Frage, was es bedeutet, als Frau zu leben. Anfang September erscheint ihr jüngster Roman Das Leben der M. Zum Interview rollt sie auf einem E-Bike heran. In das Gespräch krakeelt immer wieder ein Hahn hinein. Cusk lacht darüber.

SZ-MAGAZIN Frau Cusk, in auffällig vielen Porträts über Sie oder Interviews mit Ihnen bekennen Journalisten, dass sie sich in Ihrer Gegenwart eingeschüchtert, geradezu verängstigt fühlen.

Wussten Sie das?

RACHEL CUSK Haha! Ich lese diese Interviews nicht. Aber ein Freund von mir in Paris, der viele Leute trifft – englischsprachige Autoren und Schriftsteller aus aller Welt –, hat mir erzählt, dass er ständig gefragt wird: Wie ist sie so?

Warum, glauben Sie, ist das so? Ich habe keine Ahnung. Ich finde, ich bin ganz nett. Ich bin in einer Familie aufgewachsen – ich bin eines von vier Kindern –, die mir das Gefühl vermittelte, bedeutungslos zu sein. Ich habe mich nie von diesem Gefühl der Bedeutungslosigkeit erholen können. Daher ist es für mich doppelt bizarr, dass die Leute mich beängstigend finden, denn in den Augen der Menschen, die mich geprägt haben, war ich das Gegenteil.

Wie hat Ihre Familie Sie diese

Bedeutungslosigkeit spüren lassen? Das ist ein riesiger, epischer Roman, den ich vielleicht eines Tages schreiben werde. Es war der autoritäre Erziehungsstil mei-

»Eines der häufigsten Dinge, die in meiner Karriere gesagt wurden, ist, dass ich unsympa- thisch sei« ner Eltern. Die Art von Autorität, die einen Sündenbock braucht, den man herausgreifen und beschuldigen kann. Das war meine Aufgabe. Meine Geschwister haben im Laufe der Jahre viel darüber nachgedacht. Mittlerweile sind wir miteinander befreundet, wir haben uns im Erwachsenenalter wiedergefunden. Es gab damals ein Bestreben ihrerseits, mit meinen Eltern zusammenzuarbeiten – was ich nie getan habe.

Sie waren das schwarze Schaf?

Ich war das schwarze Schaf. Es ist ein annehmbares Schaf. Aber definitiv kein angsteinflößendes.

Sie haben oft gesagt, wenn man gemocht werden will, sollte man besser nicht Autorin werden.

Eines der häufigsten Dinge, die über mich in meiner schriftstellerischen Karriere gesagt wurden, ist, dass ich unsympathisch sei. Doch ich hätte niemals etwas unerwähnt gelassen, bloß um sympathischer zu wirken. In Ihrem autobiografischen Buch Lebenswerk von 2001 schreiben Sie über die einengende, langweilende, demütigende Erfahrung des Mutterwerdens: Schlafmangel, Geschrei, Krabbelgruppen, die Entfremdung vom eigenen Körper. Es bescherte Ihnen den Titel »meistgehasste Frau Großbritanniens«. Es war wichtig, dass ich das damals so empfunden und artikuliert habe. Ich habe mich selbst als Experiment und meine eigenen Erfahrungen als Beweis benutzt. Sie waren eine der ersten Schriftstellerinnen, die das Bedauern schilderten, Mutter geworden zu sein – heute auch bekannt unter dem Schlagwort »Regretting Motherhood«. Was denken Sie heute über junge Autorinnen? Viele Bücher sind schonungslos direkt. Wenn ich sie lese, denke ich: psssst! Tu das nicht! Erzähl es ihnen nicht! Bloß nicht! Ein Buch, das ich las, war beispielsweise von einer jungen Erzählerin, die sehr offen über die Heftigkeit ihrer Gefühle und ihren Umgang mit ihrem Körper sprach. Ich war schockiert, das fand ich interessant. Schockiert zu sein ist für mich ein Zeichen dafür, wie weit ich von der Wahrheit, vom Leben der jungen Frauen entfernt bin und dass ich noch einiges lernen muss. Also habe ich darüber nachgedacht.

Als schonungslos direkt und schockierend wurden auch Ihre Bücher beschrieben. Ist das die beste Reaktion, die man als Autorin bekommen kann? Nein, nur weil die Leute schockiert sind, heißt das nicht unbedingt, dass man etwas Schockierendes getan hat. Ich war in Frank-

Frauenleben

Rachel Cusk hat autobiografisch über die Bürde des Mutterseins und über das Scheitern ihrer Ehe geschrieben. »Sich selbst als Beweis benutzen« nennt sie das. Auch andere bekannte Autorinnen verwandelten ihre eigenen Erfahrungen in Literatur. Eine Auswahl.

ANNIE ERNAUX Die Jahre (2008)
Ernaux verbindet ihre persönliche Lebensgeschichte mit der kollektiven Erinnerung Frankreichs und der Geschichte weiblicher Rollen, Körper und gesellschaftlicher Erwartungen.
AUDRE LORDE Sister Outsider (1984) Lorde reflektiert in einem Essayband über Schwarzes lesbisches Frausein, Rassismus, Feminismus und Wut.

MONIKA HELFER Die Bagage (2020) Das Porträt ihrer Großeltern erzählt von Armut, Ausgren- zung und weiblicher Verletzlichkeit.
SHEILA HETI Mutterschaft (2018) Muss eine Frau Kinder wollen? Heti beantwortet diese Frage für sich selbst.

TOVE DITLEVSEN Kopenhagen-Trilogie (1967–1971)
Über das Aufwachsen in Armut, das Finden einer literarischen Stimme und Abhängigkeit – von Männern und Medikamenten.

reich, als Annie Ernaux den Literaturnobelpreis gewann. Es war erschreckend, wie misogyn die Reaktionen in ihrem eigenen Land waren. (Anm. d. Red.: Die französische Schriftstellerin Annie Ernaux, geboren 1940, wurde für ihr autobiografisches Werk geehrt, in dem sie ihr Leben als Frau seziert und über Herkunft, Klasse, Sexualität und Scham schreibt.) Es hieß, die Schwedische Akademie hätte völlig den Verstand verloren. Wenngleich Ernauxs Kämpfe und ihr Leben nicht unbedingt die gleichen Aspekte aufweisen wie das heutige Leben von Frauen, hat sie gezeigt, wie es geht, eine weibliche Stimme zu etablieren. Und die unerbittliche Grausamkeit der Reaktionen darauf beweisen dessen absolute Notwendigkeit. Als ich jenes Buch der jungen Frau las, habe ich mich schuldig gefühlt, als ich dachte: »Lass sie das nicht von dir wissen, sie werden schlecht damit umgehen. Willst du nicht, dass man dich mag?« Woher rührte Ihre Reaktion? Wir bleiben Menschen. Mit dem Alter wird man ängstlich, engstirniger. Offensichtlich ist mir das passiert.

War es ein Impuls, die junge Frau zu beschützen, weil Sie aus eigener Erfahrung wissen, was passieren kann?

Es war mehr als das. Beim Lesen einer anderen Autorin dachte ich: Verrate das Geheimnis nicht! Sag ihnen nicht, dass du in deinem Zimmer sitzt und Kekspackungen isst, bis dir schlecht wird – wie sie es beschreibt. Ich glaube, genau die gleiche Reaktion war ausschlaggebend für die Resonanz auf mein Buch über Mutterschaft – andere Frauen dachten: »Verrate ihnen nicht, dass es schrecklich ist. Wir versuchen, so zu tun, als wäre alles in Ordnung.«

Aber das Erzählen macht Dinge sagbar, die es vorher nicht waren, und ermöglicht damit anderen, ebenfalls ihre Geschichte zu schildern. In einem Essay über weibliches Schreiben, 2009 erschienen in der Londoner Zeitung The Guardian, zitieren Sie Virginia Woolf folgendermaßen: Woolf habe gestanden, sie wisse nicht, was Frauen sind. Und weiter: »Sie haben so wenige Spuren hinterlassen, haben über die Jahrhunderte hinweg ein so tiefes Schweigen bewahrt, dass sie praktisch keine Geschichte haben.« Sollte es nicht darum gehen, das Schweigen zu brechen?

Das Inspirierendste, was ich zu diesem Thema je gehört habe, kam von Louise Glück (Anm. d. Red.: US-amerikanische Lyrikerin und Essayistin). Sie hatte den Nobelpreis gewonnen und wurde vor ihrem Tod oft interviewt. Sie sagte etwa: Die Leute versuchen ständig, mich in Initiativen einzubeziehen, um die Menschen dazu zu bringen, mehr Lyrik zu lesen. Aber ich möchte nicht, dass mehr Menschen Lyrik lesen. Ich möchte, dass so wenige Menschen wie möglich Lyrik lesen. Ich möchte, dass es eine absolute Minderheit bleibt.

Um die Kunst als eine Art kostbare Zuflucht zu bewahren?

Mit dem Versuch, Kunst populär zu machen, verändert man ihr Wesen. Das würde bedeuten, andere Gedichte zu schreiben. Und es würde ihr das Gefühl der Seltenheit und ihres Wertes nehmen. Da steckt so viel dahinter. Ich fand das fantastisch. Seitdem denke ich: Ich bleibe dabei, ich werde beim Schreiben niemals darüber nachdenken, was andere Leute davon halten werden. Je unzugänglicher meine Arbeit, je mehr Mühe sich die Leser geben müssen, wenn sie sich diese erschließen wollen, desto größer ist mein Einfluss. Das scheint mir viel mehr zu sein, als das weibliche Schweigen mir Sorge bereitet. Aber ein Punkt, den Woolf angesprochen hat, trifft nach wie vor absolut zu: dass es für eine Künstlerin sehr leicht ist, bei dem Versuch, Teil der Kultur zu werden oder sich auszudrücken, das Männliche zu imitieren und somit zu einem männlichen Künstler zu werden, also ein männliches Buch zu schreiben oder ein männliches Bild zu malen.

Es ist leichter, den bereits vorgezeichneten Weg zu gehen.

Und somit jegliche Erwähnung dessen, was an Weiblichkeit wahr ist, gänzlich zu vermeiden. Dann wiederum blickt man auf Annie Ernaux, die ausschließlich über das geschrieben hat, was an Weiblichkeit wahr ist. Vergleicht man sie mit irgendeiner Schriftstellerin ihrer Altersgruppe, die das Gegenteil getan hat und vermutlich in Vergessenheit geraten ist – Ernaux hat sich beeindruckend viel Einfluss aufgebaut.

Haben Sie Ernaux getroffen?

Ja. Ich habe ihre Hand gehalten. Sie ist eine Person von unglaublicher Kraft und Stärke. Und sehr alt.

Haben Sie mit ihr über die Kritik an ihrem Nobelpreis gesprochen und wie es ihr damit erging?

Ein bisschen. Es erschien mir etwas unhöflich, sie darauf anzusprechen. Besonders hier in Frankreich sind Schriftsteller so etwas wie Persönlichkeiten des öffentlichen Lebens. Ich glaube, man müsste sie sehr gut kennen, um mit einer solchen Frage an sie heranzutreten.

Viele weibliche Künstlerinnen wurden lange unterschätzt. Wie Ernaux erhielten auch die deutschsprachigen Autorinnen

Helga Schubert und Monika Helfer erst im hohen Alter eine breite Anerkennung für ihr Werk, die ihnen bis dahin verwehrt geblieben war. Sie alle verbindet die autofiktional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Frausein. Wirken sie im Alter weniger bedrohlich?

Ja, im Alter kann man sie unbeaufsichtigt lassen.

Sobald Frauen keine Kinder mehr gebären können, wird ihnen ihre Weiblichkeit abgesprochen und damit ihre Sexualität und Attraktivität.

Als wäre es als Frau deine Aufgabe, attraktiv zu sein. Und sobald du dich als Künstlerin verhältst und vermeintlich schockierende Dinge sagst, untergräbst du diese Aufgabe. Wenn du wie Ernaux eine attraktive Frau bist, macht es die Sache noch schlimmer.

mus: Junge Frauen scheinen nicht zu hinterfragen, wie der Kapitalismus ihre Körper instrumentalisiert und sexualisiert. Ich nutze soziale Medien nicht und bekomme davon kaum etwas mit. Aber ich bin mir sicher, dass das sehr belastend und in gewisser Weise quälend ist. Überall wird die Uhr des Feminismus zurückgedreht. Wenn man wie ich mit dem Feminismus aufgewachsen ist, wäre einem nie in den Sinn gekommen, dass das möglich wäre.

Ich habe eine Kollegin, sie ist Ende 60. Wir unterhalten uns viel über Feminismus und darüber, wie sie meine junge Generation sieht. Sie sagt: Ihr seid an

einem Punkt angelangt, an dem ihr wisst, was ihr nicht wollt, und das auch laut artikuliert. Aber dieser Punkt fühle sich für sie an wie eine Sackgasse. Es gibt bislang keine Vision davon, was danach kommt, wie ein besseres Zusammenleben aussehen könnte. Schließlich wollen wir das andere Geschlecht nicht aufgeben.

Was ich bei Frauen meiner Generation beobachte: Wenn man die Verantwortung dafür aufgibt, selbst für sich zu sorgen, und die alte Struktur zulässt, in der der Mann das Geld verdient und die Frau das Kind bekommt, dann endet das nicht gut. Es geht darum, zu

Wie unterscheidet sich das Leben Ihrer Töchter von Ihrem Leben in den Zwanzigern?

Sie sind tausendmal besser gerüstet, mit der Realität umzugehen. Sie lassen sich nicht durch elterliche Autorität den Kopf verdrehen. Man kann über die sozialen Medien sagen, was man will – sie haben junge Menschen vollständig von Kontrolle befreit. Sie können sich in ihr Schlafzimmer zurückziehen und was auch immer tun. Das ist gut. Und sie haben weitaus weniger dumme Fantasien und Illusionen über das Leben, über heterosexuelle Romanzen, über Fortschritt, über Happy Endings und darüber, dass alles besser wird. Ich werde heiraten. Ich werde eine Familie gründen. Wir werden in einem Haus wohnen. Wir werden wohlhabender werden... Daran glauben sie nicht. In gewisser Weise ist das schade.

Es geht wohl darum, neue Formen des Zusammenlebens zu finden. Offensichtlich haben die vergangenen Konstellationen für Frauen nicht so gut funktioniert wie für Männer, weil Frauen darin nie wirklich frei waren.

Ich finde die heutige Freiheit von familiärem Einfluss absolut außergewöhnlich. Ich bezweifle nicht, dass auch sie ihre Probleme mit sich bringt. Es gibt große Ängste und ein starkes Gefühl der Einsamkeit, vielleicht weil es schwierig ist, 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wenn das Leben nicht für einen vorherbestimmt wurde. Die Jugend heute weiß besser um die Kraft der Therapie. Therapie sollte Pflicht sein. Ich sehe, wie viel Gutes sie tut.

Wie steht es um die Weiblichkeit gerade? Es fällt mir schwer, das einzuschätzen. Eindeutig gibt es einen Backlash im Feminiserkennen, dass man ein ganzer Mensch ist, und nicht zu glauben, man sei ein halber Mensch und werde die andere Hälfte finden, um dann als Einheit zu funktionieren – das ist der Fehler. Der eigenen Arbeit nachzugehen und für sich selbst zu sorgen, ist eine Möglichkeit, sich seine Ganzheit zu bewahren.

In Ihrem neuen Roman Das Leben der M heißt es: »Könnte es sein, dass die Arbeit sich am Ende als dauerhafter erweist als die Liebe? Oder hat sich die Arbeit, ohne dass wir es bemerkt haben, auf unsere Fähigkeit zu lieben ausgewirkt?«

Sie konfrontieren mich mit meinen eigenen Fragen. Ich kenne die Antwort nicht. Ich denke, wenn die Antwort auf die erste Frage Ja lautet, dann lautet die Antwort auf die zweite Frage ebenfalls Ja. Was das Leben zwischen Frauen und Männern angeht, habe ich noch eine andere Theorie...

Bitte.

Wenn es wahr würde, dass Männlichkeit – in welcher Form auch immer – nicht mehr nach Krieg lechzte, genug von Gewalt hätte und sich stattdessen danach sehnte, etwas zu nähren und zu pflegen... Ich würde auf einen Wandel wetten, der auch ein Wandel der Weiblichkeit sein muss. Die Weiblichkeit muss bereit sein, Geld zu verdienen, und die Männlichkeit, fürsorglich zu werden.

Kennen Sie die Serie Fleabag? Ein bisschen. Wenn meine Kinder mir etwas empfehlen, gucke ich es.

Was Sie eben sagten, erinnert an eine Szene. Zwei Frauen, eine Anfang 30, die andere Ende 50, sitzen nebeneinander an einem Bartresen. Die ältere sagt: »Wir Frauen tragen von Geburt an einen Schmerz in uns, er ist unser körperliches Schicksal. Menstruation, empfindliche Brüste, Geburt. Männer nicht. Sie müssen ihn erst suchen. Sie erfinden all diese Götter und Dämonen und so weiter, nur damit sie sich wegen irgendetwas schuldig fühlen können – etwas, das wir Frauen sehr gut allein hinbekommen. Und dann schaffen sie Kriege, damit sie etwas fühlen und sich gegenseitig berühren können, und wenn es keine Kriege gibt, spielen sie Rugby. Wir haben all das hier drinnen, in uns. Wir erleben Schmerz im Zyklus, Jahr für Jahr für Jahr.«

Richtig.

Fühlen Sie sich befreit, nun, da Ihre Töchter erwachsen sind?

In gewisser Weise, ja. Mir ist jeden Tag bewusst, dass ich mich nicht mehr um Schulkinder kümmern muss. Ich bin also befreit

»Eine der Gefahren für eine alternde Autorin ist, sich ständig zu wiederholen«

von dieser Arbeit. Aber ich habe ewig gebraucht, um zu der Einsicht zu gelangen, dass ich mich zurückziehen kann. Ich muss nicht mehr die ganze Zeit in höchster Alarmbereitschaft sein. Ich hatte lange das Gefühl, ich sei weiter verantwortlich – auch wenn sie mich nicht mehr brauchten, um auf sie aufzupassen und sie von A nach B zu bringen. Ich habe auf die Dinge zurückgeblickt, die ihnen widerfahren sind, und dachte: Dieses habe ich falsch gemacht, und jenes hätte ich nicht tun sollen.

Man zweifelt als Mutter ständig an sich selbst, nicht wahr?

Ja. Man braucht Zeit, um das zu verarbeiten. 2012 veröffentlichten Sie Danach: Über Ehe und Trennung, ein Memoir über die Scheidung vom Vater Ihrer Kinder

und das jähe Auseinanderbrechen Ihrer Familie. Darin schreiben Sie: »Manchmal habe ich mich gefragt, ob das moderne Familienleben mit seiner unerbittlichen Fröhlichkeit, seinem absolut unbegründeten Optimismus und seinem Vertrauen nicht auf Gott oder Wirtschaftlichkeit, sondern auf das Prinzip der Liebe an dem Versäumnis scheitert, das menschliche Bedürfnis nach Krieg anzuerkennen und sich dagegen zu wappnen.«

Ich fühle mich definitiv befreit. Nicht etwa von meinen Töchtern selbst, sondern von Themen und Inhalten. Mich zum Beispiel mit Familien auseinandersetzen zu müssen, sie zu ergründen und zu versuchen, diese Erkenntnisse auf irgendeine Weise zu nutzen. Es ist mir egal. Es hat nichts mehr mit mir zu tun.

Das Leben der M ist ein fiktionales Porträt der Schauspielerin M. Was hat Sie an dem Leben eines Filmstars interessiert?

Es ging mir um die Beziehung zum Schicksal. Und um den Fatalismus, der darin liegt, ein Individuum zu sein. Das Buch geht der Frage nach, welche Bedrohung die Existenz von Schauspielern als Projektionsflächen, als mystische Wesen für die Individualität darstellt. Eine der Gefahren einer alternden Autorin, die weiter Werke veröffentlicht, besteht darin, dem eigenen Hype zu glauben und sich ständig zu wiederholen.

Wie haben Sie die Gefahr gebannt?

Einfach nur einen weiteren Roman von mir über Kunst oder was auch immer zu schreiben, ist etwas, was KI perfekt beherrscht. Also dachte ich: Was ist das, wovon man am wenigsten erwarten würde, dass ich es tue?

Sie meinen, Sie ändern Ihren Stil, um einer KI voraus zu sein, in der Hoffnung, sie auszutricksen?

Ja. Die Schauspielwelt hat nichts mit mir zu tun. Statt so zu tun, als gäbe es sie nicht, sollte ich mich dieser Welt stellen.

Die Biografie der Schauspielerin M weist viel Ähnlichkeit mit der Biografie von Natalie Portman auf. Auch sie wurde als Kind ein Star, auch sie lebt in Paris.

Und sie ist ein Fan Ihrer Bücher. Was ist dran an den Gerüchten, das Buch basiere auf Portman?

Dazu kann ich selbstverständlich nichts sagen. Es spielt auch keine Rolle. Das Wesentliche an berühmten Persönlichkeiten ist, dass sie für jeden zugänglich sind – durch all diese Bilder, Filme und Geschichten, die über sie existieren. Sie erschaffen sich selbst als Orte, zu denen andere gehen und sich Dinge über sie ausdenken oder über sie fantasieren können. Man kann sich einen Film mit einer Schauspielerin darin ansehen, man kann es wieder und wieder tun, sie bleibt darin dieselbe, wie eingefroren. Man meint, sie zu kennen. Das tut man nicht.

Nele Sophie Karsten

hatte sich am Vorabend des Interviews im Garten ihres Bed & Breakfasts gerade ein Bier bestellt, als Rachel Cusk auf der Bank neben ihr auftauchte und an ihrer schwarzen E-Zigarette zog. »Hi, ich bin Rachel.« Sie wolle gar nicht stören, nur fragen, ob man gut angekommen sei und die Verabredung stehe. Nach dem Gespräch am nächsten Tag lud Cusk unsere Redakteurin zum Baden ein. Sie nahm an.

Wanderl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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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zu neuen Ufern – manchmal reicht dafür ein großer Schr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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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deutung Der Bildband oh, Holzland zeigt den Bayerischen Wald in seiner eigentümlichen Schönheit. Auf Anfrage per Mail bestellbar. christianmooshamm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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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hlendreher

enn die Kinder in die Schule kommen, schließt man als Elternteil mit sich eine klitzekleine Wette ab: Wie lange werde ich bei den Mathe-Hausaufgaben mithalten können?

Die meisten überschätzen sich bei dieser Prognose. Das liegt nicht unbedingt an den mathematischen Kenntnissen, die vielleicht eingerostet, aber durchaus vorhanden sein können. Es liegt eher daran, dass alle zwanzig Jahre die Art, wie und was Kinder lernen, von kultusministerialer Geisterhand verändert wird. Eltern scheitern bei der

Hausaufgabe nicht vorrangig am Wissen, sondern schon davor am Verständnis, was überhaupt zu tun ist – weil heutige Arbeitsblätter anders aussehen, anders formuliert sind und irgendwie auch einen anderen Zugang zur Mathematik vorschlagen. Aber noch während man sich darüber ereifert, fällt einem vielleicht ein, wie der eigene Vater vierzig Jahre früher ebenfalls abwinkte und sich mit einem: »Wir haben das anders gelernt! Wir hatten Rechenschieber!« aus der Affäre zog. Manche Sachen ändern sich eben nie. Max Scharnigg

Pluspunkt: Ohrringe »Clash« aus 18-karätigem Roségold mit grün gefärbtem Achat, von Cartier. Foto Johannes Graf

Gebackene Rote Bete

mit Trauben und Meerrettich

Stephan Hentschel kocht mit seiner Cateringfirma »Chefs of Berlin« auf kulinarischen Events und schreibt neben Caroline Autenrieth, Konstantin Keller und Sigi Schelling für unser Kochquartett.

»Mir gefällt hier besonders die Kombination aus Erdigem, süßer Frucht und frischer Schärfe. Weil die Creme gekühlt wird, kontrastieren auch die Temperaturen. Eine überraschende Vorspeise oder ein leichter, gesunder Lunch.«

Viele weitere Rezepte finden Sie auf: sz-magazin.de/dasrezept

Zutaten für 4 Personen

600 g Rote Beten (möglichst 3–4 gleich große Knollen)

200 g Salz

20 g frischer Meerrettich (oder scharfer aus dem Glas)

300 g Crème fraîche

200 g rote, kernlose Trauben (alternativ: süße, knackige Kirschen)

2×40 ml Olivenöl Salz Pfeffer

Zubereitungszeit 15 Minuten + 90 Minuten Backzeit im Ofen

Nächste Woche Spinatknödel mit frischen Pfifferlingen, von Sigi Schelling

Ofen auf 160 Grad vorheizen. Rote Beten waschen, den Strunk abschneiden. In einer feuerfesten Form den Boden gut mit Salz bedecken und die Knollen mit der Spitze nach oben hineinsetzen. In den heißen Ofen stellen, je nach Größe dauert das Garen 1½ bis 2 Stunden. Inzwischen den Meerrettich mit einer feinen Raspel reiben und in die Crème fraîche rühren, das Ganze abdecken und in den Kühlschrank stellen. Nun die Trauben quer (!) halbieren. In eine Schüssel geben, mit 40 ml Olivenöl und einer Prise Salz marinieren, beiseitestellen. Zum Test mit einem spitzen Messer in die Knollen stechen und anheben: Wenn die Knolle abfällt, ist sie gar. Etwas auskühlen lassen und schälen. Beten mit den Fingern in grobe, walnussgroße Stücke brechen. Mit 40 ml Olivenöl, Salz und Pfeffer marinieren. Zum Anrichten die kühle Creme in Bowls oder tiefen Tellern verstreichen, die warmen Beten darauf platzieren. Die Trauben an- und darauflegen, alles mit dem Sud beträufeln. Etwas frischen Meerrettich darüber reiben.

Viel Wasser trinken

Der Sommer bringt eine ungewohnte Hitze und viele Tote. Müssen wir nicht anfangen, anders über das Wetter zu reden, als wir das bisher getan haben?

n letzter Zeit versuche ich, möglichst viel unter Bäumen zu stehen. Unter

Markisen, im Eingangsbereich von Läden, unter Schirmen von Marktständen. Neulich war mir so heiß, dass ich in einen of-

Fenster. Ich glaube, es ist ein neues Gefühl entstanden in Deutschland: Hitzeangst. Ich kannte das bisher nur aus Urlauben, in denen ich einen schlimmen Sonnenbrand hatte, aber trotzdem vor die Tür musste. Dieses durch die Tage taumelt. Ein paar Tage Hitze ohne Alltag sind okay, aber oft entsteht bereits im Urlaub diese Sehnsucht nach dem Wind zu Hause, dem leichten Frösteln abends, der schönen schweren Decke in der Nacht und

fenen Hausflur reingehuscht bin, um kurz auszuruhen. Ich liebe Hitze, ich mag die Sonne, eigentlich. Aber diesen Sommer ist etwas gekippt.

Manchmal trete ich aus einem klimatisierten Laden heraus und kriege kurz Panik, wenn ich den Weg sehe, den ich nun ungeschützt durch die Sonne gehen muss. Nicht, weil ich Angst hätte, verschwitzt auszusehen, oder wegen der Temperatur an sich, sondern wegen dieser neuen Unausweichlichkeit.

Früher war Sonne eine Begleiterin des Tages, aber in ihrer Intensität bestimmt sie nun die Tage. Es gibt dieses neu entstandene Gefühl, dass es draußen feindlich und gefährlich ist. Die Sonne macht mir jetzt manchmal wirklich Angst. Und anderen auch. Darüber reden wir, wenn wir uns auf unserer Hitzeflucht im Schatten treffen. Oft eben unter Bäumen, so wie früher, wenn es regnete – nur dass wir uns nun vor Sonnenstrahlen unterstellen.

Viele Menschen leben bereits um die Hitze herum. Sie machen ihre Wege ausschließlich morgens oder abends, planen Stopps in Parks ein, gucken sich kühle Orte vorher aus, haben Wasser bei sich, dass sie zu Hause gekühlt und kurz vor Aufbruch in

Thermoskannen umgefüllt haben. Rausgehen ist für viele inzwischen mit echtem Stress belegt, Ältere und Eltern von kleinen Kindern lassen es an manchen Tagen lieber gleich ganz sein. Das Robert-Koch-Institut rechnet der Hitze in diesem Sommer schon 12500 Tote zu.

Schaut man an Häuserfronten hoch, sieht man überall abgehangene oder abgeklebte krampfhafte Ducken und Huschen, weil jeder Strahl Sonne auf der Haut schmerzte. Oder mit nackten Füßen durch den heißen Sand, panisch nach dem nächsten Schattenfleck suchend, um dort die Fußsohle zu kühlen.

Natürlich mögen alle die Hitze im Urlaub, dieses flirrende Gefühl, dass die Luft steht, erst abends der erste Wind aufkommt, der Rosé eiskalt ist und man duselig und heiß dem Prasselregen, der alles abkühlt. Die Aussicht, dass es nie zu heiß sein wird, wo man wirklich lebt, macht den Sommer woanders so schön. Diese Hitze zu Hause zu haben macht unruhig.

Neulich kam ich mit einem Mann ins Gespräch, der etwas sagte, was ich sofort verstand, obwohl es zunächst unlogisch erschien. Er gehe erst heim, wenn es zu Hause kühler sei, sagte er. Die überhitzte Wohnung ertrage er nicht. Das klang deshalb unlogisch, weil es draußen vermutlich ebenso heiß war wie in seiner Wohnung.

Früher gab es dieses Gefühl der Sicherheit: Mein Zuhause ist eine Insel. Mit Dusche, mit viel kühlem Wasser, mit verdunkelten Zimmern und mit der Aussicht auf das entlastende Lüften am Abend. Aber dieses Gefühl der Sicherheit gerät ins Wanken: Nachts kühlt es nicht mehr ab, das Wasser aus dem Hahn ist lauwarm. Die Hitze ist ein Kontrollverlust, und der ist jetzt in den eigenen vier Wänden angekommen. Diese Tatsache macht uns unruhig, aber trotzdem gibt es dafür noch kaum eine Sprache. Unter den Bäumen am frühen Abend reden wir schön routiniert über die Hitze wie früher über das Wetter. »Ganz schön heiß

wars heute!« »Ja, puh«. Aber womöglich war das hier ein kühler August, und die heißen Auguste kommen erst noch.

Lara Fritzsche

schreibt hier im Wechsel mit Simone Buchholz, Tobias Haberl und Helene Hegemann über Getränke, die es verdient haben.

Chieming »Urlaubshof Kirchmaier«, Chiemsee

Wenn man die Gastgeberfamilie Kirchmaier draußen sitzen sieht, der Vater mit einer Landwirtschaftszeitschrift, dann versteht man, was der Satz »wohnen, wo andere Urlaub machen« bedeutet.

Urlaubshof Kirchmaier, Schützing 1, 83339 Chieming, Deutschland, Tel. 08664/410, DZ ab 120 Euro/Nacht, Apartment ab 200 Euro/Nacht. urlaubshof-kirchmaier.de

W ir nannten es das Wunder vom Chiemsee: Mit Brombeermund stapfte unser

Kleinkind durch die Hecke, wackelige Schritte sandkastenwärts, und wir blieben einfach sitzen. Vor uns Teller voll bayerischer Beeren, Croissants, Rührei und Chia-Pudding. Weiter hinten Berge und Wasser, so seelenruhig wie wir. Dass mein Freund und ich entspannt frühstücken, hatte es zuletzt pränatal gegeben. Kann es wirklich sein, fragte ich ihn, dass sich dieser Urlaub wie Urlaub anfühlt? Unsere Tochter fuhr jetzt auf einem Rutschtraktor und hatte uns vergessen. Wir sprachen über die Vereinbarkeit von Kinder- und Elternbedürfnissen – und kamen zum Schluss, kein Ort könnte beide besser vereinen als der »Urlaubshof Kirchmaier«.

Das Konzept: luxuriöse Ferienwohnungen (mit Treppenschutzgitter) direkt am See, wo das Wasser scheinbar endlos weit knöchel- bis knietief bleibt.

Neben dem Hofcafé ein Spielplatz und ein ebenerdiges Trampolin. Sauna für die Eltern, Pool für die Kinder. Nur über das Ferienhighlightt lässt sich streiten. Sind es die Alpakas im Stall, die Kälbchen, Hühner, Hasen und Katzen, der Stockbrot-Abend oder die SUPs?

Am Ende gab es für uns drei einen eindeutigen Gewinner: Wir liebten es, den wuseligen Pool hinter uns zu lassen, zu dritt auf die kleine Kiesinsel zu waten, unter einem hohen Strauch ein Lager aufzuschlagen, zu lesen und zu planschen. Als das Kind dann im Bett war, stießen wir mit Seeblick darauf an, dass der Urlaub in den Urlaub zurückgekehrt war. Daniela Gassmann

Chefredakteure Michael Ebert und Timm Klotzek

Stellvertretende Chefredakteurin Lara Fritzsche

Leitung Digitales SZ-Magazin Annabel Dillig und Wolfgang Luef Artdirector Birthe Steinbeck

Chef/in vom Dienst Julia Nitsche, Dirk Schönlebe

Textchef Marc Schürmann

Redaktion Thomas Bärnthaler, Trisha Balster, Caroline Bucholtz, Susan Djahangard, Max Fellmann, Samira Fricke (Modeleitung), Kerstin Greiner (Stil leben), Theresa Hein, Nele Sophie Karsten, Michaela Konz, Nicola Meier, Mareike Nieberding, Dr. Vivian Pasquet, Lars Reichardt, Jakob Schrenk, Johannes Waechter

Mitarbeit Tobias Haberl

Digitales SZ-Magazin Marc Baumann, Katrin Börsch, Marius Buhl, Lea Sophie Fetköter, Daniela Gassmann, Verena Haart Gaspar, Nina Himmer, Lisa Hingerl, Simone Kamhuber, Lisa McMinn, Dana Packert, Agnes Striegan, Dorothea Wagner

Autorinnen und Autoren Johanna Adorján, Caroline Autenrieth, Simone Buchholz, Andreas Fischer, Axel Hacke, Helene Hegemann, Stephan Hentschel, Konstantin Keller, Tobias Kniebe, Sven Michaelsen, Sigi Schelling, Roland Schulz

Schlussredaktion Dr. Daniela Ptok (Ltg.); Tanja Selder

Grafik Anne Franke, Jonas Natterer (stellv. Artdirector), Michaela Rogalli, Anna Sullivan, Beate Zollbrecht

Bildredaktion Jakob Feigl, Ralf Zimmermann

Assistenz Barbara Augart (Chefredak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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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lag Magazin Verlagsgesellschaft Süddeutsche Zeitung mbH, Hultschiner Straße 8, 81677 München, Tel. 089/21839540, Fax 089/21839570, E-Mail: szmagazin@sz-magaz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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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über 1 Gibt es dafür auch ein Emoticon? :-I vielleicht 11 Die Farbe vieler Obstschalen 12 Die Nummer eins oder fünf 14 Verjüngt Ma 15 Alternativer Weg zum Doping mit Spritzen 16 Mit l weitere Alternative zu 15 17 Apfel, bei dem die Kerne nicht stören 19 Hat Pest nur auf einer Seite 20 Zeuge einer gekappten Verbindung 21 Spuckt Bohnen in der Farbe der 19 aus 22 Isst man zu Mittag, hält man sich abends im Biergarten 24 Gibt man beim Fußball in der Halbzeit, in der Oper nach der Vorstellung dazu 26 Mann, der Schwankungen unterlegen ist 27 Groß nix für Männer, wird Mann klein erst, wenn er groß ist 28 Je niedriger die Zahl davor, desto höher, außer im Theater 30 Ein Herr in London, der berühmteste arbeitet da 32 In Gletscherspalten: Wäre super, wenn es da funktioniert 34 Die Nächte heuer auch ohne Partner 36 Zum Angeben, wie toll man verdient 37 Das Englische an einem Chateau, not so nice 38 Einsatz, ...te 39 Muss man als Italienurlauber schon bei den letzten drei Buchstaben zahlen 41 Gen für Rätselfreunde 42 Nur im Norden ein Pfundskerl 43 Liegt im Gegensatz

zum Geld wirklich auf der Straße 45 Haben Tiefseetaucher gleich doppelt verinnerlicht 46 Geschmacksträger 47 Neuer oder alter Streber, wenn Schüler folgt

Runter 1 Knast für die, die kein Geld gestohlen, sondern gegeben haben? 2 Was für Reiche oder die, die sich keine neue Heizung leisten können 3 Wenn sie eine Flasche ... ..., können Sie sich zwar die Haare waschen, aber nicht ... 4 Am kürzesten? 5 Hält sich für wichtig, ist aber nur Teil von Unausgegorenem 6 Der, dem man zu viel Geld bezahlt hat? 7 Spanisch für das, was man weniger, mit österreichischer Domain, was man mehr essen soll 8 Da kann man die Werbung nicht wegzappen 9 Die Kunst ein Buch zu konsumieren? 10 Zeigt im Bett, wo's langgeht? 12 Macht einerseits viele glücklich, bringt andererseits manchmal Unglück 13 Vor meinem Namen Graben 18 Kurz gesagt: Da wohnt die aktuelle Königin von Saba 19 Versehen ist damit kein Malheur 22 Kennt man vom Strandurlaub und der E-Bike-Tour 23 So viele Liegestütze schaffte Chuck Norris, ist Normalsterbli-

cher nach zehn 25 Gott in Frankreich, auch in Pflanzen 29 Die Spitze des Feldes 31 Die Spitze des Feldes 33 Nach damit für die Erholung, sonst für den Schatz 35 Da werden Motoren ausgestellt 39 These kann man mit sich gendern 40 Das ganze Land eines ...39 Bauern? 42 Der der Italiener macht aus Legalem etwas Verbotenes 44 Ausgeschieden

Auflösung Rätsel 34

Rüber 1 DATENANALYSE 10 UNLIEB 12 ALLEIN 14 BAD 15 IGLU 16 ISS 18 KANON 20 RINNSAL 23 EUR 25 USUS 27 AKUT 28 LEO 29 TAN 30 ÖSE 31 RG 32 NIE 33 GDL 34 HASE 36 LEINE 39 TEEN 40 SIR 41 OSTERIA 44 RUE 46 SU 47 SERIE 49 MESSEN 50 DEGEN 51 FESTTAG

Runter 1 DUNKELBLOND 2 ANBAUEN 3 EID 4 NEINSAGERIN 5 ABGRUNDTIEF 6 ALU 7 YES 8 SI 9 ENDLAGERUNG 11 LAN 12 ALI 13 LINKS 17 SAT 19 OUTEN 21 NÄHERES 22 SÜSS 24 ROI 26 SOLE 31 REISE 35 ANUS 37 ESSE 38 IT 42 ER 43 AM 45 EST 48 EG

Eine kommentierte Version dieser Auflösung finden Sie unter sz-magazin.de/das-kreuz-mit-den-worten

Lange Zeit wurde Computertechnik immer kleiner. Das ist vorbei: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raucht Platz. Viel Platz

computer sind seit ihrer Erfindung kontinuierlich kleiner und mobiler geworden. Das Gerät, mit dem 1969 die erste Mondlandung dirigiert wurde, war groß wie ein Reisekoffer und

32 Kilogramm schwer. Heute ließe sich diese Rechenleistung mit winzigen Bruchteilen eines modernen Chips erledigen. Jedes Smartphone hat Millionen Mal mehr Power.

Der neueste und schnellste Supercomputer der Welt steht in der chinesischen Stadt Shenzhen und schafft fast 2,2 Trillionen Rechenoperationen pro Sekunde. Das Ding wiegt 244 Tonnen, so viel wie zwei große Blauwale, die aber nicht so zügig rechnen. Würde man eine derartige Leistung mit Technik aus den Sechzigerjahren erreichen wollen, benötigte man eine Stellfläche von rund 1,46 Milliarden Quadratkilometern, wobei zu bedenken ist: Die Erdoberfläche beläuft sich auf etwa 510 Millionen Quadratkilometer. Wir bräuchten also drei Erden und zwar alle Flächen, auch die der Meere, »Kraftwerke, Kühlanlagen, Werkstätten, Straßen und Ersatzteillager noch gar nicht mitgezählt«, habe ich auf gamestar.de gelesen.

Also: Ohne Verkleinerung, Mikrochips und nur in Nanometern zu messende Schalter wäre aus der Sache mit dem technischen Fortschritt nichts geworden. Der Prozess der Miniaturisierung ist der Kern des Erfolgs.

Kürzlich aber las ich, in Utah solle in der Nähe des Great Salt Lake ein riesiges Rechenzentrum gebaut werden, rund 161 Quadratkilometer umfassend, etwa doppelt so groß wie Manhattan. Es würde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 Strom verbrauchen wie der gesamte Staat Utah im vergangenen Jahr, der Wasserbedarf ist unklar. Weltweit werden zur Zeit sehr viele solche Anlagen betrieben, gebaut, geplant, in China, der Mongolei, Nevada, Texas – was natürlich mit dem Wachstum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zu tun hat. Sie sind nicht alle so gigantisch, aber immer in bisher unbekanntem Maße riesig, was Kosten, Rechenkapazität, Fläche, Energiebedarf, Wasserverbrauch, Umweltbelastung und Lautstärke angeht.

Das ist verblüffend. Denn das hätten wir nicht gedacht. Jahrzehntelang hatten wir in der Computertechnik nur mit Schrumpfung zu tun. Plötzlich aber dehnt sich die Sache in einer Weise aus, dass einem ganz anders wird. Die unsichtbaren Vorgänge in unseren Smartphones, Laptops, Tablets, aber auch in Hörgeräten und in Fabriken, das Rechentempo, an das wir in kürzester Zeit gewöhnt wurden, die Prozessoren-Geschwindigkeiten benötigen plötzlich enormste Teile der realen Welt. Und die sogenannte Intelligenz, die bisher nur in den bescheidenen Ausmaßen unserer Schädel zu Hause war, wuchert auf einmal übers Land, säuft unser Wasser, wummert in unseren Ohren, frisst unseren Strom.

Das Denken, wenn wir es so nennen wollen (eigentlich ist es ja nur ein Berechnen), beschränkt sich nicht mehr auf kaum sichtbare Chips. Nein, es beansprucht kaum übersehbare Hallen, dehnt sich aus über Äcker, Wiesen, Felder, Wüsten. Es rückt uns von außen auf den Pelz und bedroht das Leben von allerhand Kreaturen und Pflanzen, genau wie seit eh und je der Straßenbau, die Errichtung von Autofabriken, das Schürfen von Kohle und das Raffinieren von Öl. Wir bauen die Welt mit dröhnenden, heißlaufenden, Energie schlürfenden Riesengehirnen zu, eine Gigantomanie neuer Art, von der niemand weiß, wohin sie führt. Dass KI all unsere Probleme lösen wird, ist ja übrigens bisher nur eine etwas irre Behauptung, die schon im nächsten Jahr im größten Börsen-Zusammenbruch aller Zeiten enden kann oder auch nicht, in einer nie dagewesenen Unterdrückungsmaschinerie oder auch nicht, in überkochenden Ozeanen oder auch nicht, jedenfalls in etwas Großem.

Unser Gehirn ist übrigens klein. Elefanten haben ein größeres. Unseres verbraucht etwa 20 Watt, ein Drittel so viel wie eine alte 60-Watt-Glühbirne. Es wird dabei kaum wärmer als 37 Grad und ist hocheffizient. Wollte ich nur noch anmerken, man vergisst das leicht.

Axel Hacke

Alle Versuche internationaler Konzerne, ein Rechenzentrum zu errichten, in dem Axel-Hacke-Kolumnen verfasst werden könnten, scheiterten am gigantischen Weißbier-Verbrauch der Anlage.

Süddeutsche Zeitung Magaz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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