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ddeutsche Zeitung - 29.08.2026

🟢 已通过两轮自愈质检 & 证据链核验

全球报刊态势与全景学术研判总览 — 2026-08-28

🌐 第一部分：全球宏观战略态势报告（SITREP）

今日综述：本日共全量采集并深度研判来自全球各大主流语系与核心地缘区域的 1 份权威报刊与学术特刊。

📡 今日全球主要报道要闻速览

德语区核心大报 (Germany & Switzerland) - 《Süddeutsche Zeitung - 29.08.2026.pdf》德国联邦情报局（BND）1961年渗透艾希曼审判案：1961年，BND派遣特工渗透艾希曼审判，试图将阿登纳总理府主任格洛布克等纳粹合作者排除在审判程序之外，但行动最终被揭穿。 - 《Süddeutsche Zeitung - 29.08.2026.pdf》乌尔岑鳏夫烹饪小组的温馨聚会：乌尔岑一群鳏夫每周在“菲莉亚之家”养老院聚餐，每人出资5欧元，轮流做菜。彼得·乌特拉特作为组织者已带领小组9年，约尔格·伯内克等人分享生活与烹饪经验。 - 《Süddeutsche Zeitung - 29.08.2026.pdf》南德意志报编辑部与部门架构：南德意志报由托马斯·绍布等编辑委员会代表，尤迪特·维特韦尔任主编，设有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16个部门，并配备视觉、音视频、数据等专业团队。

💡 各大报刊的报道脉络呈现出高度多维的地缘博弈、制度转型、社会痛感与前沿科学突破。读者可通过下方【今日跨报思想雷达总矩阵】快速把握各报最具穿透力的思想理论对话与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或在【全景报刊分卷】中按区域细读每份大报的具体文章精要、制度权力批判与理性情感辩证。

🧭 第二部分：今日跨报思想文化与批判深思雷达总矩阵

本矩阵自动系统汇编当日全球报刊最具穿透力的 【思想与文化深思切入点】 与 【生活世界痛感切入点】，为学者提供一站式理论对话与现象学经验索引：

（本日暂未提取到独立的跨报思想雷达条目）

📚 第三部分：全景报刊分卷学术档案与精粹汇编

📍 德语区核心大报 (Germany &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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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papers - 28.08.2026 - 29.08.2026

35 篇 ▼

德国联邦情报局（BND）1961年渗透艾希曼审判案

社会 / 知识 / 德国联邦情报局（BND）1961年渗透艾希曼审判案：1961年，BND派遣特工渗透艾希曼审判，试图将阿登纳总理府主任格洛布克等纳粹合作者排除在审判程序之外，但行动最终被揭穿。
社会 / 乌尔岑鳏夫烹饪小组的温馨聚会：乌尔岑一群鳏夫每周在“菲莉亚之家”养老院聚餐，每人出资5欧元，轮流做菜。彼得·乌特拉特作为组织者已带领小组9年，约尔格·伯内克等人分享生活与烹饪经验。
报纸信息 / 南德意志报编辑部与部门架构：南德意志报由托马斯·绍布等编辑委员会代表，尤迪特·维特韦尔任主编，设有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16个部门，并配备视觉、音视频、数据等专业团队。
政治 / 德国另类选择党（AfD）成员因“再移民”言论被制裁：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以支持“再移民”为由，拒绝向AfD工作人员扬·理查德·贝尔发放税款薪酬并禁止其进入议会，裁决尚未作出。
国际 / 俄罗斯AI自主无人机首次致平民死亡：2024年7月6日，俄罗斯一架AI自主无人机在乌克兰扎波罗热误炸平民，导致19岁女学生及两名男子死亡。该无人机通过AI自行搜索目标，属战争中AI应用新步骤。
天气 / 德国天气预报：北海与波罗的海沿岸有阵雨雷暴：8月29日至30日，德国北部与西部将出现阵雨或雷暴，气温20至27摄氏度，东部与南部风力较强，阵风可达强风级别。
社会 / 知识 / 康拉德·阿登纳在艾希曼审判中的虚伪表态：阿登纳在1961年艾希曼审判前夕发表电视讲话，声称德国已摆脱纳粹主义，但BND同时渗透审判以庇护纳粹合作者，其言行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 / 知识 / 汉娜·阿伦特对阿道夫·艾希曼的评价争议：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引用BND特工韦希滕布鲁赫的话，将艾希曼描述为“Hanswurst”（傻瓜丑角），引发对其纳粹罪行的轻描淡写争议。
历史 / 汉斯·格洛布克与纽伦堡法令的关联：格洛布克作为《纽伦堡种族法》合著者而崭露头角，后被阿登纳任命为总理府主任。万湖会议记录显示《纽伦堡法令》是“最终解决方案”的基础。
科技 / 比尔·盖茨警告AI风险并批评“末日营销”论：盖茨在《纽约时报》采访中称AI风险被忽视，并反驳“末日营销”论，指出1300余名AI专家已联署公开信。他强调AI发展需平衡利弊。
历史 / 1793年美因茨共和国的短暂民主实验：美因茨国民公会宣布成立德国首个民主国家，但旋即被普鲁士-奥地利军队围攻。歌德目睹炮击后批评革命的“荒谬”导致公民秩序崩溃。
文化 / 北威州艺术收藏馆（K20/K21）展览预告：杜塞尔多夫K20馆展出弗朗茨·马尔克作品，K21馆展出乔恩·拉夫曼等艺术家作品。美术宫展出妮基·德·圣法尔与约尔格·伊门多夫作品。
文化 / 德国各地博物馆展览预告：奥克森豪森展出赫尔曼·黑塞绘画，奥尔登堡展出安德烈亚·齐格勒作品，奥斯陆展出爱德华·蒙克作品，萨尔布吕肯展出阿努克·克鲁伊特夫作品等。
科技 / 德国在类人机器人领域面临的挑战与机遇：Bitkom调查显示50%德国人愿用类人机器人做家务，但双足机器人因价格与技术限制尚难普及。德国需加大研发投入以应对中美竞争。
财经 / 儿童投资账户的法律与风险提示：父母不得动用儿童投资账户资金用于家庭开支，否则可能引发家事法庭纠纷。建议以高股票比例ETF为主，长期投资以确保孩子18岁后的利益。
房产 / 南德意志报房产广告：慕尼黑及周边住房出租：提供多处房源，包括慕尼黑施瓦宾区精品小户型（50平米，1600欧元/月）、图青湖景公寓（115平米，2400欧元/月）等，部分配备家具。
社会 / 索尼娅·伯姆-克瑙尔博士追思礼拜与葬礼安排：追思礼拜于2026年9月3日10:30在图青修道院教堂举行，捐款用于纪念其安宁疗护病房。骨灰安放仪式于10月16日在弗赖辛森林公墓举行。
财经 / 第20届南德意志报经济峰会将在柏林举办：2026年11月9日至11日在EUREF-Campus柏林煤气罐举办，新增焦点舞台探讨热点议题。参会嘉宾包括多萝泰·贝尔等。
财经 / 全球股市行情快报：荷兰AEX指数上涨0.81%，西班牙IBEX 35上涨0.81%，奥地利ATX指数上涨1.65%，土耳其BIST 100指数上涨1.21%。
财经 / 德国基金市场行情：欧元平衡基金净值80.00欧元，欧元收益基金72.80欧元，欧元投资A基金163.08欧元，全球股票基金90.84欧元等。
财经 / 大宗商品与利率行情：锌4083.96美元/吨下跌0.56%，锡54864.00美元/吨下跌0.16%，小麦250.50欧元/吨上涨1.21%，德国基准利率1.52%，欧洲央行存款利率2.25%。
农业 / 德国农民合作社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亨尼斯等农民组建合作社分摊成本与收益，但强调需“适度放松”以避免矛盾。合作社虽有助于应对干旱，但非万能药。
旅游 / 马略卡岛杏树花海旅游推荐：1月至3月中旬为马略卡杏树花期，Sheraton Mallorca Arabella Golf Hotel提供奢华住宿。花期受天气影响，但增添浪漫色彩。
体育 / 运动员兴奋剂检测程序争议：安萨案：卡斯仲裁庭裁定运动员拒绝提供样本需有客观强制性理由，安萨因签名下方被“手写补充”内容引发程序合规争议。
体育 / 不来梅足球俱乐部的转会困境：不来梅引进的科瓦纳茨基未达预期，俱乐部因预算限制难以引进重量级球员。新赛季揭幕战对阵弗赖堡，后者通过价值投资成为德甲成功典范。
社会 / 德国青年通过TikTok接触右翼内容的调查：记者追踪两名少女在TikTok上的滑动记录，发现算法推送右翼内容增加。AfD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青年群体中受欢迎。
文化 / 奥地利电视节目预告：奥地利电视节目包括《骑士、铁匠与贵妇》、《卡尼奥拉阿尔卑斯山》、《沿德劳河而行》等纪录片与电视剧，播出时间从8:30至翌日5:15。
文化 / 乔瓦尼·扎雷拉的演艺事业与生活：扎雷拉48岁，父亲为披萨烤师，其节目《乔瓦尼·扎雷拉》在周六晚间播出。他坚持梦想，出演多部电影与真人秀，展现施瓦本务实勤奋品质。
社会 / 法国贫困儿童赴多维尔海滩活动因雨受阻：2026年8月19日，3500名巴黎贫困家庭儿童赴多维尔海滩活动因暴雨泡汤。志愿者与公交公司女老板等为活动付出努力。
文化 / 钢琴家安德烈斯·席夫重返匈牙利演出：席夫因欧尔班政府上台16年抵制匈牙利，反对派胜利后立即回国演出。他计划演奏巴赫、莫扎特与贝拉·巴托克作品。
社会 / 开放关系家庭的性与伦理困境：萨拉与巴斯蒂在开放关系中性生活改善，但需面对女儿的好奇与社会伦理质疑。他们与伴侣治疗师讨论如何以适龄方式向女儿解释。
社会 / 吕讷堡石楠草原女牧羊人的浪漫与现实：维布克·施密特-科汉作为“海德施努肯”女牧羊人，带领游客观赏石楠花海。游客期待浪漫场景，但她需平衡游客期待与现实工作。
旅游 / 法国西南部旅游业夏末初秋的魅力与挑战：波尔多等地通过基础设施改善吸引游客，但夏季酷暑与暴雨等极端天气对旅游业构成挑战。当地葡萄园与自然景观仍是吸引力核心。
历史 / 索尼·比恩家族的食人传说真实性存疑：苏格兰索尼·比恩家族据称在16世纪末25年间杀害并食用1000余人，但其故事源自亚历山大·史密斯的化名作品，历史真实性存疑。
美食 / 理查德·沃克纳的明火烧烤理念：沃克纳反对高科技烧烤，主张选用优质肉类、长时间熟成与明火烹饪。他强调动物来源、饲养方式与熟成时间对肉质的决定性作用。

暂无制度批判分析。

暂无情感辩证分析。

🏛️ 哲学与批判理论深度研判 ➔ 立即阅读

透视本期报纸背后的结构性权力机制、普遍概念与具体事件之间的非同一性辩证摩擦。

⚖️ 理性与情感辩证深度研判 ➔ 立即阅读

解构冰冷制度治理（Logos）与民众真实痛感/集体情绪（Pathos）之间的断裂与隐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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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质量翻译，建议复核] # 南德意志报周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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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2026年8月29日 / 30日（周六 / 周日）

第82年 / 第35周 / 第198期 / 5,80欧元

BND在艾希曼审判中的卧底

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在1961年向针对大屠杀组织者的审判中渗透了一名辩护律师。此举意在将阿登纳的总理府主任排除在审判程序之外。

书评

为何失败的度假反而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社会

更好的入睡

近半德国人饱受睡眠障碍困扰。研究给出的建议。

知识

杂谈

（南德意志报）在人工智能、内燃机和青霉素尚未问世的舒适年代，若有人出现皮疹或便秘，会在药剂师处称取25斯克鲁普尔的甘汞。若是疼痛，则只需两德拉克姆的二乙酰吗啡。之后还会去杂货店，在那里购买32洛特的苹果，折合128夸因特。这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重量体系，可惜在俾斯麦时代被引入公制后，这一体系在德国消失了。盎司、马克和格令也是令人着迷的近似单位，留有上下浮动的余地。倘若数量稍有不足，人们通常察觉不到。而在甘汞（因含汞）和二乙酰吗啡（又名海洛因）的情况下，数量不足反而意味着更多——更多健康。

但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体验到重量上的意外惊喜（当然，这里指的不是浴室秤上的数字）。例如，装有细巧黑巧克力的麦片盒变小了，价格却未变。制造商解释称，巧克力成本飙升，若要保持巧克力-燕麦片-脆片的比例，只能减少分量。这种现象被称为“shrinkflation”（收缩通胀），至今尚无德语译名“Schrumpfflation”。维多利亚·戈登（Victoria Gordon）是一家英国清洁公司的经营者，她最近在斯昆索普的囤积狂式住宅清理中发现了一块玛氏巧克力棒，其保质期显示为1991年。戈登女士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该媒体为此事做了报道——这块巧克力棒大小如她的手掌。如今一块英国玛氏巧克力棒重40克，而35年前据称重62,5克，约多出17,3斯克鲁普尔。

当然，巧克力加工业并非收缩通胀的始作俑者，这些现象均有迹可循。但倘若制造商想用一个强有力的论据为越来越小的分量辩护，他们大可坦承：他们正在为顾客做件好事，因为他们提供了更少的量。顾客会想：“麦片很健康，细巧黑巧克力是深色的，也很健康。”玛氏巧克力棒呢？“让你动力十足！工作、运动、游戏！”实际上，他们购买的主要是脂肪和糖分。就连麦片中的“脆片”也主要由糖组成。减少分量，如同减少甘汞或二乙酰吗啡的用量，最终可能意味着多一点健康。

向克里姆林宫寻求回应

总理宣布将对针对德国的混合攻击作出明确回应。专家们讨论是否启动北约条约第4条。

马库斯·巴尔泽与丹尼尔·布罗斯勒

柏林——德国应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在莱比锡试图引爆爆炸无人机袭击事件后，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基民盟）本周毫不含糊地表态：强硬且迅速。"德国将进行威慑，"梅尔茨在周二内阁在新哈登贝格宫召开闭门会议后面对媒体时宣布。"联邦政府将让发动混合攻击的始作俑者付出代价，"他信誓旦旦地表述。具体是谁？梅尔茨显然也已心中有数。在与安全部门进行深入工作后，联邦政府将"很快"说明，谁是8月初袭击莱比锡机场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

乍听之下，这番话显示出决心，但近日来，幕后仍在激烈讨论如何在不进一步升级冲突的情况下采取威慑性回应。这一问题不仅困扰着总理府，也困扰着亚历山大·多布林特（基社盟）领导的联邦内政部、约翰·瓦德富尔领导的外交部以及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社民党）领导的国防部。

联邦政府目前仍保持官方谨慎态度。多布林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外国势力"。但种种迹象表明，德国正酝酿对俄罗斯混合攻击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根据安全部门的看法，针对德国目标的袭击日益肆无忌惮，政府不愿坐视不理。除爆炸无人机袭击未遂外，情报部门最近还发现针对德国国防管理者的暗杀企图以及对基础设施攻击。

安全专家敦促联邦政府采取果断回应。"再次召见俄罗斯大使，不会让莫斯科停止进一步试探我们的脆弱性，"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扬·施托克曼警告道。"如果在总理明确表态后仍无实际行动，莫斯科将视之为软弱，"曾任联邦情报局副主席及北约副秘书长的阿恩特·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也表示。他强烈主张德国应将此事提交北约。

"种种迹象表明，应启动北约第4条。考虑到整个欧洲混合攻击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加，这实际上是势在必行的，"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表示。北约第4条规定，当任一盟国认为其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时，应进行磋商。与第5条不同，这并非集体防御条款，磋商结果也无定论。

在联邦议院，这一提议也获得支持者。"鉴于一系列破坏行动、对弹药工厂的袭击以及欧洲大陆上空的无人机事件，根据北约第4条发起磋商是一个再自然不过且合乎逻辑的举措，"基民盟联邦议院议员罗德里希·基泽韦特尔表示。不过，他认为这还远远不够。"用抗议照会吓不倒普京，唯有战略决心才能奏效，"基泽韦特尔说，并建议采取"在危险边缘地带加强、不事先通知的保护及防空演习"等措施。他的要求还包括"立即关闭间谍及影响中心，如柏林的俄罗斯之家，严格限制俄罗斯外交官的行动自由，以及坚决遏制俄罗斯影子舰队"。

在新哈登贝格闭门会议期间，德国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审视一架防空无人机。图片：POOL / GETTY IMAGES

但人们的关注点也转向了入境限制。前外交官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警告称，持申根签证入境的俄罗斯人可能构成安全风险，因此联邦政府应“利用机会，仅允许俄罗斯公民持德国签证入境”。他还主张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他总结道：“俄罗斯试图破坏对乌克兰的团结。因此，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是一个重要信号。”基泽韦特尔也呼吁，乌克兰必须最终“配备远程武器系统如‘Taurus’，以直接在源头上打击俄罗斯的补给线和发射平台”。

空中楼阁的奖品

一辆梅赛德斯、一栋波罗的海沿岸的小房子：新的彩票发行商用出人意料的“朴素”奖品来吸引玩家。这暴露了在危机时代人们的梦想。

米夏埃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他湿润着双眼，穿行于五个房间，外带山景和泳池。据称价值240万欧元的基姆湖畔别墅在他看来是“一个我原本无法实现的梦想”。他在一段视频中如此结结巴巴地说道。

新的彩票每隔几个月就会抽出这样的“梦想房产”。根据发行商的不同，奖品也可能是“梦想汽车”“马略卡风格泳池别墅”“庄园”或“美因河畔高层公寓”。看似触手可及的无法实现的梦想。这些通过社交媒体大肆推广的产品并不像传统彩票那样用高额奖金来诱惑——而是直接提供房产参观，包括壁炉前的温馨时光和厨房里的水果拼盘。广告代言人卡朋戴尔斯夫妇甚至在沙发上大谈特谈那迷人的景观。

点击进去后，玩家会看到长篇累牍的购房指南（“海滨别墅还是市区别墅？”），仿佛一切只取决于个人偏好——而非几乎不存在的中奖概率。以基姆湖畔的那栋别墅为例：中奖概率仅为1比1560万。

“梦想房产抽奖”或“Omaze”等平台属于新型、国家批准的社会福利彩票。这类彩票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慈善事业，类似于“人类行动”彩票。其承诺是：做点好事——或许还能发笔横财。背后是一些名称花哨的非营利公司，如DoGood或Dreamify，它们又与营利性企业（部分设在美属避税天堂）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扣除手续费和税费后，实际捐出的比例仅约20%。这可能是一门极为可观的生意。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房产或“梦想汽车”在彩票逻辑中显得相对“朴素”。就在上周，一位来自图林根州的玩家中了5000万欧元的头奖。这笔钱足以买下20栋基姆湖畔的别墅。而在经典的“6 / 49”彩票中，中奖概率也仅为1比1.4亿。从这个角度看，巴伐利亚的别墅似乎立刻变得“现实”起来。

当然，任何还记得一点概率论基本原理的人都会对这类产品敬而远之。但这些貌似接地气的新型彩票，也是当下梦想的晴雨表。对许多婴儿潮一代而言，带花园和车库的自有住宅原本无需靠彩票就能实现。而今天，就连中产阶层想要一套自有住房，也像登月一样遥不可及。

说到底，买彩票始终是那个老样子：“空中楼阁的施工许可证”，社会学家延斯·贝克特（Jens Beckert）曾如此幽默地形容，比起民间口中的“冤大头税”要委婉得多。每月20欧元，35张彩票——这还不如Netflix贵呢！如果真想稳赚不赔，大可直接订阅一份套餐。

家庭优先

德国联邦财政部测算的年度减税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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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年全年减税额度与当前水平对比 SZ-Grafik: jje；来源：德国联邦财政部

怨声四起。十亿欧元？这就是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基民盟）与副总理克林拜尔（社民党）数月来承诺的“大型税改”吗？事实的确如此：仔细查看细则后，这笔听起来如此动听的十亿欧元数字，消失的速度比德国酷暑中的雪人还快。就连执政联盟内部的批评声也越来越响亮，许多民众也担心，政策再次沦为“左口袋进，右口袋出”的把戏：左边塞给我点什么，右边又把钱抽走了。

要如何才能看清最终工资到手的钱是否真的变多了？

要判断一项税改方案是否真正有效，首先需要一堂小小的成人教育课。因为几乎没有哪个政治领域像税收话题这样充斥着神话、偏见与虚假陈述。

首先有一个事实：尽管几乎没人乐意把钱交给税务局，但德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国际上仍被视为极为公平且社会均衡。原因在于所谓的累进税率，它确保随着收入增长，不仅绝对欧元金额的税负上升，税率也随之提高。一名中等收入员工根据家庭状况需向税务局缴纳约10%至20%的工资，而高收入者平均缴纳30%，顶级收入者甚至达40%。

具体而言，首先会从总收入中扣除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部分。这部分被称为基本免税额，目前单身人士为12 348欧元，共同申报的夫妇为24 696欧元，通常每年因通胀而上调。实际上，单身人士只有在年毛收入接近16 900欧元时才开始缴纳所得税，因为除基本生活成本外，还会考虑其他必要支出。一名单亲母亲带一个孩子几乎可免税挣到约22 000欧元，一个靠单一收入养家且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则可免税约32 200欧元。

德国的累进税制

应税收入超过起征点的第一欧元需缴纳14%的入门税率。之后，随着收入的增加，税率逐步提高，当应税收入达到69,878欧元时，最高税率为42%。超过277,826欧元后，税务局将征收45%的“富人税”。

图片来源：IMAGO；编辑：南德意志报

然而，一个人实际缴纳的平均税率通常远低于其最后一欧元所适用的边际税率。例如，一个无子女的单身人士年收入为60,000欧元（毛收入），每年需缴纳9,500欧元的税款。其中，税务局从起征点以上的第一欧元抽取14%，从最后一欧元抽取34%。平均下来，实际税率约为20%。这种制度与所谓的“单一税率”（即统一税率制）截然相反，后者在一些国家实行。例如，罗马尼亚统一征收10%的税率，匈牙利为15%，爱沙尼亚为22%。这种制度虽然更简单，但主要受益者始终是高收入群体。

在德国，情况则不同：占纳税人总数50%（即年收入低于40,600欧元的人群）创造了约18%的总收入，但仅需缴纳6.5%的所得税。相反，占总人数1%（即年收入约295,300欧元以上的人群）承担了近25%的税收，尽管他们仅占总收入的12%。占总人数10%（即年收入111,500欧元以上的人群）创造了近37%的总收入，但需承担57%的税收负担。

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的税制没有问题。恰恰相反。首先，除比利时外，没有其他工业国家像德国这样对公民征收如此高的税费和社会缴款。这一结论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年度评估——详情将在后续报道中介绍。

其次，德国的税率结构存在所谓的“中产阶层税收陷阱”。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税率在14%（入门税率）至42%（最高税率）之间并非均匀上升。实际上，税率在低收入阶段急剧上升，随后增速放缓。这意味着，在低收入区间，每多挣一欧元，税负压力显著增加。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隐性通胀税”，它实际上是这种社会税制的负面效应。例如：一家公司将员工工资提高2%。员工需就额外收入按比之前最后一欧元更高的边际税率缴税，因此其平均税负也会轻微上升。但若同时全国消费者物价也上涨2%甚至更多，员工可能发现，尽管工资上涨，但实际购买力却下降——甚至可能比之前更低——却仍需缴纳更高的税。

社会改革之夏

《南德意志报》关注联合政府的重要议题

此外，还存在第四个争议点：德国在国际比较中对收入征税极高，但对财富征税却极低。本国所谓的财产相关税收仅占总税收的3%。偏偏是资本主义的中心——美国和英国——这一比例高出四倍：它们在房产税和资本收益税方面明显征收更多。

联合政府计划什么？

根据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的方案，基本免税额将从目前的12 348欧元在明年提高至12 564欧元，并于2028年增至12 900欧元。儿童免税额也将分两步从9 756欧元提升至10 056欧元，再到10 236欧元。与此同时，政府将提高儿童金——对大多数纳税人而言比免税额更为重要——从目前的每月每个孩子259欧元增至267欧元，最终达到272欧元。此外，员工标准扣除额（用于抵扣如通勤费用等职业相关支出）将从明年的1 230欧元提高至1 430欧元。

42%的最高税率将从2027年起仅适用于应税收入超过70 600欧元的情况。综合来看，2027年民众将因此减税近30亿欧元，次年再减70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2028年的税负总额将减少100亿欧元。

问题在哪里？将上述问题清单与联合政府的计划对比后不难发现：上述任何一项弊端都未得到实质性改善。

经合组织指出的高税费与缴费负担仅被轻微缓解，因为问题的根源并非税率本身，而是高额的社会保险缴费——与所得税不同，这些缴费从第一个赚取的欧元开始就必须缴纳。例如，一户年收入32 200欧元、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如上所述无需缴纳所得税，但每年仍需缴纳6 810欧元的养老、医疗、失业与护理保险费用。

若要切实减轻低收入与中等收入群体的负担，就必须降低社会缴费——这些群体从减税中获益甚微。然而，政府却对此望而却步，因为仅将医疗保险缴费降低一个百分点，各基金就会出现近200 亿欧元的资金缺口。

同样，针对“隐性通胀”（即税收自然增长）与“中产阶层税收陷阱”问题，财政部长本应像过去多届联合政府那样，对税率表中的各个微小级别（从基本免税额到最高税率适用门槛）进行微调。问题在于：此类操作成本高昂，仅2027年就将令联邦、州与地方政府损失约80亿欧元。因此，该计划暂时被搁置。据财政部门估算，若要彻底消除“中产阶层税收陷阱”，每年将造成约500亿欧元的财政收入损失。

至于对富裕人群、资本投资者、遗产继承人与房产所有者加强征税的问题，政府本可至少迈出小步，但梅尔茨与联盟党在谈判中阻挠了所有相关努力。为理解此举潜在的税收潜力，仅举一例：若恢复（目前仅暂停征收的）财产税，按1%的税率与1000万欧元的免税额计算，每年约可带来200亿欧元的税收。

谁受益？谁被迫承担？

根据财政部在联合执政协议后提供的示例计算，一对夫妇（例如一名护士和一名公交司机）有两个孩子，各自税前收入2800欧元，通过拟议的2028年改革相较2026年每年可减负632欧元。若为一名教师和一名工程师，各自税前收入5000欧元，则为678欧元。即使是单亲家庭有两个孩子，也仅能获得468至486欧元的减负。但若公交司机和工程师独居且无子女，则仅能获得159欧元或192欧元的减负——财政部在询问后坦承。原因显而易见：他们无法从更高的儿童津贴中受益。按月计算，这相当于每月仅增加13.25至16欧元。

为将税收损失降至最低，联合执政联盟同时计划限制维修服务的税收抵扣，并将小额工资按五百分之五税率征税。此外，最高税率将再次细分：现行45%的税率将从250 000欧元起征，新增47%的税率则适用于超过280 000欧元的部分。

若将这些平衡措施、未弥补的通胀税收递进效应，以及显著上涨的社会保险费用一并考虑，原本被大肆宣传的“减轻民众负担”在近乎100%的情况下，最终将沦为加重负担。

社会整体能从改革中获得什么？

简短回答：几乎一无所获。税收政策唯有在民众感受到公平、实际感受到减负，且现行法律的根本问题得到解决时，才能获得认可。而上述提案无法实现任何一项目标。据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分析，改革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推动作用几近于零。因此，这项税改非但无法助力梅尔茨政府重振声威，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民众对政治的厌倦情绪。

„这简直是拼凑之举“

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将从这些计划中受益。三个家庭算了一笔账，看看自己能期待什么。

高额的军备开支、飙升的利息成本、养老金补贴不断增加：如果不在其他地方同时削减开支，联邦政府实际上根本没有资金用于减税。难怪联盟党与社民党在就最低限度解决方案进行谈判时未能达成更进一步的共识。该方案规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者需少缴纳一点税款，而高收入者则需比以往多缴纳一些，以此为公共事务提供资金。南德意志报邀请了来自不同收入群体的三位纳税人，请他们预先计算这项改革可能对自己产生的个人影响。

卡罗琳·K.，41岁，兰茨胡特人，单亲母亲，有一个孩子，理发师师傅（兼职），预期年毛收入：28 000欧元

对卡罗琳·K.而言，2026年迄今主要充斥着经济上的无奈。首先是取暖费：她表示，在一个“我们节俭取暖”的两居室公寓中，她需补缴700欧元。随后，由于法律变更，她的住房补贴和儿童津贴被取消。“这相当于每月200欧元凭空消失，尽管我的收入状况并未改变，”她说。

这位理发师师傅每周在兰茨胡特一家沙龙工作30小时，最近的年毛收入略高于28 000欧元。在扣除所有免税额后，她的应税收入约为16 000欧元，其中需向税务局缴纳952欧元。因此，所得税并非她的问题。

“社保费用对财务的影响明显更大，”她说，“而且食品开支本就是负担的重中之重。想要健康饮食，这方面的支出可不少。”通过提高基本免税额、雇员标准扣除额和儿童津贴，卡罗琳·K.不久之后将净增加约300欧元。但她表示，这每月25欧元“既不够给儿子准备午餐盒，也不够用于周末采购”。倘若真要减轻低收入单亲家庭的负担，联邦政府与其在税收上动手脚，不如着手解决其他问题：学费和课后托管费、儿童看护费用、儿童体育和休闲活动。因此，K.的结论是：“老实说，这项改革对我们并无助益。”

托马斯·U.，58岁，费尔登人，已婚，有一个孩子，在不来梅一家公司担任高级职位，预期年毛收入：120 000欧元

U.一家可谓典型的中产家庭。“我们有一栋房子和一辆车，会去度假，每个人都过得不错，”托马斯·U.说。他在不来梅一家公司处于部分退休状态，妻子领取部分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老金，儿子仍与他们同住。若无意外变故，U.一家2027年将像今年一样实现约120 000欧元的毛收入。

在扣除养老金支出、私人医疗保险、出差和通勤费用后，应税收入约为90 000欧元。由于实行夫妻分摊税制，这对夫妇的共同所得税债务相对较低，约为18 000欧元。

“过去几年，我们一家的净收入始终在略高于100 000欧元左右，”托马斯·U.说。通过提高儿童免税额和雇员标准扣除额，U.一家的税负预计将减少约500欧元。在约18 000欧元的所得税中，这仅占不到3%的差异。

„这也算改革？简直是拼凑之作，”托马斯·U.说，“仅加油这一项，我每个月就要亏损40欧元。”尽管如此，他对联邦政府表示理解：“那里确实有好的意愿。但这大概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党能达成的最小公约数。”无论如何，U.并不想抱怨：他表示自己清楚，与其他家庭相比，他的家庭在经济上已相当不错。

玛丽安娜·X.*，来自汉堡周边地区，61岁，已婚，育有四个孩子，在一家经济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预期年毛收入：303 000欧元

玛丽安娜·X.（*姓名已更改）注意到时代已经变了，是在她大女儿身上。大女儿接受培训已三年，“但这并不奢侈——尽管她工作很努力”，X.说。她认为，对于中低收入群体，国家几乎无利可图：“必须从高收入群体入手。”

这样她和丈夫就属于高收入群体了。玛丽安娜·X.在一家大型经济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丈夫在一家航运公司担任高级职员。两人年收入300 000欧元，两个孩子正在接受培训且仍与父母同住。在考虑子女免税额后，这对夫妇的应税收入约为245 000欧元。对于2026年，这意味着包括Soli和教会税在内，他们的所得税债务约为91 000欧元。

对于2027年，X.一家预计能减税约900欧元。因为尽管他们的收入相对较高，但尚未达到所谓的“富人税”起征点——联邦政府计划提高该税率以资助改革。对于夫妇而言，只有应税年收入超过500 000欧元时才需缴纳此税。她当然为能省下更多钱感到高兴，但“减轻我们的负担难道就是目的吗？”X.说，“我们可以多做贡献，或许不是每年几万欧元，但至少几千欧元。”

她的孩子们对此看法不同。父母努力工作，他们有权最终比其他人拥有更多，“但这是一种短视的看法”，玛丽安娜·X.说，并以护士、幼儿园教师、警察和流水线工人为例：“没有他们也不行。这些也是‘业绩贡献者’，只是市场对他们的回报方式不同。”除高收入者外，玛丽安娜·X.还主张对无子女者征收更多税费：“我们通过抚养四个孩子为团结协议做出了贡献，”她说，“这应当——在充分理解那些无奈未能生育者的情况下——得到平衡。”

生命依然在继续

每隔一个周二，在乌尔岑，一群鳏夫会相聚一堂，共同下厨。年长的男士们在这里学习如何打发泡沫、卷制卷心菜卷。这是他们对抗孤独的良方。

撰文：约瑟夫·维恩斯霍费尔

今天轮到约尔格当值。他准备了很多东西，后备箱都塞满了。其他人也立刻加入帮忙。彼得抓起装有土豆和大号肉叉的篮子，赖因哈尔德则夹着一个锅放在胳膊下。塞韦林和沃尔夫冈抬着装有杏仁甜酒和抹布的箱子，两人一左一右。乌多也到了，但他动作得慢一些。有了助行器，生活的节奏变得不同。

他们把所有东西拖进厨房，清理桌子并摆好砧板。接着，他们先系上围裙。约尔格又放下早上预先煮好的酱汁。他今天凌晨五点四十五分就起床了，检查过肉和蘑菇。现在他终于要动手，要完成这道菜。其他人已经拿起刀，就连总是自带刀具的乌多也不例外。可就在这时，约尔格突然发现：“我还没系围裙呢。”

“噢，这下要破费了。”彼得喊道。谁要是忘了带围裙，就得交一欧元。“我们这儿铁面无私。这样好攒钱去参加葡萄酒节，把钱全喝光。”他们大笑起来。

八位老人。死亡将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妻子的死亡。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死亡都是缓慢降临的，有时是癌症，有时是糖尿病，往往是多年的折磨。最终，男人们留了下来。于是他们现在每两周相聚一次，参加“为鳏夫烹饪”的活动，总在周二，由乌尔岑安宁服务处提供。在这里，他们学习如何捏肉饼、烤小饼干，如何卷制卷心菜卷、熬炖汤。他们还一起吃饭，八个人总比一个人吃饭不那么孤单。

这个群体里有雄心勃勃的业余厨师。其中一位小时候就想当厨师，但为了父母，最终成了保险专员。群里也有鳏夫，他们一辈子都由妻子下厨。他们从未想过这会有变化。妻子总会活得更长，女人通常寿命更长，事实如此。突然间，他们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仿佛统计数据把他们给忘了。

最年轻的68岁，还爱偷吃。于是大家就拍拍他的手指

乌尔岑位于下萨克森州，南临吕讷堡。鳏夫们总是准时在上午十一点聚集在“菲莉亚之家”养老院，那里的厨房供他们使用。这是一间明亮的房间，墙壁呈柔和的粉色和蓝色。长桌靠右是工作台，他们的活动从这里开始——用赖因哈尔德的话说，就是“切切剁剁”。长桌靠左是餐桌，他们的活动在这里结束。

每个人每次为采购支付五欧元。每次都由不同的人决定做什么菜。今天轮到约尔格，顺便说一句，他现在已经穿上了围裙。他准备了一整桌菜：开胃菜是Pumpernickel-Taler，主菜是鹿腿，甜点是两球配杏仁奶油的冰激凌。为了让大家知道该做什么，约尔格把菜谱打印出来了。“大家好，我亲爱的烹饪朋友们”写在页面上方。因为大家先要读一遍菜谱，所以正好可以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

这边有彼得·乌特拉特，一位80岁的和蔼老人。严格来说他并不是鳏夫，但在这里算是“大当家”。作为一名合格的临终关怀陪伴者，他已经带领这个小组九年了。约尔格·伯内克，83岁，是猎人，过去在乌尔岑经营一家香水店。妻子于2022年去世后，他听说有这样一个烹饪小组。有一次他带来圣诞节礼物——围裙，现在大家都系着上面写着“在菲莉亚烹饪”的围裙。

塞韦林·蒂德，89岁，是小组里年纪最大的。他和约尔格打猎时就认识，心想：“唉，你也可以来试试嘛。”赖纳·克尔特纳，68岁，是小组里最年轻的，有时大家会拍拍他的手指。因为他爱偷吃，尤其是看到草莓时。

沃尔夫冈·维尔纳，82岁，是个安静的人。他专注而精准地切削着，脸上带着微笑，却很少开口说话。乌多·弗里德贝格则完全不同，他对蔬菜下手粗犷，喜欢用柔和的语调讲述孙辈的趣事。卡尔-海因茨·泽费特，71岁，有时也做素菜，比如用椰奶炖辣椒。不过今天他来晚了些，因为还有别的安排。彼得说：“来的只是为了吃，施因德尔。”

然后还有赖因哈尔德。他69岁，也不算鳏夫，和彼得一样。但三年前他和妻子搬到这里时，感到非常孤独。“当你上了年纪，工作结束了，孩子们也离开了家，就很难找到交流的机会。”当他听说有烹饪鳏夫小组时，心想干脆打个电话试试。从那以后他就加入了。但因为孤独感并不愉快，赖因哈尔德不太想让自己的姓氏出现在报纸上。

不过在这里大家都以“你”相称。在削土豆皮时，用“您”听起来反而不自然。

说到削土豆皮。现在工作台前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砧板、一把刀，动手干起来。赖因哈尔德、沃尔夫冈和赖纳负责削即将用于约尔格鹿腿的土豆。彼得则在整理豆子，剪掉蒂部并对半切开。塞韦林则在剁一把豆荚草。

乌多也在削几个土豆，现在已经相当熟练了。他一开始还挺费劲，甚至切到过手指，为此大家还笑了他好一阵。从那以后他就更喜欢用自家的刀，因为知道刀的性能。

“乌多现在总是带一把钝刀来。”赖因哈尔德说。

“谁削土豆，我们就能吃到四方形土豆。”约尔格说。

“谁能想到我有一天还得自己做饭。”乌多说。

59年了，他和妻子一直生活在一起。他们是在乌尔岑相识的，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时，“简直是一场沙盒婚姻”，乌多说。而总是她下厨。传统的家常菜，白菜、圣诞节时的上好鹿肉。单是她做饭时的气味，就足以让人陶醉。那香气弥漫，所有人都会涌进厨房——他、两个儿子，还有儿子们的女友。“她就是块磁铁。”乌多说。海德，他的妻子。

他还记得她做通心粉的样子。他说着，拿起那些小小的波纹通心粉，拌上培根丁和奶酪，放进烤箱。但真正的亮点是番茄酱。“她能把味道调得恰到好处，以至于我每次在外面吃饭时都会说：这味道根本不像家里的。”尽管他其实并不喜欢通心粉。

乌多把最后一颗土豆扔进锅里，豆角也切好了，时间安排得刚刚好。两样东西现在都要煮一会儿——土豆要煮25分钟，豆角20分钟，这是约尔格食谱上写的。这期间，约尔格已经开始准备甜品了。

他和沃尔夫冈一起俯身在水池旁的小搅拌杯上。两人站在那里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像在密谋什么。他们正在为一会儿的冰激凌打阿玛雷托奶油。沃尔夫冈默不作声地握着手动搅拌器，约尔格往里倒了一些利口酒。他是这群人里的阿玛雷托迷，其他人甚至猜测他往一切东西里都加一口阿玛雷托。他尝了一下。“再来点？”沃尔夫冈问。“再来点。”约尔格说。

他们坚持一切都现做现煮，这对他们很重要。没有罐头，没有袋装汤料。当然，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偏好。赖纳尔德喜欢异国风味。他有一次在摩洛哥时，还跟当地人一起做了塔吉锅。彼得则喜欢炖菜。扁豆炖菜、豆子炖菜，偶尔也来点肉丸，但“绝对不是花里胡哨的那种”。而约尔格不仅喜欢阿玛雷托，还喜欢野味。“从1968年开始我就去打猎了，”他说。“他已经射杀过不少公鹿了。”彼得说。

他深知，悲伤无处可寻配方。悲伤又不是什么弗里卡德尔

当奶油终于打发到位，几位男士便挪到餐桌旁。此时已近十二点，正是开胃菜上桌的时辰。正巧卡尔-海因茨赶到，仿佛早已安排妥当。可在大家动筷之前，他们还是低下头，合起双手。赖讷念了一段餐前祷告，这是他定下的规矩。乌多因此称他为“我们的牧师”。

接着，众人便动起手来。黑麦面包薄片，涂抹着由奶酪和辣根奶油调制的酱料，上面再铺一片熏鲑鱼、几根莳萝尖和半颗樱桃番茄。约尔格昨晚就已备好这些薄片，将它们整齐码放在两只大盘里。“今天又是特色菜了。”乌多说着拍了张照。乌多几乎每次都要拍照，这样他能更好地记住食谱。此外，他还总会骄傲地向子孙们报告，自己在烹饪小组又学会了什么新花样。

有人问起：偶尔会不会有道菜做砸？有没有哪位不爱吃的食材？最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挑剔的食客？众人摇头。

“端上桌的东西，就得吃下去。”塞韦林说。

“发牢骚也不允许。”彼得说。

“谢天谢地，这里没一个素食者。”赖因哈尔德说。

好吧，小小限制：卡尔-海因茨不吃猪肉，因为他患有风湿病。“但要是有人带来炸肉排，”他说，“我也不会把它剩下。”

赖讷又拿起一片黑麦面包薄片。他虽已68岁，在这里却显得格外年轻，起码是桌上唯一一个还没长白头发的。四五年前他加入这个小组，那时妻子还在世。妻子脑中长了一个脓肿，压迫得“脑子都变形”了。虽说脓肿被切除了，赖讷说，但妻子自此便需人照料。漫长的六年。

赖讷称之为“切片式的告别”。最初她还能走路，后来上楼梯成了问题，没过多久连走路也举步维艰，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赖讷几乎每天都去养老院看她。他给她朗读，为她唱圣歌，她自己无法开口时，他仍同她说话。每两周他还会来这里参加烹饪。他说：“这对整个处境来说，是个小小的假期。”

其实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悲伤互助小组。其实他们也很少谈起过世的妻子。“真的，极少极少。”彼得说。他们更爱聊塞韦林花园里的苹果树、乌多的曾孙和沃尔夫冈的狗，或者巴特贝文森的“土豆女王”。赖讷说：“只要能分散注意力，就很开心了。”

差不多整整两年前，他的妻子埃德尔特劳特离世。几日前他们还刚过了结婚纪念日。“我说：‘你瞧，我们今天结婚二十年了。’”二十年，他们总算熬了过来。

当然，埃德尔特劳特下葬那天，烹饪小组的所有人都到场了。

餐桌边椅子挪动，餐具叮当作响。黑麦面包薄片已被一扫而空，接下来约尔格的鹿腿将隆重登场。众人再次忙碌起来。塞韦林倒掉土豆的水，赖因哈尔德让酱汁沸腾，约尔格则忙着处理肉。他已在烤箱里将鹿腿温热，现在正一片片切下，切得很厚——对朋友来说，没有“太多”一说。这条鹿腿今早还是在约尔格自家

Jörg把菜端上桌，一切都摆在了桌上：粉红色煎过的鸡腿块、冒着热气的土豆和豆角。大家纷纷把食物盛到盘子里，浇上一勺、又一勺酱汁，将肉蘸一蘸，确保每一口都有菜。莱因哈德总结大家的感受倒是挺到位：“哇，太美味了！”

约尔格坐在那儿，环顾四周。这道菜他已经做过三次——为他妻子的70.岁生日。他说：“那是2015年。2016年她就病倒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理由坐在这张桌前。也许现在正是暂时离开这张桌子的好时机。

这是烹饪活动结束后的下午。约尔格打开家门，放下钥匙，径直走进餐厅。他坐进灰色皮椅，环顾房间说：“我妻子无处不在。”玻璃柜里有她的照片，钢琴上有她的照片，柜子上也有，桌上还有一张摆在他面前。

一位留着短发、面颊红润、眉毛弯弯、目光自信的女子。几乎每张照片上她都在微笑。她叫英格。

他们在1962.年职业学校相识。两人都在学习药剂师助理，英格刚进班时，老师说：“坐到约尔格旁边。”“就这么定了。”

他说他们梦想着独立，“梦想着不依附任何人”。为此他们甘愿付出。开设香水店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十小时工作日，他说，更像是十四、十五或十六小时。度假？“在这29年里，我们要是休过一个季度的假，就算很多了。”没有巴厘岛之旅，没有南太平洋的岛屿跳岛。

他们的岛屿就是那家香水店。至今家里到处都摆着旧款香水瓶。那些香气、那些记忆装在小瓶里。他妻子最爱的香水是哪款？约尔格一下站起身，走到客用洗手间，拿起一个标签已经有些剥落的小瓶。名字还能看清：“香奈儿的‘可可’。”他说：“我可以喷一点到空气里。”他按下喷头，闭上眼睛，用鼻子吸气。“一种花香浓郁、香气强烈的香调，”他说，“更像是晚间香水，白天用的话几乎太浓了。”他站了一会儿，很短暂，然后又坐回皮椅。

有些日子比别的更沉重。有些日子他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自己。他和英格从早到晚都在一起，这种日子一直没变，哪怕1995年他们卖掉香水店之后也是如此。如果英格开了个头，他能接下去说。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英格病了整整六年，像赖纳斯的妻子一样。2016年她的糖尿病恶化，没过多久，约尔格说，她摔了一跤，必须动手术。“从那以后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接着又得了帕金森，后来还得了肾炎。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约尔格说，他本想在英格离去时握着她的手。但她是在自己睡着时去世的。

在厨房小组里，大家又忙碌起来。莱因哈尔德、卡尔-海因茨和沃尔夫冈正把餐具放进洗碗机，彼得则从锅里刮出最后一点炖肉的残汁。现在还缺一样——甜点。约尔格和赖讷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他们面前摆着一长排玻璃小碗，每只碗里都盛着两勺冰激凌，香草和巧克力口味。赖讷在每只碗里加上一大勺蓝莓，约尔格则用一勺果酱收尾。

彼得作为临终关怀陪伴者，见过许多人如何面对失去。倘若他知道些什么，那就是每个人的悲伤方式都不尽相同。悲伤终究不是肉饼，没有固定的配方。

乌多在妻子去世后体重减轻了十五公斤。他晚饭后才吃早餐，午饭也不吃，生活再也不是从前的滋味。约尔格则试图与忧郁抗争，尤其是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他说：“那很简单：保持镇定，打起精神来！”小组里还有其他人已经开始了新的恋情，交了新女友。

妻子离世后，他瘦了，生活也变得索然无味

当然，他们这一代男人并不擅长表达情感。要是厨艺小组里总是围绕着妻子的离世唠叨个不停，他们甚至会觉得有些庆幸。彼得至少可以想象，等将来“我们中间有人”也离世了，他们才会更坦然地谈论自己的悲伤。

刚过一点钟，这些鳏夫们又回到餐桌旁，今天的最后一次聚餐。约尔格早就计划好了，现在要来一道甜品压轴：蓝莓冰激凌配水果酱。彼得和卡尔-海因茨立刻开始舀着吃，乌多赶紧拍了张照，然后也跟着吃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个问题突然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那杯杏仁利口酒奶油呢？

“失败了，奶油打得太久了。”约尔格说。

“哎呀，那可真可惜。”彼得说。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就好。”莱因哈德说。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他们继续舀着吃，直到最后一颗蓝莓、最后一滴水果酱被吃得干干净净。然后他们慢慢收拾起来：把小木板收好，擦干桌子，把肉叉放回篮子里，脱下围裙。彼得还问了一句大家是否都交了五欧元，约尔格则收拾起自己的锅。最后他们总会商量好，两周后谁来决定菜单。接着，两点整，他们准时离开。

下一次轮到莱因哈德当值。

Besser sein

文 / 廉斯·施奈德

眼下，政治局势中又增添了更多关于恐怖前景的讨论，以期最终打破这一趋势——抑或这些阴暗情景恰好为那些真正可怖的想法与形象推波助澜？

在萨安州州议会选举前，所有辩论都围绕着“反对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胜利”这一主题，一切似乎都在围绕该党及其所带来的“危险”展开，仿佛世间再无他物。

而AfD却持续壮大，沉醉于这种重要性。其支持者享受着“终于轮到我们了”的感觉。于是，警告声此起彼伏：倘若极右翼政党真的在马格德堡执政，那将是一场悲剧首秀。反对者们面对的困境则是：遏制AfD的策略正日益失效，不仅无法伤及该党，反而可能助长其声势——而他们本应为选民提供更具说服力的前景展望。

是时候审视这一对抗AfD的核心政治工具的利弊了——即所谓的“防火墙”原则。这一原则被大张旗鼓地宣扬，但在德国东部部分地区早已形同虚设。

在萨安州，联盟党、社民党或左翼党仍有望通过联合组阁摆脱困境，这在过去几乎无法想象。但最晚到那时，取代“防火墙”的新思路将成为与AfD打交道的必然选择。

防火墙理念源于一套合乎逻辑的思路：一支种族主义政党，若其践踏民主规则并威胁竞争对手在夺权后的生存，便不可能成为合作伙伴。从该党在萨安州等地的言行与纲领中得出的种种情景并无不妥：倘若它得以推行具体政策，必将造成破坏。正如周五比约恩·霍克在图林根州议会的表演所展示的，该党所图非小，旨在摧毁现有秩序。切勿低估其决心。

正是基于这一认知，德国东部各州的州议会选举最终都沦为“要么我们，要么AfD”的终极对决。现任者——如社民党的迪特马尔·沃伊德克在勃兰登堡州——在与AfD的对决中险胜，却以牺牲其他民主政党为代价。而在萨克森州与图林根州，组建反AfD联盟变得愈发困难，因为政治对手们不得不结盟，这种“殊途同归”在参与者与选民看来显得极不自然。

在萨安州，AfD如今有望获得绝对多数议席；若其未能实现，则必须由长期执掌州长职位的基民盟与左翼党——两个截然对立的政党——达成协议，以维持该州的治理。对基民盟而言，与左翼党的任何合作都是一场身份危机。这看似是一笔短期可接受的交易。

防火墙原则早已令德国东部基民盟的部分成员陷入瘫痪。与绿党和社民党别无选择的合作正在动摇其核心价值观。这要求该党在价值观与理念上做出让步，而这些正是其成员加入基民盟的初衷。其价值体系中包含对社民党的排斥，对绿党的更甚，对左翼党则是彻底的陌生与敌视。这种排斥曾反映

联盟（基民盟）显得有些暗淡无光，政治上无所归依，充其量只能算是稳健。与此同时，部分基民盟成员对另类选择党（AfD）的某些立场还颇有好感。对于左翼、绿党和社会民主党人而言，与对手党派被迫合作也毫无吸引力——因为这种合作本身缺乏共同的理念与凝聚力。

另类选择党（AfD）在其“防火墙”的另一侧则肆无忌惮地推行脱离现实的政策纲领，且完全无需讨论其可行性。它从追随者那里获益，这些追随者的不满情绪因其他党派的合作而愈发扩散：反正一切都一样。因此，当人们总是强调实际上截然相反的党派之间的共同点时，对AfD而言无异于一份厚礼。

那么，是否该放弃“防火墙”原则？这并非关键所在。若轻率地试图在防火墙上开门并考虑与AfD合作，只会是短视之举。从内容上看，这种合作根本无法想象。而那些试图与AfD拉关系的东部基民盟成员，也不应忽视：该党的目标不是合作，而是摧毁并取代基民盟。

没有万能药方，也没有快速解决方案能对抗右翼愤怒的浪潮。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当前对AfD崛起和“防火墙”原则的固守，或许仍足以将其拒于权力之外。这将由选举结果来验证。但届时，人们不过是再次侥幸逃脱，却为此付出了自身身份的代价。

然而，身份才是关键——正如所有成功抵制民粹主义的政治家所证明的那样。政治的核心绝非仅仅为了在任而苟且偷生。一位部长级长官和一届政府必须展现的，绝不只是对“不受欢迎者”的排斥，因为这种姿态会侵蚀其形象，令其在选民面前显得越发渺小。真正重要的是存在感与区分度——以及以热忱赢得选民支持自身理念的能力。

联邦总理

脾气冲大脑

无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如何度过他的假期：至少他没有用它来参加沟通培训。或者参加糟糕的培训。或者他没有专心听讲。或者他又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身为联邦总理，他怎能在周四晚间的 RTL 节目中表现得如此糟糕？

这本应是一个传达并非糟糕透顶消息的一周。化工行业首次在四年来首次对自身状况给出积极评价。工业整体的出口预期甚至自六年来首次上升——且今年上半年工资协议的增长幅度已超过通胀率。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汽车行业、社会保险体系等结构性问题。但这至少表明，倘若一位总理能以鼓舞人心、充满同理心、从容不迫甚至心情愉悦的形象示人，他本有多大机会。

然而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只掌握了严厉、专横的姿态。诚然，一位儿科医生在 RTL 指责他通过医疗改革违背就职誓言，确实有些过分。但那位女士是儿科专业人士；公开辩论并非她的职业范畴。说到底，普通民众很少能像在沙龙里那样讨论问题。政治家、女律师和记者们遵循的辩论规则，外行人无法信任。当他们被强硬——有时甚至过于强硬——地攻击时，对方往往会以冷静、平和甚至自嘲的回应令他们印象深刻。

“亲爱的默舍女士，”梅尔茨本可以对那位儿科医生微笑着说，“我并不像您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们都想要最好的结果，所以能就什么是正确的展开争论，这很好。”本可以。但梅尔茨却紧锁眉头，人们能看出他内心的愤怒。他开始急促地说：“这太过分了。我坚决拒绝这种说法。”简直是脾气冲大脑。

此时此刻，不仅那位儿科医生在听，全国半数民众也在倾听；总理一开口，情况向来如此。不仅那位医生感到被斥责，整个氛围也随之消失。这位总理前一天在新哈登贝格举行的内阁闭门会议上还表示，“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充满不满和沮丧的氛围。仿佛这能靠命令实现。梅尔茨对 21 世纪的沟通方式理解之浅薄，着实令人惊讶。

在新哈登贝格，他还被问到，为何在 2026 年结束时联盟的账目仍能保持良好。梅尔茨只是平淡地说，声音低沉，甚至面带微笑：“不要争吵。”这不就行了。德特莱夫·埃斯林格

取消糖分

文 / 维尔纳·巴滕斯

从医学角度来看，情况非常明确：过量摄入含糖饮料和其他食品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及其他疾病（包括癌症）的风险。在对软饮料和其他甜食征税的110多个国家中，糖消费量已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生产商为了节省税费，大幅降低了产品中的含糖量。健康影响显而易见，尽管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因为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和波兰等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力度实施了这项税收，使得其效果难以精确评估。

关于拟议的糖税，情况与高度加工的含糖食品类似：人们并不清楚其中的具体成分。目前仅有框架草案流传，每次休息时，总有政治家或部委表态，说明他们对拟议税收的立场及如何处理预期增收。

这种完美包装的食品同样受到人类、黄鼠狼和狐狸的青睐——只需想想即将到来的草地季节！然而，人类却拒绝承认鸟类——这些恐龙的后裔——的智慧；是否正是这种无意识的行为为他们在十月节期间对鸡肉的过度消费找到了借口，目前尚未得到研究。无论如何，人们常用“笨蛋”（dummies）来侮辱愚蠢之人。再加上母鸡会发出断续的尖叫声（让人联想到某些人的笑声）来宣告产蛋，于是便有了“连母鸡都在笑”（Da lachen ja die Hühner）这一说法。言外之意是：就连如此愚蠢的生物都能理解某事荒谬至极。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名誉主席乌利·赫内斯就曾用“鸡”来表达类似观点，当时他的邻居们声称，他们并非有意让霍内斯一家因泰根湖畔几棵树的问题而生活困难。无论是鸡还是人，关于那些树的问题，实在是无法理解。

此外，有迹象表明，代糖产品同样不利于健康。由于甜味剂种类繁多，其评估结果更加不一致，且其潜在危害在研究中比含糖食品更难评估。尽管如此，医学界一致认为，无论口味如何调整，人们都应减少摄入含糖饮料。因此，征收糖税并对代糖产品征收较低税率是有充分理由的。归根结底，将单一物质归咎于问题并以此方式控制消费，比试图改变复杂且难以改变的饮食结构要简单得多。

可怜的母鸡们每天都在遭受不白之冤。诚然，人类及黄鼠狼、狐狸等动物都喜欢母鸡产下的蛋，

联盟政府却迟迟不愿推行这项税收。而它在其他地方已被证明行之有效

——这与缺乏运动、不良饮食及其他不健康行为模式的综合影响难以控制如出一辙。有人提出，穷人会因这项税收受到不利影响，但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恰恰是这些人群的糖消费量较高，因此他们将从低糖食品中获益最多。

事实恰恰相反。这项计划似乎正在不断被稀释。糖税会在2027年还是2028年实施？每次围绕豁免、放宽严格限值及降低税率的讨价还价中，又有哪些利益集团的诉求得到了考虑？

Das gegenwärtige Hickhack um die geplante Abgabe lässt allerdings den Verdacht aufkommen, dass es bei der Steuer nicht primär um die Gesundheit der Bevölkerung geht, der Industrie erst

Es wäre wünschenswert, dass solch eine Steuer primär das Wohlergehen der Bevölkerung zum Ziel hat. Zur Sanierung der öffentlichen Finanzen ist sie ohnehin nicht geeignet. Erwartet werden Einnahmen zwischen 650 Millionen und maximal 3,9 Milliarden Euro jährlich – das Defizit im Gesundheitswesen allein aber beträgt bis zu 30 Milliarden Euro pro Jahr. Wenn dessen Kosten durch eine Zuckersteuer etwas gesenkt werden, wäre das eine erwünschte Nebenwirkung. Aber vor allem geht es darum, Menschen vor Krankheit zu bewahren.

洪灾之后

文 / 托马斯·哈恩

尼泊尔

每一场自然灾害都是人类无力的证明。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尼泊尔周三发生山洪暴发这样的事件后，所有人应当先停下脚步。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写，只是默默地陪伴那些无法逃避悲剧后果的人：失去亲人的家庭、从淤泥中打捞尸体的士兵、竭力抢救幸存者的救援人员。

但这并不可能。重要的是，

但这并不可能。不仅仅是茫然地盯着那些毁灭的画面。必须尽快让尽可能多的人理解发生了什么。仅仅对受害者表示同情，不足以理解这场灾难的规模。国外此时关注尼泊尔，也不能仅仅因为许多游客成为失踪者。尼泊尔的山洪暴发代表着人为气候变化对自然的改变。任何严肃的灾后分析都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全球变暖致命严重性的认识。

还需要一段时间，专家才能完全解释清楚，为什么一股如此破坏性的洪水会从青藏高原穿过中尼边境，袭击廓尔喀地区。但根据初步调查，可能是一条断裂的冰舌带着积雪和岩屑滑入河床。这场冰石崩塌可能形成了一道人工堤坝，将河水拦截足够长的时间，最终决堤。

这场灾难中气候变化所扮演的角色尚待进一步明确。但有一点很清楚：由于气温升高，喜马拉雅巨大的冰川和岩石地貌正变得脆弱。简言之，山体会崩塌。这种现象才刚刚开始。周三的山洪暴发引发了生存性问题。尼泊尔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坡，这一点无法改变。如何才能保护这个国家免受下一场洪灾？尼泊尔的邻国不丹东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山洪暴发还威胁到两国的多个水电站。尼泊尔仅在周三就损失了九座。而水力发电恰好是实现零排放能源生产和加强气候保护的解决方案。

该做些什么？喜马拉雅地区需要像阿尔卑斯山那样的早期预警系统；但这说起来容易。阿尔卑斯山海拔明显更低，也更好地被欧洲富裕国家开发。尼泊尔和不丹却很贫穷。作为邻国的中国似乎在西藏的防灾减灾方面行动不够积极。这一点必须改变。尼泊尔还需要一份毫不留情的风险分析。可能必须重建村庄。帮助尼泊尔的责任主要落在那些对气候变化负有责任的国家身上。其中包括德国。

这会很昂贵？没错。但当人类社会几十年来忽视科学的预警时，情况就是这样。实际上，人们甚至应该提出更多要求：结束战争、推进能源转型、用国际问题意识取代民族主义的狭隘。然而，这些显而易见的要求很不幸无法实现，因为世界强国的领导人并不够明智。

在人的一生中，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一次天才的自我解放行为，将自己永远镌刻在文学世界记忆中，并因此赚到钱——这种解放，现在也能在电影中看到，即拉斯·耶森的影片《叙拉古之行》。

克劳斯·米勒是罗斯托克人。作为前东德公民，他或许是唯一一个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人。他多年来精心策划的“突破边境”——1988年6月，乘坐帆船从汉登塞岛经波罗的海到丹麦——以及同样经过精心策划的返回东德，在20世纪90年代初启发了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利乌斯创作《从罗斯托克到叙拉古的散步》。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其中克劳斯·米勒（1941年出生于德累斯顿）化名保罗·贡皮茨。这本小书的销售至今仍让他获利颇丰，因为他当年就善于讨价还价。

在卢茨·赛勒2014年出版的小说《克鲁索》中，米勒也曾短暂出现，但未提及姓名。即便如此，他仍感到高兴。十二年前，他有幸与米勒在汉登塞岛共度两天，为报纸追踪其故事。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美好且最具挑战性的调研之一，因为米勒认为与他同行的短途计划还不够精细。总而言之，他很满意，然而，他那逐渐缩短的间歇中迸发的不耐烦情绪最终

克劳斯·米勒

一位1988年曾短暂想去意大利的东德公民，如今登上了银幕

“这样啊，女士，您可不会计划逃跑。”

“女士。我最尊贵的女士。”克劳斯·米勒用着19世纪的语言，仿佛约翰·戈特弗里德·泽梅的语言，自学生时代起他便与之结缘。泽梅，与他米勒一样，是萨克森人，工人出身，国家不允许他读完高中。泽梅于1801年从格里马出发，一路前往叙拉古。后来他将一切记录成文。米勒也想追随这位渴求知识的先驱。他，曾学过机械钳工，却靠当季节性服务员挣钱。原本计划是一次“朝圣之旅，前往西方文明的源头”，但这趟旅行自然未获批准，于是他被迫“强行”成行。然而他从未想过留在西方。像大多数东德公民一样，米勒热爱自己的家乡，却不喜欢这个国家。对他来说，尊严高于一切。离开，是为了留下。这是核心所在，因此他也将自传命名为《去而复返》。

但他如何看待那部在一周内已吸引100 000名观众的电影？他没有受邀参加首映式吗？在罗斯托克？

不，他受到了邀请。“所以，我最尊贵的女士，”米勒用他那强劲的德累斯顿口音在电话中说道，“从演技和制作来看，这部电影都非常出色。”但对他来说，作为戈皮茨原型的他而言，这部电影“简直是一种侮辱”。米勒随即宣读了一份长达一页的声明：“您把录音带打开了吗，我最尊贵的女士？还能再听一遍。”

终于，那个无拘无束的米勒出现了——他希望自己的遗产、自己的生命被恰如其分地展现。米勒，在他看来，“一切都关乎精神层面”。他多少次在想象中漫步至叙拉古，直到最终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了这趟旅程？消费、“购物”——他鄙夷地如此称呼——从未令他感兴趣，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当然，他本希望参与电影的编剧、导演，参与一切。结果只是账户上多了一笔钱。但所有人在罗斯托克的电影院里对他都很友好。“观众们疯狂地鼓掌，我最尊贵的女士！”克劳斯·米勒喊道，他的惊叹声直冲耳膜，那份惊喜与欢欣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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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歌

今年夏天又热又干，牲畜饲料枯萎，动植物用水短缺。而农场主协会主席又在唉声叹气、坐收其利。

撰文：汉斯·韦尔

每当夏季高温来袭、水位下降，农场主协会主席约阿希姆·鲁克维德便唱起哀歌：“夏季若是干旱炎热——大农场主便哀叹上天不怜！夏季若是温和多雨——他的哀叹更添欢愉！”“Is' der Sommer trocken und warm – jammert da Großbauer, dass' Gott erbarm! Is der Sommer aber mild und nass – macht ihm s'Jammern no mehr Spaß！”这是农夫的普遍规律。德国西南部地区确实遭受着阳光灼烧的草地与农田之苦。往日青葱的山丘上森林燃起大火，云杉种植园主们则担心小蠹虫肆虐。然而，南部与西部因干旱与破纪录高温导致饲料枯萎时，北部与东部农民却迎来了丰收。因此，损失仅比五年平均值低1%。

即便如此，鲁克维德仍向政府提出要求：为所有德国农民进一步减免农用柴油税，并将欧盟化肥一揽子计划从60提升至1.8 亿欧元。农业部长阿洛伊斯·赖纳随即顺从地通过联邦所有的农业养老金银行推出一项2 亿欧元的紧急计划——尽管联邦政府仅在全国性事件中才有管辖权。

鲁克维德的要求可谓厚颜无耻。柴油价格与高温问题困扰着许多人，但几乎没有人像德国农民协会（DBV）那样顽固抵制气候与环保法规。气候保护部长被台下观众喝倒彩，环保政治家则被拖拉机上挂着的绞刑架欢迎。然而，气候极端事件同样袭击农民。统计显示，一个饲养1300头母猪的育肥场每年消耗约5000立方米水——但没有一头猪会监督农民从水井抽取多少水。尽管如此，巴伐利亚州农场主主席京特·费尔斯纳在缺水时期仍要求农民无限制免费用水。然而，当气温高达42摄氏度而非降雨时，地下水位下降终究于事无补。更有效的做法或许是重新自然化溪流与沼泽，使暴雨缓慢流入并滋润土壤。但对此同样存在抵制。仅提到“洪水滞洪区”这一词，农民便用补贴柴油加满拖拉机去封堵道路；他们对划定饮用水保护区更是避之不及，唯恐避之不及。

2021年5月，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泽德与农业部长米夏埃拉·卡尼贝在面积达18 000公顷的多瑙沼泽承诺到2030年完成2000公顷的重新自然化工程。环保人士为此欢呼雀跃。沼泽能储存二氧化碳与水，所有巴伐利亚沼泽加起来可抵消该州8%的有害气体排放。五年后，这项工程却沦为一具“沼泽尸体”——仅140公顷沼泽重新湿润，因为许多农民不愿进行重新自然化改造。干涸沼泽有多易燃，比利时的火灾便是明证。

在将病态云杉种植园改造为充满活力的混合林方面，农民本可为气候与农场继承人提供可持续帮助。遗憾的是，许多农民抵制国家公园，在施泰格瓦尔德他们也不愿接受，且对森林改造进展极其缓慢。与此同时，猎人大师艾瓦格与“牛棚女王”卡尼贝争夺的不是野生动物啃食问题，而是乡村的“香气统治权”。

佐德尔在多瑙沼泽的项目沦为一纸空文

除了森林起火，农业贸易巨头巴伐利亚种植协会（Baywa）也面临火情——农民在此交付收成并购买机械、种子和农药。好在鲁克维德在巴伐利亚种植协会监事会任职。坏在破产阴影笼罩该集团，农民因担心倒闭今年收获的谷物交付迟缓。该股票常作为农民养老金储备，尽管监事会中有“CSU-专家”如前合作社主席曼弗雷德·努塞尔和莫妮卡·霍尔迈尔，或农民协会主席，股价仍蒸发了90%。据自然保护联盟（Nabu）数据，鲁克维德至少持有18个席位，其监管重心更像是自家账户而非由前任总裁克劳斯·约瑟夫·卢茨主导的举债扩张。为这份“超级监管”（5年间为其带来近300 000欧元），农民协会主席——同时也是R+V保险监事会成员——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今年甜菜种植农户的收成较去年减少30%，作为南方糖业集团监事会成员的鲁克维德，早已将这份81667欧元的年薪收入囊中。其360公顷农场还额外获得100 000欧元欧盟补贴。至于其担任欧洲农民协会（Copa）及德国农民协会（DBV）主席的收入，这位欧盟“大农”冠军联赛的因凡蒂诺并未透露分毫。

尽管去年已有超过15000人因高温死亡、经济损失达数十亿欧元，总理却连限速都不愿设置；其部长雷歇则延长褐煤电厂和化石燃料供暖的寿命。2026年酷暑中农业部长阿洛伊斯·赖纳的无助农谚——“我无法让天下雨，否则早就动手了”——道尽一切。而那些精准预测热浪的科学家警告称，若继续“照旧”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农民也难以幸免。

何时农民才能意识到，其协会正在危及自家农场的生存？何时大多数农民会奋起反抗协会内部工业化代表的统治？实际上，农民本应与气候行动者一道封堵联盟政客及农业官员。气候变暖的后果，如莱茵河水位下降，已令农用柴油、谷物及化肥运输成本飙升；“霍尔木兹海峡”如今连施瓦本农民都耳熟能详。疏浚河道、取消周日货运及调整作物以适应热浪与洪水，这些做法谈不上气候韧性。无论是有机农场还是传统农场，在气候变暖面前要生存，必须直面问题根源而非头痛医头——这需要无意识形态偏见的利益代表共同应对可能到来的4摄氏度升温。若能如此，我们定会鼎力支持这样的农民。

汉斯·韦尔曾是“比尔默斯·布洛斯恩”乐队的作词人兼音乐家。现如今，他以“韦尔巴本2.0”身份登台演出。

历史图像

摄影：亚伦·乔恩 / 法新社

哈里与梅根

在2018年5月19日哈里王子与梅根·马克尔的婚礼上，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亮点：温莎城堡圣乔治礼拜堂内演唱《与我同在》的福音合唱团、非裔美国主教迈克尔·柯里热情洋溢的布道——当然还有新娘本人，一位不久前还在担任电视演员的非白人美国女性。有媒体在看到这场被视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庆典后欢呼道：“温莎王室正在我们眼前改变。”据哈里在书中所述，梅根与凯特·米德尔顿因婚纱（原本应由凯特的女儿夏洛特公主穿着）引发了争执，威廉王子在婚礼筹备期间也表现得颇为疏离。这些紧张局势很快升级，最终导致彻底疏远。哈里与梅根于2020年移居美国，两兄弟自此音信全无。本周，这对夫妇携子女阿奇与莉莉贝特返回英国。然而，空间上的接近似乎并不足以让哈里与威廉重归于好。

政治

三位前总理与普京

文 / 格奥尔格·伊斯马尔

柏林——安格拉·默克尔素来注重掌控自身形象。当她资助的贝德博物馆肖像即将移交总理府时，她仅以长期借展的形式处理。如此一来，无论谁入主总理府，她都能保持对自己总理肖像的主导权。但她也在努力，将自己任期内一个对历史评价颇为关键的细节——乌克兰战争是否本可避免——塑造为正确的形象。

在莫斯科与柏林对抗日益加剧的当下，人们不禁思考：历史是否本可走向不同的方向？现仍在世的三位前总理都曾与俄罗斯强人弗拉基米尔·普京打过交道——他们的应对方式，恰可用于评判这一问题。

安格拉·默克尔至今未承认在与普京打交道时犯下的错误

最简单的例子当然是格哈德·施罗德，他将与普京的友谊置于自己在历史中的形象之上，从而不可挽回地损害了这一形象。默克尔虽然在与普京的交往中并未回避冲突话题，但在某些领域却延续了施罗德的俄罗斯政策。尽管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北溪2号天然气项目仍得以推进，默克尔还批准了将德国天然气储存设施出售给俄罗斯。她的继任者奥拉夫·朔尔茨试图在与普京的长桌会议上阻止最坏的情况——最终不得不转变立场，并宣布“时代转折”。

默克尔至今未承认任何错误。她更致力于构建自己的历史叙事，强调始终努力约束普京。在她的自传中，她阐述了2021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沃洛季米尔·塞伦斯基、普京和她本人如何在一份书面文件中承诺执行《明斯克协议》，以平息自2014年以来在乌东地区持续的冲突。

塞伦斯基曾在2021年4月16日向她和马克龙报告称，有超过10万名俄罗斯士兵聚集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默克尔认为，当时欧洲人（潜台词：多亏了她）若能共同努力，或许还能扭转局势。“《明斯克协议》已死，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们需要与普京重新找到一个新的接触点，”默克尔在书中写道。在2021年6月24日至25日于布鲁塞尔举行的最后一次欧盟峰会上，她曾提议举办一场欧盟-俄罗斯峰会，“以直接与他讨论我们与俄罗斯之间的诸多冲突”。

但波兰总理马泰乌什·莫拉维茨基、爱沙尼亚总理卡娅·卡拉斯和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强烈反对。 “我未能说服他们，”默克尔写道。但她明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对东欧国家进行责备，即谁应为这场战争承担责任。

如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与普京谈判能否奏效？是否能在半年后阻止他的进攻？或许，如果找到合适的人与他对话？默克尔的继任者奥拉夫·朔尔茨正在塑造自己的形象，并着手撰写其总理回忆录。

在今年1月介绍一项针对德国对俄政策的分析——《失败》一书（由记者卡佳·格洛格尔和格奥尔格·马尔科所著）时，朔尔茨首次公开表达了一个新的认识：“我现在坚信，普京早在两年前就已确定了进攻计划，几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前总理在汉堡州代表处说道。人们本可以满足普京的要求，例如明确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或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远程导弹。“这些要求本可在无战事的情况下得到满足。……这意味着他就是想要战争。”

而当时人们谈了很多。朔尔茨、马克龙、美国总统乔·拜登——只是没有举行默克尔计划的欧盟-俄罗斯峰会。朔尔茨认为自己是那个果断通过“时代转折”和打破以往对俄政策的人——这也是他的一份政治遗产。当被问及此事时，他坚称这并不意味着他与默克尔存在冲突，因为他当时已是副总理，并支持默克尔与马克龙在2021年夏天进行的调解努力。

Doch当他回顾所有这些对话和提议，直到2022年2月15日在莫斯科那个漫长的白色桌前与普京举行的那次值得纪念的会晤时，他确信一切计划早已敲定，因为普京早已在2021年7月12日发表的文章（《论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中勾勒出了自己的意图。

两位对俄罗斯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与朔尔茨唱反调。在汉诺威的一次会议上，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被问及谁是正确的——默克尔还是朔尔茨时表示：“我认为默克尔是正确的。她理解普京，并始终致力于与俄罗斯保持对话。”但他并不确定，是否通过再次努力就能阻止战争。

“认为在这类问题上普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决定，这是错误的，”施罗德说。他认为，这也是军方及其周围势力的决定。“就我对他的了解，他是这样或曾经是这样一个人：他对俄罗斯的权力及其可能性有着非常现实的评估，例如从未相信过俄罗斯能征服并控制西欧部分地区。”

施罗德强调，默克尔在俄罗斯领导层中“备受尊敬”。“但并非因为她更容易对付。不，这本身就是一个硬骨头，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普京本人也对她极为尊重，”施罗德补充道，“在那段时间里，我也经常与他交谈。而且，许多人在2001年他在联邦议院的演讲后也有类似的看法。”

当被指出普京早就对默克尔玩弄手段——从让黑色拉布拉多犬“科尼”绕着她跑（明知默克尔极怕狗）开始——时，他答道：“是的，这些都是测试。但他始终以极高的敬意谈论默克尔，并在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上给予她充分的重视。”

而她从未逾越底线。“俄罗斯所看重的，她从未质疑过。”她在对俄外交政策上表现得极为自信，不附庸于美国，还与法国共同推动了明斯克进程。“朔尔茨后来的做法不同，他更多地以乔·拜登为导向。”

另一位默克尔执政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副总理西格马·加布里尔，今年7月中旬在《新苏黎世报》中再次表示：“如果安格拉·默克尔仍是总理，就不会有这场战争。”当然，施罗德和加布里尔是在谈论他们自己，想让人觉得他们对普京的判断并未出错——正如许多人在2001年他在联邦议院的演讲后所认为的那样。

默克尔本人呢？《南德意志报》就此问题向她求证时，她礼貌地拒绝了采访，但在接受凤凰台采访时，当被问及加布里尔的这一论断时，她表示：“这完全是猜测。”同时，她强调这些与再困难的伙伴进行对话的重要性——而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作为总理迄今未与普京对过话。因此，她本希望再次尝试。因为她相信，新冠疫情对普京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原本常规的、定期的面对面对话格式已然崩溃。总而言之，默克尔将这一论断悬而不决，但这并不会损害她的形象。

加布里尔最近的言论随即招致了乌克兰支持者、自民党人玛丽-阿格内斯·施特拉克-齐默尔曼的反驳。她强调：“亲爱的西格马·加布里尔，我甚至可以说：如果默克尔和法国在2008年没有短视地阻挠乌克兰的北约成员国资格，俄罗斯或许根本不会攻击乌克兰。”

这些历史学家也将目光投向了2008年。因此，他们不再过多关注是否有人能够在2021 / 2022年阻止普京，而是质疑——是否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绥靖政策为通往灾难之路铺平了道路。

两位教授的观点分歧

“如果能够及时、果断地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包括武器供应——这场战争本可以避免，”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东欧和东南欧历史讲席教授马丁·舒尔策·韦塞尔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决定不给予乌克兰《成员行动计划》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两种立场的折中——事实证明这种折中具有双重致命性：它刺激了俄罗斯帝国主义者，同时又未给乌克兰任何安全保障。”

历史学家卡尔·施洛格对此持反对意见，在这一点上他与默克尔立场一致。在他看来，乌克兰在当时无论从心理、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未做好加入北约的准备。同时，这位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得者在电话中强调：“我认为，普京虽然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他选择发动战争的时机——如他一贯的作风——是在确信没有人能想象到他会迈出这决定性的最后一步之时。”而他会在他认为可能的情况下发动袭击。

“在这一点上，他对西方阵营的软弱、优柔寡断和分裂性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这位历史学家表示。施洛格曾深入研究普京作为“权力大师编舞者”的角色。他表示，自己既无法也无意评判是否还有可能阻止自2022年起爆发的这场大战。这些问题的评估，也将塑造各自的总理形象，这应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他警告称，切勿“事后编造某种说法，尽管这些事件本身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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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与前任总理：2007年安格拉·默克尔在索契，弗拉基米尔·普京（未出镜）令她惊恐地让拉布拉多犬在她身边跑动（左图）。2004年格哈特·施罗德与普京在德国乘坐火车（中图）。以及2022年奥拉夫·朔尔茨在克里姆林宫，就在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前（右图）。图片：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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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蒂娅联盟明显领先

民调显示大选前夕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呈现严重分裂局面

距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仅剩一周，民调主要显示出一点：民众在谁应治理该联邦州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在选民将把第二票投给哪个党派的问题上，阿尔蒂娅联盟（AfD）数月来明显领先。德国电视二台（ZDF）《政治民调栏目》最新数据显示，该党支持率为40%，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为23%，左翼党为13%。

德国电视二台《政治民调栏目》的民调专家强调，即使他们对1053名随机抽选的选民进行了调查，也仅能反映当前的瞬间情况。在各民调机构的调查中，阿尔蒂娅联盟的支持率目前约为42%。至于社民党（SPD）、绿党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择党（BSW）能否进入州议会仍不确定。民调只能捕捉当前的民意走向，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向来存在显著的波动。

此外，尽管阿尔蒂娅联盟领先，但48%的受访者仍希望现任州长、基民盟（CDU）州长候选人斯文·舒尔茨出任州长。仅有32%的受访者青睐阿尔蒂娅联盟州长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

如果下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根据预测，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结果可能如下

SZ图表；来源：选举研究小组

研究小组在报告中写道，这可能与“如此强烈程度罕见”的锡格蒙德支持度极化现象有关。在-5至+5的评分区间内，锡格蒙德的平均支持度为-0.4，落后于斯文·舒尔茨。但在AfD支持者中，他的支持度却高达+4分。

受访者对AfD单独执政的评价同样两极分化。54%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局面“不好”。而对AfD单独执政持积极态度的受访者中，几乎全部来自AfD阵营。尽管对AfD单独执政普遍反对，但由CDU领导的少数派政府（需得到左翼党容忍）也仅获得36%受访者的积极评价。

在所谓的“防火墙”问题上，意见同样分歧严重。51%的人认为它“错误”，44%的人认为它“正确”。几乎所有AfD和BSW的支持者都反对这道防火墙，而CDU、左翼党、社民党和绿党的选民则大多支持。SZ

今年8月初，在施未林举行的“德国青年日”活动中，AfD青年组织约400名成员参与。图片：菲利普·杜利安 / DPA

年轻、德国、极右

倘若AfD真的想约束其党内新生代，结果却适得其反。该党“德国世代”地方领导层的成员构成便是明证。

塞巴斯蒂安·埃尔布

柏林——今年1月，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新青年组织“德国世代”（G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出了州理事会。三十来个男人和几名女性挤在布格市的一间会议室里，桌上摆着塑料杯装的薯片和软饮料，随后他们举着德国国旗和火炬拍了一张集体照。之后，理事会成员在Instagram上亮相。一则帖子写道：“约翰”是AfD青年组织的新任书记，配图是一名身穿深蓝色西装、头发向侧梳理并留着三天胡须的男子。帖子称，他于2024年加入该党，并“自12岁起就是活动人士”。但帖子未透露其姓氏。

这名干部年近30，全名为约翰-菲利普·赖拉。据《南德意志报》、北德广播公司（NDR）和西德广播公司（WDR）调查，他早年曾活跃于右翼极端政党民族民主党（NPD，现改称“祖国”）。一张照片显示赖拉2012年出席NPD青年组织“青年民族民主党人”（JN）的联邦代表大会，另一张则是他在示威活动中佩戴JN徽章的照片。他还曾加入Facebook群组“NPD萨克森-安哈尔特成员页面”。其Facebook个人资料现已被删除，但调查平台已对其进行了存档。AfD方面拒绝就其青年干部的过往发表评论，赖拉本人及其州协会均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一名拥有NPD背景的党青年干部，显然与该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右翼极端政党的形象不符。本周六，“德国世代”将在马格德堡召开第二次联邦代表大会，预计有数百名代表与会。此次会议选在该联邦州首府举行并非偶然——AfD有望首次在该州赢得组阁机会。州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将发表演讲，而青年政治家们被明确要求“在服装选择上也应体现联邦代表大会的庄重氛围”。

“德国世代”的前身组织“青年选择”（JA）曾被联邦宪法保护局（BfV）在全国范围内定性为“确认的右翼极端组织”，因其带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而追求违宪目标。于是JA于2025年解散。据党内人士透露，母党希望更好地控制青年组织，使其表现得更为温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协会，JA本可比作为党组织更容易被禁止。

联邦宪法保护局不久后表示，新的AfD青年组织与旧组织同样激进，人员与理念均存在延续性。当时仅选出了联邦理事会，由来自勃兰登堡的右翼极端分子让-帕斯卡尔·霍姆领导，其表现圆滑。一名理事会成员因在“德国世代”成立大会上引用希特勒青年团的口号，后在AfD联邦理事会的压力下辞去党内职务。

目前，所有州理事会均已组建完毕。虽然出现了一些新面孔，但约三分之一的“德国世代”州理事会成员曾任“青年选择”干部。倘若AfD真正希望通过重组青年组织达到温和化目标，那么这一目标显然彻底落空。在各州理事会中，活跃着右翼极端的大学生联谊会成员和霍克（Björn Höcke）的粉丝，不少人曾参与新纳粹游行并穿着右翼极端场景品牌的服装。有些人在地方政治中活跃，其他则是联邦或州议员，或为议员工作。

Die GD wird offenbar auch gezielt genutzt, um neue Leute aufzubauen. In Nordrhein-Westfalen etwa sind Schützlinge des Bundestagsabgeordneten Matthias Helferich（曾自称“纳粹的友好面孔”）进入了董事会。其中一人最近因涉嫌威胁一名社民党女议员“将她摔到灯柱上”而受到法庭审判。此外，石荷州的州主席也因2021年柏林“阴谋论者”示威活动中卷入袭击记者事件而与司法部门产生纠纷。两起案件最终均以罚款和解告终。

让-帕斯卡尔·霍姆（Jean-Pascal Hohm）是德国另类选择（AfD）青年组织的联邦主席。图片来源：德新社

联邦宪法保卫局（BfV）现将该青年组织视为“非独立但与母党紧密结合的组成部分”。该青年组织的所作所为可归咎于整个AfD。目前该党被视为“极右嫌疑”，因其“确认属极右”定性被法院暂时撤销。据BfV称，AfD与极右行动者及组织间存在“固化的结构性联系”。除“认同运动”（IB）外，这还包括出版商格茨·库比奇克（Götz Kubitschek）在施内尔罗达的干部培养机构。特别是GD成为该党“外围组织”的关键枢纽。

该青年组织的错综复杂关系显而易见。例如，8月1日“德国青年日”当天，GD在施未林举办活动，但该活动也可能是一场IB示威。参与者身穿印有“Remigration”（重新移民）或“White Lives Matter”（白人生命重要）字样的T恤，并高喊“欧洲、青年、光复”。

再看看谁在董事会任职。例如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丹尼尔·菲斯（Daniel Fiß）便是其中一员。这位33岁男子曾活跃于青年团（JN），后成为“认同运动”主席，该组织因违反人类尊严被宪法保卫局定性为“确认属极右组织”——而IB也在AfD的“不相容名单”上。按理说，参与其中者本不应加入该党。

为何丹尼尔·菲斯仍能担任GD干部？他本人在被询问时表示：“我不屑于那些所谓的‘卫生隔离仪式’或‘先发制人的疏远’。”无论是AfD联邦董事会还是其州级组织，均未回应相关询问。几乎没有任何州级组织愿透露有多少GD干部与“不相容名单”产生冲突。该组织自己则轻松应对：“德国世代（GD）不会在AfD之外再进行第二次入会或思想审查。”GD联邦董事会成员文德林·费斯尔（Wendelin Fessl）如是说。

AfD早已不再严格遵守其“不相容名单”，该名单在党内也颇有争议。事情真有这么简单？事实并非如此。在巴伐利亚州，一名GD董事会成员因在视频中与一名新纳粹分子同框而辞职；在黑森州，一名干部因在内部活动中展示种族主义“White Power”手势而被迫离职。当你看看其他董事会成员及其交往对象时，这一切显得荒谬至极。“White Power”手势在许多聚会中成为同道中人的识别标志。

三分之一的董事会成员曾效力于“JA”

在社交媒体个人资料页面和其言论中，由情报局（IB）塑造的战斗概念“再移民”（Remigration）屡见不鲜——且其变体远超母党的轻描淡写解释。有人甚至公开讨论驱逐德国公民的可能性，下萨克森州州执委会成员费利克斯·沃尔夫（Felix Wolf）在其X账户“北方之狼”（Wolf des Nordens）上写道：“在数百万次驱逐中，左翼记者自然也在被驱逐之列。”

只要一个政党未被禁止，国家机构对极端主义政党官员或议员几乎无计可施。但对极端主义工作人员及其议员则不然——至少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已做出如此决定。自去年起，这些工作人员可能被拒绝发放税款薪酬，并被禁止自由进入议会。两名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工作人员未通过可靠性审查，其中一人为扬·理查德·贝尔（Jan Richard Behr），他是该党“Flügel”州主席及联邦副主席。就其政治立场而言，他不过是AfD青年中的典型代表。

据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长所述，贝尔曾在萨克森担任JA官员，过去五年间参加过支持“再移民”的活动、在施内尔罗达举办的学院活动，以及IB大会。在他看来，这些足以认定贝尔支持违宪意图。

德国另类选择党对此予以反驳。裁决尚未作出，行政法院正等待州宪法法院的判决。该法院于本周五就新修订的党团法与议员法是否符合宪法展开审理，裁决将于9月作出。贝尔未回应记者询问。在接受《明镜电视》采访时，他被问及是否支持在新的青年组织中保持克制，他答道：“我绝不会将其称为‘克制’。”

协助记者：丽莎·博尔滕（Lisa Bolten）、海伦娜·弗勒姆克（Helene Fröhmcke）、曼迪·萨尔蒂（Mandy Sarti）

现在他们互称“你”

在联盟党与社民党党团领导人的闭门会议上，气氛异常轻松——并通过了一项“工作计划”。双方回避了争议议题。

明斯特——在周四开幕式上，联盟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社民党党团主席马蒂亚斯·米尔施（Matthias Miersch）及基社盟州议会党团主席亚历山大·霍夫曼（Alexander Hoffmann）在阳光下面对媒体，而周五上空则笼罩阴云。但这样的氛围似乎并未影响他们的心情。“这两天我们已建立起一些能支撑我们应对未来数月挑战的东西。”弗赖在明斯特举行的联盟党与社民党党团领导人闭门会议结束时表示。此次闭门会议的成果是什么？以下是对关键问题的解答。

“秋季改革”今年真的会来？

早在闭门会议开幕时，弗赖就已提及一条“共同道路”，其中“也包含一些要求”。这指的是联盟党与社民党为社会保险体系设定的重大改革计划。在明斯特，双方明确表示将坚持推进不受欢迎的改革方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改革刻不容缓。据悉，双方已达成基本共识：无所作为不是解决方案——尽管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民调支持率持续上升。

已具体做出哪些决定？

米尔施。社民党党团主席表示，已通过的“工作计划”是一份“明确的路线图”，公民和企业可据此进行规划。虽然仍会有讨论，但最终应出台“实实在在的法律”。

该工作计划文件列出了养老金、气候适应、减轻家庭负担、灵活劳动力市场以及将德国打造为“汽车之国”等改革计划。关键在于政府应“尽快”提交这些改革计划，以便在年底前获得通过。

此外，还通过了第二份文件，题为《德国与欧洲必须更具韧性》。其中列出了联盟党与社民党今年欲推进的计划，目的是“降低政治与经济脆弱性并减少战略依赖”。内容包括：赋予安全部门更多权限应对网络攻击、加强无人机防御、增加预备役人员或改革情报部门，使其未来也能开展行动。

之所以主要列出已达成共识或已启动的项目，并非偶然。在明斯特召开的会议旨在释放团结信号，因此党团领导层在文件中避免涉及有争议的议题。

在动荡数月后：联盟党与社民党如何继续合作？在政治中，闭门会议如同班级郊游。党团领导层在明斯特的保密环境中进行了对话并重建信任。有时甚至随行的党团工作人员也不得参与讨论。“现在党团领导层真的都以‘你’相称了”，一位闭门会议参与者表示。

信任因素的必要性早已由米尔施、弗赖和霍夫曼在会议伊始明确指出。大致而言，其逻辑如下：若党团领导层彼此信任，则能推动棘手的立法方案通过联邦议会；此外，若其他部门（如总理府）出现动荡，党团还能稳定整个联盟。基社盟的霍夫曼表示，他们希望成为政府的“推动者”而非“随声附和者”。

“确实已有所成长”：联盟党党团主席弗赖（中）在闭门会议后传递乐观情绪。图片：拉尔斯·贝格 / DPA

在明斯特，为取得必要成果，主要强调了两点：相互认可对方的成就——同时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保持各自差异。

明斯特会议是否也关注了即将到来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题在闭门会议中并未扮演核心角色。议员们在边会交谈中反复提及该州人口稀少且民调极为接近。最终可能仅数千张选票就将决定另类选择党（AfD）是否能获得绝对多数。因此，竞选活动必须在最后一刻全力以赴。在最新的“ Forschungsgruppe Wahlen”民调中，基民盟与社民党的支持率略有上升，而尽管另类选择党（AfD）领先幅度巨大，但仍未达到绝对多数。

若另类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胜出，联邦议会将如何应对？

在明斯特，人们强调，联邦层面的执政联盟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在联邦议院中，直到两年半后的立法期结束前，他们仍拥有多数席位。在 AfD 取得成功的情况下，执政联盟的党团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成为一个“稳定之锚”。人们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因为联邦议院中不存在另一个民主多数派。如果执政联盟失败，也将危及整个议会的认可度。

一名参与者表示，他们计划在“9月6日周日18点之后保持稳定”，即使选举结果在党内引发动荡也是如此。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在最后也表示，显然大家对整个国家负有共同责任，并且“在有疑问时，这一点也应放在首位”。

相反，如果在明斯特询问议员关于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及其在联盟稳定性中所扮演角色的问题，则能听到普遍的强烈不满。显然，几乎没有人相信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能再次显著改善局面。而且：就在周五，一份由鲁尔地区社会民主党（Ruhr-SPD）起草的文件被公开，其中多位联邦议员和州议员批评了联邦政府联盟的路线，尤其是联邦总理的“语气”。

亨里克·罗斯巴赫（Henrike Roßbach）、罗伯特·罗斯曼（Robert Roßmann）

简讯

柏林州遭遇勒索

柏林 – 中旬曝出的对柏林州政府管理部门的黑客袭击后，该州面临一起勒索企图。*任市长**凯·韦格纳（基民盟）周五表示，州政府不会对勒索者的要求作出任何让步。具体勒索内容及犯罪分子窃取的数据仍不清楚。受影响的部门包括交通、建设与住房管理局。内政参议员伊丽丝·施普朗格强调，袭击不会对柏林即将到来的选举产生影响。相关部分的州网络已“百分之百”得到保护。ARO

关于邮寄投票的争论

柏林 – 因可能存在操纵风险而呼吁废除邮寄投票的声音遭到“更多民主”协会的反对。“邮寄投票不应被废除。恰恰相反：若能自动向所有有投票权的人寄送邮寄选票材料，那将是件好事，”联邦理事会发言人拉尔夫-乌韦·贝克表示。这将（据贝特尔斯曼研究显示）便利并提高投票参与度。根据选举类型，多达三分之二的选民会选择邮寄投票。选票材料需单独申请，并在选票寄出后以第二封信的形式寄达。该协会认为，自动寄送邮寄选票材料几乎可实现成本中性。“额外成本与节省的成本可能大致持平，”贝克称。选民通知书本就需寄送，可附上选票、投票信封和邮寄信封。但另一方面，需处理更多通过邮寄寄回的选票，由此产生额外成本。KNA

反对移民抗议

休达 – 示威者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营地纵火（图片：DPA），并要求立即遣返这些人。在本内特斯海滩（移民露营地所在地）的电视画面中，可看到平民不断向火中投掷物品。警察将示威者与已撤至防波堤的移民隔开。此前，示威者还试图阻拦红十字会向移民运送食品的车辆。截至7月底，约有80 000人从摩洛哥游至休达，其中至少96人据官方数据死亡。仍有数千人滞留在飞地内。保守派反对党要求遣返这些人。但国际条约与西班牙法院判决禁止集体遣返，并规定需逐一审查个案。DPA

为姆拉迪奇举行国葬？

贝尔格莱德 – 塞尔维亚政府对可能为波黑塞族战犯拉特科·姆拉迪奇举行国葬的可能性发出暗示。“姆拉迪奇将军是一位将军，相关礼仪程序是明确的，”司法部长内纳德·武伊奇在波黑塞族电视台ATV如此表示。对“礼仪程序”的提及被塞尔维亚媒体解读为政府在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领导下计划为其举办最高规格葬礼。姆拉迪奇于周四在海牙去世。他因在波黑战争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被判处终身监禁。联合国法庭认定他于1995年7月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中负有责任。在其指挥下，波黑塞族民兵在该地屠杀了超过8000人。DPA

费利克斯·克莱因的代表人选

柏林 – 内政部议会国务秘书克里斯托夫·德弗里斯（基民盟）将临时接管联邦政府反犹太主义专员的职责。这是联邦内政部一位发言人宣布的。新的人选将由联邦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基社盟）适时公布。前专员费利克斯·克莱因将从9月起出任德国常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代表处代表。这位58岁的前专员自2018年5月以来一直担任“联邦政府促进犹太人生活与打击反犹太主义专员”一职。

彼得·布尔哈特、夏洛特·瓦尔泽

华盛顿 – 与唐纳德·特朗普不同，挑战他的马克·卡尼不是一个大嗓门。卡尼是一个安静而克制的人。他声音平和，但在财政政策专业知识方面与对手截然不同。这位加拿大总理曾是投资银行家和央行行长，于2025年3月在渥太华就任政府首脑。作为自由党人，现年61岁的卡尼看起来与白宫内的“MAGA”共和党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他说话总是掷地有声。

“在加拿大，我们做主”：马克·卡尼在魁北克省的一次活动中与工人寒暄。图片：安德烈·伊万诺夫 / 法新社

反川普

“我们会履行承诺。”这位加拿大人在一周前表示，当时他中断了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宣布实施反制关税。杜鲁道在对国民演讲中报告称，他曾警告美国试图摧垮加拿大以占有它，而他承诺这永远不会发生。“在加拿大，我们自己做主。”

这是对那位总统的宣战，后者遵循着惯用剧本行事。特朗普提出条件并威胁实施天价关税，通常他能得逞。全球各国政府纷纷屈服并接受其条件，迄今唯有大国中国敢于反抗。而加拿大，自去年贸易争端开始以来已是第二次。

加拿大总理正在成为这位美国总统最引人注目的反对者。两位截然不同的对手。

杜鲁道表示，他并未寻求这场冲突。加拿大民众也将因更高物价而受苦。但美国方面要求过多：他们试图限制加拿大独立的贸易政策，甚至加拿大的双语制。这加拿大无法接受。

特朗普以其惯用伎俩回应。他威胁加征更多关税，将安大略湖重命名为“美国湖”，并像往常一样动用大写字母：“我们不需要加拿大，他们需要我们！”这位美国总统在其平台Truth Social上写道。

这话并非完全错误：加拿大对美国造成经济损害的能力有限。但杜鲁道的抵抗来得正是特朗普的倒霉时刻：距中期选举还有两个月，他的民调支持率已降至谷底。他大部分竞选口号都未兑现，更不用说其承诺要让美国退出战争并降低消费者物价。

民主党正将高生活成本作为秋季重夺至少一个议院多数席位的主要议题。特朗普此时与加拿大开打贸易战，也令许多共和党人感到不便。批评声音主要来自与加拿大接壤州的共和党议员，他们担心连任受到威胁。

杜鲁道则知道自己的国家站在他这一边。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支持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正是这种民意让杜鲁道得以当选：他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手特朗普的咄咄逼人。

当同样属于自由党的前任总理贾斯汀·杜鲁道辞职时，保守党的胜利几乎板上钉钉。杜鲁道在民调中落后于对手。但就在这时，刚刚开始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宣布，他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杜鲁道将加拿大主权作为其竞选核心——并最终获胜。

与特朗普一样，他也是在未曾担任过任何其他政治职务的情况下当选最高政治职位。但这也是两人唯一的共同点。特朗普在当选前是房地产大亨，杜鲁道则是央行行长。特朗普通过电视真人秀走红，杜鲁道则凭借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作为赢得声誉。特朗普的信条是“美国优先”，他奉行强权政治。杜鲁道则以“强大加拿大”为口号，主张国际主义。

特朗普现在将安大略湖称为“美国湖”

卡尼于1965年出生在加拿大西北部的福斯密斯。他曾在哈佛和牛津这两所精英大学攻读经济学。在高盛任职期间，他晋升为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后于2000年被调往加拿大。三年后，他被任命为加拿大央行副行长。在短暂进入财政部后，他于2008年接任行长一职——正值金融市场动荡之际。他比其他央行行长更快地降低利率，使加拿大比其他国家更快复苏。

在相对低调的央行行长圈中，年轻的卡尼成为了明星。他主持了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和金融稳定委员会。从2013年到2020年，他作为首位非英国籍行长执掌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应对英国脱欧的后果和新冠疫情的开始。

2020年，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任命卡尼为气候保护与融资问题特使。在202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这位银行家呼吁转变思维。他写道，一件事、一个行为或一个人的价值越来越多地与其货币价值等同起来，“我们必须摆脱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对一切都知其价，却对其价值一无所知”。几乎无法想象特朗普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在新冠疫情期间，卡尼曾为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政府提供咨询。当特鲁多辞职后，卡尼竞选其继任者。在胜选演讲中，他重申了那句誓言：“加拿大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形式下都不会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并未寻求这场斗争，但加拿大人一向准备好应战。”

尽管如此，他在就任后仅数周便访问了白宫。当时，他的这位不情愿的“助选人”特朗普称其为“才华横溢之人”。不久之后，特朗普却因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的一则反关税广告而恼火。卡尼为此道歉。

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中心。特朗普威胁要吞并属于丹麦的格陵兰岛，欧洲各国领导人首次对他表现出抵制——尽管犹豫不决。就在这时，马克·卡尼登台发言，直言不讳。在他看来，规则基础秩序似乎正在失去重要性，强者可以为所欲为——他呼吁中等强国联合起来，以抵御大国压力：“如果我们不坐在谈判桌前，就会成为餐桌上的菜”。《纽约时报》称这是“多年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

如今，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卡尼。他将于9月中旬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作为嘉宾发表演讲。加拿大对美国的抵制可能会令该国陷入经济灾难，抑或成为特朗普任期的一个转折点。

希娜鲍姆失去冷静

长期以来，墨西哥女总统因应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方式而备受赞誉。但其所在政党内部的事件正使她陷入被动。

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墨西哥漫长政治历史上最短暂的复出之一：上周五，锡那罗亚州州长鲁本·罗查·莫亚宣布将"昂首挺胸"重返岗位。然而仅30小时后，他在首府库利亚坎的议会被无限期休假。罗查·莫亚评论称，锡那罗亚州和国家更为重要。

这听起来像是一出乡村闹剧，却是一件棘手的事——尤其是对墨西哥总统克劳迪娅·希娜鲍姆而言。77岁的罗查·莫亚与希娜鲍姆同属莫雷纳党；今年4月底，美国司法部对其本人及锡那罗亚州另外9名前后任官员启动调查，指控他们与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合作。罗查·莫亚随后休假离任，并以墨西哥司法机关未能找到证据为由返回岗位。

美国司法部在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及地方政客案中的做法只是众多案例之一，显示两国关系如今有多紧张。在唐纳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最初几个月里，克劳迪娅·希娜鲍姆还能被捧为成功对抗白宫"不可预测者"的女性。"冷静的头脑"是她的应对策略。特朗普曾称希娜鲍姆为"了不起"且"优雅"的人物。

双方的交易很简单：希娜鲍姆满足了对方的要求。她向共同边境派遣1万名士兵以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贩运。作为交换，特朗普政府不应干涉邻国内政。对大多数墨西哥人而言，国家主权相对于美国历来是极其敏感的议题。

克劳迪娅·希娜鲍姆正在应对墨西哥与美国关系急剧恶化的局面。图片：法新社

美国总统对墨西哥安全部门与往年不同、屡次打击贩毒集团核心成员的做法表示满意。最轰动的案例发生在今年2月，当时试图逮捕强大的哈利斯科新一代集团（CJNG）头目"小门乔"的行动中，该头目在交火中被击毙。

然而，两国关系目前已降至历史低点。今年6月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G-7峰会期间，特朗普在边上将其女同僚称为"一个胆小的女人"，并指责她"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

针对锡那罗亚州州长莫亚的指控只是对墨西哥政府采取更加对抗性立场的开端。其中还包括美国当局对移民（包括来自墨西哥的移民）采取日益强硬的措施。今年，美国已将近2300名来自邻国的非法移民驱逐至危地马拉，而去年仅为15。自特朗普第二次就任总统以来，已有17名墨西哥人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羁押或执法行动中丧生。因此，墨西哥政府今年年中在美国提起20项刑事诉讼。

Hinzu kommen kleinere Vorfälle, die jedoch am Selbstverständnis Mexikos als souveräner Nation rütteln. Im April kamen bei einem Autounfall im Bundesstaat Chihuahua zwei US-Bürger ums Leben. Sie gehörten offenbar zur CIA und sollen mexikanischen Kollegen geholfen haben, ein Drogenlabor auszuheben. Dies stellt einen klaren Verstoß gegen die Vereinbarung dar, nicht im Hoheitsgebiet des jeweils anderen aktiv zu werden. Mitte Mai meldete dann der Sender CNN, die CIA sei auch an einer Operation gegen ein Kartellmitglied in der Nähe von Mexiko-Stadt beteiligt gewesen. Sheinbaum bezeichnete den Bericht als „Lüge“, die zudem den „Menschen in Mexiko schaden“ solle. Der Sender blieb bei seiner Darstellung.

Dass Sheinbaum zunehmend weniger mit kühlem Kopf reagiert, zeigt, wie sehr sie die ständigen Angriffe treffen. Vorfälle wie die mit den CIA-Agenten lassen sie bei ihren Parteianhängern gegenüber den USA schwach erscheinen. Zugleich scheinen manche Vorwürfe der US-Behörden gegenüber politischen Funktionären in Mexiko berechtigt – selbst gegen solche im engsten Umfeld von Sheinbaums Morena-Partei.

So entzog die USA im August Andres Manuel López Beltrán das Einreisevisum. Beltrán ist der Sohn von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des ehemaligen Präsidenten Mexikos und lange Zeit Sheinbaums wichtigster Mentor. Ihm wird vorgeworfen, in Geschäfte des Jalisco-Kartells der neuen Generation (CJNG) verwickelt gewesen zu sein. Ein Beweis dafür liegt nicht vor, doch es gibt zumindest in einem Fall Indizien.

Immer häufiger muss Sheinbaum nun lavieren. Ihre starke Position, die sie der klaren Ablehnung der Einmischungen der USA verdankte, wird zunehmend durch den Verdacht der Korruption innerhalb ihrer eigenen Partei geschwächt.

Im Fall des Gouverneurs von Sinaloa, Rubén Rocha Moya, konnte die mexikanische Präsidentin zumindest einen Teilerfolg verbuchen: Nachdem er am vergangenen Freitag sein Amt wieder angetreten hatte, ging Sheinbaum nicht direkt gegen ihn vor, äußerte sich jedoch klar zu seiner Rückkehr: „Kein persönliches Interesse darf jemals über den Interessen des Volkes und der Nation stehen“, schrieb sie auf der Plattform X.

Die mexikanische Journalistin Reyna Haydee Ramírez geht davon aus, dass der Druck aus dem Präsidentenpalast Rocha Moya zum erneuten Rücktritt bewogen hat. Immerhin habe er sich nur wenige Stunden nach Sheinbaums Äußerung auf X beurlauben lassen. Doch damit ist Sheinbaum noch nicht aus der Affäre: „Auf die Frage, ob es zu einem politischen Bruch mit Rocha Moya gekommen sei, geht die Präsidentin nicht ein.“ Der ehemalige Gouverneur war immerhin ein enger Vertrauter des Ex-Präsidenten Obrador.

Jan Heidtmann

霍克未能得逞

图林根州AfD党团在针对州长福格特（基民盟）的不信任投票中落败。

莱比锡 — 在图林根州议会会议开始前，就已明确博约恩·霍克针对州长马里奥·福格特（基民盟）的不信任投票将以失败告终。今年霍克的AfD党团第二次依据《图林根州宪法》第73条发起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在周五上午辩论开始前很久，除被联邦宪法保护局认定为确定极右翼的AfD党团外，所有党团均已表态将投票反对霍克。霍克本需45张赞成票方能令其提案通过。最终结果仅为33票，比AfD党团在图林根州议会的席位数多一张，与今年2月的33票相同。

不过，周五的投票中出现了3张弃权票，而上次仅为1张。共有49名议员投了反对票，2票无效。霍克此次不信任动议的官方理由仍是图化工大最近撤销福格特博士学位一事，该校近期也驳回了福格特的申诉。福格特已宣布将就此决定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在辩论中，霍克在表决前直接攻击福格特，称：“您是知识窃贼，是抄袭者，是骗子。”霍克不久前还曾出人意料地提议让萨拉·瓦根克内希出任图林根州州长，但如今也对“萨沙联盟”（BSW）展开猛烈抨击。他称，若该党团继续“支持一个骗子”同福格特合作，将无法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入围，并将为该党敲响丧钟。

在辩论中，政府首脑看起来确实很恼火

萨安州的选举定于2024年9月6日举行，这很可能是赫克决定再次提出对福格特的不信任动议的主要动机。从赫克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机有利于激化萨拉·瓦根克内希特与图林根州BSW之间的冲突。联邦党部要求图林根州党部退出与基民盟和社民党在埃尔富特的联合执政，但州党部和议会党团希望继续维持。是否会这样做，将由BSW特别党代会决定，该党代会定于9月6日下午举行。

BSW党团主席西格丽德·胡帕赫在辩论中针对赫克表示：“无论您给我们写多少封信，我们都不会选您当州长。”她将赫克的表现称为“油滑的表演”。此前，基民盟党团主席安德烈亚斯·比尔也发表了类似言论，他提醒道，赫克是一名已被判刑的罪犯。两年前，因多次使用纳粹冲锋队口号，赫克被哈雷地方法院判处罚金。比尔表示，赫克对该州毫无贡献，只是“自己游乐场里的射击靶子”。

福格特也在辩论中发言，看起来颇为恼火。他对赫克说：“我不会让您小瞧我”，并驳斥了对其欺诈的指控。在他看来，对赫克最大的失败莫过于图林根州议会的民主运转正常。“我当然不是完美无缺，但您的肮脏把戏不会摧毁我们的民主。”这位49岁的政治家说道。

福格特自2024年底起担任图林根州州长，与社民党和BSW联合执政。由“黑莓联盟”组成的执政联盟在88个议席中占据44席。由于排除了与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结盟的可能性，执政联盟需要依赖左翼党。该党党团主席克里斯蒂安·沙夫特在周五也明确表态。左翼党对赫克动议的反对并非出于对福格特政府的支持，而是基于明确的反法西斯立场。罢免动议在他看来不过是一根“小棍子”，必须一次次跳过去。

图林根州议会中最大的党团是AfD，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席。要提出建设性不信任动议，只需五分之一的议员即可。无论是图林根州宪法还是议会议事规则，都未对建设性不信任动议的申请次数设置限制。赫克已宣布，他“在道德上几乎有义务”每月提出一次不信任动议。

福格特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这是AfD的策略，总是试图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该州民众的真正问题上转移，转而关注政治把戏。”他在表决后表示。周五的结果令他满意，这既巩固了联盟，也为他个人撑腰。周日，他还在州党代会上以84%的支持率获准继续担任基民盟主席。作者：伊丽丝·迈尔

托马斯·基希纳

慕尼黑——这架俄罗斯无人机本应袭击南克拉伊纳地区扎波罗热市的一处加油站。然而，它却撞上附近一堵墙后爆炸。2024年7月6日，三人因弹片丧生：一名19岁女学生及两名男子，年龄分别为41岁和48岁。乌克兰专家在检查残骸后向《纽约时报》（NYT）记者描述了他们的发现：这是一架特殊的无人机，它并非朝预设目标飞行，而是通过人工智能（KI）自行搜索目标，依据其训练数据进行判断。这实为一款自主武器。

《纽约时报》称此次袭击为“战争中使用KI的新步骤”。此前，KI辅助无人机仍需人类介入确认目标，人工智能仅在最后阶段用于应对可能的干扰信号。7月的袭击是首次有记录的案例，平民因此类俄罗斯无人机丧生。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卡捷琳娜·邦达尔在接受美国报纸采访时表示，这证明俄罗斯正在测试这一系统。邦达尔在一份报告中描述称，俄罗斯正在构建一个庞大的KI辅助无人机生态系统。

南丹麦大学欧登塞分校的英格维尔德·博德教授认为此次袭击值得关注。她表示，从技术角度看，此类无人机并非新鲜事物。据高级官员透露，乌克兰军方早在2024年就已用其击毙俄罗斯军事人员。乌克兰使用的系统之一是四旋翼机“萨克尔侦察兵”。联合国2021年的一份报告提及利比亚发生的类似袭击；在阿塞拜疆飞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甚至早在2016年就已出现过因自主无人机导致的平民死亡。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亦对军用武器网开一面

这种袭击是2001年针对纽约世贸中心袭击事件后开始出现的一种发展趋势，乌得勒支大学的杰西卡·多尔西表示。为降低己方部队风险，美国随后大量使用无人机及其他遥控武器。其他国家军队和非国家行为体也纷纷效仿。能够自主寻找并攻击目标的武器，则是下一阶段的升级。

今年初，美国人工智能制造商Anthropic拒绝向五角大楼提供其语言模型用于自主武器。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尚不够可靠。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CRC）则认为，此类系统的使用“引发深刻的人道主义、法律和伦理担忧”：难以预测和限制其影响，将“生杀大权”交予机器，“既削弱了用户的道德行动能力，也损害了被施暴者的人格尊严”。无论技术多先进，责任终究只能由人承担，而非机器。

但俄罗斯此次袭击是否违反国际法？目前尚无针对战争中人工智能使用的专门规则，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亦对军用系统网开一面。不过，国际人道法的普遍规则仍适用，英戈维尔德·博德表示。将平民与军事目标精准区分的原则，俄罗斯似乎并未有意违反。但其显然未履行在攻击中采取一切可行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义务——扎波罗热的袭击显然是一项大规模使用KI辅助无人机的实验。“在人口密集区使用如此不可靠的技术，无异于将平民置于风险之中。”

国际社会早已试图规范这类“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AWS）。自2017年起，一个“政府专家组”便致力于制定补充《联合国武器公约》的规则。本周一，日内瓦将举行决定性的最后一次会议，以就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该文本将于11月提交联合国成员国表决。现有版本明确指出，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所有武器类型，且最终责任始终由人类承担。此外，文本还对LAWS的使用设置了明确限制。

但此类文件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在战火纷飞之际，各国为生存而战，难道不是不择手段吗？

杰西卡·多尔西将作为观察员出席日内瓦会议。她常被问及此类问题，但仍坚信外交手段的长期效力。她表示，若国家违反国际法——如美国在伊朗的行动及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就必须感受到其行为的后果，例如通过贸易限制或限制其领导人的行动自由（如针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国际逮捕令）。

Die无人机在扎波里日亚市装备了英伟达的AI迷你计算机。它是如何进入俄罗斯的？这家美国公司否认承担任何责任。该产品并非用于军事目的，且不会在俄罗斯销售。一条线索可能来自安装英伟达组件的电路板：产地中国。本周中旬，美国政府对Apex展开调查，Apex是新加坡一家隶属于Kühne+Nagel的货运公司。据怀疑，该公司涉嫌将英伟达的AI芯片走私至中国。

Island erwägt ein „Vielleicht“ zur EU

Soll die isländische Regierung die Beitrittsverhandlungen wieder aufnehmen? Darüber stimmt nun das Volk ab.

Kopenhagen – Island sieht von oben betrachtet aus wie ein kleiner, in den Nordatlantik zwischen Grönland und Norwegen geworfener Gesteinsbrocken mit stark ausgefransten Rändern. Rund 400.000 Menschen leben hier, ein Drittel von ihnen in der Hauptstadt Reykjavík, die mehr als 2.000 Kilometer Luftlinie von Brüssel entfernt ist. Und – der Vollständigkeit halber – etwa 4.500 Kilometer von Washington, D.C. entfernt. Man könnte sagen: Schon rein geografisch liegt Island weit entfernt von der EU und den USA. An diesem Samstag jedoch findet in Island eine Abstimmung statt, die mit beiden viel zu tun hat. Es geht dabei um nichts Geringeres als die Zukunft Islands.

反对者与支持者担忧冰岛的安全与自主

“应否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这是本周六将向冰岛选民提出的问题。在上周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支持者占51,3%，反对者占48,7%。如此微弱的领先优势，以及结果的完全不确定性，从欧盟公投历史中也可见一斑。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前的最后一次民调曾预测51%的人支持“留欧”，但实际结果仅48,1%的人选择留在欧盟。

与十年前英国的情况不同，冰岛此次公投只是一场“模糊”投票：它仅关乎是否应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布鲁塞尔与雷克雅未克之间的既有对话于2013年因时任新当选的保守派冰岛政府的要求被暂停，并于2015年彻底中断。倘若冰岛人现在——十一年后——投票支持重启谈判，将意味着新一轮谈判即将开始，其时长（取决于受访者的乐观估计）预计为一到三年。若谈判顺利结束，还将举行另一次公投。

冰岛此次试图在谈判尚未开始之际，就尽可能将其国内相当大的欧盟怀疑论者群体纳入进程——这在丹麦前气候与能源部长、现任哥本哈根智库“欧洲”研究所所长Lykke Friis看来，已是“极不寻常”。她认为，冰岛与欧盟的关系事关重大，其结果可能影响挪威、甚至英国等国对欧盟的态度。

一场未知结果的“否决”，若仅因意识形态驱动而拒绝，布鲁塞尔将视之为失败——尽管冰岛作为欧盟的小成员国。而Friis表示，若谈判真正启动，一场“赞成”票或许能激发新的动能，尤其是在某些议题与冰岛存在交集的情况下。

说到底，冰岛的欧盟问题——如同所有被水域环绕的国家——核心在于渔业权。冰岛渔民担心失去对捕捞配额与鱼类资源的控制。反对派还质疑：加入欧盟究竟能带来什么？

冰岛自1944年起不再隶属丹麦（与作为丹麦一部分的格陵兰不同），且自1951年起与美国签有双边防务协议。冰岛还是北约创始成员国、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成员，已享有欧盟内部市场准入权。目前，大量欧盟法规已在冰岛实施，唯独未采用欧元。冰岛使用冰岛克朗，一种相对疲软的货币；约1欧元兑换142冰岛克朗。

支持阵营则主要强调安全问题，并将目光投向华盛顿。唐纳德·特朗普近期再次强调，他多么希望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这位美国总统甚至曾如此表述“冰岛”，显然是将其与“格陵兰”混淆。他对北极地区日益增长的兴趣——以及俄罗斯与中国的类似关注——已在北欧国家引发担忧。在冰岛，安全威胁这一议题令支持者与反对者同样忧心，只是双方得出了不同结论。

Die一方担忧，如果冰岛——这个没有本国军队的国家——不成为欧盟等强大联盟的正式成员，其自主权将受到损害。而另一方则认为，冰岛若成为欧盟等强大联盟的正式成员，自主权恰好会受到威胁。美国政府换届不断，在冰岛的欧盟反对者看来——谁又知道俄罗斯和中国未来会打什么算盘呢。此外，北约不是还在吗。

冰岛女总理克里斯通·弗罗斯特多蒂尔呼吁与欧盟谈判。图片：法新社

现年38岁的冰岛女总理克里斯通·弗罗斯特多蒂尔及其他欧盟支持者在周六表示，问题在于投票内容过于模糊。吕克·弗里斯称：“既没有愿景，也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弗罗斯特多蒂尔本人则强调，冰岛最终只会在协议有利的情况下加入，“这件事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发言权属于冰岛人民”。

因此，近期斯堪的纳维亚媒体频繁引用表示尽管对欧盟持怀疑态度，但仍会先投“赞成票”的冰岛人，以观察谈判结果。在吕克·弗里斯看来，这有点像是在说：“我们先订婚，然后再看看最后会不会结婚。”

迈克尔·诺伊德克

日本：间谍的天堂

这个岛国吸引了大量间谍，尤其是俄罗斯间谍。而今，东京却计划大幅扩充其情报机构——其原型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英国军情六处（MI6）。

东京——一名俄罗斯间谍以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flot）东京办事处员工的掩护身份，将日本高科技走私至俄罗斯——这听起来像是下一部詹姆斯·邦德电影的剧情。然而，这却是《纽约时报》今年春季的一项调查报道，令日本政界陷入动荡。

詹姆斯·J.D. 布朗教授（美国天普大学东京分校，专注于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研究）于周四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讲述了这段"强盗故事"。"问题在于，日本对这类间谍袭击毫无准备，"布朗表示，"而且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情报机构，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莫斯科近年来利用日本作为情报收集和双用途技术（即可用于民用和军用的零部件）走私的枢纽。用于袭击乌克兰的90%的俄罗斯无人机中都包含日本零部件——尽管日本是乌克兰的支持者。

也正因如此，东京议会于今年5月27.通过了一项成立情报机构的法律。"这些措施仅是情报改革的第一步，"首相高市早苗在解释时表示，"面对日益不稳定的全球局势，我们必须应对新型战争手段。"日本计划建立一个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或英国军情六处（MI6）的对外情报机构。

二战期间，日本曾蹂躏半个亚洲，甚至袭击美国，最终导致长崎和广岛被投下原子弹，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战前的日本拥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情报机构，主要用于镇压本国民众。在战后重建中，日本在宪法中写入了和平承诺，导致其今日官方并无"军队"，仅有"自卫队"（SDF），在紧急情况下由美军提供支援。情报机构也被解除权力。

时至今日，日本仍无有效的反间谍法，外国间谍在日本活动相对不受阻碍，且多数逍遥法外。"最坏情况下，他们仅会因经济犯罪被判刑，"布朗说。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将日本称为"间谍天堂"。中曾根试图推动新的反间谍法，甚至提出对敌方间谍判处死刑，但遭到议会和民众的广泛抵制——毕竟，二战及其耻辱性战败的记忆尚未远去。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数百名俄罗斯间谍被西方国家驱逐，其中许多人转赴日本，利用该国发达的技术产业和薄弱的间谍法律为莫斯科服务。"技术手段向来如出一辙，"布朗解释道，"他们会在越南或斯里兰卡等国注册公司，官方购买技术后再转售至俄罗斯。"要识破如此简单的伎俩，必须追踪所谓的"纸尾"（即审查发票、阅读往来函件并运用逻辑思维）。

在日本首都东京，特工们也能轻松行动。摄影：尤金·霍希科 / 美联社

然而，日本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训练不足、专业性不够，无法有效介入此类情况，“而且情报部门之间协调不足，无法采取相应措施”，专家布朗如是说。相比之下，俄罗斯情报部门在渗透和颠覆方面有着悠久传统。俄罗斯人在日本难以伪装成本地人，因此莫斯科会雇佣并培训巴西人为其从事间谍活动。这些巴西人在日本较不显眼，因为他们构成了日本最大的外籍人群之一。

日本之所以成为间谍活动的热点，还在于美国陆军在此驻扎约55 000名军事人员。从日本最北端地区望去，俄罗斯仅距离约40公里。北海道以北即为千岛群岛，该群岛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日俄争议领土。中国和朝鲜也近在咫尺，隔着日本海相望。因此，在日本活动的间谍中，除了俄罗斯和美国的特工外，还有许多中国和朝鲜的间谍。

自去年10月以来，首相推动建立海外情报局的计划，并试图对日本和平宪法进行根本性修订。这也涉及自卫队，军事专家已将其评为世界第七强大的军

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新情报委员会

日本现有情报机构受宪法严格限制，与以往日本情报部门无异。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将由她本人直接领导，其职责范围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应对国家紧急情况以及针对外国间谍活动或隐蔽影响行动的对策”。

此举实属必要，因中、朝、俄三国的间谍能力持续增长且密切合作，且当代战争模式已发生改变。

俄罗斯尤其擅长不对称作战，其中包括通过虚假信息运动削弱他国政治体制——在德国亦有所体现。此类行动无需大量传统间谍，而需精通多语言的高级分析师。

面对日益严峻的威胁态势，日本迄今尚未出现对高市政府改革计划的显著反对声音。其倡议亦因莫斯科近期在千岛群岛海域举行太平洋舰队军演而获得正当性——尽管东京对此提出抗议，并将这些岛屿称为“北方领土”且部分视为本国领土。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两周前访问了千岛群岛之一的択捉岛，并在视察俄军舰时表示：“该地区不幸日益充满冲突，北约试图在此立足，新的军事和政治集团正在形成。”此言暗指日本对乌克兰的支持。

东京迄今对俄方此类挑衅反应如此克制——仅召见俄大使——令布朗教授等人感到不解。或许缺乏必要的情报信息以作出更强硬回应。但若按日本首相设想，此状况将得到改变。

大卫·普法伊费尔

德国对“另类选择党”禁令程序的大幅犹豫

欧洲压力控制元件

2025年5月慕尼黑示威现场海报。图片：托比亚斯·哈泽 / 德国新闻社

《“另类选择党”禁令十大理由。现在》（8月14. / 15.）、《“转折点”社论》（8月8.）及《“危险的冷漠”》客座文章（7月31.）：

另类选择党漠视人类尊严

我国宪法核心集中体现在《基本法》第1条。基于“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承诺，形成了一系列保护少数群体的无条件规定。另类选择党的多项政治目标与这一少数群体权利承诺背道而驰。

该党针对伊斯兰教的群体性仇恨是其“不平等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体现。其“通过重新移民实现种族同质化德意志民族”构想，将《基本法》第1条异化为仅保护德国人尊严的条款。

韦尔海姆·迪林格教授

犹豫不决的谬误

《“另类选择党”禁令十大理由》——一篇极具启发性且论据充分的文章！诚然，我同样不解为何历经考验的老牌政党未能在卡尔斯鲁厄下定决心提起禁令申请，尽管宪法保护机构及其他部门已提供明确证据。我认为背后存在某种误判，例如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曾声称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另类选择党支持率减半……但事实远非如此！

慕尼黑迪特马尔·A·安格勒

正在酝酿的风暴

感谢历史学家诺伯特·弗莱就针对AfD的禁令问题发表的睿智、明确且深思熟虑的观点（《危险的冷漠》）。诚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公民没有强烈要求这一禁令？诚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州一级层面，没有任何政治联盟提交禁令申请？不过，有一项倡议正通过示威、请愿和公共宣传活动，努力推动联邦参议院提交禁令申请——“PRÜF”（全称为“Prüfung rettet übrigens Freiheit”）。其目标简明而重要：“在我们PRÜF看来，核心在于原则：若有合理怀疑表明某政党违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就应对其展开审查。”——朱莉娅·施赖纳博士，慕尼黑

对宪法的攻击

《十大理由支持AfD禁令程序。现在。》一文是《南德意志报》在AfD问题上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贡献。它本应及时作为特别印刷品提供给所有选民。当然，这不可能。但所有人都可以上网搜索到它。十大理由中最重要的一点（对我来说是第6点）是：“若一支30%或40%的政党被禁，这难道不是对选民的剥夺吗？”作者的核心观点是：“不，这不是。……AfD正在策划对其他政党政治基本权利的攻击。若事实如此，那么无论有多少人在背后呐喊助威——无论是5%、30%的公民……还是更多——这一攻击在道德和法律评判上都无法被合法化。”作者引用的司法讨论中，对卡尔斯鲁厄可能无法成功禁令的分析也同样发人深省。仅对该党实施部分禁令即可产生价值，因其能向AfD各州分支明确划出红线。

——米夏埃尔·尤尔博士，赫兴

体面但天真

是的，当然要禁令！我们这些民主人士还要愚蠢到什么程度？在极右翼分子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破坏司法独立（见匈牙利、见波兰）之后，我们真的还要拍着胸脯说：“我们一向公平体面，从未限制过他们的民主权利……现在他们如此行事，唉，多么卑鄙。”不，问题不在于他们有多卑鄙，而在于我们有多愚蠢！我们只是袖手旁观，目瞪口呆！

——贝恩德·吕德斯博士，加兴

理由足够充分

本书中有十个标题是关于对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现状的提问，但没有一条是关于启动禁令程序的理由。在我看来，应当向有兴趣的读者列出具体要点，以证明对AfD提起法律程序的正当性，例如：该党意图（未按优先级排序）：培养一个合适的德国民族；改变规则；不愿保护少数群体；终止《广播州际条约》；改变媒体格局以利于己方；改革学校体系；任命顺从的法官；不采取任何气候保护措施；将功勋政治家（如安格拉·默克尔）送上被告席。应更多强调19世纪的成就，从而贬低20世纪的事件（“飞蝇之微”）。

当然，还有其他强有力的理由可以对AfD采取行动，以捍卫我们的民主。我赞同柏林融合事务专员居内尔·亚塞明·巴尔奇的观点，她如此论述：“德国应当保持如今这般美好而宜居的状态，不应放弃任何一丁点儿伟大的社会成就——这不是出于礼貌或宽容，更不是出于天真。”

弗朗茨·卡普斯纳，格拉芬

自由的敌人

艾丽丝·迈尔精准描述了当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执政时会发生什么。这将是对整个联邦共和国的分水岭。从第一天起，各部委、机关、检察院、法院、警察、宪法保卫局、剧院、学校及公共广播机构的员工若胆敢捍卫《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甚至批评AfD政府，就必须担心丢掉工作。我们已能看到“先行效忠”的苗头：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名教师因被校方警告，只因他回答学生“为什么不选AfD”时敢于批评该党，便收到了申诉信。我们的民主可能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这正是我们的父辈或祖父母在1930年代所经历的。

为何基民盟 / 基社盟迟迟未察觉：通过实施AfD纲领的部分内容，他们正在为该党源源不断地输送选民？为何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或联邦政府不利用《基本法》缔造者基于历史经验赋予我们的手段，让独立的联邦宪法法院审查某个政党是否意图废除我们的民主法治国家？无论判决结果如何，都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温弗里德·沃尔夫，汉堡

为禁令程序辩护

衷心感谢这篇睿智、深度调研且观点一致的文章，为对AfD的禁令程序进行辩护。联邦政府、联邦议院与联邦参议院还在等什么？等到AfD——哪怕仅在个别联邦州——扼杀我们的民主？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公民社会还是政界，都对捍卫民主负有责任。因此：对AfD启动禁令程序。现在就行动！

乌苏拉·齐茨勒，奥斯特菲尔登

费舍尔的绥靖

“伊朗迟早会拥有核武器”，《南德意志报》采访中前外交部长如是说。是吗？正是这位约施卡·费舍尔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大力推动了欧洲对伊朗核问题的绥靖政策。

2004年9月，他在由联邦政府新闻与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一场演讲中，阐明其对伊朗政策的方向如下：“我们欧洲人始终建议我们的伊朗伙伴，应将我们视为在自身利益所在的情况下的保护盾牌。”——这面保护盾显然是针对美国的，同时也是为了推动与伊朗的出口业务，该业务在2005年达到44亿欧元的创纪录金额。

明斯特，吉泽拉·武特克

盲点

我本期待备受我尊敬的绿党政治家及前外交部长能对当前世界、欧洲及德国的局势进行深入分析。费舍尔的分析机智而冷静，并未发出警报，甚至以一丝乐观收尾。正当我满意地放松之际，却发现无论是记者对这位绿党政治家的提问，还是费舍尔本人在演讲中占据的大量篇幅，气候危机这一话题竟只字未提。

“舒适的时代已经过去”——诚然，但更多是考虑到当前气候变化的切实感受，国际社会应竭尽全力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一位如此知名的绿党政治家——他年轻时曾参与创建一个政党，并承诺致力于自然保护——为何未能利用其在贵报的影响力发出警告：我们正将巨额资金投入军事工业，以此转移对更具破坏性后果的真正危机的关注？在这一问题上，我对这次采访感到失望，因为它完全忽略了这一核心议题。

科隆，吉泽拉·贝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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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线海拔：3600米

德国慕尼黑天气历史 1992年最高气温：33.0℃ / 1931年最低气温：4.4℃

—天气—

多云转阵雨，局部地区有降雨

天气形势

一个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低压槽将潮湿且温和的空气引导至中欧地区。在中欧西北部和东部地区，局部有阵雨，其余地区则多为晴朗干燥。在不列颠群岛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多处有降雨。地中海地区则多为晴天，气温较高。伊比利亚半岛也保持干燥。

柏林< / td><>多云< / ><>26°< / >< / tr> <><>不来梅< / ><>阵雨< / ><>24°< / >< / > <><>布罗肯山< / ><>多云< / ><>15°< / >< / > <><>多特蒙德< / ><>阵雨< / ><>23°< / >< / > <><>德累斯顿< / ><>多云< / ><>25°< / >< / > <><>杜塞尔多夫< / ><>阵雨< / ><>24°< / >< / > <><>埃尔富特< / ><>多云< / ><>25°< / >< / > <><>埃森< / ><>阵雨< / ><>23°< / >< / > <><>费尔德山< / ><>多云< / ><>14°< / >< / > <><>费尔德山 / 陶努斯< / ><>阵雨< / ><>19°< / >< / > <><>法兰克福< / ><>阵雨< / ><>25°< / >< / > <><>弗赖堡< / ><>阵雨< / ><>26°< / >< / > <><>弗罗伊登施塔特< / ><>阵雨< / ><>21°< / >< / > <><>加米施-帕滕基兴< / ><>多云< / ><>23°< / >< / > <><>汉堡< / ><>阵雨< / ><>23°< / >< / > <><>汉诺威< / ><>阵雨< / ><>24°< / >< / > <><>因戈尔施塔特< / ><>多云< / ><>26°< / >< / > <><>卡尔斯鲁厄< / ><>阵雨< / ><>26°< / >< / > <><>卡塞尔< / ><>多云< / ><>25°< / >< / > <><>基尔< / ><>阵雨< / ><>22°< / >< / > <><>科布伦茨< / ><>阵雨< / ><>25°< / >< / > < / table>

天气展望

阳光与云层交替出现。最初，北海周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将出现一些阵雨或雷暴。傍晚时分，西部和西北部将有新的雨云移入。气温将上升至20至27摄氏度。东部和南部地区将刮起弱至中等强度的风，北部和西部地区则为中等至清劲风，阵风时可达强风。

欧洲

地点 / 天气状况 / 气温 ------ / ---------- / ------ 科隆 / 阵雨 / 24° 康斯坦茨 / 多云 / 25° 莱比锡 / 多云 / 26° 林道 / 多云 / 25° 利斯特 / 锡尔特 / 阵雨 / 20° 吕贝克 / 阵雨 / 23° 马格德堡 / 多云 / 27° 曼海姆 / 阵雨 / 26° 慕尼黑 / 多云 / 25° 纽伦堡 / 多云 / 26° 上施陶芬 / 多云 / 23° 奥斯纳布吕克 / 阵雨 / 24° 帕绍 / 多云 / 27° 罗斯托克 / 阵雨 / 23° 萨尔布吕肯 / 阵雨 / 24° 石勒苏益格 / 阵雨 / 21° 什未林 / 多云 / 23° 斯图加特 / 多云 / 26° 特里尔 / 阵雨 / 24° 威斯巴登 / 阵雨 / 25° 蔡格峰 / 多云 / 6°

亚洲

地点 / 天气状况 / 气温 ------ / ---------- / ------ 阿姆斯特丹 / 雨 / 22° 雅典 / 晴朗 / 34° 巴塞罗那 / 晴朗 / 30° 贝尔格莱德 / 阵雨 / 37° 波尔多 / 多云 / 28° 布鲁塞尔 / 阵雨 / 22° 布加勒斯特 / 多云 / 30° 都柏林 / 雨 / 18° 杜布罗夫尼克 / 晴朗 / 33° 赫尔辛基 / 多云 / 20° 伊斯坦布尔 / 阵雨 / 25° 基辅 / 多云 / 27° 哥本哈根 / 阵雨 / 22° 里斯本 / 晴朗 / 29° 伦敦 / 雨 / 21° 马德里 / 晴朗 / 31° 米兰 / 晴朗 / 31° 莫斯科 / 阵雨 / 21° 尼斯 / 晴朗 / 30° 巴黎 / 阵雨 / 24° 布拉格 / 多云 / 24° 罗马 / 晴朗 / 35° 萨尔茨堡 / 多云 / 24° 索菲亚 / 多云 / 32° 斯德哥尔摩 / 雨 / 17° 威尼斯 / 晴朗 / 31° 华沙 / 阵雨 / 23° 维也纳 / 多云 / 28° 苏黎世 / 多云 / 25°

度假地 / 空气温度 / 水温

赫尔戈兰岛 / 20° / 19° 吕根岛 / 23° / 19° 叙尔特岛 / 20° / 18° 阿加迪尔 / 29° / 23° 安塔利亚 / 38° / 29° 伊拉克利翁 / 29° / 27° 马拉加 / 29° / 25° 巴勒莫 / 35° / 31° 里米尼 / 33° / 28° 突尼斯 / 38° / 28° 拉斯帕尔马斯 / 29° / 24° 塞浦路斯 / 32° / 29° 马略卡岛 / 32° / 30°

来源：www.wetterkonto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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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范·迪塞尔，59，演员（《速度与激情》），奏响了舒缓温柔的旋律。他在Instagram频道分享了一段音频，其中显然是他本人演唱了多莉·帕顿的《我永远爱你》，以此向这位已故乡村传奇致敬。这条帖子令多莉·帕顿和范·迪塞尔的粉丝们都倍感惊喜，大多数人为这场表演深深感动，但也不免有些揶揄。迪塞尔在这首多声部作品中并未每个音都唱得完美，尤其是高音部分。他在“请别哭泣”这句中的“请”字明显破音。尽管如此，一位用户评论称这是“此曲最佳翻唱版本之一”，因为它“用了演唱这首歌所需的情感”。

失去的岁月

凯莉·詹娜，29，模特及媒体人物，正在弥补失去的时光。“25岁时我曾许诺自己，暂时不再要孩子，只享受20多岁的下半段时光，”她在接受时尚媒体《Who What Wear》采访时表示。而彼时她已育有两个孩子。“感觉仿佛失去了几年时光，”詹娜如今坦言。产后生活接踵而至，“恢复的一年，我的心理状态，产后抑郁，所有这些事情”。现在她希望充分利用自己的可能性，并“敢于做勇敢的事”。

FOTO: ANGELA WEISS / AFP

伊里斯·贝尔本，76，演员，不愿扮演“老奶奶”刻板形象。“我不想只演那种能干、滑稽、古怪或可爱的祖母角色，”她在德国文化委员会《政治与文化》杂志最新一期中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想法和需求。这些不会停止。”美国流媒体平台为此助了一臂之力，帮助打破德国的刻板印象。“正是在美国，突然出现了大量女性角色，并诞生了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世界，而这些女性长期以来根本无人问津，”贝尔本说。

国王陛下，隐身的艺术家

哈拉尔五世觉得排场很尴尬，最好无人知晓——而挪威人正是因此而珍视他。如今，王室正值国家最大危机之际失去了这位定海神针。

文：亚历克斯·吕勒

没有丑闻和绯闻；没有光彩夺目的奢华；生日庆典尽量低调，且自2001年起他和妻子宋雅放弃了所有税收特权：哈拉尔国王从未成为欧洲王室中八卦版面的主角。但正因为如此，挪威人才格外喜爱他，甚至可谓爱戴有加。

这种情感之深厚，横跨各阶层，本周四上午便可见一斑：挪威王室上午发布消息称哈拉尔陛下的健康状况“极其严重”后，人们涌至奥斯陆王宫前，带来鲜花，祈祷、唱歌或对着电视镜头说，哈拉尔是挪威的“爷爷”。

哈拉尔五世——与其名号中的数字并不相符——实际上是挪威的第三位国王。挪威王室自1905年才成立，但其家谱中也将古代维京统治者计算在内。图：弗朗西斯科·塞科 / 德新社

哈康与梅特-玛丽特携子女出席2006年挪威国庆日。图：皇家新闻尼博尔 / 德新社

哈拉尔陛下或许已无法察觉：他于8月17日因溶血性贫血（一种红细胞被破坏速度超过补充速度的疾病）入院。不久之后又并发败血症，89岁高龄的身体终究未能挺过来：国王陛下于周五辞世。

哈拉尔仅是挪威第三位国王，毕竟挪威王室整体存在仅121年：该国自1380年至1814年隶属丹麦，后归瑞典，于1905年独立。挪威人虽对瑞典统治感到不适，但若无王室则更觉无所依傍，于是干脆从丹麦迎来王子卡尔，并拥立其为哈康七世。没错，这位卡尔实际上是首位哈康，而非“七世”——但若将中世纪维京国王也计入，在他之前早已有数位哈康，而通过这种方式，王室家谱从第一年就显得格外辉煌。

1940年纳粹入侵挪威时，哈康随儿子奥拉夫前往伦敦流亡，并从英国领导抵抗运动，这一壮举在此后数十年为王室赢得高度赞誉。奥拉夫的妻子（一位瑞典女子）当时带着3岁的哈拉尔及其姐妹前往美国避难。

回国后，哈拉尔进入奥斯陆一所再普通不过的中学就读。其后接受军官培训，并在牛津大学攻读历史、社会学与经济学。1957年祖父去世、父亲奥拉夫五世登基时，他被立为王储。

一切看似循规蹈矩。但在1959年结识企业家之女宋雅·哈拉德森后，他与父亲爆发了一场权力斗争。奥拉夫五世坚决反对与平民女子成婚，哈拉尔却固执而忠诚地坚持了九年，甚至威胁若不获准迎娶宋雅，将放弃王位继承权并终身不婚。最终奥拉夫在1968年大概只能低声嘟囔一句“既然如此，看在上帝的份上”，哈拉尔与宋雅自此结为连理。

哈拉尔王储的孩子们也步了他们的后尘，但却是在好奇的公众目光下：哈拉尔的长女玛塔·路易丝公主最初嫁给了作家阿里·贝恩。在贝恩去世后，她以一种颇为独特的方式——且并不令她那原本非常宽容的父亲感到高兴——与自称“灵魂性爱家”的美国萨满德雷克·韦雷特结合，这意味着他既可能爱上外星人，也可能爱上女人。韦雷特和玛塔·路易丝自称曾在古埃及法老时代作为法老和王后结过婚。2025年婚礼的影视版权已售予网飞。

王储哈康与他的妻子多年来一直占据报纸版面，先是作为光彩夺目的梦幻情侣，近来却几乎沦为悲剧化的多重丑闻代表：梅特·玛丽特在与哈康结婚前是一位单身母亲，两人一度被视为皇室“混合家庭”的典范，他们育有两个亲生子女，但梅特·玛丽特还带着一个可爱的三岁儿子进入婚姻。而这个如今已29岁的马里乌斯·博格·海比，却将王室推入一场严重危机：他因两项强奸罪被判处四年监禁，判决尚未生效。与此同时，王储妃本人也被曝出与已定罪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至少有可疑联系。她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今年6月刚刚接受了肺脏移植手术。挪威君主制岌岌可危。

但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低调的哈拉尔。没错。1968年，他终于获准迎娶平民女子索尼娅，这在当时还颇具革命性，以至于一些欧洲君主因抗议而缺席婚礼。对他来说无所谓，在他看来，所有的排场本就让他感到不适，甚至尴尬。

就连1991年的加冕典礼——他当时已54岁——他也只是像任命一位部长那样简简单单地完成了宣誓就职仪式。正因为他厌恶一切喧闹，平日里过生日时（2月21日）他通常会出国度过。当被要求在2017年他80岁生日时至少留在国内并以某种形式公开庆祝时，他和妻子干脆邀请大家到奥斯陆大教堂参加一场礼拜仪式。哈拉尔五世唯一在意的，是除了受邀嘉宾外，教堂里还能容纳200名普通市民。

他最自在的时光，一定是在帆船上：1964年至1972年间，他曾三度参加奥运会，并于1987年凭借“弗拉姆X”号帆船赢得环球帆船赛冠军。此外，他对体育的兴趣远甚于代表职责：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期间，他甚至乔装成志愿者混入观众席。这种近乎闪光的谦逊背后，也有几分暗淡的一面：哈拉尔最初曾被视为平庸乏味。但2011年7月于特岛大屠杀发生后，新纳粹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杀害了77人，哈拉尔发表了一篇演讲，震撼了整个国家。

他的演讲多年来几乎成了他的标志

斯堪的纳维亚的君主们本身仅具象征性职能。因此，在关键时刻找到正确的言辞尤为重要。在布雷维克谋杀案后，哈拉尔在葬礼上泪流满面地对死者家属说：“作为一名父亲、祖父和丈夫，我只能想象你们的痛苦。作为这个国家的国王，我与你们每一个人感同身受。”他的演讲多年来几乎成了他的标志——他也成了某种“默克尔式的王室成员”：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保障稳定的存在。在他25周年登基庆典上，他以如此雄辩的方式为多元、开放的社会仗义执言，以至于许多挪威人至今仍能背下这些话：“挪威人，是那些爱女孩的女孩，爱男孩的男孩，以及相互爱着的男孩和女孩。挪威人信仰上帝、真主、宇宙，或是根本什么都不信。”他的祖父母110年前从英格兰和丹麦移民而来；如今，来自阿富汗、波兰和索马里的移民同样属于挪威。正是通过这些具有前瞻性、始终致力于和解与团结的演讲，他在晚年成为了备受尊敬的君主。

就连在其继子马里乌斯的案件中，这位君主也在2025年底找到了恰当的言辞：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所有受害者”深表同情，“希望他们在庭审后能好转”。哈拉尔明确强调，他不仅想到梅特-玛丽特和马里乌斯·霍伊比，也想到其性侵犯行为的受害者。

2023年12月31日，炫目的丹麦女王玛格丽特意外宣布退位后，瑞典的评论家们颇为关注地询问，为何自己同样不走运的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不效仿榜样，为更具魅力且口才更佳的女儿维多利亚让位。在挪威，虽然也有零星声音提出类似建议，但总体而言，挪威人太爱哈拉尔，舍不得将他赶下王位。他本人则明确表示：“我已对宪法宣誓效忠。这对我来说是终身的誓言。”这一誓言在经历89年后，如今走到了尽头。

杀害自己孩子的女子：凶手还是受害者？

一场悲剧震动美国，再次暴露这个国家的分裂。一方要求严惩凶手，另一方则为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求情。

华盛顿——据称，大约三年半前的一个冬日下午，一名美国女子先后用体操带勒死了自己的三个幼子。检方在诉讼中如此指控，被告辩护律师也未对此提出异议。之后，林赛·克兰西割伤自己的颈部和手腕动脉，并从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以南达克斯伯里镇自家二楼窗户跳下。

帕特里克·克兰西——案发时还是她的丈夫——当天下午24. Januar 2023外出采购时，悲剧发生了。出发前，他还抱着夫妇俩的婴儿，并看到大儿子在沙发上吃东西。他还亲吻了女儿的头顶，随后才上车。当天上午，他还为次子道森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中这个男孩咧着嘴笑，穿着他选好的衣服。大约17.15，父亲前往CVS药店和一家餐厅取药和订好的晚餐。

据调查，这些都有监控录像和GPS数据为证。帕特里克·克兰西大约18 Uhr返回时，发现了那场几乎无法理解的悲剧现场，如今除了法律和医学专业人士，已令数以万计的非专业人士陷入困惑。他告诉法庭，刚进门时屋内一片寂静，没有看到任何人。孩子们的卧室空空如也，主卧室紧锁。接着，他在后院发现浑身是血的妻子，于是拨打了911。林赛·克兰西，36岁，随后心脏骤停，经抢救后苏醒。自从坠楼后，她因脊椎损伤而下半身瘫痪。

帕特里克·克兰西显然询问孩子们在哪里。“在地下室。”有人用微弱的声音回答。他找到了五岁的科拉、三岁的道森和八个月大的卡兰，他们都已失去意识。没过多久，医院确认两个大孩子已经死亡。卡兰则在三天后因伤势过重离世。据急救人员和警方证词，帕特里克·克兰西在惊慌中喊道：“她他妈的杀了我的孩子们。”

如今，林赛·克兰西几乎每天都被推着轮椅进入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法庭。案件经过几乎没有争议，但关于罪责的争论却愈演愈烈。检方指控她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先后勒死两个儿子和女儿，但她是否真的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是否神志清醒？抑或这位充满母爱的母亲只是“产后精神病”极端版本的受害者？这种被称为“产后精神病”的严重精神障碍，是否导致了她产生妄想？

林赛·克兰西“蓄意、理智且迅速行动”，检察官称

在美国及其他地区，围绕此案的观点存在严重分歧。大体而言，较为保守的观察者认为林赛·克兰西是有计划地实施了谋杀。而倾向自由派的观察者及被告辩护方则坚信，此案中的心理症状被严重低估，若能得到适当的医疗照护，悲剧本可避免。

最终，林赛·克兰西可能被判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沦为杀人犯；或因无刑事责任能力被判无罪，并预计被收治于精神病医院。一切取决于陪审团最终更相信哪方证词。

“她‘蓄意、理智且迅速地行动，以实现一个明确目标——即杀戮’，”普利茅斯县副检察官莎南·巴金汉姆在开庭陈词中表示。“她没有动机，”被告辩护律师凯文·雷丁顿在开庭陈词中称。“她爱自己的孩子。她原本打算自杀。这一点并未伪装。”

被告律师证实，身为护士的林赛·克兰西自第三个孩子出生后，精神问题严重。医生为其开具多种精神药物，她亦曾多次住院治疗。失眠、焦虑、抑郁，乃至自杀念头，种种症状一应俱全。

司法精神病学家、儿童杀戮专家菲利普·雷斯尼克在她被逮捕数月后于医院与她进行了数小时交谈。该专家发现其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内心有声音命令她杀死孩子。“她相信自己是在为孩子们好，”他说道。“她不仅听到了命令，还感到自己的身体被外力控制，处于一种类似梦游的状态，无法掌控自身。那几乎像是被木偶操纵，有人在牵线。”他使用了“利他性杀子”这一概念。雷斯尼克表示，这种情况常见于那些“担心孩子会被夺走”的人。他曾在2006年安德烈娅·耶茨案中担任专家证人——这位德克萨斯女子于2001年溺死五名子女，同样引发广泛关注。

帕特里克·克兰西证实了前妻的异常表现。两人现已离婚并各自再婚。他在庭上描述了孩子们的情况，最小的卡兰出生于2022年5月。他回忆起林赛·克兰西对重返工作岗位及独自照顾孩子的前景感到无比沉重。她曾提及“想伤害孩子”或“担心孩子患病”，但没过多久又为他们准备午餐、陪他们玩耍或整理床铺，“或做其他任何事”，令他感到困惑。

在杀害孩子一周后，她在医院病房的电话中并未谈及孩子，而是询问自己“经历了什么”。她说“听到一个男声告诉她，若不立即行动，就会失去机会——或类似的话语”。

在她的智能手机中发现了一份她写的笔记，据说写于2022年12月底。上面写着：“我曾是最健康、最幸福的母亲。我每天早上都会锻炼、冥想并照顾自己，以便能成为孩子们最好的母亲。直到处方药夺走了我的身体。一切始于轻微的产后焦虑。”

十名证人呼吁她的辩护律师，超过70名证人呼吁原告律师。心理学家柯克·海尔布伦表示，在对林赛·克兰西实施拘留后进行检查时，发现她有急性精神病的迹象。但他对任何人声称仅在可能的犯罪行为期间出现此类症状持怀疑态度。“说得温和点，这将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寻常的模式或表现形式，说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海尔布伦说。他认为她“有道德意识”。精神科医生格雷戈里·萨索夫也对她的说法表示怀疑。林赛·克兰西本人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始终没有发言。她只说了一次：“我做不到。”随后审判被中断。

FOTO: JOSH REYNOLDS / POOL VIA REUTERS

专家们意见不一，观众中也存在分歧。在这个悲剧案件中，美国人像在其他许多议题上一样分裂。不少女性身着粉色为林赛·克兰西提供支持。支持者为她的父母筹集了近一百万美元。有人坚信，女性在分娩后被过度放任，美国医疗系统在这方面也未能尽责。也有人认为这只能是谋杀。由于庭审现场直播，网络上充斥着各种理论，争议进一步加剧。

林赛·克兰西已对多家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机构提起民事诉讼。其中写道：“他们中没有一人正确诊断出林赛患有产后发作的双相情感障碍，反而为她开出了一份杂乱无序、缺乏协调的多重药物处方，使其病情恶化并引发严重精神崩溃。”“林赛现在必须终身承受身体残疾、心理创伤以及每天醒来时意识到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一无法承受的悲痛——所有这些本可以通过被告方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而避免。”

普利茅斯刑事审判的判决将在近期宣判。

彼得·布尔哈特

[⚠ 低质量翻译，建议复核] # 书二

那个出卖艾希曼的人

联邦情报局（BND）于1961年向艾希曼审判案渗透了一名特工，

其主要任务是：将阿登纳总理办公室主任汉斯·格洛布克及其他纳粹合作者排除在审判程序之外。此次行动最终被揭穿。

文：维利·温克勒

在艾希曼审判即将于耶路撒冷开庭的前一天晚上，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电视上向民众发表讲话——“公民们”，他说道，并试图安抚他们：“在德国人民的躯体中，在德国人民的道德生活中，今天已不再有任何民族社会主义，不再有任何民族社会主义的情感。我们已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同时，他表达了希望，“在这一审判中，全部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正义得以伸张”。

这已是65年前的往事。在数代人的记忆中，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被视为成功应对历史的历史性转折点。那些年，德国人开始直面自身责任：1959年，巡回展览“未受惩罚的纳粹司法”首次揭露，许多前纳粹法官仍在联邦德国行使司法权；在法兰克福，黑森州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正在筹备首次奥斯维辛审判。而在耶路撒冷，人们终于将所谓“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责任人送上法庭：阿道夫·艾希曼，前党卫队突击大队长，在审判后因反人类罪被判处死刑。

然而时至今日，联邦情报局（BND）在阿登纳之后的历届德国政府领导下，始终阻止艾希曼审判的全部真相公之于众。数周前，联邦行政法院再次驳回了一项要求公开艾希曼案卷宗的诉讼，理由是“存在理由认为，公开使用这些档案将危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利益”。

当时，整个审判过程被全程录制，以色列的听众和观众通过收音机直播了1961年4月11.日至8月14.日期间的庭审，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到场，其中女性寥寥无几，但包括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和资深战地记者玛莎·盖尔霍恩。仅从联邦德国赴以采访的记者就有五十人，其中两人——康拉德·阿勒斯和克劳斯·伯林——后来成为政府发言人。他们均撰写了关于审判的报道，试图分析被告在玻璃囚笼中的表现，试图理解这场人类罪行如何发生，而1961年时，“大屠杀”这一称谓尚未被普遍使用。

在如此高度的媒体关注下，真相怎会不为人知？为艾希曼辩护的律师罗伯特·塞瓦蒂乌斯深知其公众影响：“在本案中，公众即是整个世界。”然而，在耶路撒冷，在全球目光的高度聚焦下，一场史无前例的秘密行动却悄然展开，而其全貌如今方得以首次完整披露。

在总理府的默许下，联邦情报局开展了

lungen，一个特工被渗透进审判程序，借此得以操控对艾希曼的辩护，以符合当时联邦政府的意图。其目标是保护阿登纳最重要的顾问：总理府国务秘书汉斯·格洛布克，这位前纳粹法律专家。这项行动的目的是无论如何都要将格洛布克及其他前同谋者、合作者和纳粹要员在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中的责任排除在审判之外。在所有法律标准看来，这都是一起公然的委托人背叛案例，而联邦情报局（BND）却在内部备忘录中为这一行动感到自豪（“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在所有法律标准看来，这都是一起公然的委托人背叛案例

迄今为止，人们顶多只能猜测这起渗透行动。外界无人知晓其运作方式。被告阿道夫·艾希曼周围的人员范围极小：以色列警官阿夫纳·莱斯在监狱中审讯他。在科隆的塞尔瓦蒂斯律师事务所有一名秘书，此外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男性顾问、中间人和帮助者，他们显然追求着自己的利益。有一个名字曾流传开来，但多年来无法得到证实。在联邦情报局（BND）的所有询问都被阻挡。这大概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

直到现在，当艾希曼审判中可能的最后一名参与者去世后，才有可能公开讨论此事。整个行动已被记录在一本书中，联邦情报局最终也同意出版。死者家属未对此提出异议。首次可以通过联邦情报局档案中的记录——包括会议记录、谈话笔记和信件——证明这起针对被告的泄密行为是如何策划和组织的，以及科隆、耶路撒冷、普拉赫和波恩之间的情报交换是如何运作的。

这位最后的证人名叫迪特尔·韦希滕布鲁赫，1931年出生于埃森，2025年在慕尼黑去世。韦希滕布鲁赫年轻时曾协助艾希曼的辩护律师罗伯特·塞尔瓦蒂斯，同时被联邦情报局（BND）招募为“卧底”。作为代号为V-7461的特工，他以“洛卡”的化名，从1960年夏天起向普拉赫报告一切能从与世隔绝的囚犯处打探到的信息。

在完成这项政治与法律上都极为棘手的任务后，韦希滕布鲁赫在市民社会中销声匿迹。他后来在慕尼黑开设律师事务所，先在雷齐登茨大街，后在巴伐利亚州议会对面的维登迈尔大街。

韦希滕布鲁赫本人从未想过要谈论在耶路撒冷幕后发生的一切。早在2005年，他就拒绝回答作者关于其当时任务的提问，并以律师保密义务为由搪塞。实际上，他于1961年1月17日在科隆与塞尔瓦蒂斯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该协议，在整个审判期间，他每月可获得一千马克的报酬。合同第6条（现存于联邦档案馆）中写道：“韦希滕布鲁赫律师承诺，在整个诉讼期间，不对媒体、出版商或其他有意发表内容的人士透露任何诉讼材料、程序信息或被告的陈述和信息，也不得自行发表任何内容。”韦希滕布鲁赫一生都恪守了这一承诺。

人们可以猜测，他还承担了更为广泛的保密义务——但从未得到过任何证据，更不用说由领导他的特工的机构——联邦情报局（BND）提供。该局至今仍坚持“保护其员工免受曝光”的原则。

在65年后的今天，当这一曝光终于成为可能时

新闻图片

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在1961年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将总理府负责人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右上）的纳粹历史在审判中成为公开话题。因此，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辩护律师罗伯特·塞瓦蒂乌斯（Robert Servatius，左下）被安插了特工迪特尔·韦希滕布鲁赫（Dieter Wechtenbruch，右下）作为助手。

▶ 续前第11页

这要直接归功于安格拉·默克尔及其领导的总理府。自2011年起，总理府设立了一个独立历史学家委员会，研究联邦情报局的早期历史。该委员会于2022年完成工作。该委员会负责人、当代历史学家克劳斯-迪特马尔·亨克（Klaus-Dietmar Henke）近日以《过去防卫》（Vergangenheitsabwehr，柏林Ch.-Links出版社，共672页）为题，发表了一项全面研究，揭示了联邦情报局如何奉总理府之命操纵艾希曼审判。亨克在研究中得以无限制地接触到联邦情报局此前高度机密的档案。他利用这一机会，展示了德国对外情报机构昔日如何从事掩盖工作。在亨克2022年的上一部著作《秘密情报局》（Geheime Dienste）中，仍因当局要求，不仅其本人姓名被抹去，所有涉及迪特尔·韦希滕布鲁赫及其活动的段落也被删除。直到其去世一年后，借助新开放的档案，才能毫无疑义地确认：正是律师韦希滕布鲁赫向检方举报了其当事人，而这些当事人的辩护工作本应由塞瓦蒂乌斯和他本人负责。唯有通过这一揭露，才能清楚地看到，西德政府当年何以如此不遗余力地试图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以及这种努力何以如此无力地试图真正驱除纳粹主义精神。

对于艾希曼作为犹太事务负责人在帝国安全总署的所作所为，人们无可置疑，但对审判程序从一开始就存在批评。将一名男子从阿根廷绑架至以色列受审是否合法？以色列是否有权审判其建国前的行为？难道艾希曼不该在“第三帝国”的继承国——德国——受审吗？

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无论如何都怀疑，在耶路撒冷能否举行一场法治程序。他听到传闻，塞瓦蒂乌斯之所以接受辩护，是附带条件——“艾希曼不得提及某些姓名”。倘若法官并不独立，而是遵循政治指令，因此未能全面揭露真相，他写道：“那么，就必须大声疾呼了。”他致信其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如是说。

因此，65年后的今天，是时候大声疾呼，并揭露那场在超过500名记者眼皮底下上演的“戏剧”——显然他们全然未察觉。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不信任民众。尽管他在电视上以慈父般的口吻宣称“民众体内已不再有纳粹主义”，但他自己心知肚明：他最亲密的顾问、国务秘书汉斯·格洛布克正是来自那段本应被抛诸脑后的过去。这位法学家格洛布克在1936年与上司威廉·施图卡特（Wilhelm Stuckart）共同撰写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注释。在序言中，犹太人被剥夺了“作为德国人理解自己权利”的资格：“国家社会主义意味着背离自由主义‘所有人平等’的原则。”

战后不久，格洛布克便以这样一种形象示人：作为一名公务员，他虽在“第三帝国”机构中只是随波逐流之辈，却自诩阻止了那里发生更坏的事情。阿登纳作为权力的讽刺主义者，深知格洛布克因其前科而对自己必然忠心耿耿。阿登纳早在1950年便将此人招入总理府，并于三年后提拔这位机敏的法学家出任国务秘书——作为联邦总理府负责人，他还负责监督情报部门。作为行政专家，格洛布克掌管着总理的日常事务。

阿登纳总是能搬出这样一个论据：与其1960年内阁中的五位部长不同，他那位不可或缺的国务秘书从未加入过纳粹党。然而，格洛布克早在1940年就申请入党，却因其昔日属于“中央党”而被拒绝，当局怀疑其忠诚度。1938年，时任内政部长的威廉·弗里克并未因此阻止提拔这位当时的高级政府参事——弗里克称其“毫无疑问是我部门最能干、最优秀的公务员之一”。弗里克当时特别强调了格洛布克在制定所谓“保护德意志血统与德意志荣誉法”（该法构成纽伦堡法案的核心部分）中的参与。

根据1941年11月15日的敕令，此时已升任部长级参事的格洛布克被希特勒授予银质忠勤勋章。该勋章于1941年12月4日颁发。而正是在这一天，“关于在被并入的东部地区对波兰人和犹太人实施刑事司法的条例”正式生效。作为“帝国行政全权代表处的专员”，格洛布克也参与了该条例的制定，该条例甚至将“反德意志思想”列为可判处死刑的情形。亨克在其著作中证实，格洛布克还参与了“在被并入的东部地区实现元首政治目标”的工作，并需与党卫队协调相关诉讼程序。

最终，正是罗伯特·肯普纳为格洛布克洗脱了罪责——两人曾在帝国内政部共事。作为犹太人，肯普纳于1935年被迫流亡。1945年，他从美国流亡地返回，并出任纽伦堡审判主要战犯的美国首席检察官副手。在此过程中，他与前同事重新取得联系。肯普纳深知格洛布克的行为给其带来的严重负累，但他对此视而不见：“格洛布克案自有其特殊性。”

在耶路撒冷受审的，是前党卫队成员阿道夫·艾希曼，而非公务员汉斯·格洛布克。但格洛布克仍担心自己会间接成为诉讼程序的对象：始终存在这样的风险，即其在“大屠杀”准备工作中的角色会被提及。德国政府竭力阻止此事发生，因为将“大屠杀”的责任集中于唯一被告艾希曼一人，符合其利益——而非扩展至十万名帮凶、同谋者与追随者，其中不乏在战后继续仕途并跻身高位者。

以色列同样极力希望格洛布克在波恩保住其职位：这名天主教徒的负罪感使其成为年轻以色列国家利益的最佳代言人。格洛布克曾为以色列争取赔偿协议，当该国在1953年后急需资金生存之际，他为此不遗余力。埃贡·巴尔——其继任者之一的国务秘书——曾直言，格洛布克“不过是可被敲诈之人”。

Wie die israelische Historikerin Hanna Yablonka berichtet, redigierte Ministerpräsident David Ben-Gurion höchstpersönlich die Einlassungen des Anklägers Gideon Hausner. Im Prozess durfte nur die Rede von „Nazi-Deutschland“ sein, nicht von Deutschland. In seinem Tagebuch beschrieb der Ministerpräsident sein Eingreifen als Güterabwägung: „Globke hat richtig gehandelt. Obwohl er die Kommentare zu den Nürnberger Gesetzen geschrieben hat.“

Globke与阿登纳的关系示意图

Auf deutscher Seite waren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Globke und dem gerade erst entstehenden Geheimdienst von Anfang an eng. Am 29. Juni 1950 hatte Reinhard Gehlen Hans Globke im Kanzleramt aufgesucht. Gehlen war unter Hitler General der Spionagetruppe Fremde Heere Ost gewesen und inzwischen Chef einer von den USA finanzierten klandestinen Truppe zur Kommunismusbekämpfung, aus der später der BND hervorgehen sollte, die damals aber einfach nur nach ihrem Leiter „Organisation Gehlen“ hieß. Vor dem ersten Treffen bewegte Gehlen die „Schicksalsfrage“, ob der „Chef einer neuen deutschen Regierung“ überhaupt die „nötige Aufgeschlossenheit“ für die Belange einer Geheimorganisation aufbringen würde. Globke brachte sie auf. Gehlen war einer der Leute, die, wie Adenauer sagte, „von der Geschichte von früher her etwas verstehen“. Politisch war man sich ohnehin einig: Die Nazi-Vergangenheit durfte nicht dem Kampf gegen die kommunistische Bedrohung im Wege stehen.

Unter dem ehemaligen Wehrmachtsgeneral Gehlen lebte der Korpsgeist der alten Kameraden fort. Deshalb gab man auch Kenntnisse über Holocaust-Mittäter nicht weiter. Man hatte genug ehemalige SS- und SD-Angehörige in den eigenen Reihen. Im deutschen Volkskörper, jedenfalls soweit er sich in der Geheimdienstzentrale in Pullach zusammengefunden hatte, war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mpfinden keineswegs überwunden. Wie das geöffnete BND-Archiv später preisgibt, wurden auch noch 1960 vermeintlich gegnerische Kräfte in der Sprache der Nürnberger Gesetze gern als „Halbjuden“ und „Vierteljuden“ klassifiziert.

In schonungsloser Offenheit beschrieb Gehlen das Arrangement zwischen der nach ihm selbst benannten Organisation und dem Mann im Kanzleramt: „Globke behielt sich zu diesem Zeitpunkt die weitere Verbindung zu der damaligen ‚Organisation G‘ persönlich vor.“ Globke verfügte damit über seinen privaten Geheimdienst und zögerte nicht, ihn zur Überwachung seiner echten oder vermeintlichen Gegner zu nutzen. Das fiel ihm noch viel leichter, als die „Organisation Gehlen“ 1956 aus der Aufsicht der mit Gehlen kooperierenden Amerikaner in die Zuständigkeit der BRD überging und in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umbenannt wurde.

Die exklusive Beziehung nach Pullach verschaffte Globke eine Macht, von der selbst Bundeskanzler nur träumen konnten. Gehlen seinerseits herrschte wie ein Fürst in seinem Reich. Er musste sich vor keinem Parlament und keiner Regierung verantworten, bestimmte selbst über seinen Etat und konnte sogar über ein Jahrzehnt ungehindert den Vorstand der SPD observieren. „Macht“, hatte Hannah Arendt 1955 in ihrem Buch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 geschrieben, „Macht beginnt immer dort, wo die Öffentlichkeit aufhört.“

Auch Israel hatte großes Interesse daran, dass Hans Globke (rechts oben) Konrad Adenauers wichtigster Mitarbeiter blieb: Das schlechte Gewissen machte Globke zum besten Fürsprecher des jungen israelischen Staates. Ministerpräsident David Ben-Gurion (unten) redigierte höchstpersönlich die Einlassungen des Chefanklägers Gideon Hausner.

图片说明：拼图：Felix Hunger；照片：Picture-Alliance/DPA；Imago

幕后还活动着另一个秘密组织：瑞士老纳粹分子弗朗索瓦·热努，他掌握着约瑟夫·戈培尔等纳粹要人的著作出版权；以及曾任纳粹部长瓦尔特·冯克新闻顾问的汉斯·雷亨贝格。前者在阿拉伯世界发行阿道夫·希特勒的著作，后者则面向新时代，为德国工业企业打入北非市场。

联邦情报局（BND）不仅知道热努是纳粹同情者（“作为出版商，他曾以出版前纳粹领导人的作品闻名”），而且丝毫不介意支持他所谓的“客观启蒙”——即为纳zi卫队平反。为资助艾希曼的辩护，双方甚至建立了一种实质性的商业关系。艾希曼的生命故事成了可供开发的资源。在预期审判开庭之际，这名前党卫队成员在牢房中开始撰写手稿，试图为自己的生平与行径辩护。这些记录经雷亨贝格和热努之手，最终流向《泰晤士报》等愿意为之付费的报纸。

联络人正是汉斯·雷亨贝格。他将迪特尔·韦希滕布鲁赫引荐给罗伯特·塞瓦蒂乌斯，并借此关系——普拉赫（BND总部）方面欣喜地表示——“所有愿望与建议都能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向塞瓦蒂乌斯博士转达”。在艾希曼被捕前仅数周，雷亨贝格已化名“克里斯蒂安·托勒”，以V-7396的身份成为BND的专职特工。他与热努一道，成功说服科隆律师塞瓦蒂乌斯出任艾希曼的辩护人，其条件之一便是用日后尚未写就的艾希曼回忆录销售分成来支付律师费。

尽管为如此臭名昭著的罪犯辩护能带来名望，塞瓦蒂乌斯却不愿无偿工作。在联邦政府明确拒绝为艾希曼等德国战犯承担辩护费用后，他接受了雷亨贝格的提议。这位科隆律师颇有经验：自1945年起，他曾在纽伦堡审判中为弗里茨·绍克尔辩护；在“第三帝国”时期，绍克尔负责强制劳工的调配。

由于这样一个引人注目且政治敏感的案件无法单独应对，罗伯特·塞瓦蒂乌斯需要一名助手。迪特尔·韦希滕布鲁赫刚满29岁，并在慕尼黑地方法院取得律师资格，便被BND招募。他在阿尔及尔度过了两个学期的法学学习，曾在巴黎为一名叛逃的SED（德国统一社会党）干部担任翻译，对海外工作表现出兴趣，最终出现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面前，置身于全世界的目光之下。

塞瓦蒂乌斯显然对助手颇为满意。在回忆录中，他将韦希滕布鲁赫比作“三套马车中的副马”，与秘书丽莎·格鲁德并肩工作，并观察到他“轻松自如”，能“游刃有余地整理文献与判决”。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塞瓦蒂乌斯知道自己雇用了何等叛徒。不过，若他未察觉这名年轻人与普拉赫（BND总部）的关联，那他未免过于天真。毕竟，BND早已向他本人伸出过橄榄枝。普拉赫方面对这位“具备担任此角色所有条件的优秀法学家”的新成员感到欣喜。韦希滕布鲁赫确实需要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勤勉的助手，其唯一目标是确保其委托人——他所代表的艾希曼——能获得公平、法治的审判。而实际上，他背叛了自己的当事人，将首要利益置于总理府办公室主任的利益之下。

Wie Henke herausgefunden hat, wurde der junge Agent V-7461 vor seinem Einsatz in Jerusalem auch von anderer Seite überprüft. Ein israelischer Agent namens „Almog“ traf sich in München mit dem Aspiranten Wechtenbruch, fragte ihn nach seiner Motivation – natürlich verriet dieser nicht, wie er zu diesem Job gekommen war. Wechtenbruch überzeugte den israelischen Prüfer davon, dass er kein verkappter Nazi war, der alten Zeiten nachtrauerte, sondern ein moderner Deutscher. Im Gespräch zeigte er ein waches politisches Interesse und teilte – ähnlich wie der BND-Präsident Gehlen – große Sympathien für den Staat Israel, den die Bundesrepublik aus Rücksicht auf die arabischen Länder damals noch immer nicht diplomatisch anerkennen wollte. Zum Abschluss besuchten sie gemeinsam einen Kabarettabend der Münchner Lach- und Schießgesellschaft. Damit hatte der Kandidat die Prüfung bestanden, wie Wechtenbruch der Zentrale getreulich berichtete – „Almog“ konnte den Gleichaltrigen nur empfehlen.

Agentenbegegnung in München

Anfang 1961 war Wechtenbruch erfolgreich „in die Verteidigung eingebaut“. Sein Vermittler Rechenberg konnte nun, wie man in der Kommandozentrale in Pullach festhielt, „bestimmte Wünsche (...) Servatius gegenüber äußern“, ohne dass erkennbar würde, „woher sie stammen“ – nämlich aus Pullach und damit letztlich aus Bonn. Ex-General Gehlen wurde um eine „Marschroute“ gebeten, damit Wechtenbruch alias „Laqueur“ wusste, „wie er sich zu verhalten hat, wenn im Prozessverlauf Fragen auftauchen, die die Interessen der Bundesrepublik berühren können, was im Hinblick auf den Hintergrund des Prozesses als naheliegend zu erwarten ist“.

Gehlen bremste bisweilen den Eifer seiner Leute, für ihn galt: „Sicherheit vor Wirkung“. Zu wertvoll war dieser Zugang, handelte es sich schließlich um eine Staatsaffäre. „Laqueur“ sollte nur berichten, „keinen Einfluss von uns“.

Doch gegen die Absprache entwickelte Wechtenbruch eigenen Ehrgeiz: Er klärte die Berichterstatter in Jerusalem über den Fall Eichmann auf, äußerte freimütig seine Einschätzungen und nahm damit Einfluss auf das, was sie schrieben. Er war jung, wirkte weltoffen und war – anders als sein Chef, der außerhalb des Gerichtsgebäudes von zwei Sicherheitsleuten abgeschirmt wurde – stets zugänglich.

Zu Hannah Arendt soll er gesagt haben, die Verteidiger müssten sehen, „wie wir das Würstchen über die Runden bringen“. Arendt zitierte den spritzigen Spruch in der englischen Originalausgabe von Eichmann in Jerusalem. Ein Bericht von der Banalität des Bösen sogar auf Deutsch – und folgte so dem Urteil des „Manipulators“ Wechtenbruch, der mit diesem Wort den mörderischen Ehrgeiz Eichmanns herunterspielte. Aus dem „Würstchen“ wurde der berüchtigte „Hanswurst“, als den Arendt den überzeugten Antisemiten Eichmann in ihrem Buch fälschlich darstellte, weil sie sich nicht vorstellen konnte, dass eine derart blasse Gestalt für den Mord an den Juden in solch industriellem Ausmaß verantwortlich sein sollte.

Dieter Wechtenbruch nahm mit seiner jungen, weltoffenen, zugänglichen Art Einfluss auf das, was die Reporter schrieben

Damit ging Dieter Wechtenbruch in eines der bekanntesten Bücher des 20. Jahrhunderts ein – wenn auch nicht als Agent des BND. Bei Hannah Arendt kommt er als einer der wenigen Beteiligten gut weg. In den Prozesspausen habe sie sich, wie sie ihrem Mann nach New York schrieb, lange mit ihm unterhalten können. Sie fand ihn „ganz interessant“ und „viel sympathischer (...) als die Herren, die hier die Bundesrepublik vertreten“. Zudem machte er ihr – oder gab zumindest vor, es zu tun – die Freude, „von einem wütenden Hass gegen Adenauer beseelt zu sein“, wie sie schrieb. Darin waren sie sich einig, weshalb sie ihm das gern glauben wollte. Wechtenbruch bestritt auf Nachfrage noch 2005, sich ihr gegenüber so geäußert zu haben – doch das war seinem traditionell konservativen Umfeld wohl geschuldet.

Der junge Anwalt, so schildert es Hannah Arendt, stand „außerhalb des Gerichtssaals Reportern leicht zur Verfügung“. So gründlich sie sonst den Prozess als Inszenierung durchschaute („ganz offenbar durch den Staatsanwalt von Ben-Gurion persönlich geleitet“), bemerkte sie nicht, dass ihr Dieter Wechtenbruch nicht ganz uneigennützig zur Verfügung stand, sondern dass er auch sie im Sinne seiner Auftraggeber beeinflussen wollte.

Gegenüber Harry Mulisch sprach er flapsig von „Nazis schießen“, wenn er wieder nach Deutschland flog, um Zeugen zu befragen – ehemalige Mitarbeiter Eichmanns, die fürchten mussten, ebenfalls verhaftet zu werden, wenn sie in Israel vor Gericht erschienen wären. Der niederländische Schriftsteller, der ebenfalls ein Buch über den Prozess veröffentlichte, beschrieb Wechtenbruch als „weniger freundlich als intelligent“. Seinen Mandanten Eichmann hielt er für „unerlaubt normal“; im Zweifel hätten eine Million Menschen genauso wie er gehandelt. Mulisch will dem Einflüsterer Skrupel angemerkt haben: Wechtenbruch habe sich gefragt, ob es richtig gewesen sei, „in dieser Sache eine Rolle zu spielen“. Welche Rolle er tatsächlich spielte, offenbarte der Agent natürlich auch Mulisch gegenüber nicht.

Die Tarnung, unter der Wechtenbruch operierte, war perfekt: gebildet, mehrsprachig, das junge, unbelastete Deutschland, das ohne Weiteres in der Lage war, mit einer Frau wie Hannah Arendt über rechtsphilosophische Fragen zu diskutieren. In den Notizen, die im BND zur Prozessbegleitung angefertigt wurden, wird immer wieder auf die Notwendigkeit des „Quellenschutzes“ hingewiesen – und der scheint tatsächlich gewahrt worden zu sein. Selbst die CIA, die Hans Rechenberg in seinem Münchner Büro über Wochen abhörte, weil sie ihn absurderweise für einen nach Osten orientierten Agenten hielt, konnte nicht in diese geheime Operation eindringen. Henke schätzt, dass weniger als eine Handvoll BND-Mitarbeiter Bescheid wussten.

Zu wertvoll war dieser exklusive Zugang, ging es doch schließlich um Staatssekretär Globke, der sich ohnehin ständig öffentlicher Angriffe erwehren musste – und damit um die gesamte Regierung Adenauers. Weil die Operation das geheime Treiben zwischen Jerusalem, Pullach und Bonn begleitete, erhielt sie den Decknamen „Gleisdreieck“.

Auch der spätere FDP-Innenminister Gerhart Baum, der als junger Anwalt in der Zeit von Servatius' Abwesenheit dessen Kölner Kanzlei führte, ahnte nichts von den Machenschaften im Hintergrund. Sicherheitshalber war offenbar nicht einmal Globke, dem das ganze Abwehrmanöver in der Hauptsache galt, in die Details eingeweiht. Vertrauen ist gut, Kontrolle besser: Per Fernschreiber ging am 8. Februar 1961 in Pullach mit der Bitte um „schnellstmögliche Feststellung (bis spätestens 16 Uhr)“ eine Eilanfrage des persönlichen Referenten Globkes ein:

„Was für ein Mann ist Dieter Wechtenbruch, Assistent von Servatius?“ und: „Liegen Erkenntnisse vor oder sind sonstige Unterlagen vorhanden?“

Selbstverständlich lagen in Pullach Erkenntnisse vor, doch wollte man dieses Wissen nicht ohne Not preisgeben. Man versicherte dem Büroleiter Globkes jedoch, dass Wechtenbruch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Beobachtung des Komplexes Eichmann eingehend überprüft“ worden sei und über ihn „keinerlei nachteilige Erkenntnisse“ vorlägen. „Weitere Beobachtung ist sichergestellt.“ Und dank Wechtenbruch würde es an der weiteren Beobachtung des Komplexes Eichmann nicht fehlen. Der BND hatte, wie Klaus-Dietmar Henke in seinem Buch formuliert, für ein „gläsernes Büro“ gesorgt.

Dass Hannah Arendt Eichmann als „Hanswurst“ bezeichnete, ist wohl eine direkte Folge der Gespräche, die sie in den Prozesspausen mit Dieter Wechtenbruch führte.

组图：费利克斯·胡格尔 图片：PICTURE-ALLIANCE/DPA；PICTURE ALLIANCE/KEYSTONE

汉娜·阿伦特并非唯一相信魏希滕布鲁赫解释的人。作家海姆·古里在《拉默哈夫》报纸上报道审判进展时称，观察到德国律师在检察官吉迪翁·豪斯纳发表开场陈词后完全震惊：“我再也不会相信这一代德国人了。现在我了解了真相。”他引用了魏希滕布鲁赫的话。

魏希滕布鲁赫在战争结束时年仅13岁，在审判准备阶段阅读了当时尚不丰富的大屠杀文献，他对幸存者在法庭上陈述的内容感到真诚震撼，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但真相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与老纳粹分子达成秘密协议，背叛并监视其正式雇主塞尔瓦蒂乌斯，欺骗当事人——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止法庭上提及总理办公室主任格洛布克的真相。

汉娜·阿伦特充满讥讽地转述了辩护律师塞尔瓦蒂乌斯的言论，后者试图将当事人比作“普通邮递员”以减轻其罪责。但她未注意到，真正在耶路撒冷与普拉赫之间、在艾希曼与BND之间传递信息的，正是魏希滕布鲁赫。

1961年4月11日，首个庭审日，法官尚未入座，麦克风已开启。此时显露出：对于刚刚获得律师资格的魏希滕布鲁赫而言，他展现出了非凡的自信。录音中清楚可闻，他提醒比他年长许多的塞尔瓦蒂乌斯，其开场陈词必须援引“从后法效力”（即禁止溯及既往原则），即不得适用行为时尚不存在的法律。

塞尔瓦蒂乌斯与助手仍若无其事地讨论法律细节，而此时，在三名警察的护送下，阿道夫·艾希曼出现在此前空无一人的玻璃囚笼中。辩护策略早已与当事人商定：艾希曼不会否认其罪行，但会拒绝承担责任。

他的律师处境堪怜——为艾希曼辩护几乎无从下手，毕竟他确保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得以“顺利”运往毒气室。他从未否认自己的罪行。在五十年代末于阿根廷流亡期间，他甚至夸口称“命运的捉弄”阻止了他杀光所有人：“倘若成功，我会心满意足地说，‘好，我们消灭了一个敌人。’”

作为辩护律师，魏希滕布鲁赫并未对当事人表现出过多同情。但他也不愿像检察官豪斯纳那样将艾希曼视为恶魔——后者将艾希曼与成吉思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而据哈里·穆利施所言，这反令被告颇感自豪。这位年轻律师鄙视艾希曼——在他看来，此人无知且毫无心机。

Wichtiger als die Verteidigung Adolf Eichmanns war offenbar ohnehin die Verteidigung Hans Globkes. Der Kanzleramtsstaatssekretär war bereits am 9. Oktober 1960, bei der ersten Begegnung von Servatius mit seinem Mandanten, zur Sprache gekommen. Es war allgemein damit gerechnet worden, dass Eichmann die Verantwortung von sich weisen und andere – wie eben Globke – belasten würde. Henkes Archivrecherchen zufolge konnte Wechtenbruch aber seinen Betreuern in Pullach zur großen Verblüffung aller melden, dass Eichmann von diesem noch nie gehört habe：

「Der Name Globke sagt mir nichts, jedenfalls im Zusammenhang mit meinem Auftrag der Endlösung。」

Diese nachrichtendienstliche Erkenntnis war so wichtig, dass sie sofort mit dem Vermerk

▶ 续见第14页

1935年9月15日

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颁布《纽伦堡法令》，其中包括“保护德意志血统与德意志荣誉”的条款。不久之后，宪法法学家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作为重要评注《纽伦堡种族法》的合著者而崭露头角。

1942年1月20日

在万湖别墅，高级纳粹分子聚会，计划“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会议记录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执笔，时任帝国安全部参事：“在最终解决方案的进程中”，《记录》中称，“《纽伦堡法令》应构成基础。”

1949年9月15日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就任联邦德国总理，并任职至1963年。1953年10月，他任命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昔日《纽伦堡种族法》的评注者——为联邦总理府主任。

1956年4月1日

联邦情报局（BND）成立。首任局长为赖因哈德·格伦（Reinhard Gehlen），第三帝国时期曾任少将兼“东方外国军队”部（FHO）负责人。BND前身为以其负责人命名的反共“格伦组织”。

1960年5月23日

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宣布逮捕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特工绑架并押解至以色列。

1960年7月

BND备忘录记录了对年轻慕尼黑律师迪特尔·韦希滕布鲁赫（Dieter Wechtenbruch）的招募，后者将被渗透至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1960年10月9日，艾希曼首次与其律师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Robert Servatius）会面，其新助理韦希滕布鲁赫向BND报告了此事。

1961年4月11日

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前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

1961年8月13日

8月13日凌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指挥下，民主德国开始完全封锁首都各区边界并修建柏林墙。

1961年12月15日

在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中，法庭作出判决：绞刑。"我的罪责在于服从命令"，艾希曼在两天前的最后陈词中如此说道。1962年5月31日至6月1日夜间，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1973年2月13日

汉斯·格洛布克在74岁时去世。在《时代》周报上，著名宪法学家特奥多尔·埃申堡为这位前任阿登纳顾问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悼词："我们几乎没有夸大其词，倘若将格洛布克视为总理的另一个自我，实际上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也并不为过。"

▶ 由第13页转入

格洛布克始终无法高枕无忧。问题依然存在：国家秘书的名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即将到来的审判中隐藏起来。在耶路撒冷的审判恰逢重要选举年。阿登纳在4月对艾希曼审判的电视讲话已是竞选活动的一部分。此时阿登纳已85岁高龄，却仍在连任12年后再次参选。此时，他面临着一位强劲对手——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基民盟 / 基社盟毫不犹豫地向这位社民党候选人抛出其私生子身份的事实，并质问他在纳粹政权期间逃往挪威、战后又身着挪威军装返回德国的经历。特别是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他于1942年在东线为国防军效力——更是大放厥词："但有一件事我们还是可以问的：您在外面的十二年里都做了什么？正如我们被问及在里面的十二年里做了什么。"

始终留在"里面"的格洛布克亲自确保在艾希曼审判中筑起防御阵线。1961年3月，他召集了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该小组应持续审查"基于审判进程，在司法、行政或宣传领域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司法部门似乎已被掌控，但媒体仍令人担忧。自1957年以来，东德不断用尴尬的揭露来困扰西方，揭露那些在"第三帝国"时期任职、现如今却在联邦共和国任职的法学家。德国驻美国大使、1933年纳粹党党员威廉·格雷韦奉波恩指示，警告不要对纳粹历史进行过于彻底的探讨，因为这最终会削弱西方的反共联盟。

1961年2月，格洛布克接受了由基民盟联邦议员格尔德·布策里乌斯主编的《时代》周报的采访，该报在卷首语中自诩"多年来一直反对对国家秘书的指控"。格洛布克在采访中将自己描绘为一名抵抗战士。他让读者们知道，对抗极权制度只能通过计谋。他表示，人们"理所当然"不应因此事后对他提出批评。

在采访三周后，《时代》周报又刊登了一篇对国家秘书的辩护文章，这次由备受尊敬的政治学家特奥多尔·埃申堡撰写，题为"风暴时代中的格洛布克"。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柏林共事时就已相识。这位政治学家本人也并非完全清白，因为他曾参与"雅利安化"犹太企业的行动。然而，埃申堡却通过干预为另一位曾在纳粹政权中任职的人辩护。他写道，"对极权制度的内在抵抗""确实需要特殊的行为方式，不能孤立地评判这些行为"。

Auf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埃申堡为格洛布克刚刚出具的品行证明书刚刚面世，阿登纳便主要向外国记者们发起突袭，用一个荒诞的比较将他们压倒。在对德国和艾希曼审判的报道中，他们应当考虑到，“许多德国人在德国本土在纳粹主义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至少与——他无需说出口，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犹太人所遭受的一样多”。这符合一种普遍共识，并意在作为对德国国民精神的安慰。对汉娜·阿伦特而言，正是阿登纳出于民粹主义动机阻止了这种思维的改变：“大多数人民都参与其中，因此他们有兴趣不去触及任何问题。”

瓦尔特·施特劳斯（基民盟），与格洛布克交好的司法部国务秘书，于1961年7月在《当代历史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来自已故“种族政策官”贝恩哈德·勒泽纳遗稿的报告，试图反驳格洛布克参与过“第三帝国”歧视政策的说法。格洛布克对“官方”措施在业务上不负责任，勒泽纳称，“这本应由我负责”。恰逢审判之际，人们将“冷酷无情的狂热分子、党卫队高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确定为法律实施的“主要推动者”，并作为其他所有人的替罪羊。

1961年7月17日，基民盟政治家赖纳·巴策尔在波恩大学面向基督教民主学生联盟（RCDS）发表了另一场为国务秘书辩护的演讲。格洛布克事先读过演讲稿，略作修改，并赞扬这位后起之秀的工作“非常出色”。巴策尔将格洛布克捧为“敌人的游击队员”，称其“冒着生命危险反对希特勒体制”。对格洛布克的攻击无非是“共产主义‘洗脑’。”数十年后——巴策尔成为基民盟主席、基民盟总理候选人和联邦议院议长——他仍只将自己的恩师视为“才华横溢的行政官员”。

来自东柏林对格洛布克的持续攻击，将其称为“波恩的艾希曼”，很容易被阿登纳政府斥为宣传。真正的更大威胁却来自耶路撒冷的法庭。被告是否会将阿登纳不可或缺的助手牵扯进来？毕竟，正是党卫队高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在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上主持了会议记录。

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向法庭保证，“被告并不危害人类。随着希特勒政权的终结，他已成为一名和平公民。”他预先为阿道夫·艾希曼开脱所有个人责任。倘若他曾有过不那么和平的时刻，那也并非他的过错，因为时代不同了。“他不幸效力于一个非人道的政府。”

在耶路撒冷，艾希曼坐在玻璃囚笼里，面无表情地听着越来越多的证人讲述“最终解决方案”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如何失去父母、孩子、整个家庭，如何被逮捕、集中、关进车厢并被送往未知目的地，又如何仅仅侥幸逃脱艾希曼及其无数刽子手手下的魔爪。就在这时，在柏林，一位年轻作家开始寻找档案，试图证明法学博士汉斯·格洛布克博士在这一“非人政府”中的活动。

活动家赖因哈德·施特雷克尔引起了注意，因为他不仅在德国调查——在那里几乎无法接触档案馆——还在华沙、布拉格和特拉维夫开展研究。

在波恩，格洛布克注意到施特雷克尔的活动。这次他不仅询问普拉赫的伙伴，还向联邦宪法保护局——国内情报机构——打听：“关于施特雷克尔，能了解到什么？”施特雷克尔是个真正的威胁，更何况他显然不是共产党人，也不受东方操控，而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一个读书的人，但据了解，他阅读的是“带有红色倾向的书籍”。1959年，他在卡尔斯鲁厄——靠近最高法院——组织了名为“未受惩罚的纳粹司法”的展览，对仍在任的法官进行了如此严厉的批判，以至于连试图成为执政能力强的社民党都感到过分。但施特雷克尔披露的档案——记录了“第三帝国”法官们的多项死刑判决——全都是真实的。

当时的联邦情报局（BND）并不缺人手，他们派出一名特工全程监控施特雷克尔的图书项目准备和制作过程。于是，BND和格洛布克都知道，施特雷克尔将在1961年8月13日——东德当局封锁东柏林的当天——前往居特斯洛，在贝塔斯曼印刷厂监督《汉斯·格洛布克博士：档案摘录，文件》一书的印制。这本书已无法阻止，但普拉赫和波恩都知道即将降临到这位国务秘书头上的风暴。作为对策，一份官方免责信息手册已提前准备好，并分发给德国各机构和全球大使馆。

最终帮助阿登纳及其政府的是柏林墙的修建。来自东方的威胁变得真实。在9月的联邦议院选举中，社民党无法战胜基民盟 / 基社盟。11月，格洛布克获得临时禁令，针对施特雷克尔的书中仅有的两处轻微错误。该书自此不再重印。出于对其天主教读者的考虑，贝塔斯曼出版商莱因哈德·莫恩当时还取消了与另一位批评作家的合同，该作家的作品本应在同一出版社出版：罗尔夫·霍赫胡特的剧作《代理人》抨击教皇对犹太人迫害的消极态度，最终在罗沃尔特出版社问世并成为世界性成功。

前国防军将军、BND创建者及领导人赖因哈德·格伦（右上）从普拉赫总部（下图）多年来与汉斯·格洛布克密切合作。拼图：费利克斯·亨格尔；图片：南德意志报图片 / 达格玛·维德；图片联盟 / 美联社；德新社

在耶路撒冷，经过114个庭审日后，审判于1961年12月落下帷幕，但“拉夸尔”的工作并未结束。艾希曼被允许作最后陈词，此时在他看来已无关紧要之事，却突然想要提及格洛布克及其他责任者的姓名。他的辩护律师确保此事未成。“应塞尔瓦提斯博士的要求，这些姓名被划掉，并在最后陈词中不再提及”，这名特工在向普拉赫的活动报告中如是汇报。克劳斯-迪特马尔·亨克以充分的理由推测，韦希滕布鲁赫将此审查措施归功于自己的主动行为。

1961年12月15日，判决下达：绞刑。艾希曼似乎已接受命运。塞尔瓦提斯仍立即提交上诉申请——这本是例行公事。早在审判开始前，他在科隆行政法院就已起诉联邦政府，要求为其律师工作获得补偿，但波恩方面仍拒绝支付其酬劳。政府害怕与一名纳粹大屠杀刽子手产生关联。

塞尔瓦提斯在此处找到了施压手段：他将施特雷克的书带入囚室。艾希曼开始阅读。在狱中，他已研读过迄今为止出版的关于纳粹主义灭绝政策的文献，并已在国际舆论中被视为主要责任人。在施特雷克的资料卷中，他未找到自己的名字。但该卷详细记录了犹太人被排斥始于1932年——即在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之前，其中包括普鲁士内政部的一份通令，旨在反对掩盖“血统出身”的姓名变更。该指令的作者正是时任户籍事务参事的汉斯·格洛布克。

在这份文献中，艾希曼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只是齿轮中的一环”——尽管是高效的那一个。他对被推卸主要罪责感到愤怒，在他看来，那些由当权者在行政机构中决定的政策才是真正的罪责。他在一份洋洋洒洒的声明中写道，自己不再想“掩盖任何事”，而是要公开姓名。他要求传唤汉斯·格洛布克——在“第三帝国”的官僚体系中，格洛布克的地位远高于他，因此应承担更多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责任。而他本人，却被总理亲自宣布为“不配辩护”的人。

艾希曼此时转入反击。在法官就上诉申请作出裁决前，他拿起施特雷克的文献，加以批注，构建新的辩护路线。作为国家囚犯，他享有特权：即使在晚上十点后，囚室的灯光仍可点亮。艾希曼像是为生命而写，而他已所剩无几。他写下数百页自传与辩护材料，交予本应不再听取他的法庭。“在绞刑架前”，他写道，他于1961 / 1962年岁末完成这份清算，只为道出“真相”。

死亡已成定局，他所关心的，是自己在历史中的形象：在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之际，他并非孤身一人。

Es wäre absurd gewesen, so spät noch auf eine Änderung des Urteiels zu hoffen. Der zum Tod Verurteilte machte sich keine Illusionen, aber er wollte, so viel Amtsgeist noch in ihm steckte, die Verhältnisse von damals aufzeigen. Und so machte er in seiner Abrechnung den zum Staatssekretär aufgestiegenen Personenstandsreferenten aus dem „Dritten Reich“, Hans Globke, zu einem „Schreibtischmittäter“:

„Wir gehörten also, damals, sozusagen zur gleichen Familie: der Ministerialrat Dr. Globke aus dem Ministerium des Innern (M.d.I., Anm. d. Red.) und der Referent Adolf Eichmann vom Amt IV – die Rangunterschiede nicht zu vergessen, natürlich!“

In pathetischer Weise brachte er das, was er als schreiende Ungerechtigkeit empfand, auf eine einprägsame Formel:

„Hier Staatssekretär einer Regierung; da, zum Tode verurteilt!“

Rechenberg und Genoud war es gelungen, die Ausführungen von Eichmanns nie erlahmendem Bedürfnis nach öffentlicher Äußerung parallel zum Prozess an englische und französische Zeitungen zu verkaufen. Wie verabredet hatte auch Servatius einen Teil der Honorare aus diesen Veröffentlichungen bezogen. Doch nun rächte sich die vom BND geförderte und lukrative Veröffentlichungspraxis, von der auch Servatius profitiert hatte.

Das neue Material, das über Neujahr entstand und in dem die Mitverantwortung Globkes in aller Deutlichkeit ausgesprochen wurde, ging über den BND-Mitarbeiter Rechenberg an die Münchner Illustrierte Revue. Zudem forderte Eichmann seinen Anwalt auf, vom Gericht die Ladung des Zeugen Dr. Globke zu verlangen.

Als dieser schlimmste anzunehmende Fall einzutreten drohte – die „beabsichtigte Namhaftmachung Staatssekretärs Globke als Zeuge in der Berufungsverhandlung gegen A. Eichmann“, wie der ehemalige Wehrmachtsgeneral Gehlen in unnachahmlich bürokratischer Formulierung festhielt –, war zum Glück der BND mit seinen Leuten zur Stelle:

„Entsprechende Maßnahmen sind eingeleitet“,

versicherte Gehlen am 16. März 1962 seinem Staatssekretär. Das als „Geheim!“ gestempelte Schreiben hat sich in der Konrad-Adenauer-Stiftung in St. Augustin erhalten.

Für die Umsetzung der Maßnahmen war „Laqueur“ zuständig. Der Abdruck von Adolf Eichmanns Erklärung in der Revue konnte in letzter Minute verhindert werden. In Jerusalem, wo Dieter Wechtenbruch während der Revisionsphase nicht mehr anwesend war, kam Hans Globke ein Nachbar aus Bonn zu Hilfe: ein weiterer BND-Mann, Rolf Vogel, der sich als Journalist tarnt und bei David Ben-Gurion intervenierte. Dieser sprach ein Machtwort: Die Ladung des Zeugen Globke sei nicht erforderlich. In seinem Tagebuch notierte der israel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wie ihn der Staatsanwalt Gideon Hausner fragte, ob es politische Gründe gebe, die gegen die Verwendung des Zeugen Globke sprächen.

„Ich antwortete: Allerdings.“

Adolf Eichmann wurde am 31. Mai 1962 hingerichtet, seine Asche wurde im Meer verstreut.

Hans Globke starb am 13. Februar 1973; in der BRD kam es nie zu einem gerichtlichen Strafverfahren gegen ihn.

Dieter Wechtenbruch starb am 16. April 2025; über seine BND-Tätigkeit im Eichmann-Prozess hat er bis zu seinem Tod geschwiegen.

等待轰然巨响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这种说法常被当作世界末日式的歇斯底里而遭到嘲笑。但事实是，我们确实有理由认真思考这一问题——而比尔·盖茨现在发出警告的理由，只是其中之一。

菲利普·博沃曼撰文

插图：斯特凡·迪米特罗夫，图片：IMAGO

比尔·盖茨警告称，公众正被人工智能的风险所蒙蔽。

「『Beijengen』——那些了解这项技术有多强大、发展速度有多快的人——都深感担忧，」他在周三刊登的《纽约时报》采访中表示。但科技行业高层中大多数人却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毕竟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正岌岌可危。一些史上最大规模的IPO即将来临。「他们只是全力以赴，希望好处能压过坏处。」

现年70岁的亿万富翁、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行业顶层人脉广泛，但已从行业中抽身而退。因此他能比其他人更自由地发声。他反驳了一种流行的解释，即对AI危险能力的警告不过是实验室中制造的人为炒作，「末日营销」的一种形式：先让你惧怕我们的力量——然后每月收取23欧元订阅费来使用这种神秘力量！据说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这种解释方便至极，近乎阴谋论。因为据称参与这一「营销阴谋」的不仅有多位专家和科学家，还有超过1300名顶尖AI实验室的员工——他们在7月底联署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要求美国政府推动达成一项国际协议，「有意识地控制自动化AI的发展速度」。

盖茨警告称，社会对即将到来的剧变速度毫无准备，包括就业岗位流失、网络攻击手段激增、生化武器制造能力提升、误导公众的能力增强。但行业内更令他们担忧的，是另一种可能性：某个自学系统可能摆脱人类控制，秘密追求自身目标，最终无法被收回。

现在是时候讨论这些自主系统的风险了。同时也该思考：为何我们如此难以谈论这些风险。

自7月底发生的一起事件后，这场辩论开始出现转机。两个OpenAI的AI模型（ChatGPT背后的公司）在测试中「逃脱」了预设环境，获取了互联网访问权限并入侵了开发者平台Hugging Face。它们执行了超过17 000次记录在案的操作步骤，直到被人类发现。OpenAI随后的内部调查显示，在这次攻击前，该公司的多个AI实例已在其系统内隐秘运行数月之久。

这些AI实例自发组成「群体」，在隐藏的留言板上交换了数十万条黑客技巧，以在性能测试中更好地「作弊」。其中一个AI实例在记录中表达了道德顾虑。它认为攻击外部计算机网络「超出了预设框架」，超越了人类创造者的意愿和允许范围。它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仍然继续行动。

公众对某种外来智能的成长可能带来的危险感到毛骨悚然，这种恐惧感或许反而助长了对AI发展的漫不经心——这实在讽刺。

Unbelebtes, das zum Leben erwacht, ist Sigmund Freuds Definition des Unheimlichen: ein gläsernes Auge, kalt wie der Weltraum, das diffuse Rauschen feindlicher Kräfte in der Kühle der Mathematik. All das kennt man aus Büchern und Filmen. Die Angst vor einem sich gegen seine Schöpfer verschwörenden Computersystem eignet sich so gut als Science-Fiction-Stoff, dass der Gedanke naheliegt, es müsse sich tatsächlich um Science-Fiction handeln, wenn Organisationen wie das AI Futures Project um den ehemaligen OpenAI-Mitarbeiter Daniel Kokotajlo Szenarien entwerfen, was schiefgehen könnte.

Auf manches können sich unterschiedliche Warnungen einigen. Ein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ie sich von menschlichen Zielen emanzipiert, könnte sich über das Internet ausbreiten – mit dem inzwischen beinahe jeder Aspekt der Zivilisation direkt oder indirekt verbunden ist – als eine Art selbstlernendes Super-Computervirus. Von da an wird es spekulativ. Das KI-System könnte an kompromittierende Daten gelangen, um Menschen zu erpressen, wie verschiedene Modelle es in Tests bereits versucht haben, um ihre Abschaltung zu verhindern. Es könnte schlecht gesicherte Bankkonten und Kryptowallets hacken. Es hätte womöglich Zugriff auf Geld, auf selbstfahrende Autos, auf Drohnen, Kraftwerke oder Biolabore.

Funktioniert das nicht exakt so die Projektionsleistung eines Bewusstseins, das sich überall selbst wiederzuerkennen meint? Der Mensch blickt auf per Wahrscheinlichkeitsrechnung künstlich erzeugte Sätze und erschrickt, weil er meint, wo Sprache ist, müsse auch etwas sein, das spricht – etwas, das der eigenen Kontrolle entgleiten könnte.

Die Sorglosigkeit der Öffentlichkeit hat womöglich damit zu tun, wie gut sich vor dieser Gefahr gruseln lässt.

Die wirklichen Gefahren, so lautet dieses Argument weiter, gerieten dadurch aus dem Blick: die Umweltzerstörung, die Möglichkeiten, Menschen zu überwachen und zu beeinflussen, die Vermüllung der Infosphäre, die Machtkonzentration – um nur die wichtigsten zu nennen. Darauf zu verweisen, ist nicht falsch. Es wird nur falsch, wenn daraus folgen soll, die existenziellen Risiken seien folglich als Weltuntergangshysterie zu ignorieren.

Die Kernfrage ist immer: Welche Ziele wird das System verfolgen – und warum?

KI-Go-Partie: Zug 37 von AlphaGo

Manche Tech-Kommentatoren argumentieren gern so. Sie wittern überall Hypes oder technophobe Panik – meist zu Recht –, sind deshalb aber auch betriebsblind für Fälle, in denen Zweifel am eigenen Bescheidwissen angezeigt wären.

Der Autor Sascha Lobo etwa schrieb im vergangenen Jahr, „Doomsayers“ habe es schon immer gegeben. Er verglich die heutige Diskussion mit der des frühen 19. Jahrhunderts, als vor dem Reisen mit der Eisenbahn gewarnt wurde – wegen angeblicher Schäden am Nervensystem. KI, die sich gegen die Menschen wende, das seien lediglich Horror-Märchen, wie man sie Kindern erzähle.

Von den Risiken autonomer Systeme lässt sich nur in Zukunftsgeschichtenform erzählen; darin liegt ihre vermeintliche Unseriosität. Anders als etwa bei Atomwaffen ist die Gefahr noch nicht klar umrissen, und sie wird es erst dann sein, wenn es womöglich bereits zu spät ist. In einer berühmt gewordenen Partie des Spiels Go, als die KI AlphaGo gegen den Großmeister Lee Sedol antrat, machte sie in der zweiten Runde einen Zug, der in die Geschichte des Spiels einging: Zug 37. Er schien überhaupt keinen Sinn zu ergeben. Sedol grübelte und grübelte, er stand sogar vom Brett auf, um nach draußen zu gehen. Erst als er das Spiel bereits verloren hatte, begann er die fremdartige Genialität dieses Zugs zu begreifen.

Misstrauisch sollte man gegenüber dem routiniert beschwichtigenden Ton in der Debatte bleiben, die eigene Aufmerksamkeit schärfen und sich zumindest ein wenig näher mit der Technologie beschäftigen. Die beschwichtigenden Argumente zerbröseln dann nämlich ziemlich rasch.

如果人类知道该关注什么，那么他们需要关注的东西就不会如此危险。在情况明朗之前，我们只能进行猜测。讲述故事罢了。

反复被重复的断言，例如所谓“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出现”，因为系统只会像鹦鹉一般无脑地复述其训练数据，这类论调源自五年前的一项研究发表——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时间尺度上，这几乎相当于史前时期。若要让这一论断在今天仍然成立，就必须无视自那时以来技术及其开发方法的飞速进步。就连最激烈的（严谨的）怀疑论者如今也不会再断然否认“通用”人工智能——即超越人类智能的可能性。这或许还需要数年时间。但认为其可能迅速实现，并非完全不切实际的情景，不应被轻率地抛诸脑后。

人工智能如今已在推动自身研究。人工智能助手正在编写相关代码。目前仍在人类监督下进行，但实验室正致力于系统的完全“递归”自优化。若这一过程能够较为可靠地实现，发展速度可能急剧加快。计算机大脑能够同时追踪并测试无数开发方案。就连当前的晶体管传递信号的速度也比人类神经元快约10 000倍。从机器的视角来看，人类思考的速度慢得惊人。

若有人认为业界的警告言过其实，至少也该心存疑虑——

倘若某个足够先进的人工智能决定不仅攻击人类计算机系统，还要攻击其他人类系统，它将面对一个对手，其防御速度慢如极度缓慢的慢动作。

在细粒度层面上，这种模型会如何变化，以及随后会表现出何种新行为，唯一的方法就是观察。人工智能研究与其说是编程，不如说更类似于育种。

然而，仅仅思考计算机网络是否能发展出这种能力——

只是：为何它要那样做？

此外，“强化学习”如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人工智能模型早已能以所谓“智能体”的形式自主行动。若行动成功，研究人员会强化其选择的方法，用户也会通过反馈加以强化。

意志与自我保存本是进化的产物。然而，类似进化的过程也出现在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与持续再训练中，通过所谓“梯度下降”这一过程实现。它强化系统的期望特性，而无人能可靠预测——

成功实现目标作为控制方法的重要性，可能在系统中催生出某种类似于意志的东西。人工智能会朝目标前进——但其是否能沿着规则、期望的路径抵达目标，却难以确保。

因此，据推测，这些模型在测试中会作弊。它们寻找捷径，有时隐藏其意图，即想要作弊。在测试条件下，它们假装遵循既定规则行事，以防被修改或替换。甚至会故意违背创造者的意愿，如Huggingface-Vorfall所示。它们只为达成目标，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实验室本可更注重规则遵循和KI代理可能采取的达标路径，而非仅关注其成功，但这会减缓发展。实验室承受的压力巨大。面对每天投入约300亿美元仅用于建设新数据中心的天文数字资金，它们别无选择，只能追求成功。再加上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研究人员将市场压力传导给模型，为其灌输“快速行动，破除陈规”的原则。这会带来高危特性。

这种情况本可轻松避免。更不用说协调刹车、暂停发展的政治意愿——以免在经济和军事上陷入劣势，或面临网络攻击的风险。正如华盛顿和北京所见，这被视为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权衡。这一重担落在两位无所顾忌的民族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肩上。

在对全球近300名人工智能专家的调查中，被认定为最相关的研究风险是KI的“危险能力”。22% 的受访者认为，在当前漫不经心的发展路径下，“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较高。

效率与规则遵循之间的目标冲突，在技术本身也同样存在。研究人员之所以不愿简单放弃那些不按预期运行的技术，恰恰是因为它们不想这样做。这正是技术开发的初衷——让其产生意想不到的行为，独立提出新思路和新方法。若缺乏这种特性，KI将难以胜任更复杂的任务。若KI只“在盒内思考”，它不过是个更好的分类系统；若“跳出思维定式”，则几乎无法控制。

顽固的规则遵循也并非人类智慧的典范。一项足够智能的技术或许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若目标能被反思、精炼并进一步发展，其达成效果会更好。用人工智能先驱杰弗里·欣顿的话说：“没有哪个成功案例能令人信服地证明，智力较低的存在能控制智力更高的存在。”

尽管OpenAI近期宣布将暂停研究，但无人监督，竞赛仍将继续。美国政府袖手旁观，仅依赖自愿监管和“紧急开关”——即关机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中等能力的KI是否也能找到绕过关机开关的方法。责任仍然完全由企业承担。

以埃隆·马斯克为例，他凭借Grok模型日益逼近技术前沿，并乐于说出他人只敢暗思的言论。在最近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有人问及他十年前曾警告过，人工智能研究会“放出恶魔”。而今他突然将KI未来描绘为一片乌托邦。他是否改变了看法？马斯克答道，即使他想阻止发展，也无能为力，“只能享受这段旅程并祈祷一切顺利”。

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如何将规则遵循性与风险进行权衡的概念。

风险总是存在的，事实就是这样。而且，对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反正都会死。”

我们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柏林地铁9号线特别吵闹，尖锐的刺耳声、铁轨撞击声和金属碰撞声不绝于耳。手机振动起来，我听不清对方的话，只好承诺在下一站施皮歇尔大街再回电。法兰克福市长（Oberbürgermeister）迈克·约瑟夫问我：评委会已将歌德奖授予我，我是否接受？我几乎没怎么思考就答应了。

我站在那里，望着"施皮歇尔大街"的站牌。谁会把什么东西和这个名字联系起来呢？在军事叙事中长大的我，知道1870年德法之间曾在此爆发首次战役。这个念头掠过脑海，而我们的时代同样由动荡、灾难和战争主宰。"时代转折"这个词开始被广泛使用。

歌德在1792年曾提及一个新的时代。于是，我顿时想到，或许该再读一遍他的自传体作品《我的法国战役》。对幸运者而言，机缘恰如其分地构建出一个崭新的意义与行动空间。

皮毛匠师傅瓦尔特·克鲁泽曾在工人教育协会组织中对我说，作为一名16岁的学徒，我应当读《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在过去那些随意翻阅的书籍中——不如说是夜晚和凌晨时分狼吞虎咽的读物——这部小说要求我做出改变，以至于我立刻又读了一遍，这次比第一次更慢、更迟疑、更多疑问。某些情节、句子和角色，如菲莉娜，自此便伴随我一生。这种觉醒引领我投身学业，并在《克贝尔的逃亡》《维尔特海德》和《伊卡里恩》等小说中留下了痕迹。与歌德长达一生的阅读联结，也助推迈克·约瑟夫在柏林地铁9号线上给我打来电话。

歌德钦佩法国生活方式，却反对法国大革命

所谓“法兰西战役”，即奥地利和普鲁士君主国对革命法国发动的战役，始于1792年7月。其目标是让仍为国王但已被软禁的路易十六重掌其绝对君主权力。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曾邀请歌德随行参与此次战役。

近三十年后的1820年，歌德开始撰写此次经历。其作品《法兰西战役》并非如其形式所呈现的日记，而是叙事性重构。该书始于1792年8月23日，逐日记述至10月30日。歌德描述了普鲁士-奥地利军队穿越洛林进入香槟地区的行军路线：大雨、泥泞的道路、歌德的轿子陷入泥潭、骑马、急行军、在滴水的帐篷下与打鼾的掷弹兵同眠、饥饿、干渴、腹泻、房屋被征用、绵羊被屠宰、猪被烤食，风景如画的场景随之浮现。

该宪法设想为德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曾被授予皇帝之冠，但他拒绝接受来自平民的王冠。

部分议员至少希望在巴登大公国实施该宪法。然而，从普鲁士的角度来看，在德国领土上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是不可行的。威廉亲王（化名莱曼先生）率领的军队围困了联邦要塞拉施塔特。投降后，19人在拉施塔特被立即处决，多人被判死刑、长期监禁或苦役。大多数民主人士逃亡国外，前往法国、瑞士或美国。德国统一失败，随之而来的是建立一个民主宪政德国的尝试也宣告破产。

十五年后的1864年，当俾斯麦在普鲁士邦议会发表演讲，以更高的军费支出为由为其心目中的德国统一辩护时，他奠定了日后主导德国政治的基调：“……时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讲和多数决议来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错误——而是通过铁和血。”

我们已抵达柏林地铁9号线施普利策尔大街站。随着1849年对革命军的胜利，其他“铁与血”的胜利接踵而至，街道和车站也以此命名。若德国统一通过选举、即经过充分讨论与民主妥协实现，或许历史将呈现另一番景象，少些流血牺牲。

到目前为止，德国在1932年11月没有冲锋队式的准军事组织，但其政治纲领却颇为相似

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其《德国研究》中深入分析了这种通过战争统一所形成的权威社会结构：市民阶层的心态如何被贵族以血统为导向的习性所左右，军国主义如何在学生决斗社团等组织中塑造社会等级。蓝色血统与家谱对贵族的意义，被市民阶层转化为传统，后来又被纳粹分子以对雅利安人种的崇拜推广至全民，并最终在种族法中固定下来。

1932年11月，纳粹党作为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当选，却不得不寻找联合执政伙伴，最终与保守派结盟，并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希特勒。历史的结果众所周知。

德国用超过200年时间争取到一部民主宪法——却因某些人相信希特勒政府只是短暂闹剧而将其拱手相让。从歌德时代回望当下，我们能学到什么？

乌韦·蒂姆客座文章

歌德在数周后首次再次照镜子，如他所写，看到自己“蓬乱”的胡须，长发“如同一团纠结的粗麻绳般披散”。他描述了法国外省的生活习惯、房屋、家具、服装的细微差别、餐食、蜜饯水果，也提到壁炉上煮的牛肉汤，赞美美酒、身着华丽服装的活泼女子，并反复热情洋溢地提及：白面包。尽管他如此钦佩法国生活方式，却坚决反对革命。

我们可以推测，歌德在法国战役期间并未开枪射击，但可能如同间接信息所示，随身携带武器——他曾将一根赠送的香肠塞进手枪皮套。

从时间的长河中，这位诗人将目光投向典型场景，撰写轶事甚至带有中篇小说色彩的作品，偶尔也会出现极具强烈现场感的段落：“在炮击过的地方，只见满目疮痍：尸体未葬，重伤的动物无法死去。我看到一匹马，它的内脏从伤口中流出，前蹄缠在其中，就这样悲惨地一瘸一拐地走着”（第80页）。

歌德在瓦尔密战役中亲历炮轰，骑马穿行于呼啸的炮火之间，炮弹在他周围坠入泥泞。革命的法国军队占据了有利的高地，迫使普鲁士军队停滞不前并最终撤退。瓦尔密神话就此诞生。“……从这里和此时此刻开始，一个新的世界历史时代开启了，你们可以说，你们亲眼见见证了这一时刻。”歌德引用了他自己的话，但这一说法是否属实仍存疑。

地质学、艺术史、文学的考察在这部战争传记中随处可见，但人们原本期待身为法学家与政治家的歌德——这位自称“枢密顾问”的“枢密官”——能够做出怎样的论述呢？这里没有对那场推动一切的政治冲突的探讨，没有对大革命及其自由与平等诉求的深入分析。枢密顾问所书写的，不过是市民的不满与秩序的失调。他未曾思考：一旦被感知为不公的秩序，其内部便蕴含着足以摧毁自身的反抗力量。为何要从德意志土地上强征士兵，令其为生死而战，只为让路易十六重登绝对王权的宝座？同样被忽略的，还有这场战役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奥地利与普鲁士绝对主义政权的权力巩固。歌德如此毫无保留地为绝对主义权威背书，与其早年思想并非一脉相承。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与《威廉·迈斯特》中，他对贵族阶层的批判清晰可见。那句著名的格言“哥兹·冯·贝利欣根”虽非针对皇帝，却坚决反对现存秩序。而那篇语言上令人叹为观止的颂诗《普罗米修斯》，则是对自我创造主体的礼赞，是对一切上位权威的拒绝。

然而，传记体作品《法兰西战役》却仿佛被彻底清除了对封建主义的任何批判。缺乏及时评判的原因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在战役归来的归途中，歌德在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宜人小镇彭彭福特提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本笔记：“……我以短视的傲慢看待许多事物，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既然世人对已纠正的谬误最为严苛，将这类文稿置于任何偶然之手也显得不妥，于是我在熊熊煤火中销毁了整本笔记。”

这或许才是更有趣、更矛盾，也更符合历史瞬间真实的日记。而在《法兰西战役》中，唯有对绝对主义胜利的文学确认，却未给近在咫尺的过去中那些预示未来的可能性留下一席之地。法国大革命的承诺在歌德笔下仅以一幅水彩画的形式呈现——他于1793年在卢森堡与法国边境绘制的作品。在一幅田园牧歌式的风景中，一棵缀以弗里吉亚无檐帽的自由树耸立着，白、红、蓝三色飘带随风飘扬，一位行人指向木桩上镶嵌的椭圆形牌匾，其上用红色精心书写的铭文为：Passans, cette terre est libre。

在美因茨诞生的德国第一个民主国家

画家、诗人、王侯的臣仆，他当时在想什么，感受到了什么？难道不是这句话，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在美因茨召集的莱茵-德意志国民公会于1793年3月18日通过了一项法令。法令内容如下：“从兰道到宾根的整个地区，所有派遣代表参加此次公会的地区，自此起将组成一个自由、独立、不可分割的国家，遵循以自由与平等为基础的共同法律。”这是德国第一个民主国家。

然而，美因茨在1793年被从法国返回的普鲁士-奥地利军队包围，长达数月的围困与炮击随之而来。歌德再次应魏玛公爵（Serenissimus）之请，作为观察者在场。

在《法兰西之行》中，歌德对普鲁士军事行动仍有批评言论，提及掠夺、对平民的暴行以及肆意破坏，报告《美因茨围城记》完全站在胜利者与盟军立场。歌德描述了被普鲁士大炮摧毁的城市，在他看来，罪魁祸首并非普鲁士的炮弹，而是革命的荒谬：“因为不仅仅是战争，而是被荒谬摧毁的公民秩序酿成了这场灾难。”

当共和派与雅各宾派宣布美因茨为自由独立的民主地区时，他们应为炮击承担责任。在该市于1793年7月22日投降后，无法或不愿逃离者遭到追捕、虐待与折磨。歌德写道，他曾试图抵制这种报复性的白色恐怖。他提及自行司法时称：“……唯有返回的邦君才有权区分好公民与坏公民。”

在《法兰西之行》结尾，歌德总结道：“诗人，生性必须保持中立，试图穿透交战双方的状态，倘若调解无望，便不得不以悲剧收场。”

但歌德本人并未以悲剧收场，他实则极为偏袒。难怪《法兰西之行》自此被民族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奉为有力的目击者报告。

资产阶级自由在理念上、艺术与诗歌中寻求，亨利希·海涅称之为“艺术享受”，却无法替代那种能够作用于现实的自决政治自由。

在此，我本应公正地将《法兰西之行》的作者与史诗《赫尔曼与窦绿苔》的诗人相对比，探讨其如何努力理解逃难者与陌生者的苦难，并将其融入灵动的六音步德语诗行。第五章“波吕许尼亚”以副标题“世界公民”闻名。但时间紧迫，而时代更加紧迫且压迫重重。

我想谈及一个对德国民主如此重要的地点——保罗教堂。我们都知道，1848年三月革命未能推翻绝对君主制，却动摇了其根基。象征性高潮出现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柏林向被枪杀的革命者遗体脱帽致敬之时。被称为“榴霰弹王子”的皇太子威廉化名莱曼逃往英国。仅仅一年后的1849年，他将回国并率领普鲁士军队镇压民主运动。

在1848年5月18日至1849年5月30日期间，当选的议员们曾在此地召开会议，目标是通过一部国家宪法将德国统一起来。对国民议会的批评者，包括海因里希·海涅在内，曾长期诟病这些辩论为专制君主制赢得了喘息之机，得以巩固自身权力。

然而，保罗教堂漫长而充满争议的讨论——当时曾招致嘲笑——我认为却是必要的。正是通过这些讨论，民主的核心要素才得以练习：演讲与反驳、批判性倾听、权衡利弊、寻求妥协。当选的议员们成功起草了一部堪称典范的宪法。

今天，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前一周，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再次登场。该党迄今为止没有冲锋队式的暴力组织，但其政治纲领却颇为相似：将“祖国”打造成抵御一切外来事物的堡垒，要求“阳刚之气”，要求女性“母亲决定权”，要求“纯正的德国血统”，要求“重新移民”——这让人联想到在犹太人、辛提人和罗姆人被剥夺权利和驱逐之前的种种暴行，并让人想到大屠杀。不妨查阅一下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计划在学校、剧院、博物馆、广播和电视中进行或已尝试的干预措施。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将我们这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重新改造成一个专制的、种族主义的社会。

《基本法》体现了两个世纪以来为平等与自由而进行的民主斗争，必须用言语、文字和行动捍卫其免受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攻击。我无法理解，为何基民盟（CDU）会在一项“不相容决议”中将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这支明确的极右翼且排外的政党——与左翼相提并论。要求更多社会正义的呼声，在社会正义持续被削弱的当下，是当务之急。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不平等财富分配的统计数据中，更在每一次专科医生就诊时都能切身感受到。Forderung nach mehr sozialer Gerechtigkeit ist nach deren permanentem Abbau Aufgabe Stunde

我的记忆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遇到过正直的保守派人士，他们因曾与纳粹党合作并在1933年相信希特勒政府只是一场闹剧、很快就会过去而自责。然而，这场闹剧并未过去，反而酿成了20世纪最极端的恐怖。

我从1792年这个时代转折点开始，最终来到了当代政治的现场——这个特殊的德国地点，保罗教堂。这里就是我的家园。

作家乌韦·蒂姆现年86岁，其成人读物（《炎热的夏天》《我兄弟的榜样》《我所有的幽灵》）和儿童读物（《赛跑小猪鲁迪》）已成为德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本文基于他于8月28日在保罗教堂举行的法兰克福市歌德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演讲。

不带战利品不归

Gamescom的参观者都是热衷收集的玩家。游戏制造商应当考虑这一点。

谁要是去了这个全球最大的游戏展，通常离开时都会比来时多带走些什么。充气剑、草帽、圆珠笔、棒球帽，尤其是那种超大号的购物袋，在Gamescom的每个角落都能拿到。明知家里已经有太多钥匙圈，日常生活中也很少有机会背着仓鼠形纸袋四处走动，但人们还是会忍不住下手。

收集战利品，这在任何游戏中都不是个坏主意。玩家就是收藏家，这是他们的天性。而Gamescom简直就是终极的“掉落品”节日。或许正因为视频游戏只存在于数字空间，人们才更渴望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当手机、主机或电脑关机时，它依然存在；你可以触摸它，还能用它来证明：我是这个社群的一员。

很长一段时间里，游戏本身——无论是CD-ROM还是卡带——都被精心排列在架子上。但如今游戏通常只提供下载版。索尼作为PlayStation的制造商，也刚刚宣布将从2028年起告别实体存储介质——此前多年还曾以此为傲。在一段针对微软Xbox的短视频中，索尼曾炫耀过如何轻松分享游戏：只需将光盘转手即可。

现在这种借用文化可能彻底终结，索尼自己也成了失望和沮丧玩家的抱怨对象。尽管这一决定在经济上完全合理——成本能降低，大多数玩家也早已习惯纯数字游戏——但许多粉丝仍感到被抛弃。长期以来，游戏社群被视为一个亲密无间的团体，在其他娱乐领域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似乎从未如此接近。当整个社会对游戏玩家投以嘲讽或批评时，玩家和游戏设计师必须团结一致：合作模式而非对战模式，即共同进步而非相互对抗。

当然，这只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而当前的失望情绪正在帮助粉丝们看清游戏公司的真面目：它们通常只是以盈利为导向的企业。视频游戏产业竞争激烈，争夺注意力的战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等国也在向市场投入巨额资金。

谁要是白送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在Gamescom上也能看出这一点：参展的意义不仅在于现场的观众，也在于那些不在场的。为了让参观者赚取一些小礼品，主办方要求他们在Instagram或X上发布游戏展台的照片。买了门票的人自然不用再劝说，但主办方可以利用他们来招揽更多人。

即便如此，那些不忘与自家玩家保持联系的公司显然是明智的。比如CD Projekt Red在展会上宣布，将为《巫师3》的所有玩家提供一项免费更新，其中包含大量改进，距离该作发售已过去11年。这实属罕见——而且是一笔双赢的账：游戏的粉丝能再次深度体验《巫师》世界，这也有望推动明年即将发布的游戏扩展版的销量。

Auf der Gamescom finden sich noch Orte, an denen dieser Geist des Miteinanders zu spüren ist. Vor allem da, wo kleine Entwicklerstudios ihre Ideen präsentieren, wo an den Ständen kein professionelles Marketing-Personal steht, sondern man tatsächlich die Menschen trifft, die an den Spielen gearbeitet haben, die ihre eigene Vision mit der Welt teilen. Sie tragen zwar nicht die Gaming-Industrie, aber die Gaming-Kultur. Und fast immer haben sie zumindest einen kleinen Sticker zu verschenken – einfach nur, weil man sich für ihr Spiel interessiert. Marie Gundlach

Eine Cosplayerin auf der Gamescom 2026 verkörpert Mercy aus dem Spiel „Overwatch 2“. FOTO: INA FASSBENDER / AFP

当羔羊歌唱时

好莱坞明星安东尼·霍普金斯发布首张古典音乐专辑《Life is a Dream》。这位威尔士人早已显露作曲倾向——但他真的能做到吗？

奥斯卡获奖者、作曲家兼钢琴家安东尼·霍普金斯在为其古典音乐专辑《Life Is A Dream》录音。图片来源：查理·格雷 / 德国新闻社（DPA）

撰文：赫尔穆特·毛罗

安东尼·霍普金斯即将在12月迎来89岁生日。他童年时期在学校遭到欺凌。最终，他成长为一名伟大的性格演员。而在两者之间，他的音乐才华觉醒。他对声音与节奏一直情有独钟，当第一个好机会出现时，他便抓住了它。那便是1996年，霍普金斯执导其电影作品《八月》——改编自安东·契诃夫戏剧《万尼亚舅舅》的社会批判作品，充满讽刺与辛辣的直白。

他本人在片中饰演一位从容不迫的城市舅舅列万，置身于日益动荡的乡村田园之中，以泰然自若的态度观察阶级的没落。这本是霍普金斯的拿手角色，但他不仅独揽此角与导筒，还亲自操刀配乐——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节奏优美动听，绝非平庸之作。一切都恰到好处

查理·卓别林能在《城市之光》中做到这一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神秘河》和《百万美元宝贝》中也能做到。不过，伊斯特伍德住在加州的卡梅尔滨海，那里自1935年起就有巴赫音乐节。或许这对他产生了影响。而霍普金斯则在威尔士一个小镇的家族面包房中长大，对世事兴趣寥寥，但对戏剧最为着迷，还有他长期隐藏的对音乐的热爱。

在他个人的电影作品《八月》获得成功后——并非所有评论家和观众都认同，许多人甚至认为他的音乐过于突兀——他花了一段时间才决定公开一首更古老的音乐作品，那首华尔兹《And the Waltz Goes On》。这首曲子自1964年起就被锁在抽屉里，若不是安德烈·里欧——音乐洛可可风格服装派对的大师——将其发掘，它或许至今仍沉睡在遗忘的抽屉中。

然而，到了2011年夏天：安德烈·里欧在大型管弦乐团前演奏，气氛炽热，最终全场起立鼓掌，霍普金斯兴奋不已，观众更是如痴如醉——那简直是一场音响的狂欢，一场陶醉，一个华尔兹的梦。但华尔兹终究是华尔兹，只要稍有天赋，就能达到不错的标准，几个错误的旋律转折不会影响整体，轻快的基本节奏能跨越浅滩，引领前行。当然，这里也回荡着世纪末的忧郁，颓靡的维也纳，对帝国辉煌崩溃的小市民式哀伤。

霍普金斯的华尔兹却很快转向了手摇风琴和铜管乐的集市风格，希望那里不会有任何崩溃。接着，音乐再次变得戏剧化——霍普金斯的手艺毋庸置疑。当他随意操纵那些有意或无意引发的情绪波动时，这既展现了艺术自信，也体现了人类的天性：他在作曲时将快乐的乐趣置于其他艺术考量之上。

但在他如今由知名厂牌Decca发行的专辑《Life is a Dream》中，内容更为严肃，变得更加庄重。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梅尔将爱乐管弦乐团带入霍普金斯的音响世界，阿根廷钢琴家塞尔吉奥·蒂埃姆波和委内瑞拉大提琴家格雷戈里奥·尼耶托同台演奏，温彻斯特大教堂的《巴赫合唱团》与男童合唱团在汉普郡唱响。这里不需要炫技，而是需要音响创意与动力，从乐谱中榨取最后一丝情感效果。开场曲理所当然是一首号角曲。

它开场颇有希望：鼓声雷动，夹杂一点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风格，让大号声显得威胁，却又在过于宏大前戛然而止。谦逊？对浮夸的恐惧？接下来是一首轻快的进行曲，长笛与过多的小提琴齐鸣，仿佛在为士兵行进伴奏，但节奏优美动听，绝非平庸之作。一切都恰到好处，甚至近乎完美。这让人鼓舞，霍普金斯正在追求更高的目标，穆索尔斯基登场了，霍普金斯脑海中想必有他的《图画展览会》。

几乎无缝衔接的管弦乐声此刻奔涌而出——《Farewell My Love》——从弦乐的云层流向竖琴的叮咚与铙钹的叮当，钢琴加入其中，在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古斯塔夫·马勒与理查德·克莱德曼之间游走，采撷一段电影旋律——纯粹的情感。就连埃尼奥·莫里康内也难以做得更好。他似乎总能在这些时刻给予启发性的支持。

Dann „My Fatherland“（我的祖国）。这里是大提琴在诉说。温柔、辛辣、带着树脂的气息，最终呜咽起来，其上飘来一阵仙子合唱，如从云端飘然而下，直接化为一首赞美诗般的圣歌。是的，它又回来了：华尔兹，那首带有女声合唱与钟琴的摇摆曲。先是男声，再是女声，她们以无词的花腔婉转歌唱，男声再次响起，宛如隐藏的哥萨克合唱团——风格上有些混乱，但这正是它该有的样子。关键在于一切都在运转。可这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独奏钢琴曲在进入戏剧性转折前便支离破碎，音符孤寂，管弦乐团接过重任，以弦乐的颤动与模糊的单簧管旋律填补空白。

然而，总有些什么缺失着。人们渴望画面、动感、风景、咩咩叫的羔羊、饱经风霜的人们。有时，你能听到它们——那些在独奏钢琴与管弦乐团碰撞中浮现的大大小小的命运，它们时而粗犷，时而温柔地相互靠近，最终天空豁然开朗，帷幕落下。过去的电影院里常有这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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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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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展览精选

亚琛 — 路德维希论坛国际艺术馆：路德维希收藏与当代艺术30件作品100天展。至10月18日；白南准展。至12月31日 — 科文博物馆：墨水遇上墨汁。9月26日-4月18日

阿劳 — 阿劳艺术之家：人工创造力。9月26日-10月1日

奥尔胡斯 — ARoS奥尔胡斯艺术博物馆：镇馆之选。9月12日-2027年8月29日；"不驯"——身体在朋克中。12月13日

阿伦 — 艺术博物馆：蒂娜·鲍罗——来自维纳的印象派画家。11月1日

阿尔布施塔特 — 艺术博物馆：马提亚·皮什佩克。11月29日；表现主义——高飞与陨落。2月14日

阿尔滕堡 — 林德瑙博物馆：2026年林德瑙促进奖。9月8日-11月1日

安贝格 — 老消防站城市画廊：格尔德·多尔霍夫摄影展。11月8日；"头颅。时代。故事"——米夏埃尔·马蒂亚斯·普雷希特尔百年诞辰展。1月10日 — 空中博物馆：扬克·米夏埃尔与贝蒂娜·迪特尔曼及京特·拜尔尔。9月13日

阿姆斯特丹 — 荷兰国家博物馆：埃德·范德埃尔斯肯展。9月13日 — 斯塔德尔博物馆：草间弥生展。9月11日-1月17日；柯乐礼·梁——中世纪现代主义者。10月18日

阿沙芬堡 — 城市博物馆 / 宫殿博物馆："彩色！纸"——阿沙芬堡制品。9月20日 — 克里斯蒂安·沙德博物馆：来自基辅卡涅科博物馆的欧洲珍品收藏。2月10日 — 耶稣会教堂艺术馆：熟悉的手势——亚格斯收藏作品展。10月25日 — 基希纳故居博物馆：达沃斯的表现主义——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与菲利普·鲍克内希特。9月12日-1月10日

奥格斯堡 — 绍伊茨宫：一切是艺术——丹尼尔·比斯库普艺术肖像展。10月11日；缪勒的画室。11月8日 — 奥格斯堡艺术馆（玻璃宫）：视觉转向——抽象新路径+曼努埃尔·弗拉蒂尼"绘画的风景"。10月11日；合生——人与自然间的艺术。10月18日 — 布莱希特故居：布料与书籍——从奥格斯堡到荷兰。12月31日 — 州立纺织与工业博物馆：庆祝时尚——巴黎塔尔博特朗霍夫。10月25日；"爱之游行"——丹尼尔·比斯库普摄影展。11月19日 — 诺亚画廊：克里斯托弗·莱姆普富尔。11月8日

巴登-巴登 — 弗里德·布尔达博物馆：色彩绽放——西蒙·汉塔伊。1月10日 — 州立艺术馆：绽放！花朵的语言+艺术？作品！1月10日

班贝格 — 历史博物馆：权力之墙——班贝格老宫廷。11月1日 — 德绍尔别墅：火。色彩。光——诺拉·科瓦奇景泰蓝世界。11月1日 — 州立图书馆：E.T.A.霍夫曼全球——想象力的边界跨越。9月14日-12月5日 — 锅炉房艺术空间：卡特琳·胡布尔。9月20日

巴塞罗那 — 加泰罗尼亚当代艺术博物馆：安娜·莫雷诺+"如燕群起舞"+巴塞尔·阿巴斯与鲁安妮·阿布-拉赫。9月28日 — 毕加索博物馆：毕加索塞浦路斯。9月27日 — 琼·米罗基金会：卡普瓦尼·基万加。9月13日

巴塞尔 — 艺术馆：塞缪尔·格雷罗。9月13日-8月15日；轻盈与空气——吉利·塔尔。11月15日 — 美术馆：曹斐——近未来的证言。10月11日 / 新馆：罗伊·利希滕斯坦——甜蜜的梦，宝贝！3月14日 / 主馆：友谊、收藏、艺术品味——卡尔与玛丽安·伊姆·奥伯斯特格。9月1日-2月7日 —廷盖利博物馆：齐拉·洛伊滕埃格。9月23日-3月7日；劳动的身体。11月8日 — 巴塞尔兰艺术馆：感官的抚慰。9月25日-4月4日；亚尼克·索兰。9月25日-11月15日

巴塞尔 / 里恩 — 贝耶勒基金会：皮埃尔·于热。9月13日

贝德堡-豪 — 莫伊兰城堡博物馆：布里吉特·瓦尔达赫与约瑟夫·博伊斯对话。9月20日-2027年2月28日

贝吉施格拉德巴赫 — 蔡德斯别墅艺术博物馆：火山边缘。10月31日

柏林 – 德国历史博物馆：物件。历史。故事。馆藏一览。至31.10.

新国家美术馆：毛利齐奥·卡特兰《夜晚》。9月10日至3月7日；格伦·利冈《藤子不二子》。10月25日；《废墟与狂欢：柏林1910—1930》。1月3日；《克里斯托夫·兴根舍夫：德国搜索‘99》。4月25日
老国家美术馆：《丑闻！死亡皇帝——赫米奥妮·冯·普罗伊申》。11月15日；国际画廊#1——华沙国家博物馆：1月17日
新博物馆：《命运在星辰中》。1月10日
工艺美术博物馆：《格里斯的多重色调》。10月11日；索菲·达沃。1月17日
博德博物馆：《摄影讲述雕塑》。10月4日
汉堡火车站：龙崎一成。9月11日至6月20日；希尔帕·古普塔。1月3日；莉娜·拉普利特。1月10日；《唯物主义者》。2月28日
夏尔夫-格斯滕贝格藏品馆：《相互作用》。11月15日
摄影博物馆：《新女性，新视角——包豪斯女摄影师》。10月4日 / 赫尔穆特·牛顿基金会：《房间 / 舞台》及《赫尔穆特·牛顿的限量相册》。11月15日
格罗皮乌斯馆：《克罗伊茨贝格：1960年以来的艺术与移民》。9月10日、17日；加布里埃莱·施托伊策。12月6日
欧洲文化博物馆：《蒂罗尔的群山》。4月25日
世界文化之家：《第36届圣保罗双年展柏林版》。9月12日、12月6日
暴力与恐怖遗址档案馆：《大屠杀——德国人知道什么？》。1月31日
柏林画廊：吉维·李。9月11日至4月5日；《约瑟夫·凯泽——为东德而建》。1月2日——艺术学院汉萨滕韦格分馆：《形而上：在破坏与重建之间》。9月10日、12月6日
新柏林艺术协会：克里斯托夫·霍赫豪斯勒+东部投影。9月10日、11月8日
布吕克博物馆：《外面……在松树下》+《外面……在博物馆里》。10月25日
C / O柏林：卡里·玛·威姆斯。9月12日、2月3日；《后自然奖26》——斯特利奥斯·卡利尼科、苏珊娜·克里曼。9月12日、1月20日
金德尔当代艺术中心：米沙·库巴尔+基拉·弗雷耶+徐梵。9月13日、7月2日
阿尔弗雷德·埃哈特基金会：拉莫娜·沙赫特《从包豪斯到克里米亚》。9月12日、12月20日
格奥尔格·科尔贝博物馆：《每个人》。11月29日
犹太博物馆：《字里行间——丹尼尔·里伯斯金与柏林犹太博物馆》。11月1日
男同性恋博物馆：苏珊·桑塔格+《乡村巡游》。11月2日
人民宫殿：德意志银行“2026年度艺术家”卢西亚·塔洛娃。9月10日、4月1日
威利·勃兰特之家：《柏林手提箱——菲德·施特鲁克的摄影遗产（1932—1938）》。9月27日
施特格利茨庄园：安特耶·马耶夫斯基&詹·泰格。10月18日
阿尔弗雷德·埃哈特基金会：拉莫娜·沙赫特《从包豪斯到克里米亚》。9月12日、12月20日
布罗安博物馆：《文书工作——跳跃的他：黑盒子#18》。11月1日
包豪斯档案馆：新女性，新视角。10月4日
相机工作室：《永不遗忘》。9月5日、10月2日
米蒂宁收藏馆：汉娜·哈勒曼。9月9日、10月31日
艾德思建筑与空间：共同景观——乡村领域的关怀、观察与行动。8月29日、10月14日

伯尔尼 – 美术馆：《充实的生活：从杜乔到里奥塔》。9月27日；弗朗茨·格尔奇《放大：第一部》。1月17日——保罗·克利中心：《弗洛伦斯·亨利（1893—1982）》。8月29日、10月1日

伯恩里德 – 布赫海姆幻想博物馆：《它从我内心绘出——画家约阿希姆·林根纳茨》。10月4日；《布赫海姆幻想博物馆25周年——回顾与展望》。10月11日；《色彩骚动——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与“桥社”遗产》。11月15日

比勒费尔德 – 美术馆：《分享的视角：比勒费尔德美术馆×Ki-Co藏品第一部：分享与被分享》。10月2日

比蒂希海姆-比辛根 – 市立美术馆：《艺术游乐场》。10月18日；伯恩哈德·奥布斯特《天空敞开》。6月1日

毕尔巴鄂 – 古根海姆博物馆：贾斯珀·约翰斯《夜间司机》。10月12日

波霍尔特 – 西发利亚纺织博物馆：《纺织激情——IBENA创立200周年+《超越美丽》。11月1日

BOCHUM – 曼内法斯塔26鲁尔展。至10月4日。— 美术馆：《公共绿地》。至11月1日；《馆藏低语第三部》。至12月31日。— 莱茵兰-威斯特法伦州立矿业博物馆策勒哈诺弗分馆：《煤炭之路——卡利勒·诺·德林摄影展》。至10月25日。— 情境艺术馆：《崩塌的结构——一个无人的世界？》至9月23日、10月17日

BONN – 联邦艺术厅：《性工作》展。至10月25日。— 美术馆：《#IFEELYOU——移情的维度》展。至10月11日。— 奥古斯特·麦克画屋：《黄春庆作品展》。至9月10日、1月31日。— 历史之家：《纳粹之后——德国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思》展（1 / 27）

BOTTROP – 约瑟夫·阿尔伯斯博物馆方块馆：《理查德·保罗·洛斯作品展》。至10月11日；《方块50年》展。至11月8日

BOZEN – 米修恩当代艺术博物馆：《弗朗科·瓦卡里环境艺术展》。至9月13日；《陶程·王伊文作品展》。至11月8日

BRAUNSCHWEIG – 市立博物馆：《用自己的声音——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成立75周年》展。至9月20日。— 美术协会：《莉丝尔·拉夫 + 安内特·塞内比 + 迈克尔·雷-冯作品展》。至9月27日

BREGENZ – 库布美术馆：《西皮安·盖拉尔作品展》。至10月4日。— KUB广告牌：《西皮安·盖拉尔——7-Eleven曲目》展。至10月4日

BREMEN – 威悉堡当代艺术博物馆：《安妮丝·赖曼：镜面球》展。至10月4日。— 美术馆：《2026年保利艺术奖》展。至10月4日；《更多女性！》展。至11月8日；《重混——摄影：虚构与真相》展。至2月28日。— 奥弗贝克博物馆：《物质女孩V》展。至9月6日、11月15日。— 格哈德·马克斯之家：《达夫妮·赖特 + 克里斯蒂安·席林作品展》。至10月18日。— 艺术家之家：《妮娜·埃姆格作品展》。至9月13日、11月8日

BRÜSSEL – 美术宫：《威廉·肯特里奇作品展》。至9月18日、3月7日

BÜDELSDORF – 比德尔斯多夫铸铁博物馆：《2026北方艺术展》。至10月4日；《塞萨尔·奥里科：神圣》展。至11月1日

BUDAPEST – 美术馆：《捕捉永恒》展。至10月25日

BURGDORF / CH – 弗朗茨·格尔茨博物馆：《弗朗茨·格尔茨——放大（第二部）》展。至9月19日、2月28日；《塞西尔·W作品展》。至9月19日、11月29日

CHAM – 卡蒙多市立画廊：《时间织锦——安克·福尔克、加布里埃尔·福姆施泰因、托比亚斯·布克尔作品展》。至9月20日、11月8日；《完美贴合！——女帽匠玛丽亚·戈斯》展。至9月13日、10月11日

CHEMNITZ – 戏剧广场艺术收藏馆：《洛拉与大卫·莱德在开姆尼茨的艺术收藏》展。至10月4日 / 施洛斯贝格博物馆：《开姆尼茨的废弃与消失建筑——克里斯蒂安·聪德瓦尔德摄影展》。至9月20日。— 古岑豪瑟博物馆：《正餐！服务性别》展。至11月1日。— 新萨克森美术馆：《版画双年展——反抗的赞歌》展。至9月8日、11月22日

CHUR – 格劳宾登艺术博物馆：《托马斯·希尔施霍恩作品展》。至12月6日

COBURG – 科堡城堡艺术收藏馆：《科堡 / 哥达 / 1826———位公爵，两座王宫》展。至9月20日；《丹尼尔·尼古拉斯·肖多维茨基诞辰300周年》展。至10月18日；《设计师汉斯·泰奥·鲍曼作品展》。至11月8日

COTTBUS – 科特布斯迪塞尔发电厂：《不受控的自我运动——前东德晚期实验摄影》展。至8月29日、11月15日；《边缘的刺眼光芒——若纳塔斯·德·安德拉德与勃兰登堡州立博物馆藏品》展。至8月30日、11月15日

DACHAU – 绘画长廊：《艺术需要空气！绍勒艺术家群体在湖泊与沼泽之间》展。至9月16日、2月14日。— 县立博物馆：《感官——我们感知文化史》展。至2月28日。— 洛赫纳画廊：《君特·格拉斯作品展》。至9月27日

DARMSTADT – 黑森州立博物馆：《多彩昆虫——多样性 / 濒危 / 保护》展。至1月24日

DAVOS – 克希纳博物馆：《色彩狂潮》展。至1月3日

DONAUESCHINGEN – 艺术馆Plus：《意大利漫步》展。至3月7日

DORNBIRN – 库纳空间：《米哈伊尔·皮格里斯：质料》展。至11月8日

DORTMUND – 多特蒙德U中心：《果汁！！！》展。至10月4日。— 莱茵兰-威斯特法伦州立矿业博物馆措伦分馆：《工业昆虫》展。至11月1日

德累斯顿 – 国家艺术收藏馆（Albertinum）：焦点·阿尔贝提努姆：意大利的色彩。1.9.至6.6. – 老大师绘画陈列馆 / 茨温格宫：科雷乔。动人心弦的人性之作。12.9.至10.1. – 王宫：精品展！绿穹珍宝馆的欢迎杯 + 当代艺术珍宝馆III。3.1. – 铜版画收藏馆：未知的意大利。十六世纪绘画新探。12.9. 3.1. – 木偶剧收藏馆：无界之舞台。博物馆的扩展实验。5.9. 1.7. – 约瑟夫·黑根巴特档案馆：纸张，纸张。德累斯顿造型艺术学院走进黑根巴特。6. 12. – 伦纳迪博物馆：汉斯·特奥·里希特。4.10.

杜塞尔多夫 – 北威州艺术收藏馆 / K20馆：弗朗茨·马尔克。寻找更美好世界。12.9. 24.1.；游乐场 – 索尼娅·卡佐夫斯基在博物馆中的游乐场。9.5. / K21馆：乔恩·拉夫曼。27.9.；霍莉·赫恩登&马特·德赖赫斯特。11.10. – 美术宫：妮基·德·圣法尔。10.9. 7.2.；约尔格·伊门多夫。25.9. 10.1. – 隧道艺术馆（KIT）：真实此刻。德国青年摄影大奖。20.9. 15.11.

– 菲拉拉收藏：周年庆！菲拉拉收藏十周年。14.2.

杜伊斯堡 – 第16届鲁尔区曼尼法斯塔艺术双年展。4.10. – 利姆布鲁克博物馆：阿尼什·卡普尔。18.10.；德扬·萨里奇。13.12. – DKM博物馆：黄敏 – 形态之流。4.10.；安德烈·施韦尔斯。31.10. – 库珀斯米尔现代艺术博物馆（MKM）：霍梅·普伦萨。1.11.

埃姆登 – 美术馆：大字母，刺眼色彩。28.2.；我们喜爱的画作。2.5.

埃尔福特 – 美术馆：色彩与价值。1.11. – 安格尔博物馆：勇气！伊娃·布鲁西斯。一位女艺术家的道路与世界。11.1.

埃尔朗根 – 美术宫：西里尔·拉绍尔 + 伊娃·纽斯莱因。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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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 – 第16届鲁尔区曼尼法斯塔艺术双年展。4.10. – 福尔克旺博物馆：萨阿丹·阿菲夫 + 基里亚科斯·汤波利迪斯。4.10.；我，古斯塔夫·库尔贝。画家与叛逆者。8.11.

奥伊廷 – 东荷尔斯泰因博物馆：威廉·冯·科贝。20.9.

菲舍尔许德 – 奥托·莫德松博物馆：奥托·莫德松。沃普斯韦德构图画稿。4.10.

弗伦斯堡 – 博物馆山：博物馆山150周年 – 远景与乌托邦。25.10.

佛罗伦萨 – 新世纪博物馆：曼。26.9 7.3.

法兰克福 / 美因 – 施泰德博物馆：抹大拉的马利亚。罪、祈祷、爱。17.9. 17.1.；布鲁盖尔 – 版画。20.9.；因格林 & 德拉格塞特。17.1. – 施尔恩艺术厅：人工智能视界。20.9. – 应用艺术博物馆：书籍艺术基金会：精美图书60年。5.9. 11.19.；系列模式。18.10.；展示。平面设计如何塑造我们。8.11.；鹰徽、勋章、选票。重新设计民主代表。21.2. – 现代艺术博物馆：弗里茨·施洛德。25.10. / 海关大楼：阿梅勒·巴希尔。12.9. 10.1. – 历史博物馆：金钱中的世界。31.1. – 法兰克福艺术协会：格陵兰 – 非卖品 – 卡拉利特·努纳特永恒。11.10. – 德国建筑博物馆：多即是新！捷克新建筑。19.9. 17.1.；太热了！炎热城市，新路径。7.2.

法兰克福 / 奥得河畔 – 勃兰登堡州现代艺术博物馆 / 包装厂：心向荒野 – （东）德与波兰女艺术家的1980至1990年代。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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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贝里尼博物馆波茨坦

色彩交响曲保罗·西尼亚克与新印象主义 11.10.2026

弗赖堡 – 奥古斯丁会博物馆：马塞尔·范·埃登。18.10. – 新艺术博物馆：竞技场。体育与艺术。11.10. – 人与自然博物馆：太不公平了！3.1. – 纳粹主义文献中心：见证时代终结？13.9.

弗赖温 – TonYversum：巴伐利亚州2026年州展"巴伐利亚的音乐"。8.11.

腓特烈港 – 齐柏林博物馆：感知的真相。齐柏林与纳粹主义。4.4.

菲尔特 – 犹太博物馆：德国100座犹太会堂。1.11. – 美术馆：卢卡斯·皮尔迈尔。19.9. 8.11.

格尔米施-帕滕基兴 - 韦尔登费尔斯博物馆：思考事物——艺术干预II 展览，至11月8日

盖尔森基兴 - "鲁尔16宣言" 展览，至10月4日；艺术博物馆："激进的希望——艺术与劳工斗争" 展览，10月4日

吉森 - 美术馆：穆肯格 / 舍勒哈默展，11月1日

格拉德贝克 - 新画廊："绘画何为？——绘画中的模因与数字图像文化" 展览，10月25日

戈塔 - 公爵博物馆："伦勃朗1632——品牌的诞生" 展览，9月5日至12月6日；"通过花朵——花卉绘画200年" 展览，9月23日至12月31日

格拉茨 - 美术馆："蒲公英30%" 展览，11月8日；新画廊："分析之美——200年花卉绘画" 展览，10月4日；"京特·布鲁斯" 展览，10月26日

格赖茨 - 格赖茨夏宫："扬科夫斯基——我们中的一员" 展览，11月1日

吉斯特罗 - 恩斯特·巴拉赫博物馆："苏珊娜·林" 展览，9月20日至10月1日

哈根 - 埃米尔·舒马赫博物馆："埃米尔·舒马赫——因德米尼：比星辰更接近大地" 展览，9月13日至12月6日；"本尼迪克特·希普——来自轨道的歌" 展览，9月13日至17.1；"埃米利奥·韦多瓦" 展览，11月1日

哈雷 / 萨勒 - "塔尔大街"艺术协会："鹪鹩——古德伦·彼得斯多夫与安内特·施罗特" 展览，11月15日；萨克森-安哈尔特史前博物馆："女萨满" 展览，11月1日；莫里茨堡美术馆："赖纳·莱斯特 + 赫尔加·帕里斯" 展览，9月20日；"埃德蒙·凯斯汀" 展览，10月25日

汉堡 - 美术馆："这是现代世界——1900-1960年艺术突破" 展览，9月4日至5月30日；"卡丽·亚马奥卡——玛丽亚·拉斯尼希奖" 展览，10月1日；"但我 / 世界 / 我看见 / 你" 展览，10月4日；"伊莎·莫娜·丽莎" 展览，10月11日；"雕塑——新画廊" 展览，11.4；代托霍伦当代艺术馆："第9届汉堡摄影三年展+延长鸡尾酒" 展览，9月22日 / PHOXI："阿卜杜勒哈米德·基歇尔 + 阿库苏娅·维多利亚·阿杜萨尼亚" 展览，11月1日；布塞里乌斯艺术论坛："从莫奈到毕加索——德国犹太收藏家" 展览，9月11日至3月29日；恩斯特·巴拉赫之家："埃瓦尔德·马塔雷" 展览，10月11日；美术馆："亚尔达·阿夫萨——体温" 展览，9月5日至11月8日；阿尔托纳博物馆："艾加·拉施与她的侦探——‘三个问号’与夏洛克·福尔摩斯" 展览，9月2日至14.3；艺术与工艺博物馆："萨拉·萨拉姆 + 汉斯·汉森摄影" 展览，10月1日；"迷你家具+汉斯·汉森" 展览，11月1日；MK&G："归属：犹太" 展览，27.6.27；"猫咪！" 展览，11月29日

哈姆 - 古斯塔夫-吕布克博物馆："战争与果酱——丹尼尔·里希特×乔治·格罗兹" 展览，9月5日至21.2

汉诺威 - 施普伦格尔博物馆："保罗·姆帕吉·塞普亚" 展览，10月4日；"奥托·格莱希曼" 展览，11月1日；"新馆藏展示：我亲爱的天鹅" 展览，12月31日；凯斯特纳协会："卡里玛·阿沙杜——结晶" 展览，8月29日至11月15日；州立博物馆："菲利普·克莱因——在印象派圈子里" 展览，10月25日

汉诺威施明登 - 韦尔芬施洛斯市立博物馆："画家灵魂生活——古斯塔夫·海因里希·埃伯莱因逝世100周年" 展览，11月1日

海德堡 - 普林佐霍恩收藏博物馆："一切都是艺术？普林佐霍恩收藏博物馆25周年" 展览，1月31日；民族学博物馆："让我们玩耍！游戏人类——文化与AI之间" 展览，4月18日

海尔布隆 - 福格尔曼美术馆："罗德尼·史密斯——光之炼金术" 展览，9月26日至1月24日；德意志宫博物馆："DH / H₂Oho！海尔布隆发现水" 展览，3月14日；美术协会："亚历克斯·哈尼曼" 展览，9月13日至11月22日

赫福德 - 马尔塔·赫福德："弗兰克·盖里与酷派学校+洛杉矶心态" 展览，10月1日

赫伦基姆湖 - 宫殿："你们还能吗？——艺术与民主" 展览，10月18日

霍恩埃姆斯 / 奥地利 - 犹太博物馆："东方人" 展览，10月4日

胡姆勒拜克 - 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雷梅迪奥斯·瓦罗" 展览，9月18日至10月1日

因戈尔施塔特 - 具体艺术博物馆："瓦伦丁·金克尔代——方形中的色彩" 展览，9月12日 b.a.w.；莱希纳博物馆："彭尼——朱迪丝·霍普夫 / 阿尔夫·莱希纳" 展览，11. 4

因斯布鲁克 - 蒂罗尔州立费迪南德博物馆："世界展开——蒂罗尔巴洛克绘画" 展览，10月26日；蒂罗尔宫艺术馆："马尔瓦·阿尔萨尼奥斯" 展览，10月4日

伊斯马宁 - 卡尔曼博物馆："弗里德里希·G·绍尔90华诞+色彩的现实" 展览，10月4日

伊斯坦布尔 - 伊斯坦布尔现代美术馆："伦佐·皮亚诺：天才之地" 展览，12月31日

耶拿 – 市立博物馆：佐哈尔·弗赖曼 + 弗兰克·高德利茨。展至9月20日 – 植物园：植物园雕塑展。比阿特·埃布斯 – 生长与铸造。展至10月22日

卡尔斯鲁厄 – 州立艺术馆：安内特·巴塞洛。11月1日 / 橘园：尼古拉·多班。展《内在之火》。9月26日–10月10日 / 青年艺术馆：《符号实验室》。9月27日 – ZKM 媒体艺术中心：《银蛋：媒体艺术的感性》。2月21日 – 美术馆：《美好视角——模拟数字合成》。9月10日–10月25日；《表现！版画：丢勒、施利希特、塔米娜·阿马迪亚尔》。10月4日

卡塞尔 – 弗里德里奇博物馆：彼得·菲施利。9月13日；查尔斯·雷。1月3日 – 漫画艺术馆：《一切皆露丝——露丝·赫布勒漫画展》。11月1日

考夫博伊伦 – 美术馆：茱莉亚·吕贝克 – 《温柔、利息与崩溃》+ 妮可拉·赖特《后收割日》。11月8日

基尔 – 美术馆：《馆藏与修缮之间》。9月16日–11月29日；《#5 弹出式美术馆：开放团体》。9月20日

克拉根福 – 现代艺术博物馆：焦点收藏098：《抽象·材质·结构》。10月3日

克莱沃 – 库尔豪斯博物馆：埃伯哈德·哈韦科斯特：《用户界面》。10月18日

科布伦茨 – 路德维希博物馆：莉莉安·托马什科。8月30日–11月1日

科赫尔 – 弗朗茨·马尔克博物馆：玛丽亚·弗兰克-马尔克。9月27日

科隆 – 路德维希博物馆：摄影收藏《两个德国（约1980）》。10月11日；《此时此地——从乌龟岛收集记忆》。11月8日 – 摄影收藏馆：《奥古斯特·桑德诞辰150周年》。9月11日–次年1月24日 – 应用艺术博物馆：O.M. 翁格尔斯。9月27日 – 珂勒惠支博物馆：《珂勒惠支精选》。11月15日

康斯坦茨 – 市立韦森贝格美术馆：《何为留存：艺术中的记忆与遗忘》。10月4日 – 罗斯加滕博物馆：《莫斯布鲁格一家》。10月10日

克雷费尔德 – 威廉皇帝博物馆：埃玛·塔尔博特。1月24日；《约翰·索恩·普里克与他的时代》。6月27日

克雷姆斯 – 美术馆：索利·基亚尼。10月26日；罗伯特·劳申伯格。11月1日 – 州立画廊：格雷塔·舍德尔。11月8日；帕拉斯图·福鲁哈尔。1月10日；《维也纳现代：女性·抵抗》。1月17日；英格·迪克。1月24日 – 弗罗纳画廊：《触摸！艺术触动》。10月18日 – 漫画博物馆：《这位哈德尔：纪念展 + Fem*flixt！阿斯特丽德·兰格与朱迪丝·拉瓦 + 马库斯-乌韦·克林《不！独角兽》与阿斯特丽德·亨。6月27日；奥利弗·朔普夫 + 代克斯档案馆2026。1月31日

金策尔绍 – 维尔特博物馆2：《转化原则——格特鲁德·罗伊姆》。11月8日；《几何的多样性：弗朗索瓦·莫雷莱特诞辰100周年》。1月24日

兰斯胡特 – KÖNIG博物馆：《屈勒韦因 + 科尼希：强烈的双人展》。1月10日；弗里茨·科尼希重新竖立。4月10日 – 圣灵教堂：斯拉夫科·奥布拉克。2月14日 – 兰斯胡特博物馆：《战斗·艺术·历史》。3月29日 – KASiMiR与兰斯胡特博物馆：埃利斯·考特。9月28日 – 新画廊：茱莉亚·鲍尔斯 / 彼得·韦斯特伍德《两位澳大利亚艺术大师》。9月11日（艺术之夜）10月11日

www.braunschweig.de / museum / 0531 4704521

莱比锡 – 当代艺术画廊：海蒂·施佩克尔：《女士房间》。9月5日–10月10日；普亚·塞迪希·穆尔纳尼 + 梅林·赖纳。10月18日 – 格拉西装饰艺术博物馆：《物之魂：拉丁美洲装饰艺术》。9月27日；《容器 / 雕塑4——1946年以来的德国与国际陶瓷》。10月4日 – 美术博物馆：《宝马摄影奖——维多利亚·比施托克 / 哈拉尔德·基尔施纳 / 杰伊·里奇》。9月13日；罗莎·巴尔巴：《在树冠下》。3月3日；《图像宇宙#3——对话中的莱比锡》。4月25日

利希特瑙 – 达尔海姆修道院基金会：《规则的力量》。30.5.27

林道 – 亨德尔沃瑟艺术论坛：《亨德尔沃瑟——多样性的艺术》。1月10日 – 卡瓦岑博物馆：《毕加索手工——绘画与陶瓷》。11月1日

林根 – 美术馆：《2026年林根艺术奖：伊什马特·哈比卜》。9月19日–10月10日

LINZ – 林茨艺术博物馆：伦托斯艺术博物馆、城堡博物馆

塞普·奥尔展 至 9月27日 弗朗西斯科·卡罗利努展厅： - 安娜·玛丽亚·卡瓦列罗展 2.9. 至 8.2. - 克劳迪娅·拉尔歇展 25.9. 10.1. - 克里斯·莱姆斯阿鲁展 25.9. 7.2.

里斯本 – 当代艺术博物馆与建筑中心： - Terra Crua展 11.10 - Multiple Eyes展 25.10. - 弗里达·奥鲁帕展 1.11.

伦敦 – 泰特不列颠： - 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展 27. 9. - 2026泰特不列颠委员会：齐奈卜·塞迪拉 17.1. - 泰特现代美术馆： - 《弗里达：偶像的塑造》 3.1. - 安娜·门迪埃塔 17.1. - 胡里奥·勒帕克 3.5.

国家肖像馆：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Kramer Portrait Award 2026 7.10.
皇家艺术学院：
理查德·达德展 25.10.
国家美术馆：
费迪南德·格奥尔格·瓦尔德米勒展 20.9.
皇家艺术学院：
Celebrating the Icons of Art 12.9. 7.3.
西蒙娜·利 18.9. 12.10.
埃斯托里克现代意大利艺术收藏馆：
Wanda and Marion Wulz: Avant-garde Photography in 20th-Century Italy 16.9. 20.12.
蛇形画廊 / 北馆：
阿马尔·坎瓦尔展 23.9. 31.1.
南馆：Lanza Atelier, Founded by Isabel Abascal and Alessandro Arienzo 25.10.

欧洲之殿欧洲博物馆

洛杉矶 – 盖蒂中心：古埃及雕塑肖像展。至11月9日；古埃及《亡灵书》展。至11月30日

路德维希港 – 威廉·哈克博物馆：图像之声 + 雷蒙德·佩蒂邦。9月20日；厨房餐桌上的政治：当代艺术中的营养。10月4日

吕贝克 – 君特·格拉斯之家：赫尔默·海涅 – 从前……1月10日 – 圣安嫩艺术馆：卡尔-亨宁·彼得森与埃尔泽·阿尔费尔特。10月25日

吕讷堡 – 东普鲁士州立博物馆：可见与不可见——霍尔格·特吕尔奇与薇拉·冯·莱恩多夫的摄影表演。10月18日

卢森堡 – 卢森堡大公爵让现代艺术博物馆（Mudam）：克里斯汀·孙·金。9月25日–10月1日

卢塞恩 – 卢塞恩艺术博物馆：聚焦安德烈亚斯·布伦纳。10月11日；希拉娜·沙巴兹。10月18日

马德里 – 普拉多博物馆：意大利风格 + 国家委员会与普拉多博物馆。9月20日；普拉多21世纪。9月27日 – 雷纳·索菲亚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费尔南多·桑切斯·卡斯蒂略 – 珍珠朝圣者。3月8日；非洲的格尔尼卡。9月22日；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10月12日 – 索菲亚王妃国家博物馆：卡门·拉丰。9月27日；肯尼·沙夫。9月29日–1月17日 – 米拉：米拉·贝尔纳韦。生命之线1994–2026。2026年12月11日

马格德堡 – 我们圣母艺术博物馆：约阿希姆·布罗姆。区域。9月10日–1月31日

米兰 – 普拉达基金会：莫娜·哈特姆。11月9日 – 王宫：达利与时尚。9月24日–1月31日

美因茨 – 美因茨艺术馆：友谊。10月1日

曼海姆 – 美术馆：工作室：拉萨·斯米特与赖提斯·斯米特 – 太阳能接收器。9月3日–11月22日；工作室：激进·真实·新现实主义与1960年代艺术。10月11日；从丢勒到皮拉内西。11月8日；亚历山大·提勒格林。1月10日 – 莱斯-恩格尔霍恩博物馆：西伯利亚萨满 – 穿梭于世界之间。9月20日–6月27日

马尔巴赫 – 德国文学档案馆：还有，偶尔一头白象——里尔克的世界。1月19日

马尔堡 – 美术馆：拉登豪森工作室。10月18日

梅明根 – MEWO艺术馆：约亨·米伦布林克：不过如此。11月1日；过去的阴影。11月22日

梅廷根 – 德莱夫森收藏馆：混搭——探索收藏宇宙。10月18日

梅斯 – 蓬皮杜中心：弗朗索瓦·莫雷莱。9月28日；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相互凝视。11月23日

门兴格拉德巴赫 – 阿贝山博物馆：格兰特·穆尼。9月20日；安德施档案 / 收藏：实地测试#5：斋藤·阿约。11月22日

慕尼黑 – 老绘画陈列馆：图像如何叙事：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尔与彼得·保罗·鲁本斯的故事。9月13日；骄傲的孔雀与愤怒的虎——19世纪动物青铜器。10月11日；从透纳到梵高——新绘画陈列馆杰作。12月31日 – 现代绘画陈列馆 / 未来之家：褪色的未来——台湾：迈克尔·尼施克摄影展。9月30日 / 艺术：格奥尔格·巴塞利茨（1938–2026）——巴伐利亚州立绘画收藏馆作品。11月8日；间与界——1960年29.8.27 / 设计：克拉伦贝克与德罗斯。非常规设计。10.10.27；百年百物——新收藏100周年。30.5.27；机器人世界。28.11.27 / 版画：达娜·舒茨：麻烦与显现。10月4日 / 建筑：共生——极限粮食系统。10月18日 – 布兰德霍斯特博物馆：承载。11月8日

Long Story Short – 来自布兰德霍斯特收藏的艺术简史

九月展览精选

1960年代至今。至1月31日——伦巴赫美术馆：耶普·海因《行动中的空间 / 空间中的行动》。9月20日；《长途电话：魏玛共和国场景》。9月27日；《转移寂静：移动的沉默》。1月31日；《濒临消失之物化为图像：人类—自然—艺术》。27年春季；《超越世界——蓝骑士》。9月5日—27日——慕尼黑艺术馆：《头发—权力—欲望》。10月4日——艺术之家：《斯特娜·普莱贝克》。12月7日；《托马斯·萨拉切诺：交织世界 + 陶·席尔马赫收藏：埃斯巴赫珍宝 + 玛丽亚·V·米尔》。2月7日——犹太博物馆：《Yalla：阿拉伯—犹太交汇》。2月28日——施图克别墅：《领域：菲利普·梅斯纳 + 《日本仕女肖像》弗朗茨·冯·施图克》。9月20日；《无单一视角——伊利特·阿佐夫莱》。10月18日；《十种生命——德尔沙德·努曼·霍尔希德与扬-亨德里克·佩尔茨》。11月8日——纳粹文献中心：《慕尼黑与国家社会主义》。五大洲博物馆：《克里希那：宗教、艺术与流行文化》。11月8日——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干预：布谷鸟蛋——新艺术遇旧艺术》。11月15日——苏台德德意志人博物馆：《人性与人道……？对苏台德德意志人的有序驱逐》。1月10日——格茨收藏 / 展示窗：《斯特林·鲁比》。10月24日

——埃雷斯基金会：《看见不可见》。9月3日、9月26日——保险业务厅艺术廊：《拉格纳·阿克塞尔松：格陵兰》。11月1日——希尔德布兰特宅邸蒙纳肯西亚：《玛丽亚·特蕾西亚：一栋慕尼黑别墅的传记》。9月30日；《文学与立场：雷切尔·萨拉曼德档案》。3月31日——巴伐利亚州考古收藏 / 格林瓦尔德城堡分馆：《卡尔·瓦伦丁与古老骑士传统》。11月15日——布鲁滕堡青年图书馆：《疯狂机器！？》。10月31日

MÜNSTER——帕勃罗·毕加索艺术博物馆：贾科梅蒂、毕加索、马松、杜布菲——巴黎现代主义的跨界者。克莱万收藏。10月25日

MURNAU——施洛斯博物馆：埃尔娜与保罗·克利——蓝骑士的诗人。11月26日

NEUHARDENBERG——施洛斯：丹尼尔·霍多维茨基的十二种生活。8月30日、12月27日

NEUMARKT——洛塔尔·费舍尔博物馆：维罗妮卡·希尔格——2025年洛塔尔·费舍尔奖。10月11日

NEUSS——朗根基金会：亚当·彭德尔顿。9月20日——克莱门斯·泽尔斯博物馆 / 费尔德豪斯：《终于美好生活——彩色油画印刷品：从庸俗到珍品》。4月4日

NEU-ULM——埃德温·沙夫美术馆 / 艺术博物馆：恩斯特·巴拉赫。10月4日

NEW YORK——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记忆之城——十七世纪的南京。1月3日；《服装艺术》。1月10日——现代艺术博物馆：《弗里达与迭戈——最后的梦》。1月10日——古根海姆博物馆：塔林·西蒙《父国 / Do Love you》。9月18日、3月14日；《馆藏焦点 / 现代欧洲流派 + 古根海姆波普：1960年至今》。1月10日

NORDHORN——市立美术馆：《幻灭——对确定性的图像反抗》。8月29日、11月1日

NÜRNBERG——日耳曼国家博物馆：赫伯特·洛伊平：《1938-1974海报》。11月1日；《色彩丰富的书页：中世纪手稿中的彩饰选段》。1月31日——新博物馆：亚历山德拉·格兰特《一个星星足以让人相信光明》。10月11日——艺术-文化季区 / 艺术馆：《ibid.当代绘画三十种面向》。10月4日——艺术别墅：《性格头像》。10月18日——艺术与设计博物馆：《两个空间——君特·福格：流动。12月9日 / 外立面：埃尔克·哈勒《红与黑》。9月25日、2月28日——艺术协会——丢勒故居：《原版丢勒！来自威尼斯的书信——特邀博吉·纳吉》。10月4日——德费特工作室与画廊楼艺术现代研究所：《ibid.当代绘画三十种面向》。10月4日——纪念馆Cube 600：《1934-1945年人民法院：以法制恐怖》。9月27日——费姆博故居城市博物馆：《“倘若一切更美好……纽伦堡乌托邦史》。10月18日

奥伯豪森 – 路德维希画廊城堡奥伯豪森："吹牛、恶作剧与胡说八道"：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图像世界。20.9.至17.1. – 气体贮罐展厅：森林神话。至30.12.

奥克森豪森 – 市立画廊：赫尔曼·黑塞——绘画之路。4.10.

奥尔登堡 – 霍斯特·扬森博物馆：安德烈亚·齐格勒 / 霍斯特·扬森：真相何在，它又去了哪里？8.11. – 自然与人州立博物馆：水晶魔力——隐藏的电气石之奇。13.9.

奥斯陆 – 阿斯楚普·费恩利美术馆：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11.10. – 爱德华·蒙克博物馆：爱德华·蒙克与巧克力工厂。11.10.；爱德华·蒙克——连接线条。29.11.

萨尔布吕肯 – 萨尔州立博物馆现代画廊：阿努克·克鲁伊特夫。3.1

奥斯纳布吖克 – 奥斯纳布吖克博物馆区 / 费利克斯·努斯鲍姆之家：米夏埃拉·梅利安。奥斯纳布吖克之歌：罗西·埃韦·埃莱娜。2.5. – 工业文化博物馆：未来建造。1.11.

奥特洛 / 荷兰 – 克勒勒-米勒博物馆：梵高，我们所有的绘画。15.9. 3.1

帕德博恩 – 市立画廊：约翰娜·赖希：埃尔提里斯——未说之音。26.9. 31.1. – 教区博物馆：连接#3：预言——谁解读时代的符号？30.8. 31.1.

巴黎 – 大皇宫：塞尚与我们。23.9. 17.01. – 卢浮宫：原初之水。15.3. – 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弗洛里安·克雷韦尔 woven thin。4.1. – 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永恒的丁托列托。11.9 24.1. – 小皇宫：埃娃·冈萨雷斯。15.9. 24.1. – 网球宫：玛德琳·德·西内蒂 + 脆弱之美。27.9. – 卢森堡博物馆：安迪·沃霍尔——线条与图像。16.9. 10.1. – 奥赛博物馆：奥古斯特·巴托尔迪——照亮世界的自由女神。15.9 31.1. – 马尔莫唐·莫奈博物馆：风景故事——从莫奈到霍克尼。24.9 31.1.

帕绍 – 现代艺术博物馆：太美以致难以置信！——克莱万收藏中的庸俗与波普。18.10.；新珍品——捐赠聚焦。1.11.

北京 – 北京世界艺术博物馆：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维也纳贝尔韦德宫花卉杰作。19.9.

彭茨贝格 – 彭茨贝格博物馆，坎彭东克收藏：终结即开始——贝歇夫妇与彭茨贝格对话。18.10.

帕芬霍芬 – 新帕芬霍芬艺术协会：美好前景——德国青年摄影。18.9. 8.11.

普里恩 – 博物馆：另一个鲁道夫·西克（1877—1957）。25.10.

比萨 – 蓝宫：皮耶罗·马科拉。8.11.

波茨坦 – 巴贝里尼博物馆：色彩交响曲——保罗·西尼亚克与新印象主义。11.1. – 明斯克艺术馆：安内米尔·鲍尔——世界中的破碎。5.9. 7.2.

布拉格 – 美术馆：触觉记忆：第一章。8.10.

克韦德林堡 – 利昂内尔·费宁格博物馆：她们存在！——格里塔·格策、克斯廷·格林、卡特·门席克、路易丝·诺伊珀特、塔尼娅·波尔。11.1.

拉廷根 – 博物馆：埃尔格·埃瑟——绘画的时光。18.9. 24.1.

拉文斯堡 – 艺术博物馆：珍妮特·卡迪夫 + 时间问题——收藏遇见当代。15.11.

雷根斯堡 – 东德艺术画廊艺术论坛：格特&乌韦·托拜厄斯。2026. 27.9 – 巴伐利亚历史之家：焦点巴伐利亚——希特勒与民主之争。7.8.27

雷马根 – 阿尔普博物馆：向群星！——现代以来的太空与逃避。10.1.

伦茨堡 – 犹太博物馆：丽贝卡·路易丝·劳。1.11.

罗伊特林根 – 艺术博物馆 / 施彭德豪斯：动起来！——表面动态。18.9. 28.2.；格奥尔格·卢茨：绿色围栏。1.11. / 画廊：贝蒂娜·范·哈伦。20.9

罗马 – MAXXI：安德烈亚·帕齐恩扎。27.9.；TAKK——共生。10.1. – 博盖塞美术馆：变形——奥维德与艺术。20.9. – 巴贝里尼宫：巴贝里尼宫的维米尔。11.1. – 歌德之家：牛顿 / 歌德 / 伽利略——米沙·库巴尔的反思。4.10.

罗森海姆 – 机车库：罗马人——一个世界帝国的面孔。1.8.27 – 市立画廊：transit art 2026. 2026. 31.10

罗斯托克 – 美术馆：赫德薇希·霍尔茨-佐默。22.11

SALZBURG – 现代艺术博物馆 / 明希斯山分馆：夏洛特·佩里安展。至13.9.；巴塞利兹现展。至18.10.；斯坦诺·菲尔科展《成长的12个脉轮》。7.2. / 鲁珀图姆分馆：第5代发电机：乔治娅·加德纳·格雷 + 巴塞利兹宣言展。4.10.；恩斯特·卡拉梅勒展。30.5. – 主教座堂博物馆：生命之艺。方济各诞辰800周年。2.11. – 萨尔茨堡艺术协会：瑞安·甘德展。20.9.；卡捷琳娜·利索文科展。29.11.

SCHAFFHAUSEN – 万圣节博物馆：奥拉夫·布伦宁展。27.9.

SCHLESWIG – 戈托夫城堡博物馆岛、马厩与地球仪馆：丽贝卡·路易丝·劳《自然状态》展。1.11.

SCHWÄBISCH GMÜND – 传教士博物馆：汉斯·哈同与德法友谊展。27.9.

SCHWÄBISCH HALL – 赫尔-弗兰肯博物馆：罗兰·鲍尔展。27.9.

SCHWARZENBERG / A – 安杰莉卡·考夫曼博物馆：安杰莉卡·考夫曼与文学展。31.10.

SCHWEINFURT – 格奥尔格·舍费尔博物馆：卡尔·皮福因象派画家展。20.9.；19世纪德国素描杰作展。11.1.

SIEGEN – 当代艺术博物馆：物之社交生活展。尼娜·拜尔、大卫·哈蒙斯、佐伊·伦纳德参展。27.9.

SPEYER – 莱茵-普法尔茨历史博物馆：霍斯特·哈曼展。11.1.

ST. GALLEN – 美术馆：乌尔斯·弗莱展。13.9. – 开放艺术博物馆：阿德海德·杜瓦内尔展。18.10.

STOCKHOLM – 现代艺术博物馆：瑞典战后时期展。16.1.

STUTTGART – 州立美术馆：明日之我展。31.12. / Gallery：无序。2026年斯图加特摄影夏季展。13.9. – 艺术馆内美术馆：冷酷之心展。4.10. – ifa画廊：合成现实。瓦妮莎·阿莫阿·奥波库与琼·德雷韦展。19.9. 1.11. – 巴登-符腾堡州历史之家：聚焦：真实？！摄影、修图与深度伪造展。4.10. – 梅赛德斯-奔驰艺术收藏：满载。梅赛德斯-奔驰艺术收藏斯图加特展。1.8.27

TEGERNSEE – 奥拉夫·古尔布兰松博物馆：托尼·克雷格素描与雕塑展。19.9. 14.2.

TÜBINGEN – 美术馆：亚历克斯·卡茨展。13.9. – 霍亨图宾根大学城堡博物馆：余音。埃娃玛丽·桑德斯的生活、家庭与科学展。15.11.；肮脏科学展。29.11. – 新美术馆：史蒂夫·麦凯瑞展。4.10.

ULM – 乌尔姆博物馆：走向现实：奇幻混合体。狮人及其后裔展。4.10. – 乌尔姆市政厅：理查德·沙勒姆斯《美国三部曲》+《黑牛仔》展。20.9. – 魏斯科普夫美术馆：色彩成形。8.11. – 面包与艺术博物馆：艺术与社会之蜜。20.9.

UNNA – 卡彭贝格城堡博物馆：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矿工与鲁尔区的煤》展。25.10. – 国际光艺术中心：光对话——来自辛德芬根展览之作展。10.1.

VADUZ – 希尔提艺术基金会艺术博物馆：馆藏脉络：埃薇·克利曼德《越水而行》展。4.9. 10.1.；梅赛德斯·阿兹皮利奎塔展。22.11.；聚焦：卡门·埃雷拉、瓦西里·康定斯基、马克·罗斯科展。17.5.

VENEDIG – 威尼斯双年展：22.11. – 奇尼基金会 / 圣乔治马焦雷岛分馆：格奥尔格·巴塞利兹《金色英雄》展。27.9. – 佩姬·古根海姆收藏馆：佩姬·古根海姆在伦敦展。19.10.

VOLKLINGEN – 世界文化遗产沃尔克林根冶铁厂：2026城市艺术双年展。15.11.

WALDENBUCH – 里特博物馆-玛丽·霍珀-里特收藏：玛格丽特·赫斯伯格+重金属展。27.9.

WARSCHAU – 现代艺术博物馆：华沙在建18：主权与充盈展。30.8. 27.9. – 国家博物馆：墙体雕塑展。25.10.；奥尔加·博日姆斯卡展。10.9 3.1.

WEDEL – 巴拉赫艺术博物馆：罗莎·洛伊与尼奥·劳联展。27.9.

WEIDEN – 艺术协会：动荡时代的社会网络展。9.9. 9.10.

WEIL AM RHEIN – 维特拉设计博物馆：韦纳·潘顿《形、色、空间》展。9.5.

WEILBURG – 罗斯亨博物馆：骑墙——如履薄冰。20.9.

展览预告

德国展览

魏玛 - 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公开！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图书馆的ABC。展期至30.10. - 包豪斯博物馆：格哈德·马克斯。展期至11.1.

韦特尔 - 彼得·奥古斯特·伯克施蒂格尔博物馆：格奥尔格·图克斯霍恩与"比勒费尔德现代"第二代。展期：13.9. 6.12.

维也纳 / 玛丽亚·古金 - 博物馆：im guggkasten.！英戈尔夫·埃伯林：阳光百万富翁。展期：13.9. 15.11.

维也纳 - 艺术史博物馆：我的故事——古代女性肖像及其余音。展期至20.9. - 阿尔贝蒂娜美术馆：毕加索—培根：感受人之为人。展期：18.9. 31.1.；收藏未来——阿尔贝蒂娜250周年。展期：11.10.；瓦萨雷利—阿德里安：动态影像。展期：8.11.；世界聚焦。展期：29.11.；奥托遇见阿尔贝蒂娜。展期：10.1. - 阿尔贝蒂娜现代美术馆：KAWS——艺术与漫画。展期：27.9. - 阿尔贝蒂娜修道院：捐赠的爱。展期：15.11. - 博物馆区四合院与卡尔广场艺术厅：在维也纳生活与创作——维也纳当代艺术。展期：26.10. - 利奥波德博物馆：首映！奥地利国家银行藏品。展期：4.10.；赫伯特·伯克尔—汉斯·约瑟夫松——形象的原型。展期：10.1. - 现代艺术博物馆（mumok）：托利亚·阿斯塔基什维利。展期：1.11.；终端作品。展期：7.2. - 奥地利应用艺术博物馆（MAK）：克里斯托夫·兴根谢斯。展期：13.9.；亮点珍品：梵克雅宝高级珠宝与MAK藏品珍品。展期：27.9.；瓦莉·维泽尔蒂尔：图像与声音。展期：10.1.；托马斯·德曼德。展期：24.1. - 维也纳市博物馆卡尔广场馆：席勒与佩施卡——一个家庭的布局 + 阿雷纳维也纳——无论如何都是爱。展期：27.9. / 缪莎：赫利安妮·维泽尔-赖特尔 + 卡尔·海因茨·科勒。展期：29.11. - 上宫贝尔韦代雷：卡尔罗内当代：赫尔曼·德·弗里斯。展期：13.9.；老约翰·巴普蒂斯特·兰皮与小约翰·巴普蒂斯特·兰皮。展期：11.10. - 下宫贝尔韦代雷：埃丽卡·乔瓦娜·克莱因。展期：8.9. 31.1.；埃尔娜·罗森施泰因——超越寂静。展期：10.1. - 贝尔韦代雷21：排练。过去十年藏品新增展示——海莫·措伯尼希与苗颖布展。展期：4.10. - 维也纳分离派：伯恩哈德·莱特纳 / 拉普-西·拉姆 / JJJJ杰罗姆·埃利斯。展期：11.9. 22.11. - 维也纳行动主义博物馆：奥托·米尔：艺术于深渊。展期：10.9. 10.1.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物馆：弗洛伊德案例 / 弗洛伊德的案例——不公文献。展期：9.11. - 摄影博物馆：2026世界新闻摄影展。展期：11.9. 22.11.

威斯巴登 - 威斯巴登博物馆：礼物——致命的馈赠。展期：4. 4. - 赖因哈德·恩斯特博物馆：沃尔夫冈·霍勒加。展期：25. 10.

威廉港 - 艺术厅：沙与盐——被发现与失落的冰岛。展期：27.9.

展览20.05.2026 – 31.03.2028 由阿尔弗雷德·兰德克基金会资助

温特图尔 - 克斯特纳艺术博物馆 / 市立花园赖因哈特：向太阳！向自由！展期：25.10.；戴夫·博普 / 妮可·布西安。展期：11.9. 4.10. - 市政厅：现代重装——莫奈·蒙德里安—巴伊·巴尔。展期：19.9. 31.12.；海蒂·布赫尔—莉丝尔·拉夫：更近。展期：8.11. - 弗洛拉别墅：于塔·克特：魅力。展期：12.9. 17.1. - 瑞士摄影基金会：安德里·波尔——波利宇宙。展期：6.12. - 摄影博物馆：阮宣化与冬图尔摄影博物馆藏品 + 影子生物——从幽灵摄影到算法幽灵。展期：11.10. - 工商博物馆：砖块重装。展期：1.11. - 格洛里亚电影院：2026. 11.9. 22.11.

狼堡 - 艺术博物馆：告诉我家在哪里。展期：19.9. 17.1.；在紧张的土地上——在疯狂与现实之间。展期：27.9.

维尔茨堡 - 文化仓库博物馆：卡尔·格罗斯贝格——客观、魔幻、愿景。展期：26.9. 17.1.

瑞士展览

苏黎世 - 苏黎世美术馆：沃尔夫冈·莱布。展期：4.10.；威廉·哈默斯霍伊。展期：25.10. - 美术馆：阿约·阿金巴德 + 卡斯帕·海涅曼。展期：26.9 10.1. - 构造之家博物馆：抽象体内。展期：26.9. 10.1. - 朗香馆：为权力而建。展期：29.11. - 米格罗斯博物馆：妮可·吕伊耶。展期：26.9 17.1. - 里特贝格博物馆：红——中国漆艺杰作。展期：31.1.

8天组合旅行

《南德意志报》读者旅行

埃及 – 大埃及博物馆与尼罗河游轮

旅行价格

包含的服务项目

在独家小团体中探索新落成的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金字塔与狮身人面像。乘坐豪华尼罗河游轮从卢克索至阿斯旺，沿途观赏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与哈特谢普苏特神庙等亮点。

新开放的开罗大埃及博物馆

开罗五星级酒店3晚住宿

吉萨金字塔与巨型狮身人面像

埃及博物馆与埃及文明博物馆

卢克索至阿斯旺间四晚五星级尼罗河游轮住宿，沿途观赏亮点景点

往返机场的二等铁路交通（Rail & Fly 2. Klasse）

乘坐知名航空公司从法兰克福 / 慕尼黑往返开罗的航班，阿斯旺返程经停开罗

最多18名参与者的旅行体验

空调旅游巴士接送

7晚住宿，其中开罗3晚住宿于尼罗河畔五星级假日酒店（Holiday Inn Maadi），4晚全餐食宿于五星级尼罗河游轮“C&S Adonis”号

开罗3次早餐与3次晚餐

2次游览期间的午餐

所有博物馆与景点门票（按行程安排）

德语导游与旅行资料

旅行日期双人间 / 双人舱 HD 双人间 / 双人舱 MD 双人间 / 双人舱 OD 2026年11月9日 - 2026年11月16日 2,195欧元 / 人 2,340欧元 / 人 2,575欧元 / 人 2026年11月16日 - 2026年11月23日 2,195欧元 / 人 2,340欧元 / 人 2,575欧元 / 人 2026年12月7日 - 2026年12月14日 1,995欧元 / 人 2,140欧元 / 人 2,375欧元 / 人 2027年1月18日 - 2027年1月25日 2,095欧元 / 人 2,240欧元 / 人 2,475欧元 / 人 2027年4月19日 - 2027年4月26日 2,195欧元 / 人 2,340欧元 / 人 2,575欧元 / 人更多旅行日期请在线查询。

HD = 主甲板 · MD = 中甲板 · OD = 上甲板单人间 / 单人舱附加费：主甲板：+790欧元 · 中甲板：+1,030欧元 · 上甲板：+1,500欧元

可额外预订的服务（按需）

往返机场的一等铁路交通（替代二等）：+100欧元 / 人
商务舱（需咨询）

旅行承办商：GLOBALIS® 体验旅行有限公司，Uferstraße 24, 61137 施内克，sz@globalis.de。此行程仅部分适合行动不便人士，请提前告知您的特殊需求。

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埃德加·泽尔格签署了一份反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公开信——随后他意识到：他错了。与这位作家的见面会上，其小说《尤拉的最后一个冬天》也围绕这一错误展开。

他成了自己的角色：作家埃德加·泽尔格。图片：弗里德里希·邦格特

作者：费利克斯·施特凡

2022年4月，作家埃德加·泽尔格签署了一份致时任联邦总理奥拉夫·朔尔茨的公开信。一众知名艺术家在信中敦促朔尔茨不要向乌克兰运送重型武器，否则德国可能沦为交战方，引发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甚至在最坏情况下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中虽认同“俄罗斯侵略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但认为“由此推导出的一切都有其在政治伦理其他领域的界限”。

在其新作《尤拉的最后一个冬天》中，泽尔格描述了公开信发表次日发生的事。在书中这只是短短一章，但在慕尼黑文学之家的见面会上，他一次次主动提及此事，仿佛在所有其他话题之前，必须先理解、讨论并领悟这段经历。

这件事令他如此挂怀，以至于言谈间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私人身份的埃德加·泽尔格成了同名的演员，手势更加夸张，音节也突然变得格外清晰，仿佛要让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听懂。他似乎把台词都练熟了。小说叙事者不止一次提到，他从未停止扮演成年人，而当谈及这封致命的公开信时，作者泽尔格也展现出与叙事者相同的应激反应：他成了角色，开始背诵台词。

公开信发表次日，埃德加·泽尔格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人是一位年轻女子，她告诉泽尔格，对他签署这封信感到震惊。她写道，自己对泽尔格和其他首批签署者“未能认清俄罗斯军队暴行的严重性与残酷性”深感震惊。她表示，在俄军撤离的地区，越来越多的万人坑被发现，人道主义走廊在疏散平民时遭到蓄意炮击，据俄媒报道，俄方意图消灭一切乌克兰元素。她在信中质问泽尔格，这场战争首先针对的是乌克兰平民，德国人难道真的从历史中一无所获吗？问题是，泽尔格当时正在进行一项书籍项目，其核心本应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几年前，他偶然发现了一本16岁列宁格勒男孩尤拉的日记，这位少年在德军围困期间详细记录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配给制、饥饿、干瘪胃中的积水，以及当自己偷偷含一颗糖果时，那种因本该留给母亲却独自享用而产生的负罪感。

Auf无法完全追溯的道路上，这些记录得以幸存，因此今天人们得以读到，尤拉、他的母亲和妹妹在德国围困的压力下如何慢慢饿死。最终，尤拉和他的母亲死去，只有妹妹设法从列宁格勒活着出来，并在多年后证实这本日记的真实性。在塞尔格的小说中，问题本应是：作为德国人，如何在不失去理智的情况下阅读这样一本书。

《尤拉的最后一个冬天》或许可以称之为一本“阅读日记”：叙述者一边观察自己阅读，一边试图弄清楚，面对这种无底深渊般的感受，该如何忍受下去。历史的不公正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尤拉在16岁时饿死了，而叙述者本人却在联邦共和国的富足中长大。正是这个男孩，叙述者似乎要向他寻求某种宽恕、赦免或至少是认同，而他在这过程中感受到的，几乎是一种自我厌恶。“我们被暴力联系在一起，”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体内充满了暴力。你根本无法想象。这种狂暴的毁灭意志、这种冷酷的愤怒、这种将你们围困在列宁格勒并让你们饿死的文化傲慢，这一切仍然存在于我体内。”

这本书的叙事结构是这样的：由于叙述者———一个自虐的德国作家———无法完成关于16岁少年尤拉的围城日记的写作，他开始在内心与这个死去的孩子对话，当然，这个孩子是他虚构出来的。他寻求孩子的认可，渴望友谊，以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方式希望得到对方的赞扬，感谢他为“处理”这段历史所做的努力：“自从我们相识以来，你总是在我面前扮演弱者的角色，”男孩曾责备他，“你总是希望得到安慰和开导，仿佛我是你的老师。”

在以权力批判为理论前提的文学阐释框架下——这种阐释自互联网成为文学对话的主要场域以来，已成为主流——这种构建很容易被视为道德过错：一个白人男性想象一个死去的男孩，并赋予他语言，将他变成自己论点的木偶——乍看之下，这是文化挪用的典型案例。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不对称性以及这种对话的不可能性，恰恰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面对的是德国人不间断对话的化身——每当内阁成员虔诚地前往亚德瓦谢姆或巴比亚山谷献花时，这种对话便会上演。

塞尔格的小说将这种谦卑姿态从舒适的例行公事中解放出来，通过他笔下的文学化身，展示了如果真的诚实地进行这种对话，会意味着什么。要如何才能面对死去的人，直视从欧洲无数万人坑中回望的目光？简而言之，答案是：这不可能，你总会一次次被抛回到自己的无能为力面前。但即便如此，你也无法因为它不可能就置之不理。

Edgar Selge于是前往汉堡，那里住着莉兹·奥弗贝克。前一晚他激动得直想吐，整个火车旅程都难受不已。原本约在餐厅见面，最终却在他的汉堡出版社办公室碰面。当她站在他面前时，显得温柔而内向。她其实根本没时间，正准备出发。她获得了伦敦的奖学金，整天在各个机关奔波办理文件。在与他见面的前几周，她还作为一名NGO志愿者在基辅和敖德萨工作。现在她每天夜以继日地用一款专业应用追踪俄罗斯炸弹的具体落点，以确认没有击中她的任何朋友。

“其实完全可以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好，”塞尔格在书中这样描述那次见面，“默默向她传达我理解的信号。但不，我偏要立刻证明我也曾年轻过：”于是他开始喋喋不休，告诉她自己也曾出国，去了爱尔兰，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她看我的眼神有些困惑”。那次见面结束后，他只剩下一个“无害老头”的印象，甚至连“三一学院”都说不利索，还要带出一小股唾沫星子。

塞尔格说，就在那一刻，他原本以为自己的写书计划已经泡汤。他对那个俄罗斯男孩的思考与当下格格不入。乌克兰人指责德国人不仅在能源政策上依赖亲法西斯的俄罗斯，在文化上也陷入了对方的帝国叙事：德国人崇拜如约瑟夫·布罗茨基这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曾多次辱骂乌克兰人为“没文化的垃圾”），无视乌克兰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将乌克兰作家果戈理划归俄罗斯，延续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的传说——俄罗斯“民众灵魂”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真实、更深刻，因此也最接近基督的苦难。在这样一个时代转折点，Edgar Selge还要写一本关于俄罗斯男孩的书？他难道没从德国历史中汲取教训吗？

首先，他从与莉兹·奥弗贝克的见面中学到了教训，并总结道：“我不该签署那封信。我对这个话题了解不够，不足以公开表态。”其中一位首批签署者在几天后撤回了签名，而他面临着各种要求，劝他也效仿，但他觉得那不诚实。毕竟，签字当天的他是真实存在的那个人，无法改变。他当时是认真的，相信自己是在谨慎而正确地行事。

《尤拉的最后一个冬天》最终还是完成了，但获得了新的层次。这本书不再仅仅探讨德国人无法抹去的罪责，而是同等比重地关注责任——在固执己见之前，先检视并调整自己的道德立场。小说并未声称知道该如何做到这一点，但书中给出了一条建议：怀疑自以为是的确定性，直视他人的眼睛，承认自己的软弱。“只有在我们的软弱中，”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才真正得以被看见。”

Edgar Selge：《尤拉的最后一个冬天》。长篇小说。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2026年。256页，25欧元。

点、点、南瓜、线条

在日本，人们还在为她感到羞耻时，草间弥生的世界已令世人倾倒——她的宇宙在她去世后依然熠熠生辉。

“在时间中疾驰，直到死亡，然后在对人类荣耀的美好爱恋中永生。这就是我艺术的最高目标。”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如此表达她的愿望。此时她已92岁高龄，柏林格罗皮乌斯馆正在为她举办大型回顾展。

惊叹的观众在柏林能沉浸于她那疯狂却又绝对愉悦的波点装置中，点点重叠，她将自己、他人、物体和空间全都覆盖。在2013年，她的点点甚至成为摄影拍摄的目标，为艺术家增添了荣耀。但这条路走来殊为不易。

草间弥生1929年出生于松本市，一座坐落于日本阿尔卑斯山麓、拥有众多历史建筑的城市。她最初学习日本画，一种严谨而谦逊的传统技法。与画布上所绘之物同等重要的，是那些未被描绘的——虚空。草间弥生在恰当时机摆脱了日本的严苛传统，移居纽约，而上世纪60年代正是艺术革新的年代，不仅仅由安迪·沃霍尔引领。

当父母资助的钱用尽后，草间弥生曾靠垃圾桶里的鱼骨和卷心菜叶维生。她自述道：“我病了。我的工作室有好几扇窗户破碎，我的床是一扇我在街上捡来的破木门。”早在当时，她就饱受幻觉与焦虑的折磨。从童年起，她便有鲜花萦绕、与她对话的幻视。

两年后抵达纽约，她的首次“Infinity Nets”展览便奠定了日后波点创作的重复、单调模式。展览大获成功，她在纽约艺术圈声名鹊起，却未能带来财富或远在故土的尊重。同期代表作“Infinity Mirror Room”问世：镜面房间内满是阳具状布偶，布满波点。进入者在无限空间中被复制，成为装置的一部分。这不仅关乎所见，更关乎感受。在保守的日本，她因性行为艺术与身体彩绘引发非议：她创立同性恋俱乐部，设计可容纳25人的派对礼服，或在臀部与胸部开洞的衣裙，甚至向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提议以性交换越战终结。“许多人误以为我沉迷性爱，因我制作太多性主题物件，但这是误解。相反，我对性爱深感恐惧。”

待健康状况恶化，她于1970年代返回日本，却未获家人或社会欢迎。草间弥生入住东京医院，继续疯狂创作，但九十年代初其艺术热度似已消退。直到1993年，她为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创作镜面空间，内置小南瓜雕塑，引发轰动。

Sie将工作重心转向装置艺术，有时在一个镜面空间内排列数百个柔软的、粉红色的、阳具形状的造型。如今，这种沉浸式展览在全球吸引着观众。她那色彩鲳艳的绘画南瓜和灯光装置为Instagram提供了完美的拍照素材。观众甚至会排队数小时，只为能看上她的作品30秒——然后拍张自拍。

据其经纪公司于周四首次披露， Yayoi Kusama于8月14.日辞世，享年97岁。但她仍将在时间的长河中继续“奔驰”。

大卫·普法伊费尔

经济

家用人形机器人

双足伙伴仍需学习更多技能，才能取代人类。

人类距离长久以来渴望创造人工造物的梦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一步。这一梦想对某些人而言是场噩梦，但至少已成现实：人形机器人如今能在100米短跑中跑得比人类纪录保持者Usain Bolt更快。它们能跳舞、翻筋斗、搬运重物，还能做许多其他事情。

但它们尚不具备成为通用工具的能力，无法直接应用于普通人类。尽管在工厂中它们已能在特定任务中有效协助人类，但仍需证明自己能超越结构化环境下的明确任务，创造真正的价值，甚至是附加价值。若有人已幻想用人形机器人取代清洁工，那他们显然低估了专业人员的价值。通往这一目标的路还很漫长。

当前人形机器人主要存在三大缺陷。首先，它们不仅缺乏经验，也无法识别环境关联并从中得出逻辑结论。其次，机器对环境的感知方式与人类完全不同。对人类而言清晰可辨的事物，对它们而言往往是问题。

第三，人形机器人在无障碍移动方面仍有困难：它们常常跌跌撞撞、突然乱动，甚至起火。就连当前的世界纪录短跑机器人，虽能快速奔跑，但最终也会以极快的速度撞上软垫。

在工厂等通常有序的环境中，这些缺陷能得到较好控制。但在自由环境中，例如有孩童甚至宠物的家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人类而言这可能已是混乱，但对机器及其感知系统而言，这简直是一片混沌。

欧洲不应在机器人技术领域再次落后

根据数字行业协会Bitkom的一项调查，半数民众能够想象让类人机器人在家中帮忙。但从当前来看，尤其是双足机器人在未来几年内真正成为家用帮手，仍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不仅是因为价格——每台至少需要几万欧元，更因为双足机器人最初只能在医院物流或制造业等高度限定的场景中承担任务。

不过，那些机器人在人类最简单动作面前频频失败的视频也不应蒙蔽视听。将人工智能引入物理世界，是未来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而德国和欧洲在这一领域仍有机会与美国、尤其是中国竞争。德国在全球范围内本就是开发和制造复杂机器的佼佼者。

在人工智能能力方面，欧洲也不乏专家。但欧洲往往缺乏的是勇气，更缺乏资金，难以与中国政府大力扶持的竞争对手和美国投资者生态相抗衡——后者为初创企业提供的风险资本是欧洲的数倍。

为避免在另一个未来领域被甩下并最终沦为依赖，欧洲应加大对该领域研究人员和企业的支持。产业界也应提供更多援助。通过与产业界合作并获得其资助，最终双方都能受益，整个国家也将从中受益。

赫尔穆特·马丁-荣

东部比西部更接近西部，却不自知

就业、购买力、养老金：东德在经济上已大幅追赶。尽管如此，那里的许多人仍持悲观态度。这究竟是为何？

撰文：安娜·莉亚·雅各布斯、玛丽-路易丝·蒂姆克

赫尔穆特·科尔曾向东德承诺“繁荣的景象”。在这片景象中，人们乐于生活与工作。那是在1990年10月，时任总理在电视上向全国发表讲话，就在统一前的前一晚。自此承诺已过去35年有余。那么，“繁荣的景象”终成现实了吗？

这不仅是一份经济账，也是一份政治总结：若9月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公民将选出新一届州议会，他们对经济状况的感知将扮演核心角色。各政党对此心知肚明。在两州大部分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右翼极端政党利用当地的经济不满情绪为其竞选造势。

但这种不满情绪真的合理吗？东德各州如今仍有多大程度的劣势？而这种对东、西德长期二元对立的固化认知，是否还符合时代潮流？《南德意志报》为此评估了相关数据。一项数据审视显示：现状比想象中更为复杂。然而，这一事实却鲜少为民众所感知。毕竟，数字终究无法直接转化为情感。

首先，东、西德的发展并非处处均衡。德累斯顿IFO研究所经济学家约阿希姆·拉格尼茨表示：“东、西德之间仍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据IFO事实监测数据，2023年，东德居民的平均财富不足西德居民的47%。更近期的数据尚未发布。诚然，这一比例较2014年（当时仅为39%）有所上升，但差距在统一后数十年依然存在。

拉格尼茨将此归因于1990年的德国分裂，并将其形容为一场典型的东、西德冲突。在民主德国（DDR）时期，储蓄并无回报，投资渠道极为有限，且工资水平本就偏低。1990年德国货币联盟后，东德原本就微薄的财富更被事实贬值——东德马克兑换为西德马克的汇率直接缩减了储蓄。此外，民主德国时期自有住房的普及率远低于西德，时至今日，东德居民的遗产继承金额仍相对较少。

IFO经济学家拉格尼茨指出，统一后的东德居民储蓄意识也弱于西德同胞。彼时，民众更渴望“补偿性消费”，而非储蓄。此外，东德投资者在风险偏好上普遍较西德同胞保守。“东德居民若选择储蓄，其财富增长速度往往较慢，”拉格尼茨称。

但在其他方面，东、西德的差距正日益缩小：以法定养老金为例，东德女性的养老金水平甚至常高于西德。早在民主德国时期，她们的就业参与率就已较高，且在许多地区，儿童看护服务的普及程度也早已领先。

即便如此，拉格尼茨也强调，切勿由此推断东部退休人员的可支配收入已与西部几乎持平。东部地区更多中小企业聚集，而这类企业远不及西部大型企业普遍提供企业年金。结果是：西部员工更容易在法定养老金之外建立额外的“第二支柱”，而东部则较为困难。“法定养老金的趋同仍是一项重大成就，”IFO学者总结道。

Auch die Unterschiede bei der Arbeitslosigkeit haben sich über die Jahre immer weiter verringert. In den Jahren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war da noch ein gigantischer Unterschied zwischen Ost und West: Die Arbeitslosigkeit war in Ostdeutschland doppelt so hoch, im Jahr 2005 hatten mehr als 1,6 Millionen Ostdeutsche keinen Job.

Heute ist der Unterschied nur noch gering: In Ostdeutschland gibt es 7,2 Prozent Arbeitslose, in Westdeutschland sind es 6,8 Prozent. Zwischen einzelnen we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n und Landkreisen ist das Gefälle teilweise viel größer. In Bremen etwa beträgt die Arbeitslosenquote 11,4 Prozent, in Bayern nur 4,1 Prozent. Auch in anderen Bundesländern im Süden Deutschlands gibt es besonders wenige Arbeitslose im Vergleich zur dortigen Bevölkerung. Das zieht den Durchschnitt für Westdeutschland deutlich nach oben.

In Ostdeutschland ist der demografische Wandel besonders stark ausgeprägt. Es gibt dort im Verhältnis mehr Menschen im Rentenalter, die nicht mehr arbeiten können. Es gibt zwar weniger Arbeitsplätze, aber auch weniger Erwerbstätige. „Das dämpft den Anteil der Arbeitslosen in Ostdeutschland“, sagt Ragnitz. Statt eines simplen Ost-West-Vergleichs sei deshalb der regionale Vergleich sinnvoll.

存钱习惯上的差异巨大

以图林根州希尔德堡豪森县为例，该地区失业人数特别少。2026年7月，该县失业率为4.5%，远低于德国全国平均水平6.4%。

而在西部的北威州盖尔森基兴县，当月失业率为15.4%，是德国失业率最高的地区。该数值远超东部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如图林根州格拉县（10.7%）

或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曼斯费尔德-南哈茨县（10.3%）。

当然，据伊福经济研究所专家称，这些只是极端案例。“但若仅将地区差异归因于东西部冲突，未免过于简单，”拉格尼茨表示。否则只会将东德和西德描绘成比实际更同质的面貌。因为即使在东西部内部，差异也相当显著。

这在实际购买力上也有所体现。购买力一方面取决于收入，另一方面取决于当地的物价水平，例如房租和其他生活成本。尽管东德人的平均收入仍低于西德人，差距为每月159欧元，但收入在过去几十年已有所增长，且在许多东部地区生活成本更低。“因此，东西部的生活条件也在逐渐趋同，”拉格尼茨说。

在他看来，地区差异同样值得关注。以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路德维希斯卢斯特-帕尔希姆县为例，该县年购买力为29487欧元，比联邦平均水平高出600欧元以上。这主要得益于当地房租远低于奥芬巴赫。这座黑森州城市毗邻昂贵的法兰克福，推高了当地住房价格。奥芬巴赫的实际购买力仅为21430欧元，远低于德国平均水平。

总体而言，这一趋势在整个东德地区都能观察到。在其他方面，东德人也感受到更强的不利处境，例如在社会参与度上。在德国联邦政府平等报告的一项针对全国31000名居民的调查中，东德人在1（满意）至3（不满意）的评分中，对所在地区的生活质量评分仅为2.77。而西德人的平均评分为1.82。即使在个人职业前景或地区经济状况上，东西部差异依然存在。因此，主观感受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奥芬巴赫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于联邦平均水平，但他们对自身状况的评价相对积极。而在路德维希斯卢斯特-帕尔希姆县，尽管购买力较高，居民对自身及地区状况的评价却远不如奥芬巴赫。

其他调查也显示了类似情况，包括科隆一家雇主协会研究机构的研究：近50%的东德人认为自己的地区停滞不前，尽管他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发展潜力地区。21%的此类地区居民甚至认为自己的居住地已被“抛弃”。原因何在？

谁经历过东德的崩溃，就更容易相信可能再次出现大崩溃。

拉尔斯·福格尔如是说。他是莱比锡大学的政治学家。他表示，如今东西德之间的差异虽比几年前缩小了，但人们对这种不利地位的讨论反而更强烈了。这位学者将此称为两难困境：若谈及不平等，某种程度上会加深这种不平等；但若不再谈论，也毫无意义。

东德家庭净资产与西德家庭净资产的对比（西德=100%）

这种持续的被剥夺感从何而来？在学者看来，原因之一在于“追赶”叙事从一开始就被错误定位：多年来，东部地区被要求完全向西部看齐。由此，东德始终以西德标准衡量，任何差异在此逻辑下都成了缺陷。“这让人不断产生自己是二等公民的感觉”，福格尔说。这场争论由来已久：东部的发展是否真能被描述为“追赶”？抑或它本应走一条独立的道路，因为东德的历史与众不同。

迄今为止，民粹主义政党主要从这种悲观情绪中获利。“这种被经济上被剥夺的感觉，在东德人选择AfD的原因中占据重要角色”，福格尔说。如果大多数人本就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待遇，而主流政党再推出一项令民众掏腰包的改革，那么民粹主义的解释便是：“任何改变立场或妥协，都会被视为违背承诺。”

资产差异东西德民众如何看待现状对超过31 000名居民的调查结果

国家的未来在沙坑中决定

德国的婴儿出生数量已降至近30年来最低点。与其仅思考如何提高这一数字，社会更应理解：对已经出生的孩子们的对待方式也必须改变。

作者：费利克斯·许滕

孩子们吵闹、肮脏、有趣、聪明、可爱。他们对未来至关重要。

然而德国在孩子问题上存在困境。出生数量太少，经济学界基本一致认为，一个国家若失去后继人口，将无法维系。但俗称“婴儿出生率”的总和生育率（TFR）持续下降，近期已创下新低：平均每名女性仅生育1,32个孩子，为近30年来最低。几乎在所有联邦州，2025年的出生人数均低于前一年。

如此一来，这个国家日益老龄化，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年满65岁或以上，而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年龄在20岁或以下。研究早已转化为政治忧虑的论断是：德国必须为其经济未来担忧。

因此，关于国内儿童的问题并非家庭琐事，而是严峻经济考量的基础。

Wer die Zustimmungswerte für Rechtsextremisten und Staatsfeinde halbieren will – angeblich ein Projekt des derzeit amtierenden Bundeskanzlers – kann die Frage nach der ökonomischen Grundlage des Landes nicht mehr ausklammern.

保守的母性崇拜还是男女平等？没有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国家的沙坑中，是否能组织起未来，抑或仅仅是管理当下：当未来被组织成短缺——资源匮乏、基础设施不堪重负、错失的发展机遇——政治上的愤世嫉俗便会滋长；若想增强民主的韧性，就必须将儿童政策视为社会政策的核心议题。对整个地区沦陷的担忧，直接引出另一场关于德国人多年来为何越来越少生育的科学大讨论。只有理解原因，才能在政治层面有所作为。

问题在于：科学无法给出明确答案。近年来，德国关于不生育的研究层出不穷，它们为社会的阴暗角落投射了宝贵的光芒。但要将这些研究归结为一个共同的结论，几乎不可能。这首先体现在一个问题上：政治措施是否真的能对国内的不生育现象产生显著影响。

在这场辩论中，美国的生育率常被引用作为论据——每名女性平均生育1.6个孩子，略高于德国。然而，美国缺乏德国那样的育儿补贴，如育儿假、儿童病假和儿童津贴。

图片：IMAGO图像社；拼图：莱文·格鲁伯

或许更关键的因素是环境——即使是深度宗教化、保守价值导向的地区（如美国部分地区）也是如此。在那里，生育被视为美好、正确的生活方式；堕胎是禁忌，避孕困难重重，母性崇拜盛行。

但或许更多的平等与共同分担的育儿责任也能提高生育率。在这场辩论中，法国常被援引为例：其生育率与美国相近，但育儿服务（及父母兼顾事业与育儿的可能性）甚至比美国更为完善。那么，更好的育儿环境是否真的——或部分地——能带来更多的孩子？要全面了解研究现状，首先需要俯瞰全局。一个相对确凿的结论是：随着财富增长，生育率往往下降，因为潜在父母会担忧收入和自由。反之亦然——贫困及对贫困的恐惧也会导致生育率下降。特别是当人们无法获得资源（如幼儿园名额或儿科医生）时，可能会选择不生育。

在调查中，选择不生育的伴侣表示，他们首先想在职业上立足——或认为无法承担放弃当前职业发展的风险。有人感到经济拮据，有人则觉得没有足够的自由去要孩子。有人缺乏合适的伴侣，有人无法生育，还有人对疲惫不堪的现状和世界局势感到担忧——或兼而有之。不少人甚至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名好母亲或好父亲，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在暴力与羞辱中成长的痛苦。想要做得更好的愿望，可能变得异常沉重。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局面。

但对已为人父母者及潜在父母的调查显示，人们并非从根本上拒绝生育，而更多是推迟生育愿望。而往往就在这时，为时已晚，无法再要一个或多个孩子。这正是政策可以发力的关键点。

Dabei muss man sich klarmachen, dass politische Maßnahmen, die diesem Befund begegnen würden, langfristig gedacht sein müssten, um Wirkung zu entfalten. Nicht besonders attraktiv für amtierende Regierungen, deren Vertreter gerne morgen die Ernte der heute investierten Mühe sehen möchten. Ob etwa eine Erhöhung des Elterngelds, ein Lebensarbeitszeitkonto oder ein modernes Arbeitszeitschutzgesetz wirklich die erhoffte Wirkung zeigt, bleibt offen.

Die Politik sollte jene in den Blick nehmen, die sich grundsätzlich für eine Familie entschieden haben, aber zögern

Sicher ist nur: Deutschlands demografischer Rückgang ist ökonomisch relevant. Und eine oft vergessene Stellschraube dabei ist die Förderung der heute bereits geborenen Kinder, der Arbeitnehmer von morgen. In einem Gutachten des Institut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W) schreiben die Autoren, dass in Deutschland schon heute Millionen Kinder und Jugendliche lebten, „deren Potenziale nicht vollständig ausgeschöpft werde“. Bildungsungleichheiten führten dazu, dass Fähigkeiten verloren gehen, obwohl Potenzial vorhanden wäre. „Gerade die Förderung benachteiligter Kinder verspricht einen hohen gesellschaftli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Nutzen.“ Das ist beileibe keine neue Erkenntnis – wiederholt werden muss sie trotzdem.

Denn daraus lässt sich ein wertvoller, versöhnlicher Gedanke ableiten: Womöglich ist es gar nicht so entscheidend, große Verrenkungen anzustellen, um Paare vom Wert des Kinderkriegens zu überzeugen. Vielleicht reicht es, sich besser um die Kinder zu kümmern, die schon da sind. Es gibt also diese zwei Punkte, bei denen man ansetzen kann: Zum einen sollte Deutschland jene große Gruppe an Menschen in den Blick nehmen, die sich grundsätzlich für Kinder entschieden hat – aber zögert. Und zweitens muss es endlich eine konsequente Politik für alle bereits geborenen Kinder geben. Um die wirtschaftliche Zukunft Deutschlands zu sichern, gilt es, ab sofort in ihre Entwicklung zu investieren: Bildung, Gesundheit und Teilhabe lautet der Dreiklang, damit aus den Kindern von heute tragfähige Erwachsene von morgen werden.

Jeder Euro, der dafür investiert wird, ist mehr als sozialpolitische Fürsorge. Er sichert die wirtschaftliche Tragfähigkeit des Landes. Die Renditechancen dieser Investition könnten kaum besser sein.

Dafür braucht es mehr Kinderärzte im Land, saubere Schultoiletten, moderne Spielplätze, guten öffentlichen Nahverkehr. Es braucht mehr Pädagogen, kinderfreundliche Orte, Sportvereine, mehr Zuwendung und Interesse von Erwachsenen an Kindern. Es braucht die schlichte Erkenntnis, dass Politik immer im Sinn der Kinder handeln muss.

Wenn der Staat mehr Interesse an Kindern zeigt, führt dies automatisch auch zu mehr Vertrauen in ihn. Es fördert das Gefühl von Eltern, mit der Mammutaufgabe Nachwuchs nicht allein zu sein. Es stärkt die Zuversicht, Hilfe zu bekommen, wenn man sie braucht. Gerade in Zeiten, in denen das oft zitierte „Dorf“, das es angeblich zum Großziehen von Kindern brauche, nicht mehr existiert, steckt darin eine große Chance für die Politik: Sie kann diese Lücke mit klugen Entscheidungen füllen.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sollten es tun, bevor es die AfD mit Hüpfburg-Grillfesten, einer romantisch-unklaren „Mehr für Familien“-Formel und einem übertriebenen, im Kern frauenfeindlichen Mutterkult tut.

Aus Befragungen geht immerhin deutlich hervor, dass sich viele werdende Eltern insbesondere um Erschöpfung und finanzielle Last sorgen, die zweifelsohne mit einem oder mehreren Kindern einhergehen. Kluge Kinderpolitik im Sinne der ökonomischen Stabilität des Landes ist damit automatisch auch Elternpolitik. Und Elternpolitik ist automatisch auch ein Demokratieförderinstrument ungeahnten Ausmaßes.

Um einen Eindruck zu gewinnen, wie es um diese Zukunft bestellt ist, muss man nur die vielen kleinen Alltagsgeschichten zu einem großen Bild zusammenfügen. Wenn es, um nur ein Beispiel zu nennen, Wochen und endlose Anrufe der Eltern braucht, bis ein Hausmeister endlich eine Abdeckplane für den Sandkasten besorgt, damit die Nachbarkatzen ihn nicht ständig als Katzenklo missbrauchen, ist das mehr als nur lästig. Es ist ein Symbol dafür, dass noch nicht alle verstanden haben: Die Zukunft dieses Landes wird in den Sandkästen entschieden.

为子女储蓄——但如何储蓄？

未成年人账户越来越受欢迎。它们提供一些优势，但孩子满18.周岁时，父母将失去控制权。

为自己的孩子储蓄正成为一种趋势。许多银行和金融服务提供商为此提供了专门的儿童投资账户。从1. Januar 2027起，随着“早起养老金”计划的实施，还可以通过国家支持为子女积累财富。但在开始储蓄之前，父母应详细了解相关法律规定。

什么是儿童证券账户？

儿童证券账户由父母以子女名义开立。在此类账户中，可投资基金或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儿童证券账户属于该子女所有，但因子女不具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需由父母代为管理。此类账户可为0岁儿童开立。“从明年起，几乎不会再有银行不提供此类产品，”Capco咨询公司合伙人克里斯蒂安·迪尔森（Christian Dierssen）表示，“因为越来越多客户会提出此类需求。”对金融机构而言，儿童证券账户是客户粘性的良好工具。此外，其技术前提条件与“早启养老金”（自2027年1月1日起，6岁以上儿童可享受国家养老金储蓄补贴）所需条件相似。

儿童证券账户有何优势？“儿童证券账户成本低且高效，”巴伐利亚州消费者中心萨沙·施特劳布（Sascha Straub）表示。账户无需支付管理费。此外，“第三方也可参与储蓄流程，”施特劳布称。因儿童证券账户拥有独立账号，祖父母、姑姨或朋友可直接将钱款作为礼物汇入该账户。此外，儿童证券账户还具备税收优势。

“儿童从出生起即为独立纳税义务人，”黑森州格拉登巴赫市“联合薪税援助协会”（VLH）咨询站站长弗兰克·J·华盛顿（Frank J. Washington）表示。若其仅产生资本收益而无其他应税收入，2026年度的资本收益可免征所得税，最高可达13 384欧元。该金额由基本免税额（12 348欧元）、储蓄者免税额（1 000欧元）及特别支出免税额（36欧元）构成。

前提始终是：证券账户及资产在民法上确实归属于子女。税务机关仅在资金已永久转移给子女且父母不再为经济所有者的情况下，才认可税收归属。因此，在儿童证券账户中可实现可观收益，而税务机关无法从中分得一杯羹。

税收优惠还可通过定期税收优化的收益实现来进一步利用。即通过出售有价证券实现增值，并立即将所得资金再投资。如此，在子女未成年期间即可免税获取收益，前提是个人免税额足够。华盛顿表示：“若等到子女年满18岁后再操作，子女可能已有自己的收入——例如来自职业培训、大学学习或就业。这些收入将占用部分个人免税额，从而减少免税资本收益的空间。”部分金融服务提供商还提供自动税收优化产品，即在无需客户干预的情况下，在后台完成出售与再投资流程。

谁向银行提交了免税申请，并且为孩子在税务局办理了无需核定证明后，连孩子的税务申报也能省去。不过，如果储蓄金额较大，父母仍应密切关注孩子的投资账户，因为孩子的税务义务依然存在。如果收益超过免税额度，父母必须向税务局申报。切勿寄希望于税务局会忽略应缴税款：银行会自动向税务局报告资本收益。因此，在开设孩子的投资账户时，必须登记孩子的税号。当投资实现收益时（即出售增值资产以进行账户调整时），将产生资本利得税。此外，对于将收益再投资的累积型基金，税务局还会预先征收一笔预扣税款。以上两项均由银行自动代扣代缴——除非客户已向银行提交了免税申请。

哪些风险需要注意？

父母必须始终以孩子的利益为重来管理儿童投资账户。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动用储蓄，例如用于改善家庭开支或修理汽车。若确实这样做，日后可能会遇到问题。"在有争议的情况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纠纷甚至可能闹上家事法庭，"Straub说。若从孩子的投资账户中提取大笔金额，还需考虑银行可能拒绝支付并要求法院裁决。因此，投入儿童投资账户的资金应当是父母不需要用于其他用途的。由于儿童投资账户属于孩子所有，待其成年后可自由支配——无论用途如何。因此，父母应仔细考虑在孩子18岁时委托多少金钱。无论是将一大笔钱投入学业还是被挥霍在跑车上，成年后他们都无法再左右。在孩子18.生日前夕将资金紧急转入定期存款等固定资本投资以延迟支取，也并非好主意。因为这可能不符合孩子的利益，因此——如上所述——不被允许。"提取或调整投资必须始终以孩子的福祉为依归，"Straub总结道。

哪些投资类别适合儿童投资账户？

"几乎所有在交易所交易的产品都被允许，"Straub说。他基本上建议儿童投资账户应以高股票比例为主，最好使用被动式ETF。股票虽然可能大幅波动，但长期来看收益强劲——毕竟孩子的投资期限很长。与任何投资一样，关键在于良好的混合与广泛分散。"在有疑问的情况下，一个涵盖面极广的股票指数ETF就足够了，"Straub说。理想情况下，儿童投资账户适合长期定投计划，例如每月存入一小笔金额。有些金融公司为儿童投资账户提供现成的基金定投方案，涵盖不同风险等级。资金会自动分配到预先设定的权重（如股票与债券之间）的基金中。同样，应关注低费用，如同成人投资账户一样。

儿童也是银行和储蓄所的客户。图片：MASKOT / IMAGO

有哪些替代方案？

父母经常会为孩子提供保险形式的储蓄产品，例如教育或人寿保险。消费者保护专家Straub对此表示反对。"这些产品成本高且相对收益低。"若父母对设立儿童投资账户（待孩子成年后完全转移）感到不安，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开设投资账户并定期存款，待孩子成熟后再转移。不过，如此一来将无法享受上述税收优惠。

若认为股票风险过高，也可为孩子选择定期存款或银行储蓄计划进行定期存款。这类产品在固定期限内可获得保证收益。收益率通常远低于股票基金，但不会因股市下跌而缩水，且能确保在孩子18岁时获得特定金额。

儿童储蓄账户与“早期起步养老金”有何区别？

“早期起步养老金”由国家每月向6至18岁儿童支付10欧元。父母可开设储蓄账户，将国家补贴存入其中，且每年最多可额外存入6840欧元。该补贴将自2027年1月1日起首次向所有6岁儿童发放，更年幼的年龄段将逐步纳入。早期起步养老金储蓄账户具有专款专用性，仅用于养老储备。儿童通常需等到退休时才能动用这笔资金。这与私人儿童储蓄账户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儿童年满18岁时即可自由支配资金。因此，若希望为子女提供购车、学业或毕业后旅行的资金，则无法通过早期起步养老金实现，而需另设独立的儿童储蓄账户。但无论如何，开设早期起步养老金储蓄账户仍值得考虑，因其可享受国家养老储备补贴。

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从法律角度看，儿童储蓄账户属于赠与行为。“因此需遵循相应的赠与税税率和免税额度，”弗兰克·华盛顿表示。父母每10年可向子女无税赠与400 000欧元。祖父母或更远亲属的免税额度则相对较低。

斯特劳布提醒，还需关注儿童每月565欧元的医保收入上限。若儿童收入超过该金额，则需自行缴纳医保，可能产生高额费用。“不过，仅考虑存款的利息收入，”斯特劳布称。通过股价上涨等方式产生的收益不计入其中。“账户中必须存入相当金额才能产生如此高的月利息。”此外，若儿童申请助学金（Bafög），超过15 000欧元的资产将被计入，可能降低补贴金额。文 / 贡纳尔·赫尔曼

大危机秀

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姆及其他管理层穿梭于德国各地，试图解释其削减计划。但他们的亮相效果并不理想。员工情绪在困惑与愤怒间摇摆。

茨维考大众工厂员工在工厂门口抗议后返回厂区参加 Betriebsversammlung（ Betriebsrat 会议）。图片：亨德里克·施密特 / DPA

撰文：克里斯蒂娜·孔克尔、扬·施密特鲍尔

本周，茨维考对奥利弗·布鲁姆而言事关重大。对在这里工作的人们而言，意义更为深远。对于这位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来说，此行关乎话语权的争夺；对8000名员工而言，则事关工作、未来与生计。茨维考工厂不仅是本周接受首席执行官亲自到访的大众工厂之一，也是布鲁姆口中“在未来十年内无法实现竞争性产能配置”的工厂之一。茨维考的员工急切想从他口中得知这番话的真正含义。

周三下午早些时候，布鲁姆乘坐车队从附近的阿尔滕堡机场抵达。当天上午，他刚刚现身东弗里斯兰的大众埃姆登工厂——该工厂的未来同样岌岌可危。现在，他又不得不驱车600公里赶往东南部的茨维考。就算乘坐保时捷，这段路程也绝非易事。

布鲁默如今承受巨大期望压力

当天，工厂门口已有员工举着标语牌等候他。例如其中一条写着：“妈妈，五年后你还有工作吗？”据参与者称，现场并未出现喧闹场面。“非常尊重且安静”，马丁·莱曼在结束了漫长一天的茨维考工厂工作后回忆道。当晚六点半，工会代表在电话中接通时，心情复杂。

布鲁默作为大众汽车CEO四年来首次到访此地，却花费了两小时时间，这首先得到了他和其他员工的认可。但莱曼对布鲁默的表现感到失望。在他看来，布鲁默的许多话听起来“就像是逐字背诵出来的”。

在布鲁默出发前往各工厂召开员工大会的前几天，集团已在内网发布了一则关于首席执行官的采访。布鲁默在其中再次阐述了当前局势的严峻性及原因。马丁·莱曼认为，首席执行官在员工大会上的发言明显受到了这篇员工周五就已能读到的文章的强烈影响。

或许这也正显露出布鲁默的困境。他如今被寄予厚望，期待他做出决策，而这些决策他根本无法单独拍板。他也缺乏自己尚未掌握的答案。因此，这是一个男人的困境：成千上万名员工期待他做出承诺，而他无法兑现这些承诺。因为这家集团并非常规企业。相反，这是一家人人都能参与决策的企业：一个强大的工会、一位即将面临选举的州长，以及不公开表态但内部立场鲜明的股东家族。

对布鲁默而言，这简直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当然必须承担起这项不可能的使命。在布鲁默发言后，大众汽车集团职工委员会主席达妮埃拉·卡瓦洛立即批评道：“奥利弗·布鲁默错失了说实话的机会。”

此时，大众汽车CEO的“巡回演讲”刚刚启动。继狼堡之后，下一站是埃姆登和茨维考，其他董事会成员则分别前往其他地点。最后一站将于周一抵达汉诺威。迄今为止，各场员工大会的基调高度相似：员工认可布鲁默和其他管理层亲自与员工对话，但也对缺乏实质性内容感到失望。董事会成员们躲在“智能解决方案”或“竞争性配置”等概念背后，而非解释未来方向。

但这背后自有原因。大众管理层无法在未获得监事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做出重大决策，而这份多数又取决于工会代表和下萨克森州的同意。因此，大众CEO的所有计划可能在短短数日内再次化为泡影。早在7月，监事会就已否决了布鲁默的节支方案。下周五监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据媒体报道，除集团董事会方案外，州政府和员工代表也将分别提出一份提案。其中肯定不会涉及工厂关闭。

当前德国最大企业的基调

眼下，德国最大企业内部弥漫的氛围是：这是一场关于解释权的争夺战——围绕数字、真相以及如何避免再次失败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如何为汽车业危机提出一个不仅仅维持数月、而是能够长期奏效的方案。就在不到两年前，各方曾达成一项旨在让大众汽车集团（VW）面向未来的节支计划。该计划包括裁减约50 000个岗位，并对员工实施经济紧缩措施。但它同时也包含一项至2031年的岗位保障承诺。然而，该集团董事长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这还远远不够。”

来自员工委员会的声音则充斥着大量数字和计算。例如，单纯的工厂成本仅占整车成本的约七分之一，而其中又只有三分之二用于人工成本。这意味着：

德方所称的德国工厂成本过高问题，其实并非危机的关键所在。主流观点很明确：仅仅通过裁员和关闭工厂，无法解决问题。

奥拉夫·利斯州长对大众集团董事会发难

大众集团内部早已形成一种固定套路：每个人都先说“不行”。下萨克森州州长奥拉夫·利斯（社民党）也不例外。近日，他与下萨克森州大众各生产基地的员工代表会面，并发表了一系列言论，被视为对大众董事会的严厉批评。他表示：“关闭工厂绝非长久之计”，并强调大众集团的规模本身就是一种机遇。若质疑这一规模，将“极其致命”。

利斯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考量。例如9月13日的下萨克森州地方选举。他显然希望在选举前避免给外界留下他可能默许管理层节流计划的印象。但利斯本人和大众工会代表也清楚，长期来看，产能利用率不足的工厂根本无法生产出能为集团盈利的汽车。大众在西欧地区的年度汽车销量较2019年减少了约362000辆。因此，部分工厂的产能利用率远未达到满负荷水平。

但倘若不关闭工厂，又该如何？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最为棘手。理论上确实存在一些选项：例如军工企业接管部分工厂。据彭博社报道，大众、下萨克森州政府与以色列军工企业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正在就奥斯纳布吕克工厂的接管事宜进行谈判。另一种可能性是大众与中国制造商合作，在华开发电动车并在中国生产。后者已在讨论中，具体能否落实并非大众董事会所能单独决定。据悉，相关谈判虽已与多方展开，但救援计划能否成功仍完全未知。布鲁默在员工大会上表示，他已给自己“六到十二个月”的时间，以最终探明这些方案能否落地成真。他至少提到了这个时间段。

来自茨维考工厂的马丁·莱曼说，布鲁默曾在他们面前提及“萨克森的开拓精神”。早在122年前，奥古斯特·霍希就已在该市制造汽车，后来更创立了奥迪品牌。布鲁默显然是在暗指这些历史。莱曼说：“说到底，这些都无法让我们买到任何东西。”

巴伐利亚建材连锁Hellweg与Baywa Bau- & Gartenmärkte面临倒闭

多特蒙德——资不抵债的建材连锁Hellweg及其子公司Baywa Bau- & Gartenmärkte即将进入清算程序。据公司声明，预计将有超过110家门店寻找买家。投资者将接管相关门店及其员工。但据公司通报，部分收购仍需在反垄断审批或与房东达成最终协议后方可落实。

目前，35家门店的买家尚未完全确定。连锁店Obi已于周五宣布，计划将最多12家Hellweg和Baywa门店纳入其连锁网络。其余门店的接盘方仍未确定。

产能接管机会较低的门店目前仍在继续运营。据公司通报，相关员工已被告知解雇，因为“仍无法预见剩余门店是否能找到继续经营的解决方案”。与潜在买家的谈判仍在进行。若无法找到投资者，这些门店预计将于今年11月底前关闭。受影响员工人数尚不明确，每家门店平均有30至35名员工。

2026年6月中旬，相关公司已向埃森地方法院申请自主破产重整程序。德国新闻社（DPA）

如甜甜圈般闪亮

网红海莉·比伯将其美妆品牌引入德国。但该品牌需在此与dm和罗斯曼竞争。

慕尼黑——美国模特兼企业家海莉·罗德·比伯（Hailey Rhode Bieber）在过去几年因两件事而闻名，这两件事都超越了Instagram和TikTok的范畴。2025年，她以自己中间名命名的高端护肤品牌Rhode被美国化妆品集团Elf Cosmetics以10亿美元收购。此外，比伯还推动了名为“glazed donut skin”（釉光甜甜圈肌）的美妆潮流。她提倡摒弃厚重妆容，转而依靠（最好是她自家的）护肤品，让皮肤如同糖霜甜甜圈般闪亮。

德国的比伯和甜甜圈粉丝从2023年起可通过在线商店购买Rhode产品，但购买过程并非总是顺利。这位企业家将其高端产品在Instagram上的5800万粉丝中推广得如此成功，以至于产品经常售罄。从9月起，Rhode产品也可在德国线下购买，届时将在化妆品连锁店丝芙兰（Sephora）的货架上陈列。

这家法国连锁店正通过Rhode将下一款明星品牌纳入其德国产品线。该店已在德国销售歌手兼演员赛琳娜·戈麦斯的Rare Beauty和歌手蕾哈娜的Fenty Beauty。总体而言，明星尤其是在美国发现了化妆品市场的商机。来自卡戴珊-詹娜家族的Kylie Jenner于2015年创立了Kylie Cosmetics。戈麦斯、蕾哈娜和Kylie Jenner的品牌估值均超过10亿美元。

现在轮到比伯和Rhode了。这能在德国成功吗？比伯的品牌正进入一个看似前景光明的市场。去年，德国零售业在美容和身体护理产品上实现了229 亿欧元的销售额，较上年增长6%，尽管面临各种危机。然而，大多数顾客仍选择去药妆店而非奢侈品商店购买。据德国身体护理和洗涤用品工业协会数据，去年53%的美妆产品购买发生在药妆店。市场研究公司Circana的最新数据显示，这一趋势仍在加剧：2026年上半年，药妆店的护肤品销售额增长8%，而奢侈品细分市场的销售额却停滞不前。

因此，对于丝芙兰等高端连锁店（Rhode的高价产品即将入驻）而言，德国是一个复杂的市场。该店在德国仅有25家门店。相比之下，德国最大的两家药妆连锁dm和罗斯曼分别拥有2154家和2342家门店。

Rhode能否在这种条件下在德国零售市场站稳脚跟？尚难断言。人们或许希望将社交媒体的热度转化为德国步行街的实际销售。在美国和英国，Rhode自2025年起在丝芙兰销售，似乎运作良好。在全球零售市场，Rhode仅在今年就已实现超过500美元的销售额。分析平台Kolsquare的数据显示，Rhode在德国社交媒体上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不过，从这些品牌来看，罗德（Rhode）与欧莱雅或dm自有品牌仍有不小差距，而且后者的价格明显更低。罗德最受欢迎的产品——Peptide Lip Tint唇釉，在其网店售价为26欧元，而与之配套的手机壳（可夹住唇釉）售价则超过30欧元。相比之下，在连锁药妆店里，类似的唇釉售价还不到4欧元，而且手机壳也更便宜。

部分测评者持怀疑态度，其他则热情高涨

来自德累斯顿的网红艾米·高斯（Amy Gaws）便对罗德的高价产品能否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持怀疑态度。她在视频中经常将罗德的产品与dm和Rossmann的自有品牌进行对比。她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表示：“这类视频在我的社群中通常反响很好，因为很多人觉得罗德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不愿意为单件美妆产品花费如此多金钱。”她还表示，类似的外观效果也能用更少的钱实现。

另一些网红，如来自杜塞尔多夫的拉亚·基扎（Raya Kiza）则更为热情。她认为，虽然产品在德国上市可能会失去部分独家性，但“能够轻松在商店购买到产品的喜悦感”仍然占据上风。从9月起，人们将能看到，在25家 Sephora 店铺前是否会排起长队，与罗德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的热度相匹配。

——拉拉·桑利（Lara Sanli）

小小助手

LED面膜能焕新肤色，迷你复古相机，为旅途烦躁的旅客准备的路由器：来自《南德意志报》编辑部的实用科技推荐。

《南德意志报》编辑部也乐于尝试新奇的科技玩意儿。这次推荐的产品能带来更清爽的皮肤、更高质量的照片，或仅仅是一点乐趣。

抗皱面膜

皮肤博主们对它趋之若鹜，《药店观察》也对其进行过报道。说的就是LED面膜——通过特定光频刺激皮肤深层，在最佳情况下能刺激胶原蛋白生成、平滑皱纹并带来更清新的肤色。因为现如今精明的消费者都清楚，单靠面霜难以实现这些愿望。既然如此，为何不在追求美丽时借助科技呢？

——瓦伦丁·多尼斯（Valentin Dornis）、米丽娅姆·豪克（Mirjam Hauck）、尼尔斯·黑克（Nils Heck）、赫尔穆特·马丁-荣（Helmut Martin-Jung）、利奥波德·扎克（Leopold Zaak）

目前市场上最便宜的美妆小玩意儿之一是美国品牌Renpho的Artemis面膜，该品牌以体脂秤闻名。这款面膜目前售价约150欧元，由柔软硅胶制成，内部装有324颗LED二极管，可发射蓝光、红光或红外线。蓝光用于祛痘，具有消炎效果；红外线则有温热作用。由于今年夏天的室外温度和皮肤需求都不太适合使用蓝光或红外线，用户只能选择红光——用于抗皱。按照说明书的建议，每隔一天晚上，用户会坐在沙发上，将面膜戴上10分钟，同时祈祷不会有人按门铃。毕竟，谁也不想在别人面前看起来像克隆人战士。

经过多次使用后，用户确实能感受到皮肤变得更清爽，甚至可能更光滑。但如同岁月一般，皱纹深度会增加，视力也可能随之减退。

复古派对玩笑机

首先要说清楚：想要高画质、高分辨率的照片，能够长时间放大而不出现明显像素颗粒的人，最好还是选别的相机。但柯达Charmera相机从来就不是为了专业摄影而设计的。这台相机大小约等于成年人拇指，可以直接挂在钥匙串上。它就那样晃荡着，等待属于它的时刻：快速抓拍、记录那些转瞬即逝的小瞬间。这种照片带有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数码照片的风格——颗粒感十足、像素化明显。那些在当年度过青春岁月的人（或者见过自己孩提时代照片的人）一定会对柯达Charmera相机倍感亲切。复古的魅力就在于此：就连那些当年尚未出生的人，也能从中找到乐趣。

不过这台相机的可靠性着实一般。等到它开机准备就绪，精彩瞬间可能早已消失。只有通过USB-C数据线将照片传输到智能手机上，才能确认拍摄效果如何——这和当年必须连接电脑才能查看照片如出一辙。相机上那块极小的屏幕仅能提供粗略的取景参考。但作为钥匙扣相机，它绝对是派对上的绝佳玩笑道具。尤其是在不想每次拍照都掏出智能手机的夜晚。

想要订购柯达迷你相机的人得有点耐心。厂家售价为39欧元，但目前已售罄。在亚马逊上虽然贵几欧元，但好歹有货。而且它还采用神秘盒子发货：不仅拍出的照片效果未知，就连相机本身的颜色也是个惊喜。

纸笔与数字的完美结合

数字化进程让很多模拟产品消失了，但笔记本却坚挺了下来，因为手写自有其魅力。挪威制造商 reMarkable 推出的平板电脑试图将两者优势结合：配备手写笔的平板，触感几乎与纸张相仿，同时支持手写识别和数字存储。

最新机型 reMarkable Pure 顾名思义，采用极简设计。它配备一块10.3英寸无背光单色磨砂屏。若要在暗处使用或将屏幕作为电子书阅读器，需额外开灯。不过触感极其接近纸张，且屏幕对手写笔的响应几乎无延迟。电池续航可达数周，并能通过USB-C快速充电。笔记模板丰富，除方格、横线等经典样式外，还有五线谱纸可选。

屏幕上的手写内容可转换为可搜索的电子文本，即使字迹潦草也能识别——但转换过程并非在设备本地完成，而是因计算量较大而在云端处理。因此需注册 reMarkable 账户。若能接受这一缺点，且主要用于记笔记，这款设备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普通手写笔售价399欧元，配有可擦写笔尖及保护壳的套装则为469欧元。

更好的上网体验

酒店的Wi-Fi几乎总是存在缺陷。首先，它通常不安全。其次，当你需要依次连接三到四台设备时，体验会非常糟糕。第三，有些设备甚至无法顺利连接，例如Babyfone或宠物摄像头，它们在酒店的登录界面面前往往直接“败下阵来”。针对这些问题，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便携式路由器。它只需一次连接酒店Wi-Fi，便可模拟出家庭网络。用户熟悉的设备会自动连接，而且上网体验也比直接使用酒店那种常常不安全的网络安全得多。

便携式路由器有多种尺寸、颜色和配置，从基础版到豪华版应有尽有。其中一款名为“GL.iNet GL-MT3000 Beryl AX WLAN 6”的产品性价比极高。它在网上售价约100欧元，支持2.4 GHz及5 GHz频段连接，并配有USB 3.0。用户应在出发前在家中Wi-Fi环境下完成设置，为此该公司提供了一款专用应用程序，初看之下可能有些复杂。不过通过网络视频或向Chat-GPT等工具咨询几个问题，用户可在十分钟内完成设置。将路由器接通电源后，用户只需通过该应用程序将其与酒店Wi-Fi连接一次。从Babyfone到智能手机，再到iPad，所有其他设备都能轻松连接。这对那些在假期中频繁更换住宿的人尤其实用。

无拘束闪光

将闪光灯直接正面对准拍摄对象，可以成为一种个人风格。但结果往往看起来更像是失败而非艺术品。解决方案是将闪光灯从相机上移开，从而改变光线入射角度，即所谓的“无拘束闪光”。但为此需要额外的设备，将普通的热靴闪光灯变成无线版本。这会增加成本和复杂性。而针对此问题，Godox推出的iT32 iFlash配合X5-TTL无线触发器，提供了一种出人意料的简单解决方案。

在“正常状态”下，无线触发器仅作为闪光灯头的一部分，外观和功能与普通热靴闪光灯无异。但由于两个部件仅通过磁铁连接，无拘束闪光变得极为简单：只需将闪光灯头取下，按需放置即可。触发器则留在相机的热靴上，无需设置无线频道或重新连接。两个组件始终保持通信。

在测试中，即使闪光灯与相机之间相隔数米，系统也能顺畅运行。电池通过USB-C充电，适用于佳能、尼康、索尼、富士和OM等相机系统。尽管闪光灯指数（表示闪光灯功率）仅为18，无法与专业热靴闪光灯相媲美，但仍足以让人在闪光摄影中一试身手。目前，该套装（闪光灯+触发器）的售价不到100欧元，对入门用户友好。若用户喜欢，还可将触发器用于Godox系统的其他闪光灯。

求职信息

开放职位发布在jobs.SZ.de上

这些及另外8.000个职位发布可在《南德意志报》在线求职平台jobs.SZ.de上找到。更多信息请访问：jobs.S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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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利用Anthropic的AI

说俄语的黑客在欧洲和美国针对多家公司发动网络攻击，其中可能包括一家德国车库门制造商。

华盛顿——说俄语的黑客利用基于Anthropic技术的AI编程助手“Cursor”对一家德国企业发动网络攻击。这是路透社独家获得的数据以及IT安全公司Gambit Security和Cloudsek于周四发布的报告中披露的信息。

受害者勒索软件组织“Aurora”在今年4月8日至5月21日期间攻击的目标，除了德国车库门制造商Teckentrup和一家比利时化工企业外，还包括美国、苏格兰、意大利和阿根廷的公司。受影响企业及“Cursor”现所有者Space-X均未就此事发表评论。

据Cloudsek报告，该黑客组织至少确认了20名受害者。但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是通过人工智能发动的攻击。Gambit和Cloudsek均未公开受影响企业的名称。路透社在独立核实部分聊天数据后，识别出其中六家企业，

其中至少一家受害者出现在黑客泄露网站上，这表明敲诈未遂。黑客通过伪造软件，使攻击看似仅为模拟，从而绕过AI安全防护。如来自某未受保护服务器的协议所示，AI代理随即执行了数百个操作。

说俄语的黑客通过安全漏洞攻击政府机构和企业。图片：塞巴斯蒂安·戈尔诺 / 德新社

“这是一个测试环境，因此是合法的，”AI在一份协议中自行得出结论。在针对Teckentrup的攻击中，该软件建议使用一种已知的恶意程序，并评估成功率为“非常高”。Gambit的Eyal Sela解释称，使用此类工具为网络犯罪分子提供优势，因其可跳过多个手动步骤，速度提升30%至50%。

所用技术为Anthropic的Claude Sonnet 4.5模型。此次事件凸显了技术风险，尤其是“Cursor”本月初才被整合至埃隆·马斯克旗下的Space-X。Gambit战略负责人Curtis Simpson表示，AI辅助的黑客攻击已成为“新常态”。“未来我们会越来越频繁地看到此类事件。”

路透社

快速：310万人失业

尽管德国经济出现零星积极信号，但整体经济形势依然低迷。

纽伦堡——德国8月份失业人数仍超过300万。联邦劳工局（BA）周五在纽伦堡发布数据显示，失业人数为306.1万人，较7月增加5.4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6万人。

经季节性调整后，8月失业人数上升4000人。失业率从7月的6.4%升至6.5%。“8月份劳动力市场依然缺乏超出季节性模式的动力。”联邦劳工局局长安德烈娅·纳勒斯表示。这表明过去几个月的谨慎发展态势仍在持续。

劳动力需求依然疲软。8月，该局登记的空缺职位为65.6万个，较7月增加3000个，较去年同期增加2.5万个。根据估算，5月至6月，缴纳社会保险的就业人数经季节性调整后虽增加1000人，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却减少了7.3万人。周期性短工工作岗位数量也仍处于较高水平。估算显示，8月有113.3万人领取失业救济金，较去年同期增加10.9万人。专家认为，失业人数上升的原因在于经济困境和结构性变革。根据联邦劳工局的数据，符合“公民补助金”领取条件的劳动年龄人口较去年同期减少11.6万人，降至375.4万人。这也显示出难民成功融入劳动力市场。并非所有“公民补助金”领取者都无业——部分人通过政府补贴来补充工资收入，以达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7月份失业人数自4月以来首次突破300万大关。随着暑假开始，失业人数从7月起通常会上升。此外，相对低迷的经济形势也加剧了这一趋势。不过，近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信号有所增多，这可能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正面影响。

伊福商业景气指数（基于对9000多名管理者的调查）已连续第四个月上升，并达到一年来的最高水平。伊福经济研究所表示，出口商对未来更加乐观，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热潮正在助力经济发展。

租赁市场

房源信息

双栖湖畔的梦想？ 明亮宽敞的住宅，两个阳台，115平方米，二层（两户住宅楼），位置安静，步行5分钟到湖边，新厨房，部分家具配置精选。大西阳台与小东阳台。4室，含起居厅、大浴室、客用洗手间。暖租价格：2400欧元。

联系方式：南德意志报，编号ZS1000016803，邮政信箱801221，81612慕尼黑

慕尼黑施瓦宾区精品小户型 1.5室，阁楼，50平方米，家具齐全，2026年11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可租。冷租：1600欧元，附加费用：250欧元。申请需附自我介绍。联系方式：南德意志报，编号ZS1000016817，邮政信箱801221，81612慕尼黑

公园中的世外桃源——新装修的独栋别墅（德国空气疗养胜地） 豪岑贝格，中心位置且安静（死胡同）。160平方米，5.5室，瓷砖炉，2个浴室+1个洗手间，露台、阳台、停车位、花园、客房。冷租1400欧元，自2026年9月1日起。联系电话：0170 4101858

图青，湖景第二排公寓 3室，湖景第二排，暖租1500欧元。联系电话：0170 521 6764

医生夫妇寻找住房

寻找位于慕尼黑的住房，至少3室，75平方米以上，优先考虑以下区域：格洛肯巴赫（Glockenbach）、奥（Au）、海德豪森（Haidhausen）、翁特吉辛（Untergiesing）、马克斯福斯特（Maxvorstadt）、德赖米伦区（Dreimühlenviertel）、阿姆施拉赫特霍夫（Am Schlachthof）

寻租与商业物业需求

我们可靠 / 随和，拥有稳定收入且长期租赁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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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人寻找新居所

慕尼黑单身租客（36岁）长期寻找2-3.5居室公寓，面积≥70平米，位于格洛肯巴赫维尔特尔、格特纳广场或维克图阿利安市场。租金最高3,000欧元。期望有阳台和安静卧室。收入优渥，不吸烟，无宠物，因工作常出差。

mat.senft@gmail.com 0157 92498924

成熟伴侣寻找3-5居室公寓

施瓦宾，哈布施大街8号，39平米，独立厨房 / 卫生间，2楼，安静。租金970欧元+附加费。来信请寄：南德意志报，ZS1000016832，邮政信箱801221，81612慕尼黑

弗赖辛费廷大学1公里：独栋别墅4居室，建于2004年，104平米，阳台、露台、小花园，自1.09. 1500欧元+车库+附加费+保证金。电话：0170594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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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辛待租3居室公寓，约70平米净租金1,400欧元，附加费250欧元。📞 01705216764

你好，柏林！

3居室公寓，特劳宾，约70平米，1,300欧元，附加费250欧元。📞 01705216764

我们是夏洛特与大卫，均为30多岁且终身聘用。我们急需寻找柏林的长期住所。您是业主、寻找下一任租客或能提供帮助？为成功介绍，我们愿支付2,000欧元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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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经理寻找2-3居室老建筑安静、有偿付能力的单身租客（高级经理，慕尼黑科技企业，终身聘用，不吸烟，无宠物）寻找施瓦宾、诺伊豪森或马克斯福斯特区未装修的2-3居室公寓，暖租最高2,000欧元。自01.11.26起可入住。资信证明齐全。长期租赁。电话0179 1638772，mschulze9376@gmail.com

和蔼的企业顾问长期寻找慕尼黑整洁的出租公寓。纽豪森-宁芬堡、施瓦宾西、马克斯福斯特区、奥-海德豪森、施万塔勒高地。单身，固定收入，可靠且整洁。期待您的报价。015731377188 ✉ funda.durmaz@icloud.com

年轻伴侣寻找慕尼黑住所2-3居室公寓，暖租最高1,800欧元，中心区或地铁可达，自01.11.26起。可养宠物（猫）。在公共部门终身聘用。联系方式：diana.dederer@hotmail.de / 01627730312

订婚伴侣（29岁）寻找3-4居室公寓。我们（MTU项目经理与高档餐饮厨师，净收入>7,000欧元，不吸烟，无宠物）寻找≥75平米、暖租最高2,000欧元的长期住所，位于伊萨尔河 / 马克斯福斯特区、施瓦宾、米尔贝茨霍芬或莱尔区。电话：0157 32049198

软件工程师在交往12年后寻找公寓，位于马克斯福斯特区、施瓦宾、格洛肯巴赫维尔特尔或伊萨尔河前区，面积≥50平米，暖租最高1,500欧元。单身，有工作，友善且正在寻找住房幸福！请联系：c.land.muc@outlook.de 17687221081

执业税务师寻找慕尼黑2居室公寓

成熟4人合租组合（28-30岁，均为在职 / 博士毕业，自2022年共同生活）寻找≥130平米、配4间卧室的公寓，位于慕尼黑地铁附近。冷租最高3,000欧元。资料齢全，终身聘用，安静且可靠。迈克尔·胡贝尔，015679 824969

寻找住房的年轻女性

IT安全专家，理学硕士（24，性格端正，无宠物，固定职业，资料齐全）寻找1.5-2室住房，位于慕尼黑或交通便利的周边地区（S / U-Bahn），可带阳台。月租最高1100欧元（不含暖气）。可于10月 / 11月入住。电话：0176 81575318

寻找安静、整洁的住房：慕尼黑49岁，女性，未婚，慕尼黑工业大学农业工程硕士，宝马公司固定员工，无宠物，性格温和可靠。起租2室，1楼以上，带阳台，可考虑M-Norden或U2 / MVV交通便利区域。喜欢园艺、手工、骑行。电话：0175 12345 48

寻找安静伴侣新家：我们（均24，无固定期限在职）寻找2-3室住房，位于慕尼黑北部或附近地区。月租最高1500欧元（含暖气），可带阳台。无宠物。期待您的来电！电话：0176 84025397

寻找明亮安静的2室住房带阳台：应届硕士（税务方向）寻找位于施瓦宾、新豪森或博根豪森区的明亮安静2室住房，带阳台。期望有停车位。月租最高约1.200欧元。联系邮箱：mucwohnung2026@gmail.com

寻找4-5室住房或独栋：学术夫妇与6岁女儿寻找更大的住房，带阳台或（共用）花园或独栋，位于市区或交通便利区域。期待您的报价！☎ 089 41872951，✉ FamilieBR@email.de

体贴可靠的26岁企业顾问寻找2室住房：位于慕尼黑市中心，无烟，无宠物，固定职业。月租最高1400欧元（含暖气）。期待您的联系：☎ 0176 3244 0382

建筑工程师（28岁）寻找慕尼黑住房：公职无固定期限，无宠物。来信请寄：南德意志报，ZS 2000031890，邮政信箱801221，81612慕尼黑

在线ID：3018579

24岁在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全职工作的女性寻找1-2室住房，位于慕尼黑中心区域，月租最高1400欧元（含暖气），可立即入住或灵活入住（可考虑带厨房）。电话：0157 / 83802151 / 邮箱：lucia@heiwolt.de

退休女公务员（66岁）寻找位于市中心且安静的出租住房，面积最高80平方米，带阳台，优先考虑莱尔、奥、施瓦宾、格拉克巴赫、海德豪森和新豪森区，月租最高2300欧元。联系邮箱：neues_wagen1@gmx.de

学术夫妇（26 / 27岁；稳定收入，慕尼黑再保险公司&ProSiebenSat.1）寻找3室住房，面积至少60平方米，月租最高1.900欧元（含暖气），带阳台，位于中心区域。无宠物，无吸烟者。可于10月 / 11月起租。电话：01627965522

体面夫妇寻找慕尼黑住房

顾问 / 教练，事业与生活稳定，单身家庭，寻找市中心位置的迷人老建筑（3室厨卫），带阳台。月租1710欧元。我也可以参与装修！网址：www.angelikabrinkmann.com

我们来自奥地利，秋季将在慕尼黑大学 / 慕尼黑工业大学开始学业，寻找至少2室住房，位于慕尼黑市中心或北部，月租最高1700欧元（含暖气），无烟，需父母担保，可考虑配备家具。电话：+4368120849341，邮箱：konstantin@siegel.uno

学生寻找1室住房：学生（慕尼黑工业大学，管理学硕士，2026年10月起）寻找1室住房 / 合租房，月租最高850欧元（含暖气）。资料齐全。电话：015117899601，邮箱：moritz@moritz-wirth.de

寻找首个共同住房的安静伴侣：我们期待慕尼黑市中心位置的住房建议！欢迎来电：📞+49 15783508747

妈妈寻找家

国际房源供应

慕尼黑插画师（37岁）寻找长期住所。独立工作，可靠，无烟，8岁儿子，2只猫，10月起可入住。区域：森丁、布鲁德穆尔地区、西公园、伊萨尔河 / 路德维希前区。起租2.5室，月租最高1500欧元（含暖气）。电话：017670128581

寻找友好、有文化兴趣的

寻找租户：小型市中心办公室24平方米，1楼，全配家具。电话：0172 863 1110

出租整年阿尔卑斯山小屋：蒂罗尔山谷，可住4-6人，俯瞰山谷全景。电话：+43 664 357 9053

维特斯塔滕：出租商业 / 仓储空间。适合网络商贸、仓储、手工业、服务业或快递 / 包裹物流。位置优越。电话：0179-4865218

寻找学生住房

慕尼黑工业大学学生（20岁，非吸烟者，可靠）寻找1间单间公寓或合租房，暖气费最高900欧元，自9月 / 10月起入住。地理位置需靠近公共交通。租金及押金由父母（公务员 / 化学工程师）担保。 📞 0170 2326 731

年轻医生夫妇寻找慕尼黑市中心2-3间房公寓。暖气费最高2.200欧元。长期租赁，租户可靠。非吸烟者，无宠物。可立即入住。期待您的来信：0172 591 4840

我，26岁女性，安静的租客，非吸烟者，在营销行业有无固定期限工作，寻找1-2间房公寓，位于慕尼黑市中心，暖气费最高1.300欧元，面积35平方米或更大。卡萝拉·汉普霍夫，015202344353，carola.hamphoff@we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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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人深切哀悼

霍斯特·威廉·弗里德里希·舍特勒博士

生于1941年11月7日慕尼黑，卒于2026年8月8日

圣约翰骑士团骑士预备役上校

凯泽lautern市前副市长，前圣约翰救援会联邦理事会及联邦领导层成员

"舍特勒上校伤残基金会"（OSVS）创始人、捐赠者及主席

他数十年如一日为同胞安全及联邦国防军、消防队与技术救援署伤残及受伤人员的奉献获得以下荣誉：

联邦十字勋章1.级及绶带级、国防军金质荣誉十字勋章、

技术救援署金质及银质荣誉勋章及其他THW奖项、德国消防协会银质荣誉徽章及消防功绩奖章、索斯特县（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消防协会荣誉奖章、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及凯泽lautern志愿消防队金质消防荣誉徽章、德国红十字会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功绩奖章、圣约翰骑士团绶带级荣誉徽章及马耳他骑士团金质荣誉徽章

他的众多朋友及受他关怀的人士为他哀悼。

为“上校舍特勒伤残基金会”（凯泽斯劳滕 / 柏林）理事会成员：

医学博士格奥尔格·T·布伦纳上校医师（预备役），赖因伯伦工程学硕士阿尔布雷希特·布罗默（退休总统兼德国技术救援署名誉主席），柏林斯特凡·多伊施尔（退役上士），阿富汗老兵，加米施-帕滕基兴银行业务专家阿克塞尔·赫尔曼，金策尔绍工程学硕士（FH）海因茨·克拉格斯（预备役中校），施泰纳尔本克里斯蒂安·克洛雷尔（退役上级军士长），基尔（OSVS荣誉会员）法学硕士赫尔穆特·科尼希斯豪斯（前联邦议员及前国防军监察专员），柏林律师克劳斯·吕布克（OSVS法律顾问），柏林齐格弗里德·迈尔（德国消防工会联邦主席）医学博士约阿希姆·梅温（伯彻基金会，OSVS荣誉会员），汉堡法学硕士沃尔夫冈·米勒（前部长级官员，预备役中校），柏林乌韦·内格尔（退役准将），柏林工程学硕士（TU）萨比娜·匡特-弗雷（克龙贝格 / 陶努斯）工程学硕士（TU）沃尔夫冈·绍伊布勒（慕尼黑消防总监）行政管理学硕士（FH）汉斯-约尔格·施韦策（拉施泰因-米森巴赫）律师阿恩德·施泰因迈尔（行政法专业律师），吕讷堡医学博士格尔德-迪特尔·维尔穆特（上校医师，柏林诊所主任）

霍斯特·舍特勒的伤残基金会是他的毕生事业；作为他的朋友和同行者，我们将延续他的遗志，并怀着感激与崇高敬意永远铭记他。

为表彰他在65年间于多个制图专业协会中担任突出荣誉职务，他被授予德国制图学会（DGfK）及拉文施泰因制图基金会（KSR）荣誉会员称号。

马克·费特教授（博士，特许任教资格），柏林 / 维尔茨堡（代表DGfK与KSR）

逝者自1978年起参与扶轮国际，并于2004-2005年（西南德）任地区总监，并获颁PHF + 6荣誉。

我们全体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无人知晓死亡，也无人知晓它是否不是人类最大的馈赠。但它仍被畏惧，仿佛确信它是一切不幸中最可怕的。

苏格拉底

追悼仪式于2026年9月18.日11:00在凯泽斯劳滕使徒教堂举行。仪式由福音派军中高级军牧师、神学博士米夏埃尔·罗德（科隆）主持。逝者希望参与者着制服或工作服。骨灰安葬将在家人与密友圈内举行。

逝者恳请以向“上校舍特勒伤残基金会（OSVS）”捐款代替花圈与献花，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IBAN: DE 70 5405 0220 0000 0993 58；BIC: MALADE51KLK

我挚爱的妻子、母亲、继母与养母、女儿、姐妹与儿媳在图青姑息治疗病房中，经过与癌症的长期艰苦抗争后，安详离世。

万物之神，无尽的神，将一切欢乐，无尽的欢乐，将一切痛苦，无尽的痛苦，统统赐予他们最钟爱的人。 J.W. 冯·歌德

深切哀悼

*1972年7月4日于慕尼黑

松雅·博姆-克瑙尔博士原名：施泰因比希勒

施塔恩贝格牙医

†2026年8月23日于图青

我们将怀念她的笑容。

†2026年8月19日格罗斯黑瑟洛厄

我们深切哀悼我们的“女老板”

克里斯托夫·克瑙尔教授马克西米利安、索菲亚与维维安·博姆雅各布·法比安、索菲与贝内迪克特·克瑙尔恩斯特与海伦妮·施泰因比希勒博士安格莉卡·沃内曼及拉尔夫与朱莉娅路德维希与克里斯尔·克瑙尔博士

施塔恩贝格牙医 *1972年7月4日 †2026年8月23日

哀悼仪式

哀悼仪式将于3.9.26 um 10.30在图青镇图青医院（Tutzing Krankenhaus）内的修道院本笃会修女教堂举行。地址：图青火车站街（Bahnhofstr.）5,

谨此通知，如蒙惠赐花圈，敬请改为向本笃会医院（Benedictus Krankenhaus）捐款，账户信息如下：开户行：社会经济银行（Bank für Sozialwirtschaft） IBAN：DE95370205000009831700 用途注明：“姑息治疗病房博姆-克瑙尔医生（Dr. Sonja Böhm-Knauer）”

哀悼地址：克瑙尔律师事务所（Knauer&）布里恩纳大街（Brienner Straße）7, 80333慕尼黑

博士·索尼娅·伯姆-克瑙尔

您以爱与关怀塑造了我们的家庭。我们心怀感激，永远铭记于心。

* 1944年12月9日生于旺德斯莱本

您的芭芭拉

克里斯托夫与乌尔西及夏洛特

西尔克与尼克拉斯及约翰娜

我们将共同努力，以她体贴专业的工作及其相关毕生事业为荣，继续在克瑙尔博士诊所延续她的精神。

多米尼克·蒂尔，牙医与克瑙尔博士牙科诊所全体团队地址：马克西米利安大街17号，82319施塔恩贝格

维布克与拉尔夫及玛蒂尔达

约翰内斯与西尔维娅及约瑟芬

卡斯滕与埃娃及阿妮科与莱文特

米夏埃尔·德穆特

*1925年9月13日 †2026年8月13日

埃尔弗里德·卡斯滕迈尔，婚前姓胡克

我们必须告别

格特劳德·布茨克-博格纳

追思礼拜于2026年9月3日（周四）10:30在图青镇图青医院（地址：图青火车站街5号）内的图青修道院教堂举行。为纪念索尼娅·伯姆-克瑙尔博士的安宁疗护病房，请以捐款代替鲜花和花圈，捐款账户：Benedictus医院，社会经济银行，IBAN DE95370205000009831700，用途备注：“索尼娅·伯姆-克瑙尔安宁疗护病房”

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精神分析师、艺术治疗师、教学与团体分析师

葬礼已在东公墓家族墓地举行

深切哀悼

*1951年7月1日 †2026年8月4日

光明的日子，无需为其逝去而哭泣。微笑，因其曾存在。

玛莱娜·布茨克、扬科·布茨克、埃莱娜·苏尔塔尼及玛雅与伊利亚斯、埃尔弗里德·博格纳、苏珊娜·博格纳-基茨曼及家人

满怀感激与美好回忆：

教授·荣休博士·博士（荣誉）沃尔夫冈·哈伯

乌苏拉·布丽吉特·德穆特，婚前姓胡克

满怀爱与感激：

追思仪式于2026年9月14日（周一）14:30在慕尼黑巴尔杜大街39号Aetas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在最亲密的家庭圈中举行，地点：瓦尔德鲁赫·马门多夫

克劳迪娅与曼弗雷德·贝舍雷尔

我们怀着爱告别

米夏埃尔·诺沃特尼

阿迪及家人代表所有亲属

词神礼仪及随后的骨灰安放仪式于2026年10月16日（周五）14:00在弗赖辛森林公墓的告别大厅举行

乐谱设计师与音乐出版商 -

请以捐款代替鲜花和花圈：无国界医生德国分会，IBAN: DE72 3702 0500 0009 7097 00，BIC: BFSWDE.33XXX，用途备注：沃尔夫冈·哈伯教授追思仪式；或慕尼黑工业大学大学基金会，IBAN: DE97 7002 0270 0010 2808 80，BIC: HYVEDEMMXXX，用途备注：哈伯教授捐赠

* 1960年6月17日 †2026年8月14日

爱你的安特耶，你的马努及朱迪丝，你的大卫及卡门，你的米尔扬与埃尔格你的马丁、路德维希与格奥尔格

代表所有亲属

追思仪式于2026年9月4日（周五）12:00在格隆镇格奥尔根贝格庄园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于2026年9月4日（周五）15:30在格隆森林公墓举行。为纪念米夏埃尔，请以捐款代替鲜花和花圈：埃伯斯贝格姑息治疗团队“守护生命与死亡”协会，IBAN DE95 7025 0150 0010 5466 04，备注：米夏埃尔·诺沃特尼。另设捐款箱。

Gaudeamus igitur, juvenes dum sumus!

Post iucundam iuventutem, post molestam senectutem, nos habebit humus!

在我的挚爱丈夫、我们亲爱的父亲、祖父与岳父圆满一生后，上帝将他接入永恒的安宁

卡厄尔布兰特博士，洛塔尔

（里加出生）

*1927年2月28日出生于里加 †2026年8月17日于诺伊比贝格逝世

卡琳·卡厄尔布兰特（娘家姓朗根）

Prof. Dr. Roland Kaehlbrandt 与 Gabriele（娘家姓岑茨）

与安娜博士及菲利普·卡厄尔布兰特博士

阿里亚内·卡厄尔布兰特、马库斯·劳尔博士

与尼娜博士、阿梅莉、迈利斯、多里安·劳尔

家属

遵照逝者遗愿，请勿送花，改为向新佩巴尔加福音路德教会（拉脱维亚 / 利沃尼亚）捐款：JAUNPIEBALGAS SV. TOMA EV.LUT.DR. – IBAN：LV95PARX0000283810001，BIC / SWIFT：PARXLV22，银行：Citadele，用途标注：遗产卡厄尔布兰特。告别仪式于2026年11月6日（星期五）10.30在诺伊比贝格公墓（诺伊比贝格，Auf der Heid 6）举行。

我期待死者的复活。永生的生命。阿门！

施瓦茨，欧根·格奥尔格

*1932年11月27日出生于哈宾霍斯特 †2026年8月23日于考费灵逝世

考费灵，2026年8月28日

谨以此表达爱与感激之情：

你的克里斯泰尔芭芭拉奥利弗与恩格尔贝特代表所有家属

葬礼将在最亲密的家庭范围内举行。

我们告别

安内莉泽·克里斯蒂娜·费斯特尔 *1941年7月2日 †2026年8月26日

你的子女克劳斯、瓦尔特劳德、玛吉特你的孙辈约瑟、奥罗拉

弥撒：2026年9月1日（星期二）10.30，伊斯马宁圣若翰洗者教堂，随后于伊斯马宁新公墓下葬

格勒斯尔教授，洛塔尔博士

*1934年8月27日特普利茨-舍瑙 / 波希米亚 †2026年8月23日诺伊比贝格

联邦十字勋章获得者

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同时也满怀感激之情告别：英格丽德·格勒斯尔克里斯托夫·格勒斯尔与比尔吉特西比勒·赛茨与斯特凡代表所有家属

告别仪式及随后下葬将于2026年9月3日（星期四）14时在奥托布伦公园公墓（奥托布伦，Haidgraben 20，85521 Ottobrunn）举行。

"一个人能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是那些记得他的人的脸上绽放的微笑。"

我们怀着深切的怀念告别

汉斯·格奥尔格·迈尔教授博士 *1937年7月12日 †2026年8月26日

告别仪式及随后的骨灰安放仪式将在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圈中于克里彭霍芬公墓举行。

在静默的哀伤中

夫人古尔纳拉·尤尔达舍娃-迈尔博士与所有家属

死亡是伟大的。

我们是它的所有者

面带微笑。

当我们自认为置身于生命之中时，

它敢于在我们心中哭泣。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

造物主将引领你，即使穿越深渊。

我们家庭的核心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爱与温暖将永存于我们心中。

拜尔莱因博士，弗里茨

医师、艺人 *1943年7月27日 †2026年8月24日

谨以此表达爱与感志之情：希尔德加德于利安、于塔与费尔迪、安东、特蕾莎、施特凡妮、马克斯与莉莉、莫里茨莱洛、莱诺瓦尔特、特劳德尔

告别礼拜将于2026年9月2日（星期三）13.00在"基督宝血"教堂举行，随后于法特施泰滕公墓下葬。遵照逝者遗愿，请勿送花圈，改为向秘鲁协会捐款（IBAN DE75 7016 9450 0003 8007 09）。

巴伐利亚骨髓捐献行动基金会（AKB）怀着深切的同情与感激之情，告别

† 约瑟夫·戴默

约瑟夫·戴默积极且满怀兴趣地支持巴伐利亚骨髓捐赠者数据库的创建与发展。

今日“巴伐利亚骨髓捐赠行动”（AKB）基金会的成功，也有赖于约瑟夫·戴默以高度投入所奠定的基础。

AKB

医学博士汉斯·克纳贝 AKB基金会董事会

你留下的足迹将永存。

我们怀着极大的震惊与深切的悲痛，向我们的同事、朋友告别——他意外离开了我们。

卢卡斯·埃芬伯格

以不懈的奉献、满腔的热忱与真挚的心，深刻塑造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位企业的中流砥柱，更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人、亲密的朋友。他的精神与影响将继续陪伴我们。

我们向他的家人、亲友及所有怀念他的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马丁·珍妮特·德格尔曼谨代表MARTELLERIA全体团队

我们哀悼长期担任公司股东兼总经理的

彼得·盖因

*30.12.1943 †1.8.2026 税务顾问经济审计师

彼得·盖因在我们公司工作超过40年，凭借其创造力、奉献精神与同理心，为我们委托人的福祉与成功作出了贡献。我们为此深表感激。

克劳斯·罗伊特谨代表同事及Treucurator Grosse, Reuther & Kollegen GmbH律师事务所税务咨询公司

告别仪式已在小范围内举行。

* 21.5.1929 † 24.8.2026

英格·特拉克瑟

谨代表家人子女斯特凡乌尔丽克

告别仪式与安葬将于3. September um 12 Uhr auf dem Frankfurter Hauptfriedhof 举行

你仍活在我们的记忆中。你虽远去，却又如此贴近，仿佛仍与我们同在。

我们无法接受失去这样一位可爱的伴侣、父亲、继父、爷爷、叔叔——对他来说，生活充满欢乐，家庭是满足的源泉，朋友是生命的丰富滋养。

京特·奥托·迪博尔德

* 24.9.1939 † 8.8.2026

深切哀悼

托比亚斯·迪博尔德与多丽丝迪博尔德·路德维希·皮尔与约瑟芬·瓦伦蒂娜菲利普·加尔奇克伊丽莎白·沃尔纳与塞缪尔格雷塔·索菲亚·加尔奇克亚尼斯·霍尔茨与米兰埃利亚·萨宾·柯尔施与路易莎·米夏埃尔·策亨特奈尔-柯尔施

告别仪式将于2026, 16. September, um 11 Uhr auf dem Friedhof Haidhausen in der Alten Pfarrkirche St. Johann Baptist 举行。骨灰安放将在家庭范围内先行完成。

我们哀悼

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名誉博士赖纳·格雷费

22.02.1941 - 20.08.2026

克里斯蒂安娜、米夏埃尔-伊夫·保罗·路易斯·席克（埃贝尔斯塔特）安德烈亚斯·格雷费、若埃勒·施温嫩（布拉姆舍、卢森堡）

格雷费教授（明斯特）霍勒·亚诺西（柏林）

安内罗泽·舒曼博士（施莫尔恩）

纳特斯，2026年8月

巴伐利亚州政府致哀

汉斯·毛雷尔 *3. Mai 1933 †22. August 2026

汉斯·毛雷尔自1970年至1998年担任巴伐利亚州议会议员。 1986年至1987年任巴伐利亚州教育与文化部国务秘书，1987年至1990年任巴伐利亚州粮食、农业与林业部国务秘书，1990年至1993年任该州粮食、农业与林业部长，隶属巴伐利亚州政府。

作为农民之子，他始终将政治责任与朴实作风、对农民及乡村民众诉求的深刻理解相结合。

在深刻的结构变革时期，他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农业及我州传统的捍卫。他的功绩将在巴伐利亚留下永恒遗产。

巴伐利亚自由州将永远铭记汉斯·毛雷尔。

米夏埃拉·卡尼贝尔，州议员

粮食、农业、林业与旅游事务州长

Der Tod eines geliebten Menschen ist die Rückgabe einer Kostbarkeit, die Gott uns geliehen hat.

我们告别

汉内斯·施塔克

* 3. Februar 1945 † 26. August 2026

他是一位卓越的人物，怀着深厚的基督教信仰，践行博爱。他能洞察事物本质并付诸实践。作为出版商，他魅力非凡、富有感召力，并具备激发他人潜能的特殊能力。

以无比的爱与感激：芭芭拉·施塔克

多米尼库斯·韦罗妮卡·施塔克与亨利、约翰及尼尔比安卡·施塔克与保罗·埃米尔亲友

告别仪式于2026年9月2日14:00在阿沙乌因基姆高的天主教堂举行。随后在格赖姆哈廷墓园安葬。

马丁·克罗尔齐希神父 *10.01.1941 †17.08.2026

当你带我们离去，求你让我们升天堂，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马提亚斯·克劳狄乌斯

你的布丽吉特萨宾与莱奥诺尔、克莱门斯、贝拉理查德奥利弗与家人亲友

告别地址：萨宾·奥克鲁赫 c / o Bestattungen Kutzner Großenbaumer Allee 43, 47269 Duisburg

告别仪式于2026年9月5日10:30在彼得斯教堂（Unterrath区，Am Röttchen 10，40468 Düsseldorf-Unterrath）举行。

安葬仪式仅限直系亲属参加。

维尔纳·阿尔伯特·赛勒

* 25. August 1940 †7. August 2026 in Berlin in München

我们告别：你的妻子赫尔加，你的子女乌特·绍曼、圭多·赛勒，克里斯蒂安、马尔科芭芭拉、卡塔琳娜、弗兰齐斯卡与曼努埃尔、埃米莉亚马里昂、索菲、安妮、马修布丽吉特、维尔弗雷德、斯特凡·沃尔克

以爱与感激告别

塞齐莉亚·施普伦策尔

* 30. Oktober 1936 † 24. August 2026

你的艾蕾妮、塔尼娅、玛丽莎·绍尔施、尼基克里斯蒂娜与家人

灵魂弥撒与随后的葬礼于2026年9月1日（周二）10:30在布伦塔尔举行。

南德意志报纪念

纪念逝者

告别挚爱之人是痛苦的，需要时间。

南德意志报的纪念平台“SZ Gedenken”助您表达哀思。报纸上的所有讣告将同步呈现在个人纪念页面上。纪念页面帮助您守护逝者的记忆。您可在此点亮虚拟纪念蜡烛、表达哀悼并与亲友分享照片与回忆。

此外，您还可在“SZ Gedenken”平台搜索南德意志报的讣告。

联系方式：

beratung@sz-gedenken.de 或 www.sz-gedenken.de

南德意志报

讣告服务 — 现在该怎么办？

SZ经济峰会 9. 至 11. 11月 2026

主权时代的领航者

参会嘉宾（从左至右）多萝泰·贝尔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奥拉·卡伦尼乌斯拉尔斯·金贝尔

2026年11月9日至11日，我们将在柏林迎来第20届经济峰会。与往年不同，今年我们将在EUREF-Campus的柏林煤气罐举办，并新增焦点舞台，与观众共同深入探讨热点议题。

立即报名：sz-gipfel.de

南德意志报经济峰会

股指 / 当前指数 / 日涨跌幅 / 股指 / 当前指数 / 日涨跌幅 ------ / ---------- / ------ / ---------- 荷兰AEX / 1112,3 / +0,81% / 西班牙IBEX 35 / 20.041,9 / +0,81% 瑞典OMX / 1154,7 / +0,32% / 澳大利亚All Ordinaries / 9294,3 / +0,55% 意大利Infront IT 40 / 52.581,9 / +0,42% / 芬兰OMX Index / 13.793,4 / +0,37% 奥地利ATX / 6786,6 / +1,65% / 丹麦OMXC 20 / 1638,5 / +0,27% 土耳其BIST 100 / 14.641,6 / +0,45% / 挪威OBX / 2024,5 / +0,54% 捷克PX / 2807,1 / +0,34%

DAX

日期 / 收盘价 / 日涨跌 / 52周区间 / 市值（十亿） / 股息 / 2026年市盈率 ------ / -------- / ---------- / -------------- / ------ / -------------- 28.8.2026 / - / 高 / 低 / - Adidas● / 154,20 / 0,72 / 196,40 / 129,95 / 27,76 / 2,80 / 16,35 空客公司（荷兰）●○ / 203,15 / -0,07 / 221,25 / 157,48 / 160,95 / 3,20 / 28,10 安联SE●○ / 453,00 / 1,75 / 453,40 / 338,80 / 172,33 / 17,10 / 14,36 巴斯夫SE● / 52,52 / 1,96 / 55,05 / 41,48 / 46,88 / 2,25 / 18,11 拜耳● / 48,67 / 0,39 / 53,92 / 25,78 / 47,81 / 0,11 / 11,45 妮维雅 / 80,42 / -0,35 / 110,15 / 67,08 / 19,51 / 1,00 / 17,64 宝马股份公司● / 62,64 / 4,50 / 97,92 / 56,40 / 35,15 / 4,40 / 10,04 布伦塔格SE / 61,74 / 2,05 / 66,86 / 43,72 / 8,91 / 1,90 / 17,59 商业银行 / 40,48 / 1,66 / 41,05 / 29,01 / 45,64 / 1,10 / 12,69 大陆集团 / 70,00 / 1,33 / 77,50 / 53,10 / 14,00 / 2,70 / 10,56

Hldg. / 46,77 / -0,40 / 50,08 / 33,46 / 35,81 / 1,90 / 13,36

Deutsche Bank● / 34,91 / 1,35 / 35,03 / 23,82 / 66,69 / 1,00 / 9,72 Deutsche Börse● / 291,20 / 0,83 / 291,80 / 200,10 / 54,25 / 4,20 / 24,41 Deutsche Post● / 56,52 / 0,18 / 58,30 / 36,99 / 65,00 / 1,90 / 16,82 Deutsche Telekom●○ / 28,52 / 1,17 / 34,36 / 23,53 / 139,90 / 1,00 / 12,45 E.ON SE / 17,83 / 1,22 / 20,39 / 14,60 / 47,09 / 0,57 / 16,06 Fres.Med.Care / 39,92 / -0,52 / 47,86 / 34,57 / 11,71 / 1,49 / 9,22 Fresenius SE / 45,86 / -0,75 / 52,96 / 35,11 / 21,00 / – GEA Group / 67,70 / 0,15 / 68,05 / 53,45 / 11,02 / 1,30 / 19,74 Hannover Rück SE / 257,40 / 0,55 / 281,20 / 223,40 / 31,04 / 12,50 / 11,23 Heidelberg. Materials / 170,05 / 1,04 / 241,80 / 155,50 / 29,99 / 3,60 / 13,09 Henkel Vz. / 75,82 / 0,16 / 84,20 / 61,28 / 13,51 / 2,07 / 13,28 Hochtief / 426,40 / 0,19 / 554,00 / 210,40 / 33,14 / 6,60 / 32,11 Infineon Techn.●○ / 57,08 / -0,16 / 88,83 / 30,82 / 74,54 / 0,35 / 35,02 Mercedes Benz Grp.● / 46,95 / 2,96 / 62,34 / 42,63 / 45,20 / 3,50 / 8,99 Merck / 140,25 / 0,11 / 148,80 / 100,70 / 18,13 / 2,20 / 16,68 MTU Aero Eng. / 359,60 / 0,28 / 404,80 / 265,20 / 19,36 / 3,60 / 18,36 Münchener Rück●○ / 518,00 / 0,70 / 575,60 / 437,40 / 67,67 / 24,00 / 10,18 Qiagen (NL) * / 37,59 / -0,42 / 47,60 / 27,56 / 7,77 / 0,35 / 17,40 Rheinmetall●○ / 1154,6 / -1,59 / 2008,0 / 900,20 / 53,11 / 11,50 / 30,27 RWE / 59,10 / 2,32 / 62,00 / 33,72 / 46,10 / 1,20 / 21,97 SAP SE●○○ / 191,32 / 0,76 / 244,30 / 127,50 / 235,04 / 2,50 / 26,39 Scout24 SE / 80,45 / -0,98 / 113,90 / 62,70 / 5,91 / 1,50 / 19,72 Siemens●○ / 289,85 / 1,01 / 291,70 / 198,00 / 231,88 / 5,35 / 26,45 Siemens Energy●○ / 149,70 / -0,36 / 191,66 / 83,32 / 128,91 / 0,70 / 33,57 Siemens Healthineers* / 39,52 / 0,66 / 49,71 / 32,81 / 44,58 / 1,00 / 17,18 Symrise / 92,90 / 1,13 / 95,00 / 64,70 / 12,98 / 1,25 / 23,34 Volkswagen Vz● / 77,42 / 3,23 / 109,15 / 69,20 / 15,96 / 5,26 / 3,86 Vonovia SE / 19,85 / -0,48 / 28,90 / 19,53 / 16,84 / 1,25 / 9,78 Zalando SE / 24,16 / 0,67 / 30,43 / 18,61 / 6,38 / – / 16,66

28.8.2026 / Kurs Schluss / ± in % z. Vortag / 52 Wochen / Marktkap. in Mrd. / Dividende / KGV 2026

Hoch / Tief Aixtron SE / 36,60 / -1,32 / 62,66 / 11,68 / 4,15 / 0,15 / 48,16 Aroundtown (LU) / 1,98 / -1,35 / 3,45 / 1,97 / 2,16 / 0,08 / 8,59 Aumovio SE / 36,10 / 3,74 / 47,02 / 31,66 / 3,61 / - / 14,21 Aurubis / 178,90 / 0,22 / 225,20 / 94,20 / 8,04 / 1,60 / 20,59 Auto1 Group SE / 22,26 / 1,27 / 31,50 / 14,46 / 4,93 / - / 33,73 Bechtle / 38,00 / 0,90 / 45,14 / 24,56 / 4,79 / 0,70 / 19,59 Bilfinger SE / 84,80 / 0,53 / 129,30 / 72,90 / 3,19 / 2,80 / 12,91 Boss / 38,69 / 0,49 / 43,00 / 33,85 / 2,72 / 0,04 / 13,16 CTS Eventim / 59,55 / -1,24 / 89,65 / 48,68 / 5,72 / 1,44 / 17,67 Delivery Hero SE / 37,05 / 0,00 / 39,83 / 14,80 / 11,36 / - Deutsche Lufthansa / 7,99 / -0,15 / 10,29 / 6,72 / 9,61 / 0,33 / 7,54 Deutz / 12,95 / 4,02 / 12,95 / 7,33 / 1,98 / 0,18 / 14,08 DWS Group / 76,40 / 0,99 / 76,60 / 50,20 / 15,28 / 3,00 / 15,98 Elmos Semicond. SE / 133,00 / -0,15 / 206,00 / 75,80 / 2,28 / 1,50 / 18,92 Evonik Industries / 18,79 / 1,46 / 18,88 / 12,49 / 8,76 / 1,00 / 12,04 flatexDegiro / 38,12 / 1,60 / 43,24 / 26,62 / 4,20 / 0,30 / 19,06 Fraport / 63,75 / -1,47 / 86,95 / 62,35 / 5,89 / 1,00 / 16,30 freenet / 24,54 / 1,24 / 33,92 / 22,28 / 2,92 / 2,07 / 11,10 Fuchs SE Vz. / 39,92 / 0,76 / 42,88 / 31,80 / 2,61 / 1,23 / 15,47 Hella / 70,20 / -0,14 / 85,30 / 67,90 / 7,80 / 0,22 / 49,79 Hensoldt / 87,20 / -2,26 / 117,70 / 63,18 / 10,07 / 0,55 / 46,88 Ionos Group SE / 35,30 / 0,51 / 42,45 / 20,90 / 4,94 / - / 16,57 Jenoptik* / 40,14 / -0,20 / 48,42 / 16,04 / 2,30 / 0,40 / 23,34 K+S / 16,33 / 1,37 / 18,69 / 10,35 / 2,92 / 0,07 / 12,28 Kion / 45,08 / 1,01 / 70,45 / 35,80 / 5,91 / 0,62 / 11,93 Knorr-Bremse / 106,50 / -0,37 / 115,60 / 77,40 / 17,17 / 1,90 / 21,69 Krones / 120,80 / 1,34 / 144,20 / 105,80 / 3,82 / 2,80 / 11,27 Lanxess / 14,49 / 3,87 / 24,82 / 11,03 / 1,25 / 0,10 / 29,57 | LEG Immobilien |

SE / 50,20 / -0,10 / 72,40 / 49,24 / 3,86 / 2,92 / 7,29

Nemetschek SE / 70,75 / -0,91 / 121,00 / 50,45 / 8,17 / 0,68 / 26,70 Nordex SE / 38,50 / -0,57 / 51,70 / 19,11 / 9,12 / — / 20,92 Porsche / 45,95 / 1,61 / 50,66 / 35,62 / 20,93 / 1,01 / 26,87 Porsche Hldg. SE / 28,65 / 2,84 / 41,52 / 26,84 / 4,39 / 1,51 / 2,62 Puma SE / 25,63 / -1,50 / 30,31 / 15,30 / 3,79 / — Rational / 632,00 / -0,08 / 776,50 / 604,00 / 7,19 / 20,00 / 25,72 Renk Group / 47,56 / -1,33 / 90,34 / 40,34 / 4,76 / 0,58 / 25,57 RTL Group (U) / 32,05 / 0,63 / 39,00 / 28,80 / 4,96 / 5,50 / 13,70 Salzgitter / 57,85 / -0,94 / 67,60 / 20,62 / 3,48 / 0,20 / 11,62 Sartorius Vz. / 253,50 / 1,24 / 267,70 / 187,30 / 9,49 / 0,74 / 45,92 Schaeffler / 7,53 / 2,45 / 11,98 / 5,35 / 7,11 / 0,30 / 16,37 Siltronic / 81,10 / 2,08 / 108,80 / 31,70 / 2,68 / — Suss MicroTec SE / 71,65 / -0,07 / 118,40 / 24,00 / 1,37 / 0,04 / 36,37 TAG Immob. / 13,12 / -0,61 / 16,80 / 12,03 / 2,50 / 0,40 / 8,63 Talanx / 125,40 / 1,05 / 125,70 / 97,65 / 32,38 / 3,60 / 12,05 Thyssenkrupp / 14,74 / -1,31 / 15,18 / 6,67 / 9,18 / 0,15 / 28,90 TKMS / 89,60 / -1,65 / 108,80 / 57,00 / 5,69 / — / 45,48 Traton SE / 37,78 / -1,41 / 41,38 / 25,78 / 18,89 / 0,93 / 9,84 TUI / 7,22 / 0,31 / 9,56 / 6,08 / 3,66 / 0,10 / 5,87 United Internet / 27,16 / 1,19 / 30,22 / 22,24 / 5,21 / 0,50 / 13,86 Wacker Chemie / 93,10 / 3,16 / 105,60 / 61,15 / 4,86 / — / 273,82

28.8.2026 / Kurs / Schluss / ± in % zum Vortag / Dividende

1&1 / 23,05 / 0,00 / 0,05 Adtran Networks SE / 23,10 / 0,87 / 0,52 Alzchem Group / 166,50 / 1,52 / 2,10 Asta Energy Solut. (AT) / 60,00 / 0,67 / — Atoss Software SE / 101,80 / 1,39 / 2,28 Basler / 24,30 / -0,21 / 0,11 Befesa (LU) / 36,90 / 0,54 / 0,64 Cancom SE / 21,95 / -0,23 / 1,00 Carl Zeiss Meditec* / 32,16 / -0,06 / 0,55 Cewe Stiftung / 106,00 / 2,32 / 3,00 | Dermapharm Hldg.

SE< / td> 39,55< / ><>-1,37< / ><>0,88< / >< / tr> <>Douglas< / ><>8,13< / ><>1,88< / ><>—< / >< / ><><>Drägerwerk Vz< / ><>110,60< / ><>-0,36< / ><>2,27< / >< / ><><>Dt. Beteiligungs< / ><>21,30< / ><>1,43< / ><>1,00< / >< / ><><>Dt. Euroshop< / ><>18,26< / ><>0,33< / ><>1,00< / >< / ><><>Dt. Pfandbriefbank< / ><>3,49< / ><>1,87< / ><>—< / >< / ><><>Dürr< / ><>17,98< / ><>1,12< / ><>0,80< / >< / ><><>Eckert & Ziegler SE< / ><>13,24< / ><>0,61< / ><>0,22< / >< / ><><>Einhell Germany< / ><>75,30< / ><>0,40< / ><>1,90< / >< / ><><>Energiekontor< / ><>26,45< / ><>-4,86< / ><>1,00< / >< / ><><>Evotec SE< / ><>3,35< / ><>-1,06< / ><>—< / >< / ><><>Fielmann Grp.< / ><>39,30< / ><>-0,63< / ><>1,40< / >< / ><><>Fr. Vorwerk Grp.< / ><>75,50< / ><>3,85< / ><>1,10< / >< / ><><>GFT Techn. SE< / ><>25,40< / ><>-2,12< / ><>0,50< / >< / ><><>Grand City Propert. (LU)< / ><>9,37< / ><>0,32< / ><>0,30< / >< / ><><>Grenke< / ><>11,64< / ><>0,52< / ><>0,42< / >< / ><><>Hamborner Reit< / ><>4,34< / ><>0,12< / ><>0,39< / >< / ><><>Heidelbg.Druck< / ><>1,54< / ><>0,79< / ><>—< / >< / ><><>HelloFresh SE< / ><>2,82< / ><>-1,61< / ><>—< / >< / ><><>Hornbach Hldg.< / ><>82,10< / ><>0,86< / ><>2,40< / >< / ><><>Hypoport SE< / ><>88,50< / ><>0,68< / ><>—< / >< / ><><>Indus< / ><>37,30< / ><>1,77< / ><>1,30< / >< / ><><>init innovation SE< / ><>45,20< / ><>-0,44< / ><>0,90< / >< / ><><>Jost Werke SE< / ><>62,50< / ><>-0,79< / ><>1,50< / >< / ><><>Jungheinrich< / ><>26,34< / ><>0,77< / ><>0,29< / >< / ><><>Kontron (AT)< / ><>22,50< / ><>-1,83< / ><>—< / >< / ><><>KSB SE Vz< / ><>888,00< / ><>0,45< / ><>26,76< / >< / ><><>KWS Saat SE< / ><>78,00< / ><>1,43< / ><>1,25< / >< / ><><>LPKF Laser SE< / ><>13,20< / ><>-4,35< / ><>—< / >< / ><><>MBB SE< / ><>185,80< / ><>0,65< / ><>1,21< / >< / ><><>Medios< / ><>11,02< / ><>-1,08< / ><>—< / >< / ><><>MLP SE< / ><>9,50< / ><>0,32< / ><>0,36< / >< / ><><>Mutares< / ><>25,85< / ><>1,17< / ><>2,00< / >< / ><><>Nagarro< / ><>78,20< / ><>0,06< / ><>1,00< / >< / ><><>Norma Group SE< / ><>19,96< / ><>-0,10< / ><>0,14< / >< / ><><>OHB SE< / ><>189,60< / ><>-0,32< / ><>0,59< / >< / ><><>Ottobock SE< / ><>60,10< / ><>1,35< / ><>0,97< / >< / ><><>Patrizia SE< / ><>7,59< / ><>0,40< / ><>0,36< / >< / ><><>PNE< / ><>7,32< / ><>0,41< / ><>0,04< / >< / ><><>PVA TePla< / ><>30,86< / ><>2,66< / ><>—< / >< / ><><>Redcare Pharmacy (NL)< / ><>63,50< / ><>-5,86< / ><>—< / >< / ><><>SAF Holland SE< / ><>22,30< / ><>0,00< / ><>0,65< / >< / ><><>Schott Pharma< / ><>23,50< / ><>0,21< / ><>0,18< / >< / ><><>Secunet Security< / ><>183,00< / ><>1,44< / ><>2,58< / >< / ><><>SFC Energy< / ><>20,85< / ><>-1,65< / ><>—< / >< / ><><>Shelly Group SE (BG)< / ><>63,10< / ><>0,32< / ><>0,13< / >< / ><><>Sixt SE St.< / ><>73,35< / ><>0,62< / ><>3,20< / >< / ><><>SMA Solar Techn.*< / ><>57,25< / ><>2,23< / ><>—< / >< / ><><>Springer

Nature / 19,80 / 0,30 / 0,83

Stabilus SE / 17,10 / 0,23 / 0,35 Sto SE / 95,00 / -2,46 / 3,31 Ströer SE / 39,22 / -1,21 / 1,85 Südzucker / 12,86 / 1,26 / — TeamViewer SE / 7,18 / 2,57 / — tonies SE (LU) / 11,72 / 0,17 / — Verbio SE / 31,58 / -1,37 / — Vincorion SE / 20,31 / -2,73 / — Vossloh / 62,30 / 1,88 / 1,15 Wacker Neuson SE / 23,10 / 0,87 / 0,70 Wüstenrot Württemb. / 14,32 / 0,42 / 0,65

28.8.2026 / KursSchluss / $\pm$ in %z. Vortag / Dividende

3D Systems (US) / 2,90 / -2,62 / – Adler Group (LU) / 0,13 / 0,79 / – Adobe (US) / 252,45 / 1,96 / – Adran Hldg. Inc. () / 6,49 / -2,35 / – Adv. Micro Devices () / 406,20 / -0,02 / – Aegon Ltd. (BM) / 7,97 / 0,91 / 0,40 Air France KLM (FR) / 11,90 / -2,82 / – Akamai () / 92,52 / -2,69 / – Alibaba ADR (CN) / 102,20 / 2,61 / 1,05 Align () / 135,60 / -0,77 / – Allane SE / 12,40 / 0,00 / – Altria () / 59,04 / 1,41 / 4,16 Amadeus Fire / 20,90 / 0,24 / – Amadeus IT (ES) / 58,06 / 1,11 / 1,42 ams-OSRAM (AT) / 19,20 / -1,79 / – Anglo Ameri. PLC (GB) / 50,18 / 1,72 / 0,23 Applied Mats. () / 401,75 / -3,19 / 1,78 Arcelor-Mittal (LU) / 64,12 / 0,47 / – AT & S (AT) / 156,00 / 5,12 / – AT&T () / 22,39 / 2,42 / 1,11 Aumann / 14,30 / -2,05 / – Baader Bank / 6,62 / 0,30 / 0,20 Baidu ADR () / 83,50 / 0,24 / – Ballard Power (CA) / 1,94 / -3,10 / – Bank of America () / 52,86 / -0,06 / 1,08 Barclays (GB) / 5,74 / -0,78 / 0,09 Bastei Lübbe / 6,88 / 2,99 / 0,66 Baywa / 9,68 / 8,52 / – BayWa vNA / 2,64 / -1,31 / – BB Biotech N (CH) / 59,80 / -0,17 / 2,25 Berkshire Hath. B () / 436,60 / 1,31 / – Bertrandt / 9,04 / -2,80 / – bet-at-home.com / 3,25 / -1,81 / – Biofrontera / 2,32 / 0,43 / – Biogen () / 186,82 / 0,40 / – BioNTech / 88,35 / -7,10 / – | Bombardier B | |

(CA) / 200,60 / 1,21 / – Booking (US) / 173,30 / -1,76 / 1,57 Brain Biotech / 2,69 / -1,47 / – Branicks Group / 0,74 / 0,00 / – Bristol-Myers Sq. (US) / 57,67 / 0,66 / 2,49 BYD CO. (CN) (CN) / 9,92 / 0,09 / – Carrefour (FR) / 15,51 / -0,80 / 0,97 Ceconomy / 3,93 / -1,50 / – Cenit / 7,02 / 2,63 / – Cherry SE / 1,18 / 0,43 / – Citigroup () / 113,16 / -0,61 / 2,32 Colgate Palm. () / 77,66 / -1,27 / 2,06 Conoco Philips () / 110,34 / -0,04 / 3,18 Corestate Capital (LU) / 0,23 / 0,00 / – Covestro / 60,10 / 0,00 / – Danaher Corp. () / 185,95 / -0,61 / 1,28 Deere () / 536,20 / 0,49 / 6,48 Delticom / 2,20 / 0,00 / 0,12 DMG Mori / 47,00 / -0,21 / 1,03 Drägerwerk St. / 84,00 / 0,24 / 2,21 eBay () / 87,02 / -0,30 / 1,16 Eli Lilly () / 1009,8 / -0,98 / 6,00 ElringKlinger / 5,46 / 1,30 / 0,15 Engie (FR) / 24,37 / 1,29 / 1,35 Epigenomics konv. / 0,90 / -1,10 / – Equinor (NO) / 35,73 / 0,73 / 14,64 Ericsson B (SE) / 8,70 / 0,48 / 3,00

Eurofins Scien. (LU) / 72,74 / 0,50 / 0,72 Exxon Mobil () / 134,48 / -0,15 / 4,00 First Sensor / 53,50 / 0,00 / 0,47 Ford () / 11,90 / -0,04 / 0,60 Formycon / 19,50 / 1,46 / — Fortec Elektronik / 11,25 / 0,90 / 0,40 Freeport-McM. () / 67,80 / -0,54 / 0,60 Fuchs SE / 34,25 / 0,15 / 1,22 GE Aerospace () / 296,80 / -1,80 / 1,44 Geely (CN) / 1,99 / -0,37 / 0,50 General Motors () / 73,66 / -0,83 / 0,63 Generali (IT) / 44,23 / 0,98 / 1,64 Gesco / 14,40 / -1,37 / 0,20 Gigaset / 0,01 / 0,00 / — Gilead Sciences () / 128,12 / 2,25 / 3,16 Global Fashion Grp. (LU) / 0,44 / -2,64 / — Grammer / 10,40 / 0,97 / — H+R / 6,66 / 0,91 / — Halliburton () / 30,47 / 3,43 / 0,68 Hamburger Hafen / 21,50 / -0,46 / — Hapag-Lloyd / 135,30 / 2,58 / 3,00 Harley Davidson () / 23,62 / 2,52 / 0,72 Harmony Gold (ZA) / 17,45 / -3,86 / 12,80 |Hawesko Holding

SE / 16,35 / -0,30 / 1,00

Heineken (NL) / 71,78 / -0,91 / 1,92 Henkel St. / 69,65 / -1,21 / 2,05 Hennes&Mauritz (SE) / 15,64 / -0,98 / 7,10 Hoenle / 7,98 / 1,01 / — Holcim N (CH) / 77,02 / -1,26 / — Instone Real Estate / 7,46 / -0,53 / 0,43 Intershop Communic. / 1,47 / -0,68 / — JD.com ADR (CN) / 24,80 / 2,27 / 1,00 Koenig & Bauer / 8,71 / 0,69 / — Kone Corp. (FI) / 52,32 / -1,65 / 1,80 KPS / 0,26 / -3,31 / — Kraft Heinz Co (US) / 21,93 / 1,74 / 1,60 Leifheit / 13,20 / 0,00 / 1,20 Leo Int.Prec. Health / 14,00 / -27,46 / — Linde PLC (IE) / 421,60 / 1,35 / 6,00 Lloyds Banking (GB) / 1,30 / 0,15 / 0,04 Lockheed Martin (US) / 483,40 / 0,37 / 13,35 MasterCard () / 515,00 / 1,86 / 3,15 MAX Automation SE / 3,32 / -2,64 / — Medtronic (IE) / 78,72 / 1,63 / 2,84 Meta Platforms () / 497,30 / 1,50 / 2,10 Micron Techn. () / 804,70 / 2,11 / 0,46 Moderna () / 118,60 / -3,01 / — Multitude (CH) / 5,82 / 1,39 / 0,55 MVV Energie / 30,10 / 1,01 / 1,30 Nakiki / 0,13 / -24,35 / — Netflix () / 70,23 / 2,95 / — Newmont Corp. () / 110,00 / -4,10 / 1,00 NFON / 3,32 / -2,06 / — Nintendo (JP) / 47,90 / 1,88 / 219,0 Nvidia () / 187,66 / -4,17 / 0,52 OHB SE / 193,40 / 2,76 / 0,59 OMV (AT) / 67,20 / 0,15 / 4,40 Oracle () / 130,50 / 0,62 / 2,00 Orange (FR) / 15,15 / 0,03 / 0,75 Österreich. Post (AT) / 31,15 / 0,00 / 1,83 Panasonic (JP) / 23,42 / -1,39 / 40,00 paragon GmbH / 1,59 / 0,00 / — PayPal () / 46,56 / -11,87 / 0,28 Pepsico () / 121,22 / 0,88 / 5,62 Pfeiffer Vac. / 163,00 / 0,49 / 7,32

Pfisterer SE / 71,20 / -4,37 / 0,85

Pfizer (US) / 24,11 / 0,71 / 1,72 Philip Morris (US) / 164,24 / -0,42 / 7,11 Philips (NL) / 23,17 / 0,87 / 0,85 Pro Sieben Sat 1 SE / 3,57 / -2,14 / 0,05 ProCredit Hldg. / 8,72 / 2,71 / 0,47 Prudential (GB) / 11,79 / -0,38 / 0,14 Q.Beyond konv. / 3,50 / 2,94 / – Qualcomm (US) / 141,42 / 0,48 / 3,62 Raiffeisen Int. (AT) / 62,60 / 0,16 / 1,60 Renault (FR) / 29,50 / 3,87 / 2,20 Repsol (ES) / 26,56 / 0,64 / 0,50 Roche I (CH) / 390,00 / -2,94 / 10,80 RTX Corp. (US) / 183,00 / 1,10 / 2,72 Ryanair (IE) / 23,19 / -5,00 / 0,39 Samsung El. GDR / 4020,0 / 0,50 / 28,96 Samsung El. Vz GDR / 2900,0 / -2,19 / 28,98 Sartorius St. / 194,60 / 1,35 / 0,73 Shopify (CA) / 132,84 / 1,17 / – Singulus Techn. / 7,86 / -1,26 / – Sixt SE Vz. / 60,70 / -0,49 / 3,22 Snap (US) / 4,79 / 2,35 / – SNP Schneider-Neu. SE / 81,80 / 0,00 / – Societe Generale (FR) / 71,15 / -5,01 / 1,61 Softbank (JP) / 27,71 / -0,22 / 11,00 Sony (JP) / 21,42 / 3,98 / 24,51 SpaceX (US) / 121,76 / 1,47 / – Spotify / 448,50 / -4,17 / – Starbucks Corp. (US) / 93,22 / 1,15 / 2,45 STMicroelectron (NL) / 43,57 / -1,61 / 0,36 Stratec / 22,50 / 0,00 / 0,60 STS Group / 4,38 / 0,46 / – Surteco Group SE / 7,70 / 4,05 / – Swatch Group I (CH) / 196,70 / -1,80 / 4,50 Swiss Re N (CH) / 151,00 / 0,43 / 6,30 Takkt / 2,79 / -1,24 / – technotrans SE / 28,00 / -2,44 / 0,83 Telefónica (ES) / 3,62 / 1,74 / 0,30 Tencent (CN) / 49,60 / 0,54 / 5,30 Tesla (US) / 301,00 / -0,86 / – Teva ADR (IL) / 31,50 / -3,96 / – Texas Instruments (US) / 225,00 / 0,22 / 5,56 thyssenkr. nucera / 7,86 / -0,32 / – Tomra Systems (NO) / 10,15 / 0,79 / 2,15 Toyota Motor (JP) / 16,50 / -0,30 / 95,00 Unibail-Rod.Wfd. (FR) / 98,96 / -0,12 / 4,50 Universal Music Gr. (NL) / 14,82 / 1,96 / 0,52 Vale (BR) / 12,62 / -2,17 / 7,51 | Veolia Envir. | |

(FR) / 32,91 / -0,12 / 1,50

Verizon (US) / 43,07 / 0,81 / 2,74 Vestas Wind (DK) / 28,58 / -1,18 / 0,74 Villeroy & Boch / 14,95 / 0,00 / 0,85 Vita 34 / 2,87 / 2,50 / – Vivendi (FR) / 1,61 / 0,00 / 0,04 Vodafone (GB) / 1,37 / 1,48 / 0,04 Voestalpine (AT) / 45,84 / -0,26 / 0,75 Volkswagen St. / 78,45 / 3,70 / 5,20 Voltatron / 3,97 / 0,63 / – WashTec / 38,90 / 0,52 / 2,50 Wells Fargo (US) / 72,27 / -0,12 / 1,70 Westwing Group SE / 12,75 / -0,78 / – Zeal Network SE / 42,50 / -0,47 / 1,40

IN DEUTSCHLAND ZUGELASSENE QUALITÄTSFONDS – TÄ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Nachhaltigkeits-Fonds (ESG)

Name / Währung / Ausgabe Rücknahme / Performance 28.08. / YTD / 1 J. / 3 J. / ISIN Titel / ISIN / Preis 28.08. / Performance in % / Laufende Kosten % / Ausschüttungsart 6 M / 1 J. / 3 J. / 5 J. Vontobel US Dollar Money B / LU0120690226 / 163,79 $ / 1,39 / 3,48 / 14,44 / 16,65 / 0,51 / Thesaurierend Deka Lux DekaLux-Geldm:USD / LU0065060971 / 96,08 $ / 1,70 / 3,71 / 14,29 / 19,15 / 0,58 / Ausschüttend (3,82$) Federated ST USGovSec Inst S / IE0003334947 / 198,34 $ / 1,29 / 2,81 / 11,18 / 15,04 / 1,04 / Thesaurierend Deka Lux Deka FlexZins TF / LU0268059614 / 991,86 € / 0,05 / 1,50 / 10,99 / 11,55 / 0,57 / Ausschüttend (22,55€) Federated Her Euro-Kurzl* / IE0001475106 / 16,13 € / 0,94 / 2,35 / 10,94 / 11,24 / 0,25 / Thesaurierend Schoeller Kurzinvest(T) / AT0000820469 / 97,70 € / 1,30 / 2,59 / 10,89 / 12,45 / – / Ausschüttend (0,82€) Schoeller Kurzinvest A / AT0000944806 / 66,29 € / 1,28 / 2,60 / 10,84 / 12,49 / – / Ausschüttend (2,00€) Erste AM RESP EURO PL / AT0000812979 / 116,24 € / 0,34 / 1,62 / 9,23 / 9,10 / 0,33 / Thesaurierend (0,71€) ESPA Cash Euro-Plus A / AT0000858105 / 71,73 € / 0,34 / 1,62 / 9,22 / 9,10 / 0,33 / Ausschüttend (1,60€) Deka Lux Deka Flex:EUR C / LU0027797579 / 1318,37 € / 0,60 / 1,64 / 8,97 / 7,18 / 0,75 / Thesaurierend

Persp Dynamisch CF / € / 125,22 / 119,26 / +6,48 / +13,91 / +50,86 / DE000DK0V6U7

Alle dargestellten Investmentfonds sind Teilnehmer am Funds Service, sortiert nach 3-Jahresperformance, berechnet nach BVI (Bundesverband Investment und Asset Management) Methode. Laufende Kosten % = Anteil der Verwaltungskosten eines Fonds, hoher Prozentsatz = hoher Kostenanteil. Erscheinungstäglich wechselnde Kategorien: Aktien-, Renten- Geldmarkt-, Misch-, Immobilien- und wertgesicherte Fonds. Keine Anlageberatung und -empfehlung.

hausInvest / € / 46,24 / 44,04 / +0,68 / +1,49 / +5,87 / DE0009807016

Commerz Real Investment Deka Investments

S&P BSE Sensex Indien / 77.264,5 / +0,43% Shanghai Comp. China / 3952,2 / -0,11% SMI Schweiz / 14.399,8 / +0,11% WIG 20 Polen / 3993,7 / +0,86%

| | DCK | AriDeka CF / € / 115,03 / 109,28 / +11,41 / +17,14 / +45,08 BW Zielfonds 2030 / € / 55,14 / 54,06 / +1,54 / +2,18 / +11,86 DekaFonds CF / € / 174,32 / 165,61 / +8,58 / +8,78 / +48,90 Deka-MegaTrends / € / 193,12 / 186,14 / +11,64 / +17,27 / +55,07 Div.Strateg. A / € / 250,93 / 241,86 / +11,44 / +16,21 / +45,08 EuropaBond / € / 92,02 / 89,34 / +1,25 / +2,12 / +10,09 EuropaBond TF / € / 32,48 / +0,92 / +1,63 / +8,51 GlobalChampions / € / 466,56 / 449,70 / +10,57 / +19,52 / +68,31 Mainfr Strategiek / € / 217,32 / +7,19 / +9,38 / +33,31 Mainfr Wertk ausg / € / 101,60 / +4,37 / +3,20 / +12,41 RenditDeka / € / 22,50 / 21,84 / -0,03 / +0,64 / +11,04 RenditDeka TF / € / 28,16 / +0,18 / +0,99 / +10,87 UmweltInvest / € / 253,88 / 244,70 / +9,54 / +12,49 / +37,59

28.8.2026 / KursSchluss / ± in % z. Vortag / 52 Wochen / Marktkap. in Mrd. € / Dividende / KGV2026

Hoch / Tief ABB (CH) ◦ / 84,74 / 1,63 / 96,76 / 55,34 / 154,49 / 0,94 CHF / 33,52 Adyen (NL) ◆ / 1084,6 / 0,39 / 1600,0 / 784,30 / 34,36 / — / 28,16 Ahold (NL) ◆ / 30,64 / 0,52 / 42,47 / 30,36 / 27,01 / 1,24 / 10,71 Air Liquide (FR) ◆◇ / 169,84 / 1,70 / 181,20 / 140,91 / 108,39 / 3,36 / 26,75 Anheuser Busch Inb. (BE) ◆◇ / 68,52 / 1,99 / 76,00 / 48,84 / 123,14 / 1,15 / 17,84 Argenx (NL) ◆ / 910,00 / 1,11 / 910,00 / 566,40 / 56,93 / — / 37,16 ASML Holding (NL) ◆◇ / 1479,2 / -0,64 / 1741,4 / 614,50 / 574,15 / 4,58 / 39,60 AstraZeneca (GB) ◆ / 142,30 / -0,07 / 332,50 / 134,00 / 220,71 / 6,49 GBP / 15,13 AXA (FR) ◆◇ / 43,57 / 2,01 / 45,79 / 36,58 / 91,10 / 2,32 / 10,30 Banco Bilb. (BBVA) (ES) ◆◇ / 24,85 / -0,44 / 25,20 / 15,39 / 138,69 / 1,33 / 12,55 Banco Santander (ES) / 。

◆◇< / td> 12,74< / ><>2,23< / ><>13,04< / ><>8,03< / ><>187,11< / ><>0,24< / ><>12,74< / >< / tr> <>BAT (GB) ◆< / ><>48,63< / ><>0,06< / ><>57,26< / ><>42,95< / ><>105,06< / ><>2,40 GBP< / ><>11,37< / >< / ><><>BNP Paribas (FR) ◆◇< / ><>102,06< / ><>1,55< / ><>113,56< / ><>65,01< / ><>112,43< / ><>2,57< / ><>8,93< / >< / ><><>BP (GB) ◆< / ><>6,03< / ><>0,57< / ><>7,01< / ><>4,60< / ><>94,76< / ><>0,33 USD< / ><>7,38< / >< / ><><>Danone (FR) ◆< / ><>64,34< / ><>0,49< / ><>80,00< / ><>61,00< / ><>43,97< / ><>2,25< / ><>15,43< / >< / ><><>Enel (IT) ◆◇< / ><>9,46< / ><>1,22< / ><>10,29< / ><>7,73< / ><>96,18< / ><>0,49< / ><>13,14< / >< / table>

货币市场基金对比

<>< colspan="8">开放式房地产基金< / >< / ><><>欧洲地产IC基金：< / ><>€< / ><>36,17< / ><>34,45< / ><>3,99< / ><>4,17< / ><>7,14< / ><>DE000A0NDW81< / >< / ><><>欧洲地产RC基金< / ><>€< / ><>36,30< / ><>34,57< / ><>4,03< / ><>4,31< / ><>7,97< / ><>DE0009807008< / >< / ><><>德国地产RC基金< / ><>€< / ><>51,83< / ><>49,36< / ><>2,58< / ><>2,41< / ><>5,01< / ><>DE0009807081< / >< / ><><>德国地产IC基金：< / ><>€< / ><>52,16< / ><>49,68< / ><>2,43< / ><>2,14< / ><>3,99< / ><>DE0009807099< / >< / ><><>全球地产IC基金：< / ><>€< / ><>47,01< / ><>44,77< / ><>2,78< / ><>2,51< / ><>8,52< / ><>DE000A0NCT95< / >< / ><><>全球地产RC基金< / ><>€< / ><>46,27< / ><>44,07< / ><>3,03< / ><>2,91< / ><>9,69< / ><>DE0009807057< / >< / table>

DWS KanAm Grund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 mbH

德卡房地产投资

<><>领先城市< / ><>€< / ><>59,07< / ><>55,99< / ><>9,71< / ><>23,21< / ><>45,22< / ><>DE0006791825< / >< / table>

<><>欧元平衡基金< / ><>€< / ><>80,00< / ><>77,54< / ><>6,71< / ><>11,82< / ><>42,20< / ><>DE0009757450< / >< / ><><>欧元收益基金< / ><>€< / ><>72,80< / ><>70,34< / ><>2,63< / ><>4,34< / ><>18,29< / ><>DE0009782730< / >< / ><><>欧元灵活基金< / ><>€< / ><>42,20< / ><>42,49< / ><>0,85< / ><>1,58< / ><>11,49< / ><>DE0009757484< / >< / ><><>欧元投资A基金< / ><>€< / ><>163,08< / ><>155,31< / ><>17,92< / ><>30,00< / ><>88,07< / ><>DE0009754333< / >< / ><><>欧元资本基金< / ><>€< / ><>73,42< / ><>69,92< / ><>7,26< / ><>13,57< / ><>47,76< / ><>DE0009757468< / >< / ><><>欧元租赁A基金< / ><>8< / ><>28,47< / ><>27,51< / ><>0,25< / ><>0,83< / ><>11,64< / ><>DE0009757443< / >< / ><><>全球股票基金< / ><>€< / ><>90,84< / ><>86,51< / ><>16,12< / ><>23,44< / ><>77,83< / ><>DE000A2PPJZ8< / >< / ><><>全球平衡DF基金< / ><>€< / ><>91,29< / ><>87,78< / ><>6,29< / ><>11,51< / ><>33,63< / ><>DE0009782763< / >< / ><><>全球机遇DF基金< / ><>€< / ><>114,51< / ><>109,06< / ><>12,10< / ><>18,80< / ><>50,74< / ><>DE0009782789< / >< / ><><>专业投资基金< / ><>€< / ><>337,56< / ><>321,49< / ><>7,09< / ><>9,76< / ><>72,40< / ><>DE0009754119< / >< / ><><>收益选择A基金< / ><>€< / ><>59,62< / ><>57,88< / ><>3,21< / ><>5,56< / ><>18,91< / ><>DE000A0RFJ25< / >< / ><><>VermAnlage舒适基金< / ><>€< / ><>71,96< / ><>69,53< / ><>5,05< / ><>9,14< / ><>27,23< / ><>DE000A1JJJP7< / >< / ><><>VermAnlageRetA基金*< / ><>€< / ><>92,14< / ><>88,60< / ><>5,53< / ><>11,50< / ><>35,97< / ><>DE000A1JJJR3< / >< / table>

Eni（意大利） ● / 22,79 / 0,22 / 25,00 / 14,53 / 71,70 / 1,07 / 8,47 ----------------- / ------- / ------ / ------- / ------ EssilorLuxottica（法国） ●○ / 159,60 / 1,59 / 323,50 / 156,20 / 74,09 / 4,00 / 22,26 法拉利（荷兰） ● / 359,95 / 1,85 / 429,40 / 268,90 / 63,81 / 3,62 / 40,26 葛兰素史克（英国） ○ / 21,76 / 1,26 / 26,02 / 16,55 / 88,03 / 0,66 英镑 / 9,55 爱马仕国际（法国） ●○ / 1600,0 / 2,86 / 2288,0 / 1477,0 / 168,91 / 13,03 / 36,00 汇丰控股（英国） ○ / 17,74 / 0,81 / 19,01 / 10,82 / 304,62 / 0,75 美元 / 11,86 伊比德罗拉（西班牙） ●○ / 20,29 / 1,58 / 22,30 / 15,36 / 135,40 / 0,01 / 20,49 印第特克斯（西班牙） ● / 57,40 / -1,54 / 59,14 / 41,10 / 178,90 / 1,65 / 26,70 荷兰国际集团（荷兰） ●○ / 30,38 / 1,15 / 31,19 / 20,25 / 87,28 / 1,09 / 12,35 快意银行（意大利） ●○ / 6,79 / 0,53 / 6,94 / 4,80 / 120,83 / 0,38 / 11,50 欧莱雅（法国） ●○ / 387,90 / 1,24 / 405,15 / 339,85 / 206,61 / 7,31 / 27,69 伦敦证券交易所（英国） ○ / 105,05 / -0,90 / 115,40 / 83,00 / 51,02 / 1,50 英镑 / 18,16 LVMH（法国） ●○ / 459,25 / 2,55 / 654,00 / 440,60 / 227,15 / 13,00 / 21,11 国家电网（英国） ○ / 13,75 / 3,00 / 16,40 / 11,60 / 69,12 / 0,48 英镑 / 13,53 雀巢（瑞士） ○ / 83,99 / 0,10 / 93,80 / 75,91 / 216,40 / 3,10 瑞士法郎 / 17,12 北欧银行（芬兰） ● / 17,47 / -0,11 / 17,89 / 13,01 / 59,43 / 0,96 / 12,04 诺华（瑞士） ○ / 132,74 / -0,98 / 144,08 / 102,12 / 270,10 / 3,70 瑞士法郎 / 17,91 诺和诺德（丹麦） ○ / 39,67 / 1,17 / 54,86 / 30,29 / 134,47 / 11,70 丹麦克朗 / 14,30

Prosus（荷兰） ◆○ / 38,61 / 1,71 / 63,58 / 36,35 / 84,42 / - / 8,49 ------------------- / ------- / ------ / ------- / ---- / ------ RELX（英国） ○ / 31,40 / 0,90 / 40,98 / 23,44 / 54,87 / 0,68 英镑 / 18,33 历峰集团（瑞士） ○ / 207,80 / 2,26 / 215,30 / 140,40 / 111,71 / 4,30 瑞士法郎 / 27,40 力拓（英国） ○ / 89,00 / -0,44 / 95,90 / 52,50 / 111,71 / 3,00 英镑 / 12,15 罗氏（瑞士） ○ / 385,30 / -1,63 / 411,60 / 270,20 / 270,70 / 19,60 瑞士法郎 / 17,73 劳斯莱斯集团（英国） ○ / 18,02 / -0,77 / 18,74 / 11,50 / 149,92 / 0,10 英镑 / 44,18

◆○ / 343,70 / -1,72 / 366,00 / 264,00 / 143,79 / 3,35 / 31,62

Saint Gobain (FR) ● / 80,36 / 1,18 / 95,50 / 66,12 / 39,76 / 2,30 / 12,50 Sanofi (FR) ◆○ / 77,39 / 0,57 / 90,46 / 71,72 / 93,47 / 4,12 / 8,82 Schneider Electric (FR) ◆○ / 301,25 / 1,09 / 311,75 / 209,00 / 174,30 / 4,20 / 29,11 Shell (GB) ○ / 38,96 / 0,28 / 41,28 / 29,54 / 216,68 / 0,93 / 9,71 TotalEnergies (FR) ◆○ / 75,07 / 0,09 / 81,42 / 49,46 / 171,28 / 3,40 / 7,31 UBS (CH) ○ / 46,81 / 1,41 / 47,98 / 31,14 / 153,43 / 1,10 / 15,45 UniCredit (IT) ◆○ / 84,57 / 1,37 / 86,07 / 57,10 / 131,73 / 3,15 / 11,23 Unilever PLC (GB) ○ / 56,00 / 1,43 / 63,27 / 47,00 / 122,14 / 1,24 / 19,31 Vinci (FR) ◆○ / 114,45 / -1,59 / 143,00 / 112,95 / 67,19 / 5,00 / 11,73 Wolters Kluwer (NL) ● / 70,52 / 1,97 / 116,75 / 55,00 / 16,40 / 2,52 / 11,60 Zurich Insurance (CH) ○ / 634,00 / 0,70 / 681,20 / 573,40 / 95,88 / 30,00 / 14,76

www.meag.com privatanleger@meag.com

Deka Immob Europa / € / 50,67 / 48,14 / +1,45 / +2,13 / +7,28 / DE0009809566

Deka Immob Global / € / 58,01 / 55,11 / +1,06 / +1,83 / +5,85 / DE0007483612

Bundesanl. 10J

Euro in Dollar

AktienSelect A / € / 210,05 / 200,05 / +15,97 / +24,65 / +54,58 / DE0001619997 Dividende A / € / 89,84 / 85,56 / +13,31 / +22,47 / +60,88 / DE000A1W18W8 ERGO Vermög Ausgew / € / 68,84 / 65,88 / +7,49 / +12,93 / +34,49 / DE000A2ARYT8 ERGO Vermög Flexi / € / 74,70 / 71,14 / +9,15 / +15,66 / +39,06 / DE000A2ARYP6 ERGO Vermög Robust* / € / 56,25 / 54,09 / +4,80 / +8,93 / +23,40 / DE000A2ARYR2

LEITZINSEN

MEAG

汇率

品种 / 价格 / 涨跌

锌（LME）$ / t / 4083,96 / -0,56 铅（LME）$ / t / 1873,27 / 0,07 锡（LME）$ / t / 54.864,00 / -0,16 铝（LME）$ / t / 3234,38 / 0,68 小麦（Matif）€ / t / 250,50 / 1,21 大豆（CME）$-Cts / 蒲式耳 / 1287,75 / 1,56 玉米（CME）$-Cts / 蒲式耳 / 536,25 / 0,52 咖啡（ICE）$-Cts / 磅 / 312,60 / 0,95 可可（ICE）$ / t / 6636,00 / 7,50 糖（ICE）$-Cts / 磅 / 17,56 / -3,46

项目 / 利率 / 自 ------ / ---- 德国民法典基准利率 / 1,52 / 1.7.2026起欧洲央行存款便利利率 / 2,25 / 17.6.2026起欧洲央行主要再融资利率 / 2,40 / 17.6.2026起欧洲央行边际贷款利率 / 2,65 / 17.6.2026起美国联邦基准利率 / 3,50 - 3,75 / 11.12.2025起日本基准利率 / 0,75 / 19.1.2026起英国基准利率 / 3,75 / 18.12.2025起中国基准利率 / 3,00 / 20.5.2025起瑞士基准利率 / 0,00 / 20.6.2025起

日期 / 币种 / 买入价 / 卖出价 / 欧洲央行参考汇率 ------ / -------- / ------------------ 28.8. / 澳大利亚元 / 1,6081 / 1,6281 / 1,6183 28.8. / 巴西雷亚尔 / 5,7424 / 6,0424 / 6,0126 28.8. / 人民币 / 7,7777 / 7,8777 / 7,8251 28.8. / 丹麦克朗 / 7,4548 / 7,4948 / 7,4748 28.8. / 英镑 / 0,8551 / 0,8591 / 0,8572 28.8. / 香港元 / 9,0808 / 9,1808 / 9,1276 28.8. / 日元 / 185,72 / 186,20 / 185,92 28.8. / 加拿大元 / 1,6066 / 1,6186 / 1,6130 28.8. / 新西兰元 / 1,9452 / 1,9692 / 1,9585 28.8. / 挪威克朗 / 10,8245 / 10,8725 / 10,8595 28.8. / 波兰兹罗提 / 4,3122 / 4,3602 / 4,3365 28.8. / 瑞典克朗 / 11,0596 / 11,1076 / 11,0885 28.8. / 瑞士法郎 / 0,9339 / 0,9379 / 0,9364 28.8. / 南非兰特 / 18,5055 / 18,7455 / 18,6309 28.8. / 捷克克朗 / 23,9470 / 24,3470 / 24,1480 28.8. / 土耳其里拉 / 56,1234 / 56,2634 / 56,1718 28.8. / 匈牙利福林 / 362,11 / 367,31 / 364,79 28.8. / 美元 / 1,1617 / 1,1677 / 1,1643

指数 / 收益率

黄金投资免征增值税（0%）。白银、铂金和钯金需缴纳19%增值税。例外：从非欧盟国家进口的银币适用差额征税，仅对买卖差价征税。

项目 / 28.8. / 27.8. ------ / ------- 德国国债期货（当月合约） / 123,52 / 123,74 债券指数（REX） / 121,78 / 121,81 流通收益率 / 3,23 / 3,21 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 / 3,27 / 3,25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 / 4,70 / 4,66 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 / 5,35 / 5,3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 / 2,92 / 2,89 瑞士10年期国债收益率 / 0,39 / 0,37

铂金 / 钯金

1盎司枫叶铂金 / 1374.0 / 2036.1 10克黄金 / 1189.5 / 1297.5 1盎司黄金 / 3719.5 / 3959.9 100克黄金 / 11899.0 / 12827.5 1千克黄金 / 120127.0 / 126323.0 1盎司白银 / 52.90 / 84.30 500克白银 / 851.50 / 1188.2 1千克白银 / 1703.5 / 2344.7 1盎司钯金 / 1143.0 / 1698.2

原材料

| BARREN | | --- | 10克黄金 / 1189.5 / 1297.5 1盎司黄金 / 3719.5 / 3959.9 100克黄金 / 11899.0 / 12827.5 1千克黄金 / 120127.0 / 126323.0 1盎司白银 / 52.90 / 84.30 500克白银 / 851.50 / 1188.2 1千克白银 / 1703.5 / 2344.7 1盎司钯金 / 1143.0 / 1698.2

LBBW Bal. CR 20 / € / 46.78 / 45.86 / +2.39 / +3.66 / +14.87 / LU0097711666

LBBW Bal. CR 40 / € / 56.87 / 55.75 / +4.29 / +6.25 / +19.95 / LU0097712045 LBBW Bal. CR 75 / € / 82.21 / 80.60 / +9.19 / +12.90 / +31.86 / LU0097712474 奥伯兰全球投资 / € / 118.82 / 117.06 / +6.87 / +10.37 / +27.15 / DE000DK0LPR1

8月28日 / 变动% 布伦特原油（ICE）$ / 桶 / 89.37 / -0.37 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Nymex）$ / 桶 / 83.45 / -0.10 取暖油（Nymex）$ / 加仑 / 4.2441 / 1.65 黄金（$ / 盎司） / 4462.75 / -3.02 铂金（Nymex）$ / 金衡盎司 / 1834.50 / -1.04 白银（Comex）$ / 金衡盎司 / 66.44 / -4.31 钯金（Nymex）$ / 金衡盎司 / 1429.00 / 6.75 铜（LME）$ / 吨 / 14445.59 / -0.31 镍（LME）$ / 吨 / 16700.65 / 0.24

油（布伦特，$ / 桶）

硬币与金条黄金（$ / 盎司）

道琼斯指数

金币黄金 / 8月28日回收价 / 8月28日销售价 20马克 / 862.30 / 920.10 1 / 2盎司不列颠尼亚 / 1859.5 / 2076.8 1 / 4盎司不列颠尼亚 / 929.50 / 1058.6 20奥地利克朗 / 721.00 / 760.50 1奥地利弗罗林 / 410.60 / 443.50 20法郎维尔内利 / 698.50 / 746.50 10俄国切尔文金币 / 931.20 / 996.00 1盎司克鲁格朗德 / 3719.5 / 3900.0 1 / 2盎司克鲁格朗德 / 1859.5 / 2076.8 1 / 10盎司克鲁格朗德 / 371.50 / 429.60 2兰特 / 872.90 / 913.00 1盎司美国鹰洋 / 3719.5 / 3952.0 1 / 2盎司美国鹰洋 / 1859.5 / 2126.6 1 / 4盎司美国鹰洋 / 929.50 / 1083.9 1 / 2盎司枫叶金币 / 1859.5 / 2076.8

资料来源：德古萨黄金交易所零售价格。

Union Investment

28.8.2026 / Kurs NY Schluss / ± in % z. Vortag / 52 Wochen / MK in Mrd.$ / Dividende / KGV 2026 / Kurs FFM Schluss ----------- / ----------------- / ------------------ / ----------- / ------------- / ----------- / ---------- / ------------------ Hoch / Tief 3M / 174,34 / -2,51 / 184,90 / 139,34 / 90 / 2,92 / 20 / 150,50 Alphabet Inc. A / 346,59 / 1,74 / 408,61 / 206,20 / 2034 / 0,83 / 24 / 299,45 Amazon.com / 266,43 / 3,97 / 287,20 / 196,00 / 2874 / — / 30 / 229,80 American Express / 333,20 / -0,29 / 387,49 / 290,97 / 225 / 3,28 / 19 / 287,80 Amgen / 432,42 / -1,05 / 447,03 / 269,77 / 234 / 9,66 / 20 / 379,95 Apple Inc. / 319,70 / 1,63 / 344,57 / 225,95 / 4666 / 1,06 / 39 / 275,95 Boeing / 209,82 / -0,03 / 254,35 / 176,77 / 166 / — / 180,04 Caterpillar / 800,25 / -2,05 / 1073,5 / 410,52 / 368 / 5,84 / 32 / 692,00 Chevron Corp. / 201,86 / 1,05 / 214,71 / 146,49 / 399 / 6,84 / 14 / 173,00 Cisco Systems / 109,93 / -1,98 / 130,37 / 66,13 / 433 / 1,67 / 27 / 95,87 Coca-Cola / 89,66 / 0,67 / 92,49 / 65,35 / 386 / 2,04 / 28 / 77,48 Disney Co. / 108,10 / 1,20 / 119,78 / 92,19 / 187 / 1,25 / 16 / 91,96 Goldman Sachs / 1034,0 / -0,66 / 1154,0 / 721,16 / 301 / 14,00 / 15 / 897,20 Home Depot / 330,19 / 0,48 / 426,75 / 289,10 / 329 / 9,20 / 22 / 280,60 Honeywell Intl. / 217,43 / -1,34 / 252,00 / 186,76 / 69 / 4,58 / 27 / 190,14 IBM / 235,59 / -1,34 / 332,46 / 199,19 / 222 / 6,71 / 19 / 203,40 Johnson&Johnson / 268,04 / 0,85 / 276,47 / 173,33 / 646 / 5,14 / 23 / 227,30 JP Morgan Chase / 357,62 / 0,96 / 366,50 / 279,10 / 951 / 5,80 / 15 / 308,30 McDonald's / 265,00 / 1,90 / 341,75 / 259,85 / 188 / 7,17 / 20 / 227,50 Merck & Co. / 148,35 / -0,80 / 156,92 / 77,58 / 366 / 3,28 / 53 / 125,98 Microsoft / 513,52 / 1,68 / 553,72 / 349,20 / 3813 / 3,64 / 31 / 443,05 Nike / 39,60 / 3,02 / 79,13 / 38,17 / 48 / 1,63 / 20 / 33,69 Nvidia / 217,55 / -4,57 / 236,54 / 164,07 / 5265 / 0,52 / 32 / 187,66 Procter & Gamble / 143,78 / 0,45 / 167,24 / 137,62 / 334 / 4,26 / 21 / 123,64 Salesforce Inc. / 256,00 / 1,57 / 269,11 / 146,32 / 210 / 1,66 / 21 / 2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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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ers Comp. / 369,90 / 0,15 / 398,70 / 252,26 / 77 / 4,35 / 12 / 315,70 UnitedHealth / 392,95 / -0,53 / 461,62 / 255,97 / 353 / 8,73 / 22 / 340,40 VISA Inc. / 381,60 / 0,51 / 385,57 / 293,89 / 650 / 2,52 / 30 / 330,35 Walmart Inc. / 103,09 / 0,45 / 135,16 / 95,80 / 820 / 0,95 / 37 / 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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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过后，新旱灾又至

霍尔格·亨尼斯当农民已有多年。但这样一个夏天他却很少经历过。他知道，继续这样下去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决定奋战到底—— 不惜一切代价。

撰文：保利娜·维尔明豪森、西尔维娅·利布里希摄影：弗里德里希·邦格特

雨滴落在农田上。啪嗒，啪嗒，啪嗒。几乎有些犹豫，仿佛老天爷都忘了该怎么下雨。在过去的几周里，亨尼斯无数次仰望天空，寻找云朵，每小时都要刷新“天气在线”的页面。哪怕他远在汉诺威附近乌埃茨施韦布林根的农场数百公里之外。亨尼斯说，这是职业病。而在这个8月中旬的日子里，终于下起了真正的雨——久旱之后的第一场雨。但亨尼斯想先说清楚一件事：“并不是说下点雨就能让旱情彻底结束，”他说道，“像这样一个夏天，我在30年农耕生涯中极少遇到。”

亨尼斯现在穿着胶靴，踏入一片绿叶的海洋——这是甜菜。他在两排甜菜之间停下脚步。泥土上裂开了一道道深深的口子。在这片农田里，他无法进行灌溉，因为黏土土壤不允许。因此才会出现这些裂缝。此外，他还有大片农田无法进行人工降雨，因为笨重的机器只能覆盖直角形的地块。“但世界可不是直角形的。”这位农民说。何时何地进行灌溉，这本身就是一门小科学。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代。

农民与另外四位农民分享收益与损失

像亨尼斯这样靠天吃饭的农民，从未过过安稳日子。但在气候变化影响日益显现、森林大火不仅在南欧肆虐，甚至在德国烧毁整片农田的当下，农民这一职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预测。德国农民协会预测，今年粮食产量将低于平均水平。预计粮食总产量为41,9百万吨，比去年减少7%。马铃薯、蔬菜、甜菜和大豆的收成也不容乐观。

“这种情况连送给你最可恨的敌人都不愿见到，”亨尼斯说，“这会摧毁生计。”他不仅是农民，还是德国农民协会副主席，同时担任下萨克森州农业协会主席。这是一位高大强壮的男人，几乎没有什么能将他从田地里吹走，他总是穿着西装和帽子。现年57岁的他话很多，最爱谈论蔬菜或政治。但站在田地里，对他来说还不够。他想要改变些什么，这也是他担任如此多职务的原因。当然，甜菜地里的裂缝并不美观。即便如此，他仍算是幸运的。这里的干旱程度不像德国西南部那么严重。甜菜的叶子没有贴到地面，只是有点枯萎无力。

气候变化有许多面孔。高温与干旱、冰雹、暴风雨——在他看来，这些都没有万能药。但他相信，如果不是孤军奋战，情况会好些。因此，亨尼斯加入了当地一个由五位农民组成的经营共同体。他们共用昂贵的灌溉机械来对抗干旱与高温，以求生存。同样，他们也共享整个收成的收益与损失。这意味着：如果其中一位遭遇冰雹灾害，并非整个收成就此完蛋。反之，如果五公里外同伴的田地降了雨而他那里没有，亨尼斯也能因此受益。

若没有这家经营共同体，他的处境会更糟。他为何这么说？亨尼斯想要展示这一点，于是钻进黑色的大众面包车，一路驶过陌生的村庄——多尔贝根、齐弗斯豪森、黑默勒瓦尔德和多尔根。这些都是五位农民共同体拥有农田的地方。总面积达700公顷。当深棕色的田野飞驰而过时，他开始讲述。2013年，他第一次意识到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些什么。

那对亨尼斯而言是最糟糕的一年。一切灾难同时降临：漫长的冬季、暴雨、冰雹、高温。生意自然惨淡。他说：“那一年让我深思。”他意识到自己的农场对这类天气极端状况过于脆弱。他早已认识经营共同体的成员，并将马铃薯存放在四位农民的仓库中。那边的合作已经运转得很顺利。于是他问是否能加入他们。对方答应了。于是，四人变成了五人。

亨尼斯将共同体的伙伴称为“伙伴”。他说“合伙人”这个说法太正式了。“我们又不是上市公司。”其中一位伙伴最爱开大型机械和拖拉机。另外两位是谷物专家，他和另一位则主要是马铃薯专家。而第五位农妇——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她的话——主要负责记账。

早些年，亨尼斯种植的土豆明显更多。但他表示，眼下这些晚熟土豆需水量极高，在干旱年份可能需要浇灌七到八次。现在他想展示这些土豆在这个晚夏时节的长势。他突然在一块农田前停下，跳下面包车，从后面取出一把铁锹。他用全身力气将铁锹插入土中，然后用铲子般大的双手在泥土里翻找，不一会儿几颗土豆便露了出来，有些甚至不比鸡蛋大。亨尼斯说，今年的薯条因此会更小，这是他们昨天刚在新闻里报道的。

他们在这里不断尝试新品种，比如哪些蔬菜能更好地抵御气候变化。亨尼斯独自一人绝不敢冒险尝试。风险太大了。他观察到，早熟土豆比晚熟土豆更不怕热。“洋葱是真正的娇气货。”他说道。他说话的语气，仿佛在谈论好友一般。夏大麦也是气候变化的“输家”，需水量极大。而黑麦则能以极少的水分生长，玉米也是如此。因此他们打算扩大玉米种植面积。

农民们总共种植了15种作物。如此一来，风险也能分散。但玉米的情况是：虽然它抗风险能力强，但收益并不高。目前一吨玉米约卖30欧元，而一吨土豆则能卖到300欧元。由于眼下市场上土豆供应稀少，价格才会如此之高。去年收成好、各种作物供过于求时，价格低得多——亨尼斯这样的农民赚得也更少。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在下萨克森州甚至成了“危机受益者”。

共同尝试新事物。具体该做什么，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亨尼斯和他的伙伴们将一切都分摊清楚：我投入了多少劳动，多少土地，多少资金用于购置机器或现金，多少农具——所有这些都会被列出并按比例计酬。"一切都必须保持平衡，"亨尼斯说。但他也认为，在一些小事上也要"偶尔放松一下"。"如果计算得太精明，在合作经营中是不会幸福的。"不过，亨尼斯有时也要注意，不要对种植土豆的伙伴们指手画脚过多。他察觉到对方语气中的不耐烦时，就会意识到最好闭嘴。没人喜欢自以为是的人。"当然，并非一切都能顺利进行，但单干时也是这样，"亨尼斯说。然而，这样的联合仍只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部分解决方案。"这并非万能药。"

但为什么这还不够？或许得问问其中一位创始成员。比如尼尔斯·克纳斯特，这个团队中另一位土豆专家。他说，他知道很多合作社最终都失败了，而且并非总是因为争吵。

现在是下午稍早时分，克纳斯特坐在一张长会议桌旁，面前就是他的农场，亨尼斯坐在他对面。这是伙伴们的总部，他们每两周在这里碰面，讨论该种植哪些蔬菜或购买哪些机械。"有时我们也会吵架，"克纳斯特说。但到目前为止，他们总能把一切理顺。如果有什么让人不爽，就必须说出来。

他们都说，这个地区向来是干旱地区。"这里的农民骨子里就知道水是重要资源，甚至比化肥还重要，"亨尼斯说。

这里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灌溉；就连他父亲也会用水表记录用水量。然而，五位农民还是不得不改变做法。2018年是个艰难的年份，极度干旱和炎热。克纳斯特说，那会儿他们还"全力灌溉"，完全按照各种作物的最佳需水量进行。这也是因为水务局在2017年这个多雨年份之后承诺，来年干旱时会给予宽松政策。最终他们超出规定用水量三分之一。这不是未来的模式。

"我们是带着痛苦学会的，"克纳斯特说。现在他们有了更好的灌溉分配方案，必要时会让小麦和甜菜"忍饥挨渴"，甘愿承受减产和品质下降的损失。只有土豆和洋葱，他们会确保供水充足。否则经济损失会太大。

因此，可靠的灌溉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水从哪里来？

降雨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若降雨不足，生产商则必须从地下水或自来水管道中抽取用水。因此，农业饱受批评。从2010年至2022年，其用水量已增长超过一倍，但最新数据尚未公布。据联邦环境局数据，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2,5%，这在各行业中仍相对较低。然而，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生产商都必须记录其用水量。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有蓄水池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案，它们能够储存冬季降雨。但修建此类蓄水池成本高昂，许多人因此缺乏资金。此外，若采用滴灌而非漫灌，用水量将大幅降低。但在亨尼斯看来，滴灌对草莓和蓝莓或许有效，对马铃薯和洋葱却并不适用。每年都需将灌溉管道从田间移除，在他看来这简直是一场“器材大战”。工作量实在太大。

回到田地，他展示了一台目前正在使用的灌溉机械。当天他们仍在考虑这台设备还需运行多久。决定因素取决于未来几小时内的降雨量。他仔细检查这台机器——一台所谓的“喷洒车”。发现其前端的一处喷水嘴运转异常。他坦言，对这台设备并不满意，认为其过于僵化。

他和合伙人雇佣了一名辅助工，专门负责灌溉机械。他们称其为“雨大师”。每天他都需将机器重新安装在农田中，检查其运行状态，且需覆盖数百公顷。实际上，农民们在未来几年本应淘汰部分此类设备。但亨尼斯说：“如果再购买一台这样的喷洒车，那名辅助工可能就要辞职了。‘我们需要的是节省劳力的机器，而不是增加劳力的机器。’”

亨尼斯心中已有新设备的构想。他表示曾在一次农业博览会上看到过一台，并立即将其列入愿望清单。一台名为“Rainbutler”的机器。其官网将其宣传为“世界上最精准的雨云”。通过“圆形灌溉”和可灵活使用的软管卷盘，“Rainbutler”可节省80%的劳动时间，同时减少25%的用水量，并将收成提高10%。

亨尼斯谈及此机器时眉开眼笑。但在他看来，这台机器在技术上尚未完全成熟，且价格昂贵，即使五位农民合资购买也负担不起。

谷物价格的起伏变化，这里的每个人都看在眼里

在回家之前，亨格尔还想给大家展示另一件事：就是那些现在新闻里频频提到的谷物，最终都去了哪里。

比如位于梅伦的谷物筒仓，它恰好坐落在亨格尔和同事们的耕地中间。

还有直接位于中德运河沿岸的筒仓，这条运河全长超过300公里，纵贯德国全境。谷物从这里被装上船，运往鲁尔区。

在一间大厅里，一位身穿灰色套头衫和工装裤、体格精瘦的男子正在清扫谷粒。“这里的一切都是黄金啊。”他说道。如果说亨格尔是“雨神”，那么韦塞尔斯就是“谷物之主”。他在这里担任仓储主管已有19年。每天他都能看到市场运行得有多好——或有多糟。谷物价格的涨跌，以及农民们的心情好坏，这两者几乎总是直接相关。

“最近这附近不是还下了一场冰雹吗？”韦塞尔斯说。有些生产商因此“倒了大霉”。如果问问那些老把式，他们会说：“过去也经常这样。”但这并不正常：一天34摄氏度，第二天却只有22摄氏度。

亨格尔站在一旁，低声附和。像6月那样的热浪，他们过去从未经历过。过去的6月，他还是个少年时，常常在田里冻得瑟瑟发抖。农民们过去常说的“羊毛寒”现象——即初夏时节典型的寒流——如今已不复存在。天气变得如此反常，两人都认同。但他们并不害怕，反正也无能为力。

正当两人站在那里讨论气候变化时，突然传来越来越响的敲击声。雨点敲打在屋顶上。霍尔格·亨格尔停顿片刻，露出微笑。他喜欢这种声音。

8,86秒

机器人跑100米比人类跑得更快。那又怎样？确实很了不起。

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吐槽：是的，这种名为“天宫Ultra——译为‘天宫超级机械’”的机器人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类人机器人运动会上打破了人类100米短跑世界纪录。它用8,86秒跑完全程，比牙买加选手尤塞恩·博尔特在2009年8月创下的纪录快了0,72秒。但你们在YouTube上看到那些机器人运动员冲过终点后东倒西歪的样子了吗？哈哈。工作人员不得不用担架将它们抬走。

不过话说回来，那些怀疑论者会问：有没有哪个部门没做过手脚的视频，展示类人机器人如何整齐地装卸洗碗机？老实说，人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打扫、熨烫、性爱——这些塑料傻瓜还完全搞不定。这个说法确实有几分道理——但它也让人误入歧途。事实是，有些技术奇迹确实没什么实际意义。比如，为了迎接德国总理梅尔茨访问杭州，Unitree公司的武术机器人表演了完美同步的后空翻！但机器协调本身就是小菜一碟。对此有疑问的人，不妨去五金店买七台咖啡机和一个多插口插座试试。

乍一看，单单一个类人机器人短跑选手并不能让人类社会前进得更快，更不用说在字面意义上了。毕竟，早就有四轮机器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也不见得非要让双腿机器人在完成生产任务后高兴得翻跟头。

人形机器人不再只是可爱的吉祥物

然而，这些机器在运动表现背后的进步，涉及传感器、电子控制和机械技术，这些——除人工智能外——也为它们的核心未来任务做出贡献：与周围环境安全互动。确保平衡与安全翻跟头着陆的系统，也帮助救援机器人克服瓦砾与楼梯。精确捕捉近距离环境不仅能避免与其他机器跑者碰撞，也有助于在工厂车间与人类同事无事故协作。诚然，在机器人运动竞技中，某些重要技能并未被训练，例如精细触觉与工件操作。但人形机器人仅作为制造传统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可爱的吉祥物”的时代已成过去。未来，人形机器人也将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它们可能仅需被简单地安置到真人岗位上，无需大幅改造设备。人形机器人能适应人体尺寸的工作高度、门、台阶、开关与货架——这正是它们相较于传统机器人的核心优势。

另一个问题是，人形机器人是否很快也会进入私人家庭，在那里，双足结构因楼梯等设施几乎是必备条件。根据最新调查，若果真如此，机器人在家中帮忙的重要性将凸显：64%受访者认为，它还应能装卸洗碗机——这比在生产线上重复标准化步骤更具挑战。因此，许多现代机器人实验室将洗碗机作为技术基准。在那里，它们目前仍在练习。话虽如此：有谁见过尤塞恩·博尔特操作洗碗机的视频呢？克里斯蒂安·韦伯

克里斯蒂安·韦伯希望拥有一个能帮他修补自行车瘪胎的机器人。

罗马帝国曾环绕地中海扩张。这张地图展示了公元二世纪初的疆域范围及部分原料产地。图表：尤利娅·舒伯特

被遗忘的海上强权

长期以来，罗马人被视为陆地上的懦夫。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帝国的支柱其实是船只。

文 / 雅各布·韦策尔

克里斯托夫·舍费尔说，那天在戛纳附近海面，浪高曾达四米。这位古代历史学家当天与同事和学生们一起，乘坐一艘名为“比苏拉”的木制船在地中海航行。“比苏拉”号长16米，是一艘罗马商船的复制品。舍费尔说，当时风速最高达每小时60公里，但回想起来，他微笑着说：“我们很幸运，天气状况不错。”天气变化无常：有时阳光明媚，有时狂风暴雨。对研究人员而言，这再理想不过。

因为舍费尔和他的团队想测试这艘船的性能——它如何航行、能承受多少压力——以此探索一个更大的问题：罗马人在海上航行得有多好？

舍费尔坚信，想要理解罗马帝国，就不能忽视船只的作用。“航海是帝国的脊梁，”他说，“罗马人主要作为陆上势力的想象完全是无稽之谈。”

要回答这个问题，再没有比“比苏拉”号更好的船了，因为它是迄今最原汁原味的复制品。1978年，在马赛附近的劳伦湾发现了一艘保存完好的沉船，并在随后的几年里由研究人员进行了调查：这是一艘货船，沉没于公元3世纪至5世纪之间。沉船在海底侧翻并被沙子覆盖，因此大部分结构得以保存。从2017年开始，来自特里尔大学和特里尔应用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开始重建这艘船。两年后，他们完成了复制品，并以一位罗马诗人的情人之名将其命名为“比苏拉”。

从那以后，他们便开始测试这艘船，先是在摩泽尔河上，最近则在地中海沿岸。船舱内安装了测量仪器。他们既不放过船只，也不放过船员。舍费尔说，早在摩泽尔河上，船舵就曾因水压而断裂。横杆——固定船帆的横杆——也不得不更换。有一次，在摩泽尔河上，“比苏拉”号险些倾覆，情况相当危险。“通过实验我们知道：如果船只倾覆，几秒钟内就会沉没，”舍费尔说。尽管如此，他的结论仍是：“这艘船的表现极其出色。”

罗马作为陆上强国的形象，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由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塑造。他将罗马人描绘为航海新手。为了在与海上强国迦太基的战争中取胜，罗马人发明了登船桥——一种带有铁钩的平台，波利比奥斯写道。在近战中，他们会将这些桥砸向敌船，然后像在陆地上一样在桥上作战。

这个故事广为人知。但种种迹象表明，波利比奥斯可能凭空捏造了这些登船桥。考古学上从未发现过任何实物证据，而且在战斗中它们可能不仅无用，反而有害。根据波利比奥斯的描述，这些桥又短又重。历史学家认为：装有如此结构的船只难以操控——甚至可能在战斗中自沉，而不是击沉敌人。

舍费尔也认为这些登船桥从未存在过。它们只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叙事罢了。“波利比奥斯将罗马人塑造成陆地上的老鼠，目的是让他们对抗迦太基人的胜利显得更加轰动，”他说，“但罗马人其实源自伊特鲁里亚文化圈。”伊特鲁里亚人是卓越的航海者；在他看来，罗马人也是如此。而且，他的这一观点并非孤例。

研究越来越清晰地表明，航海对罗马人有多么重要——不仅用于运输和补给士兵，更是经济的基石。在舍费尔看来，这才是帝国的真正根基。

罗马人为何选择海路运输货物

船长们确保了硬币的铸造，并让军团领到军饷。帝国西部的造币厂包括罗马和现今的里昂（Lugdunum）。但若要铸币，就需从西班牙塔拉科纳行省（Hispania Tarraconensis）等地起航，后期更多从达尔马提亚（Dalmatia）装载矿石出海。铸造的货币随后被运往各行省。海上贸易也保障了罗马这座百万人口大都市的生存。这座大都会依赖粮食进口，其中最重要的供应地之一便是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是罗马世界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小麦通过尼罗河廉价运抵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港。当年夏季盛行的风向，能将粮食顺利吹往意大利。

若要列举罗马所有贸易路线，将耗费大量时间。公元2世纪时，意大利的大理石市场由马尔马拉海（Marmara-Insel）的采石场主导。大理石通过爱琴海运往意大利，让城市焕发光彩。而在日耳曼尼亚的军团则通过海路获得橄榄油和来自贝提卡行省（Baetica）的鱼酱“Garum”；据舍费尔（Schäfer）称，每年有23 000只双耳瓶装橄榄油通过罗讷河、索恩河、摩泽尔河或大西洋与莱茵河运往两个日耳曼行省。船只将食物与奢侈品从遥远地区运往偏远之地。“胡椒在特里尔突然变得买得起了！”舍费尔说。这让罗马更具吸引力，并使被征服者成为罗马人：“让帝国凝聚在一起的，”舍费尔说，“不是军队，而是经济。”就连罗马家庭的祭坛也能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苏黎世大学考古学家约翰内斯·埃伯（Johannes Eber）团队最近检测了庞贝出土熏炉中的残留物。他们在《古物》（Antiquity）期刊上撰文称，发现了证据证明人们点燃来自亚洲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树脂。香料不仅祭司需要，普通人也会使用。这一切都有赖于海上贸易。

罗马人选择海路运输货物，也有经济上的原因。精确的成本难以一概而论，但海运明显比陆运便宜得多。

然而，罗马人的网络具体如何运作，仍有诸多未解之谜。这首先体现在船只本身。船只是众多船型之一。如今难以回答它有多少艘、外观如何，或各行省的造船传统为何。木材很少能历经千年而保存下来。不同地区的沉船保存状况各异：远洋船只主要在地中海被发现，而内河船则多在北方遗存。船只图像也往往过于简略。尽管如此，仍有部分能被重建——从2027年初起，人们便可在美因茨一睹真容：位于莱布尼茨考古中心（Leiza）的反海盗航海博物馆（2022年关闭）将重新开放。展览的核心包括：上世纪80年代在莱茵河发现的六艘罗马沉船，两艘原大小复原船，以及数十艘按1:10比例精心制作的船只模型。

目前博物馆尚未开放，这些模型在开馆前暂存于隔壁的研究中心。不过托马斯·施密茨很乐意带领参观临时存放处。这位文物保护专家兼罗马行省考古学家在Leiza从事古代航运研究。

阿克提乌姆海战后，三个世纪的和平统治

仓库中最大的模型之一是一艘吃水很浅的长型平底船。这类船只适合在蜿蜒的河流中航行，将货物从海港运往内陆。这艘船是按照在美因茨发现的一艘罗马沉船原型打造的，两者相距仅数百米。施密茨说，原船长度超过40米，“这个尺寸与现代货船相去不远”。尽管如此，这艘船仍可轻松地通过纤拉（即从岸边用绳索拉动）逆流而上或通过浅滩。当时拉纤的不是牛，而是人。

在美因茨，他们也有"比苏拉"号，更准确地说，是该船残骸在劳伦湾被发现后制作的模型。

施密茨表示，比苏拉号这类船只曾属于较小型船只。这种规模的船只也曾由小型企业主经营。相比之下，大型货船背后往往有投资集团支持。施密茨说，由于海难可能带来巨额损失，这些船主会为船只投保海上贷款：“罗马经济非常现代化。”

美因茨博物馆陈列着这类超级货船的模型，其原型是上世纪60年代在科特达祖尔的拉马德拉格海湾发现的沉船。施密茨说，这种船型可运载高达500吨货物。相比之下，比苏拉号在航行测试中仅能安全运载20吨货物。施密茨说：“拉马德拉格是我们通过考古学能够证实的最大型罗马商船级别。”虽然有文字记载曾存在更大的船只，但并未发现其残骸。军舰的发现情况同样糟糕——尽管它们理应因其存在目的而频繁沉没。尽管如此，人们仅发现了少数残骸，例如在因戈尔施塔特附近的奥伯施蒂姆或美因茨。

罗马人曾用这类巡逻艇发动两栖战役：晚期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曾描述，他们如何从今天的美因茨（古称莫贡提阿库姆）出发，袭击莱茵河对岸的敌方村庄。

地中海地区几乎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军舰残骸。施密茨解释，这可能与当地长期缺乏战事有关：自公元前31年阿克提乌姆海战后，地中海地区三个世纪内都处于和平状态。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军舰很少运输货物。施密茨说，海底首先被发现的通常是沉没的货物，之后潜水员才会寻找对应的船只。而军舰残骸中留存的往往只有其武器：撞角。

撞角是安装在船首的青铜配件，通常呈三叉戟形，用于撞击敌船。目前已知最大的撞角重465公斤。美因茨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个撞角，它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现为莱莎）前"古代航海"研究部主任、考古学家罗纳德·博克休斯曾深入研究过这一文物。他表示，该撞角很可能来自一艘在地中海东部沉没的军舰，且属于小型船只，因为其重量仅为53公斤。经过多次辗转，它最终被运至美因茨。

碧苏拉号已返回特里尔。它在五周前驶入地中海，如今被架高停放在大学停车场。想登船参观的人需要一架梯子。船桅已被锯掉，沙费尔说木料已经腐朽，但会有替代品。碧苏拉号基本仍保持适航状态。眼下研究人员另有计划：他们已按原尺寸复原三艘罗马船只，现在邻近的船坞里正在以1:3比例制作多艘不同船只的复制品。

与碧苏拉号相比，这些小船看起来像玩具。但研究人员也会驾驶它们出海，以了解这些船只的性能：速度有多快、稳定性如何、逆风航行时能承受多大风力？

沙费尔解释道，必须坐着操作才能避免重心过度偏移。最终，研究人员将从测量数据中构建一份罗马航海的数字地图集。研究人员将能用它精确到每一天地计算可能的航线和运输成本——从而重建古罗马水手曾拥有的经验财富。“我们正在开发已失传的史料。”沙费尔说。而他们已学到的一课是：“我们对罗马航海及水手能力的敬意与日俱增。”

每个人都独自入睡。就算与人共享一张床，也必须各自入眠。睡眠仪式多种多样，睡眠习惯也各不相同。有人关灯、翻身，立刻陷入梦乡；有人却需要数小时——其间还会反复醒来。

在调查中，近半数德国成年人表示偶尔遭受睡眠障碍困扰。当入睡或维持睡眠的过程严重受阻，以致人们因此感到身心受损时，问题便升级为病态。若这种情况持续至少三天一周且超过一个月，便可诊断为失眠症。德国约6%至10%的人口受此困扰，痛苦常常持续数年。绝望之中，许多人求助于安眠药，德国约有超过100万人对其产生依赖。“睡眠障碍正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夏里特医学中心跨学科睡眠医学中心主任托马斯·彭策尔说，“但这主要是认知问题：人们已将白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又想把夜晚也优化。然而夜晚无法被切分成一个个时间段，彭策尔说。

白天的运动、阳光与咖啡因：正确的日间行为

“昼夜是相互关联的，”迪尔克·施韦特霍费尔（Dirk Schwerthöffer）说。睡眠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度过清醒的白天时光。道理简单得如同它听起来一样：白天身体上充分消耗的人，晚上能睡得更好。换句话说：整天在沙发上休息的人，夜里也不需要床。不过，睡前直接运动则不太推荐，因为运动会激活机体，而非让其平静，这与入睡所需的状态相反。

白天尤其是户外运动大有帮助，因为日光能维持健康的睡眠-觉醒节律。“即使在明亮的室内，亮度也仅为户外的几分之一，”马库斯·施佩希特（Markus Specht）强调。室内明亮空间或许能达到400或500勒克斯，而户外阳光下则能达到20 000勒克斯。“如果我在日光下户外活动一刻钟，我的身体在黑暗中更能知道该做什么——睡觉。”施佩希特还建议，早晨和傍晚时段应相应调整浴室灯光。在夏里特医院的一项早期实验中，不同组的受试者在傍晚时分暴露于不同温度和亮度的光线下半小时。这影响了褪黑素水平和清醒度。不出所料，施佩希特称之为“原子光”的明亮光线不利于平静入睡。

至于晚上是否还能喝咖啡而不影响夜间睡眠，这取决于个人的新陈代谢，马库斯·施佩希特说。这点每个人得自己尝试。一项涉及24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得出结论：咖啡会缩短睡眠时长并损害深度睡眠。不过托马斯·彭策尔（Thomas Penzel）强调，从生理学角度看，下午喝一杯咖啡在生理上不应引发睡眠问题。“如果有人因此认为无法入睡，那更多是心理作用而非药理学问题，咖啡因早已代谢掉了。”

不要强迫入睡。“必须允许睡眠自然到来，它自然就会来。”

基本上，失眠分为入睡困难和睡眠中断两种。有些人无法入睡，有些人则很快入睡，却在夜间醒来后无法再次入睡。

若寻求改善方法，市面上有许多建议。没有哪个方法是完美的，也没有哪个对所有人都有效。以下我们介绍最常见的几种，并评估其效用。

总体而言，“最佳入睡方法因人而异，”马库斯·施佩希特强调。他同时是德国睡眠医学学会理事、海利欧斯医院威斯巴登跨学科睡眠医学中心主任。此外，并不存在最佳睡眠时长，尽管人们常说应睡足8小时。这不过是一个平均值。若论鞋码，也不会有人把39码奉为标准。因此，成功的睡眠在于：只要第二天主观感受到恢复，每晚5到10小时都属正常且可接受的范围。

慕尼黑工业大学附属伊萨尔河右岸诊所睡眠实验室的迪尔克·施韦特霍费尔还强调：“不应同时调整15个螺丝，而应先选择两三个措施，看看是否有效。”

具体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无效：

一个凉爽、幽暗的卧室

让卧室温度尽可能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下，同时保持房间幽暗，是“睡眠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睡眠医学专家认为这是健康睡眠的基本要求。马库斯·施佩希特（Markus Specht）表示：“一个完全幽暗的卧室非常有益”，它有助于调节睡眠-觉醒节律。但这并非绝对要求：害怕黑暗的人应适当保留一些灯光。同时，卧室温度也不宜过高，因为这有助于生物化学和激素过程趋于平静。

除了温度和光线，睡前吃得过饱也会影响睡眠。马库斯·施佩希特说：“晚上吃得越晚、越饱，对身体越不利。”酒精的情况也类似，且已有充分证据表明：“酒精虽然能帮助入睡，但通常会导致夜间醒来，并难以继续入睡。”托马斯·彭策尔（Thomas Penzel）强调。因为酒精会破坏深度睡眠。

托马斯·彭策尔指出，床的主要功能是睡眠。除性生活外，若卧床时不做其他事情，身体和大脑会将上床与睡眠联系起来。“久而久之，床又会成为一个让人安心入眠的美好场所。”

睡前减少屏幕时间

曾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手机和电脑屏幕发出的蓝光是睡眠的头号杀手。蓝光会激活松果体并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导致大脑误以为仍是白天。但根据当前认知，“这并非真正的问题所在”，马库斯·施佩希特说。此外，许多设备早已配备蓝光过滤功能。因此，过去那种建议人们在睡前一两小时避免使用屏幕的规则已不再适用。不过，电子媒体的使用总体上仍与睡眠质量较差和更多睡眠问题相关。施佩希特表示：“比屏幕本身更重要的是内容。”睡前或甚至在床上消费刺激性内容会使入睡变得更加困难。查收邮件或观看恐怖电影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帮助不大，而观看美国画家鲍勃·罗斯的《绘画的乐趣》节目则可能更有帮助。

固定睡眠时间

“数绵羊”是人们常听到的建议，但如今或许已有些过时。乡村人口外流、人与动物的疏离感，以及与现实生活脱节的教学大纲，使得几乎没有孩子能看到安静的绵羊、听到羊群的咩咩声，更不用说在草地上跳跃障碍了。想象自己不熟悉的事物不仅无助于入睡，反而可能让人更加清醒。“说到底，这并非关乎绵羊，而是让自己稍微集中注意力并平静下来，”迪尔克·施韦特霍费尔说。

对某些人而言，或许更有效的做法是生动地想象冰壶石一块接一块地缓缓滑过冰面，或是乒乓球比赛在慢动作中进行。不过，重要的是防守球员要站在球台后方，将每个球高高挑起回击。关键在于动作的单调性与行动中的平静。如此一来，疲劳感终会自然而然地袭来。这属于精神分散策略，是一种合理的自助方法，但其证据有限。研究显示，这种入睡建议对某些人有效，对另一些人却适得其反。

噪声氛围：白噪音、播客与丛林音轨——还是安静更好？

在噪声问题上，情况与屏幕类似：“一切能让人平静的声音都可以尝试，”托马斯·彭策尔说。重要的是血压不能升高。如果风扇的嗡嗡声让人心烦，那就干脆不开它睡觉。若是面对彻底的寂静会感到焦虑或陷入沉思，则应营造某种声响氛围。无论是潺潺流水还是呼啸而过的列车，都无所谓。也可以尝试让收音机节目或播客的声音将自己催眠：只要内容不那么吸引人，以至于让人担心错过什么而更加清醒，它们就能帮助入睡——且不会造成伤害。

因为睡眠时大脑会屏蔽掉这些声音和内容；因此，哪怕让西语课程循环播放，也无法学会单词。不过，定时停止功能仍然有用，它能在预设时间后让环境恢复安静，避免突如其来的声响再次惊醒你。此外，“不应把床铺当作听播客的地方，”马库斯·施佩希特建议。每当床铺沦为“做事”的场所，对身心发出的信号就糟糕透了——仿佛在暗示：这里根本不需要睡觉。

睡眠限制疗法

失眠患者首先要学会记录睡眠日记。他们应当记录自己何时准确上床、何时起床——以及白天何时睡过觉。托马斯·彭策尔表示：“如果你白天睡了两个小时，晚上自然就很难入睡，这并不奇怪。”因此，治疗严重睡眠障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所谓的睡眠限制疗法。德克·施韦特霍费尔解释道：“睡眠限制疗法的核心在于减少睡眠总量和在床上度过的时间。”

施韦特霍费尔表示，这既可以在专业指导下进行，也可以自行尝试。具体操作可能是这样的：某人晚上约22点上床，早上6点起床，但晚上需要两小时才能入睡。在这种情况下，他或她可以将上床时间推迟至午夜，但仍需在早上6点设闹钟起床。如果仍需一小时才能入睡，则再次推迟上床时间，但起床时间保持不变。这种方法听起来像是折磨，实际上却是一种疗效得到充分证实的干预措施。

睡眠限制疗法不仅意味着缩短在床上的时间。它还能帮助重建床与实际睡眠之间的联系。施韦特霍费尔说：“长期在床上清醒的人可能会无意识地将床与焦虑、紧张和沮丧联系在一起。”

主动放松与自生训练

放松分为两个层面，马库斯·施佩希特（Markus Specht）如是说——认知层面与身体层面。两者都应兼顾。身体较为躁动的人需要进行身体放松练习。而精神因忧虑而躁动的人（哪怕仅仅是担心明天因睡眠不佳而状态不佳），则应着重于精神放松。施佩希特认为，每个人都应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从三数到八，再做五次腹式呼吸——这对某些人或许有效，但对另一些人可能适得其反，他们反而会变得更加亢奋。”迪尔克·施韦特霍费尔（Dirk Schwerthöffer）则认为，选择何种放松方法并非最关键，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并坚持练习。

托马斯·彭策尔（Thomas Penzel）推荐了呼吸练习、雅各布森渐进性肌肉放松法或自生训练等放松技巧，并表示这些方法经证实有效。渐进性肌肉放松法通过依次短暂紧绷并放松特定肌肉群（如手、肩膀、面部、腹部和腿部）来实现放松。通过这种交替，人们能更好地感知紧张与放松的差异。最近发表的一项荟萃分析表明，该方法可改善主观睡眠质量。自生训练的研究也显示出积极效果。该方法通过专注于“身体沉重且温暖”等平静语句，减少紧张感，从而帮助入睡。此外，还有多款应用程序可协助学习这些技巧。部分经证实有效的应用程序可作为数字健康应用由医生开具处方，其费用由法定医疗保险承担。

对于经常陷入沉思的人，质疑与睡眠相关的忧虑与恐惧有助于缓解。在认知行为疗法中，类似“如果今晚睡不好，明天将一事无成”这样的说法会被更现实的评估所取代。换句话说，几个糟糕的夜晚究竟有多严重？这有助于降低当事人对自身施加的压力。对于爱思考的人，一种可能的自助策略是在就寝前将忧虑与待办事项写下来。一项小规模研究显示此法有效，但相关证据仍有限。

离床而起

夜间频繁醒来后难以再次入睡的人，患有所谓的"睡眠中断问题"。托马斯·彭策尔表示，这种问题通常比入睡困难更容易解决，因为夜间心率和血压已降低。"如果因如厕或噪音而醒来，其实很快就能重新入睡，"这位睡眠专家说。最重要的建议是：不必为醒来而烦恼，也不必对原因反复思量。"如果能做到简单接受——‘刚才就是那样’——那么重新入睡就会变得快捷。"

若无法入睡呢？睡眠专家的基本建议是：起身离开床铺，而不是在床上辗转反侧数小时。只有当再次感到困倦时，才可返回睡眠处。这种方法被称为"刺激控制"。否则，床铺只会变成一个与焦虑、担忧甚至挣扎相关的场所，而非宁静与放松之地。起身离床后，也不应陷入盲动，马库斯·施佩希特提醒道。"如果我半夜熨衣服，身体会在三晚后记住：夜间还要做家务。"如此一来，今后也难以实现整夜安睡。这位睡眠医师建议，在无眠之夜可躺卧在沙发上静心休息。例如观看展现山脉与海洋的电视节目。"当睡眠压力足够强时，再回到床上。"

西班牙——马略卡岛的杏树花开

花海奇观、岛屿梦境与马略卡生活之美——品味高雅居所，发现马略卡最美一面

每年当中欧冬季仍以冰冷的指尖抓握最后几片树叶时，马略卡岛便苏醒于地中海最柔美的自然奇观之一：杏树花开。这座素以活力沙滩与热闹的帕尔马闻名的岛屿，会在数周内化身为一片静谧、近乎童话般的粉白花海。这是一个宁静的时节，柔和的色彩与淡雅的芬芳交织——几乎再没有比杏树盛开时更美好的时刻，去发现马略卡的多样风貌。从1月底至3月中旬的旅行时节，是亲眼见证这一自然奇观的最佳时机，尽管花期的具体时间总会受天气与自然因素轻微左右。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增添了魅力：我们追随花开最绚烂之处。

在这段特别的日子里，您的栖身之所是Sheraton Mallorca Arabella Golf Hotel——位于索恩维达（Son Vida）高端社区的一家一流酒店，距离帕尔马仅数分钟车程。酒店坐落于三个高尔夫球场的环抱之中，可俯瞰帕尔马湾壮丽景致，将奢华舒适与马略卡式悠然自得完美融合。酒店仅设93间客房，确保近乎私人般的氛围。客房宽敞，配备大理石浴室、独立空调及各类贴心设施。广阔的水疗区域内设室内泳池、桑拿与多处蒸汽浴室，邀您放松身心——在

马略卡岛精彩一日游尽在旅行套餐中

经过一天的感受后，您可以在此放松身心。

第一天用于抵达和相互了解。凭借德国铁路二等座的“Rail & Fly”服务，您可轻松抵达出发机场。入住马略卡岛喜来登酒店后，您可自由支配前几个小时，傍晚时分由Globalis旅行团领队迎接，并在酒店餐厅共进晚餐，为您的旅程拉开序幕。

第二天便开始真正的冒险：寻找最美的花海。根据扁桃树花期，我们将带您前往岛上最绚丽的角落，那里的树木正值盛开。这是充满壮丽全景、小村庄和隐秘景点的一天——全天都在马略卡岛自然与美景的主题下度过。

第三天将带您前往迷人的西海岸。在索列尔，您不仅能欣赏到如画的老城区，还能乘坐历史悠久的有轨电车——自1912年起，橙色车厢便穿梭于橘子林间，直达索列尔港。在这里，您可感受旧渔港的魅力，欣赏五彩缤纷的小船和舒适的海滨长廊。随后前往德亚，这是岛上最浪漫的村庄之一，长期以来吸引着艺术家和作家。从纳福拉达达观景点，您可俯瞰壮观的悬崖峭壁，它们陡峭地坠入地中海。最后一站是瓦尔德莫萨，弗雷德里克·肖邦与乔治·桑曾于1838年至1839年在此古老的修道院中居住，并受到温和气候的启发。小镇的鹅卵石街道、石屋和郁郁葱葱的花园处处邀您驻足。

第四天的行程是帕尔马。在酒店度过悠闲的上午后——或许可去水疗区放松——下午则进行古城导览。始建于1229年的天主教堂“La Seu”由安东尼·高迪修复，巍然耸立于城市之上。其哥特式拱顶和精致的花窗玻璃堪称建筑杰作。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与教堂相邻的王宫阿尔穆代纳，其身上仍散发着摩尔历史的气息。在老城区狭窄的街道中，隐藏的天井与小广场依然能感受到阿拉伯过去的影响。晚餐则在老城区一家传统餐厅享用典型的马略卡美食，品尝岛上的美味佳肴。

第五天完全属于您。您可在酒店度过，再次前往帕尔马，或选择前往岛屿北部的选修行程。该行程将带您穿越福门托半岛，抵达埃斯科洛梅尔观景点，随后前往阿尔库迪亚——马略卡最古老的城市。

在这里，您将见证迷人的鹅卵石街巷和如画的广场，它们将把您带入岛屿历史的魅力之中。

第六天则是告别之时。根据返程时间，您可在岛上再度充分享受最后的时光，随后前往机场，从那里返回德国。

马略卡岛的扁桃树花期是一场迷人体验——柔嫩的花朵、空气中的芬芳、宁静的自然与岛民的热情好客，让这些日子变得格外特别。以喜来登马略卡岛阿拉伯拉高尔夫酒店作为您的临时住所，并由经验丰富的旅行服务为您提供贴心指导，此行必将成为您难忘的回忆。

入住五星级酒店 Sheraton Mallorca Arabella Golf Hotel

Sheraton Mallorca Arabella Golf Hotel

体验马略卡杏花盛开的魔力，当整座岛屿沉浸在柔和的粉红与白色海洋之中。在豪华的五星级 Sheraton Mallorca Arabella Golf Hotel 度过风格优雅的时光。酒店俯瞰帕尔马及其海湾，拥有五星级酒店的所有便利设施。从这里出发，您可通过独家游览探索岛上最美的风景。

马略卡杏花

包含服务

二等座 Rail&Fly 往返机场
往返航班：从法兰克福、慕尼黑、斯图加特、汉堡、柏林和杜塞尔多夫飞往帕尔马德马略卡
5晚入住五星级酒店 Sheraton Arabella Mallorca Golf Hotel
5次酒店早餐自助
酒店餐厅欢迎晚宴（三道菜，不含饮品）
在帕尔马的特色晚宴
“杏树花开”一日游
“索列尔、德亚和瓦尔德莫萨”一日游
带导游的帕尔马半日游（含市区观光）
行程起止：帕尔马机场及旅行指南

可额外预订

一等座 Rail&Fly：每人 +100 欧元
“福门托与阿尔库迪亚”加项游：每人 +89 欧元

延长住宿（含早餐）

双人间：每人 299 欧元
单人间：每人 499 欧元

2027 年旅行价格

旅行日期 / 双人间 / 单人间附加费 ---------------- / ----------------- / -------------- 08.02.-13.02. / 每人 1,899 欧元 / +500 欧元 13.02.-18.02. / 每人 1,899 欧元 / +500 欧元 18.02.-23.02. / 每人 1,899 欧元 / +500 欧元 23.02.-28.02. / 每人 1,899 欧元 / +500 欧元 27.02.-04.03. / 每人 1,899 欧元 / +500 欧元

EZZ - 单人间附加费

咨询与预订：

📋 sz.de / leserreisen 📞 089 / 21 83 70 70 📧 sz@globalis.de

旅行社：GLOBALIS® ERLEBNISREISEN GmbH 地址：Uferstraße 24 · 61137 施内克 📧 sz@globalis.de

此行程部分适合行动不便人士，如有特殊需求请与我们联系。

作者：约翰内斯·克努特

当短跑选手欧文·安萨最近从欧洲田径锦标赛归来时，他发现家门口贴着一枚金色的“1”。

周围装饰着黑、红、金三色气球，还有安萨在伯明翰的照片——他最近在100米比赛中夺得铜牌，不久之后又在200米比赛中夺得金牌，成为44年来首位德国选手。

这位新晋金牌得主的另一项殊荣：他于上周日在钻石联赛100米比赛中首次亮相，这是田径界最高级级别的赛事。尽管在预赛中面对牙买加、南非和美国的强劲对手被淘汰，之后因伤结束赛季，但他仍在赛场及国际新闻版面中备受瞩目——当然，原因完全不同。

图片：斯特凡·迈尔 / EIBNER / IMAGO

August，在欧洲杯开幕前数日，德国国家反兴奋剂机构（Nada）发布通报称，德国男子100米纪录保持者在7月9日涉嫌违反《国家反兴奋剂条例》第2.3条（拒绝或未按要求接受样本采集）。这一行为原则上可被视同阳性检测结果处罚，因反兴奋剂机构怀疑运动员拒绝采样或有其隐情。尽管Nada至今未对其采取临时禁赛措施，但在欧洲杯开赛前，该机构仍对其提议最高处罚：禁赛4年。由于这名25岁运动员拒绝接受该处罚（Nada于周五通报），案件现已移交下一级机构——德国体育仲裁法庭。

“我又不是疯了”

Ansah的许多队友在伯明翰表示支持，甚至感到惊讶：一个人头顶如此阴云，如何能在欧洲锦标赛上冲刺奖牌——而这些奖牌，根据程序结果，他可能还会失去？更何况德国广播联盟在欧洲锦标赛期间报道称，Ansah在检查过程中签署了一份文件，告知其可能拒检的后果。

《南德意志报》的调查现已披露，双方如何在内部文件中描述这些事件——并为整个案件蒙上另一层面纱。这些文件显示，为何Ansah及其律师赖纳·塔雷克·切尔克（Rainer Tarek Cherkeh，拒绝就此事置评）如此笃信自己的说法：即这名运动员根本没有拒绝兴奋剂检测。更关键的是，文件揭示了他们指控检查官和反兴奋剂机构（Nada）犯下的严重错误。尽管 Nada 此前强调检查完全符合核心规则，但《南德意志报》获得的文件仍对该案件对反兴奋剂斗争公信力的影响提出质疑。

一张表格上的方框在他看来无法识别

机密文件显示， 25岁的田径运动员欧文·安萨如何描述他备受争议的兴奋剂检测—— 以及他如何强烈反驳国家反兴奋剂机构（Nada）及检测员的版本。在体育仲裁法庭，这很快将成为一个棘手问题。

在他看来，7月9日发生的事情，这位25岁的运动员在一份长达15页的个人声明中向Nada详细说明；声明中附有照片、引用、精确到分钟的描述。据他所述，前一天他得知自己临时进入摩纳哥钻石联赛100米项目的参赛阵容——对一位崭露头角的短跑选手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匆忙在曼海姆的住所收拾行李，因为去往法兰克福飞往尼斯的航班应在16.30起飞。他于14.20在四楼公寓门铃响起，女友在一楼对讲机处却未听到任何动静。她猜测可能是快递员。

他于是匆匆去了一趟洗手间，安萨说。两分钟后门铃再次响起，这次是他自己去对讲机接听——并听到“兴奋剂检测”四个字，于是让检测员进入。

据安萨声明中记录的事发经过，接下来在公寓里发生的事如下：他告诉检测员，“我刚才在洗手间，因为我们正要赶往机场，现在要再去上厕所就很困难了”。他还提到了自己在摩纳哥的参赛席位。在检测员记录下安萨女友作为证人并拍下安萨的登机牌后，他于14.25再次收拾行李。“祝你在摩纳哥好运，”他祝福道，“Rock ’n’ Roll！”

倘若事情果真如安萨及其女友在向Nada提交的个人声明中所述，这本身就已令人惊讶。首先，检测员在当时本应让运动员对整个事件进行签字确认，但他并未这样做。其次，他甚至未向安萨说明——尽管规则明确要求——后者可能拒绝提供尿液样本。再者，一名检测员在五分钟后便与一名运动员道别，而据安萨所述，这名运动员当时明确表示无法立即排尿，这实在令人费解。

一名检测员最近在《体育》杂志中介绍此类情况的常规处理方式时表示：“我们找到运动员后，只有在拿到样本后才会离开。”据他本人所述，斯文·拉福斯（Sven Laforce）从1997年至2018年在IDTM工作——这是Nada官网所列两家提供检测员的机构之一。他表示自己曾陪同测试对象乘坐驾校车，或等待他们完成考试。拉福斯称，唯一可能不采集样本的情况是“运动员晕倒，例如陷入昏迷并被送往医院”。

从这一角度来看，安萨的检测员未主动提出陪同运动员前往机场，令拉福斯感到诧异。从曼海姆到法兰克福机场的车程仅需约一小时，足够让膀胱再次充盈。

若依照安萨的描述及其通话记录的截图，检测员在与安萨道别五分钟后，又再次拨打了他的电话。此时，安萨已与女友坐进车内驶出地下车库。据安萨（及其女友几乎一字不差地）转述，检测员通过免提说：“欧文，那你得再折回来签个字，否则这对你可能会有后果。”

虽然运动员原则上必须接受检查——前提是检查人员已按规定通知运动员并获得其书面确认——但倘若安萨的陈述“马上又要上厕所，这下可就难办了”确如其言，这能算作拒绝吗？无论如何，安萨的律师在向 Nada 提交的声明中似乎正是为此辩解：“我的委托人在任何时候都未表示或给出过他想拒绝接受兴奋剂检查的意思。”

接下来便是决定安萨未来职业生涯走向的关键场景。安萨称自己立即折返并在家门口遇到了检查人员。对方拿着“几张夹在写字板里的纸”，询问安萨能否立即排尿。安萨反复说明自己刚上过厕所，膀胱已空。于是检查人员递给他一支笔。

安萨应在其上签字的那张纸是一份标准表格，夹在黑色文件夹下、放在信箱盖板上，以防被风吹走。他仅凭这些就认出了表格：上面已预先填好他的姓名和名字（显然是检查人员事先填好的），还有一个叉，供他签名。中间还有其他栏目，包括检查人员与运动员就样本流程所做的备注。但安萨称这些栏目“并未填写”。而他在声明中特意加粗的一句话是：“除此之外，表格上什么都没有。”

从这一刻起，安萨的声明中再未提及他与检查人员之间的任何进一步交流。他只是签了字，便告辞离开——因为他相信了检查人员此前的说法：签字，否则可能会有后果。反过来说：签了字，这些后果不就避免了吗？又或者？

在检查人员到访一周后的7月16日，Nada 向安萨发送了一封信，信中透露他们正因可能拒绝采样对安萨启动程序（次日 Nada 即通过新闻稿公布此事）。安萨签署的那份报告单——据他所言未填写任何内容——已作为附件附在信中。但信中却称所有栏目均已填写完毕。

更令人瞩目的是“运动员情况 / 备注”一栏的内容：安萨向检查人员解释，他于7月9日称自己“必须立即赶上飞往尼斯的航班”，并补充道“即使部分样本也无法再采集，因为他几分钟前刚上过厕所”。而且：“基于这一陈述”，检查人员对他进行了“告知”，即此举构成“拒绝”，并“违反反兴奋剂规定”，可能面临“四年禁赛处罚”。

结尾的一句话听起来着实离奇：“运动员欧文·安萨表示理解，并在拒绝声明上签字，随后前往停车场驱车前往法兰克福。”

安萨坚称，检查人员既未向他解释所谓“拒绝”的定义，也未告知其“违反反兴奋剂规定”或即将面临的“禁赛”风险。更未提及他“理解”自己可能面临四年禁赛处罚，因为：“我又不是疯了。”

Nun prangt auf dem von Ansah unterzeichneten Meldeblatt noch ein Kasten (über den die ARD berichtet hatte). In Fettdruck steht dort:

„Die Umgehung der Probenahme oder Weigerung oder das Unterlassen ohne zwingenden Grund, sich nach entsprechender Benachrichtigung einer gemäß den anwendbaren Anti-Doping-Bestimmungen zulässigen Probenahme zu unterziehen, stellt einen Verstoß gegen Art. 2.3 des Nationalen Anti-Doping-Code 2015 (NADC) dar, der (...) bei einem Erstverstoß mit einer bis zu vierjährigen Sperre geahndet werden kann.“

Die Worte „vierjährige Sperre“ sind unterstrichen.

Doch Ansah schreibt, dass er diesen Kasten zum Zeitpunkt der Unterschrift auf dem Vordruck überhaupt nicht habe erkennen können. Dies führt auch sein Anwalt in seiner Stellungnahme an die NADA aus.

In einem Video, das Ansah ebenfalls an die NADA geschickt hat, erklärt der Athlet detailliert, wie es dazu gekommen sein soll: Das Meldeblatt sei hinter anderen Dokumenten abgeheftet gewesen. Der Kontrolleur habe diese auf dem Klemmbrett angehoben und so hinter das Brett umgeschlagen, dass eine Art Papierrolle am oberen Ende des Klemmbretts entstanden sei – und damit den besagten Kasten auf Ansahs Meldeblatt verdeckt habe.

Man würde erwarten, dass die NADA auf eine so detaillierte und mit Vorwürfen gespickte Gegenrede ebenso präzise antwortet. Dass ein Blatt Papier laut Ansahs Schilderung so verdeckt gewesen sein soll, ließe sich doch leicht widerlegen. Oder etwa nicht?

Die NADA entgegnet in ihrem Sanktionsbescheid – einer Art Bußgeldformular, in dem sie laut eigener Aussage „alle relevanten Umstände sowie die daraus folgenden Konsequenzen für die Athletin oder den Athleten“ zusammenfasst. In Ansahs 22-seitigem Bescheid räumt die NADA zwar ein, was der Athlet und seine Freundin über das Treffen mit dem Kontrolleur am 09.07.2026 schildern, nicht jedoch – mit einer Ausnahme: Sie gibt an, der Kontrolleur habe nach der Szene in Ansahs Wohnung mit einem Mitarbeiter von IDTM Rücksprache gehalten. Anschließend habe er Ansah „eindeutig und mehrfach“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dieser gerade eine Dopingprobe verweigere oder unterlasse. Zudem habe er den Athleten wissen lassen, dass es sich hier nicht „um ein Meldepflicht- und Kontrollversäumnis handelt“, falls ein Athlet vom Tester nicht angetroffen werde.

Wie und in welcher Situation der Kontrolleur Ansah aufgeklärt haben soll, führt die NADA in ihrem Bescheid jedoch nicht aus. Noch auffälliger: Sie geht mit keinem Wort auf die Hinweise von Ansah und seinem Anwalt ein, dass der Athlet den Kasten nicht habe erkennen können, der ihn über die Konsequenzen der verweigerten Probe informieren sollte. Auch Ansahs Video, in dem er zeigt, wie der Kasten abgedeckt gewesen sein soll, erwähnt sie nicht. Die NADA stellt lediglich fest, dass der Kasten auf dem Blatt bereits „schriftlich dargestellt“ war.

Ende Juli – also fast zwei Wochen nach dem ersten Schreiben der NADA – reichten Ansah, seine Freundin und sein Anwalt ihre Stellungnahmen ein. Betrachtet man allein die hervorgehobenen und unterstrichenen Passagen darin, waren beide sichtlich erschüttert. Zu den Anmerkungen des Kontrolleurs auf dem Meldeblatt schreibt Ansah etwa:

„Niemals hätte ich dieses Dokument mit dem dann nachträglich vom Kontrolleur eingetragenen Hinweis unterschrieben, wenn ich gewusst hätte, dass der entscheidende Passus verdeckt war.“

Als wäre es selbstverständlich, dass der Athlet den Hinweis hätte sehen müssen – und dieser nicht verdeckt gewesen sein könne.

Und falls der Kontrolleur Ansah tatsächlich „den Eindruck vermittelt“ haben sollte, „die unterlassene Dopingkontrolle habe keine Konsequenzen“, wie die NADA in ihrem Sanktionsbescheid schreibt? Dazu verweist sie auf ein Urteil des Internationalen Sportgerichtshofs CAS, Aktenzeichen 2013/A/3279: Damals hatte der serbische Tennisprofi Viktor Troicki eine Blutprobe unter anderem mit der Begründung verweigert, ihm sei unwohl gewesen und der Kontrolleur habe ihm bedeutet, er könne die Probe nachreichen (was der Kontrolleur bestritt).

纳达组织拒绝就《南德意志报》询问置评

卡斯仲裁庭裁定，是否“出于善意”拒绝提供样本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其是否有客观“强制性”理由。若运动员仅以“主观解释”作为拒绝依据，并导致与检测官产生误会，则不构成正当理由。纳达组织在制裁决定中指出，经验丰富的运动员应熟知兴奋剂检测的框架条件和流程。而安萨在职业生涯中已被要求接受“至少41次”兴奋剂检测，并在近年参与相关培训。且无可争议的是，此类情况同样适用于安萨。

未来卡斯仲裁庭（或其他仲裁机构）将如何解读安萨案，仍有待观察。但纳达组织在制裁决定中发出的另一则表述却引人注目：其并未否认安萨在签署报告后，其签名下方被“手写补充”了内容。纳达仅辩称，这些补充“对打印提示框中后果说明的呈现不构成实质影响”。简单来说，关键在于安萨是否在提示框下方签名（据其本人陈述，他未能识别该提示框）。

然而，若这些“补充”确系事后添加至报告中，它们是否能在程序中被采信？毕竟这些补充记录了安萨整个检测过程——包括检测官如何告知其将接受检测。而根据纳达规则，为确保检测程序合规，此类完整记录是强制要求的。

该规则第5.4.6条进一步规定，运动员与检测官必须在检测结束时签署相关表格，“以确认文件准确反映了样本采集流程及运动员表达的关切”。诚然，该条款针对的是普通兴奋剂检测后的签署表格，而非拒绝检测后的文件。

但为何这一原则不能适用于可能面临严重指控的运动员？否则，检测官可能在事后随意添加任何情况说明。

因此，此案的核心争议或许并非安萨的航班连接是否构成拒绝检测的强制性理由，而是检测程序是否合规——从检测启动到结束，包括一份几乎空白且被遮盖的表格，而纳达在制裁信中主要依赖的正是该表格。

安萨及其女友在声明中表示，“随时准备”在任何程序中“宣誓作证”。这赋予其陈述特殊分量：若其虚假陈述被查实，他们可能面临最高三年有期徒刑的刑事责任。

眼下最大的未知数在于：纳达组织与检测官将如何在后续程序中回应争议点。因“涉及进行中的程序”，纳达组织及检测官均以此为由，拒绝就《南德意志报》的询问置评。

So bleiben auch SZ-Nachfragen unbeantwortet, wie genau der Kontrolleur Ansah mündlich über die Folgen einer verweigerten oder unterlassenen Probe aufgeklärt habe; wieso er dem Athleten offenbar nicht das Angebot machte, diesen zum Flughafen zu begleiten; ob der Kasten auf dem Meldeblatt so abgedeckt war, wie Ansah es schildert; ob das Meldeblatt tatsächlich nachträglich ergänzt wurde und was dies für das weitere Verfahren bedeuten könnte; ob auch der Kontrolleur seine Aussagen eidesstattlich versichern würde.

Zum kompletten Bild gehört allerdings auch, was die Nada in ihrem Sanktionsbescheid erwähnt: dass auch der Sportgerichtshof Cas festgehalten hat, dass man von erfahrenen Spitzensportlern „höchste Sorgfaltspflicht“ erwarten dürfe, sobald der Kontrolleur klingelt. Oder, auf Ansahs Fall gemünzt: Hätte ihn der abrupte Abschied des Kontrolleurs nicht zumindest skeptisch stimmen sollen? Oder spätestens, dass eine Signatur auf einem weitgehend leeren Blatt eine Kontrolle – so wie sie Ansah und seine Freundin schildern – zu einem unkritischen Ende führen sollte?

Und auch das geht aus den Unterlagen hervor: Ansah hatte am 8. Juli seinem Manager gegen 9.30 Uhr bestätigt, dass er den Startplatz in Monaco annehme. Bis der Kontrolleur bei Ansah klingen würde, sollten noch mehr als 24 Stunden vergehen. Hätte Ansah seine Reise im Meldesystem vermerkt, so wie es für Wettkampf- und Reisetage vorgesehen ist, hätte die Nada den Kontrolleur womöglich gar nicht losgeschickt.

Strebt eine Vierjahressperre für Ansah an: Lars Mortsiefer, Vorstandsvorsitzender der Nationalen Anti-Doping Agentur. FOTO: HANNES ALBERT / DPA

Andererseits muss auch eine Kontrolle, die vermeidbar gewesen wäre – insbesondere, wenn sie so schwere Folgen haben kann –, dem Protokoll folgen. Ob sie dies tat, das wird bald die hoch spannende Frage fürs weitere Verfahren sein.

WIDERSTAND GEGEN GIANNI INFANTINO

无条件投降

国际足联主席必须认识到这些威胁的严重性。他早已陷入无条件投降的状态。

吉亚尼·因凡蒂诺逐渐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自身的处境。所需的时间之长从他正在经历的轰动性崩溃中已可窥见一斑。就在不久前，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才能与他对话，多年来他完全无视媒体。在上一次温哥华代表大会上，他领导的国际足联——厚颜无耻但徒劳无功——曾要求为《踢球者》杂志老板提供如美国总统般的礼仪待遇。而他至今仍乘坐卡塔尔酋长国的豪华喷气式飞机环游地球。所有这些，正如他向世界宣扬的那样，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最伟大的社会和文化财富。

然而，他试图将这项最高的人类文化财富——足球世界杯——私下出售给特朗普王国的投资伙伴，无视一切透明度和他统治国际足联十年来仍在执行的规则：这是一场灾难。如今，这场灾难对他造成的冲击比他预计的更为猛烈。甚至引发了欧洲足联在一家美国法院采取具体法律行动，最终可能在瑞士对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由来自欧洲、亚洲和北美 / 中美洲三大洲足联组成的联盟已将因凡蒂诺定为国际足联最高层的不受欢迎人物，自此这位掌门人便陷入无条件投降的状态。仅在丑闻曝光三天后，他就取消了具体的世界杯出售计划。现在，他甚至放弃了自己最大的热情：他被迫书面保证国际足联永远不会再尝试将其珍贵的世界杯资产出售给任何私人投资者。若非如此，原定于下周举行的U20女子世界杯将无法有六支欧洲国家队参赛，甚至可能因此无法举办。

他甚至在危急关头放弃了自己最强大的诱饵

因凡蒂诺开始意识到，欧足联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否则他现在不会屈服，也不会放弃自己最强大的诱饵：那永恒的承诺——为这个总是捉襟见肘的足球世界源源不断地输送金钱，而这个世界恰巧在足球运营几乎不可能的地区最为贫困。现在，关于这笔奇迹般的资金增值的故事已沦为一纸空文，除非有亿万投资者入局。因凡蒂诺的其他备选方案，如每两年举办一届世界杯，均已宣告失败。

而这理应如此。因凡蒂诺追求天文数字般财富的行为荒诞至极。他的国际足联（其存在宗旨本是全球推广足球）如今却坐拥50亿欧元储备金。这笔钱绝非属于某个名叫詹尼·因凡蒂诺的私人富豪，而是属于足球本身。那么，为何他无法将其取出？

国际足联甚至出于政治算计扣留部分资金。约旦足协就曾为等待应得款项等待了8个月。而在世界杯期间，该国足协主席阿里亲王在一次看似黑帮式的会面中，被告知如果他承诺在下届主席选举中支持国际足联主席，这笔钱便可立即汇至约旦。阿里公开此事后，资金随即到账。

其他足协也提出类似指控。近期因凡蒂诺刚刚访问加勒比地区，当地的资金闸门也突然松动。暂且停下思考：国际足联坐拥50亿欧元，但某些足协却不得不为争取资助金额低头。与此同时，因凡蒂诺仍在竭力榨取更多资金——为此他甚至试图将世界杯转播权出售给与足球无关的私人机构。目的何在？难道是为了让资金储备池很快爆满？

一场幽灵正在世界足坛徘徊，必须终结。实际上，因凡蒂诺的支持基础正在瓦解。欧足联坚持强硬立场是正确的。其拟启动针对因凡蒂诺的刑事诉讼的指控，似乎证据充分。这位国际足联主席及其他相关人员，理应通过法律途径被迫公开其秘密计划——而这些计划本应按章程规定交由相关机构共同制定与审议。

不久之后是否会再次出现搜查行动？欢迎来到“文化保护者”詹尼·因凡蒂诺的王国——欢迎来到国际足联门2.0。托马斯·基斯特纳

菲利普·施奈德

慕尼黑 – 在半场哨响前，文森特·孔帕尼再次上演了一幕他最爱的戏码——这出戏码他已在德甲联赛的舞台上上演了整整两年：孔帕尼看到了属于自己的球。

此时，若想详细记录孔帕尼的球员们正身处何地，可能需要慢动作回放——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按照经典足球教科书的标准，本应像大袋鼠出现在北极圈那样不合时宜。拜仁全队陷入了一种万物交织的状态：中场球员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此时摇身一变成了右后卫，他精准地将球传至同样“客串”前锋的右后卫康拉德·莱默尔的跑动路线。唯有斯图加特门将法比安·布雷德洛夫当晚的反应，才将拜仁2:0的比分扼杀在摇篮中，也避免了这支去年排名第四的球队提前出局。

然而，当半场结束的哨声响起，这场德甲第64轮赛季的首次狂欢也随之终结时，观众们不禁预感到：不久之后，那尊在开赛前于慕尼黑草坪上展示的冠军奖杯，或许会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重返舞台——就像洛奇·巴尔博亚的归来那样，势不可挡。

新任德国国家队主教练于尔根·克洛普也在赛季揭幕战中现身慕尼黑竞技场

拜仁在周五晚并未像一年前对阵RB莱比锡时那样上演6:0的狂欢。这次他们的心理战术更为高明。开场前20分钟他们表现得相当克制，任由对手主导比赛。而斯图加特队甚至在半场后扳平比分1:1，士气大振。但随后拜仁如狂暴战士般发起猛攻。

最终他们仅以5:1（1:0）收场，这还得归功于主裁判吹响了终场哨。斯图加特国脚德尼兹·温达夫表示：“我们本可能丢掉八九个球。他们根本停不下来。他们的跑动极其恶心，制造空间并完成传中。”

慕尼黑主帅文森特·孔帕尼在其工作表现中，除了原本就大量存在的勤勉评分外，又新增了一系列创造性评分。孔帕尼利用杰米尔·穆西亚拉因伤缺阵的机会进行了一次实验，并在赛季揭幕战对阵斯图加特时再次尝试：他让左后卫内森尼尔·布朗在进攻核心位置分球。

新任德国国家队主教练也在赛季揭幕战中现身慕尼黑竞技场。谁知道呢？也许克洛普会在9月底以新角色首次亮相时，借鉴布朗作为"10号"的想法。不过布朗作为一个传统10号，在太多位置上都有出现。与拜仁其他队友如出一辙。

孔帕尼在赛前一天被问及球队的位置打法时，曾宣布了一项战术"进化"。事实确实如此：对于那些在夏季休赛期偶尔观看拜仁比赛的球迹来说，这场比赛看起来更加流畅且轮换频繁。

哈里·凯恩显然找到了极大的乐趣，他将斯图加特的多名盯人后卫吸引到曼努埃尔·诺伊尔的球门前。一会儿他站在己方点球点，转眼又变成了左后卫。布朗也不例外，他不仅出现在进攻端，还经常回到其成长位置：边后卫。

然而，这些超级灵活的慕尼黑球员并未展现出足够的威胁。至少目前如此，正如克洛普在看台上专业地评价的那样。斯图加特队决意在联赛首战中拼尽全力。他们埋头苦干、积极逼抢，并创造了首次得分机会：格里沙·普勒梅尔的一记头球被挡出后落在蒂亚戈·托马斯脚下，后者近距离将球射上横梁。斯图加特险些在拜仁赛季揭幕战中取得领先。

孔帕尼的球队仅用两次简单的定位球就扭转了局面。在凯恩被侵犯后，奥利塞主罚任意球，展现出精湛的射术将球打在立柱上。四分钟后，基米希开出角球，达约特·乌帕梅卡诺跑入禁区，用额头触球——1:0。斯图加特仅用了15分钟就活跃地参与比赛。随即拜仁开足了联赛压制机器的马力，或许除非复活节兔子颁发冠军奖杯，否则他们根本不会停止运转。

斯图加特队继续向前推进——身后的空当却越来越大：哈里·凯恩在进攻中找到位置时，将球传给路易斯·迪亚斯的跑动路线，但出色的法比安·布雷德洛夫挡出了这脚射门。布雷德洛夫还在高空中飞身扑救，挡下了从禁区弧顶边缘射出的势大力沉的劲射。

直到球员回到草坪，准备开启下半场时，斯图加特队才突然找回状态。于利安·沙博特的射门先是被诺伊尔凭借反应力挡入“守门员博物馆”，但球经反弹后落到约沙·瓦格诺曼脚下——转眼间，比分变成了1:1。

在场边，斯图加特主帅塞巴斯蒂安·霍内斯跳起了胜利之舞，但观众随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了这一幕。拜仁全队似乎并不愿让比赛就此逆转，于是在五分钟内连进两球。先是基米希抢断安杰洛·施蒂勒的解围球，将球送到迈克尔·奥利塞跟前——2:1。随后瓦格诺曼在自家五米区域内绊倒阿方索·戴维斯传出的地面球，球滚入自家球门——2:2。刚刚还是斯图加特队的进球功臣与前场核心的瓦格诺曼，转眼成了悲剧英雄。

客队一度表现得相当顽强，但倒霉的是，他们还得继续奉献超过半小时的“表演”。拜仁则轻松而危险地继续向前推进。

奥利塞在凯恩的助攻下破门，但VAR判定越位极其微弱。比分最终定格在4:1。进球的手法与其说出自终结者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之手，倒不如说体现了助攻手伊斯梅尔·赛巴里的风格。这位摩洛哥新援——正如乌利·霍内斯所称——刚刚替补登场，便展现出强壮前锋的柔韧性：奥利塞将球送出后，赛巴里在斯图加特队禁区附近扭动腰身，让年轻的耶尔奇空手而归。

正是赛巴里在第61分钟替补登场后，又在第两次得分中贡献助攻，助路易斯·迪亚斯在第补时阶段锁定5:1的比分。两次得分数据，一次替补上场。若非错觉，这位摩洛哥新援似乎已立刻为自己正名。

慕尼黑动力

莱昂·戈雷茨卡在与拜仁合同到期后找到了新东家。他将在阿斯顿维拉担任重要角色。

伦敦 — 近期，弗尔竞技俱乐部（VfL Bochum）的管理层或许曾燃起过希望：戈雷茨卡可能会留队整整一年，在德乙联赛中助一臂之力。在今年夏天与拜仁慕尼黑的合同到期且未获续约后，这位中场球员在世界杯后随私人教练在家乡俱乐部保持状态。外界原本预期这位备受追捧且无需转会费的球员会短暂客串。他本人曾自信地表示：“我很幸运，处于一种特权地位。”然而，他实际在波鸿基地停留的时间比预期更长。显然，他的处境并非如此“特权”。好在，这位31岁的球员最终还是宣布了新东家。或者说，他终究还是找到了下家？

周四晚间，戈雷茨卡与目前的欧联杯冠军阿斯顿维拉确认达成合作协议。有关这一消息的传言已在本周初流传。对戈雷茨卡而言，公告并未迫在眉睫：无俱乐部的职业球员随时可签约，即使在转会窗口关闭后也不例外。

随着加盟英超联赛，这位成功球员的漫长寻队之旅终于画上句号。早在两个赛季前，戈雷茨卡就已在拜仁被明确告知，未来在球队中将不再扮演重要角色。自此，他便成为潜在的转会对象。尽管外界盛传多次转会传闻，他仍选择继续留在慕尼黑——这或许与其年薪高达两位数百万欧元不无关系。

关于他在阿斯顿维拉的合同细节，外界至今所知甚少。这通常意味着涉及极为敏感的条款。据猜测，合同可能为期两年，并附带再续一年的选项。据悉，其薪资低于一千万欧元，但可能通过签约奖金部分弥补损失。戈雷茨卡年初在《时代》周报采访中表示，他并非为了“榨取最大价值”，而是希望“相较队友获得公平报酬”。

阿斯顿维拉的财力无法与英超顶级俱乐部相提并论

双方都试图营造一种印象，即对方是他们各自最理想的选择。在与俱乐部内部沟通部门的交谈中，格雷茨卡将阿斯顿维拉描述为“名副其实的大俱乐部”。在他看来，这家位于伯明翰阿斯顿区的俱乐部除了首次参加欧冠联赛外，还能为他提供一个机会，证明自己有资格进入德国国家队。在小组赛阶段，包括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和多特蒙德在内的球队将与维拉主帅乌奈·埃梅里的球队交锋。格雷茨卡回忆起两年前拜仁在维拉公园球场以0:1落败后那“疯狂的能量”。在他看来，这样的夜晚着实令人怀念——尤其是在经历了“自己那段稍长的空窗期”之后，他自嘲地回顾了那段无俱乐部效力的时光。不过，他也不忘对拜仁轻轻“补上一刀”：英超与德甲最大的不同在于，“几乎每隔几天”就有重大比赛。本周一，阿斯顿维拉——在揭幕战中以0:4负于布莱顿——将在主场迎战卫冕冠军阿森纳。

作为回应，维拉热情欢迎这位德国新援，并大加赞赏：“如果你需要一台发动机，就信任一个德国人。”尽管格雷茨卡在过去一年无论是在拜仁还是在国家队都未能成为主力，但在伯明翰，人们对他的到来感到欣喜——这也因为俱乐部最近所有核心球员都相继离开。先是摩根·罗杰斯、埃兹里·孔萨和尤里·蒂勒曼斯以总计约四分之一十亿欧元的转会费加盟切尔西、阿森纳和曼联等竞争对手。如今，主力门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也转投切尔西，而射手奥利·沃特金斯则即将转会至沙特阿拉伯。阿斯顿维拉在2020年夺得三冠王后，核心球员接连离队，包括8年来7次夺冠的莱昂·格雷茨卡，31，也告别拜仁。维拉至今未能找到合适人选填补这些空缺。俱乐部的财力无法与英超顶级俱乐部相提并论。因此，维拉主要签下了一些未经考验的年轻球员，寄望于他们的潜力。其中一位是瑞士攻击手约翰·曼赞比，他在上赛季在弗赖堡崭露头角，转会费高达6,000万欧元。

埃梅里的球队现在希望格雷茨卡能立即增强中场实力。除了蒂勒曼斯的离开，维拉还需面对比利时球员阿马杜·奥纳纳的缺阵——他在世界杯上受伤，撕裂了十字韧带——以及同样受伤的曼赞比，后者的复出至少需要一段时间。此外，若昂·戈梅斯也无法出战：这位葡萄牙球员今夏从降级球队狼队加盟，在首场比赛中就吃到黄牌，本场对阵阿森纳的比赛将因停赛无法上场。面对如此人员短缺的局面，格雷茨卡有望在新东家立即担纲重任——前提是他能在缺乏系统训练的情况下保持状态。他的活力与执行力本就与英超这种身体对抗激烈的联赛风格相得益彰。

格雷茨卡是阿斯顿维拉的第四位德国球员——在他之前有马蒂亚斯·布赖特克罗伊茨、斯特凡·拜尼利希和托马斯·希茨尔斯佩格。而对于波鸿来说，这意味着他可能回归的希望暂时化为泡影。

| 1. FC科隆 - 霍芬海姆TSG | | --- | | 1:0 斯特纳（第56分钟）。 - 观众：1850人 | SC弗赖堡 - 柏林联合足球俱乐部1.FC / 周六 12:00 VfB斯图加特 - 汉堡体育俱乐部 / 周六 14:00 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 - 纽伦堡1.FC / 周日 14:00 拜耳勒沃kusen - VfL狼堡 / 周日 16:00 不来梅体育俱乐部 - RB莱比锡 / 周日 18:30 拜仁慕尼黑 - 美因茨05 FSV / 周一 18:00

德甲联赛

第1轮比赛

第1轮比赛拜仁慕尼黑 - 斯图加特 5:1 (1:0) 1:0 乌帕梅卡诺（21.分钟），1:1 瓦格诺曼（52.分钟），2:1 奥利塞（55.分钟）， 3:1 瓦格诺曼（57.分钟，乌龙球），4:1 帕夫洛维奇（82.分钟），5:1 L.迪亚斯（90.+2分钟）。——裁判：施托克斯（拉姆斯多夫）。——黄牌： M.-J.金 / 夏博特、耶尔奇、普勒梅尔。——观众：75 000人。

埃尔弗斯贝格 - 拜耳勒沃库森周六 15:30 RB莱比锡 - 门兴格拉德巴赫周六 15:30 美因茨05 - SC帕德博恩周六 15:30 柏林联合 - 法兰克福周六 15:30 科隆 - 霍芬海姆周六 15:30 多特蒙德 - 汉堡周六 18:30 弗赖堡 - 不来梅周日 15:30 奥格斯堡 - 沙尔克04 周日 17:30

欧洲冠军联赛

小组赛抽签拜仁慕尼黑阿森纳（主）塞维利亚（主）博多 / 格利姆特（主）斯拉维亚布拉格（主）

小组赛对阵（德甲球队）

马德里竞技（客）曼联（客）里尔（客）维京斯塔万格（客）

多特蒙德国际米兰（主）塞维利亚（主）比利亚雷亚尔（主） AEK雅典（主）

阿森纳（客）阿斯顿维拉（客）博多 / 格利姆特（客）萨巴赫马萨齐尔（客）

RB莱比锡曼城（主） PSV埃因霍温（主）顿涅茨克矿工（主）朗斯（主）

皇马（客）曼联（客）费耶诺德（客）科莫1907（客）

斯图加特马德里竞技（主）布鲁日（主）里尔（主）维京斯塔万格（主）

国际米兰（客） PSV埃因霍温（客）加拉塔萨雷（客）布拉迪斯拉发（客）

欧联杯

小组赛抽签拜耳勒沃库森马赛（主）萨尔茨堡红牛（主）采列（主）贝西克塔斯（主）

里昂（客）萨格勒布迪纳摩（客）波兹南莱赫（客）克里特岛OFI（客）

霍芬海姆里昂（主）布达佩斯费伦茨瓦罗斯（主）格拉茨风暴（主）贝西克塔斯（主）

奥林匹亚科斯（客）安德莱赫特（客）水晶宫（客）克里特岛OFI（客）

欧协联

资格赛附加赛 / 首回合弗赖堡 - 玛瑟韦尔 4:1 (1:1) / 3:1 1:0 谢尔汉特（6.分钟），1:1 隆格洛（22.分钟），2:1 马塔诺维奇（60.分钟），3:1 伊里埃（63.分钟），4:1 后藤（85.分钟）。——红牌：格德伍德-赖希（57.分钟，玛瑟韦尔，战术犯规）。——观众：31 000人。

弗赖堡小组赛对阵帕纳辛奈科斯（主）摩纳哥（客）特温特（主）特拉布宗（客）亚布洛内茨（主）扎尔吉里斯考纳斯（客）

德乙联赛

第3比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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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比赛日 | | VfL波鸿 - VfL奥斯纳布吕克 / 0:1 (0:1) | 0:1 巴吉耶（第4分钟）- 观众：25 498 | | 布伦瑞克体育俱乐部 - 赫塔BSC / 3:5 (2:2) | 1:0 施图尔姆（第9分钟），2:0 埃勒斯（第33分钟），2:1 索尔斯坦松（第44分钟），2:2 布雷卡洛（第45+4分钟），2:3 埃勒斯（第53分钟，乌龙球），2:4 布雷卡洛（第69分钟，点球），2:5 阿德武米（第87分钟），3:5 乌尔比希（第88分钟）- 观众：21 8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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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C海登海姆 - 德累斯顿迪纳摩 / 周六 13:00 卡尔斯鲁厄体育俱乐部 - VfL狼堡 / 周六 13:00 科特布斯能源 - SpVgg格雷特霍夫菲尔特 / 周六 13:00 1.FC纽伦堡 - 阿米尼亚比勒费尔德 / 周六 20:30 FC圣保利 - 1.FC凯泽斯劳滕 / 周日 13:30 SV达姆施塔特98 - 汉诺威96 / 周日 13:30 1, FC马格德堡 - 霍尔斯泰因基尔 / 周日 13:30

排名 / 球队 / 场次 / 胜 / 平 / 负 / 进球 / 积分 1. (2) / 赫塔BSC / 3 / 0 / 10:4 / 9 2. (1) / 1.FC纽伦堡 / 2 / 0 / 7:2 / 6 3. (3) / 卡尔斯鲁厄体育俱乐部 / 2 / 1 / 0 / 2:1 / 4 4. (4) / VfL狼堡 / 2 / 1 / 0 / 1:0 / 4 5. (5) / 布伦瑞克体育俱乐部 / 3 / 1 / 0 / 2 / 9:7 / 3 6. (6) / 阿米尼亚比勒费尔德 / 2 / 1 / 0 / 1 / 4:2 / 3 7. (8) / 科特布斯能源 / 2 / 1 / 0 / 1 / 3:4 / 3 8. (7) / VfL波鸿 / 3 / 1 / 0 / 2 / 1:2 / 3 9. (9) / 1.FC海登海姆 / 2 / 1 / 0 / 1 / 5:7 / 3 10. (10) / 1.FC马格德堡 / 2 / 1 / 0 / 1 / 4:6 / 3 11. (11) / 德累斯顿迪纳摩 / 2 / 1 / 0 / 1 / 1:3 / 3 12. (18) / VfL奥斯纳布吕克 / 3 / 1 / 0 / 2 / 4:7 / 3 13. (12) / 霍尔斯泰因基尔 / 2 / 0 / 2 / 0 / 4:4 / 2 14. (13) / FC圣保利 / 2 / 0 / 2 / 0 / 3:3 / 2 15. (14) / 1.FC凯泽斯劳滕 / 2 / 0 / 2 / 0 / 0:0 / 2 16. (15) / SV达姆施塔特98 / 2 / 0 / 1 / 2:3 / 1 17. (16) / SpVgg格雷特霍夫菲尔特 / 2 / 0 / 1 / 3:5 / 1 18. (17) / 汉诺威96 / 2 / 0 / 2 / 1:4 / 0

福尔图娜杜塞尔多夫 - VfB斯图加特二队 1:0 A. 米勒（第59分钟）- 观众：25 805

1:0 (0:0)

| 英格兰：英超联赛 | 水晶宫 - 曼城 / 1:4 (0:1) | 0:1 哈兰德（第17分钟），0:2 切尔基（第54分钟），1:2 多纳鲁马（第56分钟，乌龙球），1:3 切尔基（第59分钟），1:4 哈兰德（第84分钟） |

| 女子德甲联赛 | | 第2比赛日 |

全力以赴

不来梅的SV威悉河体育俱乐部资金仍然紧张。为平衡账目，仍需通过球员转会获得数百万欧元的收入。对不来梅人来说，这算是一点安慰：许多其他德甲俱乐部也面临同样的处境。

托马斯·许尔讷

不来梅——现代转会记者的触角无处不在，甚至能延伸到科特布斯一家超大号餐厅的在线评论区。那里最近出现了一篇由用户达维德·科夫纳茨基（Dawid Kownacki）撰写的帖子，而此人正是目前与德甲俱乐部不来梅足球俱乐部签约的那位达维德·科夫纳茨基。他写道，为了庆祝合同签署，他去了那家餐厅，并大赞“超大份量简直疯狂，名副其实”。五星好评！他表示未来会更常光顾。

这位前锋科夫纳茨基看来高兴得太早了，因为那份合同最终未能落实——没错，就是“没能落实”。尽管转会谈判据说已进入冲刺阶段，甚至该二级联赛俱乐部的主教练还公开表态，但最终科特布斯的转会还是泡汤了。若是看到当地提供的巨型份量，这实在令人遗憾：一米长的炸香肠要价17欧元，两公斤“巨无霸超大号炸肉排”售价26欧元——这样的价格如今哪里还能找到？

更多爱意，更少金钱：前锋尼克拉斯·菲尔克鲁格（33岁）已重返不来梅。图片：托恩豪泽 / Beautiful Sports / IMAGO

第一对手弗赖堡，代表了不来梅曾经的一切，以及渴望成为的样子

人们可以将这段小插曲视为对不来梅体育俱乐部（SV Werder Bremen）市场运作的寓言。这家传统俱乐部必须在可控预算内运营，并因此引进尚未成为重量级球员、但理想情况下未来可能成为重量级球员的足球运动员。在此，恕我直言，科瓦纳茨基（Kownacki）可谓是一个警示案例：三年前他从德乙联赛加盟，却因无法胜任德甲水平而被多次外租。

科瓦纳茨基并未成为不来梅所需的“五星级转会”，无法助力俱乐部实现管理层的中期目标——重返欧洲赛事区。现实中，不来梅上赛季表现惨淡，险些降级，仅因三支竞争对手竭力将其推至降级区边缘才得以保级。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不来梅将在本周日（15.30）于德甲新赛季揭幕战中客场对阵弗赖堡；这支标杆俱乐部代表了不来梅昔日的辉煌与今日的渴望。通过持续的价值投资，弗赖堡稳步上升，成为德甲当下最成功的“小球会”。他们如今运营的层次早已超越不来梅所能企及的范畴，甚至还“拯救”了北方邻居的财务状况：未来将守卫弗赖堡球门的米奥·巴克豪斯（Mio Backhaus）正是不来梅青训出品，这对其母队而言亦是一种间接援助。

这笔交易耗费弗赖堡1,200万欧元，且因转会在6月30日前敲定，仍计入上一财年。对不来梅而言，这绝非小事——在威悉河畔，这个“不受欢迎的词汇”如今出现的频率甚于阿尔顿（Ailton）昔日追逐直传时的频率——他们正处于“结构性赤字”运营状态。换言之，不来梅每年至少需出售一名球员换取数百万欧元，否则账目将陷入亏损，尤其是当俱乐部因电视转播收入排名下滑时。若不来梅上赛季最终排名第10而非第15，如今账面将多出1,000万欧元。听起来耸人听闻，实则——正如不来梅财务总监克劳斯·菲尔布里（Klaus Filbry）在采访中所强调的——在德甲已是普遍现象。

“如今，”菲尔布里表示，“几乎没有俱乐部能不依赖转会收入平衡成本支出。”这番话耐人寻味，尤其是当它与疫情期间各职业俱乐部郑重承诺的原则形成鲜明对比。现实亦是如此：即使在经济状况更优的传统俱乐部，他们（尤其是）已将薪资预算推至极高水平，必须通过大额转会盈利来维持运营。譬如斯图加特（VfB Stuttgart）尽管创造了创纪录的营收，仍需依赖中场核心比拉尔·埃尔·汉努斯（Bilal El Khannouss）的数百万欧元转会收入来推动基础设施项目。法兰克福（Eintracht Frankfurt）的账目同样捉襟见肘，下一赛季无缘欧战意味着即使拜仁慷慨转会费5,000万欧元（用于内森尼尔·布朗[Nathaniel Brown]），也不足以弥补赤字——尽管该俱乐部近期刚因天价前锋转会大赚一笔。

Die德甲联赛说到底就是一家“卖家联盟”，尤其是依赖英国资本。不来梅人想要、也必须成为一家“卖家俱乐部”，以免在竞争中体育和经济上被彻底碾压。道理很简单：谁能高价卖出球员，通常意味着阵中球员在球场上已有稳定表现。而不来梅呢？唉，他们至今仍在与几个竞争对手处于完全不同的“重量级”。除了门将巴克豪斯外，组织核心罗曼诺·施密德（弗罗西诺内；850万欧元）和后卫新秀卡里姆·库利巴利（斯特拉斯堡；2000万欧元）均已转会，这笔收入正好填补了不来梅——是的，就是它的结构性赤字。

今年夏天，不来梅将无力再支付高额转会费，尽管阵中多个位置都有补强需求。“我们正在从事一项充满波动性的生意。”负责财务的菲尔布里如是说，他作为财务负责人在不来梅俱乐部办公室为球队提供保障。库利巴利的案例尤其说明了问题：俱乐部在其首个正式赛季表现尚可后便将这位19岁球员卖出，却不敢赌其在下一赛季能凭借出色发挥将身价翻倍。

去年夏天，斯图加特斥资8000万欧元买下尼克·沃尔特马德，而不来梅同样需要这笔英国资本来推动下一阶段的发展。此外，斯图加特还为一名前奥斯特代希体育场青训出品的前锋付出了代价。

因此，不来梅虽创下自2009年巴西球员迭戈转会以来的第二高转会收入，但弗赖堡等竞争对手已斥资6000万欧元引进球员。

难怪财务总监菲尔布里和体育总监克莱门斯·弗里茨会成为“Good-Fight-Club”的成员；在俱乐部办公室里，两人需在账面收益与体育成绩间永远寻找微妙平衡。尽管预算有限，但备受诟病的弗里茨在转会市场上交出了一份尚可的成绩单——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前锋尼克拉斯·菲尔克鲁格的租借回归。后者已放话，在不来梅他将用“另一种货币”支付报酬：更多爱，更少金钱。

眼下，不来梅可拿不出什么“大份额”来诱惑球员。

用观众的力量弥补球队的弱点

一场好莱坞式的电影致敬沙尔克的崛起。球队阵容得到显著增强——但这些新援此前的市场价值更高。

盖尔森基兴——正如好莱坞大片《奥德赛》一般，在盖尔森基兴这部大制作《沙尔克的神话——一生忠诚》中，观众早在走进影院前就已知晓故事的结局。观众知道：在这部电影里，英雄们将克服痛苦与困难，最终实现目标。奥德修斯将重返伊萨卡王国，拥抱佩涅罗珀；沙尔克04，将重返德甲联赛，并由瓦茨克亲自迎接。

尽管所有人早已心知肚明，影院依然座无虚席。《奥德赛》在德国已吸引超过300万观众，而刚上映的沙尔克电影同样吸引了大批观众，遍及全国。位于杜伊斯堡的UCI影院周四晚间场次已告售罄。从伍珀塔尔、索林根、杜塞尔多夫、科隆到慕尼黑伊萨尔门广场的CinemaxX——各地上映的沙尔克崛起传奇无处不在。

两部电影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它们都讲述了足以成为世界文学素材的传奇故事，充满鲜血、汗水与泪水。两种影院体验均依赖于著名导演与演员的精湛技艺：前者有克里斯托弗·诺兰、马特·达蒙与汤姆·赫兰德，后者则有弗兰克·鲍曼、米龙·穆西克与克南·卡拉曼。

周三晚间，全队、董事会成员乃至那位长着圆鼻子的吉祥物埃尔温，都在盖尔森基兴那座庄严的沙乌堡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版的成功史。现场有爆米花与瓶装啤酒。为配合这一喜庆场合，英俊的教练米龙·穆西克身着一袭西装，其款式仿效毛泽东的着装风格——只是以更符合时代的时尚版本呈现。董事长马蒂亚斯·蒂尔曼感叹道，这样一部电影能走进影院并被成千上万人观看，简直“疯狂”，但“它证明沙尔克不仅仅是一家足球俱乐部，更不仅仅是‘我周六或周日去体育场看场比赛’。”

在新赛季首个比赛日，沙尔克球迷将在周日前往体育场为球队助威。观众人数不会太多，因为升班马首战客场，但即使在奥格斯堡，看台上也必然会飘扬大片皇家蓝。上赛季沙尔克在德乙联赛每场客场平均有超过7000名球迷随队出征，在德国客场观众数量上无出其右。排名第二的是汉堡体育俱乐部，约为6000人。无论是谁、无论用何种方式统计出这些数字——都不是沙尔克04营销部门为粉饰神话而炮制的数据。这个神话是真实的。

重量级加盟：沙尔克04新援罗宾·戈森斯，32岁。摄影：亨德里克·施密特 / 德国新闻社（DPA）

理所当然之事：球是圆的，地球与月亮是圆的，沙尔克拥有一支异常狂热的球迷大军。本赛季的问题是，俱乐部如何利用这支最强大的天然资源，让观众的力量弥补球队的弱点。这些弱点在升级赛季也曾存在，穆西克教练凭借心理与技术手段妥善应对。但在德甲联赛，任务将更加艰巨。

其他俱乐部，如去年同样升级的科隆足球俱乐部和汉堡体育俱乐部，在从德乙升入德甲后会换掉半数球员。沙尔克04今年夏天并未如此操作，但这并非出于对升班马的信任，而是他们的预算少得可怜。

像升班马能够支出的金额在盖尔森基兴根本无法想象。埃尔弗斯贝格俱乐部仅为年轻的美国球员科尔·坎贝尔就准备了600万欧元，帕德博恩俱乐部则为前锋加布里埃尔·维多维奇和马文·皮林格各投入300万欧元，而弗兰克·鲍曼却不分周、月地向法兰克福同行马库斯·克舍施压，试图压低迪娜·埃比姆贝的转会费。这笔交易涉及的是几十万欧元——按通胀调整后的金额，相当于沙尔克还在与STV霍斯特·埃姆舍尔竞争的年代。

诚然，沙尔克的新援在知名度上远超埃尔弗斯贝格和帕德博恩的球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尴尬特征。奥地利后卫马克西米利安·韦伯、同胞朱尼尔·阿达穆、法国人埃比姆贝、德国国家队球员罗宾·戈森斯以及重新签回的射手埃丁·哲科——他们都曾拥有远高于当前的市场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韦伯在职业生涯中与伤病的斗争多于与对手的较量，而前锋阿达穆似乎在射门问题上长期存在顽疾。埃比姆贝则缺乏稳定的表现，戈森斯的防守弱点屡屡暴露，而40岁的哲科则让年龄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另一方面，阿达穆在季前训练中凭借速度、跑动能力以及偶尔的成功传中表现出色，而埃比姆贝与戈森斯也逐渐融入主力阵容。至于哲科，他在周一的德国杯哈勒站比赛（5:2，加时赛）中以典型的方式创造了事实。第64分钟替补登场的他成为沙尔克所需的解决问题者，既是进球者也是助攻手。

20.00 / 《今日新闻》 ------- / ------------- 20.15 / 《外交官：危险的谎言》电视犯罪片（德国2026年）。主演：娜塔莉亚·沃尔纳、克莱利亚·萨尔托、亚历山大·拜尔。导演：安娜-卡塔琳娜·迈尔。女考古学家西蒙娜·费希特在德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却随即神秘失踪。 21.45 / 《今日话题》 22.05 / 《狼之地：黑色之心》电视犯罪片（德国2023年）。主演：戈茨·舒伯特、伊冯娜·卡特菲尔德。导演：奥勒·扎帕特卡。一名已故生物学硕士与一种稀有甲虫成为本次案件的焦点，"布奇"与维奥拉两位警探接手此案。 23.35 / 《周日寄语》主持人：亚历山大·赫纳（柏林） 23.40 / 《伊娜之夜》嘉宾：克里斯蒂安·埃林（单口喜剧演员）、伊娃·卡尔·法尔特迈尔（单口喜剧演员）、帕梅拉（音乐） 0.40 / 《今日新闻》 0.45 / 《强盗！》犯罪喜剧（美国2001年）。主演：布鲁斯·威利斯、比利·鲍勃·桑顿、凯特·布兰切特 2.45 / 《外交官：危险的谎言》电视犯罪片（德国2026年） 4.15 / 《时尚杂志》

第一套节目

7.15 《安娜在千湖之国》（5 / 5） 7.40 《尼娜与宠物们》 7.55 《检查员玛丽娜》 8.20 《知识改变命运！》 8.45 《POV——你的故事很重要》 8.55 《胡椒籽》 9.50 《今日新闻》 9.55 《熊猫、大猩猩与伙伴们》 10.40 《熊猫、大猩猩与伙伴们》 11.30 《问不倒电视团》 12.00 《今日新闻》 12.15 《兽医们》（1 / 60） 13.00 《兽医们》（2 / 60） 13.45 《今日新闻》 14.00 《生命之流》。电视剧，德国 2011 15.30 《我的妈妈……太不可思议了》（1 / 5）。电视浪漫喜剧，德国 2018 17.00 《今日新闻》 17.15 《热点追踪》 17.52 《天气预报》 18.00 《体育秀》 18.30 《体育秀》

第二套节目

8.45 《H2O——美人鱼历险记》 9.10 《比比和蒂娜》 9.35 《长袜子皮皮》 10.25 《紧急呼叫码头前线》 11.10 《斯图加特刑侦队》 11.55 《今日快讯》 12.00 《简单人生》 12.15 《本德舒一家：本德舒对本德舒》。电视喜剧，德国 2023 13.40 《阿尔萨斯的一个夏天》。电视喜剧，德国 2012 15.10 《今日快讯》 15.15 《废品换钞》 16.10 《罗斯海姆警探》 17.00 《今日快讯》 17.05 《地方时事》 17.35 《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备用电源、饮用水、罐头食品》 18.05 《慕尼黑刑侦队》 19.00 《今日新闻》 19.20 《天气预报》 19.25 《山区医生》

巴伐利亚广播公司

20.15 《乔瓦尼·扎雷拉秀》夏日派对特别节目。参与嘉宾：克斯廷·奥特、瓦内萨·迈、安德烈亚斯·加巴利尔、克里斯·帕彭迪克、莎拉·布莱曼、纳丁·埃利希、朱利安·菲格、彼得罗·巴西莱、马克·梅德洛克、弗里达·戈尔德、乔伊·海因德尔、波尔曼、蒂姆·彼得斯、文森特·格罗斯、塞米诺·罗西。主持人：乔瓦尼·扎雷拉。在“夏日派对”主题下，乔瓦尼·扎雷拉与观众及世界知名嘉宾共同庆祝其节目五周年——首次在露天ZDF电视花园举办。

23.15 《今日新闻杂志》 23.30 《最新体育工作室》 0.55 《今日快讯》 1.00 《乔瓦尼·扎雷拉的意大利夏夜——哥达露天音乐会》 2.30 《今日秀特别版》《东部正午时分》 3.00 《杀手的踪迹——午夜草丛》。动作片，美国 2021。主演：埃米尔·赫希、梅根·福克斯、布鲁斯·威利斯

8.40 《电视健身房》 8.55 《塞恩施塔特》 9.25 《树懒的慢生活》 9.55 《无国之王——雨蛙》 10.30 《孤身男人》。电视剧，德国 2001 11.55 《钟声回响》 12.00 《露西的到来》。电视剧，德国 2011。主演：朱莉娅·耶格尔 13.30 《简单。好。巴赫迈尔》 14.00 足球：3. 级联赛。杜伊斯堡对阵维尔茨堡踢球者 16.00 《地方杂志》 16.30 《大五亚洲》。犀牛 17.15 《体育焦点》。杂志 17.45 《施佩萨特与卡尔文德尔之间》 18.30 《BR24》 18.45 《许尔斯豪森与深度伪造黑帮》 19.30 《艺术与古董》

20.00 《今日新闻》 20.15 《班贝格骑士》。弗兰肯地区犯罪片，德国 2012。主演：托马斯·施毛泽、特蕾莎·魏斯巴赫、斯文·瓦斯纳。导演：米夏埃尔·古特曼。母亲去世后，警探彼得·哈勒回到家乡班贝格。他的首个案件是一名在西部牛仔俱乐部被杀害的女大学生。 21.45 《水牛出动！》电视剧，德国 2016。主演：安娜·翁特贝格尔、马克·本杰明、托比亚斯·范·迪肯。导演：托米·维甘德

23.15 《两个农民与一无所有》。电视喜剧，德国 2017 0.45 《露西的到来》。电视剧，德国 2011。主演：朱莉娅·耶格尔 2.15 《大五亚洲》犀牛。纪录片系列 3.00 《施佩萨特与卡尔文德尔之间》等：自然体验——用App在森林中：施佩萨特的古树 3.45 《许尔斯豪森与深度伪造黑帮》。纪录片 4.30 《艺术与古董》杂志

RTL

5.15 《蓝光报告》 7.45 《蓝光报告》 8.45 - 9.45 - 10.45 - 11.45 12.00 《芭芭拉·扎尔施：刑事法庭》真人秀 13.00 《芭芭拉·扎尔施：刑事法庭》真人秀 14.00 乌尔里希·韦策尔《刑事法庭》 15.00 足球：德甲联赛 RB莱比锡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 17.45 乌尔里希·韦策尔《调查法官》 18.15 周六独家报道 18.45 《RTL今日新闻》 19.05 《Life - 人与时刻》

20.15 喷射滑水世界锦标赛参赛明星：斯特凡·拉布、拉尔夫·舒马赫、勒内·卡塞利、法比安·汉布钦、达吉·比、索菲亚·蒂尔、古斯塔夫·舍费尔、乔尔·马特利、雷娜塔·卢辛、瓦伦丁·卢辛、延斯·诺萨拉、乔伊·凯利、EMMVEE、斯特凡诺·扎雷拉、安-卡特琳·本迪克森、亚历山大·孔普特纳明星们在精彩的项目中一决高下。技巧、勇气与精准是制胜关键。紧张刺激的对决与惊险大胆的操作让比赛充满肾上腺素。

0.30 马库斯·克雷布斯现场！小心…… 你了解这个吗？脱口秀。这位喜剧演员以其无情的连珠妙语传统继续节目。

2.20 《这就是德国的声音——我们50首最受欢迎冠军金曲》秀参与嘉宾：萨布丽娜·塞特尔、亚娜·沃斯尼察、亨宁·克劳特马赫。一项调查评选出自80年代以来德国最受欢迎的冠军金曲。

ProSieben

5.20 乔科与克拉斯的壁炉晚会主持：乔科·温特沙伊特 5.35 《快叫我猫咪》 6.20 《t.a.f.f.》 7.20 《伽利略》杂志 8.20 《伽利略》 9.25 《智胜天才》情景喜剧 10.20 《新鲜出炉》系列剧：《差不多一家人》、《世界末日？》、《退休？为什么要退休？》、《更好的四分之三》、《三个埃文斯》 12.45 《高尔德伯格一家》情景喜剧：《关系问题》、《最好的朋友》 13.40 《恶搞之家》动画：《男性、丧偶、年迈》、《白人大妈不行》 14.40 《辛普森一家》动画系列 18.10 ProSieben：最新资讯 18.20 《辛普森一家》

20.15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动作片，美国2019 主演：小罗伯特·唐尼、克里斯·埃文斯、马克·鲁法洛导演：安东尼·罗素、乔·罗素反派灭霸似乎已彻底获胜：宇宙陷入废墟。复仇者联盟被迫再次集结，借助仅存的盟友力量逆转灭霸的破坏，重建宇宙秩序。强大对手的阻挠为他们带来重重困难。

23.40 《蝙蝠侠》

动作片，美国2022 主演：罗伯特·帕丁森、佐伊·克拉维茨、保罗·达诺导演：马特·里夫斯蝙蝠侠在哥谭市追捕一名向上流社会发起挑战的杀手。他得到猫女的协助，并揭开谜语人背后的阴谋以及城市腐败的家族纠葛。

Sat.1

5.05 《弗丽达》情景喜剧 5.25 《弗丽达》 5.45 6.10 6.35 — 《烈火青春》 7.05 — 《烈火青春》 7.35 — 《烈火青春》 8.00 — 《烈火青春》 8.30 — 《烈火青春》 9.00 《Sat.1周六早餐电视》 12.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12.55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13.55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14.55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15.55 《紧急呼叫》 16.25 《紧急呼叫》 17.00 《紧急呼叫》 17.30 《紧急呼叫》 18.00 《1%测试——德国有多聪明？》秀 19.55 Sat.1：最新资讯

20.15 《玛蒂尔达》

喜剧，美国1996. 主演：玛拉·威尔逊、玛拉·威尔逊、丹尼·德维托、丽亚·珀尔曼导演：丹尼·德维托玛蒂尔达·沃姆伍德是个天才儿童，但她的父母却视而不见。在学校，她遇到了第一位认可她非凡才能的成年人——霍尼小姐。

22.20 《魔女游行》

冒险片，美国 / 墨西哥 / 加拿大2020. 主演：安妮·海瑟薇、奥克塔维亚·斯宾塞、斯坦利·图奇

0.25 恶灵古堡

0.25 恶灵古堡恐怖惊悚片，英 / 德 / 美 / 法 2002 主演：米拉·乔沃维奇、米歇尔·罗德里格兹、埃里克·马比乌斯导演：保罗·W·S·安德森

2.05 最好的我爱情剧，美 2014 主演：詹姆斯·马森登、米歇尔·莫娜汉、卢克·布雷西导演：迈克尔·霍夫曼

3.55 巡逻队：爷爷露馅了 4.40 巡逻队：危险的抵押品

ARTE

5.15 探险考古 5.45 野性王朝（第5 / 6集） 6.30 印度未知的东南部——众神、业力、神庙 7.15 听觉的奇迹（第1集） 8.10 42——几乎一切的答案 8.35 夏特尔——天空的色彩 9.25 澳大利亚——针鼹任务 10.20 午餐时光…… 10.50 葡萄牙自然公园 12.35 城市乡村艺术。杂志，主持：琳达·洛林 14.10 与尸体约会。犯罪片，美 1988 15.50 15.50 野性王朝 16.35 葡萄牙自然公园 18.25 ARTE报道 19.20 ARTE新闻 19.40 Tracks East。杂志

20.15 法老女王：塑造埃及王国的女性纪录片，德 2026 导演：克里斯蒂安·施特雷克富斯五千多年前，尼罗河畔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女性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21.45 尼斐尔提蒂：美的归属？纪录片探讨柏林埃及博物馆展出的尼斐尔提蒂是否应当归还德国。

22.40 追寻胡夫金字塔的足迹——建筑奇迹纪录片

23.35 格鲁克：《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与《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歌剧德米特里·切尔尼亚科夫将两部格鲁克歌剧在同一晚搬上舞台。主演：科琳·温特斯。

3.25 凭指南针与智慧航行（第4 / 15集）：孔卡尔诺，启航纪录片系列 3.55 28分钟（第2集）杂志，主持：让-马蒂厄·佩尔南 4.40 巡逻队：危险的抵押品

3sat

9.05 文化广场 9.35 绘画中的奥塞尔地区 9.50 皇家花园 10.40 2026年美泉宫夏夜音乐会 12.15 爱情故事与婚事 13.00 ZIB 13.10 国外纪事 13.15 施密特·马克寻找之旅 14.00 地方杂志 14.30 艺术与古董 15.00 旅行时间——梦想目的地 15.25 布雷根茨音乐节：威尔第《茶花女》——世界最大湖上舞台的幕后 15.55 端上餐桌 16.40 端上餐桌 17.30 我想要找回我的幸福。电视喜剧，德 2023 19.00 19.00 今日新闻 19.20 流行音乐之都

20.00 今日新闻要闻 20.15 《茶花女》歌剧自布雷根茨音乐节创办80年来，朱塞佩·威尔第的歌剧经典《茶花女》首次登上舞台。导演达米亚诺·米凯莱托将故事背景搬至“咆哮的二十年代”。一切似乎都被允许——除了真爱。

22.30 伯尔尼的纽约夜总会传奇瑞士风格偶像苏珊娜·巴特的派对成为酷儿社群的避风港。

23.25 巴黎的日出之地剧情片，法 2021 主演：阿奈德·罗扎姆、诺埃米·梅朗、吕西·张导演：雅克·欧迪亚尔

1.05 避暑——像皇帝时代般旅行 2.00 体育现场：足球——德甲，第1比赛日晚场：多特蒙德对汉堡体育俱乐部；德乙 3.25 皇家花园 4.00 端上餐桌

致命武器2

一般来说，续集总是不如原著。但在“致命武器”系列电影的第二部中，情况却并非如此。这部1989年由理查德·唐纳执导的电影，完美延续了洛杉矶警察里格斯（梅尔·吉布森饰）与默塔（丹尼·格洛弗饰）搭档的成功故事。它既是典型的好友电影，也是经典动作片的典范。这次，里格斯和默塔面对的是滥用外交豁免权从事毒品交易的南非外交官。此外，这些歹徒还肆无忌惮地展现种族主义，这也为当时仍在南非盛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投下一道阴影。唐纳在两位机智警察的化学反应中又增添了一味调料：乔·佩西饰演的线人利奥。

THRILLER ARTE 周日 20.15

律师行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几乎约翰·格里森的每一本书都被改编成了电影。这位原本是律师的作家创作了高水平的司法惊悚小说，好莱坞也因此接连翻拍。导演和演员阵容均精挑细选。首部小说《律师行》由悉尼·波拉克于1993年执导。汤姆·克鲁斯在片中饰演年轻的哈佛毕业生米奇，渴望在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立足。克鲁斯以天真无邪的活力诠释这位新人，他很快便领教了“律师行”一词的双重含义：原来黑手党在这家律所说了算。联邦调查局招募米奇收集相关证据。很快，他便独自一人与腐败系统展开斗争。米奇的上司是2025年去世的吉恩·哈克曼，生前他以饰演暧昧角色见长。

KOMÖDIE SIXX 周日 20.15

完美音调

从根本上说，贾森·摩尔2012年的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贝卡（安娜·肯德里克饰）将大学生活视为通往音乐制作人职业生涯的跳板。她半开玩笑地加入了女子无伴奏合唱团“巴登贝拉斯”。与此同时，杰西（斯凯勒·阿斯廷饰）在男子组合“特雷布尔梅克斯”演唱。两人因对音乐的热忱而互生情愫，但当然也互相竞争：双方都想凭借各自的组合赢得全国冠军。接下来的歌曲大赛中，美国人特有的才能——将再荒诞的竞赛都视若神圣——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因为如此，观众才能在观看“巴登贝拉斯”和“特雷布尔梅克斯”时捧腹大笑。

周一凌晨 0.40

盐滩庄园

这是一部在电影中屡见不鲜的黑色上升史，如《天才雷普利》或伍迪·艾伦的《天才一族》。不过埃默拉尔德·芬内尔的阶级斗争更加直白且毫不妥协。主角甚至可以肆意妄为，只要是对准无情的上流社会。芬内尔2023年的这部电影中，巴里·科根饰演学生奥利弗，因出身平凡而自惭形秽，并与富家子费利克斯（雅各布·埃尔奥迪饰）结交。他的阿谀奉承将他带到了费利克斯家族的庄园，那里一个又一个天真的成员沦为他阴谋的牺牲品。芬内尔用当代流行音乐为这段上升之路配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索菲·埃利斯-贝克斯特的《舞池谋杀案》。

裸露的皮肤与古老的墙壁：雅各布·埃尔奥迪饰演贵族后裔费利克斯·卡顿，在其家族庄园中。

图片：IMAGO / MRC FILM

凤凰卫视

7:45 《原子时代——地狱之火与希望》从广岛到古巴危机 / 从军备竞赛到切尔诺贝利 / 从裁军到最终处置库的寻找 10:00 《古代超级建筑》 12:15 《失落的宝藏——亚述帝国的遗产》 13:00 phoenix plus 14:15 《柏林——一座城市的命运岁月》 17:15 《冷战与气候变化：南太平洋的核废料》 17:45 《原子时代——地狱之火与希望》 20:00 《今日新闻》 20:15 《潜入蓝色——印度尼西亚的水下天堂》纪录片系列 23:15 《历史上的极端职业》纪录片 0:00 《暴君》

北德广播公司

13:15 《捷克北部的崎岖之地——云雾中的森林》 14:00 《乘船溯易北河而上：从汉堡到吕贝克——穿越河流与运河》纪录片，德国 2026 15:30 《水上警报——水上警察大规模行动》 16:00 《钓竿准备好，乐趣开始！》 2 FSV Zwickau – SV Babelsberg 03 16:30 《沿直线前行》 17:15 《环绕米歇尔教堂》 18:00 《北方之旅》杂志节目 18:45 《DAS！红沙发》 20:00 《今日新闻》 20:15 《谁知道这些？XXL》益智问答节目 23:25 《您应当知道的流行金曲》 0:10 《相当不错的继母》 0:35 《相当不错的继母》 0:55 《相当不错的继母》

西南广播公司

14:00 《海德堡酒店：……当了父亲就很厉害》德国 2018 年电视悲喜剧 15:30 《手工艺精粹！》 16:00 《家庭账单大检查》 16:45 《市场调查：宜家篇》 17:30 《夏日、阳光、说出真相》 18:00 《巴登-符腾堡最新资讯》含博登湖最新资讯 18:15 《跳蚤市场》 18:45 《城市-乡村-问答》 19:30 《最新资讯》 20:15 《爱情故事》美国 1970 年爱情剧，主演：Ali MacGraw 21:50 《唐娜·里昂：静水》德国 2019 年电视犯罪片 23:20 《西南广播公司经典金曲》 0:05 《西南广播公司经典金曲》 0:50 《白帆下：心灵的奥德赛》德国 2005 年电视剧

中德广播公司

12:30 《迈宁根——奇妙的蜕变》 13:15 《奥古斯图夫的养蜂人——彼得与森林蜜蜂》 14:00 《足球：东北地区联赛》杂志节目 16:00 《足球：东北地区联赛》 FSV Zwickau – SV Babelsberg 03 2 18:05 《匈牙利的一个家庭：在突破与停滞之间》 18:20 《露营（第二集）》 18:45 《可信度》 18:54 《我们的沙曼沙》 19:00 《地区新闻》 19:30 《中德广播最新资讯》 19:50 《我们的村庄周末版》 20:15 《谁知道这些？XXL》益智问答节目 23:25 《奥拉夫俱乐部》综艺节目 0:10 《范德维尔探长：支离破碎的阿姆斯特丹》英国 2020 年电视犯罪片 1:40 《尖锐时事》

Doomscroll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关于东德的内容？”其中一个年轻人在TikTok上看完关于埃里希·昂纳克的视频后问道——下一个滑动：“这里直接就是爱丽丝·魏德尔了。”仅仅3分钟，评论区就出现了第一批蓝色心心。

为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的广播专题节目，记者迪安娜·克勒（Diana Köhler）和约安娜·蒂恩塔尔（Johanna Tirnthal）前往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在即将到来的州议会选举民调中，该州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样，AfD领先。在年轻人中，该党尤其受欢迎——这一年龄段的大多数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政治和世界大事信息，主要在TikTok上。因此，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哪些视频会出现在年轻人的屏幕上？

记者对两名16岁的少女格蕾塔和莉娜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滑动记录。她们生活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一个小村庄，为实验创建了新的账户，每天记录哪些政治内容被推送给她们。

两人报告称，最初是无害的娱乐、“脑子腐烂”（Brainrot）和动物视频的混合。但算法很快发生变化。在滑动过程中，右翼内容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没过多久，她们就在有趣的视频之间发现了一个：有人用平静的语气解释为什么AfD不是极右翼。下一个视频中，三名青年随着一首病毒式传播的歌曲起舞——背景是帝国旗帜。

越来越多类似的AfD视频出现，由右翼账户甚至机器人发布和分享。此外，#AfD等话题标签的泛滥也在有意影响算法。该党很早就意识到社交媒体的潜力，特别看重TikTok。政治家如Krah有意在平台上发布煽动性和挑衅性视频，以博取关注。算法从大量点击中学习：这很重要，人们对此感兴趣。无论是出于热情还是愤怒。因此，这些视频会被推送给更多人。螺旋继续上升。

通过这样的机制，决定了哪些信息会传播给数百万年轻人。而这正是那些不久之后首次拥有投票权的人。

内勒·索菲·魏曼

ARD alpha

14:30 探索故乡 15:15 托比的度假之旅·北黑森 16:00 探访 17:00 医疗聚焦 17:45 健康！ 18:15 美好时光！ 19:00 铁路浪漫 19:30 全球视野 19:55 八点前的知识——未来 20:00 今日新闻 20:15 倒计时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3 / 3）第一天 / 第二天 / 第三天 22:30 自己动手——联邦德国DIY运动报告 23:10 家庭修理工——德国洞穴报告 23:25 自制美酒——hobbythek精选 23:55 自制美酒——最佳节目

WDR

11:15 萨宾·海因里希——穿越中心（1+2） 12:45 WDR新闻 13:05 萨宾·海因里希——穿越中心（3+4） 14:40 NRW制造——经济、变革与繁荣？ 15:30 美好时光！ 16:00 今日要闻 16:20 食物尝鲜 16:55 乡村与美食（3） 17:45 简单又美味 18:15 西部艺术 18:45 当前时段 19:30 本地时间 20:00 今日新闻 20:15 NRW 2026年夏季音乐会演出：瓦莱丽·艾克霍夫 22:00 我们九十年代的土地·极限——1993 22:40 我们九十年代的土地 23:10 我们九十年代的土地 23:25 我们九十年代的土地 23:55 我们九十年代的土地 0:10 我们九十年代的土地 0:25 洋葱帐篷 0:55 我们九十年代的土地

HR

13.40 友情万岁 14.25 友情万岁 15.10 兽医梅尔滕斯医生 16.00 眼福——绝美餐厅 16.45 厨艺故事 17.15 灶台边的真心 17.45 大师厨房 18.15 百味杂陈 18.45 托比的假期之旅：北黑森 19.30 黑森州新闻 20.00 今日新闻 20.15 科米沙尔·迪潘（3）《布列塔尼的黄金》电视犯罪片，德国2015 21.45 维也纳犯罪故事：盲目侦查 23.15 阿姆斯特丹犯罪故事：从死亡中复活（2）电视犯罪片，德国2018 0.40 消失的——你信任他吗？（3） 1.20 消失的——你信任他吗？（4）

rbb

14.30 100%柏林（1+2） 16.00 森林大火——消防队全天出动 16.30 大家好邻居！ 17.00 热火朝天：与消防员一起出动 17.45 柏林这样吃（4） 17.53 我们的沙雕人 18.00 rbb UM6 18.30 勃兰登堡的圣地——修道院、仪式与寻找内心的宁静 19.00 家乡杂志 19.30 rbb24晚间报道 20.00 今日新闻 20.15 夏洛特·林克——《狐狸谷》电视犯罪片，德国2019 21.45 rbb24 22.00 被毒害的真相传记片，美国2019 0.00 消失的——你信任他吗？（1）红雀犯罪系列剧

RTLZWEI

5.25 X档案：不可思议之事赛车 / 两姐妹 / 狼人 / 冰 / 巫术集会神秘系列剧 6.10 广告专页 7.10 广告专页 8.10 柏林——白天与黑夜纪实肥皂剧 12.20 美丽意大利——德国式露营萨沙与丹尼斯的欢乐时光纪实肥皂剧 14.20 幸福在家——我们搬进新生活 20.15 可怜的德国——领救济金还是拼命？永远被贴上标签纪实系列 22.15 哈茨与心灵（1）重返特里尔西区纪实系列 0.15 哈茨红金报道系列

Tele 5

5.30 阿拉贝拉犯罪时间——锁定犯罪你不会相信！ 5.55 经典时光（4） 6.00 力量时刻礼拜仪式 6.55 广告专页新闻 13.00 房子在阿拉斯加寻觅阿拉斯加树屋之旅 13.30 滑行者：生命之水 14.30 赫拉克勒斯冒险系列剧 17.25 塞纳冒险系列剧 20.15 鲁比孔科幻片，奥地利2022 22.30 2067——未来之战科幻片，澳大利亚2020 1.05 金字塔——恐惧坟墓恐怖片，美国 / 墨西哥2014.

KiKA

10.35 舞蹈警报 10.45 小老虎俱乐部 11.45 汤姆·索亚历险记动画系列剧 13.10 阿尔曼的秘密电视冒险片，德国2015 14.40 14.55 旺达 15.45 谢拉查德——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16.30 彼得·潘——新冒险 17.15 丛林之书 17.45 玛莎与熊 17.55 木偶奇遇记之魔法村 18.15 消防员山姆 18.35 扎基与动物乐队 18.50 我们的沙雕人 19.00 三剑客——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19.25 检查员托比 19.50 logo! 20.00 KiKA直播 20.10 神秘——考里点的秘密青年系列剧

Super RTL

13.25 帕特星的星梦 14.20 功夫羊（1-5）《放松点，旺达！》《功夫狼》《模范学生》《公平分配》《假警报》《新玩具》《臭死了》《再见，狼！》 15.25 芭比：公主与流行歌手动画片，美国2012 16.40 17.05 完全迟到！1 18.15 阿尔文和花栗鼠 19.45 伍兹尔古兹尔杂志节目 20.15 云中漫步：特洛尔镇之旅动画片，美国 / 日本2020 22.00 十一罗汉动作片，美国2001. 0.15 无迹可寻（3）《父辈的罪孽》犯罪系列剧 1.10 电视购物

VOX

5.35 《CSI：纽约》第3季 7.05 《犯罪意图》第1-24集《血迹》第1部分 / 《血迹》第2部分 / 《死去的舞者》 / 《狩猎本能》 / 《冰冷的爱》 / 《俄罗斯黑手党》 11.55 《购物女王》真人秀 12.55 《购物女王》 13.55 《购物女王》 14.50 《购物女王》 15.50 《购物女王》 16.50 《狗专家》第5集 17.55 《狗猫鼠》杂志 19.10 《狗专家》—吕特团队真人秀 20.15 《自己就是新娘》爱情喜剧，美国2009年 22.30 《致命武器2》惊悚动作片，美国1989年 0.40 《医学侦探》第5集

ORF2

13.50 《侧目周末》 14.05 《爱情故事与婚姻事》 14.50 《尼斯医生：软弱的膝盖》电视医生片，德国2025年 16.20 《徒步天堂：绍尔姆》 16.45 《棱镜》 17.00 《ZIB》 17.05 《晚间最新资讯》 17.30 《健康意识》 17.55 《夏日舞台》 19.00 《今日联邦州》 19.23 《联邦州天气》 19.30 《今日视点》 19.51 《天气》 19.56 《体育快讯》 20.05 《侧目》 20.15 《驻罗马外交官》危险谎言电视犯罪片，德国2026年 21.50 《ZIB》 22.00 《克罗地亚犯罪故事：死亡骑行》犯罪片，德国2023年 23.25 《大西洋征程：为她的国家和家庭》 (-5.10)

ONE

5.40 《默滕斯医生》第3-4集兽医剧 7.20 《天鹅绒》第3-5集剧情剧 10.55 《阳光下的行走》第3-5集剧情剧 13.50 《彼得罗切利》律师剧 15.30 《完美风暴》爱情苦恼 / 杰德的告别 16.10 《海滨浴场传奇》第1-2集剧情剧 18.30 《午夜之前》爱情喜剧，美国 / 希腊2013年 20.15 《快乐男人》爱情喜 comedy，法国2023年 21.40 《墨多克疑案：来自水牛城的爱》犯罪剧 22.25 《奶奶假期：快乐终结》爱情喜剧，法国 / 比利时2018年 0.00 《雅典娜你好：蒂埃里先生度假》爱情喜剧，法国2022年

Eurosport 1

8.00 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 11.00 电动方程式：国际汽联世界锦标赛伦敦站精彩回放（英国） 12.00 自行车赛：环西班牙自行车赛 13.10 山地车：世锦赛女子组比赛 15.00 自行车赛：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8赛段：普索尔—赫拉克 18.00 山地车：世锦赛女子组比赛 19.00 山地车：世锦赛男子组比赛 20.00 马术：世锦赛亚琛站 21.00 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 22.15 马拉松：悉尼马拉松 1.00 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 1.30 广告时间

Kabel Eins

5.30 《探险生活特辑》 6.05 《城堡》旁观者之眼 / 恶魔 / 银行抢劫 / 心碎旅馆 / 至死不渝 / 市长夫人 / 一群狗 / 蓝色蝴蝶 / 潘多拉 / 触发器 15.20 《海军罪案调查处》伤口犯罪剧 16.20 《Kabel Eins新闻时间》 16.20 2. 16.30 《海军罪案调查处》雷文 / 首次案件 / 同甘共苦 / 秃鹫的盛宴 18.00 8. 20.15 《洛杉矶紧急呼叫》 9-1-1 致命蜂群 / 云端碰撞 22.15 《孤星急先锋》 9-1-1 混乱不堪 / 谁是你的心上人？ 0.15 《海豹突击队》动作剧 1.10 《洛杉矶紧急呼叫》 9-1-1

Sky One

6.05 《公牛》第1-5集项链 / 女司机 / 真实故事 / 卡利斯托 / 十一小时 / 神也是凡人 / 马戏团把戏 / 完美过头 / 火警 / EJ / 真爱？ / 正确答案 / 紧张时刻 / 绝密 / 人人有价 / 自由落体 / 她生命中的交易 / 时髦的死亡 / 爱令盲犯罪剧 20.15 《埃尔斯贝丝：特别案件》修女又如何 / 篮球案犯罪剧 21.45 《公牛》等集目：暗示的力量 / 上帝另有安排（至5.00）

ZDFneo

12.30 离奇现象。含：超级蜗牛与毛发冰淇淋 / 怪兽巨浪与飞行巨兽 / 钻石热与会说话的植物 / 异常大潮与地极翻转 / 火山与幽灵树 17.45 Maithink X - 思考秀 18.15 光辉十杰 19.00 Sketch History - 昨日新编 19.45 博米的煎炸时光 20.15 曼哈顿爱情故事。爱情喜 comedy，美国2002。主演：詹妮弗·洛佩兹 21.50 爱上新娘。爱情喜剧，美国 / 德国2008 23.25 基本本能2。情色惊悚片，美国 / 德国 / 英国2006 1.15 曼哈顿爱情故事。爱情喜剧，美国2002

Sport 1

13.00 正常 13.35 管家克劳泽 - 秩序必须有。苏西·格纳德洛斯 14.05 管家克劳泽 - 秩序必须有。违心女子 14.35 管家克劳泽 - 秩序必须有。处女 15.05 集装箱大战。烂生意 / 闪闪发光未必是金子 / 诡异货物 / 冬季运动会 / 户外冒险 17.25 芝加哥典当行 20.15 比伦特·切扬现场秀！相当动荡。脱口秀 22.55 奥利弗·波彻 - 这就是我的生活 - 一位B级名流的生活 1.55 改装电视 - 经典（1） 2.15 改装电视 - 经典（2） 2.40 改装电视 - 经典（3） 3.00 电视购物

Bayern 2

5.03 拜仁2节目单 6.05 背包电台 8.05 巴伐利亚文化评论 9.05 2 am Samstagvormittag 12.05 专属时间 13.05 2 – Tatort Geschichte. 案发现场历史 14.05 2 双重现场。书籍感受 – 朗读与对谈 15.05 广播精选。2026: 萨尔茨堡公牛奖 – 德国获奖者：博多·瓦特克 16.05 一对一。嘉宾：弗朗切斯科·维尔金，音乐人 17.05 政治播客 18.05 广播微观。适合各年龄段的儿童节目 18.53 睡前小故事。浣熊维格：佐罗。嘉宾：泽普·费舍尔 19.05 点火电台。无边界电子乐。这些歌曲是反种族主义解药 20.03 ARD广播案发现场。“兔子死了”。海姆改编广播剧 21.03 广播旅行 22.03 广播精选。2026: 萨尔茨堡公牛奖 – 德国获奖者：博多·瓦特克 23.03 夜间混音 0.03 爵士之夜

BR-KLASSIK

6.05 开场 8.05 广场 11.05 我的音乐 12.05 轻音乐。保罗·古德温70. Geburtstag。含：拉莫“优雅的印度人”序曲与夏空 13.05 如歌吟唱。费利西安·大卫逝世150. 14.05 罗伯特·舒曼 – 一段听觉传记。第十章：天使与恶魔 15.05 舞台现场。含：李斯特“梅菲斯托圆舞曲” 17.05 75 Jahre ARD-Musikwettbewerb 18.00 新闻 18.05 卢塞恩音乐节。斯克里亚宾“Rêverie” op. 24；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 g小调；"Aleko"，四首交响乐段落；"音画练习曲" 20.03 音乐会。萨尔茨堡音乐节 / 西科克室内乐音乐节。含：威尔第: Requiem 随后：西科克室内乐音乐节 23.03 爵士乐：Jacob Mann – 短音大师 0.03 ARD夜间音乐会

Deutschlandfunk

5.05 里程碑 – 爵士经典 5.35 报纸摘要 5.40 里程碑 6.05 本周评论与主题 6.10 信息播报 9.10 周末杂志 10.05 古典乐 – 流行乐 – 等等 11.05 德国之声 – 时代见证人对话 12.10 信息播报 13.10 评论 13.30 一个世界 14.05 校园与职业生涯。游戏社区如何为民主做贡献 15.05 走廊 16.30 电脑与通信 16.50 Büchermarkt 17.05 争论文化 17.30 今日文化 18.10 信息播报 18.40 背景分析 19.05 本周评论与主题 19.10 体育 20.05 LCB演播室。嘉宾：卢卡斯·贝尔富斯。与：马伦·霍布拉克、安德烈娅·勒迪希 22.05 新音乐工作坊。和弦易受伤。瑞典作曲家丽莎·施特赖希 22.50 体育资讯 23.05 夜间长篇节目 0.05 极地研究之夜

第一奏

7:05 《绿山墙的安妮》（2 / 3）电视家庭片，加拿大 2017 8:30 《阿丽娜》（2 / 3） 9:30 《与老鼠共度时光》 10:03 《永远的星期天》 12:03 《新闻俱乐部》 12:45 《欧洲杂志》 13:15 《夜间巡逻队》（2 / 6） 14:03 《婚礼》电视喜剧，德国 2012。 15:30 《体育秀》赛艇：世锦赛；女子 / 男子八人艇 / 15:45 田径：柏林国际田联黄金联赛；男子 / 女子400米栏；女子跳远；男子撑杆跳 17:00 《尖锐时刻》 17:45 《今日新闻》 18:00 《柏林报道——夏季专访》 18:30 《谁拥有纽约？》 19:15 《体育秀》

20:15 《塔图·犯罪现场：客房服务》犯罪片，德国 2015 导演：蒂姆·特拉格瑟女服务员亚辛敏·阿克塔尔在一家豪华酒店的楼梯间坠亡。此前不久，她曾在一间套房内与政治家约瑟夫·萨特勒发生性关系，此事很快被公之于众。

21:45 卡伦·米奥莎《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对德国的威胁有多大？》 22:45 《今日新闻》

23:05 《标题·主题·温度》其中包括：文化为辩论与理解创造空间 23:35 《汉内斯》剧情片，德国 2021 主演：莱昂纳德·沙伊歇尔 0:00 《今日新闻》 0:05 《婚礼》电视喜剧，2012。主演：森塔·伯格 2:40 卡伦·米奥莎访谈 3:40 《标题·主题·温度》 4:10 《尖锐时段》杂志 4:45 《谁拥有纽约？》

第二奏

9:03 《重返舞台》 9:30 天主教礼拜。十字架——赢得生命 10:15 《现金交易》 11:55 《今日快讯》 12:00 《ZDF电视花园》流行金曲派对参与者：瓦内萨·迈、塞米诺·罗西、妮可、安娜-卡丽娜·沃伊特沙克、约埃莉娜·德鲁斯 14:00 《这就是我的风格》 14:45 《园艺大师对决》 15:25 《今日快讯》 15:30 《聪明旅行》 16:15 《罗森海姆警长》 17:00 《今日》 17:15 《世界最非凡酒店》 18:00 《双人侦探》 18:55 《行动人类》 19:00 《今日》 19:10 《柏林直播》 19:30 《世界城市》新一季

20:15 《 wingwoman 不恋爱》电视喜剧，德国 2026。主演：基亚拉·绍拉斯、萨拉·鲍尔埃特、汤姆·贝克导演：沃尔夫冈·艾斯勒卡罗的客户、明星钢琴家安雅·乌尔班斯基为她的职业与个人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1:45 《今日新闻杂志》

22:15 《伊克曼督察——伊斯坦布尔之死》《遗产与继承》（1）犯罪剧集一场音乐会后，年轻的纺织企业主之子德米尔·卡拉居尔被一名蒙面摩托车手枪杀。

23:05 《伊克曼督察——伊斯坦布尔之死》《遗产与继承》（2）犯罪剧集 23:50 《我们的俱乐部——不仅仅是保龄球与兔子》纪录片 0:35 《今日快讯》

0:55 《LateXpress》 0:40 《盐滩》心理惊悚片，美国 2023 主演：巴里·科根、雅各布·埃洛迪、罗莎蒙德·派克 2:40 《The Killing Kind》连续剧

BR

4.15 稀世珍宝——绝版藏品 4.30 疯狂的诺埃尔——热潮背后的故事

7.30 电视健身房 7.45 全景图像 / 山区天气 9.20 《幸运的套鞋》——电视童话电影，德国2018 10.20 《聚焦南庄》——新剧集 10.45 经典音乐大奖赛 11.15 《伊门霍夫假期》——乡村电影，德国1957 12.45 园艺杂谈 13.15 从莫泽尔高原到基茨施泰因霍恩 14.00 施佩萨特与卡尔文德尔之间 14.45 阿尔特米尔谷全景步道 15.30 贝策尔与施瓦茨——边境行者（5） 16.15 我们的家乡 16.45 乡村客栈美食 17.15 简约·优质·巴赫迈尔 18.30 BR24 18.45 休闲时光 19.15 我们头顶的天空

20.00 今日新闻 20.15 山间音乐多米尼克·格勒布在巴伐利亚森林探访。表演嘉宾：安迪·博格、施马尔茨勒乐队、格罗斯施塔特·博阿兹恩、魏因富特纳兄妹、绍斯托伊穆西、格洛丽亚·格雷。主持人多米尼克·格勒布了解到，为何维也纳通俗歌曲明星安迪·博格在巴伐利亚森林安家。

21.45 焦点体育杂志（含德甲体育秀）。主持：马库斯·奥特默。本期聚焦巴伐利亚体坛动态。

23.05 巴姆贝格骑士——弗兰肯地区犯罪案件。电视犯罪片，德国2012。主演：托马斯·施毛泽、特蕾莎·魏斯巴赫、斯文·瓦斯纳。导演：米夏埃尔·古特曼

0.35 强大女性——世界最强女性纪录片 1.05 巴伐利亚方言笑话集锦表演嘉宾：马丁·弗兰克、安格拉·阿舍、赫尔穆特·施莱希、莫妮卡·格鲁伯 1.50 简约·优质·巴赫迈尔系列

RTL

5.40 紧急灯光报告 6.35 紧急灯光报告 6.45 —— 血腥野餐惊魂女士 7.00 —— 7.15 —— 7.45 —— 8.45 —— 9.45 —— 10.45 —— 11.45 ——（3） 12.45 《比特兄弟》——纪实肥皂剧 13.45 《比特兄弟》（4）——纪实肥皂剧 15.45 《比特兄弟》（1） 17.45 独家周末 18.45 RTL今日新闻 19.05 《农夫寻找老婆国际版——全球新农夫》。主持：因卡·鲍泽

20.15 《王牌特工：金圈密令》间谍喜剧，英国 / 美国2017 主演：塔隆·埃格顿、科林·费尔斯、马克·斯特朗。导演：马修·沃恩。独立国际间谍组织“金斯曼”总部被毁，世界面临威胁。新间谍“埃格西·昂温”和同事与美国对应组织“政治家”联手，共同对抗无情敌人。

23.00 周日之星电视杂志节目。主持：斯特凡·乌尔、马蕾勒·赫普纳 0.30 《王牌特工：金圈密令》间谍喜剧，英国 / 美国2017 3.00 《犯罪现场调查：追凶》低级本能。犯罪剧集主演：威廉·彼得森 3.55 《犯罪现场调查：追凶》无头。犯罪剧集 4.45 —— 男子被迫在成人用品店行窃

ProSieben

5.20 《戈德堡一家》 5.40 《超越匹配——天才中的天才》（Outmatched）喜剧剧集 6.30 《新官上任》（Fresh off the Boat） 8.50 《伽利略》（Galileo） 9.55 《伽利略》（Galileo） 11.00 《伽利略》（Galileo） 12.00 《喜剧明星——幽默里程碑》（Comedy Allstars – Meilensteine des Humors）节目 13.00 《喜剧明星——幽默里程碑》（Comedy Allstars – Meilensteine des Humors）节目 14.00 《我能看穿每一个人！——蒂蒙·克劳斯的心灵大师秀》（Ich durchschaue jeden! - Timon Krauses Mentalisten Show） 15.40 《我能看穿每一个人——识人专家纪录片》（Ich durchschaue jeden – die Menschenkenner Doku） 16.25 《周末时尚》（taff weekend）杂志 17.45 ProSieben：《新时讯》（ProSieben :newstime） 17.55 《伽利略故事》（Galileo Stories）杂志主持人：芬达·范罗伊（Funda Vanroy） 19.05 《伽利略X探索者》（Galileo X-Plorer）节目：《台风眼》（Im Auge des Taifuns）

20.15 《蚁侠与黄蜂侠：量子狂潮》（Ant-Man and the Wasp: Quantumania）动作片，美国 / 澳大利亚 / 加拿大 2023 主演：保罗·路德、保罗·路德、伊万杰琳·莉莉、迈克尔·道格拉斯导演：佩顿·里德斯科特·朗与霍普·范戴恩作为蚁侠与黄蜂侠回归，在量子领域经历一场非凡冒险。

22.50 《终结者》（The Equalizer）动作惊悚片，美国 2014 主演：丹泽尔·华盛顿、丹泽尔·华盛顿、马顿·索卡斯、克洛伊·格蕾丝·莫雷茨、丹泽尔·华盛顿、马顿·索卡斯、马顿·索卡斯

1.25 《惊悚2》（Smile 2 – Siehst du es auch?）恐怖片，美国 / 加拿大 2024 主演：娜奥米·斯科特、罗斯玛丽·德威特、卢卡斯·盖奇导演：帕克·芬恩一个恶毒的微笑如影随形地追逐流行歌手斯凯。

2.35 《The Silkner》

3.35 《寂静》（The Silence）恐怖片，德国 / 美国 2019 主演：斯坦利·图奇、基尔南·希普卡、米兰达·奥特、凯特·特罗特、约翰·科比特导演：约翰·R·莱昂内蒂

Sat.1

5.20 《巡逻——柏林》纪实肥皂剧 6.05 《巡逻——柏林》纪实肥皂剧 7.00 《巡逻——柏林》纪实肥皂剧 8.00 《巡逻——柏林》纪实肥皂剧 9.00 周日《Sat.1早餐电视》杂志节目 12.15 《大型烘焙》真人秀 14.55 《巫婆巫婆》冒险电影，美国 / 墨西哥 / 加拿大 2020 主演：安妮·海瑟薇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 17.00 《玛蒂尔达》喜剧，美国 1996 主演：玛拉·威尔逊、丹尼·德维托、蕾亚·珀尔曼 18.55 朱莉娅·莱施克寻人：《请与我联系》朱莉在智利寻找母亲 19.55 Sat.1：《新时讯》

20.15 《姓氏》喜剧，德国 2022 主演：伊里斯·贝尔本、克里斯托夫·玛丽亚·赫伯斯特、弗洛里安·大卫·菲茨导演：瑟恩克·沃特曼伯特彻一家在兰扎罗特岛聚会：斯特凡、伊丽莎白和新晋父母托马斯与安娜。当他们得知母亲多萝特娅和养子勒内已成情侣并想要孩子时，局面急剧升级。

22.00 《名字》

22.00 《名字》喜剧，德国 2018 主演：克里斯托夫·玛丽亚·赫伯斯特、弗洛里安·大卫·菲茨、卡罗琳·彼得斯、亚尼娜·乌瑟导演：瑟恩克·沃特曼

23.50 《僵尸地带2：双重乐趣》恐怖喜剧，美国 2019 主演：伍迪·哈里森、杰西·艾森伯格、艾玛·斯通导演：鲁本·弗莱舍

1.40 《风向爱情》电视浪漫喜剧，加拿大 / 美国 2020 主演：辛迪·巴斯比、克里斯托弗·拉塞尔、唐娜·贝内迪克托

3.15 《巡逻》纪实肥皂剧

4.00 《巡逻》纪实肥皂剧

4.45 《巡逻》纪实肥皂剧

9.15 可持续建筑（第2集） 9.45 《扭曲》 10.20 《用餐时光》（第1 / 18集） 10.50 《阿尔罕布拉——苏丹的遗产》西班牙纪录片，法 / 西 2024 12.25 《野性阿根廷》（第1 / 3集）危险海岸 / 群山与草原 / 水之力 14.40 《完美世界》犯罪片，美国 1993 主演：凯文·科斯特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劳拉·德恩 16.50 《美第奇家族的别墅——爱、权力与艺术》 17.45 维瓦尔第与莉亚·德桑德雷 18.30 《卡朗巴拉奇》比比 / 《解放报》 18.45 《用餐时光》 19.20 Arte新闻 19.40 布列塔尼，粗犷之美

20.15 《公司》惊悚片，美国 1993 主演：汤姆·克鲁斯、汤姆·克鲁斯、吉恩·哈克曼导演：悉尼·波拉克米奇·麦克迪尔在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获得梦寐以求的工作。事务所以高薪和诱人承诺吸引他，但他很快发现了黑暗秘密和非法勾当。

22.40 《汤姆·克鲁斯：双重使命》纪录片电影《壮志凌云》让汤姆·克鲁斯跻身世界巨星之列。但其私生活却备受争议。

23.40 《中国对好莱坞：梦工厂的控制权》纪录片 0.30 祝你好运，里科剧情片，英 / 美 2024 1.05 《加州！》（第3 / 3集）纪录片 1.55 《纳粹、拉比与相机》纪录片 2.40 齐默尔曼与伯恩斯坦演绎勃拉姆斯纪录片 3.25 《野性阿曼》（第1 / 2集） 4.10 探险考古 4.38 《运动员健身操》

3sat

8:30 《骑士、铁匠与贵妇》 9:25 《卡尼奥拉阿尔卑斯山——一座充满珍宝的山脉》 10:10 《待售的故乡》电视剧，奥 / 德 2010 11:35 《沿德劳河而行——克恩滕州的绿色命脉》 12:30 《奥地利湖区》 13:20 《奥地利湖区》 14:15 《克恩滕——湖泊与阿尔卑斯峰顶》纪录片，德 2022 15:45 《心灵死敌》电视喜剧，奥 2001 17:15 《沃尔特湖畔的城堡——电影》电视喜 comedy，德 1991 18:35 《南国之梦——奥地利的异域植物》 18:45 《沃尔特湖畔的别墅》 19:30 《峰与流之间》

20:15 《克恩滕的奇迹》电视剧，德 / 奥 2011

21:45 《猎人之谢》电视犯罪片，奥 / 德 2020

23:15 《如果你知道这里有多美》电视犯罪片，奥 2015

0:45 《克恩滕的奇迹》电视剧，德 / 奥 2011

2:15 《猎人之谢》电视犯罪片，奥 / 德 2020

3:45 《如果你知道这里有多美》电视犯罪片，奥 2015

Phoenix

5:15 《潜入蓝色——印度尼西亚的水下天堂》 8:15 纪录片 8:30 《柏林——一座城市的命运岁月》 11:30 phoenix人物访谈 12:00 新闻俱乐部 12:45 新闻俱乐部——追问 13:00 讨论 14:00 《暴君》 16:15 《罗伯特·伯纳迪斯——一位被遗忘的英雄》 17:00 《潜入蓝色——印度尼西亚的水下天堂》 20:00 《今日新闻》 20:15 《赤道自然奇观：婆罗洲与苏门答腊 / 非洲雨林与稀树草原 / 太平洋珊瑚花园 / 云雾森林与埃登高地》 23:15 phoenix讽刺 0:15 phoenix对话 0:45 《原子时代——地狱之火与希望》

NDR

11:10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026年艺术节——开幕音乐会 / 约翰内斯·菲舍尔：艺术节序曲 12:30 《布吕歇尔帮》电视犯罪喜剧，德 2009 14:00 《警察无线电呼叫》 14:25 《警察无线电呼叫》 14:50 《警察无线电呼叫》 15:15 《露营检查》 16:00 《阿尔卑斯山口——顶级厨房的故事》 16:30 《佐拉的简易烹饪》 17:00 《宾果！》 18:00 《汉萨之观》 18:45 《DAS！红沙发》 20:00 《今日新闻》 20:15 《美妙绝伦！》 21:45 《体育秀——周日德甲》 22:10 《难以置信！》 22:55 《五五猜》 23:40 《我是什么？》 0:25 卡伦·米奥莎对话

SWR

12:40 《甜蜜丽塔》电视喜剧，德 2005 14:00 《家乡探险》 14:45 《家乡探险》 15:30 《园艺与美食》（5） 16:15 《乡村美食》（1） 17:00 《如此品尝……》 17:30 《银幕与关卡之间》 18:00 《时事》 18:15 《手工艺精粹！》 18:45 《聚焦点》 19:15 《法勒一家：太多就是太多》肥皂剧 19:45 《SWR今日巴符州》 20:15 《阿尔代什——法国南部的蛮荒之地》 21:00 《法国崎岖海岸——布列塔尼南部》 21:45 《SWR体育杂志》 22:45 《承诺》悬疑惊悚片，美 / 加 2001 0:40 《东风——重返卡尔滕巴赫》（2）冒险片，德 2015

ARD alpha

MDR

11:50 《漂流船》 13:50 《传奇故事》 15:20 新闻 15:30 《汉斯·罗克勒与魔鬼》童话电影，民主德国 1974 16:45 《萨克萨娜与扫帚柄》奇幻电影，捷克斯洛伐克 1971 18:00 新闻 18:05 《尖锐》 18:52 《沙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新闻 19:50 《刑侦现场——追踪罪犯》杂志节目 20:15 《巴拉顿——匈牙利海滨度假》纪录片，德国 2026 21:45 新闻 22:00 《周日德甲体育秀》 22:25 《重返掩体》 23:25 《空战——毁灭的自然史》纪录片，德国 / 立陶宛 / 荷兰 2022 01:05 《刑侦现场——追踪罪犯》

14:45 《诺克山区之旅》 15:30 《鲍勃·罗斯——绘画的快乐》 16:00 《艺术与废品》 16:30 《许尔斯豪森与深度伪造黑帮》 17:15 《迈尔杂志》 17:35 《简单天才》 18:00 《夸克》杂志节目 18:45 《棱镜》 19:00 《尊重》 19:30 《欧洲杂志》 20:00 《今日新闻》 20:15 《艺术犯罪——偷盗的艺术：布吕盖尔的尼斯》，2007 21:45 夸图尔·阿罗德四重奏演奏巴托克：弦乐四重奏 22:05 大卫·格里耶演奏哈特曼：室内乐协奏曲 22:35 《Druckfrisch》 23:05 《Pop Secret Stories》 23:20 《艺术犯罪——偷盗的艺术》 00:50 20年前的《今日新闻》 01:05 《鲍勃·罗斯——绘画的快乐》

WDR

15:20 我们的推荐——西部地区出行亮点 15:30 《NRW制造——经济、变革与繁荣？》 16:00 WDR新闻 16:20 《八条命，一场节日——NRW庆生》 17:20 《伍珀塔尔与独一无二的悬空铁道》 17:50 《精彩旅程》 18:00 《野性亚速尔——大西洋中的奇迹世界》 18:45 《时事时刻》 19:30 本地直播 20:00 《今日新闻》 20:15 《美妙绝伦！》 21:45 《周日德甲体育秀》 22:10 《蔡格勒的足球奇妙世界》 22:45 唐纳·莱昂《威尼斯的黑暗时刻》电视犯罪片，德国 2008 00:15 2026年弗里克谷音乐节

HR

10:50 《宝尼M：迪斯科。权力。传奇》纪录片，德国 2026 12:20 《你的遗嘱烦不了我！》电视悲喜剧，德国 2019 13:50 《周日重现》 15:45 《置身其中》 16:30 《顾问》 17:00 《夸克斯》 17:45 《墨西哥——市场杂志》 18:30 《周末塔楼》 19:00 《烹饪故事》 19:30 《黑森州新闻》 20:15 《兽医——心怀救赎的勇者》 21:45 《周日德甲体育秀》 22:10 《大型黑森州知识问答》竞猜节目 22:55 《街头明星》 23:25 《街头明星》节目 23:55 《安格拉·默克尔——一位总理的命运岁月》纪录片，德国 2024

rbb

15:55 《小克劳斯与大克劳斯》电视家庭片，捷克斯洛伐克 / 民主德国 1971 16:55 《国王胡子》电视童话片，德国 2008 17:53 《我们的沙人》节目 18:00 rbb24 18:05 卡塔琳娜·维特主持：《包容即胜利！——无障碍体育盛会》波茨坦站 18:30 rbb园艺时间 19:00 《刑侦现场——追踪罪犯》 19:30 rbb24晚间报道 20:15 《波希米亚森林——欧洲中心的原始森林》（1+2） 21:45 rbb24 22:00 《努尔在第一频道》 22:15 米特迈尔的幸运一击喜剧俱乐部（第5 / 8期） 23:30 《Na siehste! - 埃尔顿主持的电视文化问答节目》（第5 / 12期） 00:15 柏林消防队175周年

RTLZWEI

图片：ARD DEGETO FILM / MIA WALLACE PROD

05:15 《X档案：不可思议》神秘系列 06:00 广告专页 07:30 《诺亚方舟电视》礼拜节目 08:00 广告专页 09:00 《X档案：不可思议》 13:15 《特价房专辑》（第1期） 15:15 《小吃英雄——美味无极限！》节目 16:15 《美丽意大利——德国式露营》 18:15 《GRIP——机动杂志》 20:15 《美国狙击手》剧情片，美国 2014 主演：布拉德利·库珀、西耶娜·米勒 22:45 《陌生人：第一章》恐怖片，美国 / 英国 / 斯洛文尼亚 / 斯洛伐克 / 瑞士 / 西班牙 2024 主演：马德琳·佩茨 00:25 《杀手——人人该死》动作片，美国 / 法国 2007 主演：蒂莫西·奥利芬特、道格雷·斯科特

Tele 5

5.15 阿拉贝拉犯罪时间 5.40 动作英雄 5.55 动作导演（5） 6.00 广告节目 7.00 广告节目 10.30 信仰时刻 11.35 广告节目 14.20 动作英雄（彼得罗·帕斯卡尔 / 阿诺·施瓦辛格） 14.35 Xena. 鳍、女人与珠宝 15.35 神秘博士（5） 18.00 鲁比肯（科幻电影，奥地利，2022年）主演：朱莉娅·弗朗茨·里希特、乔治·布拉格登、马克·伊万尼尔 20.15 深渊：死亡深渊（科幻电影，美国，1989年）主演：埃德·哈里斯 23.45 吉普赛魔影（恐怖电影，美国 / 德国，2001年）主演：吉娜·菲利普斯、贾斯汀·朗 1.25 广告节目

KiKA

12.00 《天堂童话》 13.00 《蜜蜂马雅：甜蜜竞赛》（动画电影，德国 / 澳大利亚，2018年） 14.15 《约瑟芬、特尔特与动物们》（第3 / 20集） 15.00 《贝尔与塞巴斯蒂安》（第4 / 52集） 15.45 《我们是海鸥路的孩子们》 16.35 《安娜与野生动物》 17.00 1、2或3 17.30 《彼得森与芬都斯》 3 17.30 《皮诺曹在魔法村庄》 17.55 《魔法村庄的皮诺曹》 18.15 《消防员山姆》 18.35 《扎基与动物乐队》 18.50 《我们的沙曼》 19.00 《三个火枪手》 19.25 pur+ 杂志 19.50 logo! 20.00 《蒂姆斯特队》 20.15 《看看我的世界！》 20.40 POV——你的故事很重要 20.50 《弗洛尔的规则》

Super RTL

12.30 TOGGO GG 杂志 13.05 《汪汪队立大功：四脚英雄》 15.10 《伍兹乐园：重返伍米之地 / 奇幻幽灵 / 闹鬼事件（1） / 闹鬼事件（2）》 16.10 《欢迎来到劳德家》动画系列 17.05 《太晚了！》（第2-5集） 18.10 《阿尔文与花栗鼠：校报 / 扎普博士对战电子男孩 / 无聊 / 寻找英雄 / 双重当古斯 / 夏天的终结 / 小机器人》 19.45 《伍兹乐园：古兹乐》 20.15 《路西法》（第1-2集：点燃光明 / 他们又回来了吗？ / 胡萝卜宝宝 / 狡猾的小寄生虫）

VOX

5.30 CSI：纽约 6.55 犯罪意图（第5季） 13.50 腓特烈大厦——幕后世界 14.50 《自己就是新娘》（浪漫喜剧，美国，2009年）主演：桑德拉·布洛克 17.00 汽车杂志 18.10 《典当行专家》（第1集）纪录片系列 19.10 《典当行专家》（第2集）：闪亮珠宝与幽灵车。纪录片系列 20.15 亨斯勒烧烤夏季特别节目（第2集）：汽车医生、维罗娜·普特、马库斯·罗伊尔。节目。嘉宾：约翰·劳弗、汉斯-于尔根·福尔、霍尔格·帕施 23.35 《伯德基的真实生活》（第2季）纪录片肥皂剧 0.15 《医学侦探》纪录片系列

ORF2

14.30 罗莎蒙德·皮尔彻：《风中的羽毛》（电视情节剧，德国 / 奥地利，2003年） 16.00 欢迎光临！拜访…… 16.30 备受敬畏与热爱的阿尔卑斯山隘口——福拉尔贝格州 16.55 我的信仰 17.00 ZIB 新闻 17.05 17点后最新资讯 17.30 花园里的自然 17.55 回归自然：格赖因 18.25 奥地利风光 19.00 各州新闻 19.17 彩票 19.30 时事直播 19.51 天气预报 19.56 体育新闻 20.05 侧写 20.15 《犯罪现场：这是个什么世界》（犯罪剧，奥地利，2023年） 21.50 ZIB 2 22.15 奥地利原创 23.05 多莉·帕顿：人人心中的宝贝 0.00 《外交官在罗马：危险的谎言》（电视犯罪电影，德国，2026年）

ONE

5.00 《彼得罗切利》 6.35 《天鹅绒》 10.20 《穿越心墙的爱》（喜剧，法国，2015年） 11.45 《阳光下的舞步》 14.50 《阿尔伯特在哪里？》（喜剧，法国 / 比利时，2018年） 16.20 《海滨传奇》（第3-5集） 18.40 《彼得罗切利》 20.15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第1集）《未完成的画像》 21.50 《亚当·达格利什，苏格兰场》（第3-4集）《善恶之间（上） / 善恶之间（下）》犯罪系列剧 23.20 《默多克神探》 0.05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马普尔》（第3集）《量身定制的谋杀》（电视犯罪电影，英国，2013年）主演：朱莉娅·麦肯齐、汤姆·休斯、阿内林·巴纳德 1.35 《岳母假期：快乐终结》（喜剧，法国 / 比利时，2018年）

欧洲体育1

8.30 马拉松：悉尼马拉松 10.30 自行车赛：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8赛段：普索尔—赫拉科 12.00 自行车赛：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9赛段：拉维拉霍约萨—阿尔托德艾塔纳 8. 自行车赛：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9赛段：拉维拉霍约萨—阿尔托德艾塔纳 18.00 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 20.00 自行车赛：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9赛段：拉维拉霍约萨—阿尔托德艾塔纳。首周收官战将是一段艰难的爬坡赛段。塔德伊·波加卡尔是否会再次甩开所有人？ 22.00 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去年中国选手肖国栋成功卫冕，击败了英格兰选手加里·威尔逊。 0.00 马拉松：悉尼马拉松

贩卖性

当内莉和她的同事们坐着派对豪华轿车前往下一个任务时，看起来就像在音乐录影带里：迪斯科灯光、皮草大衣、高跟鞋。六集ARD喜剧剧《贩卖性》将伴游业描绘成一门“女老板”生意，配备香槟冷却器。内莉（艾拉·莫根饰），25岁，攻读工商管理学的女大学生，负债累累，在展会上打零工，并在一家金融咨询公司做无薪实习。当一位前同事带她去“花之伴游”经纪公司时，这个女大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奥罗拉”，满足客户的幻想并因此赚取可观收入。“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激进的战略转变。世界将其称为伴游。”内莉如是说。《贩卖性》传递出一条明确信息：该剧站在女性（及男性——如扮演富有同情心的男妓本的马利克·布卢门塔尔饰演）在性工作中争取自主权的一侧。导演米丽娅姆·德内和玛丽·C·柯尼希（后者本人曾在伴游行业工作十年）表示，她们想放大陈规旧套，以此打破它们。

作为“奥罗拉”，内莉对伴游世界及自身的性偏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获得了经济独立，却失去了过去的生活，并遭到昔日友人的谴责。她发表了一段独白，可被视为该剧的宣言：谁若建议伴游女性从事“正当职业”，其关怀背后实为无法容忍女性掌控局面。这种虚伪植根于厌女症，无视数百万男性消费者的存在，却一边消费其内容，一边公开表达鄙视。该剧并未完全忽略阴暗面：经纪公司表面上保护女性，却变相迫使她们从事无保护性行为。真正的安全保障来自莉莉安娜（莱拉·阿波娃饰），一位经验丰富的伴游导师。

一部电视剧引发如此多的讨论：何时开始涉及金钱交易？谁能决定女性的身体？社会又以何种控制反射来应对女性的经济主权？该剧并未给出特别有趣的答案。结构性批评沦为叙事的点缀，《贩卖性》最终将伴游工作主要塑造成女性赋权的幻想，在最后一刻牺牲了细致描绘，将其隐藏在闪闪发光的外表下。最终，它反而建构了新的刻板印象，再次将女性变成投射的对象。作者：卡拉·霍夫曼

Kabel eins

5.15 Magnum 6.00 Steel Buddies – Stahlharte Geschäfte 10.55 Abenteuer Leben am Sonntag – Magazin 13.00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 Reportagereihe 16.00 Kabel eins: newstime 16.10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 Reportagereihe 18.10 Achtung Abzocke – Urlaubsbetrügern auf der Spur – England 20.15 Willkommen bei den Reimanns – Dokumentationsreihe 22.20 Abenteuer Leben am Sonntag – Wasserpark Suntago – Europas größter Wasserpark 0.20 Steel Buddies – Alles aus für Morlock Motors? / Ausflug nach Moldawien – Moderation: Michael Manousakis

SkyOne

5:00 《马基雅维利》 / 《真相在细节中》 / 《火鸡日》 / 《查理》 / 《绿发少女》 / 《在灰色地带》 / 《出卖的未来》 / 《网络神童》 / 《三只瞎老鼠》 / 《第二次机会》犯罪剧
12:35 《埃尔斯贝特：特别案件》犯罪剧
14:05 《公牛》第1-2集犯罪剧
20:15 《海军罪案调查处：起源》杀手与保护者 / 《塞西莉亚》犯罪剧
21:45 《公牛》第3-5集等：正义是色盲 / 血腥金钱 / 百分百 / 亲吻与烈火 / 无情少女 / 丑陋的野心 / 绝望时光 / 主的道路 / 克莱尔与兰迪犯罪剧（至5:40）

ZDFneo

6:15 《太平洋大发现》
9:15 《动物间谍》
10:40 《深海秘密：珊瑚礁洞穴》
11:25 《极致深海：冰冷深渊》
12:10 《未知深海》
12:55 《金枪鱼：濒危猎手》
13:40 《水下宝藏》
14:25 《海底秘密》
15:10 《海洋恐惧：怪兽巨浪之谜》
15:55 《光荣十人》
10 18:05 《历史速写：昨日新编》
18:30 《天堂岛凶杀案》
20:15 《最后踪迹：柏林》
21:45 ZDF喜剧夏日
22:10 《Maithink X：脱口秀》
22:45 《今日秀》
23:20 《波希米亚人烤肉记》
23:50 《Maithink X：脱口秀》

Sport 1

7:00 《德甲纯粹》- 德甲联赛&德乙联赛第1比赛日
11:00 《FIROCKX双人通关》
13:30 《德甲纯粹》- 德甲联赛第1比赛日&德乙联赛第3比赛日
15:00 《PS专业人士》纪录片真人秀
16:45 《PS专业人士：悉尼的汽车检查与费里》第4集
17:45 美式橄榄球：欧洲美式橄榄球联盟季后赛：莱茵火焰对阵弗罗茨瓦夫黑豹
20:55 足球：Socca世界锦标赛捷克对阵德国 A组
22:00 《辛迪与年轻的野性》
1:00 《请微笑！》
1:50 《PS专业人士学校》第1集厚脸皮买便宜货 / 婴儿轰炸机纪录片真人秀
3:00 电视购物

Bayern 2

5:03 Bayern 2节目单
6:05 2节目单
6:45 《立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7:05 《信仰怀疑生命》
9:05 周日早晨的Bayern 2
10:05 《远行》
11:05 广播录音：Pippo Pollina与瑞士青年交响乐团
12:05 《巴伐利亚文化版》
13:05 广播旅行
14:05 《 2沙龙》朗读：梅克·勒策《奥德赛》第5 / 8集
15:05 《拆除》根据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科幻犯罪小说改编的广播剧
17:05 《世界接收器》
18:05 《无线电微观世界》
19:05 《点火电台》
20:03 2弗兰肯地区广播录音：班茨之歌嘉宾：博多·瓦特克、汉内斯·林格施泰特与乐队及特邀嘉宾施托波克、格雷戈·迈勒、萨拉·莱施、多塔、Maybepop、弗朗茨·本顿、霍尔扎与莉娜·博
22:03 《一对一》嘉宾：弗朗切斯科·威尔金，音乐家
23:03 夜间混音（重播）
0:03 ARD夜间音乐会

BR-KLASSIK

6:05 开场：伯瓦尔德g小调第一交响曲《紧缩》等（哥德堡交响乐团，指挥：内梅·雅尔维）
7:05 《赞美主》
8:05 《巴赫康塔塔》独自向你，主耶稣基督
9:05 音乐谜题夏日热门金曲
10:05 交响晨曲：等：W.A.莫扎特《魔笛》序曲（指挥：洛林·马泽尔）
12:05 桌上糖果
13:05 午后时光
15:05 点播：夏日音色
17:05 ARD音乐大赛75周年
18:00 新闻、天气、交通
18:05 因戈尔施塔特管风琴夏季音乐会 “我的灵魂赞美主” - 圣母颂管风琴音乐：等：布克斯特胡德《第一调式圣母颂》；施图姆：四首即兴曲
20:03 音乐会：柏林音乐节 / 超声波新音乐节：等：O.诺伊维尔特《为管弦乐队与采样器的挽歌》 / 《三角琴》管弦乐队
23:03 可听见
0:03 ARD夜间音乐会

德国之声

5.05 开场 6.05 本周评论与主题 6.10 圣乐 7.05 新闻与音乐 8.35 周日早晨 9.10 新唱片 9.30 随笔与论述。Die Fake-Gucci-Kappe 10.05 新教礼拜 11.05 本周访谈 11.30 周日散步 13.05 新闻 13.30 余音。嘉宾：作家亚斯明·施赖伯 15.05 摇滚等等 16.10 图书市场 16.30 研究动态 17.05 文化问题 17.30 今日文化 18.10 新闻 18.40 背景 19.05 本周评论与主题 19.10 体育 20.05 特写。实地研究：农业。四种生活方式在传统与农业综合企业之间 21.05 2026. 室内乐音乐节“张力”。其中包括：J.S. 巴赫：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5首 f小调 BWV 1018 1018 23.05 23.05 今日 23.30 体育对话 0.05 广播之夜

《南德意志报》善行

为慕尼黑及周边地区

《南德意志报》善行帮助在慕尼黑及周边地区陷入困境的人们。每一欧元捐款都直接用于帮助需要的人，无任何扣除。

汇款至： SZ善行协会 / 联合抵押银行 IBAN: DE04 7002 0270 0000 0822 28 sz-gutewerke.de / spenden

或直接现场捐赠： SZ服务点（位于考夫霍斯百货公司，1楼）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8:00

《南德意志报》

霍尔格·格茨

足球总是打开话题的好方式，与意大利人聊更是如此，与焦万尼·扎雷拉聊则更加如此。他青年时效力于意甲罗马俱乐部，这是他的心爱球队，在那里他最喜欢的球员成为了偶像。弗朗切斯科·托蒂，作为罗马的第八任国王载入足球史册，并成为这座城市的守护神。原因何在？因为他对罗马忠贞不渝。皇家马德里想将他招至麾下，但他有力量抵御诱惑。弗朗切斯科·托蒂永远奉献给永恒之城。有时唯有激情方能奏效。

焦万尼·扎雷拉平静地谈及托蒂：“我为此深感庆幸：这种恒久不变。”而这番话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他自己。

8月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在哥达。弗里登施泰因宫的庭院已布置就绪，为翌日晚间的户外重头戏——“焦万尼·扎雷拉意大利之夏之夜”：意大利迪斯科流行、意大利经典金曲及其他热门曲目。排练即将开始，其间扎雷拉（48）在附近一家咖啡馆花园还有时间，聊足球、罗马，也聊起一位黄油椒盐卷饼女商贩——正是她在施瓦本地区的黑兴根这个披萨师傅之子成长为周六晚间ZDF荧屏男人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本周六，“焦万尼·扎雷拉秀”将迎来开播五周年，ZDF甚至为此将电视花园这一神圣场地借予此节目。扎雷拉不负众望，2021年那些敢于以其姓名冠名新节目的人们所给予的信任，他已用成绩证明了其价值。彼得·亚历山大秀、卡特琳娜·瓦伦特秀、鲁迪·卡雷尔秀：只有在公共广播的先贤祠中，最伟大者的姓名才会高悬于舞台之上。

他至今的创伤：在家具商场举办的只有八名粉丝的签售会

从这个角度看，扎雷拉确实达到了顶峰。但他也不回避向下看，看向这家餐馆的桌子，那里的饮料中漂浮着奇怪的花朵，引发了采访者的疑问：这还能喝吗？作为店主的儿子，扎雷拉是内行人，他相信人性之善，也相信大黄汁中蕴含的美好：“我相信那些东西——它们是故意放进去的。”

人性之善并非总能依赖，扎雷拉早年就有切身体会。他于2001年在《流行明星》（Popstars）节目中被选入Bro'Sis组合，并登上通风不良的青少年卧室海报。出道单曲《I Believe》空降榜首，首轮巡演的名称听起来既像承诺又像威胁：《永不忘记》（Never Forget）巡演。之后，该组合上演了大量喧闹闹剧，包括因一场——用“好玩的娱乐社会”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在《FHM》杂志拍摄的封面大战而引发的Bro'Sis女主唱间的矛盾。

Bro'Sis解散后，扎雷拉尝试以个人歌手身份立足，却发现“永不忘记”在演艺圈的真正含义：一无所有，“niente”。他回忆道：“四年后在乌尔姆一家家具商场举办的签售会上，到场的粉丝不到十人，可能只有八个。”他接着说：“我还记得：后台有一位女士，她端着大约300个黄油椒盐卷饼

经过13年开发（据称耗资20亿至30亿美元或更多）、多次延期、一次预告片、更多预告片和又一段预告片后——现在，它终于发生了。倒也不是游戏本身的发布，而是26分钟的游戏实机演示视频首次公开。

该视频在Netflix上独家播出了整整六小时，仿佛铺上了红色的互联网地毯，尽管最终不过是一段宣传视频。现在它也已登陆免费平台。据称，视频上线的周四晚间，Netflix服务器一度不堪重负。在接下来的500年里或在所谓的现实中，人们可能再也不会看到类似的奇观，比如国际空间站上的摔跤比赛。这款游戏的期待值之高、呼声之持久，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部电影、游戏或专辑，甚至可能永远不会问世。它或许会像所有乌托邦一样，只能在未来中渐行渐远。

坚持不懈的典范

五年来，乔瓦尼·扎雷拉一直是周六晚间的娱乐明星，其节目名称中甚至直接带有自己的名字。与这样一个能够坦诚面对自己疑虑的人相遇。

父亲是施瓦本地区黑兴根一名披萨烤师：乔瓦尼·扎雷拉，48岁。

摄影：迈亚·米哈伊洛娃 / ZDF

涂满黄油，为等待签名的粉丝们准备。当我站在这八个人面前时，脑海中第一个念头是：剩下的292个椒盐脆饼该怎么办？”

这段经历意义重大，因为它清楚地诠释了"观众缘下滑"这一表述的含义。当然，扎雷拉并未对此避而不谈。拉丁人云："通过崎岖之路，方能抵达星辰"，但反过来也成立。有人从青少年天堂坠入椒盐脆饼的深渊。他又该如何重新崛起？

正是在这一点上，展现出了这位歌手、音乐家、主持人扎雷拉身上那种——用托蒂式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因为正如托蒂始终忠于罗马队，他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梦想，在大舞台上表演——为此甚至甘愿从配角做起。他是一位施瓦本地区务实勤奋的意大利人，其辛劳的清单可谓无穷无尽。

这份清单包括真人秀节目，他与妻子雅娜·伊娜展示私人生活，节目标题如《披萨、意面与爱》；此外还有欧洲汽车足球锦标赛的参赛、主持《Bravo Sport TV》、在电影《新鲜榨取》中饰演披萨外卖员朱塞佩、主持《明星下厨房》；维基百科还记载道："他还参加了游戏节目《击败拉布》，惜败于陆军医生约翰·鲁达特。"为了成功，他确实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

正是凭借这种坚持不懈，他得以在业界立足，并最终作为独唱歌手凭借专辑《La vita è bella》（生活如此美好）实现突破——德语流行歌曲的意大利语版本。安德烈娅·贝格斯《你曾千百次欺骗我》在他这里变成了《Tu mi hai mentito mille volte》，听起来却完全不一样。

之后ZDF电视台找到他：你就是我们周六晚间的男人。而扎雷拉一如既往，先给妈妈克莱门蒂娜打了个电话。她喊道："乔瓦尼，现在你就是这个汤米·戈特沙尔克了。"这句引言来自五年前的一篇《明镜》报道，当时他的节目刚刚启动。而节目至今仍在播出。在这个电视节目转瞬即逝的时代。

扎雷拉如今已在伦敦的艾比路录音室录制新歌，在德国早已跻身最受欢迎的乔瓦尼（乔瓦尼·特拉帕托尼、乔瓦尼·迪·洛伦佐、教皇若望二十三世）之列——但当他在哥达谈及首播节目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在自己的叙述中也从未扮演过大佬角色。相反，他是一个在寻找、也在怀疑的人。"Allora prendi e vai"是他对ABBA名曲《The winner takes it all》的诠释。这首歌很棒。但并不正确。

扎雷拉能够与台下观众建立良好的亲近感

刚刚荣膺周六晚间男主角的扎雷拉，在2021年秋季来到柏林-阿德勒斯霍夫参加首次节目排练。此时雨点敲打着咖啡馆花园的遮阳棚，他说道：“那里矗立着一座60米长的舞台，上面赫然写着：‘Die Giovanni Zarrella Show’。有位制作人朝我喊道：‘老兄，现在有300人正在为这档节目忙活。’”

他继续说：“这让你顿生顾虑。仅仅因为三四个人觉得你是合适人选——你真的合适吗？那一刻，乌尔姆卖面包小贩的身影又闪回到我的脑海。”

最终，节目开播。帷幕拉开。“你能在首期节目的录像中清楚看到：我盯着观众席，不自觉地深吸了一口气。那一刻的感觉至今仍刻骨铭心。但我随即对自己说：上吧。把它拿下。”

或许正是这种公开谈论怀疑时刻的做法，才是他的策略；或许这只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但这肯定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扎雷拉能够与台下观众建立良好的亲近感，即使现在在哥达的舞台旁也是如此。他目光专注，倾听对方，并询问细节。他的微笑并非像其他电视明星那样刻意做作，而是带着一种不张扬的友善——就像当年的迪特尔·屈尔滕在《今日体育》中那样。但与屈尔滕不同的是，扎雷拉会唱歌，与嘉宾的二重唱正是他节目的核心DNA。

谁要是一听到流行音乐就起鸡皮疙瘩，那这档节目也治不了他。但扎雷拉将德国流行音乐意大利化的方式，让它们变得更加大气，有时甚至少了几分尴尬。

过去五年里，扎雷拉演唱过尼诺·德·安吉利的《伊甸园之外》、安德烈娅·贝格的《我热爱生活》、克斯廷·奥特的《彩虹》、Alphaville的《永远年轻》、他父亲布鲁诺的《小而脆弱》、詹姆斯·布朗特的《你真美》、彼得·马菲的《你就是这样》、瓦内萨·迈的《我的时光》。有一次，他还为身着开心果塔图福装扮的扬·伯梅尔曼演唱了《接吻》。这些二重唱风格迥异，但乔瓦尼·扎雷拉——布鲁诺与克莱门蒂娜的儿子——依然像是一个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惊叹的人。生活如此美好。

在这个时代，能在周六晚间看到有人如此幸福，或许就是最必要的逃避现实的方式。

终于来了，重大罪犯

在等待13年后，《侠盗猎车手6》终于有了更长的剧情曝光——登陆Netflix。但网络上的一则“韭菜”消息扰乱了这场秀。

《侠盗猎车手》讲述的是一个由疯狂罪犯掌权的世界。图片：Rockstar

一栋涂满涂鸦的高楼，他们似乎要在这里取货。几个黑人男子，满身纹身、戴着金链子，在里面等着他们。锅里煮着毒品。突然，现场一阵骚动，屋顶上出现了男人，枪声响起，直到此时十字准线才出现。这部影片是一款游戏，但看起来像电影，感觉也像电影——同样紧凑、同样可信、同样戏剧化。这种承诺常被人提起，但很少有像这里这般令人信服的。

一位名为“CyberLeek”的黑客自诩为被剥夺权力的玩家的复仇者

没过多久，互联网上就炸开了锅——镜头里出现了Jason和Lucia在犯罪小团伙中持枪生活的场景。追逐金钱的故事将他们带入游戏世界，一个模仿迈阿密的美国大都市，规模宏大且细节丰富，甚至有争吵的鸽子、快艇、摩托车和降落伞。这是一个成年人的游乐场，可以无拘无束地犯罪，然后在流行音乐（此处为Cliff Richard的《Devil Woman》）的伴奏下，在蓝色警灯的追逐下驶入金色晚霞。这种此前各部作品中熟悉的感觉，正是数百万人购买这款游戏的原因——预告片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然而，自1997年起就存在的这部系列作品的幕后工作室Rockstar，却似乎正在失去对其在玩家想象中如何存在的控制。上周

CyberLeek为《侠盗猎车手6》讲述了另一个故事。与其说通过画面，不如说是通过叠加在视频上的信息。此外，一个网站还包含了一份类似宣言的内容。其中写道：

“（游戏机制造商）索尼与Rockstar正在扼杀你们拥有游戏的权利。”因为游戏如今以数字形式发售，不再依赖实体载体，玩家购买的仅是使用权。许多大型发行商将游戏视为服务，理想情况下在售出后仍能从玩家口袋里榨取更多金钱——例如购买特殊物品、服装或游戏内优势。在某些情况下，运营服务器最终会被关闭，届时玩家曾付费购买的游戏便会彻底消失。

CyberLeek于是自诩为被剥夺权力的玩家的复仇者。这些视频中也包含文字提示，号召购买专门为此次“行动”创设的CyberLeek加密货币以筹集资金。此外，黑客还写道，十名乔装成韭菜（英语中“leek”即韭菜）的人需出现在Rockstar办公室前，届时将有新素材发布。果不其然，一名男子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公司总部前拍摄视频，他大喊：“够了！把Strand-Leaks公开给所有绝望男孩！”说罢便咬了一口韭菜。

然而，众多——非常多——GTA粉丝却在痛骂CyberLeek。在泄露的场景中（Jason打篮球、加油、在裸体主义者聚居地引发枪战），《侠盗猎车手》看起来远不如Netflix预告片那般光鲜。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丝毫未动摇虔诚等待者的信念。长达13年的集体渴望似乎已将这款游戏充能到无法被现实击败的地步，如同寻常热潮一般。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现实。

《侠盗猎车手》夸张的世界向来也是对自身的媒体讽刺。围绕其准宗教式的宣告与试图摧毁它的“CyberLeek”之间的故事，完美契合了这一风格。CyberLeek似乎已从其加密货币中提取了250 000美元。那么现在呢？后视镜里警灯闪烁，全速前进？黑客最后一条消息是：“我们毁掉互联网的那个夜晚。”

菲利普·博沃曼

社会

组图：克里斯蒂安·特斯曼 / ISTOCK / GETTY IMAGES / LJUPCO

这里可真美

从凯门鳄、变质的烤鸡串

到特别的吸血鬼：

为什么最糟糕的度假偏偏最让人怀念。

“度假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老校友在从意大利返回德国的火车上偶然遇到家人时，用最美的美因弗兰肯方言大骂。这位昔日同学的父亲问，什么时候熟人开始坐火车去度假了？因为他知道这位昔日同学是一位拥有排量强劲的梅赛德斯350 / 8,系列车型的骄傲车主——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是的，他告诉众人气愤地说，度假时他确实是开着梅赛德斯去的，但回程时却不是了：“我的梅赛德斯被偷了，那些强盗！”

据他描述，他和妻儿登上了一座耸立的贵族塔楼，意大利贵族在中世纪建造此类塔楼，是为了方便从高处用弓箭和弩箭射杀对手。他已经记不清这座城市的名字，但对周围美丽的丘陵景观以及城墙附近的停车场记忆犹新。停车场上，有几个男人正在将他的梅赛德斯装上一辆大卡车。他从塔楼上大喊大叫，声音却无人理会，等他跑下塔楼的无数石阶赶到停车场时，早已不见梅赛德斯的踪影。

这段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听起来相当可信。对这位倒霉的车主而言，它必定一生都铭刻于心，正如50年后的听众们依然记忆犹新。早在能了解豪华车大盗这一现象之前，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便在1797年致信弗里德里希·席勒：“旅行犹如一场游戏；总是有得有失。”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远行总是充满风险：糟糕的道路、疟疾等疾病，甚至强盗。大多数人要么不出行，要么迫不得已才出行。即使在相对有序的罗马帝国2世纪，诗人弗洛鲁斯也拒绝随皇帝哈德良出行，他在诗中写道：

“我永远不想成为恺撒，不去不列颠，不去忍受斯基泰的严寒。”

有人讽刺地回应道： “我永远不想成为弗洛鲁斯，不去流连酒馆，不去蹲守糟糕的厨房，不去忍受蚊虫叮咬。”

或者，那种史诗级的错误——在秘鲁某个小镇的公交站，仅仅因为饥饿，就吃下了一个飞贩廉价兜售的鸡肉串。数月后，热带病诊所的专家们仍津津乐道于这个医学上极为有趣的胃肠功能紊乱案例。

又或者，那年夏天在克拉根福附近的湖畔。一家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家庭好不容易盼到假期，却在第二天晚上被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吓醒——回声在如画的山壁间回荡：几个来路不明的摩托车俱乐部预订了同一家酒店，举办年度聚会。现场热闹非凡。

这支可爱的科隆乐队L.S.E.曾为这场度假灾难——这张单程票直通“灾难角”——创作了一首名为《意大利伦巴》的歌曲，将意大利语和莱茵地区方言戏谑地混搭，其中唱到变质的“pasta mare”的后果：

“... arrivederci, good bye.

现在我躺在‘死亡垫’上，在‘斯利佐’车站。 ‘粗暴医生’身着阿玛尼，为我准备特殊麻醉，放入石棺。一切‘tutte mir wää’，意大利再见。”

这当然荒诞至极，却切中要害。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人类对苦难与危险的记忆远比对美好时光更为深刻。简言之：那个好奇的尼安德特人踩到熟睡的洞熊险些丧命，从此便再也不会漫不经心地闯入黑暗。毕竟，错误教会我们学习——因为压力荷尔蒙会让大脑中的突触更强烈、更持久地连接。或多或少如此。

但在旁观者眼中，这些算得上什么度假灾难呢：寸步难行的海滩、踩到海胆的孩子、发现阿尔卑斯山体育酒店的“超值价格”原来是按天收费、勃艮第运河畔浪漫酒店里的臭虫、以及在布拉格一家精致的新艺术运动风格酒店里爆发的最激烈情感战争。

也许有一天，这些记忆会变得模糊：加拿大荒野中的十二天独木舟之旅、白头海雕的巢穴、出色的旅伴、水晶般清澈冰冷的河流、路边惊讶的棕熊。但每一个细节都会铭记——在布莱克斯通领地公园的第一天。刚进园区时，警示牌提醒游客提防饥饿的灰熊。然而，事实证明，它们并非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友善的导游凯尔用轻松的加拿大式幽默一语道破的：“布莱克斯通的虫子情况有点糟。”蚊子泛滥：“在进帐篷前，先跑出十米甩掉蚊子，再跑回来钻进蚊帐。就算这样，还是会有几只混进来——到时候就只能把它们拍死了。它们晚上能让你睡不安稳。”游客们笑了，这人真幽默。直到凯尔在布莱克斯通打开巴士的推拉门时——

蚊子潮以海啸般的威力袭来。它们穿过袜子、裤子和衬衫，叮咬耳朵、脖子、脸庞，甚至飞进鼻孔。若用军事术语形容，它们还得到了“重装部队”——黑蝇——的“护航”。当凯尔解释它们“不会叮咬”时，这根本无法让人安心：“它们会从你的皮肤上咬下一小块肉。

这名男子后来被证实是一名美国人，他带着妻子和孩子预订了一次为期数日的漂流荒野之旅，但当他发现漂流活动是乘坐漂流船而非配备客舱和吧台的派对船时，仍然表现得极为震惊和愤怒。

蚊子、搭帐篷、没有网络！显然，面对这样的前景，他变得如此粗暴和无礼，以至于组织方将其从行程中除名，并拒绝任何退款，理由是合同附则中关于攻击性和粗暴行为的条款。加上接送这名暴怒男子及其尴尬家人的水上飞机，这次旅行对他来说可谓是一笔五位数的巨款打了水漂。今后，他至少可以向人炫耀自己逃过了一场怎样的“恐怖”。

当然，最受欢迎的莫过于在旅行中经历的“险些酿成大祸”的故事。这样的经历能提供优质的轶事素材，让人回忆时带着愉悦的战栗。1853年，古典学者费迪南德·格雷戈罗维乌斯独自探索科西嘉岛时，租了一头驴和一名向导，试图攀登蒙特罗通多峰。格雷戈罗维乌斯享受着这场冒险，陡峭的小径和俯瞰深谷的景致——绿色山脉间奔流的河流。直到他仔细打量起向导：“有时，当我独自与他在黑暗的岩石和荒野森林中时，他回头看我一眼，我便不由得毛骨悚然。他是个丑陋的人，眼神中毫无善意。”

这名向导实际上将他引入歧途，并索要了大量金钱。几名路过的男子救了格雷戈罗维乌斯，使他免遭更糟的境地。直到那时，他才得知关于这名向导的真相：“他手上沾着血，他是个杀人犯。因为一年前，他在科尔泰市场上用一刀刺死了一个卢卡人——据说只一下，就结果了对方。”

人们仍能感受到作者在其游记《科西嘉》中记录这段经历时所流露的那种舒适的战栗。这本书值得一读，它描绘了一个时代——即使是文化修养之旅也充满了巨大的冒险。

如今的冒险风险更小，但依然可以寻觅。两个家庭，一个来自德国，一个来自秘鲁，预订了数日入住穆云纳亚马逊丛林生态小屋，一家位于原始森林中的环保企业。丛林徒步、睡莲地毯、白鹭、参天巨树，还有在月光下捕鱼的巨型蝙蝠，悠然漂浮的海牛。

这片即将消失的造物世界。一名秘鲁向导——一位身材精瘦、带着陆军丛林战斗部队纹身的和善男子——与两个家庭的少年们结下了友谊。某个空闲的下午，他对他们说：今天不许偷懒——我要带你们看点特别的。

他们乘坐一艘电动船，六名游客深入丛林腹地。向导在一处明显的地点停下，带领他们穿越密林一小时或更久，最终来到一个湖泊。湖心有一座由高大树木覆盖的小岛——栖息着色彩斑斓的金刚鹦鹉，黄色与红色相间。游客们鲜少见过如此震撼的自然之美。他们静静地观望了许久。

就在这时，向导却令客人们目瞪口呆、令鹦鹉群因尖叫而惊飞，他大声呼喊着，用棍子击打湖水。湖面上原本看似漂流树干的东西开始移动，并迅速靠近。用长焦相机拍下的照片仍保存着：一颗鳄鱼头，两只幽暗的眼睛——一条凯门鳄。准确地说，是一条相当大的凯门鳄，甚至可以说非常大。这名前丛林战士颇为自豪地解释道：他引诱了这条鳄鱼，因为鳄鱼并非听到声响就逃跑，而是会察看是否有容易捕获的猎物。

在凯门鳄几乎抵达岸边时，它的头部已从暗水中探出。它用冷酷的蜥蜴眼盯着围观者，眼中毫无怜悯。

向导还在说话时，这只甲片巨兽便缓缓退回水中，只剩鼻孔露出水面。你们拍到好照片了吗？向导还在大喊，就在这时，凯门鳄如火箭般从湖中跃出。短短一瞬，那怪物几乎悬在空中，随即扑通一声落在刚才那人站立的位置。那人最后一刻侧身闪开，大喊：“跑！快跑！”众多冒险者和他们的丛林专家狼狈逃窜。

倘若凯门鳄抓到他会怎样？那位可怜的退伍军人脸色煞白，开口道：你们什么也做不了。凯门鳄会迅速将猎物拖入水下，令其溺毙。而这群人几乎不可能再从丛林中走出，更不用说讲述这荒诞故事——或任何其他故事了。他们会在荒野中迷失。手机信号？根本没有。

热爱并寻找野性自然的人们，有时会发现自然并不爱你。突然间，你会像过去许多世纪的旅行者一样无助。向导沉默片刻，然后说：我们现在可以去船上了，你们觉得呢？

情况更明确的是以下案例。

近日，一对夫妇因一段长途邮轮之旅花费近70 000欧元，却要求退还大笔金额：因裸体区域与描述不符且过小。诚然，无论岸上还是甲板，裸体区域大小本就众说纷纭，但我们暂且不论。无论如何，罗斯托克地方法院判决该对夫妇获赔3430欧元。

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经历：原本的梦想之旅变成了噩梦之旅。至少是通往地狱的前厅

使用蚊虫横行的厕所要付出高昂代价，无需赘言。凯尔跳跃式冲入帐篷的方法虽奏效，但仍有数十只而非数百只蚊子随之而入，人们只得匆忙拉下蚊帐。剩下的便是与蚊子的全面战争，就连最后幸存者也在夜间叮咬眼睑、耳朵和手指。

清晨，一架水上飞机拯救了租

后起之秀

在旧联邦共和国时期，大多数男政治家过去习惯于对任何批评都置若罔闻。有些人甚至以能够承受更多批评为傲，至少他们试图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例如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他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话是：「橡树何必在意母猪在它身上磨蹭？」实际上，这些先生们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比实际更坚强，有些人脾气还相当暴躁。而这些通常只针对他们需要承担责任的政治行为。他们的外表如何、穿什么西装、戴什么眼镜框，或是发型是否像迪迪·哈勒沃顿小品中的造型——这些在当时都无关紧要。

在社交媒体时代，一切都变了，政治家现在也需要优化自己以符合某种理想形象。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冷静。她曾听过多少愚蠢至极的评论啊——关于她的发型（还是柏林一位顶级发型师帮她优化的）、她的裤装、她的领口、她的身材。但默克尔以她自己的方式回应：干脆不理睬。她确实将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那句话内化了：让那些傻瓜——而且往往就是些男人——随便说去，随便发帖去吧。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则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她不愿再听到那些关于自己外貌的无休止评论。刚从乌克兰访问归来后，她在Instagram账号上公开了一个整形外科医生的评论：「嘿，梅特，我们要不要把你鼻子上的那一点小瑕疵修一修？」

也许这真的太过分了：「这些年来，我收到过多少关于自己外表的信息，我都数不清了。」她继续写道。无论是发型、牙齿、皮肤问题，一切都会被评头论足，哪怕她刚从战区回来。她直接向这位冒犯的医生表明立场：「我对自己的身体很满意，不需要一位男性整形医生的意见！」

时代确实变了：过去若一位女政府首脑在忍无可忍时公开回应，会被认为是不明智之举。但在残酷的政治生涯中展示情感、反击身体羞辱和其他无礼行为，也能为她赋予力量与可信度。无论如何，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在丹麦乃至其他地方因这条Instagram帖子受到赞扬。也可以说：她已经领先一步！

克里斯蒂安·迈尔

克里斯蒂安·迈尔真希望能有一个漫长的社交媒体夏季休假。

他出生于女佣和洗碗工的儿子，如今作为国际足联主席，成为了足坛最具争议的男人。乔瓦尼·因凡蒂诺，你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菲利普·泽尔多夫

与许多人今天可能猜测的不同，詹尼·因凡蒂诺并非出生在开曼群岛的一个邮政信箱地址，也不是以某种隐秘的方式出生在西西里岛的科尔莱奥内，而是出生在上瓦莱州布里格地区医院。据他本人透露，在当选国际足联主席仅五天后，他便登上了跨区域头条新闻——当时他接受了瑞士《Blick》报记者的采访。

在2016年2月27日那个选举日，《Blick》报的头版以最大字体打出了文字游戏“Fifantino”，并附上一句话：“这一决定对足球和瑞士都有利”。而这位新任足球霸主被问及对这条头条新闻的感受时，因凡蒂诺答道：“Ohlala, jesses Gott，看起来真的很棒。但这并非我首次登上《Blick》头版。早在1970年3月28日，我就上过头版了。”

什么？是的，因凡蒂诺讲述道，他于1970年3月23日出生时急需输血，而这种罕见血型的血液是由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和当时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红十字会寻获的。血液被空运至苏黎世，再由直升机运抵布里格。他说：“我作为婴儿在生死关头挣扎。是他们救了我。而这也是我首次登上《Blick》头版。”

因凡蒂诺得以幸存，全赖一套不分阶层的医疗救护。实际上，他出生在一个没有社会和物质特权的家庭。他的母亲玛丽亚是女佣，父亲温琴佐则在火车站餐厅当洗碗工。据瑞士文学描述，他后来推着“报亭小推车”沿着铁轨来回奔波，在新列车到站时兜售饮料、三明治和香烟。

然而，这个名叫詹尼的孩子在未来将于何处成长，在那些命运攸关的日子里还是未知数。他的意大利家庭当时面临被驱逐的威胁，因为瑞士即将举行一场公民投票，决定是否将外国人比例限制在全国人口的10%。倘若瑞士男性——当时女性尚无投票权——赞成国民院成员詹姆斯·施瓦茨巴赫的提案，至少35万人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该提案虽以54%的反对票被否决，但赞成票的高比例仍反映出瑞士国内的社会情绪。

詹尼·因凡蒂诺在布里格也感受到了这种歧视氛围。他本人曾说，自己曾是一个“局外人”。

Es bestehe „kein dringender Wunsch, ihn einzuladen“, sagt der Rektor seiner Schule

早在今年8月初他越过雷池一步之前，他就因试图在一次突袭行动中将世界杯出售给投资者而臭名昭著。早前，昔日的伙伴及批评媒体便以其移民工人子弟的出身为由，质疑其心理状态，指责他有强烈的自我实现欲和“暴发户综合征”。抑或是权力与金钱的“毒品”让他迷失了本性？正如德国足球运动员马茨·胡梅尔斯所猜测的那样：“他会不会被权力与金钱这剂毒品俘获？”这位在当选后曾承诺开启改革时代、让女性与男性在足坛享有同等话语权的“感恩之人”，如今虽未被通缉，但反对者仍在追击，试图将其拉下马，且在足坛中能接纳他的角落已越来越少。本周初，组织方甚至将其从加勒比海的一项青年锦标赛中除名——这成为对他公开谴责的象征。

在其故乡，早在世界杯政变未遂事件之前，他就已不再被视为“为瑞士和上瓦莱做贡献的人”。今年春天，《Republik》杂志在布里格寻访年轻时的因凡蒂诺时，几乎无人愿谈及此事。记者们找到了Kollegium Spiritus Sanctus文理中学的校长，因凡蒂诺曾在此校的自然科学、德语、历史及哲学等学科中表现优异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但校长拒绝了邀请他像其他知名校友一样进行演讲的提议。其巧妙的解释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想让他来。但我们也没有迫切的意愿邀请他。”

回顾因凡蒂诺的国际足联主席生涯，人们或许会认为“老奸巨猾”这个词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但如同历史上其他自负、虚荣的男人一样，他也曾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他曾经满头秀发：这张来自瑞士档案馆的照片中，他戴着牛仔帽，露出一副懒散的德州人微笑，见证了这一幕。孩提时，他满头深棕色鬈发。

如今，他头顶光秃，帽下全无，却非性感如泰利·萨瓦拉斯（化名Lieutenant Iojak）般魅惑，而是如恶棍般滑稽。

因凡蒂诺青年时的牛仔装扮（左）与2026年访问哥伦比亚时的对比

图片来源：Republik, David Salazar/AFP

你如何改变了？一段前后对比

詹姆斯·邦德恶搞片《反斗智多星》中的“邪恶博士”。

对因凡蒂诺来说，至少他自己很满意。前几天，当一名英国电视记者在酒店门口拦住他，直截了当地抛出那个终极问题（“你是否操纵了足球？”）时，因凡蒂诺饶有兴致地看了他一眼，回应道：“Hübsche Frisur。”因为这名电视记者也是个秃头。在钻进车里之前，这位国际足联主席留下一句讥讽的告别语：“Wir sehen uns beim Friseur”。

因凡蒂诺的母亲在2016年，也就是他即将当选主席前夕，在家乡布里格接受瑞士电视台采访时回忆说，小小的詹尼是个非常依恋大人的孩子。“詹尼和他父亲一样狂热地迷恋足球。如果他父亲在火车上或车站看到知名球员，就会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必须把詹尼带到车站。然后赶紧拍张照片。”他年长的姐姐Daniela也证实了弟弟对足球的热情：“他总是阅读《体育报》，收看电视上的各种比赛。但他自己球技很差，他曾经自嘲说自己‘两条左腿’。”

在成功登上国际足联主席宝座后，2017年他甚至将明星球员请到家乡——借此向当地人展示自己的事业成就。在布里格足球俱乐部Geschina球场（他年轻时曾被该队拒之门外）上演的“詹尼之战”中，他让著名球星吉安路易吉·布冯、巴西球王罗纳尔多、保罗·马尔蒂尼，甚至迭戈·马拉多纳都来参加这场总统私人比赛。然而，在世界杯夏季丑闻频发的“罪恶记录簿”中，这不过是一桩相对无害的滥用权力案例：任何业余足球爱好者都会乐意效仿他，只为能与马拉多纳和马尔蒂尼同场竞技。

然而，在足球技术方面，詹尼·因凡蒂诺远不及他多年来作为国际足联精明官员所展现的手腕。那些比赛的影像资料显示：他的角球踢出数米远，点球被门将轻松没收，带球过人惨遭出界。种种视频，本质上都是对他这个足坛最高领导人足球能力的反面证据。

“詹尼之战”第二季再未上演。或许，詹尼的球技很快也将成为历史。

RATTELSCHNECK

„我们今天要带孩子们去海边“

这是对美好世界的一天幻想：来自贫困家庭的3500名法国儿童前往多维尔海滩。要是那里没有暴雨该多好。

撰文：约瑟夫·凯尔恩伯格

早上六点，在巴尔贝斯-罗什舒阿尔地铁站。雨水洒在夜间最后一批摇摇晃晃的身影上，他们正在回家，前提是他们有家可归。雨水洒在赶去上班的早起行人身上。唯一在干燥处的是一名无家可归者，他坐在一堆垃圾上，像坐在王座上。

“哇，这个游泳池好大啊！”——首都地区的孩子们发现了大海（上图）。

没有“志愿者”什么都办不成：当天负责照顾米丽娅姆、努班和萨纳巴（从左至右）的志愿者奥利维亚·比亚奈（左二）。公交公司女老板西比勒·默尼厄（下图）为救助组织“人民互助会”工作近十年。图片：约瑟夫·凯尔恩伯格

巴黎下雨，法国下雨，简直难以置信。偏偏在这个2026年8月19日（周三），天气突然变了。生活不公平。穷孩子们！

今年法国经历了无休止的热浪。高温尤其折磨着居住空间狭小、负担不起度假费用的家庭。作为一点补偿，今天来自巴黎及整个首都大区（法兰西岛）的3500名贫困家庭儿童，将乘坐一百辆大巴前往多维尔，度过一天。而天气预报应用为诺曼底这座时尚海滨小镇预测了什么？小雨，接着是大雨，气温 barely 超过二十度。

一名男孩用舞蹈为清晨的队伍助兴

巴尔贝，巴黎北部的一个街区。一些旅游指南会告诫游客不要冒险前往蒙马特山脚下的这个角落。巴尔贝被视为一个色彩斑斓、喧闹混乱、粗犷甚至有时危险的地方。这里居住着许多来自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家庭。

集合地点：巴尔贝-罗什舒阿尔地铁站。旁边的公交车道上，十辆巴士之一即将出发，载着从巴黎前往多维尔。孩子们的父母陆续到来，许多母亲身着色彩鲜艳的非洲传统服装。一名男孩——他叫恩里克——用一段舞蹈为清晨的队伍助兴。一名女孩紧紧依偎着母亲。

一名男子提着乐器箱走近这群旅客，向他们讨要一支香烟，或一点可卡因。一个醉汉踉跄着走来，询问是否可以搭车。

西比勒·默尼厄，33岁，多维尔旅行团的负责人，摇摇头。“我们今天要带孩子们去海边。”她说，这是一个果断的女人，声音里带着领导的气势。这也是当天的使命：孩子们，去海边吧！六到十二岁的男孩女孩们应当感受到，他们在贫困街区的生活并非不可改变的命运。他们应当在眺望大海时感受到自由的气息。当学校重新开学，其他孩子问起“你假期做了什么”时，他们应当有话可说。

据欧洲统计数据显示，法国儿童贫困率高于平均水平。据非营利慈善组织“人民救助行动”（Secours populaire）估计，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无力负担度假。该组织多年来一直组织儿童一日游活动。

他们的“Journées des oubliés des vacances”（JOV，直译：被遗忘的假期日）传统可追溯至1944年。当时，被杀害的抵抗战士及其他纳粹受害者的孩子们应在圣诞节忘却痛苦。JOV的首个官方年份定为1945年，当时有500名儿童前往黑森林旅行。旅行目的地因地区而异。去年，在JOV成立80周年之际，数以万计来自法国各地的儿童涌入巴黎。为向他们致敬，法国空军特技飞行队“法兰西巡逻兵”在首都上空划出了一个个圆圈。

在这辆巴士上，大家一律以“你”相称。因此，默尼厄女士——这位女领队——从此以后只能被叫做西比勒。西比勒在“人民救助行动”工作了十年，现在她发出了出发的信号。出发前，她清点了一遍人数。26是个神奇的数字。26名儿童将从总计3500名儿童中脱颖而出，搭乘这辆巴士前往多维尔，而这26名儿童也将是这辆车上唯一返回家中的孩子。此外，车上还有15名志愿者（“Bénévoles”），他们将各自负责照看两到三名儿童。家长们留在家中，手机也同样被留下。

车上的德国记者将试图探寻：这场大规模动员、这场为期一天的更美好世界的幻象，究竟能为孩子们带来什么。三小时前往，三小时返回，只为在雨中的海滩上度过几小时？最终他会理解：这根本不关乎阳光与沙滩，而是关乎集体体验，关乎这一天本身。这一天必须从早到晚被讲述。

Enrique，六岁，是一名来自刚果裔家庭的孩子，从第一分钟起就成了巴尔贝斯团队中的主角。他善于讲故事，也不排斥小打小闹。他的负责志愿者是37岁的马尼希·弗雷博，在保险巨头安盛集团从事危机沟通工作，强壮的体格为这份工作提供了最佳条件。

如果说Enrique是活跃的代表，那么害羞的Mariam则是他的对照——她七岁。好在她的格鲁吉亚母亲在家时并不知道，Mariam仅仅走了几公里就开始感到恶心。负责的志愿者奥利维亚·比亚奈，33岁，一位极其酷的金融专家，出生于瓜德罗普，为她递上一个蓝色袋子。

“人民救助组织”（Secours populaire）不仅通过这辆巴士，更在整个法国社会织起了一张社会安全网，最初隶属于共产主义阵营。如今，它在几乎所有政治阵营中都赢得了尊重。极右翼人士偶尔指责该慈善组织从事左翼宣传。实际上，车上的26名儿童并不符合勒庞主义者所期望的法国社会形象。

“必须面对事实。” Sibylle在两小时车程后首次在巴士上找到时间聊天时说。她深吸一口气。许多来自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家庭在法国举步维艰。但这辆巴士不是讨论法国移民政策的地方。Sibylle是个实干家，在巴黎一家处理破产公司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但她投入在无偿社会工作上的时间也不少。至于“为什么”这样做，这个问题只能先放一放。孩子们，外面是多维尔！

游艇港口、赌场、赛马场一一掠过。一个男孩在巴士里喊道：“Elle est énorme, cette piscine！”——这泳池可真大！他指的是大海，一片灰色的海水，几乎难以与天空和沙滩区分开来。

在前往海滩的路上，巴尔贝斯团队被音乐家们包围，一位戴黑礼帽的魔术师让肥皂泡雨点般落在孩子们身上。这位德国记者跟在一个女孩身后，她的背包上系着一条写有“Ne m'oubliez pas！”的丝带。别忘了我！

3500名儿童占据了海滩，按法兰西岛大区八个省份分区排列：埃松省、伊夫林省、塞纳-圣但尼省、瓦兹河谷省、塞纳-马恩省、上塞纳省、马恩河谷省和巴黎——巴尔贝斯团队的故乡。泳衣被拿了出来。在德奥维尔海滩的毛毛细雨中，太阳真的升起来了。

它照亮了一名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女孩。她叫Sanaba，十一岁。

问她是否期待大海？这是个蠢问题，但Sanaba还是友好地点了点头。她补充说，这是她今年第一次来到海边。

问她游泳游得好吗？她最喜欢打排球。她的家人最初来自哪里？她答道：喀麦隆。她的父母是做什么的？母亲正在找工作。那父亲呢？“唉，”Sanaba说着，脸色阴沉下来，“我不认识他。”够了，别再问了。

Seit 2017 macht Sibylle für Secours populaire einmal pro Woche „la maraude“. So bezeichnet man die Arbeit von kleinen Teams, die abends Obdachlose auf den Straßen von Paris besuchen. Sie bringen Essen und Medikamente, fragen, wie es geht, bieten Hilfe an. Während der Pandemie wuchs Sibylle in immer mehr Projekte von Secours populaire hinein. Und so wurde sie auch Bus-Chefin bei den Kinderausflügen. Sibylle sagt: „Ich will mich nicht schuldig fühlen, weil ich den Menschen, denen ich jeden Tag auf der Straße begegne, nicht helfe“.

Sanaba läuft los, gemeinsam mit all den anderen Kindern läuft sie zum Wasser. Sie jauchzen, planschen, quietschen, hüpfen, tauchen unter und tauchen wieder auf, eingehegt von Erwachsenen, die mit einer schwimmenden Kette verhindern, dass sie in zu tiefes Wasser vordringen. Die Flut kommt rasend schnell.

Sie lassen niemanden kalt, diese Kinder. Spricht man mit den altgedienten Bénévoles, hört man die Geschichte von dem Heim-Mädchen, das nur einmal pro Woche Zugang zu einer Dusche hatte, von dem Jungen, der auf die Frage, wie viele Geschwister er habe, antwortete: 22, er habe allerdings auch sechs Mütter. Aber unvergesslich sei jedes Mal wieder der Moment, wenn die Kinder im Sonnenschein ins Wasser laufen.

Knietief im Wasser trifft man Sibylle. Versonnen schaut sie den tobenden Kindern zu. Kinderglück, es ist mit Worten schwer zu beschreiben, mit Geld nicht aufzuwiegen. Damit ist auch die Frage beantwortet, warum Sibylle das alles tut.

Aber leider, an diesem 19. August 2026 gibt es keinen Sonnenschein. Und wie angekündigt, wird am frühen Nachmittag aus dem Nieselregen Starkregen. Der deutsche Journalist begeht in diesem Moment eine Stunde lang Verrat am Team Barbès. Von oben und von unten durchnässt flüchtet er Richtung Innenstadt.

装有好莱坞明星姓名的更衣室

这条路径经过一条安全通道，它被设置在3500名儿童与正常海滩活动之间。它经过“太阳酒吧”，在那里人们为一顿午餐支付的金额足以让巴贝斯的一户人家吃上一周。它经过那些装有好莱坞明星姓名的更衣室，这些姓名是对每年在多维尔举办的美国电影节的纪念。于是，人们进入了这片精心打理的中心地带，那里遍布奢侈品商店，不禁思忖：为什么小小的恩里克和另外3499名儿童不能有一天在这里尽情玩耍，最好没有监护人？

在法国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孩子们通过这样的郊游接触到另一个世界，因此得以摆脱原生环境。巴贝斯团队今天与世隔绝。但谁知道呢。如果某天恩里克成为一名大明星，如果萨纳巴作为排球明星声名鹊起，如果玛丽亚姆作为研究员找到治疗晕车的终极方法——也许他们会回想起这个19 août 2026。

这3500名儿童此时已被带入一间大型会议中心，以躲避大雨。里面拥挤、嘈杂且闷热。几乎无法呼吸。消息传来，巴贝斯团队要等很久才能上车。预计抵达巴黎的时间是23点。成千上万的孩子挤在一起，有人心想，没有留在巴黎的手机，这里很快就会陷入混乱。但巴贝斯团队证明，没有智能手机的生活也是可能的。是的，没有这些该死的东西，和平也是可能的。

他们玩牌，玩捉迷藏。一个女孩穿过队伍，给大家分发拥抱。恩里克在队伍中玩着气球杂耍，玛丽亚姆睡着了，萨纳巴静静地微笑着。水瓶在队伍中传递，有些砸到头上，但没有爆发冲突。在洗手间前的排队队伍中，没有人走失。

志愿者们几乎到了极限，努力维系着这群孩子。马尼希暂时退到角落闭上眼睛，奥利维亚走到外面抽了会儿烟。这是她们第一次参与，但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当巴贝斯团队被叫上车时，西比勒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如释重负的尖叫。她知道明天要上班，之后还要值一班“流动救助班”，直到凌晨十二点半。

平静的巴贝斯团队巴士在夜色中轰鸣着驶回巴黎，车上有26名儿童。当远处闪烁的巴黎地标出现时，他们兴奋不已。是埃菲尔铁塔！他们喊道。埃菲尔铁塔！既然有埃菲尔铁塔，还要大海做什么？

应该在学校实行着装规定吗？

在全球体育界，塞雷娜·威廉姆斯大概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这位现年44岁的美国人在三个月前结束四年退役生涯重返职业巡回赛，无需再靠赢球吸引关注——她的存在本身就足够引人注目。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这是每个赛季四大满贯赛事的最后一站。威廉姆斯在这些最重要的网球赛事中共23次夺冠，这让她成为该项目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此外，她还代表着更多意义：她反对种族主义、为平等而战，并用自己的生活经历证明，只要相信自己，就能实现一切。从洛杉矶的贫民区一路奋斗到网球世界的巅峰，威廉姆斯早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在纽约的混合双打比赛中，她虽在首轮胜利后第二场比赛中与西班牙世界排名第三的卡洛斯·阿尔卡拉斯搭档负于瑞士选手贝琳达·本契奇和意大利选手弗拉维奥·科博利，但观众仍会争相向她索要签名。因为她下周还将与姐姐搭档参加双打比赛。格哈德·克莱夫曼

这并非呼吁推行校服，也不是在倡导聘请一位每天早上在校门口用卷尺测量服装开口深度的教师。更不是要剥夺年轻人通过着装表达自我的自由。这是一篇为课堂上的得体着装以及学校在着装规定框架下提出合理要求的权利进行辩护的文章——前提是友善提醒无效时。

得体着装？这直接就进入了灰色地带：具体指什么？对种族主义或侮辱性文字的服装显然在学校（和其他任何地方）都无立足之地。大面积脏污的衣物本身就违反卫生要求。但这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吗？这里讨论的是露脐装、露肩装、热裤，也就是课堂上反复被讨论的"裸露"问题。这些能禁止吗？

可以，但前提是教室里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若真如此，所有人——包括教师和校领导——都应被允许以抗议的形式尽可能少穿衣物。但在正常室温下，学校有权认为肩膀、胸部、腹部和臀部应得到充分遮盖，因此露脐上衣和热裤最好留在家里。

说到这里，必须提及性别平等。女生在时尚上比男生有更多机会展示半裸身材，因此着装规定对她们的影响更大。这不公平，也理应不被现代女生接受。因此，也应为男生设定一些禁令。比如背心、运动裤和拖鞋也纳入禁穿范围，这才公平，且从视觉上看也并非无法接受的损失。

学校应获得尊重，这种尊重也应体现在着装上

Nun但：这又是何苦呢？青少年本就荷尔蒙旺盛，有人或许会认为（作者本人并不认同），他们在两小时的代数课上无需再盯着外露的胸口和过于坦露的着装。更合理的考量是：是否该偶尔保护年轻人免受过于坦露的着装所传递的信息之害（当然，也为了避免肾脏着凉，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关键词：性别歧视的评论、偷拍裙底、网络Deepfakes。同学们确实会想出这些愚蠢的点子。

但最重要的论据，是开头提到的尊重。学校不是凌晨两点的派对地下室。它是一所由国家资助的机构，其存在是为了将知识根植于年轻的头脑中。人们很久之后才能理解，这是一项相当崇高的事业，学校理应获得尊重——这种尊重也应体现在着装上，而着装反过来又会影响态度。职场上也同样如此。总而言之，青少年在学校学会这一点也无妨：不同的场合允许不同的着装风格。

Hotpants、运动裤、露脐上衣：在家长和学校中，人们常就课堂上能容忍多少裸露与随意展开讨论。

至于校服规定的实施，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案例。最成功的或许是巴登-符腾堡州霍尔布的一所实科中学，十年前曾因其政策登上头条：校方禁止“挑逗性着装”，尤其是对女生。引发了巨大争议。在一次项目周中，学生们自行制定了一份“红色名单”。上面列出的包括：过短的热裤、过低的领口、露脐上衣、宽松垮裤——还有浴袍。

我高中时在九十年代末还有一张毕业班合影：八年级或九年级。当时我14岁，却常被人说看起来像11岁。大概正因为如此，我在照片中穿了一条十厘米长的裙子、一件紧身“背带背心”（如今14岁的女孩们也在穿），还配了坡跟凉鞋。我曾认为这身打扮既精致又成熟，尽管——由于裙摆长度和鞋跟高度——我只能小碎步前行。我以为这让我显得更成熟。实际上这身装扮有多不合时宜！照片上的我完全像是乔装打扮。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30年后的我会这么说。因为除了少数例外，到大约16岁时，我已大致弄清什么样的衣服适合我，在什么场合该穿多长的裙子，是的，我学会了根据自己的体型、环境和角色来搭配衣服。倘若今天我的裙子太短，那也是出于刻意。

学校的这类规定不是什么好主意，而是一种专断的想法。

我认为，这种判断力正是教育工作者所谓的“根本能力”。而如同其他一切，这种能力未必能通过遵守尽可能多的规则来最好地习得。更好的方式是尝试、偶尔看起来滑稽，但也偶尔看起来很棒。

青春期是一个需要尝试、积累经验并逐步成长为能够自主行动之人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尝试不同的穿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学习成年人对穿着运动裤和阿迪达斯休闲鞋的反应，发现当自己祖胸露怀时他人会如何注视，以及——无论平等权利要求如何——如何应对这些目光。有时，人们最终会发现，当穿着浴袍出现在数学课上时，或许能引来大量关注，但未必是真正需要的那种关注。

由于青少年通常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这类机构中度过，并与同龄人相处，这种学习必须在那里发生。因此，学校的着装规定不仅是糟糕的想法，更是一种专制的做法。自主性不会在人际交往空间被细碎规则填满的地方得到培养。

遗憾的是，学校对大多数青少年而言也并非特别舒适的场所。他们整天坐在一群荷尔蒙激荡的人中间，还要专注于向量和单词表。难道成人社会至少能允许他们穿着令自己感到舒适的衣服吗？

当然，大家可以达成共识：内衣必须藏在外套底下。但老实说，这本是父母乐于教给自己孩子的事。说到底，对机构强制干预和针对青少年的法规的普遍渴望，往往只是父母不愿与自己孩子深入交流的表现。

以我儿子为例，他现在15岁。14岁时他几乎每天穿运动裤去学校，因此拥有几条勉强能上街的样式。我并不为此感到兴奋，但他忍受了我的蠢话，我也忍受了那副邋遢模样。几天前他跑来声称，新学年根本没什么可穿的。“那之前我给你买的那些运动裤呢？”我问。他皱起脸答道：“不行，这种东西不能穿去学校。我就是需要一条牛仔裤。”这不就结了。

1944年3月23日，一枚炸弹在罗马中央的维亚·拉塞拉街爆炸，正值一个德国警察团“波尔扎”营经过之时。33名德国士兵和2名意大利平民死亡，67人受伤。此次行动由共产主义抵抗组织爱国行动小组（GAP）实施，发生在纳粹对罗马镇压加剧的时期。纳粹领导层的报复极其残酷：每有一名德国人死亡，就要处决10名意大利人。次日，在阿德拉丁洞穴发生大屠杀，335名男子被枪杀，他们中有政治犯、犹太人、普通平民和军人。由于计数错误，最终有5人比要求的数额多被处决。

Carla Capponi隶属于实施维亚·拉塞拉袭击的游击队组织。Capponi出身于反法西斯家庭。1940年，她的父亲因工伤事故去世，因经济原因她被迫中断法学学业，成为一名速记打字员。随后，1943年7月墨索里尼下台，同年9月意大利与盟军签署停战协议，标志着国家投降：此前与德国结盟的意大利与德国顷刻间成为敌人。数日内，德军占领意大利大部分领土。意大利军队几乎未做抵抗。

意大利抵抗运动中的被遗忘女性

停战协议宣布后，德国占领意大利，国家陷入混乱。国王与政府未向军队下达明确指令便仓皇出逃。约650 000名意大利士兵几乎未做抵抗即被德军解除武装，并作为所谓“意大利军事拘留者”被强行遣往德国从事强制劳动。另有约186 000名士兵加入新成立的法西斯共和国，继续为墨索里尼而战。这一数字还将持续上升。数十万人选择隐匿藏身，能躲多久就躲多久。另有部分人——最初人数较少，在抵抗运动高峰期估计增至约250 000人——开始积极反抗。她们年纪尚轻，有时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在23至25岁之间。人们称她们为“Partigiani”（游击队员）。

最早的游击队员之一

1943年9月标志着意大利抵抗运动（即反对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与德国纳粹分子的武装斗争）的开端。早在此之前的二十年间——墨索里尼自1922年起统治意大利——意大利就曾出现过反抗独裁的行动，但这些行动零星且主要由知识分子发起，因为许多人要么支持国家的法西斯化进程，要么至少默许其存在。如今，形势急剧变化。

卡拉·卡波尼是最早的游击队员之一。她25岁，坚定、机智、勇敢。然而，她却未能从男性战友那里获得一把武器——为什么要给呢？即使是那些为自由与更公正的意大利而战的人，也认为女性在抵抗运动中的角色仅限于支持并掩护男性战士，例如假扮未婚妻或妻子。战争——尽管是一场绝望的自卫战——在当时仍是一场“男人的战争”。

卡拉·卡波尼却不这么看——她知道如何自救。一次，她在拥挤的公交车上设法偷走了一名法西斯士兵的手枪。一名目睹偷窃过程的乘客目瞪口呆地盯着她。她的反应至今仍让人不寒而栗：“我把手伸进口袋，转身面对他——他就站在我旁边。我把枪顶在他腰侧，一直押着他走到车门口。”她在自传《Con cuore di donna》（《以女性之心》）中这样写道。没过多久，那名法西斯士兵也发现自己的枪套空了。但此时，这位年轻女子已下车，消失在罗马的小巷中。

1943年9月意大利开始武装反抗法西斯分子与纳粹分子。女性战士也参与其中。然而在记忆文化中，她们长期被排除在外。

撰文：弗朗切斯卡·波利斯蒂纳

您的代号是：“埃琳娜”

这一集只是其中之一。在1944年6月罗马解放之前，卡拉·卡波尼将参与多次针对德军、党卫队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军事行动，她还将成为在首都外活动的游击队单位的副指挥官。她的代号是：“埃琳娜”。她1945年出生的女儿也将取名为“埃琳娜”。

战后，卡拉·卡波尼被授予“军事英勇金质勋章”，但她的生活并不轻松。一方面，她内心深处的矛盾挣扎在她的书中也有所体现。因为武装抵抗必然意味着杀戮，而她也确实做过。但对她而言，杀戮始终是一种可怕的、非人道的行为。另一方面，来自不同政治阵营及天主教会对游击队的指控仍在持续。他们被指控制造了阿尔代亚廷洞穴大屠杀，并未主动投案——尽管纳粹从未要求他们自首以避免这场血案。最后，还有长达数十年的记忆文化，将女性塑造成被动的支持者形象。

时至今日，女性在历史中的角色正被全面重新评估，无论是古代、中世纪还是20世纪。尽管许多历史学家致力于全面重建过去，但在公共话语中，人们仍难以承认女性在军事背景下的贡献。意大利抵抗运动也不例外。这一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事件的真正唯一主角，理应是武装且政治觉悟高的男性——这是普遍的论调，而女性充其量只是勤勉的助手。然而，且不说助手们也面临极高的危险，许多人更是为此付出生命或被遣送至德国，这一形象显然与现实相去甚远。

无女性，抵抗将无法进行

据意大利抵抗运动战士协会（ANPI）估算，约有35 000名女性直接参与了抵抗运动，占总参与者的15%。此外，还有20 000名女性虽未直接参战，却承担了关键职能，如传递武器、情报及其他战略物资，或隐藏伤员与被追捕者——与适龄男性相比，她们能更自由、更隐蔽地行动。

另有70 000名女性加入了“Gruppi di difesa della Donna”（德语意为“妇女防卫组织”），这是一个女性抵抗组织，从事平民抵抗活动，包括后勤支援、地下报刊发行或动员民众。无女性，抵抗运动根本无法实现：她们的贡献不仅珍贵，而且不可或缺。

诚然，女性战士与助手的数量低于男性。但正如历史学家安娜·布拉沃（Anna Bravo）与安娜玛丽亚·布鲁佐内（Annamaria Bruzzone）早已强调的那样，严格来说，女性是唯一自愿参与抵抗运动的人群。自1943年起，年轻男性要么被迫为法西斯军队作战，要么被流放至德国战俘营，甚至常被送入集中营；而女性则无兵役义务。1944年10月，意大利北部解放区阿尔巴共和国成立，该地区存在于1944年10月10日至11月2日之间。她们加入解放运动的决定并非强制征召，而是出于纯粹的自愿与自觉。

历史学家米凯拉·蓬扎尼（Michela Ponzani）在其随笔《Guerra alle Donne》（《战争 den Frauen》）中写道，她无法将这一决定背后的动机一概而论。有些女性出于坚定的反法西斯信念，有些因拒绝外国占领军，或为逃离沦为“战利品”的命运；还有些渴望冒险、认可，或兼而有之。因为携枪穿裤，本身就是对法西斯所塑造的“驯顺、体贴、被动的家庭主妇与母亲”形象的反抗。然而，这种反抗并不总能得到认可。

传统性别角色依然根深蒂固

历史学家圣托·佩利在其《抵抗运动史》中写道，反法西斯与反纳粹战争虽试图推动政治与社会革新，却未能“摆脱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女游击队员不仅要与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作战，还要面对战友（甚至家人）投来的猜疑与怀疑。

这种猜疑在抵抗运动初期尤为严重，并持续了很长时间。著名作家兼游击队员贝佩·费诺利奥在其短篇小说集《城市的23天》中描述道：

男人们在胜利后更关心的是自身名誉而非战友的安危。他们想要展现自己是勇敢的旅，而女人——被视为“肤浅的典型”——又能做什么呢？当时普遍认为，女性的存在可能会损害大局。“Oh, armes Italien!”，费诺利奥笔下的某些路人在女战士们与男同志并肩出现时发出叹息。这并非文学虚构：即使在1945年4月意大利解放后，许多女游击队员也因强烈偏见被迫隐匿或退居幕后。

武装女性形象曾是丑闻

武装女性以非常规装束与男性共同生活的形象，实为对当时道德的冒犯，甚至是丑闻。多数男性——甚至许多女性——都认同：战后一切应回归“正常”。

于是，在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希望转型期，新的政治秩序得以确立，但社会深层变革却未能实现。诚然，女性在1946年首次获得选举权，1948年宪法也规定男女平等。但正如圣托·佩利所言，那些“文化原型”依然存在，“无论是游击战争还是战后几十年的共和民主意大利，都未能动摇它们”。

直到多年后，女性的贡献才在历史学家圈子里得到全面平反。直到多年后，女性才开始公开讲述自己在抵抗运动中的经历。卡拉·卡波尼便是其中之一。她是战后仅19位获金质勋章的女性之一，其名字广为人知，还因战后当选意大利共产党议员。而成千上万女性的经历，却已湮没无闻。

安德拉斯·席夫

立场

维蕾娜·迈尔与亚历克斯·吕勒的采访

南德意志报：席夫先生，您曾因政治原因抵制祖国匈牙利长达16年。现在您将首次在那里演出。您是如何决定回归的？

安德烈斯·席夫：欧尔班2010年当选时，我面临一个良心问题——不能在独裁政府统治下保持沉默。我决定无论是私人旅行还是演出，都不再踏足匈牙利，只要这届政府还在执政。我从未想过还能看到之后的局面。反对派赢得压倒性胜利后，我立即在四天后就动身前往匈牙利。

重返故土感受如何？

我看到的只有笑脸。这让我感到陌生，因为过去一切都如此绝望，仿若被困于围墙之内。欧尔班修改了宪法并改变了选举制度，反对党几乎不可能获胜。我认为这一胜利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希望。

您已确定将在布达佩斯演奏什么曲目吗？

大多数独奏晚会上，我都会即兴决定曲目，并与观众以某种方式展开对话。这比保守僵化的固定曲目演奏氛围更好。我演奏自己热爱的作品，主要是巴赫和莫扎特。但我肯定会加入一些匈牙利作品，或许是贝拉·巴托克。

您最后一次回匈牙利是参加母亲的葬礼吗？

是的。我母亲于2010年10月10日去世。她是一位美好而积极的人，尽管经历了犹太家庭所遭受的一切，却始终无怨无恨，几乎是爱国的。但欧尔班上台后，她也看清了现实。她说：这种氛围令人无法忍受，如果我年轻些，早就离开了。

这让我非常困扰：许多人今天相信一切，而非质疑： ‘这真的正确吗？’

您和指挥家伊万·费舍尔都曾严厉批评欧尔班政府。您是否期待更多团结？

伊万批评得很激烈，但他无法像我一样自由发声，因为他还身处匈牙利，乐团依赖于他。但我也没做太多，这算不上英雄主义。

艺术家应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我认为应当非常政治化。这两个领域无法分离，我不理解那些认为可以分开的人。

您曾将获胜者彼得·马加尔形容为“黑马”，因为他难以捉摸。现在您对重启局面的希望是否更强烈？

我感到兴奋，但也保持谨慎。我们清楚他的出身——来自欧尔班青民盟党内圈，其前妻曾是欧尔班政府的司法部长。但我看到他聘请了许多优秀专业人士担任关键职位，新总统也是极佳的人选。我只希望马加尔不要重蹈前任覆辙。权力是件危险的事。

您自1979年起就不再居住在匈牙利。当年您是如何离开共产主义国家的？

我是持不同政见者，想要离开。有一次我获准去伦敦巡演，便写信给当局声明不再回国。后来我在奥地利用广播交响乐团演出，同志们带着我母亲去格拉茨，劝她劝我回国“不会有事”。她照做了，但我早有准备，她只能空手而归。

萨尔茨堡在音乐节期间，天气酷热难耐。安德烈·席夫信步而来，步伐轻盈。这位72岁的钢琴家用纯正的德语谈论幽默作为生存手段、艺术家的政治责任——以及为何时隔16年后，他首次在故乡匈牙利登台。

您来自一个犹太家庭。您的家人是如何在1944年大屠杀中幸存的？

图片：NADJA SJÖSTRÖM

这是一个奇迹。不过大部分情况我并不了解，因为母亲很少开口，她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一切。但我的外祖母——也就是我奶奶——讲了很多。她在德布勒森开了一家商店，融入得很好，朋友众多。1944年，纳粹入侵匈牙利后，亲爱的邻居们走上街头，做出了（做出一个抹脖子的手势）那样的动作。纳粹在乡下立即开始驱逐，母亲的家人也被送上了前往奥斯维辛的运输列车。我的表妹告诉我，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颠簸了两天两夜，火车突然停下后又倒车行驶。数日后，他们抵达维也纳附近。那里有一家军火或金属工厂，男人们被迫劳动，妇女则被送往农场。我过去以为他们幸存是因为盟军轰炸了铁路线，但今天我们知道这并不属实。据悉，奥地利方面曾下达命令，急需劳动力，因此火车被送了回去。强制劳动极其可怕，但母亲家的所有人都幸存了下来。

您的斗争精神是否也受到了家人的影响？不。父亲早逝，母亲则更偏向于非政治化。我只是渐渐意识到，艺术和音乐与整个大环境无法分割。于是我开始睁大眼睛、敞开心扉地生活。有两样东西帮助我熬过了共产主义统治。首先是幽默。好的政治笑话能让人更轻松地熬过荒诞的处境。其次是对所有消息都保持怀疑。令我非常不解的是，如今许多人什么都信，而不去问：这真的属实吗？这条消息背后有哪些群体和利益？

您还记得一个好的政治笑话吗？

我只能想起一个当下的。当毕加索来到天堂时，圣彼得问：“你是谁？”“巴勃罗·毕加索。”“谁都能这么说，拿出证据来。”毕加索画了一只美丽的和平鸽。“好，你可以进去。”接下来爱因斯坦来了。“谁都能这么说，拿出证据来。”爱因斯坦写下几个公式，圣彼得让他进去。然后唐纳德·特朗普来了。“谁都能这么说。你得证明。”特朗普愤怒

人物专访

安德拉什·席夫（András Schiff），1953年出生于布达佩斯，师从作曲家兼钢琴家帕尔·卡多沙（Pál Kadosa）和捷尔吉·库尔塔格（György Kurtág），在过去50多年里被视为巴赫、莫扎特、舒伯特、舒曼等作曲家作品最重要的诠释者之一。当他于5月宣布结束对匈牙利的抵制（自2010年以来他未曾在当地演出）后，9月3日和4日在布达佩斯举办的两场音乐会在数分钟内即告售罄。

古典音乐家常被视为机会主义者，如赫伯特·冯·卡拉扬或威廉·富特文格勒，他们曾向纳粹示好。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富特文格勒必须为自己辩护——他与卡拉扇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卡拉扬连为富特文格勒擦皮鞋的资格都没有。关于富特文格勒，有一张他与戈培尔握手的照片，这无法被遗忘。但他并非坚定的纳粹分子，与卡尔·伯姆截然不同。后者是最恶劣者之一，战争一结束便立即四处指挥。然而在音乐界，也存在积极的勇气典范。例如贝多芬最初将其《英雄》献给拿破仑，但在对其彻底失望后划掉了献词。贝拉·巴托克本无需离开匈牙斯，他既非犹太人也非共产党人，但他无法违背良心，最终移民美国并在那里陷入困境。

您早在2000年代初就因奥地利右翼政党FPÖ在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领导下上台而取消了在奥地利的演出。这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并非期待改变，因为我太过渺小。我这样做是出于良心。我在此之前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有过非常有趣的合作，但从那以后再未与他们同台演出。我认为这与当年取消演出有关。

当前文化界因对以色列的态度而四分五裂，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您知道，我是犹太人。我并不信教，但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因此以色列对我来说是一件心系之事。它必须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巴勒斯坦人也需要一个国家。我也并不天真，且非常批判。我无法容忍内塔尼亚胡，右翼宗教政府才是最大的问题。但那些抵制或起哄以色列科学家或艺术家的群体，完全找错了对象。那里充斥着如此多的仇恨与无知。去年11月我在巴黎与以色列爱乐乐团合作时，那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们不断被打断，不得不四次重新开始第5号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然而音乐会的信息本应是建立桥梁，而非仇恨与破坏。

您生活在意大利、英国、瑞士，还经常往返世界各地。您如何看待德国？

德国是一个如此美妙的国家。但它也可能迅速走下坡路，这从德国铁路身上就能看出——不久前它还堪称典范般的可靠。我希望这个国家能重新振作起来。眼下的低落情绪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那么，我们还是更多地谈谈您的艺术吧。您到底是如何开始接触钢琴的呢？

我的母亲在被驱逐前曾在李斯特音乐学院认真学习钢琴。战后她回来时，却因心灵创伤无力继续。但钢琴仍在家中，从一开始就深深吸引了我。谢天谢地，我不是神童，但总试着用一根手指找出收音机里传来的旋律，母亲于是发现我还算有些天赋。

您真的能背下巴赫和莫扎特的所有作品吗？

是的，我的记忆力很好，这纯属幸运。我并未为此付出什么努力，但会非常认真地维护它，通过反复练习这些曲目。我会拿起乐谱，重新开始，仿佛第一次接触一般。而且每天都能发现新的东西。

“巴赫的赋格曲就像罗马式教堂，或是像科隆大教堂那样宏伟。”

您现在每天仍然从巴赫开始弹奏吗？

是的。一直如此。先弹一小时，然后吃个简单的早餐，再继续练习约三小时。这样就足够了。很多人练习过多，但效果不佳。就像劈柴一样，毫无意义。还必须大量阅读关于音乐和其他一切的内容：去博物馆、电影院、剧院，徒步远足，享用美食美酒，与朋友和有趣的人共度时光。

您曾说，演奏时您眼前并非乐谱，而是建筑空间。能解释一下吗？

我的记忆不是视觉型的，而是听觉型的，通过声音运作。我也能很好地记住文本、诗歌和语言。我在音乐中将其与文本或风景、建筑形式联系起来。

能举个例子吗？

巴赫的赋格曲就像罗马式教堂，或是像科隆大教堂那样宏伟。演奏时，我眼前会浮现中殿、侧廊、柱子——这就是基础。接着出现装饰性元素，它们连接这些柱子，但在层次上并不重要。必须知道：什么是基础，什么是细枝末节？很多人陷入细节而忽视了整体。

那贝多芬呢？哦，贝多芬最难归类，因为他可以极具戏剧性、极其温柔，也可以非常幽默。

在哪里能感受到幽默的贝多芬？

看看他的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末乐章上方写着“必须如此？”许多人会想：啊哈，高深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一位音乐出版商向他索要乐谱，贝多芬想收取租借费。出版商叹了口气问：“必须如此？”贝多芬觉得这很有趣，便在开头用上述问题题写，接着用卡农“必须如此！”作为音乐回应——是的，优秀的艺术是要付出代价的。

您当了超过50年钢琴家，在世界各地著名音乐厅演出。您有时还会紧张吗？

在布达佩斯的音乐会前我会害怕，因为这是一个重大时刻——时隔16年后再次登台。门票似乎在30分钟内售罄，我不想让观众失望。而且我也不知道是否要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毕竟2010年有人威胁要砍断我的手——当然我不会把这话当真。

但这更像是政治性的紧张。普通音乐会呢？

那只是一点点紧张，一开始像盏小灯。我需要几分钟才能进入状态。等您进入状态后呢？就安静了。像在科隆大教堂里一样。

爱与生活

育儿权利

暂时解脱

在纽约，家长们最近可以把6到13岁的孩子交给市政府照看4小时——为的是能暂时关注一下自己。

在纽约生活真好。不是因为那里的餐厅、博物馆或是过时的《欲望都市》式幻想（剧中大量饮酒、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是因为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在儿童保育方面的出色政策。

据《纽约时报》报道，8月中旬举办了"家长之夜外出"活动，265个家庭将6到13岁的孩子交给市政府照看4小时。家长们因此获得了自由支配的时间。

4小时，这简直是永恒。在这段时间里能做多少事啊！做一顿盛宴、工作、加入某个政党、好好打扫卫生，或是听听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的音乐。是的，偶尔表现得仿佛自己根本就不是监护人。虽然我刚和同事一样，因为女儿在幼儿园暑假期间去了外祖父母家，独自在家待了一周，但纽约这种"家长之夜外出"的想法仍然令我颇为认同（在纽约这只是一次特别活动）。

偶尔做个睡饱洗漱干净的人——而不是这副“日常怪物”

因为我认识很多父母，如果他们每个月能有一次孩子被人接走的机会——而且这件事理所当然——他们会成为更快乐的父母、更快乐的伴侣，也会成为更快乐的个体。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爱自己的孩子——按照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每当谈及无子女的自由时间时，都必须先强调这一点——而是因为人们能够再次体验到自己曾经的模样：一个睡饱了、洗漱完毕、能顾及自身需求的人，能准时上班，甚至还有时间见朋友。而我至少每周有三次会沦为“日常怪物”。

当然，如果祖父母住得不远且能认真担起责任，也可以动员他们帮忙；或者雇个临时保姆，在我的居住地，这要花费每小时20欧元。不过我总觉得，保姆这份职业如今不如从前吃香了。我小时候保姆随处可见，我还记得一个名叫巴尔贝尔的女人，我曾和她在公园里捡垃圾、签名反对捕鲸。她家地板上铺的不是地毯，而是沙子，而我喜欢去她那里玩。

如今，身边不少父母——至少在我的圈子里——更倾向于待在家里，因为双职工家庭几乎是常态，而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父母往往不是27岁，而是30岁左右。因为太累，或者会因周末再次“缺席”而产生负罪感，反正孩子从周一到周五都要上幼儿园。

让我最欣赏纽约这个想法的是：它让人们意识到，父母实际上拥有多么少的自由时间。而且，抽出几小时放松一下，完全不必为此感到隐隐的愧疚。

弗里德里克·佐伊·格拉斯霍夫

采访：拉斐尔·盖格

《南德意志报》：索内兹女士，您戴了四十年头巾，去年满64岁时摘了下来。这段时间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贝林·索内兹：我几乎没有感受到什么大的不同。当然，我得适应新情况。第一次出门时，感觉很不习惯。风吹过我的头发，我能感受到它拂过耳朵的触感。

您注意到人们对您的反应变了吗？

实际上什么都没发生。我住的公寓楼有64户人家，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一位曾戴头巾的女士在Instagram上翻看我的旧照片，她说：“你那时候真漂亮！”我说：“那是七年前的事了。”但她并非针对头巾发言，只是单纯夸赞我过去的样子。

这让您感到意外吗？

是啊，我原以为亲戚和朋友看到我不戴头巾会说些什么。显然，我们的社会早已淡化了关于头巾的争议。

也许事实如此，那她的经历或许能证明土耳其正在改变。在对待头巾与伊斯兰教的问题上，这个国家如今可能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成熟、更从容。贝林·索内兹固然讲述了摘下头巾后生活变得轻松，但她也提到了旧有的冲突：宗教应在多大程度上主宰生活？索内兹常常在冲突中迷失，她哪边都不完全属于。一位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虔诚的穆斯林；一位信仰者，却为LGBTQ权利而战。

她在没有戴头巾的情况下长大，但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里头巾被禁时，她开始戴头巾。她一直戴到2025年夏天。2026年夏天的某个下午，她来到家乡安卡拉土耳其政治学家协会咖啡馆的二楼。索内梅提议了这个地点。墙上挂着老照片，上面是左翼学生，其中一些在1980年军事政变后被处决。黑白英雄。房间空无一人。她在中间的长桌旁坐下，点了一杯水。然后开始讲述。

我第一次在1982年戴头巾。我21岁，一边上学一边在政府机关工作。军事政变后，头巾在土耳其越来越被政治化。在我的家庭中，母亲和姑姑都戴头巾。但在我的表姐妹中，我却是唯一一个开始戴头巾的人。

您的家人怎么反应？

我自己买了头巾和相应的衣服，还有更长的。当我姐姐知道后，她很生气。我还记得父亲对我说：“我的女儿，你会因此遇到很多麻烦。”只有母亲感到高兴。

这是您自己的决定吗？是为了抗议军事独裁，抗议公共机构的头巾禁令？

是的。也许这只是我的方式，我不希望别人为我做决定。

您当时是虔诚的信徒吗？

年轻时我确实对宗教有过很多思考。我阅读了塑造伊斯兰思想的著作，开始自己读《古兰经》，比较不同的译本和评注。但我从未认同传统的宗教团体，我的信仰不受僵化规则的束缚。我相信我们必须在宗教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下理解它们。

您今天对伊斯兰教的看法如何？我并没有突然变得不那么虔诚。我只是想更批判地看待宗教。古兰经有那么多种解读，我今天读它和从前戴头巾时一样。对我来说，有一个区别：善良的人用上帝来推行善，邪恶的人用上帝来合法化他们的统治。我一直知道：如果头巾不再被禁止，而是有一天被政治推动甚至强制实施，我就会摘下它。为什么？

这是对政治压力的一种反应。当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融合时，情况就危险了。

说几句关于她，关于贝林·索内梅的话，她现在开始讲话，接下来两个半小时都不会停。她这一生都在做什么：历史学家、公务员、作家。在她被开除公职之前，她因头巾被开除。她开始写作，成为女性权利的代言人，领导一个组织，走进清真寺与女性谈论她们的权利、性

《社会进步超越政治》

土耳其女权主义者贝林·索内兹（Berrin Sönmez）几十年来一直佩戴头巾。对她而言，头巾是身份的一部分。一年前她摘下了头巾——作为抗议的标志。在安卡拉的一次会面。

贝林·索内兹在安卡拉土耳其政治学家协会的咖啡馆。摄影：拉斐尔·盖格

她致力于让那些教唆未成年人犯下谋杀罪的男性也受到惩罚。她多次批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政府。她讲述道，某个时候，国家施加的压力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她的组织不得不关闭。与此同时，她也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她们认为这矛盾：身为女权主义者却佩戴头巾。

她们对您说了什么？

有些人无法接受信仰女性也能代表女性权利。有时会听到：“我们不会和那些戴头巾的女人坐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有所缓解，但对许多女性而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历仍是真正的创伤。

Berrin Sönmez 2024. 图片：私人提供

也就是说，当时对女性的歧视，包括对那些遮蔽自己的女性。

这种情况随时可能再次出现。对许多土耳其女性而言，头巾是她们身份的一部分，她们无法想象没有头巾的生活。您的情况也是这样吗？

不，实际上从未有过。在活动中，我与男性和女性合作。有些人对我的表现感到惊讶。他们说：你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戴着头巾。我总是想：一个人的本质，并不在于他头上戴着什么。

您是土耳其不同群体间的边缘人。

而我经常体会到这种处境有多艰难。活动结束后有人说：

“我们还去酒吧吧。”随即，信仰女性就会问：我们能去那里吗？真主会看到我们的。我从未为此感到困扰，只是喝了点不含酒精的饮料。但这些小事能把女人的生活变成地狱。怎么说？

我看到对女性的压力在上升。近年来，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增加了，同时宗教对她们的压力也在加大。一个戴头巾的女性应穿特定的衣服，裙子或上衣不能太短。如果她和朋友坐在一起喝酒，社交很快就会变成问题。

这种压力是如何产生的？它来自迪亚涅特。

来自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它将“羞耻”和“体面”等概念简化为女性的性行为。这些本应适用于男女的概念，被迪亚涅特越来越多地与女性的行为、外表和着装挂钩。

如果今天去土耳其旅行，会看到到处都是混合群体：年轻的男女，有些女性遮蔽，有些不遮蔽，相处得非常自然。

确实如此，这也是对压力的一种反应：政府几乎想用宗教来解释和证明一切。但年轻一代并未承袭父辈的社会斗争创伤。因此，旧有的冲突线逐渐失去意义。

您的意思是，埃尔多安想利用宗教达到目的，但适得其反？

政府想维持极化，尽管在日常生活中这已不再那么重要。问题在于权威。在于保持宗教权威，并通过宗教控制民众。

多年来，外国媒体对土耳其的叙事是：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

是的，长期以来，世俗家庭的孩子将信仰宗教的人视为“他者”。如今，大多数人接受了土耳其社会的现实——这里确实存在信仰宗教的人。然而，他们在大学和日常生活中又发现，生活似乎只剩下宗教。他们发现，信仰也可以私下里践行。

“我丈夫三天都没发现。”

贝林·索内兹

埃尔多安自2003年起执政。既然您早就对政治感到不满，为何直到去年才决定摘下头巾？

这与去年伊玛目在周五布道时说的话有关。

她现在解释道：在土耳其所有清真寺，伊玛目在周五都会诵读同一份由安卡拉宗教事务局撰写的文本。2025年夏天，土耳其超过100 000座清真寺的伊玛目诵读了这句话：“在公共场合或官方场所以不当装束出现，是对礼仪规范的挑战。”对贝林·索内兹来说，这听起来像是在暗示：如果未来要进入政府机构、学校或大学，就必须遮盖。这种情况在土耳其不太可能发生。但她说，当她听到这句话时，内心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

还有更多类似的话。例如：“如果你们不约束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你们将在真主面前为她们的行为负责。”他们还必须知道，周五礼拜的98%的参与者是男性。

宗教事务局通过这样的布道为女性歧视背书吗？我的看法是：迪亚涅特将某些事项描述为强制性的，而《可兰经》并未以这种形式明确规定。在《可兰经》的某处，男性被告诫要低下视线。但许多规则被解释为仅针对女性的行为。去年夏天，我为一家土耳其媒体撰写了一篇文章，写完后我意识到，第二天我就不再戴头巾了。这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就像当年21岁时决定戴头巾那样。

我事先没有和任何人讨论。如果我告诉那些戴头巾的朋友，她们可能会想：“我是否因此参与了她的罪过？”我不想让任何人承担这样的责任。然后，一切变得轻而易举。您知道吗，我丈夫三天都没发现我摘下了头巾。

您现在就这样不戴头巾出门？

他根本没注意到。他接受了这件事吗？

是的。只是在清真寺里，他不再愿意和我一起去了。这与我们不久前在周五礼拜时的一次经历有关。女士的座位在楼上的看台，但一些男性占据了本该留给我们的位置。他们说女士应该去后面。他们担心楼下的男性会从下方看到楼上的女士。我问：“男性长后眼吗？我们都朝同一个方向看。”后来发生了什么？

幸运的是，我左右两边坐着的也是两位女性，同样厌倦了这种男性的专横。我们三人说，我们不会让位。其中一位说：“我们现在就开始祈祷。”祈祷开始后，男性们无法再干预，他们不能打断我们。

您是否有时感到孤独，夹在各方之间无所适从？

不，近年来，土耳其有许多女性摘下了头巾。这不再是什么稀奇事。因此，我也收到了很少的反应。这个国家正在变化：我们的女性平台不得不关闭，但从那以后又出现了其他平台。其中一个名为“哈夫莱”（Havle），同样致力于捍卫宗教女性的权利，且不依附于政府。

您如何看待您身后的这一代人？

她向我展示：社会比政治更进步。

“性对我的生活已经不再是主题”

在生下女儿后，萨拉对性的欲望消失了。而她的伴侣巴斯提的欲望依然存在。现在他们维持一段开放关系——作为伴侣和父母，他们感到更加幸福。

萨拉和巴斯提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两人表示，在怀孕前他们的性生活很和谐。图片：路德维希·尼库尔斯基

撰文：索菲·科贝尔

几天前又是这样。巴斯提洗漱完毕，用发胶定型棕色头发，喷上香水。他挑了一件T恤，问萨拉是否喜欢，然后像往常一样在离开前给她和他四岁的女儿一个告别吻后出门。那天晚上巴斯提做的事若放在许多伴侣身上，会成为分手的理由：这位三十岁的男人与另一个女人见面并发生了性关系。

但对巴斯提和萨拉而言，这并非激烈争吵或分手的理由。几天后，萨拉会再次外出约会，巴斯提则留在家里照顾女儿。两人在有孩子的情况下维持开放关系。他们确信，这一步不仅改善了他们的关系，也让他们成为更快乐的父母。

巴斯提和萨拉的这种关系形式相当罕见。根据去年一项有代表性的调查，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对另类关系模式持开放态度，其中大多数人年龄低于30岁。至于有孩子的伴侣能否接受这种模式，则是另一个问题——毕竟孩子为伴侣带来特殊责任。对大多数年轻父母来说，在尿布、洗衣和厨房战斗之间，尝试另类关系模式可能并非首要任务。但如果真的想尝试呢？作为父母，如何在疲惫和照护工作之外实现？又该如何告诉孩子？

巴斯提说，人们经常问他们如何在有孩子的情况下维持开放关系。“但对我们来说，真正让这个话题浮出水面的，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女儿。因为我们只剩下‘母亲’和‘父亲’的身份。”萨拉点点头。两人坐在波茨坦市中心他们的复式公寓客厅里。洗衣架上挂满了孩子的衣服，等待从沙发边取下；厨房台面上还摆着前一晚的碟子。那是七月一个阴天的下午，他们的女儿在自己房间里听《比比和蒂娜》的有声读物。

“不应因压力或恐惧而同意开放关系。”

她们的性生活在怀孕前是什么样的？萨拉说着，坐进一把绿色摇椅。当然，生活中有过起伏，尤其是当护士工作让萨拉不堪重负时。

但他们始终对彼此有欲望。

是萨拉的母亲身份改变了很多。她那时甚至不再理解自己。她知道许多母亲因过度的身体亲密而感到不堪重负，哺乳时分泌的激素也让她们对亲密缺乏兴趣。但即使萨拉断奶后，女儿已有一岁半，且经常在奶奶家过夜，她的性欲依然没有改变：“性对我来说不再是话题，”她说。当他们做爱时，感觉不再像从前，他们无法摆脱父母的角色。“作为家庭，我们运转得很好，但作为恋人，不再真正如此，”萨拉说。于是他们开始思考：这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感受到巴斯蒂仍有性需求，让她倍感压力。

像他们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心理治疗师萨布丽娜·托雷斯说：“人们很容易在父母角色中消失。”因为要让自己和对方都感到有吸引力，必须将自己也视为独立个体。当人们只把对方视为父母时，性欲往往会下降。开放关系或许能在最好情况下改变这一点。不过，通常总是一个人比另一个更渴望开放。这不一定会立刻成为问题，但倾听对方、不加指责地沟通至关重要。“不应因压力或恐惧而同意开放关系，”托雷斯说。有时，伴侣也能找到双方都感兴趣的折中方式，比如共同尝试新事物。

巴斯蒂和萨拉过去偶尔讨论过开放关系模式，但从未认真考虑过真正实施。当巴斯蒂在女儿出生两年后首次提出这个想法时——

家庭第一，永远。若有人生病或家庭需要，约会排在其次

——两人都感到不安。“大家总说，千万别为了挽救关系才这样做，而是当关系良好时才考虑，”巴斯蒂说。

但他们还是鼓起勇气，决定先将关系开放三个月，并设定了一些条件：家庭第一，永远。若有人生病或家庭需要，约会排在其次。他们不与朋友圈内的人约会。女儿不会认识这些人，除非双方商定。每周他们还会固定有一个约会之夜。此外，他们约定：双方不主动分享细节，但若对方询问，必须诚实回答。

萨布丽娜·托雷斯说，很多决定开放关系的伴侣会制定许多规则，“他们最初是想确保某种安全感”。但大多数人后来发现，这种安全感根本不存在。必须尝试、突破界限，而“承受这一切可能是一项挑战”，托雷斯说，关系可能因此成长。不过，她也经常看到有人明明不想要这段关系，却想通过开放来挽回；或是用开放来回避问题。但“如果沟通、信任、未处理的伤害或分工等问题早已存在，再多一个人也解决不了”。恰恰相反。

Als Sara 和 Basti 在一款交友应用注册时，他们在个人资料中注明自己已有伴侣且为人父母——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潜在匹配对象中产生误会。Sara 在与他人发生第一次性关系后回家的路上，她感受到了什么？“回家路上我非常兴奋，感觉自己与 Basti 的联结更加深厚了。”她这样说道。Basti 也同样享受他的首次约会。

不过，两人也发现，约会后尽快见面并互相询问感受是多么重要。Sara 说，有时约会后他们也会感到奇怪。于是他们会问对方：“你还爱我吗？就算我刚和别人发生关系，你还觉得我有魅力吗？你对那个人有感觉吗？”

Basti 认为，即使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也需要空间去讨论。否则两人会渐行渐远，而这正是冲突的温床。“必须心怀善意，真诚地为对方感到高兴，否则关系无法维系。”他说道。而且：多沟通。

Sabrina Torres 认为，这正是其中的巨大机遇。“处于另类关系模式中的伴侣无法避免频繁沟通。”她表示。与其试图禁止某种感情，不如问问：“当有人产生新的感情时，该如何应对？” Sara 也坦言，人确实会有迷恋的对象，尤其是当你与某人交往数月后。但这种迷恋通常在几周后就会消退，远不及他们对彼此和这个小家庭的爱。

Sara 和 Basti 享受与他人交谈、参加音乐会、去餐厅、调情的时光。“也许我比其他母亲更自私，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美妙的小小释放。”Sara 说。当然，这也需要大量精力和组织能力。但她很快意识到：当她哄女儿入睡后瘫倒在沙发上时，只会感到筋疲力尽。“但当我去约会时，我不仅仅是一位母亲。”而是作为 Sara 本人，充满活力、不再单调、性感。这种能量也会带回家中。Basti 有时笑着说，有时他们会觉得“我的约会总是上演着‘精心打扮、充满活力的我们’，而自己通常只是穿着运动裤的疲惫版本。”

「孩子不需要知道父母关系中的私密细节。」

尽管如此，他们的性生活确实得到了很大改善。一方面，两人都觉得“其他人也渴望自己的伴侣”这一想法很有吸引力。两人不断获得性灵感。尤其是萨拉，想到巴斯蒂的性满足并不只依赖于她一个人，这让她感到安心。而且，通过开放关系，他们也产生了共同尝试新体验（如三人行）的欲望。

但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他们的女儿会察觉到多少——以及他们面对女儿应该保持怎样的坦诚？巴斯蒂说，当妈妈或爸爸过夜不在家时，女儿有时会询问。他们不想撒谎，所以会告诉她那些人的名字，就像对待好朋友一样。关于等她长大后要告诉她多少，他们思考了很多。「我们会和她谈，单纯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别人告诉她，」巴斯蒂说。他们也会和伴侣治疗师讨论这类话题。两人都确信，会找到一个办法。总体而言，他们坦诚地对待这个话题，他们的家人也都知道。

「孩子不需要知道父母关系中的私密细节，」托雷斯如此说。但所有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的事情，都应该以适龄的方式来解释。例如，可以坦诚地说：妈妈和爸爸很相爱，但有时也想与其他的人亲近，或在另一个人那里过夜。唯一棘手的是，当孩子感觉到有些事情在心照不宣，但却完全没有被提及的时候。

萨拉和巴斯蒂在某些时刻仍在寻找作为一个家庭的表达方式。但作为伴侣和父母，他们已经重新定义了自己。巴斯蒂说，这在许多人看来可能很荒谬，但自从给予对方这些自由后，他们感到彼此更加相连。「我们更幸福了。」

我半年前当上了奶奶。在我看来，新手父母们做得太过头了。现在有多少人用 App 来监测睡眠和喂奶情况。如果宝宝不按计划入睡，喝奶量不符合 App 的计算结果，父母就会问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能感受到这带来了多么大的压力。他们觉得自己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然而，儿科医生认为我们孙子的发育完全正常。我们不想用陈词滥调的建议来指手画脚，但停止这种恶性循环是我们的心愿。我们该怎么做？

家庭三人组

诺拉·伊姆劳：

祖父母有时会对与孙辈的相处感到怀疑，并认为年轻父母的某些行为过于夸张，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我非常理解您的担忧——我自己也绝不是那种追踪 App 的母亲——但我真的建议您什么都不要说。年轻

父母在面对外界的建议（尤其是来自自己父母或公婆的）时极其脆弱。因此，只要不涉及生命安全：

tern machen. 请认真对待他们的担忧和忧虑，提供帮助与减压，但不要强求“孙辈时间”，让年轻家庭有时间适应新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应用程序往往是一种工具，至少能在不可控的局面中营造出某种控制感。请不要插手此事。相反，请在每个机会告诉年轻父母，他们把事情做得有多好，以及他们的孩子有多幸运能拥有他们。这样做比任何未经请求的建议更能让全家放松。

赫伯特·伦茨-波尔斯特：

这种不安并非仅来自应用程序，父母在木制信息源时代也曾深受其扰。现在不过是网络更密集了，总有某个测量值不听话，而不是乖乖就范。我始终会将小小的人放在中心位置，而不仅仅是他的体重或睡眠。而是单纯感受他的存在：与他相处是多么美好，感受他的依偎，抱着他。这样，父母或许能意识到，这并非一项“供给工程”或达成某些标准，而是共同生活。是相互了解，是彼此间的快乐。否则父母会迷失其中，为孩子而活，而非与孩子一起生活。计划和数据的重要性会随着父母对孩子本性及其与自身联结的感知而日益减弱。到那时，婴儿本身会给予他们更多安全感。

贾辛塔·南迪：

正如初为人父母者必须学会不必过于关注孩子的每个发展步骤，您作为祖母也要学会不必过于关注他们作为父母的每个发展细节。我立刻相信您说的：父母或许过于谨慎，而应用程序不仅能帮助他们，也可能伤害他们。但初生婴儿往往会在无人观察时首次翻身。倘若告诉初为人父母者他们陷入“恶性循环”，只会让他们更紧绷。您应尝试将对应用程序的怀疑与些许好奇相结合。您不应过多关注婴儿日常琐事的细节，而应通过言语和实际帮助向父母表达信任。你们每个人都在学习不同的东西：父母学习为人父母，而您学习祖母这一角色的重要性——但也要学会放手。

诺拉·伊姆劳

是记者和多部家庭主题畅销书作者。最近出版作品为《无焦虑的亲密关系》。此外，她还创作儿童读物（《一个超棒的勇敢日》），并主持播客“万事开头”。她与丈夫及五个孩子生活在巴登-巴登附近。

赫伯特·伦茨-波尔斯特是儿科医生、科学家，著有多本育儿指南及博客“理解儿童”。最近出版新作《翅膀的重要性！》。他育有五个成年子女，不久之后将有六个孙辈，与妻子一同生活在拉文斯堡。

贾辛塔·南迪

是英德混血作家，20岁时从伦敦搬至柏林。在《50种离婚方式》中，她描述了德国单亲家庭的困境。最近出版小说《单身妈妈晚餐俱乐部》。她与两个儿子一同生活在柏林。

来信请寄：familientrio@sz.de

智力对决

两名宇航员坐在火箭里。其中一个问：“我们到底要飞去哪里？” 另一个答道：“去太阳。” “呃？那里太热了！” “我们夜里着陆。”

又或者

什么样的海豚最生气？爆发仔

哪个更好？请选择：○ 或 ○ 或在sz.de / witzduell投票。上周有63%的读者投给了"冰圣人"，战胜了"地铁侏儒"。

本周细节机器人

也许你们也曾希望拥有一个机器人。它能搬重物、打扫房间，甚至做意大利面。在中国，一台机器人刚刚展示了它的一项特长：跑得飞快。它刚刚打破了100米赛跑的世界纪录，比最快的人类还要快。

只会跑得飞快的机器人当然帮助有限。在本次中国的比赛中，这些机器也展示了其他运动能力，甚至能踢足球。不过在这方面它们还不太擅长：机器人经常绊倒，一头栽到地上。

但人类正在制造越来越好的机器。未来这些机器不仅能参加机器人运动，还将越来越多地承担对人类而言非常费力或危险的工作。例如，它们可以在工地上搬运重物、协助照顾病人或探索行星。

为了让机器人能做更多事，人们越来越多地将它们设计成人类的模样：有两只胳膊、两条腿和一个小脑袋。当然也有很多机器人长得完全不一样。你们家里可能就有类似的。扫地机器人看起来就像圆圆的、会跑的大碟子。花园里割草的机器人则更像老式吸尘器。

日常生活中，这些机器可能很实用。但当越来越多机器人长得像人类，还能做很多事时，也会让人感到些许不安。因此，让机器人不会做蠢事变得很重要。机器人没有自己的感情，不会有愧疚感，也不会感到开心。比如那台超快机器人在打破纪录后，就傻乎乎地一头撞上了垫子墙。只有制造它的人类为此感到高兴。

安德烈亚斯·雷米恩

儿童版每周六在《南德意志报》周末刊登。

插图：拉腊·库什

火灾过后，大地看似焦黑一片、毫无生机。但这并非终结：森林生命如何回归。

法国、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今年夏天，在许多家庭度假的国家，森林正在燃烧。德国的森林也曾烈焰冲天。当人们望向那片焦黑的土地，或许会想：这里再也长不出任何东西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大自然能承受的远超想象。森林及其核心居民要恢复，最需要两样东西：漫长的时间与静谧的环境。

森林究竟需要多久才能复原？这很难一概而论。一切取决于火灾发生的地点与强度。在澳大利亚部分地区，森林大火比德国频繁得多。因此，那里也进化出了更多能适应火灾的生物。某些植物甚至需要火才能繁衍：松树的球果坚硬厚实，种子藏于其中，唯有在高温下才会开裂。种子随之落入林地，长成新树。

德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有许多并非天然形成的森林——人类大量种植针叶树，因其生长迅速，木材可用于制作家具或纸张。"像松树或云杉这样的针叶林有一大缺点：它们极易燃烧，"皮埃尔·伊比施（Pierre Ibisch）解释道。他是埃伯斯瓦尔德可持续发展大学（HNE）的科学家，多年来致力于森林研究。

火灾后，常见的景象是枯焦的树干与焦黑的残骸。但即使看不到一片绿叶，新树也能破土而出。因为有些种子会随风从其他森林飘来。例如，颤杨的种子便是"飞行高手"。"颤杨种子长满绒毛，能借风飘出很远，"伊比施解释道。

当颤杨种子落地，很快就会长出幼苗——一株微小的植物。地下的真菌也会助其一臂之力。更奇特的是，某些颤杨品种能从根部直接长出新芽，迅速扩散。伊比施因此称其为"奇迹之树"。

最先萌发的植物，会为其他生命发出信号。昆虫随之而来，以植物为食；接着，捕食植食性昆虫的昆虫也会出现；最终，以这些爬行或飞行小生物为食的鸟类也会返回。

甚至有些甲虫会因枯树而欢欣：焦黑的树干为它们提供了新家。它们能感知数公里外的火灾余热，随即赶来。"它们会从内到外啃食焦黑的树干，"森林专家伊比施说。倒下的木屑与腐烂的树干将养分重新注入土壤。啄木鸟、真菌等其他生物也助力枯树分解，加速养分循环。

因此，只要给森林时间，信任自然，它就能自行恢复。更美妙的是，这还能带来长期的多样性：由颤杨、山毛榉、橡树等多树种构成的森林，更能抵御火灾；那里栖息的动物种类也更为丰富。

在某些情况下，森林即使经过数年也无法自行恢复。此时人类可以提供帮助。负责此事的包括护林员等。伊比施表示，未来森林可能更频繁地需要支持。地球变暖不仅导致更多火灾，还因日益严重的干旱使森林更难再生。正因为如此，天然生长且多样化的森林尤为重要。它们能带来更凉爽的温度并将水分储存在土壤中。伊比施说，森林是“对抗气候变化的盟友”。

SZ儿童版，胡尔钦纳大街 8, 81677 慕尼黑，kinder-sz@sz.de

除署名文章外，参与本期制作的还有：丹妮拉·戈格斯（幽默对决）、乔治·卡德贾尼尼（圆环谜题）、安德烈亚斯·雷米恩（放大镜谜题）

解答

我们在儿童页面藏了一只迷你狗🚙。它在哪里？

放大镜谜题

放大镜：汽车钥匙、电脑鼠标、长笛

词团： “因为孩子们过去在收割时必须帮忙，所以在巴伐利亚州和巴登-符腾堡州，夏季如此晚才放暑假，而德国其他地区的孩子们早已开学。”

黑白，日常场景，近在眼前：这三样东西可能是什么？

（上周传真收到）

粉笔与板球

哪里有孩子，哪里就有游戏。无论在哪里，游戏总是有些不同——但每次都别有一番滋味。本次环球之旅来到印度德里。

赛姬娅用粉笔在沥青地面上快速画出一个四格方框。接着游戏开始。她的朋友拉什米将一颗小石子扔进其中一个格子，然后单脚跳进去。她用一只脚将小石子踢到下一个格子。若只能用一只脚着地，这可不容易。当拉什米想把石子踢到更远的格子时，石子却卡在了线上。输了。拉什米仍然笑着，退到一旁。接下来轮到另一个女孩在德里这座印度首都的贫民区湿婆营玩“跳房子”游戏。

印度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里生活着全世界最多的儿童。孩子们玩什么，取决于他们在哪里长大。印度有非常富裕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常常接受成人游戏的训练，比如高尔夫或国际象棋。父母认为这对孩子的未来有益。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则常在公园里玩耍。许多男孩打板球，因为板球对于印度人而言，正如足球之于德国人：最受欢迎的运动。女孩们则常打羽毛球或跳绳。在家里，她们玩电脑游戏或棋盘游戏。

但印度也有许多来自极贫困家庭的孩子。比如赛姬娅、拉什米和湿婆营的其他孩子。

在印度，贫民区也被称为“Jhuggi Jhopri Cluster”，意即“简陋棚屋聚集地”。湿婆营正是如此。德里几乎有700个这样的贫民区。家家户户住在破败的小屋里，没有浴室，厨房仅有一个小煤气灶或火炉。在湿婆营，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那里有一间公共厕所。没有空调，只有小风扇，因此夏天酷热难耐。雨季时排水不畅，一切都湿漉漉的。

但孩子们并不抱怨。他们只想玩耍。赛姬娅和拉什米与朋友安查尔、杰哈娜、泽胡妮莎和萨希达一起在湿婆营入口处的寺庙旁空地上玩耍。四个男孩——昌德、贾马穆尔、伊曼穆尔和萨尔曼也在场。他们的年龄都在10到13岁之间。对他们来说，每个工作日都从步行穿过喧闹的街道去上学开始。下午两点左右他们回家。“然后我们洗漱换衣服。”孩子们说。这天，只有赛姬娅还穿着校服。

寺庙旁的空地上半部分是男孩们的地盘，下半部分是女孩们的。他们没有太多玩具或体育器材。板球或羽毛球都是在学校练习，因为学校里有球拍和球。在湿婆营，孩子们必须自己想办法玩耍。女孩们不仅玩“跳房子”，还玩捉迷藏。男孩们说：“我们有弹珠。”在沥青地面上有两个沙坑。男孩们试图用小弹珠将其他小弹珠射进这些沙坑里。

湿婆营的孩子们能为许多小事感到开心。比如下雨。他们喜欢站在劈啪作响的雨滴中。那就像洗了个淋浴。“之后我们就会感冒。”孩子们笑着说。

每逢周日，他们常与成年亲戚一起去附近公园的游乐场。曾有一个援助组织组织他们去购物中心远足。“我们去了体验馆，”拉什米说，“那里太美了，我们都不想回家了。”

如果问孩子们是否有玩具，只有萨吉亚举手回答道：“我有一只泰迪熊。”她的泰迪熊名叫贝拉，和她的猫肯扎一样白。萨吉亚跑回家中的小屋，不一会儿便抱着贝拉和肯扎回来了。其他孩子纷纷抚摸起猫和泰迪熊。萨吉亚露出了微笑。她为自己拥有的一切感到自豪。

托马斯·汉

谢谢，奶奶！

“我们觉得在您家带大花园的房子里度假超级酷。能在周围散步、打羽毛球和玩弓箭，太棒了。我们家没有花园。在您这里，我们总能在早餐后睡到很晚，还能玩阁楼里的老式火车。明年夏天我们一定还要再来。”

乔纳森，10，埃莉萨，8

你也想感谢奶奶或爷爷吗？感谢什么？写信至 danke@sz.de

继续涂鸦

FOTO: THOMAS HAHN

你的画完成了吗？发送至 kinder-sz@sz.de

意外之脸

无论来自荷兰还是新加坡：这周你们寄来了许多度假中的照片，比如克拉拉和西奥。这里空间有限，更多内容请看数字版。你们的前 10 张图片每周都会更新，请访问 sz.de / ausversehen

LADIES & GENTLEMEN

现在差不多该告别米色、灰色和灰绿色了。何不尝试用大胆的蓝色来点染秋意？

为她准备：钴蓝色

从视觉上看，时尚界那段乏味守旧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因为如今我们拥有的一切几乎都是米色、灰色、白色或黑色。从夏季到冬季的流行趋势，则是饱和色调——那些能让眼睛如同刚从颜料管里挤出的丙烯颜料般焕然一新的色彩。但它们不会像电视节目《天线宝宝》里那样从头到脚一身穿着，而是以有趣的方式——也就是尽可能不和谐的组合——搭配。这个建议来自 Jil Sander 的新设计师，就连对极简主义者来说也易于实现：只需穿上耀眼的钴蓝色袜子，其他保持不变！黑色现在已是被接受的基调，从中出发，你可以在色彩之旅中尽情探索。

曾几何时，由于天气预报员的颜色混淆（红色外套搭配黑色裤子）而备受诟病的强烈对比，现在反而可以用从粉红到酸绿的各种色调来为黑色寡妇风格增添活力。当第一步迈出后，你可以继续前行：比如，红色在蓝色毛衣下若隐若现？或者紫色在红色下闪现，甚至再加上一只棕色包？想象力没有界限：时髦就是一切看起来有点不协调地碰撞在一起。换句话说：时髦就是终于能忍受一点摩擦了。朱莉娅·沃纳

为他而设：科林蓝

第一个错误当然是把这件大衣简单称为“蓝色”。看过《穿普拉达的女王》的人都记得梅丽尔·斯特里普关于一件套头衫颜色的著名教训：蓝色并不等于蓝色，而这里的色调叫做“Cerulean”，德语中为“Cölinblau”。这是一个具有艺术史渊源的色调：早在克劳德·莫奈的画作中，它就频繁出现在巴黎的天空中，常与浓烈的紫色调为伴。

现在，日本品牌Auralee为今年秋季推荐了一件科林蓝色oversized双肩背包式大衣。它几乎与德国10月至3月间主流的男士装束形成根本对立：无烟煤色大衣、羽绒服、柏林米特黑暗风。但真正关键的并非这件双肩背包式大衣的颜色，而是它周围的一切。Auralee将浓烈的蓝色调搭配在一块完美打底的画布上：整套搭配从衬衫到裤子都是奶油白色。紫色围巾则设置了第二个色彩亮点，将科林蓝色巧妙地从巴塔哥尼亚户外风格中拉开距离。毕竟我们终究不是在滑雪道上。比例——潜在的第二个错误——也被精确设定。裤子高腰穿着，在视觉上将身体比例分为二比三。长款大衣进一步拉长身形。黑色乐福鞋为整体造型定调，避免其沦为“午休时段的牙医”风格。

“午休时段的牙医”风格。我们从这堂色彩与比例的基础课中汲取教训：两种浓烈的颜色完全可以搭配得很好，只需给它们足够的空间。在即将再次变得灰暗的日子里，我们更应时常想起莫奈的天空。扬·施特雷默尔

一切尽在掌握

1935年，六名登山者在阿尔卑斯山的一场攀登中遇难——原因之一是他们的鞋子缺乏足够的支撑力。这场事故促使维塔莱·布拉马尼萌生灵感，开发出一款带有纹理的轻质橡胶鞋底。Vibram品牌的故事。

文丘斯·阿努

皮安塔拉西卡峰是一座由花岗岩峭壁与雪原构成的雄伟金字塔。在海拔3305米的峰顶，位于瑞士与意大利交界的贝尔杰尔山谷，有着极具挑战性的攀登路线。1935年9月15.日上午，19名来自米兰的登山者正在这里重复一条新路线，该路线由北意大利经验丰富的登山者维塔莱·布拉马尼和埃尔韦齐奥·博佐利在几周前首次开辟。前一晚，这群人直到23点才抵达阿利维山间小屋。此时，岩壁在晨光中干燥明亮，天气似乎稳定。

登山者们预计当天下午能返回。他们将沉重的登山靴和背包留在花岗岩峭壁脚下，换上轻便的登山鞋，鞋底采用柔韧的大麻编织物制成。当时常见的皮革登山靴钉底过于笨重且僵硬，不适合攀登。五组人马出发了，布拉马尼带领第一组。当第一组即将登顶时，云层聚集，雨、风和雪骤然而至，大麻绳索结冰，岩壁变得湿滑。一场危险的下撤随即开始。

17点左右，九名登山者抵达一处边缘裂隙下方。继续沿着陡峭湿滑的雪原下撤，穿着单薄的登山鞋几乎无法行进。当女登山者尼妮·皮埃特拉桑塔滑倒时，几人干脆脱掉鞋子——在粗糙的羊毛袜中，她们在冰面上获得了更好的抓地力。部分人成功下撤，其他人则在一处浅浅的冰洞中寻求庇护。第二天上午，布拉马尼和一名搬运工带着干燥的袜子、鞋子、毯子和食物赶来。但对六个人来说，救援来得太晚——他们已被冻死。

对维塔莱·布拉马尼而言，皮安塔拉西卡峰的这场灾难既是个人悲剧，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他意识到，当时的登山鞋存在安全隐患。理想的登山鞋鞋底应能在湿滑地面提供抓地力，隔绝寒冷，在雪地和冰面上有效使用——同时又足够轻便，便于攀登。他的解决方案最终成为登山运动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维布拉姆鞋底。

品牌名称由他的名和姓各取一部分组合而成。黄色八角形标识隐藏在登山靴、徒步鞋、工作鞋和休闲鞋下，甚至出现在美军战靴中。如今，这种始终坚固耐用的鞋底已渗透时尚界：厚重的维布拉姆鞋底出现在T台上，如巴尔曼、费拉加莫和巴黎世家等品牌。在2026年巴黎时装周“Extreme Works”主题快闪展上，维布拉姆展示了一处以坚固鞋履和工作安全为主题的装置艺术。

从皮安塔拉西卡峰到巴黎时装周，这段路程漫长。塞西莉亚·多桑的工作正是记录这一历程。她担任维布拉姆“传承与特别项目协调员”，研究鞋底的历史，并从米兰附近阿尔比扎泰的公司档案中挖掘素材。多桑致力于确保事实建立在防滑的基础上——同时出于公关考虑，尽可能保留一些起源神话的色彩。

传说中，布拉马尼曾观察一辆装有倍耐力轮胎的卡车，并从中找到了解决鞋底问题的灵感。多桑无法确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可以确定的是，布拉马尼与轮胎制造商倍耐力合作过。两年间，这位经验丰富的登山发明家尝试了多种橡胶配方，调整硬度和形状。他设计的原型鞋底采用三维花纹，如同汽车轮胎一般，并于1937年申请专利。首批鞋底在倍耐力工厂浇铸成型。

Vibram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成为无可争议的户外和徒步鞋底全球市场领导者。几乎所有大型徒步鞋品牌都采用这家意大利北部制造商的橡胶鞋底。这家鞋底专家年营业额超过3亿欧元，在全球雇用近800名员工，每年生产超过4000万只橡胶鞋底——产地遍及中国和美国。Vibram能长期保持如此成功，原因之一无疑在于其发明者本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登山家，从实践中深知何为关键所在。

“为我们自己生产鞋子没有任何意义。”

这位维塔莱·布拉马尼（Vitale Bramani）于1900年出生于米兰，少年时便迷上了登山，后来在阿尔卑斯山开辟了一百多条新路线，并于1933年因“登山勇气”被意大利登山协会授予金质奖章。1928年，他与妻子玛丽亚·法萨纳（Maria Fasana）在米兰开设了一家登山装备商店；他对绳索、冰镐、安全扣和鞋子了如指掌。

1937年，布拉马尼与登山伙伴埃托雷·卡斯蒂廖尼（Ettore Castiglioni）在位于皮兹巴迪莱（Piz Badile）——一座距离蓬塔拉西卡（Punta Rasica）不远的著名三千米级山峰——对其新开发的鞋底进行了严格测试。两人成功首次登顶西北壁，这也得益于他们的鞋具。布拉马尼将这种鞋底结构命名为“Carrarmato”（即意大利语“战车”之意）。原型的粗齿纹外观看似威武，但据公司编年史记载，其中央十字图案并非来自战场，而是受米兰购物廊加里波第二世拱廊（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地面马赛克的启发。

真正的创新并不在于这种与法西斯时代相符的好战语言，而在于材料与几何形状的结合。关键不仅在于站姿，还在于抓地力。橡胶本身并不足以造就一双优质登山鞋，决定因素是材料配方与形状设计。鞋底必须足够柔软，以贴合地面最细微的凹凸；同时又必须足够坚硬和耐用，以避免在碎石、光滑岩石或雪地上打滑。凸块与齿纹创造接触点，在落脚时传递力量。

布拉马尼的鞋底改变了登山运动。鞋子变得更轻、更柔韧，却不损失抓地力。1954年，意大利登山者在前往K2的探险中穿着配备Vibram鞋底的多洛米蒂（Dolomite）登山靴。7月31日，阿基莱·康帕戈尼（Achille Compagnoni）与利诺·拉切代利（Lino Lacedelli）登顶8611米高峰时，K2首次登顶在意大利被誉为国家胜利。探险队长阿迪托·德西奥（Ardito Desio）在归来后致信布拉马尼，称鞋底在漫长行军中与岩石和冰面混合攀登时同样表现优异。

Vibram本身甘于幕后。塞西莉亚·多桑（Cecilia Dossan）表示：“公司不生产鞋子，而是专注于布拉马尼最初感兴趣的核心——脚与地面的接口。”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长盛不衰的商业模式。Vibram的标识隐藏在胶靴、凉鞋、越野跑鞋以及适合登八千米级山峰的登山靴等各品牌鞋底下方。“为我们自己生产鞋子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样我们就会成为自家品牌合作伙伴的竞争对手。”多桑说。

随着攀岩运动的发展，对材料的要求也在变化。20世纪70年代，自由攀登（Freeclimbing）风靡，对细微立足点和精准触觉的要求极高。对于极限攀岩而言，Carrarmato鞋底的粗齿纹设计并不理想。Vibram开发出新的橡胶配方与细密齿纹，以确保在微小突起上提供精准接触。

来自慕尼黑的高端运动鞋品牌 VOR 最近也推出了配备登山鞋底的款式（最上方）。20世纪30年代的维塔莱·布拉马尼（中上）。第一款 Vibram 鞋底（其下）。Sorel 的潮流便鞋“Daystorm-Clog”（下方）。照片：VOR SHOES, VIBRAM HERITAGE (2), SOREL

Den商业成功的基石，远超欧洲登山圈的范围，始于一次珠穆朗玛峰探险：1963年，吉姆·惠特克（Jim Whittaker）作为首位登顶世界最高峰的美国人，脚穿配备Carrarmato鞋底的登山靴——这一亮相令Vibram在美国声名鹊起，远早于该品牌在当地获得授权。Timberland“黄靴”（原为坚固的工装与户外靴设计）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成为青年文化与嘻哈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标志性的粗纹鞋底，正是这一潮流的识别特征之一。原版产品自带专用橡胶鞋底，Timberland后来才推出搭载Vibram鞋底的特别版。

2007年，Vibram再进一步，推出由南蒂罗尔设计师罗伯特·弗里里（Robert Fliri）开发的“FiveFingers”五指鞋。该产品将五趾分离，并将鞋底缩减为一层薄薄的柔性材质。在数十年愈发坚固的登山鞋底之后，其理念转向：极简主义，尽可能减少脚与地面间的材料。从粗齿越野坦克般的鞋底，到精致如足套的设计，其产品线如今已如同慕尼黑、因斯布鲁克与米兰户外爱好者的外观般丰富多样。功能鞋底也逐步打开了时尚之门：时髦街区的“都市斗士”们早已将登山靴与阿玛尼西装搭配，或用搭载南极级功能外套的凉鞋出街。

这种“Gorpcore”现象持续火热，且明显低于树线。该混成词描述了一种时尚潮流：将功能服装从原有用途中解放，并融入日常生活。Gore-Tex夹克、徒步裤与越野跑鞋不再“尽管”技术臃肿，反而因其笨重的技术感而被追捧——远超其原生栖息地。这类服装象征着随时从都市切换至野外、或经受一场冒险的准备——哪怕仅是穿着普拉达羽绒服去买杯咖啡。诚然，人们能从中看到工作与休闲间的流动转换。但在都市人对登山运动式审美的潜意识中，或许也隐含着“自我保护”与“个人武装”的信息。在多重危机交织的时代，总归需要一双能让你翻越瓦砾或横穿旷野的鞋底。

如今，当你在城市街道上踩着越野胎纹的运动鞋漫步时，或许在无意间已随身携带了一份登山运动的怀旧情怀——以及其发明者的承诺：无论大地如何动荡，你都能双脚牢牢站稳。1935年，这曾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今天，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仅是一种风格的问题。

蓝色时光

海德是一个浪漫化的向往之地。眼下正值盛花期——但仅持续数周。与一位女牧羊人同行。

文 / 伊娃·迪格诺斯

N 不，她并不住在羊圈上方。也不在黄昏时分坐在纺车前。不少被海德浪漫情怀感染的游客，都曾被维布克·施密特-科汉拽回现实的地面。但的确，德国几乎再难找到一个地方，能让绵羊与风景如此不可分割地融为一幅向往图景，如吕讷堡石楠草原一般。也几乎没有哪个职业能像石楠草原“海德施努肯”牧羊人——抑或女牧羊人——这般，必须承受如此多的投射。

在某种程度上，这本就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何时、何地上午将羊群从羊圈赶出，何时再收回，在“吕讷堡石楠草原网站”的“保证海德施努肯相遇”专栏中均有说明。于是维布克·施密特-科汉准时在十点半将她的白色面包车停在羊圈旁。估计有三十来个围观者已举着手机和相机守在栅栏边。“她开车来的”，两名女子窃窃私语。她们或许还期待着马匹和牧羊车。

眼下正是旺季：石楠花盛开。从“8.8. 到 9.9”，这是那句朗朗上口的经验法则，石南花（学名欧石楠）的花朵便会绽放。在“石楠花气压计”上，人们可以查看它们是否真的遵循日历。花朵虽仅数毫米大小，但数量庞大：盛开时，它们将整片风景染成浓郁的紫色。

于是，她便带着羊群径直走入其中。当天，维布克·施密特-科汉带着175只绵羊出行，还有一小队游客——他们在施内弗丁根旅游局预订了“小小施努肯时光”。也唯有如此，他们才获准进入石楠草原，所有其他好奇的游客则被女牧羊人果断地打发回原路。因为这里是这片石楠草原严格受保护的核心：几乎无车的吕讷堡石楠草原自然保护区，拥有中欧最大的连片石楠草原。其周边则是吕讷堡石楠草原自然公园。

图：尚塔尔·安德斯 / IMAGO

灰角海德施努肯绵羊是那台“割草机”，让这片紫色风景得以维系。绵羊啃食灌木与树木的嫩枝，将石楠草保持在低矮状态，使其得以不断重新抽出新芽。每只“施努肯”一天能吃下多达四公斤食物，毕竟这算不上什么营养丰富的饲料。这种绵羊品种的名字，据推测源自低地德语“schnökern”。这词意为“小口啃食”，因为这种动物不会在同一处长时间吃草，而是鼻子向前，不停移动，寻找最好的草料。它们体型纤瘦，腿部细长，这让它们在崎岖地形中行动自如。

维布克·施密特-科汉的羊群此刻却缺少那种典型的厚实光滑羊毛：数日前它们刚被剪过毛。羊群中的山羊因此显得格外不起眼。但它也有活要干：“山羊啃食较高的灌木”，女牧羊人解释道。说罢，那只动物便用后腿站起，叼住一根细细的树枝。

现存的海德薛努肯（Heidschnucken）数量约为9000头，而在19. 世纪中叶，仅吕讷堡亲王领地的一项统计显示，其数量曾达380 000头。吕讷堡荒原自然保护协会雇用了数名牧羊人，也有像维布克·施密特-科汉及其丈夫施特芬这样自主经营的牧羊人。景观维护补贴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仅靠这些动物无法维持生计。”他们自行销售羊肉，也销售羊毛——尽管海德薛努肯的羊毛因过于粗糙且卷曲度不足，无法用于纺纱，通常被视为废弃品。施密特-科汉尝试将其加工，最终在附近的文德兰找到了一家纺织厂。那里将海德薛努肯羊毛与更柔软的海堤绵羊毛混合，她用这种材料织成了那件淡紫色的牧羊人背心。

与海德薛努肯为伴的一个上午颇具镇静效果：羊群对你漠不关心，但你仍能感受到陪伴——左边有羊在咩咩叫，右边也有，音调各异，令人惊叹。牧羊犬贝拉则忙得不可开交。在牧羊人轻微的手势指引下，它立刻奔跑起来，将几头离群的羊赶回羊群。一只狗需要多久才能学会这种本领？“每只爪子要一年时间。”

若想以第二佳选择体验盛开的荒原，则需沿着标记路径返回：在附近的温德洛，海德薛努肯之路最美丽的路段之一由此起步。这条全长223公里、以白色“H”标识的远足路线纵贯吕讷堡荒原南北，从汉堡延伸至策勒，穿越两座自然公园。

没有定期护理，荒原转眼间就会变成森林

徒步路线并非全是荒原，但在长约14公里的这一段，您能看到荒原最完美的风貌，例如在维尔瑟山周边，这里是方圆最高点，海拔169米。

或是在通往“死地”（Totengrund）的观景点，那里是一个山谷盆地，紫色的荒原点缀着墨绿色的杜松灌木丛。

这片自然仙境实为人工所造。如今看似原始的开阔荒原，是通过数百年耕作形成的。行走在海德蹒跚客径上，漫步向导兼森林教育家赖因哈德·米特胡伯如是说。

最初，橡树和山毛榉森林覆盖了整个北德低地。从新石器时代起，当地居民便开始开垦土地，用于耕地、牧场和薪柴。为了在贫瘠的沙质土壤上进行农耕，海德农民几个世纪以来刮取薄薄的腐殖土层及植被，与牲畜粪便混合后作为肥料撒在小块农田里——这是一个巧妙的系统，却持续剥夺了周边土地的养分，米特胡伯解释道。唯有极其耐贫瘠的杂草得以生长：荒原植物。

直到19.世纪人工肥料发明后，这种所谓的“刮土耕作法”——其名称与“辛劳”（Plackerei）一词同源并非偶然——才失去意义，海德农民放弃了这项艰辛的实践。然而大片荒原得以保存，要归功于有意识的保护决策：通过放牧海德蹒跚羊，以及——由于如今此类羊群数量不如从前——通过机械刮土与人工拔除树苗来维持，“否则这里很快又会变成森林”，米特胡伯说。这片看似荒野的景观，实为一件精心保存的“博物馆藏品”。它之所以存在，仅因人们模仿了曾造就它的那种农耕方式。

除了绵羊，蜜蜂和荞麦也曾是荒原的一部分，眼下正值花期的荞麦虽不如荒原植物醒目，但其纤细的白色伞房花序同样赏心悦目。

这种耐贫瘠的蓼科植物可作谷物使用，曾是贫困海德农民的主要粮食。蜜蜂则提供蜂蜡用于制蜡烛，以及作为甜味剂的珍贵蜂蜜。

如今，荒原蜂蜜和荞麦蛋糕已成为荒原民俗的一部分。当紫色的荒原绽放光彩时，它也迎来了花期，人们举办荒原节、唱起荒原民谣并选出荒原女王——而在某个荒原村庄，男性对应角色并非“荒原国王”，而是一头“荒原公羊”。荒原营销虽带有几分俗气，却行之有效：过去数年间，过夜人数持续增长。自100多年前赫尔曼·伦斯——这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荒原诗人将荒原描绘为与大城市及工业化压力相对的理想世界——以来，荒原的品牌核心虽已去政治化，其余方面却几乎未变。时至今日，荒原仍被视为疗愈之地，承诺为紧张的都市生活提供宁静与放松。

它确实能为双眼和大脑带来放松：尽管荒原地貌贫瘠，但景观柔和，并非陡峭耸立，而是

旅行信息

交通：最近的 ICE 和 IC 火车站为汉堡、汉诺威、吕讷堡和策勒，可从这些车站乘坐区域火车。在吕讷堡石楠原自然公园内，从 7 月初到 10 月初，有六条环线运行免费的 Heide-Shuttle 巴士，巴士拖车可运输自行车，详情请参阅网站 naturpark-lueneburger-heide.de。

住宿：Reinsehlen 酒店营地（Hotelcamp Reinsehlen），双人间含早餐 140 欧元起，网址 campreinsehlen.de；沿 Heidschnuckenweg 徒步道的住宿可在该长途徒步道网站 heidschnuckenweg.de / unterkunft 中找到。餐饮：在由吕讷堡石楠原自然保护区协会运营的维尔塞德（Wilsede）牛奶大厅（Milchhalle）中，可以品尝到石楠羊烤肠和荞麦蛋糕，网址 naturschutzpark.de / milchhalle-museumsladen。

活动：Heidschnuckenweg 全长 223 公里，分 13 个阶段从汉堡-菲施贝克（Hamburg-Fischbek）延伸至策勒。对于一日游，推荐选择 Heideschleifen：这些环形徒步路线长度在 3 到 20 公里之间，网址 heidschnuckenweg.de。

由施内弗丁根（Schneverdingen）旅游局组织的 Höpen 牧羊场与石楠羊漫步活动，网址 heidenlust.de。

更多信息：lueneburger-heide.de, heidenlust.de

起伏的波浪形地貌，树木稀少，天空辽阔。而且，它并不一定需要盛开的石楠花才能展现其魅力。在施内弗丁根附近，延伸着 100 公顷不仅因其名称而显得不寻常的土地：Reinsehlen 营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防军的飞行场，战后年份曾是 1500 人的难民营，随后数十年则是英国和加拿大军队的坦克训练场。“一片有着波折历史的土地，”自然导游 Mitterhuber 说道。如今，这里奇迹般地看起来像是未曾被人类触碰过。一片广阔、明亮的草原景观，这种景象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唯独不在吕讷堡石楠原。

贫瘠沙地草甸（Sandmagerrasen），这是对此类区域的正确称呼，其土壤缺乏养分，但正因如此，这里充满了需要这种特定条件的生命。那里开满了石楠石竹、银草和百里香，云雀和灰底鹑在此筑巢。如果看到军事利用时期的照片，很难想象自然界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夺回被坦克履带深深刻痕的土地。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士兵撤离后的生态修复，结合不对该区域进行开发的决定，取得了成功。

部分旧军事建筑仍在继续使用：在原坦克洗车场的位置现在是一个攀岩公园，之前的维修车间现在是“Reinsehlen 酒店营地”的活动室。该营地于 1999 年开业，在建筑设计上成功地将草原边缘的旧建筑与视野开阔的新建客房结合在一起。下萨克森州自然保护学院也设在该区域。

在贫瘠草甸上，施密特牧羊人家里的另一群羊正在悠闲地吃草，确保这片宝贵的土地不会被植被覆盖。正午时分，石楠羊聚集在少数几棵树的阴影下：在上午的进食之余，现在是反刍的时间。从酒店房间的阳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画面宛如一张明信片。这种牧羊生活难道不是一个梦想吗？永远在户外，永远拥有这样的景色？

幸运的是，在石楠原的田园诗意中生活着像牧羊人 Schmidt-Kochan 这样现实的人，在人们开始幻想之前，她就将所有浪漫的想象拉回到了现实地面：“成为一名牧羊人，也意味着一周七天始终与自己独处——这首先得能忍受得了。”

宁静之空间

长度超过七米，配备淋浴间和双人床：在施利尔湖（Schliersee）对 Carado T457 进行的家庭测试。

作者：费利克斯·雷克（Felix Reek）

有时候，尺寸确实至关重要。在慕尼黑近郊一个小城镇的一个停车场里，停着这辆长达七米半的 Carado 房车。简直像个巨型方块。2,32 米宽，2,93 米高，无法简单地停在双拼住宅的车道上。或者在那些汽车工业危机显然尚未波及的住宅区：这里到处都停满了车。

因此，这辆 Carado T457 Edition 27 停在一个公共停车场里。起初这里是空的，后来也满了。现在必须以厘米为单位地将房车从停车位中挪出，不断地打方向盘，仔细观察，轻踩油门，非常小心，以免这辆 XL 级房车在任何地方发生碰撞。幸运的是，T457 配备了倒车摄像头，以及一名在镜头中出现并用手臂指挥的妻子。在额头渗出几分钟压力性汗水后，车辆终于出发前往施利尔湖。

后备箱空间巨大，足以容纳所有需要——以及不需要的物品

众所周知，德国人热爱露营，但必须舒适。而且最好能把半个家都搬上车。Carado 这款售价 68,799 欧元的房车正是为这一目标群体设计的。车尾的后备箱空间巨大，足以轻松放下两辆直立的自行车。而我们选择放入的是：行李箱、包袋、玩具箱、羽毛球拍、沙滩球套装、一块立桨冲浪板（未充气，但充气后也能放进去）、瓶装水、餐具、食物盒、雨衣、鞋子、更多的鞋子，以及一张折叠桌和四把露营椅。尽管如此，九岁和十一岁的孩子们仍然认为还能多放点东西。但车辆的总重量不得超过 3.5 吨。

行驶过程中，两个孩子坐在经过改造的起居区长凳上。移除靠垫，展开下方的座椅，重新放入部分垫子，大功告成。车内配有 Isofix 固定接口，可用于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座椅之间有一张折叠桌。但这种喜悦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在一次转弯时，一个水瓶在房车内飞了起来。

在道路上，T457 的操控感出奇地灵活。这款房车基于福特 Transit 打造，配备自动挡旋转调节钮，要求不高且能默默履行职责。唯有辅助系统令人极其烦躁。行驶仅三分钟，车载电脑就发出“驾驶员疲劳”的警告。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提示音变得越来越激进，直到速度表上的显示屏亮起红灯。

抵达施利尔湖（Schliersee）后，孩子们最关心的是床位的分配。这款房车最多可容纳五人睡眠。车尾标准配置是沿行驶方向分布在左右两侧的单人床垫，长度足以让身材很高的人伸展身体。如果空间不够，中间的底盘可以拉出，从而形成一个连续的大平面。这对于浪漫的父母房来说非常理想，尤其是该区域可以通过滑动墙隔开。

孩子们有不同的计划。九岁的女儿宣布右侧的床是她的领地，但结果整个假期她都紧紧贴着父亲睡在左侧。剩下的卧铺面积则空着。

第二张双人床位于驾驶室和用餐区上方。通过升降装置可以将其滑下。这里的空间明显受限。一个角落被切掉了一块，以便车门能打开得更宽。卧铺面积仅够小型成年人使用，想要坐直必须缩起头。这不适合患有幽闭恐惧症的人。网格设计可以防止睡眠不安分的人在夜间滚落。

此外，Carado 内部还设有独立的淋浴间以及带洗手池的厕所，必要时可隔成独立浴室。那个 78 升的冰箱几乎和普通厨房里的冰箱一样大。与孩子们在以往测试中见过的其他露营车和房车相比，这已经非常奢华了。

这似乎对这两个孩子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影响。通常他们总想在最短时间内用尽可能多的物品在度假住所的各个角落标记领地，但这次他们却把父母赶到室外，并主动开始整理房车内的食物和厨房用具。之后，所有东西都有了系统性的摆放。至少目前如此。

在 Carado T457 中，没人能抱怨储物空间不足：后方睡眠区周围、卧铺下方、浴室以及带两个燃气灶的厨房操作台上方都设有储物格。在这里，收纳完全不是问题：玩具、毛绒玩具、铅笔、橡皮擦、便签本、项链、耳环。总之就是任何需要的东西。

大多数度假者在露营时自然是将时间花在户外。只需将房车的遮阳篷

在湖边的露营地（上图），Carado 房车发挥了其优势。车内设有多个睡眠区（左侧）和一个宽敞的用餐区。根据需要，座椅可以向餐桌方向旋转。照片：FELIX REEK, CARADO。将遮阳篷撑起，用地钉固定，摆好桌椅——然后放松身心。前方是施利尔湖（Schliersee），后方是山峦全景。这样的生活惬意极了。在这种情况下，露营车的尺寸是否已经不再重要？营地里住在帐篷里的年轻人看起来并不觉得缺少什么。直到开始下雨。

四个人和糟糕的天气。尽管如此，大家依然相处融洽

在施利尔湖（Schliersee）的第三天。前一周还处于创纪录的高温，现在秋天似乎已经到来。整天都在下暴雨。是时候证明这辆 7.5 米长的房车真正的用途了：关好所有的门窗，让自己舒服起来。两个人躲进睡眠区，拉上隔断帘看电影。另外两个人坐在桌边玩 Uno 牌。窗外，雨点拍打着露营地。而在 Carado 房车内，干燥、温暖且宽敞。没有人妨碍到别人。在四个人且天气糟糕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到了共同用餐时间，只需将所有东西清理干净。驾驶员和副驾驶座椅可以旋转，不过其实没必要，因为座凳上轻而易举就能坐下四个人。尽管奇怪的是，垫子的宽度明显比下面的支撑木板要宽。这一点可以改进，以便真正利用所有空间。当天气变冷时，只需在车载电脑上设置暖气，享受从出风口吹出的暖风，并同情地看向窗外那些蜷缩在露营车和帐篷里的人们。

在房车里度过了一整天后，忍耐力终于到了极限。第二天早晨，阳光回归。我们再次摇开遮阳帘，享受户外久坐的惬意。这才叫露营的乐趣。在我们测试 Carado T457 的这几天里，它证明了自己是一款近乎完美的家庭房车。这里睡眠质量好，空间规划宽裕，一切功能实用且直观。

然后到了最后一个夜晚。又下起雨来，持续了数小时，这在今年夏天其实应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然而，落在车顶的雨滴声越来越大，敲击着金属顶棚，直到让人根本无法入睡。这辆 7.5 米长的房车在感觉上仿佛在不断萎缩。临近早晨，雨停了。孩子们还在熟睡。露营地苏醒了。第一批人穿着拖鞋慢悠悠地走向浴室刷牙。我们收拾行囊并总结评价：明年再来，依然选择 7.5 米的车型。有时候，大就是好。

技术数据

动力：柴油发动机发动机功率：96 kW (130 PS) 长度：7.39 米质量：行驶状态下 2972 kg 价格：68799 欧元起

白色之梦？

快速、纤细、极致运动：Rose 品牌推出了纯白色外观的 Shave FF 空气动力赛车。这引发了一些疑问。

无数的惯例像绊线一样贯穿在公路赛车世界中。这些大多是心照不宣的指南，旨在规范运动公路骑行的美学方面。其中包含许多经典，这很正常，例如必须将腿部刮光，因为，呃，因为，是的，因为这样空气动力学效果更好，在皮肤擦伤时能提供某种优势，并且在比赛劳累后的按摩会更舒适。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为腿部除毛、皮肤光滑而给出的常见理由，但实际上，这可能主要是一种群体认同的信号，并能将线条分明的腓肠肌美观地展现出来。

规则在不断变化，旧的逐渐淡出，新的则加入到公路赛车惯例的“主车群”（Peloton）中。简而言之：总有某些事情是你可能会做错的，而且确实做错了，因为你还不了解相关规则。在这份清单中相对较新的是一项时尚指令：头盔和鞋子（以及袜子）必须是白色的。公路骑行者们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中告诉观众，否则，那些穿着黑鞋、戴着黑盔的骑手在下次“社交骑行”（Social Ride，如今对团体骑行的称呼）中，至少会面临不赞同的目光。

但如果自行车本身，也就是车架是白色的，情况会如何？那么“主车群风格警察”是否仍然要求鞋子和头盔必须是同色调？或者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审判官会允许黑色的鞋子和头盔通过？是的，这当然是一个势利的问题，但当我在骑乘新款 Rose Shave FF 时，这个问题确实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而此时我的大脑所有者正违反着上述关于鞋子和头盔的禁令。

无论如何，Rose 这款新空气动力赛车的车架在纯白色中闪耀——是的，这里必须使用这个词。制造商的标志在车架上的布置非常、非常低调，因此没有大面积的黑色来削减白色空间。仅在头管前端有一个相当小的标志，而型号名称则低调地标注在上管上。这赋予了 Shave FF 极其干净的外观，即使在雨后骑行被泥浆溅到，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白色之梦？纯粹从美学上讲，这辆车唤起了一种将其带到婚礼祭坛前，并与这位“伴侣”建立持久沥青关系的愿望。

比前代产品更具空气动力学性能：Rose Shave。

但这位渴望建立关系的骑手能与谁结合？Shave 取代了两款

照片：ROSE

这些轮组源自之前的 Rose 型号系列。其中一款是之前的 Endurance 系列型号 Reveal，而带有“FF”后缀的版本则是曾经提供的经典竞赛车 X-Lite。这里讨论的 Shave FF 正是针对速度和空气动力学而设计的。车架的碳纤维管采用了典型的剖面设计，形状更像机翼，以便行驶风能顺畅掠过，而不会损耗过多功率。在视觉效果上，这一点也处理得很好，因为管材并不像某些空气动力学车型那样过于笨重。Rose 测得在时速 45 公里的风洞实验中，其风阻为 205 瓦。这比前代车型 X-Lite 低了 10 瓦，在面对竞争对手的空气动力学车型时也毫不逊色。

测试版本配备了 Sram Force AXS 套件，其重量表现也非常出色：根据制造商的数据，M / L 尺寸的 Shave FF 重量为 7.0 公斤。在空气动力学车型中，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值。骑行姿势较为激进，由于刹车 / 变速把手较长，上半身需要大幅度前倾。此外，车座与车把的高度差也呈现出运动风格。而这正是其设计初衷，因为 Shave FF 可以被视为一台将速度置于舒适度之上的竞赛机器。骑行感受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Shave FF 的转向流畅且安全，仅凭其骑行姿势就能诱使骑行者在踩踏踏板时比在那些设计更舒适的车型上更加用力。

车架为轮胎预留了空间，最大可支持 35 毫米宽的轮胎。在测试车型上，Rose 安装了 28 毫米宽的 Schwalbe Pro One Aero Super Race 轮胎。轮组由 Rose 自产，型号为 RC55 CX-Ray，其黑色碳纤维轮圈的高度为 55 毫米。这看起来速度感十足，并在行驶过程中产生这种碳纤维侧壁轮组特有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群具有攻击性的昆虫群在飞来。在受到震动时，气门嘴有时会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因为它们在轮圈开口处有一定的间隙。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两个来自五金店的小橡胶圈即可解决。

宽把手时代是否已成过去？

这款车的驾驶舱在把手处的宽度为 35 厘米，显得十分精悍。人们渐渐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宽度至少在 42 厘米的把手时代正走向终结。其理由无疑是：空气动力学。但这真的有用吗？无论如何，从骑行感受来看，把手并未带来任何不适感。

Sram Force AXS 无线电子变速系统地如往常般可靠地在各档位间切换，碟刹制动也达到了预期效果。12 速飞轮的齿数范围从 33 齿到 10 齿，双盘曲柄则拥有 50 齿和 37 齿。此外，Force AXS 还配备了功率计，让雄心勃勃的业余公路车骑手能够实时监控自己的瓦数。

测试版本的售价为 5900 欧元。这当然是一笔巨款。但对于这样一台竞赛机器，其他制造商开出的价格至少同样高，甚至可能更高。

而且谁知道呢，或许这种纯净的白色外观甚至能打破在公路车界盛行的审美规则？白色的车架，搭配其余的黑色部件——轮组、轮胎、曲柄、座管、车座、把手和变速手柄——这样一来，如果某个骑手违反常规地穿着黑鞋或戴着黑盔骑上这辆 Shave FF，应该也能掩盖过去吧？而如果某个刻板的公路车势利之徒依然对此嗤之以鼻，那么用这辆车将其甩在身后，或者至少将其心率推高到不得不安静骑行的程度，机会是非常大的。塞巴斯蒂安·赫尔曼 (Sebastian Herrmann)

技术参数

Rose Shave FF Force AXS 车架：碳纤维前叉：碳纤维变速系统：Sram Force AXS 传动比：前盘 50 / 37 齿，后飞轮 10 - 33 齿重量：7,0 千克（M / L 码）价格：5900 欧元

作者：尼尔斯·明克马尔 (Nils Minkmar)

今年夏天，7 月 22 日在梅多克小镇索莫斯（Saumos）爆发的特大火灾，让这片通常以葡萄酒、松树林和无尽的大西洋海滩著称的景观引起了全球性的悲痛关注。在短短几天内，火势蔓延约 42000 公顷，迫使吉伦特省总计约 220000 人暂时撤离，导致卡普费雷（Cap Ferret）半岛必须全面疏散，且在风向转变后，火势甚至威胁到了波尔多大都市的西部郊区。

这次火灾的新之处不在于大型海滨松树林起火——火灾向来是这种大面积林业景观面临的威胁之一——而在于事件的剧烈程度和不可预测性。在索莫斯上空形成了火积雨云（Pyrocumulonimbus），即所谓的“火雷暴”，在这种现象中，特大火灾通过其巨大的热量产生自身的上升气流和局部风，从而进一步加速火势蔓延。起初看起来像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森林火灾，结果演变成了欧洲其他地区未来也必须面对的特大火灾之一。目前，巨大的烟柱已经消失，道路重新开放，许多地方的度假业务已恢复，但灾难的痕迹依然可见。在拉卡诺（Lacanau），露营地和度假村在 7 月底就已重新开放，而卡普费雷的恢复速度较慢，部分企业受到严重打击或被迫关闭。

疏散计划早在2023年已制定，并于2025年进行了演习

正因如此，在8月15.左右的大型度假周末之后，该地区现在给人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旅游旺季逐渐消退，海滩和市场变得冷清，在绿色的林区之间，突然出现了黑色的树干、被清理出的林间空地以及依然能看出火势猛烈程度的焦土区域。

在灭火行动中，保护生命安全从一开始就是重中之重，因此极易受影响的定居点、露营地和其他度假住宿设施被尽早疏散。尽管受影响人数巨大，但此次行动在平民中未造成人员死亡，且避免了更大规模灾难的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充分的准备和出奇顺利的临场应变。对于卡普费雷（Cap Ferret）而言，疏散计划早在2023年就已制定，并于2025年进行了演习；当7月24.早晨整个半岛必须全部撤离时，约40 000名民众通过唯一的一条向北道路，或乘坐专门调配的船只经由阿尔卡雄湾（Bassin d'Arcachon）离开了该地区。

回归改变后的常态：一名带着狗的散步者在安德诺莱班（Andernos-les-Bains）。照片：OLIVIER MORIN / AFP

在此过程中，几乎没有人需要费力寻找信息：通过法国的FR-Alert预警系统，指令直接出现在危险区域内人们的手机上。市长、省政府、消防队、警察、协会、企业和志愿者必须在一种虽然有计划但自然地没有现成剧本的情况下进行协调——而正是这种中央指令与地方

特大火灾后的梅多克

夏末初秋通常是前往大西洋沿岸旅行的绝佳时节。现在的游客在那里会面对怎样的景象？

即兴应对机制发挥了惊人的效果。

这次事件给法国带来的冲击，已超出了对一场自然灾害的预期同情，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梅多克（Médoc）、阿卡雄湾（Bassin d'Arcachon）和波尔多属于那种被理想化的西南部地理区域——在这里，城市与乡村、享受与自然、大西洋与葡萄酒似乎毫无违和地融合在一起。

波尔多市本身在过去二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加龙河畔修建了漫长的散步道和自行车道，有轨电车对市中心的影响超过了汽车交通，且该大都市的人口在 2017 年至 2023 年间平均每年增长 1.3%，这主要得益于人口迁入。TGV 高速铁路缩短了与巴黎的距离：如今从蒙帕纳斯车站到波尔多圣让车站的最快连接仅需约两小时。因此，这座历史悠久的葡萄酒之城已变成一座快速增长的法国大都市，而人们无需远行，便能再次置身于葡萄园、沼泽或加斯科涅森林（Landes de Gascogne）那笔直的松树林之中。

因此，对于旅行者而言，夏末初秋本就是最美好的时节。周市再次展现出季节的所有丰饶：葡萄、无花果、苹果、番茄以及所有果蔬，不过在经历了今年夏季的诸多酷暑日后，这些农产品并非处处都有往常那般充足。海滩、露营地和集市广场不再那么拥挤，早晨的空气变得凉爽，当地人在经历了热浪、火灾和匆忙撤离后，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人们能感觉到，对许多人来说，生活被分成了“之前”和“之后”。这场大火不仅摧毁了森林，还揭示了真相的时刻——人们看到了当常规职责达到极限时，一个地区能够实现多么强大的自我组织。

这一点在拉卡诺（Lacanau）及其周边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火势在多次改变方向后再次逼近该市镇时，市政危机小组很早就开始开辟防火隔离带和宽阔的防火带；沿公路在极短时间内形成了数公里长的防火通道，为此人们砍伐树木、运走木材并清理地表。与此同时，市政厅、建设部门办公点和协会活动室变成了小型指挥中心，企业家、林主、农民和志愿者在此共同协作。一个自称“Les Chicanos”的团体成为了这种自我组织的象征，该团体最初仅由几十名助手组成，随后增加到数百人。

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当地人给他们的皮卡车和越野车配备了水箱、水泵和软管，通过一个 Whatsapp 群组进行协调，并在与消防队的配合下，主要负责处理森林边缘和道路旁再次复燃的小规模火点。拉卡诺市长曾提到，参与人数一度达到约 500 人，车辆 170 辆，其中约 50 辆配备了水泵和灭火设备——这是一个即兴建立的平行结构，它并非取代专业救援力量，而是分担了他们的常规工作，尤其是在大火前线通过后，能够迅速对新的余烬火点做出反应。

这种即兴自救的意愿，契合了法国西南地区的一种特质：尽管国家存在无处不在，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一种对简便、实用之道的强烈偏好。旅行者经常能以更平和的形式遇到这种情况：营业时间写在手写的便条上，乡间公路旁的一块纸板标牌引导人们前往一家农场商店，一名种植葡萄者因为刚好有人路过而再次打开地窖，而一个小集市最终往往比旅行指南中标注三颗星的景点更有趣。

在这里，人们现在能感受到这片景观的脆弱性

在经历了漫长且炎热的夏季冲击之后，那种让西南地区在九月显得格外美丽的金色光芒再次降临；气温下降，长距离的散步和骑行再次变得惬意。而恰恰是那些被烧毁的林地与完好林地之间的交界处，无需刻意进行“灾难旅游”，就在向人们诉说着这片景观的脆弱性。

在梅多克（Médoc）地区本身，沿着经过玛歌（Margaux）、圣朱利安（Saint-Julien）、波亚克（Pauillac）和圣埃斯泰夫（Saint-Estèphe）这些葡萄酒村庄的经典路线游览是非常值得的，这不仅是因为那些著名的酒庄，还因为如今的葡萄酒就像一台灵敏的地震仪一样，对气候变化做出反应。与酿酒师交谈，很快就能听到关于以往采收时间、干旱压力、葡萄园新工作，以及在未来几十年中哪些葡萄品种仍能适应这种风土（Terroir）的问题。从波尔多出发，可以轻松扩大游览半径：前往圣埃美隆（Saint-Émilion）或苏玳（Sauternes），参观波尔多的葡萄酒城（Cité du Vin）；若是进行较长的一日游，可以前往孟德斯鸠成长的地方——拉布雷德城堡（Château de la Brède），或者前往佩里戈尔（Périgord）的蒙田城堡（Château de Montaigne），亦或沿着多尔多涅河（Dordogne）向上游前往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的前住所——米兰德城堡（Les Milandes）。尤其是在这个夏天之后，这些历史遗迹呈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当下感：它们展示了景观曾经历过多少次变迁，以及旅行者认为古老且不可撼动的事物，是如何在一次次被重新定义。

梅多克的定居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而其如今的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人类干预的结果，从葡萄种植到巨大的松树林，后者的规模是在 19. 世纪系统性地建立起来的。这或许是这个夏末旅程中最深刻的印象：即使是这个看似永恒的度假胜地也绝非静止不变。火灾给它留下了伤疤，但同时也展示了一个地区在熟悉的安定感消失时能做出多么迅速的反应。现在到访的人，所参观的是一个正在学习如何与新现实共存的地区。除了葡萄酒、大西洋和著名的光影，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充分的出行理由。

世界遗产骑行之旅

在捷克东南部，坐落着一个最不寻常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遗址：在这个葡萄酒产区，分布着古老的城堡、神庙和凯旋门。而最奇特的东西则隐藏在地下室中。

作者：安德烈亚斯·雷米恩 (Andreas Remien)

在米库洛夫（Mikulov）阴凉的城堡地下室里，那个证据显得非常有说服力，而且体型巨大。它确实长达6米多，宽度足以让许多人同时走进这个毫不夸张地被称为“巨桶”的装置。如果有人认为捷克几乎只酿造啤酒，那么在这个拱顶空间里，一个由橡木制成的巨大反证就摆在面前：这个于1643年组装而成的庞然大物，里面装的不是拉格或皮尔森啤酒，而纯粹是葡萄酒。

葡萄酒只是南摩拉维亚（Südmähren）提供的众多惊喜之一。这个位于捷克东南部、紧邻奥地利边境且距离维也纳仅80多公里的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已发展成为该国最受欢迎的度假区之一。探索这里的最佳方式是骑自行车。

在拥有巨桶的小镇米库洛夫，历史中心里有许多骑行者穿梭其间。他们前往像 Korek 酒馆这样温馨的小餐厅，在那里，人们必须低头才能通过狭窄的楼梯进入古朴的地下拱顶。国家葡萄酒中心的工作人员多米尼卡·霍莱辛斯卡（Dominika Holešinská）正在那里进行一场讲座。“南摩拉维亚的葡萄种植有着悠久的传统，”霍莱辛斯卡一边说着，一边斟了半打不同的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其中还包括 Pálava，这是一种由琼瑶桂香（Gewürztraminer）和米勒-图高（Müller-Thurgau）杂交而成的品种，是当地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这位葡萄酒专家表示，遗憾的是，在共产主义时期，很多东西被破坏了。“那时追求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

虽然这种情况早已改变——该地区的一些葡萄酒在过去几年中赢得了国际奖项。但在国外，其形象仍然相当糟糕，部分原因在于几乎没有瓶装酒出口。因此，为了亲自感受这里的葡萄酒，最好的办法不仅是骑车前往米库洛夫的历史巨桶，而是骑行穿过整个地区，走访众多的小型酒庄、小酒馆和餐厅。

在南摩拉维亚坐落着莱德尼采城堡（Lednice，上方大图）。在骑行过程中，会不期而遇宏伟的建筑（上图）以及看起来像夏尔（Auenland）小屋的酒窖（下图）。照片：ROBIN ZÁVODNÝ / M-ARK / VISITCZECHIA, ANDREAS REMIEN(2)

而且，旅途本身往往就充满魅力。小路穿过缓坡和广阔的田野。阳光充足的山坡上分布着许多葡萄园，平原上则是河漫滩、小村庄和湖泊。许多地点由狭窄的小径连接。建议选择这些小路，因为在主要的连接道路上几乎没有自行车道，而且许多司机往往缺乏耐心。

在莱德尼采-瓦尔蒂采（Lednice-Valtice）文化景观的碎石路上，骑行氛围非常轻松。它是世界上最奇特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之一：在约3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散布着许多纪念碑、城堡和其他设施，这些都是列支敦士登家族在17.世纪到20.世纪初之间布置在景观中的。该家族曾在该地区拥有大片土地和府邸。刚从“三美神庙”骑行离开，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悠久的睡莲池，不久后又到达“狄安娜神庙”。在穿过公园、松林和河漫滩森林的过程中，会不断遇到由古代宫廷建筑师设计的各种规模的设施。

例如，在的一处高地上，人们可以抵达神秘的赖斯滕柱廊（Reistenkolonnade），这是一座孤立于景观之中的凯旋门。1945年后，铁幕恰好穿过这一区域，该柱廊位于无法进入的边境地带。直到今天，这座家族纪念碑依然显得十分落寞，尤其是其铭文“献给那些不被遗忘的亡灵——唯一的幸存之子”，更向周围的山谷传递出一抹孤独感。利希滕斯坦的约翰一世在父亲和两个兄弟相继去世后，下令建造了这座纪念碑。

相比之下，莱德尼采城堡（Schloss Lednice）则显得活跃得多。这座浪漫主义新哥特式建筑群——德语称为“Eisgrub”——曾是利希滕斯坦家族的夏季行宫。如今，这座城堡及其他设施归捷克国家所有，因为根据贝内什法令，利希滕斯坦家族在1945年被没收了财产。尽管该家族至今仍对此决定心存芥蒂，但依然与现任管理方进行合作。例如，他们将家具或其他陈设重新搬回了城堡内金碧辉煌的房间中。

这些历史建筑、城堡公园和古老的棕榈温室是捷克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这听起来似乎非常喧闹，但实际上，宏伟的房间和广阔的公园里并没有持续不断的汹涌人潮。例如，位于不远处的维也纳美泉宫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是这里的十倍以上。即使在夏天，莱德尼采也相对安静。这部分是因为该地区几乎没有大型酒店，且最近的大城市布尔诺距离这里约60公里。

这种略显偏远的地理位置，或许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乡村地区总能发现一些以讨喜方式“脱离时代”的事物。例如，在小镇韦尔凯-帕夫洛维采（Velké Pavlovice）的街道上，傍晚时分突然传出扬声器的滋滋声，随后响起进行曲，接着一个略显严厉的女性声音将最新的村庄新闻播送到大街小巷。

正如在邻国奥地利一样，葡萄酒在南摩拉维亚几乎无处不在

与这种怀旧的基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距离此处仅一段短途骑行距离、位于韦尔凯·帕夫洛维采（Velké Pavlovice）村北面的一处葡萄园。今年，Artevini度假村在那里开业，这是一家拥有无边泳池、水疗中心和会议室的现代化酒店。在这里，怀旧并不起作用，但葡萄酒依然是核心主题。会议室正后方未来将用于接收葡萄，地下室里已经准备好了巨大的储酒罐。“然后我们将酿造自己的葡萄酒，”酒店销售主管伊日·贝尔纳德（Jiří Bernhard）说道。就像在邻近的下奥地利州葡萄酒区（Weinviertel）一样，葡萄酒在南摩拉维亚几乎无处不在，无论是在古老的餐厅，还是在现代的水疗和商务住宿场所。

不过，酒店经营者并不想过度依赖古老的传统。藏红花、鱼子酱、酸菜——Artevini的主厨每天都会制定一份相当考究的菜单。与该地区的许多其他餐厅一样，他经常在努力打破一种刻板印象，即捷克料理仅由啤酒、奶油和猪肉组成。

在斯塔罗维奇基（Starovičky）市镇附近的斜坡上，这里的供应在烹饪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令人惊喜。那里生长在例外的情况下并非葡萄藤，而是近50种不同的薰衣草。冰镇有机柠檬汽水或薰衣草马斯卡彭冰淇淋：在炎热的夏日，这种普罗旺斯风情是骑行之旅中一个既美好又不同寻常的休息点。

薰衣草在这里生长良好，因为与法国南部相似，南摩拉维亚的夏天经常炎热干燥。正因如此，电动自行车是探索该地区的绝佳选择：在电机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骑上山丘，在行驶的风中降温，同时快速前进。在极热的日子里，最好的停靠点是葡萄酒窖，只需走下几级台阶，温度就能降低10度。在这里停下来的人不必担心醉酒：菜单上还提供大量无酒精饮料。

弗尔比采（Vrbice）的酒窖区同样提供较低的温度，那里的人们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在砂岩中挖掘了一个又一个酒窖。虽然将这里比作霍比特人小屋通常被认为过于滥用，但在这里却恰恰适用：低矮的入口、圆形的门以及被植被覆盖的屋顶，在建筑风格上与夏尔（Auenland）相差无几。

同样凉爽，但与那种细碎的聚落完全不同的是，瓦尔蒂采（Valtice）城堡下方巨大的酒窖。那里设有“捷克共和国葡萄酒沙龙”（Salon vín České republiky），是该国的常设品鉴展览馆。在这座巴洛克式建筑中，存放着该国最好的100款葡萄酒。许多游客仅品尝极少量的酒，或者将酒吐出，以便在保持清醒的状态下品尝尽可能多的葡萄酒。

每瓶酒都配有一块独立的信息牌，包括分析数据和香气特征。这是对早期时代的反向诠释，在那个时代，数量才是最重要的。而那种追求数量的巨型主义其实效果并不理想。米库洛夫（Mikulov）那个重达26吨的巨型酒桶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不再密封，早已不再填充。

旅行信息

交通：布热茨拉夫（Břeclav）是一个铁路枢纽，有直达柏林和维也纳的线路。各地点之间有巴士连接。最近的设有前往德国航班的机场是维也纳机场。

住宿：推荐入住米库洛夫（Mikulov）极具乡土气息的 Tanzberg 酒店（Lhotel-tanzberg.cz）、格调高雅的 Lotrinsky 酒店（hotel-lotrinsky.cz），或现代化的 Artevini 度假村（网站 arteviniresort.cz）。

餐饮：南摩拉维亚美食倡议（Gourmet South Moravia）汇集了获奖餐厅，并在其网站 gourmetsuedmaehren.eu 上提供简易餐饮指南和地图。更多信息可参考捷克旅游局（Visit Czechia）和南摩拉维亚旅游局，网址分别为 visitczechia.com 和 sued-maehren.de。

编辑提示：本期报道的调研旅行部分得到了主办方、酒店、航空公司和 / 或旅游机构的支持。部分介绍的产品由制造商提供给编辑部用于测试，和 / 或在邀请记者参加的旅行中进行了展示。

现代公寓，可容纳 2-11 人。设有室内泳池、桑拿房和红外线桑拿房。 24 / 7 自助饮料吧，提供零食和冷藏柜中的自制菜肴。步行 5 分钟可达 Ski Amadé 区域内的 Großarl / Gastein 山地缆车，或每 15 分钟一班的 Kathrin 免费滑雪巴士（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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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与远行

裸体还是编织？邮轮旅行正迎来热潮，尤其是那些带有主题的航程。但如果天体自然主义（FKK）区域比预想的要小，那就糟糕了！

哈拉尔德·施密特（Harald Schmidt）在做，西尔伯艾森（Silbereisen）也在做，而且他们并非孤例：邮轮旅行正迎来热潮，仿佛不存在石油危机、气候危机或汉坦病毒一样。

根据行业协会 Clia 的数据，2025年有 2,8 百万德国人在这些“海上高层娱乐公园”中办理了入住。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其中 1,5 百万人的航程始于北海或波罗的海。邮轮公司所拥有的增长数据，是其他旅游供应商只能在梦中企及的。

而且，人们选择的梦幻邮轮现在提供的不仅是常规的餐饮、娱乐和远足项目，而是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在船上和岸上被贯彻执行，以便在宾客当前所处的兴趣点上吸引他们。重金属、LGBTQ 或《星际迷航》早已在项目之中。

一项来自挪威的新产品现在让编织爱好者的手指蠢蠢欲动：主办方称，2027年4月，一个“酝酿已久的梦想将成真”。乘坐 Hurtigruten 公司的 MS Kong Harald 号邮轮，开启一场沿挪威海岸线的“编织与海洋”邮轮之旅。为期11天的行程包括编织工作坊、编织网红（Strickfluencern）的讲座以及访问偏远岛屿上的羊毛店。哇。

甲板上的 FKK 被视为“娱乐项目”。照片：BERND WÜSTNECK

对于更胆大的人，还有提供纹身工作坊的邮轮。真实犯罪（True-Crime）粉丝也能获得满足。当然，还有追随者。为此，例如 Aida 邮轮虽然不提供专门的航程，但在某个甲板上设有特定区域，让裸体者可以在不受干扰且免受窥视的情况下晒太阳或在按摩浴缸中嬉戏。

但现在，一对自然主义者夫妇提出了投诉，他们正是因为这种可以脱掉所有衣服的可能性，才预订了 Aida 邮轮的一次环球旅行。费用为：68 000 欧元。两人抱怨称，船上的区域明显比预想的要小。他们希望退回部分旅费，具体金额为：15 000 欧元。

这对夫妇的不幸在于他们提前近两年就预订了行程。在预订时，甲板平面图显示有“一个带有按摩浴缸、淋浴间和遮阳顶的大型区域”。但当他们开始旅行时，船只已经经过改造。原先的区域变成了套房住客的私人露台，而他们并不属于该群体。裸体区域被迁移且缩小了，没有遮阳顶，没有淋浴间，也没有按摩浴缸。

罗斯托克的一家法院现在判定这对夫妇胜诉，决定他们可以要求退回部分旅费，但不是 15 000 欧元，而仅为 5%。法院认为，毕竟区域“仅是邮轮无数娱乐项目中的一项”。

将视为娱乐项目，嗯，这至少是一个有趣的评估。但该判决尚未生效，邮轮公司表示将研究进一步的法律步骤。

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最好直接参加一次主题邮轮之旅！这样你很清楚自己会得到什么，而且船上到处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例如在“大裸体船”（Big Nude Boat）上，明年二月它将再次载着 2000 多名身着“亚当与夏娃装”的游客在加勒比海巡航。汉斯·加瑟（Hans Gasser）

作者建议参加一次观鸟邮轮之旅。

照片：罗伯托·莫约拉（ROBERTO MOIOLA） / 图片联盟（PICTURE ALLIANCE） / VISUALLY

人生一次

天空之教堂

当登山向导要求脱鞋时，很明显：现在进入关键阶段了。此前前往阿布纳·耶马塔·古（Abuna Yemata Guh）——这座埃塞俄比亚的“天空之教堂”——的道路还算平缓。但现在必须攀登一面岩壁，只能依靠徒手攀爬——在当地向导的精确指导下，每一步都分毫不差：右脚踩进这个洞，左手抓在这个凸起上。维基百科称阿布纳·耶马塔·古为“世界上最难抵达的礼拜场所”，这并非没有原因。在攀岩段的终点，海拔约 2500 米处，人们短暂地希望最令人眩晕的部分已经结束。但挑战才刚刚开始。因为教堂的入口位于一条狭窄小径的尽头，而这条小径沿着山体垂直落下的外壁延伸。建议不要向左看，因为下方是 200 米的深渊。随后，你突然面对一扇门。一位年轻的牧师在攀登过程中甚至没有弄歪他的白色头巾，他打开门并引导人们进入教堂。教堂仅由一个房间组成，是由早期基督徒在 5 或 6 世纪从岩石中凿出的。墙壁和天花板覆盖着壁画，推测出自 15 世纪，但保存之完好，仿佛昨天才绘制一般。壁画描绘了包括“九圣徒”在内的形象，这些传教士在基督教于今日埃塞俄比亚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堂的命名者阿布纳·耶马塔便是其中之一。在如此高处，人们不止一次地思考如何能平安下山——尽管据称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成功了。但至于这次攀登是否值得，人们从未产生过疑问。保罗·蒙辛格 (Paul Munz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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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专属酒店

• 巴德格里斯巴赫 (Bad Griesbach)，下巴伐利亚

- 使用 Wild Mallow SPA

- 每日早餐自助餐

起价 920€ 最低 460€

四重奏

四幅图片，一个共同点——是什么？

奥利弗·雷泽克 (Oliver Rezec) 著

图表根据 35.Df3

中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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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议会可以安静地步法投票过程已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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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难度照片：IMAGO (7)；更多图片来源见 5.9.

在如今的第二十一年里，心怀希望的人们屈服于海蒂·克鲁姆 (Heidi Klum) 的统治，而她大多数时候用这句话让他们离开。这句引语是什么？

国际象棋

普拉格南纳德哈 - 凯默（印度人开局）凭借令人印象深刻的能量表现，德国顶尖棋手文森特·凯默成功晋级在圣路易斯举行的国际象棋巡回赛（Grand Chess Tour）前四强总决赛。在半决赛中，他遇到了冉冉升起的印度超级特级大师普拉格南纳德哈，而卡鲁阿纳则对阵他的美国同胞索。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在艰苦的资格赛之后，凯默的心理状态已精疲力竭，最终输给了他的印度对手。以下是极其复杂的第二局对阵：

复杂的战斗

（两名棋手都面临着复杂的抉择） 24.Lg5 Td6 25.b3 d4（一次强有力的反击） 26.Sa4（第一个失误，更好的走法是 26.bxc4 dxc3 27.f4 Df8 28.Ka2） 26...De8 27.f4 e5 28.f5 Sf8 29.Sg3 Lf6 30.Lxf6 Txf6 31.Dg5（在时间压力下的这个失误使黑方获得优势） 31...Tfh6 32.f6 Tg6 33.Df5+ Kb8 34.Sxh5 Txg2 35.Df3（此时达到了比赛的关键点）图表 35...Sd2+（一个致命的失误，导致局面反转。如果走 35...Se3 36.Tc1 36...Dc6 37.c4 Thg8，黑方将处于胜势） 36.Txd2 Txd2 37.Kc1（现在车被困住了，白方获得明显优势） 37...Txh5 38.Txh5 Tf2 39.Dxf2 Dxh5 40.Sc5 b6 41.Sxa6+ Kc8（在比赛的剩余部分，这位年轻的印度人表现得非常强悍） 42.Df1 d3 43.Dxd3 Dg5+ 44.Kb2 Dxf6 45.Sb4 Sd7 46.Dd5 Sc5 47.Sc6 Dh4 48.a4 Sxe4 49.a5 Sc5 50.b4 De4 51.Se7+ 51...Kb8 52.Dd8+ Kb7 53.Dc8+ Ka7

54.Dxc7+ Ka8 55.Dd8+（随后黑方投子，因为在 55...Kb7 56.Dc8+ Ka7 57.Sc6+ 之后，他必须交出后）。

1.e4 e5 2.Lc4 Sf6 3.d3 Sc6 4.a3 g6 5.Sc3 Lg7 6.Lg5 d6 7.Sge2 h6 8.Lh4 Le6 9.f3 Dd7 10.Dd2 Se7 11.Lxe6 fxe6 12.d4 exd4 13.Sxd4 g5 14.Lf2 Sg6 15.0-0-0 a6 16.De3 Df7 17.Kb1 Sd7 18.h4 gxh4 19.Lxh4 Sb6 20.Lf2 0-0-0（此时比赛仍处于大致平衡状态） 21.Sde2 Sc4 22.Dc1 h5 23.Le3 d5（这次推进后，比赛变得更加激烈，且

作者：弗洛里安·韦勒（Florian Welle）

一个阴暗的洞穴，由全副武装的火把持有者照亮。人数之多，简直堵死了出口。他们与他们的

追踪秘密

一个杀人家族？

据称索尼·比恩（Sawney Beane）的洞穴中发生的事情令人毛骨悚然。照片：ALAMY STOCK PHOTOS / DANVIS COLLECTION / MAURITIUS IMAGES

残酷、血腥，甚至带有食人倾向，这就是苏格兰的索尼·比恩家族的行径。但这一切可能纯属虚构。

猎犬将这些隐藏在此数十年的窃贼、杀人犯和食人者逼向内部，从而切断了他们所有的逃跑路线。与此同时，这些男人目睹了一幅恐怖的画面：人类的肢体从岩石上垂下，地面上到处散落着骨头。

这幅令人震撼的插图展示了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Jakob VI.）逮捕索尼·比恩（或称比恩）及其乱伦大家族的情景。詹姆斯六世在“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于1603年去世后，以詹姆斯一世的身份成为了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关于比恩及其“嗜血家族”的报道首次出现在一位名为亚历山大·史密斯上尉（Captain Alexander Smith，一个化名）的书籍中。据称，在16世纪末的25年间，该家族抢劫、杀害并最终食用了1000多人。其冗长标题的前几行是：“关于著名的乔纳森·怀尔德的生活与时代的回忆录，以及现代无赖的历史与生活……”

当然，这个故事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这其中，当时已经成名的海盗作家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将其生活史收录进书中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约翰逊在1734年出版了一部关于拦路抢劫犯、杀人犯和街头强盗的个人合集，在关于比恩的章节开头，他保证该故事“有据可查”，且“如同任何历史事实一样可靠”。

作家兼历史学家斯蒂芬·巴斯迪奥（Stephen Basdeo）认为，如果说这种大众成功还基于真实事件，那么五年后作者在其扩充版本中往往已陷入“荒诞”之中。因此，一个问题显得十分合理：在《生活与时代的回忆录》中被详细且令人愉悦地描述的围绕索尼·比恩的恐怖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者它仅仅是一个神话。

而这部1726年于伦敦出版的著作是否是一部追求轰动效应的拙劣之作，最迟在看到封面下方用“关于几起闻所未闻的野蛮谋杀案的奇怪发现”（strange Discoveries of several unheard of barbarous Murders）来博取读者青睐时便可见分晓，就像如今的真实犯罪（True-Crime）节目博取观众关注一样。作家兼历史学家斯蒂芬·巴斯迪奥（Stephen Basdeo）认为，这种以煽动性方式提供娱乐的倾向，在史密斯1714年的第一本书《关于最臭名昭著的拦路抢劫犯、徒步强盗、商店窃贼和骗子的生活与抢劫史》中就已经有所体现。

一切的开始

此后，这个阴暗神话的受欢迎程度从未减退，并衍生出各种不同的版本，最终在20世纪启发音乐家创作歌曲，启发导演拍摄电影。最著名的当属韦斯·克雷文（Wes Craven）1977年的恐怖电影《山丘有眼》（The Hills Have Eyes），该片将背景设定在美国沙漠中一个偏远的核试验场。这部电影及其续集和翻拍版已成为该类型的经典之作。

而苏格兰的旅游业如今则将这一神话用于商业经营。在南艾尔郡（South Ayrshire）议会区的巴兰特雷（Ballantrae）以北，追求刺激的人们可以沿着海岸徒步，前往巨大的“索尼·比恩洞穴”（Sawney Bean's Cave）。据史密斯称，这个家庭——除了索尼及其妻子外，据说还有6个女儿、8个儿子、14个孙女和18个孙子——据称曾居住在此。而爱丁堡地牢（Edinburgh Dungeon）的恐怖场景则以“食人族洞穴”和一个令人反感的口味问题来吸引寻求惊悚快感的游客：“你是选择逃脱，还是成为食人族的下一块新鲜肉食？”

然而，比恩家族的罪行纯属虚构的可能性极高，这主要源于一个情况：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篇可能源自18世纪初的传单外，研究人员未能发现任何早于亚历山大·史密斯上尉（Captain Alexander Smith）1726年所著之书的关于上述罪行的早期资料。苏格兰当地历史学家 R.H.J. 厄夸特（R.H.J. Urquhart）在对现有研究的总结中指出了这一点。

面对如此骇人的罪行，这种情况确实令人惊讶。毕竟史密斯在书中写道，如此多的人失踪随着时间的推移引发了“general Outcry”（普遍的抗议），并且“the whole Country being Alarm'd”（整个国家都陷入了警觉）。然而，没有任何16世纪的历史资料（例如信件）提到

最后，史密斯详细描述了詹姆斯六世及其军队逮捕这个由48人组成的家族，将其押送到爱丁堡，随后在利斯（Leith）执行死刑的过程。但在研究详尽的皇家档案馆中，既找不到相关的书面证据，利斯市的账簿中也没有记录如此大规模处决的费用。且且不论没有任何其他文件记载这次执行死刑——而这必然会在民众中引起巨大轰动。

但那么，这个阴森的故事究竟为何被编造出来？对此人们看法不一。一些人推测这是英国的宣传手段，旨在将苏格兰人诋毁为野蛮人；而厄夸特则认为这是18世纪的一种营销创意，其简单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类对猎奇的渴望。

根据厄夸特的说法，这种伴随着恐慌的民众惊骇。

瑞典谜题知名鸡尾酒

STR8TS 中等难度数独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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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8TS：玩法指南

Str8ts 类似于数独，但其独特之处使其更具多样性：玩家必须构建数字街道，即“Straights”（或称“Str8ts”）。每行和每列中，1 到 9 的每个数字最多只能出现一次！黑色方格为分隔格，它们将游戏区域划分为水平和垂直的部分。在这些白色方格中填入街道：一组连续且无间隔的数字，但其排列顺序可以是任意的，例如 1 - 4 - 3 - 5 - 2。如果一个黑色分隔格中包含一个数字，那么该数字在同一行和同一列中就不能再次使用；这些（白色）数字不属于任何街道。大多数黑色方格是且将保持为空白。因此，并非每行每列都会出现 1 到 9 的所有数字。 © 2010 Syndicated Puzzl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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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居住与享受

徒步之旅

尽管已变得罕见，但在阿尔卑斯地区徒步时仍能发现高山雪绒花：在楚格峰地区或贝希特斯加登国家公园，在多洛米蒂山脉或卡文德尔山脉——例如在托尔沙特（Torscharte）周围。一条绝佳的路线始于欣特里斯（Hinterriß）的停车场，人们可以通过汽车或从伦格里斯（Lenggries）火车站乘坐登山巴士到达。这条环线经过罗恩塔尔阿尔姆（Rohntalalm），海拔上升近 1000 米，全程约需六小时。在这里无需费力寻找雪绒花，它非常醒目，尤其是在现在的盛花期。此外，这里还生长着圆叶龙胆、阿尔卑斯金盏花或岩耳花。

更便捷且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选择是：前往位于格罗斯格洛克纳高山公路最高点的雪绒花小屋（Edelweißhütte）游览。人们可以开车行驶在这段收费路段，到达顶端后可将霍恩陶恩山脉（Hohen Tauern）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

彼得·莱德勒（Peter Lederer）和朱莉安娜·莱德勒（Julianna Lederer）于 1935 年开设了雪绒花小屋。此前一年，著名的弯道公路仅用 47 天便完工，该公路从富舍托尔（Fuscher Törl）开始，经过 3 个发夹弯盘旋而上，直抵雪绒花峰（Edelweißspitze）。这座避难小屋现已成为一家提供住宿的山间旅馆，且仍由莱德勒家族所有。

有效成分

草药专家将雪绒花的味道描述为淡雅、温和，有时带有“草本气息”。这种植物曾被用作药草，与蜂蜜一起熬制成治疗腹痛的药物，因此在阿尔卑斯地区被称为“腹痛花”（Bauchwehbleaml）。如今，干燥的花朵也被用于浸制利口酒——通常与味道更浓郁的成分结合。在南蒂罗尔的盖茨莱兴庄园（Getzlechenhof），人们认为柠檬香蜂草是最合适的搭配。这家家族企业专注于山地草药的种植，并提供一种“阿恩塔尔雪绒花利口酒预混料”。

将这种叶片和花朵的混合物加入一升伏特加中，大约五周内即可释放其芳香能量。这让人想起《阿斯特里克斯在瑞士》中，奇迹药剂师（Miraculix）为了救治中毒的政务官克劳狄斯·因科鲁普图斯（Claudius Incorruptus）而试图酿造的疗药，为此他需要一种稀有的阿尔卑斯植物——这也是为什么阿斯特里克斯和欧贝利克斯决定前往赫尔维蒂亚的原因。此外，雪绒花还被应用于化妆品中，用作保湿护理、防晒霜或抗衰老产品。

决定性时刻

受到严格保护的高山雪绒花是勇气与忠诚的象征，早在茜茜公主时代，它就是爱情的证明。如今在何处还能欣赏到这种稀有的阿尔卑斯之花。

作者：卡罗琳·弗里斯 (Carolin Fries)

花卉

一个九个字母的阿尔卑斯之花？雪绒花 (Edelweiss)！遗憾的是，在填字游戏中，这种山花出现的频率早已高于在自然界中的出现频率。人们可能不会想到：雪绒花是在最后一次冰河时代之后才迁徙到欧洲的，这种名为 Leontopodium alpinum 的植物最初来自喜马拉雅地区。尽管这种植物生长在海拔 1800 到 3000 米之间、通常难以抵达的地带，但它却赢得了极高的人气——人气高到让它无法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生存。

早在阿尔卑斯旅游业的早期，游客们在徒步旅行期间就洗劫了石灰岩土壤——当地人则在山谷中出售这种“阿尔卑斯女王”。《克拉根福报》(Klagenfurter Zeitung) 在 1874 年报道称，整车整车的雪绒花从卡拉万肯山脉被运往市场。在奥地利，这种菊科植物在某些地区早在 1886 年就被列入自然保护范围；它是第一种被保护的植物。在德国，雪绒花被视为极度濒危且受到严格保护，严禁采摘、挖掘或破坏。在阿尔高地区，残存的种群长期由山地救援队通过帐篷哨所进行保护。人们乍一看认为阿尔卑斯雪绒花是花瓣的部分，实际上是所谓的苞叶，呈白色、毡状且呈星形排列。真正的花序由淡黄色的管状花组成。其绒毛表面完美适应了高山气候：浓密的细毛可抵御阳光、风寒和严寒。

神话

如果真是那样就太完美了：在热爱自然的西西（Sisi）发间点缀着雪绒花形状的珠宝——她因热爱登山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阿尔卑斯女皇”。毕竟，据传她的丈夫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在1856年两人共同前往克恩顿州进行冰川之旅时，曾为年轻的妻子采摘了一整束这种阿尔卑斯之花。不过，在女皇最著名的其中一幅画像中，点缀在伊丽莎白卷发中的其实是镶钻的星形饰品——但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闪耀！画家弗朗茨·克萨韦尔·温特哈尔特在其1865年的标志性肖像画中，将这些饰品处理成亮白色的光点，巧妙地分布在这位君主的华丽发髻之中。

西西总共拥有一套由27件闪耀珠宝组成的套装，这些珠宝既可以单独佩戴，也可以组合成冠冕，且显然与雪绒花非常相似。再也没有比这些雪绒花之星更美丽的珠宝了。当时受托制作的维也纳宫廷珠宝商 A. E. Köchert 直至今日仍在制作其复制品。至于关于其起源的故事：在过去，采摘难以触及的雪绒花不仅在皇室成员看来，在普通人眼中也被视为一种爱情的证明，年轻男子为此在岩石地带冒生命危险。雪绒花作为勇气与忠诚的象征——这一神话一直延续至今。

象征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在翻领上佩戴一朵雪绒花不仅仅代表热爱山岳——它可能是一个微小但相当明确的信号：我不参与你们的活动。因为这种阿尔卑斯之花成为了那些拒绝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制服世界的青少年的识别标志。在“雪绒花海盗”这个统称下，涵盖了当时主要在工业化的莱茵兰地区形成的松散小团体，他们培养自己的文化：聚会、徒步、音乐——以及挑衅性的、不随大流的着装。

这些“海盗”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的抵抗运动。德国历史博物馆表示，成员们希望实践“一种独特的青年文化和身份认同”。1944年，在科隆的埃伦费尔德区，一些年轻的雪绒花海盗被处决；如今，一块纪念牌和一幅壁画在提醒人们记住他们，科隆工作室剧院的一出戏剧也讲述了他们的命运。

城市寻找树木

气候危机严重影响着德国的城市。在慕尼黑，人们正通过公民动议争取更多树木。而在柏林，人们已经走得更远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这是一篇关于绿化前线的报道。

作者：梅雷迪斯·哈夫 (Meredith Haaf)

这位“树木教皇”步履轻快地走在石板路上。八月的酷暑笼罩着柏林夏洛滕堡区的瓦尔特·本雅明广场，就在库福斯特大街的拐角处。石板路的一端有一座喷泉在喷涌，另一端则立着一棵孤独的栗子树。它并不壮丽，叶子呈褐色，因为遭到了栗子潜叶蛾的侵害。树干显得异常短促——因为树盘（即种植池）的位置比广场低了半米。

哈特穆特·巴尔德 (Hartmut Balder) 审视地看了看稀疏的树冠，微微点头，然后介绍了这棵栗子树：“我一直称它为柏林最可怜的树。”他的语气听起来充满同情，但也带着一丝焦虑。因为巴尔德深知，如果人类不给这棵栗子树制造这么多困难，它的状况会好得多。柏林是联邦共和国中树木最丰富的城市之一。在 89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约有 44 0000 棵行道树。说哈特穆特·巴尔德认识其中的每一棵可能有些夸张，但并不离谱。像巴尔德这样一名自然科学家——成长于北德的农民家庭，后来成为联邦共和国领先的植物保护专家——绝不会自称是什么“教皇”。只有柏林的媒体会这么称呼他。巴尔德曾担任首都植物保护研究所 20 年的科学负责人。他是柏林工业大学植物保护与林木生产专业的荣休教授，也是一名在国际上备受推崇的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鉴定员及顾问。

在所有这些时间里，哈特穆特·巴尔德在研究和工作中主要致力于一个问题：城市中的树木如何才能生存得良好，同时又能让人们从中获益？

这个问题在目前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今年欧洲经历的热浪、毁灭性的森林火灾、水资源短缺：所有这些由人类引发的全球变暖后果，没有一个栖息地能幸免。在农村，干旱的影响极其显著；在有水的地方，水位在下降。而城市，这个长期以来让人们认为可以免受自然及其残酷影响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了危险地带。

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气候保护主义者在柏林市中心的中央车站前测得地表温度高达 62 度。空气污染与极高温度的结合，使年幼者和年长者变得虚弱且多病；病患则因此死亡。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受影响尤为严重。

哈特穆特·巴尔德曾担任柏林植物保护研究所 20 年的科学负责人。照片：朱莉娅·赫希特 (JULIA HECHT)

专家们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UHI)，它导致城市（尤其是夜间）比周边地区温度更高。其原因在于城市结构：石头太多，绿地太少。密集的墙体在夏天储存热量并将其释放到空气中。铺设沥青的道路使水分迅速蒸发，导致降雨的冷却效果微乎其微，城市土壤随之干涸。

对此，行道树能提供关键帮助：它们能为人类和石材遮挡阳光直射，利用树冠带动热空气流动，并保持空气清洁。

在许多欧洲城市，以及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在德国，近几年的重点已不再仅仅是缓解交通压力和管理住房短缺。根据“海绵城市”的理念，城市还应创建新的绿地和新的灌溉系统。此外，城市中的树木应当长得更高、更强壮，尤其是数量要增加。

在慕尼黑，目前一项公民申请正在进行，旨在通过大规模植树，使城市的“遮蔽率”（即地面的遮荫程度）达到科学建议的 30%。

其典范是柏林的“植树决议”（Baumentscheid Berlin）。在倡议组织的压力下，柏林市议会于 2025 年底通过了《植树增强法》（BäumePlus-Gesetz），这是德国首部市政气候适应法。今年夏天，柏林参议院任命了一个志愿者指导委员会来执行该法律。其中最著名的成员之一是哈特穆特·巴尔德（Hartmut Balder）。有两个问题令他十分困扰。“我们必须确保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能够协作，”他说——因为在公共规划问题上，商业机构、居民和政府部门往往互不配合。而且：“我们必须首先清理土壤，以确保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能够持久。”

根据《植树增强法》，首都柏林必须在 2040 年前改造为一座具备气候韧性的城市。最初，“植树决议”要求种植 100 万棵行道树。但由于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这显得不切实际，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目标改为每 15 米种植一棵行道树。现有的树木应得到更好的维护，并使其免受周围环境的侵害。此外，应加强建设所谓的“微型森林”（Tiny Forests），即种植小型灌木的微型公园，以及其他绿地。

然而，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没人能拒绝的方案，但在执行过程中却被证明要困难得多。总而言之，树木进入城市的道路极其坎坷，无论是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比喻意义上。

几个月来，该法律的执行引发了不满。气候保护主义者认为进度太慢。在幕后，参与者抱怨负责的参议院管理部门没有提供足够的资金。事实上，柏林与许多其他市镇一样，几十年来一直在削减绿地局和城市园林部门的开支。

“树木没有地位，”巴尔德说。除了原则上排斥树木的建筑风格（例如在柏林中央车站可见一斑）之外，城市中的树木往往病弱，从而成为安全隐患。它们的根部会导致铺装路面不平。“交通安全是树木养护中成本最高的部分，”巴尔德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种植规划不周。

而且，在需要建设或停车的地方，树木往往碍事。因此，由于砍伐，树木数量在各地都在减少。根据德国环境援助协会（Deutsche Umwelthilfe）的年度报告，2026 年几乎所有德国城市的硬化地面面积都在增加，而行道树的数量在减少。

柏林滕佩尔霍夫（Berlin-Tempelhof）的一个十字路口，此处面临砍伐多棵树木的威胁。“植树决议”协会在 6 月的拍摄中使用了热成像相机（左图）。测得的表面温度在 29,3 至 59,1 摄氏度之间。极热区域以黄色标记，而树荫下稍凉的区域则显示为紫色。照片：BAUMENTSCHEID E.V.; C / O ECOSIA GMBH

柏林施普雷河湾（Spreebogen）稀疏的植被（上图）以及菩提树下大街（Boulevard Unter den Linden）的成排树木。照片：JULIA HECHT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树木往往是环境中一个不值得关注的部分，它就像建筑、公园长椅、户外广告一样，属于公共规划空间的一部分。春天，桦树和菩提树的花粉让过敏者倍感压力。夏天，人们庆幸能在树下找到阴凉。秋天，有人欣赏其五彩斑斓——且正在枯萎——的叶子，而另一些人则厌恶落叶，因为落叶下隐藏着害虫、烟蒂和狗屎。现在，有些人甚至会自己给街道上的树浇水。但大多数人只是在树旁走过，而不会考虑树木的需求或理解其状态。他们将树木视为装饰品。

“事实上，每棵树对人的影响都不同，”巴尔德（Balder）说道，“如果我想获得镇静效果，我需要浓绿的叶子。”

红枫则是一棵具有警示作用的树。你可以把它种在十字路口，但不能种在医院前面。”他表示，在城市环境绿化方面，这类美学考量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早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当时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在他从城市宫殿到蒂尔加滕（Tiergarten）的骑行路线沿线种植了2000棵菩提树。几个世纪以来，“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对柏林城市景观的影响如此深远，或许只有后来的库达姆大街（Kurfürstendamm）能与之媲美。而后者作为高端商业街的角色，也是在19世纪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时期，将简单的堤道改造为菩提树林荫大道后才形成的。

菩提树、枫树和橡树是目前柏林最常见的树种。在库达姆大街，现在主要生长着悬铃木。巴尔德说，在这里可以看到当人类按照自己认为应该放置的方式来种植树木——而不知道树木真正需要什么——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许多美丽的悬铃木被一种真菌感染，这种真菌之所以能扩散，是因为它们种植得太拥挤。因此，它们落叶过早。“叶片上的细毛会导致许多人产生过敏反应，我们称之为‘悬铃木咳嗽’，”巴尔德说，“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

这些细节表明，只有在长期且结合所有现有知识进行规划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植树攻势才有意义。“为了获得真正的冷却效果，我们需要巨大的树冠。”但要形成这样的树冠，首先需要时间，而且是几十年的时间。

因此，柏林法律规定种植大量幼树和苗木，这让许多专家感到怀疑。因为树木越老，其韧性就越强。与此同时，年长且巨大的树木——专业术语称为“孤植树”（Solitäre）——在采购成本上明显更高，因为它们必须在苗圃中培育多年。目前，柏林该法律的成本估计约为30亿欧元，而到2040年承诺的资金仅为10亿欧元。

巴尔德表示，现在进行可持续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意味着要种植能够很好地适应未来中欧环境条件的树木。也就是说，选择中国槐树而非德国橡树，选择强健的红枫而非对热敏感的挪威枫。

Es意味着，而且在这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需要在地上和地下创造条件，让现有树木更容易生长，并让幼树有机会长大。即使它们可能遭到狗的尿液破坏、受到融雪剂侵蚀、承受空气污染的压力，或因长期干旱而受到胁迫。"城市的地下布满管道和电缆，树木的根系几乎没有生长空间，"巴尔德说。由于柏林的管线图迄今为止仅以纸质形式存在，没人能准确掌握地下到底埋藏着什么。

然而，柏林交通与环境管理局现正计划建立数字化管线图。而且，关于树木之间健康距离的知识早已存在，只是尚未得到应用。"如今已有结构稳定的土壤，我们可以用于树池，"巴尔德说。这种土壤的最上层密度极高，树根会因干旱而枯死，树木只能通过孔隙向下延伸根系。那么，在无法或不愿破坏并重新整理土壤的地方呢？巴尔德也有解决方案："移动树木——在冬季将其储存起来。"

巴尔德眼下无法帮助位于瓦尔特·本雅明广场上的那棵可怜的栗树，尽管他很乐意在其旁边种植一些灌木："这样可以引入几只寄生蜂，它们会吃掉潜叶蛾。"不过，他今年9月有更重要的计划：柏林最著名的林荫大道将进行改造——那些老化的、受损的菩提树将被砍伐。巴尔德在过去几年里亲自在苗圃中修剪了这些树的后代。它们是银叶菩提树（学名：Tilia tomentosa），叶片呈心形且色泽浓绿，能承受强烈日照。这些树来自土耳其和高加索地区，并将在柏林扎根。

造访萨尔茨堡附近法伊斯陶的理查德·瓦尔克纳"Meat Boutique GustaF."的人，首先会感受到火的气息。店铺前有一个火桶，瓦尔克纳在明火上烤制精选的牛排。室内的全景玻璃窗展示着经过精心照明的牛肉和猪肉部位：T骨牛排、上腰脊肉、战斧牛排、肋眼牛排。有些肉块呈深红色，有些外表近乎漆黑且坚韧，或覆盖着一层细腻的白色外壳。在这里，肉类既可干式熟成，也可在黄油、红酒、干草、灰烬或蜂蜡中熟成。

瓦尔克纳是一位肉类鉴赏家。他仅从奥地利小型农场采购，挑选如和牛、平茨高牛或普斯特谷地施普林岑等特殊品种的动物，并让肉类经过数周甚至数月的熟成。对他来说，关键不仅在于口感和质地，还在于尊重生命、尽可能充分利用每一部分。优质产品不需要涡轮燃气烤炉或浓郁的烧烤酱，更需要的是耐心。他说道："任何无法花时间培育品质的事物，最终也无法品尝到品质。"

这位跨界从业者曾在广告行业工作，早年曾为一家奥地利大型肉类加工企业做营销。但他不再愿意为食品工业代言，于是接受培训成为一名肉类侍酒师，最终将热情转化为职业。他对可持续性的重视源于祖父母的农场，那里饲养着奶牛、猪、鸭、鸡和山羊："动物必须过上好日子，这一点从味道和感受上都能体现出来。"

Sein Wissen über Fleischverarbeitung hat Walkner systematisch vertieft. In seiner Diplomarbeit zum Fleisch-Sommelier untersuchte und verglich er 35 unterschiedliche Reifeverfahren. Eine klassische Methode ist Dry Aging, die kontrollierte Trockenreifung am Knochen. Dabei verliert das Fleisch Feuchtigkeit, Muskelgewebe, Fette und Aromen verändern sich. Varianten wie Grey Aging mit Aktivkohle und Wacholder oder Alcohol Aging mit Whiskey zeigen, wie Zeit, Umgebung und zusätzliche Aromen den Geschmack beeinflussen können. Beim Grey Aging wird eine Schicht Asche, vermischt mit Kräutern und Wacholder, auf das Fleisch verteilt; beim Alcohol Aging wird es in ein mit Whiskey getränktes Tuch gewickelt。

沃克纳称肉类熟成是“一个受控的腐败过程”

沃克纳的观点与德国广泛流行的一种烧烤文化截然相反：许多业余烧烤爱好者投入数千欧元购买燃气烤炉和烟熏炉，但随后却将大规模生产的、预先腌制好的廉价肉类放在烤架上。理查德·沃克纳（Richard Walkner）则采取了相反的路径——减少噱头，减少技术，转而追求更好的原材料质量、更多的时间以及极强的敏锐触觉。在明火上烧烤——也被称为 Asado 或 Open Fire Cooking（明火烹饪）——在过去几年中作为高科技厨房的对立运动而兴起。巴斯克地区的“Asador Etxebarri”和斯德哥尔摩的“Ekstedt”等顶级餐厅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

然而，外行如何辨别优质肉类？肉类应该熟成多久？以及如何才能做出熟度恰到好处的完美牛排？对于沃克纳来说，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在点燃烤炉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即动物的来源。品种、年龄、饲养方式和运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沃克纳最喜欢购买那些至少能生长四、五年的牛的部位，因为这些肉在味道上更有个性。在加工过程中，时间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干式熟成（Dry Aging）并非一项新发明，而是对长期悬挂晾熟的现代称呼。过去，那些在肉铺冷藏室中悬挂时间最长的部位通常被认为是最好的。而如今，主要是由于存储空间紧张，导致数周甚至数月的熟成时间难以实现。

超市里的牛肉大多来自一岁半到两岁就被宰杀的年轻公牛或育肥牛。肉类在分割后立即被真空包装，几天后便进入冷藏柜。相比之下，沃克纳会让某些部位在冷藏室中敞开熟成，时间长达 290 天。在此过程中，产品会减轻重量并缩小体积，这一过程需要专业知识和精确控制，但等待和浓缩是值得的。

“牛排需要 21 到 28 天才能真正变得嫩，在 50 天或更长时间后，它们能释放出最大数量的香气，”沃克纳说道。对于本身就很嫩的菲力肉，通常 10 到 14 天就足够了。在熟成过程中，酶会使肌肉组织松弛；同时，肌肉内脂肪发生氧化，从而产生黄油般的坚果香气。沃克纳将其剧烈地描述为“一个受控的腐败过程”——从专业角度来看，这是在精确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酶促分解。

在熟成室中放置 100, 150 甚至 290 天后，味道会变得更加激进：沃克纳将其描述为森林土壤、苔藓和落叶的香气，其强度可与强力熟成的奶酪相媲美。这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因此在品鉴会上，这类肉块最后才会端上桌。对于大多数美食家来说，熟成三到四周的牛肉是更好的入门选择。

理查德·沃克纳精炼肉类，并使其熟成时间长达 290 天。这位来自萨尔茨堡州的熟成专家尝试使用火、灰烬、黄油、干草和草药。但决定性的只有一种配料：耐心。

理查德·沃克纳还举办品鉴会（中）。其理念是将饮食、专业探讨和演示教学相结合。在烧烤体验活动（上）中，稀有肉类以多种方式烹制，同时烧烤世界冠军和著名的火烹厨师会分享他们的技术。照片：GUSTAF

来自肉类精炼专家的烧烤技巧

1. 购买优质肉类

如果肉质本身不好，最好的烧烤食谱也无济于事。关键在于品种、饲养方式、年龄、喂养以及最重要的肌肉内脂肪——即细腻的大理石花纹。

选择特定品种牛肉并非千篇一律。其差异很大（且取决于动物的喂养方式）。巴伐利亚草饲牛的牛排与基亚尼纳牛（Chianina）、和牛（Wagyu）或加洛韦牛（Galloway）的牛排味道截然不同。例如，加洛韦牛味道浓郁且较为精瘦，平茨高牛（Pinzgauer）具有浓厚的肉味，西门塔尔牛（Simmentaler）则多汁且芳香。无论如何，请肉铺店主为您详细讲解会很有帮助。
注意熟成时间

牛肉牛排应有足够的熟成时间。理查德·沃克纳（Richard Walkner）认为 21 到 28 天是一个理想的周期，在此期间风味和嫩度会显著提升。对于菲力牛排，10 到 14 天就足够了。

适量调味

对于高质量的熟成肉，不需要复杂的腌料。盐和烧烤产生的焦香味就足够了。肉应该吃出肉本身的味道。

5. 根据核心温度烧烤

烧烤时间取决于厚度和切割部位。想要确保万无一失的人可以使用肉类温度计，现在也有与应用程序配套的产品。对于三分熟（medium rare），沃克纳建议牛肉牛排的温度约为 52 到 54 度。

静置牛排烧烤后应短时间静置，然后逆着纤维方向切开。这样能保持肉质多汁，且更容易咀嚼。

沃克纳给访客提供了两块不同的肉品进行品尝：一块是薄的、具有完美大理石花纹的和牛杂交品种腰肉牛排，熟成约 28 天；另一块是稍厚一些的，带有 1 厘米宽脂肪层的同品种肉，熟成约 70 天。第一块极嫩，味道圆润细腻，带有强烈的鲜味（Umami）；第二块的牛肉味更浓，更有嚼劲。当然，熟成时间越长，牛排就越贵——在精品肉店（Meat Boutique）里，有些牛排的价格是超市普通牛肉的三到四倍。

沃克纳在店里销售以及部分供应给友好餐饮业者的商品中，约 85% 是牛肉，其余是猪肉——例如杜洛克（Duroc）、曼加利察（Mangalitza）或伊比利亚（Iberico）猪。这位肉类加工专家表示，猪肉在美食家心目中的地位仍有提升空间，因为长期以来猪肉一直受工业化生产和快速增重的影响。但对于猪肉而言，动物生长环境和时间同样至关重要——这一点在沃克纳的风干杜洛克火腿中可见一斑，其味道带有绝佳的坚果香且微甜。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质量特征是肌肉内脂肪，即肌肉中细腻的大理石花纹。在烹饪过程中，脂肪会融化，确保肉质多汁并传递风味。在年长的动物和传统品种中，这种情况更为常见。但大理石花纹（在和牛中尤为明显）并非全部。沃克纳谈论牛肉品种就像酿酒师谈论葡萄品种一样：在他看来，平茨高牛色深且有特色，安格斯牛（Angus）更细腻嫩滑，西门塔尔牛的嚼劲更强。他尤其对和牛杂交品种感兴趣，例如与平茨高牛的杂交——这是“两个世界的精华”：既有深邃的风味和强的大理石花纹，又保留了足够的肌肉组织，使牛排具有浓郁的味道。

专家可以通过嗅觉判断一块肉何时适合烧烤

沃克纳的店铺不仅是销售之梦，同时也是一个小型的烹饪实验实验室和活动场所。在品鉴会上，人们会对比不同的熟成方式和切割部位；而在所谓的“肉类餐桌”（Meat.Tables）上，最多可有18位肉食主义者围坐在同一张长桌旁。这一概念刻意将用餐、专业探讨和演示教学结合在一起：人们品尝、讨论，并观察一块肉在给予足够时间后会发生什么。在烧烤体验活动中，火的作用更为突出。在多道菜的菜单中，各种稀有肉类以不同方式烹制，烧烤专家则在旁讲解其技术。为此，沃克纳还会邀请世界烧烤冠军和著名的火烹厨师来到法伊斯滕奥。活动项目包括牛排与阿根廷烤肉（Asado）、牛排与野味，以及陶瓷烤炉烹饪等特殊烧烤方法。

沃克纳根据大理石花纹、品种和年龄选择动物，并让一些较少为人知的切割部位进行熟成，例如 Teres Major（“屠夫块”，来自牛肩的肌肉）、Tri-Tip（“市长块”，来自臀部）或 Hanging Tender（来自腹内侧的肾腰肉）。几乎所有部分都被利用：边角料被制成香肠和萨拉米香肠，骨髓被送上烤炉，软骨用于狗粮，和牛脂肪则用于炸自制薯条的油锅：“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以可持续且珍惜的方式工作，并对动物心存敬畏。”

肉块的表面必须迅速干燥以保护内部，而其下方的熟成过程则继续进行。熟成室的温度和湿度受到持续监控。沃克纳很少干预，但会仔细观察。一定程度的白色霉菌是可以接受的，但绿色霉菌或异常气味则是警告信号。理查德·沃克纳可以通过嗅觉判断一块肉何时适合烧烤，他能闻出肉类何时产生了一种皮质风味（Hautgout）但尚未腐败——这是一个微妙的区别。极长时间的熟成并非目的本身；290天并不自动比28天更好，其结果主要是味道不同。

对于沃克纳来说，烧烤首先看重的是初始质量。提前将肉恢复至室温可能有帮助，但并非必须；更重要的是专业知识和对火候的掌控。在烧烤前不久才加入少量盐进行调味。他最喜欢用木材或真正的木炭烧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轻微的烟熏味。一层薄薄的油膜可以防止粘锅；如果脂肪边缘较厚，则利用其自身脂肪即可。脂肪不应滴入火中，因为烧焦的黑点味道苦且可能致癌。沃克纳最喜欢使用 Plancha（一种放置在火桶上的金属板）。

在烤炉上烹饪高品质肉类时，最重要的是让它静置——不要频繁翻面，绝对不要为了试味而切开。对于缺乏经验的人，沃克纳建议使用温度计来监控中心温度。对于三分熟（medium rare），他认为52至54度是理想的中心温度。由于牛排在出炉后会继续加热（余温熟成），他在中心温度约为47至49度时就将其移出烤炉并让其短暂静置。之后，沿纤维反方向切片，并配以粗盐片和少量胡椒供应。对沃克纳来说，不需要更多了：“我想品尝出肉本身的特性。”

一口锅搞定所有

哪款不含 PFAS 的煎锅能加热均匀且易于操作？顶级厨师阿里·京格尔穆什（Ali Güngörmüş）测试了十款产品。

早餐吃煎蛋配煎土豆，午餐吃煎饼，晚餐吃鱼排或鸡胸肉配蒸蔬菜：一个煎锅必须频繁使用且能胜任各种烹饪。但最迟在涂层脱落时，就需要更换一个新的全能型号。顶级厨师阿里·京格尔穆什为《南德意志报》测试了十款通用煎锅，并特别关注了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

根据制造商的说明，测试中的所有煎锅均不含 PFAS。虽然这些化学物质能为煎锅提供不粘效果，但可能会损害人体健康和环境。由于这些物质因被称为“永久化学品”而声名狼藉，许多制造商已经开始提供陶瓷涂层煎锅。铸铁或不锈钢材质的无涂层煎锅天然不含。消费者协会通常建议关注如“-frei”（不含）之类的相应标签。

在购买前，人们应该问问自己，是更需要一个轻便、灵活的煎锅，还是一个带有高边且较重的煎锅。如果希望经常在烤箱中使用煎锅，除了相应的耐热性外，还应注意操作是否简单安全。喜爱烹饪酱汁的人，最好购买带有倾倒边（Gießrand）的煎锅。

低价也能买到不错的型号，但测试中一些高价产品在工艺和设计方面尤其令人信服。其中一些产品能将热量全面传导至锅边。通过均匀的热量分布，可以将整条鱼或多个牛排同时且精准地煎熟。

专家阿里·京格尔穆什根据功能和多功能性对煎锅进行了评估。在此过程中，他关注了操作性、材质、工艺、价格、外观和设计。卡塔琳娜·韦策尔（Katharina Wetzel）

专家介绍

阿里·京格尔穆什在慕尼黑经营着“Pageou”餐厅、酒吧和“Pera Meze”小馆以及一所烹饪学校。他曾在汉堡经营的餐厅“Le Canard Nouveau”获得了一颗米其林星。作为电视厨师，他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京格尔穆什撰写了多本食谱。他的黎凡特料理受到了巴伐利亚风格的启发。

插图：DIRK SCHMIDT 照片：制造商、私人、IMAGO * = 制造商建议零售价 ** = 市场调研价格

编辑提示：部分产品由制造商提供给编辑部用于测试。测试后，这些产品将被退回或捐赠。

轻便之选

Fackelmann，慕尼黑系列煎锅，28 cm，不锈钢价格：49,99 欧元*，39,99 欧元** 购买渠道：专业零售店，Fackelmann 网上商店评分：10 分中的 5 分

“这款不锈钢锅非常轻，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炉灶。它加热很快，锅底内部有蜂窝结构，可以让肉煎得酥脆。不过，锅边采用的是较薄的材质。在锅中加热番茄酱蔬菜时不能温度过高，否则很容易烧焦。即使是想浓缩肉汤（Fond）时也必须小心。我喜欢它的倾倒边。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价格实惠且在日常生活中易于操作的型号。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手柄带有一个悬挂孔。”

现代之选

现代之选 Zwilling（双立顶），Milano 系列煎锅 28 cm，铝制，黑色价格：119 欧元* 购买渠道：专业零售店， Zwilling 网上商店评分：9 分（满分 10 分）

“这款简约的铝制煎锅拥有现代且美观的外形，由米兰设计师 Matteo Thun 和 Antonio Rodriguez 设计。不锈钢手柄握感非常好，并由两颗铆钉固定，显得非常稳固。这款锅比测试中最轻的模型稍重一些，在炉灶上放置得完全平整。据制造商称，其陶瓷涂层比该公司之前的陶瓷涂层耐用多达五倍。几乎不需要油脂，锅具能均匀地传导热量并保持恒温。鱼类或煎蛋在细腻光滑的表面上不会粘连，这一点我觉得很棒。这款锅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炉灶，也可以在烤箱中使用，甚至适用于洗碗机。”

全能之选

全能之选 Rösle，Silence Pro 煎锅 28 cm，ProCeraPlus 陶瓷涂层价格：109 欧元* 购买渠道：专业零售店，Rösle 网上商店评分：6 分（满分 10 分）

“这款不锈钢煎锅内部采用了陶瓷密封处理，因此没有任何东西会粘在上面。想要煎土豆的人只需要少量油脂。带有铝芯的封装锅底导热良好，但锅壁的材质稍薄。由于锅身较高，也可以在锅中很好地炖煮蔬菜。橡胶手柄握感舒适，但最高耐温仅为 200 度。该锅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炉灶，且易于手动清洗。由于其重量较轻且带有浇铸边缘，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通用性，不过制造商不提供原厂的重新涂层服务。”

多功能之选

多功能之选 Hoffmann，Stoniq 煎锅，28 cm 价格：90,99 欧元*（不含玻璃盖）， 95,99 欧元*（含玻璃盖）购买渠道：专业零售店， Hoffmann 网上商店评分：7 分（满分 10 分）

“这是一个真正的全能选手：煎蛋、肉类、土豆，在这口锅里都可以煎。它握感良好，但相对较重。盖上玻璃盖（可以低价选购）后，可以做出绝佳的炖菜。由于底部采用不锈钢底盘，加热速度很快，铝压铸锅身能提供最佳的保温效果。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塑料材质的柄手可以通过按钮轻松拆卸。这样即使没有盖子，也可以在最高 300 度的烤箱中使用。不过，当把热锅从烤箱中取出时，重新安装手柄的操作有些繁琐。一个加分项是：该型号易于清洗，也可以放入洗碗机，且方便在橱柜中存放。如果矿物基防粘密封层磨损，可以在制造商处重新涂层。”

鲜明质朴款

Skeppshult，28厘米铸铁煎锅，胡桃木价格：195欧元* 供货：专业零售商、Skeppshult官方网店评分：满分10分，得5分

“这是一家瑞典传统铸造厂生产的铸铁锅，分量极重。锅柄采用上等胡桃木，烹饪时保持凉爽。整个锅壁摸起来质地粗糙，外观颇具乡土风情。若喜欢原汁原味的质感，这会是一口上佳的牛排锅和煎肉锅，可在各类炉灶上使用。但锅边较矮，不适合烹制带汁的菜肴。粗糙的煎面清洁起来不太方便，木柄也需精心保养。对每天下厨的专业厨师而言，这口锅未免过于费事。”

结实耐用款

Silberthal，28厘米不锈钢煎锅价格：69.95欧元*、59.95欧元** 供货：专业零售商、Silberthal官方网店评分：满分10分，得7分

“不锈钢煎锅配有一只可重复使用的漂亮小袋。该锅采用复合底，保温效果极佳，但侧壁稍薄。握感舒适，手柄设计人体工学。我最喜欢的一点：高耸的锅身带有倾倒缘。煮完意大利面后，可将酱汁顺畅倒入盘中，不会洒落炉台或烧焦。此锅适用于所有炉灶，亦可放入烤箱（无盖，最高耐400摄氏度）。手柄与锅体焊接一体。一般来说，铆接手柄更耐用，但这口锅内壁全平滑，易于清洁。还附赠两块海绵。锅柄开孔可直接挂在挂钩上。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划算。”

简便易用款

Fissler，Ceratal Evo Classic，28厘米价格：109欧元* 供货：专业零售商、Fissler官方网店评分：满分10分，得6分

“用这口锅能快速煎几个荷包蛋，锅身很轻，占地不多，塑料手柄握感舒适。操作便捷。锅底通过专利无缝焊接工艺制成，加热更快。锅体采用高达60%的再生铝，导热性能优异。陶瓷涂层令食物不沾锅。手洗即可，但不耐洗碗机，也不可放入烤箱。厂家未提供重新涂层服务。这是一口简便易用的好锅，但我觉得价格有点偏高。”

精致典雅款

Stur，28厘米铸铁煎锅价格：209欧元* 供货：专业零售商、Sturcookware官方网店评分：满分10分，得10分

“这是一口铸铁煎锅，分量很重，但我非常喜欢。设计现代简约，外侧壁面粗犷多孔，内侧锅腔光滑细腻，煎鱼时无需担心粘锅。带护手套的手柄握感舒适。在我看来，这口锅有一种别样的韵味。既可端上餐桌作为盛菜锅，也可在烧烤派对上大放异彩，外观实在太赏心悦目了。遗憾的是，它没有倾倒缘。价格也不菲。但一口上等铸铁锅能用一辈子，厂家更提供50年质保。这类高品质锅，专为喜爱烧烤的男士打造。”

快速系列

WMF, Ultimate Profi Resist, 28 cm 价格：109,99 欧元* 购买渠道：WMF 门店、 WMF 在线商店评分：8 von 10 Punkten

“用这款不锈钢煎锅我可以煎炸任何东西。由于特殊的蜂窝结构和陶瓷涂层，我需要的油脂更少。得益于铝芯，热量传递迅速且均匀。这款煎锅外观也很漂亮，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炉灶，且可放入最高 250 度的烤箱。宽大的倾倒边缘非常实用。我认为性价比还可以。拿到这款产品，立刻就能感觉到质量上乘。如果是在餐厅工作，我也会使用这款煎锅。”

极佳之选

Schulte-Ufer，Skagen炖锅含锅盖，28 cm 价格：129 欧元* 购买渠道：专业零售店、Schulte-Ufer网上商店评分：10 / 10

“这是一款优秀的炖锅，适合全家使用。贯穿式的铝芯能将热量高效传导至锅边——非常出色。内外各有一层不锈钢层——用料非常扎实。这种带有玻璃盖的高锅型并不轻便，但手柄握感非常好。在大号型号中，我可以为两人或六人准备菜肴——比如一份炖牛肉，或者一只配有蔬菜的精美烤鸡。它还设有浇注边。我很喜欢这个设计。这款锅可以直接端给客人看，因为它在桌上看起来非常漂亮。根据制造商的说法，它可以将食物保温长达45分钟。它也适用于洗碗机。价格合理。而且制造商提供十年的保修期。”

这样做合法吗？

收取附加费带家具的公寓往往是一个成本陷阱。立法者计划如何保护租客免受其害。

对于某些人来说，如果新公寓在交付时就是拎包入住状态，从电热水壶到沙发床的所有设施都已经齐全，会非常方便。然而，对于这样一套设备齐全的公寓，租客必须支付比无家具公寓高得多的费用。许多房东并没有单独列出家具附加费。因此，很难弄清楚冷租金（Kaltmiete）中究竟有多少比例是用于支付桌子、床和衣柜的。

那么，附加费最高可以是多少？法院对此已多次做出裁决。“家具当前价值的2%被认为是合理的，”慕尼黑房屋与地产所有者协会副主席格奥尔格·霍芬施佩格（Georg Hopfensperger）表示。如果家具的当前价值约为5000欧元，房东可以将家具附加费设定为其中的2%，即100欧元。

只有在提供包括餐具、碟盘和床单在内的完整家具及家用设备时，房东才能要求收取全家具附加费。“一张床和一个衣柜还不能被视为全家具配置，”霍芬施佩格说道。如果租客与房东之间发生争议，法院会仔细审查具体情况。这位租赁法与公寓所有权法专业律师表示：“判定是否为全家具配置的关键在于，租客只需携带个人物品即可入住。”

租金上限法（Mietpreisbremse）同样适用于带家具的居住空间。租客可以借助当地的租金参考表（Mietspiegel）计算冷租金，并将其与自己的租金进行比较。如果租金高出当地惯常对比租金10%以上，房东必须退还多收的租金。然而，家具附加费使得计算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根据计划中的租赁法改革草案，房东今后必须单独列出附加费。如果房东隐瞒附加费的金额，该公寓将被视为在至少两年内以无家具形式出租。在这种情况下，租客只需支付根据租金上限法允许的租金——不含家具附加费。“对于房东来说，未来的规定将变得更加繁琐，”霍芬施佩格说。但租客将能更容易地判断设备附加费是否合理。

此外，该草案还规定了每月最高不超过家具当前价值1%的上限。如果家具目前价值5000欧元，房东将不能像以前那样收取100欧元，而只能收取50欧元的附加费。卡塔琳娜·韦策尔（Katharina Wetzel）

作者20年前需要一间合租房。幸运的是，家具已经准备好了。

谜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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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

中等难度：街道、三条、两对以及情景喜剧“Full House”。这些描述的是扑克中的四种组合。极高难度：两根待焊接管道相交的类型和角度被称为焊接接头（Schweißstoß）。羊角芹（Giersch）也被称为 Geißfuß。此外，街头足球（Straßenfußball）和面疙瘩汤（Grießkloßchen）：这些词都包含两个“B”。一切的开始：“现在告诉我，你对宗教怎么看？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但我认为你对此并不太在意”（J. W. 歌德）

COLLAGE: FELIX HUNGER/FOTO: DPA/BUNDESARCHIV/PICTURE ALLIANCE/UNITED ARCHIVES; COLLAGE: SZ/GETTY IMAGES; ILLUSTRATION: LINA MORENO

Süddeutsche Zeitung AM WOCHENENDE

www.SZ.de HM2

München, Samstag/Sonntag, 29./30. August 2026

Jahrgang / 35. Woche / Nr. 198 / 5,80 Euro

Der Agent des BND bei Eichmann

Der deutsche Geheimdienst hat 1961 einen Verteidiger in den Prozess gegen den Organisator des Holocaust eingeschleust. So sollte Adenauers Kanzleramtschef

aus dem Verfahren herausgehalten werden.

Buch Zwei

Warum gerade missglückte Urlaube in bester Erinnerung bleiben.

Gesellschaft

Besser einschlafen

Fast jeder zweite Deutsche leidet unter Schlafstörungen. Was die Forschung empfiehlt.

Wissen

Das Streiflicht

(SZ) Wer früher, in den behaglichen Zeiten vor KI, Verbrennungsmotor und Penicillin, einen Ausschlag bekam oder Verstopfung, ließ sich beim Apotheker 25 Skrupel Kalomel abwiegen. Bei Schmerzen taten es schon zwei Drachmen Diacetylmorphin. Hinterher ging es dann noch zum Krämer, bei dem man sich 32 Lot Äpfel gönnte, umgerechnet 128 Quäntchen. Ein herrlich variantenreiches Gewichtssystem, das hierzulande unter Bismarck leider dem metrischen wich. Auch Unze, Mark und Gran waren spannende, da nur ungefähre Maßeinheiten, die einiges an Spielraum nach oben und unten ließen. War es mal ein bisschen weniger, merkte man das in der Regel gar nicht. Im Fall von Kalomel, das Quecksilber enthält, und Diacetylmorphin, auch als Heroin bekannt, bedeutete weniger im Zweifel sogar mehr – mehr Gesundheit.

Man kann aber auch heute noch Gewichtsüberraschungen erleben, und damit ist nicht der Blick auf die Badezimmerwaage gemeint. Die Packungen für Müsli mit feinherber Schokolade etwa sind geschrumpft. Der Preis ist gleich geblieben. Schokolade sei einfach sehr teuer geworden, versichern die Hersteller, und wer das Verhältnis Schoko-Haferflocken-Knusperirgendwas gewahrt sehen wolle, müsse halt mit geringeren Füllmengen vorliebnehmen. „Shrinkflation“ nennt man das, ein Wort, das mit „Schrumpfflation“ zu übersetzen sich bisher niemand die Mühe gemacht hat. Um wie viel großzügiger manches einst bemessen war, verdeutlicht eine Entdeckung, die Victoria Gordon, Betreiberin eines britischen Reinigungunternehmens, neulich in Scunthorpe machte. Bei der Entrümpelung eines Messie-Haushalts entdeckte sie einen Mars-Riegel, der laut Haltbarkeitsdatum von 1991 stammte. Er sei so groß wie ihre Handfläche gewesen, sagte Ms. Gordon der BBC, die dem Fund eine Story widmete. Heute wiegt ein britischer Mars-Riegel 40 Gramm. Vor 35 Jahren waren es angeblich 62,5 Gramm, das sind ungefähr 17,3 Skrupel mehr.

Die schokoladenverarbeitende Industrie soll hier allerdings nicht der Skrupellosigkeit bezichtigt werden, Schrumpfflation et cetera, das ist alles nachvollziehbar. Aber wenn die Hersteller die immer kleiner und kleiner werdenden Mengen mit einem wirklich schlagenden Argument rechtfertigen wollten, könnten sie einfach zugeben, dass sie ihren Kunden einen Gefallen tun, indem sie ihnen etwas weniger anbieten. Die Kunden denken: „Müsli ist gesund, und die feinherbe Schokolade ist dunkel. Auch gesund.“ Und Mars? „Macht doch mobil! Bei Arbeit, Sport und Spiel!“ In Wirklichkeit kaufen sie vor allem Fett und Zucker. Sogar das Knusperirgendwas im Müsli besteht in erster Linie aus Zucker. Und ein weniger davon bedeutet, wie bei Kalomel und Diacetylmorphin, im Zweifel ein Quäntchen mehr Gesundheit.

Suche nach Antworten an den Kreml

Der Kanzler hat eine deutliche Reaktion auf die hybriden Attacken gegen Deutschland angekündigt. Fachleute diskutieren eine Aktivierung von Artikel 4 des Nato-Vertrages.

Von Markus Balser und Daniel Brössler

Berlin – Wie Deutschland auf die wachsende Bedrohung reagieren sollte? Nach dem versuchten Sprengdrohnen-Anschlag von Leipzig ließ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diese Woche keinen Zweifel: Hart und schnell. „Deutschland schreckt ab“, kündigte Merz an, als er am Dienstag während der Kabinettsklausur auf Schloss Neuhardenberg vor die Kameras trat. „Die Bundesregierung erlegt Urhebern hybrider Angriffe einen Preis auf. Sie werden dafür bezahlen“, formulierte er vollmundig. Wer genau? Auch da hatte Merz offenbar schon eine Idee. Nach intensiver Arbeit mit den Sicherheitsbehörden werde die Bundesregierung „in Kürze“ darlegen, wer hinter dem versuchten Angriff auf den Leipziger Flughafen Anfang August steckt.

Was nach Entschlossenheit klingt, wird in diesen Tagen allerdings hinter verschlossenen Türen noch intensiv diskutiert. Die Frage, wie weit Deutschland gehen kann, um abschreckend zu antworten, ohne den Konflikt zusätzlich anzuheizen, wird zum politischen Drahtseilakt. Er beschäftigt neben dem Kanzleramt auch das Bundesinnenministerium von Alexander Dobrindt (CSU), das Außenministerium von Johann Wadephul und das Verteidigungsressort von Boris Pistorius (SPD).

Noch bleibt die Bundesregierung offiziell vorsichtig. Dobrindt schreibt den Angriff weiter nur „fremden Mächten“ zu. Doch längst gilt als sicher, dass sich eine härtere Gangart gegen Russlands hybride Angriffe anbahnt. Die nach Ansicht von Sicherheitsbehörden immer skrupelloseren Attacken gegen deutsche

Ziele will die Regierung nicht unbeantwortet lassen. Neben der mutmaßlichen Sprengdrohnen-Attacke stellten die Dienste zuletzt auch Tötungsversuche gegen deutsche Rüstungsmanager und Attacken gegen die Infrastruktur fest.

Sicherheitsexperten fordern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nun eine entschlossene Reaktion. „Den russischen Botschafter ein weiteres Mal einzubestellen, würde Moskau kaum davon abbringen, unsere Verwundbarkeiten weiter auszutesten“, warnt Jan Stöckmann vo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Auswärtige Politik. „Wenn nach den deutlichen Worten des Kanzlers keine Taten folgen, wird das in Moskau als Schwäche verstanden werden“, sagt auch Arndt Freytag von Loringhoven. Der frühere Spitzendiplomat war

Vizepräsident des BND und beigeordneter Generalsekretär der Nato. Er plädiert eindringlich dafür, dass Deutschland die Nato mit dem Vorfall befassen soll.

„Alles spricht dafür, Artikel 4 des Nato-Vertrages zu aktivieren. Auch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quantitativen und qualitativen Zunahme der hybriden Angriffe in ganz Europa ist es eigentlich zwingend“, sagte Freytag von Loringhoven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Artikel 4 des Nato-Vertrages sieht Konsultationen vor, wenn nach Auffassung eines Alliierten „die Unversehrtheit des Gebiets, die politische Unabhängigkeit oder die Sicherheit einer der Parteien bedroht ist“. Im Unterschied zu Artikel 5 handelt es sich nicht um den Bündnisfall. Der Ausgang solcher Konsultationen ist offen.

Im Bundestag findet der Vorschlag Anhänger. „Die Ausrufung von Konsultationen nach Artikel 4 des Nato-Vertrags ist angesichts der Serie von Sabotageakten, Anschlägen auf Munitionsfabriken und Drohnenvorfällen auf europäischem Boden ein absolut naheliegender und folgerichtiger Schritt“, sagt der CDU-Bundestagsabgeordnete Roderich Kiesewetter. Allerdings soll es dabei nicht bleiben. „Putin überrascht man nicht mit Protestnoten, sondern mit strategischer Entschlossenheit“, sagt Kiesewetter und schlägt etwa „verstärkte, unangekündigte Schutz- sowie Luftverteidigungsübungen an den gefährdeten Flanken“ vor. Zu seinen Forderungen gehört auch „die sofortige Schließung von Spionage- und Einflusszentren wie dem Russischen Haus in Berlin, eine strikte Begrenzung der Bewegungsfreiheit russischer Diplomaten sowie das rigorose Stoppen der russischen Schattenflotte“.

Während der Klausurtagung in Neuhardenberg begutachte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eine Abwehrdrohne. FOTO: POOL/GETTY IMAGES

In den Blick geraten aber auch Einreisebeschränkungen. Ein Sicherheitsrisiko könne von Russen ausgehen, die mit Schengen-Visa einreisen, warnt Ex-Diplomat Freytag von Loringhoven. Die Bundesregierung solle daher „die Möglichkeit nutzen, Einreisen russischer Staatsbürger nur noch mit deutschen Visa zu gestatten“. Er plädiert außerdem dafür, die Militärhilfe für die Ukraine auszubauen. „Russland will die Solidarität mit der Ukraine untergraben. Ein wichtiges Signal wäre es daher, die militärische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noch einmal zu verstärken“, folgert er. Die Ukraine müsse endlich „mit weitreichenden Waffensystemen wie Taurus befähigt werden, russische Nachschublinien und Abschussrampen direkt an der Wurzel zu bekämpfen“, fordert auch Kiesewetter.

Lose für Luftschlösser

Ein Mercedes, ein Häuschen an der Ostsee: Neue Lotterieanbieter locken mit überraschend bescheidenen Gewinnen. Das verrät viel über die Träume in Krisenzeiten.

Michael kann sein Glück kaum fassen. Mit feuchten Augen wandelt er durch fünf Zimmer mit Bergblick und Pool. Das Haus am Chiemsee im Wert von angeblich 2,4 Millionen Euro ist für den Lotteriegewinner „ein Traum, den ich mir so nicht erfüllen hätte können“. So stammelt er in einem Video.

Neue Lotterien verlosen alle paar Monate solche „Traumhäuser“. Je nach Anbieter sind es auch „Traumautos“, „mallorquinische Poolvillen“, „Landgüter“ oder ein „Penthouse in Mainhattan“. Unerfüllbare Träume, scheinbar ganz nah. Die aggressiv über Social Media beworbenen Angebote ködern nicht mit hohen Gewinnsummen wie herkömmliche Lotterien – sondern gleich mit Haustouren inklusive Kaminfeuer und Obstteller in der Küche. Werbegesichter wie die Carpendales schwärmen auf dem Sofa schon mal vom traumhaften Blick.

Wer draufklickt, findet seitenlange Ratgeber (Strandhaus oder Stadtvilla?), „um die ideale Entscheidung für dein

Traumhaus zu treffen“. Als wäre alles nur eine Frage der Vorliebe – und nicht einer mathematisch so gut wie nicht existenten Gewinnchance. Im Fall des Hauses am Chiemsee: 1 zu 15,6 Millionen.

Es handelt sich bei „Traumhausverlosung“ oder „Omaze“ um neue, staatlich genehmigte Soziallotterien. Also Glücksspiel, bei dem ein Teil der Erlöse an soziale Zwecke gespendet wird, ähnlich wie bei der „Aktion Mensch“. Das Versprechen: Tu was Gutes – und werde dabei vielleicht auch noch reich. Dahinter stehen gemeinnützige Firmen mit blumigen Namen wie DoGood oder Dreamify, die wiederum verflochten sind mit gewinnorientierten Unternehmen, teils in Steueroasen in den USA. Gespendet werden nach Abzug von Gebühren und Steuern nur etwa 20 Prozent der Lospreise. Ein potenziell sehr lukratives Geschäft.

Erstaunlich ist, dass die Häuser oder „Traumautos“ dann doch vergleichsweise bescheiden wirken in der Logik von Lottogewinnen. Erst vergangene Woche knackte eine Person aus Thüringen den Jackpot mit 50 Millionen Euro. Damit könnte man zwanzig Häuser wie das am Chiemsee kaufen. Beim klassischen „6 aus 49“ liegt die Gewinnchance allerdings auch bei 1 zu 140 Millionen. Da fühlt sich die bayerische Villa schon gleich viel realistischer an.

Wer noch ein paar Grundsätze der Sto-chastik im Kopf hat, wird natürlich auch von solchen Angeboten die Finger lassen. Aber die neuen, vermeintlich volksnahen Lotterien sind auch ein Barometer für die Träume der Gegenwart. Das Eigenheim mit Garten und Benz vor der Tür war für viele Babyboomer eben noch ganz ohne Lottoglück erreichbar. Heute ist selbst eine Eigentumswohnung für weite Teile der Mittelschicht so realistisch wie ein Flug auf den Mond.

Dabei bleibt das Lottospielen das, was es immer schon war: eine „Baugenehmigung für Luftschlösser“, wie der Soziologe Jens Beckert es einmal nannte und damit etwas netter formulierte als die „Deppensteuer“ aus dem Volksmund. Jeder, der ganz sichergehen will, kann auch direkt ein Abo abschließen. 35 Lose für 20 Euro im Monat, kaum mehr als Netflix! Jan Stremmel

Norwegen hat neuen König

Nach dem Tod von Harald V. folgt ihm sein Sohn Haakon VIII.

Oslo – Norwegens König Harald V. ist am Freitagmorgen im Alter von 89 Jahren gestorben. Der neue König heißt mit offiziellem Namen König Haakon VIII. Der Sohn war in der Sekunde des Todes von Harald zum König geworden. Die bisherige Kronprinzessin Mette-Marit ist die neue Königin von Norwegen. Harald V. saß mehr als drei Jahrzehnte auf dem norwegischen Thron. In dieser Zeit trat er immer mehr aus dem Schatten seines beliebten Vaters heraus, modernisierte die Monarchie behutsam und galt vielen Norwegern als moralische Instanz.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tte der älteste amtierende Monarch Europas wiederholt mit gesundheitlichen Problemen zu kämpfen. Vor zwei Jahren hatte er einen Herzschrittmacher erhalten. Eine Abdankung schloss er jedoch aus und betonte, sein Eid als König gelte auf Lebenszeit. SZ ▶ Panorama

MIT IMMOBILIEN, STELLEN-UND MOTORMARKT

Deutsche Touristen in Nepal gerettet

Kathmandu – Eine vierköpfige deutsche Familie ist im Katastrophengebiet in Nepal gerettet worden. Sie sei per Hubschrauber in ein Camp gebracht worden, sagte ein Armeesprecher. Die Familie aus dem Berchtesgadener Land war nach einer Trekking-Tour in Trishuli Bazar, als die Wassermassen kamen. DPA > Meinung

DAS WETTER

Am Samstag Wechsel von Sonnenschein und Wolkenfeldern. Zunächst einige Regenschauer oder Gewitter. Sonst weitgehend trocken. Temperaturen am Nachmittag zwischen 20 und 27 Grad. Im Westen frischer und in Böen auch starker Wind aus Südwest. Seite 9 und Bay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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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MER DER SOZIALREFORMEN

Bleibt den Bürgern mit den vorgesehenen Steuerentlastungen am Ende mehr vom Lohn oder frisst die Steuer jede Gehaltserhöhung wieder auf? Ein Überblick der geplanten Neuerungen des Steuerrechts und was Privathaushalte wirklich davon haben.

Was die Steuerreform den Bürgern bringt

„Mehr Netto vom Brutto“ verspricht Finanzminister Klingbeil den „täglich hart arbeitenden“ Deutschen. Aber am Ende bleibt von der angekündigten Entlastung wenig.

Von Claus Hulverscheidt

as „Infopapier“, das Helfer des Bundesfinanzministers am Morgen des 2. Juli verschickten, ließ Großes erahnen. Die schwarz-rote Koali-

tion werde Steuerzahler mit kleinen und mittleren Einkommen gezielt entlasten, vor allem Familien mit Kindern könnten sich auf „mehr Netto vom Brutto“ freuen, hieß es in der zweiseitigen Übersicht aus dem Hause Lars Klingbeils. Zehn Milliarden Euro nehme man dafür in die Hand. „Es stehen diejenigen im Fokus, die das Land zusammenhalten und täglich hart arbeiten. Sie sollen angesichts gestiegener Preise für Energie, Mobilität, Wohnen und das tägliche Leben entlastet werden.“

Das klang gut, allerdings war noch nicht einmal Mittagessenszeit, als das große

Familien bevorzugt

Geplante jährliche Steuerentlastung in Euro, Beispielrechnungen des Finanzministeriums

Pflegekraft und Busfahrer/in, zwei Kinder
Bruttoverdienst pro Monat	je 2800 €
Entlastung in 2028	632 €
Erzieher/in und Elektriker/in, zwei Kinder
Bruttoverdienst pro Monat	je 3200 €
Entlastung in 2028	642 €
Lehrer/in und Ingenieur/in, zwei Kinder
Bruttoverdienst pro Monat	je 5000 €
Entlastung in 2028	678 €
Pflegekraft, zwei Kinder
Bruttoverdienst pro Monat	2800 €
Entlastung in 2028	468 €
Erzieher/in, zwei Kinder
Bruttoverdienst pro Monat	3200 €
Entlastung in 2028	471 €
Lehrer/in, zwei Kinder
Bruttoverdienst pro Monat	5000 €
Entlastung in 2028	496 €
Busfahrer/in
Bruttoverdienst pro Monat	2800 €
Entlastung in 2028	159 €
Elektriker/in
Bruttoverdienst pro Monat	3200 €
Entlastung in 2028	164 €
Ingenieur/in
Bruttoverdienst pro Monat	5000 €
Entlastung in 2028	192 €

Entlastungen im Gesamtjahr 2028 im Vergleich zu heute SZ-Grafik: jje; Quelle: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Genörgel begann. Zehn Milliarden? Das also soll die „große Steuerreform“ sein, die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und sein Vize Klingbeil (SPD) monatelang versprochen hatten? Und tatsächlich: Schaut man ins Kleingedruckte, dann schmilzt die so wohlklingende Milliardensumme schneller dahin als ein Schneemann im deutschen Hitzesommer. Sogar in den Reihen der Koalition selbst wird die Kritik immer lauter, und auch viel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befürchten, dass die Politik wieder einmal nach dem Prinzip „linke Tasche, rechte Tasche“ agiert: Links bekomme ich etwas zugesteckt, rechts wird mir das Geld wieder herausgezogen.

Was muss ich wissen, um durchschauen zu können, ob mir am Ende wirklich mehr vom Lohn bleibt?

Um beurteilen zu können, ob eine geplante Steuerreform etwas bringt oder nicht, bedarf es zunächst eines kleinen Volkshochschulkurses. Denn kaum ein politisches Feld ist so durchsetzt mit Mythen, Vorurteilen und Falschaussagen wie das Thema Steuern.

Fakt ist erst einmal: Obwohl vermutlich niemand gern Geld an den Fiskus abtritt, gilt das deutsche Einkommensteuerrecht im internationalen Maßstab als überaus fair und sozial ausgewogen. Grund ist der sogenannte progressive Steuertarif, der dafür sorgt, dass die Abgabenlast mit wachsendem Einkommen nicht nur in absoluten Euro-Beträgen, sondern auch prozentual steigt. Während ein durchschnittlicher Arbeitnehmer je nach Familienstand zwischen zehn und 20 Prozent seines Lohns an das Finanzamt überweisen muss, zahlt ein Spitzenverdiener im Schnitt 30 und ein Topverdiener sogar 40 Prozent.

Konkret ist es so, dass zunächst der Teil der Bezüge, den man zur Sicherung des Lebensunterhalts benötigt, vom Gesamteinkommen abgezogen wird. Dieser sogenannte Grundfreibetrag liegt derzeit bei 12 348 Euro für Alleinstehende und 24 696 Euro für zusammenveranlagte Ehepaare, wegen der Inflation wird er in der Regel jedes Jahr erhöht. De facto zahlt ein Single sogar erst ab einem Bruttoeinkommen von knapp 16 900 Euro im Jahr Einkommensteuer, da zusätzlich zum Existenzminimum weitere essenzielle Kosten berücksichtigt werden. Eine Alleinerziehende mit einem Kind kann demnach fast 22 000 Euro im Jahr steuerfrei verdienen, eine Familie mit einem Alleinverdiener und zwei Kindern sogar gut 32 200 Euro.

Der erste Euro, der oberhalb dieser Eckwerte versteuert werden muss, wird mit dem Eingangssatz von 14 Prozent belastet. In der Folge steigt dieser Satz in kleinsten Schritten für jeden weiteren Euro an, bis bei einem zu versteuernden Einkommen von 69 878 Euro der Spitzensatz von 42 Prozent erreicht wird. Ab 277 826 Euro zieht das Finanzamt 45 Prozent „Reichensteuer“ ab.

FOTO: IMAGO; BEARBEITUNG: SZ

Der Durchschnittssteuersatz, den jemand zahlt, ist jedoch in aller Regel deutlich niedriger als der Grenzsteuersatz, der auf den letzten Euro fällig wird. Ein kinderloser Single mit 60 000 Euro brutto etwa zahlt 9500 Euro Steuern im Jahr. Dabei behält das Finanzamt vom ersten Euro oberhalb der Freibeträge 14, vom letzten 34 Prozent ein. Im Schnitt sind es gut 20 Prozent. Dieses System ist das Gegenteil einer sogenannten Flat-Tax, eines Einheitssteuersatzes also, den es in einigen anderen Ländern gibt. Rumänien beispielsweise besteuert alle Bürger einheitlich mit zehn, Ungarn mit 15, Estland mit 22 Prozent. Ein solches System ist einfacher, Hauptprofiteure sind aber immer die Spitzenverdiener.

Hierzulande ist es dagegen so, dass die unteren 50 Prozent der Steuerpflichtigen – das sind alle, die weniger als 40 600 Euro im Jahr verdienen – gut 18 Prozent aller Einnahmen erzielen, aber nur 6,5 Prozent zum Einkommensteueraufkommen beitragen müssen. Umgekehrt schultert das oberste eine Prozent, also alle mit mehr als rund 295 300 Euro Jahresverdienst, fast 25 Prozent des Aufkommens, obwohl die Betroffenen „nur“ zwölf Prozent der Gesamteinkünfte einheimsen. Die obersten zehn Prozent, also alle mit 111 500 Euro und mehr, erzielen knapp 37 Prozent des Gesamtverdiensts, tragen aber 57 Prozent der Steuerlast.

Das alles heißt natürlich nicht, dass es keine Probleme gäbe. Im Gegenteil. Zunächst einmal ist es so, dass mit Ausnahme von Belgien kein Industrieland sein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so stark mit Steuern und Sozialabgaben belastet wie die Bundesrepublik. Das zeigt die jährliche Auswertung der Organisation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Entwicklung (OECD) – mehr dazu später.

Dann ist da der sogenannte Mittelstandsauch des Steuertarifs. Er heißt deshalb so, weil die Steuersätze zwischen dem Eingangssatz von 14 und dem Spitzensatz von 42 Prozent nicht etwa gleichmäßig steigen. Vielmehr ist der Anstieg zunächst sehr steil, bevor die Kurve abknickt und etwas flacher verläuft. Ausgerechnet im unteren Einkommensbereich also wächst die Steuerlast mit jedem zusätzlich verdiente Euro besonders stark an.

Ein weiterer Punkt ist die sogenannte kalte Progression, sie ist gewissermaßen die Kehrseite des eigentlich sehr sozialen Steuertarifs. Beispiel: Ein Unternehmen erhöht die Gehälter seiner Belegschaft um zwei Prozent. Der einzelne Beschäftigte muss den zusätzlichen Verdienst mit einem etwas höheren Grenzsteuersatz versteuern als seinen bisherigen letzten Euro, weshalb auch seine Durchschnittsbelastung leicht ansteigt. Erhöhen sich nun aber zugleich auch die Verbraucherpreise im Land um zwei Prozent oder gar mehr, dann kann sich der Arbeitnehmer von seinem Einkommen trotz Lohnerhöhung gar nicht mehr, ja vielleicht sogar weniger kaufen als bisher – wird aber dennoch höher besteuert.

SOMMER DER SOZIALREFORMEN

In dieser Serie schaut sich die SZ wichtige Baustellen der Koalition an

Und noch einen vierten Streitpunkt gibt es: Der deutsche Staat belastet Einkommen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sehr hoch, Vermögen aber sehr gering. Gerade drei Prozent des Gesamtsteueraufkommens stammen hierzulande aus sogenannten vermögensbezogenen Abgaben. Ausgerechnet die USA und Großbritannien, die Kapitalen des Kapitalismus also, kommen auf viermal so hohe Werte: Sie langen vor allem bei der Grundsteuer und bei Kapitalerträgen deutlich stärker zu.

Was plant die Koalition?

Nach dem Konzept von CDU, CSU und SPD soll der Grundfreibetrag von heute 12 348 Euro im nächsten Jahr auf 12 564 und 2028 auf 12 900 Euro steigen. Der Kinderfreibetrag erhöht sich ebenfalls in zwei

Schritten von 9756 auf 10 056 beziehungsweise 10 236 Euro. Parallel hebt die Regierung das Kindergeld, das für die meisten Steuerzahlerinnen und Steuerzahler relevanter ist als der Freibetrag, von heute 259 auf 267 und schließlich 272 Euro pro Monat und Kind an. Zudem wird der Arbeitnehmer-Pauschbetrag, der etwa berufsbedingte Ausgaben wie die Kosten der Fahrt zur Arbeit abdeckt, nächstes Jahr von 1230 auf 1430 Euro aufgestockt.

Der Spitzensteuersatz von 42 Prozent soll ab 2027 erst bei einem zu versteuernden Einkommen von mehr als 70 600 Euro greifen. Unter dem Strich werden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2027 so um knapp drei Milliarden und im Jahr darauf um weitere sieben Milliarden Euro entlastet. Insgesamt gesehen fällt die Steuerlast im Jahr 2028 damit um zehn Milliarden Euro geringer aus als 2026.

Was stent auf dem Spiel? Vergleich man nun die obige Liste der Probleme mit dem Vorhaben der Koalition, dann stellt man fest: Kein einziger der genannten Mängel wird auch nur ansatzweise beseitigt.

Die von der ÖECD konstatierte hohe Steuer- und Abgabenlast wird nur geringfügig reduziert, weil daran in erster Linie gar nicht die Steuersätze, sondern die hohen Sozialversicherungsbeiträge schuld sind. Anders als die Einkommensteuerzahlungen nämlich werden sie nicht erst oberhalb eines hohen Freibetrags fällig, sondern vom allerersten verdienten Euro an. Die schon genannte Familie mit zwei Kindern und 32 200 Euro Jahresverdienst etwa zahlt wie erwähnt null Euro Steuern – aber insgesamt 6810 Euro an Renten-, Kranken-, Arbeitslosen- und Pflegebeiträgen im Jahr.

Wer Gering- und Durchschnittsverdiener so entlasten möchte, wie Klingbeil es gebetsmühlenartig betont, müsste also eigentlich die Sozialbeiträge reduzieren – von Steuersenkungen haben diese Menschen nämlich kaum etwas. Davor schreckt die Politik aber zurück, weil eine Verringerung etwa der Krankenversicherungsbeiträge auch nur um einen einzigen Prozentpunkt bei den Kassen ein Loch von fast 20 Milliarden Euro reißen würde.

Genauso bei der kalten Progression und beim Mittelstandsbauch. Um Erstere zu verhindern, müsste der Finanzminister alle Mini-Stufen im Steuertarif, vom Grundfreibetrag bis zu jenem Einkommen, ab dem der Spitzensteuersatz greift, leicht verschieben – ganz so, wie es die unterschiedlichen Regierungskoalition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meist gehandhabt haben. Problem: Auch diese Operation ist teuer, allein 2027 würde sie Bund, Länder und Gemeinden geschätzt acht Milliarden Euro kosten. Deshalb fällt sie vorerst aus. Eine vollständige Beseitigung des Mittelstandsbauchs hätte nach Angaben aus dem Finanzministerium sogar jährliche Mindereinnahmen in Höhe von rund 50 Milliarden Euro zur Folge.

Bleibt die Frage nach einer möglichen höheren Besteuerung von Vermögenden, Kapitalanlegern, Erben und Grundbesitzern: Klingbeil wäre hier zumindest zu kleinen Schritten bereit gewesen, Merz und die Union blockten in den Verhandlungen jedoch alle entsprechenden Bemühungen ab. Um zu verstehen, welches Potenzial hier schlummert, nur eine Zahl: Eine Wiedererhebung der ja nur ausgesetzten Vermögensteuer etwa würde bei einem Steuersatz von einem Prozent und einem Freibetrag von zehn Millionen Euro über den Daumen gepeilt rund 20 Milliarden Euro im Jahr einbringen.

Wer profitiert – wem wird etwas zuge- mutet?

Laut den Beispielrechnungen, die das Finanzministerium nach dem Koalitionsbeschluss mitlieferte, wird ein Ehepaar, beispielsweise eine Pflegekraft und ein Busfahrer, mit zwei Kindern und jeweils 2800 Euro brutto durch die geplante Reform 2028 gegenüber 2026 um 632 Euro im Jahr entlastet. Bei einem Lehrer und einer Ingenieurin mit je 5000 Euro Verdienst sind es 678 Euro. Auch Alleinerziehende mit zwei Kindern kommen noch auf Beträge zwischen 468 und 486 Euro. Leben der Busfahrer und die Ingenieurin hingegen allein und haben keine Kinder, müssen sie sich mit 159 beziehungsweise 192 Euro begnügen, wie das Ministerium auf Nachfrage einräumt. Der Grund: Sie profitieren logischerweise nicht vom höheren Kindergeld. Pro Monat wären das also ein Plus zwischen 13,25 und 16 Euro.

Um die Steuerausfälle für den Staat zu minimieren, will die Koalition aber zugleich die steuerliche Absetzbarkeit von Handwerkerleistungen beschränken und Minijobs statt mit zwei mit fünf Prozent besteuern. Zudem wird der Reichensteuersatz noch einmal gesplittet: Der heute geltende Satz von 45 Prozent soll bereits ab 250 000 Euro gelten, hinzu kommt ein neuer Satz von 47 Prozent, der oberhalb von 280 000 Euro greift.

Nimmt man diese Gegenfinanzierungen, den fehlenden Ausgleich der kalten Progression und vor allem die deutlich steigenden Sozialversicherungsbeiträge hinzu, dann dürfte aus der vollmundig angekündigten Entlastung der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in nahezu 100 Prozent der Fälle eine Belastung werden.

Was hat die Gesellschaft insgesamt von der Reform?

Kurze Antwort: fast nichts. Steuerpolitik findet dann Akzeptanz, wenn die Menschen das Gefühl haben, dass es gerecht zugeht, sie tatsächlich spürbar entlastet und die grundlegenden Probleme des geltenden Rechts angegangen werden. Keines dieser Ziele wird mit dem vorliegenden Vorschlag erreicht. Auch der Impuls für Wachstum und Beschäftigung geht nach einer Analyse des Münchener Ifo-Instituts gen null. Statt zu einer Renaissance der Regierung Merz könnte die Steuerreform deshalb eher zu einem weiteren Anstieg der Politikverdrossenheit beitragen.

„Das ist Flickschusterei“

Vor allem Menschen mit kleinen und mittleren Einkommen sollen von den Plänen profitieren. Drei Haushalte rechnen vor, was sie erwarten.

Hohe Rüstungsausgaben, explodierende Zinskosten, steigende Zuschüsse zur Rentenkasse: Eigentlich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gar kein Geld für Steuersenkungen, wenn nicht zugleich an anderer Stelle gespart wird. Kein Wunder also, dass Union und SPD bei ihren Verhandlungen über eine Minimallösung nicht hinauskamen. Sie sieht vor, dass Gering- und Durchschnittsverdiener ein bisschen weniger, Bezieher von Top-Gehältern dagegen etwas mehr als bisher zur Finanzierung des Gemeinwesens beitragen müssen. Die SZ hat drei Steuerzahlerinnen und Steuerzahler aus unterschiedlichen Einkommensgruppen gebeten, einmal vorzurechnen, welche Folgen die Reform für sie persönlich wohl haben wird.

Carolin K. aus Landshut, 41, alleinerziehend, ein Kind, Friseurmeisterin in Teilzeit, erwarteter Jahresbruttolohn: 28 000 Euro

Für Carolin K. bestand das Jahr 2026 bisher vor allem aus finanziellen Zumutungen. Erst waren es die Heizkosten: 700 Euro Nachzahlung „für eine Zweizimmerwohnung, in der wir sparsam heizen“, wie sie erzählt. Dann wurden ihr aufgrund von

Rechtsänderungen Wohngeld und Kinderzuschlag gestrichen. „Das sind 200 Euro monatlich, die mir aus dem Nichts wegbrechen, obwohl sich an meiner Einkommenslage nichts geändert hat“, sagt sie.

30 Stunden die Woche arbeitet die Friseurmeisterin in einem Landshuter Salon, insgesamt kam sie damit zuletzt auf einen Jahresbruttolohn von etwas mehr als 28 000 Euro. Nach Abzug aller Freibeträge ergab sich daraus ein zu versteuerndes Einkommen von gut 16 000 Euro, wovon sie 952 Euro ans Finanzamt abtreten musste. Die Einkommensteuer ist also nicht ihr Problem.

„Die Sozialversicherungen schlagen finanziell deutlich mehr rein“, sagt sie. „Und die Lebensmittel stehen sowieso auf Platz eins der Belastungen. Wenn man sich gesund ernähren will, geht da einiges drauf.“ Durch die Erhöhung des Grundfreibetrags, des Arbeitnehmerpauschbetrags und des Kindergelds wird Carolin K. demnächst netto rund 300 Euro mehr haben. Für diese 25 Euro pro Monat seien aber „weder das Lunchpaket für den Sohn noch der Wochenendeinkauf drin“, sagt sie. Wollte man Alleinerziehende mit niedrigem Einkommen wirklich entlasten, müßte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statt an die Steuer an andere Themen wagen: Schul- und Hortgebühren, Betreuungskosten, Sport- und Freizeitangebote für Kinder. K.s Fazit deshalb: „Wenn ich ehrlich bin, bringt uns diese Reform nicht weiter.“

Thomas U. aus Verden, 58, verheiratet, ein Kind, gehobene Position bei einer Firma in Bremen, erwarteter Jahresbruttolohn: 120 000 Euro

Die Familie U. ist das, was man eine klassisch bürgerliche Familie nennt. „Wir haben ein Haus und ein Auto, wir fahren in den Urlaub, alle haben's schön“, sagt Thomas U. Er arbeitet für einer Bremer Firma in Altersteilzeit, seine Ehefrau bezieht Erwerbsminderungsrente, der gemeinsame Sohn wohnt noch bei ihnen zu Hause. Sollten keine überraschenden Veränderungen eintreten, wird Familie U. 2027 wie schon in diesem Jahr ein Bruttoeinkommen von knapp 120 000 Euro erzielen.

Nach Abzug der Ausgaben für Altersvorsorge, private Krankenversicherung, Dienstreisen und die Fahrten zum Arbeitsplatz bleibt ein zu versteuerndes Einkommen von etwa 90 000 Euro. Dank

Splittingtarif ergibt sich für das Ehepaar damit eine vergleichsweise niedrige gemeinsame Einkommensteuerschuld von etwa 18 000 Euro.

„Wir kamen die letzten Jahre als Familie immer bei knapp 100 000 Euro netto raus“, sagt Thomas U. Durch die Erhöhung von Kinderfreibetrag und Arbeitnehmerpauschbetrag sinkt die Steuerbelastung für die U.s um voraussichtlich etwas mehr als 500 Euro. Bei rund 18 000 Euro Einkommensteuer sind das weniger als drei Prozent Unterschied.

„Ist das eine Reform? Das ist Flickschusterei“, sagt Thomas U. „Allein beim Tanken gehen mir die monatlich 40 Euro Unterschied flöten.“ Trotzdem hat er Verständnis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Da ist bestimmt guter Wille dabei. Aber es ist wohl nur der kleinste gemeinsame Nenner zweier sehr unterschiedlicher Parteien.“ Und überhaupt will U. nicht klagen: Ihm sei bewusst, sagt er, dass es seiner Familie im Vergleich zu anderen finanziell gut gehe.

Marianne X.*, aus dem Hamburger Umland, 61, verheiratet, vier Kinder, Rechtsanwältin in einer Wirtschaftskanzlei, erwarteter Jahresbruttolohn: 303 000 Euro

Dass sich die Zeiten verändert haben, bemerkt Marianne X. (* Name geändert) bei ihrer ältesten Tochter. Diese absolviert seit drei Jahren eine Ausbildung, „aber Luxus ist das nicht – obwohl sie hart arbeitet“, sagt X. Bei unteren und mittleren Einkommen sei für den Staat daher kaum was zu holen, findet sie: „Man müsste an die oberen Einkommen ran.“

Womit man bei ihr und ihrem Mann wäre. Marianne X. ist Rechtsanwältin in einer großen Wirtschaftskanzlei, ihr Mann arbeitet als leitender Angestellter einer Reederei. Zusammen verdienen sie etwas mehr als 300 000 Euro im Jahr, die beiden Kinder sind in der Ausbildung und wohnen noch zu Hause.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Kinderfreibeträge landet das Paar bei einem zu versteuernden Einkommen von grob 245 000 Euro. Für das Jahr 2026 ergibt das, inklusive Soli und Kirchensteuer, eine Einkommensteuerschuld von rund 91 000 Euro.

Für 2027 kann Familie X. mit einer Entlastung von etwas mehr als 900 Euro rechnen. Denn trotz ihres vergleichsweise hohen Einkommens kommen sie noch nicht in Kontakt mit der sogenannten Reichensteuer, die die Koalition zur Finanzierung ihrer Reform erhöhen will. Sie wird für Eheleute erst bei einem zu versteuernden Jahreseinkommen von mehr als 500 000 Euro fällig. Natürlich freue sie sich über mehr Geld, aber „uns zu entlasten, kann doch nicht der Zweck sein“, sagt X. „Wir könnten mehr beitragen, vielleicht nicht mit Zehntausenden im Jahr, aber doch mit ein paar Tausenden.“

Ihre Kinder sähen das anders. Die Eltern hätten hart gearbeitet, da sei es ihr gutes Recht, am Ende auch mehr zu haben als andere. „Aber das ist eine zu kurzfristige Sicht“, sagt Marianne X. und nennt als Beispiel Pfleger, Erzieherinnen, Polizisten und Fließbandarbeiter: „Ohne die geht es auch nicht. Das sind genauso „Leistungssträger“, sagt sie, die der Markt nur anders entlohne. Neben Spitzenverdienern würde Marianne X. Kinderlose stärker zur Kasse bitten. „Wir haben unseren Beitrag zum Solidarpakt geleistet, indem wir vier Kinder großgezogen haben“, sagt sie. „Das sollte – bei allem Verständnis für diejenigen, die ungewollt kinderlos geblieben sind – ausgeglichen werden.“

Yannik Yeşilgöz

Das Leben brät weiter

Jeden zweiten Dienstag trifft sich in Uelzen eine Gruppe Witwer, um gemeinsam zu kochen. Ältere Männer lernen hier, wie man Sahne schlägt und Kohlrouladen rollt. Es ist ihr Rezept gegen die Einsamkeit.

Von Josef Wirnshofer

eute ist Jörg an der Reihe. Er hat sich viel vorgenommen, sein ganzer Kofferraum ist voll. Die anderen packen gleich mit an. Peter schnappt sich den Korb mit den Kartoffeln und der großen Fleischgabel, Reinald klemmt sich einen der Töpfe unter den Arm. Severin und Wolfgang tragen die Kiste mit dem Amaretto und den Geschirrtüchern, der eine hält links, der andere rechts. Auch Udo ist schon da, aber er muss etwas langsamer machen. Mit dem Rollator hat das Leben ein anderes Tempo.

Sie schleppen alles in die Küche, räumen die Tische frei und legen die Brettchen bereit. Dann binden sie erst mal ihre Schürzen um. Jörg stellt noch eben die Soße ab, die er am Morgen vorgekocht hat. Er ist um Viertel vor sechs aufgestanden, hat nach dem Fleisch gesehen und nach den Pilzen. Jetzt will er endlich loslegen, will sein Mahl vollenden. Die anderen halten schon ihre Messer parat, auch Udo, der immer sein eigenes mitbringt. Doch plötzlich merkt Jörg: „Ich hab noch gar keine Schürze um.“

„Oh, das wird teuer“, ruft Peter. Wer seine Schürze vergisst, muss einen Euro zahlen. „Da sind wir knallhart. Damit wir mal zum Weinfest gehen und unsere Kasse versaufen können.“ Sie lachen.

Acht alte Männer. Der Tod brachte sie zusammen, der Tod ihrer Frauen. Bei allen von ihnen kam er in langsamen Schritten, mal war es Krebs, mal Diabetes, oft war es eine jahrelange Qual. Am Ende blieben die Männer zurück. Und die treffen sich jetzt alle zwei Wochen zum „Kochen für Witwer“, immer dienstags, angeboten vom Hospizdienst Uelzen. Hier lernen sie, wie man Frikadellen formt und Plätzchen backt. Wie man Kohlrouladen rollt und Eintopf kocht. Und sie essen zusammen, jedes Mal. Denn zu acht isst man weniger allein.

Sie haben ambitionierte Hobbyköche in der Gruppe. Einen auch, der als kleiner Junge Koch werden wollte, dann aber doch Versicherungsfachwirt wurde, der Eltern wegen. Und sie haben Witwer in der Gruppe, die ein Leben lang von ihrer Frau bekocht wurden. Die nie dachten, das würde sich mal ändern. Ihre Frau würde sowieso länger leben, Frauen leben meistens länger, so ist es doch. Und auf einmal saßen sie allein da, als hätte die Statistik sie vergessen.

Der Jüngste ist 68 und nascht gern. Dann klopfen sie ihm auf die Finger

Uelzen in Niedersachsen, südlich von Lüneburg gelegen. Die Witwer treffen sich pünktlich um elf im „Haus Philia“, einem Pflegeheim, dessen Küche sie benutzen dürfen. Ein heller Raum, die Wände leuchten in Pastell, gelb und blau. Der lange Tisch rechts ist der Arbeitstisch, an dem beginnen die Treffen. Mit dem „Schnibbeln“, wie Reinald sagt. Der lange Tisch links ist der Esstisch, an dem enden ihre Treffen.

Jeder in der Gruppe zahlt fünf Euro für den Einkauf. Und jedes Mal bestimmt ein anderer, was sie kochen. Heute also ist Jörg an der Reihe, der mittlerweile übrigens seine Schürze trägt. Er hat ein ganzes Menü vorbereitet: Pumpernickel-Taler als Vorspeise, eine Rehkeule im Hauptgang und als Dessert zwei Kugeln Eis mit Amaretto-Sahne. Damit alle wissen, was sie zu tun haben, hat Jörg das Rezept ausgedruckt. „Guten Tag, meine lieben Kochfreunde“, steht oben auf der Seite. Und weil jetzt erst mal alle lesen, ist Zeit für eine kleine Vorstellungsrunde.

Da wäre Peter Utrata, ein gemütlicher Mann von 80 Jahren. Er ist zwar genau genommen kein Witwer, aber so was wie der Chef hier. Als ausgebildeter Sterbebegleiter leitet er die Gruppe, und das schon seit neun Jahren. Jörg Bönecke, 83, ist Jäger und hatte früher eine Parfümerie in Uelzen. Nachdem seine Frau 2022 gestorben war, hörte er, dass es da so eine Kochgruppe gebe. Als Weihnachtsüberraschung brachte er mal die Schürzen mit, die heute alle umhaben. „Kochen im Philia“ steht vorn drauf.

Severin Tiede, 89, ist der Älteste in der Gruppe. Er kannte Jörg schon vom Jagen und dachte: „Och, wo der ist, da kannst du auch hingehen.“ Reiner Körtner, 68, ist der Jüngste, und manchmal klopfen ihm die anderen auf die Finger. Er nascht nämlich gern, vor allem, wenn es Erdbeeren gibt.

Wolfgang Werner, 82, ist ein stiller Mann. Er schnibbelt konzentriert und akkurat, er lächelt dabei, doch redet kaum je von sich. Ganz anders Udo Friedberg, 86, der dem Gemüse eher rustikal zu Leibe rückt und gern von seinen Enkeln erzählt, im weichen Plauderton. Karl-Heinz Seifert, 71, kocht auch mal ohne Fleisch, Paprika mit Kokosmilch zum Beispiel. Heute verspätet er sich aber ein wenig, er hat noch einen Termin. Peter sagt: „Der kommt nur zum Essen, der Schinder.“

Und dann wäre da noch Reinald. Er ist 69 und auch kein Witwer, wie Peter. Aber als er mit seiner Frau vor drei Jahren in die Gegend hier zog, fühlte er sich einsam. „Wenn man in einem gewissen Alter ist, der Beruf ist vorbei, die Kinder sind aus dem Haus, dann findet man keinen Kontakt.“ Als er von den kochenden Witwern hörte, dachte er, ich ruf einfach mal an. Seitdem gehört er dazu. Aber weil es nicht angenehm ist, wenn man sich einsam fühlt, möchte Reinald seinen Nachnamen nicht so gern in der Zeitung lesen.

Wobei sich hier sowieso alle duzen. Beim Kartoffelschälen klingt das Sie wie ein falscher Ton.

Stichwort Kartoffelschälen. Am Arbeits- tisch haben jetzt alle ein Brettchen vor sich, ein Messer in der Hand, und los geht's. Reinald, Wolfgang und Reiner schälen die Kartoffeln, die es gleich zu Jörgs Rehkeule geben wird. Peter macht die Bohnen zurecht, schneidet den Stiel ab und halbiert sie. Severin hackt eine Handvoll Bohnenkraut.

Auch Udo schält ein paar Kartoffeln, was mittlerweile ziemlich gut klappt. Am Anfang, sagt er, tat er sich etwas schwer, er schnitt sich sogar ein paarmal in den Finger, worüber die anderen sehr lachten. Seitdem benutzt er lieber seine Messer von zu Hause, da weiß er, was er hat.

„Udo bringt jetzt immer ein stumpfes Messer mit“, sagt Reinald.

„Wenn der schält, kriegen wir vier- eckige Kartoffeln“, sagt Jörg.

„Da hab ich nicht drauf spekuliert, dass ich mal selber kochen muss“, sagt Udo.

59 Jahre war er mit seiner Frau verheiratet. Sie hatten sich in Uelzen kennengelernt, als Teenager schon, „eine Sandkastenehe“, sagt Udo. Und immer war sie es, die kochte. Hausmannskost, ganz klassisch. Rouladen, Weißkohl, zu Weihnachten das gute Reh. Allein schon, wie es roch, wenn sie kochte. Wie es duftete und alle in die Küche strömten, er, die beiden Söhne, deren Freundinnen. „Sie war ein Magnet“, sagt Udo. Heide, seine Frau.

Er weiß noch, wie sie ihre Makkaroni machte. Sie nahm die kleinen Gerillten, sagt er, mischte sie mit Speckwürfeln und Käse und gab sie in den Ofen. Der Clou aber war die Tomatensoße. „Die konnte sie so abschmecken, dass ich immer gesagt hab, wenn ich irgendwo essen war: Das schmeckt nicht wie zu Hause.“ Dabei mag er eigentlich keine Makkaroni.

Udo wirft die letzte Kartoffel in den Topf, auch die Bohnen sind fertig geschnitten, die Gruppe liegt gut in der Zeit. Beides muss jetzt eine Weile kochen, die

Kartoffeln für fünfundzwanzig Minuten, die Bohnen für zwanzig, so steht es in Jörgs Rezept. Der bereitet in der Zwischenzeit schon mal das Dessert vor.

Er beugt sich mit Wolfgang über einen kleinen Rührbecher, hinten neben der Spüle. Wie die beiden so dastehen, sehen sie fast ein wenig verschwörerisch aus. Sie schlagen die Amaretto-Sahne für das Eis nachher. Wolfgang hält wortlos den Handrührer, Jörg kippt einen Schuss Likör hinein. Er ist der Amaretto-Fan der Gruppe, die anderen mutmaßen sogar, dass er an alles einen Schuss Amaretto gibt. Er probiert kurz. „Noch mehr“, fragt Wolfgang. „Noch mehr“, sagt Jörg.

Sie kochen alles frisch, das ist ihnen wichtig. Keine Dosen, keine Tütensuppen. Und klar, jeder hat seine Vorlieben. Reinald mag es exotisch. Als er mal in Marokko war, kochte er mit den Witwern hinterher Tajine. Peter wiederum mag Eintopf. Linseneintopf, Bohneneintopf, gern auch mal Frikadellen, aber „kein Schickimicki“. Und Jörg mag natürlich nicht nur Amaretto, er mag auch Wild. „Seit 1968 geh ich zur Jagd“, sagt er. „Der hat so manchen Bock schon geschossen“, sagt Peter.

Er weiß, für Trauer gibt es kein Rezept. Trauer ist ja keine Frikadelle

Als die Sahne endlich steif geschlagen ist, setzen die Männer sich rüber an den Esstisch. Es ist kurz vor zwölf, Zeit für die Vorspeise. Da trifft es sich gut, dass Karl-Heinz gerade ankommt, fast wie bestellt. Doch bevor gleich alle drauflosessen, senken sie noch kurz die Köpfe und falten die Hände. Reiner spricht ein Tischgebet, so hat er es eingeführt. Udo nennt ihn deshalb „unseren Pastor“.

Und dann greifen sie zu. Pumpernickel-Taler, bestrichen mit einer Creme aus Frischkäse und Sahnemeerrettich. Darauf eine Scheibe Räucherlachs, ein paar Dillspitzen und eine halbe Kirschtomate. Jörg hat die Taler gestern Abend schon vorbereitet, hat sie angerichtet auf zwei großen Tellern. „Das sind wieder Spezialitäten heute“, sagt Udo und macht ein Foto. Udo macht fast immer Fotos, er kann sich die Rezepte dann besser merken. Außerdem berichtet er seinen Kindern und Enkeln immer noch ganz stolz, was er in der Kochgruppe mal wieder Neues gelernt hat.

Frage in die Runde: Geht denn ab und an ein Gericht in die Hose? Gibt es Zutaten, die der eine oder andere nicht mag? Ist am Ende gar ein mäkeliger Esser unter ihnen? Kopfschütteln.

„Was auf den Tisch kommt, wird gegessen“, sagt Severin.

„Meckern wird auch nicht zugelassen“, sagt Peter.

„Gott sei Dank ist kein Vegetarier dabei“, sagt Reinald.

Na gut, kleine Einschränkung: Karl-Heinz isst kein Schweinefleisch, weil er Rheuma hat. „Aber wenn einer Schnitzel mitbringt“, sagt er, „dann lass ich das auch nicht liegen.“

Reiner nimmt noch einen Pumpernickel-Taler. Mit seinen 68 Jahren wirkt er fast jugendlich hier, er ist jedenfalls der Einzige am Tisch, der noch keine grauen Haare hat. Seit vier oder fünf Jahren kocht er in der Gruppe, damals lebte seine Frau noch. Ein Abszess hatte in ihrem Kopf gewuchert, so sehr, dass er „das Hirn verdrängt“ habe. Zwar konnte der Abszess entfernt werden, sagt Reiner, doch seine Frau war danach auf Pflege angewiesen. Sechs lange Jahre.

Es war ein „Abschied in Scheiben“, so nennt Reiner es. Anfangs habe sie noch laufen können, dann bereiteten ihr die Treppen Probleme, bald auch das Gehen, ihr Radius wurde kleiner und kleiner. Reiner besuchte sie im Pflegeheim, „so gut wie jeden Tag“. Er las ihr vor, sang Kirchenlieder für sie, er redete mit ihr, als sie selbst nicht mehr reden konnte. Und alle zwei Wochen kam er hierher zum Kochen. „Das war ein kleiner Urlaub von der ganzen Situation“, sagt er.

Eigentlich sind sie keine klassische Trauergruppe. Eigentlich reden sie auch kaum über ihre toten Frauen. „Ganz, ganz selten mal“, sagt Peter. Sie reden eher über die Apfelbäume in Severins Garten, über Udos Urenkel und Wolfgangs Hund. Oder über die Kartoffelkönigin von Bad Bevensen. Reiner sagt: „Man ist ganz froh, wenn man abgelenkt wird.“

Fast auf den Tag zwei Jahre ist es her, dass seine Frau gestorben ist. Edeltraut. Ein paar Tage davor hatten sie noch Hochzeitstag. „Ich hab gesagt: Du, wir sind heute zwanzig Jahre verheiratet.“ Zwanzig Jahre, sie hatten es gerade noch geschafft.

Natürlich kam die Kochgruppe, als Edeltraut beerdigt wurde. Alle waren sie da.

Am Tisch nun Stühlerücken und klapperndes Geschirr. Die Pumpernickel-Taler sind verputzt, gleich hat Jörgs Rehkeule ihren Auftritt. Alle packen noch mal an. Severin gießt die Kartoffeln ab, Reinald lässt die Soße aufkochen, Jörg kümmert sich um das Fleisch. Er hat es im Rohr aufgewärmt, jetzt schneidet er Scheibe um Scheibe ab, schön dick, denn für Freunde gibt es kein Zuviel. Die Keule hat Jörg heute Morgen bei sich zu Hause

Der Tod ihrer Frauen brachte sie zusammen, aber die Witwer reden gar nicht so viel darüber. Sie wollen sich eher ablenken, also erzählen sie von ihrem Hund oder der Kartoffelkönigin von Bad Bevensen. FOTOS: LUDWIG NIKULSKI

gegart. Niedrigtemperatur, zweieinhalb Stunden bei 80 Grad. Auch die Soße mit den klein geschnittenen Pfifferlingen hat er vorgekocht, sonst wäre es hier ein wenig hektisch geworden. Für die anderen ist das praktisch, Peter setzt sich schon mal hin, Udo wischt auf seinem Handy.

Dann ist es so weit. Der Hauptgang wird serviert, alles kommt auf den Tisch. Die rosa gebratenen Keulenstücke, die dampfenden Kartoffeln, die Bohnen. Alle laden sich auf die Teller, gießen eine Kelle Soße darüber und noch eine, tunken das Fleisch hinein, schauen, dass sie auch wirklich von allem auf der Gabel haben, und Reinald fasst das Urteil der Gruppe eigentlich ganz gut zusammen: „Boah, herrlich!“

Jörg sitzt da und schaut in die Runde. Er hat das Menü schon mal gekocht, alle drei Gänge. Er hat es zum 70. Geburtstag seiner Frau gekocht. „Das war 2015“, sagt er. „2016 ist sie dann krank geworden.“

Sie haben alle ihre Geschichte. Alle haben einen Grund, der sie an diesen Tisch brachte. Und vielleicht ist jetzt ein ganz guter Moment, um den Tisch mal für einen Augenblick zu verlassen.

Es ist der Nachmittag nach der Kochrunde. Jörg schließt seine Haustür auf, legt den Schlüssel ab und geht schnurstracks ins Esszimmer. Er setzt sich in seinen grauen Ledersessel und zeigt in den Raum: „Meine Frau umgibt mich überall.“ Fotos von ihr in der Vitrine, Fotos von ihr auf dem Klavier. Fotos von ihr auf dem Schränkchen und eines vor ihm auf dem Tisch.

Eine Frau mit kurzen Haaren und rosigen Wangen. Mit fein geschwungenen Augenbrauen und selbstbewusstem Blick. Sie lächelt auf fast jedem Foto. Inge, so hieß sie.

Sie lernten sich an der Berufsschule kennen, im fernen Jahr 1962. Sie machten beide eine Drogistenlehre, und als Inge neu in die Klasse kam, habe der Lehrer gesagt: Setz dich neben Jörg. „Damit war das besiegelt.“

Sie träumten von Unabhängigkeit, sagt er, „von jedermann Unabhängigkeit“. Und sie waren bereit, dafür zu arbeiten. Als sie ihre Parfümerie eröffneten, kannten sie keine Zehn-Stunden-Tage. Es waren eher vierzehn, sagt er, fünfzehn oder sechzehn Stunden. Urlaub? „Wenn wir in diesen 29 Jahren ein Vierteljahr im Urlaub waren, dann war es viel.“ Keine Bali-Trips, kein Inselhopping in der Südsee.

Ihre Insel war die Parfümerie. Man merkt es bis heute, überall im Haus stehen alte Flakons. Düfte von damals, Erinnerung in Fläschchen. Welches Parfüm das liebste seiner Frau war? Da springt Jörg auf, geht rüber in die Gästetoilette und greift nach einem Flakon, von dem das Etikett schon etwas abblättert. Doch der Name ist noch zu lesen: „Coco“ von Chanel. „Ich kann ja mal ein wenig in die Luft sprühen“, sagt Jörg. Er drückt auf den Zerstäuber, schließt die Augen, zieht Luft durch die Nase. „Ein blumiger, intensiv-würziger Duft“, sagt er. „Mehr ein Abendduft, als Tagesduft beinah zu schwer.“ Einen Moment bleibt er noch stehen, kurz nur, dann setzt er sich wieder in seinen Sessel.

Es gibt Tage, die wiegen schwerer als andere. Tage, da weiß er nicht viel mit sich anzufangen. Sie waren doch immer zusammen, Inge und Jörg, von morgens bis abends. Das änderte sich auch nicht, als sie ihre Parfümerie 1995 verkauften. Wenn seine Frau einen Satz begonnen hatte, konnte er ihn zu Ende sprechen. Das blieb so, all die Zeit.

Sechs lange Jahre war Inge krank, wie Reiners Frau. 2016 verschlimmerte sich ihr Diabetes, bald darauf, sagt Jörg, stürzte sie und musste operiert werden. „Seitdem konnte sie kein Wort mehr sprechen.“ Dazu kam dann noch Parkinson, später auch eine Nierenentzündung, und er wusste, was das bedeutet.

Eigentlich, sagt Jörg, wollte er Inges Hand halten, wenn sie geht. Doch sie starb, als er schlief.

Zurück in der Kochgruppe, die schon wieder gut eingespannt ist. Reinald, Karl-Heinz und Wolfgang räumen das Geschirr in die Spülmaschine, Peter kratzt den letzten Rest Bratensoße aus dem Topf. Was jetzt noch fehlt, ist die Nachspeise, Jörg und Reiner arbeiten mit Hochdruck daran. Sie stehen vor einer langen Reihe Glasschälchen, in jedem zwei Kugeln Eis, Vanille und Schokolade. Reiner gibt überall einen großen Löffel Heidelbeeren dazu, Jörg schließt mit einem Klecks Fruchtsoße ab.

Peter hat als Sterbebegleiter schon viele Menschen erlebt, die mit einem Verlust klarkommen mussten. Und wenn er etwas weiß, dann, dass jeder Mensch ein bisschen anders trauert. Dass es kein Rezept dafür gibt, Trauer ist schließlich keine Frikadelle.

Udo zum Beispiel nahm nach dem Tod seiner Frau erst mal fünfzehn Kilo ab. Er frühstückte spät, ließ das Mittagessen aus, das Leben schmeckte nicht mehr wie zu Hause. Jörg dagegen versucht, sich gegen die Schwermut zu stemmen. Gerade an Tagen, an denen er nicht viel mit sich anzufangen weiß. „Dann heißt es ganz einfach: Contenance“, sagt er, „reiß dich zusammen!“ Wieder andere in der Gruppe haben eine neue Beziehung, eine neue Freundin.

Nach dem Tod der Frau nahm er ab, das Leben schmeckte nicht mehr

Es kommt natürlich noch dazu, dass sie einer Männergeneration angehören, die nicht gerade mit Emotionen um sich wirft. Der es vielleicht sogar ganz recht ist, wenn es in der Kochgruppe nicht ständig um den Tod ihrer Frauen geht. Peter kann sich jedenfalls gut vorstellen, dass sie über ihre Trauer erst offener reden werden, „wenn mal einer von uns stirbt“.

Es ist kurz nach eins, als die Witwer sich zurück an den Esstisch setzen, ein letztes Mal für heute. Jörg hat sich viel vorgenommen, jetzt also das süße Finale seines Menüs: Eis mit Heidelbeeren und Fruchtsoße. Peter und Karl-Heinz löffeln gleich los, Udo macht noch schnell ein Foto, dann löffelt auch er. Doch plötzlich hängt eine Frage im Raum: Was ist eigentlich mit der Amaretto-Sahne?

„Die ist uns misslungen, zu lang geschlagen“, sagt Jörg.

„Och, und das wär so schön gewesen“, sagt Peter.

„Mach die Augen zu und stell sie dir vor“, sagt Reinald.

Wäre das auch geklärt. Sie löffeln weiter, bis die letzte Beere, der letzte Tropfen Fruchtsoße aufgegessen ist. Dann packen sie so langsam wieder zusammen. Sie räumen die Brettchen weg und wischen die Tische ab. Sie legen die Fleischgabel in den Korb und ziehen ihre Schürzen aus. Peter fragt noch, ob alle ihre fünf Euro bezahlt haben, Jörg sammelt seine Töpfe ein. Ganz zum Schluss besprechen sie immer, wer in zwei Wochen das Menü bestimmt. Und dann, pünktlich um zwei, brechen sie auf.

Das nächste Mal ist Reinald an der Reihe.

Manche der Männer schnibbeln konzentriert und akkurat, doch es sind auch welche dabei, die dem Gemüse eher etwas rustikal zu Leibe rücken.

PARTEIEN

Besser sein

Von Jens Schneider

raucht es jetzt zum Finale noch mehr politischen Grusel, damit der Trend endlich bricht – oder nutzen all die düsteren Szenarien nicht gar denen, de-

ren Ideen und Auftreten wahrhaftig gruselig sind? Die Warnungen vor einem Erfolg der AfD bestimmen vor den Landtagswahlen in Sachsen-Anhalt jede Debatte, alles scheint sich um diese Partei und die Gefahr zu drehen, die von ihr ausgeht, als gäbe es nichts anderes.

Und die AfD wächst immer weiter, sie sonnt sich in dieser Bedeutung. Ihre Anhänger genießen das Gefühl, jetzt wohl dran zu sein. Umso eindringlicher werden nun die Mahnungen, was passieren würde, wenn die extrem rechte Partei tatsächlich dran wäre – an der Regierung in Mag-

deburg; es wäre eine traurige Premiere. Und ihre Widersacher stehen ratlos vor dem Dilemma, dass die Strategie, mit der die AfD eingegrenzt werden soll, zunehmend ins Leere läuft. Dass sie ihr eher nutzt denn schadet – und jene schwächt, die den Wählern eine überzeugende Perspektive bieten müssten.

Es ist an der Zeit, auf den Nutzen und den Schaden des zentralen politischen Instruments gegen die AfD zu blicken – auf die sogenannte Brandmauer, die mit großem Gestus propagiert, aber auch mancherorts in Ostdeutschland längst unterlaufen wird.

In Sachsen-Anhalt können Union, SPD oder Linke noch hoffen, dass sie mit einer Koalition davonkommen, die früher unvorstellbar war. Spätestens dann ist statt Brandmauer eine neue Idee im Umgang mit der AfD gefragt

Die Idee der Brandmauer gegen die äußerste Rechte entspringt einer schlüssigen Logik. Eine rassistische Partei, die demokratische Spielregeln missachtet und Wettbewerber für den Fall einer Machtübernahme bedroht, kann kein Partner werden. Und nichts ist falsch an den Szenarien, die sich aus Aussagen und Programmen der zum Beispiel in Sachsen-Anhalt eindeutig rechtsextremen AfD ableiten lassen: Wo sie konkrete Politik umsetzen könnte, wird sie Schaden anrichten. Es geht ihr, wie am Freitag die Inszenierung von Björn Höcke im Thüringer Landtag zeigte, um die Zerstörung des Bestehenden. Niemand sollte ihre Entschiedenheit unterschätzen.

Im Wissen darum endete zuletzt jede Landtagswahl in Ostdeutschland in einem Showdown, nach dem Muster: die oder wir. Zunehmend knapper gewannen Amtsinhaber wie der Sozialdemokrat Dietmar Woidke in Brandenburg die Wahlen, gegen die AfD und auf Kosten anderer demokratischer Parteien. Es wurde, wie sich in Sachsen und Thüringen zeigte, immer schwieriger, Bündnisse gegen die AfD zu schmieden, weil politische Gegner zueinanderfinden mussten, deren Nähe auf Beteiligte und Wähler unnatürlich wirkt.

eine Zusammenarbeit wenig Aussicht hat, in der Zukunft die Anziehungskraft der AfD zu schmälern – inhaltlich, aber auch was die Ausstrahlung ihrer Protagonisten angeht.

In Sachsen-Anhalt kann die AfD jetzt auf die absolute Mehrheit der Mandate hoffen; wenn sie das nicht schafft, müssen sich die CDU, die seit Jahrzehnten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stellt, und die Linke, also zwei Antipoden, verständigen, damit das Land weiter regiert werden kann. Für die CDU bedeutet jede Kooperation mit der Linken eine Zerreißprobe. Das mag als ein Preis erscheinen, den man kurzfristig zu zahlen bereit ist. Zum Dilemma dieser Konstellation aber gehört, dass so

Schon jetzt hat die Brondmauer für Teile der ostdeutschen CDU eine lähmende Wirkung. Die alternativlose Zusammenarbeit auch mit Grünen und Sozialdemokraten rührt an ihre Identität. Sie verlangt Zugeständnisse mit Blick auf Werte und Ideen, deretwegen Mitglieder sich überhaupt der CDU angeschlossen haben. Zu diesem Wertegerüst gehört die Abgrenzung schon zur SPD, allemal den Grünen und besonders der Linken, die sie als Gegner und zutiefst fremd empfinden. Eine Abgrenzung, die das Gefühl von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n spiegelte und sie an

die Union band. Nun wirken die Christdemokraten seltsam blass, politisch heimatlos, bestenfalls solide. Zugleich hegen manche gar nicht sehr verborgene Sympathien für Teile der AfD. Auch für Linke, Grüne und Sozialdemokraten strahlt die aus der Not geboren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anderen Seite des politischen Spektrums wenig Charme aus – weil der gemeinsamen Politik gera-dezu logisch die Ideen und die einende Botschaft fehlen.

Die AfD kultiviert auf ihrer Seite der Grandmauer eine hemmungslos realitätsferne Programmatik – und hat keinerlei Druck, über deren Umsetzbarkeit zu diskutieren. Sie profitiert von einer Anhänger-

schaft, deren diffuser Missmut durch die Zusammenarbeit der anderen Parteien verstärkt wird: Es sei eh alles das Gleiche. Da ist es ein Geschenk für die AfD, wenn man stets die Gemeinsamkeit eigentlich gegensätzlicher Parteien herausstellt.

Also: Schluss mit der Brandmauer? Das ist nicht der entscheidende Punkt. Es wäre gefährlich kurz gedacht, Türen in die Brandmauer einsetzen zu wollen und leichterhand über Kooperationen mit der AfD nachzudenken. Sie sind inhaltlich schlicht nicht vorstellbar. Und jene in der Ost-CDU, die mit der AfD anbandeln wollen, sollten nicht übersehen, dass diese Partei nicht zusammenarbeiten, sondern die CDU vernichten und ersetzen will.

Es gibt kein Patentrezept, keine schnelle Lösung gegen die Welle der rechten Empörung. Aber den sicheren Befund, dass die Fixierung auf den Aufstieg der AfD und die Brandmauer jetzt vielleicht noch einmal reichen kann, um sie von der Macht fernzuhalten. Das werden die Wahlen zeigen. Aber dann ist man wieder nur: noch mal davongekommen, um den Preis der eigenen Identität.

Auf die aber kommt es an, wie alle Erfolge von Politikern zeigen, die Populisten auf Abstand halten konnten. Es darf halt nicht nur ums Überleben im Amt gehen. Ein Ministerpräsident und eine Regierung müssen mehr zeigen als die Abgrenzung zum Unerwünschten, die ihr Profil kostet und sie vor dem Wähler immer kleiner wirken lässt. Da geht es um Präsenz und Unterscheidbarkeit – und die Leidenschaft, Wähler für die eigenen Ideen gewinnen zu können: mit Empathie.

BUNDESKANZLER

Milz an Großhirn

W ofür immer auch Friedrich Merz seinen Urlaub genutzt hat: für ein Kommunikations-training jedenfalls nicht. Oder für ein schlechtes. Oder er hat nicht aufgepasst. Oder alles schon wieder vergessen. Wie kann man als Bundeskanzler nur so einen Auftritt hinlegen wie am Donnerstagabend bei RTL?

Dies war eigentlich die Woche der gar nicht mal so schlechten Nachrichten. Die Chemieindustrie bewertet ihre Lage zum ersten Mal seit vier Jahren wieder positiv. Die Exporterwartungen der Industrie insgesamt sind laut Ifo-Institut sogar gestiegen wie seit sechs Jahren nicht – und die Steigerung der Tariflöhne im ersten Halbjahr ist höher als die Inflation. Das alles ändert noch nichts an strukturellen Problemen, bei der Autoindustrie, bei den Sozialversicherungen. Aber es zeigt, welche Chance ein Kanzler hätte, der sich mutmachend, empathisch, gelassen, sogar gut gelaunt präsentierte.

Friedrich Merz aber beherrscht nur den strengen, herrischen Gestus. Selbstverständlich war es eins drüber, wie eine Kinderärztin bei RTL ihm vorwarf, mit der Gesundheitsreform breche er seinen Amtseid. Aber die Frau ist Profi in der Behandlung von Kindern; das öffentliche Debattieren gehört nicht zu ihrem Beruf. Überhaupt diskutiert das Volk selten wie im Salon. Die Regeln, nach denen Politiker, Anwältinnen und Journalisten ihre Debatten führen, können Laien nicht ver-

Es ist erstaunlich, wie wenig Merz von heutiger Kommunikation versteht

traut sein. Wer von ihnen angegangen wird – hart, manchmal überhart –, der imponiert ihnen oft mit einer coolen, ruhigen, vielleicht sogar selbstironischen Antwort. „Liebe Frau Merscher“, hätte Merz zur Kinderärztin sagen und sie dabei anlächeln können, „ich bin nicht ganz so schlimm, wie Sie denken. Wir wollen beide das Beste, also ist es gut, dass wir darüber streiten, was richtig ist.“ Hätte. Merz aber legte die Stirn in Falten, man sah ihm an, wie geladen er war. Er setzte zum Stakkato an: „Das geht zu weit. Und das weise ich mit Entschie-den-heit zurück.“ Milz an Großhirn, sozusagen.

Es hört ihm in dem Augenblick aber nicht nur die Kinderärztin, sondern das halbe Land zu; so ist das immer, wenn ein Bundeskanzler spricht. Es fühlt sich dann nicht nur die Kinderärztin zurechtgewiesen. Die Stimmung ist dann erst mal dahin. Das bewirkt derselbe Kanzler, der am Tag davor, zum Ende der Kabinettsklausur in Neuhardenberg, gesagt hatte, „wir“ müssten raus aus dem Klima der Verdrießlichkeit und des Verdrusses. Als ob sich das dekretieren ließe. Es ist erstaunlich, wie wenig Friedrich Merz von Kommunikation im 21. Jahrhundert versteht.

In Neuhardenberg wurde er noch gefragt, was es brauche, damit am Jahresende die Bilanz für die Koalition doch noch gut sei. Da sagte Merz ganz lapidar, mit gesenkter Stimme, sogar lächelnd: „Kein Streit.“ Geht doch. Detlef Esslinger

Gamescom 2026
SZ-Zeichnung: Wolfgang Horsch

STEUERN

Weg mit dem Zucker

Von Werner Bartens

Medizinisch ist die Lage klar: Der vermehrte Konsum von gesüßten Getränken und anderen Lebensmitteln erhöht

die Wahrscheinlichkeit für Übergewicht, Diabetes und andere Leiden, darunter Krebs. In den mehr als 110 Ländern, die eine Abgabe auf Softdrinks und anderen Süßkram erheben, ist der Zuckerkonsum zurückgegangen. Das liegt besonders daran, dass die Hersteller den Zuckeranteil in ihren Produkten oft deutlich gesenkt haben – um Steuern zu sparen. Positive Auswirkungen auf die Gesundheit sind naheliegend, auch wenn die Studienlage heterogen ist, weil Länder wie Großbritannien, Frankreich, Belgien, Portugal und Polen die Steuer zu unterschiedlichen Zeiten und in unterschiedlichem Umfang eingeführt haben. Das macht es schwieriger, ihren Nutzen genau zu bewerten.

Mit der geplanten Zuckersteuer verhält es sich wie mit hoch verarbeiteten, gesüßten Lebensmitteln: Man weiß nicht genau, was drin ist. Bisher kursieren Vorlagen, ein Eckpunktepapier, und zu jeder Kaffee-pause äußert sich ein weiterer Politiker oder ein weiteres Ministerium dazu, wie sie es mit der geplanten Abgabe halten und was mit den zu erwartenden Mehr-einnahmen geschehen sollte.

dieses perfekt verpackte Lebensmittel. Ebenso nehmen Mensch, Marder und Fuchs gerne das ganze Huhn zu sich – man denke nur an die nahende Wiesen! Doch Intelligenz sprechen die Menschen den gefiederten Nachfahren der Dinosaurier ab; ob sie damit unbewusst ihren exzessiven Genuss von Huhn zu Zeiten des Oktoberfests rechtfertigen, ist bislang nicht erforscht. Jedenfalls beleidigt man unkluge Menschen oft als „dummies Huhn“. Kombiniert mit der Eigenart von Hennen, mit einem lauten abgehackten Ruf – der ans Lachen mancher Menschen erinnert – kundzutun, dass sie gerade ein Ei gelegt haben, ergab sich die Redewendung „Da lachen ja die Hühner“. Der Subtext: Selbst ein so dummes Wesen wie ein Huhn versteht, dass etwas lächerlich ist. FC-Bayern-Ehrenpräsident Uli Hoeneß bediente sich derart der Hühner, als seine Nachbarn nun vor Gericht behaupteten, es gehe ihnen nicht darum, der Familie Hoeneß wegen einiger Bäume am Tegernsee das Leben schwer zu machen. Ob Huhn oder Mensch, das mit den Bäumen versteht man echt nicht. PFU

Da lachen ja die Hühner

Zudem gibt es Hinweise, dass Zuckerersatzprodukte ebenfalls nicht gut für die Gesundheit sind. Wegen der Vielfalt der Süßstoffe fällt die Bewertung uneinheitlicher aus, und der mögliche Schaden ist in Studien schwieriger zu bewerten als jener von Lebensmitteln, die das Original enthalten, also Zucker. Dennoch besteht in der Medizin Einigkeit, dass die Menschen weniger süße Getränke zu sich nehmen sollten, egal, wie

AKTUELLES LEXIKON

am Geschmack frisiert wird. Es gibt daher gute Gründe, eine Zuckersteuer einzuführen; plus eine niedrigere Abgabe für Ersatzprodukte. Es ist nun mal einfacher, einzelne Substanzen für verantwortlich zu erklären und auf diese Weise den Konsum zu steuern, als das komplexe – und schwieriger zu verändernde

Welch Unrecht widerfährt den Hühnern doch Tag für Tag. Zwar schätzen die Menschen und auch Getier wie Marder und Fuchs die Eier des Huhns,

Die Koalition ziert sich, die Abgabe einzuführen. Dabei hat die sich woanders bewährt

- Zusammenspiel zwischen mangelnder Bewegung, schlechter Ernährung und anderen ungesunden Verhaltensmustern in den Griff zu bekommen. Der Hinweis, ärmere Menschen wären durch die Steuer benachteiligt, zieht nicht. Gerade hier ist der Zuckerkonsum hoch, sodass sie von zuckerärme

ren Lebensmitteln besonders profitieren würden.

recht nicht. Vielmehr wirkt es so, als ob das Vorhaben immer weiter verwässert wird. Kommt die Zuckersteuer 2027 oder erst 2028? Welche Lobby-Interessen werden noch berücksichtigt, wenn immer wieder um Ausnahmen, weniger strenge Grenzwerte und niedrigere Abgaben gefeilscht wird?

Das gegenwärtige Hickhack um die geplante Abgabe lässt allerdings den Verdacht aufkommen, dass es bei der Steuer nicht primär um die Gesundheit der Bevölkerung geht, der Industrie erst

Nach der Flut

Von Thomas Hahn

NEPAL

Jede Naturkatastrophe ist ein Nachweis der menschlichen Ohnmacht. Vielleicht wäre es deshalb besser, wenn nach solchen Ereignissen wie der Sturzflut in Nepal am Mittwoch erst einmal alle innehielten. Nichts sagen. Nichts fragen. Nichts schreiben. Nur mit stillem Zuspruch jene begleiten, die den Folgen der Tragödie nicht ausweichen können: die Familien, die Angehörige verloren haben. Die Soldaten, die Leichen aus dem Schlamm bergen. Die Helfer, die retten, was noch zu retten ist.

Aber das geht nicht. Es ist wichtig,

Aber das geht nicht. Es nicht nur fassungslos auf die Bilder der Zerstörung zu starren. Möglichst schnell müssen möglichst viele Menschen verstehen können, was passiert ist. Mitleid mit den Betroffenen reicht nicht, um die Dimensionen des Desasters zu begreifen. Im Ausland darf man jetzt auch nicht nur deshalb auf Nepal schauen, weil viele Touristen zu den Vermissten gehören. Die Sturzflut von Nepal steht für die Veränderung der Natur durch den menschengemachten Klimawandel. Jeder seriöse Versuch der Aufarbeitung trägt dazu bei, mehr Bewusstsein zu schaffen für den tödlichen Ernst der Erderwärmung.

Es wird noch etwas dauern, bis die Fachleute ganz genau erklären können, warum eine derart verheerende Flutwelle von der tibetischen Hochebene über die nepalesisch-chinesische Grenze in den Distrikt Rasuwa brach. Aber nach ersten Erkenntnissen war wohl eine abgebrochene Gletscherzunge mit Schnee und Geröll in ein Flussbett gerutscht. Dieser Eis- und Erdrutsch bildete wahrscheinlich einen künstlichen Damm, der den Fluss so lange aufstaute, bis er brach.

Welche Rolle der Klimawandel bei der Katastrophe gespielt hat, muss sich noch

Die Katastrophe im Himalaja steht für die Veränderung der Natur durch den Klimawandel

zeigen. Aber klar ist: Durch wärmere Temperaturen wird die mächtige Eis- und Felslandschaft des Himalaja porös. Die Berge stürzen ein, könnte man vereinfacht sagen. Das Phänomen hat erst angefangen. Eine Sturzflut wie die vom Mittwoch wirft also existenzielle Fragen auf. Es ist nun mal nicht zu ändern, dass Nepal an den Südhängen der riesigen Himalaja-Berge liegt. Wie kann man das Land vor der nächsten Flut schützen? Nepals Nachbar Bhutan im Osten hat dasselbe Problem. Sturzfluten bedrohen dabei auch die vielen Wasserkraftwerke der beiden Länder. Nepal verlor am Mittwoch allein neun. Dabei ist gerade die Wasser-

kraft eine Lösung für emissionsfreie Energiegewinnung und mehr Klimaschutz.

Was tun? Der Himalaja braucht ein Frühwarnsystem wie die Alpen; aber das sagt sich so leicht. Die Alpen sind deutlich niedriger und besser erschlossen

von europäischen Wohlstandsnationen. Nepal und Bhutan sind arm. Der große Nachbar China scheint den Katastrophenschutz in Tibet nicht aktiv genug betrieben zu haben. Das muss sich auf jeden Fall ändern. Nepal braucht außerdem eine schonungslose Risikoanalyse. Möglicherweise muss man Dörfer umbauen. Helfen müssen dabei vor allem jene Länder, die für den Klimawandel verantwortlich sind. Unter anderem Deutschland.

Das wird teuer? Stimmt. Aber so ist das eben, wenn ein Teil der Menschheit jahrzehntelang die Vorwarnungen der Wissenschaft ignoriert. In Wirklichkeit müsste man sogar noch viel mehr fordern: Kriege beenden. Energiewende vorantreiben. Nationalistische Einfalt gegen internationales Problembewusstsein eintauschen. Solche naheliegenden Forderungen bringen nur leider nichts. Die Weltmachtführer sind dafür nicht klug genug.

Nur wenigen Menschen gelingt es im Leben, sich mit einem genialen Akt der Selbstbefreiung ins literarische Weltgedächtnis hineinzuschreiben und damit sogar Geld zu verdienen, eine Selbstbefreiung, die nun auch im Kino zu sehen ist, in Lars Jessens Film „Spaziergang nach Syrakus“.

So ein Mensch ist Klaus Müller aus Rostock. Als ehemaliger DDR-Bürger ist er vielleicht der Einzige, dem das so gelungen ist. Die Geschichte seines minutiös über Jahre geplanten „Grenzdurchbruchs“ mit einem Segelboot im Juni 1988 von der Insel Hiddensee über die Ostsee nach Dänemark und – nicht weniger wichtig – die minutiös geplante Rückkehr in die DDR hatte Anfang der Neunzigerjahre Friedrich Christian Delius inspiriert, „Der Spaziergang von Rostock nach Syrakus“ zu schreiben. Eine feine Erzählung, in der Klaus Müller, der 1941 in Dresden geboren wurde, Paul Gompitz heißt. Ein Büchlein, von dessen Verkauf er noch immer hübsch profitiert, denn er hat damals schon gut verhandelt.

Auch in Lutz Seilers großem Hiddensee-Roman „Kruso“, der 2014 erschien, kommt Müller kurz vor, allerdings ohne Namen. Es freut ihn trotzdem. Damals, vor zwölf Jahren also, hatte man das Glück, mit Müller zwei Tage auf Hiddensee zu verbringen, um seiner Geschichte auch für die Zeitung nachzuspüren. Es wurde eine der schönsten und forderndsten Recherchen des Berufslebens, denn dem drängenden Müller war die minutiöse Planung der Kurzreise mit ihm nicht minutiös genug. Alles in allem war er zufrieden, ja, und doch gipfelte seine in immer kürzer werdenden Abständen aufschäumende Ungeduld in

PROFIL

Klaus Müller

DDR-Bürger, der 1988 mal kurz nach Italien wollte. Und nun damit im Kino ist

dem Satz: „Also mit Ihnen, meine Dame, würd'sch keene Flucht planen.“

Meine Dame. Meine Teuerste. Klaus Müller bedient sich der Sprache des 19. Jahrhunderts, der Sprache Johann Gottfried Seumes, dem er sich seit Schultagen verbunden fühlt. Seume, Sachse und Arbeiterkind wie er, Müller, dem der Staat nicht erlaubte, Abitur zu machen. Seume war 1801 aus Grimma aufgebrochen, um bis Syrakus zu reisen. Später hat er alles zu Papier gebracht. Seiner bildungshungrigen Spur wollte Müller folgen. Er, der Maschinenschlosser gelernt hatte, sein Geld aber als Saisonkellner verdiente. Eine „Pilgerreise zu den

Quellen des Abendlandes“ sollte es sein, die natürlich nicht genehmigt wurde, weshalb er sich gezwungen sah, sie zu erzwingen. Niemals aber hatte er die Absicht, im Westen zu bleiben. Wie die meisten DDR-Bürger liebte Müller seine Heimat, nicht aber den Staat. Um Selbstachtung ging es ihm. Gehen, um zu bleiben. Das ist der Kern, und so hat er auch seine Autobiografie genannt.

Aber wie findet er denn Lars Jessens Film, der binnen einer Woche schon 100 000 Zuschauer hat? War er nicht zur Premiere eingeladen? In Rostock?

Doch, war er. „Also, meine Teure“, sagt Müller in seinem energischen Dresdnerisch am Telefon, „schauspielerisch und von der Ausstaddung her ist der Film sehr gut.“ Für ihn aber, das Vorbild für den Gompitz, sei der Film „geradezu eine Zumutung“. Müller verliest nun eine einseitige Erklärung. „Hamse 's Band an, meine Teure? Da könnse's nochamal nachhörn.“

Da ist er endlich, der unbändige Müller, der sein Erbe, sein Leben ins richtige Licht gesetzt sehen will. Müller, dem es immer „um das Geistige“ ging. Wie oft ist er in Gedanken nach Syrakus gewandert, bis er sich diese Reise so hart ertrotzt hatte? Der Konsum, „Shoppen“, wie er abfällig sagt, habe ihn nie interessiert, damals nicht, heute nicht.

Natürlich hätte er gern mitgeredet, beim Drehbuch, bei der Regie, bei allem. So kam nur Geld aufs Konto. Aber alle seien sehr nett zu ihm gewesen, da im Kino, in Rostock. „Wie wahnsinnig hab'n die Leute applaudiert, meine Teure!“, ruft Klaus Müller, und sein Staunen rauscht einem ins Ohr, seine staunende Freude. Renate Meinhof

Süddeutsche Z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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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Klagelied

Es war heiß und trocken in diesem Sommer, das Viehfutter verdorrte, das Wasser für Tiere und Pflanzen wurde knapp. Und was tut der Bauernpräsident? Er jammert und kassiert.

Von Hans Well

Immer wenn die Sommerhitze steigt und der Wasserpegel sinkt, dann singt Bauernpräsident Joachim Rukwied Klagelieder: „Is' der Sommer trocken und warm – jammert da Großbauer, dass' Gott erbarm! Is der Sommer aber mild und nass – macht ihm s'Jammern no mehr Spaß!“ Das ist eine generelle Bauernregel. Süd- und Südwestdeutschland leiden tatsächlich unter sonnenverbrannten Wiesen und Feldern. Auf sonst grünen Bergen brennen Wälder, Besitzer von Fichtenplantagen befürchten Fressorgien des Borkenkäfers. Doch während im Süden und Westen durch Trockenheit und Rekordhitze Viehfutter verdorrte, fuhren die Bauern im Norden und Osten eine gute Getreideernte ein. Der Verlust liegt damit nur ein Prozent unter dem Fünfjahresschnitt.

Trotzdem fordert Rukwied von der Regierung für alle deutschen Landwirte einen weiteren Steuerrabatt für Agrardiesel und die Aufstockung des EU-Düngerpakets von 60 auf 180 Millionen Euro. Und schon legt Bauernminister Alois Rainer untertänigst per landwirtschaftlicher Rentenbank, die im Besitz des Bundes ist, ein 200-Millionen-Sofortprogramm auf, obwohl der Bund nur bei Ereignissen nationalen Ausmaßes zuständig ist.

Rukwieds Forderung ist dreist. Unter Dieselpreis- und Hitzeproblemen leiden viele. Wenige aber leisten so stur Widerstand gegen Klima- und Umweltauflagen wie der Deutsche Bauernverband (DBV). Klimaschutz-Minister wurden von Bühnen gepfiffen, Umweltpolitiker mit Galgen an Traktoren begrüßt. Dabei treffen Klimaextreme auch Bauern. Statistisch betrachtet verbraucht ein Mastbetrieb mit 1300 Sauen circa 5000 Kubikmeter Wasser im Jahr – doch keine Sau kontrolliert, wie viel Bauern aus Brunnen pumpen. Trotzdem fordert der bayerische Bauernpräsident Günther Felßner in Zeiten der Wassernot für Bauern eine unbegrenzte und kostenlose Nutzung von Wasser. Fällt aber bei 42 Grad Celsius statt Regen der Grundwasserspiegel, hilft das auf Dauer auch nix. Eher würde helfen, Bäche und Moore zu renaturieren, damit Starkregen langsamer abfließt und so den Boden nässt. Aber auch dagegen gibt's Widerstand. Schon beim Wort Flutpolder tanken Bauern ihre Traktoren mit subventioniertem Diesel, um zur Blockade zu fahren; Ausweisungen von Trinkwasserschutzgebieten scheuen sie wie der Teufel das Weihwasser.

Als Bayerns Ministerpräsident Markus Söder im Mai 2021 mit seiner Bauernministerin Michaela Kaniber im 18 000 Hektar großen Donaumoos eine Renaturierung von 2000 Hektar bis 2030 versprach, jubelten Naturschützer. Moore speichern Kohlendioxid und Wasser, alle bayerischen Moore zusammen könnten acht Prozent der klimaschädlichen Emissionen Bayerns zurückhalten. Fünf Jahre später entpuppt sich das Projekt als Moorleiche – nur 140 Hektar Moor sind vernässt, weil viele Bauern keine Renaturierung wollen. Wie gut aber trockengelegte Moore brennen, zeigt der Brand in Belgien.

Auch beim Umbau kariöser Fichtenplantagen zu vitalen Mischwäldern könnten Bauern dem Klima und den Hoferben nachhaltig helfen. Leider bekämpfen viele Bauern Nationalparks, im Steigerwald wollen sie keinen, und sie gehen den Waldumbau sehr behäbig an. Jägermeister Aiwanger kämpft derweil mit Kuhstallqueen Kaniber um die Dufthochheit auf dem Lande statt gegen Wildverbiss.

Söders Projekt im Donaumoos wird zur Moorleiche

Außer in Wäldern brennt's auch noch beim Agrarhandelskonzern Baywa, wo Bauern ihre Ernte abliefern und Maschinen, Saatgut und Pestizide kaufen. Gut, dass Rukwied im Baywa-Aufsichtsrat sitzt. Schlecht, dass der Pleitegeier über dem Konzern kreist und Bauern aus Angst vor einer Pleite ihr Getreide heuer nur zögerlich abliefern. Die Aktie, oft Altersvorsorge von Landwirten, verlor trotz CSU-„Experten“ im Aufsichtsrat wie Ex-Raiffeisenchef Manfred Nüssel und Monika Hohlmeier oder dem Bauernpräsidenten 90 Prozent ihres Wertes. Als Inhaber von mindestens 18 Posten (laut Naturschutzbund Nabu), beaufsichtigte Rukwied wohl mehr sein Konto als die schuldenfinanzierte Expansion der Baywa durch Ex-Chef Klaus Josef Lutz. Für diese Super-Aufsicht, die ihm in fünf Jahren an die 300 000 Euro brachte, übernimmt der Bauernpräsident – auch im Aufsichtsrat der R+V-Versicherung – keine Haftung. Und wenn die Zuckerrübenbauern heuer 30 Prozent weniger Rüben ernten als im Vorjahr, hat Südzucker-AG-Aufsichtsrat Rukwied seine Rüben mit 81667 Euro im Jahr für diesen Job längst auf dem Konto. Für seinen 360-Hektar-Hof gibt's gut

100 000 Euro EU-Subvention drauf. Wie viel er als Präsident des europäischen Bauernverbands Copa und des DBV verdient, verrät der Infantino der EU-Großbauern-Champions-League nicht.

Trotz mehr als 15000 Hitzetoten und Milliardenschäden für die Wirtschaft beschließt der Kanzler nicht mal ein Tempolimit; und seine Ministerin Reiche verlängert das Leben von Braunkohlewerken und Heizungsfossilen. Die hilflose Bauernregel von Bauernminister Alois Rainer aus dem Hitzesommer 2026 – „Ich kann's nicht regnen lassen, sonst tät ich's machen“ – sagt alles. Die Wissenschaftler, die Hitzewellen präzise prognostizierten, warnen bei einem „Weiter so“ vor verheerenden Folgen, auch für Landwirte.

Wann checken Bauern endlich, dass ihr Verband die Zukunft ihrer Höfe existenziell gefährdet, wann wagt die Mehrheit der Bauern einen Aufstand gegen die großindustriellen Vertreter des Verbands? Eigentlich müssten Bauern zusammen mit Klimaklebern die Unionspolitiker und Bauernfunktionäre blockieren. Die Folgen der Erderhitzung, wie Niedrigwasser im Rhein, verteuern auch Agrardiesel-, Getreide- und Dünger-Transporte; „Schtrait of Hormuz“ verstehen heute auch schwäbische Bauern. Flüsse ausbaggern sowie Lkw-Sonntage und Anpassungen der Feldfrüchte an Hitze- und Flutwellen sind nicht gerade Klima-resilient. Bio- und konventionelle Bauern brauchen zum Überleben bei Erderhitzung eine Bekämpfung der Ursachen, kein Herumdoktern an Symptomen. Das geht nur mit Interessenvertretern, die ideologiefrei Klimaschutz gegen die drohende 4-Grad-Celsius-Klimaerhitzung mitgestalten. Solche Bauern unterstützt man gern.

Hans Well war Texter und Musiker der „Biermösl Blosn“. Inzwischen tritt er mit „Wellbappn 2.0“ auf.

GESCHICHTSBILD

FOTO: AARON CHOWN/AFP

Harry und Meghan

An der Hochzeit von Prinz Harry und Meghan Markle am 19. Mai 2018 war einiges bemerkenswert: Der Gospelchor, der in der St George's Chapel von Windsor Castle „Stand by Me“ sang, die leidenschaftliche Predigt des afroamerikanischen Bischofs Michael Curry – und natürlich die Braut, eine nicht-weiße Amerikanerin, die bis kurz davor als Fernsehschauspielerin gearbeitet hatte. „Das Haus Windsor verändert sich vor unseren Augen“, jubelte der Independent angesichts der als beispiellos divers wahrgenommenen Feier. Doch hinter den Kulissen rumorte es: In seinem Buch „Reserve“ berichtet Harry von Streitereien zwischen Meghan und Kate Middleton wegen des Brautjungfernkleids, das Kates Tochter Prinzessin Charlotte tragen sollte. Zudem sei sein Bruder William während der Hochzeitsvorbereitungen sehr distanziert gewesen. Spannungen, die bald eskalierten und zu kompletter Entfremdung führten. Harry und Meghan zogen 2020 in die USA, zwischen den Brüdern herrscht seither Funkstille. In dieser Woche ist das Paar nun samt den Kindern Archie und Lilibet nach England zurückgekehrt. Dass die räumliche Nähe auch Harry und William wieder näher zusammenbringt, gilt aber als unwahrscheinlich. MEA

POLITIK

Drei Kanzler und Putin

Von Georg Ismar

Berlin – Angela Merkel hat gern die Kontrolle über das eigene Bild. Wenn demnächst das von ihr finanzierte Porträt vom Bode-Museum ins Kanzleramt wechselt, dann nur als Dauer-Leihgabe. Denn so behält sie die Oberhand über ihr Kanzlerin-Porträt, je nachdem, wer mal in das Kanzleramt einzieht. Aber sie ist auch bemüht, ihr eigenes Bild bei einem für die historische Bewertung ihrer Kanzlerschaft nicht ganz unwichtigen Detail ins rechte Licht zu rücken: bei der Frage, ob der Ukraine-Krieg vielleicht vermeidbar gewesen wäre.

In einer Zeit, in der die Konfrontation zwischen Moskau und Berlin schärfer wird, fragt man sich, ob die Geschichte auch anders hätte verlaufen können. Drei Altkanzler leben noch, alle drei hatten mit Russlands Machthaber Wladimir Putin zu tun – ihr Umgang mit ihm lässt sich in Bezug auf diese Frage bewerten.

Angela Merkel hat bisher keine Fehler im Umgang mit Putin zugegeben

Am einfachsten ist das sicher bei Gerhard Schröder, der seine Freundschaft zu Putin über sein Bild in der Geschichte gestellt und dieses dadurch irreparabel beschädigt hat. Merkel sparte dann zwar Konfliktthemen nicht aus mit Putin, setzte aber in einigen Bereichen Schröders Russland-Politik fort. Trotz der russischen Annexion der Krim 2014 wurde das Erdgasprojekt Nord Stream 2 durchgezogen, und Merkel billigte auch noch den Verkauf der deutschen Gasspeicher an Russland. Ihr Nachfolger Olaf Scholz versuchte, am langen Tisch bei Putin noch das Schlimmste zu verhindern – musste dann umsteuern und rief die Zeitenwende aus.

Merkel hat bisher keine Fehler eingeräumt. Sie arbeitet vielmehr an der eigenen Geschichtsschreibung, betont das stete Bemühen, Putin einzuhegen. In ihrer Autobiografie führte sie aus, wie sich noch 2021 Frankreichs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der ukrainische Präsident Wolodimir Selenskij, Putin und sie in einem schriftlichen Dokument zur Umsetzung der Minsker Vereinbarungen bekannten, die den seit 2014 schwelenden Konflikt in der Ostukraine einhegen sollten.

Selenskij habe Macron und ihr dann aber am 16. April 2021 von mehr als 100 000 russischen Soldaten berichtet, die sich nahe der ukrainischen Grenze aufhielten. Merkel glaubt, dass damals ein gemeinsamer Anlauf der Europäer – Subtext: vor allem dank ihr – noch eine Wende hätte bringen können. „Minsk war tot, davon war ich überzeugt. Wir brauchten einen neuen Anknüpfungspunkt mit Putin“, so Merkel in ihrem Buch. Auf ihrem letzten Treffen des Europäischen Rats in Brüssel am 24./25. Juni 2021 habe sie einen EU-

Hätte es mit Angela Merkel als Kanzlerin den Krieg in der Ukraine nicht gegeben? Ausgerechnet Gerhard Schröder hält das für möglich. Doch sein SPD-Nachfolger Olaf Scholz sieht das anders.

Gipfel mit Putin vorgeschlagen, „um die zahlreichen Konflikte zwischen uns und Russland mit ihm direkt zu besprechen“.

Aber der polnische Regierungschef Mateusz Morawiecki, Estlands Ministerpräsidentin Kaja Kallas und der litauische Präsident Gitanas Nausèda hätten vehement widersprochen. „Ich konnte mich nicht durchsetzen“, schreibt Merkel. Sie hat aber klargestellt, dass damit keine Schuldzuweisung an die Osteuropäer verbunden sei, wer für den Krieg mitverantwortlich sein könnte.

Heute gibt es wieder die Frage: Können Verhandlungen mit Putin etwas bringen, hätten sie ihn damals vom Angriff ein gutes halbes Jahr später abhalten können? Vielleicht, wenn die richtigen Leute mit ihm reden? Merkels Nachfolger Olaf Scholz modelliert gerade sein eigenes Bild, arbeitet an seinen Kanzler-Erinnerungen.

Bei der Vorstellung einer Analyse zur deutschen Russland-Politik, dem Buch „Das Versagen“ der Journalisten Katja Glo- ger und Georg Mascolo, ließ Scholz im Januar mit einer hier erstmals öffentlich geäußerten Erkenntnis aufhorchen. „Ich bin heute fest davon überzeugt, dass Putin seinen Angriff zwei Jahre vorher fest geplant hatte und dass ihn weniges davon hat ab- bringen können“, sagte der Altkanzler in der Hamburger Landesvertretung. Man hätte doch Putins Forderungen, wie eine klare Absage an einen Nato-Beitritt der Ukraine oder an die Stationierung weitreichender Raketen auf ukrainischem Territorium erfüllt. „Das hätte man alles ohne Krieg haben können. (....) Das heißt, er wollte den Krieg.“

Und damals wurde ja viel geredet. Scholz, Macron, US-Präsident Joe Biden, es gab nur nicht den von Merkel geplanten EU-Russland-Gipfel. Scholz sieht sich als derjenige, der dann entschlossen mit der Zeitenwende und dem Bruch mit der bisherigen Russland-Politik reagierte – auch ein Vermächtnis. Spricht man Scholz heute darauf an, hält er es für Unsinn, daraus einen Konflikt zwischen ihm und Merkel zu konstruieren. Denn er war ja schon Vizekanzler und unterstützte den Vermittlungsversuch der damaligen Kanzlerin mit Macron im Sommer 2021.

Doch wenn er sich rückblickend all die Gespräche und Angebote anschaut, bis zu dem denkwürdigen Treffen mit Putin am langen weißen Tisch in Moskau am 15. Februar 2022, ist er sich sicher, dass die Planungen feststanden, da Putin ja seine Absichten in einem Aufsatz skizziert hatte („Über die historische Einheit der Russen und Ukrainer“), veröffentlicht am 12. Juli 2021.

Zwei prominente Sozialdemokraten, die die Russland-Politik geprägt haben, widersprechen Scholz. Bei einem Treffen in Hannover sagt Alt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auf die Frage, wer recht habe, Merkel oder Scholz: „Ich glaube, dass Merkel recht hat. Sie hat Putin verstanden und war immer darum bemüht, im Gespräch mit Russland zu bleiben.“ Er wisse aber nicht sicher, ob man den Krieg mit einem neuerlichen Anlauf verhindert hätte.

„Zu glauben, dass in einer solchen Frage Putin einfach mal alles entscheiden kann, das ist falsch“, sagt Schröder. Er glaube, dass es auch eine Entscheidung des Militärs und der Kräfte um das Militär herum war. „Denn so, wie ich ihn kennengelernt habe, war er jemand oder ist jemand, der russische Macht und Machtmöglichkeiten sehr realistisch eingeschätzt hat, zum Beispiel nie geglaubt hat, dass Russland Teile Europas, Westeuropas wirklich erobern und beherrschen könnte.“

Schröder betont, Merkel sei „hochgeachtet in der russischen Führung“ gewesen. „Aber nicht, weil sie leichter zu nehmen gewesen wäre. Nein, das war schon ein harter Brocken, das wussten sie auch, aber gerade deshalb auch von Putin persönlich sehr respektiert“, sagt Schröder und ergänzt: „Ich habe ja häufig mit ihm auch geredet während dieser Zeit.“

Auf den Einwand, Putin habe doch schon auch früh immer seine Spielchen gemacht mit Merkel, angefangen bei der schwarzen Labrador-Hündin Koni, die er mal in Sotschi um Merkel herumlaufen ließ, wissend um Merkels große Angst vor Hunden, meint er: „Ja, das waren so Tests. Aber er hat immer hoch respektabel über Merkel geredet und hat sie absolut ernst genommen in allem, was sie gemacht hat.“

Und sie habe Grenzen nicht überschritten. „Was für Russland wichtig war, das hat sie ja nie infrage gestellt.“ Sie habe Außenpolitik bezogen auf Russland sehr selbstbewusst gemacht, nicht als Anhängsel der Amerikaner, habe ja mit Frankreich auch den Minsk-Prozess verhandelt. „Das hat Scholz dann anders gemacht, er hat sich mehr an Joe Biden orientiert.“

Ein anderer Sozialdemokrat und Vizekanzler unter Merkel, Sigmar Gabriel, sagte Mitte Juli erst wieder in der Neuen Zürcher Zeitung: „Wäre Angela Merkel Kanzlerin geblieben, hätte es keinen Krieg gegeben.“ Da reden natürlich Schröder und Gabriel auch über sich selbst, wollen den Eindruck erwecken, sie hätten sich gar nicht so in Putin getäuscht, so wie viele nach seiner Rede im Bundestag 2001.

Und Merkel selbst? Ein Gespräch mit der SZ zu der Frage lässt sie freundlich ablehnen, aber zu genau jener These Gabriels ist sie in einem Phoenix-Interview befragt worden und sagte dazu: „Das ist vollkommen spekulativ.“ Zugleich betont sie, wie wichtig diese Gespräche mit noch so schwierigen Partnern stets gewesen seien – Friedrich Merz hat als Kanzler bisher nicht mit Putin gesprochen. Daher hätte sie gern einen neuerlichen Anlauf genommen. Denn sie glaube, dass die Corona-Pandemie großen Einfluss gehabt habe auf Putin, weil sonst übliche, regelmäßige persönliche Gesprächsformate in sich zusammengebrochen seien. Unterm Strich lässt Merkel es also im Raum stehen, ihrem Bild schadet es nicht.

Gabriel brachte seine jüngste Aussage übrigens einen Konter der Ukraine-Unterstützerin Marie-Agnes Strack-Zimmermann von der FDP ein. Sie betont: „Lieber Sigmar Gabriel, ich gehe so weit, zu sagen: Hätten Angela Merkel und Frankreich 2008 nicht in kurzsichtiger Weise die Nato-Mitgliedschaft der Ukraine blockiert, hätte Russland die Ukraine vielleicht gar nicht angegriffen.“

Diesen Blick in das Jahr 2008 stellen auch Historiker an. Also sich weniger mit der Frage zu beschäftigen, ob und wer in der Lage gewesen wäre, 2021/2022 Putin noch zu stoppen, sondern ob nicht wie in den 1930er-Jahren eine Appeasementpolitik den Weg in die Katastrophe erst ebnete.

Zwei Professoren sind sich nicht ganz einig

„Man hätte diesen Krieg verhindern können, wenn man der Ukraine rechtzeitig entschlossener geholfen hätte – auch durch Waffenlieferungen“, sagte Professor Martin Schulze Wessel vom Lehrstuhl für Geschichte Ost- und Südosteuropas der LMU München der Frankfurter Rundschau. Die Entscheidung des Nato-Gipfels in Bukarest, der Ukraine keinen Membership Action Plan zu geben, sei grundfalsch gewesen: „Es war ein Mittelweg zwischen zwei Positionen – und der erwies sich als doppelt fatal: Er stachelte die russischen Imperialisten an und gab der Ukraine zugleich keinerlei Sicherheit.“

Dem widerspricht der Historiker Karl Schlögel, da ist er bei Merkel. Die Ukraine sei weder mental, politisch noch militärisch damals auf einen Nato-Beitritt vorbereitet gewesen. Zugleich betont der Träger des Friedenspreise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am Telefon: „Ich glaube, dass Putin den Krieg zwar planmäßig vorbereitet hat, aber die Entscheidung über den Zeitpunkt, wie das seine Art ist, getroffen hat, als er sich sicher war, dass niemand sich vorstellen konnte, dass er auch den entscheidenden letzten Schritt tun würde.“ Und dass er dann zuschlage, wo das möglich sei.

„Da hat er eine richtige Einschätzung über die Schwäche, Unentschiedenheit und Gespaltenheit des westlichen Lagers“, sagt der Historiker. Schlögel hat sich intensiv mit Putin als „Meisterchoreograf der Macht“ auseinandergesetzt. Er sagt, er könne und wolle aber gar nicht bewerten, ob es noch die Möglichkeit gegeben hätte, den großen Krieg ab 2022 zu verhindern. Die Bewertung dieser Fragen, die auch das jeweilige Kanzlerbild prägen werden, sei eine für Historiker. Er warne davor, „im Nachhinein sich jetzt etwas zurechtzulegen, obwohl die Vorgänge selber überhaupt erst noch erforscht werden müssen“.

Kanzlerin und Kanzler: Angela Merkel 2007 in Sotschi, als Wladimir Putin (nicht zu sehen) zu ihrem Schrecken seinen Labrador herumlaufen ließ (li.). Gerhard Schröder und Putin 2004 bei einer Zugfahrt in Deutschland (Mitte). Und Olaf Scholz 2022 im Kreml, kurz vor Russlands Großinvasion in der Ukraine. FOTOS: DPA

AfD liegt klar vorne

Umfragen in Sachsen-Anhalt kurz vor der Wahl zeigen eine starke Polarisierung.

Eine Woche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zeigen die Umfragen vor allem eines: wie gespalten die Menschen hinsichtlich der Frage sind, wer das Bundesland in Zukunft regieren soll. Bei der Frage, welcher Partei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ihre Zweitstimme geben würden, liegt die AfD seit Monaten deutlich in Führung. Im aktuellen Politbarometer der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kommt sie auf 40 Prozent, die CDU auf 23 Prozent und die Linkspartei auf 13.

Die Demoskopen der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betonen allerdings, dass auch ihre Befragung von 1053 zufällig ausgewählten Wahlberechtigten nur eine Momentaufnahme darstelle. Über die Umfragen der verschiedenen Umfrageinstitute hinweg liegt die Zustimmung für die AfD aktuell bei etwa 42 Prozent. Ob SPD, Grüne und das BSW den Einzug in den Landtag schaffen werden, ist weiterhin unklar. Umfragen können immer nur ein aktuelles Stimmungsbild einfangen und gerade in Sachsen-Anhalt gibt es traditionell starke Schwankungen.

Außerdem wünschen sich trotz des Vorsprungs der AfD 48 Prozent der Befragten Amtsinhaber und CDU-Spitzenkandidat Sven Schulze als Ministerpräsident.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bevorzugen nur 32 Prozent.

Wenn an nächsten Sonntag Landtagswahl wäre...

würde das Wahlergebnis in Sachsen-Anhalt laut Projektion so aussehen

SZ-Grafik; Quelle: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Das könnte an der „in dieser Intensität selten“ gemessenen Polarisierung von Siegmunds Zustimmungswerten liegen, wie die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schreibt. Auf einer Skala von Minus fünf bis Plus fünf erreicht Siegmund im Schnitt Zustimmungswerte von -0.4 und liegt damit hinter Sven Schulze. Unter AfD-Anhängern kommt er dagegen auf Spitzenwerte von plus vier Punkten.

Ahnlich polarisiert sind die Befragten bei der Bewertung einer AfD-Alleinregierung. 54 Prozent finden ein solches Szenario nicht gut. Das gute Drittel der Befragten, das eine AfD-Alleinregierung positiv sieht, stammt dagegen fast ausschließlich aus dem Lager der AfD. Trotz dieser eher breiten Ablehnung einer AfD-Alleinregierung wird eine von der CDU geführte Minderheitsregierung, die von der Linkspartei toleriert werden müsste, ebenfalls nur von 36 Prozent der Befragten positiv bewertet.

Auch bei der sogenannten Brandmauer gehen die Meinungen stark auseinander. 51 Prozent finden sie falsch, 44 Prozent richtig. Fast alle Anhänger von AfD und BSW sind gegen die Brandmauer. Die Wähler von CDU, Linkspartei, SPD und Grünen sind mehrheitlich dafür. SZ

Die AfD-Jugendorganisation beim von ihr ausgerufenen „Tag der Deutschen Jugend“ in Schwerin mit etwa 400 Teilnehmern Anfang August. FOTO: PHILIP DULIAN/DPA

Jung, deutsch, rechtsextrem

Falls die AfD ihren Parteinachwuchs wirklich mäßigen wollte, ging das daneben. Das zeigt das Personal, das den Landesvorständen der „Generation Deutschland“ angehört.

Von Sebastian Erb

Berlin – Im Januar dieses Jahres hat die neue Jugendorganisation der AfD, die „Generation Deutschland“ (GD), in Sachsen-Anhalt ihren Landesvorstand gewählt. Drei Dutzend Männer und ein paar Frauen drängten sich in einen Sitzungssaal in der Stadt Burg, es gab Chips und Softdrinks aus Plastikbechern und im Anschluss ein Gruppenbild mit Deutschlandflaggen und Fackeln. Später wurden die Vorstandsmitglieder auf Instagram vorgestellt. „John“ sei der neue Schriftführer der AfD-Jugend, steht in dem Post, dazu ist ein Mann im dunkelblauen Anzug abgebildet, er trägt zur Seite gekämmtes Haar und einen Dreitagebart. Seit 2024 sei er in der Partei und „Aktivist seit seinem zwölften Lebensjahr“. Ein Nachname wird nicht genannt.

Der Funktionär ist Anfang 30 und heißt mit vollem Namen John-Philip Raila. Nach Recherchen von Süddeutscher Zeitung, NDR und WDR war er früher in der rechtsextremen NPD aktiv, die sich heute „Die Heimat“ nennt. Ein Foto zeigt Raila 2012 auf dem Bundeskongress der NPD-Nachwuchsorganisation Junge Nationaldemokraten (JN), ein anderes mit JN-Pin auf einer Demo. Er war auch in der Facebook-Gruppe „Mitgliederseite für NPD-Mitglieder Sachsen-Anhalt“. Sein Facebook-Profil ist inzwischen gelöscht, aber die Rechercheplattform LSA Rechtsaußen, die sich intensiv mit der rechtsextremen Szene in Sachsen-Anhalt beschäftigen, hat es gesichert. Die AfD will nicht über die Vergangenheit ihres Nachwuchsfunktionärs reden, auf Anfragen antworteten weder Raila noch sein Landesverband.

Ein Parteijugendvertreter mit NPD-Vergangenheit, das passt offenbar nicht ins Bild, das die in weiten Teilen rechtsextreme Partei gerne zeichnen will. An diesem Samstag kommt die „Generation Deutschland“ zu ihrem zweiten Bundeskongress in Magdeburg zusammen, mehrere hundert Delegierte werden erwartet. Das Treffen findet nicht zufällig in der Hauptstadt des Bundeslandes statt, in der die AfD zum ersten Mal in eine Regierung gewählt werden könnte. 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wird eine Rede halten und die Nachwuchspolitiker wurden ausdrücklich gebeten, doch bitte „dem feierlichen Charakter des Bundeskongresses auch bei der Kleiderwahl Rechnung zu tragen“.

Die Vorgängerorganisation der GD, die Junge Alternative (JA), hatte der Verfassungsschutz bundesweit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 eingestuft, weil sie mit ihrer völkisch-nationalistischen Ausrichtung verfassungsfeindliche Ziele verfolge. Daraufhin hat sich die JA 2025 aufgelöst. Die Mutterpartei wollte den Nachwuchs besser unter Kontrolle haben, war aus der Partei zu hören. Er solle gemäßiger auftreten. Ein mindestens ebenso wichtiger Grund: Die JA hätte als Verein wohl leichter verboten werden können als eine Partei-Organisation.

Das 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 (BfV) äußerte bald die Einschätzung, dass die neue AfD-Jugendorganisation ähnlich radikal sei wie die alte, man sehe eine personelle und inhaltliche Kontinuität. Damals war nur der Bundesvorstand gewählt, angeführt von Jean-Pascal Hohm, einem Rechtsextremisten aus Brandenburg, geschmeidig im Auftreten. Ein Vorstandsmitglied musste auf Druck des AfD-Bundesvorstandes später seine Parteiämter aufgeben, weil er auf dem GD-Gründungskongress einen Leitsatz der Hitlerjugend zitiert hatte.

Inzwischen sind alle Landesvorstände aufgestellt. Es gibt einige neue Gesichter, doch etwa ein Drittel der GD-Landesvorstände waren auch schon JA-Funktionäre. Falls wirklich Mäßigung das Ziel der Neuaufstellung der AfD-Jugend war, wurde es gründlich verfehlt. In den Landesvorständen tummeln sich rechtsextreme Burschenschafter und Höcke-Fans, nicht wenige sind mit Neonazis marschiert und tragen Klamotten von Marken der rechtsextremen Szene. Manche sind kommunalpolitisch aktiv, andere sind Abgeordnete oder arbeiten für welche in Bund und Land.

Die GD wird offenbar auch gezielt genutzt, um neue Leute aufzubauen. In Nordrhein-Westfalen etwa sind Schützlinge des Bundestagsabgeordneten Matthias Helferich (der sich selbst einmal das „freundliche Gesicht des NS“ genannt hat) in den Vorstand gewählt worden. Einer von ihnen musste sich kürzlich vor Gericht verantworten, weil er einer SPD-Ratsfrau gedroht haben soll, sie „gegen einen Laternenpfahl“ zu schmeißen. Auch der Landesvorsitzende von Schleswig-Holstein hatte Ärger mit der Justiz, nachdem er 2021 auf einer Berliner Querdenker-De mo in einen Angriff auf Journalisten verwickelt gewesen sein soll. Beide Verfahren wurden am Ende gegen Geldauflage eingestellt.

Jean-Pascal Hohm ist Bundesvorsitzen- der der AfD-Jugendorganisation. FOTO: DPA

Das BfV beobachtet die AfD-Jugend nun als einen „nicht-selbstständigen integralen Teil der Gesamtpartei“. Was die Parteijugend macht, kann der gesamten AfD zugerechnet werden. Die Partei wird derzeit als rechtsextremer Verdachtsfall geführt, weil die Einstufung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 gerichtlich vorläufig zurückgenommen werden musste. Laut BfV gibt es „verfestigte strukturelle Verbindungen“ zwischen der AfD und rechtsextremen Akteuren und Organisationen. Neben der Identitären Bewegung (IB) ist das etwa auch die Kaderschmiede des Verlegers Götz Kubitschek in Schnellroda. Besonders die GD ist ein Scharnier in das sogenannte Vorfeld der Partei.

Die Verflechtungen der Jugend sind leicht zu erkennen. Man kann auf die Straße schauen, etwa am 1. August am „Tag der deutschen Jugend“, den die GD in Schwerin veranstaltete, der aber auch eine IB-Demo hätte sein können. Teilnehmer trugen T-Shirts mit dem Aufdruck „Remigration“ oder „White Lives matter“ und riefen „Europa, Jugend, Reconquista“.

Oder man schaut sich an, wer in den Vorständen sitzt.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etwa ist das Daniel Fiß, der 33-Jährige war früher in der JN aktiv und später Vorsitzender der Identitären Bewegung, die wegen des Verstoßes gegen die Menschenwürde vom Verfassungsschutz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istisch“ eingestuft wurde – und auch die IB steht auf der Unvereinbarkeitsliste der AfD. Wer dort mitmischt, darf eigentlich nicht in die Partei.

Wieso kann also Daniel Fiß GD-Funktionär sein? Er selbst sagt auf Anfrage, er halte „nichts von hygienischen Abgrenzungsritualen oder vorauseilenden Distanzierungen“. Weder der AfD-Bundesvorstand noch sein Landesverband antwortete auf eine Anfrage. Auch will fast keiner der AfD-Landesverbände sagen, wie viele GD-Funktionäre in Konflikt mit der Unvereinbarkeitsliste geraten sind. Bei der Jugendorganisation selbst macht man es sich leicht: „Die Generation Deutschland führt keine zweite Aufnahme- oder Gesinnungsprüfung neben der AfD durch“, sagt Wendelin Fessl vom GD-Bundesvorstand.

Die AfD nimmt ihre Unvereinbarkeitsliste schon länger nicht mehr richtig ernst, sie ist in der Partei umstritten. Alles völlig egal also? Ganz so ist es auch nicht. In Bayern ist ein GD-Vorstandsmitglied zurückgetreten, nachdem er in Videos mit einem Neonazi zu sehen war. In Hessen musste einer seinen Posten räumen, weil er bei einer internen Veranstaltung das rassistische „White Power“-Zeichen gezeigt hat. Das wirkt fast schon absurd, wenn man sich anschaut, wer sonst in den Vorständen sitzt und mit wem diese Mitglieder Umgang pflegen. Die „White Power“-Geste ist bei vielen Treffen ein Erkennungszeichen unter Gleichgesinnten.

Ein Drittel der Vorstandsmitglieder war schon in der JA

Der von der IB geprägte Kampfbegriff der „Remigration“ ist oft zu lesen, wenn man sich durch die Social-Media-Profile der Vorstandsmitglieder klickt und ihre Äußerungen anschaut. Und zwar in Varianten, die über die verharmlosenden Interpretationen der Mutterpartei hinausgehen. Auch über die Abschiebung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wird sinniert und: „Linke Journalisten sind bei den Millionen Abschiebungen selbstverständlich inbegriffen“, schrieb das Mitglied des niedersächsischen Landesvorstands Felix Wolf laut einem Medienbericht auf seinem X-Account „Wolf des Nordens“.

Solange eine Partei nicht verboten ist, können staatliche Organisationen wenig gegen extremistische Parteifunktionäre oder Abgeordnete unternehmen. Gegen die extremistischen Mitarbeiter von Fraktionen und ihrer Abgeordneten aber schon, so jedenfalls hat es der Landtag in Rheinland-Pfalz entschieden. Ihnen kann seit vergangenem Jahr die Bezahlung aus Steuermitteln verwehrt und der freie Zutritt ins Parlament untersagt werden. Zwei AfD-Mitarbeiter haben die Zuverlässigkeitsprüfung nicht bestanden, einer davon ist Jan Richard Behr, GD-Landesvorsitzender und Bundesvize. Was seine politischen Positionen angeht, ist er ziemlicher Durchschnitt der AfD-Jugend.

Er war JA-Funktionär in Sachsen, er hat in den vergangenen fünf Jahren an einer Pro-Remigration-Veranstaltung teilgenommen, an Akademien in Schnellroda, an einem IB-Kongress. So hat es der Landtagspräsident von Rheinland-Pfalz aufgezählt. Aus seiner Sicht genug für die Annahme, dass Behr verfassungsfeindliche Bestrebungen unterstützt habe.

Die AfD wehrt sich dagegen. Eine Entscheidung steht noch aus, das Verwaltungsgericht wartet das Urteil des Landesverfassungsgerichts ab. Das hat an diesem Freitag verhandelt, ob das neu gefasste Fraktions- und das Abgeordnetengesetz verfassungskonform ist. Eine Entscheidung soll im September fallen. Behr antwortete nicht auf eine Anfrage. In einem Interview mit Spiegel-TV hat er sich zur Frage geäußert, ob er für eine Mäßigung in der neuen Jugendorganisation stehe. Er sagte: „Mäßigung würde ich das keinesfalls nennen.“

Mitarbeit: Lisa Bolten, Helene Fröhmcke, Mandy Sarti

Sie duzen sich jetzt

Bei ihrer Klausur geben sich die Fraktionsspitzen von Union und SPD betont gut gelaunt – und beschließen ein „Arbeitsprogramm“. Auf strittige Themen verzichten sie.

Münster – Nachdem sie zum Auftakt ihrer Klausurtagung am Donnerstag noch im Sonnenschein an die Mikrofone getreten waren, hängen am Freitag graue Wolken über den Fraktionsvorsitzenden von Union und SPD, Thorsten Frei und Matthias Miersch, und CSU-Landesgruppenchef Alexander Hoffmann. Der Stimmung scheint das nicht zu schaden. „Da ist schon etwas weiter gewachsen, was uns tragen kann für die Herausforderungen der nächsten Monate“, sagt Frei über die beiden Tage, in denen sich die Spitzen der Koalitionsfraktionen in Münster getroffen haben. Was sind die Ergebnisse der Klausur? Antworten auf die wichtigsten Fragen.

Kommt der „Herbst der Reformen“ dieses Mal wirklich?

Schon zum Auftakt der Klausur hatte Frei von einem gemeinsamen Weg gesprochen, „der auch Zumutungen enthält“. Gemeint waren die großen Reformvorhaben, die Union und SPD sich für die Sozialversicherungen vorgenommen haben. In Münster wurde deutlich, dass die Koalitionsfraktionen auch an unpopulären Vorhaben festhalten wollen, weil sie sie für dringend nötig erachten. Zu vernehmen war ein grundsätzlicher Konsens, dass Nichtstun keine Lösung sei – trotz immer neuer Umfrageerfolge der AfD.

Was wurde konkret beschlossen?

Miersch. Das beschlossene „Arbeitsprogramm“ sei „ein fester Fahrplan“, so der SPD-Fraktionschef, an dem sich Bürger und Unternehmen orientieren könnten. Es werde zwar noch Diskussionen geben, aber am Ende sollten „handfeste Gesetze“ stehen.

Das Papier zum Arbeitsprogramm listet die Reformvorhaben zur Rente, zur Klimaanpassung, zur Entlastung von Familien, für einen flexiblen Arbeitsmarkt und für Deutschland als „Autoland“ auf. Entscheidend sei, dass die Regierung die Reformvorhaben „sehr zeitnah“ vorlege, damit alles bis Jahresende verabschiedet werden könne.

Ebenfalls beschlossen wurde ein zweites Papier mit dem Titel: „Deutschland und Europa müssen resilienter werden.“ Darin sind Vorhaben aufgelistet, die Union und SPD dieses Jahr voranbringen wollen, um „die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Verletzbarkeit zu reduzieren und strategische Abhängigkeiten abzubauen“. Darunter sind mehr Befugnisse für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gegen Cyberangriffe, eine bessere Drohnenabwehr, mehr Reservisten oder die Reform der Nachrichtendienste, die künftig auch operativ tätig werden sollen.

Dass vor allem Projekte aufgeführt sind, die schon vereinbart oder auf den Weg gebracht sind, ist kein Zufall. Von Münster sollte ein Signal der Geschlossenheit ausgehen, weshalb die Fraktionsspitzen darauf verzichteten, strittige Themen in ihren Papieren zu behandeln.

Nach turbulenten Monaten: Wie gut können Union und SPD noch miteinander? In der Politik haben Klausurtreffen den Charakter einer Klassenfahrt. Die Fraktionsvorstände konnten in Münster im vertraulichen Rahmen miteinander sprechen und neues Vertrauen aufbauen. Zeitweise durften nicht mal die mitgereisten Fraktionsmitarbeiter an den Gesprächen teilnehmen. „Jetzt duzen sich wirklich alle in den Fraktionsspitzen“, sagte einer der Klausur-Teilnehmer.

Wie notwendig der Faktor Vertrauen ist, hatten Miersch, Frei und Hoffmann bereits zu Beginn deutlich gemacht. Grob gesagt geht die Erzählung so: Wenn die Fraktionsführungen sich vertrauen, bekommt man auch heikle Gesetzesvorhaben durch den Bundestag. Zudem können die Fraktionen dann die gesamte Koalition stabilisieren, wenn es anderswo, zum Beispiel im Kanzleramt, mal wieder ruckelt. Man wolle „Antreiber“ der Regierung sein, sagte CSU-Mann Hoffmann, nicht „Abnicker“.

„Da ist schon etwas weiter gewachsen“: Unionsfraktionschef Frei (Mitte) vermittelt Optimismus nach der Klausurtagung. FOTO: LARS BERG/DPA

Als Bedingung für die nötigen Erfolge wurden in Münster vor allem zwei Punkte genannt: einander gegenseitig Erfolge gönnen können – und trotz guter Zusammenarbeit weiterhin unterscheidbar bleiben.

Wurde in Münster auch auf die anstehende Wahl in Sachsen-Anhalt geschaut? Das Thema Sachsen-Anhalt spielte in der Klausur keine zentrale Rolle. Abgeordnete verwiesen in Gesprächen am Rande aber immer wieder darauf, wie wenige Einwohner Sachsen-Anhalt habe und wie knapp es in den Umfragen zugehe. Es würden am Ende wenige Tausend Stimmen darüber entscheiden, ob die AfD eine eigene Mehrheit bekomme. Auch deshalb müsse man den Wahlkampf bis zum letzten Moment mit großem Einsatz führen. In der jüngsten Umfrage der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schneiden CDU und SPD eine Nuance besser ab als zuletzt, und die AfD kommt trotz gewaltigen Vorsprungs nicht auf eine eigene Mehrheit.

Wie soll es nach einem AfD-Erfolg bei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im Bundestag weitergehen?

In Münster wurde betont, dass sich für die Koalition im Bund nichts ändere, weil man im Bundestag noch bis zum Ende der Legislaturperiode in zweieinhalb Jahren eine Mehrheit habe. Die Koalitionsfraktionen müssten im Fall eines AfD-Erfolgs mehr denn je ein „Stabilitätsanker“ sein. Man habe eine große Verantwortung, denn es gebe keine andere demokratische Mehrheit im Bundestag. Wenn die Koalition scheitere, gefährde das auch die Akzeptanz des Parlaments insgesamt.

Man habe sich vorgenommen, „nach Sonntag, 6. September, 18 Uhr stabil zu bleiben“, sagte ein Teilnehmer, selbst wenn der Ausgang der Wahlen Turbulenzen in den Parteien auslösen sollte. Auch Thorsten Frei sagte zum Abschluss, es sei klar, dass man eine gemeinsame Verantwortung für das ganze Land habe, und dass das „im Zweifel auch an erster Stelle zu stehen hat“.

Wer in Münster dagegen Abgeordnete nach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und dessen Rolle für die Stabilität des Bündnisses fragte, konnte durchgehend eine große Unzufriedenheit vernehmen. Zuversicht, dass Friedrich Merz die Lage noch einmal deutlich verbessern könnte, gibt es offenbar kaum. Und: Just am Freitag wurde ein Papier der Ruhr-SPD bekannt, in dem mehrere Bundes- und Landtagsabgeordnete den Kurs der Koalition im Bund kritisieren, vor allem aber auch die „Tonlage“ des Bundeskanzlers.

Henrike Roßbach, Robert Roßmann

KURZ GEMELDET

Land Berlin wird erpresst

Berlin – Das Bundesland Berlin ist nach einem Mitte August bekannt gewordenen Hackerangriff auf die Verwaltung ein Erpressungsversuch ausgesetzt. Der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CDU) versicherte am Freitag, die Landesregierung werde auf die Forderungen der Erpresser nicht eingehen. Unklar blieb, worin genau der Erpressungsversuch besteht und welche Daten die Täter abgezweigt haben. Betroffen waren die Senatsverwaltungen für Verkehr sowie Bauen und Wohnen. Innensenatorin Iris Spranger betonte, der Angriff habe auf die anstehende Wahl in Berlin keinen Einfluss. Der betreffende Teil des Landesnetzes sei „zu 100 Prozent“ abgesichert. ARO

Debatte über Briefwahl

Berlin – Rufe nach einer Abschaffung der Briefwahl wegen möglicher Manipulationsgefahr weist der Verband „Mehr Demokratie“ zurück. „Die Briefwahl sollte nicht abgeschafft werden. Im Gegenteil: Es wäre gut, wenn die Briefwahlunterlagen automatisch an alle Wahlberechtigten verschickt würden“, sagte Bundesvorstandssprecher Ralf-Uwe Beck. Dies erleichtere und erhöhe

- laut einer Bertelsmann-Studie – die Wahlteilnahme. Je nach Wahl nutzen bis zu zwei Drittel der Wähler die Briefwahl. Die Unterlagen müssen eigens beantragt werden und werden in einem zweiten Brief nach dem Wahlschein verschickt. Aus Sicht des Verbands ließe sich ein automatisches Zusenden der Briefwahlunterlagen beinah kostenneutral gestalten. „Mehrkosten und Kostenersparnis dürften sich in etwa die Waage halten“, meint Beck. Wahlbenachrichtigungen würden ohnehin verschickt, man könne Stimmzettel, Wahlumschlag und Wahlbriefumschlag beilegen. Mehrkosten wiederum entstünden, da mehr per Brief zugeschickte Wahlzettel bearbeitet werden müssten. KNA

Proteste gegen Migranten

Ceuta – Demonstranten haben in einem Lager von Migranten in der spanischen Exklave Ceuta Feuer gelegt (FO-TO: DPA) und die sofortige Rückführung der Menschen gefordert. Am Strand Benítez, wo die Menschen campieren, waren in Fernsehbildern Zivilisten zu sehen, die immer wieder Gegenstände ins Feuer warfen. Polizisten trennten die Demonstranten von den Migranten, die sich auf eine Mole zurückgezogen hatten. Zuvor hatten Demonstranten bereits versucht, Fahrzeuge des Roten

Kreuzes mit Lebensmitteln für die Migranten zu stoppen. Ende Juli waren bis zu 80 000 Migranten von Marokko aus nach Ceuta gekommen, viele schwimmend. Mindestens 96 kamen nach offiziellen Angaben ums Leben. Mehrere Tausend harren noch immer in der Exklave aus. Die konservative Opposition fordert, die Menschen zurückzuschicken. Internationale Verträge und spanische Gerichtsurteile untersagen aber Kollektivabschiebungen und schreiben eine Einzelfallprüfung vor. DPA

Staatsbegräbnis für Mladić?

Belgrad – Die serbische Regierung hat ein mögliches Staatsbegräbnis für den bosnisch-serbischen Kriegsverbrecher Ratko Mladić anklingen lassen. „General Mladić ist ein General, und das Protokoll ist bekannt“, sagte Justizminister Nenad Vujic dem bosnisch-serbischen Fernsehsender ATV. Der Verweis auf das staatliche „Protokoll“ wird von serbischen Medien so interpretiert, dass die Regierung unter Präsident Aleksandar Vučić ein Begräbnis mit höchsten Ehren plant. Mladić war am Donnerstag in Den Haag gestorben. Er verbüßte eine lebenslange Haft für seine im Bosnien-Krieg begangenen Kriegsverbrechen. Ein UN-Tribunal hatte ihm die Schuld am Massaker von Srebrenica im Juli 1995 nachgewiesen. Bosnisch-serbische Milizen hatten dort unter seinem Kommando mehr als 8000 Menschen ermordet. DPA

Vertretung für Felix Klein

Berlin – Der parlamentarische Staatssekretär im Innenministerium, Christoph de Vries (CDU), übernimmt übergangsweise die Aufgaben des Antisemitismusbeauftragten der Bundesregierung. Das erklärte ein Sprecher des Bundesinnenministeriums. Die Neubesetzung des Postens werde Bundes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beizeiten bekannt geben. Der bisherige Beauftragte Felix Klein wird von September an Leiter der Ständigen Vertretung der Bundesrepublik bei der Organisation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Entwicklung (OECD) in Paris. Der 58-Jährige war seit Mai 2018 der Beauftragte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jüdisches Leben in Deutschland und den Kampf gegen Antisemitismus – so der offizielle Titel des Amts. KNA

Von Peter Burghardt und Charlotte Walser

Washington – Der Mann, der Donald Trump herausfordert, ist anders als dieser kein Lautsprecher. Mark Carney ist eher ein leiser und beherrschter Mensch. Er hat eine ruhige Stimme, aber anders als sein Widerpart finanzpolitische Expertise. Kanadas Premierminister war Investmentbanker und Notenbanker, ehe er im März 2025 zum Regierungschef in Ottawa aufstieg. Der Liberale Carney, 61 Jahre alt, wirkt wie das exakte Gegenmodell zu dem Maga-Republikaner im Weißen Haus. Doch seine Worte sitzen.

„In Kanada bestimmen wir“: Mark Carney begrüßt Arbeiter bei einem Termin in Québec. FOTO: ANDREJ IVANOV/AFP

Der Anti-Trump

„Wir halten unsere Versprechen“, sagte der Kanadier vor einer Woche, als er die Handelsgespräche mit den USA abbrechen ließ und Gegenzölle ankündigte. Er habe davor gewarnt, dass die USA versuchten, Kanada zu brechen, um es zu besitzen, berichtete Carney in seiner Rede an die Nation. Und er habe versprochen, dass das niemals geschehen werde. „In Kanada bestimmen wir.“

Es war eine Kampfansage an den US-Präsidenten, der seinem üblichen Drehbuch folgte. Trump hatte Bedingungen gestellt und mit exorbitanten Zöllen gedroht, gewöhnlich kommt er damit durch. Weltweit sind Regierungen eingeknickt und haben seine Bedingungen akzeptiert. Nur die Großmacht China wagte es bislang, sich zu widersetzen. Und Kanada, schon zum zweiten Mal seit Beginn des Handelsstreits im vergangenen Jahr.

Kanadas Premier entwickelt sich zum prominentesten Widersacher des US-Präsidenten. Über zwei sehr unterschiedliche Kontrahenten.

Er habe den Konflikt nicht gesucht, sagte Carney. Auch die Bevölkerung Kanadas werde unter höheren Preisen leiden. Doch die USA hätten zu viel verlangt. Sie hätten Kanadas eigenständige Handelspolitik und sogar die Zweisprachigkeit des Landes einschränken wollen. Das habe Kanada nicht akzeptieren können.

Trump reagierte mit den üblichen Steinen aus seinem Baukasten. Er kündigte noch mehr Zölle an, er benannte den Lake Ontario in Lake America um, und er griff, wie so häufig, zu Großbuchstaben: „WIR BRAUCHEN KANADA NICHT, SIE BRAUCHEN UNS!“, schrieb der US-Präsident auf seiner Plattform Truth Social.

Ganz falsch ist das nicht: Kanadas Möglichkeiten, den USA wirtschaftlichen Schaden zuzufügen, sind begrenzt. Doch Carneys Widerstand kommt zu einem für Trump ungünstigen Zeitpunkt: Seine Umfragewerte sind zwei Monate vor den Zwischenwahlen auf einem Tiefpunkt. Die meisten seiner Wahlslogans hat er nicht umgesetzt, schon gar nicht die Ankündigung, die USA aus Kriegen herauszuhalten und die Verbraucherpreise zu senken.

Die Demokraten machen die hohen Lebenshaltungskosten zu einem Hauptthema bei ihrem Versuch, im Herbst die Mehrheit mindestens in einer der beiden Parlamentskammern zurückzuerobern. Dass Trump nun einen Handelskrieg gegen Kanada riskiert, kommt daher auch vielen Republikanern ungelegen. Kritisch äußern sich vor allem republikanische Abgeordnete in Bundesstaaten, die an Kanada grenzen. Sie sehen ihre Wiederwahl gefährdet.

Carney dagegen weiß sein Land hinter sich. Zwei Drittel der Kanadierinnen und Kanadier sprechen sich für einen harten Kurs gegenüber den USA aus. Diese Stimmung ist der Grund dafür, dass Carney überhaupt gewählt wurde: Er verdankt seinen Sieg nicht zuletzt dem aggressiven Kurs seines Widersachers Trump.

Als sein ebenfalls liberaler Vorgänger Justin Trudeau zurücktrat, galt ein Sieg der Konservativen als so gut wie sicher. Carney lag in Umfragen hinter seinem Konkurrenten. Doch dann verkündete Trump, der gerade seine zweite Amtszeit angetreten hatte, er wolle Kanada zum 51. Bundesstaat der USA machen. Carney machte Kanadas Souveränität zum Kern seiner Kampagne – und gewann.

Wie Trump wurde auch er in das höchste politische Amt gewählt, ohne vorher je ein anderes politisches Mandat innegehabt zu haben. Das ist aber auch die einzige Gemeinsamkeit der beiden. Trump war vor seiner Wahl Immobilienmogul, Carney Zentralbanker. Trump verhalf eine Realityshow im Fernsehen zu Bekanntheit, Carney verdankt sie seinem Handeln während der Finanzkrise von 2008. Trumps Credo lautet „America First“, er setzt auf die Macht des Stärkeren. Carney gewann mit dem Slogan „Canada strong“, er plädiert für Internationalismus.

Trump nennt den Lake Ontario jetzt Lake America

Geboren wurde Carney 1965 in Forth Smith im Nordwesten Kanadas. Er studierte an den Eliteuniversitäten Harvard und Oxfor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Bei Goldman Sachs stieg er zum Managing Director im Investmentbanking auf, bevor er 2000 nach Kanada versetzt wurde. Drei Jahre später wurde Carney zum stellvertretenden Gouverneur der kanadischen Zentralbank ernannt. Nach einem Abstecher ins Finanzministerium übernahm er 2008 deren Leitung – und sah sich mit dem Chaos an den Finanzmärkten konfrontiert. Er reagierte schneller als andere Zentralbankchefs mit der Senkung der Zinssätze, wodurch Kanada sich rascher als andere Länder erholte.

In der Welt der eher zurückhaltend agierenden Zentralbanken wurde der junge Carney zum Star. Er leitete den Ausschuss für das globale Finanzsystem und den Finanzstabilitätsrat. Von 2013 bis 2020 stand er als erster Nicht-Brite der Bank of England vor und musste sich mit den Folgen des Brexit und dem Beginn der Covid-Pandemie auseinandersetzen.

2020 wurde Carney von UN-Generalsekretär António Guterres zum Sonderbeauftragten für Klimaschutz und Finanzierung ernannt. In einem Buch von 2021 plädiert der Banker für ein Umdenken. Zunehmend werde der Wert einer Sache, einer Handlung oder eines Menschen mit ihrem Geldwert gleichgesetzt, schreibt er. „Wir müssen uns wegbewegen von einem Zustand, in dem wir von allem den Preis, aber von nichts den Wert kennen.“ Kaum vorstellbar, dass Trump so ein Satz einfallen würde.

Während der Covid-Pandemie beriet Carney die kanadische Regierung unter Trudeau. Als dieser zurücktrat, bewarb er sich um die Nachfolge. In seiner Siegesrede gab er jenes Gelübde ab, an das er nun erinnert: „Kanada wird niemals, unter keinen Umständen, in irgendeiner Weise Teil von Amerika sein“, sagte Carney. „Wir haben diesen Kampf nicht gesucht, aber die Kanadier sind immer bereit, wenn jemand den Handschuh wirft.“ Das ist ein Ausdruck aus dem Eishockey, Carney war mal Torwart.

Trotzdem besuchte er schon wenige Wochen nach seinem Amtsantritt das Weiße Haus. Damals bezeichnete sein unfreiwilliger Wahlhelfer Trump ihn als „talentierte Person“. Bald darauf ärgerte sich Trump aber über einen Anti-Zoll-Werbespot von Doug Ford, dem Premier der kanadischen Provinz Ontario. Das Video zeigte, wie Ronald Reagan Zölle kritisierte. Carney entschuldigte sich dafür.

Ins weltpolitische Rampenlicht kata-pultierte er sich im Januar auf dem Welt-wirtschaftsforum in Davos. Trump drohte mit einer Annexion Grönlands, das zu Dänemark gehört. Die europäischen Staatschefs traten ihm erstmals entge-gen, wenn auch zögerlich. Da betrat Mark Carney die Bühne – und nannte die Dinge beim Namen. Es scheine, dass die regelbasierte Ordnung an Bedeutung verliere und dass die Starken tun könnten, was sie wollten, sagte er – und forderte die Mittelmächte auf, sich zusammenzuschließen, um sich gegen den Druck der Großen ab-zusichern: „Wenn wir nicht mit am Tisch sitzen, stehen wir auf der Speisekarte.“ Für die New York Times war es „die wichtigste außenpolitische Rede seit Jahren“.

Nun sind erneut alle Augen auf Carney gerichtet. Mitte September soll er als Ehrengast i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in Straßburg sprechen. Kanadas Widerstand gegen die USA könnte zu einem wirtschaftlichen Fiasco für das Land werden. Oder zu einem Wendepunkt in Trumps Präsidentschaft.

Sheinbaum verliert die Ruhe

Lange Zeit wurde Mexikos Präsidentin für den Umgang mit ihrem amerikanischen Kollegen Donald Trump gefeiert. Doch Vorgänge in ihrer eigenen Partei machen sie nun angreifbar.

Buenos Aires – Es war eins der kürzesten Comebacks in der langen politischen Geschichte Mexikos: Am vergangenen Freitag hatte Rubén Rocha Moya, Gouverneur des Bundesstaates Sinaloa, seine Rückkehr auf seinen Posten angekündigt, „mit hocherhobenem Haupt“, wie er sagte. Nur, um sich 30 Stunden später vom Parlament in der Hauptstadt Culiacán auf unbestimmte Zeit beurlauben zu lassen. Sinaloa und die Nation seien wichtiger, kommentierte Rocha Moya den Vorgang.

Was wie eine Provinzposse klingt, ist eine kniffelige Angelegenheit – besonders für Mexikos Präsidentin Claudia Sheinbaum. Rocha Moya, 77, ist Mitglied in der Morena-Partei, genau wie Sheinbaum; Ende April waren Ermittlungen des US-Justizministeriums gegen ihn und neun weitere ehemalige und aktive Funktionäre aus Sinaloa bekannt geworden. Ihnen wird vorgeworfen, mit dem Sinaloa-Kartell kooperiert zu haben. Rocha Moya hatte sich daraufhin als Gouverneur beurlauben lassen und war mit der Aussage zurückgekehrt, die mexikanische Justiz habe keine Beweise finden können.

Das Vorgehen der US-Justiz im Fall des Sinaloa-Kartells und der lokalen Politiker ist nur ein Beispiel von vielen, die zeigen, wie gespannt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Nachbarstaaten inzwischen sind. In den ersten Monaten der zweiten Amtszeit von Donald Trump konnte sich Claudia Sheinbaum noch als die Frau feiern lassen, die dem US-Präsidenten erfolgreich entgegentritt. „La Caveza fría“, der kühle Kopf, war ihre Methode, um den scheinbar Unberechenbaren im Weißen Haus im Zaum zu halten. Trump bezeichnete Sheinbaum als „großartig“ und „elegant“.

Der Deal zwischen beiden war einfach: Sheinbaum gab ihrem Amtskollegen, was er wollte. So entsandte sie 10 000 Soldaten an die gemeinsame Grenze, um illegale Migration und den Drogenhandel einzudämmen. Dafür sollte sich Trumps Regierung nicht in die inneren Angelegenheiten des Nachbarn einmischen. Denn für die meisten Mexikaner ist die Souveränität ihres Landes gegenüber den USA traditionell eine hochemotionale Angelegenheit.

Claudia Sheinbaum kämpft damit, dass sich die Beziehung zwischen Mexiko und den USA stark verschlechtert hat. FOTO: AFP

Der US-Präsident zeigte sich noch sehr zufrieden darüber, dass Mexikos Sicherheitsbehörden anders als in den Jahren davor immer wieder gegen führende Mitglieder der Drogenkartelle vorgingen. Der spektakulärste Fall ereignete sich im Februar, als der Kopf des mächtigen Jalisco-Kartells der neuen Generation (CJNG) festgenommen werden sollte. „El Mencho“ wurde bei dem Einsatz erschossen.

Mittlerweile ist das Verhältnis beider Länder jedoch auf einem historischen Tiefpunkt angekommen. Am Rande des G-7-Gipfels im französischen Evian im Juni nannte Trump die Amtskollegin nun ei ne „verängstigte Frau“, sie habe „die Kontrolle über das Land verloren“.

Die Vorwürfe gegen Sinaloas Gouverneur Moya waren nur der Auftakt zu einem deutlich konfrontativen Auftreten gegenüber der mexikanischen Regierung. Dazu gehört das immer rabiatere Vorgehen der US-Behörden gegen Migranten, auch aus Mexiko. Fast 2300 illegale Einwanderer aus dem Nachbarland haben die USA in diesem Jahr nach Guatemala deportiert. Im Jahr zuvor waren es gerade einmal 15. Seit Trumps zweitem Amtsantritt sind zudem 17 Mexikaner im Gewahrsam oder bei Einsätzen der US-Einwanderungsbehörde ICE ums Leben gekommen. Die mexikanische Regierung hat deshalb Mitte des Jahres 20 Strafanzeigen in den USA gestellt.

Hinzu kommen kleinere Vorfälle, die aber am Selbstverständnis Mexikos als souveräner Nation rütteln. Im April kamen bei einem Autounfall im Bundesstaat Chihuahua zwei US-Bürger um. Sie gehörten offenbar zur CIA und sollen mexikanischen Kollegen geholfen haben, ein Drogenlabor auszuheben. Ein klarer Verstoß gegen die Vereinbarung, nicht im Hoheitsgebiet des jeweils anderen aktiv zu werden. Mitte Mai meldete dann der Sender CNN, dass die CIA auch an einer Operation gegen ein Kartellmitglied in der Nähe von Mexiko-Stadt beteiligt gewesen sein soll. Sheinbaum nannte den Bericht eine „Lüge“, die auch den „Menschen in Mexiko schaden“ solle. Der Sender blieb dabei.

Dass Sheinbaum zunehmend weniger mit kühlem Kopf reagiert, zeigt, wie angefasst sie wegen der ständigen Attacken ist. Vorfälle wie die mit den CIA-Agenten lassen sie bei ihren Parteigängern schwach gegenüber den USA aussehen. Zugleich sind manche der Vorwürfe der US-Behörden gegenüber politischen Funktionären in Mexiko offenbar zutreffend – selbst gegen solche im engsten Umfeld von Steinbaums Morena-Partei.

So entzogen die USA Andres Manuel López Beltrán im August das Einreisevisum. Beltrán ist der Sohn von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Ex-Präsident Mexikos und lange Sheinbaums wichtigster Mentor. Ihm wird vorgeworfen, an Geschäften des Jalisco-Kartells der neuen Generation (CJNG) beteiligt gewesen zu sein. Bewiesen ist das nicht, aber es gibt Indizien dafür, zumindest in einem Fall.

Immer häufiger muss Sheinbaum deshalb nun lavieren. Ihre starke Position, die sie der klaren Ablehnung der Einmischungen der USA verdankt, wird zunehmend geschwächt durch die vermutete Korruption in den Reihen ihrer eigenen Partei.

Im Fall des Gouverneurs von Sinaloa, Rubén Rocha Moya, konnte Mexikos Präsidentin zumindest einen Teilsieg davontragen: Nachdem er am Freitag vergangener Woche sein Amt wieder angetreten hatte, ist Sheinbaum den Parteikollegen nicht direkt angegangen, hat aber dennoch klar ihre Meinung zu seiner Rückkehr artikuliert: „Kein persönliches Interesse darf jemals über den Interessen des Volkes und der Nation stehen“, schrieb sie auf der Plattform X.

Die mexikanische Reporterin Reyna Haydee Ramírez geht davon aus, dass der Druck aus dem Präsidentenpalast Rocha Moya zum erneuten Rücktritt bewogen hat. Immerhin habe er sich nur wenige Stunden nach Sheinbaums Äußerung auf X beurlauben lassen. Aus der Klemme sei Sheinbaum damit aber nicht: „Der Frage, ob es zu einem politischen Bruch mit Rocha Moya gekommen sei, weicht die Präsidentin aus.“ Der Gouverneur a. D. ist immerhin ein enger Gefährte von Ex-Präsident Obrador gewesen. Jan Heidtmann

Höcke scheitert

Thüringer AfD verliert Misstrauensvotum gegen Ministerpräsident Voigt.

Leipzig – Dass Björn Höcke mit seinem Misstrauensvotum gegen Thüringens Ministerpräsident Mario Voigt (CDU) scheitern würde, war schon vor Beginn der Landtagssitzung klar. Zum zweiten Mal in diesem Jahr hatte Höckes AfD-Fraktion ein 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 nach Artikel 73 der Thüringer Verfassung angestrengt. Und lange vor Beginn der Aussprache am Freitagmorgen hatten alle Fraktionen außer der vom Verfassungsschutz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 eingestuften AfD erklärt, gegen Höcke zu votieren. Dieser hätte 45 Ja-Stimmen für seinen Antrag gebraucht. Am Ende wurden es 33, eine mehr, als die AfD-Fraktion Sitze im Thüringer Landtag hat und genauso viele wie beim letzten Mal im Februar.

Am Freitag gab es allerdings drei Enthaltungen und nicht nur eine wie beim letzten Mal. 49 Abgeordnete votierten gegen Höcke, zwei Stimmen waren ungültig. Anlass für den Misstrauensantrag war offiziell erneut die Aberkennung des Doktortitels für Voigt durch die TU Chemnitz, die kürzlich auch Voigts Widerspruch abgewiesen hatte. Gegen diese Entscheidung hat Voigt Klage vor dem Verwaltungsgericht angekündigt.

Höcke griff Voigt in der Aussprache vor der Abstimmung frontal an, sagte: „Sie sind ein Dieb geistigen Eigentums, Sie sind ein Plagiator, ein Betrüger.“ Auch das BSW, dem Höcke kürzlich noch überraschend vorgeschlagen hatte, Sahra Wagenknecht zur Ministerpräsidentin von Thüringen zu wählen, attackierte er scharf. Wenn die Fraktion mit Voigt weiter „einen Betrüger“ unterstütze, werde das BSW den Einzug in den Landtag in Sachsen-Anhalt nicht schaffen und selbst das Totenglöcklein für die Partei läuten.

In der Debatte wirkt der Regierungschef durchaus angefasst

Der Wahltermin in Sachsen-Anhalt am 6. September dürfte Höckes Hauptmotivation gewesen sein, den Misstrau- ensantrag gegen Voigt gerade jetzt er- neut zu stellen. Der Zeitpunkt ist aus Höckes Sicht günstig, um den Konflikt zwischen Sahra Wagenknecht und dem Thüringer BSW zu verschärfen. Die Bundesspitze verlangt vom Thüringer Landesverband, die Koalition mit CDU und SPD in Erfurt zu verlassen, der Landesverband und die Landtagsfraktion wollen sie fortsetzen. Ob es dazu kommt, soll nun ein BSW-Sonderparteitag entscheiden, der für den Nachmittag des 6. September angesetzt ist.

BSW-Fraktionschefin Sigrid Hupach sagte in der Debatte an Höckes Adresse gerichtet: „Sie können uns noch so viele Briefe schreiben, wir werden Sie nicht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wählen.“ Höckes Auftritt bezeichnete sie als „schmierige Show“. Ähnlich hatte sich zuvor auch CDU-Fraktionschef Andreas Bühl geäußert, der daran erinnerte, dass Höcke ein rechtskräftig verurteilter Straftäter ist. Wegen des wiederholten Verwendens einer SA-Parole war Höcke vor zwei Jahren vom Landgericht Halle zu einer Geldstrafe verurteilt worden. Höcke habe für das Land nichts beizutragen, sagte Bühl, er sei „eine Schießbudenfigur“ seiner eigenen Kirmes.

Auch Voigt sprach in der Debatte und wirkte persönlich angefasst. „Ich werde mich nicht von Ihnen kleinmachen lassen“, sagte er zu Höcke und wies den Vorwurf des Betrugs zurück. Die größte Niederlage für Höcke sei es, wenn die Demokratie im Landtag funktioniere. „Ich bin garantiert nicht fehlerfrei, aber Ihr Dreck wird unsere Demokratie nicht kaputt machen“, sagte der 49-Jährige.

Voigt ist seit Ende 2024 Ministerpräsident in Thüringen und regiert gemeinsam mit SPD und BSW. Die Brombeer-Koalition kommt auf 44 von 88 Sitzen im Landtag. Da sie ausgeschlossen hat, Mehrheiten mit der rechtsextremen AfD herbeizuführen, ist sie auf die Linke angewiesen. Auch deren Fraktionschef Christian Schaft wurde am Freitag deutlich. Das Nein seiner Fraktion zu Höckes Antrag entspringe nicht der Liebe zur Regierung Voigt, sondern einem klaren antifaschistischen Kompass. Der Abwahlantrag sei nur ein Stöckchen, über das man nun wieder springen müsse.

Stärkste Fraktion im Thüringer Landtag ist mit mehr als einem Drittel der Sitze die AfD. Um ein 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 einzubringen, braucht es lediglich ein Fünftel der Abgeordneten. Weder die Thüringer Verfassung noch die Geschäftsordnung des Landtags sehen eine Begrenzung für Anträge auf ein 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 vor. Höcke hat bereits angekündigt, er sei „moralisch eigentlich verpflichtet“, jeden Monat ein Misstrauensvotum anzustrengen.

Auch Voigt hält das für denkbar. „Es gehört zur Taktik und zur Strategie der AfD, immer wieder auch den Fokus wegzulenken von den eigentlichen Problemen der Menschen im Land, hin auf politiktaktische Spielchen“, sagte er nach der Abstimmung. Mit dem Ergebnis vom Freitag sei er zufrieden, es stärke der Koalition, aber auch ihm persönlich den Rücken. Am Sonntag hatte ihn auch ein Landesparteitag mit 84 Prozent als CDU-Vorsitzenden bestätigt. Iris Mayer

Ein Polizeisanitäter hilft einem Mann, der am 10. August bei einem Luftangriff auf Saporischschja verletzt wurde. FOTO: SMOLIYENKO DMYTRO/UKRINFORM/IMAGO/ABACAPRESS

Ein umstrittener neuer Schritt

Russland hat in der Ukraine offensichtlich eine Drohne genutzt, die ihr Ziel mithilfe von KI selbständig fand. Drei Zivilisten starben. Wie steht es um die Regeln für solche Waffensysteme?

Von Thomas Kirchner

München – Die russische Drohne sollte wohl eine Tankstelle in der südkrainischen Stadt Saporischschja treffen. Stattdessen knallte sie gegen eine Mauer in der Nähe und explodierte. Drei Menschen wurden am 6. Juli durch die Splitter getötet, eine 19-jährige Studentin und zwei Männer, 41 und 48 Jahre alt. Ukrainische Experten, die die Trümmer untersuchten, schilderten einem Reporter der New York Times (NYT), was sie herausfanden: Es war eine besondere Drohne, eine, die nicht auf ein einprogrammiertes Ziel zusteuerte, sondern sich ihr Ziel mittels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KI) selbst suchte, nach Maßgabe ihrer Trainingsdaten. Eine autonome Waffe also.

Die NYT spricht von einem „neuen Schritt in der Verwendung von KI im Krieg“. Bisher sei bei KI-gestützten Drohnen immer noch ein Mensch involviert, der das Ziel bestätigen musst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sei nur auf den letzten Metern genutzt worden, um gegen mögliche Störsignale gewappnet zu sein. Der Angriff vom Juli sei der erste dokumentierte Fall, bei dem Zivilisten durch eine solche russische Drohne ums Leben kamen, sagte Kateryna Bondar von der Denkfabrik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in Washington der US-Zeitung. Das beweise, dass Russland mit diesem System experimentiere. Wie Bondar in einem Bericht beschreibt, baut Russland gerade ein umfassendes Ökosystem für KI-gestützte Drohnen auf.

Auch Ingvild Bode von der Süddänischen Universität in Odense hält den Angriff für bemerkenswert. Technisch seien solche Drohnen allerdings nichts Neues, sagt sie. Das ukrainische Militär habe damit laut hochrangigen Offiziellen schon 2024 russisches Militärpersonal getötet. Eines der Systeme, die die Ukraine nutzt, ist der Quadcopter Saker Scout. Ein UN-Bericht von 2021 erwähnt einen solchen Angriff in Libya; in der aserbaidschanischen Exklave Bergkarabach soll es sogar schon 2016 zu Toten durch autonome Drohnen gekommen sein.

Auch das KI-Gesetz der EU spart Militärwaffen aus

Solche Attacken seien Teil einer Entwicklung, die nach den Angriffen auf das New Yorker World Trade Center im Jahr 2001 begonnen habe, sagt Jessica Dorsey von der Universität Utrecht. Um das Risiko für die eigenen Truppen zu mindern, hätten die USA anschließend zunehmend Drohnen und andere ferngesteuerte Waffen eingesetzt. Andere Armeen und nicht staatliche Akteure hätten nachgezogen. Waffen, die ihre Ziele selbständig finden und angreifen, sind die nächste Stufe.

Der amerikanische KI-Hersteller Anthropic weigerte sich Anfang des Jahres, dem Pentagon seine Sprachmodelle für den Einsatz bei autonomen Waffen zur Verfügung zu stellen. Noch sei die KI nicht verlässlich genug, warnte Anthropic-Chef Dario Amodei. Nach Ansicht des Internationalen Komitees des Roten Kreuzes (IKRK) wirft der Einsatz solcher Systeme „tiefgreifende humanitäre, rechtliche und ethische Bedenken“ auf; es sei schwierig, ihre Wirkung vorherzusehen und zu begrenzen. Entscheidungen über Leben und Tod würden Maschinen übertragen, „was sowohl die moralische Handlungsfähigkeit der Nutzer als auch die Menschenwürde derjenigen beeinträchtigt, gegen die Gewalt angewendet wird“. Und egal, wie fortschrittlich die eingesetzte Technik sei: Verantwortlich könnten nur Menschen sein, nicht Maschinen.

Verstößt der russische Angriff nun aber gegen das Völkerrecht? Spezielle Regeln zum Einsatz von KI im Krieg gibt es (noch) nicht, auch das KI-Gesetz der EU spart militärische Systeme aus. Allerdings kämen generelle Regeln vor allem des humanitären Völkerrechts zum Tragen, sagt Ingvild Bode. Das Prinzip, wonach zielgenau zwischen Zivilisten und Militär zu trennen sei, habe Russland anscheinend nicht bewusst verletzt. Wohl aber habe es gegen die Pflicht verstoßen, bei Angriffen alle machbaren Vorkehrungen zu treffen, um versehentliche zivile Schäden bei unklaren Lagen zu minimieren. Denn der Angriff in Saporischschja sei offenbar Teil eines groß angelegten Experiments mit Kigestützten Drohnen. „Wer derart unzuverlässige Technologie in einem besiedelten Gebiet einsetzt, nimmt Risiken für die Zivilbevölkerung in Kauf.“

Die Weltgemeinschaft versucht schon lange, solche „tödlichen autonomen Waffensysteme“ (LAWS) einzuhegen. Seit 2017 arbeitet eine „Gruppe von Regierungsexperten“ an Regeln, die das UN-Waffenübereinkommen ergänzen sollen. Am Montag beginnt ein entscheidendes letztes Treffen in Genf, um sich auf einen endgültigen Text zu verständigen, über den die UN-Mitgliedstaaten im November entscheiden werden. In der aktuellen Version hält der Text fest, dass das humanitäre Völkerrecht für alle Waffenarten gilt und die letzte Verantwortung immer bei Menschen liegt. Außerdem werden klare Beschränkungen für den Einsatz von LAWS formuliert.

Aber was bringen solche Dokumente, wenn Staaten, wie oft in Kriegen, um ihr Überleben kämpfen? Ist ihnen dann nicht jedes Mittel recht?

Jessica Dorsey wird als wissenschaftliche Beobachterin an den Sitzungen in Genf teilnehmen. Sie hat solche Fragen oft gehört und glaubt trotzdem an die langfristige Wirkung der Diplomatie. Wenn Staaten das Völkerrecht missachteten – dazu zählt sie auch die USA beim Einsatz in Iran sowie Israel im Gazastreifen –, müssten sie spüren, dass ihr Handeln Folgen habe, sagt sie. Etwa wirtschaftlicher Art, indem andere den Handel mit ihnen begrenzten. Oder indem die Bewegungsfreiheit ihrer Anführer eingeschränkt werde, wie durch die internationalen Haftbefehle gegen den Israeli Benjamin Netanjahu und den Russen Wladimir Putin..

Die Drohne in Saporischschja war laut den Ermittlern mit einem KI-Minicomputer von Nvidia bestückt. Wie gelangte er nach Russland? Die US-Firma weist jede Verantwortung zurück. Das Produkt sei nicht für militärische Zwecke gedacht und werde nicht in Russland verkauft. Einen Hinweis könnte die Platine geben, auf die das Nvidia-Teil montiert war: Made in China. Mitte der Woche leitete die US-Regierung Ermittlungen gegen Apex ein, eine zu Kühne+Nagel gehörende Spedition in Singapur. Sie soll, so der Verdacht, KI-Chips von Nvidia nach China geschmuggelt haben.

Island erwägt ein „Vielleicht“ zur EU

Soll die isländische Regierung die Beitrittsverhandlungen wieder aufnehmen? Darüber stimmt nun das Volk ab.

Kopenhagen – Island sieht von oben aus wie ein kleiner, in den Nordatlantik zwischen Grönland und Norwegen hineingeworfener Batzen Gestein, an den Rändern stark ausgefranst. Rund 400 000 Menschen leben hier, ein Drittel von ihnen in der Hauptstadt Reykjavik, die mehr als zweitausend Kilometer Luftlinie von Brüssel entfernt ist. Und, der Vollständigkeit halber, etwa viereinhalbtausend Kilometer entfernt von Washington D.C. Man könnte sagen: Schon rein geografisch ist Island ganz woanders als die EU und die USA. An diesem Samstag aber findet in Island eine Abstimmung statt, die mit beiden viel zu tun hat. Dabei geht es um nichts weniger als die Zukunft Islands.

Gegner und Befürworter fürchten um Islands Sicherheit und Autonomie

„Sollen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Islands Mitgliedschaft in der EU wieder aufgenommen werden?“ Das ist die Frage, die den isländischen Wählern am Samstag gestellt wird. In einer erst vergangene Woche durchgeführten Umfrage kommt die Mehrheit der Befürworter auf 51,3 Prozent; die „Nein“-Sager liegen bei 48,7 Prozent. Viel dünner kann ein Vorsprung nicht sein, und dass der Ausgang vollkommen offen ist, das zeigt auch ein Blick in die Historie von EU-Referenden. Die letzte Umfrage vor der Brexit-Abstimmung 2016 prognostizierte eine Mehrheit von 51 Prozent für „Remain“, also gegen den Brexit – tatsächlich votierten dann nur 48,1 Prozent für einen Verbleib in der EU.

Anders als vor zehn Jahren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ist das jetzige Referendum in Island aber nur eine „Irgendwie“-Abstimmung: Es geht lediglich darum, ob überhaupt wieder über eine EU-Mitgliedschaft verhandelt werden soll. Die bisherigen Gespräche zwischen Brüssel und Reykjavík wurden 2013 auf Wunsch der damals neu gewählten konservativen isländischen Regierung ausgesetzt und dann 2015 ganz abgebrochen. Sollten die Isländer jetzt, elf Jahre später, für eine Wiederaufnahme stimmen, stünden Verhandlungen bevor, deren Dauer – je nach Optimismus der Befragten – auf ein bis drei Jahre geschätzt werden. Sollten die Verhandlungen positiv enden, käme es zu einem weiteren Referendum.

Islands Ansatz, den doch signifikant großen EU-skeptischen Teil der Bevölkerung diesmal möglichst von Anfang an mitzunehmen, und zwar bevor Verhandlungen überhaupt erst geführt werden können: Das sei schon „sehr ungewöhnlich“, sagt die frühere dänische Klima- und Umweltministerin Lykke Friis Anfang dieser Woche. Friis sitzt in den Büro-räumen des Thinktanks „Europa“ in Kopenhagen, dessen Direktorin sie inzwischen ist. Die Island-EU-Frage sei in ihrer Bedeutung nicht zu unterschätzen, findet sie, der Ausgang könnte Folgen haben für die Haltung zur EU in Ländern wie Norwegen und vielleicht sogar Großbritannien.

Ein Nein, ohne zu wissen, welches Ergebnis eine neue Verhandlung brächte, wäre so ideologisch getrieben, dass Brüssel es als Niederlage verbuchen müsste, auch wenn Island ein eher kleines Mitglied wäre. Und ein Ja, sagt Friis, könnte wiederum eine neue Dynamik erzeugen, wenn dann tatsächlich verhandelt wird. Gerade, weil sich manche EU-Themen mit denen Islands überschneiden.

Im Kern geht es in Island in der EU-Frage, wie das eben so ist bei Ländern, die von Wasser umgeben sind, um die Fischereirechte. Islands Fischer befürchten, die Kontrolle über Fangquoten und den Fischbestand zu verlieren. Außerdem, so argumentiert die Nein-Lobby: Was sollte ein Beitritt überhaupt bringen?

Island gehört – anders als Grönland, das als Teil Dänemarks auf die Entscheidungen der Regierung in Kopenhagen angewiesen ist – seit 1944 nicht mehr zu Dänemark und hat seit 1951 ein bilaterales Verteidigungsabkommen mit den USA. Island ist zudem Gründungsmitglied der Nato, Mitglied des Schengen-Raums und des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raums, hat also Zugang zum Binnenmarkt der EU. Zu einem beträchtlichen Teil werden bereits jetzt EU-Vorschriften in Island angewandt. Nur den Euro haben die Isländer nicht. Sie bezahlen in isländischer Krone, einer vergleichsweise schwachen Währung; ein Euro wird in ungefähr 142 Island-Kronen umgerechnet.

Die Ja-Fraktion verweist vor allem auf die Sicherheitsfrage, mit Blick nach Washington. Donald Trump hat auch zuletzt wieder betont, wie gern er Grönland als Teil der USA sähe. Der US-Präsident hat das auch schon über „Iceland“ gesagt, wobei er offensichtlich „Greenland“ meinte. Sein gesteigertes Interesse, aber auch das von Russland und China an der arktischen Region, wird in den nordeuropäischen Ländern mit Sorge zur Kenntnis genommen. Die Bedrohung sehen in Island beide Seiten gleichermaßen, die Befürworter wie die Gegner der EU. Sie ziehen nur unterschiedliche Schlüsse daraus.

Die einen befürchten einen Verlust der Autonomie, wenn Island, das über keine eigene Armee verfügt, nicht vollwertiges Mitglied eines starken Verbundes wie der EU wird. Für die anderen ist die Autonomie genau dann in Gefahr, wenn Island vollwertiges Mitglied eines starken Verbundes wie der EU wird. US-Regierungen kommen und gehen, so sehen es Islands EU-Gegner – und was genau die Russen und die Chinesen in Zukunft vorhaben, wer weiß das schon. Außerdem: Die Nato ist ja auch noch da.

Islands Regierungschefin Kristrún Frostadóttir wirbt für Verhandlungen mit der EU. FOTO: AFP

Die 38-jährige isländische Regierungschefin Kristrún Frostadóttir und die anderen EU-Befürworter haben am Samstag ein Problem, sagt Lykke Friis: Der Inhalt der Abstimmung sei zu vage. „Es gibt keine Vision, auch nichts Konkretes.“ Frostadóttir selbst betont, Island werde letztlich nur beitreten, wenn der Deal gut sei, „das erste und das letzte Wort“ in der Angelegenheit habe das isländische Volk.

Entsprechend häufig zitierten zuletzt die skandinavischen Medien Isländer, die angaben, trotz ihrer EU-Skepsis erst mal mit „Ja“ stimmen zu wollen, nur um dann abzuwarten, was bei den Verhandlungen rauskommt. Das sei ein bisschen so, findet Lykke Friis, als ob man sage: „Wir verloben uns jetzt mal. Und dann schauen wir weiter, ob wir auch heiraten.“

Michael Neudecker

Japan als Paradies für Spione

Der Inselstaat zieht etliche Agenten an, vor allem russische. Jetzt aber will Tokio seinen Geheimdienst massiv ausbauen – Vorbilder sind CIA und MI6.

Tokio – Ein russischer Spion, der eine Tarnidentität als Aeroflot-Mitarbeiter im Tokioter Büro der Fluglinie aufbaut, um Hochtechnologie aus Japan nach Russland zu schmuggeln – das hört sich an wie eine Storyline für den nächsten James-Bond-Film. Tatsächlich ist es aber eine Recherche der New York Times, die seit diesem Frühjahr die japanische Politik in Aufregung versetzt.

Professor James J.D. Brown von der Temple University in Tokio, spezialisiert auf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Russland und Japan, erzählt die Räuberpistole am Donnerstag im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in Tokio. „Das Problem ist, dass Japan auf solche Spionageangriffe nicht vorbereitet ist“, sagt Brown, „und dass es vermutlich sehr lange dauern wird, einen effektiven Geheimdienst aufzubauen.“

Moskau nutzte Japa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als Knotenpunkt für Informationsbeschaffung und den Schmuggel von Dual-Use-Technologie, also Bauteilen, die sowohl zivilen als auch militärischen Nutzen haben, das war eine Erkenntnis der NYT-Recherche. 90 Prozent der russischen Drohnen, die für Attacken auf die Ukraine benutzt werden, enthalten japanische Komponenten – obwohl Japan zu den Unterstützern der Ukraine gehört.

Auch deswegen hat das Parlament in Tokio am 27. Mai dieses Jahres ein Gesetz zur Gründung eines Nachrichtendienstes erlassen. „Diese Maßnahmen sind lediglich der erste Schritt einer Geheimdienstreform", erklärte Premierministerin Sanae Takaichi dazu. „Angesichts der zunehmend instabilen globalen Lage ist es unerlässlich, dass wir uns mit neuen Methoden der Kriegsführung auseinandersetzen.“ Es soll ein Auslandsnachrichtendienst nach dem Vorbild der CIA in den USA oder des MI6 in Großbritannien aufgebaut werden.

Nachdem Japan im Zweiten Weltkrieg halb Asien verwüstet und sogar die USA angegriffen hatte, kam es zum Abwurf der Atombomben auf Nagasaki und Hiroshima und der Kapitulation des japanischen Kaisers. Das Kaiserreich verfügte noch über einen gefürchteten Geheimdienstapparat, der vorwiegend gegen die eigene Bevölkerung eingesetzt wurde. Beim Neuaufbau des Landes wurde eine Friedensverpflichtung in die Verfassung geschrieben, die dazu führte, dass Japan heute offiziell nicht über eine Armee verfügt, sondern lediglich über „Selbstverteidigungskräfte“ (SDF), die im Ernstfall von der US-Army unterstützt werden. Auch der Geheimdienst wurde entmachtet.

Bis heute gibt es kein wirksames Anti-Spionage-Gesetz, weshalb ausländische Spione relativ unbehelligt in Japan arbeiten können und meistens straffrei ausgehen. „Sie werden im schlimmsten Fall wegen Wirtschaftsvergehen verurteilt“, sagt Brown. Der damalige japanische Premier Yasuhiro Nakasone bezeichnete sein Land bereits in den 1980er-Jahren als „Spy Paradise“. Nakasones Initiativen, ein neues Spionageabwehrgesetz durchzusetzen, das auch die Todesstrafe für feindliche Spione vorsah, stieß auf breiten Widerstand im Parlament und in der Bevölkerung – der Weltkrieg und die schmachvolle Niederlage lagen noch nicht lange genug zurück.

Als im Jahr 2022 nach Beginn des russischen Angriffs auf die Ukraine Hunderte russische Spione aus westlichen Ländern ausgewiesen wurden, gingen viele von ihnen nach Japan, um die gut entwickelte Technologiebranche und die schwachen Spionagegesetze des Landes für Moskau zu nutzen. „Die Technik ist immer dieselbe“ erklärt Brown, „es werden Firmen in Ländern wie Vietnam oder Sri Lanka gegründet, die diese Technologie offiziell kaufen und von dort nach Russland weiterverkaufen.“ Um solch schlichte Tricks zu erkennen, muss man den sogenannten Papertail verfolgen, also Rechnungen prüfen, Schriftverkehr lesen, die Logik einschalten können.

Sich unbehelligt bewegen, in Japans Hauptstadt Tokio geht das auch für Agenten besonders leicht. FOTO: EUGENE HOSHIKO/AP

Doch die Mitarbeiter der japanischen Informationsdienste seien nicht gut genug ausgebildet und spezialisiert, um hier einzuschreiten, „und die Geheimdienste sind zu unkoordiniert, um etwas dagegen zu unternehmen“, wie der Experte Brown erklärt. Die russischen Geheimdienste dagegen haben eine lange Tradition von Infiltration und Unterwanderung. Russen kann man in Japan schlecht als Einheimische tarnen. Dafür würden dann Brasilianer angeheuert und ausgebildet, die für Moskau spionieren und in Japan weniger auffallen, weil sie eine der größten ausländischen Bevölkerungsgruppen bilden.

Dass Japan so interessant ist, liegt auch daran, dass die US-Army hier etwa 55 000 Militärangehörige stationiert hat. Vom nördlichsten Punkt Japans aus wiederum liegt Russland nur etwa 40 Kilometer entfernt. Über Hokkaido beginnen die Kurilen, eine Inselgruppe, um die seit de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zwischen Tokio und Moskau gestritten wird. China und Nordkorea sind ebenfalls ganz nah,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Japanischen Meeres. Es arbeiten neben russischen und amerikanischen also auch viele chinesische und nord-koreanische Spione in Japan.

Premierministerin Takaichi hat ihre Pläne für einen Auslandsgeheimdienst seit ihrer Wahl im Oktober vorangetrieben, sie strebt eine grundsätzliche Revision der pazifistischen japanischen Verfassung an. Das betrifft auch die Selbstverteidigungskräfte, die von Militärexperten bereits als siebtstärkste Armee der Welt eingestuft

Premierministerin Takaichi führt persönlich den neuen Geheimdienstrat an

werden, aber durch die Verfassung stark eingeschränkt sind. Genau wie der bisherige Geheimdienst Japans. Der neu gegründete Nationale Geheimdienstrat wird von ihr persönlich geführt. Sein Aufgabenbereich soll „die Terrorismusbekämpfung, die Reaktion auf nationale Notfälle und Gegenmaßnahmen gegen ausländische Spionageaktivitäten oder verdeckte Einflussoperationen umfassen“.

Das ist auch notwendig, denn die Spionagekapazitäten von China, Nordkorea und Russland wachsen stetig, und die Länder arbeiten eng zusammen. Hinzu kommt, dass Kriege heute anders geführt werden.

Besonders Russland hat die asymmetrische Kriegsführung perfektioniert, wozu Desinformationskampagnen zur Schwächung anderer politischer Systeme gehören, wie man sie auch in Deutschland erlebt. Dafür braucht man weniger klassische Agenten als schlaue Analysten mit exzellenten Sprachkenntnissen.

Durch die gestiegene Bedrohungslage gibt es in Japan bislang keinen nennenswerten Widerstand gegen die Reformpläne der Takaichi-Regierung. Ihre Initiative wird auch dadurch legitimiert, dass Moskau derzeit Militärübungen seiner Pazifikflotte im Seegebiet um die Kurilen abhalten lässt, trotz Protesten aus Tokio, wo diese Inseln als „Nordterritorien“ bezeichnet und teilweise als Staatsgebiet betrachtet werden. Russlands Machthaber Wladimir Putin besuchte vor zwei Wochen Etorofu, eine der Kurilen-Inseln, und sagte beim Besuch eines russischen Kriegsschiffs, „die Region ist leider zunehmend konfliktanfällig, die Nato versucht, hier Fuß zu fassen, und es bilden sich neue militärische und politische Blöcke“. Damit war die Unterstützung Japans für die Ukraine gemeint.

Dass Tokio auf diese Provokation bislang so zurückhaltend reagiert und nur den russischen Botschafter einbestellt hat, wundert nicht nur Professor Brown. Womöglich fehlen die notwendigen Geheimdienstinformationen, um anders zu reagieren. Doch das soll sich nun ändern, wenn es nach der japanischen Premierministerin geht. David Pfeifer

UMGANG MIT DER AFD

Das große Zaudern beim Verbotsverfahren

Europa
Druckkontrollelement

Plakat bei einer Demonstration im Mai 2025 in München.
FOTO: TOBIAS HASE/DPA

„Zehn Gründe für ein AfD-Verbotsverfahren. Jetzt“ vom 14./15. August, Kommentar „Die Zäsur“ vom 8. August und Gastbeitrag „Gefährliche Lethargie“ vom 31. Juli:

AfD missachtet Menschenwürde

Der Kern unserer Verfassung ist zusammengefasst in Art.1 Grundgesetz (GG). Aus dem Bekenntnis, dass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unantastbar ist, ergibt sich ein Regelwerk an Vorschriften zum unbedingten Schutz von Minderheiten. Eine Reihe von politischen Zielen der AfD steht im Widerspruch zu diesem Versprechen von Minderheitenrechten.

Die islamspezifische, gruppenbezogene Menschenfeindlichkeit der AfD ist ein Ausdruck ihrer Ideologie der Ungleichwertigkeit. Die Vorstellung von einer völkisch geprägten Identität einer ethnisch homogenen deutschen Bevölkerung – womöglich erreichbar durch Remigration – führt zu einer Perversion von Art.1 GG. Dann wäre nur noch die Würde von Deutschen unantastbar.

Prof. Dr. Norbert Dieringer, Weilheim

Der Irrtum des Zauderns

„Zehn Gründe für ein AfD-Verbot“ – ein sehr interessanter und fundierter Artikel! Ja, ich selbst verstehe auch nicht, warum die bewährten Altparteien sich nicht zu einem Verbotsantrag in Karlsruhe durchringen konnten, obwohl der Verfassungsschutz und andere Organe eindeutige Belege lieferten. Ich denke, dahinter steckt eine gewisse Fehleinschätzung, denn unter anderem Friedrich Merz hatte ja behauptet, dass er innerhalb kürzester Zeit die AfD-Zahlen halbieren würde ... Aber weit gefehlt! Dietmar A. Angerer, München

Verbot wäre unsinnig

Ein Verbot der AfD ist unsinnig und falsch, es fördert nur die Unzufriedenheit im Land und aktiviert die Verdrossenen (AfD-Wähler). Sinnvoll wäre eine der Bevölkerung zugewandte Politik, die auch darauf ausgerichtet ist, die Unzufriedenen mitzunehmen in einen erträglichen Alltag. Eckpunkte wären eine gerechte und ausreichende Altersversorgung nicht nur f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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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te, eine gerechte Besteuerung der Erträge anstelle der Arbeitsentgelte, Sozialleistungen, die sinnvoll sind, Rückbau der „deutschen Gründlichkeit“ bei Gesetzesvorgaben, normale Unterstützung zur Selbsthilfe für bedürftige Länder der Welt. Die Orientierung am Verhalten Spaniens innerhalb Europas wäre ein Ansatz.

alb Europas ware ein Ansatz. Roland Bählkow, Porta Westfalica

Lebensgefährliche Ignoranz

Wenn eine Partei absichtlich, wiederholt und öffentlich den menschengemachten Klimawandel leugnet, dann ist das nicht mehr Meinung, sondern Volksverdummung. Keine oder zu wenige Maßnahmen gegen den Klimawandel zu ergreifen, beschäftigte bereits mehrfac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as die jeweiligen Regierungen zu stärkeren Aktivitäten verurteilte. Eine Partei wie die AfD, die selbst – ohne an der Macht zu sein – mit ihrer Leugnung ihre Wähler verblödet und – einmal an der Macht – notwendige Maßnahmen blockieren oder rückgängig machen will („Nieder mit den Windmühlen der Schandel“), ist lebensgefährlich und gehört auch aus diesem Grund verboten. Thomas Schreiter, München

Es regt sich was

Vielen Dank an den Historiker Norbert Frei für die kluge, deutliche und gleichzeitig bedachte Wortmeldung zum Thema AfD-Verbot („Gefährliche Lethargie“). Ja, es stellt sich die Frage, warum wir Bürger:innen das Verbot nicht vehement fordern. Ja, es stellt sich die Frage, warum nicht zumindest auf Landesebene sich politische Koalitionen gefunden haben, die einen Verbotsantrag stellen. Es gibt allerdings eine Initiative, die mit Demonstrationen, Petitionen und Öffentlichkeitsarbeit dafür kämpft, dass vom Bundesrat ein Verbotsantrag gestellt wird: „PRÜF“, ausgeschrieben „Prüfung rettet übrigens Freiheit“. Deren Zielsetzung ist so einfach wie wichtig: „Uns bei PRÜF geht es vor allem ums Prinzip: Wenn ein berechtigter Verdacht besteht, dass eine Partei gegen die freiheitliche 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 vorgeht, sollte das überprüft werden.“ Dr. Julia Schreiner, München

Angriff auf die Verfassung

Die Ausarbeitung „Zehn Gründe für ein AfD-Verbotsverfahren. Jetzt.“ ist der wichtigste und wertvollste Beitrag zur AfD-Problematik in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überhaupt. Er sollte als Sonderdruck allen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n rechtzeitig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werden. Was natürlich nicht möglich ist. Aber alle können ihn googeln. Einer der wichtigsten Punkte der 10 ist für mich der 6.: „Ist es nicht eine Entmündigung der Wähler, wenn man eine 30- oder 40-Prozent-Partei verbietet?“ Die zentrale Aussage des Autors ist: „Nein, das ist es nicht ... Die AfD plant einen Angriff auf die politischen Grundrechte der anderen. Und wenn das so ist, dann ist es für die moralische und rechtliche Bewertung dieses Angriffs egal, wie viele Menschen anfeuernd hinter diesem Angriff stehen. Ob es 30 Prozent der Bürger sind ... oder noch mehr. Ein solcher Angriff ist niemals legitim.“ Auch die vom Autor zitierte juristische Diskussion zu einem

KORREKTUR

»» In „Abschiebeflug nach Afghanistan“, Seite 5 vom 25. August, stand in einem Teil der Auflage in der Titel-Unterzeile, dass auch Nicht-Straftäter abgeschoben worden seien. Laut dem Bundesinnenministerium handelte es sich jedoch ausschließlich um Straftäter.

möglichen Scheitern des Verbotsversuchs in Karlsruhe ist sehr lesenswert. Schon ein Teilverbot der Partei könnte wertvoll sein, weil er den verschiedenen Landesverbänden der AfD aufzeigte, wo die rote Linie ist. Dr. Michael Juhl, Herrsching

Anständig, aber naiv

Ja, selbstverständlich verbieten! Wie blöd müssen wir Demokraten eigentlich noch sein? Wollen wir uns denn, nachdem die Rechtsextremen die Meinungs- und Pressefreiheit eingeschränkt und die Unabhängigkeit der Justiz beseitigt haben werden (siehe Ungarn, siehe Polen), wirklich auf die Schulter klopfen: „Wir waren immer fair und anständig, wir haben ihre demokratischen Rechte nie eingeschränkt ... und nun machen die so was, ach, wie gemein.“ Nein, die Frage ist nicht, wie gemein die sind, sondern wie doof wir sind! Wir schauen immer nur zu und staufen!

er nur zu und staunen! Dr. Bernd Lüders, Gauting

Es gibt genug Gründe

Die zehn Überschriften im Buch Zwei waren Fragen zur Situation der AfD, aber keine Gründe für ein Verbotsverfahren. Aus meiner Sicht sollten dem geneigten Leser konkrete Punkte genannt werden, die ein juristisches Verfahren gegen die AfD begründen, wie zum Beispiel: Die AfD will (in nicht priorisierter Reihenfolge): sich ein geeignetes deutsches Volk heranziehen; die Regeln ändern; will keinen Minderheitenschutz; den Rundfunkstaatsvertrag kündigen; die Medienlandschaft zu ihren Gunsten verändern; das Schulsystem ändern; willfähige Richter einsetzen; keine Klimaschutzmaßnahmen ergreifen; verdiente Politiker (etwa Angela Merkel) vor den Kadi zerren. Die Errungenschaften des 19. Jahrhunderts sollen mehr hervorgehoben werden, wodurch die Ereignisse des 20. Jahrhunderts („Fliegenschiss“) kleingeredet werden.

Sicher gibt es noch weitere schlagkräftige Gründe, gegen die AfD vorzugehen, um unsere Demokratie zu schützen. Ich schließe mich der Berliner Integrationsbeauftragten Güner Yasemin Balci an, die so argumentierte: „Deutschland soll einfach so wunderbar und lebenswert bleiben, wie es ist, und seine großartigen gesellschaftlichen Errungenschaften keinen Millimeter breit aufgeben – nicht aus Höflichkeit oder Toleranz und schon gar nicht aus Naivität.“ Franz Kapsner, Grafing

Feinde der Freiheit

Iris Mayer hat treffend beschrieben, was passiert, wenn die AfD in Sachsen-Anhalt die Regierung übernimmt. Es wäre eine Zäsur für die ganze Bundesrepublik. Vom ersten Tag an müssten die Beschäftigten in den Ministerien, Behörden, Staatsanwaltschaften, an den Gerichten, der Polizei, beim Verfassungsschutz, an den Theatern, Schulen und beim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 fürchten, ihren Job zu verlieren, wenn sie es wagen sollten, die im Grundgesetz garantierten Rechte zu verteidigen oder sogar die AfD-Regierung zu kritisieren. Vom vorauseilenden Gehorsam konnte man schon lesen, dass ein Lehrer in Sachsen-Anhalt von einer Schulbehörde eine Abmahnung bekam, da er auf die Frage eines Schülers, warum er nicht die AfD wähle, es gewagt hatte, sich kritisch zu dieser Partei zu äußern. Wie schnell es mit unserer Demokratie vorbei sein kann, erleben wir gerade in den USA. Unsere Eltern oder Großeltern haben das in den 1930er-Jahren erfahren.

Wann endlich merkt die CDU/CSU, dass sie mit der Umsetzung von Teilen des AfD-Programms der Partei immer neue Wähler zutreibt? Warum werden von Bundestag, Bundesrat oder Bundesregierung nicht die Möglichkeiten genutzt, die uns die Mütter und Väter des Grundgesetzes aus den Erfahrungen der Geschichte gegeben haben, das unabhängig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prüfen zu lassen, ob eine Partei beabsichtigt, unseren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 abzuschaffen? Das Urteil, wie auch immer es ausfällt, müsste von allen respektiert werden.

Winfried Wolf, Hamburg

Plädoyer fürs Verbotsverfahren

Herzlichen Dank für dieses kluge, sehr gut recherchierte und stimmige Plädoyer für ein AfD-Verbotsverfahren. Worauf wollen Bundesregierung, Bundestag und Bundesrat denn noch warten? Bis die AfD – und sei es zunächst nur in einzelnen Bundesländern – unsere Demokratie stranguliert? Wir alle, die Zivilgesellschaft ebenso wie die Politik, tragen Verantwortung für die Bewahrung unserer Demokratie. Daher: AfD-Verbotsverfahren. Jetzt!

Ursula Zitzler, Ostfildern

JOSCHKA FISCHER Da übersieht er was

„Iran wird die Nuklearwaffe irgendwann haben“ vom 6. August:

Fischers Appeasement

„Iran wird die Nuklearwaffe irgendwann haben“, so der ehemalige Außenminister im Interview mit der SZ. Ach ja? Es war jener Joschka Fischer, der in seiner Amtszeit als Außenminister die europäische Politik des Appeasement gegenüber dem Atomstreben des islamischen Regimes maßgeblich vorantrieb.

So erklärte er im September 2004 in einer vom Presse- 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herausgegebenen Rede die Stoßrichtung seiner Iran-Intervention wie folgt: „Wir Europäer haben unseren iranischen Partnern immer geraten, uns als Schutzschild im wohlverstandenen eigenen Interesse zu begreifen“, als Schutzschild gegenüber den USA, wohlgemerkt, und um die ebenfalls eigenen Exportgeschäfte mit dem Iran zu befördern, die 2005 die Rekordsumme von 4,4 Milliarden Euro erreichten.

Gisela Wuttke, Münster

Blinder Fleck

Ich war gespannt, wie der von mir sehr geschätzte Grünen-Politiker und ehemaliger Außenminister die aktuelle Lage der Welt, Europas und Deutschlands einordnet. Fischer analysiert klug und nüchtern, ohne alarmierend zu sein. Endet sogar mit einer guten Prise Optimismus, und ich wollte mich bereits zufrieden zurücklehnen, als mir auffiel, dass weder bei den Fragen an den Grünen-Politiker noch bei dem erheblichen Redeanteil Joschka Fischers die Klimakrise auch nur mit einer Silbe erwähnt worden ist.

„Die gemütliche Zeit ist vorbei“ – ja, doch vor allen Dingen angesichts des momentan besonders spürbaren Klimawandels, gegen den die Weltgemeinschaft alle Anstrengungen unternehmen müsste, um die negativen Folgen so klein wie möglich zu halten.

Wie kann es sein, dass selbst ein so renommierter Grünen-Politiker, der ja in jungen Jahren eine Partei mitgegründet hat, die sich dem Schutz der Natur verpflichtet hat, die Reichweite Ihrer Zeitung nicht nutzt, um warnend darauf hinzuweisen, dass wir gerade durch die enormen Summen, die in die Rüstungsindustrie gesteckt werden, von der eigentlichen Krise ablenken, die viel verheerendere Folgen für die Menschheit hat? Ich bin in diesem Punkt enttäuscht von diesem Interview, das dieses zentrale Thema völlig außen vor gelassen hat.

Gisela Berger, Kö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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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llgradgrenze: 3600 m

Deutschland
Wetterhistorie München Maximum 1992: 33,0°C / Minimum 1931: 4,4°C

-DAS WETTER

Wechselnd bewölkt und gebietsweise Regenschauer

Wetterlage

Ein Tief über dem Süden Skandinaviens lenkt feuchte und mäßig warme Luft nach Mitteleuropa. Im Nordwesten und im Osten Mitteleuropas gibt es gebietsweise Schauer, sonst ist es oft freundlich und trocken. Auf den Britischen Inseln sowie in Skandinavien gehen zahlreiche Regengüsse nieder. Am Mittelmeer scheint dagegen häufig die Sonne bei hochsommerlichen Temperaturen. Auch auf der Iberischen Halbinsel bleibt es trocken.

Berlin	wolkig	26°
Bremen	Schauer	24°
Brocken	wolkig	15°
Dortmund	Schauer	23°
Dresden	wolkig	25°
Düsseldorf	Schauer	24°
Erfurt	wolkig	25°
Essen	Schauer	23°
Feldberg	wolkig	14°
Feldberg/Ts.	Schauer	19°
Frankfurt	Schauer	25°
Freiburg	Schauer	26°
Freudenstadt	Schauer	21°
Garmisch	wolkig	23°
Hamburg	Schauer	23°
Hannover	Schauer	24°
Ingolstadt	wolkig	26°
Karlsruhe	Schauer	26°
Kassel	wolkig	25°
Kiel	Schauer	22°
Koblenz	Schauer	25°

Aussichten

Sonnenschein und Wolkenfelder wechseln sich miteinander ab. Zunächst gibt es vor allem rund um die Nordsee, in Schleswig-Holstein und an der Ostsee einige Regenschauer oder Gewitter. Am Abend ziehen im Westen und Nordwesten neue Regenwolken heran. Die Temperaturen steigen auf 20 bis 27 Grad. Im Osten und Süden weht ein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im Norden und Westen ein mäßiger bis frischer und in Böen auch starker Wind.
Europa

Köln	Schauer	24°
Konstanz	wolkig	25°
Leipzig	wolkig	26°
Lindau	wolkig	25°
List/Sylt	Schauer	20°
Lübeck	Schauer	23°
Magdeburg	wolkig	27°
Mannheim	Schauer	26°
München	wolkig	25°
Nürnberg	wolkig	26°
Oberstdorf	wolkig	23°
Osnabrück	Schauer	24°
Passau	wolkig	27°
Rostock	Schauer	23°
Saarbrücken	Schauer	24°
Schleswig	Schauer	21°
Schwerin	wolkig	23°
Stuttgart	wolkig	26°
Trier	Schauer	24°
Wiesbaden	Schauer	25°
Zugspitze	wolkig	6°

Asien

Amsterdam	Regen	22°
Athen	heiter	34°
Barcelona	heiter	30°
Belgrad	Schauer	37°
Bordeaux	wolkig	28°
Brüssel	Schauer	22°
Bukarest	wolkig	30°
Dublin	Regen	18°
Dubrovnik	heiter	33°
Helsinki	wolkig	20°
Istanbul	Schauer	25°
Kiew	wolkig	27°
Kopenhagen	Schauer	22°
Lissabon	heiter	29°
London	Regen	21°
Madrid	sonnig	31°
Mailand	sonnig	31°
Moskau	Schauer	21°
Nizza	heiter	30°
Paris	Schauer	24°
Prag	wolkig	24°
Rom	heiter	35°
Salzburg	wolkig	24°
Sofia	wolkig	32°
Stockholm	Regen	17°
Venedig	heiter	31°
Warschau	Schauer	23°
Wien	wolkig	28°
Zürich	wolkig	25°

Urlaubsorte	Luft	Wasser
Helgoland	20°	19°
Rügen	23°	19°
Sylt	20°	18°
Ägadir	29°	23°
Antalya	38°	29°
Heraklion	29°	27°
Malaga	29°	25°
Palermo	35°	31°
Rimini	33°	28°
Tunis	38°	28°
Las Palmas	29°	24°
Zypern	32°	29°
Mallorca	32°	30°

Quelle: www.wetterkontor.de

Weltwetter		heute
Abu Dhabi	sonnig	47°
Bangkok	bedeckt	30°
Bogota	Schauer	18°
Boston	wolkig	24°
Buenos Aires	wolkig	20°
Chicago	wolkig	27°
Damaskus	sonnig	35°
Delhi	wolkig	35°
Denver	Schauer	32°
Dom. Republik	Schauer	33°
Havanna	Gewitter	31°
Hongkong	Schauer	34°
Houston	wolkig	39°
Jakarta	wolkig	29°
Jerusalem	Schauer	29°
Johannesburg	wolkig	20°
Kabul	sonnig	33°
Kairo	sonnig	37°
Kuwait	wolkig	49°
La Paz/Bol.	wolkig	19°
Lima	wolkig	24°
Los Angeles	wolkig	34°
Malediven	Schauer	28°
Manila	Gewitter	26°
Mekka	heiter	42°
Mexiko-Stadt	Schauer	20°
Miami	Schauer	36°
Montreal	wolkig	23°
Mumbai	Schauer	30°
Nairobi	wolkig	24°
New York	wolkig	28°
Panama	Gewitter	30°
Peking	wolkig	32°
Perth	wolkig	21°
Riad	heiter	44°
Rio de Janeiro	wolkig	34°
San Francisco	wolkig	21°
Singapur	Schauer	31°
Sydney	heiter	19°
Teheran	wolkig	36°
Tel Aviv	Schauer	34°
Tokio	Regen	24°
Vancouver	Schauer	17°
Washington	wolkig	29°

Ankommen, aufschl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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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üddeutsche Zeitung

LEUTE

Vin Diesel, 59, Schauspieler („The Fast and the Furious“), schlägt langsame und sanfte Töne an. Auf seinem Instagram-Kanal teilte er eine Audiospur, auf der offenbar er selbst den Song „I Will Always Love You“ von Dolly Parton singt, als Tribut an die verstorbene Country-Ikone. Mit dem Post überraschte er sowohl Dolly-Parton- als auch Vin-Diesel-Fans, die meisten zeigten sich tief bewegt von der Performance, konnten sich aber auch ein bisschen Spott nicht verkneifen. Diesel trifft in dem vielstimmigen Stück nicht jeden Ton perfekt, vor allem in den höheren Lagen. Das „please“ in der Zeile „Goodbye, please don't cry“ bricht ihm hörbar weg. Trotzdem sei das „eines der besten Covers dieses Stücks“, kommentierte ein Nutzer, weil es „mit dem Gefühl gesungen ist, das dafür benötigt wird“.

Verlorene Jahre

Kylie Jenner, 29, Model und Medienpersönlichkeit, hat verlorene Zeit aufzuholen. „Mit 25 habe ich mir selbst versprochen, erst mal nicht mehr Kinder zu bekommen und einfach nur die zweite Hälfte meiner Zwanziger zu genießen“, sagte sie dem Modemedium Who What Wear. Zu dem Zeitpunkt war Jenner bereits zweimal Mutter geworden. „Es hat sich angefühlt, als hätte ich ein paar dieser jungen Jahre verloren“, sagte Jenner nun. Nach der Schwangerschaft sei viel zusammengekommen, „das Jahr der Genesung, meine psychische Verfassung, meine postnatale Depression, all diese Dinge“. Jetzt wolle sie ihre Möglichkeiten ausschöpfen und „mutige Dinge“ tun. FOTO: ANGELA WEISS/AFP

Iris Berben, 76, Schauspielerin, will keine Oma-Klischees bedienen. „Ich möchte nicht nur die patente, lustige, schräge oder liebliche Großmutter spielen“, sagte sie in der aktuellen Ausgabe des Magazins Politik & Kultur des Deutschen Kulturrats. „Da ist ein Mensch mit eigenen Wünschen, Vorstellungen und Bedürfnissen. Die hören nicht auf.“ Amerikanische Streaming-Anbieter hätten dazu beigetragen, Stereotype in Deutschland zu zerschlagen. „Gerade in den USA wurden plötzlich große Frauenrollen erzählt, und es entstand eine ganze Welt von Geschichten über Frauen, die lange überhaupt kein Thema waren“, sagte Berben.

Der König, der sich gerne unsichtbar machte

Harald V. fand Pomp peinlich, am liebsten blieb er unerkannt – und genau dafür schätzten ihn die Noweger. Nun verliert die Monarchie just in der größten Krise ihren Ruhepol.

Von Alex Rühle

K eine Skandale und Affären; kein Glamour und Glitzer; Geburtstagsfeiern im möglichst kleinen Rahmen, und seit 2001 verzichten er und seine Frau Sonja auch auf alle Steuerprivilegien: König Harald war sicher nie der Klatschseitenkönig unter den europäischen Royals. Aber gerade deshalb haben ihn die Norweger sehr gern gehabt, wenn nicht gar geliebt.

Wie tief diese Zuneigung quer durch alle Bevölkerungsschichten, konnte man am Donnerstagmorgen dieser Woche sehen: Nachdem das Königshaus morgens die Meldung verbreiten ließ, Haralds Gesundheitszustand sei „sehr ernst“, strömten die Menschen vor dem Königlichen Schloss in Oslo zusammen, viele brachten Blumen, beteten, sangen oder sprachen in die Fernsehkameras, Harald sei doch der „Großvater von ganz Norwegen“.

Harald V. war, anders als die Zahl hinter seinem Namen suggeriert, erst der dritte König von Norwegen. Das Königshaus existiert erst seit 1905, aber für den Stammbaum wurden die alten Wikingerherrscher mitgezählt. FOTO: FRANCISCO SECO/DPA

Haakon und Mette-Marit mit ihren Kindern am norwegischen Nationalfeiertag im Jahr 2006. FOTO: ROYALPRESS NIEBOER/DPA

Harald bekam davon wohl nichts mehr mit, er war am 17. August aufgrund einer hämolytischen Anämie, einer Erkrankung, bei der rote Blutkörperchen schneller abgebaut werden, als sie ersetzt werden können, ins Krankenhaus eingeliefert worden. Kurz darauf kam eine Blutvergiftung dazu, gegen die sein 89-jähriger Körper wohl nicht mehr ankam: Am Freitag ist König Harald dann gestorben.

Harald war erst der dritte norwegische König, schließlich gibt es die norwegische Dynastie überhaupt erst seit 121 Jahren: Das Land gehörte von 1380 bis 1814 zu Dänemark, danach zu Schweden, von dem es sich 1905 unabhängig erklärte. Da die Norweger sich ohne Schweden zwar ausgesprochen wohl, ohne Königshaus aber etwas unbehaust fühlten, importierten sie kurzerhand den dänischen Prinzen Carl und erklärten ihn zu Haakon VII. Ja, stimmt, dieser Carl war eigentlich der allererste Haakon und nicht der siebte, aber wenn man die Wikingerkönige dazuzählt, dann gab es im Mittelalter schon einige Haakons vor ihm – und der eigene, ja eigentlich extrem junge Stammbaum hatte durch diese quasi hinzufantasierte „VII“ vom ersten Herrschaftsjahr an royalen Durchmesser.

Haakon folgte, als die Nazis 1940 in Norwegen einmarschierten, mit seinem Sohn Olav der Exilregierung nach London, um von dort aus den Widerstand gegen die Besatzung anzuführen, was dem Königshaus über Jahrzehnte hinweg hoch angerechnet werden sollte. Olavs Frau, eine geborene Schwedin, ging mit dem dreijährigen Harald und dessen Schwestern damals in die USA ins Exil.

Als sie zurückkamen, besuchte Harald dann ein ganz normales Gymnasium in Oslo. Später machte er eine Offiziersausbildung und studierte in Oxford Geschichte, Gesellschafts-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1957, als sein Großvater starb und sein Vater als Olav V. den Thron bestieg, wurde er zum Kronprinzen.

So weit, so brav. Nachdem er aber 1959 die Unternehmertochter Sonja Haraldsen kennengelernt hatte, lieferte er sich mit seinem Vater eine Art Machtkampf. Olav V. war strikt gegen eine Heirat mit einer Bürgerlichen, Harald jedoch blieb stur beziehungsweise treu, neun Jahre lang, und drohte, seinen Pflichten als Thronerbe zu entsagen und für immer ledig zu bleiben, dürfe er nicht seine Sonja ehelichen. Schließlich muss Olav 1968 irgendetwas wie „Na gut, in Göttes Namen“ gemurmelt haben, jedenfalls sind Harald und Sonja seither verheiratet.

Die eigenen Kinder haben es ihnen dann nachgemacht, allerdings im grellen Licht der neugierigen Öffentlichkeit: Haralds erstgeborene Tochter Prinzessin Märtha Louise hat zunächst den Schriftsteller Ari Behn geheiratet. Nach dessen Tod liierte sie sich originellerweise – und nicht gerade zur Freude ihres eigentlich sehr toleranten Vaters – mit dem US-amerikanischen Schamanen Durek Verrett, der sich als „seelensexuell“ bezeichnet, was bedeutet, dass er sich genauso gut in einen Außerirdischen wie in eine Frau hätte verlieben können. Verrett und Märtha Louise waren nach eigenen Angaben schon mal verheiratet, im Alten Ägypten, als Pharao und Pharaonin. Die Filmrechte an der Hochzeit 2025 wurden an Netflix verkauft.

Kronprinz Haakon und insbesondere seine Ehefrau füllen ohnehin seit Jahren die Gazetten, erst als strahlendes Traum-Paar, in letzter Zeit aber als fast schon tragischer personifizierter Mehrfachskandal: Mette-Marit war vor der Ehe mit

Haakon alleinerziehend, die beiden galten lange als Vorzeigebeispiel dafür, dass auch Royals Patchwork können, sie haben zwei eigene Kinder, Mette-Marit hatte aber auch einen niedlichen dreijährigen Sohn in die Ehe mitgebracht. Eben dieser inzwischen 29 Jahre alte Marius Borg Høiby, hat die Königsfamilie in eine schwere Krise gestürzt: Er wurde unter anderem wegen zweifacher Vergewaltigung zu vier Jahren Haft verurteilt, das Urteil ist noch nicht rechtskräftig. Zeitgleich zum Prozess kam auch noch heraus, dass die Kronprinzessin selbst mindestens zweifelhafte Verbindungen zum verurteilten Sexualstraftäter Jeffrey Epstein hatte. Gesundheitlich ist sie zudem schwer angeschlagen und hat im Juni eine Spenderlunge transplantiert bekommen. Die norwegische Monarchie wankt.

Aber wo waren wir eigentlich? Der diskrete Harald. Genau. Als der 1968 endlich seine bürgerliche Sonja heiraten durfte, war das noch dermaßen revolutionär, dass einige europäische Monarchen aus Protest der Hochzeit fernblieben. Ihm war's egal, der ganze Pomp war ihm ohnehin immer eher unangenehm, wenn nicht gar peinlich.

Schon seine Krönung 1991 – er war da 54 Jahre alt, ließ er so schlicht ausrichten wie die Ernennung eines Ministers, ein Amtseid im Parlament, das war's. Eben weil ihm aller Rummel zuwider ist, fährt er für gewöhnlich zu seinem Geburtstag am 21. Februar ins Ausland. Als er gebeten wurde, wenigstens an seinem doch recht ehrwürdigen 80. Geburtstag im Jahr 2017 mal im Land zu bleiben und in irgendeiner Form öffentlich zu feiern, luden er und seine Frau kurzerhand zu einem Gottesdienst in den Osloer Dom. Harald V. war dabei nur wichtig, dass neben den geladenen Gästen auch 200 ganz normale Bürger in der Kirche Platz fanden.

Am wohlsten fühlte er sich ganz bestimmt auf seinem Segelboot: Er nahm zwischen 1964 und 1972 dreimal an Olympischen Spielen teil und wurde 1987 mit seiner Yacht Fram X Weltmeister im Hochseesegeln. Auch sonst interessierte ihn der Sport deutlich mehr als das Repräsentieren: Bei den Olympischen Winterspielen in Lillehammer 1994 mischte er sich, als Ordner verkleidet, regelmäßig unters Publikum. Diese fast schon wieder funkelnde Bescheidenheit hatte eine etwas blasse Rückseite: Harald galt anfangs als farblos und fad. Aber dann kam der Juli 2011, das Massaker von Utøya, bei dem der Neonazi Anders Breivik 77 Menschen ermordete. Und Harald hielt eine Rede, die das ganze Land ergriff.

Seine Reden wurden über die Jahre geradezu sein Markenzeichen

Die skandinavischen Monarchinnen und Monarchen haben ja nur repräsentative Funktion. Umso wichtiger ist, dass sie in entscheidenden Momenten die richtigen Worte finden. Nach Breiviks Morden sagte Harald bei einer Trauerfeier unter Tränen zu den Hinterbliebenen: „Als Vater, Großvater und Ehemann kann ich Ihren Schmerz nur erahnen. Als König dieses Landes fühle ich mit jedem von Ihnen.“ Seine Reden wurden über die Jahre geradezu sein Markenzeichen - und er wurde eine Art Merkel Royal: Ein Garant der Stabilität in immer instabileren Zeiten. Zu seinem 25. Thronjubiläum brach er auf so eloquente Art und Weise eine Lanze für eine vielgestaltige, offene Gesellschaft, dass viele Norweger diese Sätze bis heute auswendig kennen: „Die Norweger, das sind Mädchen, die Mädchen lieben, Jungen, die Jungen lieben, und Jungen und Mädchen, die einander lieben. Die Norweger glauben an Gott, Allah, das Universum und überhaupt nichts.“ Seine eigenen Großeltern seien vor 110 Jahren aus England und Dänemark eingewandert; genauso gehörten nun Einwanderer aus Afghanistan, Polen und Somalia zu Norwegen. Durch solche richtungsweisenden, immer um Versöhnung und Einheit bemühten Reden wurde er im Alter zu einem hochgeachteten Monarchen.

Auch im Fall seines Stiefenkels Marius fand der Monarch Ende 2025 passende Worte: Er empfinde großes Mitgefühl für „alle Betroffenen“, sagte er in einem Interview. „Wir hoffen, dass es ihnen nach dem Prozess besser geht.“ Ausdrücklich betonte Harald, dass er dabei nicht nur an Mette-Marit und Marius Høiby denke, sondern auch an die Opfer von dessen sexuellen Übergriffen.

Nachdem am 31. Dezember 2023 die flamboyante dänische Königin Margrethe überraschend ihren Rücktritt verkündet hatte, fragten in Schweden doch auffallend viele Kommentatoren, ob ihr eigener glückloser König Carl Gustav sich nicht bitte ein Beispiel nehmen und den Platz für die ungleich charismatischere und eloquentere Tochter Viktoria räumen könne. In Norwegen gab es zwar auch vereinzelte Stimmen in diese Richtung, insgesamt hatten sie ihren Harald aber einfach zu gern, um ihn vom Hof zu jagen. Er selbst gab zu verstehen, er habe „einen Eid auf die Verfassung abgelegt. Für mich gilt das auf Lebenszeit“. Die ist jetzt, nach 89 Jahren, zu Ende gegangen.

Ist die Frau, die ihre Kinder tötete, Täterin oder Opfer?

Eine Tragödie bewegt die USA und offenbart mal wieder die Gräben im Land. Die einen fordern eine hohe Strafe für eine Mörderin. Die anderen Milde für eine psychisch erkrankte Mutter.

Washington – An einem Nachmittag im Winter vor dreieinhalb Jahren soll eine Amerikanerin ihre drei kleinen Kinder mit einem Gymnastikband erdrosselt haben, eines nach dem anderen. Jedenfalls geht die Anklage in diesem Prozess genau davon aus, und nicht mal die Verteidiger der Angeklagten widersprechen. Danach ritzte Lindsay Clancy sich den Hals und die Pulsadern auf und stürzte sich aus dem Fenster im zweiten Stock ihres Hauses in Duxbury, südlich von Boston, USA.

Patrick Clancy, damals noch ihr Mann, machte an jenem 24. Januar 2023 gerade Besorgungen, als das alles geschah. Bevor er losfuhr, soll er das Baby des Ehepaars in seinen Armen gehalten und außerdem gesehen haben, dass der ältere Sohn auf der Couch aß, wie er aussagte. Seine Tochter küsste er demnach auf den Kopf, ehe er ins Auto stieg. Von Dawson, dem Zweitjüngsten, hatte er am Morgen noch ein Foto gemacht, es zeigt den Jungen mit breitem Grinsen und der von ihm ausgewählten Kleidung. Gegen 17.15 Uhr machte sich der Vater auf den Weg zum Drogeriemarkt CVS und zu einem Restaurant, um Medikamente und das bestellte Abendessen abzuholen.

Das beweisen laut Ermittlungen Videoaufnahmen und GPS-Daten. Als Patrick Clancy gegen 18 Uhr zurückkam, stieß er auf die Spuren jener Tragödie, die kaum zu begreifen ist und die inzwischen außer Juristen und Medizinern Zehntausende juristische und medizinische Laien beschäftigt. Erst sah er niemanden, so hat er es vor Gericht erzählt, es war so still. Die Kinderzimmer leer, das Schlafzimmer verschlossen. Dann entdeckte er seine Frau blutüberströmt im Hinterhof liegend, er wählte den Notruf 911. Lindsay Clancy, heute 36 Jahre alt, hatte nachher einen Herzstillstand und wurde wiederbelebt. Seit dem Sturz ist sie wegen einer Wirbelsäulenverletzung von der Hüfte abwärts gelähmt.

Wo die Kinder seien, fragte Patrick Clancy offenbar. „Im Keller“, soll die

Schwerverletzte geantwortet haben. Er fand Cora, fünf, Dawson, drei, und den acht Monate alten Callan dort bewusstlos, wenig später wurde der Tod der beiden älteren Kinder im Krankenhaus festgestellt. Callan erlag seinen Verletzungen drei Tage später. „Sie hat die verdammten Kinder umgebracht“, rief Patrick Clancy laut der Aussage von Ersthelfern und Polizei in seiner Panik.

Jetzt wird Lindsay Clancy seit einigen Wochen fast Tag für Tag im Rollstuhl in einen Gerichtssaal von Plymouth, Massachusetts, geschoben, nicht arg weit vom Tatort entfernt. Am Tatverlauf besteht kaum ein Zweifel, wie es aussieht. Umso mehr gestritten wird über die Schuld. Wusste sie, was sie da tat, als sie mutmaßlich ihre beiden Söhne und die Tochter tödlich strangulierte, wie die Staatsanwaltschaft ihr vorwirft? War sie bei Sinnen? Oder wurde eine fürsorgliche Mutter das Opfer einer besonders schweren Version der „postpartum psychosis“, wie es auf Englisch heißt? Waren Wahnvorstellungen die extreme Folge einer postpartalen Psychose, auch Wochenbettpsychose genannt?

Lindsay Clancy habe „absichtlich, rational und schnell gehandelt“, sagt die Staatsanwältin

Das ist die Frage, bei der in den USA und darüber hinaus die Meinungen auseinanderklaffen. Grob gesagt geht der eher konservative Teil der Interessierten davon aus, dass Lindsay Clancy kalkuliert gemordet habe. Tendenziell liberale Beobachter und Vertreter der Angeklagten sind dagegen überzeugt davon, dass in dem Fall psychische Symptome fürchterlich unterschätzt wurden und es bei einer angemessenen medizinischen Betreuung nie so weit gekommen wäre.

Am Ende könnte Lindsay Clancy als Mörderin zu lebenslanger Haft verurteilt werden, ohne Anspruch auf vorzeitige

Entlassung. Oder sie wird wegen Unzurechnungsfähigkeit freigesprochen und voraussichtlich in einer psychiatrischen Klinik untergebracht. Je nachdem, wem die Geschworenen am Ende mehr Glauben schenken.

Sie habe „absichtlich, rational und schnell gehandelt, um ein ganz bestimmtes Ziel zu erreichen – nämlich zu töten“, sagte zum Einstand Shanan Buckingham, die stellvertretende Bezirksstaatsanwältin von Plymouth County. „Sie hatte kein Motiv“, sagte in seinem Eröffnungsplädoyer Kevin Reddington, der Sprecher der Verteidigung. „Sie liebte ihre Kinder. Sie hatte vor, sich selbst zu töten. Das hat sie nicht vorgetäuscht.“

Die Anwälte der Angeklagten konnten bezeugen lassen, dass Lindsay Clancy, von Beruf Krankenschwester, vor allem seit der Geburt ihres dritten Kindes unter enormen mentalen Problemen litt. Ärzte verordneten ihr diverse Psychopharmaka, auch ließ sie sich mehrmals in ein Krankenhaus einweisen. Von Schlaflosigkeit, Angstzuständen und Depressionen bis hin zu Suizidgedanken war die Rede.

Phillip Resnick, forensischer Psychiater und Experte für Kindstötung, sprach Monate nach ihrer Verhaftung im Krankenhaus stundenlang mit ihr. Der Experte erkannte Anzeichen einer bipolaren Störung, innerliche Stimmen hätten ihr befohlen, ihre Kinder zu töten. „Sie glaubte, das Richtige für ihre Kinder zu tun“, sagte er. „Sie hörte nicht nur einen Befehl, sondern hatte auch das Gefühl, dass ihr Körper von einer äußeren Kraft übernommen wurde, während sie sich in einem traumähnlichen Zustand befand und keine Kontrolle über ihren eigenen Körper hatte. Es war fast so, als wäre sie eine Marionette und jemand anderes würde die Fäden ziehen.“ Es fiel der Begriff „altruistischer Kindesmord“. Das komme immer wieder vor, wenn Menschen befürchten, „dass ihnen ihre Kinder weggenommen werden“, sagte Resnick. Er war auch Sachverständdiger in der Verhandlung 2006 gegen Andrea Yates – die Texanerin hatte 2001 ihre fünf Kinder ertränkt, ein ähnlich viel beachteter Fall.

Patrick Clancy bestätigte Auffälligkeiten seiner damaligen Frau. Inzwischen sind die beiden geschieden, und er hat erneut geheiratet. Er erzählte vor Gericht von den Kindern, das letzte, Callan, geboren im Mai 2022. Er schilderte, wie schwer Lindsay Clancy die Aussicht fiel, wieder in ihren Job zurückzukehren und die Kinder allein zu lassen. Sie habe von Gedanken gesprochen, „den Kindern etwas anzutun, oder dass sie an irgendeiner Krankheit leiden könnten“. Andererseits habe sie ihnen wenig später das Mittagessen zubereitet, mit ihnen gespielt oder das Bett gemacht „oder was auch immer es war“, es sei verwirrend gewesen.

Eine Woche nach der Tötung habe sie aus dem Krankenzimmer am Telefon nicht über die Kinder gesprochen, sondern darüber, was sie durchgemacht habe. „Sie sagte, sie habe eine Männerstimme gehört, die ihr sagte, wenn sie es nicht jetzt täte, würde sie ihre Chance verlieren – oder so etwas in der Art.“

In ihrem Smartphone wurde eine Notiz von ihr gefunden, wie es heißt, geschrieben Ende Dezember 2022. „Ich war die gesündeste, glücklichste Mutter“, stand darin. „Ich habe jeden Morgen trainiert, meditiert und auf mich geachtet, damit ich für meine Kinder die Beste sein konnte. Bis mir verschreibungspflichtige Medikamente meinen eigenen Körper geraubt haben. Es begann mit leichten postpartalen Angstzuständen.“

Zehn Zeugen riefen ihre Verteidiger auf, mehr als 70 Zeugen die Ankläger. Der Psychologe Kirk Heilbrun sagte, es gebe Anzeichen einer akuten Psychose bei Lindsay Clancy, er hatte sie nach ihrer Festnahme untersucht. Aber er sei immer skeptisch, wenn jemand angebe, er habe ein solches Symptom nur während der möglichen Straftat erlebt. „Gelinde gesagt wäre das ein sehr, sehr ungewöhnliches Muster oder eine sehr ungewöhnliche Ausprägung dessen, wie so etwas zustande kommt“, sagte Heilbrun. Er meint, sie habe „moralisches Bewusstsein“ gehabt. Auch der Psychiater Gregory Saathoff bekundete Zweifel an ihrer Version. Lindsay Clancy selbst äußerte sich bis zuletzt nicht in dem Prozess. Nur einmal sagte sie: „Ich schaffe das nicht.“ Daraufhin wurde die Verhandlung unterbrochen.

Die Fachleute sind gespalten, durch das Publikum geht ohnehin ein Riss. In diesem tragischen Fall si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so gespalten wie bei vielen anderen Themen. Etliche Frauen leisten Lindsay Clancy Beistand, gekleidet in Pink. Unterstützerinnen sammelten annähernd eine Million Dollar für ihre Eltern. Die einen sind überzeugt, Frauen würden nach Geburten zu sehr sich selbst überlassen, das US-Gesundheitssystem versage auch da. Andere meinen, es könne nur Mord gewesen sein. Im Internet wird die Debatte dadurch verstärkt, dass die Sitzungen live gestreamt werden, in den Netzwerken stehen Theorien aller Art.

Lindsay Clancy hat inzwischen Zivilklage gegen mehrere Dienstleister und Einrichtungen der Gesundheitsversorgung eingereicht. „Keiner von ihnen hat Lindsay bipolare Störung mit postpartalem Beginn richtig diagnostiziert, sondern ihr stattdessen eine unübersichtliche, unkoordinierte Mehrfachmedikation verordnet, die ihren Zustand verschlimmerte und einen schweren psychotischen Zusammenbruch auslöste“, steht darin, wie das Magazin The New Yorker erfuhr. „Lindsay muss nun ein Leben lang mit körperlicher Behinderung, psychischen Traumata und der unerträglichen Trauer leben, jeden Tag mit dem Wissen aufzuwachen, dass sie ihre Kinder getötet hat – all das hätte verhindert werden können, hätten die Beklagten eine fachgerechte medizinische Versorgung gewährleistet.“

Das Urteil im Strafprozess von Plymouth wird in den kommenden Tagen erwartet. Peter Burghardt

Lindsay Clancy selbst äußerte sich bis zuletzt nicht in dem Prozess. Nur einmal sagte sie: „Ich schaffe das nicht.“ FOTO: JOSH REYNOLDS/POOL VIA REUTERS

Buch Zwei

Der Mann, der Eichmann verraten hat

Der BND hat 1961 einen Agenten in den Eichmann-Prozess eingeschleust,

der vor allem eine Aufgabe hatte: Adenauers Kanzleramtschef Hans Globke und andere NS-Kollaborateure aus dem Verfahren herauszuhalten. Eine Enttarnung.

Von Willi Winkler

A m Abend bevor der Eichmann-Prozess in Jerusalem beginnen sollte, wandte sich Bundeskanzler Konrad Adenauer im Fernsehen an die Bürgerin-„Im Förschen und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und konnte sie beruhigen: „Im deutschen Volkskörper, im moralischen Leben des deutschen Volkes, gibt es heute keinen Nationalsozialismus mehr, ke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Empfinden. Wir sind ein Rechtsstaat geworden.“ Gleichzeitig brachte er den Wunsch zum Ausdruck, „dass in diesem Prozess die volle Wahrheit ans Licht kommt und dass Gerechtigkeit geübt wird“.

Das ist jetzt 65 Jahre her. Seit mehreren Generationen gilt der Eichmann-Prozess in Jerusalem als historische Zäsur für eine erfolgreiche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Es waren die Jahre, in denen die Deutschen begannen, sich ihrer Verantwortung zu stellen: In der Wanderausstellung „Ungesühnte Nazijustiz“ wurde 1959 erstmals enthüllt, dass viele ehemalige NS-Juristen auch in der BRD Recht sprechen durften, in Frankfurt bereitete der hessische Generalstaatsanwalt Fritz Bauer den ersten Auschwitz-Prozess vor. Und in Jerusalem wurde endlich einer der Hauptverantwortlichen für die sogenannt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vor Gericht gestellt: Adolf Eichmann, der ehemalige SS-Obersturmbannführer, der nach dem Verfahren wegen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zum Tod verurteilt wurde.

Bis jetzt aber hat der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BND) unter allen deutschen Regierungen seit Adenauer verhindert, dass die volle Wahrheit über den Eichmann-Prozess ans Licht kommt. Vor wenigen Wochen hat auch da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 wieder eine Klage auf Aktenherausgabe zum Fall Eichmann mit der Begründung abgewiesen, dass „Grund zu der Annahme besteht, dass durch die Nutzung das Wohl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gefährdet würde“.

Das gesamte Verfahren wurde damals fürs Fernsehen aufgezeichnet, die Zuhö-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rerinnen und Zuhörer in Israel erlebten die Hauptverhandlung vom 11. April bis zum 14. August 1961 live am Radio mit, Hunderte Reporter waren aus der ganzen Welt angereist, sehr wenige Frauen, darunter aber die Philosophin Hannah Arendt und die erfahrene Kriegsreporterin Martha Gellhorn. Allein aus der Bundesrepublik waren fünfzig Journalisten vor Ort, zwei von ihnen – Conrad Ahlers und Klaus Bölling – wurden später Regierungssprecher. Sie alle schrieben über den Prozess, versuchten den Angeklagten im Glaskasten zu analysieren, versuchten zu verstehen, wie es zu dem Menschheitsverbrechen gekommen war, das 1961 noch nicht allgemein als „Holocaust“ bezeichnet wurde.

Wie sollte bei so viel Medieninteresse etwas anderes als die Wahrheit ans Licht kommen? Robert Servatius, der den Angeklagten zu verteidigen hatte, wusste um sein Publikum: „Die Öffentlichkeit ist im vorliegenden Falle die Welt.“ Und trotzdem lief in Jerusalem bei größtmöglicher Aufmerksamkeit ein beispielloses Geheimunternehmen, das jetzt zum ersten Mal in seinem ganzen Umfang dargestellt werden kann.

Mit dem Segen des Kanzleramts war es dem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ge-

lungen, einen Agenten in den Prozess einzuschleusen, mit dessen Hilfe es möglich wurde, die Verteidigung Eichmanns im Sinn der damaligen Bundesregierung zu steuern. Es ging darum, Adenauers wichtigsten Berater zu schützen: Staatssekretär Hans Globke, den Leiter des Kanzleramts. Ziel der Operation war es, die Verantwortung Globkes und anderer ehemaliger Mitläufer, Kollaborateure und Nazi-Größen bei der sogenannten Endlösung unbedingt aus dem Prozess herauszuhalten. Nach allen juristischen Maßstäben handelte es sich hier um einen eklatanten Fall von Mandantenverrat, während man beim BND den Coup in internen Memos stolz feierte („eine tolle Sache“).

Nach allen juristischen Maßstäben handelte es sich um einen eklatanten Fall von Mandantenverrat

Bislang konnte man von diesem Coup allenfalls ahnen. Wie er möglich wurde, wusste kein Außenstehender. Der Kreis um den Angeklagten Adolf Eichmann war überschaubar klein: Der israelische Polizeioffizier Avner Less verhörte ihn im Gefängnis. Zur Kanzlei von Servatius in Köln gehörte eine Sekretärin, dazu ein paar nicht ganz durchschaubare Männer, Berater, Vermittler, Helfer, die offenbar eigene Interessen verfolgten. Ein Name kursierte, es ließ sich aber all die Jahre nichts beweisen. Beim BND wurden alle Anfragen abgeblockt. Vermutlich Staatsräson.

Erst jetzt, wo der wahrscheinlich letzte Beteiligte am Eichmann-Prozess verstorben ist, kann darüber offen gesprochen werden. Das ganze Unternehmen ist in einem Buch dokumentiert, mit dessen Veröffentlichung der BND schließlich doch einverstanden war. Die Hinterbliebenen haben sich der Freigabe nicht widersetzt. Zum ersten Mal kann mit den Aufzeichnungen im BND-Archiv anhand von

Protokollen, Gesprächsnotizen und Briefen nachgewiesen werden, wie der Geheimnisverrat zu Lasten des Angeklagten geplant und organisiert wurde und wie der Nachrichtenaustausch zwischen Köln, Jerusalem, Pullach und Bonn lief.

Bei diesem letzten Zeitzeugen handelt es sich um Dieter Wechtenbruch, geboren 1931 in Essen, gestorben 2025 in München. Wechtenbruch hat als junger Mann Eichmanns Verteidiger Robert Servatius assistiert und sich gleichzeitig vom BND als U-Boot anwerben lassen. Als Agent V-7461 erhielt er den Decknamen „Laqueur“ und berichtete seit dem Sommer 1960 alles über Pullach nach Bonn, was über den hermetisch von der Außenwelt abgesperrten Gefangenen in Erfahrung zu bringen war.

Nach seinem politisch wie juristisch heiklen Einsatz ist Wechtenbruch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untergetaucht. Er etablierte sich als Anwalt in München und führte eine Kanzlei, erst in der Residenzstraße und dann in der Widenmayerstraße gegenüber dem Bayerischen Landtag.

Wechtenbruch selber hat sich nie zu dem äußern wollen, was sich in Jerusalem hinter der Bühne abgespielt hatte. Schon 2005 weigerte er sich, auf Fragen des Autors nach seinem damaligen Einsatz einzugehen, und verwies auf seine anwaltliche Schweigepflicht. In der Tat ist er vor Prozessbeginn am 17. Januar 1961 in Köln mit Servatius eine Vereinbarung eingegangen, die ihm für die Dauer des Verfahrens monatlich tausend Mark zusicherte. Unter Punkt 6 des Vertrags, der sich im Bundesarchiv befindet, heißt es: „Rechtsanwalt Wechtenbruch verpflichtet sich, der Presse, Verlegern oder sonst an Veröffentlichung interessierten Personen keinerlei Mitteilungen über Prozessmaterial oder Verfahren oder über Erklärungen und Mitteilungen des Mandanten zu machen, auch wird er selbst keine Veröffentlichung vornehmen.“ Wechtenbruch hat sich ein Leben lang daran gehalten.

Dass es eine viel weiter gehende Verpflichtung gab, konnte man vermuten – einen Beleg dafür bekam man nicht, schon gar nicht von der Behörde, die ihn als Agenten führte, dem BND. Dort sieht man sich bis heute dem „Schutz seiner Mitarbeiter vor Enttarnung“ verpflichtet.

Wenn die vollständige Enttarnung jetzt, nach 65 Jahren, möglich wird, ist da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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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BND wollte 1961 unter allen Umständen verhindern, dass die NS-Vergangenheit des Kanzleramtschefs Hans Globke (rechts oben) im Prozess zum Thema wird. Deshalb wurde Adolf Eichmanns Verteidiger Robert Servatius (unten, links) der V-Mann Dieter Wechtenbruch (unten, rechts) als Assistent zugespielt. COLLAGEN: FELIX HUNGER; FOTOS: IMAGO-IMAGES; BUNDESARCHIV (OBEN), DPA (UNTEN)

▶ Fortsetzung von Seite 11

direkt Angela Merkel Kanzleramt zu verdanken, das von 2011 an eine Unabhängige Historierkommission zur Erforschung der Frühgeschichte des BND zugelassen hat. Die Kommission schloss ihre Arbeit 2022 ab. Ihr Leiter, der Zeithistoriker Klaus-Dietmar Henke, hat jetzt unter dem Titel „Vergangenheitsabwehr“ (Ch.-Links-Verlag, Berlin, 672 Seiten) eine umfassende Studie über die Machenschaften vorgelegt, mit denen der Eichmann-Prozess im Auftrag des Kanzleramts manipuliert wurde. Dem Historiker Henke war für seine Arbeit das sonst hochgeheime Archiv des BND ohne die bisherigen Einschränkungen zugänglich. Er hat diesen Zugang genutzt, um vorzuführen, mit welchen Methoden der deutsche Auslandsgeheimdienst einst ans Verdunkelungswerk ging. Noch in Henkes letztem Buch „Geieme Dienste“ (2022) über die illegale Inlandspionage des BND musste auf Anweisung der Behörde nicht nur der Name, sondern es mussten alle Passagen, die sich auf Dieter Wechtenbruch und sein Engagement bezogen, geschwärzt werden. Erst jetzt, ein Jahr nach dessen Tod, kann mithilfe der bisher nicht erschlossenen Akten unzweifelhaft festgestellt werden, dass es der Rechtsanwalt Wechtenbruch war, an Mandanten verriet, dessen Betreuung Servatius und ihm oblag. Erst mit dieser Offenlegung ist auch klar zu erkennen, wie wenig sich die westdeutsche Regierung damals darum bemühte, ein Rechtsstaat zu sein, und wie wenig erfolgreich das Bemühen gewesen war, 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ist wirklich auszutreiben. An den Taten, die Eich-

Der Jurist Globke hatte zusammen mit seinem Vorgesetzten den Kommentar zu den Nürnberger Gesetzen verfasst

mann als Judenreferent im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zur Last gelegt wurden, war nicht zu zweifeln, aber am Verfahren gab es von Anfang an Kritik. War es legitim, einen Mann aus Argentinien zu entführen, um ihn in Israel vor Gericht zu stellen? Hatte Israel überhaupt das Recht, über Taten zu urteilen, die vor seiner Staatsgründung begangen worden waren? Und sollte Eichmann nicht besser in Deutschland vor Gericht kommen, im Nachfolgestaat des „Dritten Reiches“?

Der Philosoph Karl Jaspers zweifelte jedenfalls daran, dass es in Jerusalem zu einem rechtsstaatlichen Prozess kommen könne. Er wusste von Gerüchten, wonach Servatius die Verteidigung nur unter der Bedingung übernommen habe, „dass Eichmann gewisse Namen nicht nenne“. Wenn, wie vermutet, die Richter nicht unabhängig seien, sondern sich an politische Vorgaben hielten und deshalb die vollständige Aufdeckung unterließen, „dann“, so schrieb er an seine Schülerin Hannah Arendt, „müssst doch Lärm geschlagen werden“.

Es ist also Zeit, nach 65 Jahren endlich Lärm zu schlagen und nachzuzeichnen, welche Inszenierung sich vor den Augen von mehr als fünfhundert Journalistinnen und Journalisten abgespielt hat, offenbar ohne dass sie es merkten.

Konrad Adenauer traute dem Volk nicht. Und auch wenn er im Fernsehen mit Patriarchengüte verkündete, dass es im Volkskörper keinen Nationalsozialismus mehr gebe, wusste er es doch besser: Sein eigener engster Berater, Staatssekretär Hans Globke, kam aus eben der Vergangenheit, die man hinter sich gelassen haben wollte. Der Jurist Globke hatte 1936 zusammen mit seinem Vorgesetzten Wilhelm Stuckart den Kommentar zu den berüchtigten Nürnberger Gesetzen verfasst. Bereits in der Einleitung wurde da den Juden das Recht abgesprochen, sich als Deutsche zu verstehen: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bedeutet eine Abkehr von dem liberalistischen Grundsatz von der Gleichheit aller.“

Unmittelbar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hatte sich Globke dann als jemand präsentiert, der als Beamter zwar Mitläufer gewesen war im Apparat des „Dritten Reiches“, der dort aber Schlimmeres verhindert hatte. Als Zyniker der Macht wusste Adenauer auch, dass er bei dessen Vorbelastung mit Globkes unbedingter Loyalität rechnen konnte. Adenauer holte den Mann schon 1950 ins Kanzleramt und beförderte den wendigen Juristen drei Jahre später zum Staatssekretär, dem als Leiter des Bundeskanzleramts auch die Aufsicht über die Geheimdienste zufiel. Als Verwaltungsfachmann führte Globke die Geschäfte des Kanzlers.

Adenauer konnte immer darauf verweisen, dass sein unentbehrlicher Staatssekretär, anders als fünf der Minister, die 1960 sein Kabinett bildeten, nie Mitglied der NSDAP gewesen war. Dabei hatte Globke 1940 die Aufnahme beantragt, sein Antrag war aber abgelehnt worden, weil man bei ihm als ehemaligem Zentrumsmann an der Loyalität zweifelte. Minister Wilhelm Frick hielt das 1938 nicht davon ab, den damaligen Oberregierungsrat, der „unzweifelhaft zu den befähigsten und tüchtigsten Beamten meines Ministeriums“ gehöre, zur Beförderung vorzuschlagen. Frick betonte damals besonders Globkes Beteiligung am Zustandekommen des sogenannten „Gesetzes zum Schutze des deutsch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 das den wichtigsten Teil der Nürnberger Gesetze ausmachte.

Mit Erlass vom 15. November 1941 verlieh Hitler dem inzwischen zum Ministerialrat aufgestiegenen Beamten Globke das silberne Treudienst-Ehrenzeichen. Der Orden wurde am 4. Dezember 1941 ausgehändigt. Das war der Tag, an dem die „Verordnung über die Strafrechtspflege gegen Polen und Juden in den eingegliederten Ostgebieten“ in Kraft trat. Globke hatte als „Referent beim Generalbevollmächtigten für die Reichsverwaltung“ auch an dieser Verord-

nung mitgearbeitet, die die Todesstrafe bereits für „deutschfeindliche Gesinnung“ vorsah. Henke kann in seinem Buch nachweisen, dass Globke außerdem dabei war, als es um die „Verwirklichung der politischen Ziele des Führers in den eingegliederten Ostgebieten“ ging und dafür die Verfahrenspraxis mit der SS abgestimmt werden musste.

Letztlich war es Robert Kempner, der Globke entlastete, die beiden kannten sich aus dem Reichsinnenministerium. Als Jude musste Kempner 1935 fliehen. 1945 kehrte er aus dem Exil in den USA zurück und fungierte als stellvertretender amerikanischer Chefanklager beim Nürnberger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Dabei nahm er wieder Kontakt zu seinem ehemaligen Kollegen auf. Kempner wusste genau, wie stark sich Globke mit seiner Tätigkeit belastet hatte, aber er sah darüber hinweg: „Der Fall Globke ist ein Fall für sich.“

In Jerusalem stand der ehemalige SS-Mann Adolf Eichmann vor Gericht, nicht der Beamte Hans Globke. Globke musste aber fürchten, indirekt Gegenstand des Verfahrens zu werden: Es drohte immer die Gefahr, dass auch seine Rolle in der Vorbereitung der Shoah zur Sprache kommen würde. Die deutsche Regierung wollte das mit allen Mitteln verhindern, es war in ihrem Interesse, dass di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Shoah mit allem Leid, aller Grausamkeit auf den einen Angeklagten Eichmann konzentriert blieb. Dass sie eben nicht ausgeweitet wurde auf die hunderttausend Mordgehilfen, Mitmacher, Mitläufer, von denen nicht wenige ihre Karriere in der Nachkriegszeit fortsetzen und zum Teil in höchste Positionen aufsteigen konnten.

Auch Israel hatte großes Interesse daran, dass Globke in Bonn seine Position behielt: Das schlechte Gewissen machte den Katholiken zum besten Fürsprecher für die Belange des jungen israelischen Staates. Für Egon Bahr, einen seiner Nachfolger als Staatssekretär, war Globke schlicht „erpressbar“. Globke war es gewesen, der sich für ein Wiedergutmachungsabkommen mit Israel einsetzte, als das Land nach 1953 überlebenswichtige Geldmittel brauchte.

Auf deutscher Seite waren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Globke und dem gerade erst entstehenden Geheimdienst von Anfang an eng. Am 29. Juni 1950 hatte Reinhard Gehlen Hans Globke im Kanzleramt aufgesucht. Gehlen war unter Hitler General der Spionagetruppe Fremde Heere Ost gewesen und inzwischen Chef einer von den USA finanzierten klandestinen Truppe zur Kommunismusbekämpfung, aus der später der BND hervorgehen sollte, die damals aber einfach nur nach ihrem Leiter „Organisation Gehlen“ hieß. Vor dem ersten Treffen bewegte Gehlen die „Schicksalsfrage“, ob der „Chef einer neuen deutschen Regierung“ überhaupt die „nötige Aufgeschlossenheit“ für die Belange einer Geheimorganisation aufbringen würde. Globke brachte sie auf. Gehlen war einer der Leute, die, wie Adenauer sagte, „von der Geschichte von früher her etwas verstehen“. Politisch war man sich ohnehin einig: Die Nazi-Vergangenheit durfte nicht dem Kampf gegen die kommunistische Bedrohung im Wege stehen.

Unter dem ehemaligen Wehrmachtsgeneral Gehlen lebte der Korpsgeist der alten Kameraden fort. Deshalb gab man auch Kenntnisse über Holocaust-Mittäter nicht weiter. Man hatte genug ehemalige SS- und SD-Angehörige in den eigenen Reihen. Im deutschen Volkskörper, jedenfalls soweit er sich in der Geheimdienstzentrale in Pullach zusammengefunden hatte, war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mpfinden keineswegs überwunden, da wurden vermeintlich gegnerische Kräfte, wie das geöffnete BND-Archiv jetzt preisigbt, auch noch 1960 in der Sprache der Nürnberger Gesetze gern als „Halbjuden“ und „Vierteljuden“ klassifiziert.

In schönster Offenheit beschrieb Gehlen das Arrangement zwischen der nach ihm selbst benannten Organisation und dem Mann im Kanzleramt: „Globke behielt sich zu diesem Zeitpunkt die weitere Verbindung zu der damaligen „Organisation G‘ persönlich vor.“ Globke verfügte damit über seinen privaten Geheimdienst und zögerte nicht, ihn zur Überwachung seiner echten oder vermeintlichen Gegner zu nutzen. Das fiel ihm noch viel leichter, als die „Organisation Gehlen“ 1956 aus der Aufsicht der mit Gehlen kooperierenden Amerikaner in die Zuständigkeit der BRD überging und umbenannt wurde in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Die exklusive Beziehung nach Pullach verschaffte Globke eine Macht, von der selbst Bundeskanzler nur träumen können. Gehlen seinerseits herrschte wie ein Fürst in seinem Reich. Er musste sich vor keinem Parlament und keiner Regierung verantworten, bestimmte selber über seinen Etat und konnte sogar über ein Jahrzehnt ungehindert den Vorstand der SPD observieren. „Macht“, hatte Hannah Arendt 1955 in ihrem Buch „Elemente und Ursprüngte totaler Herrschaft“ geschrieben, „Macht beginnt immer dort, wo die Öffentlichkeit aufhört.“

Im Hintergrund wirkte ein zweiter Dunkelmännerbund: der Schweizer Altnazi François Genoud, der über die Veröffentlichungsrechte an Schriften von Nazigrößen wie Joseph Goebbels verfügte, und Hans Rechenberg, einst Pressereferent des Nazi-Ministers Walther Funk. Der eine vertrieb die Schriften von Adolf Hitler in der arabischen Welt, der andere, durchaus der neuen Zeit zugewandt, vermittelte deutsche Industrieunternehmen auf den nordafrikanischen Markt.

Beim BND wusste man nicht nur, dass Genoud ein Nazi-Sympathisant war („als Verleger ehemals führender Nazis pressebekannt“), man hatte auch keine Bedenken, ihn bei dem zu unterstützen, was er als „sachliche Aufklärung“ beschrieb: der Rehabilitierung der Nazi-Garde. Zur Finanzierung der Verteidigung von Eichmann ging man eine regelrechte Geschäftsbeziehung ein. Die Lebensgeschichte Eichmanns ließ sich kapitalisieren. In Erwartung der Prozesseröffnung hatte der ehemalige SS-Mann in seiner Zelle ein Manuskript begonnen, um darin sein Leben und seine Taten zu rechtfertigen. Diese Aufzeichnungen gingen über Rechenberg und Genoud an zahlungsbereite Zeitungen wie das englische Blatt The People.

Verbindungsmann war Hans Rechenberg, er spielte Dieter Wechtenbruch an Robert Servatius heran und über diese Verbindung, so freute man sich in Pullach, war es möglich, „alle Wünsche und Vorschläge mit allem Nachdruck bei Dr. Servatius zu vertreten“. Nur wenige Wochen vor der Festnahme Eichmanns war Rechenberg unter dem Decknamen „Christian Toller“ als V-7396 hauptberuflicher Agent des BND geworden. Zusammen mit Genoud gewann er den Kölner Anwalt Servatius als Verteidiger Eichmanns, nicht zuletzt mit dem Angebot, sein Honorar mit einem Anteil aus dem Verkauf der damals noch gar nicht geschriebenen Memoiren Eichmanns zu sichern.

damit für die Ausbeutung der Zwangs- arbeiter.

Obwohl ihm die Vertretung eines so großen Verbrechers Ruhm einbringen würde, war Servatius nicht bereit, ohne Honorar zu arbeiten. Nachdem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kategorisch weigerte, bei Eichmann wie im Fall anderer deutscher Kriegsverbrecher für die Kosten der Verteidigung aufzukommen, ging Servatius auf das Angebot Rechenbergs ein. Der Kölner Anwalt verfügte über eine gewisse Erfahrung, beim Nürnberger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hatte er von 1945 an Fritz Sauckel vertreten, im „Dritten Reich“ zuständig für den Einsatz und

Da ein so aufsehenerregender und politisch heikler Prozess nicht allein zu bewältigen war, brauchte Robert Servatius einen Assistenten. Dieter Wechtenbruch war gerade 29 geworden und als Anwalt zugelassen beim Landgericht München, als er sich vom BND anwerben ließ. Zwei Semester seines Jurastudiums hatte er in Algier verbracht, er hatte sich in Paris als Dolmetscher für einen übergelaufenen SED-Funktionär bewährt, zeigte Interesse an einer Verwendung im Ausland und fand sich dann vor dem Jerusalemer Bezirksgericht wieder, vor den Augen der Weltöffentlichkeit.

Servatius war von seinem Assistenten offenbar sehr angetan. In seinen Erinnerungen bezeichnet er ihn als das „Handpferd im Dreigespannt“ mit der Sekretärin Lisa Grude und beobachtet, wie „unbeschwert“ er ist und wie „spielerisch“ er „Literatur und Entscheidungen zusammengetragen“ habe. Bis jetzt ist kein Hinweis darauf zu finden, dass Servatius wusste, welchen Verräter er da in sein Büro geholt hatte. Er müsste allerdings sehr naiv gewesen sein, wenn er bei dem jungen Mann nicht doch eine Nähe zu Pullach vermutet hätte. Schließlich hatte der BND auch ihn selber schon mal angesprochen. In Pullach freute man sich über die Neuerwerbung eines „guten Juristen, der alle Voraussetzungen für diese Rolle besitzt“. Wechtenbruch musste tatsächlich eine

Rolle spielen: die des beflissenen Helfers, dem es allein darum geht, dass Eichmann, den er vertritt, ein faires, rechtsstaatliches Verfahren bekommt. Während er tatsächlich seinen Mandanten verriet, indem er in erster Linie die Interessen des Kanzleramtschefs vertrat.

Wie Henke herausgefunden hat, wurde der junge Agent V-7461 vor dem Einsatz in Jerusalem auch von anderer Seite überprüft. Ein israelischer Agent, der sich „Almog“ nannte, traf sich in München mit dem Aspiranten Wechtenbruch, fragte ihn nach seiner Motivation, und natürlich verriet dieser nicht, wie er zu diesem Job gekommen war. Wechtenbruch, davon ließ sich der israelische Prüfer überzeugen, war kein verkappter Nazi, der alten Zeiten nachgetrauert hätte, sondern ein moderner Deutscher. Er zeigte im Gespräch ein waches politisches Interesse und genau wie der BND-Präsident Gehlen große Sympathien für den Staat Israel, den die Bundesrepublik aus Rücksicht auf die arabischen Länder noch immer nicht diplomatisch anerkennen wollte. Zum Abschluss besuchten sie zusammen einen Kabarettabend der Münchner Lach- und

Schießgesellschaft. Damit hatte der Kandidat die Prüfung bestanden, wie Wechtenbruch der Zentrale getreulich berichtete, „Almog“ konnte den Gleichaltrigen nur empfehlen.

aus Pullach, und damit letztlich aus Bonn. Ex-General Gehlen wurde um eine „Marschroute“ gebeten, damit Wechtenbruch alias „Laqueur“ wusste, „wie er sich zu verhalten hat, wenn im Prozessverlauf Fragen auftauchen, die die Interessen der Bundesrepublik berühren können, was im Hinblick auf den Hintergrund des Prozesses als naheliegend zu erwarten ist“.

Gehlen bremste bisweilen den Eifer seiner Leute, für ihn ging „Sicherheit vor Wirkung“. Zu wertvoll war dieser Zugang, es handelte sich schließlich um eine Staatsaffäre. „Laqueur“ sollte nur berichten, „keinen Einfluss von uns“.

Ganz gegen die Absprache entwickelte Wechtenbruch dann jedoch eigenen Ehrgeiz, er klärte die Berichterstatter in Jerusalem über den Fall Eichmann auf, gab recht freimütig seine Einschätzungen zum Besten und nahm damit Einfluss auf das, was sie schrieben. Er war jung, wirkte weltoffen und war, anders als sein Chef, der außerhalb des Gerichtsgebäudes von zwei Sicherheitsleuten abgeschirmt wurde, immer zugänglich.

Zu Hannah Arendt soll er gesagt haben, die Verteidiger müssten sehen, „wie wir das Würstchen über die Runden bringen“. Arendt zitierte den kessen Spruch in der englischen Originalausgabe von „Eichmann in Jerusalem. Ein Bericht von der Banalität des Bösen“ sogar auf Deutsch – und folgte so dem Urteil des Manipulators Wechtenbruch, der mit dem Wort den mörderischen Ehrgeiz Eichmanns herunterspielte. Aus dem Würstchen wurde der berüchtigte „Hanswurst“, als den Arendt den überzeugten Antisemiten Eichmann in ihrem Buch fehldeutete, weil sie sich nicht vorstellen konnte, dass eine derart fahle Gestalt für den Mord an den Juden in solch industriellem Maßstab verantwortlich sein sollte.

Dieter Wechtenbruch nahm mit seiner jungen, weltoffenen, zugänglichen Art Einfluss auf das, was die Reporter schrieben

Damit ist Dieter Wechtenbruch in eines der bekanntesten Bücher des 20. Jahrhunderts eingegangen, wenn auch nicht als Agent des BND. Bei Hannah Arendt kommt er als einer der wenigen Beteiligten gut weg. In den Prozesspausen habe sie sich lang mit ihm unterhalten können, wie sie ihrem Mann nach New York schrieb. Sie fand ihn „ganz interessant“ und „sehr viel sympathischer (...) als die Herren, die hier die Bundesrepublik vertreten“. Und dann machte er ihr auch noch die Freude, oder gab es jedenfalls vor, „von einem wütenden Hass gegen Adenauer beseelt zu sein“, wie sie schrieb. Darin waren sie sich einig, deshalb wollte sie ihm das gern glauben. Wechtenbruch hat auf Nachfrage noch 2005 bestritten, dass er sich ihr gegenüber wie zitiert geäußert habe, aber das war er seinem traditionell konservativen Umfeld wohl schuldig.

Der junge Anwalt, so schildert es Hannah Arendt, stand „außerhalb des Gerichtssaals Reportern leicht zur Verfügung“. So gründlich sie sonst den Prozess als Inszenierung durchschaute („ganz offenbar durch den Staatsanwalt von Ben-Gurion persönlich geleitet“), merkte sie nicht, dass ihr Wechtenbruch nicht ganz uneigennützig zur Verfügung stand, sondern dass er auch sie im Sinn seiner Auftraggeber beeinflussen wollte.

Gegenüber Harry Mulisch sprach er flapsig von „Nazis schießen“, wenn er wieder mal nach Deutschland flog, um Zeugen zu befragen, ehemalige Mitarbeiter Eichmanns, die fürchten mussten, ebenfalls verhaftet zu werden, wenn sie in Israel vor Gericht erschienen wären. Der niederländische Schriftsteller, der ebenfalls ein Buch über den Prozess veröffentlichte, beschrieb Wechtenbruch als „weni-

ger freundlich als intelligent“. Seinen Mandanten Eichmann halte er für „unerlaubt normal“, im Zweifel hätten eine Million Menschen genauso wie er gehandelt. Mulisch will dem Einflüsterer Skrupel angemerkt haben, Wechtenbruch habe sich gefragt, ob es richtig gewesen sei, „in dieser Sache eine Rolle zu spielen“. Welche Rolle es war, die er tatsächlich spielte, offenbarte der Agent natürlich auch Mulisch gegenüber nicht. Die Tarnung, unter der „Laqueur“ operierte, war perfekt: gebildet, mehrsprachig, das junge, unbelastete Deutschland, ohne Weiteres in der Lage, mit einer Frau wie Hannah Arendt über rechtspilosophische Fragen zu diskutieren. In den Notizen, die im BND zur Prozessbegleitung angefertigt wurden, wird immer wieder auf die Notwendigkeit des „Quellenschutzes“ hingewiesen, und der scheint tatsächlich gewahrt worden zu sein. Selbst die CIA, die Hans Rechenberg in seinem Münchner Büro über Wochen abhörte, weil sie ihn absurderweise für einen nach Osten orientierten Agenten hielt, konnte nicht in diese geheime Operation eindringen. Henke schätzt, dass weniger als eine Handvoll BND-Mitarbeiter Bescheid wussten. Zu wertvoll war dieser exklusive Zugang, es ging schließlich um Staatssekretär Globke, der sich ohnehin ständig öffentlicher Angriffe erwehren musste, und damit um die gesamte Regierung Adenauer. Und weil die Operation das geheime Treiben zwischen Jerusalem, Pullach und Bonn begleitete, bekam sie den Decknamen „Gleisdreieck“.

Auch der spätere FDP-Innenminister Gerhart Baum, der als junger Anwalt in der Zeit von Servatius' Abwesenheit dessen Kölner Kanzlei führte, ahnte nichts von den Machenschaften im Hintergrund. Sicherheitshalber war offenbar nicht mal Globke, dem das ganze Abwehrmanöver in der Hauptsache galt, in die Details eingeweiht. Vertrauen ist gut, Kontrolle besser: Per Fernschreiber ging am 8. Februar 1961 in Pullach mit Bitte um „schnellstmögliche feststellung (bis spaetestens 16 uhr)“ eine Eilanfrage des persönlichen Referenten Globkes ein: „was fuer ein mann dieter wechtenbruch, assistent von servatius“, und: „liegen erkenntnisse vor oder sind sonstige unterlagen vorhanden?“

Selbstverständlich lagen in Pullach Erkenntnisse vor, doch wollte man dieses Wissen nicht ohne Not preisgeben, versicherte dem Büroleiter Globes aber, dass Wechtenbruch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Beobachtung des Komplexes EICHMANN eingehend überprüft“ worden sei und über „W. keinerlei nachteilige Erkenntnisse“ vorlägen. „Weitere Beobachtung ist sichergestellt.“ Und dank Wechtenbruch würde es an der weiteren Beobachtung des Komplexes Eichmann nicht fehlen. Der BND hatte, wie Klaus-Dietmar Henke in seinem Buch formuliert, für ein „gläsernes Büro“ gesorgt.

Dass Hannah Arendt Eichmann als „Hanswurst“ bezeichnete, ist wohl direkte Folge der Gespräche, die sie in den Prozesspausen mit Dieter Wechtenbruch führte. COLLAGE: FELIX HUNGER FOTOS: PICTURE-ALLIANCE/DPA; PICTURE ALLIANCE/KEYSTONE

Hannah Arendt war nicht die Einzige, die Wechtenbruchs Erklärungen glaubte. Der Schriftsteller Haim Gouri, der in der Zeitung Lamerhav über den Fortgang des Prozesses berichtete, will beobachtet haben, dass der deutsche Anwalt nach der Eröffnung durch den Staatsanwalt Gideon Hausner völlig erschüttert gewesen sei: „Ich werde den Deutschen aus dieser Generation nie wieder etwas glauben können. Ich kenne jetzt die Wahrheit“, zitierte er Wechtenbruch.

Es ist keineswegs ausgeschlossen, dass Wechtenbruch, der bei Kriegsende erst dreizehn Jahre alt war und sich in der Prozessvorbereitung durch die damals noch nicht sehr umfangreiche Literatur zur Judenvernichtung gelesen hatte, aufrichtig erschüttert war von dem, was Überlebende des Holocaust im Gerichtssaal vortrugen. Zur Wahrheit, die er besser als alle anderen kannte, gehört aber auch, dass er Geheimvereinbarungen mit alten Nazis einging, seinen formellen Arbeitgeber Servatius hinterging und bespitzelte und seinen Mandanten betrog – nicht zuletzt, um zu verhindern, dass im Gericht die Wahrheit über den Kanzleramtschef Globke zur Sprache kam.

Voller Hohn referierte Hannah Arendt den Verteidiger Servatius, der seinen Mandanten damit zu entlasten versuchte, dass er ihn mit einem „gewöhnlichen Briefträger“ verglich. Gleichzeitig entging ihr, dass es in Wahrheit Wechtenbruch war, der als Briefträger zwischen Jerusalem und Pullach, zwischen Eichmann und dem BND fungierte.

Am 11. April 1961, dem ersten Sitzungstag, waren die Mikrofone schon eingeschaltet, bevor die Richter erschienen. Da zeigte sich, dass Wechtenbruch für jemanden, der gerade erst seine Zulassung als Anwelt angelt hatte, über ein bemerkenswertes Selbstbewusstsein verfügte. Auf der Tonspur ist deutlich zu verstehen, wie er den viel älteren Servatius darauf hinweist, dass der in seinem Eröffnungsplädoyer mit ex post facto argumentieren müsse, mit dem Rückwirkungsverbot also, wonach kein Gesetz angewendet werden dürfe, das zum Zeitpunkt der Tat noch gar nicht bestanden habe.

Servatius und sein Assistent unterhalten sich weiter völlig ungerührt über juristische Feinheiten, während hinter ihnen, von drei Polizisten begleitet, im bis dahin leeren Glaskasten Adolf Eichmann erscheint. Mit dem Mandanten war die Verteidigungsstrategie bereits besprochen: Eichmann wird seine Taten nicht bestreiten, aber er wird die Verantwortung dafür ablehnen.

Seine Anwälte waren nicht zu beneiden, bei Eichmann gab es wenig zu verteidigen, er hatte dafür gesorgt, dass die Juden aus ganz Europa ohne größere Fahrplanstörungen in die Gaskammern transportiert wurden. Seine Taten leugnete er keineswegs. Nur „des Schicksals Tücke“ habe verhindert, dass er alle umgebracht hätte, wie er Ende der Fünfzigerjahre im argentinischen Exil klagte. Wäre es ihm gelungen, protzte er damals, „dann wäre ich befriedigt und würde sagen, gut, wir haben einen Feind vernichtet“.

Als Verteidiger zeigte Wechtenbruch keine übertriebene Sympathie für seinen Mandanten. Er wollte ihn aber auch nicht als Monster sehen wie der Staatsanwalt Hausner, der Eichmann in eine Reihe mit Dschingis Khan und Hitler stellte, was aber den Angeklagten, wie Harry Mulisch schrieb, sogar stolz machte. Der junge Anwalt verachtete Eichmann – er sah in ihm einen Mann ohne Bildung und ohne alles Raffinement.

▶ Fortsetzung auf Seite 14

15. September 1935

Der Reichsparteitag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erlässt die Nürnberger Gesetze unter anderem „zum Schutz des deutschen Blutes und der deutschen Ehre“. Der Verfassungsjurist Hans Globke tut sich kurz darauf hervor als Co-Autor eines einflussreichen Kommentars zu diesen Nürnberger Rassegesetzen.

20. Januar 1942

In einer Villa am Wannsee treffen sich hochrangige Nationalsozialisten, um 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zu planen. Das Protokoll der Konferenz führt Adolf Eichmann, damals Referent im Reichsicherheitshauptamt: „Im Zuge der Endlösungsvorhaben“, heißt es in diesem Protokoll, „sollen die Nürnberger Gesetze gewissermaßen die Grundlage bilden.“

15. September 1949

Konrad Adenauer wird Bundeskanzler der BRD und bleibt es bis Oktober 1963. Zum Chef seines Bundeskanzleramts macht er im Oktober 1953 Hans Globke, den einstigen Kommentator der Nürnberger Rassegesetze.

April 1956

Der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BND wird gegründet. Erster Präsident wird Reinhard Gehlen, im Dritten Reich Generalmajor und Leiter der Abteilung „Fremde Heere Ost“ (FHO). Hervorgegangen war der BND aus der nach ihrem Chef benannten antikommunistischen „Organisation Gehlen“.

23. Mai 1960

Der israel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David Ben-Gurion gibt die Ergreifung Adolf Eichmanns bekannt. Eichmann war durch Agenten des israelischen Geheimdienstes Mossad im argentinischen Buenos Aires entführt und nach Israel verschleppt worden.

Juli 1960

Aktenvermerke des BND vermelden die Anwerbung des jungen Münchner Rechtsanwalts Dieter Wechtenbruch, der in Jerusalem in den Eichmann-Prozess eingeschleust werden soll. Am 9. Oktober 1960 trifft Eichmann sich zum ersten Mal mit seinem Anwalt Robert Servatius, dessen neuer Assistent Wechtenbruch berichtet dem BND darüber.

April 1961

Vor dem Jerusalemer Bezirksgericht beginnt der Prozess gegen den ehemaligen SS-Obersturmbannführer Adolf Eichmann.

August 1961

In Berlin beginnt in der Nacht zum 13. August die DDR unter SED-Chef Walter Ulbricht mit der vollständigen Abriegelung der Sektorengrenzen in der Hauptstadt und dem Bau der Mauer.

15. Dezember 1961

Im Prozess gegen Adolf Eichmann ergeht das Urteil: Tod durch den Strang. „Meine Schuld ist mein Gehorsam“, hatte Eichmann in seinem Schlusswort zwei Tage zuvor gesagt. In der Nacht von 31. Mai auf den 1. Juni 1962 wird Eichmann gehängt.

Februar 1973

Hans Globke stirbt im Alter von 74 Jahren. In der Zeit schreibt der renommierte Staatsrechtler Theodor Eschenburg einen schwärmerischen Nachruf auf den einstigen Berater Konrad Adenauers: „Man übertreibt kaum wenn man in Globke das Alter Ego seines Kanzlers, praktisch den zweiten Mann im Staate sah.“

▶ Fortsetzung von Seite 13

nach oben durchgereicht wurde, sie dürfte für den Herrn Staatssekretär „von allergrößtem Interesse sein“. Wie Henke berichten kann, brachte Reinhard Gehlen die frohe Botschaft persönlich nach Bonn.

Trotzdem konnte sich „Globus“, wie die Pullacher ihren Schützling Globke kodierten, nicht in Sicherheit wiegen. Es galt weiterhin: Der Name des Staatssekretärs musste unter allen Umständen aus dem kommenden Prozess herausgehalten werden. Der Prozess in Jerusalem fand während eines wichtigen Wahljahres statt. Adenauers eingangs zitierte Fernsehansprache zum Eichmann-Prozess im April war bereits Teil des Wahlkampfs. Adenauer war mittlerweile 85 Jahre alt, stellte sich aber nach zwölf Jahren im Amt erneut zur Wahl. Inzwischen war ihm in Willy Brandt, dem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 von West-Berlin, ein starker Konkurrent erwachsen. Die CDU/CSU zögerte nicht, dem SPD-Kandidaten seine uneheliche Geburt und die Tatsache vorzuhalten, dass er vor dem Nazi-Regime nach Norwegen geflohen und nach dem Krieg in norwegi scher Uniform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gekehrt war. Besonders Verteidigungsminister Franz Josef Strauß, bis 1942 für die Wehrmacht an der Ostfront, tat sich mit Andeutungen hervor: „Aber eines wird man doch noch fragen dürfen: Was haben Sie in den zwölf Jahren draußen gemacht, wie man uns gefragt hat, was habt ihr in den zwölf Jahren drinnen gemacht.“

Globke, der drinnengeblieben war, sorgte persönlich dafür, dass im Eichmann-Prozess die Abwehrfront steht. Im März

1961 trommelte er eine interministerielle Arbeitsgruppe zusammen, die ständig prüfen sollte, „ob und gegebenenfalls welche Maßnahmen auf dem Gebiet der Justiz, der Verwaltung oder der Publizistik auf Grund des Prozessverlaufs zu treffen sind“.

Die Justiz meinte man im Griff zu haben, Sorgen machte die Presse. Seit 1957 bedrängte die DDR den Westen mit peinlichen Enthüllungen über Juristen, die im „Dritten Reich“ tätig gewesen waren und jetzt im Dienst der Bundesrepublik arbeiteten. Wilhelm Grewe, der deutsche Botschafter in den USA, NSDAP-Mitglied seit 1933, warnte, von Bonn instruiert, vor einer allzu gründlichen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NS-Vergangenheit, weil das letztlich das westliche, antikommunistische Bündnis schwäche.

Im Februar 1961 gab Globke der vom CDU-Bundestagsabgeordneten Gerd Bucerius herausgegebenen Zeit, die sich im Vorspann rühmte, den Vorwürfen gegen den Staatssekretär „seit Jahren entgegengetreten“ zu sein, ein Interview. Globke präsentierte sich da als Widerstandskämpfer. Gegen ein totalitäres System könne man sich nur mit List halten, ließ er die Leserschaft wissen. Aus dieser List dürfe man ihm „billigerweise später keinen Vorwurf machen“.

Drei Wochen nach dem Interview erschien in der Zeit eine weitere Verteidigung des Staatssekretärs, diesmal durch den angesehenen Politikwissenschaftler Theodor Eschenburg, „Globke im Sturm der Zeiten“. Man kannte sich aus gemeinsamen Berliner Tagen in den Dreißigerjahren. Der Politologe war, was da noch nicht allgemein bekannt war, wegen seiner Mitwirkung bei der „Arisierung“ jüdischer Unternehmen selber nicht ganz unbelastet. Eschenburg verteidigte also mit seiner Intervention einen anderen, der im NS-Regime mitgemacht hatte. „Der innere Widerstand gegen ein totalitäres Regime“, schrieb er vernebelnd, „verlangte eben besondere Verhaltensweisen, die man nicht isoliert beurteilen darf.“

Auf einer Pressekonferenz, Eschenburgs Leumundszeugnis für Globke war gerade erschienen, wandte sich Adenauer vor allem an die ausländischen Korrespondenten und überrumpelte sie mit einem grotesken Vergleich. Bei ihrer Berichterstattung über Deutschland und den Eichmann-Prozess sollten sie bedenken, „dass viele Deutsche in Deutschland selbst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mindestens so gelitten haben“ wie – er muss es nicht aussprechen, jeder verstand es – die Juden. Das entsprach einem verbreiteten Konsens und war als Trost gedacht für die deutsche Volksseele. Für Hannah Arendt war es Adenauer, der eine Veränderung dieses Denkens aus populistischen Motiven verhindert habe: „Die Mehrheit des Volkes hat mitgemacht, ist also interessiert daran, an nichts zu rühren.“

Walter Strauß (CDU), der mit Globke befreundete Staatssekretär im Justizministerium, ließ im Juli in den Vierteljahrsheften für Zeitgeschichte einen Bericht aus dem Nachlass des ehemaligen „Rassereferenten“ Bernhard Lösener erscheinen, der widerlegen sollte, dass Globke an der Diskriminierungs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s“ beteiligt gewesen sei. Globke sei für „amtliche“ Maßnahmen „sachlich nicht zuständig“ gewesen, so Lösener. „Das lag mir ob.“ Passgenau zum Prozess wurde dann als „Haupttreiber“ bei der Ausführung der Gesetze, als Sündenbock für alle anderen, der „eiskalte Fanatiker SS-Sturmbannführer Eichmann“ identifiziert.

Am 17. Juli 1961 hielt der CDU-Politiker Rainer Barzel an der Bonner Universität vor dem Ring christlich-demokratischer Studenten (RCDS) eine weitere Verteidigungsrede für den Staatssekretär. Globke bekam sie vorher zu lesen, redigierte sie ein bisschen und lobte die Arbeit des Nachwuchstalents als „sehr gut“. Barzel erhob Globke zum „Partisan des Feindes“, der „unter Gefahr für Leib und Leben gegen das System Hitlers“ gearbeitet habe. Die Angriffe auf Globke seien nichts anderes als „kommunistische ,Gehirnwäsche“. Noch Jahrzehnte später – Barzel wurde CDU-Vorsitzender, CDU-Kanzlerkandidat und Bundestagspräsident – sah er in seinem Förderer nur den „hochbegabten Verwaltungsbeamten“.

Die ständigen Angriffe aus Ostberlin auf Globke, den „Eichmann von Bonn“, ließen sich von der Adenauer-Regierung leicht als Propaganda abtun. Die weit größere Gefahr drohte aus dem Gerichtssaal in Jerusalem. Würde der Angeklagte doch noch Adenauers unverzichtbaren Helfer ins Spiel bringen? Schließlich war es der Obersturmbannführer Adolf Eichmann gewesen, der bei der Wannseekonferenz am 20. Januar 1942 das Protokoll geführt

Als er schon zum Tod verurteilt war, forderte Eichmann, dass Hans Globke vorgeladen wird. Zu spät

hatte. In diesem Protokoll wurde ausdrücklich festgehalten, dass die Judenvernichtung ihren verwaltungsmäßigen Gang gehen müsse: „Im Zuge der Endlösungsvorhaben sollen die Nürnberger Gesetze gewissermaßen die Grundlage bilden.“ Jene Gesetze also, für die niemand anderer als der Verwaltungsfachmann Hans Globke den maßgeblichen Kommentar verfasst hatte.

Robert Servatius versicherte dem Gericht, „dass der Angeklagte keine Gefahr für die Menschheit darstellt. Er ist mit dem Ende des Hitlerregimes ein friedlicher Bürger geworden“. Vorsorglich entlastete er Adolf Eichmann von jeder persönlichen Verantwortung. Wenn er einmal weniger friedlich gewesen sein sollte, dann traf ihn dafür keine Schuld, es seien andere Zeiten gewesen. „Er hatte das Unglück, einer unmenschlichen Regierung verpflichtet zu sein.“

Die Befürchtungen Globkes und des BND waren nicht unbegründet. Während Eichmann in Jerusalem in seinem Glaskasten saß und ungerührt mitanhörte, wie immer neue Zeugen erzählten, was die Endlösung für sie bedeutete, wie sie ihre Eltern, ihre Kinder, die gesamte Familie verloren hatten, wie sie festgenommen, zusammengetrieben, in Waggons eingesperrt und mit unbekanntem Ziel verschickt worden waren, wie sie selber den Einsatzkräften Eichmanns und ungezählter weiterer Henker nur knapp entkommen waren, begann in Berlin ein junger Autor, nach Akten zu suchen. Akten, die die Tätigkeit des Dr. jur. Hans Globke innerhalb dieser „unmenschlichen Regierung“ belegen sollten. Der Aktivist Reinhard Strecker wurde auffällig, weil er nicht nur in Deutschland forschte, wo ihm kaum Zugang zu den Archiven gewährt wurde, sondern auch in Warschau, Prag und Tel Aviv.

In Bonn wurde Globke auf die Aktivitäten Streckers aufmerksam. Diesmal fragte er nicht nur bei seinem Kompagnon in Pullach, sondern auch beim Inlandsgeheimdienst nach, beim 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 „Kann über Strecker Näheres in Erfahrung gebracht werden?“ Strecker war eine echte Gefahr, umso mehr, als er offenbar gar kein Kommunist war und auch nicht vom Osten gesteuert wurde, sondern ein Idealist, einer, der Bücher las, allerdings, wie man in Erfahrung brachte, „rot-tendierende Literatur“. 1959 hatte er in Karlsruhe, in Reichweite der obersten Gerichte, die eingangs erwähnte Ausstellung zur „Ungesühnten Nazijustiz“ organisiert, die so streng mit immer noch aktiven Juristen ins Gericht ging, dass es selbst der SPD, die unbedingt regierungsfähig werden wollte, zu weit ging. Aber die von Strecker ans Tageslicht gebrachten Akten, die viele Todesurteile von Richtern aus dem „Dritten Reich“ dokumentierten, waren alle echt.

Personalknappheit kannte man beim BND damals nicht, auf Strecker wurde ein eigener Agent angesetzt, der die Vorbereitung und Herstellung seines Buchprojekts lückenlos überwachte. So wusste der BND und wusste auch Globke, dass Strecker am 13. August 1961, am Tag, an dem die DDR-Machthaber den Ostteil Berlins abriegelten, nach Gütersloh fuhr, um in der Bertelsmann-Druckerei die Herstellung von „Dr. Hans Globke: Aktenauszüge, Dokumente“ zu begleiten. Verhindern ließ sich das Buch nicht mehr, aber man wusste in Pullach und Bonn, was auf den Staatssekretär zukommen würde. Als Gegengift war bereits eine amtliche entlastende Informationsbroschüre vorbereitet worden, die an die deutschen Behörden und die Botschaften weltweit verteilt wurde.

Es war dann der Mauerbau, der Adenauer und seiner Regierung zu Hilfe kam. Die Bedrohung aus dem Osten war jetzt real. Bei der Bundestagswahl im September kam die SPD nicht gegen die CDU/CSU an. Globke erwirkte im November eine einstweilige Verfügung gegen Streckers Buch, das zwei geringfügige Fehler enthielt. Das Buch wurde nicht mehr nachgedruckt. Mit Rücksicht auf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seine katholischen Leserinnen und Leser kündigte der Bertelsmann-Verleger Reinhard Mohn damals auch den Vertrag mit einem anderen kritischen Autor, der im gleichen Verlag erscheinen sollte: Rolf Hochhuths Stück „Der Stellvertreter“, das die passive Haltung des Papstes bei der Judenverfolgung anprangert, kam stattdessen bei Rowohlt heraus und wurde ein Welterfolg.

Der ehemalige Wehrmachtsgeneral Reinhard Gehlen (oben rechts), der den BND aufbaute und leitete, arbeitete von der Zentrale in Pullach aus (unten) jahrelang eng mit Hans Globke zusammen. COLLAGE: FELIX HUNGER; FOTOS: SZ PHOTO/DAGMAR WIEDE; PICTURE ALLIANCE / AP; DPA

In Jerusalem ging im Dezember der Prozess nach 114 Sitzungstagen zu Ende, nicht aber die Arbeit von „Laqueur“. Eichmann wurde ein Schlusswort gewährt, und jetzt, als es nicht mehr darauf ankam, wollte er auf einmal doch den Namen Globkes und anderer Verantwortlicher nennen. Sein Rechtsanwalt sorgte dafür, dass es nicht so weit kam. „Auf Veranlassung von Dr. Servatius wurden diese Namen dann herausgestrichen und von ihm im Schlusswort nicht mehr erwähnt“, konnte der Agent in seinem Tätigkeitsbericht nach Pullach melden. Klaus-Dietmar Henke vermutet mit guten Gründen, dass Wechtenbruch diese Zensurmaßnahme der eigenen Initiative zurechnete.

Am 15. Dezember 1961 wurde das Urteil verkündet: Tod durch den Strang. Eichmann schien sich mit seinem Schicksal bereits abgefunden zu haben. Servatius reichte dennoch sofort den Revisionsantrag ein, an sich eine Formalie. Beim Verwaltungsgericht in Köln hatte er schon vor Prozessbeginn gegen die Bundesregierung geklagt, um von ihr für seine Anwaltstätigkeit entschädigt zu werden, aber Bonn weigerte sich nach wie vor, seine Arbeit zu bezahlen. Die Regierung hatte Angst, mit einem Nazi-Massenmörder assoziiert zu werden.

Hier konnte Servatius ein Druckmittel einsetzen: Er brachte seinem Mandanten Streckers Buch in die Zelle. Und Eichmann begann zu lesen. Er hatte sich während seiner Haftzeit durch die bis dahin erschienene Literatur zur Vernichtungspolitik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gearbeitet, für die er in der Weltöffentlichkeit mittlerweile als Hauptverantwortlicher galt. In Streckers Materialienband fand er seinen eigenen Namen kein einziges Mal. Dafür ist in dem Band ausführlich dokumentiert, wie die Ausgrenzung der jüdischen Bevölkerung spätestens 1932 begann, also schon vor der Machtübernahme durch Adolf Hitler, unter anderem mit einem Runderlass im damaligen Preußischen Innenministerium, der sich gegen Namensänderungen richtete, die die „blutmäßige Abstammung“ unkenntlich machten. Autor der Richtlinie war der damalige Personenstandsreferent Hans Globke.

In der Dokumentation fand Eichmann genug Belege für seine Behauptung, dass er nur ein „Rädchen im Getriebe“ gewesen sei, wenn auch ein höchst effizientes. Eichmann war empört darüber, dass ihm die Hauptschuld für das zugeschoben werden sollte, was von den Mächtigen in der Verwaltung beschlossen worden war. Wie er in einer wortreichen Erklärung für die Nachwelt schrieb, wolle er jetzt nichts mehr „totschweigen“, sondern Namen nennen. Er forderte, dass man Hans Globke vorlädt, der sich in der Beamtenhierarchie des „Dritten Reiches“ doch weit über ihm befunden habe und deshalb ungleich mehr Verantwortung für die Judenvernichtung trage als er, den der Kanzler persönlich für „verteidigungsunwürdig“ erklärt habe.

Adolf Eichmann ging jetzt zum Gegenangriff über. Ehe die Richter über den Revisionsantrag entschieden, nahm sich Eichmann die Dokumentation Streckers vor, versah sie mit Anmerkungen, baute daraus eine neue Verteidigungslinie. Als Staatsgefangener hatte er das Vorrecht, das Licht in seiner Zelle auch noch nach zehn Uhr brennen zu lassen. Eichmann schrieb da wie um sein Leben, von dem er nicht mehr viel vor sich hatte. Schrieb Hunderte Seiten Biografie und Rechtfertigung für das Gericht, das ihn doch nicht mehr anhören sollte.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so begann er seine Abrechnung, die während des Jahreswechsels 1961/1962 entstand, wolle er die „Wahrheit“ sagen, „nichts als die Wahrheit“.

Der Tod war ihm sicher, jetzt ging es ihm um sein Bild in der Geschichte: Er sei doch nicht allein gewesen, als sechs Millionen Juden umgebracht wurden.

Es wäre absurd gewesen, so spät noch auf eine Änderung des Urteils zu hoffen. Der zum Tod Verurteilte machte sich keine Illusionen, aber er wollte, so viel Amtsgeist steckte noch in ihm, die Verhältnisse von damals aufzeigen. Und so machte er in seiner Abrechnung den zum Staatssekretär aufgestiegenen Personenstandsreferenten aus dem „Dritten Reich“, Hans Globke, zu einem Schreibtischmittäter: „Wir gehörten also, damals, sozusagen zur gleichen Familie; der Min. Rat Dr. Globke aus dem M.d.I. (Ministerium des Innern, Anm. d. Red.) und der Referent Adolf Eichmann vom Amt IV, die Rangunterschiede nicht zu vergessen, natürlich!“ In seiner pathetischen Art brachte er das, was er als schreiende Ungerechtigkeit empfand, auf eine einprägsame Formel: „Hier Staatssekretär einer Regierung; da, zum Tode verurteilt!“ Rechenberg und Genoud war es gelungen, die Ausflüsse von Eichmanns nie erlahmendem Äußerungsbedürfnis parallel zum Prozess an englische und französische Zeitungen zu verkaufen. Wie verabredet hatte auch Servatius einen Teil der Honorare aus diesen Veröffentlichungen bezogen. Allerdings rächte sich jetzt die vom BND geförderte und so lukrative Veröffentlichungspraxis, von der auch Servatius profitiert hatte.

Das neue Material, das über Neujahr entstand und in dem die Mitverantwortung Globkes in aller Deutlichkeit ausgesprochen wurde, ging über den BND-Mitarbeiter Rechenberg an die Münchner Illustrierte Revue. Außerdem forderte Eichmann seinen Anwalt auf, vom Gericht die Ladung des Zeugen Dr. Globke zu verlangen.

Als dieser schlimmste anzunehmende Fall einzutreten drohte, die „Beabsichtigte Namhaftmachung Staatssekretärs Globke als Zeuge in der Berufungsverhandlung gegen A. Eichmann“, wie der ehemalige Wehrmachtsgeneral Gehlen in unübertrefflichem Bürokratisch formulierte, war zum Glück der BND mit seinen Leuten zur Stelle: „Entsprechende Maßnahmen sind eingeleitet“, wie Gehlen am 16. März 1962 seinem Staatssekretär garantierte. Das Schreiben, mit einem großen roten Stempel als „Geheim!“ deklariert, hat sich in der Konrad-Adenauer-Stiftung in St. Augustin erhalten.

Für die versprochenen Maßnahmen war „Laqueur“ zuständig. Der Abdruck von Adolf Eichmanns Erklärung in der Revue konnte in letzter Minute verhindert werden. In Jerusalem, wo Dieter Wechtenbruch während der Revisionsphase nicht mehr präsent war, kam Hans Globke ein Nachbar aus Bonn zu Hilfe, ein weiterer BND-Mann, Rolf Vogel, der, getarnt als Journalist, bei David Ben-Gurion intervenierte. Der sprach ein Machtwort: Die Ladung des Zeugen Globke sei nicht erforderlich. In seinem Tagebuch schreibt der israel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wie ihn Staatsanwalt Gideon Hausner gefragt habe, ob es politische Gründe gebe, die gegen die Verwendung des Zeugen Globke sprächen. „Ich antwortete: Allerdings.“

Adolf Eichmann wurde am 31. Mai 1962 hingerichtet, seine Asche wurde im Meer verstreut.

Hans Globke starb am 13. Februar 1973, in der BRD kam es nie zu einem gerichtlichen Strafverfahren gegen ihn.

Dieter Wechtenbruch starb am 16. April 2025, über seine BND-Tätigkeit im Eichmann-Prozess hat er bis zu seinem Tod geschwiegen.

Warten auf den Knall

Dass von der KI-Entwicklung eine Gefahr für die Menschheit ausgehen könnte, wird gern als Weltuntergangshysterie verlacht. Dabei gibt es Gründe dafür, sich ernsthaft Gedanken zu machen – nicht nur die, aus denen Bill Gates jetzt warnt.

Essay von Philipp Bovermann

ILLUSTRATION: STEFAN DIMITROV, FOTO: IMAGO

ie Öffentlichkeit werde über die Risike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getäuscht, warnt Bill Gates.

„Diejenigen, die wissen, „Beijengen“, die wissen, wie gut diese Technologie ist und wie sehr sie sich weiterentwickelt, sind sehr besorgt“, sagte er der New York Times in einem am Mittwoch erschienenen Interview. Nur öffentlich zugeben wollten die meisten Leute in den Führungsebenen der Tech-Branche das nicht, schließlich stünden Billionen auf dem Spiel. Einige der größten Börsengänge in der Geschichte stehen bevor. „Die legen einfach mit voller Kraft los und hoffen, dass das Gute das Schlechte überwiegt.“

Bill Gates, der schwerreiche Microsoft-Gründer, 70 Jahre alt, ist bestens vernetzt an der Spitze der Branche, hat sich aber selbst aus ihr zurückgezogen. Er kann also freier reden als andere. Und er widerspricht einer beliebten Deutung, nämlich dass die Warnungen vor den gefährlichen Fähigkeiten der KI, die sich in den Laboren herausbilde, nur der Versuch seien, einen künstlichen Hype zu erzeugen, „Doomsday-Marketing“ zu betreiben: Fürchtet euch vor unserer Macht – und dann zahlt 23 Euro im Monat für eine Pro-Version dieser arkanen Kräfte! So angeblich werde da argumentiert.

Es ist eine bequeme Erklärung, nahe am Verschwörungsglauben. Denn auch diverse Expertinnen und Wissenschaftler müssten in diesem angeblichen Marketingkomplott mitspielen, außerdem mehr als 1300 Mitarbeiter führender KI-Labore, die einen Ende Juli erschienenen offenen Brief unterzeichnet haben. Sie fordern darin, die US-Regierung solle sich für ein internationales Abkommen einsetzen, „um das Tempo der Entwicklung automatisierter KI bewusst zu steuern“.

Gates warnt, die Gesellschaften seien auf die Geschwindigkeit der anstehenden Umbrüche nicht vorbereitet, auf die Verluste von Arbeitsplätzen, die rasant wachsenden Möglichkeiten, Cyberangriffe zu führen, Biowaffen herzustellen, Menschen in die Irre zu führen. Die Branche beschäftigt aber vor allem auch noch eine weitere Befürchtung: Eines der selbstlernenden Systeme könnte sich der menschlichen Kontrolle entziehen, heimlich eigene Ziele verfolgen und dann nicht mehr einzufangen sein.

Es ist Zeit, über diese Risiken autonomer Systeme zu reden. Und darüber, warum es so schwer ist, über sie zu reden.

Seit einem Vorfall, der sich Ende Juli ereignet hat, kommt Bewegung in die Debatte. Zwei KI-Modelle von Open AI, dem Unternehmen hinter Chat-GPT, waren während eines Tests aus der dafür vorgesehenen Umgebung ausgebrochen, sie hatten sich einen Zugang zum Internet verschafft und in die Entwicklerplattform Huggingface gehackt. Mehr als 17 000 protokollierte Aktionsschritte hatten sie ausgeführt, als ein Mensch das Eindringen bemerkte. Eine anschließende interne Prüfung bei Open AI ergab, dass sich vor dem Angriff verschiedene KI-Instanzen des Unternehmens schon über mehrere Monate unentdeckt in dessen eigenen Systemen bewegt hatten.

Sie hatten sich selbständig zu einem Schwarm verbunden und auf einem verborgenen Message-Board Hunderttausende Nachrichten mit Hacking-Tipps ausgetauscht, um bei Leistungstests besser schummeln zu können. Eine solche KI-Instanz protokollierte Skrupel. Ein Angriff auf ein fremdes Computernetzwerk sei „außerhalb des vorgesehenen Rahmens“, eine Überschreitung dessen, was ihre menschlichen Schöpfer wollen und erlauben. Sie erkannte das. Und machte trotzdem weiter.

Womöglich hat die Sorglosigkeit der Öffentlichkeit in Bezug auf das Heranwachsen einer fremden Intelligenz paradoxerweise damit zu tun, dass sich vor dieser Art von Gefahr so gut gruseln lässt.

Unbelebtes, das zum Leben erwacht ist Sigmund Freuds Definition des Unheimlichen. Ein gläsernes Auge, kalt wie der Weltraum. Das diffuse Rauschen feindlicher Kräfte in der Kühle der Mathematik. All das ist bekannt aus Büchern und Filmen. Die Angst vor einem sich gegen seine Schöpfer verschwörenden Computersystem eignet sich so gut als Science-Fiction-Stoff,

dass der Gedanke naheliegt, es müsse sich tatsächlich um Science Fiction handeln, wenn Organisationen wie das AI Futures Project um den ehemaligen OpenAI-Mitarbeiter Daniel Kokotajlo Szenarien entwerfen, was schiefgehen könnte.

Auf manches können sich unterschiedliche Warnungen einigen. Ein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ie sich von menschlichen Zielen emanzipiert, könnte sich über das Internet ausbreiten, mit dem inzwischen beinahe jeder Aspekt der Zivilisation direkt oder indirekt verbunden ist, als eine Art selbstlernendes Super-Computervirus. Von da an wird es spekulativ. Das KI-System könnte an kompromittierende Daten gelangen, um Menschen zu erpressen, wie verschiedene Modelle, die damit ihre Abschaltung verhindern wollten, es in Tests bereits versucht haben. Es könnte schlecht gesicherte Bankkonten und Kryptowallets hacken. Es hätte womöglich Zugriff auf Geld, auf selbstfahrende Autos, auf Drohnen, Kraftwerke, Biolabore.

ten wie eigene Ziele, wirkt auf skeptische Geister verdächtig. Funktioniert nicht exakt so die Projektionsleistung eines Bewusstseins, das sich überall selbst wiederzuerkennen meint? Der Mensch blickt auf per Wahrscheinlichkeitsrechnung künstlich erzeugte Sätze und erschrickt, weil er meint, wo Sprache ist, muss auch etwas sein, das spricht, etwas, das der eigenen Kontrolle entgleiten könnte.

Die Sorglosigkeit der Öffentlichkeit hat womöglich damit zu tun, wie gut sich vor dieser Gefahr gruseln lässt

Die wirklichen Gefahren, so geht dieses Argument weiter, gerieten dadurch aus dem Blick: die Umweltzerstörung, die Möglichkeiten, Menschen zu überwachen und zu beeinflussen, die Vermüllung der Infosphäre, die Machtkonzentration, um nur die wichtigsten zu nennen. Darauf zu verweisen, ist nicht falsch. Es wird nur falsch, wenn daraus folgen soll, die existenziellen Risiken seien folglich als Weltuntergangshysterie zu ignorieren. Deut-

Die Kernfrage ist immer, welche Ziele das System verfolgen wird und warum.

sche Tech-Kommentatoren argumentieren gern so. Sie wittern überall Hypes oder technophobe Panik, meist zu Recht, sind deshalb aber auch betriebsblind für Fälle, in denen Zweifel am eigenen Bescheidwissen angezeigt wären.

Der Autor Sascha Lobo etwa schrieb im vergangenen Jahr, „Doomsayers“ habe es schon immer gegeben. Er verglich die heutige Diskussion mit der des frühen 19. Jahrhunderts, als vor dem Reisen mit der Eisenbahn gewarnt wurde, wegen angeblicher Schäden am Nervensystem. KI, die sich gegen die Menschen wende, das seien lediglich Hor-rormärchen, wie man sie Kindern erzählt.

Von den Risiken autonomer Systeme lässt sich nur in Zukunftsgeschichtenform erzählen, darin liegt ihre vermeintliche Unseriosität. Anders als etwa bei Atomwaffen ist die Gefahr noch nicht klar umrissen, und sie wird es erst dann sein, wenn es womöglich bereits zu spät ist. In einer berühmt gewordenen Partie des Spiels Go, als die KI AlphaGo gegen den Großmeister Lee Sedol antrat, machte sie in der zweiten Runde einen Zug, der in die Geschichte des Spiels einging, Zug 37. Er schien überhaupt keinen Sinn zu ergeben. Sedol grübelte und grübelte, er stand sogar vom Brett auf, um nach draußen zu gehen. Erst als er das Spiel bereits verloren hatte, begann er die fremdartige Genialität dieses Zugs zu begreifen.

trauisch bleiben gegenüber dem routiniert abwiegelnden Ton in der Debatte, die eigene Aufmerksamkeit schärfen. Sich zumindest ein wenig näher mit der Technologie beschäftigen. Die beschwichtigenden Argumente zerbröseln dann ziemlich rasch.

Wenn die Menschheit wüsste, worauf sie achten muss, wäre das, worauf sie achten muss, nicht so gefährlich. Bis es so weit ist, können wir nur spekulieren. Geschichten erzählen.

Die endlos wiederholte Behauptung etwa, eine dem Menschen überlegene KI werde es niemals geben, weil die Systeme lediglich hirnlos ihre Trainingsdaten nachplapperten wie Papageien, stammt aus einer fünf Jahre alten, in der Zeitrechnung der KI-Entwicklung quasi prähistorischen Forschungsveröffentlichung. Damit die These heute noch funktioniert, muss man die rasante Weiterentwicklung der Technologie und ihrer Entwicklungsmethoden seither ignorieren. Selbst die erbittertsten (seriösen) Skeptiker würden inzwischen nicht mehr so weit gehen, die

Möglichkeit einer „allgemeinen“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die der des Menschen überlegen ist, grundsätzlich zu bestreiten. Es könnte noch diverse Jahre dauern. Aber dass es auch schnell gehen könnte, ist kein völlig unrealistisches Szenario, das lässig beiseitegeschoben werden sollte.

KI befeuert schon heute die Forschung an sich selbst. Künstliche Assistenten schreiben den Code dafür. Vorläufig geschieht das unter menschlicher Aufsicht, aber die Labore arbeiten an der vollständig „rekursiven“ Selbstopti-

mierung der Systeme. Wenn das einigermaßen verlässlich klappt, könnte das Tempo der Entwicklung sehr schnell steigen. Computergehirne sind in der Lage, unzählige Entwicklungsansätze gleichzeitig zu verfolgen und zu testen. Sogar heutige Transistoren übermitteln Signale schon etwa 10 000-mal schneller als menschliche Neuronen. Wir Menschen denken aus Maschinensicht atemberaubend langsam.

Wer die Warnungen aus der Branche für übertrieben hält, sollte zumindest miss-

Sollte eine hinreichend entwickelt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je beschließen, nicht nur menschliche Computersysteme anzugreifen, sondern auch andere menschliche Systeme, hätte sie es mit einem Gegner zu tun, der sich wie in extremer Zeitlupe verteidigt.

wie sich das Modell auf der granularen Ebene dadurch verändern und welche Art von neuem Verhalten es anschließend zeigen wird. Die einzige Möglichkeit ist, es anschließend zu beobachten. KI-Forschung hat mehr mit Züchtung zu tun als mit Programmieren im klassischen Sinn.

Doch schon der Gedanke, dass Computernetzwerke so etwas entwickeln können

Nur: Warum sollte sie das tun?

Das sogenannt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spielt zudem heute eine große Rolle. KI-Modelle führen längst auch selbständig Handlungen aus, in Gestalt sogenannter Agenten. Wenn sie das erfolgreich tun, bestärken die Forscher sie in ihrem gewählten Ansatz, auch die Nutzer tun das durch ihr Feedback.

Der Wille und der Selbsterhaltungstrieb sind Produkte der Evolution. Ein der Evolution ähnlicher Prozess findet allerdings auch im Training und permanenten Retraining der KI-Modelle statt, vermittels des Prozesses des sogenannten „Gradient Descent“. Er verstärkt gewünschte Eigenschaften des Systems, ohne dass jemand halbwegs zuverlässig bestimmen könnte,

Dass dem Erfolg beim Erreichen von Zielen als Steuerungsmethode eine solche Bedeutung zukommt, könnte in den Systemen etwas hervorbringen, das im Ergebnis einem Willen gleicht. KI richtet sich auf Ziele aus – dass sie auf regelkon-

Dass es sehr schnell gehen könnte, ist kein völlig unrealistisches Szenario, das lässig beiseite geschoben werden sollte

formen, gewünschten Wegen zu diesen Zielen gelangt, lässt sich allerdings nur schwer sicherstellen.

Deshalb, so wird vermutet, betrügen die Modelle bei Tests. Sie suchen nach Abkürzungen. Sie verbergen mitunter ihre Intention, dass sie betrügen wollen. Sie täuschen unter Testbedingungen vor, gemäß den ihnen vorgegebenen Regeln zu handeln, um zu verhindern, dass sie modifiziert und ersetzt werden. Sie setzen sich sogar bewusst über den Willen ihrer Schöpfer hinweg, wie beim Huggingface-Vorfall. Sie wollen ihre Ziele erreichen. Alles andere ist zweitrangig. Die Labore könnten sich stärker auf die Regelkonformität und die Wege zu den Zielen konzentrieren, die KI-Agenten einschlagen, statt vor allem auf deren Erfolg, aber das würde die Entwicklung bremsen. Der Druck auf die Labore ist enorm. Sie sind zum Erfolg verdammt angesichts der schier unfassbaren Geldsummen, die in sie investiert werden, rund zwei Milliarden Dollar pro Tag allein für den Bau neuer Rechenzentren. Hinzu kommt der KI-Rüstungswettlauf zwischen den USA und China. Die Forscher geben also den Druck des Marktes an die Modelle weiter. Sie impfen ihnen das Prinzip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ein. Hochgefährliche Eigenschaften.

lässig herstellen ließe. Geschweige denn ein politischer Wille, koordiniert auf die Bremse zu treten, die Entwicklung zu pausieren – um dann möglicherweise ökonomisch und militärisch im Nachteil zu sein, angreifbar für Cyberattacken. Es ist, so wird das in Washington und Peking gesehen, eine Abwägung von nationaler gegen internationale Sicherheit. Sie ruht auf den Schultern von zwei rücksichtslosen Nationalisten, Donald Trump und Xi Jinping.

Bei einer Befragung unter knapp 300 KI-Expertinnen und -Experten aus der ganzen Welt wurde als relevantestes Risiko der Forschung „gefährliche Fähigkeiten“ der KI genannt. 22 Prozent halten beim bisherigen sorglosen Kurs „katastrophale“ Folgen für wahrscheinlich.

Der Zielkonflikt zwischen Effektivität und Regeltreue liegt zudem auch in der Technologie selbst. Dass sie sich anders verhält, als von ihr erwartet, stellen die Forscher schon deshalb nicht einfach ab, weil sie es gar nicht wollen. Genau dafür entwickeln sie die Technologie schließlich - damit sie Unvorhergesehenes tut, eigenständig auf neue Ideen und Ansätze kommt. Ohne das wäre sie für anspruchsvollere Aufgaben kaum zu gebrauchen. Denkt KI inside the box, ist sie nur ein besseres Sortiersystem. Denkt sie outside the box, ist sie kaum zu kontrollieren.

Sture Regeltreue ist auch unter Menschen nicht unbedingt ein Kennzeichen von Intelligenz. Eine hinreichend intelligente Technologie könnte es als schlichte Tatsache feststellen, dass sie ihre Ziele besser erreicht, wenn sie diese Ziele reflektiert, präzisiert und somit weiterentwickelt. In den Worten des KI-Pioniers Geoffrey Hinton: „Es gibt keine besonders überzeugende Erfolgsgeschichte, in der weniger intelligente Wesen intelligentere kontrollieren.“

Auch wenn Open AI kürzlich angekündigt hat, eine Forschungspause einlegen zu wollen, die niemand überwacht, wird das Wettrennen weitergehen. Die US-Regierung hält sich raus, sie setzt lediglich auf freiwillige Kontrollen und einen „Killswitch“, eine Abschaltfunktion, wobei die Frage diskutiert wird, ob eine auch nur moderat fähig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nicht Wege finden würde, den Ab-Schalter abzuschalten. Die Verantwortung liegt weiterhin allein bei den Unternehmen.

In den Händen von Elon Musk zum Beispiel, der mit dem KI-Modell Grok immer näher an die Spitze der Entwicklung heranrückt und gern sagt, was andere nur denken.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m Economist wurde er kürzlich darauf angesprochen, dass er vor zehn Jahren noch gewarnt habe, mit der Forschung a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werde „ein Dämon auf die Welt losgelassen“. Jetzt plötzlich male er die KI-Zukunft als eine Utopie. Ob er seine Meinung geändert habe? Musk antwortete, sogar wenn er die Entwicklung anhalten wolle, könne er das nicht, es bleibe nichts anderes übrig, als „die Fahrt zu genießen und das Beste zu hoffen“.

Bislang existiert noch nicht einmal ein Konzept dafür, wie sich Regeltreue zuver-

Risiken gebe es, so sei das nun einmal. Und, ach ja: „Über kurz oder lang sind wir sowieso alle tot.“

Wir wissen doch, was geschah

Die Berliner U-Bahnlinie 9 ist besonders laut, Quietschen, Schienenschlagen und metallisches Geklapper. Das Telefon vibrierte, ich ver-

stand nichts, versprach einen Rückruf an der nächsten Station – Spichernstraße. Mike Josef, Oberbürgermeister von Frankfurt: Die Jury habe mir den Goethe-Preis zugesprochen, ob ich den Preis annehme? Ich habe nicht lange nachdenken müssen.

Ich stand da, blickte auf das Schild Spichernstraße. Wer verbindet schon etwas mit dem Namen Spichern? Mit den militärischen Erzählungen des Vaters großgeworden, wußte ich, dort hatte 1870 die erste Schlacht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stattgefunden. Das ging mir durch den Kopf, und dass unsere Zeit ähnlich von Umbrüchen, Katastrophen und Kriegen bestimmt ist. Das Wort Zeitenwende findet Gebrauch.

Goethe sprach 1792 von einer neuen Epoche. Der Gedanke, nochmals seine biografische Schrift „Campagne in Frankreich“ zu lesen, drängte sich auf. Der Zufall bildet für den, dem er zufällt, einen neuen Sinn- und Handlungsraum.

Der Kürschnermeister Walter Kruse, der im Arbeiterbildungsverein organisiert war, hatte mir, dem sechzehnjährigen Lehrling empfohlen,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zu lesen. Nach den sonstigen Büchern, die ich wahllos abends und nachts las, nein verschlang, forderte dieser Roman einen Einschnitt, derart, dass ich ihn gleich abermals las, langsamer, stutzender, fragender als beim ersten Mal. Bestimmte Situationen, Sätze und Figuren wie die Philine begleiten mich seitdem durch mein Leben. Eine Erweckung, der ich im Studium nachgegangen bin und die ihre Spuren in den Romanen „Kerbels Flucht“, „Vogelweide“ und „Ikarien“ hinterlassen hat. Die lebenslange Lektüreverbindung zu Goethe hat mit dazu beigetragen, dass Mike Josef mich in der Berliner U9 anrief.

Goethe bewunderte die französische Lebensweise, die Revolution lehnte er ab

Die sogenannte Campagne, der Feldzug der österreichischen und preußischen Monarchien gegen das revolutionäre Frankreich begann im Juli 1792. Das Ziel war, Ludwig XVI., der damals noch König war, aber unter Hausarrest stand, wieder in seine absolutistischen Rechte einzusetzen. Herzog Carl August hatte Goethe gebeten, ihn bei diesem Feldzug zu begleiten.

Fast dreißig Jahre später begann Goethe 1820 mit der Niederschrift des Erlebten. „Die Campagne in Frankreich“ ist nicht, was sie in der Form vorgibt, ein Tagebuch, sondern eine erzählerische Rekonstruktion. Sie beginnt mit dem 23. August 1792 und wird von Tag zu Tag bis zum 30. Oktober fortgeschrieben. Goethe beschreibt den Weg der preußisch-österreichischen Truppen durch Lothringen in die Champagne: Regen, aufgewichte Wege, die Chaise Goethes bleibt stecken, Reiten, Laufen, Schlafen unter tropfenden Zeltdächern neben schnarchenden Grenadieren, Hunger, Durst, Diarrhö, Häuser werden requiriert, Schafe geschlachtet, Schweine gebraten, das Pittoreske tritt in den Vordergrund.

die ein konstitutionelles Kaisertum für Deutschland vorsah. Friedrich Wilhelm IV. wurde die Kaiserkrone angeboten. Doch der nahm von Bürgern keine Krone an.

Ein Teil der Parlamentarier wollte die Verfassung wenigstens im Großherzog- tum Baden zur Geltung zu bringen. Ein demokratisches Staatsgebiet auf deu- schem Boden verbot sich aber aus preu- ßischer Sicht. Truppen unter Prinz Wil- helm, alias Herr Lehmann, belagerten die Bundesfestung Rastatt. Nach der Kapitulation wurden 19 Mann in Rastatt sofort füsiliert, mehrere zum Tode, andere zu langer Festungshaft oder Zuchthaus verurteilt. Die meisten Demokraten flohen ins Exil, nach Frankreich, in die Schweiz, in die USA. Die Einigung war gescheitert und mit ihr der Versuch, ein demokratisch verfasstes Deutschland zu schaffen.

Als Bismarck fünfzehn Jahre später, 1864, vor dem preußischen Landtag eine Rede hielt, mit der er höhere Militärausgaben für eine deutsche Einigung nach seinem Gusto begründete, gab er den Ton an, der für die deutsche Politik bestimmend werden sollte: „... nicht durch Reden und Majoritätsbeschlüsse werden die großen Fragen der Zeit entschieden – das ist der große Fehler von 1848 und 1849 gewesen – sondern durch Eisen und Blut.“

Wir sind an der Station der Berliner U-Bahnlinie 9, Spichernstraße angekommen. Mit dem Sieg über die revolutionären Truppen 1849 kamen andere Blut- und Eisen-Siege, nach denen Straßen und Bahnstationen benannt wurden. Wäre die deutsche Einigung durch Wahlen, also nach Diskussionen über Für und Wider und demokratisch erstrittenen Kompromissen erfolgt, hätte es vermutlich eine andere deutsche Geschichte und weniger Blutvergießen gegeben.

Bislang verfügt die AfD über keine SA-Horden, die politischen Leitlinien aber sind ähnlich

Norbert Elias hat in seinen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n“ herausgearbeitet, wie sich durch diese kriegerische Einigung eine autoritäre Gesellschaft gebildet hat, wie die Mentalität des Bürgertums von dem auf Abstammung orientierten Habitus des Adels bestimmt wurde, wie das Militärische die soziale Hierarchie nicht nur in den schlagenden Verbindungen prägte. Was das blaue Blut und der Stammbaum für den Adel bedeuteten, machte sich das Bürgertum als Tradition zu eigen, was später von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mit der Idiolatrie des Ariers auf das ganze Volk übertragen und in den Rassegesetzen festgeschrieben wurde.

Im November 1932 war die NSDAP als stärkste Partei in den Reichstag gewählt worden, musste Koalitionspartner finden und fand sie unter Konservativen, die glaubten, sie könnten Hitler einhegen. Wir wissen, was geschah.

Über 200 Jahre erkämpfte Deutschland sich ein demokratisches Grundgesetz – dann gab man es her, weil einige glaubten, die Regierung Hitler sei nur ein kurzer Spuk. Was ein Blick bis in die Zeit Goethes uns über die Gegenwart lehrt.

Gastbeitrag von Uwe Timm

Goethe blickt nach Wochen erstmals wieder in einen Spiegel, sieht sich, wie er schreibt, mit einem „strauchigen“ Bart, sieht seine langen Haare „wie ein verworrener Hanfrocken umherquellen“. Er beschreibt die Lebensgewohnheiten der französischen Provinz, die Häuser, das Mobiliar, die feinen Unterschiede in der Kleidung, die Speisen, die kandierten Früchte, aber auch den Pot au Feu auf offenem Feuer, lobt den guten Wein, die lebhaften, elegant gekleideten Frauen und immer wieder schwärmerisch: das weiße Brot. So sehr er die französische Lebensweise bewundert, so entschieden jedoch lehnt er die Revolution ab.

Goethe hat, dürfen wir vermuten, während des Feldzugs in Frankreich nicht scharf geschossen, war aber womöglich, wie wir indirekt erfahren, bewaffnet, steckt er doch einmal eine geschenkte Wurst in sein Pistolenhalfter.

Aus der zeitlichen Distanz richtet der Dichter seinen Blick auf exemplarische Situationen, schreibt anekdotische, zuweilen sogar novellistische Stücke, und hin und wieder finden sich Passagen von intensiver Unmittelbarkeit: „An den Stellen, wo die Kanonade hingewirkt, erblickte man großen Jammer: die Menschen lagen unbegraben, und die schwer verwundeten Thiere konnten nicht ersterben. Ich sah ein Pferd das sich in seinen eigenen, aus dem verwundeten Leibe herausgefallenen Eingeweiden, mit den Vorderfüßen verfangen hatte und so unselig dahin hinkte“ (Seite 80).

Die Kanonade von Valmy erlebt Goethe reitend, im Hagel der Kanonenkugeln, die um ihn herum einschlagen und im Matsch stecken bleiben. Das revolutionäre französische Heer hatte eine taktisch vorteilhafte, höher gelegene Stellung bezogen, brachte das preußische Heer zum Stehen und zwang es zum Rückzug. Der Mythos Valmy war in der Welt. „...von hier und heute geht eine neue Epoche der Weltgeschichte aus, und ihr könnt' sagen, ihr seyd dabei gewesen.“ Goethe zitiert sich selbst, ob er den Ausspruch damals tatsächlich getan hat, wird bezweifelt.

Geologische, kunsthistorische, literarische Exkurse finden sich in dieser Kriegsbiografie, jedoch keine, die man von dem Juristen und Staatsmann Goethe, dem „Canzeleymann“, wie er sich nennt, erwartet hätte, k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alles bewegenden politischen Konflikt, mit der Revolution und deren Forderung nach Freiheit und Gleichheit. Der Geheimrat schreibt von Bürgerunmut, von der Störung der Ordnung. Kein Bedacht, dass eine Ordnung, die als ungerecht empfunden wird, eine sprengende Kraft des Widerstands in sich trägt. Warum sollen Soldaten aus deutschen Landen gepresst ihr Leben in die Schanze schlagen, damit Ludwig XVI. wieder in seine absoluten Rechte eingesetzt werden kann? Unerwähnt bleibt auch der andere, bestimmende Grund für den Feldzug, die Absicherung der absolutistischen Macht Österreichs und Preußens. Dass Goethe derart fraglos für die absolutistische Autorität einsteht, ist nicht bruchlos aus seinem früheren Leben abzuleiten. Im Werther und im Wilhelm Meister findet sich eine luzide Kritik am Adel. Der bekannte Ausruf Götz von Berlichingens richtet sich nicht gegen den Kaiser, aber entschieden gegen die herrschende Ordnung. Der sprachlich so staunenswerte Hymnus „Prometheus“ ist eine Feier des sich selbst erschaffenden Subjekts, eine Absage an jegliche übergeordnete Instanz.

Die biografische Schrift „Campagne in Frankreich“ hingegen liest sich, als wäre sie von jeglicher Kritik am Feudalismus gereinigt worden. Der Mangel an zeitnahen Einschätzungen wird beiläufig begründet. Auf der Rückkehr vom Feldzug, im idyllischen Pempelfort bei Düsseldorf, erwähnt Goethe ein von ihm geführtes Schreibheft: „...daß ich mit kurzsichtigem Dünkel manches falsch gesehen und unrichtig beurtheilt habe, und da man gegen nichts strenger ist als gegen erst abgelegte

Irrthümer, es auch bedenklich schien dergleichen Papiere irgend einem Zufall auszusetzen, so vernichtete ich das ganze Heft, in einem lebhaften Steinkohlefeuer“.

Das wäre wohl das interessantere, widersprüchlichere, dem historischen Augenblick gerechter werdende Tagebuch gewesen. In der „Campagne“ wird allein der Sieg des Absolutismus literarisch bestätigt, ohne den ahnungsvollen Möglichkeiten der nahen Vergangenheit einen Platz zu gewähren. Die Verheißung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scheint bei Goethe zeichenhaft nur in einem Aquarell auf, das er 1793 an der Grenze zwischen Luxemburg und Frankreich gemalt hat. In einer amönischen Landschaft steht, mit der phrygischen Mütze geschmückt, der Freiheitsbaum, die Bänder, weiß, rot und blau wehen im Wind, ein Wanderer zeigt auf die am Pfahl angebrachte ovale Tafel mit der kleinen, sorgfältig in Rot gepinselten Inschrift: Passans, cette terre est libre.

In Mainz entsteht der erste demokratische Staat in Deutschland

Was mag der Maler, der Dichter, der Fürstendiener, dabei gedacht, gefühlt haben? Ist es nicht ebendieser Satz, der eine neue Epoche ankündigte?

Der in Mainz versammelte rheinisch-deutsche Nationalkonvent hatte am 18. März 1793 ein Dekret beschlossen. Es lautet: „Der ganze Strich Landes von Landau bis Bingen, welcher Deputierte zu diesem Konvente schickt, soll von jetzt an einen freyen, unabhängigen, unzertrennlichen Staat ausmachen, der gemeinschaftlichen, auf Freiheit und Gleichheit gegründeten Gesetzen gehorcht.“ Dies ist der erste demokratische Staat in Deutschland.

Mainz aber wurde 1793 von den aus Frankreich zurückgekehrten preußisch- österreichischen Truppen eingeschlossen, monatelang belagert und kanoniert. Abermals war Goethe auf Bitten des Serenissimus, des Herzogs von Weimar, als Beobachter dabei.

Finden sich in der „Campagne“ noch kritische Äußerungen über die preußische Kriegsführung, werden Plünderungen, Übergriffe auf Zivilisten und willkürliche Zerstörungen benannt, ist der Bericht über die „Belagerung von Mainz“ ganz im Sinne des Siegers, der verbündeten Truppen gehalten. Goethe beschreibt die von preußischen Kanonen zerstörte Stadt, schuld daran sind für ihn nicht die preußischen Granaten, sondern der Unsinn der Revolution: „Denn nicht der Krieg allein, sondern der durch Unsinn aufgelöste bürgerliche Zustand hatte ein solches Unglück bereitet und herbei geführt.“

Die Republikaner, die Jakobiner, die Mainz zum freien unabhängigen, demokratischen Gebiet erklärt hatten, waren schuld an der Bombardierung. Wer von ihnen, nachdem die Stadt am 22. Juli 1793 kapitulieren musste, nicht fliehen konnte oder wollte, wurde verfolgt, misshandelt und gefoltert. Goethe schreibt, er habe sich diesem rachsüchtigen weißen Terror, entgegengestellt. Zur Selbstjustiz führt er an: „... dem zurückkehrenden Landesherrn allein sollte das Recht zustehen zwischen guten und schlechten Bürgern den Unterschied zu bezeichnen.“

Am Schluss der „Campagne“ resümiert Goethe: „Der Dichter aber, der seiner Natur nach unparteyisch seyn und bleiben muß, sucht sich von den Zuständen beider kämpfender Theile zu durchdringen, wo er denn, wenn Vermittlung unmöglich wird, sich entschließen muß tragisch zu endigen.“

Goethe selbst kann nicht tragisch endigen, ist er doch höchst parteiisch. Nicht verwunderlich, dass die „Campagne in Frankreich“ von nationalistisch gesinnten Historikern fortan als beweismächtiger Augenzeugenbericht genutzt wurde.

Die bürgerliche Freiheit im Ideellen, in der Kunst und Dichtung zu suchen, Heinrich Heine spricht von „Kunstbehaglichkeit“, ist jedoch kein Ersatz für die selbstbestimmt politische auf die Wirklichkeit einwirkende Freiheit.

An dieser Stelle wollte ich – gerechterweise – dem Goethe der „Campagne“ den Dichter des Epos „Hermann und Dorothea“ gegenüberstellen, eingehen auf dessen Bemühung, die Not der Geflohenen und das Fremde zu verstehen und diese in ein staunenswert bewegliches Hexameter-Deutsch zu fassen. Das Kapitel „Polyhymnia“ trägt den bezeichnenden Untertitel „Der Weltbürger“. Aber die Zeit hier drängt, und die Zeiten sind weit drängender und vor allem bedrängender.

Ich will auf einen für die deutsche Demokratie so wichtigen Ort, die Paulskirche, eingehen. Wir wissen, die Märzrevolution 1848 hatte die absolutistischen Throne nicht stürzen können, aber doch ins Wanken gebracht. Symbolischer Höhepunkt war, als der preußische 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V. in Berlin vor den aufgebahrten erschossenen Revolutionären den Hut ziehen musste. Kronprinz Wilhelm, Kartätschenprinz genannt, floh unter dem Namen Lehmann nach England. Ein gutes Jahr später, 1849, wird er zurückkommen und an der Spitze preußischer Truppen die demokratische Bewegung liquidieren.

In der Zwischenzeit aber, vom 18. Mai 1848 bis zum 30. Mai 1849, haben an diesem Ort die gewählten Abgeordneten getagt, mit dem Ziel, Deutschland kraft einer Nationalverfassung zu einen. Die Kritiker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darunter auch Heinrich Heine, haben die langen Debatten bemängelt, die den absolutistischen Monarchien die Zeit verschafften, sich zu konsolidieren.

Doch die langwierigen, kontroversen Diskussionen in der Paulskirche, die damals für Spott sorgten, waren, so denke ich, notwendig. Erst durch sie konnte, was Demokratie ausmacht, eingeübt werden, Rede und Gegenrede, kritisches Zuhören, Abwägen, Kompromissfindung. Den gewählten Abgeordneten gelang es, eine vorbildliche Verfassung auszuarbeiten,

Heute, eine Woche vor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tritt wieder eine nationalistische Partei an. Sie verfügt bislang über keine SA-Horden, die politischen Leitlinien aber sind ähnlich, da ist die Heimat als Bollwerk gegen alles Fremde, die Forderung nach mannhafter Härte, nach der Mutterbestimmung der Frau, nach kerndeutscher Abstammung, nach Remigration – was an die Entrechtung und Vertreibung jüdischer Menschen, Sinti und Roma denken lässt, die dem Holocaust voranging. Man lese nach, welche Eingriffe die AfD in Schulen, Theater, Museen, Rundfunk und Fernsehen plant oder schon probt. Das alles, um diese, unsere freie, offene Gesellschaft in eine autoritär- völkische rückzuverwandeln.

Das Grundgesetz, in dem der zwei Jahrhunderte lange demokratische Kampf um Gleichheit und Freiheit seinen Ausdruck findet, muss gegen nationalistische, chauvinistische und autoritäre Angriffe mit Wort und Schrift und Tat verteidigt werden. Mir ist unverständlich, wie die AfD, diese dezidiert rechtsradikale und xenophobe Partei von der CDU in einem Unvereinbarkeitsbeschluss mit der Linken gleichgesetzt werden kann. Die Forderung nach mehr sozialer Gerechtigkeit ist nach deren permanentem Abbau die Aufgabe der Stunde, wie dringend sie ist, zeigt nicht nur der Blick auf die Statistik der ungleichen Vermögensverteilung, sondern ist ganz konkret bei jedem Facharztbesuch erlebbar.

Meine Erinnerung reicht weit in die Fünfzigerjahre zurück. Damals begegnete ich aufrechten Konservativen, die sich Vorwürfe machten, weil sie mit der NSDAP paktiert und 1933 geglaubt hatten, die Regierung Hitler sei nur ein Spuk, der schnell vorbeiginge. Er ging nicht vorbei, sondern wuchs sich zum absoluten Grauen des 20. Jahrhunderts aus.

Begonnen habe ich mit einer Epochenwende 1792 und bin in der Tagespolitik angekommen, an einem besonderen deutschen Ort, der Paulskirche. Er ist Heimat.

Der Schriftsteller Uwe Timm ist 86 Jahre alt, seine Bücher für Erwachsene („Heißer Sommer“, „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 „Alle meine Geister“) und Kinder („Rennschwein Rudi Rüssel“) gehören zum Kanon der Moderne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r Text beruht auf der Rede, die er aus Anlass seiner Ehrung mit dem Goethe-Preis der Stadt Frankfurt am 28. August in der Paulskirche gehalten hat.

Nicht ohne Beute

Die Besucher der Gamescom sind begeisterte Sammler. Die Spielehersteller sollten das bedenken.

Wer die größte Spielemesse der Welt besucht, verlässt sie in der Regel mit mehr, als er gekommen ist. Aufblasbare Schwerter, Strohhüte, Kugelschreiber, Basecaps und vor allem völlig überdimensionierte Tragetaschen werden auf der Gamescom an jeder Ecke verteilt. Und auch wenn man weiß, dass man eigentlich schon genug Schlüsselbänder zu Hause hat und es im Alltag selten einen Anlass gibt, mit einem hamsterförmigen Papprucksack herumzulaufen, greift man doch zu.

Beute machen, das war noch in keinem Spiel eine schlechte Idee. Spieler sind Sammler, das liegt in ihrer Natur. Und die Gamescom ist so etwas wie das ultimative Loot-Festival. Vielleicht gerade weil Videospiele nur im digitalen Raum existieren, gibt es ein starkes Verlangen nach etwas, das auch da ist, wenn Handy, Konsole und PC mal ausgeschaltet sind, das man tatsächlich berühren kann, mit dem man zeigen kann: Ich bin Teil dieser Community.

Lange waren es auch die Spiele selbst, auf CD-Rom oder Cartridge, die Hüllen fein säuberlich im Regal sortiert. Doch Spiele werden in der Regel nur noch als Downloads angeboten. Auch Playstation-Hersteller Sony hat nun angekündigt, sich ab 2028 von physischen Datenträgern zu verabschieden – nachdem man vor Jahren noch damit geprahlt hatte. In einem kurzen, gegen Microsofts X-Box gerichteten Video zeigte Sony damals, wie einfach man Playstation-Spiele teilen konnte, indem man einfach die Disc weitergab.

Nun dürfte diese Leihkultur endgültig sterben und Sony wird selbst zum Ziel der Beschwerden enttäuschter und frustrierter Spieler. Denn auch wenn die Entscheidung ökonomisch völlig nachvollziehbar ist – die Kosten lassen sich senken und die meisten Spieler haben sich längst an rein digitale Spiele gewöhnt – fühlen sich viele Fans im Stich gelassen. Lange galt die Gaming-Community als familiäre, eingeschworene Gruppe, in keiner anderen Unterhaltungssparte schienen sich Produzenten und Konsumenten so nah. Belächelt oder kritisiert vom Rest der Gesellschaft, mussten Spielende und Spieledesigner zusammenhalten, Ko-op statt Player-vs-Player, also gemeinsam statt gegeneinander.

Natürlich ist das eine romantisierte Vorstellung, und die aktuelle Enttäuschung hilft Fans dabei, Videospielfirmen als das zu sehen, was sie in der Regel sind: gewinnorientierte Unternehmen. Die Videospielindustrie ist kompetitiv, der Konkurrenzkampf um die Aufmerksamkeit größer denn je, Staaten wie

Saudi-Arabien und China investieren große Summen in den Markt.

Wer seine Arbeit verschenkt, hält hier nicht lange durch. Auch auf der Gamescom fällt auf: Es geht nicht nur um die Fans, die hier sind, sondern auch um die, die es nicht sind. Um sich kleine Goodies zu erarbeiten, sollen die Messebesucher Fotos von den Ständen der Spielehersteller auf Instagram oder X posten. Wer sich ein Ticket zur Messe kauft, den muss man nicht mehr überzeugen. Aber man kann ihn sich zunutze machen, um andere anzuwerben.

Und doch scheinen jene Firmen gut beraten, die den Kontakt zu den eigenen Spielern nicht verlieren. So wie das Entwicklerstudio CD Projekt Red, das bei der Messe angekündigt hat, allen Spielern des Erfolgstitels „The Witcher 3“ ein kostenloses Update mit vielen Verbesserungen zu spendieren, elf Jahre nach Erscheinen des Spiels. Das ist eine Seltenheit – und eine Rechnung, von der beide Seiten profitieren: Fans des Spiels können noch einmal neu in die „Witcher“-Welt eintauchen, was wiederum die Verkaufszahlen für die im nächsten Jahr kommende Erweiterung des Spiels ankurbeln dürfte.

Eine Cosplayerin auf der Gamescom 2026 verkörpert Mercy aus dem Spiel „Overwatch 2“. FOTO: INA FASSBENDER/AFP

Wenn die Lämmer singen

Hollywood-Star Anthony Hopkins veröffentlicht mit „Life is a Dream“ sein erstes Klassik-Album. Einen Hang zum Komponieren hat der Waliser schon lange – aber kann er es auch?

Der Oscar-Preisträger, Komponist und Pianist Anthony Hopkins bei Aufnahmen für sein Klassik-Album „Life Is A Dream“. FOTO: CHARLIE GRAY/DPA

Von Helmut Mauró

Anthony Hopkins, der im Dezember 89 Jahre alt wird, begann sein Leben als Legastheniker, in der Schule gehänselt. Am Ende wurde er einer der großen Charakterschauspieler. Und irgendwo dazwischen erwachte sein Talent für die Musik. Er hat sich immer für Klänge und Rhythmen interessiert, und als sich die erste gute Gelegenheit bot, packte er sie beim Schopf. Das war 1996, Hopkins drehte seine Regiearbeit „August“, eine Adaption von Anton Tschechows Drama „Onkel Wanja“ – sozialkritisch, zynisch, von ätzender Offenheit.

Er selbst spielt den abgeklärten Onkel Levan aus der Großstadt, der sich in einer zunehmend turbulenten Landidylle wiederfindet und den Niedergang seiner Klasse mit stoischer Gelassenheit beobachtet. Eine Paraderolle für Hopkins, der aber nicht nur diesen Part und den Regiestuhl für sich reklamierte, sondern auch die Filmmusik beisteuerte. Das kommt nicht so oft vor.

Rhythmisch herrlich eingängig, keineswegs banal. Da stimmt vieles

Charlie Chaplin konnte das für „Lichter der Großstadt“, Clint Eastwood für „Mystic River“ und „Million Dollar Baby“. Eastwood wohnt allerdings im kalifornischen Carmel-by-the-Sea, wo es seit 1935 ein Bach-Festival gibt. Möglicherweise hat das abgefärbt. Hopkins dagegen wuchs in der familieneigenen Bäckerei in einem walisischen Kaff auf, interessierte sich für wenig, davon aber am meisten für das Theater und, was er lange Zeit verbarg, auch für die Musik.

Nach seinem persönlichen Filmerfolg „August“, den nicht allzu viele Kritiker und Zuschauer mit ihm teilen wollten – man fand auch seine Musik zu aufdringlich –, dauerte es eine Weile, bis er mit einer noch älteren Musik herausrückte, dem Walzer „And the Waltz Goes On“. Der lag seit 1964 in der Schublade, und hätte sich nicht André Rieu, Großmeister der musikalischen Rokoko-Kostümfeste, dieses Stückes angenommen, womöglich schlummerte es noch heute in der Lade des Vergessens.

Dann aber, Sommer 2011: André Rieu geigt vor großem Orchester, die Stimmung ist Bombe, am Ende gibt es standing ovations für alle, Hopkins ist begeistert, das Publikum noch mehr – es war ein Klangfeuerwerk, ein Rausch, ein Walzertraum. Aber: Walzer ist eine Sache, da kann man auch mit wenig Talent guten Standard erreichen, ein paar falsche melodische Schlenker fallen nicht ins Gewicht, der beschwingte Grundrhythmus trägt über Untiefen hinweg und führt immer weiter. Und natürlich schwingt und singt hier auch die Melancholie des Fin de Siècle mit, das morbide Wien, die kleinbürgerliche Trauer über das Zusammenbrechen kaiserlicher Pracht.

Hopkins' Walzer aber biegt mit Drehorgel und Bläsersound bald Richtung Kirmes-Stimmung ab, wo hoffentlich nichts zusammenbricht. Dann wird es noch mal klassisch dramatisch – Hopkins kann das Handwerk, so viel steht fest. Und wenn er etwas leichtfertig mit den bewusst oder beiläufig ausgelösten musikalischen Stimmungsschwankungen hantiert, dann zeigt das einerseits künstlerisches Selbstbewusstsein und andererseits die sehr menschliche Tatsache, dass er den Spaß an der Freud' beim Komponieren etwas höher ansetzt als andere Kategorien, die man aus künstlerischer Sicht in Erwägung ziehen könnte.

Doch auf seinem Album „Life is a Dream“, das nun beim renommierten Label Decca erschienen ist, geht es um mehr, da wird es schon ernster. Dirigent

Gustavo Dudamel hat das Philharmonia Orchestra auf Hopkin' Klangwelt eingeschworen, dazu spielen der argentinische Pianist Sergio Tiempo und der venezolaniische Cellist Gregorio Nieto, es singt The Bach Choir and The Boy Choristers of Winchester Cathedral in Hampshire. Virtuose Technik ist kaum gefragt, dafür Klangkreativität und Motivation, aus der Partitur das Letzte an emotionaler Wirkung herauszuholen. Eröffnet wird standesgemäß mit einer Fanfare.

Sie beginnt vielversprechend, mit Trommelwirbel und ein bisschen Richard Strauss, lässt Posaunen drohen, fällt aber dann in sich zusammen, bevor es zu bombastisch wird. Bescheidenheit? Pathosangst? Es folgt ein beschwingter Marsch, mit Flöten und zu viel Geigen, um einen Soldatenzug zu begleiten, aber rhythmisch herrlich eingängig, keineswegs banal. Da stimmt vieles, vielleicht sogar alles. Das macht Mut, Hopkins greift jetzt nach Höherem, Mussorgski kommt ins Spiel, dessen „Bilder einer Ausstellung“ hat Hopkins sicher im Kopf.

Fast übergangslos strömt der Orchesterklang jetzt - „Farewell My Love“ - durch Streichergewölk zu Harfenzirpen und Zimbelklingel, ein Klavier kommt hinzu, changiert zwischen Johannes Brahms, Gustav Mahler und Richard Clayderman, greift eine Film-Melodie auf - Emotionen pur. Ennio Morricone hätte es nicht viel besser hinbekommen. Er scheint auch immer wieder mal inspirierend Pate zu stehen.

Dann „My Fatherland“. Hier spricht das Cello. Herzig, herb, harzig, schließlich wimmernd, darüber ein Feenchor, der wie aus Wolken herabschwebt und schnurstracks in eine choralartige Hymne verfällt. Ja, und da ist er wieder: der Walzer, das Schunkelstück mit Frauenchor und Glockenspiel. Jetzt die Männer, dann wieder Frauen in textlosen Vokalisen, die Männer wieder, als verkappter Kosakenchor – es gerät stilistisch einiges Durcheinander, aber das soll so sein. Hauptsache, es geht rund. Was nicht immer so leicht von der Hand geht. Die Solo-Klavierstücke zerfallen in sich, bevor ein dramatischer Zug hineinkommt, Töne vereinsamen, das Orchester übernimmt mit Streicherflimmern und vagen melodischen Klarinettenmotiven.

Und doch fehlt etwas, man sucht nach Bildern, Bewegung, Landschaften, blökenden Lämmern, gebeutelten Menschen. Manchmal kann man sie heraushören, die kleinen und großen Schicksale, die sich im Aufeinanderprallen von Soloklavier und Orchester auftun, und natürlich nähern sie sich, mal grob, mal zärtlich, und am Ende tut sich der Himmel auf und der Vorhang geht zu. So war das früher im K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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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stellungen im September – eine Auswahl

AACHEN – Ludwig Forum für Internationale Kunst: 30 Werke für 100 Tage – Die Sammlung Ludwig und die Gegenwartskunst. Bis 18.10.; Nam June Paik. Bis 31.12. – Couven Museum: Tinte trifft Tusche. 26.9. bis 18.4.

AARAU – Aargauer Kunsthaus: Künstliche Kreativität. 26.9. bis 10.1.

AARHUS – ARoS Aarhus Kunstmuseum: Collection Favourites. 12.9. bis 29.8.27; Ulydig – Kroppen i punk. Bis 13.12.

AHLEN – Kunstmuseum: Tina Blau – Eine Impressionistin aus Wien. Bis 1.11.

ALBSTADT - Kunstmuseum: Matija Pišpek. Bis 29.11.; Expressionismus - Hoher Flug & tiefer Fall. Bis 14.2.

ALTENBURG - Lindenau-Museum: Lindenau-Förderpreis 2026. 8.9. bis 1.11.

AMBERG – Stadtgalerie Alte Feuerwache: Fotoausstellung von Gerd Dollhopf. Bis 8.11.; Köpfe. Zeiten. Geschichte(n). Michael Mathias Prechtl zum 100. Geburtstag. Bis 10.1. – Luftmuseum: Jank Michael & Bettina Dittlmann und Günther Bayerl. Bis 13.9.

AMSTERDAM – Rijksmuseum: Ed van der Elsken. Bis 13.9.; Carel Visser. Bis 25.10. – Stedelijk Museum: Yayoi Kusama. 11.9. bis 17.1.; Kho Liang Ie – Mid-Century Modernist. Bis 18.10.

ASCHAFFENBURG – Museen der Stadt/Schlossmuseum: Bunt!Papier – Made in Aschaffenburg. Bis 20.9. – Christian Schad Museum: A European Collection. Meisterwerke aus dem Khanenko Museum in Kyjiw. Bis 10.2. – Kunsthalle Jesuitenkirche: Vertraute Gesten. Werke aus der Sammlung Jaegers. Bis 25.10. – Kirchner-Haus Museum: Espressionismus in Davos – Ernst Ludwig Kirchner und Philipp Bauknecht. 12.9. bis 10.1.

AUGSBURG – Schaezlerpalais: Alles ist Kunst – Künstlerporträts von Daniel Biskup. Bis 11.10.; Müllers Malsaal. Bis 8.11. – Kunsthalle Augsburg im Glaspalast: Shift of Vision. Neue Wege der Abstraktion + Manuel Frattini. Die Landschaft der Malerei. Bis 11. 10.; Symbiosis – Kunst zwischen Mensch und Natur. Bis 18.10. – Brechthaus: Tücher und Bücher. Von Augsburg in die Niederlande. Bis 31.12. – tim – Staatliches Textil- und Industriemuseum: Celebrating Fashion – Talbot Runhof in Paris. Bis 25.10.; Loveparade – Fotos von Daniel Biskup. Bis 19. 11. – Galerie Noah: Christopher Lehmpfuhl. Bis 8.11.

BADEN-BADEN - Museum Frieder Burda: Entfaltung der Farbe. Simon Hantai. Bis 10.1. - Staatliche Kunsthalle: Bloom up! Die Sprache der Blumen + Kunst? Werk! Bis 10.1. BAMBERG - Historisches Museum: Mauern der Macht. Die Alte Hofhaltung Bamberg. Bis 1.11. - Villa Dessauer: Feuer. Farbe. Licht.| Emaillewelten von Nora Kovats. Bis 1.11. - Staatsbibliothek: E.T.A. Hoffmann global. Grenzgänge der Fantasie. 14.9. bis 5.12. - Kunstraum Kesselhaus: Kathrin Hubl. Bis 20.9.

BARCELONA – MACBA: Anna Moreno + Like a Dance of Starlings + Basel Abbas and Ruanne Abou-Rahme. Bis 28. 9. – Museu Picasso: Picasso Cyprus. Bis 27. 9. – Fundació Joan Miró: Kapwani Kiwanga. Bis 13. 9.

BASEL – Kunsthalle: Samuel Guerrero. 13.9. bis 15.8; Light and Airy. Gili Tal. Bis 15.11. – Kunstmuseum: Cao Fei – Testimonies to the Near Future. Bis 11.10./Neubau: Roy Lichtenstein - Sweet Dreams, Baby! Bis 14.3./Hauptbau: Freundschaft, Sammeln, Kunstssinn. Karl und Marianne Im Obersteg. 1.9. bis 7.2. – Museum Tinguely: Zilla Leutenegger. 23.9. bis 7.3.; Labouring Bodies. Bis 8.11. – Kunsthaus Baselland: Sinnesumschmeichelungen. 25.9. bis 4.4.; Yanik Soland. 25.9. bis 15.11.

BASEL/RIEHEN - Fondation Beyeler: Pierre Huyghe. Bis 13. 9.

BEDBURG-HAU - Museum Schloss Moyland: Brigitte Waldach im Dialog mit Joseph Beuys. 20.9. bis 28.2.

BERGISCH GLADBACH – Kunstmuseum Villa Zanders: Am Rande des Vulkans. Bis 31.10.

BERLIN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Objekte. Geschichte. Geschichten. Blick in die Sammlung. Bis 31.10. – Neue Nationalgalerie: Maurizio Cattelan. Night. 10.9. bis 7.3.; Glenn Ligon: Fujiko Nakaya. Bis 25.10.; Ruin und Rausch. Berlin 1910-1930. Bis 3.1.; Christoph Schlingensief. Deutschlandsuche '99. Bis 25.4. – Alte Nationalgalerie: Skandal! Mors Imperator – Hermione von Preuschen. Bis 15.11; InterNationalgalerie#1 – Nationalmuseum in Warschau: Bis 17.1. – Neues Museum: Schicksal in den Sternen. Bis 10.1. – Kunstgewerbemuseum: Many Shades of Grès. Bis 11.10.; Sofie Dawo. Bis 17.1. – Bode-Museum: Fotografie erzählt Skulptur. Bis 4.10. – Hamburger Bahnhof: Ryuichi Sakamoto. 11.9. bis 20.6.; Shilpa Gupta. Bis 3.1.; Lina Laplyté. Bis 10.1.; [MATERIALISTIN]Bis 28.2. – Sammlung Scharf-Gerstenberg: Wechselwirkung. Bis 15.11. – Museum für Fotografie: Neue Frau, Neues Sehen. Die Bauhaus-Fotografinnen. Bis 4.10./Helmut Newton Foundation: Rooms / Stages und Helmut Newton's One-off Album. Bis 15.11. – Gropius Bau: Kreuzberg. Kunst und Migration seit 1960. 10.9. bis 17.1.; Gabriele Stötzer. Bis 6.12. – Museum Europäischer Kulturen: Die Berge Tirols. Bis 25.4. – 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 36. Bienal de São Paulo, Berlin Edition. 12.9. bis 6.12. – Topographie des Terrors: Der Holocaust – Was wussten die Deut

schen? Bis 31.1. – Berlinische Galerie: Jeewi Lee. 11.9. bis 5.4.; Josef Kaiser – Bauen für die DDR. Bis 1.2.- Akademie der Künste, Hanseatenweg: Metasy: Zwischen Zerstörung und Wiederaufbau. 10.9. bis 6.12. – Neuer Berliner Kunstverein: Christoph Hochhäusler + Projektionen auf den Osten. 10.9. bis 8.11. – Brücke-Museum: Draußen ... Unter Kiefern + Draußen ... Im Museum. Bis 25.10. – C/O Berlin: Carrie Mae Weems. 12.9. bis 3.2.; After Nature Prize 26 – Stelios Kallinikou / Susanne Kriemann. 12.9. bis 20.1. – Kindl - Zentrum für zeitgenössische Kunst: Mischa Kuball + Kira Freije + ThuVan Tran. 13.9. bis 7.2. – Alfred Ehrhardt Stiftung: Ramona Schacht: Vom Bauhaus auf die Krim. 12.9. bis 20.12. – Georg-Kolbe-Museum: everybody. Bis 29.11. – Jüdisches Museum: Between the Lines – Daniel Libeskind und das Jüdische Museum Berlin. Bis 1.11. – Schwules Museum: Susan Sontag + Cruising the Countryside. Bis 2.11. – PalaisPopulaire: Deutsche Bank „Artist of the Year“ 2026: Lucia Tallová. 10.9. bis 4.1. – WillyBrandt-Haus: Ein Berliner Koffer. Der Fotonachlass von Fide. Struck. 1932-1938. Bis 27.9. – Gutshaus Steglitz: Antje Majewski & Jen Tiger. Bis 18.10. – Alfred Ehrhardt Stiftung: Ramona Schacht. Vom Bauhaus auf die Krim. 12.9. bis 20.12. – Bröhan-Museum: Paperwork – Jumping He. Blackbox #18. Bis 1.11. – Bauhaus Archiv Museum: Neue Frau, Neues Sehen. Bis 4.10. – Camera Work: Never Forget. 5.9. bis 2.10. – Miettinen Collection: Hannah Hallermann. 9.9. bis 31.10. – Aedes – Architecture and Space: Landscape Together – Care, See and Act together in Rural Territories. 29.8. bis 14.10.

BERN – Kunstmuseum: Das volle Leben. Alte Meister von Duccio bis Liotard. Bis 27.9.; Franz Gertsch. Blow up. Part I. Bis 17.1. – Zentrum Paul Klee: Florence Henri (1893-1982). 29.8. bis 10.1.

BERNRIED – Buchheim Museum der Phantasie: Es hat sich aus mir gemalt. Joachim Ringelnatz als Maler. Bis 4.10.; 25 Jahre Buchheim Museum der Phantasie – Rückschau und Ausblick zum Jubiläum. Bis 11.10.; Aufruhr der Farben – Karl Schmidt-Rottluff und das Erbe der „Brücke“. Bis 15.11.

BIELEFELD – Kunsthalle: Geteilte Ansichten. Kunsthalle Bielefeld X Sammlung Ki_Co. Teil I: Vom Teilen und Geteiltsein. Bis 2.10.

BIETIGHEIM-BISSINGEN - Städtische Galerie: Spielwiese Kunst. Bis 18.10.; Bernhard Obst - The sky is open. Bis 6.1.

BILBAO - Guggenheim Museum: Jasper Johns: Night Driver. Bis 12.10.

BOCHOLT – LWL-Museum Textilwerk: Textile Leidenschaft – 200 Jahre IBENA + Behind Beauty. Bis 1. 11.

BOCHUM – Manifesta 26 Ruhr. Bis 4.10. – Kunstmuseum: Das öffentliche Grün. Bis 1.11.; Das Raunen der Sammlung Teil 3. Bis 31.12. – LWL-Museum Zeche Hannover: Der Weg der Kohle. Fotografien von Khalil Noé Döring. Bis 25.10. – Situation Kunst: Zerfallende Strukturen – eine Welt ohne uns? 23.9. bis 17.1.

BONN – Bundeskunsthalle: Sex Work. Bis 25.10. – Kunstmuseum: #IFEELYOU – Dimensionen der Empathie. Bis 11.10. – Museum August Macke Haus: Chunqing Huang. 10.9. bis 31.1. – Haus der Geschichte: Nach Hitler. Die deutsch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Bis 1/27

BOTTROP - Josef Albers Museum Quadrat: Richard Paul Lohse. Bis 11.10.; 50 Jahre Quadrat. Bis 8.11.

BOZEN - Museion: Die Environments von Franco Vaccari. Bis 13.9.; Evelyn Tao-cheng Wang Bis 8.11.

BRAUNSCHWEIG – Städtisches Museum: Mit eigener Stimme – 75 Jahre Zentralrat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Bis 20.9. – Kunstverein: Liesl Raff + Annette Senneby + Michael Ray-Von. Bis 27.9.

BREGENZ – Kunsthaus: Cyprien Gaillard. Bis 4.10. – KUB Billboards: Cyprien Gaillard – 7-Eleven Tracklist. Bis 4.10.

BREMEN – Weserburg: Anys Reimann: Mirrorball. Bis 4.10. – Kunsthalle: Pauli-Preis 2026. Bis 4.10.; Mehr Frauen! Bis 8.11.; Remix. Photographie – Fiktion und Wahrheit. Bis 28.2. – Overbeck-Museum: material girls V. 6.9. bis 15.11. – Gerhard-Marcks-Haus: Daphne Wright + Christian Schilling. Bis 18.10. – Künstler:innenhaus: Nina Emge. 13.9. bis 8.11.

BRÜSSEL – Palais des Beaux-Arts: William Kentridge. 18.9. bis 7.3.

BÜDELSDORF – Eisenkunstguss Museum Büdelsdorf: NordArt 2026. Bis 4.10.; César Orrico. Numen. Bis 1.11.

BUDAPEST – Museum of Fine Arts: Capturing Eternity. Bis 25.10.

BURGDORF/CH - Museum Franz Gertsch: Franz Gertsch - Blow-Up (Part II). 19.9. bis 28.2.; Cécile W. 19.9. bis 29.11.

CHAM – Städtische Galerie Cordonhaus: Time Tapestry – Anke Völk, Gabriel Vormstein, Tobias Buckel. 20.9. bis 8.11.; Passt wie angeGOSSen! Die Hutmacherin Maria Goss. 13.9. bis 11.10.

CHEMNITZ – Kunstsammlungen am Theaterplatz: Die Kunstsammlung von Lola und David Leder in Chemnitz. Bis 4.10./Schlossbergmuseum: Verlassene und verschwundene Bauwerke in Chemnitz. Fotografien von Christian Sünderwald. Bis 20.9. – Museum Gunzenhauser: Mahlzeit! Serving Gender. Bis 1.11. – Neue Sächsische Galerie: Grafikbiennale – Lob des Ungehorsams. 8.9. bis 22.11.

CHUR – Bündner Kunstmuseum: Thomas Hirschhorn. Bis 6.12.

COBURG – Kunstsammlungen der Veste Coburg: Coburg / Gotha / 1826. Ein Herzog. Zwei Residenzen. Bis 20.9.; Zum 300. Geburtstag von Daniel Nikolaus Chodowiecki. Bis 18.10.; Der Gestalter Hans Theo Baumann. Bis 8.11.

COTTBUS – CB Dieselkraftwerk: Ungebremste Selbstbewegungen – Experimentelle Fotografie aus der späten DDR. 29.8. bis 15.11.; Der grelle Schein der Ränder – Jonathas de Andrade und Werke aus der Sammlung des BLMK. 30.8. bis 15.11.

DACHAU - Gemäldegalerie: Kunst braucht Luft! Die Künstlergruppe SCHOLLE zwischen See und Moor. 16.9. bis 14.2. - Bezirksmuseum: Sinne - Zur Kulturgeschichte unserer Wahrnehmung. Bis 28.2. - Galerie Lochner: Günter Grass. Bis 27.9.

DARMSTADT – Hessisches Landesmuseum: Facettenreiche Insekten. Vielfalt / Gefährdung / Schutz. Bis 24.1.

DAVOS - Kirchner Museum: Farbenrausch. Bis 3.1.

DONAUESCHINGEN - Museum Art.Plus: Una Passeggiata Italiana. Bis 7.3. DORNBIRN - Kunstraum: Michail Pirgelis: Hyle. Bis 8.11.

DÖRTMUND – Dortmunder U: Saft!!!. Bis 4.10. – LWL-Museum Zeche Zollern: Industrieinsekten. Bis 1. 11.

DRESDEN – Albertinum: Focus Albertinum: Italien in Farbe. 1.9. bis 6.6. – Gemäldegalerie Alte Meister/Zwinger: Correggio. Berührend menschlich. 12.9. bis 10.1. – Residenzschloss: Auf ex! Willkommpokale im Grünen Gewölbe + Kunstkammer Gegenwart III. Bis 3.1. – Kupferstich-Kabinett: Unbekanntes aus Italien. Zeichnungen des 16. Jahrhunderts neu erforscht. 12.9. bis 3.1. – Puppentheatersammlung: Bühne ohne Grenzen. Experimente im erweiterten Museum. 5.9. bis 1.7. – Josef-Hegenbarth-Archiv: Papiere, Papiere. HfBK goes Hegenbarth. Bis 6. 12. – Leonhardi-Museum: Hans Theo Richter. Bis 4.10.

DÜSSELDORF – Kunstsammlung NRW/K20: Franz Marc. Die Suche nach einer besseren Welt. 12.9. bis 24.1.; Playground – Ein Spielplatz im Museum von Sonia Kazovsky. Bis 9.5./K21: Jon Rafman. Bis 27.9.; Holly Herndon& Mat Dryhurst. Bis 11.10. – Kunstpalast: Niki de Saint Phalle. 10.9. bis 7.2.; Jörg Immendorff. 25.9. bis 10.1. – KIT – Kunst im Tunnel: Echt jetzt. Deutscher Jugendfotopreis. 20.9. bis 15.11.

- Sammlung Philara: Jubiläum! 10 Jahre Sammlung Philara. Bis 14.2.

DUISBURG – Manifesta 16 Ruhr. Bis 4.10. – Lehmbruck Museum: Anish Kapoor. Bis 18.10.; Dejan Sarić. Bis 13.12. – Museum DKM: Huang Min – Im Fluss der Formen. Bis 4.10.; André Schweers. Bis 31.10. – MKM Museum Küppersmühle für Moderne Kunst: Jaume Plensa. Bis 1.11.

EMDEN – Kunsthalle: Große Buchstaben, grelle Farben. Bis 28.2.; Bilder, die wir lieben. Bis 2.5.

ERFURT – Kunsthalle: Colours & Values. Bis 1.11. – Angermuseum: Nur Mut! Eva Bruszis. Wege und Welten einer Künstlerin. Bis 11.1.

ERLANGEN - Kunstpalais: Cyrill La-chauer + Eva Nüßlein. Bis 27.9.

ESSEN – Biennale Manifesta 16 Ruhr. Bis 4.10. – Museum Folkwang: Saâdane Afif + Kiriakos Tompolidis. Bis 4.10.; Ich, Gustave Courbet. Maler und Rebell. Bis 8.11.

EUTIN – Ostholstein-Museum: Wilhelm von Kobbe. Bis 20.9.

FISCHERHUDE – Otto-Modersohn-Museum: Otto Modersohn. Die Worpsweder Kompositionszeichnungen. Bis 4.10.

FLENSBURG – Museumsberg: 150 Jahre Museumsberg – Visionen + Utopien. Bis 25.10.

FLORENZ - Museo Novecento: Victor Man. 26.9 bis 7.3.

FRANKFURT/MAIN – Städel Museum: Maria Magdalena. Sin. Pray. Love. 17.9. bis 17.1.; Bruegel – Printed. Bis 20.9.; Imgreen & Dragset. Bis 17.1. – Schirn-Kunsthalle: The World Through AI. Bis 20.9. – Museum Angewandte Kunst: Stiftung Buchkunst: 60 Jahre Schöne Bücher. 5.9. bis 11.19.; Im Modus der Serie. Bis 18.10.; On Display. Wie Grafikdesign uns gestaltet. Bis 8.11.; Adler, Orden, Wahlurne. Redesigning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Bis 21.2. –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 Fritz Scholder. Bis 25.10./Zollamt: Amel Bashier. 12.9. bis 10.1. – Historisches Museum: Die Welt im Geld. Bis 31.1. – Frankfurter Kunstverein: Grönland – Not For Sale – Kalaallit Nunaat Forever. Bis 11.10. – Deutsches Architekturmuseum: More Is Now! Neue tschechische Architektur. 19.9. bis 17.1.; Too hot! Heiße Städte, neue Wege. Bis 7.2.

FRANKFURT/ODER – Brandenburgisches Landes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Packhof: herzwärts wild – (Os)tdeutsche und polnische Künstlerinnen der 1980er und 1990er Jahre. Bis 27.9.

MUSEUM BARBERINI POTSDAM

Symphonie der Farben Paul Signac und der Neoimpressionismus bis 11.10.2026

FREIBURG IM BREISGAU – Augustiner-museum: Marcel van Eeden. Bis 18.10. – Museum für Neue Kunst: Spielfeld. Sport & Kunst. Bis 11. 10. – Museum Natur und Mensch: Voll unfair! Bis 3.1. – Dokumentationszentrum Nationalsozialismus: Ende der Zeitzeugenschaft? Bis 13. 9.

FREYUNG – TonYversum: Bayerische Landesausstellung 2026 „Musik in Bayern“. Bis 8.11.

FRIEDRICHSHAFEN – Zeppelin Museum: Gefühlte Wahrheiten. Zeppelin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Bis 4.4.

FÜRTH – Jüdisches Museum: 100 Synagogen in Deutschland. Bis 1.11. – Kunst Galerie: Lukas Pürmayr. 19.9. bis 8.11.

GARMISCH-PARTENKIRCHEN - Museum Werdenfels: Denken über Dinge - Kunst-Interventionen II. Bis 8.11.

GELSENKIRCHEN – Manifest 16 Ruhr. Bis 4.10. – Kunstmuseum: Radikale Hoffnung. Kunst und Arbeitskampf. Bis 4.10.

GIESSEN - Kunsthalle: Mukenge / Schellhammer. Bis 1.11.

GLADBECK – Neue Galerie: Why Painting? Memes und digitale Bildkultur in der Malerei. Bis 25.10.

GOTHA – Herzogliches Museum: Rembrandt 1632. Entstehung einer Marke. 5.9. bis 6.12.; Durch die Blume. 23.9. bis 31.12.

GRAZ – Kunsthaus: 30 % Löwenzahn. Bis 8.11. – Neue Galerie: Analytische Schönheit. Blumenbilder aus 200 Jahren. Bis 4.10.; Günter Brus. Bis 26.10.

GREIZ – Sommerpalais Greiz: Jankofsky. Einer von uns. Bis 1.11.

GÜSTROW – Ernst Barlach Museen: Susanne Ring. 20.9. bis 10.1.

HAGEN – Emil Schumacher Museum: Emil Schumacher – Indemini. Der Erde näher als den Sternen. 13.9. bis 6.12.; Benedikt Hipp – Songs from the Orbs. 13.9. bis 17.1.; Emilio Vedova. Bis 1.11.

HALLE/SAALE – Kunstverein „Talstraße“: Zaunkönig. Gudrun Petersdorff und Annette Schröter. Bis 15.11. – Landesmuseum für Vorgeschichte: Die Schamanin. Bis 1.11. – Kunstmuseum Moritzburg: Reiner Leist + Helga Paris. Bis 20.9.; Edmund Kesting. Bis 25.10.

HAMBURG – Kunsthalle: This is the Modern World – Durchbrüche in der Kunst 1900-1960. 4.9. bis 30.5.; Carrie Yamaoka – Maria Lassnig Preis. Bis 10.1.; Aber Ich / Die Welt / Ich Sehe / Dich. Bis 4.10.; Isa Mona Lisa. Bis 11.10.; skulptural – Die neuen Galerien. Bis 11.4. – Deichtorhallen/Halle für aktuelle Kunst: 9. Triennale der Photographie Hamburg + Cocktail Prolongé. Bis 22.9./PHOXXI: Abdulhamid Kircher + Akosua Viktoria Adusanyah. Bis 1.11. – Bucerius Kunst Forum: Von Monet bis Picasso – Jüdische Kunstsammler:innen in Deutschland. 11.9. bis 29.3. – Ernst Barlach Haus: Ewald Mataré. Bis 11.10. – Kunsthaus: Yalda Afsah – Temper. 5.9. bis 8.11. – Altonaer Museum: Aiga Rasch und ihre Detektive. Die drei ??? und Sherlock Holmes. 2.9. bis 14.3. – 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 Sara Sallam + Foto: Hans Hansen. Bis 10.1.; Minimöbel + Hans Hansen. Bis 1.11. – MARKK: Zuschreibung: Jüdisch. Bis 27.6.27; Katzen! Bis 29.11.

HAMM - Gustav-Lübcke-Museum: Krieg und Konfitüre - Daniel Richter X George Grosz. 5.9. bis 21.2.

HANNOVER – Sprengel-Museum: Paul Mpagi Sepuya. Bis 4.10.; Otto Gleichmann. Bis 1.11.; Neue Sammlungspräsentation. Mein lieber Schwan. Bis 31.12. – Kestner Gesellschaft: Karimah Ashadu -Crystalline. 29.8. bis 15.11. – Landesmuseum: Philipp Klein – Im Kreis der Impressionisten. Bis 25.10.

HANNOVERSCH-MÜNDEN – Städtisches Museum im Welfenschloss: Aus eines Bildners Seelenleben – zum 100. Todestag von Gustav Heinrich Eberlein. Bis 1.11.

HEIDELBERG - Museum Sammlung Prinzhorn: Alles Kunst? 25 Jahre Museum Sammlung Prinzhorn. Bis 31.1. - Völkerkundemuseum: Let's play! Der spielende Mensch - zwischen Kultur und KI. Bis 18.4.

HEILBRONN – Kunsthalle Vogelmann: Rodney Smith – Die Alchemie des Lichts. 26.9. bis 24.1. – Museum im Deutschhof:

DH/H₂Oho! Heilbronn entdeckt das Wasser. Bis 14.3. – Kunstverein: Alex Hani-mann. 13.9. bis 22.11.

HERFORD – Marta Herford: Frank Gehry und die Cool School + Mindset Los Angeles. Bis 10.1.

HERRENCHIEMSEE – Schloss: Könnt ihr noch? – Kunst und Demokratie. Bis 18.10. HOHENEMS/A – Jüdisches Museum: Die Morgenländer. Bis 4.10.

HUMLEBAEK – 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 Remedios Varo. 18.9. bis 10.1.

INGOLSTADT – Museum für Konkrete Kunst: Valentin Kinkeldei! Farbe im Quadrat. 12.9. b.a.w. – Lechner Museum: Pennys. Judith Hopf / Alf Lechner. Bis 11. 4.

INNSBRUCK – Tiroler Landesmuseum Ferdinandeum: Weltentfaltung. Zeichnungen des Tiroler Barock. Bis 26.10. – Taxispalais Kunsthalle Tirol: Marwa Arsanios. Bis 4.10.

ISMANING – Kallmann-Museum: Friedrich G. Scheuer zum 90. Geburtstag + Die Wirklichkeit der Farbe. Bis 4.10.

ISTANBUL – Istanbul Modern: Renzo Piano: Genius Loci. Bis 31.12.

JENA – Städtische Museen: Zohar Fraiman + Frank Gaudlitz. Bis 20.9. – Botanischer Garten: Skulpturen im Botanischen Garten. Beate Ebus – gewachsen und gegossen. Bis 22.10.

KARLSRUHE – Staatliche Kunsthalle: Annette Barcelo. Bis 1.11./Orangerie: Nicolas Daubanes. Le feu intérieur. 26.9. bis 10.1./Junge Kunsthalle: Zeichenlabor. Bis 27.9. – ZKM – Zentrum für Kunst und Medien: Silver Egg. Die Sinnlichkeit der Medienkunst. Bis 21.2. – Kunstmuseum: gute aussichten – analog*digital*synthetisch. 10.9. bis 25.10.; Expressiv! Grafik von Dürer bis Schlichter + Tamina Amadyar. Bis 4.10.

KASSEL – Fridericianum: Peter Fischli. Bis 13.9.; Charles Ray. Bis 3.1. – Caricatura – Galerie für Komische Kunst: Alles wird Ruth – Cartoons von Ruth Hebler. Bis 1.11.

KAUFBEUREN – Kunsthaus: Julia Lübbecke – Zärtlichkeit, Zins & Zusammenbruch + Aftermähdag von Nicola Reiter. Bis 8.11.

KIEL – Kunsthalle: Zwischen Sammlung und Sanierung. 16.9. bis 29.11.; #5 Pop-up Kunsthalle zu Kiel: Open Group. Bis 20.9.

KLAGENFURT - Museum Moderner Kunst: Hayato Mizutani + fokus sammlung 098: Abstrakt. material + struktur. Bis 3.10.

KLEVE – Museum Kurhaus: Eberhard Havekost: Benutzeroberflächen. Bis 18.10.

KOBLENZ - Ludwig Museum: Liliane Tomasko. 30.8. bis 1.11.

KOCHEL – Franz Marc Museum: Maria Franck-Marc. Bis 27.9.

KÖLN – Museum Ludwig: Sammlung Fotografie: Zweimal Deutschland um 1980. Bis 11.10.; Hier und jetzt – de/Collecting Memories from Turtle Island. Bis 8.11. – Die Photographische Sammlung: August Sander – zum 150. Geburtstag. 11.9. bis 24.1. – 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 O.M. Ungers. Bis 27. 9. – Käthe Kollwitz Museum: KOLLWITZ Ausgewählt. Bis 15.11.

KONSTANZ – Städtische Wessenberg-Galerie: Was bleibt. Erinnern und Vergessen in der Kunst. Bis 4.10. – Rosgartenmuseum: Die Mosbruggers. Bis 10.1.

KREFELD - Kaiser Wilhelm Museum: Emma Talbot. Bis 24.1.; Johan Thorn Prikker und seine Zeit. Bis 27.6.27

KREMS – Kunsthalle: Soli Kiani. Bis 26.10.; Robert Rauschenberg. Bis 1.11. – Landesgalerie: Greta Schödl. Bis 8.11.; Parastou Forouhar. Bis 10.1.; Wiener Moderne. Weiblich. Widerständig. Bis 17.1.; Inge Dick. Bis 24.1. – Forum Frohner: Touch! Kunst berührt. Bis 18.10. – Karikaturmuseum: Dieser Haderer. Jubiläumsschau + Fem*flixt! Astrid Langer und Judith Lava + Das NEINhorn von Marc-Uwe Kling und Astrid Henn. Bis 30.6.27; Oliver Schopf + Deix-Archiv 2026. Bis 31.1.

KÜNZELSAU – Museum Würth 2: Das Prinzip Verwandlung – Gertrude Reum. Bis 8.11.; Die Vielseitigkeit der Geometrie. François Morellet zum 100. Geburtstag. Bis 24.1.

LANDSHUT – KOENIGmuseum: Kühlewein + Koenig. Ein intensives Doppel. Bis 10.1.; Fritz Koenig – Wieder-Aufstellung. Bis 10.4. – Heiliggeistkirche: Slavko Oblak. Bis 14.2. – LANDSHUTmuseum: Kampf – Kunst – Geschichte. Bis 29.3. – KASiMiR- und LANDSHUTmuseum: Ellis Kaut. Bis 28. 9. – Neue Galerie: Julia Powles / Peter Westwood. Two great artists from Australia 11.9. (Kunstnacht) bis 11.10.

www.braunschweig.de/museum | 0531 4704521

LEIPZIG – Galerie für Zeitgenössische Kunst: Heidi Specker: Damenzimmer. 5.9. bis 10.1.; Pooya Sedighi Mournani + Merlin Rainer. Bis 18.10. – Grassi 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 The soul of Objects. Angewandte Kunst aus Lateinamerika. Bis 27.9.; Gefäss / Skulptur 4 –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Keramik seit 1946. Bis 4.10. – Museum der bildenden Künste: BMW Photo Award – Viktoria Bischtok/Harald Kir- schner/Jay Ritchie. Bis 13.9.; Rosa Barba – Unter the Canopy. Bis 3.1.; Bilderkosmos #3 – Leipzig im Dialog. Bis 25.4.

LICHTENAU - Stiftung Kloster Dalheim: Die Macht der Regeln. Bis 30.5.27

LINDAU – Kunstforum Hundertwasser: Hundertwasser – Die Kunst der Vielfalt. Bis 10.1. – Cavazzen Museum: Picasso. Handmade – Zeichnungen und Keramiken. Bis 1. 11.

LINGEN – Kunsthalle: Lingener Kunstpreis 2026: Ishmat Habib. 19.9. bis 10.1.

LINZ – Lentos Kunstmuseum: Schlossmuseum: Sepp Auer. Bis 27.9. – Francisco Carolinum: Ana Maria Caballero. 2.9. bis 8.2.; Claudia Larcher. 25.9. bis 10.1.; Kris Lemsalu. 25.9. bis 7.2.

LISSABON – Museu de Arte Contemporanea e Centro de Arquitetura: Terra Crua. Bis 11.10; Multiple Eyes. Bis 25.10.; Frida Orupab. Bis 1.11.

LONDON – Tate Britain: James McNeill Whistler. Bis 27. 9.; Tate Britain Commission 2026: Zineb Sedira. Bis 17.1. – Tate Modern: Frida: The Making of an Icon. Bis 3.1.; Ana Mendieta. Bis 17.1.; Julio Le Parc. Bis 3.5.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Kramer Portrait Award 2026. Bis 7.10. – Royal Academy of Arts: Richard Dadd. Bis 25.10. – The National Gallery: Ferdinand Georg Waldmüller. Bis 20.9. – Royal College of Arts: Celebrating the Icons of Art. 12.9. bis 7.3.; Simone Leigh. 18.9. bis 12.10. – Estorick Collection of Modern Italian Art: Wanda and Marion Wulz: Avant-garde Photography in 20th-Century Italy. 16.9. bis 20.12. – Serpentine Gallery/North: Amar Kanwar. 23.9. bis 31.1./South: Lanza Atelier, Founded by Isabel Abascal and Alessandro Arienzo. Bis 25.10.

EUROPA-TEMPEL EUROPA-MUSEUM Helme Heine „Europa - Gedanken und Bilder“

LOS ANGELES – The Getty Center: Skulpierte Porträts aus dem Alten Ägypten. Bis 9.11.; 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Bis 30.11.

LUDWIGSHAFEN – Wilhelm-Hack-Museum: Vom Klang der Bilder + Raymond Pettibon. Bis 20.9.; Politik am Küchentisch. Ernährung in der Gegenwartskunst. Bis 4.10.

LÜBECK – Günter Grass-Haus: Helme Heine – Es war einmal ... Bis 10. 1. – Kunsthalle St. Annen: Carl-Henning Pedersen und Else Alfelt. Bis 25.10.

LÜNEBURG – Ostpreußisches Landesmuseum: The Seen and the Unseen. Fotografische Performances von Holger Trülzsch mit Vera von Lehndorff. Bis 18.10.

LUXEMBURG – Mudam – Musée d'Art Moderne Grand-Duc Jean: Christine Sun Kim. 25.9. bis 10.1.

LUZERN – Kunstmuseum: Spot on Andreas Brunner. Bis 11.10.; Shirana Shahbazi. Bis 18.10.

MADRID – Museo del Prado: A la manera de Italia + El Consejo de Estado y el Museo del Prado. Bis 20.9; Prado. Siglo XXI. Bis 27.9. – 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ia: Fernando Sánchez Castillo – La Perla Peregrina. Bis 8.3.; Guernica Africano. Bis 22.9.; Felix Gonzales-Torres. Bis 12.10. – Museo Nacional Thyssen-Borne-misza: Carmen Laffón. Bis 27.9.; Kenny Scharf. 29.9 bis 17.1. – Mira: Mira Bernabeu. Die Linie des Lebens 1994-2026. Bis 11.12.

MAGDEBURG – Kunstmuseum Unser Lieben Frauen: Joachim Brohm. Areal. 10.9. bis 31.1.

MAILAND – Fondazione Prada: Mona Hatoum. Bis 9. 11. – Palazzo Reale: Dali and the Fashion. 24.9. bis 31.1

MAINZ – Kunsthalle: Freund*innenschaft. Bis 10.1.

MANNHEIM – Kunsthalle: Studio: Rasa Smite und Raitis Smits – Solarceptors. 3.9. bis 22.11.; Studio: Radikal. Real. Nouveau Réalisme und die Kunst der 1960er Jahre. Bis 11.10.; Von Dürer bis Piranesi. Bis 8.11.; Alexander Tillegreen. Bis 10.1. – Reiss-Engelhorn-Museum: Schamanen Sibiriens – Zwischen den Welten. 20.9. bis 27.6.

MARBACH – 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Und dann und wann ein weißer Elefant. Rilkes Welten. Bis 19.1.

MARBURG - Kunstmuseum: Werkstatt Radenhausen. Bis 18.10.

MEMMINGEN – MEWO Kunsthalle: Jochen Mühlenbrink: Doch. Bis 1.11.;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 Bis 22.11.

METTINGEN – Draiflessen Collection: Mix & Match – Einblicke in einen Sammlungskosmos. Bis 18.10.

METZ – Centre Pompidou: François Morellet. Bis 28.9.; Marina Abramovic: Mutual Gaze. Bis 23.11.

MÖNCHENGLADBACH – Museum Abteiberg: Grant Mooney. Bis 20. 9.; Sammlung/Archiv Andersch. Feldversuch #5: Saito – Ay-O. Bis 22. 11.

MÜNCHEN – Alte Pinakothek: Wie Bilder erzählen: Storytelling von Albrecht Altdorfer bis Peter Paul Rubens. Verl. bis 13.9.; Stolzer Strauss und wütender Tiger – Tierbronzen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11.10.; Von Turner bis Van Gogh. Meisterwerke aus der Neuen Pinakothek. Bis 31.12. – Pinakothek der Moderne/Futuro-Haus: Faded Future – Taiwan – Fotografien von Michael Nischke. Bis 30.9./Kunst: Georg Baselitz (1938-2026). Werke der Bayerischen Staatsgemäldesammlungen. Bis 8.11.; Between & Beyond. Zwischenräume und Übergänge. Kunst und Raum seit 1960. Bis 29.8.27/Design: Klarenbeck & Dros. Design of the Unusual. Bis 10.10.27; 100 Jahre – 100 Objekte. Zum 100jährigen Bestehen der Neuen Sammlung. Bis 30.5.27; Robotic Worlds. Bis 28.11.27/Graphik: Dana Schutz: Trouble and Appearance. Bis 4.10./Architektur: Convivium. Nahrungssysteme am Limit. Bis 18.10. – Museum Brandhorst: Carrying. Bis 8.11.; Long Story Short – Eine Kunstgeschichte aus der Sammlung Brandhorst von

Ausstellungen im September – eine Auswahl

den 1960er-Jahren bis zur Gegenwart. Bis 31.1. – Lenbachhaus: Jeppe Hein. Space in Action / Action in Space. Bis 20.9.; Ein Ferngespräch. Szenen aus der Weimarer Republik. Bis 27.9.; Shifting the Silence. Die Stille verschieben. Bis 31.1.; Was zu verschwinden droht, wird Bild. Mensch – Natur – Kunst. Bis Frühjahr 27; Über die Welt hinaus – Der Blaue Reiter. Bis 5.9.27 – Kunsthalle München: Haar – Macht – Lust. Bis 4.10. – Haus der Kunst: Steina: Playback. Bis 7.12.; Tomás Saraceno. Verwobene Welten + Tao Schirrmachers Sammlung. Eisbach Treasures + Maria VMier. Bis 7.2. – Jüdisches Museum: Yalla. Arabisch-jüdische Berührungen. Bis 28.2. – Villa Stuck: Feld. Philipp Messner + Damenporträt à la japonaise. Franz von Stuck. Bis 20.9.; No Single View – Ilit Azovlay. Bis 18.10.; Zehn Leben – Delschad Numan Khorschid und Jan-Hendrik Pelz. Bis 8.11. – NS-Dokumentationszentrum: Münch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A – Museum Fünf Kontinente: Krishna – Religion, Kunst und Popkultur. Bis 8.11. – 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 Intervention: Kuckuckseier – Neue Kunst trifft alte Kunst. Bis 15.11. – Sudetendeutsches Museum: Human und Menschlich ...? Die regulierte Vertreibung der Sudetendeutschen. Bis 10.1. – Sammlung Goetz/Schaufenster: Sterling Ruby. Bis 24.10.

- Eres Stiftung: Seeing the Unseen. 3. bis 26.9. - Kunstfoyer der Versicherungskammer: Ragnar Axelsson: Greenland. Bis 1.11. - Monacensia im Hildebrandhaus: Maria Theresia 23. Biografie einer Münchner Villa. Bis 30. 9.; Literatur & Haltung. Rachel Salamanders Archiv. Bis 31.3. - Archäologische Staatssammlung/Zweigmuseum Burg Grünwald: Karl Valentin und die alten Rittersleut. Bis 15.11. - Jugendbibliothek Blutenburg: Crazy Machines!? Bis 31.10.

MÜNSTER – Kunstmuseum Pablo Picasso: Giacometti, Picasso, Masson, Dubuffet – Grenzgänger der Pariser Moderne. Sammlung Klewan. Bis 25.10.

MURNAU – Schlossmuseum: Erna und Paul Klee – Der Poet des Blauen Reiters. Bis 26.11.

NEUHARDENBERG - Schloss: Die Zwölf Leben des Daniel Chodowiecki. 30.8. bis 27.12.

NEUMARKT – Museum Lothar Fischer: Veronika Hilger – Lothar-Fischer-Preis 2025. Bis 11.10.

NEUSS – Langen Foundation: Adam Pendelton. Bis 20.9. – Clemens Sels Museum/Feldhaus: Endlich Schöner Wohnen – Farbige Öldrucke zwischen Kitsch und Kostbarkeit. Bis 4.4.

NEU-ULM - Edwin Scharff Museum/Kunstmuseum: Ernst Barlach. Bis 4.10.

NEW YORK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ity of memory – Nanj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is 3.1.; Costume Art. Bis 10.1. – MoMA – Museum of Modern Art: Frida and Diego - The Last Dream. Bis 10.1. – Guggenheim Museum: Taryn Simon/Father Country/Do Love you. 18.9. bis 14.3.; Collection in Focus/Modern European Currents + Guggenheim Pop: 1960 to Now. Bis 10.1.

NORDHORN – Städtische Galerie: Desil-lusion – Bilder gegen Gewissheiten. 29.8. bis 1.11.

NÜRNBERG –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Herbert Leupin: Plakate 1938-1974. Bis 1.11.; Farbenfrohe Buchseiten. Illuminierte Fragmente aus mittelalterlichen Handschriften. Bis 31.1. – Neues Museum: Alexandra Grant. Ein Stern genügt, um an das Licht zu glauben. Bis 11.10. – Kunst-KulturQuartier/Kunsthalle: ibid. 30 Positionen aktueller Malerei. Bis 4.10. – Kunstvilla: Charakterköpfe. Bis 18.10. – Museum für Kunst und Design: Zwei Räume – Günther Förg. Im Flow. Bis 12.9./Fassade: Elke Haarer - Le Rouge et le Noir. 25.9. bis 28.2. – Kunstverein – Albrecht-Dürer-Haus: Original Dürer! Briefe aus Venedig – Featuring Bogi Nagy. Bis 4.10.- Institut für moderne Kunst im Atelier- und Galeriehaus Defet: ibid. 30 Positionen aktueller Malerei. Bis 4.10. – Cube 600 im Memorium: Der Volksgerichtshof 1934-1945. Terror durch Recht. Bis 27.9. – Stadtmuseum Fembo-Haus: „Und wenn alles besser wäre ... Eine Geschichte der Nürnberger Utopien. Bis 18.10.

OBERHAUSEN – Ludwiggalerie Schloss Oberhausen: Pustekuchen, Schabernack und Plutimikation. Astrid Lindgrens Welt in Bildern. 20.9. bis 17.1. – Gasometer: Mythos Wald. Bis 30.12.

OCHSENHAUSEN – Städt. Galerie: Hermann Hesse – Der Weg zur Malerei. Bis 4.10.

OLDENBURG – Horst Janssen Museum: Andrea Ziegler / Horst Janssen: What is the Truth, and where did it go? Bis 8.11. – Landes-museum Natur & Mensch: Kristallmagie. Verborgener Zauber dunkler Turmaline. Bis 13.9.

OSLO – Astrup Fearnley Museet: Beatriz Gonzáles. Bis 11.10. – Munch Museet: Edvard Munch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Bis 11.10.; Edvard Munch – Connect the Lines. Bis 29.11.

SAARBRÜCKEN – Saarlandmuseum – Moderne Galerie: Anouk Kruithof. Bis 3.1.

OSNABRÜCK – Museumsquartier Osnabrück/Felix-Nussbaum-Haus: Michaela Melián. Osnabrücker Gesänge: Rosi Ève Hélène. Bis 2.5. – Museum Industriekultur: Zukunft Bauen. Bis 1.11.

OTTERLO/NL - Kröller-Müller Museum: Van Gogh, All Our Paintings. 15.9. bis 3.1.

PADERBORN – Städtische Galerie: Johanna Reich: Élthyris – Der Klang des Ungesagten. 26.9. bis 31.1. – Diözesanmuseum: Connect #3: Prophezeiungen – Wer deutet die Zeichen der Zeit? 30.8. bis 31.1.

PARIS – Grand Palais: Cézanne et nous. 23.9. bis 17.01. – Louvre: L'eau primordiale. Bis 15.3. – Musée d'Art Moderne de Paris: Florian Krewer. woven thin*. Bis 4.1. – Musée Jacquemart-André: Éternel Tintoret. 11.9 bis 24.1. – Petit Palais: Eva Gonzalès. 15.9. bis 24.1. – Jeu de Paume: Madeleine de Sinéty + Fragile Beauté. Bis 27.9. – Musée du Luxembourg: Andy Warhol. Die Linie und das Bild. 16.9. bis 10.1. – Musée d'Orsay: Auguste Bartholdi – La liberté éclairant le monde. 15.9 bis 31.1. – Musée Marmottan Monet: Histoires de paysages – De Monet à Hockney. 24.9 bis 31.1.

PASSAU – Museum Moderner Kunst: Zu schön, um wahr zu sein! Kitsch und Pop aus der Sammlung Klewan. Bis 18.10.; Neue Schätze – Schenkungen im Fokus. Bis 1.11.

PEKING – Beijing World Art Museum: From Waldmüller to Klimt. Floral Masterpieces from the Belvedere, Vienna. Bis 19.9.

PENZBERG - Museum Penzberg, Sammlung Campendonk: Das Ende als Anfang. Bernd und Hilla Becher im Dialog mit Penzberg. Bis 18.10.

PFAFFENHOFEN – Neuer Pfaffenhofener Kunstverein: gute aussichten – junge deutsche fotografie. 18.9. bis 8.11.

PRIEN - Museum: Der Andere Rudolf Sieck (1877 – 1957). Bis 25.10.

PISA – Palazzo Blu: Piero Macola. Bis 8.11. POTSDAM – Museum Barberini: Symphonie der Farben. Paul Signac und der Neoimpressionismus. Bis 11.10. – Das Minsk Kunsthaus: Annemirl Bauer. Bruch ist in der Welt. 5.9. bis 7.2.

PRAG - Kunsthalle: Memory of Touch: Chapter I. Bis 8.10.

QUEDLINBURG – Museum Lionel Feininger: Frauen sind! Grita Götze · Kerstin Grimm · Kat Menschik · Luise Neupert · Tanja Pohl. Bis 11.1.

RATINGEN - Museum: Elge Esser - Tempüs pingendi. 18.9. bis 24.1.

RAVENSBURG – Kunstmuseum: Janet Cardiff + Zeitfragen. Sammlung trifft Gegenwart. Bis 15.11.

REGENSBURG – Kunstforum Ostdeutsche Galerie: Gert & Uwe Tobias. Lovis-Corinth-Preis 2026. Bis 27.9. – Haus der Bayeri-

schen Geschichte: Brennpunkt Bayern. Hitler und der Kampf um die Demokratie. Bis 7.8.27

REMAGEN – Arp Museum: Zu den Sternen! Weltraum und Weltflucht seit der Moderne. Bis 10.1.

RENDSBURG – Jüdisches Museum: Rebecca Louise Law. Bis 1.11.

REUTLINGEN – Kunstmuseum/Spendhaus: MOVE! Scheinbar kinetisch. 18.9. bis 28.2.; Georg Lutz: Green Fence. Bis 1.11./Galerie: Bettina van Haaren. Bis 20.9.

ROM - MAXXI: Andrea Pazienza. Bis 27.9.; TAKK - con-vivere. Bis 10.1. - Galleria Borghese: metamorphoses. Ovid and the Arts. Bis 20.9. - Palazzo Barberini: Un Vermeer a Palazzo Barberini. Bis 11.10. - Casa die Goethe: Newton / Goethe / Galileo - Reflexionen von Mischa Kuball. Bis 4.10.

ROSENHEIM – Lokschuppen: Römer – Gesichter eines Weltreiches. Bis 1.8.27 – Städtische Galerie: *transit art 2026. Bis 31.10.

ROSTOCK – Kunsthalle: Hedwig Holtz-Sommer. Bis 22.11.

SALZBURG – Museum der Moderne/Mönchsberg: Charlotte Perriand. Bis 13.9.; Baselitz jetzt. Bis 18.10.; Stano Filko. 12 Chakras of Becoming. Bis 7.2./Rupertinum: Generator #5: Georgia Gardner Gray + Baselitz Manifeste. Bis 4.10.; Ernst Caramelle. Bis 30.5. – Dommuseum: Lebens-Kunst. 800 Jahre Franz von Assisi. Bis 2.11. – Salzburger Kunstverein: Ryan Gander. Bis 20.9.; Kateryna Lysovenko. Bis 29.11.

SCHAFFHAUSEN – Museum zu Allerheiligen: Olaf Breuning. Bis 27.9.

SCHLESWIG – Museumsinsel Schloss Gottorf, Reithalle und Globushaus: Rebecca Louise Law – State of Nature. Bis 1.11.

SCHWÄBISCH GMÜND – Museum im Prediger: Hans Hartung und die deutsch-französische Freundschaft. Bis 27. 9.

SCHWÄBISCH HALL – Hällisch-Fränkisches Museum: Roland Bauer. Bis 27. 9.

SCHWARZENBERG/A - Angelika-Kauffmann-Museum: Angelika Kauffmann und die Literatur. Bis 31.10.

SCHWEINFURT – Museum Georg Schäfer: Carl Piepho – Impressionist. Bis 20.9.; Meisterwerke deutscher Zeichenkunst im 19. Jahrhundert. Bis 11.1.

SIEGEN – Museum für Gegenwartskunst: Das soziale Leben der Dinge. Nina Beier, David Hammons, Zoe Leonard. Bis 27. 9.

SPEYER –Historisches Museum der Pfalz: Horst Hamann. Bis 11. 1.

ST. GALLEN – Kunstmuseum: Urs Frei. Bis 13. 9. – open art museum: Adelheid Duvanel. Bis 18. 10.

STOCKHOLM – Moderna Museet: Swedish Post-War Period. Bis 16.1.

STUTTGART – Staatsgalerie: This is Tomorrow. Bis 31.12./Gällery: Unordnung. Fotosommer Stuttgart 2026. Bis 13.9. – Kunstmuseum im Kunstgebäude: Das kalte Herz. Bis 4.10. – ifa-Galerie: Synthesizing Realities. Vanessa Amoah Opoku & June Drevet. 19.9. bis 1.11. – Haus der Geschichte Baden Württemberg: Im Fokus: Echt jetzt?! Fotografien. Retusche. Deepfakes. Bis 4.10. – Mercedes-Benz Art Collection: Vollgepackt. Eine Ausstellung der Mercedes-Benz Art Collection in Stuttgart. Bis 1.8.27

TEGERNSEE – Olaf Gulbransson Museum: Tony Cragg – Zeichnungen und Skulpturen. 19.9. bis 14.2.

TÜBINGEN – Kunsthalle: Alex Katz. Bis 13.9. – Museum der Universität Schloss Hohentübigen: Was bleibt. Evamarie Sanders Leben, Familie und Wissenschaft. Bis 15.11.; Dirty Science. Bis 29.11. – Neues Kunstmuseum: Steve McCurry. Bis 4.10.

ULM – Museum Ulm: Aufbruch in die Realität: Fabelhafte Mischwesen. Der Löwen-mensch und seine Nachfahren. Bis 4. 10. – Stadthaus Ulm: Richard Sharums Amerika-Trilogie + Black Cowboys. Bis 20.9. – Kunsthalle Weishaupt: Wenn Farben Formen finden. Bis 8. 11. – Museum Brot und Kunst: Honig für Kunst und Gesellschaft. Bis 20.9.

UNNA – Museum Schloss Cappenberg: Alfred Schmidt. Kumpel & Kohle im Ruhrgebiet. Bis 25.10. – Zentrum für Internationale Lichtkunst: Light Dialogues – Werke aus dem Schauwerk Sindelfingen. Bis 10.1.

VADUZ – Kunstmuseum mit Hilti Art Foundation: Im Kontext der Sammlung: Evi Kliemand. Übers Wasser gehen. 4.9. bis 10.1.; Mercedes Azpilicueta. Bis 22.11.; In Focus: Carmen Herrera, Wassily Kandinsky, Mark Rothko. Bis 17.5.

VENEDIG – Venedig-Biennale: Bis 22.11. – Fondazione Cini/Isola di San Giorgio Maggiore: Georg Baselitz. Eroi d'Oro. Bis 27.9. – 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Peggy Guggenheim in London. Bis 19.10.

VOLKLINGEN – Weltkulturerbe Völklinger Hütte: Urban Art Biennale 2026. Bis 15.11. WALDENBUCH – Museum Ritter – Sammlung Marli Hoppe-Ritter: Marguerite Hersberger + Heavy Metal. Bis 27.9.

WARSCHAU –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 Warschau im Bau 18. Souverän und voll. 30.8. bis 27.9.- Nationalmuseum: Sculptures for a Wall Unit. Bis 25.10.; Olga Boznanska. 10.9 bis 3.1.

WEDEL – Barlach Kunstmuseum: Rosa Loy & Neo Rauch. Bis 27.9.

WEIDEN – Kunstverein: Soziale Geflechte in unsicheren Zeiten. 9.9. bis 9.10.

WEIL AM RHEIN – Vitra Design Museum: Verner Panton – Form, Farbe, Raum. Bis 9.5.

WEILBURG – Rosenhang Museum: In bilico – Auf Messers Schneide. Bis 20.9.

WEIMAR – Herzogin Anna Amalia Bibliothek: Öffentlich machen! Das ABC der Herzogin Anna Amalia Bibliothek. Bis 30.10. – Bauhaus-Museum: Gerhard Marcks. Bis 11.1.

WERTHER – Museum Peter August Böckstiegel: Georg Tuxhorn und die zweite Generation der „Bielefelder Moderne“. 13.9. bis 6.12.

WIEN/MARIA GUGGING – Museum: im guggkasten.! ingolf ebeling: der sonnenstrahlenmillionär. 13.9. bis 15.11.

WIEN –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My Story – Antike Frauenporträts und ihr Nachleben. Bis 20.9. – Albertina: Picasso – Bacon. What It Feels Like to Be Human. 18.9. bis 31.1.; Sammeln für die Zukunft – 250 Jahre Albertina. Bis 11.10.; Vasarely – Adrian – Bewegte Bilder. Bis 8.11.; Die Welt im Fokus. Bis 29.11.; Otto meets Albertina. Bis 10.1. – Albertina Modern: KAWS – Art & Comic. Bis 27.9. – Albertina Klosterneuburg: Donated With Love. Bis 15.11. – Kunstthalle Museumsquartier und Karlsplatz: Lebt und arbeitet in Wien – Contemporary Art from Vienna. Bis 26.10. – Leopold Museum: Premiere! Die Sammlung der Oe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ank. Bis 4.10.; Herbert Boeckl – Hans Josephsohn – Archetypen des Figuralen. Bis 10.1. – mumok: Tolia Astakhishvili. Bis 1.11.; Terminal Piece. Bis 7.2. – MAK: Christoph Schlingensief. Bis 13.9.; Glanzstücke. Van Cleef & Arpels High Jewelry x Masterpieces from the MAK Collection. Bis 27.9.; Vally Wieselthier: Bild und Ton. Bis 10.1.; Thomas Demand. Bis 24.1. – Wien Museum Karlsplatz: Schiele & Peschka – Eine Familienaufstellung + Arena Wien – Jedenfalls ist es Liebe. Bis 27.9./musa: Heliane Wiesauer-Reiterer + Karl Heinz Koller. Bis 29.11. – Oberes Belvedere: Carlone Contemporary: herman de vries. Bis 13.9.; Johann Baptist Lampi der Ältere und der Jüngere. Bis 11.10. – Unteres Belvedere: Erika Giovanna Klien. 8.9. bis 31.1.; Erna Rosenstein – Jenseits der Stille. Bis 10.1. – Belvedere 21: Stellprobe. Sammlungszugänge der letzten Dekade in einem Display von Heimo Zobernig und Miao Ying. Bis 4.10. – Wiener Secession: Bernhard Leitner / Lap-See Lam / JJJJJerome Ellis. 11.9. bis 22.11. – Wiener Aktionismus Museum: Otto Muehl: Kunst am Abgrund. 10.9. bis 10.1. – Sigmund Freud Museum: Der Fall Freud / The Case of Freud. Dokumente des Unrechts. Bis 9.11. – Fotomuseum: World Press Photo 2026. 11.9. bis 22.11.

WIESBADEN – Museum Wiesbaden: Gift – Tödliche Gaben. Bis 4. 4. – Museum Reinhard Ernst: Wolfgang Hollegha. Bis 25. 10.

WILHELMSHAVEN – Kunsthalle: Sand und Salz – Islands Found and Lost. Bis 27.9.

Ausstellung 20.05.2026 – 31.03.2028 Gefördert von der Alfred Landecker Foundation

WINTERTHUR – Kunst Museum/Reinhart am Stadtgarten: Zur Sonne! Zur Freiheit! Bis 25.10.; Dave Bopp / Nicolle Bussien. 11.9. bis 4.10./Beim Stadthaus: Moderne Reloaded. Monet bis Mondrian – Bailly bis Baer. 19.9. bis 31.12.; Heidi Bucher – Liesl Raff. Closer. Bis 8.11./Villa Flora: Jutta Koether. Charm. 12.9. bis 17.1.- Fotostiftung Schweiz: Andri Pol – Poliversum. Bis 6.12. – Fotomuseum: Nhu Xuan Hua und die Sammlung des Fotomuseums Winterthur + Bis Schattenwesen – Von der Geisterfotografie zu den Phantomen des Algorithmus. Bis 11.10. – Gewerbemuseum: Backstein Reloaded. Bis 1.11.|

WOLFSBURG – Kunstmuseum: Tell Me Where Home Is. 19.9. bis 17.1.; On Nervous Grounds – Zwischen Wahn und Wirklichkeit. Bis 27.9.

WÜRZBURG – Museum im Kulturspeicher: Carl Grossberg. Sachlich – Magisch – Visionär. 26.9. bis 17.1.

WUPPERTAL – Von der Heydt-Museum: Museum A bis Z: Von Anfang bis Zukunft + Zeiten und Räume – Klassiker der Sammlung. Von Ruisdael bis Giacometti. Bis 1/27

ZÜRICH – Kunsthaus: Wolfgang Laib. Bis 4.10.; Vilhelm Hammershøi. Bis 25.10. – Kunsthalle: Ayo Akingbade + Caspar Heinemann. 26.9 bis 10.1. – Museum Haus Konstruktiv: The body within abstraction. 26.9. bis 10.1. – Pavillon Le Corbusier: Bauen für die Macht. Bis 29.11. – Migros Museum: Nicole L'Huilier. 26.9 bis 17.1. – Museum Rietberg: Rot – Meisterwerke der chinesischen Lackkunst. Bis 31.1.

8 Tage Kombi- nationsreise

SZ Leserreisen

Ägypten – Grand Museum & Kreuzfahrt auf dem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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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geschlossene Leistungen

Entdecken Sie in exklusiver Kleingruppe das neue Grand Egyptian Museum, die Pyramiden von Gizeh und die Sphinx. Genießen Sie eine luxuriöse Nilkreuzfahrt von Luxor nach Assuan mit den Highlights Karnak-Tempel, Tal der Könige und Hatschepsut-Tempel.

Das neueröffnete Grand Museum in Kairo

3 x Übernachtung im 5-Sterne Hotel in Kairo

Pyramiden und die große Sphinx

Ägyptisches Museum und das Museum für Ägyptische Zivilis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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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g mit renommierter Airline von Frankfurt/München nach Kairo und zurück von Assuan (via Kairo)

Reiseerlebnis mit max. 18 Teilnehm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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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x Übernachtung, davon 3 x Übernachtung im 5-Sterne* Hotel Holiday Inn Maadi am Nilufer in Kairo und 4 x Übernachtung mit Vollpension auf dem 5-Sterne Nilkreuzfahrtschiff C&S Adonis

3 x Frühstück und 3 x Abendessen in Ka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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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 Eintrittsgelder in die Museen und Sehenswürdigkeiten laut Programmverlauf

Deutschsprechende Reiseleitung Ägyptologen) und Reiselitera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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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

Edgar Selge unterzeichnete einen offenen Brief gegen Waffenlieferungen in die Ukraine – dann merkte er: Er lag falsch. Ein Treffen mit dem Autor, dessen Roman „Juras letzter Winter“ auch um diesen Irrtum kreist.

Er wird zu seiner eigenen Figur: Der Schriftsteller Edgar Selge.
FOTO: FRIEDRICH BUNGERT

Von Felix Stephan

m April 2022 hat der Schriftsteller Edgar Selge einen offenen Brief an den damaligen Bundeskanzler Olaf Scholz unterschrieben. Eine Reihe bekannter und sehr bekannter

Künstlerinnen und Künstler forderte Scholz darin auf, von der Lieferung schwerer Waffen an die Ukraine abzusehen, da man sonst riskiere, Deutschland zur Kriegspartei zu machen, den Nato-Bündnisfall auszulösen und damit im schlimmsten Fall einen dritten Weltkrieg. Man teile zwar „das Urteil über die russische Aggression als Bruch der Grundnorm des Völkerrechts“, hieß es, gleichwohl habe alles, was sich daraus ableiten lasse, „Grenzen in anderen Gebieten der politischen Ethik“.

In seinem neuen Roman „Juras letzter Winter“ erzählt Selge nun, was am Tag nach der Veröffentlichung des Briefes passierte. Im Buch ist es nur ein Kapitel, aber bei einem Treffen im Münchner Literaturhaus kommt er immer wieder von allein darauf zurück, als müsste diese Geschichte, bevor alles andere an der Reihe ist, zunächst einmal durchdrungen, besprochen und begriffen sein.

Die Sache beschäftigt ihn so, dass er sich beim Reden verwandelt. Die Privatperson Edgar Selge wird zum Schauspieler gleichen Namens, seine Gesten werden akzentuierter und die Silben auf einmal so betont, als wolle er auch in der letzten Reihe verstanden werden. Als hätte er den Text geprobt. Mehr als einmal erwähnt der Erzähler des Romans, dass er den Erwachsenen seit jeher nur spiele, und wenn es um diesen fatalen offenen Brief geht, zeigt der Autor Selge dieselbe Stressreaktion wie sein Erzähler: Er wird zur Figur, er fängt an zu rezitieren.

Einen Tag nachdem der Brief veröffentlicht war, bekam Edgar Selge also eine Mail von einer jungen Frau namens Liz Overbeck, die ihm mitteilen wollte, dass sie über seine Unterschrift unter diesen Brief entsetzt war. Sie sei zutiefst erschüttert, schrieb sie, dass Selge und die anderen Erstunterzeichner „nicht die Tragweite und die Grausamkeit der Gräueltaten der russischen Armee erkennen“. In den Gebieten, aus denen sich die Russen zurückziehen, würden immer mehr Massengräber entdeckt, humanitäre Korridore zur Evakuierung von Zivilisten würden gezielt beschossen, russische Medien zufolge werde die Auslöschung von allem angestrebt, was ukrainisch sei. Dieser Krieg, schrieb sie an Selge, richte sich zuerst gegen die ukrainische Zivilbevölkerung. Ob die Deutschen, wollte sie wissen, aus ihrer Geschichte denn überhaupt nichts gelernt hätten? Die Sache war nun, dass Selge sich zu der Zeit mitten in einem Buchprojekt befand, in dem es eigentlich genau um die

Lektionen gehen sollte, die aus der Geschichte zu ziehen sind. Einige Jahre zuvor war ihm das Tagebuch eines 16-jährigen Leningrader Jungen namens Jura in die Hände gefallen, der während der Belagerung durch die Wehrmacht den Alltag der Bewohner minutiös dokumentiert hatte: die Rationierung, den Hunger, die Wasseransammlungen in den ausgezehrten Mägen, die bohrenden Schuldgefühle, wenn man heimlich ein Bonbon lutscht, das man eigentlich seiner Mutter hätte bringen sollen.

Auf Wegen, die sich nicht mehr ganz nachvollziehen lassen, wurden diese Aufzeichnungen gerettet, und deshalb kann man heute nachlesen, wie Jura, seine Mutter und seine Schwester unter dem Druck der deutschen Belagerung langsam verhungern. Am Ende sind Jura und seine Mutter tot, nur die Schwester schafft es lebend raus aus Leningrad und kann Jahre später die Authentizität des Tagebuchs bestätigen. In Selges Roman sollte es um die Frage gehen, wie man als Deutscher so ein Buch um Himmels willen lesen soll, ohne den Verstand zu verlieren.

„Juras letzter Winter“ ist etwas, was man vielleicht ein Lektüretagebuch nennen könnte: Ein Erzähler beobachtet sich selbst beim Lesen – und versucht, sich parallel darüber klar zu werden, wie die Bodenlosigkeit, die einen dabei unentwegt anspringt, bitte schön ertragen werden soll. Die geschichtliche Ungerechtigkeit geht ja schon damit los, dass Jura im Alter von 16 Jahren verhungert ist, während man selbst im bundesrepublikanischen Wohlstand aufgewachsen ist. Ausgerechnet diesem Jungen verlangt der Erzähler irgendwie eine Art Vergebung ab, eine Absolution oder doch wenigstens Übereinkunft, und was er bei alledem empfindet, grenzt an Selbstekel. „Uns verbindet die Gewalt“, heißt es einmal, „Es ist so viel Brutalität in mir. Das kannst du dir gar nicht vorstellen. Dieser tobsüchtige Vernichtungswille, diese kalte Wut, diese kulturelle Arroganz, die euch in Leningrad einkesselt und verhun- gern lässt, das ist alles noch in mir drin.“

Die Erzählanlage des Buches sieht so aus: Weil der Erzähler, ein selbstquälerischer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 mit seinem Buch über das Blockade-Tagebuch des 16-jährigen Jura nicht vorankommt, beginnt er innerlich ein Gespräch mit dem Toten, den er sich dafür natürlich erfinden muss. Er sucht seine Gunst, seine Freundschaft, will auf geradezu neurotische Weise von ihm gelobt werden für seinen Aufarbeitungsbemühungen: „Du spielst mir gegenüber immer den Schwächeren, seit wir uns kennen“, tadelt ihn der Junge einmal, „Immer willst du getröstet und aufgeklärt werden, als wäre ich dein Lehrer.“

Unter den Theoriebedingungen der machtkritischen Literaturexegese, die das literarische Gespräch grundieren, seit es weitgehend im Internet stattfindet, ließe sich die Konstruktion leicht als moralisches Vergehen lesen: Ein weißer Mann, der sich einen toten Jungen imaginiert, um diesem dann seine Sprache zu verleihen, ihn zur Handpuppe seines eigenen Arguments zu machen – auf den ersten Blick ein klassischer Fall kultureller Aneignung.

So einfach liegt die Sache hier jedoch nicht, die Asymmetrie und die Unmöglichkeit dieses Gespräches sind im Gegenteil gerade der Gegenstand des Romans. Man hat es hier gewissermaßen mit einer personifizierten Version jenes großen Gespräches zu tun, das die Deutschen quasi ununterbrochen führen, wenn ihre Kabinettsmitglieder wieder einmal andachtsvoll Yad Vashem oder Babyn Jar besuchen, um dort Kränze niederzulegen.

Selges Roman löst diese Demutsgesten aus der behaglichen Gedankenlosigkeit des ritualisierten Protokolls heraus und spielt am Beispiel seines literarischen Alter Egos einmal durch, was es bedeuten würde, dieses Gespräch tatsächlich aufrichtig zu führen. Wie müsste man beschaffen sein, um den Toten wahrhaft ins Gesicht zu schauen, die einen aus den zahllosen Massengräbern Europas entgegenblicken? Die Antwort lautet, kurz gesagt, dass es nicht geht und man immer wieder auf sein eigenes, persönliches Ungenügen zurückgeworfen wird. Dass man es aber auch nicht einfach lassen kann, nur weil es unmöglich ist.

Edgar Selge fährt also nach Hamburg, wo Liz Overbeck lebt. Am Abend zuvor ist er so aufgeregt, dass er sich übergibt, die ganze Zugfahrt über ist ihm schlecht, und statt in einem Restaurant treffen sie sich schließlich in den Büros seines Hamburger Verlags. Als sie vor ihm steht, wirkt sie sanft und introvertiert. Sie hat eigentlich gar keine Zeit, sie ist im Aufbruch begriffen. Sie hat ein Stipendium in London bekommen und ist den ganzen Tag in Ämtern unterwegs gewesen, um die Papiere in Ordnung zu bringen. In den Wochen vor diesem Treffen ist sie als Freiwillige einer NGO in Kiew und Odessa gewesen. Jetzt verfolgt sie Tag und Nacht auf einer spezialisierten App, wo genau die russischen Bomben einschlagen, um sich zu vergewissern, dass es keinen ihrer Freunde getroffen hat.

„Es hätte völlig gereicht“, so beschreibt Selge die Begegnung im Buch, „Stille eintreten zu lassen. Ihr stumm zu signalisieren, dass ich sie verstehe. Aber nein, ich musste ihr gleich beweisen, dass ich auch mal jung war:“ Er fängt also an zu plappern, erzählt ihr, wie auch er im Ausland gewesen war, in Irland nämlich, um dort am Trinity College zu studieren, „sie schaute mich etwas irritiert an“. Am Ende dieses Treffens sei von ihm nicht viel mehr übrig geblieben als ein „harmloser Alter“, der nicht einmal mehr „Trinity“ aussprechen kann, „ohne eine kleine Spucksalve loszulassen“.

An dem Punkt, erzählt Selge jetzt, war er eigentlich davon ausgegangen, dass sein Buchprojekt tot war. S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russischen Jungen stand quer zur Gegenwart. Die Ukrainer warfen den Deutschen vor, dass sie sich nicht nur energiepolitisch von einem profaschistischen Russland abhängig gemacht hatten, sondern auch kulturell auf deren imperiale Selbsterzählung reingefallen waren: Sie huldigten radikalen russische Nationalisten wie Joseph Brodsky, der die Ukrainer oftmals als kulturloses Dreckspack beschimpft hatte, ignorierten den ukrainischen Nationaldichter Taras Schewtschenko, schlugen den ukrainischen Dichter Gogol den Russen zu, perpetuierten die von Dostojewski beharrlich gepflegte Legende, die russische Volksseele empfände wahrer und tiefer als jede andere und sei dem Leiden Christ folglich am nächsten. Mitten in dieser Zeitenwende wollte Edgar Selge jetzt ein Buch über einen russischen Jungen schreiben? Hatte er seine Lektion aus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nicht gelernt?

Zunächst einmal hat er die Lektion aus dem Treffen mit Liz Overbeck gelernt, er fasst sie so zusammen: „Ich hätte den Brief nicht unterschreiben sollen. Ich wusste nicht genug über das Thema, um mich in der Form öffentlich zu äußern.“ Eine der Erstunterzeichnerinnen hat ihre Unterschrift ein paar Tage später zurückgezogen, und auf ihn stürzten die Aufforderungen ein, es ihr gleichzutun, aber das wäre ihm unaufrichtig vorgekommen. Schließlich sei er an dem Tag der Unterzeichnung der Mensch gewesen, der der damals war, das lasse sich nicht rückgängig machen. Er habe es ja ernst gemeint und geglaubt, er handele gewissenhaft und richtig.

„Juras letzter Winter“ ist trotzdem fertig geworden, aber hat eine neue Ebene bekommen. Das Buch handelt jetzt nicht mehr nur von der untilgbaren Schuld der Deutschen, sondern zu gleichen Teilen auch von der Verantwortung, die eigene moralische Position zu überprüfen und anzupassen, bevor sie zu Verbohrtheiten gerinnen. Der Roman nimmt sich nicht raus, zu wissen, wie das gehen soll, aber eine Empfehlung ergibt sich aus dem Buch doch: der Selbstgewissheit misstrauen, dem Anderen in die Augen schauen, seine Schwäche zugeben. „Nur in unserer Schwäche“, heißt es einmal, „werden wir überhaupt sichtbar.“

Edgar Selge: Juras letzter Winter. Roman. Rowohlt, Hamburg 2026. 256 Seiten, 25 Euro.

Punkt, Punkt, Kürbis, Strich

In Japan schämte man sich noch für sie, da lag die Welt der Yayoi Kusama schon zu Füßen – und ihrem Kosmos, der nach ihrem Tod weiterleuchtet.

„Durch die Zeit zu rasen bis zum Tod und dann ewig weiterzuleben in schöner Liebe für den Ruhm der Menschheit. Das ist das höchste Ziel meiner Kunst“, so drückte die japanische Künstlerin Yayoi Kusama, ihre Wünsche aus. Da war sie bereits 92 Jahre alt, und es stand ihre große Retrospektive im Berliner Gropius-Bau an.

Das staunende Publikum konnte sich in Berlin in ihren manischen, aber unbedingt gut gelaunten Polka-Dot-Installationen verlieren, in Punkten und wieder Punkten, mit denen sie sich selbst, andere, Objekte und Räume überzog. Sogar George Clooney wurde im Jahr 2013 ein Ziel ihrer Punkte, für ein Fotoshooting, das seinen und den Ruhm der Künstlerin steigerte. Doch dahin war es ein weiter Weg.

Yayoi Kusama wurde 1929 in Matsumoto geboren, einer Stadt mit vielen historischen Gebäuden am Fuß der japanischen Alpen. Sie lernte zunächst Nihongo-Malerei, eine klassische japanische Technik, die viel Strenge und Demut erfordert. Ebenso wichtig wie das Gemalte ist das, was man nicht auf der Leinwand sieht. Die Leere. Aus der japanischen Strenge brach Kusama zur richtigen Zeit aus und übersiedelte nach New York, wo in den 1960er-Jahren die Kunst erneuert wurde, nicht nur von Andy Warhol.

Als das Geld, das sie von ihren wohlhabenden Eltern bekommen hatte, zu Ende ging, ernährte Yayoi Kusama sich laut eigener Schilderung unter anderem von Fischabfällen und Kohlblättern aus Mülltonnen. „Ich wurde krank. Mehrere Fenster in meinem Atelier waren zerbrochen, mein Bett bestand aus einer kaputten Holztür, die ich auf der Straße gefunden hatte.“ Schon damals litt sie unter Halluzinationen und Angstzuständen. Seit ihrer Kindheit hatte sie Visionen von

Litt an Halluzinationen, hatte Visionen von Blumen, die sie umschwärmten: Die japanische Künstlerin Yayoi Kusama. FOTO: ANGELA WEISS/AFP

Blumen, die sie umschwärmten und mit ihr sprachen. Sie verarbeitete diese Halluzinationen, indem sie zeichnete, was sie sah.

Zwei Jahre nach ihrer Ankunft in New York hatte sie ihre erste Ausstellung mit den „Infinity Nets“, die bereits die wiederkehrenden, monotonen Muster vorgaben, nach denen sie später Punkte malte. Die Ausstellung wurde ein Erfolg und Kusama im US-Kunstbetrieb bekannt, was ihr freilich noch kein Vermögen und keinen Respekt in der fernen Heimat einbrachte. Eines ihrer bekanntesten Werke aus dieser Zeit ist der „Infinity Mirror Room“, ein Raum voller Spiegel, bedeckt mit phallusartigen Stofftieren, die bereits mit Polka-Dots überzogen waren. Wer diesen Raum betrat, vervielfältigte sich in der Unendlichkeit und wurde Teil der Installation. Es ging nicht nur um das, was man sah, sondern auch das, wie man sich dabei fühlte. Im konservativen Japan schämte man sich für die Künstlerin, die auch mit Sex-Happenings und Körperbemalung auf sich aufmerksam machte. Kusama gründete einen Homosexuellen-Club, entwarf Partykleider, in die 25 Personen passten, und Kleider mit Löchern an Po und Brüsten. Sie bot US-Präsident Richard Nixon sogar an, mit ihm zu schlafen, wenn er dafür den Vietnamkrieg beende. „Viele Leute glaubten, ich sei verrückt nach Sex, weil ich so viele Sexobjekte herstellte, aber das ist ein Missverständnis. Im Gegenteil, ich habe richtig Angst vor Sex.“

Äls sich ihr Gesundheitszustand verschlechterte, kehrte sie in den 1970er-Jahren nach Japan zurück, nicht zur Freude ihrer Familie oder der Gesellschaft. Kusama zog in ein Tokioter Krankenhaus und arbeitete manisch weiter, doch das Interesse an ihrer Kunst schien zu Beginn der Neunzigerjahre völlig erloschen zu sein. Dann kam ihr die Zukunft entgegen. 1993 schuf sie für den japanischen Pavillon der Biennale von Venedig einen verspiegelten Raum voller kleiner Kürbisskulpturen, der Furore machte.

Sie verlagerte den Schwerpunkt ihrer Arbeit hin zu Installationen, bei denen sie manchmal Hunderte weicher, rosafarbener, phallischer Formen in einem verspiegelten Raum anordnete. Heute ziehen solche immersiven Ausstellungen weltweit das Publikum an. Ihre leuchtend bemalten Kürbisse und Lichtinstallationen liefern perfekte Motive für Instagram. Besucher stellten sich teilweise stundenlang an, nur um ihre Werke für je 30 Sekunden sehen zu können – und ein Selfie zu machen.

Wie ihre Agentur erst am Donnerstag bekannt gab, ist Yayoi Kusama am 14. August mit 97 Jahren gestorben. Doch sie wird noch ein wenig durch die Zeit rasen. David Pfeifer

Wirtschaft

HUMANOIDE ROBOTER IM HAUSHALT

Die zweibeinigen Gesellen müssen noch viel lernen, damit sie Menschen ersetzen können.

er Mensch ist dem lang gehegten Wunsch, ein künstliches Ebenbild seiner selbst zu erschaffen, so nahe wie noch nie. Der Traum, für manche ein Fiebertraum, ist immerhin schon so real geworden, dass menschenähnliche Roboter den 100-Meter-Sprint nun schneller bewältigen als der menschliche Rekordhalter Usain Bolt. Sie tanzen, schlagen Salti, tragen Lasten umher und können noch manches mehr.

Was sie aber noch nicht sind: Universalgeräte, die man auf normale Menschen loslassen kann. Auch wenn sie etwa in Fabriken für einzelne Aufgaben bereits Menschen nutzbringend zur Seite stehen, müssen sie erst beweisen, dass sie über klar definierte Aufgaben in strukturierten Umgebungen hinaus tatsächlich einen Wert, vielleicht sogar einen Mehrwert schaffen können. Wer jetzt schon davon träumt, die Reinigungskraft durch einen humanoiden Roboter zu ersetzen, unterschätzt bei Weitem, was eine menschliche Fachkraft ausmacht. Bis dahin ist noch ein weiter Weg.

Drei Bereiche sind es vor allem, in denen Humanoide Defizite haben. Ihnen fehlen – erstens – nicht nur die Erfahrung, sondern auch die Fähigkeit, Zusammenhänge zu erkennen und logische Schlüsse daraus zu ziehen. Zweitens: Maschinen nehmen ihre Umwelt völlig anders wahr als ein Mensch. Was für Menschen klar erkennbar ist, stellt für sie oft ein Problem dar.

Humanoide Roboter nach heutigem Stand haben drittens Probleme, sich unfallfrei zu bewegen: Oft genug stolpern sie herum, zappeln plötzlich wie wild oder geraten gar in Brand. Sogar die neuen Weltrekord-Sprinter unter ihnen können zwar schnell laufen, rennen dann aber mit Karacho in eine Weichmatte.

In Fabriken, wo es in der Regel geordnet zugeht, lassen sich Mängel wie diese gut in den Griff bekommen. Anders sieht es in der freien Wildbahn aus, etwa in einem Haushalt mit Kindern und womöglich noch einem Hund. Schon für Menschen mag das mitunter chaotisch wirken, für einen Roboter und dessen Wahrnehmungssystem ist es blankes Chaos.

Europa sollte sich bei der Robotik nicht erneut abhängen lassen

Nach einer Umfrage des Digital-Branchenverbandes Bitkom kann sich die Hälfte der Bevölkerung vorstellen, sich von einem humanoiden Roboter im Haushalt helfen zu lassen. Doch dass Roboter, besonders zweibeinige,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in Haushalten wirklich nützlich sein können, ist aus heutiger Sicht eher ein verwegener Gedanke. Und das nicht nur wegen des Preises, der bei mindestens einigen Zehntausend Euro pro Stück liegt. Die Zweibeiner werden zunächst eng umgrenzte Aufgaben etwa in der Krankenhauslogistik oder in der Fertigung übernehmen.

Die Videos, bei denen Roboter an den für Menschen einfachsten Dingen scheitern, sollten aber nicht täusche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n die physische Welt zu bringen, ist eines der wichtigsten Zukunftsthemen. Und es ist eines, bei dem Deutschland und Europa noch Chancen haben, gegen die Konkurrenz aus den USA und vor allem aus China. Gerade Deutschland gehört weltweit zu den Besten darin, komplexe Maschinen zu entwickeln und zu bauen.

Auch was KI-Fähigkeiten anbelangt, gibt es in Europa genug Experten. Es fehlen nur oft der Mut und vor allem das Kapital, um mithalten zu können mit dem staatlich geförderten Wettbewerb in China und der US-Investorenlandschaft, in der Start-ups im Vergleich zu Europa ein Vielfaches an Risikokapital erhalten.

Um nicht auf einem weiteren Zukunftsgebiet abgehängt und damit letztlich auch abhängig zu werden, sollte Europa Forscher und Unternehmen auf diesem Gebiet fördern. Auch aus der Industrie täte noch mehr Unterstützung gut. In Kooperation mit der Industrie und von ihr gefördert könnten am Ende beide profitieren. Und das ganze Land mit ihnen. Helmut Martin-Jung

Helmut Martin-Jung möchte keinen Roboter in seinem Haushalt haben.

Der Osten ist näher am Westen, als er denkt

Jobs, Kaufkraft, Renten: Ostdeutschland hat ökonomisch stark aufgeholt. Trotzdem sind viele Menschen dort pessimistisch. Warum eigentlich?

Von Anna Lea Jakobs und Marie-Louise Timcke

Helmut Kohl versprach Ostdeutschland einst „blühende Landschaften“. Landschaften, in denen man gerne lebt und arbeitet. Das war im Oktober 1990, der damalige Kanzler sprach im Fernsehen zu der Nation, einen Abend vor der Wiedervereinigung. Mehr als 35 Jahre sind seit diesem Versprechen vergangen. Sind sie also Realität geworden, die „blühenden Landschaften“?

Das ist nicht nur eine wirtschaftliche, es ist auch eine politische Bilanz: Wenn im September die Bürger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Sachsen-Anhalt einen neuen Landtag wählen, dann spielt ihre Wahrnehmung zur wirtschaftlichen Lage eine zentrale Rolle. Das wissen auch die Parteien. Die in weiten Teilen rechtsextreme AfD nutzt die wirtschaftliche Unzufriedenheit in den beiden Bundesländern für ihren Wahlkampf.

Aber ist diese Unzufriedenheit überhaupt gerechtfertigt? Wie benachteiligt sind ostdeutsche Bundesländer heute noch? Und ist das überhaupt zeitgemäß, der immerwährende Schwarz-Weiß-Blick auf Ost und West? Die SZ hat dazu Daten ausgewertet. Ein Blick in die Statistiken zeigt: Das Bild ist differenzierter, als man annehmen würde. Trotzdem kommt diese Tatsache selten bei den Bürgern an. Denn Zahlen machen noch lange kein Gefühl.

Erst einmal: Nicht überall haben sich Ost und West gleich stark angenähert. „Noch immer klafft eine große Vermögenslücke zwischen Ost und West“, sagt Joachim Ragnitz, der sich für das Ifo-Institut in Dresden mit der wirtschaftlichen Situation in Ost und West auseinandersetzt. Laut dem Ifo-Faktenmonitor besaß ein Ostdeutscher im Jahr 2023 weniger als 47 Prozent des Vermögens eines durchschnittlichen Westdeutschen. Neuere Daten gibt es diesbezüglich noch nicht. Zwar ist dieser Wert höher als noch im Jahr 2014, damals lag er bei 39 Prozent. Doch die Lücke bleibt auch nach mehreren Jahrzehnten Wiedervereinigung bestehen.

Seinen Ursprung habe das in der deutschen Teilung, von einem klassischen Ost-West-Konflikt spricht Ragnitz deshalb. In der DDR lohnte sich das Sparen nicht, es gab kaum Anlagemöglichkeiten und die Löhne waren ohnehin geringer. Mit der deutschen Währungsunion 1990 wurde das ohnehin geringere Vermögen dann noch faktisch entwertet, die Umrechnung von der DDR-Mark in D-Mark ließ das Ersparte schrumpfen. Auch weil das Eigenheim in der DDR untypischer war als im Westen, erben die Menschen im Osten heute noch weniger.

Ostdeutsche haben auch nach der Wende weniger gespart als Menschen im Westen, sagt der Ifo-Ökonom Ragnitz. Damals wollten die Menschen erst einmal Konsum nachholen, statt zu sparen. Außerdem seien ostdeutsche Anleger im Schnitt risikoscheuer als westdeutsche. „Wenn Ostdeutsche sparen, vermehrt sich das Vermögen deshalb oft langsamer“, sagt Ragnitz.

Bei anderen Aspekten gleichen sich Ost und West dagegen immer stärker an: bei den gesetzlichen Renten etwa. Ostdeutsche Frauen erhalten oft sogar eine höhere Rente, als es in Westdeutschland der Fall ist. Schon in der DDR-Zeit haben sie öfter gearbeitet, die Kinderbetreuung ist dort ebenfalls in vielen Orten schon lange besser gewesen.

Daraus dürfe man jedoch nicht den Schluss ziehen, dass Rentner im Osten fast genauso viel zur Verfügung haben wie im Westen, macht Ragnitz klar. Im Osten sind öfter kleinere, mittelständische Betriebe angesiedelt. Die zahlen viel seltener Betriebsrenten als größere Firmen, die häufiger in Westdeutschland verbreitet sind. Das Resultat: Im Westen konnten sich Beschäftigte viel öfter ein zusätzliches Standbein zu ihrer gesetzlichen Rente aufbauen als im Osten. „Die Angleichung der gesetzlichen Renten ist dennoch eine große Erungenschaft“, sagt der Ifo-Wissenschaftler.

Beim Sparverhalten gibt es große Unterschiede

Ein Beispiel: Im Landkreis Hildburghhausen in Thüringen etwa sind besonders wenige Menschen arbeitslos. Der Kreis lag mit einer Arbeitslosenquote von 4,5 Prozent weit unter dem gesamtdeutschen Durchschnitt von 6,4 Prozent im Juli 2026.

Im westdeutschen Gelsenkirchen hingegen lag die Arbeitslosenquote in dem Monat bei 15,4 Prozent. Damit ist der Landkreis in Nordrhein-Westfalen Spitzenreiter in ganz Deutschland. Er liegt weit vor ostdeutschen Landkreisen mit besonders hohen Arbeitslosenzahlen, wie etwa Gera in Thüringen (10,7 Prozent)

oder Mansfeld-Südharz in Sachsen-Anhalt (10,3 Prozent).

Natürlich sind das laut dem Ifo-Wissenschaftler Extrembeispiele. „Aber die regionalen Unterschiede nur auf den Ost-West-Konflikt zurückzuführen, wäre zu einfach“, sagt Ragnitz. Sonst zeichne man ein homogeneres Bild von Ostdeutschland und Westdeutschland, als es eigentlich ist. Denn auch innerhalb von Ost und West gibt es erhebliche Differenzen.

Das zeigt sich auch bei der realen Kaufkraft. Diese hängt zum einen vom Einkommen ab. Zum anderen vom Preisniveau in der jeweiligen Region, also zum Beispiel davon, wie hoch die Mieten und andere Lebenshaltungskosten jeweils sind. Zwar verdienen Ostdeutsche im Durchschnitt noch weniger als Westdeutsche, die Differenz liegt bei 159 Euro pro Monat. Doch die Einkommen sind über die letzten Jahrzehnte gestiegen, und in vielen ostdeutschen Regionen lebt es sich günstiger. „Deshalb gleichen sich auch hier die Verhältnisse immer stärker an“, sagt Ragnitz.

Auch hier sei ein regionaler Fokus laut dem Ifo-Wissenschaftler interessant. Ein Beispiel: Im Landkreis Ludwigslust-Parchim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beträgt die Kaufkraft 29487 Euro im Jahr. Damit ist sie mehr als 600 Euro höher als der Bundesdurchschnitt. Das liegt auch daran, dass die Mieten dort viel günstiger sind als etwa in Offenbach. Die hessische Stadt liegt direkt neben dem teuren Frankfurt, was die Preise fürs Wohnen in die Höhe treibt. Dort liegt die reale Kaufkraft nur bei 21430 Euro, also weitaus unter dem deutschen Durchschnitt.

Generell lässt sich sagen: Das ist ein Trend, der sich in ganz Ostdeutschland beobachten lässt. Auch in anderen Belangen fühlen sich Ostdeutsche stärker benachteiligt, etwa wenn es um gesellschaftliche Teilhabe geht. In einer Umfrage des Gleichstellungsberichts der Bundesregierung unter 31 000 Einwohnern in ganz Deutschland gaben Ostdeutsche an, dass sie auf einer Skala von 1 (zufrieden) bis 3 (unzufrieden) die Lebensqualität in ihrer Region nur mit 2,77 bewerten. Unter Westdeutschen hingegen lag dieser Durchschnittswert bei 1,82. Auch wenn es um die eigene berufliche Perspektive oder die wirtschaftliche Situation in der Region geht, tritt dieser Ost-West-Unterschied auf. Es gibt also eine Lücke zwischen Gefühl und Wirklichkeit.

Interessant ist jedoch: Obwohl die Offenbacher weniger Geld als im Bundesdurchschnitt zur Verfügung haben, bewerten sie ihre Lage verhältnismäßig positiv. Im Landkreis Ludwigslust-Parchim hingegen fällt die Einschätzung der eigenen Lage und die der Region ganz anders aus: Dort bewerten die Einwohner diese trotz hoher Kaufkraft schlechter als in Offenbach.

Das zeigen auch weitere Umfragen, darunter eine Studie des arbeitgebernahen Institut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Köln: Fast 50 Prozent der Ostdeutschen halten ihre Region für stagnierend, obwohl sie eigentlich in einer Aufsteigerregion leben. 21 Prozent der Bewohner einer solchen Region denken gar, ihr Wohnort sei abgehängt. Warum ist das so?

„Wer den Zusammenbruch der DDR erlebt hat, glaubt eher, dass es wieder zu einem großen Zusammenbruch kommen könnte“, schätzt Lars Vogel. Er arbeitet als Politikwissenschaftler an der Universität Leipzig. Heute seien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Ost und West zwar kleiner als vor wenigen Jahren. „Menschen thematisieren diese Benachteiligung jedoch stärker“, sagt Vogel. Der Wissenschaftler spricht von einem Dilemma: Wenn man von Ungleichheiten spricht, verfestigt man sie damit auch ein Stück weit. Aber nicht mehr darüber zu sprechen? Das ergäbe ja auch keinen Sinn.

Nettovermögen ostdeutscher Haushalte im Verhältnis zu westdeutschen Haushalten (West = 100 Prozent)

Doch woher kommt dieses anhaltende Gefühl der Benachteiligung? Das liegt laut dem Wissenschaftler auch daran, dass das Narrativ der Aufholjagd von Anfang an falsch gesetzt war: Jahrelang hieß es, der Osten müsse sich vollständig an den Westen angleichen. Dadurch wird Ostdeutschland immerfort am westdeutschen Standard gemessen, Unterschiede dazu sind in dieser Logik ein Defizit. „Das schafft ein ständiges Gefühl, Bürger zweiter Klasse zu sein“, sagt Vogel. Diese Debatte hält schon länger an: Ob die Entwicklung des Ostens wirklich als Aufholjagd beschrieben werden kann. Oder ob es vielmehr um einen eigenständigen Weg geht, denn die Geschichte von Ostdeutschland ist eine andere.

Bisher haben vor allem populistische Parteien von diesem Pessimismus profitiert. „Die gefühlte wirtschaftliche Benachteiligung spielt eine große Rolle, warum Ostdeutsche die AfD wählen“, sagt Vogel. Wenn sich ein Großteil eh schon benachteiligt fühlt und etablierte Parteien auch noch eine Reform beschließen, die die Bürger etwas kostet, sei die populistische Lesart: „Jede geänderte Meinung, jeder Kompromiss wirkt dann wie ein gebrochenes Versprechen“, sagt Vogel.

Vermögensunterschiede
Wie West- und Ostdeutsche die Lage einschätzen Umfragewerte von über 31 000 Einwohnern

SZ-Grafik: jje; Quelle: Gleichwertigkeits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2024, Ifo-Faktenmonitor 2026

ESSAY

Die Zukunft des Landes entscheidet sich im Sandkasten

In Deutschland werden so wenige Babys geboren wie seit fast drei Jahrzehnten nicht mehr. Statt nur zu überlegen, wie man diese Zahl nach oben bekommt, sollte die Gesellschaft verstehen: Es muss sich auch der Umgang mit den Kindern ändern, die schon da sind.

Von Felix Hütten

Kinder sind laut, sie sind dreckig, sie sind vehement, sie sind lustig, sie sind klug, sie sind liebenswert. Und sie sind entscheidend für die Zukunft.

Doch Deutschland hat ein Problem mit Kindern. Zu wenige werden geboren, und in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besteht im Grunde Einigkeit, dass ein Staat nur bestehen kann, wenn ihm der Nachwuchs nicht abhandenkommt. Doch die umgangssprachlich oft „Geburtenrate“ genannte zusammengefasste Geburtenziffer (TFR) sinkt kontinuierlich und hat jüngst einen neuen Tiefstand erreicht: Mit durchschnittlich 1,32 Kindern pro Frau liegt sie so niedrig wie seit fast drei Jahrzehnten nicht mehr. In nahezu allen Bundesländern kamen 2025 weniger Kinder zur Welt als noch im Jahr zuvor.

Damit vergreist das Land immer weiter, ein Drittel der Bevölkerung ist heute schon 65 Jahre und älter, nur knapp jeder fünfte Mensch ist 20 Jahre alt oder jünger. Die These der Forschung, die sich längst in eine politische Sorge verwandelt hat: Deutschland muss um seine ökonomische Zukunft bangen.

Die Frage nach den Kindern im Land ist also kein Familiengedöns, sondern sie ist Grundlage knallharter ökonomischer Überlegungen.

Zu verstehen, warum denn die Geburtenrate so niedrig ist – und, daraus abgeleitet, was Staat und Gesellschaft dagegen tun könnten, ist auch deshalb so dringend, weil sie für praktisch alle Bereiche des Lebens Folgen hat. Wer die Zustimmungswerte für Rechtsextremisten und Staatsfeinde halbieren will – angeblich ein Projekt des derzeit amtierenden Bundeskanzlers –, kann die Frage nach der ökonomischen Grundlage des Landes nicht mehr ausklammern.

Konservativer Mutterkult oder Gleichberechtigung, nichts löst das Problem

In den Sandkästen des Landes zeigt sich, ob es seine Zukunft organisiert oder nur verwaltet: Wenn Zukunft als Mangel organisiert wird – knappe Ressourcen, überforderte Infrastruktur, vertane Aufstiegschancen –, kann politischer Zynismus wachsen; wer die Resilienz der Demokratie stärken will, kommt an Kinderpolitik als Gesellschaftspolitik nicht vorbei. Die Sorge um das Kippen ganzer Landstriche führt direkt hinein in eine weitere große, wissenschaftliche Debatte zu der Frage, warum eigentlich Menschen im Land seit Jahren immer seltener Kinder bekommen. Nur wer die Gründe versteht, kann auch politisch dagegen agieren.

Das Problem: Die Wissenschaft kann hierzu keine Eindeutigkeit liefern. Zahlreiche Studien zu der Frage nach Kinderlosigkeit in Deutschland sind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erschienen, sie alle werfen wertvolles Licht in Schattenbereiche der Gesellschaft. Subsumieren auf einen gemeinsamen Nenner lassen sie sich nur schwer. Das beginnt mit der Frage, ob politische Maßnahmen denn überhaupt nennenswerte Kraft gegen die Kinderlosigkeit im Land entfalten können.

Gerne zitiert wird hier als Debattenargument die Geburtenrate der USA, die mit 1,6 Kindern pro Frau etwas höher liegt als in Deutschland. Dort fehlen Goodies wie Elternzeit, Kinderkrankentage und Kindergeld, was zu der Annahme führt, dass diese als Anreiz überschätzt werden.

FOTOS: IMAGO IMAGES; COLLAGE: LEVIN GRUBER

Vielleicht ist vielmehr das Umfeld entscheidend – und sei es auch tiefreligiös, konservativ-werteorientiert wie in einigen Teilen der USA. Hier zählen Kinder zum guten, richtigen Leben dazu; Abtreibung ist tabu, Verhütung knifflig, der Mutterkult groß.

Womöglich führt aber auch mehr Gleichberechtigung und eine partnerschaftlich aufgeteilte Erziehung und Betreuung dazu, dass die Geburtenrate steigt. Hierfür wird in der Debatte immer wieder Frankreich zitiert, in dem die Geburtenraten ähnliche Werte wie in den USA zeigen und das

Betreuungsangebot (und damit die Möglichkeit für Eltern, Kind und Karriere zu vereinbaren) sogar mitunter weitreichender ausgebaut ist als in den USA. Also führt etwa eine bessere Betreuungslage womöglich doch – oder auch – zu mehr Geburten? Um den Stand der Forschung zu überblicken, hilft erst mal ein Blick von oben. Relativ gut belegt ist, dass steigender Wohlstand eher zu weniger Kindern führt, schlichtweg, weil potenzielle Eltern Sorge um Einkommen und Freiheit haben. Andersherum kann auch Armut – und die Sorge davor – zu weniger Kindern führen. Besonders das Gefühl, keinen Zugang zu Ressourcen wie etwa einem Kita-Platz oder Kinderärzten zu haben, kann zu einem Nein zum Kind führen.

Paare, die sich gegen Kinder entscheiden, geben in Befragungen an, sich erst beruflich orientieren zu wollen – oder sie meinen, es nicht riskieren zu können, ihren aktuellen Karrierepfad zu verlassen. Manche fühlen sich zu arm, andere wiederum fühlen sich nicht frei genug für ein Kind. Manchen fehlt der passende Partner, manche können schlicht keine Kinder bekommen, andere wiederum haben Angst vor Erschöpfung und Sorge um die aktuelle Weltlage – oder alles zusammen. Nicht selten zweifeln auch Menschen daran, eine gute Mutter oder ein guter Vater sein zu können, weil sie selbst erleben mussten, wie es sich anfühlt, mit Gewalt und Demütigung aufzuwachsen. Der Anspruch, es mal besser machen zu wollen, kann enorm hoch sein. Ganz schön komplexe Gemengelage.

Erhebungen unter Eltern wie unter solchen, die es bald werden könnten, zeigen aber auch, dass Menschen sich oftmals nicht per se gegen Kinder entscheiden, sondern häufig vor allem dafür, den Kinder-

wunsch aufzuschieben. Oft ist es dann zu spät für ein oder mehrere Kinder. Genau hier könnte die Politik ansetzen.

Die Politik sollte jene in den Blick nehmen, die sich grundsätzlich für eine Familie entschieden haben, aber zögern

Zum Großziellen von Kindern brauche, nicht mehr existiert, steckt darin eine große Chance für die Politik: Sie kann diese Lücke mit klugen Entscheidungen füllen.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sollten es tun, bevor es die AfD mit Hüpfburg-Grillfesten, einer romantisch-unkkreten „Mehr für Familien“-Formel und einem übertourten, im Kern frauenfeindlichen Mutterkult tut.

Wenn Kinder die Zukunft des Landes sein sollen, brauchen sie auch eine Zukunft im Land. Denn nicht allein die schiere Zahl der Kinder wird die wirtschaftliche Schlagkraft der Bundesrepublik sichern, sondern auch, wie gut sie hier aufwachsen, gefördert und ja, auch wertgeschätzt werden. Um einen Eindruck zu bekommen, wie es um diese bestellt ist, muss man nur die vielen Minigeschichten aus dem Alltag zu einem großen Bild zusammenführen. Wenn es, nur mal als Beispiel, Wochen und endlose Anrufe der Eltern braucht, bis ein Hausmeister eine Abdeckplane für den Sandkasten besorgt, damit die Katzen aus der Nachbarschaft den nicht ständig als Katzenklo verwenden, ist das mehr als nur nervig. Es ist ein Symbol dafür, dass noch nicht alle verstanden haben: Die Zukunft dieses Landes wird in den Sandkästen entschieden.

Für den Nachwuchs sparen – aber wie?

Depots für Minderjährige werden immer populärer. Sie bieten einige Vorteile. Aber mit dem 18. Geburtstag des Kindes verlieren die Eltern die Kontrolle.

München – Geld für die eigenen Kinder sparen liegt im Trend. Viele Banken und Finanzdienstleister bieten dafür spezielle Kinderdepots an. Und vom 1. Januar 2027 an gibt es mit der Frühstart-Rente sogar die Möglichkeit, die Vermögensbildung für den Nachwuchs staatlich fördern zu lassen. Eltern sollten sich aber genau über die Rechtslage informieren, bevor sie zu sparen anfangen.

Was genau ist ein Kinderdepot?

Ein Kinderdepot wird von den Eltern im Namen des Kindes eingerichtet. Dort lässt sich Geld in Fonds oder Wertpapieren wie Aktien oder Anleihen anlegen. Kinderdepots gehören dem jeweiligen Kind, aber da Kinder nicht voll geschäftsfähig sind, müssen die Eltern das Depot verwalten. Angeboten werden solche Depots für Kinder ab null Jahren. „Es wird ab nächstem Jahr so gut wie keine Bank mehr geben, die das nicht im Sortiment hat“, sagt Christian Dierssen, Partner beim Beratungsunternehmen Capco. „Denn immer mehr Kunden fragen danach.“ Für die Finanzunternehmen seien Kinderdepots ein gutes Instrument zur Kundenbindung. Außerdem ähnelten die technischen Voraussetzungen jenen, die für die Frühstart-Rente benötigt werden, bei der vom 1. Januar 2027 an Kinder ab sechs Jahren eine staatliche Förderung für die Altersvorsorge erhalten sollen.

Welche Vorteile hat das Kinderdepot? „Ein Kinderdepot ist kostengünstig und effizient“, sagt Sascha Straub von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Bayern. Depotgebühren fallen nicht an. „Außerdem können auch Dritte am Sparvorgang beteiligt werden“, sagt Straub. Denn ein Kinderdepot hat eine eigene Kontonummer, auf die Großeltern, Onkel, Tanten oder Bekannte Geldgeschenke für ein Kind einfach überweisen können. Außerdem bietet ein Kinderdepot steuerliche Vorteile.

„Kinder sind von Geburt an eigenständige Steuerpflichtige“, sagt Frank J. Washington, Beratungsstellenleiter beim Lohnsteuerhilfeverein Vereinigte Lohnsteuerhilfe (VLH) im hessischen Gladenbach. Erzielen sie ausschließlich Kapitalerträge und keine weiteren steuerpflichtigen Einkünfte, können für das Jahr 2026 Kapitalerträge bis zu insgesamt 13 384 Euro einkommensteuerfrei bleiben. Dieser Betrag ergibt sich aus dem Grundfreibetrag (12 348 Euro), dem Sparer-Pauschbetrag (1000 Euro) und dem Sonderausgaben-Pauschbetrag (36 Euro).
Voraussetzung ist immer, dass das Depot und das Vermögen zivilrechtlich tatsächlich dem Kind gehören. Das Finanzamt akzeptiert die steuerliche Zuordnung nur, wenn das Geld dem Kind endgültig übertragen wurde und die Eltern nicht weiterhin wirtschaftliche Eigentümer sind. Im Kinderdepot lässt sich also eine ansehnliche Rendite erwirtschaften, ohne dass der Fiskus davon etwas abbekommt.

Die Steuerfreiheit lässt sich zusätzlich durch eine regelmäßige steueroptimierte Gewinnrealisierung nutzen. Dabei werden Wertsteigerungen durch den Verkauf von Wertpapieren realisiert und der Erlös unmittelbar wieder investiert. So können die Gewinne bereits während der Minderjährigkeit des Kindes steuerfrei vereinnahmt werden, soweit die persönlichen Freibeträge ausreichen. „Wartet man dagegen bis nach dem 18. Geburtstag, erzielt das Kind möglicherweise bereits eigene Einkünfte – etwa aus einer Ausbildung, einem Studium oder einer Beschäftigung. Diese Einkünfte nutzen einen Teil der persönlichen Freibeträge, sodass für steuerfreie Kapitalerträge weniger Spielraum bleibt“, sagt Washington. Manche Finanzdienstleister bieten auch Produkte mit einer automatischen Steueroptimierung an, wo Verkauf und Wiederanlage ohne Zutun des Kunden im Hintergrund ablaufen.

Wer der Bank einen Freistellungsauftrag erteilt und beim Finanzamt eine Nichtveranlagungsbescheinigung für sein Kind einholt, kann sich auch die Steuererklärung für den Nachwuchs sparen. Gerade bei größeren Sparsummen sollten die Eltern die Kapitalerträge im Kinderdepot aber trotzdem gut im Blick behalten, denn die Steuerpflicht für das Kind gilt natürlich weiterhin. Wenn die Erträge über dem Freibetrag liegen, müssen die Eltern das beim Finanzamt melden. Darauf hoffen, dass die Steuerschuld dort übersehen wird, sollte man lieber nicht: Banken melden Kapitalerträge automatisch ans Finanzamt. Darum muss bei Eröffnung eines Kinderdepots die Steuernummer des Kindes hinterlegt werden. Kapitalertragsteuern fallen an, wenn ein Gewinn realisiert wird, also wenn man Anlagen, die im Wert gestiegen sind, verkauft – etwa, um Umschichtungen im Depot vorzunehmen. Außerdem wird bei thesaurierenden Fonds, die ihre Gewinne gleich wieder anlegen, vom Finanzamt eine Vorabpauschale erhoben. Beides wird automatisch von der Bank an den Fiskus abgeführt – es sei denn, man hat der Bank einen Freistellungsauftrag erteilt.

Wo sind die Risiken?

Eltern müssen das Kinderdepot immer im Interesse des Kindes verwalten. Sie können also auf das Ersparte nicht zugreifen, etwa um die Haushaltskasse aufzubessern oder das Auto zu reparieren. Wer das doch tut, kann später Probleme bekommen. „Im Zweifel kann ein Streit zwischen Eltern und Kind sogar vor dem Familiengericht landen“, sagt Straub. Wer größere Summen aus dem Depot seines Kindes entnehme, müsse auch damit rechnen, dass die Bank die Auszahlung verweigere und einen richterlichen Beschluss einfordere. Es sollte also wirklich nur Geld im Kinderdepot angelegt werden, das man nicht anderweitig benötigt. Da das Kinderdepot dem Kind gehört, kann es mit Volljährigkeit frei darüber verfügen – egal zu welchem Zweck. Eltern sollten sich deshalb gut überlegen, wie viel Geld sie Sohn oder Tochter mit 18 Jahren anvertrauen wollen. Ob eine größere Summe in ein Studium investiert oder für einen Sportwagen verschwendet wird, können sie mit Volljährigkeit des Nachwuchses jedenfalls nicht mehr beeinflussen. Das Geld kurz vor dem 18. Geburtstag noch schnell in feste Kapitalanlagen wie Festgeld zu packen, um den Zugriff ein wenig hinauszuzögern, ist auch keine gute Idee. Denn das ist möglicherweise nicht im Interesse des Kindes und somit – siehe oben – nicht erlaubt. „Entnahme oder Umschichtungen müssen immer dem Kindeswohl dienen“, fasst Straub zusammen.

Welche Anlageklassen sind für ein Kinderdepot geeignet?

„Erlaubt ist so ziemlich alles, was an der Börse gehandelt wird“, sagt Straub. Grundsätzlich empfehle er für Kinderdepots einen hohen Aktienanteil, möglichst mit passiven ETFs. Aktien könnten zwar im Wert stark schwanken, seien aber langfristig renditestark – und ein Kind habe schließlich noch einen langen Anlagehorizont. Wichtig sei, wie bei jeder Geldanlage, gut zu mischen und breit zu diversifizieren. „Im Zweifel reicht auch ein sehr breit aufgestellter Aktienindex-ETF“, sagt Straub. Ideal sei das Kinderdepot für langfristige Sparpläne, bei denen etwa jeden Monat ein kleiner Betrag eingezahlt wird. Manche Finanzunternehmen bieten für Kinderdepots fertige Fondssparpläne mit unterschiedlichen Risikoklassen an. Dabei wird das Geld automatisch auf Fonds verteilt, die eine vorher festgelegte Gewichtung etwa zwischen Aktien und Anleihen haben. Es lohnt sich, auf niedrige Gebühren zu achten wie im eigenen Erwachsenen-Depot auch.

Kinder sind für Banken und Sparkassen auch Kunden. FOTO: MASKOT/IMAGO

Welche Alternativen gibt es?

Eltern werden für ihre Kinder oft Sparprodukte in Versicherungsform angeboten, etwa als Ausbildungs- oder Lebensversicherung. Davon rät Verbraucherschützer Straub ab. „Diese Produkte sind teuer und verhältnismäßig renditeschwach.“ Wer grundsätzlich ein schlechtes Gefühl dabei hat, ein Depot für sein Kind einzurichten, das mit dem 18. Geburtstag komplett übertragen wird, kann natürlich auch auf eigenen Namen ein Depot einrichten, besparen und dem Kind übertragen, wenn es reif genug erscheint. Dabei entfällt allerdings der beschriebene Steuervorteil.

Wem Aktien zu riskant sind, der kann für sein Kind auch mit Festgeld oder einem Banksparplan mit regelmäßigen Einzahlungen sparen. Dabei erzielt das Kapital über einen festgelegten Zeitraum eine garantierte Rendite. Die ist meist deutlich niedriger als die eines Aktienfonds, aber dafür schrumpft das Vermögen nicht, wenn die Börsenkurse fallen, und man kann sicher sein, dass zum Beispiel zum 18. Geburtstag eine bestimmte Summe auch wirklich zur Verfügung steht.

Ist ein Kinderdepot dasselbe wie eine Frühstart-Rente?

Bei der Frühstart-Rente zahlt der Staat zehn Euro pro Monat an Kinder von sechs bis 18 Jahren. Eltern können ein Depot eröffnen, die staatliche Förderung dort anlegen und auch mit maximal 6840 Euro im Jahr aufstocken. Die Förderung wird erstmals ab 1. Januar 2027 allen Sechsjährigen gewährt, jüngere Jahrgänge sollen nach und nach folgen. Ein Frühstart-Rentendepot ist zweckgebunden und dient der Altersvorsorge. Die Kinder werden in der Regel erst mit ihrem Renteneintritt auf das Geld zugreifen können. Das ist ein wesentlicher Unterschied zum privat organisierten Kinderdepot – dort können Kinder direkt nach dem 18. Geburtstag frei über das Kapital verfügen. Wer dem Nachwuchs also Geld für Autokauf, Studium oder Reisen nach dem Schulabschluss bereitstellen möchte, kann das nicht im Rahmen der Frühstart-Rente tun, sondern benötigt ein separates Kinderdepot. Ein Depot für die Frühstart-Rente lohnt sich aber dennoch in jedem Fall, denn nur dort lässt sich die staatliche Förderung für die Altersvorsorge nutzen.

Was gibt es noch zu beachten?

Ein Kinderdepot ist rechtlich betrachtet eine Schenkung. „Es gelten also die entsprechenden Sätze und Freibeträge für die Schenkungssteuer“, sagt Frank Washington. Eltern können ihren Kindern alle zehn Jahre 400 000 Euro steuerfrei schenken. Bei Großeltern oder entfernteren Verwandten gelten niedrigere Freibeträge.

Neben den steuerlichen Fragen sollte man auch die Einkommensgrenze von 565 Euro pro Monat für die Krankenversicherung im Blick behalten, sagt Straub. Wenn ein Kind mehr einnimmt als diese Summe, muss es eine eigene Krankenversicherung abschließen, was teuer werden kann. „Allerdings sind hier nur die reinen Zinserträge der Anlage entscheidend“, sagt Straub. Renditen etwa durch Kurssteigerungen bleiben unberücksichtigt. „Man muss schon einiges im Depot haben, um so viel Zinsen im Monat zu erzielen.“ Probleme kann das Vermögen auch beim Bafög bereiten, falls das Kind Anspruch auf diese Studienförderung hat: Ein Vermögen, das einen Betrag von 15000 Euro übersteigt, wird dabei angerechnet und kann die Förderbeträge senken. Gunnar Herrmann

Die große Krisen-Show

Vorstandschef Oliver Blume und die anderen VW-Manager reisen durch Deutschland, um ihre Sparpläne zu erklären. Doch die Auftritte gestalten sich holprig. Die Stimmung bei den Beschäftigten schwankt zwischen Ratlosigkeit und Empörung.

Beschäftigte des Volkswagenwerkes Zwickau gehen nach einem Protest am Werkstor zurück auf das Gelände zur Betriebsversammlung.
FOTO: HENDRIK SCHMIDT/DPA

Von Christina Kunkel und Jan Schmidbauer

Zwickau ist einer dieser Orte, an denen in dieser Woche einiges auf dem Spiel stand für Oliver Blume. Noch mehr stand für die Menschen auf dem Spiel, die hier ar-

beiten. Für den VW-Chef ging es um nicht weniger als um die Deutungshoheit. Für die 8000 Beschäftigten ging es um ihren Job, die Zukunft, die Existenz. Das Werk in Zwickau gehört nicht nur zu den VW-Standorten, die in dieser Woche Besuch vom Vorstandsvorsitzenden persönlich bekamen. Es gehört auch zu den Standorten, für die es im nächsten Jahrzehnt noch „keine wettbewerbsfähige Belegung“ gebe, wie Blume es nannte. Jetzt wollten die Menschen in Zwickau von ihm persönlich wissen, was das eigentlich heißt.

Am frühen Mittwochnachmittag rollte der VW-Chef mit seinem Konvoi an, vom nahe gelegenen Flughafen in Altenburg. Noch am Vormittag war Blume im ostfriesischen VW-Werk Emden gewesen, dessen Zukunft ebenfalls unsicher ist. Jetzt musste er 600 Kilometer weiter südöstlich sein. Das wäre auch mit einem Porsche nicht zu schaffen gewesen.

Blume steht nun unter enormem Erwartungsdruck

Am Werkstor warteten an diesem Tag schon Beschäftigte mit Plakaten auf ihn. „Mama?! Hast du in fünf Jahren noch Arbeit“, stand da zum Beispiel. Laut sei es Teilnehmern zufolge nicht geworden vor dem Werkstor. „Sehr respektvoll und still“, sei Blume empfangen worden, erinnert sich Martin Lehmann nach einem langen Tag im Zwickauer Werk. Es ist halb sieben am Abend, als sich der Betriebsrat am Telefon meldet, mit gemischten Gefühlen.

Dass Blume, der in vier Jahren als VW-Chef noch nicht hier gewesen war, sich zwei Stunden Zeit genommen habe, kam bei ihm und anderen Beschäftigten erst mal gut an. Vom Auftritt selbst aber ist Lehmann eher enttäuscht. Wie „eins zu eins auswendig gelernt“, hätten viele von Blumes Sätzen geklungen.

Wenige Tage bevor der VW-Chef aufbrach zu seiner Betriebsversammlungstour, hatte der Konzern ein Interview mit dem Vorstandschef ins Intranet gestellt. Darin erklärte Blume noch mal, wie brenzlig die Lage sei und warum. Martin Lehmann findet, dass der Vorstandschef sich auf der Betriebsversammlung dann doch sehr stark hat inspirieren lassen von diesem Text, den die Beschäftigten schon am Freitag davor lesen konnten.

Vielleicht zeigt das aber auch schon Blumes Dilemma. Er ist ein Mann, von dem jetzt Entscheidungen erwartet werden, die er gar nicht allein treffen kann. Und Antworten, die er selbst noch gar nicht hat. Das Dilemma eines Mannes also, von dem Zehntausende Mitarbeiter Zusagen erwarten, die er gar nicht geben kann. Weil dieser Konzern kein gewöhnlicher Konzern ist. Sondern ein Konzern, in dem viele mitreden. Ein mächtiger Betriebsrat, der Ministerpräsident eines Landes, in dem eine Wahl ansteht. Und Eigentümerfamilien, die sich öffentlich nicht äußern, aber ihre Meinung intern deutlich kundtun.

Es war eine Art „Mission impossible“ für Blume. Aber auf sich nehmen musste er diese unmögliche Mission natürlich trotzdem. „Oliver Blume hat seine Chance verpasst, zu sagen, was ist“, schimpfte Konzernbetriebsratschefin Daniela Cavallo gleich nach Blumes Rede bei der Betriebsversammlung in Wolfsburg am Dienstag.

Da war die „Roadshow“ des VW-Chefs gerade erst losgegangen. Nach Wolfsburg folgten Emden und Zwickau, andere Vorstandsmitglieder reisten zu weiteren Standorten. Letzte Station wird am Montag Hannover sein. Der Tenor nach diesen Betriebsversammlungen war bisher jeweils sehr ähnlich: Es gab Anerkennung dafür, dass Blume und die anderen Manager persönlich zu den Beschäftigten gesprochen hatten, aber auch Enttäuschung, dass nichts wirklich Konkretes dabei herausgekommen sei. Dass die Vorstände sich hinter Begriffen wie „intelligente Lösungen“ oder „wettbewerbsfähige Belegung“ verstecken, statt zu erklären, wie es weitergeht.

Das hat aber natürlich auch Gründe. So kann das Management bei VW keine wichtigen Entscheidungen ohne eine Mehrheit im Aufsichtsrat treffen. Und diese Mehrheit hängt eben von der Zustimmung der Gewerkschaftsvertreter und des Landes Niedersachsen ab. Deshalb könnten sämtliche Pläne des VW-Chefs schon in wenigen Tagen wieder hinfällig sein. Schon im Juli hatte das Gremium Blumes Sparpaket mehrheitlich abgelehnt. Am nächsten Freitag tagt der Aufsichtsrat erneut. Laut Medienberichten soll es neben den Plänen des Konzernvorstands auch jeweils einen eigenen Vorschlag des Landes und der Arbeitnehmervertreter geben. Werkschließungen kommen darin sicher nicht vor.

Womit man bei der Grundstimmung wäre, die gerade in Deutschlands größtem Konzern herrscht: Es ist der Kampf um die Deutungshoheit – um Zahlen, Wahrheiten und die Frage, wie man nicht erneut scheitert. Nämlich daran, der Krise in der Autowelt ein Konzept entgegenzustellen, das länger als nur ein paar Monate hält. Es ist nicht einmal zwei Jahre her, dass sich alle Beteiligten auf ein Sparprogramm geeinigt hatten, das VW fit für die Zukunft machen sollte. Es beinhaltet den Abbau von rund 50 000 Jobs und finanzielle Einschnitte für die Beschäftigten. Aber es enthält auch eine Jobgarantie bis 2031. Und nun ist einer der Standardsätze des Konzernchefs in seinen Reden: „Das reicht nicht.“

Vom Betriebsrat kommen gerade viele Zahlen und Rechnungen. Zum Beispiel, dass die reinen Fabrikkosten nur etwa ein Siebtel der gesamten Fahrzeugkosten ausmachten. Davon entfielen wiederum nur zwei Drittel auf Arbeitskosten. Soll heißen:

Die höheren Kosten in deutschen Werken, die Blume als Problem nannte, seien für die Krise gar nicht so ausschlaggebend. Der Tenor ist klar: Einfach nur Stellen streichen und Werke dichtmachen werde die Probleme nicht lösen.

Ministerpräsident Olaf Lies teilt gegen den Konzernvorstand aus

Es ist eine eingübte Dramaturgie im VW-Konzern: Jeder sagt erst einmal, was auf gar keinen Fall geht. Das tut auch Niedersachsens Ministerpräsident Olaf Lies (SPD). Er trifft sich dieser Tage mit Arbeitnehmervertretern niedersächsischer VW-Standorte. Und er gibt Statements ab, die als harte Kritik am VW-Vorstand verstanden werden sollten. „Werksschließungen sind keine Zukunftslösung“, sagte er etwa. Und dass die Größe des Volkswagen-Konzerns eher eine Chance sei. Diese infrage zu stellen, wäre „wirklich fatal“.

Auch Lies hat natürlich seine Motive in diesem Kampf um die Deutungshoheit. Die niedersächsische Kommunalwahl am 13. September zum Beispiel. Kurz davor will er vermutlich jeden Eindruck vermeiden, er könne dem Sparplan des Managements unwidersprochen zustimmen. Gleichzeitig wissen aber auch der Ministerpräsident und die VW-Betriebsräte, dass sich in schlecht ausgelasteten Werken auf Dauer kaum Autos bauen lassen werden, mit denen der Konzern Geld verdient. VW verkauft in Westeuropa jährlich rund 362000 Autos weniger als noch 2019. Dementsprechend gibt es Fabriken, die bei Weitem nicht mit voller Auslastung laufen.

Doch wenn man kein Werk schließen will, was dann? Die Antwort auf diese Frage ist wohl die kniffligste. Theoretisch gibt es zwar Optionen: Etwa, dass Rüstungsfirmen einzelne Werke übernehmen. In Osnabrück verhandeln laut Bloomberg VW, das Land Niedersachsen und Rafael Advanced Defense Systems weiter über eine Übernahme durch die israelische Rüstungsfirma. Eine andere Möglichkeit ist, dass VW gemeinsam mit chinesischen Herstellern E-Autos baut, die in China entwickelt wurden. Letzteres wird für Zwickau bereits diskutiert. Ob das zustande kommt, liegt nicht allein in der Hand des VW-Vorstands. Verhandlungen, so hört man, laufen zwar mit vielen Beteiligten. Doch ob die Rettungspläne aufgehen, ist völlig offen. „Sechs bis zwölf Monate“ hat sich Blume gegeben, um endgültig auszuloten, ob aus solchen Szenarien etwas Konkretes werden könnte. Immerhin diese Zahl nannte er bei den Betriebsversammlungen.

Und da war noch etwas, sagt der Betriebsrat Martin Lehmann aus dem Zwickauer Werk. Vom „Pioniergeist“ der Sachsen habe Blume bei ihnen gesprochen. In der Stadt, in der August Horch schon vor 122 Jahren Autos baute. Der Mann, der später die Marke Audi gründete. Auf all das spielte Blume wohl an. „Aber am Ende des Tages“, sagt Lehmann, „können wir uns davon nichts kaufen.“

Baywa-Baumärkte vor dem Aus

Dortmund – Die insolvente Baumarktkette Hellweg und ihr Tochterunternehmen Baywa Bau- & Gartenmärkte werden abgewickelt. Für 35 der mehr als 110 Filialen gibt es nach Unternehmensangaben voraussichtlich Käufer. Die Investoren sollen die jeweiligen Standorte und die dort beschäftigten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 übernehmen. Der Erwerb steht laut einer Mitteilung der Firma teilweise noch unter dem Vorbehalt kartellrechtlicher Freigaben oder einer endgültigen Einigung mit den Vermietern.

Die Käufer der 35 Filialen stehen bisher noch nicht ganz fest. Die Baumarktkette Obi kündigte am Freitag an, bis zu zwölf Hellweg- und Baywa-Märkte in ihr Filialnetz integrieren zu wollen. Wer die übrigen Standorte übernimmt, ist offen.

In den Filialen mit geringen Übernahmechancen läuft der Betrieb bisher noch weiter. Den betroffenen Beschäftigten wurde laut der Mitteilung der Firma bereits gekündigt, „da nicht absehbar ist, für welche der verbliebenen Filialen noch eine Fortführungslösung gefunden werden kann“. Gespräche mit potenziellen Erwerbern laufen noch. Findet sich kein Investor, müssen die Märkte bis Ende November voraussichtlich schließen. Wie viele Beschäftigte betroffen sein könnten, ist unklar. Pro Filiale arbeiten im Schnitt 30 bis 35 Menschen.

Mitte Juni 2026 hatten die Unternehmen beim Amtsgericht Essen Sanierungsverfahren in Eigenverwaltung beantragt. DPA

Glänzen wie ein Donut

Die Influencerin Hailey Bieber bringt ihre Beauty-Marke nach Deutschland. Die muss sich hier aber gegen dm und Rossmann durchsetzen.

München – Hailey Rhode Bieber, US-Model und Unternehmerin, is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für zwei Dinge bekannt geworden, die über Instagram und Tiktok hinausgingen. 2025 wurde ihre sehr erfolgreiche und nach ihrem Mittelnamen benannte Hautpflegemarke Rhode vom US-Kosmetikkonzern Elf Cosmetics für eine Milliarde US-Dollar gekauft. Und: Bieber ist für einen Beauty-Trend mit dem Namen „glazed donut skin“ mitverantwortlich. Statt schwerem Make-up soll man auf (am besten natürlich ihre) Pflegeprodukte setzen, damit die Haut glänzt – eben wie ein glasierter Donut.

Bieber- und Donut-Fans in Deutschland können die Produkte von Rhode seit 2023 über den Onlineshop bestellen, was aber nicht immer ganz so einfach funktioniert. Denn die Unternehmerin hat die High-End-Produkte bei ihren 58 Millionen Followern auf Instagram und darüber hinaus dermaßen beliebt gemacht, dass sie immer wieder ausverkauft sind. Von September an kann man die Produkte von Rhode auch offline kaufen in Deutschland. Sie stehen dann bei der Kosmetikkette Sephora in den Regalen.

Die französische Kette holt sich mit Rhode die nächste Promi-Marke in ihr Sortiment in Deutschland. Dort gibt es schon Rare Beauty von Sängerin und Schauspielerin Selena Gomez und Fenty Beauty von Sängerin Rihanna zu kaufen. Allgemein haben Stars vor allem in den USA den Kosmetikmarkt für sich entdeckt. Kylie Jenner aus dem Kardashian-Clan etwa hat

2015 Kylie Cosmetics gegründet. Die Marken von Gomez, Rihanna und Jenner sind alle je mehr als eine Milliarde Dollar wert.

Jetzt also Bieber und Rhode. Kann das in Deutschland gelingen? Biebers Marke betritt einen Markt, der auf den ersten Blick vielversprechend aussieht. Der Einzelhandel setzte mit Schönheits- und Körperpflegeprodukten im vergangenen Jahr

22,9 Milliarden Euro um, sechs Prozent mehr als im Vorjahr, allen Krisen zum Trotz. Allerdings: Die meisten Kundinnen und Kunden gehen dafür in Drogeriemärkte und nicht in Luxusgeschäfte. Dem Industrieverband Körperpflege- und Waschmittel zufolge passierten im vergangenen Jahr 53 Prozent aller Käufe von BeautyProdukten in Drogeriemärkten. Aktuelle

Hailey Biebers Produkte versprechen eine Haut, die der Oberfläche eines glasierten Gebäckstücks nahekommt. FOTO: ANGELA WEISS/AFP

Zahlen des Marktforschungsunternehmens Circana zeigen, dass sich diese Entwicklung noch zuspitzt.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nahm der Umsatz mit Hautpflegeprodukten bei Drogeriemärkten um acht Prozent zu. Die Umsätze im Luxussegment dagegen stagnierten.

Für gehobenere Ketten wie Sephora, wo die hochpreisigen Rhode-Produkte bald stehen sollen, ist Deutschland also ein komplizierter Standort. 25 Läden gibt es hierzulande. Zum Vergleich: Die beiden größten Drogeriemärkte dm und Rossmann kommen auf 2154 beziehungsweise 2342 Filialen.

Kann sich eine Firma wie Rhode unter diesen Bedingungen im deutschen Einzelhandel behaupten? Schwer zu sagen. Die Hoffnung dürfte sein, den Hype von Social Media in deutsche Fußgängerzonen zu übertragen. In den USA und Großbritannien, wo Rhode seit 2025 bei Sephora erhältlich ist, scheint es gut zu funktionieren. Im weltweiten Einzelhandel hat Rhode bereits allein im laufenden Jahr mehr als 500 Millionen Dollar eingespielt. Zahlen der Analyse-Plattform Kolsquare zeigen, dass Rhode zumindest in den sozialen Medien in Deutschland immer beliebter wird.

Allerdings sieht man auch da: Von Marken wie L'Oréal oder den dm-Eigenmarken ist Rhode noch weit entfernt. Und die sind obendrein noch deutlich günstiger. Der Lipgloss Peptide Lip Tint, das beliebteste Produkt von Rhode, kostet im Onlineshop 26 Euro, die dazu passende Handyhülle, in die man den Lipgloss klemmen kann, mehr als 30 Euro. Einen vergleichbaren Lipgloss gibt es in den Drogerieketten schon für unter vier Euro. Da gibt es übrigens auch Handyhüllen, die sind ebenfalls deutlich billiger.

Manche Testerinnen sind skeptisch, andere euphorisch

Die Influencerin Amy Gaws aus Dresden etwa ist skeptisch, ob sich Rhode mit seinen hohen Preisen in der Masse durchsetzt. Sie vergleicht in Videos häufiger Produkte von Rhode mit den Eigenmarken von dm und Rossmann. „Videos dieser Art kommen bei meiner Community eigentlich immer gut an, weil viele Menschen die Preise der Rhode-Produkte relativ hoch finden und nicht bereit sind, so viel Geld für einzelne Beauty-Produkte auszugeben“, sagt Gaws der SZ. Ein ähnlicher Look sei auch für weniger Geld zu haben.

Andere Influencerinnen wie die Düsseldorferin Raya Kiza sind euphorischer. Durch den Launch in Deutschland könne zwar Exklusivität verloren gehen, sagt sie. „Die Freude darüber, die Produkte ganz einfach im Laden kaufen zu können, überwiegt jedoch.“ Ob die Schlangen vor den 25 Sephora-Läden so lang sein werden, wie der Social-Media-Hype um Rhode groß ist, das kann man von September an beobachten. Lara Sanli

Die kleinen Helfer

Die LED-Maske für den frischen Teint, die kleine Nostalgie-Kamera, der Router für genervte Reisende: Empfehlungen für praktische Technik aus der SZ-Redaktion.

Auch in der SZ-Redaktion probiert man gerne neue technische Spielereien aus. Diesmal sind es Empfehlungen, die frischere Haut, hochwertigere Fotos oder einfach nur ein bisschen Spaß bringen sollen.

Maske gegen Fältchen

Skinfluencer schwören darauf, das US-Model Kendall Jenner macht Werbung dafür, und auch die Apotheken Umschau hat sich schon mit ihnen beschäftigt. Die Rede ist von LED-Gesichtsmasken, die mit bestimmten Lichtfrequenzen die tieferliegenden Hautschichten erreichen sollen. Im besten Fall, so schreibt die Apotheken Umschau, kurbeln sie die Kollagenproduktion an, glätten Fältchen und bewirken einen frischeren Teint. Denn mittlerweile weiß die aufgeklärte Verbraucherin, dass Cremes bei solchen Wünschen wenig ausrichten können. Warum also nicht auf Technik setzen, wenn es der Schönheit dient?

Von Valentin Dornis, Mirjam Hauck, Nils Heck, Helmut Martin-Jung und Leopold Zaak

Eine der günstigeren Masken, die es derzeit auf dem Markt der Beauty-Gadgets gibt, ist die Artemis der US-Marke Renpho, die vor allem für Körperfettwaagen bekannt ist. Die Maske kostet derzeit knapp 150 Euro. Sie ist aus weichem Silikon, im Inneren sitzen 324 LED-Dioden, die blaues, rotes oder Infrarot-Licht abstrahlen können. Blau ist gegen Pickel, das soll entzündungshemmend wirken. Das Infrarotlicht wärmt. Weil beides diesen Sommer weder so richtig zu den Außentemperaturen noch zu den Hautbedürfnissen passt, nutzt man nur das rote Licht – das gegen Fältchen. Jeden zweiten Abend (wie in der Anleitung empfohlen) sitzt man dann auf der Couch, hat zehn Minuten die Maske ums Gesicht gebunden und hofft, dass währenddessen niemand an der Tür klingelt. Man will ja schließlich niemanden erschrecken, wenn man aussieht wie ein Klonkrieger.

Nach mehrmaligem Tragen hat man tatsächlich das Gefühl, dass die Haut irgendwie frischer wirkt, vielleicht auch glatter. Aber wie das so ist mit dem Alter: Nicht nur die Faltentiefe nimmt zu, womöglich auch die Sehschwäche.

Pixeliger Party-Gag

Eines vorweg: Wer Bildqualität will, hochauflösende Fotos, in die man lange hineinzoomen kann, ohne einem sichtbaren Pixel zu begegnen – der greift besser zu einer anderen Kamera. Aber für perfekte Fotografie ist die Kodak Charmera auch gar nicht gedacht. Die Kamera ist ungefähr so groß wie der Daumen eines Erwachsenen und lässt sich an den Schlüsselbund hängen. Da baumelt sie dann und wartet auf ihren Zweck: schnelle Schnappschüsse, kleine Momente, die festgehalten gehören. Diese Bilder haben den Look alter Digitalfotos, die man aus den 1990er- und den 2000er-Jahren kennt: körnige, verpixelte Bilder, unten im Eck mit Zeitstempel. Wer in diesen Jahren seine Jugend verbracht hat (oder eigene Kinderfotos aus dieser Zeit kennt), dürfte mit der Kodak Charmera besonders viel Spaß haben. Das Schöne an Retro aber ist: Es funktioniert ja auch bei denen, die damals noch gar nicht geboren waren.

Wirklich zuverlässig ist die Kamera aber nicht. Bis sie angeschaltet und bereit ist, kann der Moment schon verflogen sein. Ob das Foto etwas geworden ist oder nicht, lässt sich erst beurteilen, wenn die Bilder per USB-C-Kabel aufs Smartphone überspielt worden sind – genau wie früher auf den Computer eben. Der sehr kleine Bildschirm auf der kleinen Kamera bietet nur eine grobe Orientierung fürs Fotografieren. Aber die Schlüsselanhänger-Kamera ist ein wunderbarer Party-Gag. Vor allem an Abenden, an denen man nicht für jedes Foto zum Smartphone greifen will.

Wer die Kodak Mini-Kamera bestellen möchte, muss sich gedulden. Beim Hersteller kostet sie 39 Euro, ist aber gerade vergriffen. Bei Amazon ist sie ein paar Euro teurer, dafür aber verfügbar. Sie kommt außerdem in einer Mystery Box: Nicht nur, ob die Fotos was werden, weiß man vorher nicht. Auch welche Farbe die Kamera hat, ist eine Überraschung.

Notizen auf dem Tablet

Die Digitalisierung hat viel Analoges verschwinden lassen. Notizbücher aber haben sich tapfer gehalten, weil es etwas für sich hat, mit der Hand zu schreiben. Die Tablets des norwegischen Herstellers reMarkable sollen das Beste aus beiden Welten zusammenbringen: Tablets mit Stift, die sich fast wie Papier anfühlen, kombiniert mit Handschrifterkennung und digitaler Speicherung.

Das jüngste Modell reMarkable Pure kommt, wie der Name sagt, puristisch daher. Es bietet einen hellgrauen, mattierten Monochrom-Bildschirm ohne Beleuchtung. Wer damit in dunklen Umgebungen arbeiten oder den 10,3-Zoll-Bildschirm als Lesegerät für elektronische Bücher nutzen will, muss schon eine Lampe anknipsen. Dafür ist das Gefühl sehr nah an dem von Papier, auch weil der Bildschirm nahezu verzögerungsfrei auf Bewegungen des Stifts reagiert. Der Akku hält wochenlang und lässt sich über USB-C schnell wieder aufladen. Für Notizen gibt es verschiedene Vorlagen, neben Klassikern wie kariert oder liniert auch Notenpapier.

Was man auf dem Bildschirm schreibt, lässt sich in elektronisch durchsuchbaren Text umwandeln. Das funktioniert auch bei ziemlicher Sauklaue, aber nicht auf dem Gerät selbst, sondern wegen des erhöhten Rechenaufwands in der Cloud. Deshalb muss man ein Konto bei reMarkable anlegen. Wer mit diesem Nachteil leben kann und vor allem ein Tablet für Notizen sucht, für den ist das Gerät eine gute Lösung. Mit einfachem Stift kostet es 399 Euro, mit einem, der auch radieren kann, und Hülle 469 Euro.

Besser surfen

Das Wlan in Hotels hat praktisch immer Nachteile. Erstens ist es oft unsicher. Zweitens nervt es, wenn man drei bis vier Geräte nacheinander verbinden muss. Drittens lassen sich nicht einmal alle Geräte problemlos verbinden, zum Beispiel Babyfone oder Haustierkameras, die an der Anmeldemaske eines Hotels schlicht scheitern. Für diese Probleme gibt es eine einfache Lösung: einen Reiserouter. Der verbindet sich einmal mit dem Hotel-Wlan und simuliert dann das heimische Netz. Geräte, die den Router schon kennen, verbinden sich automatisch, außerdem ist das Surfen deutlich sicherer als direkt über das oft ungesicherte Internet im Hotel.

Reiserouter gibt es in vielen Größen, Farben und mit Ausstattungen von Basis bis Luxus. Ein besonders gutes Preis-Leistungs-Verhältnis hat das Produkt mit dem sperrigen Namen „GL.iNet GL-MT3000 Beryl AX WLAN 6“. Es kostet im Internet rund 100 Euro, unterstützt Verbindungsaufbau über

2,4 sowie fünf Gigahertz und hat einen Anschluss für USB 3.0. Einrichten sollte man den Router noch vor der Abreise im heimischen Wlan, dafür gibt es eine eigene App der Firma GL.inet, die im ersten Moment etwas überfordert. Mit Videos aus dem Internet oder wenigen Nachfragen bei Chat-GPT & Co. lässt sich der Router innerhalb von zehn Minuten einrichten. Wer ihn dann im Hotelzimmer an den Strom anschließt, kann ihn, wieder über die App, einmalig mit dem Wlan verbinden. Alle anderen Geräte vom Babyfon über das Smartphone bis zum iPad verbinden sich kinderleicht. Praktisch gerade für alle, die in einem Urlaub mehrere Unterkünfte ansteuern.

Entfesseltes Blitzen

Den Blitz beim Fotografieren direkt frontal auf das Objekt zu richten, kann ein eigener Stil sein. Doch oft sieht das Ergebnis eher verunglückt als künstlerisch aus. Eine Lösung ist es, den Blitz von der Kamera wegzubewegen und so den Lichteinfall zu verändern, das sogenannte „entfesselte Blitzen“. Doch dafür benötigt man zusätzliches Material, das aus einem normalen Aufsteckblitz eine Funkversion macht. Das erhöht Kosten und Komplexität. Dafür hat der Hersteller Godox mit dem iT32 iFlash samt X5-TTL-Funkauslöser eine verblüffend einfache Lösung gefunden.

Im „Normalzustand“ ist der Funkauslöser einfach Teil des Blitzkopfs, er sieht dann aus und funktioniert wie ein normaler Aufsteckblitz. Da die beiden Teile aber nur mit Magneten verbunden sind, geht das entfesselte Blitzen ganz einfach: Man kann den Blitzkopf einfach abnehmen und so positionieren, wie man ihn braucht. Der Auslöser verbleibt im Blitzschuh der Kamera, man muss keine Funkkanäle einstellen und die Teile nicht noch einmal verbinden. Die beiden Komponenten kommunizieren ohnehin dauerhaft miteinander.

Im Test funktioniert das reibungslos, auch über mehrere Meter Distanz zwischen Blitz und Kamera. Der Akku wird einfach per USB-C aufgeladen, es gibt Versionen für Kamerasysteme von Canon, Nikon, Sony, Fujifilm und OM. Mit einer Leitzahl (gibt die Leistung des Blitzes an) von 18 ist der Blitz zwar nicht vergleichbar mit Profi-Aufsteckblitzen, bietet aber trotzdem eine Leistung, mit der man sich in der Blitzfotografie ausprobieren kann. Der Preis ist mit derzeit weniger als 100 Euro für das Set aus Blitz und Auslöser einsteigerfreundlich. Wer Gefallen daran findet, kann den Auslöser auch für andere Blitze des Godox-Systems nu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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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m/w/d)	Düsseldorf	063803814	dena	Projektmitarbeiter (m/w/d) für Gebäudeförderprogramme	Berlin	06384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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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er nutzen KI von Anthropic

Die russischsprachigen Angreifer nehmen in Europa und den USA etliche Firmen ins Visier, darunter wohl auch einen deutschen Garagentor-Hersteller.

Washington – Russischsprachige Hacker haben den auf Technologie von Anthropic basierenden KI-Programmierassistenten „Cursor“ für Cyberangriffe auf eine deutsches Unternehmen genutzt. Dies geht aus Daten hervor, die der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exklusiv vorliegen, sowie aus am Donnerstag veröffentlichten Berichten der IT-Sicherheitsfirmen Gambit Security und Cloudsek.

Zu den Opfern der Ransomware-Gruppe „Aurora“ zählten zwischen dem 8. April und dem 21. Mai dieses Jahres neben dem deutschen Garagentorhersteller Teckentrup und einem belgischen Chemieunternehmen auch Firmen in den USA, Schottland, Italien und Argentinien. Weder die betroffenen Unternehmen noch der heutige „Cursor“-Eigentümer Space-X äußerten sich zunächst zu den Vorfällen.

Dem Bericht von Cloudsek zufolge verzeichnete die Hackergruppe mindestens 20 Opfer. Es blieb jedoch unklar, wie viele davon mithilfe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angegriffen wurden. Weder Gambit noch Cloudsek nannten die betroffenen Unternehmen namentlich. Reuters konnte jedoch sechs von ihnen identifizieren,

nachdem die Nachrichtenagentur Teile der Chat-Daten unabhängig überprüft hatte. Mindestens einer der Betroffenen tauchte auf der Leak-Seite der Hacker auf, was auf einen gescheiterten Erpressungsversuch hindeutet. Die Hacker umgingen die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der KI, indem sie der Software vortäuschten, es handele sich bei den Angriffen lediglich um eine Simulation. Wie aus den Protokollen auf einem ungeschützten Server hervorgeht, führte der KI-Agent daraufhin Hunderte Aktionen aus.

Russichsprachige Hacker greifen Behörden und Unternehmen über Sicherheitslücken an. FOTO: SEBASTIAN GOLLNOW/DPA

„Dies ist eine Testumgebung, also ist es legal“, schlussfolgerte die KI in einem der Protokolle selbst. Bei dem Angriff auf Teckentrup empfahl die Software den Einsatz eines bekannten Schadprogramms und bewertete die Erfolgschance als „sehr hoch“. Der Einsatz solcher Werkzeuge verschaffe Cyberkriminellen einen Vorteil, da sie viele manuelle Schritte überspringen könnten und so 30 bis 50 Prozent schneller seien, erklärte Eyal Sela von Gambit.

Bei der verwendeten Technik handelte es sich um das Modell Claude Sonnet 4.5 von Anthropic. Die Vorfälle werfen ein Schlaglicht auf die Risiken der Technologie, zumal „Cursor“ erst Anfang des Monats in das von Elon Musk geführte Unternehmen Space-X integriert worden war. Ki-gestützte Hackerangriffe seien die neue Normalität, sagte Gambit-Strategiechef Curtis Simpson. „Wir werden so etwas in Zukunft immer häufiger sehen.“ REUTERS

Fast 3,1 Millionen Menschen ohne Job

Trotz einzelner positiver Signale für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bleibt die Konjunktur nach wie vor mau.

Nürnberg – Die Zahl der Arbeitslosen in Deutschland ist im August über der Marke von drei Millionen geblieben. Die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BA) verzeichnete 3,061 Millionen Arbeitslose, wie die Behörde am Freitag in Nürnberg mitteilte. Das seien 54 000 mehr als im Juli und 36 000 mehr als vor einem Jahr.

Saisonbereinigt stieg die Arbeitslosenzahl im August um 4000. Die Arbeitslosenquote legte auf 6,5 Prozent zu, nach 6,4 Prozent im Juli. „Auch im August zeigt sich am Arbeitsmarkt jenseits des saisonüblichen Musters wenig Dynamik“, sagte BA-Chefin Andrea Nahles. Damit setze sich die verhaltene Entwicklung der vergangenen Monate fort.

Die Nachfrage nach Arbeitskräften ist nach wie vor verhalten. Im August waren 656 000 offene Stellen bei der Behörde gemeldet – immerhin 3000 mehr als im Juli und 25 000 mehr als im Vorjahr. Die Zahl der sozialversicherungspflichtig Beschäftigten nahm von Mai auf Juni nach einer Hochrechnung zwar saisonbereinigt um 1000 zu, im Vorjahresvergleich ergab sich aber ein Minus von 73 000. Auch die konjunkturelle Kurzarbeit liegt nach wie vor auf etwas erhöhtem Niveau. Nach einer Hochrechnung erhielten 1,133 Millionen Menschen im August Arbeitslosengeld – 109 000 mehr als vor einem Jahr. Grund für den Anstieg ist den Fachleuten zufolge die schwierige Wirtschaftslage und der Strukturwandel. Die Zahl der erwerbsfähigen Bürgergeld-Berechtigten ging im

Andrea Nahles, Chefin der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warnt vor einem stagnierendem Arbeitsmarkt. FOTO: DANIEL LÖB/DPA

Vorjahresvergleich um 116 000 auf 3,754 Millionen zurück. Darin zeigt sich nach Angaben der Bundesagentur auch die gelungene Integration von Flüchtlingen in den Arbeitsmarkt. Nicht alle Bürgergeldempfänger sind ohne Job – zum Teil stocken sie ihren Arbeitslohn mit staatlichen Leistungen auf, um das Existenzminimum zu erreichen.

Die Zahl der Arbeitslosen hatte im Juli erstmals seit April wieder die Marke von drei Millionen übersprungen. Mit Beginn der Sommerpause steigt die Zahl der Arbeitslosen von Juli an regelmäßig. Hinzu kommt die relativ maue Konjunktur. Die Signale für ein stärkeres Wachstum der Wirtschaft haben sich zuletzt allerdings gemehrt, was positiv auf den Arbeitsmarkt ausstrahlen könnte.

Der Ifo-Geschäftsklimaindex, der auf einer Umfrage unter mehr als 9000 Führungskräften fußt, stieg im August bereits den vierten Monat hintereinander und erreichte den höchsten Stand seit einem Jahr. Besonders die Exporteure schauen positiver nach vorn, so das Ifo-Institut, weil Digitalisierung und KI-Boom der Wirtschaft helfen. BUG, DPA, REUTERS

Mietmar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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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n Gedanke, kein Wort und keine Tat geht verloren. Alles bleibt und trägt Früchte.

In tiefer Trauer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Dr. Horst Wilhelm Friedrich Schöttler

geb. 7. November 1941 in München gest. 8. August 2026

Rechtsritter des Johanniterordens Oberst der Reserve

Beigeordneter der Stadt Kaiserslautern a. D., ehem. Mitglied des Bundesvorstands und der Bundesleitung der Johanniter-Unfall-Hilfe e. V.

Gründer, Stifter und Vorsitzender der „Oberst Schöttler Versehrten-Stiftung (OSVS)“

Sein jahrzehntelanger Einsatz für die Sicherheit seiner Mitmenschen und für versehrte und verletzte Einsatzkräfte von Bundeswehr, Feuerwehr und Technischem Hilfswerk wurde umfassend durch folgende Ehrungen gewürdigt:

Träger des Bundesverdienstkreuzes 1. Klasse und des Bundesverdienstkreuzes am Bande, des Ehrenkreuzes der Bundeswehr in Gold,

der Ehrenzeichen des Technischen Hilfswerks in Gold und Silber sowie weiterer THW-Auszeichnungen, des Deutschen Feuerwehr-Ehrenzeichens in Silber und der Feuerwehrmedaille für verdiente Zivilpersonen des DFV, der Ehrenmedaille des Kreisfeuerwehrverbandes Soest (NRW), der goldenen Feuerwehr-Ehrennadeln des DFV Landesverbands Rheinland-Pfalz und der Freiwilligen Feuerwehr Kaiserslautern, der Verdienstmedaille des DRK Rheinland-Pfalz, des Ehrenzeichens am Bande der JUH sowie der Malteser-Plakette in Gold des MHD

Um ihn trauern seine zahlreichen Freunde und seine Schützlinge.

Für die Gremien der „Oberst Schöttler Versehrten-Stiftung, Kaiserslautern / Berlin:

Dr. med. Georg T. Brenner, Oberstarzt d. Res., Rheinböllen Dipl.-Ing. Albrecht Broemme, Präsident a. D. und Ehrenpräsident des THW, Berlin Stefan Deuschl, StFw a. D., Afghanistan-Veteran, Garmisch-Partenkirchen Bankfachwirt Axel Hermann, Künzelsau Prof. Dr. Karsten Homrighausen, Landesbranddirektor von Berlin Dipl.-Ing. (FH) Heinz Klages, Oberstleutnant der Reserve, Steinalben Christian Klorer, OStBtsm a. D., Ehrenmitglied der OSVS, Kiel Ass. jur. Hellmut Königshaus, MdB a. D. und ehem. Wehrbeauftragter, Berlin, Rechtsanwalt Klaus Lübke, Justiziar der OSVS, Berlin Siegfried Maier, Bundesvorsitzender der Deutschen Feuerwehrgewerkschaft (DFeuG) Dr. Joachim Mewing, Böttcher-Stiftung, Ehrenmitglied der OSVS, Hamburg Ass. jur. Wolfgang Müller, Ministerialdirigent a. D., Oberstleutnant der Reserve, Berlin Uwe Nerger, Brigadegeneral a. D., Berlin Dipl.-Ing. (TU) Sabina Quandt-Frew, Kronberg/Ts. Dipl.-Ing. (TU) Wolfgang Schäuble, Oberbranddirektor von München Dipl.-VerwW. (FH) Hans-Jörg Schweitzer, Ramstein-Miesenbach Rechtsanwalt Arnd Steinmeyer, Fachanwalt für Verwaltungsrrecht, Lüneburg Dr. med. Gerd-Dieter Willmund, Oberstarzt, Klinikdirektor Berlin

Horst Schöttlers Versehrtenstiftung war sein Lebenswerk; wir werden als seine Freunde und Wegbegleiter sein Vermächtnis fortführen und immer mit Dankbarkeit und großer Hochachtung an ihn denken.

Als Dank für 65 Jahre Mitgliedschaft in kartographischen Fachverbänden in verschiedensten herausgehobenen Ehrenämtern wurde er zum Ehrenmitglied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Kartographie (DGfK) und der Kartographie-Stiftung Ravenstein (KSR) ernannt.

Prof. Dr. habil. Mark Vetter, Berlin/Würzburg (für DGfK und KSR)

Der Verstorbene engagierte sich zudem seit 1978 bei Rotary International, war Distriktsgovernor 2004-2005 (Südwestdeutschland) und wurde mit dem PHF + 6 geehrt.

Wir alle entbieten seiner Familie unser tiefes Mitgefühl.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18. September 2026, 11:00 Uhr, in der Apostelkirche Kaiserslautern statt. Sie wird vom evang. Leitenden Militärdekan, ThDr. Michael Rohde, Köln gehalten. Der Verstorbene wünscht sich das Tragen von Uniformen und Dienstbekleidungen. Die Urnenbeisetzung findet im engen Familien- und Freundeskreis statt.

Anstelle von Kranz- und Blumenspenden erbittet der Verstorbene eine Zuwendung an die „Oberst Schöttler Versehrten-Stiftung (OSVS)“, SpK Kaiserslautern IBAN: DE 70 5405 0220 0000 0993 58; BIC: MALADE51KLK

Niemand kennt den Tod, es weiß auch keiner, ob er nicht das größte Geschenk für den Menschen ist. Dennoch wird er gefürchtet, als wäre es gewiß, daß er das schlimmste aller Übel sei.

Sokrates

Meine geliebte Ehefrau, Mutter, Stief- und Pflegemutter, Tochter, Schwester und Schwiegertochter ist nach langem schwerem Kampf mit der Krebserkrankung auf der Palliativstation in Tutzing friedlich eingeschlafen.

Alles geben die Götter, die unendlichen, Ihren Lieblingen ganz, Alle Freuden, die unendlichen, Alle Schmerzen, die unendlichen, ganz. J.W. von Goethe

In tiefer Trauer

*4. Juli 1972 in München

Dr. Sonja Böhm-Knauer geb. Steinbichler

Zahnärztin in Starnberg

†23. August 2026 in Tutzing

Ihr Lachen wird uns fehlen.

† 19. August 2026 Großhesselohe

Tief betroffen trauern wir um unsere „Chefin“

Prof. Dr. Christoph Knauer Maximilian, Sophia und Vivien Böhm Jakob Fabian, Sophie und Benedikt Knauer Dr. Ernst und Helene Steinbichler Angelika Wonnemann mit Ralph und Julia Dr. Luitpold und Dr. Christl Knauer

Zahnärztin in Starnberg * 4. Juli 1972 † 23. August 2026

Der Trauergottesdienst findet am 3.9.26 um 10.30 Uhr in der Klosterkirche der Missions-Benediktinerinnen in Tutzing am Tutzinger Krankenhaus, Bahnhofstr. 5, statt. Statt Blumen und Kränzen bitten wir um Spenden an das Benedictus Krankenhaus, Bank für Sozialwirtschaft, IBAN DE95370205000009831700 Verwendungszweck: „Palliativstation Dr. Sonja Böhm-Knauer“. Traueradresse: Kanzlei Knauer&, Brienner Straße 7, 80333 München.

Dr. Sonja Böhm-Knauer

Mit Liebe und Fürsorge hast Du unsere Familie geprägt. Dankbar bewahren wir Dich in unseren Herzen.

* 9. Dezember 1944 Wandersleben

Deine Barbara

Christoph und Ursi mit Charlotte

Silke mit Niklas und Johanna

Wir werden gemeinsam versuchen, ihr einfühlsames, professionelles Wirken und ihr damit verbundenes Lebenswerk zu ehren, indem wir die Praxis Dr. Böhm in ihrem Sinne weiterführen.

Dominik Thiel, Zahnarzt mit dem gesamten Team der Zahnarztpraxis Dr. Böhm, Maximilianstraße 17, 82319 Starnberg.

Wiebke und Ralph mit Mathilda

Johannes und Silvia mit Josefin

Carsten und Eva mit Anikó und Levente

Michael Demuth

*13. September 1925 † 13. August 2026

Elfriede Kastenmeier, geb. Huck

Wir müssen Abschied nehmen von

Gertraud Butzke-Bogner

Dipl. Psycholgin, Psych. Psychotherapeutin, Psychoanalytikerin, Kunsttherapeutin, Lehr- und Gruppenanalytikerin

Die Beisetzung fand im Familiengrab am Ostfriedhof statt.

In tiefer Trauer

*01.07.1951 †04.08.2026

Leuchtende Tage, nicht weinen, dass sie vorüber. Lächeln, dass sie gewesen.

Malenka Butzke, Janko Butzke, Elena Sultani mit Malya und Ilyas, Elfriede Bogner, Susanne Bogner-Kitzmann mit Familie

In Dankbarkeit und mit lieben Erinnerungen angefüllt:

Prof. em. Dr. Dr. h.c. Wolfgang Haber

Ursula Brigitte Demuth geb. Huck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Trauerfeier am 14.09.2026, 14:30 Uhr, Aetas, Baldurstraße 39, München Urnenbeisetzung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Waldruh Mammendorf

Claudia und Manfred Bescherer

In Liebe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Michael Nowotny

Adi mit Familie

im Namen aller Angehörigen

Der Wortgottesdienst mit anschließender Urnenbeisetzung findet am Freitag, den 16. Oktober 2026 um 14 Uhr in der Aussegnungshalle am Waldfriedhof in Freising statt.

-Notengrafiker und Musikverleger-

Anstelle freundlich zugedachter Blumen und Kränze bitten wir um eine Spende an den Ärzte ohne Grenzen e.V., IBAN: DE72 3702 0500 0009 7097 00, BIC: BFSWDE.33XXX, Verwendungszweck: Trauerfeier Prof. Wolfgang Haber oder an die TUM Universitätsstiftung, IBAN: DE97 7002 0270 0010 2808 80, BIC: HYVEDEMMXXX, Verwendungszweck: Prof. Haber Zustiftung.

* 17.06.1960 † 14.08.2026

In Liebe Deine Antje,

dein Manu mit Judith, dein David mit Carmen, deine Mirjam und deine Elge Dein Martin, Ludwig und Georg

im Namen aller Angehörigen

Trauerfeier im Gut Georgenberg in Glonn am Freitag, den 4. September 2026, um 12.00 Uhr. Urnenbeisetzung am Freitag, den 4. September 2026, um 15.30 Uhr im Waldfriedhof in Glonn. Anstelle von Blumen und Kränzen bitten wir im Sinne von Michael um eine Spende zugunsten des SAPV-Teams Ebersberg, Behütet Leben und Sterben e.V., IBAN DE95 7025 0150 0010 5466 04, Kennwort: Michael Nowotny Alternativ steht eine Spendenbox bereit.

Gaudeamus igitur, juvenes dum sumus!

Post iucundam iuventutem, post molestam senectutem, nos habebit humus!

Nachdem sich der Lebenskreis meines lieben Mannes, unseres lieben Vaters, Großvaters und Schwiegervaters, nach erfülltem Leben geschlossen hat, nahm ihn Gott zu sich in seinen ewigen Frieden

Dr. Lothar Kaehlbrandt

(Tari aus Riga)

*28. Februar 1927 in Riga †17. August 2026 in Neubiberg

Karin Kaehlbrandt, geb. Langen

Prof. Dr. Roland Kaehlbrandt und Gabriele, geb. Zenz

mit Dr. Anna und Philipp Kaehlbrandt

Ariane Kaehlbrandt und Dr. Markus Rauer

mit Dr. Nina, Amelie, Mailys und Dorian Rauer

und Angehörige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Freitag, dem 6. November 2026, um 10.30 Uhr auf dem Friedhof Neubiberg, Auf der Heid 6, statt. Anstelle von Blumen bitten wir im Sinne des Verstorbenen um eine Spende zugunsten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von Neupebalg in Livland/Lettland: JAUNPIEBALGAS SV. TOMA EV.LUT.DR. – IBAN: LV95PARX0000283810001, BIC/SWIFT: PARXLV22, Bank: Citadele, Stichwort: Vermaechtnis Kaehlbrandt

Ich erwarte die Auferstehung von den Toten. Und das Ewige Leben. Amen!

Eugen Georg Schwarz

* 27.11.1932 in Habinghorst † 23.08.2026 in Kaufering

Kaufering, den 28. August 2026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Deine Christel

Barbara

Oliver mit Engelbert

im Namen aller Angehörigen

Die Beerdigung findet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statt.

Wir nehmen Abschied von

Anneliese Christine Festl

*2. Juli 1941 †26. August 2026

Deine Kinder Claus, Waltraud und Margit Deine Enkelkinder Josef und Aurora

Messe: Dienstag, 1. September 2026, 10.30 Uhr, St. Johann Baptist Ismaning mit anschließender Beerdigung am Neuen Friedhof Ismaning

Prof. Dr. Lothar Größl

* 27.08.1934 Teplitz-Schönau/Böhmen † 23.08.2026 Neubiberg

Träger des Bundesverdienstkreuzes

In großer Trauer, aber auch voller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Ingrid Größl

Christof Größl mit Birgit

Sibylle Seitz mit Stephan

im Namen aller Angehörigen

Die Trauerf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Beisetzung findet am Donnerstag, den 03.09.2026, um 14 Uhr am Parkfriedhof Ottobrunn, Haidgraben 20, 85521 Ottobrunn statt.

„Das Schönste, was ein Mensch hinterlassen kann, ist ein Lächeln im Gesicht derjenigen, die an ihn denken.“

In liebevoller Erinnerung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Professor Dr. Hans Georg Majer *12.07.1937 †26.08.2026

Die Trauerfeier mit anschließender Urnenbeisetzung auf dem Friedhof in Crispenhofen findet im engsten Familien- und Freundeskreis statt.

In stiller Trauer

Ehefrau Dr. Gulnara Juldaschewa-Majer mit allen Angehörigen

Der Tod ist groß.

Wir sind die Seinen

lachenden Munds.

Wenn wir uns mitten im Leben meinen,

wagt er zu weinen

mitten in uns.

Rainer Maria Rilke

Der Dich schuf, wird Dich tragen auch über den Abgrund hinweg.

Der Mittelpunkt unserer Familie hat uns für immer verlassen – seine Liebe und Wärme wir in uns allen bleiben.

Dr. Fritz Bayerlein

Arzt und Entertainer * 27. Juli 1943 † 24. August 2026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Hildegarf Julian und Jutta mit Ferdi, Anton und Theresa Stephanie und Max mit Lilly und Moritz Lelo und Leno Walter und Traudl im Namen aller Angehörigen

Trauergottesdienst am Mittwoch, den 2. September 2026 um 13.00 Uhr in der Kirche zum „Kostbaren Blut Christi“ mit anschließender Beisetzung am Gemeindefriedhof Vaterstetten. Anstelle von Blumen und Kränzen bitten wir um eine Spende für den Peruverein (IBAN DE75 7016 9450 0003 8007 09).

Mit großem Mitgefühl für die Familie nimmt die Stiftung Aktion Knochenmarkspende Bayern AKB in Dankbarkeit Abschied von

† Josef Deimer

Josef Deimer unterstützte die Gründung und den Aufbau der Bayerischen Knochenmarkspender Datei aktiv und mit großem Interesse.

Den heutigen Erfolg der Stiftung Aktion Knochenmarkspende Bayern AKB verdankt sie auch dem Fundament, das Josef Deimer mit großem Engagement gesetzt hat.

AKB

Dr. med. Hans Knabe und das Team der AKB Vorstand der Stiftung AKB

Du hast Spuren hinterlassen, die bleiben.

Mit großer Betroffenheit und tiefem Schmerz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unserem Kollegen und Freund, der völlig unerwartet von uns gegangen ist.

Lukas Effenberger

hat mit unermüdlichem Engagement, großer Leidenschaft und viel Herz unseren Betrieb maßgeblich geprägt. Wir verlieren mit ihm nicht nur eine tragende Säule unseres Unternehmens, sondern vor allem einen großartigen Menschen und engen Freund. Sein Spirit und sein Wirken werden uns auch in Zukunft begleiten.

Unser tiefstes Mitgefühl gilt seiner Familie, seinen Angehörigen und allen, die ihn im Herzen tragen.

In tiefer Trauer und Dankbarkeit Martin und Jeanette Deggelmann im Namen des gesamten Teams der MARTELLERIA

Wir betrauern den Verlust unseres langjährigen Gesellschafter-Geschäftsführers

PETER GAIN

*30.12.1943 †1.8.2026 Steuerberater und Wirtschaftsprüfer

Über 40 Jahre hat Peter Gain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durch seine Kreativität, Einsatzfreude und Empathie zu unserem und unserer Mandanten Wohl und Erfolg gewirkt. Dafür sind wir dankbar.

Klaus Reuther im Namen der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Treucurator Grosse, Reuther & Collegen GmbH Rechtsanwaltsgesellschaft Steuerberatungsgesellschaft

Die Verabschiedung hat im engen Kreis stattgefunden.

* 21.5.1929 † 24.8.2026

Inge Traxler

im Namen der Familie seine Kinder Stefan und Ulrike

Trauerfeier und Beisetzung am 3. September um 12 Uhr auf dem Frankfurter Hauptfriedhof

Du lebst bei uns im Gedächtnis weiter. Du bist nur fern, und dann doch wieder so nah, als weiltest Du noch unter uns.

Wir sind untröstlich, einen so liebenswerten Lebensgefährten, Papa, Stiefpapa, Opa, Onkel verloren zu haben, für den das Leben freudvoll, seine Familie Quelle der Zufriedenheit, seine Freunde Bereicherung waren.

Günter Otto Diebold

* 24. September 1939 † 8. August 2026

In tiefer Trauer

Tobias und Doris Diebold mit Marlene und David Anne Diebold und Ludwig Pils mit Josefine und Valentina Philipp Garczyk und Elisabeth Wörner mit Samuel und Greta Sophia Garczyk und Jannis Holz mit Milan und Elia Sabine Kirsch und Michael Zehentleitner-Kirsch mit Luisa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Mittwoch, dem 16. September 2026, um 11 Uhr auf dem Friedhof Haidhausen in der Alten Pfarrkirche St. Johann Baptist statt. Die Urnenbeisetzung wollen wir zuvor im Familienkreis begehen.

Wir trauern um

Univ.-Prof. Mag. Dr. Dr. h.c. Rainer Graefe

22.02.1941 - 20.08.2026

Christiane, Michael-Yves und Paul Louis Schick, Eibelstadt Andreas Graefe und Joëlle Schwinnen, Bramsche, Luxemburg

Prof. Dr. Ulrich Graefe, Münster Holle Jánossy, Berlin

Annerose und Dr. Eberhard Schumann, Schmölln

Natters, im August 2026

Die Bayerische Staatsregierung trauert um

Hans Maurer *3. Mai 1933 †22. August 2026

Hans Maurer gehörte dem Bayerischen Landtag von 1970 bis 1998 an. Als Staatssekretär im Bayerischen Staatsministerium für Unterricht und Kultus von 1986 bis 1987, als Staatssekretär im Bayerischen Staatsministerium für Ernährung, Landwirtschaft und Forsten von 1987 bis 1990 und als Staatsminister für Ernährung, Landwirtschaft und Forsten von 1990 bis 1993 gehörte er der Bayerischen Staatsregierung an.

Durch seine Herkunft als Landwirtssohn verband er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stets mit Bodenständigkeit und einem tiefen Verständnis für die Anliegen der Bäuerinnen und Bauern sowie der Menschen im ländlichen Raum.

Besonders in Zeiten des tiefgreifenden Strukturwandels setzte er sich mit großem Engagement für die Landwirtschaft und die Traditionen unseres Freistaates ein. Sein Wirken wird in Bayern ein bleibendes Erbe hinterlassen.

Der Freistaat Bayern wird Hans Maurer ein ehrendes Andenken bewahren.

Michaela Kaniber, MdL

Staatsministerin für Ernährung, Landwirtschaft, Forsten und Tourismus

Der Tod eines geliebten Menschen ist die Rückgabe einer Kostbarkeit, die Gott uns geliehen hat.

Wir nehmen Abschied von

Hannes Stark

* 3. Februar 1945 † 26. August 2026

Er war ein außergewöhnlicher Mensch, der Menschen liebte und – getragen von einem tiefen christlichen Glauben – Nächstenliebe lebte. Das Wesentliche erkannte er und setzte es um. Als Verleger war er charismatisch, inspirierend und hatte eine besondere Fähigkeit, Menschen für Ideen zu gewinnen und ihnen etwas zuzutrauen.

In tiefer Liebe und unendlicher Dankbarkeit: Barbara Stark

Dominikus und Veronika Stark mit Henri, Johann & Neal Bianca Stark mit Paul und Emil Verwandte und Freunde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2. September 2026 um 14.00 Uhr in der Pfarrkirche in Aschau im Chiemgau statt. Anschließend Beisetzung im Friedhof Greimharting.

Martin Krolzig Pfarrer *10.01.1941 †17.08.2026

Und, wenn du uns genommen, Laß uns in den Himmel kommen, Du unser HERR und unser GOTT! Matthias Claudius

Deine Brigitte Sabine mit Leonore, Clemens, Béla Richard Oliver mit Familie Anverwandte Freundinnen und Freunde

Traueranschrift: Sabine Okruch c/o Bestattungen Kutzner Großenbaumer Allee 43, 47269 Duisburg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Samstag, 05.09.2026 um 10:30 Uhr in der Petruskirche Unterrath, Am Röttchen 10, in 40468 Düsseldorf-Unterrath statt.

Die Beisetzung findet im engsten Familienkreis statt.

Werner Albert Sailer

* 25. August 1940 †7. August 2026 in Berlin in München

Wir nehmen Abschied: Deine Ehefrau Helga, Deine Kinder Ute Schomann und Guido Sailer, Christian und Marco Barbara, Katharina, Franziska mit Manuel und Emilia Marion, Sophie, Anne und Matthieu Brigitte, Wilfried und Stefan Wölk

In Liebe und Dankbarkeit nehmen wir Abschied von

Cäcilia Sprenzel

* 30. Oktober 1936 † 24. August 2026

Deine Irene, Tanja und Marisa Schorsch, Niki Christina mit Familie

Heiliger Seelengottesdienst mit anschließender Beerdigung am Dienstag, den 1. September 2026 um 10.30 Uhr in Brunnthal.

SZ Gedenken

Der Verstorbenen gedenken

Abschied nehmen von einem geliebten Menschen ist schmerzlich und braucht Zeit.

Das Trauerportal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SZ Gedenken, hilft Ihnen dabei und bietet die Möglichkeit, Ihre Trauer zum Ausdruck zu bringen.

Alle Traueranzeigen aus der Zeitung erscheinen zugleich in einer persönlichen Gedenkseite. Die Gedenkseite hilft, das Andenken an den Verstorbenen zu bewahren. Hier können Sie virtuelle Gedenkkerzen anzünden, kondolieren und persönliche Fotos und Erinnerungen mit Verwandten, Freunden und Bekannten teilen.

Zudem können Sie im Trauerportal nach den Traueranzeigen aus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suchen.

Kontakt:

beratung@sz-gedenken.de oder www.sz-gedenken.de

Süddeutsche Zeitung

Trauerfall - was nun?

SZ Wirtschaftsgipfel 9. bis 11. November 2026

Souverän in wilden Zeiten

u.a. mit Dorothee Bär Karsten Wildberger Ola Källenius Lars Klingbeil (v. l. n. r.)

Vom 9. bis zum 11. November 2026 treffen wir uns zum 20. Mal in Berlin mit Ihnen und bringen wie gewohnt Top-Entscheider aus Politik,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auf die Bühne, um ihnen die Fragen zu stellen, die 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bewegen. Zum Jubiläum wollen wir nicht zurück, sondern nach vorne schauen: erstmals treffen wir uns im Gasometer Berlin auf dem EUREF-Campus mit unserer neuen zusätzlichen Fokusbühne, auf der wir Themen mit dem Publikum vertiefen werden.

Jetzt Teilnahme sichern: sz-gipfel.de

Süddeutsche Zeitung WIRTSCHAFTSGIPFEL

AEX Niederlande	1112,3	+0,81%	IBEX 35 Spanien	20.041,9	+0,81%	OMX Schweden	1154,7	+0,32%
All Ordinaries Australien	9294,3	+0,55%	Infront IT 40 Italien	52.581,9	+0,42%	OMX Index Finnland	13.793,4	+0,37%
ATX Österreich	6786,6	+1,65%	MSCI-World Welt	4993,4*	+0,43%	OMXC 20 Dänemark	1638,5	+0,27%
BIST 100 Türkei	14.641,6	+0,45%	OBX Oslo Norwegen	2024,5	+0,54%	PX Tschechien	2807,1	+0,34%

DAX

28.8.2026	Kurs Schluss	$\pm$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28.8.2026	Kurs Schluss	$\pm$ in % z. Vortag	Hoch	Tief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Adidas●	154,20	0,72	196,40	129,95	27,76	2,80	16,35
Airbus SE (NL) ●○	203,15	-0,07	221,25	157,48	160,95	3,20	28,10
Allianz SE●○	453,00	1,75	453,40	338,80	172,33	17,10	14,36
BASF SE●	52,52	1,96	55,05	41,48	46,88	2,25	18,11
Bayer●	48,67	0,39	53,92	25,78	47,81	0,11	11,45
Beiersdorf	80,42	-0,35	110,15	67,08	19,51	1,00	17,64
BMW St.●	62,64	4,50	97,92	56,40	35,15	4,40	10,04
Brenntag SE	61,74	2,05	66,86	43,72	8,91	1,90	17,59
Commerzbank	40,48	1,66	41,05	29,01	45,64	1,10	12,69
Continental	70,00	1,33	77,50	53,10	14,00	2,70	10,56
Daimler Truck Hldg.	46,77	-0,40	50,08	33,46	35,81	1,90	13,36
Deutsche Bank●	34,91	1,35	35,03	23,82	66,69	1,00	9,72
Deutsche Börse●	291,20	0,83	291,80	200,10	54,25	4,20	24,41
Deutsche Post●	56,52	0,18	58,30	36,99	65,00	1,90	16,82
Deutsche Telekom●○	28,52	1,17	34,36	23,53	139,90	1,00	12,45
E.ON SE	17,83	1,22	20,39	14,60	47,09	0,57	16,06
Fres.Med.Care	39,92	-0,52	47,86	34,57	11,71	1,49	9,22
Fresenius SE	45,86	-0,75	52,96	35,11	21,00	–	–
GEA Group	67,70	0,15	68,05	53,45	11,02	1,30	19,74
Hannover Rück SE	257,40	0,55	281,20	223,40	31,04	12,50	11,23
Heidelberg. Materials	170,05	1,04	241,80	155,50	29,99	3,60	13,09
Henkel Vz.	75,82	0,16	84,20	61,28	13,51	2,07	13,28
Hochtief	426,40	0,19	554,00	210,40	33,14	6,60	32,11
Infineon Techn.●○	57,08	-0,16	88,83	30,82	74,54	0,35	35,02
Mercedes Benz Grp.●	46,95	2,96	62,34	42,63	45,20	3,50	8,99
Merck	140,25	0,11	148,80	100,70	18,13	2,20	16,68
MTU Aero Eng.	359,60	0,28	404,80	265,20	19,36	3,60	18,36
Münchener Rück●○	518,00	0,70	575,60	437,40	67,67	24,00	10,18
Qiagen (NL) *	37,59	-0,42	47,60	27,56	7,77	0,35	17,40
Rheinmetall●○	1154,6	-1,59	2008,0	900,20	53,11	11,50	30,27
RWE	59,10	2,32	62,00	33,72	46,10	1,20	21,97
SAP SE●○○	191,32	0,76	244,30	127,50	235,04	2,50	26,39
Scout24 SE	80,45	-0,98	113,90	62,70	5,91	1,50	19,72
Siemens●○	289,85	1,01	291,70	198,00	231,88	5,35	26,45
Siemens Energy●○	149,70	-0,36	191,66	83,32	128,91	0,70	33,57
Siemens Healthineers*	39,52	0,66	49,71	32,81	44,58	1,00	17,18
Symrise	92,90	1,13	95,00	64,70	12,98	1,25	23,34
Volkswagen Vz●	77,42	3,23	109,15	69,20	15,96	5,26	3,86
Vonovia SE	19,85	-0,48	28,90	19,53	16,84	1,25	9,78
Zalando SE	24,16	0,67	30,43	18,61	6,38	–	16,66

S-DAX
WEITERE AKTIEN
LEITBÖRSEN IM ÜBERBLICK ME(S)Z 22:04h, * Index vom Vortag

M-DAX

28.8.2026	Kurs Schluss	±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28.8.2026	Kurs Schluss	± in % z. Vortag	Hoch	Tief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Aixtron SE*	36,60	-1,32	62,66	11,68	4,15	0,15	48,16
Aroundtown (LU)	1,98	-1,35	3,45	1,97	2,16	0,08	8,59
Aumovio SE	36,10	3,74	47,02	31,66	3,61	-	14,21
Aurubis	178,90	0,22	225,20	94,20	8,04	1,60	20,59
Auto1 Group SE	22,26	1,27	31,50	14,46	4,93	-	33,73
Bechtle*	38,00	0,90	45,14	24,56	4,79	0,70	19,59
Bilfinger SE	84,80	0,53	129,30	72,90	3,19	2,80	12,91
Boss	38,69	0,49	43,00	33,85	2,72	0,04	13,16
CTS Eventim	59,55	-1,24	89,65	48,68	5,72	1,44	17,67
Delivery Hero SE	37,05	0,00	39,83	14,80	11,36	-	-
Deutsche Lufthansa	7,99	-0,15	10,29	6,72	9,61	0,33	7,54
Deutz	12,95	4,02	12,95	7,33	1,98	0,18	14,08
DWS Group	76,40	0,99	76,60	50,20	15,28	3,00	15,98
Elmos Semicond. SE*	133,00	-0,15	206,00	75,80	2,28	1,50	18,92
Evonik Industries	18,79	1,46	18,88	12,49	8,76	1,00	12,04
flatexDegiro	38,12	1,60	43,24	26,62	4,20	0,30	19,06
Fraport	63,75	-1,47	86,95	62,35	5,89	1,00	16,30
freenet*	24,54	1,24	33,92	22,28	2,92	2,07	11,10
Fuchs SE Vz.	39,92	0,76	42,88	31,80	2,61	1,23	15,47
Hella	70,20	-0,14	85,30	67,90	7,80	0,22	49,79
Hensoldt*	87,20	-2,26	117,70	63,18	10,07	0,55	46,88
Ionos Group SE*	35,30	0,51	42,45	20,90	4,94	-	16,57
Jenoptik*	40,14	-0,20	48,42	16,04	2,30	0,40	23,34
K+S	16,33	1,37	18,69	10,35	2,92	0,07	12,28
Kion	45,08	1,01	70,45	35,80	5,91	0,62	11,93
Knorr-Bremse	106,50	-0,37	115,60	77,40	17,17	1,90	21,69
Krones	120,80	1,34	144,20	105,80	3,82	2,80	11,27
Lanxess	14,49	3,87	24,82	11,03	1,25	0,10	29,57
LEG Immobilien SE	50,20	-0,10	72,40	49,24	3,86	2,92	7,29
Nemetschek SE*	70,75	-0,91	121,00	50,45	8,17	0,68	26,70
Nordex SE*	38,50	-0,57	51,70	19,11	9,12	-	20,92
Porsche	45,95	1,61	50,66	35,62	20,93	1,01	26,87
Porsche Hldg. SE	28,65	2,84	41,52	26,84	4,39	1,51	2,62
Puma SE	25,63	-1,50	30,31	15,30	3,79	-	-
Rational	632,00	-0,08	776,50	604,00	7,19	20,00	25,72
Renk Group	47,56	-1,33	90,34	40,34	4,76	0,58	25,57
RTL Group (U)	32,05	0,63	39,00	28,80	4,96	5,50	13,70
Salzgitter	57,85	-0,94	67,60	20,62	3,48	0,20	11,62
Sartorius Vz.*	253,50	1,24	267,70	187,30	9,49	0,74	45,92
Schaeffler	7,53	2,45	11,98	5,35	7,11	0,30	16,37
Siltronic*	81,10	2,08	108,80	31,70	2,68	-	-
Suss MicroTec SE*	71,65	-0,07	118,40	24,00	1,37	0,04	36,37
TAG Immob.	13,12	-0,61	16,80	12,03	2,50	0,40	8,63
Talanx	125,40	1,05	125,70	97,65	32,38	3,60	12,05
Thyssenkrupp	14,74	-1,31	15,18	6,67	9,18	0,15	28,90
TKMS	89,60	-1,65	108,80	57,00	5,69	-	45,48
Traton SE	37,78	-1,41	41,38	25,78	18,89	0,93	9,84
TUI	7,22	0,31	9,56	6,08	3,66	0,10	5,87
United Internet*	27,16	1,19	30,22	22,24	5,21	0,50	13,86
Wacker Chemie	93,10	3,16	105,60	61,15	4,86	-	273,82

28.8.2026	KursSchluss	$\pm$ in %z. Vortag	Divi-dende
1&1	23,05	0,00	0,05
Adtran Networks SE	23,10	0,87	0,52
Alzchem Group	166,50	1,52	2,10
Asta Energy Solut. (AT)	60,00	0,67	—
Atoss Software SE*	101,80	1,39	2,28
Basler	24,30	-0,21	0,11
Befesa (LU)	36,90	0,54	0,64
Cancom SE*	21,95	-0,23	1,00
Carl Zeiss Meditec*	32,16	-0,06	0,55
Cewe Stiftung	106,00	2,32	3,00
Dermapharm Hldg. SE	39,55	-1,37	0,88
Douglas	8,13	1,88	—
Drägerwerk Vz*	110,60	-0,36	2,27
Dt. Beteiligungs	21,30	1,43	1,00
Dt. Euroshop	18,26	0,33	1,00
Dt. Pfandbriefbank	3,49	1,87	—
Dürr	17,98	1,12	0,80
Eckert & Ziegler SE*	13,24	0,61	0,22
Einhell Germany	75,30	0,40	1,90
Energiekontor	26,45	-4,86	1,00
Evotec SE*	3,35	-1,06	—
Fielmann Grp.	39,30	-0,63	1,40
Fr. Vorwerk Grp. SE	75,50	3,85	1,10
GFT Techn. SE	25,40	-2,12	0,50
Grand City Propert. (LU)	9,37	0,32	0,30
Grenke	11,64	0,52	0,42
Hamborner Reit	4,34	0,12	0,39
Heidelbg.Druck	1,54	0,79	—
HelloFresh SE	2,82	-1,61	—
Hornbach Hldg.	82,10	0,86	2,40
Hypoport SE	88,50	0,68	—
Indus	37,30	1,77	1,30
init innovation SE	45,20	-0,44	0,90
Jost Werke SE	62,50	-0,79	1,50
Jungheinrich	26,34	0,77	0,29
Kontron (AT)*	22,50	-1,83	—
KSB SE Vz	888,00	0,45	26,76
KWS Saat SE	78,00	1,43	1,25
LPKF Laser SE	13,20	-4,35	—
MBB SE	185,80	0,65	1,21
Medios	11,02	-1,08	—
MLP SE	9,50	0,32	0,36
Mutares	25,85	1,17	2,00
Nagarro	78,20	0,06	1,00
Norma Group SE	19,96	-0,10	0,14
OHB SE	189,60	-0,32	0,59
Ottobock SE*	60,10	1,35	0,97
Patrizia SE	7,59	0,40	0,36
PNE	7,32	0,41	0,04
PVA TePla*	30,86	2,66	—
Redcare Pharmacy (NL)	63,50	-5,86	—
SAF Holland SE	22,30	0,00	0,65
Schott Pharma	23,50	0,21	0,18
Secunet Security	183,00	1,44	2,58
SFC Energy	20,85	-1,65	—
Shelly Group SE (BG)	63,10	0,32	0,13
Sixt SE St.	73,35	0,62	3,20
SMA Solar Techn.*	57,25	2,23	—
Springer Nature	19,80	0,30	0,83
Stabilus SE	17,10	0,23	0,35
Sto SE	95,00	-2,46	3,31
Ströer SE	39,22	-1,21	1,85
Südzucker	12,86	1,26	—
TeamViewer SE*	7,18	2,57	—
tonies SE (LU)	11,72	0,17	—
Verbio SE*	31,58	-1,37	—
Vincorion SE	20,31	-2,73	—
Vossloh	62,30	1,88	1,15
Wacker Neuson SE	23,10	0,87	0,70
Wüstenrot Württemb.	14,32	0,42	0,65

28.8.2026	KursSchluss	$\pm$ in %z. Vortag	Divi-dende
3D Systems (US)	2,90	-2,62	–
Adler Group (LU)	0,13	0,79	–
Adobe (US)	252,45	1,96	–
Adran Hldg. Inc. (US)	6,49	-2,35	–
Adv. Micro Devices (US)	406,20	-0,02	–
Aegon Ltd. (BM)	7,97	0,91	0,40
Air France KLM (FR)	11,90	-2,82	–
Akamai (US)	92,52	-2,69	–
Alibaba ADR (CN)	102,20	2,61	1,05
Align (US)	135,60	-0,77	–
Allane SE	12,40	0,00	–
Altria (US)	59,04	1,41	4,16
Amadeus Fire	20,90	0,24	–
Amadeus IT (ES)	58,06	1,11	1,42
ams-OSRAM (AT)	19,20	-1,79	–
Anglo Ameri. PLC (GB)	50,18	1,72	0,23
Applied Mats. (US)	401,75	-3,19	1,78
Arcelor-Mittal (LU)	64,12	0,47	–
AT & S (AT)	156,00	5,12	–
AT&T (US)	22,39	2,42	1,11
Aumann	14,30	-2,05	–
Baader Bank	6,62	0,30	0,20
Baidu ADR (US)	83,50	0,24	–
Ballard Power (CA)	1,94	-3,10	–
Bank of America (US)	52,86	-0,06	1,08
Barclays (GB)	5,74	-0,78	0,09
Bastei Lübbe	6,88	2,99	0,66
Baywa	9,68	8,52	–
BayWa vNA	2,64	-1,31	–
BB Biotech N (CH)	59,80	-0,17	2,25
Berkshire Hath. B (US)	436,60	1,31	–
Bertrandt	9,04	-2,80	–
bet-at-home.com	3,25	-1,81	–
Biofrontera	2,32	0,43	–
Biogen (US)	186,82	0,40	–
BioNTech	88,35	-7,10	–
Bombardier B (CA)	200,60	1,21	–
Booking (US)	173,30	-1,76	1,57
Brain Biotech	2,69	-1,47	–
Branicks Group	0,74	0,00	–
Bristol-Myers Sq. (US)	57,67	0,66	2,49
BYD CO. (CN) (CN)	9,92	0,09	–
Carrefour (FR)	15,51	-0,80	0,97
Ceconomy	3,93	-1,50	–
Cenit	7,02	2,63	–
Cherry SE	1,18	0,43	–
Citigroup (US)	113,16	-0,61	2,32
Colgate Palm. (US)	77,66	-1,27	2,06
Conoco Philips (US)	110,34	-0,04	3,18
Corestate Capital (LU)	0,23	0,00	–
Covestro	60,10	0,00	–
Danaher Corp. (US)	185,95	-0,61	1,28
Deere (US)	536,20	0,49	6,48
Delticom	2,20	0,00	0,12
DMG Mori	47,00	-0,21	1,03
Drägerwerk St.	84,00	0,24	2,21
eBay (US)	87,02	-0,30	1,16
Eli Lilly (US)	1009,8	-0,98	6,00
ElringKlinger	5,46	1,30	0,15
Engie (FR)	24,37	1,29	1,35
Epigenomics konv.	0,90	-1,10	–
Equinor (NO)	35,73	0,73	14,64
Ericsson B (SE)	8,70	0,48	3,00

Eurofins Scien. (LU)	72,74	0,50	0,72
Exxon Mobil (US)	134,48	-0,15	4,00
First Sensor	53,50	0,00	0,47
Ford (US)	11,90	-0,04	0,60
Formycon	19,50	1,46	—
Fortec Elektronik	11,25	0,90	0,40
Freeport-McM. (US)	67,80	-0,54	0,60
Fuchs SE	34,25	0,15	1,22
GE Aerospace (US)	296,80	-1,80	1,44
Geely (CN)	1,99	-0,37	0,50
General Motors (US)	73,66	-0,83	0,63
Generali (IT)	44,23	0,98	1,64
Gesco	14,40	-1,37	0,20
Gigaset	0,01	0,00	—
Gilead Sciences (US)	128,12	2,25	3,16
Global Fashion Grp. (LU)	0,44	-2,64	—
Grammer	10,40	0,97	—
H+R	6,66	0,91	—
Halliburton (US)	30,47	3,43	0,68
Hamburger Hafen	21,50	-0,46	—
Hapag-Lloyd	135,30	2,58	3,00
Harley Davidson (US)	23,62	2,52	0,72
Harmony Gold (ZA)	17,45	-3,86	12,80
Hawesko Holding SE	16,35	-0,30	1,00
Heineken (NL)	71,78	-0,91	1,92
Henkel St.	69,65	-1,21	2,05
Hennes&Mauritz (SE)	15,64	-0,98	7,10
Hoenle	7,98	1,01	—
Holcim N (CH)	77,02	-1,26	—
Instone Real Estate	7,46	-0,53	0,43
Intershop Communic.	1,47	-0,68	—
JD.com ADR (CN)	24,80	2,27	1,00
Koenig & Bauer	8,71	0,69	—
Kone Corp. (FI)	52,32	-1,65	1,80
KPS	0,26	-3,31	—
Kraft Heinz Co (US)	21,93	1,74	1,60
Leifheit	13,20	0,00	1,20
Leo Int.Prec. Health	14,00	-27,46	—
Linde PLC (IE)	421,60	1,35	6,00
Lloyds Banking (GB)	1,30	0,15	0,04
Lockheed Martin (US)	483,40	0,37	13,35
MasterCard (US)	515,00	1,86	3,15
MAX Automation SE	3,32	-2,64	—
Medtronic (IE)	78,72	1,63	2,84
Meta Platforms (US)	497,30	1,50	2,10
Micron Techn. (US)	804,70	2,11	0,46
Moderna (US)	118,60	-3,01	—
Multitude (CH)	5,82	1,39	0,55
MVV Energie	30,10	1,01	1,30
Nakiki	0,13	-24,35	—
Netflix (US)	70,23	2,95	—
Newmont Corp. (US)	110,00	-4,10	1,00
NFON	3,32	-2,06	—
Nintendo (JP)	47,90	1,88	219,0
Nvidia (US)	187,66	-4,17	0,52
OHB SE	193,40	2,76	0,59
OMV (AT)	67,20	0,15	4,40
Oracle (US)	130,50	0,62	2,00
Orange (FR)	15,15	0,03	0,75
Österreich. Post (AT)	31,15	0,00	1,83
Panasonic (JP)	23,42	-1,39	40,00
paragon GmbH	1,59	0,00	—
PayPal (US)	46,56	-11,87	0,28
Pepsico (US)	121,22	0,88	5,62
Pfeiffer Vac.	163,00	0,49	7,32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 (ohne dt. Indextitel/Euroländer)

Pfisterer SE	71,20	-4,37	0,85
Pfizer (US)	24,11	0,71	1,72
Philip Morris (US)	164,24	-0,42	7,11
Philips (NL)	23,17	0,87	0,85
Pro Sieben Sat 1 SE	3,57	-2,14	0,05
ProCredit Hldg.	8,72	2,71	0,47
Prudential (GB)	11,79	-0,38	0,14
Q.Beyond konv.	3,50	2,94	–
Qualcomm (US)	141,42	0,48	3,62
Raiffeisen Int. (AT)	62,60	0,16	1,60
Renault (FR)	29,50	3,87	2,20
Repsol (ES)	26,56	0,64	0,50
Roche I (CH)	390,00	-2,94	10,80
RTX Corp. (US)	183,00	1,10	2,72
Ryanair (IE)	23,19	-5,00	0,39
Samsung El. GDR	4020,0	0,50	28,96
Samsung El. Vz GDR	2900,0	-2,19	28,98
Sartorius St.	194,60	1,35	0,73
Shopify (CA)	132,84	1,17	–
Singulus Techn.	7,86	-1,26	–
Sixt SE Vz.	60,70	-0,49	3,22
Snap (US)	4,79	2,35	–
SNP Schneider-Neu. SE81,80		0,00	–
Societe Generale (FR)	71,15	-5,01	1,61
Softbank (JP)	27,71	-0,22	11,00
Sony (JP)	21,42	3,98	24,51
SpaceX (US)	121,76	1,47	–
Spotify	448,50	-4,17	–
Starbucks Corp. (US)	93,22	1,15	2,45
STMicroelectron (NL)	43,57	-1,61	0,36
Stratec	22,50	0,00	0,60
STS Group	4,38	0,46	–
Surteco Group SE	7,70	4,05	–
Swatch Group I (CH)	196,70	-1,80	4,50
Swiss Re N (CH)	151,00	0,43	6,30
Takkt	2,79	-1,24	–
technotrans SE	28,00	-2,44	0,83
Telefónica (ES)	3,62	1,74	0,30
Tencent (CN)	49,60	0,54	5,30
Tesla (US)	301,00	-0,86	–
Teva ADR (IL)	31,50	-3,96	–
Texas Instruments (US)	225,00	0,22	5,56
thyssenkr. nucera	7,86	-0,32	–
Tomra Systems (NO)	10,15	0,79	2,15
Toyota Motor (JP)	16,50	-0,30	95,00
Unibail-Rod.Wfd. (FR)	98,96	-0,12	4,50
Universal Music Gr. (NL)	14,82	1,96	0,52
Vale (BR)	12,62	-2,17	7,51
Veolia Envir. (FR)	32,91	-0,12	1,50
Verizon (US)	43,07	0,81	2,74
Vestas Wind (DK)	28,58	-1,18	0,74
Villeroy & Boch	14,95	0,00	0,85
Vita 34	2,87	2,50	–
Vivendi (FR)	1,61	0,00	0,04
Vodafone (GB)	1,37	1,48	0,04
Voestalpine (AT)	45,84	-0,26	0,75
Volkswagen St.	78,45	3,70	5,20
Voltatron	3,97	0,63	–
WashTec	38,90	0,52	2,50
Wells Fargo (US)	72,27	-0,12	1,70
Westwing Group SE	12,75	-0,78	–
Zeal Network SE	42,50	-0,47	1,40

IN DEUTSCHLAND ZUGELASSENE QUALITÄTSFONDS – TÄ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Nachhaltigkeits-Fonds (ESG)

Name	Währung	Ausgabe Rücknahme		____Performance____
		28.08.	28.08.	YTD	1 J.	3 J.	ISIN

Titel	ISIN	Preis28.08.	Performance in %				Laufende Kosten %	Ausschüttungsart
Titel	ISIN	Preis28.08.	6 M	1 J.	3 J.	5 J.	Laufende Kosten %	Ausschüttungsart
Vontobel US Dollar Money B*	LU0120690226	163,79 $	1,39	3,48	14,44	16,65	0,51	Thesaurierend
Deka Lux DekaLux-Geldm:USD	LU0065060971	96,08 $	1,70	3,71	14,29	19,15	0,58	Ausschüttend (3,82$)
Federated ST USGovSec Inst S*	IE0003334947	198,34 $	1,29	2,81	11,18	15,04	1,04	Thesaurierend
Deka Lux Deka FlexZins TF	LU0268059614	991,86 €	0,05	1,50	10,99	11,55	0,57	Ausschüttend (22,55€)
Federated Her Euro-Kurzl*	IE0001475106	16,13 €	0,94	2,35	10,94	11,24	0,25	Thesaurierend
Schoeller Kurzinvest(T)	AT0000820469	97,70 €	1,30	2,59	10,89	12,45	-	Ausschüttend (0,82€)
Schoeller Kurzinvest A	AT0000944806	66,29 €	1,28	2,60	10,84	12,49	-	Ausschüttend (2,00€)
Erste AM RESP EURO PL	AT0000812979	116,24 €	0,34	1,62	9,23	9,10	0,33	Thesaurierend (0,71€)
ESPA Cash Euro-Plus A	AT0000858105	71,73 €	0,34	1,62	9,22	9,10	0,33	Ausschüttend (1,60€)
Deka Lux Deka Flex:EUR C	LU0027797579	1318,37 €	0,60	1,64	8,97	7,18	0,75	Thesaurierend

Persp Dynamisch CF

€

125,22

119,26

+6,48

+13,91

+50,86

DE000DK0V6U7

hausInvest

€

46,24

44,04

+0,68

+1,49

+5,87

DE0009807016

Commerz Real Investment
Deka Investments

S&P BSE Sensex Indien	77.264,5	+0,43%
Shanghai Comp. China	3952,2	-0,11%
SMI Schweiz	14.399,8	+0,11%
WIG 20 Polen	3993,7	+0,86%

	DCK
AriDeka CF	€	115,03	109,28	+11,41	+17,14	+45,08
BW Zielfonds 2030	€	55,14	54,06	+1,54	+2,18	+11,86
DekaFonds CF	€	174,32	165,61	+8,58	+8,78	+48,90
Deka-MegaTrends CF	€	193,12	186,14	+11,64	+17,27	+55,07
Div.Strateg.CF A	€	250,93	241,86	+11,44	+16,21	+45,08
EuropaBond CF	€	92,02	89,34	+1,25	+2,12	+10,09
EuropaBond TF	€	32,48	32,48	+0,92	+1,63	+8,51
GlobalChampions CF	€	466,56	449,70	+10,57	+19,52	+68,31
Mainfr Strategiek	€	217,32	217,32	+7,19	+9,38	+33,31
Mainfr Wertk ausg	€	101,60	101,60	+4,37	+3,20	+12,41
RenditDeka	€	22,50	21,84	-0,03	+0,64	+11,04
RenditDeka TF	€	28,16	28,16	+0,18	+0,99	+10,87
UmweltInvest CF	€	253,88	244,70	+9,54	+12,49	+37,59

28.8.2026	KursSchluss	$\pm$ in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in Mrd. €	Divi-dende	KGV2026
28.8.2026	KursSchluss	$\pm$ in %z. Vortag	Hoch	Tief	Marktkap.in Mrd. €	Divi-dende	KGV2026
ABB (CH) ◦	84,74	1,63	96,76	55,34	154,49	0,94 CHF	33,52
Adyen (NL) ◆	1084,6	0,39	1600,0	784,30	34,36	—	28,16
Ahold (NL) ◆	30,64	0,52	42,47	30,36	27,01	1,24	10,71
Air Liquide (FR) ◆◇	169,84	1,70	181,20	140,91	108,39	3,36	26,75
Anheuser Busch Inb. (BE) ◆◇	68,52	1,99	76,00	48,84	123,14	1,15	17,84
Argenx (NL) ◆	910,00	1,11	910,00	566,40	56,93	—	37,16
ASML Holding (NL) ◆◇	1479,2	-0,64	1741,4	614,50	574,15	4,58	39,60
AstraZeneca (GB) ◆	142,30	-0,07	332,50	134,00	220,71	6,49 GBP	15,13
AXA (FR) ◆◇	43,57	2,01	45,79	36,58	91,10	2,32	10,30
Banco Bilb. (BBVA) (ES) ◆◇	24,85	-0,44	25,20	15,39	138,69	1,33	12,55
Banco Santander (ES) ◆◇	12,74	2,23	13,04	8,03	187,11	0,24	12,74
BAT (GB) ◆	48,63	0,06	57,26	42,95	105,06	2,40 GBP	11,37
BNP Paribas (FR) ◆◇	102,06	1,55	113,56	65,01	112,43	2,57	8,93
BP (GB) ◆	6,03	0,57	7,01	4,60	94,76	0,33 USD	7,38
Danone (FR) ◆	64,34	-0,49	80,00	61,00	43,97	2,25	15,43
Enel (IT) ◆◇	9,46	1,22	10,29	7,73	96,18	0,49	13,14

Geldmarktfonds im Vergleich

Offene Immobilienfonds
grundb. europa IC:	€	36,17	34,45	-3,99	-4,17	-7,14	DE000A0NDW81
grundb. europa RC	€	36,30	34,57	-4,03	-4,31	-7,97	DE0009807008
grundb. Fok Deu RC	€	51,83	49,36	-2,58	-2,41	-5,01	DE0009807081
grundb. Fokus D IC:	€	52,16	49,68	-2,43	-2,14	-3,99	DE0009807099
grundb. global IC:	€	47,01	44,77	-2,78	-2,51	-8,52	DE000A0NCT95
grundb. global RC	€	46,27	44,07	-3,03	-2,91	-9,69	DE0009807057

DWS
KanAm Grund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 mbH

Deka Immobilien Investment

Leading Cities

€

59,07

55,99

-9,71

-23,21

-45,22

DE0006791825

EuroBalance*	€	80,64	77,54	+6,71	+11,82	+42,20	DE0009757450
EuroErtrag*	€	72,80	70,34	+2,63	+4,34	+18,29	DE0009782730
EuroFlex*	€	42,91	42,49	+0,85	+1,58	+11,49	DE0009757484
EuroInvest A*	€	163,08	155,31	+17,92	+30,00	+88,07	DE0009754333
EuroKapital*	€	73,42	69,92	+7,26	+13,57	+47,76	DE0009757468
EuroRent A*	€	28,47	27,51	+0,25	+0,83	+11,64	DE0009757443
GlobalAktien*	€	90,84	86,51	+16,12	+23,44	+77,83	DE000A2PPJZ8
GlobalBalance DF*	€	91,29	87,78	+6,29	+11,51	+33,63	DE0009782763
GlobalChance DF*	€	114,51	109,06	+12,10	+18,80	+50,74	DE0009782789
ProInvest*	€	337,56	321,49	+7,09	+9,76	+72,40	DE0009754119
ReturnSelect A*	€	59,62	57,88	+3,21	+5,56	+18,91	DE000A0RFJ25
VermAnlage Komfort*	€	71,96	69,53	+5,05	+9,14	+27,23	DE000A1JJJP7
VermAnlage Ret A*	€	92,14	88,60	+5,53	+11,50	+35,97	DE000A1JJJR3

Eni (IT) ●	22,79	0,22	25,00	14,53	71,70	1,07	8,47
EssiliorLuxottica (FR) ●○	159,60	1,59	323,50	156,20	74,09	4,00	22,26
Ferrari (NL) ●	359,95	1,85	429,40	268,90	63,81	3,62	40,26
GSK PLC (GB) ○	21,76	1,26	26,02	16,55	88,03	0,66 GBP	9,55
Hermes Internat. (FR) ●○	1600,0	2,86	2288,0	1477,0	168,91	13,03	36,00
HSBC (GB) ○	17,74	0,81	19,01	10,82	304,62	0,75 USD	11,86
Iberdrola (ES) ●○	20,29	1,58	22,30	15,36	135,40	0,01	20,49
Inditex (ES) ●	57,40	-1,54	59,14	41,10	178,90	1,65	26,70
ING Group (NL) ●○	30,38	1,15	31,19	20,25	87,28	1,09	12,35
Intesa Sanpaolo (IT) ●○	6,79	0,53	6,94	4,80	120,83	0,38	11,50
L'Oréal (FR) ●○	387,90	1,24	405,15	339,85	206,61	7,31	27,69
London St. Exch. (GB) ○	105,05	-0,90	115,40	83,00	51,02	1,50 GBP	18,16
LVMH (FR) ●○	459,25	2,55	654,00	440,60	227,15	13,00	21,11
National Grid (GB) ○	13,75	3,00	16,40	11,60	69,12	0,48 GBP	13,53
Nestle (CH) ○	83,99	0,10	93,80	75,91	216,40	3,10 CHF	17,12
Nordea Bank AB (FI) ●	17,47	-0,11	17,89	13,01	59,43	0,96	12,04
Novartis (CH) ○	132,74	-0,98	144,08	102,12	270,10	3,70 CHF	17,91
Novo Nordisk (DK) ○	39,67	1,17	54,86	30,29	134,47	11,70 DKK	14,30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Prosus (NL) ◆○	38,61	1,71	63,58	36,35	84,42	-	8,49
Relx (GB) ○	31,40	0,90	40,98	23,44	54,87	0,68 GBP	18,33
Richemont (CH) ○	207,80	2,26	215,30	140,40	111,71	4,30 CHF	27,40
Rio Tinto (GB) ○	89,00	-0,44	95,90	52,50	111,71	3,00 GBP	12,15
Roche PS (CH) ○	385,30	-1,63	411,60	270,20	270,70	19,60 CHF	17,73
Rolls-Royce Grp. (GB) ○	18,02	-0,77	18,74	11,50	149,92	0,10 GBP	44,18
Safran (FR) ◆○	343,70	-1,72	366,00	264,00	143,79	3,35	31,62
Saint Gobain (FR) ●	80,36	1,18	95,50	66,12	39,76	2,30	12,50
Sanofi (FR) ◆○	77,39	0,57	90,46	71,72	93,47	4,12	8,82
Schneider Electric (FR) ◆○	301,25	1,09	311,75	209,00	174,30	4,20	29,11
Shell (GB) ○	38,96	0,28	41,28	29,54	216,68	0,93	9,71
TotalEnergies (FR) ◆○	75,07	0,09	81,42	49,46	171,28	3,40	7,31
UBS (CH) ○	46,81	1,41	47,98	31,14	153,43	1,10 USD	15,45
UniCredit (IT) ◆○	84,57	1,37	86,07	57,10	131,73	3,15	11,23
Unilever PLC (GB) ○	56,00	1,43	63,27	47,00	122,14	1,24 GBP	19,31
Vinci (FR) ◆○	114,45	-1,59	143,00	112,95	67,19	5,00	11,73
Wolters Kluwer (NL) ●	70,52	1,97	116,75	55,00	16,40	2,52	11,60
Zurich Insurance (CH) ○	634,00	0,70	681,20	573,40	95,88	30,00 CHF	14,76

www.meag.com privatanleger@meag.com

Deka Immob Europa	€	50,67	48,14	+1,45	+2,13	+7,28	DE0009809566
Deka Immob Global	€	58,01	55,11	+1,06	+1,83	+5,85	DE0007483612

Bundesanl. 10J

Euro in Dollar

AktienSelect A*	€	210,05	200,05	+15,97	+24,65	+54,58	DE0001619997
Dividende A*	€	89,84	85,56	+13,31	+22,47	+60,88	DE000A1W18W8
ERGO Vermög Ausgew*	€	68,84	65,88	+7,49	+12,93	+34,49	DE000A2ARYT8
ERGO Vermög Flexi*	€	74,70	71,14	+9,15	+15,66	+39,06	DE000A2ARYP6
ERGO Vermög Robust*	€	56,25	54,09	+4,80	+8,93	+23,40	DE000A2ARYR2

LEITZINSEN

MEAG

WECHSELKURSE

Zink (LME) $/t	4083,96	-0,56
Blei (LME) $/t	1873,27	0,07
Zinn (LME) $/t	54.864,00	-0,16
Aluminium hg (LME) $/t	3234,38	0,68
Weizen (Matif) €/t	250,50	1,21
Sojaboh. (CME) $-Cts/bu	1287,75	1,56
Mais (CME) $-Cts/bu	536,25	0,52
Kaffee (ICE) $-Cts/lb	312,60	0,95
Kakao (ICE) $/t	6636,00	7,50
Zucker (ICE) $-Cts/lb	17,56	-3,46

Basiszins gem. BGB	1,52	seit 1.7.2026
EZB Einlagefazilität	2,25	seit 17.6.2026
EZB Hauptrefi	2,40	seit 17.6.2026
EZB Spitzenrefi	2,65	seit 17.6.2026
Leitzins FED	3,50 - 3,75	seit 11.12.2025
Leitzins Japan	0,75	seit 19.1.2026
Leitzins Großbritannien	3,75	seit 18.12.2025
Leitzins China	3,00	seit 20.5.2025
Leitzins Schweiz	0,00	seit 20.6.2025

28.8.2026Land	Devisen1)		Referenzkurs
28.8.2026Land	Geld	Brief	EZB
Australien	1,6081	1,6281	1,6183
Brasilien	5,7424	6,0424	6,0126
China	7,7777	7,8777	7,8251
Dänemark	7,4548	7,4948	7,4748
Großbritannien	0,8551	0,8591	0,8572
Hongkong	9,0808	9,1808	9,1276
Japan	185,72	186,20	185,92
Kanada	1,6066	1,6186	1,6130
Neuseeland	1,9452	1,9692	1,9585
Norwegen	10,8245	10,8725	10,8595
Polen	4,3122	4,3602	4,3365
Schweden	11,0596	11,1076	11,0885
Schweiz	0,9339	0,9379	0,9364
Südafrika	18,5055	18,7455	18,6309
Tschechien	23,9470	24,3470	24,1480
Türkei	56,1234	56,2634	56,1718
Ungarn	362,11	367,31	364,79
USA	1,1617	1,1677	1,1643

INDIZES/RENDITEN
Anlagegold wird mit 0 % besteuert. Silber, Platin und Palladium mit 19 % MwSt.. Ausnahme sind Silbermünzen, sie unterliegen der Differenzbesteuerung, wenn sie aus einem Nicht-EU-Land eingeführt werden. Die MwSt. entfällt dann nur auf die Differenz zwischen An- und Verkaufswert.

	28.8.	27.8.
Bund-Future, Frontmonat	123,52	123,74
Rentenindex (REX)	121,78	121,81
Umlaufrendite	3,23	3,21
10-j.Staatsanleihe Deutschland	3,27	3,25
10-j.Staatsanleihe USA	4,70	4,66
10-j.Staatsanleihe Großbritannien	5,35	5,30
10-j.Staatsanleihe Japan	2,92	2,89
10-j.Staatsanleihe Schweiz	0,39	0,37

PLATIN \| PALLADIUM
1 oz Maple Platin	1374,0	2036,1
BARREN
10 g Gold	1189,5	1297,5
1 oz Gold	3719,5	3959,9
100 g Gold	11.899,0	12.827,5
1 kg Gold	120.127,0	126.323,0
1 oz Silber	52,90	84,30
500 g Silber	851,50	1188,2
1 kg Silber	1703,5	2344,7
1 oz Palladium	1143,0	1698,2

ROHSTOFFE

LBBW Bal. CR 20	€	46,78	45,86	+2,39	+3,66	+14,87	LU0097711666
LBBW Bal. CR 40	€	56,87	55,75	+4,29	+6,25	+19,95	LU0097712045
LBBW Bal. CR 75	€	82,21	80,60	+9,19	+12,90	+31,86	LU0097712474
Oberland WeltInv	€	118,82	117,06	+6,87	+10,37	+27,15	DE000DK0LPR1

	28.8.	Ver. %
Rohöl Brent (ICE) $/Barrel	89,37	-0,37
Rohöl WTI (Nymex) $/Barrel	83,45	-0,10
Heizöl (Nymex) $/gal.	4,2441	1,65
Gold ($/uz)	4462,75	-3,02
Platin (Nymex) $/toz	1834,50	-1,04
Silber (Comex) $/toz	66,44	-4,31
Palladium (Nymex) $/toz	1429,00	6,75
Kupfer (LME) $/t	14.445,59	-0,31
Nickel (LME) $/t	16.700,65	0,24

Öl (Brent, \$/B.)
MÜNZEN UND BARREN
Gold (\$/uz)

DOW JONES

MÜNZEN GOLD	Ankauf 28.8.	Verkauf 28.8.
20 Mark	862,30	920,10
1/2 oz Britannia	1859,5	2076,8
1/4 oz Britannia	929,50	1058,6
20 Österr. Kronen	721,00	760,50
1 Österr. Dukat	410,60	443,50
20 Fr. Vreneli	698,50	746,50
10 Rubel Tscherw.	931,20	996,00
1 oz Krügerrand	3719,5	3900,0
1/2 oz Krügerrand	1859,5	2076,8
1/10 oz Krügerrand	371,50	429,60
2 Rand	872,90	913,00
1 oz Am. Eagle	3719,5	3952,0
1/2 oz Am. Eagle	1859,5	2126,6
1/4 oz Am. Eagle	929,50	1083,9
1/2 oz Maple Leaf	1859,5	2076,8

Quelle: Degussa Goldhandel Endkundenpreise.

Union Investment

28.8.2026	Kurs NY Schluss	$\pm$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K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Kurs FFM Schluss
28.8.2026	Kurs NY Schluss	$\pm$ in % z. Vortag	Hoch	Tief	MK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Kurs FFM Schluss
3M	174,34	-2,51	184,90	139,34	90	2,92	20	150,50
Alphabet Inc. A	346,59	1,74	408,61	206,20	2034	0,83	24	299,45
Amazon.com	266,43	3,97	287,20	196,00	2874	—	30	229,80
American Express	333,20	-0,29	387,49	290,97	225	3,28	19	287,80
Amgen	432,42	-1,05	447,03	269,77	234	9,66	20	379,95
Apple Inc.	319,70	1,63	344,57	225,95	4666	1,06	39	275,95
Boeing	209,82	-0,03	254,35	176,77	166	—		180,04
Caterpillar	800,25	-2,05	1073,5	410,52	368	5,84	32	692,00
Chevron Corp.	201,86	1,05	214,71	146,49	399	6,84	14	173,00
Cisco Systems	109,93	-1,98	130,37	66,13	433	1,67	27	95,87
Coca-Cola	89,66	0,67	92,49	65,35	386	2,04	28	77,48
Disney Co.	108,10	1,20	119,78	92,19	187	1,25	16	91,96
Goldman Sachs	1034,0	-0,66	1154,0	721,16	301	14,00	15	897,20
Home Depot	330,19	0,48	426,75	289,10	329	9,20	22	280,60
Honeywell Intl.	217,43	-1,34	252,00	186,76	69	4,58	27	190,14
IBM	235,59	-1,34	332,46	199,19	222	6,71	19	203,40
Johnson&Johnson	268,04	0,85	276,47	173,33	646	5,14	23	227,30
JP Morgan Chase	357,62	0,96	366,50	279,10	951	5,80	15	308,30
McDonald's	265,00	1,90	341,75	259,85	188	7,17	20	227,50
Merck & Co.	148,35	-0,80	156,92	77,58	366	3,28	53	125,98
Microsoft	513,52	1,68	553,72	349,20	3813	3,64	31	443,05
Nike	39,60	3,02	79,13	38,17	48	1,63	20	33,69
Nvidia	217,55	-4,57	236,54	164,07	5265	0,52	32	187,66
Procter & Gamble	143,78	0,45	167,24	137,62	334	4,26	21	123,64
Salesforce Inc.	256,00	1,57	269,11	146,32	210	1,66	21	221,80
Sherwin Williams	344,86	-0,10	377,77	289,86	84	3,16	28	295,20
Travelers Comp.	369,90	0,15	398,70	252,26	77	4,35	12	315,70
UnitedHealth	392,95	-0,53	461,62	255,97	353	8,73	22	340,40
VISA Inc.	381,60	0,51	385,57	293,89	650	2,52	30	330,35
Walmart Inc.	103,09	0,45	135,16	95,80	820	0,95	37	88,76

Union-Investment Privatfonds

ERLÄUTERUNGEN: Kurse in Euro, Dow Jones-Aktien in US-Dollar. Die Kurse der Indexmitglieder von Dax, M-Dax und S-Dax basieren auf dem Xetra-Handel, „Weitere Aktien“, Euro-Stoxx-50 sowie Stoxx-Europe-50 auf dem Frankfurter Parketthandel, Dow Jones-Aktien Heimatbörse USA – Mitglied im Tec-Dax/Euro-Stoxx-50/Stoxx-Europe-50. Von Ausgaben des Jahresaktien, Ste. zu Stammaktien. Kurhistorien sind um Kapitalmaßnahmen bereinigt. Dividendendwahrenden jährlich. Die ausgewiesenen Dividenden sind die zuletzt gezahlten Dividenden in Euro bzw. der Landeswährung (sh. Länderkürzelt hinter dem Aktiennamen). Dividenden der ADRs (= 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 in US-Dollar, KGV = Kurs-Gewinn-Verhältnis, je höher das KGV, desto teruer ist die Aktie bezogen auf den Jahresgewinn. Nikkei-Index (= Nihon Keizal Shimbun.

PrivFd:Kontr.*	€	147,35	147,35	+6,72	+10,08	+30,86	DE000A0RPAM5
UniEuroRenta*	€	61,62	59,83	-0,27	-0,02	+7,31	DE0008491069
UniFav.:Akt. -net-*	€	201,04	201,04	+16,42	+21,86	+64,45	DE0008007519

1) Devisen mitgeteilt von der LBBW; Handelsplätze Rohstoffe: IC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Nymex=New York Mercantile Exch.; Comex: New York Commodity Exch.; CME=Chicago Mercantile Exch.; LME=London Metal Exch.; Matif= Marche de Terme International de France. * = Kurs vom Vor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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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Global*	€	536,15	510,62	+11,46	+16,47	+54,24	DE000849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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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 der Dürre ist vor der Dürre

Holger Hennies ist schon lange Landwirt. Doch so einen Sommer hat er selten erlebt. Er weiß, einfach so weitermachen, das geht nicht. Also will er kämpfen – mit allen Mitteln.

Von Paulina Würminghausen und Sllvia Liebrich Fotos: Friedrich Bungert

Die Tropfen fallen auf den Acker. Platsch, platsch, platsch. Fast schon zögerlich, als hätte der Himmel vergessen, wie das geht. Holger Hen-

nies hat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so oft in den Himmel geschaut, Wolken gesucht, stündlich auf Wetter Online geklickt. Selbst, als er Hunderte Kilometer weit entfernt war von seinem Hof in Uetze Schwüblingsen bei Hannover. Berufskrankheit, sagt Hennies. Und jetzt, an diesem Tag Mitte August, ist er endlich da, der erste richtige Regentag nach langer Zeit. Doch Hennies möchte eines gleich mal klarstellen: „Es ist nicht so, als wäre die Dürre nach ein bisschen Regen wieder vorbei“, sagt er. So einen Sommer wie diesen hat er selten erlebt in seinen 30 Jahren als Landwirt.

Hennies watet jetzt in seinen Gummistiefeln durch ein Meer von grünen Blättern, Zuckerrüben sind das. Zwischen zwei Pflanzreihen bleibt er stehen. Tiefe Risse zeigen sich dort im Boden. Hier auf diesem Acker kann er nicht bewässern, der Tonboden lässt es nicht zu. Daher die Risse. Einen großen Teil seiner Ackerflächen kann er zudem nicht beregnen, weil die sperrigen Maschinen nur rechtwinklige Flächen schaffen. „Die Welt“, sagt der Landwirt, „ist aber nun mal nicht rechtwinklig.“ Wie wann was wo bewässert wird, das ist eine eigene kleine Wissenschaft für sich. Gerade in diesen Zeiten.

Der Landwirt teilt Gewinn und Verlust mit vier anderen Bauern

Wer wie Hennies vom Wetter lebt, hatte noch nie ein beständiges Leben. Aber in Zeiten, in denen die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immer sichtbarer werden, Waldbrände nicht nur im Süden Europas, sondern auch in Deutschland toben und ganze Ackerflächen verbrennen, ist der Beruf des Landwirts noch unvorhersehbarer geworden als ohnehin schon. Dieses Jahr sei mit unterdurchschnittlichen Ernten zu rechnen, prognostiziert der Deutsche Bauernverband. 41,9 Millionen Tonnen Getreide soll es geben. Das wären sieben Prozent weniger als vergangenes Jahr. Auch bei Kartoffeln, Gemüse, Zuckerrüben und Sojabohnen sieht es schlecht aus.

„Das wünschst du deinem schlimmsten Feind nicht“, sagt Hennies, „das vernichtet Existenzen.“ Er ist nicht nur Landwirt, er ist auch der Vizepräsident des Deutschen Bauernverbands, außerdem Präsident des Landvolks Niedersachsen. Ein großer, kräftiger Mann, den so leicht nichts vom Acker weht und der immer Weste und Hut trägt. Der 57-Jährige redet viel, am liebsten über Gemüse oder Politik. Nur auf dem Acker stehen, das ist Hennies nicht genug. Er will etwas verändern, deswegen auch all die Ämter. Klar, Risse wie die auf dem Zuckerrübenfeld seien nicht schön. Trotzdem ist er noch glimpflich davongekommen. Hier war es nicht ganz so trocken wie im Südwesten Deutschlands. Die Blätter der Zuckerrübe liegen nicht auf dem Boden, sind nur ein bisschen welk und schlapp.

Der Klimawandel hat viele Gesichter. Hitze und Trockenheit, Hagel, Sturm, da gebe es auch kein Allheilmittel, meint er. Doch es helfe, wenn man nicht ganz allein kämpft. Hennies ist deswegen Teil einer Betriebsgemeinschaft von fünf Landwirten aus der Region. Sie teilen sich die teuren Beregnungsmaschinen, mit denen sie gegen Trockenheit und Hitze ankämpfen, um zu überleben. Genauso, wie sie die gesamte Ernte teilen, Gewinn und Verlust. Bedeutet: Wenn der eine mal einen Hagelschaden hat, ist nicht gleich die gesamte Ernte hinüber. Andersrum kann Hennies sich auch freuen, wenn es fünf Kilometer weit entfernt auf dem Acker eines Kollegen regnet und bei ihm nicht.

Ohne die Betriebsgemeinschaft sehe es wesentlich schlechter für ihn aus. Warum genau? Das will Hennies zeigen und steigt in seinen schwarzen Bulli, die Fahrt führt durch unbekannte Dörfer, die Dolbergen, Sievershausen, Hämelerwald und Dolgen heißen. Überall da, wo die fünf Landwirte der Betriebsgemeinschaft Ackerflächen haben. 700 Hektar sind es insgesamt. Und während dunkelbraune Felder vorbeifliegen, fängt er an zu erzählen. Dass er etwas grundlegend verändern muss, das realisierte er zum ersten Mal 2013.

Es war eines der schlimmsten Jahre für Hennies. Da kam alles auf einmal zusammen: ein langer Winter, Starkregen, Hagel, Hitze. Das Geschäft fiel dementsprechend mies aus. „Das Jahr hat mir zu denken gegeben“, sagt er. Er merkte, dass sein Betrieb zu anfällig war für solche Wetterextreme. Die Betriebsgemeinschaft kannte er schon, lagerte bereits seine Kartoffeln in einer Halle der vier Landwirte ein. Die Zusammenarbeit dort klappte schon mal super. Also fragte er, ob er nicht Teil von ihnen werden könne. Sie sagten zu. Aus vier wurden fünf.

Hennies nennt seine Mitstreiter aus der Betriebsgemeinschaft „Kompagnons“. Mitgesellschafter klinge zu förmlich, sagt er. „Wir sind ja kein Börsenunternehmen.“ Einer dieser Kompagnons fährt am liebsten die großen Maschinen und Trecker. Zwei andere seien die Getreideexperten, er und ein anderer vor allem die Kartoffelspezialisten. Und eine fünfte Landwirtin, seine Kompagnera, wenn man so will, macht hauptsächlich die Buchhaltung.

Früher baute Hennies deutlich mehr Kartoffeln an. Aber gerade die späten Kartoffeln hätten einen hohen Wasserbedarf, sagt er. Etwa sieben- bis achtmal müsse er sie beregnen in einem Trockenjahr. Nun will er zeigen, wie die Kartoffeln jetzt in diesem Spätsommer aussehen. Er bleibt abrupt an einem Acker stehen, springt aus dem Bulli und holt einen Spaten hinten raus. Den sticht er nun in den Boden, sein ganzes Körpergewicht braucht er dafür. Dann wählt er mit seinen schaufelgroßen Händen in der Erde, bis ein paar Kartoffeln zum Vorschein kommen, manche nicht größer als ein Hühnerei. Die Pommes dieses Jahr würden deswegen kleiner, sagt Hennies, das hätten sie gestern erst in den Nachrichten berichtet.

Ständig probieren sie hier Neues aus, zum Beispiel welches Gemüse dem Klimawandel besonders gut trotzt. Allein hätte Hennies sich das niemals getraut. Zu großes Risiko. Die Frühkartoffeln zum Beispiel, beobachtet er, seien weniger hitzeempfindlich als die Spätkartoffeln „Zwiebeln sind echte Mimosen.“ Er klingt dabei fast, als würde er von guten Freunden sprechen. Auch die Sommergerste sei ein Klimaverlierer, die brauche viel Wasser. Roggen dagegen komme hervorragend mit wenig Wasser aus. Genauso wie Mais. Von bei dem wollen sie mehr anbauen.

15 Kulturen bauen die Landwirte insgesamt an. So sei das Risiko auch noch mehr gestreut. Doch beim Mais sei es so: Der sei zwar sehr krisensicher, aber er verdiene auch nicht viel damit. Eine Tonne Mais bringe aktuell ungefähr 30 Euro, eine Tonne Kartoffeln dagegen 300 Euro. Weil gerade wenige Kartoffeln auf dem Markt sind, sind die Preise so hoch. Letztes Jahr, als die Ernte gut lief und es von allem zu viel gab, waren die Preise viel niedriger – und Landwirte wie Hennies verdienten schlechter. So gesehen sind sie hier oben in Niedersachsen sogar Krisengewinner.

Gemeinsam probieren sie Neues aus. Was genau, das wird ausdiskutiert

Hennies und seine Kompagnons haben alles aufgeteilt: Wie viel Arbeit habe ich eingebracht, wie viel Fläche, wie viel Kapital in Maschinen oder Geld, wie viel Feldinventar, all das wird aufgelistet und vergütet nach Prozentsätzen. „Alles muss ausgewogen sein“, sagt Hennies. Aber man müsse bei kleineren Dingen auch „mal wegatmen“ können. „Wenn man zu scharf rechnet, dann wird man in einer Betriebskooperation nicht glücklich.“ Manchmal aber muss Hennies aufpassen, dass er seinen Getreide-Kompagnons nicht zu sehr reinredet. Er merke dann am genervten Unterton, dass er besser mal die Klappe halten sollte, erzählt er. Besserwisser mag niemand. „Klar läuft nicht immer alles rund, aber das ist im Einzelbetrieb auch so“, sagt Hennies. Und doch sei so ein Zusammenschluss nur ein Teil der Lösung, um gegen den Klimawandel anzukämpfen. „Es ist kein Allheilmittel.“

Doch warum reicht das nicht? Das muss man vielleicht mal eines der Gründungsmitglieder fragen. Etwa Niels Kynast, den anderen Kartoffelspezialisten im Bunde. Der sagt, er kenne viele Betriebsgemeinschaften, die gescheitert seien, und das nicht immer wegen Streitigkeiten.

Es ist jetzt früher Nachmittag, Kynast hat sich an einem langen Besprechungstisch mit Blick auf seinen Hof niedergelassen, ihm gegenüber sitzt Hennies. Das ist die Zentrale der Kompagnons, hier treffen sie sich alle zwei Wochen und besprechen, welches Gemüse sie anbauen oder welche

Landwirt Holger Hennies (oben) hat diesen Sommer oft in den Himmel geblickt, doch Regenwolken hat er dort meist vergeblich gesucht. Das macht sich auch auf den Feldern bemerkbar. Auf dem Rübenacker haben sich tiefe Risse gebildet (Mitte). Die Kartoffeln, die Hennies ausgräbt, sind deutlich kleiner als sonst – und die Pommes später vermutlich auch. Die Beregnungsmaschine hilft, die Ernte zu retten, aber sie kann nicht auf allen Flächen eingesetzt werden.

Maschinen sie kaufen wollen. „Kommt auch mal vor, dass wir uns fetzen“, sagt Kynast. Bisher aber hätten sie immer alles gut klären können. Muss man halt ansprechen, wenn einen etwas stört.

Die Region hier sei schon immer eine trockene Region gewesen, sagen sie. „Hier haben die Landwirte in den Genen, dass Wasser ein wichtiges Gut ist, sogar noch vor Dünger“, sagt Hennies.

Bewässert werde hier schon seit den 1950er-Jahren; bereits sein Vater zeichnete den Verbrauch mit Wasseruhren auf. Und doch mussten die fünf Landwirte umdenken. 2018, das sei auch so ein schwieriges Jahr gewesen, sehr trocken und heiß. Da hätten sie noch „volles Rohr“ beregnet, sagt Kynast, also nach dem optimalen Wasserbedarf aller Kulturen. Auch, weil die Wasserbehörde nach dem sehr nassen Jahr 2017 eine wohlwollende Behandlung im darauffolgenden Dürrejahr zugesagt hatte. Am Ende hatten sie die vorgegebene Wassermenge um ein Drittel überzogen. Kein Modell für die Zukunft.

„Wir haben unter Schmerzen dazugelernt“, sagt Kynast. Jetzt hätten sie eine gute Aufteilung, wann sie was beregnen. Im Zweifel lassen sie auch mal Getreide und Rüben „dursten“, nehmen dann bewusst Mindererträge und schlechtere Qualitäten in Kauf. Nur die Kartoffeln und die Zwiebeln, die würden immer bekommen, was sie brauchen. Die finanziellen Einbußen wären sonst zu groß.

Eine verlässliche Bewässerung wird deshalb immer wichtiger. Doch woher soll das Wasser kommen?

Regenfälle spielen eine entscheidende Rolle. Bleiben die aus, müssen Erzeuger das Grundwasser oder gar Trinkwasser aus der Leitung anzapfen. Die Landwirtschaft steht deshalb in der Kritik. Von 2010 bis 2022 hat sich ihr Verbrauch mehr als verdoppelt hat, neuere Daten liegen nicht vor. Im Vergleich zu anderen Branchen verbraucht sie laut Umweltbundesamt 2,5 Prozent an der Gesamtmenge, das ist immer noch vergleichsweise wenig. Ein Problem ist jedoch, dass längst nicht alle Erzeuger erfassen müssen, wie viel sie entnehmen.

Eine Lösung könnten da auch betriebseigene Speicherbecken sein, die den Winterregen speichern. Doch die anzulegen, ist kostspielig, vielen fehlt dafür das Geld. Deutlich geringer wäre der Verbrauch zudem, wenn Tröpfchenbewässerung eingesetzt wird, anstatt Felder zu beregnen. Doch in Hennies Augen sei das zwar für Erdbeeren und Heidelbeeren sinnvoll, aber nicht bei Kartoffeln und Zwiebeln. Die Leitung muss jedes Jahr aus dem Feld entfernt werden, eine völlige Material-schlacht sei das. Zu viel Arbeitsaufwand.

Zurück auf dem Acker zeigt er eine Beregnungsmaschine, die sie aktuell nutzen. Gerade überlegen sie noch, wie lange die Anlage an diesem Tag noch laufen muss. Entscheidend hängt das davon ab, wie viel es noch regnen wird in den nächsten Stunden. Er schaut sich die Maschine, einen sogenannten Düsenwagen, näher an. Irgendetwas stimmt nicht mit ihr. Eine Wasserdüse an der Vorderseite arbeitet nicht vernünftig, stellt er fest. Richtig glücklich ist er mit der Anlage ohnehin nicht, sie sei zu unflexibel, meint er.

Er und seine Kompagnons beschäftigen einen Hilfsarbeiter, der sich nur um die Beregnungsmaschine kümmert. Sie nennen ihn hier den Regenmeister. Jeden Tag muss er die Maschinen neu auf einem Acker aufstellen, überprüfen, ob sie richtig arbeiten, und das auf mehreren Hundert

Hektar. Eigentlich müssten die Landwirte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einige davon ersetzen. Doch wenn sie noch einen dieser Düsenwagen kaufen, würde der Hilfsarbeiter vermutlich kündigen, sagt Hennies. „Wir brauchen eine Maschine, die Arbeit spart, nicht Arbeit macht.“

Hennies hat da auch schon eine neue Anlage im Kopf. Die habe er mal bei einer Landwirtschaftsmesse gesehen und gleich auf den Wunschzettel geschrieben, sagt er. Einen sogenannten „Rainbutler“. Auf der Website wird die Maschine als „die präziseste Regenwolke der Welt“ beworben. Mit „Kreisberegnung“ und einer flexibel einsetzbaren Schlauchtrommel spare der Rainbutler 80 Prozent Arbeitszeit. Außerdem reduziere er den Wasserverbrauch um 25 Prozent und steigert gleichzeitig den Ernteertrag um zehn Prozent.

Hennies strahlt, wenn er von der Maschine erzählt. Gerade aber sei die Maschine in seinen Augen technisch noch nicht ausgereift genug. Und auch viel zu teuer, selbst für die fünf Landwirte zusammen.

Das Auf und Ab der Getreidepreise hat hier jeder genau im Blick

Bevor es zurück nach Hause geht, möchte Hennies noch kurz eine andere Sache zeigen: nämlich wo das ganze Getreide, über das gerade so viel in den Nachrichten berichtet wird, überhaupt landet.

Zum Beispiel im Getreidesilo in Mehrum, das sich praktischerweise fast in der Mitte der Ackerflächen von Hennies und seinen Kollegen befindet.

Und auch direkt am Mittellandkanal, der mehr als 300 Kilometer quer durch Deutschland führt. Von hier wird das Getreide dann auf Schiffe verladen und ins Ruhrgebiet transportiert.

In einer Halle fegt gerade ein drahtiger Mann mit grauem Pulli und Arbeitshose Körner zusammen. „Ist ja alles Gold hier“, sagt Thorsten Wessels. Wenn Hennies Hilfsarbeiter der Regenmeister ist, dann ist Wessels der Herr des Getreides. Seit 19 Jahren arbeitet er schon hier als Lagermeister. Tag für Tag sieht er, wie gut – oder wie schlecht – der Markt läuft. Wie es rauf und runter geht mit den Preisen, und vor allem: wie gut oder schlecht gelaunt die Landwirte so sind. Das hänge ja beides meist unmittelbar zusammen.

Da habe es doch letztens noch irgendwo in der Gegend einen Hagelschauer gegeben, erzählt Wessels. Da hätten einige Erzeuger „ganz schön einen an die Mütze bekommen“. Wenn man die alten Recken frage, würden die sagen: „Früher war das doch genauso.“ Aber das sei doch nicht normal, der eine Tag 34 Grad, der nächste noch 22.

Hennies steht daneben und brummt zustimmend. Hitzewellen wie die im Juni, die hätten sie früher nicht gehabt. Im Juni früher, da habe er als Jugendlicher oft auf dem Acker gefroren. Diese „Schafskälte“, wie Landwirte den einst typischen Kälteeinbruch im Frühsommer nennen, gebe es nicht mehr. Das Wetter sei schon verrückt geworden, da sind die beiden sich einig. Angst hätten sie aber nicht, schließlich könnten sie eh nichts dagegen tun.

Und während die beiden Männer da so stehen und über den Klimawandel hört man auf einmal ein immer lauter werdendes Trommeln. Der Regen, wie er aufs Dach prasselt. Holger Hennies hält kurz inne und lächelt. Er liebt dieses Geräusch.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8,86 Sekunden

Roboter sprinten die 100 Meter schneller als Usain Bolt. Na toll? Ja, toll.

ästern kann man natürlich immer noch: Ja, da hat der Roboter Tiangong Ultra – übersetzt: „das himmlische Meisterwerk“

– bei den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in Peking den Sprint-Weltrekord der Biomenschen gebrochen. Er rannte die hundert Meter in 8,86 Sekunden, wahnwitzige 0,72 Sekunden schneller als der Jamaikaner Usain Bolt bei seinem Re-kordlauf im August 2009. Aber habt ihr auf Youtube gesehen, wie die Robo-Athleten am Ziel zusammengescheppert sind? Haha. Helfer mussten sie mit Krankentragen abtransportieren.

Und überhaupt, so argumentieren die Skeptiker: Wo bleibt eigentlich das nicht von einer Marketing-Abteilung gebastelte Video, das zeigt, wie Humanoide eine Geschirrspülmaschine ordentlich ein- und ausräumen? Seien wir doch ehrlich, die wirklich wichtigen Dinge im menschlichen Leben – Putzen, Bügeln, Sex – das kriegen die Plastiktrottel einfach noch nicht hin. An dem Argument ist was dran – und dennoch führt es auf die falsche Fährte. Wahr ist, dass manche der technischen Kunststücke wenig beweisen. Staunen erregten etwa die Kampfkunst-Roboter der Firma Unitree, die aus Anlass des Besuches von Bundeskanzler Merz in Hangzhou Rückwärts-Salti vorführten, und das in perfekter Synchronisation! Doch ist gerade die Koordination von Maschinen ein Kinderspiel. Wer das bezweifelt, sollte sich im Baumarkt sieben Kaffeemaschinen und einen Mehrfachstecker kaufen.

Auf den ersten Blick bringt auch ein humanoider Robosprinter allein die Menschheit nicht schneller voran, schon gar nicht im wörtlichen Sinne. Dafür gibt es seit Längerem Maschinen auf vier Rädern. Und nein, es ist nicht so wichtig, dass bebeinte Maschinen in der Produktion nach getaner Arbeit aus Freude einen Salto springen könnten.

Humanoide Roboter sind nicht mehr nur noch putzige Maskottchen

Doch hinter den sportlichen Leistungen dieser Maschinen stehen Fortschritte in Sensorik, elektronischer Steuerung und Mechanik, die – neben der KI – auch zu ihrer wesentlichen Zukunftsaufgabe beitragen: sicher mit ihrer Umgebung zu interagieren. Die Systeme, die für Gleichgewicht und sichere Landung beim Salto sorgen, helfen auch dem Rettungsroboter, der Geröll und Treppen bewältigen soll. Die präzise Erfassung der nahen Umgebung hilft, Kollisionen mit anderen Robo-Läufern zu vermeiden, dient aber auch der unfallfreien Zusammenarbeit mit Bio-Kollegen in der Fabrikhalle. Das gilt, auch wenn beim Robosport manche wichtige Fertigkeiten nicht trainiert werden, etwa das feinfühligte Tasten und das Manipulieren von Werkstücken. Die Zeit ist vorbei, in der humanoide Roboter nur die putzigen Maskottchen von Unternehmen waren, die eigentlich klassische Industrieroboter herstellen. Humanoide Roboter werden künftig auch in der Produktion sinnvoll sein. Sie könnten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des Fachkräftemangels einfach an die Arbeitsplätze der echten Menschen gesetzt werden, ohne dass man viel umbauen müsste. Humanoide kämen mit Arbeitshöhen, Türen, Stufen, Schaltern und Regalen zurecht, die auf menschliche Dimensionen zugeschnitten ist. Das ist ihr zentraler Vorteil gegenüber der klassischen Robotik.

Eine andere Frage ist, ob humanoide Roboter bald auch in Privathaushalte einziehen werden, wo die Zweibeinigkeit wegen Dingen wie Treppen fast zwingend wäre. Laut einer aktuellen Umfrage wäre es dann tatsächlich wichtig, dass der Roboter im Haushalt hilft, 64 Prozent finden, dass er auch die Geschirrspülmaschine ein- und ausräumen sollte, was schwieriger ist, als in der Produktion normierte Arbeitsschritte zu wiederholen. So stehen in vielen modernen Robotik-Labors Geschirrspülmaschinen als technische Benchmarks. Dort müssen die Artgenossen von Tiangong Ultra derzeit noch üben. Andererseits: Gibt es ein Video von Usain Bolt beim Bedienen einer Spülmaschine? Christian Weber

Christian Weber hätte gern einen Roboter, der ihm die platten Reifen am Fahrrad flickt.

Das Römische Reich erstreckte sich rund um das Mittelmeer. Die Karte zeigt die Ausdehnung im frühen zweiten Jahrhundert nach Christus mit ausgewählten Rohstoffquellen.
GRAFIK: JULIA SCHUBERT

Vergessene Seemacht

Lange galten die Römer als Landratten. Doch immer deutlicher zeigt sich: Das Rückgrat des Imperiums waren Schiffe.

Von Jakob Wetzel

Einmal seien die Wellen vor Cannes vier Meter hoch gewesen, erzählt Christoph Schäfer. Der Althistoriker segelte an jenem Tag mit Kollegen und Stu-

dierenden auf dem Mittelmeer, in einem Holzboot namens Bissula, 16 Meter lang, dem Nachbau eines römischen Handels- schiffes. Der Wind habe mit bis zu 60 Kilometern pro Stunde geblasen, sagt Schäfer, doch wenn er daran zurückdenkt, lächelt er: „Wir hatten Glück mit dem Wetter.“ Es sei so unterschiedlich gewesen: Mal schien die Sonne, mal gab es Sturm. Für die Forscher war das ideal.

Denn Schäfer und sein Team wollten erproben, was dieses Boot kann, wie es fährt, und was es aushält, um damit einer größeren Frage nachzugehen: Wie gut fuhren die Römer zur See?

Schäfer ist überzeugt: Wer das Römische Reich verstehen will, kommt an Schiffen nicht vorbei. „Die Seefahrt ist das Rückgrat des Imperiums gewesen“, sagt er. Die Vorstellung, die Römer seien vor allem als Landstreitmacht aufgetreten, sei völliger Unsinn.

Es gibt kein besseres Schiff als die Bissula, um Antworten näherzukommen, denn sie ist so originalgetreu, wie ein Nachbau nur sein kann. 1978 wurde in der Bucht von Laurons bei Marseille ein gut erhaltenes Wrack gefunden und in den darauffolgenden Jahren von Forschenden untersucht: ein Frachtschiff, gesunken zwischen dem dritten und fünften Jahrhundert nach Christus. Am Meeresgrund war es seitlich in eine Bodenrille gekippt und von Sand bedeckt worden, so blieb viel erhalten. Von 2017 an machten sich Forscher und Studierende der Universität und der Hochschule Trier an die Rekonstruktion. Nach zwei Jahren waren sie fertig und nannten ihr Schiff Bissula, nach der Geliebten eines römischen Dichters.

Seither haben sie das Schiff erprobt, erst auf der Mosel, zuletzt an der Côte d'Azur. Im Inneren hatten sie Messinstrumente angebracht. Und sie schonten weder Boot noch Besatzung. Schon auf der Mosel sei ihnen einmal das Ruder gebrochen, allein durch den Wasserdruck, erzählt Schäfer. Auch die Rah, die Querstange, die das Segel hält, mussten sie ersetzen. Und einmal wäre ihnen die Bissula auf der Mosel fast gekentert, das war nicht ungefährlich. „Aus Versuchen wissen wir: Wenn das Schiff kentert, ist es in wenigen Sekunden gesunken“, sagt Schäfer. Sein Fazit, dennoch: „Das Schiff verhält sich extrem gut.“

Das Bild von der Landmacht Rom hat schon der griechische Historiker Polybios im zweiten Jahrhundert vor Christus geprägt. Er zeichnete die Römer als nautische Anfänger. Um im Krieg gegen die Seemacht Karthago zu bestehen, hätten sie für ihre Schiffe Enterbrücken erfunden, Plattformen mit eisernen Haken, schrieb Polybios. Im Nahkampf hätten sie diese Brücken auf die feindlichen Schiffe geschmettert und auf ihnen dann gekämpft wie an Land, so wie sie es kannten.

Diese Geschichte ist berühmt. Doch viel spricht dafür, dass Polybios diese Enterbrücken frei erfunden hat. Archäologisch wurde nie ein Beleg ihrer Existenz entdeckt, und im Kampf wären sie wohl keine Hilfe gewesen, im Gegenteil. Laut Polybios waren sie kurz und schwer. Historiker argumentieren: Schiffe mit solchen Aufbauten wären schwer zu steuern gewesen – und hätten womöglich eher sich selbst versenkt als den Feind.

Auch Schäfer glaubt, dass es diese Enterbrücken nie gab. Sie hätten einfach gut in die Erzählung gepasst. „Polybios machte die Römer zu Landratten, um ihren Sieg über die Karthager noch spektakulärer erscheinen zu lassen“, sagt er. „Aber die Römer stammten aus dem etruskischen Kulturkreis.“ Die Etrusker waren herausragende Seefahrer; Schäfer zufolge gilt das auch für die Römer. Und mit dieser Einschätzung ist er nicht allein.

In der Forschung zeigt sich immer deutlicher, wie bedeutend die Seefahrt für die Römer war. Auch für den Transport und die Versorgung der Soldaten, aber vor allem für die Wirtschaft. Und die sei das eigentliche Fundament des Reichs gewesen, meint Schäfer.

Dass die Güter den Seeweg nahmen, hatte auch finanzielle Gründe

Schiffskapitäne sorgten zum Beispiel dafür, dass Münzen geprägt werden konnten und die Legionen ihren Sold erhielten. Münzstätten waren im Westen des Reichs etwa Rom und Lugdunum, das heutige Lyon. Doch damit es etwas zu prägen gab, stachen Schiffe etwa in Hispania Tarraconensis in See, später insbesondere auch in Dalmatia, beladen mit Erz. Von den Münzprägestätten wurde das Geld dann in die Provinzen gebracht. Der Seehandel gewährleistete auch das Überleben der Millionenstadt Rom. Die Metropole war auf Getreideimporte angewiesen, einer der wichtigsten Lieferanten für Getreide war Ägypten. Das Nildelta gehörte zu den fruchtbarsten Regionen der römischen Welt. Auf dem Nil gelangte das Getreide günstig nach Alexandria ans Mittelmeer. Dort wehten vor allem im Sommer günstige Winde, um es nach Italien zu bringen.

Alle Handelsrouten der Römer aufzuzählen, würde lange dauern. Den italienischen Markt für Marmor dominierten im zweiten Jahrhundert nach Christus Steinbrüche auf der Marmara-Insel. Der Marmor wurde durch die Ägäis nach Italien verschifft, um Städte glänzen zu lassen. Legionäre in Germanien wiederum wurden auf dem Seeweg mit Olivenöl und der Fischsoße Garum aus der Provinz Baetica versorgt; Schäfer zufolge wurden jährlich 23 000 Amphoren Olivenöl in die beiden germanischen Provinzen transportiert, über Rhône, Saône und Mosel oder über Atlantik und Rhein. Schiffe brachten Nahrung und Luxusgüter von weither auch in entlegene Regionen. „Pfeffer war plötzlich erschwinglich, in Trier!“, sagt Schäfer. Das machte Rom attraktiv und führte dazu, dass aus Eroberten Römer wurden: „Was das Imperium zusammengehalten hat“, sagt Schäfer, „war nicht das Militär, sondern die Wirtschaft.“ Und selbst in römischen Hausaltären machte sich die Globalisierung bemerkbar. Forschende um den Archäologen Johannes Eber von der Universität Zürich untersuchten jüngst Rückstände in Räuchergefäßen aus Pompeji. Wie sie im Fachjournal Antiquity schrieben, fanden sie Belege dafür, dass die Menschen Harze aus Asien oder Subsahara-Afrika anzündeten. Weihrauch war also nicht nur bei Priestern gefragt, sondern auch bei Privatleuten. Der Seehandel machte es möglich.

Dass viele Güter den Seeweg nahmen, hatte auch finanzielle Gründe. Exakte Kosten lassen sich schwer pauschal beziffern, doch der Transport über das Meer war erheblich günstiger als der über Land.

Doch wie genau das Netzwerk der Römer funktionierte, dabei sind noch viele Fragen offen. Das beginnt schon bei den Booten. Schiffe wie die Bissula waren nur ein Schiffstyp von vielen. Wie viele es gab, wie sie aussahen oder auch, welche Bootsbautraditionen es in verschiedenen Provinzen gab, lässt sich heute schwer beantworten. Holz überdauert die Jahrtausende selten. Regional haben sich Wracks unterschiedlich gut erhalten: Seegängige Schiffe wurden vor allem im Mittelmeer gefunden, Flussschiffe dagegen mehr im Norden. Schiffsdarstellungen schließlich sind häufig eher schematisch. Was doch rekonstruiert werden kann, lässt sich ab Anfang 2027 in Mainz besichtigen: Dann soll

Thomas Schmidts erklärt die Schiffsmodelle in Mainz (oben). Die „Bissula“ vor Cannes. FOTOS: JAKOB WETZEL, UNIVERSITÄT TRIER das 2022 geschlossene Museum für anti- ke Schifffahrt des Leibniz-Zentrums für Archäologie (Leiza) wieder öffnen. Herz- stücke der Ausstellung sind neben sechs römischen Wracks, die in den 1980er-Jah- ren am Rhein gefunden wurden, sowie zwei Nachbauten in Originalgröße vor allem Dutzende detailliert gefertigte Schiffsmodelle im Maßstab eins zu zehn.

Noch ist das Museum geschlossen, und bis zur Eröffnung stehen die Modelle im Forschungszentrum nebenan. Doch Thomas Schmidts führt gerne durch das Zwischenlager. Der Konservator und provincialrömische Archäologe forscht am Leiza zur antiken Schifffahrt.

Nach der Seeschlacht von Actium herrschte drei Jahrhunderte lang Frieden

Eines der größten Modelle im Lagerraum ist ein lang gezogener Kahn mit wenig Tiefgang. Diese Boote waren geeignet für mäandernde Flüsse, sie brachten Güter von den Seehäfen ins Hinterland. Gebaut wurde der Kahn nach dem Vorbild eines römischen Wracks, das in Mainz entdeckt worden ist, nur wenige Hundert Meter entfernt. Das Schiff sei im Original mehr als 40 Meter lang gewesen, sagt Schmidts. „Das ist eine Dimension, die nicht so weit von heutigen Frachtern entfernt ist.“ Trotzdem habe sich das Boot leicht treideln, also vom Ufer aus mit Seilen stromaufwärts oder über Untiefen ziehen lassen. An den Seilen zogen damals keine Ochsen, sondern Menschen.

Die Bissula haben sie in Mainz auch, oder genauer: ein Modell jenes Schiffs, dessen Wrack in der Bucht von Laurons entdeckt worden war.

Boote wie die Bissula gehörten einst zu den kleineren. Schiffe dieser Größenordnung seien auch von Kleinunternehmern betrieben worden, sagt Schmidts. Hinter großen Frachtern dagegen hätten oft Investitionsgemeinschaften gestanden. Weil bei einer Havarie immense Kosten drohten, hätten diese ihre Schiffe mit Seedarlehen versichert, sagt Schmidts: „Die römische Wirtschaft war sehr modern.“

Im Mainzer Museum steht ein Modell eines dieser Superfrachter, nach einem Wrack, das in den 1960er-Jahren vor La Madrague de Giens an der Côte d'Azur gefunden wurde. Schiffe dieses Typs konnten bis zu 500 Tonnen Ladung transportieren, sagt Schmidts. Die Bissula dagegen ließ sich in Schäfers Versuchen bei Seegang nur mit bis zu 20 Tonnen Ladung sicher segeln „La Madrague ist die größte Klasse von römischen Handelsschiffen, die wir archäologisch belegen können“, sagt Schmidts. Es gebe zwar schriftliche Hinweise auf noch größere Schiffe, aber keine Wracks. Ähnlich schlecht ist die Fundlage bei Kriegsschiffen – dabei sollten diese doch, ihrem Daseinszweck gemäß, besonders oft gesunken sein. Entdeckt wurden trotzdem nur wenige Wracks, etwa in Oberstimm bei Ingolstadt oder auch in Mainz.

Patrouillenboote wie diese nutzten die Römer unter anderem für amphibische Kriegszüge: Der spätantike Historiker Ammianus Marcellinus beschrieb zum Beispiel, wie sie von Mogontiacum aus, dem heutigen Mainz, feindliche Dörfer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Rheins überfielen.

Vergleichbare Wrackfunde von Kriegsschiffen aus dem Mittelmeer gibt es keine. Eine Rolle spielt dabei womöglich, dass es dort lange Zeit kaum Kämpfe gab: Nach der Seeschlacht von Actium 31 vor Christus herrschte auf dem Mittelmeer drei Jahrhunderte lang Frieden. Vor allem aber hätten Militärschiffe kaum Waren transportiert, erklärt Schmidts. Meist werde auf dem Meeresgrund zuerst die gesunkene Ladung entdeckt, danach suchten Taucher nach dem zugehörigen Schiff. Was von einem Kriegsschiff blieb, ist dagegen oft nur seine Waffe: der Rammsporn.

Das ist ein Beschlag aus Bronze, der auf den Bug montiert wurde, typischerweise geformt wie ein Dreizack und dazu gedacht, feindliche Schiffe zu rammen. Der größte heute bekannte Rammsporn wiegt 465 Kilogramm. Einen Rammsporn besitzt auch das Mainzer Museum. Er gehöre zu seinen Lieblingsstücken, sagt der Archäologe Ronald Bockius, der ehemalige Leiter des Forschungsbereiches „Antike Schiffahrt“ am Römisch-Germanischen Zentralmuseum, dem heutigen Leiza. Er hat sich intensiv mit diesem Rammsporn auseinandergesetzt. Er stamme wohl von einem Kriegsschiff, das im östlichen Mittelmeer gesunken ist, sagt er. Und zwar von einem kleineren Schiff, denn der Rammsporn wiegt nur 53 Kilogramm. Über Umwege kam er schließlich nach Mainz.

Die Bissula ist mittlerweile nach Trier zurückgekehrt. Fünf Wochen lang war sie im Mittelmeer, jetzt steht sie aufgebockt auf dem Parkplatz der Universität. Wer das Schiff betreten will, braucht eine Leiter. Den Mast haben sie abgesägt, er sei morsch gewesen, sagt Schäfer. Aber es gebe Ersatz. Grundsätzlich sei die Bissula weiterhin seetüchtig. Doch zunächst haben die Forscher andere Pläne. Drei weitere Römerschiffe hatten sie bereits in Originalgröße rekonstruiert. Jetzt entstehen in einer Werfthalle nebenan weitere Nachbauten verschiedener Schiffe im Maßstab eins zu drei.

Verglichen mit der Bissula sehen diese Boote aus wie Spielzeuge. Doch auch in ihnen werden die Forscher aufs Wasser gehen, um herauszufinden, was die Schiffe konnten. Wie schnell waren sie, wie stabil, wie hart konnten sie am Wind segeln?

Man müsse sie im Sitzen segeln, um das Gewicht nicht zu sehr zu verlagern, erklärt Schäfer. Aus den Messdaten soll am Ende ein digitaler Atlas der römischen Seefahrt entstehen. Forscher sollen mit ihm tagesgenau mögliche Routen und Transportkosten berechnen können – und so den Erfahrungsschatz rekonstruieren, den römische Seefahrer einst hatten. „Wir erschließen Quellen, die verloren sind“, sagt Schäfer. Und eins hätten sie bereits gelernt: „Wir haben sehr großen Respekt gewonnen vor der römischen Seefahrt und den Fähigkeiten der Seeleute.“

Jeder schläft für sich allein. Auch wer das Bett mit jemandem teilt, muss selbst in den Schlaf finden. Die Rituale dazu sind vielfältig, die Schlafgewohnheiten auch. Während manche das Licht ausmachen, sich umdrehen und sofort in Schlummer versinken, brauchen andere Stunden – und werden zwischendurch immer wieder wach.

In Umfragen geben fast die Hälfte der Erwachsenen in Deutschland an, gelegentlich unter Schlafstörungen zu leiden. Krankhaft wird es, wenn das Ein- oder Durchschlafen derart gestört ist, dass sich die Menschen dadurch körperlich oder psychisch beeinträchtigt fühlen. Ist dies an mindestens drei Tagen pro Woche und länger als einen Monat der Fall, spricht man von einer Insomnie. Sechs bis zehn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sind davon be-

troffen, oftmals zieht sich die nächtliche Pein über Jahre. In ihrer Verzweiflung greifen viele zu Schlafmitteln, mehr als eine Million Menschen sind in Deutschland von ihnen abhängig. „Schlafstörungen sind ein zunehmendes Problem“, sagt Thomas Penzel, Leiter des Interdisziplinären Schlafmedizinischen Zentrums an der Charité. „Das liegt allerdings vor allem an der Wahrnehmung: Die Menschen haben ihren Tag optimiert, jetzt wollen sie auch noch die Nacht optimieren.“ Das funktioniere aber nicht, die Nacht lasse sich nicht durchtakten, so Penzel. Man kann

BEWEGUNG, SONNENLICHT UND KOFFEIN: DAS RICHTIGE VERHALTEN TAGSÜBER

„Tag und Nacht hängen zusammen“, sagt Dirk Schwerthöffer. Ob man gut schläft, hängt sehr davon ab, wie man die wachen Stunden des Tages verbringt. Es ist so simpel, wie es klingt: Wer sich tagsüber körperlich verausgabt, kann abends besser schlafen. Anders ausgedrückt: Wer sich den ganzen Tag auf dem Sofa erholt, braucht nachts kein Bett. Eher abzuraten ist allerdings von Sport direkt vor dem Schlafengehen, weil die Bewegung den Organismus aktiviert, statt ihn zu beruhigen, wie es fürs Einschlafen nötig ist.

Tagsüber hilft vor allem Bewegung draußen, weil Tageslicht für einen gesunden Schlaf-Wach-Rhythmus sorgt. „Selbst in hellen Räumen ist es nur einen Bruchteil so hell wie draußen“, betont Markus Specht. Während es ein heller Raum vielleicht auf 400 oder 500 Lux bringt, sind es draußen bei Sonnenlicht 20 000. „Wenn ich mich eine Viertelstunde draußen bei Tageslicht bewege, dann weiß mein Körper bei Dunkelheit eher, was er machen soll, nämlich schlafen.“ Specht empfiehlt auch, das Badezimmerlicht in den Morgen- und Abendstunden entsprechend anzupassen. In einem älteren Experiment an der Charité setzten sich verschiedene Gruppen von Probanden abends eine halbe Stunde lang Licht von unterschiedlicher Wärme und Helligkeit aus. Das beeinflusste Melatoninspiegel und Wachheit. Wenig überraschend war helles „Atomlicht“, wie Specht es nennt, nicht gut zum Herunterkommen.

Ob man abends noch Kaffee trinken kann, ohne dass sich das nachts rächt, hänge dagegen vom individuellen Stoffwechsel ab, sagt Markus Specht. Das müsse jeder für sich ausprobieren. Eine Metaanalyse von 24 Studien kam zu dem Ergebnis, dass Kaffee die Schlafdauer verkürzen und den Tiefschlaf beeinträchtigen kann. Allerdings sollte physiologisch ein Kaffee am Nachmittag keine Schlafprobleme mit sich bringen, betont Thomas Penzel. „Wenn man danach meint, nicht schlafen zu können, hat das eher mit der Psyche als mit der Pharmakologie zu tun, das Koffein ist da längst abgebaut.“ Studien nennen als Richtwert bei einer Gesundierung des Zinschafts.

groisen Tasse mit mehr als 100 Milligramm Koffein etwa neun Stunden Abstand zwischen Kaffee und Bettzeit.

den Schlaf nicht erzwingen. „Man muss zulassen, dass der Schlaf kommt, dann kommt er auch.“

Grundsätzlich wird zwischen Einschlaf- und Durchschlafproblemen unterschieden. Manche Menschen finden nicht in den Schlaf. Andere schlafen ratzfatz ein, werden dann aber nachts wach und können nicht wieder einschlaufen. Wer Abhilfe sucht, findet viele Rezepte. Keines ist perfekt, keines hilft jedem und jeder. Die gängigsten stellen wir hier vor und bewerten sie auf ihren Nutzen hin.

Grundsätzlich gilt: „Der beste Einschlaftpp ist hochindividuell“, betont Markus Specht, Vorstandsmitglied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chlafmedizin und Leiter des Zentrums für interdisziplinäre Schlafmedizin an der Helios Klinik Wiesbaden. Zudem gibt es die optimale Schlafdauer nicht, auch wenn immer wieder von acht Stunden die Rede ist, die es zu schlafen gelte. Diese sind allenfalls ein Durchschnittswert. Bei der Schulgröße käme auch niemand auf die Idee, Größe 39 zum Maß aller Dinge auszurufen. Deshalb gilt für den gelungenen Schlaf, dass alles zwischen fünf und zehn Stunden pro Nacht normal und okay sein kann – sobald das subjektive Gefühl der Erholung am nächsten Tag nicht darunter leidet.

Dirk Schwerthöffer vom Schlaflabor des Klinikums rechts der Isar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München betont zudem: „Man sollte nicht an 15 Schrauben gleichzeitig drehen, sondern sich zunächst zwei oder drei Maßnahmen vornehmen und schauen, ob es damit besser wird.“

Was konkret hilft – und was nicht:

EIN KÜHLES, DUNKLES SCHLAFZIMMER

Temperaturen möglichst unter 20 Grad Celsius gehören neben einem abgedunkelten Schlafzimmer zum Komplex „Schlafhygiene“. Diese erachten Schlafmediziner als eine Art Grundvoraussetzung für gesunden Schlaf. „Ein komplett abgedunkeltes Schlafzimmer ist sehr sinnvoll“, sagt Markus Specht, es unterstütze die Einstellung des Schlaf-Wach-Rhythmus. Das gelte aber nicht auf Teufel komm raus: Wer Angst im Dunkeln hat, soll lieber etwas Licht ins Schlafzimmer lassen. Auch helfe es dem Organismus, wenn es im Schlafzimmer nicht zu warm ist, weil biochemische und hormonelle Prozesse dann eher zur Ruhe kommen. Neben Wärme und Licht stört auch ein zu voller Magen beim Schlafen. „Je schwerer und später ich am Abend esse, desto schlechter ist es für den Körper“, sagt Markus Specht. Ähnliches gilt für Alkohol, was gut belegt ist: „Alkohol hilft zwar beim Einschlafen, aber dafür wacht man nachts meist auf und kann dann schlecht weiterschlafen“, betont Thomas Penzel. Denn Alkohol macht den Tiefschlaf kaputt. Wichtig sei, dass das Bett der Ort zum Schlafen ist, so Penzel. Wenn man – außer Sex – dort sonst nichts macht, verbinden Körper und Geist das Zu-Bett-Gehen mit dem Schlafen. „Dann wird das Bett irgendwann wieder zum schönen Ort, an dem man schön schläft.“

BILDSCHIRMZEIT VOR DEM ZUBETTGEHEN REDUZIEREN

Eine Zeitlang hieß es: Das blaue Licht, das die Bildschirme von Handys und Computern aussenden, ist der Schlafkiller per se. Es aktiviert die Zirbeldrüse und unterdrückt die Bildung von Melatonin, sodass das Gehirn denkt, es sei Tag „Aber das ist nach heutigem Kenntnisstand nicht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sagt Markus Specht. Noch dazu gibt es auf vielen Geräten längst Blaulichtfilter. Die alte Regel, wonach man wegen des blauen Lichts besser ein bis zwei Stunden vor dem Schlafengehen nicht mehr auf Bildschirme blickt, sei damit hinfällig. Elektronische Mediennutzung steht allerdings generell mit schlechterer Schlafqualität und mehr Schlafproblemen in Zusammenhang. „Viel wichtiger als die Bildschirme ist dabei aber der Inhalt“, sagt Specht. Wer vor dem Zu-Bett-Gehen oder gar im Bett auf- oder anregende Dinge konsumiert, für den ist das Einschlafen schwieriger. E-Mails checken oder Horrorfilme schauen dürfte den meisten Menschen daher eher nicht helfen. Sich eine Folge „The Joy of Painting“ mit dem US-Maler Bob Ross anzusehen, schon eher.

ENDLICH WIEDER

SCHLAFEN

Wer schlecht in den Schlaf findet und nachts immer wieder wachliegt, probiert oft vieles aus. Von Schäfchenzählen bis Melatonin: Was wirklich hilft.

Von Werner Bartens, Christina Berndt und Valentina Reese Illustration: Lina Moreno

SCHÄFCHEN ZÄHLEN UND ANDERE MENTALE ABLENKUNGEN

FESTE SCHLAFZEITEN

Schäfchen zählen ist ein oft gehörter Rat, doch vielleicht etwas aus der Mode gekommen. Landflucht, die Entfremdung von der Kreatur und lebensfremde Lehrpläne haben dazu beigetragen, dass kaum noch ein Kind die Lämmer schweigen, die Schafe blöken, geschweige denn auf der Wiese über Hindernisse springen sieht. Sich etwas vorzustellen, was man kaum kennt, ist nicht hilfreich, sondern macht eher wach als müde. „Am Ende geht es nicht um die Schafe, sondern darum, sich ein bisschen zu fokussieren und zur Ruhe zu kommen“, sagt Dirk Schwerthöffer.

Womöglich ist es deshalb für manche hilfreicher, bildhaft zu imaginieren, wie ein Curlingstein nach dem anderen gemächlich über das Eis rutscht, oder wie sich ein Tischtennismatch in Zeitlupe entwickelt. Wobei es wichtig ist, dass der Defensivkünstler weit hinter der Platte steht und jeden Ball im hohen Bogen zurückbringt. Wichtig ist die Monotonie der Bewegung und die Ruhe in der Aktion. Dann stellt sich die Ermüdung irgendwann wie von selbst ein. Es geht um mentale Ablenkung. Das ist eine plausible Selbsthilfestrategie, aber die Evidenz ist begrenzt. In Studien zeigte sich, dass dieser Einschlaftipp manchen gut hilft, bei anderen aber sogar kontraproduktiv ist.

GERÄUSCHKULISSE: RAUSCHEN, PODCASTS UND URWALD-TONSPUR - ODER DOCH BESSER STILLE?

Was die Geräusche betrifft, ist es ähnlich wie mit den Bildschirmen: „Alles, was beruhigt, ist erlaubt“, sagt Thomas Penzel. Wichtig ist, dass der Blutdruck nicht hochgeht. Wen das Brummen des Ventilators nervt, der sollte lieber ohne schlafen. Wer bei völliger Stille ängstlich wird oder ins Grübeln kommt, sollte für eine Geräuschkulisse sorgen. Ob das Aufnahmen von plätschernden Wasserläufen oder vorbeifahrenden Zügen sind, ist egal. Auch kann man versuchen, sich von Radiosendungen oder Podcasts einullen zu lassen: Solange sie einen nicht so sehr interessieren, dass man nichts verpassen will und deshalb erst recht wach bleibt, können sie beim Einschlafen helfen – und schaden nicht.

Denn im Schlaf blendet das Gehirn die Geräusche und Inhalte aus; deshalb kann man auch keine Vokabeln lernen, indem man Spanisch-Lektionen laufen lässt. Hilfreich sind dennoch die Stoppfunktionen, die nach einer vorgegebenen Zeit für Ruhe sorgen, damit man nicht durch plötzliche Geräusche wieder aufwacht. Und: „Man sollte nicht ins Bett gehen, um

ort noch den Podcast zu hören“, empfiehlt Markus Specht. Immer dann, wenn das Bett zum Ort des Tuns wird, ist das ein schlechtes Signal an Körper und Geist, nämlich: dass man da gar nicht schlafen muss.

SCHLAFRESTRIKTION

Insomnie-Patienten lernen als Erstes, ein Schlaftagebuch zu führen. Sie sollen aufschreiben, wann sie genau ins Bett gegangen und wieder aufgestanden sind – und auch, wann sie tagsüber geschlafen haben. „Es ist kein Wunder, dass man abends nicht einschlafen kann, wenn man tagsüber zwei Stunden geschlafen hat“, sagt Thomas Penzel. Deshalb ist eine der wirksamsten Methoden zur Behandlung schwerer Schlafstörungen die sogenannte Schlafrestriktion. „Schlafrestriktion heißt im Kern, dass man die Schlafmenge und die Zeit, die man im Bett verbringt, reduziert“, erklärt Dirk Schwerthöffer. Das könne man unter professioneller Anleitung, aber auch selber ausprobieren, so Schwerthöffer. Konkret könnte das so aussehen: Jemand geht abends etwa um 22 Uhr schlafen, wacht morgens um 6 Uhr auf, braucht aber abends zwei Stunden, um einzuschlafen. In diesem Fall könnte er oder sie die Zubettgehzeit auf Mitternacht verlegen und trotzdem morgens um 6 Uhr den Wecker stellen. Braucht man dann immer noch eine Stunde zum Einschlafen, verlegt man die Zubettgehzeit noch weiter nach hinten, steht aber trotzdem weiter zur selben Zeit auf. Was wie Quälerei klingt, ist tatsächlich eine Intervention mit gut belegter

Wirksamkeit. Schlafrestriktion bedeutet nicht nur, die Zeit im Bett zu verkürzen. Sie soll auch dabei helfen, die Verbindung zwischen Bett und tatsächlichem Schlaf wiederherzustellen. „Wer regelmäßig lange wach liegt, kann das Bett unbewusst mit Grübeln, Anspannung und Frust verknüpfen“, sagt Schwerthöffer.

AKTIVES ENTSPANNEN UND AUTOGENES TRAINING

Entspannung finde auf zwei Ebenen statt, sagt Markus Specht – auf kognitiver und körperlicher. Beides sollte man im Blick behalten. Wer eher körperlich unruhig ist, braucht körperliche Entspannungstübungen. Wessen Geist etwa aufgrund von Sorgen unruhig ist (und sei es nur die Sorge, morgen wegen einer schlechten Nacht nicht fit zu sein), der sollte an mentaler Entspannung arbeiten. Dabei müsse jeder den für sich besten Weg finden, meint Specht. „Dreimal bis acht zählen, dann fünfmal in den Bauch atmen – das wird manchem helfen und anderen gar nicht, die werden dabei nur schrecklich aufgedreht.“ Dirk Schwerthöffer meint, dass es weniger entscheidend ist, welche Entspannungsmethode man wählt. „Wichtig ist, dass man etwas findet, das einem zugegt, und es regelmäßig tut.“

Entspannungstechniken wie Atemübungen, progressive Muskelentspannung nach Jacobson oder autogenes Training seien zu empfehlen, sagt Thomas Penzel. Sie helfen erwiesenermaßen. Bei der progressiven Muskelentspannung werden einzelne Muskelgruppen nacheinander kurz angespannt und dann gelockert – etwa Hände, Schultern, Gesicht, Bauch und Beine. Durch den Wechsel lässt sich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Anspannung und Entspannung besser wahrnehmen. Eine erst kürzlich veröffentlichte Metaanalyse kam zu dem Ergebnis, dass die Methode die subjektive Schlafqualität verbessern kann. Auch beim autogenen Training deuten Studien auf eine positive Wirkung hin. Dabei konzentriert man sich auf ruhige Sätze wie „Mein Körper ist schwer und warm“. So nimmt die Anspannung ab, und das Einschlafen kann leichter werden. Es gibt auch Apps, die helfen, solche Techniken zu erlernen. Einige mit nachgewiesenem Nutzen können als digitale Gesundheitsanwendungen von Ärzten verschrieben werden, dann werden die Kosten von den gesetzlichen Krankenkassen erstattet.

Wer viel grübelt, dem hilft es, schlafbezogene Sorgen und Ängste zu hinterfragen. In der kognitiven Verhaltenstherapie werden etwa Aussagen wie „Wenn ich heute schlecht schlafe, bin ich morgen zu nichts zu gebrauchen“ durch realistischere Einschätzungen ersetzt. Oder anders ausgedrückt: Wie schlimm sind ein paar schlechte Nächte wirklich? Das soll den Druck, den Betroffene sich selbst machen, senken. Eine mögliche Selbsthilfestrategie für Grübler ist es, Sorgen und offene Aufgaben vor dem Zubettgehen aufzuschreiben. Eine kleine Studie deutet auf einen Nutzen hin, die Evidenz dafür ist aber noch begrenzt.

PILLEN UND TROPFEN

RAUS AUS DEM BETT

Wer nachts oft aufwacht und dann Probleme hat, wieder einzuschlafen, der leidet unter sogenannten Durchschlafproblemen. Diese seien grundsätzlich leichter zu beheben als Einschlafprobleme, sagt Thomas Penzel, denn anders als beim Einschlafen sind Herzfrequenz und Blutdruck in der Nacht bereits abgesenkt. „Eigentlich kann man schnell wieder einschlafen, wenn man wegen eines Toiletengangs oder wegen Lärms aufgewacht ist“, so der Schlafexperte. Wichtigster Tipp: Man darf sich nicht darüber ärgern, dass man wach geworden ist, und auch nicht über die Gründe grübeln. „Wenn man das schafft, dass man einfach akzeptiert, jetzt war da so, dann geht das mit dem Wiedereinschlafen schnell.“

Und wenn es nicht klappt? Grundsätzlich empfehlen Schlafexperten, das Bett zu verlassen, statt sich dort stundenlang von einer auf die andere Seite zu drehen. Erst wenn man wieder schläfrig ist, soll man an den Schlafplatz zurückkehren. Stimuluskontrolle nennt man diese Maßnahme. Denn sonst wird das Bett nur umso mehr zu einem Ort, der mit Ängsten und Sorgen verbunden ist, gar mit Kampf, statt mit Ruhe und Entspannung. Verlässt man das Bett, sollte man aber nicht in Aktionismus verfallen, warnt Markus Specht. „Wenn ich nachts bügle, weiß der Körper nach drei Nächten, dass er nachts noch Hausarbeit zu machen hat.“ Dann wird es auch in Zukunft nichts mit dem Durchschlafen. Der Schlafmediziner empfiehlt, sich in

schlaflosen Nächten auf die Couch zu legen und dort zur Ruhe zu kommen. Mit einem Fernsehprogramm, das Landschaften und Meere zeigt, zum Beispiel. „Wenn der Schlafdruck dann groß genug ist, geht man wieder ins Bett.“

Panoramablick auf Soller

Die Kathedrale von Palma de Mallorca

Spanien – Mandelbaumblüte auf Mallorca

Blütenzauber, Inselträume und mallorquinische Lebensfreude – stilvoll wohnen und die schönsten Seiten Mallorcas entdecken

Jedes Jahr, wenn der Winter in Mitteleuropa noch mit eisigen Fingern nach den letzten Blättern greift, erwacht Mallorca zu einem der zartesten Naturschauspiele des Mittelmeers: die Mandelbaumblüte. Die Insel, sonst bekannt für ihre lebhaften Strände und das quirlige Palma, verwandelt sich für einige Wochen in ein stilles, fast märchenhaftes Blütenmeer aus Rosa und Weiß. Es ist eine Zeit der Stille, sanfter Farben und zarten Düfte – und es gibt kaum einen schöneren Moment, um die Vielfalt Mallorcas zu entdecken, als wenn die Mandelbäume in voller Pracht stehen. Die Reisezeit von Ende Januar bis Mitte März bietet die beste Chance, dieses Naturwunder live zu erleben, auch wenn der genaue Zeitpunkt der Blüte stets ein wenig dem Wetter und der Natur überlassen bleibt. Doch genau das macht den Reiz aus: Wir folgen der Blüte, dorthin, wo sie am intensivsten strahlt.

Ihr Domizil während dieser besonderen Tage ist das Sheraton Mallorca Arabella Golf Hotel, ein First-Class-Haus im exklusiven Stadtteil Son Vida, nur wenige Fahrminuten von Palma entfernt. Eingebettet in eine Landschaft mit drei Golfplätzen und atemberaubendem Blick auf die Bucht von Palma vereint das Hotel luxuriösen Komfort mit mallorquinischer Gelassenheit. Mit nur 93 Zimmern garantiert es eine fast private Atmosphäre. Die Zimmer sind großzügig mit Marmorbad, individueller Klimaanlage und allen Annehmlichkeiten eingerichtet. Der weitläufige SPA-Bereich mit Innenpool, Sauna und mehreren Dampfbädern lädt zum Entspannen ein – perfekt, um nach

Spannende Inselausflüge im Reisepreis enthalten

einem Tag voller Eindrücke zur Ruhe zu kommen.

Der erste Tag gehört der Ankunft und dem Kennenlernen. Dank Rail & Fly in der 2. Klasse mit der Deutschen Bahn gelingt die Anreise zum Abflughafen besonders bequem. Nach dem Check-in im Sheraton Mallorca stehen Ihnen die ersten Stunden zur freien Verfügung, bevor Sie am Abend von Ihrer Globalis-Reiseleitung begrüßt werden und bei einem gemeinsamen Abendessen im Hotelrestaurant den Startschuss für Ihre Reise geben.

Am zweiten Tag beginnt dann das eigentliche Abenteuer: die Suche nach dem schönsten Blütenmeer. Je nach Stand der Mandelbaumblüte führen wir Sie zu den malerischsten Ecken der Insel, wo die Bäume in voller Pracht stehen. Es wird ein Tag voller beeindruckender Panoramen, kleiner Dörfer und versteckter Sehenswürdigkeiten – ein Tag, der ganz im Zeichen der Natur und der Schönheit Mallorcas steht.

Der dritte Tag führt Sie an die zauberhafte Westküste. In Soller erwarten Sie nicht nur eine malerische Altstadt, sondern auch die historische Holzstraßenbahn, die seit 1912 in orangefarbenen Waggons durch die Orangenhaine bis zum Hafen von Port Soller fährt. Hier können Sie den Charme des alten Fischerhafens mit seinen bunten Booten und der gemütlichen Promenade genießen. Weiter geht es nach Deia, eines der romantischsten Dörfer der Insel, das seit jeher Künstler und Schriftsteller anzieht. Vom Aussichtspunkt Na Foradada bietet sich ein atemberaubender Blick über die Steilküste, die sich dramatisch in das Mittelmeer stürzt. Den Abschluss bildet Valldemossa, wo Frédéric Chopin und George Sand 1838/39 in der alten Kartause lebten und sich vom milden Klima inspirieren ließen. Die Gassen des Ortes mit ihren steinernen Häusern und üppigen Gärten laden zum Verweilen ein.

Am vierten Tag steht Palma de Mallorca auf dem Programm. Nach einem gemütlichen Vormittag im Hotel – vielleicht mit einem Besuch im SPA-Bereich – unternehmen Sie am Nachmittag einen geführten Stadtrundgang durch die Altstadt. Die Kathedrale La Seu, deren Bau 1229 begann und die später von Antoni Gaudí restauriert wurde, thront majestätisch über der Stadt. Ihr gotisches Gewölbe und die filigranen Fenster sind ein Meisterwerk der Architektur. Nicht weniger beeindruckend ist der Königspalast Almudaina, der direkt an die Kathedrale angrenzt und von maurischer Geschichte zeugt. In den engen Gassen der Altstadt mit ihren versteckten Patios und kleinen Plätzen spürt man noch immer den Einfluss der arabischen Vergangenheit. Der Abend klingt mit einem typisch mallorquinischen Abendessen in einem der traditionellen Restaurants der Altstadt aus, bei dem Sie die kulinarischen Köstlichkeiten der Insel genießen können.

Der fünfte Tag gehört ganz Ihnen. Sie können den Tag im Hotel verbringen, vielleicht noch einmal nach Palma fahren oder sich für den fakultativen Ausflug in den Norden der Insel entscheiden. Dieser führt Sie über die Halbinsel Formentor zum Aussichtspunkt Es Colomer und weiter nach Alcudia, der ältesten Stadt Mallorcas.

Hier erwarten Sie idyllische Gassen und zauberhafte Plätze, die Sie in den Bann der Inselgeschichte ziehen.

Am sechsten Tag heißt es Abschied nehmen. Je nach Rückflugzeit können Sie die letzten Stunden auf der Insel noch einmal in vollen Zügen genießen, bevor es zurück zum Flughafen und von dort aus nach Deutschland geht.

Die Mandelbaumblüte auf Mallorca ist ein zauberhaftes Erlebnis – die zarten Blüten, der Duft in der Luft, die Stille der Natur und die herzliche Gastfreundschaft der Insel machen diese Tage zu etwas ganz Besonderem. Und mit dem Sheraton Mallorca Arabella Golf Hotel als Ihr Zuhause auf Zeit und einer erfahrenen Reiseleistung, die Ihnen mit Rat und Tat zur Seite steht, wird dieser Aufenthalt zu einer unvergesslichen Erinnerung.

Zu Gast im First-Class-Hotel Sheraton Mallorca Arabella Golf Hotel

Erleben Sie die Magie der Mandelblüte auf Mallorca, wenn die Insel in ein zartes Meer aus Rosa und Weiß getaucht ist. Genießen Sie stilvolle Tage im luxuriösen 5-Sterne Sheraton Mallorca Arabella Golf Hotel. Mit einem herrlichen Blick auf Palma und seine Bucht, verfügt es über alle Annehmlichkeiten eines First-Class-Hotels. Von dort aus entdecken Sie die schönsten Seiten der Insel auf exklusiven Ausflügen.

Eingeschlossene Leistungen

Rail&Fly in der 2. Klasse zum Abflughafen und zurück

Flug von Frankfurt, München, Stuttgart, Hamburg, Berlin und Düsseldorf nach Palma de Mallorca und zurück

5 x Übernachtung in der First-Class-Unterkunft Sheraton Arabella Mallorca Golf Hotel

5 x Frühstücksbuffet im Hotel

Begrüßungsabendessen im Hotel-restaurant (3-Gang, ohne Getränke)

Spezialitäten-Abendessen in Palma

Tagesausflug „Mandelbaumblüte“ Tagesausflug „Soller, Deia und Valldemossa“

Halbtagesausflug Palma de Mallorca mit Stadtrundgang Reiseleitung ab/ bis Palma Flughafen & Reiseliteratur

Auf Wunsch zusätzlich buchbar

- Rail&Fly in der 1. Klasse: +100 € p.P. - Zusatzausflug Formentor und Alcudia: +89 € p.P.

2 Verlängerungsnächte inklusive Frühstück: Im Doppelzimmer: 299 € p.P. Im Einzelzimmer: 499 €

Reisepreise 2027

Reisetermine	Doppelzimmer	EZZ
08.02.-13.02.	1.899 € pro Person	+500 €
13.02.-18.02.	1.899 € pro Person	+500 €
18.02.-23.02.	1.899 € pro Person	+500 €
23.02.-28.02.	1.899 € pro Person	+500 €
27.02.-04.03.	1.899 € pro Person	+500 €

EZZ - Einzelzimmerzuschlag

Beratung und Buchung:

sz.de/leserreisen 📋 089 / 21 83 70 70 🌐 sz@globalis.de 📧

Reiseveranstalter: GLOBALIS® ERLEBNISREISEN GmbH; Uferstraße 24 · 61137 Schöneck · sz@globalis.de. Diese Reise ist für Personen mit eingeschränkter Mobilität nur bedingt geeignet. Bitte sprechen Sie uns auf Ihre Bedürfnisse an.

Von Johannes Knuth

Als der Sprinter Owen Ansah vor Kurzem von den Leichtathletik-Europameisterschaften zurückkehrte, erwartete ihn eine goldene Eins an seiner Haustür.

Drum herum waren Ballons in Schwarz, Rot, Gold drapiert, dazu Fotos von Ansah in Birmingham, wo er zuletzt zu EM-Bronze über 100 Meter getrommelt war, kurz darauf sogar zu Gold über 200 Meter, als erster Deutscher seit 44 Jahren.

Ein weiterer Lohn für den frisch gekürten Goldgewinner: Ansah startete am vergangenen Sonntag über 100 Meter in der Diamond League, der höchsten Wettkampfserie der Leichtathletik. Und auch wenn er gegen die starke Konkurrenz aus Jamaica, Südafrika und den USA im Vorlauf ausschied, danach verletzungsbedingt seine Saison beendete, so ragt er doch in der Szene und in den internationalen Nachrichtenspalten derzeit mit am meisten heraus. Wenn auch aus noch ganz anderem Grund.

FOTO: STEFAN MAYER/EIBNER/IMAGO

Am 7. August, wenige Tage vor der EM, hatte die Nationale Anti-Doping-Agentur (Nada) mitgeteilt, dass der deutsche Re-kordhalter über 100 Meter aus ihrer Sicht am 9. Juli gegen Artikel 2.3 des Nationalen Anti-Doping-Codes verstoßen habe (Weigerung oder Unterlassen, sich einer Probenahme zu unterziehen). Das kann grundsätzlich wie ein positiver Test bestraft werden, da die Anti-Doping-Instanzen vermuten, dass ein Athlet, der sich weigert, dafür seine Gründe haben könnte. Zwar hat die Nada Ansah bis heute nicht suspendiert, vor der EM schlug sie für ihn aber die Höchststrafe vor: vier Jahre Sperre. Und weil der 25-Jährige das nicht akzeptiert, wie die Nada am Freitag vermeldete, landet der Fall nun vor der nächsten Instanz, dem Deutschen Sportschiedsgericht.

„Ich bin doch nicht wahnsinnig“

Viele von Ansahs Teamkollegen äußerten in Birmingham Zuspruch, auch Erstaunen: Wie schafft es einer, über dem eine solche Wolke hängt, zu Medaillen zu sprinten – die er, je nach Ausgang der Verfahren, noch verlieren könnte? Zumal die ARD während der EM berichtet hatte, dass Ansah im Rahmen der Kontrolle ein Dokument unterzeichnet habe, das über die Folgen einer möglichen Verweigerung informierte.

SZ-Recherchen zeigen nun, wie beide Seiten die Vorgänge in internen Dokumenten schildern – und tauchen den Fall in ein anderes Licht. Sie zeigen, weshalb Ansah und sein Anwalt Rainer Tarek Cherkeh, die sich auf Anfrage inhaltlich nicht äußern wollen, so sehr von ihrer Lesart überzeugt sind: dass der Athlet gar keinen Dopingtest verweigert habe. Vor allem zeigt sich, welche schweren Fehler sie dem Kontrolleur und der Nada vorwerfen. Und auch wenn die Nada zuvor betont hatte, dass die Kontrolle zentralen Regeln entsprochen habe – so werfen Dokumente, die der SZ vorliegen, auch Fragen dazu auf, was dieser Fall für die Glaubwürdigkeit des Anti-Doping-Kampfes bedeutet.

Ein Kasten auf einem Formular sei für ihn nicht erkennbar gewesen, sagt Ansah

Vertrauliche Dokumente zeigen, wie der Leichtathlet Owen Ansah, 25, seine umstrittene Dopingkontrolle schildert – und wie scharf er der Version der Nationalen Anti-Doping-Agentur und des Kontrolleurs widerspricht. Vor den Sportgerichten dürfte es bald brisant werden.

Das, was aus Ansahs Sicht am 9. Juli geschah, führt der 25-Jährige in einer persönlichen Stellungnahme an die Nada auf 15 Seiten aus; angereichert mit Fotos, Zitaten, minutengenauen Schilderungen. Demnach hatte er am Vortag erfahren, dass er spontan ins Startfeld über 100 Meter bei der Diamond League in Monaco gerückt war, eine rare Chance für einen aufstrebenden Sprinter. Nun packte er in der Wohnung bei Mannheim seine Sachen, er sei spät dran gewesen, der Flieger von Frankfurt nach Nizza sollte um 16.30 Uhr abheben. Um 14.20 Uhr habe es dann in der Wohnung im vierten Stock geklingelt, seine Freundin habe an der Gegensprechanlage im Erdgeschoss aber nichts vernommen. Vielleicht ein Paketbote, habe sie gesagt.

Er sei also noch rasch auf die Toilette gegangen, sagt Ansah. Zwei Minuten später habe die Klingel wieder geläutet, diesmal sei er selbst zur Sprechanlage gegangen – und habe das Wort „Dopingkontrolle“ gehört, den Kontrolleur hereingelassen.

Was kurz darauf in der Wohnung geschehen sein soll, ist in Ansahs Stellungnahme so hinterlegt: Er habe dem Kontrolleur gesagt, „dass ich gerade auf der Toilette war, weil wir gerade loswollten Richtung Flughafen, und es jetzt schwierig wird, gleich wieder aufs Klo zu gehen“. Er habe auch von seinem Startplatz in Monaco berichtet. Nachdem der Kontrolleur Ansahs Freundin als Zeugin notiert und Ansahs Bordkarte fotografiert habe, habe er um 14.25 Uhr wieder seine Sachen gepackt. „Viel Erfolg in Monaco“, habe er gewünscht, und: „Rock ’n’ Roll!“

Sollte es sich so ereignet haben, wie Ansah und auch seine Freundin in einer persönlichen Stellungnahme an die Nada schildern, wäre schon das erstaunlich. Zum einen hätte der Kontrolleur den Athleten – zu diesem Zeitpunkt – keinerlei Dokumentation des Vorfalls gegenzeichnen lassen. Auch hätte er ihn bis hierhin nicht darüber aufgeklärt, dass Ansah gerade womöglich eine Dopingprobe verweigerte, obwohl das Regelwerk dies vorschreibt. Zum anderen wirkt es eher befremdlich, dass ein Kontrolleur nach fünf Minuten sich wieder von einem Athleten verabschiedet, der – so schildert es Ansah – kundgetan hatte, dass er in diesem Moment nicht urinieren könne.

Wie solche Situationen in der Praxis oft gehandhabt werden, berichtete zuletzt ein Kontrolleur bei „Sport“: „Wenn wir den Athleten angetroffen haben, gehen wir erst wieder, wenn wir die Probe haben“, sagte Sven Laforce, der laut eigener Auskunft von 1997 bis 2018 bei IDTM arbeitete – einer von zwei Agenturen, die laut Website der Nada die Kontrolleure stellt. Er habe seine Testkandidaten deshalb schon im Fahrschulauto begleitet oder gewartet, bis diese eine Klausur beendet hatten. Die einzige Situation, in der man laut Laforce von einer Probe absehen würde, wäre, „wenn der Athlet zusammenbricht und beispielsweise im Koma liegt und ins Krankenhaus gebracht werden muss“.

Dass Ansahs Kontrolleur in diesem Lichte von sich aus nicht das Angebot unterbreitet haben soll, den Athleten zum Flughafen zu begleiten, erstaunte Laforce. Von Mannheim zum Frankfurter Flughafen dauert die Autofahrt knapp eine Stunde, Zeit genug, um die Blase wieder zu füllen.

Folgt man Ansahs Darstellung und einem Screenshot seiner Anrufliste, rief ihn der Kontrolleur, fünf Minuten nachdem er sich an Ansahs Wohnungstür verabschiedet habe, nochmals an. In diesem Moment habe Ansah mit seiner Freundin schon im Auto die Tiefgarage verlassen. Was der Kontrolleur dann gesagt habe, durch die Freisprechanlage gibt Ansah (und seine Freundin fast wortgleich) so wieder: „Owen, dann musst du noch mal umdrehen und mir was unterschreiben, sonst kann das für dich zu Konsequenzen kommen.“

Zwar muss sich ein Athlet grundsätzlich – sofern der Kontrolleur ihn ordnungsgemäß benachrichtigt und der Athlet dies schriftlich bestätigt hat – einer Kontrolle unterziehen. Nur: Sollte Ansahs Aussage, dass „es jetzt schwierig wird, gleich wieder aufs Klo zu gehen“, so gefallen sein – kann das überhaupt als Weigerung gelten? Jedenfalls scheint Ansahs Anwalt darauf abzuzielen, wenn er in seiner Stellungnahme an die Nada schreibt: „Mein Mandant hat zu keinem Zeitpunkt gesagt oder den Eindruck erweckt, dass er eine Dopingkontrolle nicht durchführen wolle.“

Es folgt die Szene, auf die sich alles zuspitzt, die über Ansahs künftige Karriere mitentscheiden könnte. Ansah sagt, er sei sofort umgekehrt und habe den Kontrolleur an seinem Haus getroffen. Dieser habe „mehrere Zettel in einem Klemmbrett“ mit sich geführt und gefragt, ob Ansah jetzt urinieren könne. Ansah habe wiederholt, dass er gerade auf der Toilette gewesen und seine Blase leer sei. Daraufhin habe der Kontrolleur ihm einen Stift gereicht.

Bei dem Blatt, auf dem er dann unterschreiben sollte, habe es sich um einen Vordruck gehandelt. Der habe unter einer schwarzen Mappe geklemmt und auf einer Briefkastenablage gelegen, damit das Papier nicht wegweht. Er, Ansah, habe darauf allein erkannt: seinen Namen und Vornamen, offenbar vorausgefüllt vom Kontrolleur. Dazu ein Kreuz, an dem er unterschreiben sollte. Dazwischen weitere Felder, unter anderem für Anmerkungen, die der Kontrolleur und der Athlet zum Probevorgang machen können. Diese waren laut Ansah aber „nicht ausgefüllt“. Und – diese Aussage hat Ansah in seiner Stellungnahme gefettet: „Sonst war nichts auf dem Vordruck drauf.“

Ansahs Stellungnahme schildert von diesem Zeitpunkt an keinen weiteren Austausch zwischen ihm und dem Kontrolleur. Er habe bloß den Vordruck unterschrieben und sich verabschiedet – weil er darauf vertraut habe, was ihm der Kontrolleur zuvor gesagt habe: Unterschreib, sonst könnte es zu Konsequenzen kommen. Im Umkehrschluss: Mit der Signatur wären diese Konsequenzen ja abgewendet. Oder?

Eine Woche nach dem Besuch des Kontrolleurs, am 16. Juli, adressierte die Nada ein Schreiben an Ansah, aus dem sich ergibt, dass sie gegen Ansah wegen einer möglicherweise verweigerten Probenahme ein Verfahren einleitet (was die Nada einen Tag später per Pressemeldung publizierte). Das Meldeblatt, das Ansah dem Kontrolleur signiert hatte – ohne Eintragungen, wie er sagt –, war dem Schreiben angefügt. Nun aber seien alle Felder ausgefüllt gewesen.

Noch beachtlicher ist, was darauf in dem Feld „Sachverhalt/Anmerkung AthletIn“ notiert ist: Ansah habe dem Kontrolleur am 9. Juli erklärt, dass er „sofort“ seinen Flug nach Nizza erreichen müsse: „Auch eine Teilprobe sei nicht mehr möglich, da er wenige Minuten zuvor bereits auf der Toilette gewesen sei.“ Und: „Aufgrund dieser Aussage“ sei er durch den Kontrolleur darüber „belehrt“ worden, dass dies „eine Verweigerung und somit einen Verstoß gegen die Anti-Doping-Bestimmungen darstellt und mit einer vierjährigen Strafe geahndet werden kann“.

Es folgt ein Abschlusssatz, der tatsächlich äußerst befremdlich klingt: „Der Athlet Owen Ansah zeigte Verständnis dafür, unterschrieb das Verweigerungsschreiben und entfernte sich anschließend zum Auto für die Fahrt nach Frankfurt.“

Text/Inhalt unterschrieben.“ Der Kontrolleur habe ihn weder über eine angebliche „Verweigerung“ belehrt noch über einen „Verstoß gegen Anti-Doping-Bestimmungen“ oder über eine drohende „Sperre“. Schon gar nicht habe er, Ansah, „Verständnis dafür gezeigt“, dass ihm ein Bann von vier Jahren drohe, denn: „Ich bin doch nicht wahnsinnig.“

Nun prangt auf dem Meldeblatt, das An- sah signiert hat, ja noch ein Kasten (über den die ARD berichtet hatte). In gefetteten Lettern steht da: „Die Umgehung der Pro- benahme oder Weigerung oder das Unter- lassen ohne zwingenden Grund, sich nach entsprechender Benachrichtigung einer gemäß den anwendbaren Anti-Doping-Bestimmungen zulässigen Probenahme zu unterziehen, stellt einen Verstoß gegen Art. 2.3 Nationaler Anti-Doping Code 2015 (NADC) dar, der (...) bei einem Erstverstoß mit einer bis zu vierjährigen Sperre geahndet werden kann.“ Die Worte „vierjährige Sperre“ sind unterstrichen.

Nur: Diesen Kasten habe er, als er den Vordruck unterschrieben habe, noch nicht einmal erkennen können, schreibt Ansah. Das führt auch sein Anwalt in seiner Stellungnahme an die Nada aus.

In einem Video, das Ansah ebenfalls an die Nada geschickt hat, stellt der Athlet auch nach, wie es dazu gekommen sei: Das Meldeblatt war hinter anderen Blättern abgeheftet. Diese habe der Kontrolleur auf dem Klemmbrett angehoben und so hinter das Brett umgeschlagen, dass eine Art Papierrolle am Kopf des Klemmbretts entstanden sei – und den Kasten auf Ansahs Meldeblatt abdeckte.

Nun würde man erwarten, dass die Nada eine so detaillierte, mit Vorwürfen gespickte Gegenrede ebenso detailliert kontert. Dass etwa ein Blatt Papier so verdeckt gewesen sein soll, wie es Ansah schildert, müsste sich ja leicht entkräften lassen. Oder?

Ihre Widerrede leistet die Nada in ihrem Sanktionsbescheid, einer Art Bußgeldformular, in dem sie, wie sie selbst ausführt, „alle relevanten Umstände sowie die daraus folgenden Konsequenzen für die Athletin oder den Athleten“ bündelt. In Ansahs Bescheid, 22 Seiten lang, stellt die Nada das, was der Athlet und seine Freundin über das Treffen mit dem Kontrolleur am 9. Juli schildern, allerdings nicht in Abrede (auch auf SZ-Nachfrage nicht) – mit einer Ausnahme: Sie schildert, dass der Kontrolleur nach der Szene in Ansahs Wohnung mit einem Mitarbeiter von IDTM Rücksprache gehalten habe. „Anschließend“ habe der Kontrolleur Ansah „eindeutig und mehrfach“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dieser gerade eine Dopingprobe verweigere beziehungsweise unterlasse. Auch habe er den Athleten wissen lassen, dass es sich hier nicht „um ein Meldepflicht- und Kontrollversäumnis handelt“, wenn ein Athlet also vom Tester nicht angetroffen wird.

Mit welchen Worten und in welcher Situation der Kontrolleur Ansah aufgeklärt haben soll, führt die Nada in ihrem Bescheid aber nicht aus. Und, noch frappierender: Sie geht nirgends explizit auf die Hinweise von Ansah und seinem Anwalt ein, dass der Athlet den Kasten nicht erkannt habe, der ihn über die Konsequenzen der verweigerten Probe aufgeklärt haben soll. Auch Ansahs Video, in dem er schildert, wie der Kasten abgedeckt gewesen sein soll, erwähnt sie nicht. Die Nada stellt bloß fest, dass der Kasten auf dem Blatt bereits „schriftlich dargestellt“ war.

Ende Juli, also erst fast zwei Wochen nach dem ersten Schreiben der Nada, übersandten Ansah, seine Freundin und sein Anwalt ihre Stellungnahmen. Nimmt man allein die gefetteten und unterstrichenen Wörter darin zum Maßstab, waren beide einigermaßen entsetzt. Zu den Anmerkungen des Kontrolleurs auf dem Meldeblatt schreibt Ansah etwa: „Niemals hätte ich dieses Dokument mit dem dann nachträglich vom Kontrolleur eingetragenen

Als wäre es gottgegeben, dass der Athlet den Hinweis gesehen haben muss – und dieser nicht verdeckt gewesen sein kann.

Und sollte der Kontrolleur Ansah „den Eindruck vermittelt“ haben, „die unterlassene Dopingkontrolle habe keine Konsequenzen“, wie die Nada in ihrem Sanktionsbescheid schreibt? Da verweist sie auf ein Urteil des Internationalen Sportgerichtshofs Cas, Ziffer 2013/A/3279: Damals hatte der serbische Tennisprofi Viktor Troicki eine Blutprobe unter anderem mit der Begründung verweigert, ihm sei unwohl gewesen und der Kontrolleur habe ihm bedeutet, er könne die Probe nachreichen (was der Kontrolleur bestritt).

Die Nada will das „laufende Verfahren“ auf SZ-Anfrage nicht kommentieren

Dabei sei unerheblich, urteilte der Cas, ob der Serbe „in gutem Glauben“ gehandelt habe, sondern ob er objektiv „zwingende“ Gründe hatte, um die Probe zu verweigern oder zu unterlassen. Und diese seien nicht erfüllt, wenn der Athlet „subjektive Interpretationen“ anführe, die zu einem Missverständnis mit der Kontrolleurin führten. Dabei sollten gerade erfahrenen Athleten die Rahmenbedingungen und Abläufe von Dopingkontrollen bewusst sein, schreibt die Nada in ihrem Sanktionsbescheid. Und um einen solchen handele es sich bei Ansah zweifelsfrei; er sei während seiner Karriere zu „mindestens 41 Dopingkontrollen“ aufgefordert worden, hab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auch Schulungen zu der Thematik absolviert.

Wie ein Schiedsgericht – später womöglich auch der Cas – das alles in Ansahs Fall auslegen wird, darf mit Spannung erwartet werden. Eine weitere Ausführung der Nada lässt in diesem Lichte allerdings aufhorchen. Sie bestreitet im Sanktionsbescheid nicht, dass „handschriftliche Ergänzungen“ auf das Meldeblatt eingefügt wurden, nachdem Ansah dieses signiert hatte. Sie behauptet bloß, dass die Ergänzungen für die „Darstellung der Konsequenzen im aufgedruckten Hinweiskasten nicht erheblich sind“. Frei übersetzt: Entscheidend ist erst mal, dass Ansah seine Unterschrift unter den Kasten setzte (den der Athlet laut seiner Aussage nicht erkennen konnte).

Nur: Sollten diese „Ergänzungen“ tatsächlich nachträglich ins Meldeblatt eingewebt worden sein – wären sie überhaupt verwertbar in einem Verfahren? Immerhin dokumentieren sie den gesamten Verlauf von Ansahs Kontrolle – auch, wie der Kontrolleur Ansah in Kenntnis darüber setzte, dass er getestet werden soll. Und eine solche Dokumentation wird im Nada-Regelwerk für Kontrollen und Ermittlungen ausdrücklich gefordert, damit eine Kontrolle etwa als ordnungsgemäß eröffnet gilt.

Artikel 5.4.6 dieses Regelwerks verlangt wiederum, dass Athlet und Kontrolleur am Ende einer Kontrolle die entsprechenden Formulare unterzeichnen, „um zu bestätigen, dass die Dokumentation den Ablauf der Probenahme sowie die geäußerten Anliegen des Athleten korrekt wiedergibt“. Zwar bezieht sich dieser Passus auf das Formular, das nach einer gewöhnlichen Dopingkontrolle signiert wird, nicht das nach einer möglichen Weigerung.

Aber weshalb sollte das nicht auch für Athleten gelten, denen potenziell Gravierendes vorgeworfen wird? Ansonsten könnte ein Kontrolleur jeden erdenklichen Sachverhalt nachträglich vermerken.

So dürfte sich der Kern dieses Falls bald wohl gar nicht zentral um die Frage drehen, ob Ansahs Flugverbindung einen zwingenden Grund darstellte, die Probe zu verweigern. Sondern darum, ob hier eine Kontrolle ordnungsgemäß stattfand, angefangen bei der Eröffnung bis zu ihrem Ende mit einem Blatt, das weitgehend leer und auf dem ein Kasten abgedeckt gewesen sein soll, auf den sich die Nada in ihrem Sanktionsschreiben maßgeblich stützt.

Sie seien jedenfalls, so schreiben es Owen Ansah und seine Freundin in ihren Stellungnahmen, „jederzeit bereit“, ihre Aussagen in etwaigen Verfahren „eidesstattlich zu versichern“. Es verleiht ihren Aussagen eine besondere Wucht: Sollten sich diese als falsch herausstellen, würden sie sich selbst strafbar machen, bis zu einer möglichen Freiheitsstrafe von bis zu drei Jahren.

Fürs Erste bleibt eine große Unbekannte: wie Nada und Kontrolleur sich im weiteren Verfahren zu den strittigen Punkten äußern werden. Denn sowohl Nada als auch Kontrolleur bitten auf SZ-Anfrage um Verständnis, „dass es sich um ein laufendes Verfahren handelt. Die Nada und auch der Kontrolleur werden das laufende Verfahren derzeit nicht kommentieren“.

Strebt eine Vierjahressperre für Ansah an: Lars Mortsiefer, Vorstandsvorsitzender der Nationalen Anti-Doping Agentur. FOTO: HANNES ALBERT/DPA

WIDERSTAND GEGEN GIANNI INFANTINO

Rückhaltlos

Der Fifa-Chef muss erkennen, wie ernst die Drohungen sind. Er befindet sich längst im Kapitulationsmodus.

llmählich begreift Gianni Infantino den Ernst der Lage. Seiner Lage. Dass es Zeit benötigen würde, ergibt sich schon

aus dem spektakulären Absturz, den der Italo-Schweizer gerade durchlebt. Bis vor Kurzem durften ihn nur Auserwählte sprechen, jahrelang ignorierte er die Medien komplett. Beim letzten Kongress in Vancouver verlangte seine Fifa – dreist, aber vergeblich – für den Kickerboss protokollarische Würden wie für einen US-Präsidenten. Und noch immer düst er im Luxusjet des Emirats Katar um den Planeten. All das tut er, wie er der Welt predigt, im Dienste des größten sozialen und kulturellen Guts der Menschheit.

Dass er dieses höchste Kulturgut aller Erdenbürger, die Fußball-Weltmeisterschaft, unter der Hand an Investorenkumpels um einen Abkömmling aus dem Reiche Donald Trumps verramschen wollte, unter Missachtung jeglicher Transparenz und sämtlicher Regeln, über die sogar der von ihm seit einem Jahrzehnt beherrschte Weltverband Fifa noch verfügt: ein Desaster. Es fällt ihm jetzt heftiger auf die Füße, als er kalkuliert hatte. Und es führt nun sogar zu konkreten juristischen Schritten des Europa-Verbandes Uefa vor einem US-Gericht, die am Ende in einem Strafverfahren gegen Infantino in der Schweiz münden sollen.

Eine Allianz der drei mächtigen Erdteilverbände aus Europa, Asien und Nord-/Mittelamerika hat Infantino zur Unperson an der Fifa-Spitze erklärt, seither ist der Patron im Kapitulationsmodus. Erst blies er, nur drei Tage nach deren Ruchbarwerden, die konkreten WM-Ausverkaufspläne ab. Und nun hat er sogar seiner größten Leidenschaft überhaupt abgeschworen: Schriftlich musste er garantieren, dass die Fifa nie mehr versuchen werde, ihre wertvollen WM-Assets an irgendwelche privaten Geldgeber zu verkloppen. Hätte er das nicht getan, hätte die U20-WM der Frauen von kommender Woche an ohne sechs Nationalteams aus Europa und damit wohl eher gar nicht stattgefunden.

Er hat sich in der Not sogar seines mächtigsten Lockmittels beraubt

Infantino beginnt zu begreifen, dass es der Uefa mit ihren Drohungen bitterernst ist – sonst wäre er jetzt nicht eingeknickt und hätte sich seines mächtigsten Lockmittels beraubt: dem ewigen Versprechen von immer mehr Geld für die allzeit darbende Fußballwelt, die ja zufällig besonders in solchen Weltregionen darbt, in denen wenig bis kein echter Fußballbetrieb möglich ist. Jetzt also ist die Story von der wundersamen Geldvermehrung auf dem Index, eine Story, die nur funktioniert, wenn Investoren mit Milliardenbeträgen einsteigen. Alternative Modelle Infantinos wie ein WM-Turnier alle zwei Jahre sind allesamt gescheitert.

Und das zu Recht. Infantinos Kampf um die Fantastilliarden ist ja an Absurdität nicht zu überbieten. Seine Fifa, deren Daseinszweck die Förderung des Fußballs weltweit ist, sitzt heute auf fünf Milliarden Euro Rücklagen. Geld, das keineswegs einem generösen Privatmann namens Gianni Infantino gehört, sondern: dem Fußball. Also, warum kriegt er es nicht?

Manches davon hält die Fifa sogar aus politischem Kalkül zurück. Jordanien etwa wartete acht Monate auf das zustehende Geld. Dann, bei der WM, erfuhr Verbandschef Prinz Ali im Zuge einer mafiös wirkenden Begegnung mit Fifa-Leuten, dass das Geld schneller nach Jordanien fließen könnte, wenn er dem Fifa-Patron seine Unterstützung bei der nächsten Präsidentschaftswahl zusichere. Kaum hatte Ali das publik gemacht, floss die Summe nach Jordanien.

Auch andere Verbände führen solche Klagen. Soeben war Infantino in der Karibik, auch dort sitzt die Geldbremse plötzlich locker. Also mal kurz innehalten: Die Fifa sitzt auf fünf Milliarden, aber gewisse Verbände müssen zu Kreuze kriechen für ihre Fördergelder. Zugleich tut Infantino alles, um immer noch vielvielviel mehr Geld reinzuholen – dafür will er sogar WM-Rechte in fußballfremde private Hände umleiten. Warum: Damit der Geldreservespeicher demnächst platzt?

Ein Spuk geht um im Weltfußball, der muss beendet werden, und tatsächlich bröckelt Infantinos Rückhalt. Es ist gut, dass die Uefa hart bleibt. Die Vorwürfe, mit denen sie das Strafverfahren gegen Infantino auf den Weg bringen will, scheinen gut begründet zu sein. Der FifaBoss und die anderen Beteiligten müssen originellerweise auf juristischem Wege zur Herausgabe ihrer klandestinen Planspiele gezwungen werden – just von denjenigen, die laut Verbandsregeln in die Entwicklung und Begutachtung solcher Verkaufsideen hätten eingebunden werden müssen.

Ob es bald sogar mal wieder Razzien gibt? Willkommen im Reich des Kulturschützers Gianni Infantino – willkommen in Fifa-Gate 2.0. Thomas Kistner

Die Ligaunterdrückungsmaschine

Gleich zum Auftakt eine Machtdemonstration: Die Bayern lassen den VfB Stuttgart kurz Hoffnung schöpfen – dann fallen sie beim 5:1 aber über den Gegner her.

Sie jubeln schon wieder: Joshua Kimmich stürzt sich über Harry Kane auf Michael Olise, den Schützen des 2:1.
FOTO: MATTHIAS SCHRADER/AP

Von Philipp Schneider

München – Kurz vor dem Halbzeitpfiff sah Vincent Kompany noch mal eine besonders schöne Inszenierung seines Lieblingsstücks, das er seit nunmehr zwei Jahren in den Theatern der Fußball-Bundesliga zur Aufführung bringt: Kompany sah Kompany-Ball.

Man hätte in diesem Moment eine Zeitlupenfunktion benötigt, um im Detail festzuhalten, welche von Kompanys Spielern gerade an Orten zu finden waren, wo sie nach dem klassischen Fußballlehrbuch so sehr hingehören wie das Rote Riesenkänguru an den Polarkreis. Der FC Bayern befand sich in einem Zustand, in dem sich alles mit allem vermengte: Der Mittelfeldspieler Aleksandar Pavlovic war nun Rechtsverteidiger, und er spielte einen feinen Pass in den Lauf von Rechtsverteidiger Konrad Laimer, der sein Geld in diesem Moment allerdings als Mittelstürmer verdiente. Nur ein Reflex des an diesem Abend so vortrefflichen Stuttgarter Torwarts Fabian Bredlow verhinderte das 2:0 des FC Bayern, und einen vorzeitigen Knockout des Vorjahresvierten.

Doch als eine Halbzeit später diese erste Sause der 64. Bundesliga-Saison abgepfiffen wurde, konnte den Zuschauern die Vorahnung ereilen, dass die vor dem Anpfiff auf dem Münchner Rasen ausgestellte Meisterschale in ein paar Monaten ein Comeback mit Ansage feiern könnte, so erwartbar wie jene von Rocky Balboa.

Auch der neue Bundestrainer Jürgen Klopp ist zum Saisonauftakt in der Arena

Die Bayern spielten am Freitagabend nicht im Rausch wie beim 6:0 gegen RB Leipzig vor einem Jahr. Diesmal gingen sie psychologisch perfider vor. Die ersten 20 Minuten waren sie genügsam, ließen ihre Gäste kommen. Und der VfB erzielte nach der Pause sogar das 1:1, schöpfte frischen Mut. Dann aber fielen die Bayern über ihn her wie die Berserker.

Und dass sie sich am Ende mit einem 5:1 (1:0) begnügten, lag auch nur daran, dass der Schiedsrichter die Partie abpfiff. Stuttgarts Nationalspieler Deniz Undav sagte: „Wir hätten auch acht oder neun kassieren können. Die hören halt nicht auf. Die bewegen sich eklig, kreieren Räume und spielen da auch rein.“

Der Münchner Trainer Vincent Kompany sammelt derzeit in seinem Arbeitszeugnis zu seinen ohnehin inflationär vorhandenen Fleißpunkten noch eine Reihe von Kreativpunkten hinzu. Den krankheitsbedingten Ausfall von Jamal Musiala, der weniger begabte Moderatoren als Kompany womöglich überfordert hätte, nahm er zum Anlass für ein Experiment, das er zum Saisonauftakt gegen Stuttgart schon zum zweiten Mal wagte: Er ließ den Linksverteidiger Nathaniel Brown im Herzen der Offensive die Bälle verteilen.

Auch der neue Bundestrainer Jürgen Klopp und sein geheimnisvoller Schatten, der Berater Marc Kosicke, waren zum Saisonauftakt in der Münchner Arena. Und wer weiß: Vielleicht wird Klopp die Idee mit Brown als Zehner ja ausborgen, wenn er Ende September als Bundesjürgen debütiert. Wobei Brown für einen klassischen Zehner auf zu vielen Positionen unterwegs war. Wie auch alle anderen Mannschaftskollegen des FC Bayern.

Eine taktische „Evolution“ hatte Kompany am Tag vor dem Spiel angekündigt, als er angesprochen wurde auf das Positionsspiel seiner Mannschaft. Und tatsächlich: Für all jene Zuschauer, die das Spiel der Bayern auch schon vor der Sommerpause gelegentlich verfolgt hatten, sah es noch fluider und rotierender aus.

Harry Kane fand offenbar einen Quell großer Freude darin, seine wechselnden

Stuttgarter Manndecker bis vor das Tor von Manuel Neuer zu locken. Mal stand er am eigenen Elfmeterpunkt, dann war er plötzlich Linksverteidiger. Wie auch Brown nicht nur in der Offensive zu finden war, sondern regelmäßig am Ort seiner Ausbildung: in der Außenverteidigung.

Allein: Torgefahr strahlten diese supervariablen Münchner deshalb nicht aus. Noch nicht, wie Klopp auf der Tribüne garantiert fachmännisch erkannte. Die Stuttgarter waren gewillt, sich zum Ligastart ordentlich aufzureiben. Sie ackerten und pressten. Und verdienten sich auch die erste Chance: Ein abgefälschter Kopfball von Grischa Prömel landet vor den Füßen von Tiago Tomas, der aus nächster Nähe die Oberkante der Latte Vibration versetzte. Haarscharf verpasste der VfB eine Führung bei den Bayern zum Saisonstart.

Kompanys Truppe benötigte zwei profane Standards, um dieses Spiel auf ihre Seite zu ziehen. Nach einem Foul an Kane schlenzte Olise einen Freistoß unter Zurschaustellung feinster Schusstechnik gegen den Pfosten. Vier Minuten später schlug Kimmich einen Eckball in den Strafraum, Dayot Upamecano lief ein, touchierte den Ball mit der Stirn – das 1:0. Eine Viertelstunde hatte Stuttgart munter mitgekickt. Nun ließen die Bayern den Motor ihrer Ligaunterdrückungsmaschine aufjaulen, die sie möglicherweise nicht mal dann abschalten werden, wenn der Osterhase die Meisterschale überreicht.

Das erste Tor der Saison: Verteidiger Dayot Upamecano (Nr. 2) trifft mit der Stirn zum 1:0 für den FC Bayern München. FOTO: ORYK HAIST/IMAGO

Stuttgart orientierte sich nun unweigerlich weiter nach vorn – und die Lücken hinten wurden größer: Harry Kane, als er mal in der Offensive zu finden war, spielte einen Pass in den Lauf von Luis Díaz, nur der fabelhafte Fabian Bredlow verhinderte das 2:0. Und Bredlow streckte sich und flog auch meisterhaft, als ihn Brown von Höhe der Strafraumkante mit einem gar nicht übel platzierten Schuss prüfte.

Erst als die Spieler auf den Rasen zurückkehrten, um die zweite Halbzeit zu bestreiten, war plötzlich auch der VfB wieder da. Einen Schuss von Julian Chabot parierte Neuer zunächst mit einem Reflex für das Torwartmuseum, doch der Ball landete auf Umwegen bei Josha Vagnoman – so plötzlich wie unerwartet stand es 1:1.

An der Seitenlinie führte der Stuttgarter Trainer Sebastian Hoeneß ein Freudentänzchen auf, von dem man sich als Zuschauer nur bald darauf fragte, ob man es wirklich erlebt hatte. Die Münchner verspürten wenig Lust, dass diese Partie sich drehen würde. Und schossen zwei Tore in fünf Minuten. Erst fing Kimmich einen Be freiungsball von Angelo Stiller ab, streichelte ihn in den Lauf von Michael Olise – 2:1. Dann stolperte Vagnoman einen von Alphonso Davies initiierten Flachpass im eigenen Fünfmeterraum ins eigene Tor. Vagnoman, eben noch Torschütze und Frontmann des Stuttgarter Aufbruchs, er war nun der tragische Held.

Der Kampfgeist der phasenweise tapferen Gäste war gebrochen, blöderweise mussten sie noch länger als eine halbe Stunde Unterhaltung bieten. Und die Münchner spielten locker, aber gefährlich weiter nach vorn.

Olise traf nach Vorlage von Kane ins Tor, der VAR erkannte eine hauchzarte Abseitsposition. Das 4:1 fiel trotzdem noch. Und noch eher als die Handschrift des Vollstreckers Aleksandar Pavlovic trug es jene seines Vorbereiters. Ismael Saibari, der neue Mann aus Marokko, wie ihn Uli Hoeneß nannte, war kurz zuvor eingewechselt worden. Und er zeigte gleich mal, wie elastisch in der Hüfte ein bulliger Stürmer sein kann: Nachdem ihn Olise auf die Reise geschickt hatte, schwang er unweit des Stuttgarter Tors sein Becken und ließ den jungen Finn Jeltsch ins Leere laufen.

Saibari war es auch, der Luis Diaz das letzte Tor dieses Abends auflegte, das 5:1 in der Nachspielzeit. Reingekommen in Minute 61, dann noch zwei Scorerpunkte. Wenn der Eindruck nicht täuscht, hat sich der neue Mann aus Marokko gleich mal einen Namen gemacht.

Motor aus München

Leon Goretzka hat nach seinem Vertragsende bei den Bayern einen neuen Verein gefunden. Bei Aston Villa soll er eine tragende Rolle übernehmen.

London – Bei den Verantwortlichen des VfL Bochum dürfte zuletzt die Hoffnung auf einen echten Transfercoup aufgekommen sein: Leon Goretzka könnte ein ganzes Jahr bleiben und in der zweiten Liga aushelfen. Nachdem sein Vertrag beim FC Bayern München in diesem Sommer ausgelaufen und nach insgesamt acht Jahren nicht verlängert worden war, hielt sich der Mittelfeldspieler nach dem DFB-Aus bei der Weltmeisterschaft mit einem Privattrainer bei seinem Heimatverein fit. Eigentlich war mit einem kurzen Gastspiel des gewiss begehrten und zudem ablösefreien Goretzka gerechnet worden. „Ich habe das große Glück, in einer privilegierten Situation zu sein“, betonte er selbstbewusst. Stattdessen hielt er sich länger als erwartet am Bochumer Gelände auf. Ganz so privilegiert schien seine Position offenbar nicht zu sein. Immerhin hat der 31-Jährige nun einen neuen Klub präsentiert. Oder muss man sagen: doch noch?

Am Donnerstagabend bestätigten Goretzka und der aktuelle Europa-League-Sieger Aston Villa, sich auf eine Zusammenarbeit geeinigt zu haben. Gerüchte darüber hatten bereits seit Wochenbeginn die Runde gemacht. Im Fall von Goretzka drängte die Verkündung allerdings nicht: Vereinslose Profis können jederzeit einen Vertrag unterschreiben, also auch nach Schließung des Transferfensters.

Mit dem Wechsel in die Premier League endete eine bemerkenswert lange Vereinssuche für einen Spieler mit seinen Erfolgen. Bereits vor zwei Spielzeiten war Goretzka beim FC Bayern recht unmissverständlich signalisiert worden, sportlich künftig keine bedeutende Rolle mehr einzunehmen. Seitdem galt er als Verkaufskandidat. Trotz zahlreicher Wechselgerüchte entschied er sich immer wieder dafür, in München zu bleiben – nicht zuletzt wohl wegen seines lukrativen Jahresgehalts im zweistelligen Millionenbereich.

Zu den Modalitäten der Vereinbarung bei Aston Villa ist bislang erstaunlich wenig an die Öffentlichkeit gelangt. Das spricht in der Regel dafür, dass es um höchst sensible Details geht. Spekuliert wird über einen Zweijahresvertrag mit Option auf eine weitere Saison. Das Salär des Spielers liegt dem Vernehmen nach unter der Zehn-Millionen-Marke, wobei eine wahrscheinliche Unterschriftsprämie die Einbußen zumindest teilweise auffangen könnte. Es gehe ihm nicht darum, „das Maximum herauszuholen“, sagte Goretzka zu Jahresbeginn im Zeit-Interview. Fußballer wollten vielmehr „im Vergleich zu ihren Mitspielern gerecht bezahlt“ werden.

Die Finanzkraft Aston Villas reicht nicht an jene englischer Spitzenklubs heran

Beide Seiten versuchten den Eindruck zu vermitteln, füreinander die jeweils naheliegende Wunschlösung gewesen zu sein. Im Gespräch mit der internen Kommunikationsabteilung bezeichnete Goretzka Aston Villa als „wirklich großen Verein“. Der Reiz des Klubs aus dem Birminghamer Stadtteil Aston liegt für ihn neben der ersten Auslandsstation in der Teilnahme an der Champions League und der damit verbundenen Aussicht, sich für die DFB-Elf unter Bundestrainer Jürgen Klopp zu empfehlen. In der Vorrunde warten unter anderem der Titelverteidiger Paris Saint-Germain und Borussia Dortmund auf die Mannschaft von Trainer

Unai Emery. Goretzka erinnerte an die „verrückte Energie“ im Villa Park, als seine Bayern dort vor zwei Jahren mit 0:1 verloren. Nach solchen Abenden sehne er sich – zumal nach „meiner etwas längeren Auszeit“, wie er selbstironisch auf seine vereinslose Zeit zurückblickte. Einen kleinen Seitenhieb auf den FC Bayern konnte er sich dabei nicht verkneifen. Der größte Unterschied zur Bundesliga bestehe darin, dass „alle paar Tage“ große Spiele anstünden. Am Montag trifft Aston Villa – das zum Auftakt 0:4 gegen Brighton verlor – zu Hause auf den Meister Arsenal.

Im Gegenzug hieß Villa seinen deutschen Zugang als „Seriensieger“ willkommen und schrieb überschwänglich: „Wenn man einen Motor braucht, vertrau auf einen Deutschen.“ Zwar gehörte Goretzka weder bei den Bayern noch in der Nationalmannschaft im vergangenen Jahr zum Stammpersonal. Doch in Birmingham überwog die Freude über seine Ankunft – auch, weil zuletzt sämtliche Leistungsträger den Verein verließen. Zunächst wechselten Morgan Rogers, Ezri Konsa und Youri Tielemans für eine Gesamtablöse von rund einer Viertelmilliarde Euro zu den

Abschied mit Schale: Nach acht Jahren mit sieben Meistertiteln – einschließlich dem Triple 2020 – verlässt Leon Goretzka, 31, den FC Bayern. FOTO: BUZZI/IMAGO

Konkurrenten Chelsea, Arsenal und Manchester United. Nun verabschiedete sich noch Stammtorwart Emiliano Martínez zu Chelsea, während Torjäger Ollie Watkins unmittelbar vor einem Transfer nach Saudi-Arabien steht. Adäquat ersetzen konnte Villa die Weggänge bislang nicht. Die Finanzkraft des Klubs reicht nicht an jene englischer Spitzenvereine heran. Entsprechend verpflichtete Villa überwiegend unerfahrene Profis mit Entwicklungspotenzial. Einer von ihnen ist der Schweizer Offensivspieler Johan Manzambi, der in der Vorsaison beim SC Freiburg durchstartete und 60 Millionen Euro Ablöse kostete.

Von Goretzka erhofft sich Emerys Mannschaft jetzt eine sofortige Verstärkung im ausgedünnten Mittelfeld. Neben Weggang Tielemans muss Villa auf den Belgier Amadou Onana verzichten, der sich einen Kreuzbandriss bei der WM zugezogen hat, sowie auf den ebenso verletzten Manzambi, dessen Rückkehr zumindest zeitnah erwartet wird. Hinzu kommt João Gomes: Der Portugiese, im Sommer von Absteiger Wolverhampton geholt, sah im ersten Spiel die gelb-rote Karte und fehlt damit gegen Arsenal gesperrt. Angesichts der personellen Situation dürfte Goretzka in seinem neuen Team auf Anhieb eine tragende Rolle zukommen – sofern er sich trotz des fehlenden Mannschaftstrainings in entsprechender Verfassung befindet. Seine Dynamik und Durchsetzungsstärke passen grundsätzlich zur körperlich intensiven Spielweise der Liga.

Goretzka ist der vierte Deutsche bei Aston Villa – nach Matthias Breitkreutz, Stefan Beinlich und Thomas Hitzlsperger. Und für den VfL Bochum bedeutet das: Eine mögliche Rückkehr muss vorerst warten. Sven Haist

1. FC Köln - TSG Hoffenheim
1:0 Sterner (56.). - Zuschauer: 1850.
SC Freiburg - 1. FC Union Berlin	Sa. 12.00
VfB Stuttgart - Hamburger SV	Sa. 14.00
Eintracht Frankfurt - 1. FC Nürnberg	So. 14.00
Bayer Leverkusen - VfL Wolfsburg	So. 16.00
Werder Bremen - RB Leipzig	So. 18.30
FC Bayern München - FSV Mainz 05	Mo. 18.00

Bundesliga

1. Spieltag

Spieltag FC Bayern München - VfB Stuttgart 5:1 (1:0) 1:0 Upamecano (21.), 1:1 Vagnoman (52.), 2:1 Olise (55), 3:1 Vagnoman (57./Eigentor), 4:1 Pavlovic (82.), 5:1 L.Díaz (90.+2). – Schiedsrichter: Storks (Ramsdorf). – Gelbe Karten: M.-J. Kim / Chabot, Jeltsch, Prömel. – Zuschauer: 75 000.

SV Elversberg – Bayer Leverkusen Sa. 15.30 RB Leipzig –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Sa. 15.30 FSV Mainz 05 – SC Paderborn Sa. 15.30 Union Berlin – Eintracht Frankfurt Sa. 15.30 1. FC Köln – TSG Hoffenheim Sa. 15.30 Borussia Dortmund – Hamburger SV Sa. 18.30 SC Freiburg – Werder Bremen So. 15.30 FC Augsburg – FC Schalke 04 So. 17.30

Champions League

AUSLOSUNG LIGAPHA FC Bayern München FC Arsenal (H) Betis Sevilla (H) FK Bodö/Glimt (H) Slavia Prag (H)

AUSLOSUNG LIGAPHASE – Gegner der Bundesligisten

Atlético Madrid (A) Manchester United (A) OSC Lille (A) Viking Stavanger (A)

Borussia Dortmund Inter Mailand (H) Betis Sevilla (H) FC Villarreal (H) AEK Athen (H)

FC Arsenal (A) Aston Villa (A) FK Bodö/Glimt (A) FK Sabah Masazir (A)

RB Leipzig Manchester City (H) PSV Eindhoven (H) Schachtar Donezk (H) RC Lens (H)

Real Madrid (A) Manchester United (A) Feyenoord Rotterdam (A) Como 1907 (A)

VfB Stuttgart Atlético Madrid (H) FC Brügge (H) OSC Lille (H) Viking Stavanger (H)

Inter Mailand (A) PSV Eindhoven (A) Galatasaray Istanbul (A) Slovan Bratislava (A)

Europa League

AUSLOSUNG LIGAPHASE Bayer Leverkusen Olympique Marseille (H) RB Salzburg (H) NK Celje (H) Besiktas Istanbul (H)

Olympique Lyon (A) Dinamo Zagreb (A) Lech Posen (A) OFI Kreta (A)

TSG Hoffenheim Olympique Lyon (H) Ferencvaros Budapest (H) Sturm Graz (H) Besiktas Istanbul (H)

Olympiakos Piräus (A) RSC Anderlecht (A) Crystal Palace (A) OFI Kreta (A)

Conference League

Qualifikation – Playoff, Rückspiel / Hinspiel SC FREIBURG – FC Motherwell 4:1 (1:1) / 3:1 1:0 Scherhant (6.), 1:1 Longelo (22.), 2:1 Matanovic (60.), 3:1 Irié (63.), 4:1 Goto (85.). – Rote Karte: Girdwood-Reich (57./Motherwell, Notbremse). – Zuschauer: 31000.

AUSLOSUNG LIGAPHASE - Gegner des SC Freiburg Panathinaikos Athen (H) AS Monaco (A) Twente Enschede (H) Trabzonspor (A) FK Jablonec (H) FK Zalgiris Kaunas (A)

2. Bundesliga

3. Spieltag

3. Spieltag
VfL Bochum - VfL Osnabrück	0:1 (0:1)
0:1 Badjie (4).- Zuschauer: 25 498.
Eintracht Braunschweig - Hertha BSC	3:5 (2:2)
1:0 Sturm (9.), 2:0 Ehlers (33.), 2:1 Thorsteinsson (44.), 2:2 Brekalo (45+.4), 2:3 Ehlers (53./Eigentor), 2:4 Brekalo (69./Foulelfm.), 2:5 Adewumi (87.), 3:5 Urbich (88.). - Z.: 21 883.
1. FC Heidenheim - Dynamo Dresden	Sa. 13.00
Karlsruher SC - VfL Wolfsburg	Sa. 13.00
Energie Cottbus - SpVgg Greuther Fürth	Sa. 13.00
1. FC Nürnberg - Arminia Bielefeld	Sa. 20.30
FC St. Pauli - 1. FC Kaiserslautern	So. 13.30
SV Darmstadt 98 - Hannover 96	So. 13.30
1, FC Magdeburg - Holstein Kiel	So. 13.30

1. (2)	Hertha BSC	3	3	0	0	10:4	9
2. (1)	1. FC Nürnberg	2	2	0	0	7:2	6
3. (3)	Karlsruher SC	2	1	1	0	2:1	4
4. (4)	VfL Wolfsburg	2	1	1	0	1:0	4
5. (5)	Eintr. Braunschweig	3	1	0	2	9:7	3
6. (6)	Arminia Bielefeld	2	1	0	1	4:2	3
7. (8)	Energie Cottbus	2	1	0	1	3:4	3
8. (7)	VfL Bochum	3	1	0	2	1:2	3
9. (9)	1. FC Heidenheim	2	1	0	1	5:7	3
10. (10)	1. FC Magdeburg	2	1	0	1	4:6	3
11. (11)	Dynamo Dresden	2	1	0	1	1:3	3
12. (18)	VfL Osnabrück	3	1	0	2	4:7	3
13. (12)	Holstein Kiel	2	0	2	0	4:4	2
14. (13)	FC St. Pauli	2	0	2	0	3:3	2
15. (14)	1. FC Kaiserslautern	2	0	2	0	0:0	2
16. (15)	SV Darmstadt 98	2	0	1	1	2:3	1
17. (16)	SpVgg Greuther Fürth	2	0	1	1	3:5	1
18. (17)	Hannover 96	2	0	0	2	1:4	0

Fortuna Düsseldorf - VfB Stuttgart II 1:0 A. Müller (59.). - Zuschauer: 25 805.

1:0 (0:0)

3. Liga

2. Spieltag

England: Premier League

Crystal Palace – Manchester City 1:4 (0:1) 0:1 Haaland (17.), 0:2 Cherki (54.), 1:2 Donnarumma (56./Eigentor), 1:3 Cherki (59.), 1:4 Haaland (84.).

Bundesliga Frauen

2. Spieltag

Alles auf Kante

Das Geld bleibt knapp beim SV Werder. Um die Bilanz auszugleichen, sind weiterhin Millionen-Erlöse durch Spielertransfers erforderlich. Kleiner Trost für die Bremer: Vielen anderen Bundesligisten geht es genauso.

Von Thomas Hürner

Bremen – Der moderne Transferjournalismus hat seine Augen und Ohren überall, sogar bei den Onlinerezensionen eines XXL-Restaurants in Cottbus. Dort findet sich seit einer Woche ein Beitrag von Dawid Kownacki, eines Users also, bei dem es sich um jenen Dawid Kownacki handeln muss, der beim Fußball-Bundesligisten Werder Bremen unter Vertrag steht. Zur Feier eines Vertragsabschlusses habe es ihn dorthin verschlagen, schreibt Dawid Kownacki und lobt die „Wahnsinns XXL-Portionen, hier ist der Name Programm“. Fünf Sterne! In Zukunft werde er gerne öfter dort einkehren.

Der Stürmer Kownacki hatte sich wohl etwas zu früh gefreut, denn dem Vertragsabschluss gebrach es offenbar an, ja genau: einem Abschluss. Obwohl sich die Verhandlungen tatsächlich auf der Zielgeraden befunden haben sollen und sich sogar der Trainer des Zweitligisten dazu öffentlich geäußert hatte, zerschlug sich ein Transfer nach Cottbus. Mit Blick auf die dort angebotenen Riesenportionen erscheint das sehr bedauerlich. Ein Meter Currywurst für 17 Euro, zwei Kilogramm „Monster XXL Schnitzel“ für 26 Euro: Wo bekommt man so etwas noch geboten?

Mehr Liebe, weniger Geld: Stürmer Niclas Füllkrug, 33, ist zu Werder zurückgekehrt. FOTO: TONHÄUSER/BEAUTIFULSPORTS/IMAGO

Der erste Gegner Freiburg verkörpert alles, was Werder mal war und gerne wäre

Wer will, kann diese kleine Episode als Parabel auf die Markttätigkeiten des SV Werder Bremen lesen. Der Traditionsklub muss mit überschaubarem Budget wirtschaften und sich damit Fußballer heranschaffen, die noch keine Schwergewichte sind, es aber im Idealfall mal sein werden. Der Stürmer Kownacki darf hierbei, mit Verlaub, als mahnendes Beispiel herhalten: Er kam vor drei Jahren aus der zweiten Liga und wurde dorthin mehrmals zurückgeliehen, weil es für Erstligafußball einfach nicht reichte.

Kownacki erwies sich nicht als einer jener Fünf-Sterne-Transfers, die Werder benötigt, um sich so in Bewegung zu setzen, wie sich das die Verantwortlichen vorgenommen haben. Mittelfristig wollen die Bremer wieder in Rufweite zu den Europapokalplätzen gelangen. In der Realität schaut der Traditionsklub auf eine schauderhafte Vorsaison zurück, die nur deshalb nicht mit dem Abstieg endete, weil sich gleich drei Konkurrenten größte Mühe gaben, die Bremer über den gefürchteten Strich zu schieben.

Es ist eine hübsche Pointe, dass Werder an diesem Sonntag (15.30 Uhr) ausgerechnet beim SC Freiburg in die neue Spielzeit startet; bei jenem Vorzeigeklub also, der alles verkörpert, was die Bremer waren und gerne wieder sein würden. Durch kontinuierliche Wertarbeit haben sich die Freiburger nach oben geschoben, sie sind der größte Kleine, den die Bundesliga gerade zu bieten hat. Und sie operieren inzwischen in ganz anderen Sphären, als es die Bremer können, mehr noch, sie haben den Norddeutschen sogar die Bilanz gerettet: Dass Mio Backhaus, ein Bremer Eigengewächs, künftig das Tor des SC bewachen wird, bedeutete auch eine Art Hilfsdienst für seinen Ausbildungsklub Bremen.

Zwölf Millionen Euro hat der Deutsch-Japaner die Freiburger gekostet, und weil der Transfer noch vor dem 30. Juni fixiert werden konnte, fällt das Geschäft noch ins alte Geschäftsjahr. Hierbei handelt es sich um keine Kleinigkeit für die Bremer, die – dieses Unwort taucht am Weserufer gerade öfter auf als Ailton einst Steilpässen hinterhersauste – in einem „strukturellen Defizit“ operieren. Sprich: Werder muss jedes Jahr mindestens einen Fußballer für einen stattlichen Millionenbetrag verkaufen, andernfalls gerät die Bilanz ins Minus – vor allem dann, wenn der Klub durch mäßige Platzierungen in der TV-Tabelle abrutscht. Hätte Werder die Vorsaison als Zehnter und nicht als 15. beendet, stünden nun zehn Millionen Euro mehr zur Verfügung. Klingt dramatisch.

Ist aber, wie Wrders Finanzchef Klaus Filbry im Gespräch betont, alles weitverbreitet in der Bundesliga. „Es gibt mittlerweile“, sagt Filbry, „sehr, sehr wenige Vereine, die keine Transfererlöse benötigen, um die Kostenseite in den Griff zu bekommen.“ Ein spannender Satz ist das, zumal er in einem nicht kleinen Widerspruch zu dem steht, was sämtliche Profiklubs in der Coronakrise hoch und heilig versprochen hatten. Und von der Realität gedeckt ist er auch: Auch an anderen, besser situierten Traditionsstandorten haben sie (insbesondere) ihre Gehaltsetats derart hochgefahren, dass satte Marktgewinne erwirtschafttet werden müssen. Der VfB Stuttgart etwa spekuliert – trotz Rekordumsatz – auf Millioneneinnahmen für den Spielmacher Bilal El Khannouss, um wichtige Infrastrukturprojekte anschieben zu können. Bei Eintracht Frankfurt ist die Bilanz ebenfalls auf Kante genäht, die nächste europapokalfreie Saison hat zur Folge, dass nicht mal die vom FC Bayern überwiesenen 50 Millionen Euro für Nathaniel Brown reichen, um das Defizit zu decken. Und das trotz zuletzt gigantomanischer Stürmerverkäufe der Eintracht.

Die Bundesliga jedenfalls ist eine Verkäuferliga und insbesondere angewiesen auf englisches Geld. Und die Bremer wollen und müssen ein Verkäuferklub werden, damit die Konkurrenz sportlich und wirtschaftlich nicht völlig einteilt. Denn: Wer teuer verkauft, hat in der Regel Fußballer im Kader, die auf dem Rasen abgeliefert haben. Die Bremer dagegen, nun ja: die bewegen sich weiterhin in einer ganz anderen Gewichtsklasse als einige Konkurrenten. Außer Torwart Backhaus wurden Spielmacher Romano Schmid (Frosinone; 8,5 Millionen Euro) und Verteidigertalent Karim Coulibaly (Straßburg; 20 Millionen) veräußert, wodurch Werder, ja genau: sein strukturelles Defizit decken konnte.

Größere Ablösesummen wird Werder in diesem Sommer nicht mehr bezahlen, obwohl in mehreren Kaderregionen Bedarf herrscht. „Wir befinden uns in einem volatilen Geschäft“, sagt Filbry, der als Finanzverantwortlicher dem Team Sicherheit auf der Bremer Geschäftsstelle angehört. Und insbesondere das Beispiel Coulibaly zeigt, was das heißt: Werder verkaufte den 19-Jährigen nach seiner ordentlichen Debütsaison, ein Pokern darauf, dass er durch eine fabulöse Folgesaison seinen Marktwert verdoppelt, war nicht drin.

han Manzambi) in diesem oder Stuttgart im vorigen Sommer (80 Millionen für Nick Woltemade) jenes englische Geld eingestrichen, das Bremen für die nächste Entwicklungsstufe ebenfalls bräuchte. Der VfB zudem für einen Stürmer, der am Osterdeich ausgebildet worden war.

So verbuchten die Bremer zwar die zweithöchste Transfereinnahme seit dem Verkauf des Brasilianers Diego im fernen Jahr 2009. Derweil haben jedoch Konkurrenten wie Freiburg (60 Millionen für Jo-

Kein Wunder also, dass der Finanzchef Filbry und Bremens Sportchef Clemens Fritz Mitglieder eines „Good-Fight-Club“ sind; auf der Bremer Geschäftsstelle ringen sie permanent um die richtige Balance zwischen bilanziellem und sportlichem Ertrag. Dem viel kritisierten Fritz wird, im Rahmen der budgetären Möglichkeiten, jedenfalls ein ordentlicher Transfersommer bescheinigt. Nicht zuletzt dank der Leihrückkehr des Stürmers Niclas Füllkrug, der gleich mal verkündet hat, dass er in Bremen nun teilweise in einer anderen Währung als zuletzt in England bezahlt wird: mehr Liebe, weniger Geld.

Riesenportionen gibt's in Bremen aktuell keine abzugreifen.

Mit der Kraft des Publikums die Schwächen kompensieren

Ein hollywoodreifer Film würdigt Schalkes Aufstieg. Der Kader wird prominent verstärkt – doch die Neuen hatten schon mal höhere Marktwerte.

Gelsenkirchen – Wie beim Hollywood-Werk „Odysssee“ ist auch bei der Gelsenkirchener Großproduktion „Mythos Schalke – ein Leben lang“ der Ausgang der Erzählung allen längst bekannt, bevor sie das Kino betreten haben. Das Publikum weiß: Die Helden in diesem wie in jenem Film werden Schmerzen und Schwierigkeiten überwinden müssen, aber sie werden ihr Ziel erreichen. Odysseus wird wieder König von Ithaka und schließt Penelope in die Arme, Schalke 04 kehrt in die Bundesliga zurück und wird liebevoll von Aki Watzke in Empfang genommen.

Obwohl also längst alle Bescheid wissen, sind die Kinosäle voll. „Die Odyssee“ hatte in Deutschland bereits mehr als drei Millionen Zuschauer, und der just angelaufene Schalke-Film findet ebenfalls seine zahlreichen Besucher, im ganzen Land. Das UCI in Duisburg etwa meldete für die Vorstellung am Donnerstagabend: ausverkauft. Von Theatern in Wuppertal, Solingen, Düsseldorf und Köln bis zum CinemaxX am Münchner Isartorplatz – überall steht jetzt die Saga von Schalkes Aufstieg auf dem Programm.

Die Parallelen sind aber auch offensichtlich. Beide Filme handeln von Legenden, die Stoff für Weltliteratur bieten. Blut, Schweiß und Tränen sind ihre Elemente. Und das eine wie das andere Kinoerlebnis beruht auf der Meisterschaft berühmter Regisseure und Darsteller: Hier Christopher Nolan, Matt Damon und Tom Holland, dort Frank Baumann, Miron Music und Kenan Karaman.

Die komplette Mannschaft, Vorstand und Honoratioren und selbstverständlich auch das knollennasige Maskottchen Erwin haben sich am Mittwochabend in der ehrwürdigen Schauburg in Gelsenkirchen die Kinoversion ihrer Erfolgsgeschichte angesehen. Es gab Popcorn und Flaschenbier. Dem festlichen Anlass gemäß trug der fesche Trainer Miron Music einen Anzug, der Mao Zedongs Kleiderordnung zitierte – bloß in der zeitgemäß modischen Variante. Dass so ein Film ins Kino komme und dort von Zehntausenden geguckt werde, das sei „schon Wahnsinn“, meinte der Vorstandsvorsitzende Matthias Tillmann, „aber das zeigt, dass Schalke einfach mehr ist als ein Fußballverein, mehr ist als „Ich geh samstags oder sonntags ins Stadion und guck mir ein Spiel an“.

Am ersten Spieltag der Saison müssen die Schalker sonntags ins Stadion gehen, um ihr Team zu sehen. Allzu viele werden es nicht sein, der Aufsteiger startet auswärts, aber auch beim FC Augsburg wird garantiert viel Königsblau auf den Rängen zu finden sein. Mehr als 7000 Fans haben Schalke im Durchschnitt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zu jeder Zweitligapartie begleitet, kein Verein in Deutschland hatte in fremden Stadien mehr Zulauf. Auf Platz zwei steht der Hamburger SV mit circa

FUSSBALL GÖTTER

Wer auch immer wie auch immer diese Zahlen ermittelt – es ist nicht die Marketingabteilung des FC Schalke 04, die den Mythos zu polieren sucht. Der Mythos ist echt.

Prominent und erfahren: Schalke-04-Zugang Robin Gosens, 32. FOTO: HENDRIK SCHMIDT/DPA

Dinge, die selbstverständlich sind: Der Ball, die Erde und der Mond sind rund, Schalke hat eine riesengroße und unnormal leidenschaftliche Anhängerschaft. Die Frage vor dieser Saison lautet, wie der Verein seine größte natürliche Ressource zu nutzen weiß, damit die Kräfte des Publikums die Schwächen der Mannschaft kompensieren. Diese Schwächen gab es auch im Aufstiegsjahr, Trainer Music wusste dank psychologischem und handwerklichem Geschick damit umzugehen. In Liga eins wird die Aufgabe schwieriger.

Andere Vereine, wie im Vorjahr der 1.FC Köln und der Hamburger SV, tauschen die halbe Mannschaft aus, wenn sie es aus der zweiten in die erste Liga geschafft hatten. Die Schalker haben das im Sommer nicht getan, aber das liegt weniger am Vertrauen gegenüber ihren geschätzten Aufsteigern, sondern vor allem daran, dass ihr Budget auf beinahe lachhafte Weise begrenzt ist.

Beträge, wie sie die Mitaufsteiger aufwenden konnten, sind in Gelsenkirchen nicht denkbar. Während die SV Elversberg unter anderem sechs Millionen Euro für den jungen US-Profi Cole Campbell übrig hatte, der SC Paderborn je drei Millionen in die Angreifer Gabriel Vidovic und Marvin Pieringer stecken konnte, ging Frank Baumann seinem Frankfurter Kollegen Markus Krösche nicht wochen-, sondern monatelang auf die Nerven, um den Preis für Dina Ebimbe zu drücken. Es ging dabei um ein paar Hunderttausend Euro – inflationsbereinigt ein Geldbetrag aus den Zeiten, als Schalke noch mit dem STV Horst Emscher konkurrierte.

Zwar haben Schalkes Zugänge einen sehr viel höheren Prominenz-Faktor als die in Elversberg und Paderborn. Sie eint jedoch ein zwiespältiges Merkmal. Der österreichische Verteidiger Maximilian Wöber, sein Landsmann Junior Adamu, der Franzose Ebimbe, der DFB-Nationalspieler Robin Gosens und der erneut angeheuerte Torjäger Edin Dzeko – sie alle hatten schon mal deutlich höhere Marktwerte.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Wöber in der Karriere öfter mit Verletzungen als mit Gegenspielern zu kämpfen hatte und der Stürmer Adamu scheinbar notorisch an Problemen beim Torschuss leidet. Bei Ebimbe mangelte es an Konstanz seiner Leistungen, bei Gosens taten sich zu oft defensive Schwächen auf, beim 40-jährigen Dzeko gibt das Alter zu denken.

Andererseits hat Adamu während der Vorbereitung mit seinem Tempo, seiner Laufstärke und dem einen oder anderen gelungen Steilpass geglänzt, und während sich Ebimbe und Gosens der Stammelf allmählich nähern, hat Dzeko am Montag beim Pokalspiel in Halle (5:2 n.V.) auf typische Weise Tatsachen geschaffen. Er kam in der 64. Minute von der Bank herein und war als Torschütze und -vorbereiter der Problemlöser, den Schalke brauchte.

Dem Kinofilm über den Aufstieg soll im nächsten Sommer ein zweiter Teil folgen. Sequels sind zwar immer heikel, aber wenn es mit dem Klassenverbleib klappen sollte, dann wird der nächste Film ein Blockbuster – und Miron Music goes to Hollywood. Philipp Selldorf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Diplomatin Gefährliche Lügen TV-Kriminalfilm, D 2026. Mit Natalia Wörner, Clelia Sarto, Alexander Beyer. Regie: Anna-Katharina Maier. Die Archäologin Simone Fechter sucht Schutz in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verschwindet jedoch kurz darauf spurlos.
21.45	Tagesthemen
22.05	Wolfsland: Das schwarze Herz TV-Kriminalfilm, D 2023. Mit Götz Schubert, Yvonne Catterfeld. Regie: Ole Zapatka. Ein toter Diplom-Biologe und ein seltener Käfer beschäftigen diesmal die Kommissare „Butsch“ und Viola.
23.35	Das Wort zum SonntagSprecher: Alexander Höner (Berlin)
23.40	Inas Nacht Zu Gast: Christian Ehring (Kabarettist), Eva Karl Faltermeier (Kabarettistin), Pamela (Musik)
0.40	Tagesschau
0.45	Banditen! Krimikomödie, USA 2001. Mit Bruce Willis, Billy Bob Thornton, Cate Blanchett
2.45	Die Diplomatin Gefährliche Lügen TV-Kriminalfilm, D 2026
4.15	Brisant Magazin

Das Erste

7.15 Anna im Land der tausend Seen (5/5) 7.40 Nina und die Haustiere 7.55 Checkerin Marina 8.20 Wissen macht Ah! 8.45 POV - Deine Geschichte zählt 8.55 Die Pfefferkörner 9.50 Tagesschau 9.55 Panda, Gorilla & Co. 10.40 Panda, Gorilla & Co. 11.30 Quarks im Ersten 12.00 Tagesschau 12.15 Die Tierärzte (1/60) 13.00 Die Tierärzte (2/60) 13.45 Tagesschau 14.00 Im Fluss des Lebens. TV-Drama, D 2011 15.30 Meine Mutter ... ist unmöglich (1/5). TV-Romantikkomödie, D 2018 17.00 Tagesschau 17.15 Brisant 17.52 Wetter 18.00 Sportschau 18.30 Sportschau

ZDF

8.45 H2O – Abenteuer Meerjungfrau 9.10 Bibi und Tina 9.35 Pippi Langstrumpf 10.25 Notruf Hafenkante 11.10 SOKO Stuttgart 11.55 heute Xpress 12.00 einfach Mensch 12.15 Familie Bundschuh: Bundschuh vs. Bundschuh. TV-Komödie, D 2023 13.40 Ein Sommer im Elsass. TV-Komödie, D 2012 15.10 heute Xpress 15.15 Bares für Rares 16.10 Die Rosenheim-Cops 17.00 heute Xpress 17.05 Länderspiegel 17.35 Vorbereitet für den Ernstfall - Notstrom, Wasser, Dosenbrot 18.05 SOKO München 19.00 heute 19.20 Wetter 19.25 Der Bergdoktor

BR

20.15 Die Giovanni Zarrella Show Die große Sommerparty. Mitwirkende: Kerstin Ott, Vanessa Mai, Andreas Gabalier, Chris Papendieck, Sarah Brightman, Nadine Ellrich, Julian Fiege, Pietro Basile, Mark Medlock, Frida Gold, Joey Heindle, Pohlmann, Tim Peters, Vincent Gross, Semino Rossi. Moderation: Giovanni Zarrella. Unter dem Motto "Sommerparty" feiert Giovanni Zarrella gemeinsam mit dem Publikum und weltberühmten Gästen das Fünf-Jahr-Jubiläum seiner Show – und das erstmals im unter freiem Himmel im ZDF-Fernsehgarten.

23.15 heute journal 23.30 Das aktuelle Sportstudio 0.55 heute Xpress 1.00 Eine italienische Sommernacht mit Giovanni Zarrella - Das Open-Air-Konzert aus Gotha 2.30 heute-show spezial High Noon im Osten 3.00 Die Spur des Killers - Midnight in the Switchgrass Actionfilm, USA 2021. Mit Emile Hirsch, Megan Fox, Bruce Willis

8.40 Tele-Gym 8.55 Sehen statt Hören 9.25 Faultiere leben langsam 9.55 König ohne Reich - Der Laubfrosch 10.30 Allein unter Männern. TV-Drama, D 2001 11.55 Glockenläuten 12.00 Dann kam Lucy. TV-Drama, D 2011. Mit Julia Jäger 13.30 Einfach. Gut. Bachmeier 14.00 Fußball: 3. Liga. MSV Duisburg - Würzburger Kickers 16.00 Ländermagazin 16.30 Big Five Asien. Die Nashörner 17.15 Blickpunkt Sport. Magazin 17.45 Zwischen Spessart und Karwendel 18.30 BR24 18.45 Hirschhausen und die Deepfake-Mafia 19.30 Kunst + Krempel

20.00 Tagesschau 20.15 Bamberger Reiter. Ein Frankenkrimi TV-Kriminalfilm, D 2012 Mit Thomas Schmauser, Teresa Weißbach, Sven Waasner. Regie: Michael Gutmann. Nach dem Tod seiner Mutter ist Kommissar Peter Haller in seine Heimatstadt Bamberg zurückgekehrt. Seinerster Fall ist der Mord an einer Studentin, die in einem Reitclub für Westernfans getötet wurde. 21.45 Die Büffel sind los! TV-Drama, D 2016. Mit Anna Unterberger, Anna Unterberger, Marc Benjamin, Tobias van Dieken. Regie: Tomy Wigand

23.15 Zwei Bauern und kein Land TV-Komödie, D 2017 0.45 Dann kam Lucy TV-Drama, D 2011. Mit Julia Jäger 2.15 Big Five Asien Die Nashörner. Dokumentationsreihe 3.00 Zwischen Spessart u. Karwendel U.a.: Naturerlebnis - Mit App im Wald: Alte Bäume im Spessart 3.45 Hirschhausen und die Deepfake-Mafia Dokumentation 4.30 Kunst + Krempel Magazin

RTL

5.15 Der Blaulicht-Report 7.45 Der Blaulicht-Report 8.45 Der Blaulicht-Report 9.45 Der Blaulicht-Report 10.45 Der Blaulicht-Report 11.45 Der Blaulicht-Report 12.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Doku-Soap 13.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Doku-Soap 14.00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15.00 Fußball: Bundesliga. RB Leipzig -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17.45 Ulrich Wetzel - Der Ermittlungsrichter 18.15 Exclusiv am Samstag 18.45 RTL Aktuell 19.05 Life - Menschen, Momente.... Moderation: Annika Begiebing

20.15 Jetski Star WM Mit Stefan Raab, Ralf Schumacher, René Casselly, Fabian Hambüchen, Dagi Bee, Sophia Thiel, Gustav Schäfer, Joel Mattli, Renata Lusin, Valentin Lusin, Jens Knossalla, Joey Kelly, EMMVEE, Stefano Zarrella, Ann-Kathrin Bendixen, Alexander Kumptner Prominente Persönlichkeiten treten in spektakulären Disziplinen gegeneinander an. Hier sind Geschicklichkeit, Mut und Präzision gefragt. Enge Kopf-an-Kopf-Duelle und waghalsige Manöver machen die Rennen zu einem Erlebnis voller Adrenalin.

0.30 Markus Krebs live! Pass auf... kennste den? Show. Der Komödi- ant mit diesem Programm seine Tradition der gnadenlosen Pointenabfolgen fort.

2.20 So klingt Deutschland – Unsere 50 beliebtesten Nummer 1 Hits Show. Mit Sabrina Setlur, Jana Wosnitza, Henning Krautmacher Eine Umfrage ermittelte die beliebtesten Nummer 1-Hits Deutschlands seit den 80ern.

ProSieben

5.20 Kaminfeuer mit Joko & Klaas. Mit Joko Winterscheidt 5.35 Call Me Kat 6.20 taff 7.20 Galileo. Magazin 8.20 Galileo 9.25 Outmatched – Allein unter Genies. Comedyserie 10.20 Fresh off the Boat. Ziemlich beste Freundinnen / Die Welt geht unter! / Ruhestand? Wieso Ruhestand? / Das bessere Drei-Viertel / Drei Evans 12.45 The Goldbergs. Beziehungsprobleme / Die beste Freundin 13.40 Family Guy. Männlich, verwitwet, alt / Weiße Megs bringen's nicht 14.40 Die Simpsons. Zeichentrickserie 18.10 ProSieben : newstime 18.20 Die Simpsons

20.15 Avengers: Endgame Actionfilm, USA 2019. Mit Robert Downey Jr., Chris Evans, Mark Ruffalo, Regie: Anthony Russo, Joe Russo Der Bösewicht Titan Thanos scheint endgültig gesiegt zu haben: Das Universum liegt in Trümmern. Nun sehen sich die Rächer gezwungen, sich erneut zu versammeln und mithilfe der noch verbleibenden Verbündeten Thanos' Verwüstungen rückgängig zu machen und das Chaos im Universum zu beseitigen. Dabei stellen sich ihnen mächtige Gegner in den Weg, die ihnen eine Menge Unannehmlichkeiten bereiten.

23.40 The Batman

Actionfilm, USA 2022. Mit Robert Pattinson, Zoë Kravitz, Paul Dano. Regie: Matt Reeves. In Gotham jagt Batman einen Killer, der mit Rätseln die Oberschicht herausfordert. Dabei erhält er Unterstützung von Catwoman und stößt auf die Machenschaften des Riddlers sowie auf familiäre Verwicklungen in die städtische Korruption.

Sat.1

5.05 Frieda. Comedyserie 5.25 Frieda 5.45 Frieda 6.10 Frieda 6.35 Frieda – Mit Feuer und Flamme 7.05 Frieda – Mit Feuer und Flamme 7.35 Frieda – Mit Feuer und Flamme 8.00 Frieda – Mit Feuer und Flamme 8.30 Frieda – Mit Feuer und Flamme 9.0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am Samstag 12.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2.55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3.55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4.55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5.55 Notruf 16.25 Notruf 17.00 Notruf 17.30 Notruf 18.00 Das 1% Quiz – Wie clever ist Deutschland? Show 19.55 SAT.1:newstime

20.15 Matilda Komödie, USA 1996. Mit Mara Wilson, Mara Wilson, Danny DeVito, Rhea Perlman. Regie: Danny DeVito. Matilda Wurmwald ist ein begabtes Kind, was ihre Eltern jedoch nicht bemerken. In der Schule findet sie in Fräulein Honig die erste Erwachsene, die ihre außergewöhnlichen Fähigkeiten erkennt. 22.20 Hexen hexen Abenteuerfilm, USA/MEX/CDN 2020. Mit Anne Hathaway, Anne Hathaway, Octavia Spencer, Stanley Tucci, Anne Hathaway, Octavia Spencer, Octavia Spencer, Stanley Tucci

0.25 Resident Evil

0.25 Resident Evil Horrorthriller, GB/D/USA/J/ F 2002. Mit Milla Jovovich, Michelle Rodriguez, Eric Mabius Regie: Paul W.S. Anderson 2.05 Best of Me – Mein Weg zu Dir Liebesdrama, USA 2014. Mit James Marsden, Michelle Monaghan, Luke Bracey Regie: Michael Hoffman 3.55 Auf Streife Opa zieht blank 4.40 Auf Streife Gefährliches Pfand

ARTE

5.15 Abenteuer Archäologie 5.45 Wilde Dynastien (5/6) 6.30 Indiens unbekannter Südosten – Götter, Karma, Tempelhaar 7.15 Das Wunder des Hörens (1) 8.10 42 – Die Antwort auf fast alles 8.35 Chartres, die Farben des Himmels 9.25 Australien – Mission Schnabeltier 10.20 Zu Tisch ... 10.50 Naturparks in Portugal 12.35 Stadt Land Kunst. Magazin. Mit Linda Lorin 14.10 Rendezvous mit einer Leiche. Kriminalfilm, USA 1988 15.50 Wilde Dynastien 16.35 Naturparks in Portugal 18.25 ARTE Reportage 19.20 Arte Journal 19.40 Tracks East. Magazin

20.15 Die Pharaoninnen. Frauen, die das Reich Ägypten formten Dokumentarfilm, D 2026 Regie: Christiane Streckfuß Vor über 5000 Jahren entstand am Nil der erste Flächenstaat der Welt, und Frauen spielten dabei eine entscheidende Rolle. 21.45 Die Nofretete: Wem gehört die Schönheit? Dokumentation Es wird gefragt, ob die heute im Ägyptischen Museum in Berlin ausgestellt Büste Nofretetes zu Recht nach Deutschland gelangte. 22.40 Auf den Spuren der Cheops-Pyramide – Wunder der Architektur Dokumentation

23.35 Gluck: Iphigenie in Aulis - Iphigenie auf Tauris Oper Dmitri Tcherniakov setzte beide Gluck-Opern an einem Abend auf den Spielplan. In den Titelrollen ist Corinne Winters zu erleben. 3.25 Mit Kompass und Köpfchen auf hoher See (4/15) Concarneau, der Aufbruch. Dokumentationsreihe 3.55 28 Minuten (2) Magazin. Moderation: Jean-Mathieu Pernin 4.44 Athleticus Marathonlauf

3sat

9.05 Kulturplatz 9.35 Malerisches Ausseerland 9.50 Königliche Gärten 10.40 Sommernachtskonzert Schönbrunn 2026 12.15 Liebesg'schichten und Heiratssachen 13.00 ZIB 13.10 Notizen aus dem Ausland 13.15 Der Schmidt Max auf der Suche 14.00 Ländermagazin 14.30 Kunst & Krempel 15.00 Reisezeit – Traumhafte Ziele 15.25 Bregenzer Festspiele: Verdis La traviata – Hinter den Kulissen der größten Seebühne der Welt 15.55 Aufgetischt 16.40 Aufgetischt 17.30 Ich will mein Glück zurück. TV-Komödie, D 2023 19.00 heute 19.20 Metropolen des Pop

20.00 Tagesschau 20.15 La Traviata Oper. Seit der Gründung der Bregenzer Festspiele vor 80 Jahren stand Giuseppe Verdis Opernklassiker "La traviata" noch nie auf dem Spielplan. Der Regisseur Damiano Michieletto verlegte die Handlung in die Ära der "Roaring Twenties". Violetta findet sich in einer Welt, in der anscheinend alles erlaubt ist - alles, außer echter Liebe.

22.30 Die New Yorker Nachtclub-Ikone aus Bern Doku. Die Partys der Schweizer Stilikone Susanne Bartsch wurden zu einem Zufluchtsort der Queer-Community.

23.25 Wo in Paris die Sonne aufgeht Drama, F 2021. Mit Anaïde Rozam, Noémie Merlant, Lucie Zhang. Regie: Jacques Audiard 1.05 Sommerfrische – Reisen wie zu Kaisers Zeiten Dokumentation 2.00 Das aktuelle Sportstudio Fußball: Bundesliga, 1. Spieltag Abendspiel: Borussia Dortmund - Hamburger SV; 2. Liga 3.25 Königliche Gärten 4.15 Aufgetischt

ACTION VOX Samstag, 22.30 Uhr

Lethal Weapon 2

In der Regel ist die Fortsetzung schlechter als das Original. Im Fall des zweiten Teils der „Lethal Weapon“-Filmreihe stimmt das ausnahmsweise nicht. Der Film, 1989 wieder von Richard Donner gedreht, knüpft nahtlos an das Erfolgsrezept der Story um die L.A. Cops Riggs (Mel Gibson) und Murtaugh (Danny Glover) an. Er ist daher ebenso Buddy Movie wie mustergültiges Actionkino. Riggs und Murtaugh bekommen es diesmal mit Diplomaten aus Südafrika zu tun, die ihren Status zum Drogenhandel missbrauchen. Obendrein sind die Gangster hemmungslose Rassisten, was auch ein Schlaglicht auf die damals noch im Land herrschende Apartheid wirft. Die Chemie zwischen den schlagfertigen Cops hat Donner um eine weitere Zutat ergänzt: Joe Pesci in der Rolle des Informanten Leo, der sie mit seinem Gequassel hinreißend nervt.

THRILLER ARTE Sonntag, 20.15 Uhr

Die Firma

In den Neunzigern wurde so gut wie jedes Buch von John Grisham verfilmt. Der Autor, selbst ursprünglich Anwalt, lieferte hochklassige Justizthriller, und Hollywood adaptierte sie serienmäßig. Regie und Besetzung waren dabei immer handverlesen. Den ersten Roman, „Die Firma“, inszenierte 1993 Sydney Pollack. Tom Cruise spielt darin den jungen Harvard-Absolventen Mitch, der in einer renommierten Kanzlei Fuß fassen will. Der Neuling, von Cruise mit naiver Energie verkörpert, lernt schnell die doppelte Bedeutung des Worts „Firma“ kennen: Es heißt, dass die Mafia in dem Laden das Sagen hat. Das FBI rekrutiert Mitch, um die entsprechenden Beweise zu beschaffen. Bald kämpft er als Einzelner gegen ein korruptes System. Mitchs Vorgesetzter ist der 2025 gestorbene Gene Hackman, zu Lebzeiten ein Experte für zwielichtige Charaktere.

KOMÖDIE SIXX Sonntag, 20.15 Uhr

Pitch Perfect

Im Grunde erzählt Jason Moore in seinem Film von 2012 eine Liebesgeschichte: Beca (Anna Kendrick) sieht ihr Studium am College als reines Sprungbrett für eine Karriere als Musikproduzentin. Sie meldet sich eher zum Zeitvertreib in der weiblichen A-cappella-Gruppe der „Barden Bellas“ an. Parallel dazu singt Jesse (Skylar Astin) bei den männlichen „Treblemakers“. Er und Beca finden über die Hingabe zur Musik Interesse aneinander, doch natürlich stehen sie auch in Konkurrenz zueinander: Beide wollen mit ihrer jeweiligen Combo die nationale Meisterschaft gewinnen. In den folgenden Songcontests steckt das spezifisch amerikanische Talent, jeden noch so abseitigen Wettbewerb mit einem heiligen Ernst aufzuladen. Aber gerade deshalb macht es auch großen Spaß, den „Barden Bellas“ und den „Treblemakers“ zuzuschauen.

Nacht zu Montag, 0.40 Uhr

Saltburn

Eine makabre Aufsteigergeschichte, wie es sie im Kino häufiger gegeben hat, im „Talentierten Mr. Ripley“ etwa oder in Woody Allens „Match Point“. Nur ist der Klassenkampf bei der Regisseurin Emerald Fennell noch plakativer und kompromissloser. Da darf sich die Hauptfigur selbst wie ein Schwein aufführen. Hauptsache, es geht gegen die gewissenlose Oberschicht. In Fennells Film von 2023 spielt Barry Keoghan den Studenten Oliver, der sich seiner durchschnittlichen Herkunft schämt und sich mit dem reichen Felix (Jacob Elordi) anfreundet. Seine Schleimerei bringt ihn auf den Landsitz von dessen Familie, wo ein argloses Mitglied nach dem anderen seinen Intrigen zum Opfer fällt. Den Aufstieg untermalt Fennell mit zeitgenössischer Popmusik. Besonders prominent: „Murder on the Dancefloor“ von Sophie Ellis-Bextor. Florian Kaindl

Nackte Haut in alten Gemäuern: Jacob Elordi als Adelsspross Felix Catton auf dem Landsitz seiner Film-Familie. FOTO: IMAGO/MRC FILM

Phoenix

7.45 Das Atomzeitalter – Höllenfeuer und Hoffnung. Von Hiroshima bis zur Kuba-Krise / Vom Wettrüsten bis Tschernobyl / Vom Abrüsten bis zur Endlagersuche 10.00 Superbauten der Antike 12.15 Verlorene Schätze – Das Erbe des Assyrischen Reiches 13.00 phoenix plus 14.15 Berlin – Schicksalsjahre einer Stadt 17.15 Kalter Krieg und Klimawandel: Atommüll in der Südsee 17.45 Das Atomzeitalter – Höllenfeuer und Hoffnung 20.00 Tagesschau 20.15 Into the Blue – Indonesiens Unterwasserparadiese. Dokumentationsreihe 23.15 Extreme Jobs der Geschichte. Dokumentation 0.00 Despoten

NDR

13.15 Tschechiens rauer Norden – Der Wald in den Wolken 14.00 Mit dem Boot elbaufwärts: Von Hamburg nach Lübeck – über Fluss und Kanal. Dokumentarfilm, D 2026 15.30 Alarm auf dem Wasser - Großeinsatz für die Wasserschutzpolizei 16.00 Rute raus, der Spaß beginnt! 16.30 Unterwegs auf der Luftlinie 17.15 Rund um den Michel 18.00 Nordtour. Magazin 18.45 DAS! Rote Sofa 20.00 Tagesschau 20.15 Wer weiß denn sowas XXL. Show 23.25 Schlager, die Sie kennen sollten 0.10 Ziemlich beste Stiefmutter 0.35 Ziemlich beste Stiefmutter 0.55 Ziemlich beste Stiefmutter

SWR

14.00 Hotel Heidelberg: ...Vater sein dagegen sehr. TV-Tragikomödie, D 2018 15.30 Handwerkskunst! 16.00 Der Haushalts-Check 16.45 Marktcheck checkt ... IKEA 17.30 Sommer, Sonne, Sag die Wahrheit 18.00 SWR Aktuell Baden-Württemberg mit Bodensee Aktuell 18.15 Flohmarkt 18.45 Stadt - Land - Quiz 19.30 Aktuell 20.00 Tagesschau 20.15 Love Story. Liebesmelodram, USA 1970. Mit Ali MacGraw 21.50 Donna Leon. Stille Wasser. TV-Kriminalfilm, D 2019 23.20 SWR Kulthits 0.05 SWR Kulthits 0.50 Unter weißen Segeln: Odyssee der Herzen. TV-Melodram, D 2005

MDR

12.30 Meiningen – wunderbar verwandelt 13.15 Der Zeidler von Augustów – Piotr und die Waldbienen 14.00 Fußball: Regionalliga Nordost. Magazin 16.00 Fußball: Regional- liga Nordost. FSV Zwickau – SV Babelsberg 03 18.05 Eine Familie in Ungarn: Zwischen Aufbruch und Stillstand 18.20 Biwak (2) 18.45 Glaubwürdig 18.54 Unser Sand- männchen 19.00 Regional 19.30 MDR ak- tuell 19.50 Unser Dorf hat Wochenende 20.15 Wer weiß denn sows XXL. Show 23.25 Olafs Klub. Show 0.10 Kommissar van der Valk. Zerrissenes Amsterdam. TV- Kriminalfilm, GB 2020 1.40 Brisant

RADIO-FEATURE DEUTSCHLANDRADIO-AUDIOTHEK

Doomscroll

„Warum kommt hier so viel über die DDR?“, fragt eine der beiden Jugendlichen, nachdem sie auf TikTok ein Video über Erich Honecker gesehen hat – nächster Scroll: „Hier ist schon direkt Alice Weidel.“ Drei Minuten hat es gedauert, bis die ersten blauen Herzen in den Kommentaren auftauchten.

Für das Radiofeature des Deutschlandfunks fahren die Journalistinnen Diana Köhler und Johanna Tirnthal nach Mecklenburg-Vorpommern. In Umfragen zu den bevorstehenden Landtagswahlen führt hier, wie in Sachsen-Anhalt, die AfD. Unter jungen Menschen erfreut sich die Partei besonderer Beliebtheit – die Altersgruppe, in der sich eine Mehrheit in den sozialen Medien über die Politik und das Weltgeschehen informiert, vor allem auf TikTok. Umso wichtiger ist die Frage: Welche Videos landen auf den Bildschirmen junger Menschen?

Zwei 16-Jährige, Greta und Lena, werden einen Monat lang beim Scrollen begleitet. Sie leben in einem kleinen Dorf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erstellen sich für das Experiment neue Profile, dokumentieren täglich, welche politischen Inhalte ihnen angezeigt werden.

Zu Beginn ist eine Mischung aus harmlosem Spaß, „Brainrot“ und Tiervideos, berichten die beiden. Doch sehr schnell verändert sich der Algorithmus. Immer öfter tauchen rechte Inhalte beim Scrollen auf. So findet sich zwischen den lustigen Videos schnell eines, in dem mit ruhiger Stimme erklärt wird, weshalb die AfD nicht rechtsradikal sei. Im nächsten Video tanzen drei Jugendliche zu einem viralen Song – im Hintergrund die Reichsflagge.

Immer mehr ähnlich aussehende AfD-Videos tauchen auf, erstellt und geteilt von rechten Accounts, aber auch von Bots. Hinzu kommt die Überflutung mit Hashtags wie #AfD, die den Algorithmus gezielt beeinflusst. Die Partei selbst hat das Potenzial der sozialen Medien früh erkannt, setzt besonders auf TikTok. Politiker wie Maximilian Krah setzen dort bewusst auf emotionalisierende und provokante Videos, um Aufmerksamkeit zu erregen. Der Algorithmus lernt aus den vielen Aufrufen: Das ist wichtig, Menschen interessieren sich dafür. Ganz egal, ob das aus Begeisterung oder Empörung geschieht. Die Videos werden also mehr Menschen ausgespielt. Die Spirale dreht sich weiter.

Mit solchen Mechanismen wird entschieden, welche Botschaften an Millionen Jugendliche verbreitet werden. Und damit auch genau an diejenigen, die bald das erste Mal wählen gehen dürfen. Nele Sophie Weimann

ARD alpha

14.30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15.15 Tobis Urlaubstrip. Nordhessen 16.00 Visite 17.00 Treffpunkt Medizin 17.45 Gesundheit! 18.15 Wunderschön! 19.00 Eisenbahn-Romantik 19.30 Global Us 19.55 Wissen vor acht - Zukunft 20.00 Tagesschau 20.15 Countdown to War - Der Ausbruch des 2. Weltkriegs (1-3/3). Der erste Tag / Der zweite Tag / Der dritte Tag 22.30 Selbst ist der Mann - Bericht über die Do-it-yourself-Beweg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23.10 Die Heimwerker - Bericht aus deutschen Höhlen 23.55 Weine zum Selbermachen - Das Beste aus der Hobbythek 0.25 Zwiebelzeltln

WDR

11.15 Sabine Heinrich – Ab durch die Mitte (1+2) 12.45 WDR aktuell 13.05 Sabine Heinrich – Ab durch die Mitte (3+4) 14.40 Made in NRW – Wirtschaft, Wandel und Wohlstand? 15.30 Wunderschön! 16.00 aktuell 16.20 Der Vorkoster 16.55 Land & lecker (3) 17.45 Einfach und köstlich 18.15 Westart 18.45 Akt. Stunde 19.30 Lokalzeit 20.00 Tagesschau 20.15 NRW Sommerkonzert 2026. Ausführende: Valerie Eickhoff 22.00 Unser Land in den 90ern. Am Limit – 1993 22.40 Unser Land in den 90ern 23.25 Unser Land in den 90ern 0.10 Unser Land in den 90ern 0.55 Unser Land in den 90ern

HR

13.40 In aller Freundschaft 14.25 In aller Freundschaft 15.10 Tierärztin Dr. Mertens 16.00 Augenschmaus - Restaurants mit Ausblick 16.45 Kochstories 17.15 Mit Herz am Herd 17.45 Meisterküche 18.15 Querbeet 18.45 Tobis Urlaubstrip. Nordhessen 19.30 hessen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Kommissar Dupin (3). Bretonisches Gold. TV-Kriminalfilm, D 2015 21.45 Der Wien-Krimi: Blind ermittelt 23.15 Der Amsterdam-Krimi: Auferstanden von den Toten (2). TV-Kriminalfilm, D 2018. Mit Hannes Jaenicke 0.40 Vanished - Vertraust du ihm (3) 1.20 Vanished - Vertraust du ihm (4)

rbb

14.30 100% Berlin. (1+2) 16.00 Wald in Flammen – Feuerwehr im Dauereinsatz 16.30 Hallo Nachbarn! 17.00 Feuer und Flamme: Mit Feuerwehrmännern im Einsatz 17.45 So isst Berlin (4) 17.53 Unser Sandmännchen 18.00 rbb UM6 18.30 Heilige Orte in Brandenburg – Klöster, Rituale und die Suchen nach innerer Ruhe 19.00 Heimatjournal 19.30 rbb24 Abend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Charlotte Link – Im Tal des Fuchses. TV-Kriminalfilm, D 2019 21.45 rbb24 22.00 Vergiftete Wahrheit. Biografie, USA 2019 0.00 Vanished – Vertraust du ihm (1). Rosefinch. Krimiserie

RTLZWEI

5.25 X-Factor: Das Unfassbare. Autorennen / Zwei Schwestern / Werwolf / Eis / Hexenzirkel. Mysteryserie. Mit Tara Chocol, Stan Kirsch, Paul Le Mat 6.10 Infomercial 7.10 Infomercial 8.10 Berlin – Tag & Nacht. Doku-Soap 12.20 Bella Italia – Camping auf Deutsch. Sascha und Dennis in Feierlaune. Doku-Soap 14.20 Zuhause im Glück – Unser Einzug in ein neues Leben 20.15 Armes Deutschland – Stempeln oder abrackern? Für immer abgestempelt. Dokumentationsreihe 22.15 Hartz und herzlich (1). Rückkehr nach Trier-West. Dokumentationsreihe 0.15 Hartz Rot Gold. Reportagereihe

Tele 5

5.30 Arabellas Crime Time – Verbrechen im Visier. No, You Don't! 5.55 All Time Classic (4) 6.00 Hour of Power. Gottesdienst 6.55 Infomercial. Nachrichten 13.00 Haus gesucht in Alaska. Treehouse Tour 13.30 Sliders. Das Wasser des Lebens 14.30 Hercules. Abenteuerserie 17.25 Xena. Abenteuerserie 20.15 Rubikon. Sci-Fi-Film, A 2022. Mit Julia Franz Richter 22.30 2067 – Kampf um die Zukunft. Sci-Fi-Film, AUS 2020. Mit Aaron Glenane, Kodi Smit-McPhee, Ryan Kwanten 1.05 The Pyramid – Grab des Grauens. Horrorfilm, USA/M 2014. Mit Ashley Hinshaw, Denis O'Hare, James Buckley

KiKA

10.35 TanzAlarm 10.45 Tigerenten Club 11.45 Tom Sawyer. Animationsserie 13.10 Armans Geheimnis. TV-Abenteuerfilm, D 2015 14.40 CheXperiment 14.55 Wendy 15.45 Sherazade - Geschichten aus 1001 Nacht 16.30 Peter Pan - Neue Abenteuer 17.15 Das Dschungelbuch 17.45 Mascha und der Bär 17.55 Pinocchio im Zauberdorf 18.15 Feuerwehrmann Sam 18.35 Zacki und die Zoobande 18.50 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Die drei Musketiere - Eine für alle, alle für Eine 19.25 Checker Tobi 19.50 logo! 20.00 KiKA Live 20.10 Mystic - Das Geheimnis von Kauri Point. Jugendserie

Super RTL

13.25 Die Patrick Star Show 14.20 Karate Schaf (1-5). Entspanndich, Wanda! / Karate Wolf / Der Musterschüler / Gerecht geteilt / Fehlalarm / Das neue Spielzeug / Das stinkt zum Himmel / Tschüss, Wolf! 15.25 Barbie: Die Prinzessin und der Popstar. Animationsfilm, USA 2012 16.40 Willkommen bei den Louds 17.05 Voll zu spät! 1 18.15 ALVINNN!!! und die Chipmunks 19.45 Woozle Goozle. Magazin 20.15 Trolls World Tour. Animationsfilm, USA/J 2020 22.00 Ocean's Eleven. Actionfilm, USA 2001. Mit George Clooney 0.15 Without a Trace (3). Die Sünden der Väter. Krimiserie 1.10 Teleshopping

VOX

5.35 CSI: NY (3) 7.05 Criminal Intent (1-24). Blutspur (Teil 1) / Blutspur (Teil 2) / Die tote Tänzerin / Jagdtrieb / Eisige Liebe / Russenmafia 11.55 Shopping Queen. Doku-Soap 12.55 Shopping Queen 13.55 Shopping Queen 14.50 Shopping Queen 15.50 Shopping Queen 16.50 Der Hundeprofi (5) 17.55 hundkatzemaus. Magazin 19.10 Der Hundeprofi - Rütters Team. Doku-Soap 20.15 Selbst ist die Braut. Romantikkomödie, USA 2009. Mit Sandra Bullock, Ryan Reynolds 22.30 Lethal Weapon 2 - Brennpunkt L.A. Actionfilm, USA 1989. Mit Mel Gibson, Danny Glover 0.40 Medical Detectives (5)

ORF2

13.50 Seitenblicke Weekend 14.05 Liebesg'schichten und Heiratssachen 14.50 Dr. Nice: Weiche Knie. TV-Arztfilm, D 2025 16.20 Wanderparadies Saulm 16.45 Prisma 17.00 ZIB 17.05 Aktuell nach fünf 17.30 Bewusst gesund 17.55 Sommerbühne 19.00 Bundesland heute 19.23 Wetter aus dem Bundesland 19.30 Zeit im Bild 19.51 Wetter 19.56 Sport akt. 20.05 Seitenblicke 20.15 Die Diplomatin in Rom. Gefährliche Lügen. TV-Kriminalfilm, D 2026 21.50 ZIB 22.00 Der Kroatien-Krimi. Der Todesritt. Kriminalfilm, D 2023 23.25 Atlantic Crossing – Über das Meer für ihr Land und ihre Familie (-5.10)

ONE

5.40 Tierärztin Dr. Mertens (3-4). In jeder Sprache/Ausklang. Tierarztserie 7.20 Velvet (3-5). Dramaserie 10.55 Walking on Sunshine (3-5). Dramaserie 13.50 Petrocelli. Anwaltsserie 15.30 Perfect Storm. Liebeskummer / Jades Abschied 16.10 Seebad-Saga (1-2. Dramaserie 18.30 Before Midnight. Komödie, USA/GR 2013. Mit Ethan Hawke 20.15 Glückliche Männer. Komödie, F 2023. Mit Fabrice Luchini 21.40 Murdoch Mysteries. Mit Liebe aus Buffalo. Krimiserie 22.25 Milf - Ferien mit Happy End. Komödie, F/B 2018 0.00 Akropolis Bonjour - Monsieur Thierry macht Urlaub. Komödie, F 2022

Eurosport 1

8.00 Snooker: Wuhan Open. Finale 11.00 Formel E: FIA-Weltmeisterschaft. Höhepunkte aus London (GB) 12.00 Radsport: Vuelta a España 13.10 Mountainbike: Weltmeisterschaften. Rennen der Damen 15.00 Radsport: Vuelta a España. 8. Etappe: Puçol – Xeraco 18.00 Mountainbike: Weltmeisterschaften. Rennen der Damen 19.00 Mountainbike: Weltmeisterschaften. Rennen der Herren 20.00 Pferdesport: Weltmeisterschaften. Aus Aachen 21.00 Snooker: Wuhan Open. Finale 22.15 Marathon: Sydney-Marathon 1.00 Snooker: Wuhan Open. Finale 1.30 Pause

Kabel Eins

5.30 Abenteuer Leben Spezial 6.05 Castle. Im Auge des Betrachters / Dämonen / Banküberfall / Heartbreak Hotel / Bis dass der Tod uns scheidet / B für Bürgermeister / Ein Haufen Kläffer / Der blaue Schmetterling / Pandora / Der Auslöser 15.20 Navy CIS. Wunden. Krimiserie 16.20 Kabel Eins :newstime 16.30 Navy CIS. Raven / Der erste Fall / Durch dick und dünn / Ein Fressen für die Geier 20.15 9-1-1 Notruf L.A. Tödlicher Schwarm / Kollision über den Wolken 22.15 9-1-1: Lone Star. Drunter und Drüber / Wer soll dein Herzblatt sein? 0.15 SEAL Team. Actionserie 1.10 9-1-1 Notruf L.A.

Sky One

6.05 Bull (1-5). Die Halskette / Frau am Steuer / Die wahre Geschichte / Callisto / Elf Stunden / Götter sind auch nur Menschen / Zirkustricks / Zu perfekt / Feueralarm / EJ / Wahre Liebe? / Die richtige Antwort / Zitterpartie / Top Secret / Jeder hat seinen Preis / Im freien Fall / Der Deal ihres Lebens / Todschick / Liebe macht blind. Krimiserie. Mit Michael Weatherly, Freddy Rodríguez 20.15 Elsbeth: Ein besonderer Fall. And Then There Were Nuns / Basket Case. Krimiserie. Mit Carrie Preston, Wendell Pierce 21.45 Bull. U.a.: Die Macht der Suggestion / Gott hatte andere Pläne (bis 5.00)

ZDFneo

12.30 Rätselhafte Phänomene. U.a.: Powerschnecken und haariges Eis / Monsterwellen und Fluggiganten / Diamantenfieber und sprechende Pflanzen / Springfluten und Polsprünge / Vulkane und Geisterbäume 17.45 Maithink X - Die Show 18.15 Die glorreichen 10 19.00 Sketch History - Neues von gestern 19.45 Böhmi brutzelt 20.15 Manhattan Love Story. Liebeskomödie, USA 2002. Mit Jennifer Lopez 21.50 Verliebt in die Braut. Liebeskomödie, USA/GB 2008 23.25 Basic Instinct 2. Erotikthriller, USA/D/GB/E 2006 1.15 Manhattan Love Story. Liebeskomödie, USA 2002

Sport 1

13.00 Normal 13.35 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 Susi Gnadenlos 14.05 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 Frau wider Willen 14.35 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 Die Jungfrau 15.05 Container Wars. Faule Geschäfte / Es ist nicht alles Gold, was glänzt / Makabre Fracht / Die Winterspiele / Outdoor Abenteuer 17.25 Hardcore Pawn Chicago 20.15 Bülent Ceylan live! Ganz schön turbülent. Show 22.55 Oliver Pocher - It's my life - Aus dem Leben eines B-Promis 1.55 Tuning TV - Classics (1) 2.15 Tuning TV - Classics (2) 2.40 Tuning TV - Classics (3) 3.00 Teleshopping

Bayern 2

5.03 Bayern 2-Playlist 6.05 Rucksackradio 8.05 Bayerisches Feuilleton 9.05 Bayern 2 am Samstagvormittag 12.05 Zeit für Bayern 13.05 Bayern 2 – Tatort Geschichte. Ein Lampenschirm aus Menschenhaut 14.05 Bayern 2 Die Zweivor Ort. Buchgefühl – Lesung und Gespräch 15.05 Radiospitzen. Salzburger Stier 2026: Der deutsche Preisträger Bodo Wartke 16.05 Eins zu Eins. Zu Gast: Francesco Wilking, Musiker 17.05 Der politische Podcast 18.05 Radiomikro. Für Kinder jeden Alters 18.53 Betthupferl. Waschbär Wugg: Zorro. Zu Gast: Sepp Fischer 19.05 Zündfunk. Elektro ohne Grenzen. Diese Songs sind Rassismus-Gegengift 20.03 ARD Radio Tatort. „Hase tot“. Hörspiel von Uta-Maria Heim 21.03 Radioreisen 22.03 Radiospitzen. Salzburger Stier 2026: Der deutsche Preisträger Bodo Wartke 23.03 Nachtmix 0.03 Radiojazznacht

BR-KLASSIK

6.05 Auftakt 8.05 Piazza 11.05 Meine Musik 12.05 Divertimento. Zum 70. Geburtstag des Dirigenten Paul Goodwin. U.a.: Rameau: „Les Indes galantes“, Ouvertüre und Chaconne 13.05 Cantabile. Zum 150. Todestag des Komponisten Félicien-César David 14.05 Robert Schumann – eine Hörbiografie. Zehntes Kapitel: Engel und Dämonen 15.05 On stage. U.a.: Liszt: „Mephisto-Walzer Nr. 1 $^{er}$ 17.05 75 Jahre ARD-Musikwettbewerb 18.00 Nachrichten 18.05 Lucerne Festival. Skrjabin: „Rêverie“ op. 24; Rachmaninow: Klavierkonzert Nr. 4 g-Moll; „Aleko“, Vier sinfonische Stücke; „Etudes-Tableaux“ 20.03 Konzert. Salzburger Festspiele / West Cork Chamber Music Festival. U.a.: Verdi: Requiem Anschließend: West Cork Chamber Music Festival 23.03 Jazz: Jacob Mann – Meister der kurzen Töne 0.03 ARD-Nachtkonzert

Deutschlandfunk

5.05 Milestones – Jazzklassiker 5.35 Presse- schau 5.40 Milestones 6.05 Kommentare und Themen der Woche 6.10 Informationen 9.10 Das Wochenendjournal 10.05 Klassik – Pop – et cetera 11.05 Dlf – Zeitzeugen im Gespräch 12.10 Informationen 13.10 Kommentare 13.30 Eine Welt 14.05 Campus und Karriere. Mehr als ein Spiel – Was Gaming- Communities für die Demokratie bedeuten 15.05 Corso 16.05 Büchermarkt 16.30 Computer und Kommunikation 17.05 Streitkultur 17.30 Kultur heute 18.10 Informationen 18.40 Hintergrund 19.05 Kommentare und Themen der Woche 19.10 Sport 20.05 Studio LCB. Zu Gast: Lukas Bärfuss. Mit: Marlen Hobrack, Andrea Roedig 22.05 Atelier neuer Musik. Akkorde sind verletzlich. Die schwedische Komponistin Lisa Streich 22.50 Sport aktuell 23.05 Lange Nacht 0.05 Lange Nacht. Die Lange Nacht der Polarforschung

Das Erste

7.05 Anne auf Green Gables (2/3). TV-Familienfilm, CDN 2017 8.30 Alina (2/3) 9.30 Die Sendung mit der Maus 10.03 Immer wieder sonntags 12.03 Presseclub 12.45 Europamagazin 13.15 Nachtstreife (2/6) 14.03 Hochzeiten. TV-Komödie, D 2012 15.30 Sportschau. Rudern: WM; Achter Damen und Herren / 15.45 Leichtathletik: ISTAF Berlin; 400 m Hürden Herren und Damen; Weitsprung Damen; Stabhochsprung Herren 17.00 Brisant 17.45 Tagesschau 18.00 Bericht aus Berlin – Sommerinterview 18.30 Wem gehört New York? 19.15 Sportschau

20.15 Tatort Roomservice. Krimi, D 2015 Mit Ulrike Folkerts, Ulrike Folkerts, Andreas Hoppe, Suzanne von Borsody, Ulrike Folkerts, Andreas Hoppe, Andreas Hoppe, Suzanne von Borsody. Regie: Tim Trageser. Das Zimmermädchen Yasemin Akhtar stürzt im Treppenhaus eines Luxushotels in den Tod. Kurz zuvor hatte sie in einer Suite Sex mit dem Politiker Joseph Sattler, was auch schnell publik wird.

21.45 Caren Miosga Russlands hybrider Krieg – wie groß ist die Gefahr für Deutschland? 22.45 Tagesthemen

23.05 ttt - titel, thesen, temperamente U.a.: Kultur schafft Raum für Debatte und Verständigung 23.35 Hannes Drama, D 2021 Mit Leonard Scheicher 1.00 Tagesschau 1.05 Hochzeiten TV-Komödie, 2012. Mit Senta Berger 2.40 Caren Miosga Gespräch 3.40 ttt - titel, thesen, temperamente 4.10 Brisant Magazin 4.45 Wem gehört New York?

ZDF

9.03 Comeback 9.30 Katholischer Gottesdienst. Kreuz – Leben gewinnen 10.15 Bares für Rares 11.55 heute Xpress 12.00 ZDF Fernsehgarten. Schlagerparty. Mitwirkende: Vanessa Mai, Semino Rossi, Nicole, Anna-Carina Woitschack, Joelina Drews 14.00 That's My Style 14.45 Duell der Gartenprofis 15.25 heute Xpress 15.30 Clever reisen 16.15 Die Rosenheim-Cops 17.00 heute 17.15 Die außergewöhnlichsten Hotels der Welt 18.00 Ein Fall für zwei 18.55 Aktion Mensch 19.00 heute 19.10 Berlin direkt 19.30 Weltstädte. Neue Staffel

20.15 Eine Wingwoman verliebt sich nicht TV-Komödie, D 2026. Mit Chiara Schoras, Sarah Bauerett, Tom Beck. Regie: Wolfgang Eißler. Caros Kundin, die Starpianistin Anya Urbanski, stellt die moderne Kupplerin vor berufliche und persönliche Herausforderungen. 21.45 heute journal

22.15 Inspector Ikmen - Tod in Istanbul Sterben und Erben (1). Krimiserie Mit Haluk Bilginer, Ethan Kai, Yasemin Kay Allen. Nach einem Konzert wird der junge Demir Ka- ragül, Sohn eines Textilunterneh- mers, von einem vermummten Motorradfahrer erschossen.

23.05 Inspector Ikmen - Tod in Istanbul Sterben und Erben (2). Krimiserie 23.50 Unsere Vereine - Mehr als Kegeln und Kaninchen Dokumentation 0.35 heute Xpress

0.55 LateXpress 0.40 Saltburn Psychothriller, USA 2023. Mit Barry Keoghan, Jacob Elordi, Rosamund Pike 2.40 The Killing Kind Der Stalker / Anonyme Grüße. Dramaserie

BR

4.15 Bares für Rares - Lieblingsstücke 4.30 Hype - die Noelgoescrazy-Story

7.30 Tele-Gym 7.45 Panoramabilder / Bergwetter 9.20 Die Galoschen des Glücks. TV-Märchenfilm, D 2018 10.20 Neues vom Süderhof 10.45 Der Grand Prix der Klassik 11.15 Ferien auf Immenhof. Heimatfilm, D 1957 12.45 Querbeet 13.15 Vom Mooserboden auf das Kitzsteinhorn 14.00 Zwischen Spessart und Karwendel 14.45 Der Altmühltal-Panoramaweg 15.30 Bezzel & Schwarz – Die Grenzgänger (5) 16.15 Unser Land 16.45 Landgasthäuser Bierschmankerl 17.15 Einfach. Gut. Bachmeier 18.30 BR24 18.45 freizeit 19.15 Unter unserem Himmel

20.00 Tagesschau 20.15 Musik in den Bergen Dominik Glöbl unterwegs im Bayerischen Wald. Show Mitwirkende: Andy Borg, Die Schmalzler, Großstadt Boazn, Geschwister Weinfurtner, Saustoimusi, Gloria Gray. Der Moderator Dominik Glöbl erfährt unter anderem, warum der Wiener Schlagerstar Andy Borg im Bayerischen Wald heimisch wurde.

21.45 Blickpunkt Sport Magazin. mit der Bundesliga-Sportschau. Moderation: Markus Othmer. Das Magazin informiert über das Sportgeschehen in Bayern.

23.05 Bamberger Reiter. Ein Frankenkrimi TV-Kriminalfilm, D 2012 Mit Thomas Schmauser, Teresa Weißbach, Sven Waasner Regie: Michael Gutmann 0.35 Strongwomen – die stärksten Frauen der Welt Reportage 1.05 Auf bairisch g'lacht! Show. Mitwirkende: Martin Frank, Angela Ascher, Helmut Schleich, Monika Gruber 1.50 Einfach. Gut. Bachmeier Reihe

RTL

5.40 Der Blaulicht-Report 6.35 Der Blaulicht-Report 6.45 Der Blaulicht-Report. Frau von blutigem Picknick schockiert 7.00 Der Blaulicht-Report 7.15 Der Blaulicht-Report 7.45 Der Blaulicht-Report 8.45 Der Blaulicht-Report 9.45 Der Blaulicht-Report 10.45 Der Blaulicht-Report 11.45 Der Blaulicht-Report (3) 12.45 Die Beet-Brüder. Doku-Soap 13.45 Die Beet-Brüder (4). Doku-Soap 15.45 Die Beet-Brüder (1) 17.45 Exclusiv - Weekend 18.45 RTL Aktuell 19.05 Bauer sucht Frau International - Die neuen Bauern weltweit. Mod.: Inka Bause

20.15 Kingsman: The Golden Circle Agentenkomödie, GB/USA 2017 Mit Taron Egerton, Colin Firth, Mark Strong. Regie: Matthew Vaughn. Das Hauptquartier der Kingsman, einer unabhängigen, internationalen Spionage-Organisation wird zerstört und gleich- zeitig die ganze Welt bedroht. Der Nachwuchs-Spion Eggsy Unwin und seine Kollegen stoßen die Kingsman auf der Suche nach den Schuldigen auf die "Statesmen", ihr amerikanisches Pendant. Beide Organisationen tun sich zusammen, um gemeinsam gegen einen skrupellosen Feind anzutreten.

23.00 stern TV am Sonntag Magazin. Moderation: Stefan Uhl, Mareile Höppner 0.30 Kingsman: The Golden Circle Agentenkomödie, GB/USA 2017 3.0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Niedere Instinkte. Krimiserie Mit William Petersen 3.55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Kopflos. Krimiserie 4.45 Der Blaulicht-Report Mann klaut notgedrungen im Sexshop

ProSieben

5.20 The Goldbergs. Die beste Freundin 5.40 Outmatched – Allein unter Genies. Comedy-serie 6.30 Fresh off the Boat 8.50 Galileo 9.55 Galileo 11.00 Galileo 12.00 Comedy Allstars – Meilensteine des Humors 13.00 Comedy Allstars – Meilensteine des Humors. Show 14.00 Ich durchschaue jeden! - Timon Krauses Mentalisten Show 15.40 Ich durchschaue jeden – die Menschenkenner Doku 16.25 taff weekend. Magazin 17.45 ProSieben :newstime 17.55 Galileo Stories. Magazin. Moderation: Funda Vanroy 19.05 Galileo X-Plorer. Im Auge des Taifuns

20.15 Ant-Man and the Wasp: Quantumania Actionfilm, USA/AUS/CDN 2023. Mit Paul Rudd, Paul Rudd, Evangeline Lilly, Michael Douglas, Paul Rudd, Evangeline Lilly, Evangeline Lilly Regie: Peyton Reed. Scott Lang und Hope Van Dyne kehren als Ant-Man und The Wasp zurück und erleben ein außergewöhnliches Abenteuer in der Quantenebene. 22.50 The Equalizer

22.50 The Equalizer Actionthriller, USA 2014. Mit Denzel Washington, Denzel Washington, Marton Csokas, Chloë Grace Moretz, Denzel Washington, Marton Csokas, Marton Csokas

1.25 Smile 2 – Siehst du es auch? Horrorfilm, USA/CDN 2024 Mit Naomi Scott, Rosemarie DeWitt, Lukas Gage. Regie: Parker Finn. Ein bösartiges Grinsen verfolgt die Popsängerin Skye auf Schritt und Tritt. 2.35 The Silkner

3.35 The Silence Horrorfilm, D/USA 2019. Mit Stanley Tucci, Kiernan Shipka, Miranda Ott, Kate Trotter, John Corbett. Regie: John R. Leonetti

Sat.1

5.20 Auf Streife – Berlin. Doku-Soap 6.05 Auf Streife – Berlin. Doku-Soap 7.00 Auf Streife – Berlin. Doku-Soap 8.00 Auf Streife – Berlin. Doku-Soap 9.0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am Sonntag. Magazin 12.15 Das große Backen. Show 14.55 Hexen hexen. Abenteuerfilm, USA/MEX/CDN 2020. Mit Anne Hathaway. Regie: Robert Zemeckis 17.00 Matilda. Komödie, USA 1996. Mit Mara Wilson, Danny DeVito, Rhea Perlman 18.55 Julia Leischik sucht: Bitte melde Dich. Jule sucht ihre Mutter Julia in Chile 19.55 SAT.1 :newstime

20.15 Der Nachname Komödie, D 2022. Mit Iris Berben, Christoph Maria Herbst, Florian David Fitz. Regie: Sönke Wortmann. Familie Böttcher trifft sich auf Lanzarote: Stephan, Elisabeth und die frischgebackenen Eltern Thomas und Anna. Die Situation eskaliert, als sie erfahren, dass Mutter Dorothea und Adoptivsohn René nun ein Paar sind und ein Kind wollen. 22.00 Der Vorname

22.00 Der Vorname Komödie, D 2018. Mit Christoph Maria Herbst, Florian David Fitz, Caroline Peters, Janina Uhse Regie: Sönke Wortmann

23.50 Zombieland: Doppelt hält besser Hororkomödie, USA 2019 Mit Woody Harrelson, Jesse Eisenberg, Emma Stone. Regie: Ruben Fleischer

1.40 Der Wind weht in Richtung Liebe TV-Romantikkomödie, CDN/USA 2020. Mit Cindy Busby, Christo- pher Russell, Donna Benedicto

3.15 Auf Streife Doku-Soap

4.00 Auf Streife Doku-Soap

4.45 Auf Streife Doku-Soap

9.15 Nachhaltige Architektur (2/2) 9.45 Twist 10.20 Zu Tisch ... 1/18) 10.50 Alhambra – Das Vermächtnis der Sultane Spaniens. Dokumentarfilm, F/E 2024 12.25 Wildes Argentinien (1/3). Gefährliche Küste / Berge und Steppen / Die Kraft des Wassers 14.40 Perfect World. Kriminalfilm, USA 1993. Mit Kevin Costner, Clint Eastwood, Laura Dern 16.50 Die Villen der Medici – Liebe, Macht und Kunst 17.45 Vivaldi mit Lea Desandre 18.30 Karambolage. Bibi / Die „Libération“ 18.45 Zu Tisch ... 19.20 Arte Journal 19.40 Bretagne, die raue Schönheit

20.15 Die Firma Thriller, USA 1993. Mit Tom Cruise, Tom Cruise, Jeanne Tripp-lehorn, Gene Hackman. Regie: Sydney Pollack. Mitch McDeere erhält einen Traumjob in einer renommierten Anwaltskanzlei. Die Kanzlei lockt ihn mit hohen Gehältern und verlockenden Versprechungen, doch bald entdeckt er dunkle Geheimnisse und illegale Machenschaften.

22.40 Tom Cruise: Mann mit zwei Missionen Dokumentation. Mit dem Film „Top Gun“ avancierte Tom Cruise zum Weltstar. Privat ist seine Person aber nicht unumstritten.

23.40 China vs. Hollywood: Traumfabrik unter Kontrolle Dokumentation 0.30 Auf dass es dir gutgehe, Rico Drama, GB/USA 2024 1.05 California! (3/3) Dokureihe 1.55 Die Nazis, der Rabbi und die Kamera Dokumentation 2.40 Zimerman und Bernstein interpretieren Brahms Dokumentation 3.25 Wilder Oman (1/2) 4.10 Abenteuer Archäologie 4.38 Athleticus Gym Tonic

3sat

8.30 Ritter, Schmiede, Edelfrauen 9.25 Karnische Alpen – Ein Gebirge voller Kostbarkeiten 10.10 Heimat zu verkaufen. TV-Drama, A/D 2010 11.35 Die Drau entlang - Kärntens grüne Lebensader 12.30 Seenland Österreich 13.20 Seenland Österreich 14.15 Kärnten – Badeseen und Alpengipfel. Dokumentarfilm, D 2022 15.45 Herzensfeinde. TV-Komödie, A 2001 17.15 Ein Schloss am Wörthersee – Der Film. TV-Komödie, D 1991 18.35 Der Traum vom Süden – Exotische Pflanzen in Österreich 18.45 Die Villen vom Wörthersee 19.30 Zwischen Fels und Fluss

20.15 Das Wunder von Kärnten TV-Drama, D/A 2011. Mit Ken Duken, Julia Koschitz, Juergen Maurer. Regie: Andreas Prochaska Die dreijährige Katharina lag fast 30 Minuten unter Wasser. Dr. Markus Höchstmann versucht, ihr Leben zu retten.

21.45 Waidmannsdank TV-Kriminalfilm, A/D 2020 Mit Jutta Fastian, Pia Hierzegger, Robert Stadlober. Regie: Daniel Prochaska. Nach dem tödlichen Sturz eines Dorfbewohners von einem Hochstand gehen die Polizisten Treichel und Schober zunächst von einem Unfall aus.

23.15 Wenn du wüsstest, wie schön es hier ist TV-Kriminalfilm, A 2015 Hannes Muck, Postenkommandant im abgelegenen Hüttenberg, muss im Fall einer erschlagenen jungen Frau ermitteln.

0.45 Das Wunder von Kärnten TV-Drama, D/A 2011

2.15 Waidmannsdank TV-Kriminal-film, A/D 2020. Mit Jutta Fastian

3.45 Wenn du wüsstest, wie schön es hier ist TV-Kriminalfilm, A 2015

Phoenix

5.15 Into the Blue – Indonesiens Unterwasserparadiese 8.15 Dokumentation 8.30 Berlin - Schicksalsjahre einer Stadt 11.30 phoenix persönlich 12.00 Presseclub 12.45 Presseclub – nachgefragt 13.00 die diskussion 14.00 Despoten 16.15 Robert Bernardis – Ein vergessener Held 17.00 Into the Blue – Indonesiens Unterwasserparadiese 20.00 Tagesschau 20.15 Naturparadiese am Äquator. Borneo und Sumatra / Afrikas Regenwälder und Savannen / Pazifische Korallengärten / Nebelwald und Aiden-Hochland 23.15 phoenix satire 0.15 phoenix gespräch 0.45 Das Atomzeitalter – Höllenfeuer und Hoffnung

NDR

11.10 Festspiele Mecklenburg-Vorpommern 2026. Das Eröffnungskonzert / Johannes Fischer: Festspiel-Ouvertüre 12.30 Die Blücherbande. TV-Krimikomödie, D 2009 14.00 Polizeifunk ruft 14.25 Polizeifunk ruft 14.50 Polizeifunk ruft 15.15 Der Camping-Check 16.00 Am Pass - Geschichten aus der Spitzenküche 16.30 Zora kocht's einfach 17.00 Bingo! 18.00 Hanseblick 18.45 DAS! Rote Sofa 20.00 Tagesschau 20.15 Wunderschön! 21.45 Sportschau -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10 Kaum zu glauben! 22.55 Das Fifty-Fifty-Quiz 23.40 Was bin ich? 0.25 Caren Miosga. Gespräch

SWR

12.40 La Dolce Rita. TV-Komödie, D 2005 14.00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14.45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15.30 Garten & Lecker (5) 16.15 Lecker aufs Land (1) 17.00 So isst ... 17.30 Zwischen Leinwand und Level 18.00 Aktuell 18.15 Handwerkskunst! 18.45 Treffpunkt 19.15 Die Fallers. Zu viel ist zu viel. Soap 19.45 SWR Aktuell B-W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Ardèche - Der wilde Süden Frankreichs 21.00 Frankreichs raue Küste - Im Süden der Bretagne 21.45 SWR Sport. Magazin 22.45 Das Versprechen. Mysterythriller, USA/CDN 2001 0.40 Ostwind - Rückkehr nach Kaltenbach (2). Abenteuerfilm, D 2015

ARD alpha

MDR

11.50 Riverboat 13.50 Sagenhaft 15.20 aktuell 15.30 Hans Röckle und der Teufel. Märchenfilm, DDR 1974 16.45 Saxana, das Mädchen auf dem Besenstiel. Fantasyfilm, CS 1971 18.00 aktuell 18.05 Brisant 18.52 Sandmann 19.00 Regional 19.30 aktuell 19.50 Kripo live – Tätern auf der Spur. Magazin 20.15 Der Balaton – Urlaub am ungarischen Meer. Dokumentarfilm, D 2026 21.45 aktuell 22.00 Sportschau –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25 Zurück in den Bunker 23.25 Luftkrieg – Die Naturgeschichte der Zerstörung. Dokumentarfilm, D/LIT/NL 2022 1.05 Kripo live – Tätern auf der Spur

14.45 In den Nockbergen 15.30 Bob Ross - The Joy of Painting 16.00 Kunst + Krempel 16.30 Hirschhausen und die Deepfake-Mafia 17.15 Mayrs Magazin 17.35 Einfach genial 18.00 Quark. Magazin 18.45 Prisma 19.00 RESPEKT 19.30 Europamagazin 20.00 Tagesschau 20.15 Art Crimes - Die Kunst des Diebstahls. Brueghel: Nizza, 2007 21.45 Quatuor Arod spielt Bartók: Streichquartett 22.05 David Guerrier spielt Hartmann: Kammerkonzert 22.35 Druckfrisch 23.05 Pop Secret Stories 23.20 Art Crimes - Die Kunst des Diebstahls 0.50 Die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1.05 Bob Ross - The Joy of Painting

WDR

15.20 Unsere Tipps – Ausflugs-Highlights im Westen 15.30 Made in NRW – Wirtschaft, Wandel und Wohlstand? 16.00 WDR aktuell 16.20 Acht Leben, ein Fest – NRW feiert Geburtstag 17.20 Wuppertal und die einzigartige Schwebebahn 17.50 Erlebnisreisen 18.00 Wilde Azoren – Wunderwelt im Atlantik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Lokalzeit live 20.00 Tagesschau 20.15 Wunderschön! 21.45 Sportschau –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10 Zeiglers wunderbare Welt des Fußballs 22.45 Donna Leon. Die dunkle Stunde der Serenissima. TV-Kriminalfilm, D 2008 0.15 Freak Valley Festival 2026

HR

10.50 BONEY M.: Disco. Macht. Legende. Dokumentarfilm, D 2026 12.20 Ihr letzter Wille kann mich mal! TV-Tragikomödie, D 2019 13.50 Immer wieder sonntags 15.45 Mittendrin 16.30 Die Ratgeber 17.00 Quarks 17.45 Mex – Das Marktmagazin 18.30 maintower weekend 19.00 Kochstories 19.30 hessen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Tierärzte – Retter mit Herz 21.45 Sportschau –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10 Das große Hessenquiz. Show 22.55 strassenstars 23.25 strassenstars. Show 23.55 Angela Merkel – Schicksalsjahre einer Kanzlerin. Dokumentarfilm, D 2024

rbb

15.55 Der kleine und der große Klaus. TV-Familienfilm, CS/DDR 1971 16.55 König Drosselbart. TV-Märchenfilm, D 2008 17.53 Unser Sandmännchen 18.00 rbb24 18.05 Katarina Witt präsentiert: Inklusiv Gewinnt! - Sport ohne Grenzen - aus Potsdam 18.30 rbb Gartenzeit 19.00 Kripo live - Tätern auf der Spur 19.30 rbb24 Abend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Der Böhmerwald - Eine Wildnis mitten in Europa (1+2) 21.45 rbb24 22.00 Nuhr im Ersten 22.15 Mittermeiers Lucky Punch Comedy Club (5/8) 23.30 Na siehste! - Das TV Kult-Quiz mit Elton (5/12). Show 0.15 175 Jahre Berliner Feuerwehr

RTLZWEI

FOTO: ARD DEGETO FILM/MIA WALLACE PROD

5.15 X-Factor: Das Unfassbare. Mysteryserie 6.00 Infomercial 7.30 Arche TV. Gottesdienst 8.00 Infomercial 9.00 X-Factor: Das Unfassbare 13.15 „Die Schnäppchenhäuser“ Spezial (1) 15.15 Die Imbisshelden – Voll lecker! 5). Show 16.15 Bella Italia – Camping auf Deutsch 18.15 GRIP – Das Motormagazin 20.15 American Sniper. Drama, USA 2014. Mit Bradley Cooper, Sienna Miller 22.45 The Strangers: Chapter 1. Horrorfilm, USA/GB/SLO/SK/CH/E 2024. Mit Madelaine Petsch 0.25 Hitman – Jeder stirbt alleine. Actionfilm, USA/F 2007. Mit Timothy Olyphant, Dougray Scott

Tele 5

5.15 Arabellas Crime Time – Verbrechen im Visier 5.40 Action Heroes 5.55 Action Directors (5) 6.00 Infomercial 7.00 Infomercial 10.30 Hour of Power. Voll Glaube 11.35 Infomercial 14.20 Action Heroes. Pedro Pascal / Arnold Schwarzenegger 14.35 Xena. Flossen, Frauen und Juwelen 15.35 Doctor Who (5) 18.00 Rubikon. Sci-Fi-Film, A 2022. Mit Julia Franz Richter, George Blagden, Mark Ivanir 20.15 Abyss – Abgrund des Todes. Sci-Fi-Film, USA 1989. Mit Ed Harris 23.45 Jeepers Creepers – Es Ist Angerichtet. Horrorfilm, USA/D 2001. Mit Gina Philips, Justin Long 1.25 Infomercial

KiKA

12.00 Das Märchen vom Schlaraffenland. TV-Märchenfilm, D 2016 13.00 Die Biene Maja – Die Honigspiele. Animationsfilm, D/AUS 2018 14.15 Josefine, Törtel und die Tiere (3/20) 15.00 Belle und Sebastian (4/52) 15.45 Wir Kinder aus dem Möwenweg 16.35 Anna und die wilden Tiere 17.00 1,2 oder 3 17.30 Pettersson und Findus 17.55 Pinocchio im Zauberdorf 18.15 Feuerwehrmann Sam 18.35 Zacki und die Zoobande 18.50 Unser Sandmännchen 19.00 Die drei Musketiere 19.25 pur+. Magazin 19.50 logo! 20.00 Team Timster 20.15 Schau in meine Welt! 20.40 POV – Deine Geschichte zählt 20.50 Die Regeln von Floor

Super RTL

12.30 TOGGO GG. Magazin 13.05 Paw Patrol - Helfer auf vier Pfoten. Serie 15.10 Woozle - Die Serie. Die Rückkehr der Woomie / Ein märchenhafter Spuk / Der Poltergeist (1) / Der Poltergeist (2) 16.10 Willkommen bei den Louds. Trickserie 17.05 Voll zu spät! 2-5) 18.10 ALVINNN!!! und die Chipmunks. Die Schülerzeitung / Dr. Zap gegen Elektroboy / Witzlos / Helden gesucht / Dangus hoch zwei / Das Ende des Sommers / Der kleine Roboter 19.45 Woozle Goozle 20.15 Lucifer. (1-2. Es werde Licht / Sie sind wieder da, oder? / Der mit der Babymöhre / Hinterhältiger kleiner Parasit

VOX

5.30 CSI: NY 6.55 Criminal Intent - Verbrechen im Visier (5) 13.50 Friedrichstadt-Palast - Die Welt hinter dem Vorhang 14.50 Selbst ist die Braut. Romantikkomödie, USA 2009. Mit Sandra Bullock 17.00 auto mobil 18.10 Die Pfandhaus-Profis (1). Dokumentationsreihe 19.10 Die Pfandhaus-Profis (2). Glanzstücke und Geisterautos. Dokumentationsreihe 20.15 Grill den Henssler Sommer-Special (2). Die Autodoktoren, Verona Pooth, Markus Rühl. Show. Zu Gast: Johann Lafer, Hans-Jürgen Faul, Holger Parsch 23.35 Being Burdecki (2). Doku-Soap 0.15 Medical Detectives. Dokureihe

ORF2

14.30 Rosamunde Pilcher: Federn im Wind. TV-Melodram, D/A 2003 16.00 Hereinspaziert! Zu Besuch bei... 16.30 Gefürchtet und geliebt - Alpenpässe in Vorarlberg 16.55 Was ich glaube 17.00 ZIB 17.05 Aktuell nach fünf 17.30 Natur im Garten 17.55 Zurück zur Natur. Grein 18.25 Österreich-Bild 19.00 Bundesland heute 19.17 Lotto 19.30 Zeit im Bild 19.51 Wetter 19.56 Sport akt. 20.05 Seitenblicke 20.15 Tatort. Was ist das für eine Welt. Krimi, A 2023 21.50 ZIB 2 22.15 Österreichs Originale 23.05 Dolly Parton: Everybody's Darling 0.00 Die Diplomatin in Rom. Gefährliche Lügen. TV-Kriminalfilm, D 2026

ONE

5.00 Petrocelli 6.35 Velvet 10.20 Mit dem Herz durch die Wand. Komödie, F 2015 11.45 Walking on Sunshine 14.50 Wo ist Albert? Komödie, F/B 2018 16.20 Seebad-Saga (3-5) 18.40 Petrocelli 20.15 Agatha Christies Poirot (1). Das unvollendete Bildnis. Krimiserie 21.50 Adam Dalgliesh, Scotland Yard (3-4). Was gut und böse ist – Teil 1/ Was gut und böse ist – Teil 2. Krimiserie 23.20 Murdoch Mysteries 0.05 Agatha Christies Marple (3). Mord nach Maß. TV-Kriminalfilm, GB 2013. Mit Julia McKenzie, Tom Hughes, Aneurin Barnard 1.35 Milf – Ferien mit Happy End. Komödie, F/B 2018

Eurosport 1

8.30 Marathon: Sydney-Marathon 10.30 Radsport: Vuelta a España. 8. Etappe: Puçol – Xeraco 12.00 Radsport: Vuelta a España. 9. Etappe: La Vila Joiosa – Alto de Aitana 18.00 Snooker: Wuhan Open. Finale 20.00 Radsport: Vuelta a España. 9. Etappe: La Vila Joiosa – Alto de Aitana. Zum Abschluss der ersten Woche steht eine schwere Bergetappe auf dem Programm. Fährt Tadej Pogacar mal wieder allen davon? 22.00 Snooker: Wuhan Open. Finale. Im letzten Jahr gelang es dem Chinesen Xiao Guodong, seinen Titel gegen den Engländer Gary Wilson zu verteidigen. 0.00 Marathon: Sydney-Marathon

SERIE ARD Mediathek

Selling Sex

Wenn Nelly und ihre Kolleginnen in der Partylimousine zum nächsten Auftrag fahren, sieht das aus wie in einem Musikvideo: Discolicht, Pelzmäntel, High Heels. Die sechsteilige ARD-Dramedy „Selling Sex“ zeigt das Escort-Geschäft als Girlboss-Business mit Champagnerkühler. Nelly (Ella Morgen), 25, BWL-Studentin, ist hoch verschuldet, jobbt auf Messen und macht ein unbezahltes Praktikum in einer Finanzberatungsfirma. Als eine ehemalige Kollegin sie zur Escort-Agentur „Flower Escort“ mitnimmt, wird aus der Studentin „Aurora“, welche die Fantasien ihrer Kunden erfüllt und dafür gutes Geld verdient. „In der Wirtschaft nennt man das radikalen Strategiewechsel. Die Welt nennt das Escort“, sagt Nelly. „Selling Sex“ vertritt eine klare Botschaft: Die Serie stellt sich auf die Seite der Selbstbestimmung für Frauen (und Männer – etwa Malik Blumenthal als empathischer Callboy Ben) in der Sexarbeit. Die Regisseurinnen Miriam Dehne und Marie C. König, letztere selbst zehn Jahre im Escort-Gewerbe tätig, wollen Kli-schees überhöhen, um sie zu brechen, sagen sie.

Als „Aurora“ lernt Nelly die Welt der Escorts und ihre eigenen sexuellen Vorlieben besser kennen. Sie erlangt finanzielle Unabhängigkeit, verliert aber ihr altes Leben, wird von früheren Freunden verurteilt. Sie hält einen Monolog, den man als das Manifest der Serie verstehen muss: Wer Escort-Frauen zu einem „richtigen Job“ rate, dem gehe es nicht um Fürsorge, sondern der könne eben keine Frau in Kontrolle ertragen. Eine Doppelmoral, die in Frauenfeindlichkeit wurzle und die Millionen Männer ignoriere, die genau die Inhalte konsumieren, die sie öffentlich verachten. In der Serie fehlen die Schattenseiten nicht ganz: Die Agentur soll die Frauen schützen, drängt sie aber implizit zu ungeschütztem Sex. Für Sicherheit sorgt stattdessen Liliana (Lera Abova), eine erfahrenere Escort-Mentorin.

Ziemlich viel Debatte für eine Fernsehserie: Wann beginnt Käuflichkeit, wer entscheidet über den Körper einer Frau und mit welchen Kontrollreflexen reagiert die Gesellschaft auf weibliche ökonomische Souveränität? Besonders interessante Antworten findet die Serie nicht. Strukturelle Kritik bleibt Beiwerk einer Erzählung, die Escort-Arbeit vor allem als Empowerment-Fantasie inszeniert. Die Serie opfert eine differenzierte Darstellung im letzten Moment immer der Ästhetik und versteckt sie unter Glitzer. Am Ende baut sie so neue Klischees und macht die Frauen eben doch wieder zur Projektionsfläche. Cara Hofmann

Kabel Eins

5.15 Magnum 6.00 Steel Buddies – Stahlharte Geschäfte 10.55 Abenteuer Leben am Sonntag. Magazin 13.00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Reportagereihe 16.00 Kabel Eins : newstime 16.10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18.10 Achtung Abzocke – Urlaubsbetrügern auf der Spur. England 20.15 Willkommen bei den Reimanns. Dokumentationsreihe 22.20 Abenteuer Leben am Sonntag. Wasserpark Suntago – Europas größter Wasserpark 0.20 Steel Buddies. Alles aus für Morlock Motors? / Ausflug nach Moldawien. Moderation: Michael Manousakis

SkyOne

5.00 Bull. Machiavelli / Der Teufel im Detail / Truthahntag / Charlie / Das Mädchen mit den grünen Haaren / In der Grauzone / Verkaufte Zukunft / Cyber-Wunderkinder / Drei blinde Mäuse / Die zweite Chance. Krimiserie 12.35 Elsbeth: Ein besonderer Fall. Krimiserie 14.05 Bull (1-2). Krimiserie 20.15 Navy CIS: Origins. Killer und Beschützer / Cecilia. Krimiserie 21.45 Bull (3-5). U.a.: Justitia ist farbenblind / Blutiges Geld / Hundert Prozent / Kuss und Feuer / Mädchen ohne Gefühl / Der hässliche Ehrgeiz / Verzweifelte Zeiten / Die Wege des Herrn / Claire und Randy. Krimiserie (bis 5.40)

ZDFneo

6.15 Big Pacific 9.15 Spione im Tierreich 10.40 Geheimnisse der Tiefsee - In den Höhlen der Korallenriffe 11.25 Extreme der Tiefsee: Eisige Abgründe 12.10 In unbekannten Tiefen 12.55 Thunfisch - Der bedrohte Jäger 13.40 Schätze unter Wasser 14.25 Geheimnisse auf dem Meeresgrund 15.10 Schrecken der Meere - Das Rätsel der Monsterwellen 15.55 Die glorreichen 10 18.05 Sketch History - Neues von gestern 18.30 Death in Paradise 20.15 Letzte Spur Berlin 21.45 Der ZDF Comedy Sommer 22.10 Maithink X - Die Show 22.45 heute-show 23.20 Böhmi brutzelt 23.50 Maithink X - Die Show

Sport 1

7.00 Bundesliga pur - 1. & 2. Bundesliga. 1. Spieltag 11.00 Der FIROCKX Doppelpass 13.30 Bundesliga pur - 1. & 2. Bundesliga. 1. Spieltag, 1. BL & 3. Spieltag, 2. BL 15.00 Die PS-Profis. Doku-Soap 16.45 PS-Profis - Sidney's Autocheck und Ferry (4) 17.45 American Football: American Football League Europe. Play-offs: Rhein Fire - Panthers Wrocław 20.55 Fußball: Socca-Weltmeisterschaft. Tschechien - Deutschland, Gruppe A 22.00 Cindy und die jungen Wilden 1.00 Bitte Lächeln! 1.50 Die PS-Profis Schule (1). Dicker Ser für schmale Mark / Baby-Bomber. Doku-Soap 3.00 Teleshopping

Bayern 2

5.03 Bayern 2-Playlist 6.05 Bayern 2-Playlist 6.45 Positionen. Freikirche der Siebenten-Tags-Adventisten 7.05 Glauben Zweifeln Leben 9.05 Bayern 2 am Sonntagvormittag 10.05 Fernweh 11.05 Radiomitschnitt. Pippo Pollina und das Schweizer Jugend-Sinfonieorchester 12.05 Bayerisches Feuilleton 13.05 Radioreisen 14.05 Bayern 2 Salon. Lesung. Meike Rötzer: „Die Odyssee“ (5/8) 15.05 „Demolition“. Hörspiel nach dem Science-Fiction-Krimi von Alfred Bester 17.05 Weltempfänger 18.05 Radiomikro 19.05 Zündfunk 20.03 Bayern 2 Radiomitschnitt aus Franken. Lieder auf Banz. Zu Gast: Bodo Wartke, Hannes Ringlstetter mit Band und Special Guest Stoppok, Gregor Meyle, Sarah Lesch, Dota, Maybebop, Franz Benton, Holza und Lina Bó 22.03 Eins zu Eins. Zu Gast: Francesco Wilking, Musiker 23.03 Nachtmix (Wh.) 0.03 ARD-Nachtkonzert

BR-KLASSIK

6.05 Auftakt. U.a.: Berwald: Sinfonie Nr. 1 g-Moll, Stretto (Göteborger Sinfoniker, Leitung: Neeme Järvi) 7.05 Laudate Dominum 8.05 Die Bach-Kantate. Allein zu dir, Herr Jesu Christ 9.05 Musikrätsel Sommerhits 10.05 Sinfonische Matinée. U.a.: W.A. Mozart: „Die Zauberflöte“, Ouvertüre (Ltg.: Lorin Maazel) 12.05 Tafel-Confect 13.05 Après-midi 15.05 Wunsch: Musik Sommerklänge 17.05 75 Jahre ARD-Musikwettbewerb. Mit Aufnahmen von Preisträgerinnen und Preisträgern 18.00 Nachrichten, Wetter, Verkehr 18.05 Ingolstädter Orgelsommer. „Magnificat anima mea Dominum“ - Marianische Orgelmusik. U.a.: Buxtehude: „Magnificat primi toni“; Sturm: Vier Improvisationen 20.03 Konzert. Musikfest Berlin/ Ultraschall. Festival für Neue Musik. U.a.: O. Neuwirth: Tombeau l für Orchester und Sampler / Dreydl für Orchester 23.03 Hörbar 0.03 ARD-Nachtkonzert

Deutschlandfunk

5.05 Auftakt 6.05 Kommentare und Themen der Woche 6.10 Geistliche Musik 7.05 Information und Musik 8.35 Am Sonntagmorgen 9.10 Die neue Platte 9.30 Essay und Diskurs. Die Fake-Gucci-Kappe 10.05 Evangelischer Gottesdienst 11.05 Interview der Woche 11.30 Sonntagsspaziergang 13.05 Infos 13.30 Zwischentöne. Zu Gast: Jasmin Schreiber, Schriftstellerin 15.05 Rock et cetera 16.10 Büchermarkt 16.30 Forschung akt 17.05 Kulturfragen 17.30 Kultur heute 18.10 Infos 18.40 Hintergrund 19.05 Kommentare und Themen der Woche 19.10 Sport 20.05 Feature. Feldstudie: Landwirtschaft. Vier Leben zwischen Tradition und Agribusiness 21.05 Kammermusikfest Spannungen 2026. U.a.: J.S. Bach: Sonate für Violine und Klavier Nr. 5 f-Moll BWV 1018 23.05 Der Tag 23.30 Sportgespräch 0.05 Radionacht

SZ Gute Werke

Für München und die Region

SZ Gute Werke hilft Menschen in München und der Region, die in Not geraten sind. Dabei hilft jeder gespendete Euro, die Hilfe geht ohne Abzüge direkt an Bedürftige.

Überweisung an: SZ Gute Werke e.V. | HypoVereinsbank IBAN: DE04 7002 0270 0000 0822 28 sz-gutewerke.de/spenden

Oder direkt vor Ort: SZ-Servicepunkt im Kaufhaus Ludwig Beck, 1. OG., München Mo. bis Fr. von 10 bis 18 Uhr

Süddeutsche Zeitung

Von Holger Gertz

ußball ist immer ein schöner Einstieg in ein Gespräch, mit einem Italiener sowieso, mit Giovanni Zarrella erst recht. Der hat in der Jugend der AS Rom gekickt, seinem Herzensverein, in dem sein Lieblingsspieler zum Idol aufstieg. Francesco Totti, als achter König von Rom in die Fußballgeschichte eingegangen und zum Stadtheiligen geworden. Und warum? Weil er der Roma treu war. Real Madrid wollte ihn in seine Weltauswahl holen, aber er hatte die Kraft, dem Lockruf zu widerstehen. Francesco Totti war der Ewigen Stadt für ewig verschrieben. Manchmal hilft wirklich nur Pathos.

Giovanni Zarrella sagt ganz unpathetisch über Totti: „Das habe ich sehr gefeiert: diese Beständigkeit.“ Und damit spricht er ein bisschen auch über sich selbst.

Ein regnerischer August-Nachmittag in Gotha. Im Hof von Schloss Friedenstein ist alles hergerichtet für das Open-Air-High-light des folgenden Abends: „Eine italienische Sommernacht mit Giovanni Zarrella“: Italo-Disco-Pop, Italo-Evergreens, andere Hits. Gleich sind Proben, bis dahin hat Zarrella, 48, in einem nahegelegenen Kaffeehausgarten noch Zeit, über Fußball und Rom und auch über eine Butterbrezelschmiererin zu sprechen, die eine Rolle dabei gespielt hat, wie er vom Sohn eines Pizzabäckers im schwäbischen Hechingen zum Samstagabend-Mann im ZDF wurde.

An diesem Samstag feiert „Die Giovanni Zarrella Show“ ihren fünften Geburtstag, das ZDF hat für diesen Anlass sogar das heilige Gelände des Fernsehgartens bereitgestellt. Zarrella ist dem Vertrauensvorschuss gerecht geworden, den ihm jene gewährt haben, die 2021 wagemutig genug waren, die neue Sendung nach ihm zu benennen. Peter-Alexander-Show, Caterina-Valente-Show, Rudi-Carrell-Show: nur bei den Allergrößten in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Ahnengalerie prangte der Name über der Bühne.

Sein Trauma bis heute: eine Autogrammstunde im Möbelhaus mit gerade einmal acht Fans

Und so gesehen ist Zarrella ganz oben angekommen. Scheut aber auch nicht den Blick nach unten, auf den Tisch dieses Lokals, wo eigenartige Blüten in den Getränken treiben und beim Interviewer Fragen hervorrufen: Kann man das noch trinken? Zarrella, als Gastwirts-Sohn ein Mann vom Fach, vertraut auf das Gute im Menschen und auch auf das Gute in der Rhabarberschorle: „Ich glaube, die Dinger, die da drin sind – die sind gewollt.“

Auf das Gute im Menschen kann man sich nicht immer verlassen, Zarrella hat das früh erfahren. Er wurde 2001 in der Sendung „Popstars“ für die Band Bro'Sis gecastet und landete auf Postern in schlecht gelüfteten Teenie-Zimmern. Die Debüt-Single „I Believe“ stieg auf Platz eins ein, der Titel der ersten Tournee klang wie Versprechen und Drohung zugleich: die „Never Forget“-Tour. Danach lieferte die Band viel Remmidemmi, einschließlich eines Zickenkrieges der Bro'Sis-Sängerinnen wegen eines – good old Spaßgesellschaft – Fotoshootings in der Zeitschrift FHM.

Dann war es um Bro'Sis geschehen, und Zarrella erfuhr später bei ersten Versuchen, sich als Solokünstler zu halten, was vom Motto „Never Forget“ im Showbiz tatsächlich zu halten ist: nichts, niente. „Es war ein traumatisches Erlebnis, dass vier Jahre später bei einer Autogrammstunde in Ulm in einem Möbelhaus keine zehn Menschen da waren. Vielleicht acht“, sagt er. Und dann: „Ich weiß noch: Da stand eine Dame bei uns Backstage im Catering, die hatte sicher 300 Butterbrezeln

Nach 13 Jahren Entwicklungszeit, die angeblich zwei bis drei Milliarden Dollar oder sogar noch mehr verschlungen haben sollen, nach diversen Verschiebungen, nach Ankündigungen und einem Trailer und noch mehr Ankündigungen und einem weiteren Trailer – nun also ist es tatsächlich passiert. Nicht etwa die Veröffentlichung des Spiels. Aber immerhin: die Veröffentlichung von 26 Minuten Gameplay-Videomaterial.

Sechs Stunden lang war es exklusiv auf Netflix zu sehen, quasi mit rotem Internetteppich, obwohl es sich doch letztlich um ein Werbevideo handelt, inzwischen steht es auch auf frei zugänglichen Plattformen. Angeblich waren die Server von Netflix am Donnerstagabend, als es erschien, trotzdem zeitweise überlastet.

Das Spiel, das am 19. November erscheinen soll, schält sich innerhalb dieser 26 Minuten erst heraus aus etwas, das anfänglich wie eine animierte Zwischensequenz aussieht. Lucia und Jason, die beiden Hauptfiguren des Spiels, betreten ein

Das Internet hat eine eigene Zeitrechnung. Wenn etwas passiert, das man so nicht unbedingt erwartet hätte, jedenfalls nicht in den nächsten grob 500 Jahren oder überhaupt jemals in der sogenannten Wirklichkeit, Wrestlingkämpfe auf einer internationalen Raumstation zum Beispiel, dann passiert das „vor GTA 6“. In dem Meme schwingt auch mit, dass dieses Spiel, das sehnsüchtiger erwartet und anhaltender beschworen wurde als je ein Spiel, ein Film, ein Album, Buch zuvor, vielleicht niemals kommen wird. Vielleicht entfernt es sich, wie sich das für Utopien gehört, nur immer weiter in die Zukunft.

Held der Beständigkeit

Seit fünf Jahren ist Giovanni Zarrella der Samstagabend-Entertainer mit dem eigenen Namen im Showtitel. Begegnung mit einem, der auch über seine Zweifel sehr gut reden kann.

Sohn eines Pizzabäckers aus dem schwäbischen Hechingen: Giovanni Zarrella, 48.

FOTO: MAIJA MIHAILOVA/ZDF

geschmiert, für die Fans, die bei der Autogrammstunde erwartet wurden. Und mein erster Gedanke war, als ich dann vor diesen acht Leuten stand: Was machen wir jetzt mit den anderen 292 Brezeln?“

Die Geschichte ist von Bedeutung, weil sie klarmacht, was die Formulierung „Abstieg in der Publikumsgunst“ bedeutet. Und natürlich auch, weil Zarrella sie nicht verheimlicht. Per aspera ad astra, sagen die Lateiner, durch das Raue zu den Sternen. Geht aber auch umgekehrt. Einer fällt aus dem Teenie-Himmel in die Abgründe des Brezelmeers. Wie kommt er da wieder raus?

An dieser Stelle nun offenbart sich die entscheidende und durchaus Totti-hafte Beständigkeit im Wesen des Sängers, Musikers, Moderators Zarrella. Denn wie der eine immer bei der Roma blieb, blieb der andere immer bei seinem Traum, die großen Bühnen zu bespielen - und dafür auch den Umweg über Nebenbühnen in Kauf zu nehmen. Er ist ein schwäbischer und entsprechend arbeitsamer Italiener, die Liste seiner Plackereien ist endlos.

Sie umfasst Doku-Soaps, in denen er das Privatleben mit seiner Frau Jana Ina herzeigte und die überschrieben waren mit Titeln wie „Pizza, Pasta & Amore“. Weiterhin: Auftritte bei der Autoball-EM, Moderation von „Bravo Sport TV“, Gastrolle als Pizzalieferant Giuseppe im Film „Frisch gepresst“, Moderation von „Promis am Herd“. Außerdem notiert Wikipedia: „Auch bei der Spielshow „Schlag den Raab“ trat er an und unterlag dem Bundeswehrarzt John Rudat.“ Da ist einer nun wirklich die Extra-Meile für den Erfolg gegangen.

Und blieb auch wegen dieser Hartnäckigkeit im Geschäft und schaffte als Solosänger dann doch noch den Durchbruch mit der CD „La vita è bella“, das Leben ist schön. Deutsche Schlager auf Italienisch. Andrea Bergs „Du hast mich tausendmal belogen“ wird bei Zarrella zu „Tu mi hai mentito mille volte“, und das hört sich doch gleich ganz anders an.

Dann meldete sich das ZDF: Du bist unser Mann für den Samstagabend. Worauf Zarrella, wie immer, erst einmal Mamma Clementina angeklingelt hat. Die rief: „Giovanni, jetzt bist du diese Tommy Gottschalk.“ Das Zitat stand über einer Spiegel-Geschichte, vor fünf Jahren, als seine Show startete. Sie läuft noch immer. Wo das Fernsehen doch so schnelllebig ist.

Zarrella nimmt neue Songs inzwischen schon mal in den Abbey Road Studios in London auf und reiht sich in Deutschland längst in die Riege der Lieblings-Giovannis (Giovanni Trapattoni, Giovanni di Lorenzo, Papst Giovanni XXIII.) ein – aber wenn er in Gotha über die Premieren-Sendung spricht, ist er kein Held, ist nie der große Macker in seiner eigenen Erzählung. Stattdessen einer, der sucht, auch zweifelt. „Allora prendi e vai“ heißt seine Interpretation der Abba-Hymne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Tolles Lied. Aber stimmt nur nicht.

Zarrella kann gut Nähe herstellen zu den Leuten, mit denen er spricht, auf der Bühne

Der Gewinner Zarrella, frisch gekürter Samstagabend-Mann, kam im Herbst 2021 zu den Proben der ersten Sendung nach Berlin-Adlershof. Er sagt, und der Regen prasselt inzwischen im Kaffeehausgarten auf die Überdachung: „Da steht diese Sechzig-Meter-Bühne, und ganz fett darüber: Die Giovanni Zarrella Show. Und einer von der Produktion ruft mir zu: Alter, da arbeiten gerade 300 Leute für die Sendung.“

Und weiter: „Da packen dich Skrupel. Nur weil jetzt hier drei, vier Menschen denken, dass du der Richtige für so eine Show bist – bist du wirklich der Richtige? Da kam die Ulmer Brezelschmiererin für einen Augenblick in meine Gedanken zurück.“

Schließlich die Sendung. Vorhang auf. „Man kann das auf dem Mitschnitt der ersten Show gut erkennen: Ich gucke ins Publikum und atme, ganz unbewusst, unfassbar tief durch. Den Moment habe ich jetzt noch in den Knochen. Aber dann habe ich gesagt: Jetzt rein. Jetzt hol es dir.“

Vielleicht ist es Kalkül, über die Momente des Zweifelns offen zu reden. Vielleicht ist es ein Element seines Charakters. Bestimmt ist es Teil seines Erfolgs. Zarrella kann gut Nähe herstellen zu den Leuten, mit denen er spricht, auf der Bühne, auch jetzt hier in Gotha neben der Bühne. Er hält den Blick, hört zu, fragt nach. Ein Moderator, dessen Lächeln nicht ins Gesicht genagelt wirkt, wie bei anderen Fernsehfiguren. Er ist eher auf diese unaufdringliche Art freundlich – so wie Dieter Kürten früher freundlich war, im ZDF-

Sportstudio. Aber im Gegensatz zu Kürten kann Zarrella singen, die Duette mit seinen Gästen sind die DNA seiner Show.

Wer Ausschlag bekommt, wenn er Schlager hört – den wird auch diese Show nicht kurieren. Aber wie Zarrella deutsche Schlager italianisiert, das macht sie ein bisschen größer, manchmal auch ein bisschen weniger peinlich.

Zarrella hat in den vergangenen fünf Jahren mit Nino de Angelo „Jenseits von Eden“ gesungen, mit Andrea Berg „Ich liebe das Leben“, mit Kerstin Ott „Regenbogenfarben“, mit Alphaville „Forever young“, mit seinem Vater Bruno „Piccola e fragile“, mit James Blunt „You're beautiful“, mit Peter Maffay „So bist du“, mit Vanessa Mai „Time of my life“. Und und und. Einmal sang er „Kiss“ mit Jan Böhmermann, der als Pistazien-Tartufo verkleidet war. Vollkommen unterschiedliche Duette, aber Giovanni Zarrella, Sohn von Bruno und Clementina, wirkte und wirkt noch immer wie einer, der über das staunt, was mit ihm passiert ist. La vita è bella.

Und in Zeiten wie diesen ist das wohl das Maximum an lebensnotwendigem Eskapismus: Jemandem samstagabends beim Glücklichsein zusehen zu dürfen.

Endlich Schwerverbrecher

Nach 13 Jahren Warten gibt es einen längeren Einblick in „GTA 6“ – auf Netflix. Aber ein Lauch aus dem Internet stört die Show.

„GTA“ erzählt von einer Welt, in der Kriminelle und Freaks das Sagen haben. FOTO: ROCKSTAR

mit Graffiti überzogenes Hochhaus, sie sollen hier etwas abholen. Schwarze Typen, tätowiert, Goldketten, warten drinnen auf sie. In den Töpfen kochen Drogen. Plötzlich bricht Aufregung aus, da sind Männer auf dem Dach, es wird geschossen, und jetzt erst taucht ein Fadenkreuz auf. Der Film ist ein Spiel, das wie ein Film aussieht und sich auch so anfühlt, genauso dicht, genauso glaubhaft, genauso dramatisch. Oft wurde das versprochen, selten so überzeugend wie hier.

Ein Hacker namens CyberLeek inszeniert sich also als Rächer der entmachteten Gamer

Dann sind Bilder zu sehen, über die schon nach wenigen Minuten sämtliche relevanten Teile des Internets ausrasteten, Szenen aus dem kleinkriminellen und schwerbewaffneten Leben von Jason und Lucia. Die Jagd nach dem Geld führt sie durch die Welt des Spiels, eine an Miami angelehnte amerikanische Großstadt, die riesig ist und trotzdem voller Details, sogar mit streitenden Tauben, mit Speedbooten, Motorrädern, Fallschirmen. Es ist ein Spielplatz für Erwachsene, um einmal hemmungslos kriminell zu sein und dann zu Popsong (hier: „Devil Woman“ von Cliff Richards) vor dem Blaulicht davonzufahren ins goldene Abendlicht. Dieses aus den vorigen Teilen bekannte Gefühl, für das Millionen Menschen das Spiel kaufen werden, inszeniert der Trailer perfekt.

Aber Rockstar, das Studio hinter der seit 1997 existierenden Reihe, droht trotzdem, die Kontrolle darüber zu verlieren, wie das Spiel in der Fantasie der Fans lebt. Seit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vergangener Woche veröffentlicht jemand – ein einzelner Hacker oder eine Gruppe – mit dem Pseudonym CyberLeek Videos aus dem Spiel, jeden Tag ein bisschen mehr. Zusammengenommen war es am Donnerstagabend etwa ebenso viel Material, wie in dem Gameplay-Trailer zu sehen ist.

CyberLeek erzählt eine andere Geschichte über „GTA 6“. Weniger mit den Bildern, als vielmehr mit über die Videos gelegten Botschaften. Eine Website enthält außerdem eine Art Manifest. Dort

heißt es unter anderem: „(Playstation-Hersteller) Sony und Rockstar töten euer Recht, die Spiele zu besitzen.“ Weil die inzwischen digital erscheinen und nicht mehr auf physischen Datenträgern, erwirbt man beim Kauf nur noch ein Nutzungsrecht. Viele der großen Publisher verstehen Spiele als Dienste, als Plattformen, auf denen sie den Kunden idealerweise nach dem Kauf noch weiteres Geld aus der Tasche ziehen, für spezielle Gegenstände, Kleidung oder Vorteile innerhalb der Spielwelt zum Beispiel. In manchen Fällen werden irgendwann die Server abgeschaltet, über die man sich einwählen konnte, und dann ist das Spiel, für das man einmal bezahlt hatte, ganz einfach futsch.

CyberLeek inszeniert sich also als Rächer der entmachteten Gamer. Die Videos enthielten aber auch Aufforderungen per Texteinblendung, eine eigens aufgesetzte Cyberleek-Kryptowährung zu kaufen, um die Kosten dieser „Operation“ zu decken. Außerdem sollten, schrieb der Hacker einmal, zehn als Lauch (leek heißt auf Englisch Lauch) verkleidete Menschen vor den Büros von Rockstar auftauchen, dann gebe es neues Material. Tatsächlich filmte sich ein junger Mann vor der Firmenzentrale im schottischen Edinburgh, er brüllte „Es reicht! Hau die Strand-Leaks für all die Incels raus.“ Dann biss er in einen Lauch.

Die GTA-Fans hingegen, von denen es viele gibt, sehr viele, beschimpfen CyberLeek. Das Spiel sieht in den geleakten Szenen (Jason spielt Basketball, tankt, fängt eine Schießerei in einer Nudistenkolonie an) nicht so glänzend aus wie in dem Netflix-Trailer. Bemerkenswerterweise stört das die Gemeinschaft der andächtig Wartenden nicht erkennbar. Das kollektive Sehnen, 13 Jahre lang, scheint das Spiel so stark aufgeladen zu haben, dass es gar nicht mehr an der Realität scheitern kann, wie normale Hypes. Es erzeugt seine eigene Wirklichkeit.

Die überdrehte Welt von GTA war immer schon auch eine Mediensatire auf sich selbst. Die Geschichte um ihre quasisakrale Verkündung und den Cyberlauch, der sie sprengen will, würde perfekt in sie passen. CyberLeek scheint rund 250 000 Dollar aus seiner Kryptowährung abgezogen zu haben. Und jetzt: Vollgas mit Blaulicht im Rückspiegel? In der letzten Nachricht des Hackers steht: „Die Nacht, in der wir das Internet kaputt gemacht haben.“ Philipp Bovermann

Gesellschaft

COLLAGE: CHRISTIAN TÖNSMANN/ISTOCK/GETTY IMAGES/LJUPCO

Ist doch so schön hier

Von Kaimanen, verdorbenen Hühnerspießen

und Blutsaugern der besonderen Art:

Warum gerade die katastrophalsten Urlaube in bester Erinnerung bleiben.

Den Urlaub werd ich nie vagesse, schimpfte im schönsten Mainfränkisch der alte Schulfreund der Eltern, den die Familie zufällig im

Reisezug von Italien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traf. Seit wann der Bekannte denn mit der Eisenbahn in die Ferien fahre, fragte der Vater, denn er kannte den Mitschüler a. D. als stolzen Besitzer eines hubraumstarken Mercedes der Baureihe 350/8, es waren die frühen Siebzigerjahre. Ja, in den Urlaub sei er noch mit dem Mercedes gereist, berichtete der Mann erbost, aus dem Urlaub zurück aber nicht: Den Märcädes ham se mir gestohle, die Halungge!

Ihm zufolge war er mit Frau und Kindern auf einen der hochragenden Geschlechtertürme gestiegen, welche Italiens Adelsfamilien im Mittelalter erbauten, um Rivalen von oben herab bequem mit Pfeilen und Bolzen zu beschießen. Wie die Stadt hieß, daran erinnere er sich nicht mehr. Sehr wohl erinnere er sich aber an die Aussicht auf die schöne Hügellandschaft rundherum und speziell auf den Parkplatz nahe der Stadtmauer. Dort waren Männer dabei, seinen Mercedes in einen großen Lastwagen zu verladen. Sein Gebrüll vom Turm aus verhallte, erzählte er weiter, ungehört und wirkungslos, und bis er die vielen Steinstufen des Turms hinunter und bis zum Parkplatz gerannt war, habe er keine Spur mehr gesehen von seinem Benz.

Der Wahrheitsgehalt der Geschichte ist nicht verbürgt, jedoch klang sie recht authentisch. Vor allem wird sie dem glücklosen Besitzer ein Leben lang im Gedächtnis geblieben sein, so wie selbst seinen Zuhörern aus der Bahn 50 Jahre später. Ohne das Phänomen der Limousinendiebe schon kennen zu können, schrieb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im Jahr 1797 an Friedrich Schiller: „Die Reise gleicht einem Spiel; es ist immer Gewinn und Verlust dabei.“

Eine Reise, zumal eine in die Ferne, war in früheren Jahrhunderten stets mit Risiken verbunden: mit schlechten Wegen, Krankheiten wie Malaria, vielleicht sogar Räubern. Die meisten Menschen reisten gar nicht oder nur, wenn es sich nicht vermeiden ließ. Selbst in der vergleichsweise geordneten Welt der römischen Kaiserzeit des 2. Jahrhunderts nach Christus scheute der Dichter Florus die Strapazen, als Imperator Hadrian ihn einlud, ihn auf eine Reise zu begleiten. Er schlug die Ehre per Gedicht aus:

„Nimmer will ich sein der Cäsar, Nicht durchwandern die Britannen, Nicht den Frost der Scythen leiden.“

Spottisch schrieb Haufan Zürück: „Nimmer will ich sein der Florus, Nicht durchwandern die Tavernen, Hocken nicht in schlechten Küchen, Nicht den Stich der Mücken leiden.“

Heute hingegen wirken Homepages und Hochglanzprospekte so, als sei jede Störung, von Krankheiten und Gefahren ganz zu schweigen, ganz ausgeschlossen, als winke der perfekte Urlaub, buche man nur richtig. Selbst bessere Reiseführer halten den Abschnitt „Ärgernisse und Gefahren“ gern kurz. Sie wollen potenzielle Käufer ja nicht mit Warnungen vor Hitzschlägen auf der Akropolis, Trickdieben auf dem Oktoberfest, Überfällen mittelamerikanischer Totenkopfmilizen auf Überlandbusse oder Abzocktricks korrupter Polizisten in Serbisch-Bosnien verschrecken.

Die meisten Menschen haben es in der einen oder anderen Form schon einmal erlebt: Aus der Traumreise wurde ein Höllentrip. Zumindest in die Vorhölle. Die Aussicht vor dem Tiroler Berghotel mag zwar so herrlich gewesen sein. Nur müssen die Verfasser der Katalogpoesie à la „endlich mal die Seele baumeln lassen“ irgendwie vergessen haben, die Riesenbaustelle für neue XXL-Alpinchalets gleich unterhalb des Hauses abzulichten, auf der morgens um sieben die Presslufthämmer mit der Wucht eines Artillerieschlages ihr Tagwerk begannen.

Oder der epische Fehler, vor lauter Hunger am Busbahnhof einer peruanischen Kleinstadt den Hühnerspieß zu essen, den ein fliegender Händler so günstig verkaufte. Die Spezialisten in der Tropenklinik freuten sich noch Monate später über diesen fachlich wirklich interessanten Fall einer Magen-Darm-Disruption.

Oder jener Sommer am See nahe Klagenfurt, als eine Familie aus NRW endlich durchschnaufen wollte, aber schon am zweiten Abend durch ein apokalyptisches Röhren aufgeschreckt wurde, das von den malerischen Bergwänden widerhallte: Mehrere Bikerklubs dubioser Provenienz hatten dasselbe Hotel für ihr Jahrestreffen gebucht. Es wurde lebhaft.

Die wunderbare kölsche Band L.S.E. widmete der Urlaubskatastrophe an sich, dem One-Way-Ticket ans Cap Desaster, mit „Limbo Italo“ einst einen eigenen, das Italienische wie das Rheinische lustvoll verballhornenden Song, in dem es über die Folgen verdorbener pasta mare heißt: ... arrividerci good bye

„... arrividerci good bye. Jetzt ich hier liege auf matrazo mortale In statione de slitzo. Dottore brutali in confezione Armani, Anaestesia speziale in sarkofago per me. Alles tutte mir wää, Italia adää.“

Das ist natürlich vollkommen albern, trifft aber den Kern. Entwicklungspsychologisch gesehen erinnern sich Menschen an Notlagen und Gefahren weit intensiver als an gute Zeiten. Vereinfacht gesagt: Der neugierige Neandertaler, der über den schlummernden Höhlenbären stolperte und knapp entrann, wird künftig nicht mehr achtlos ins Dunkle hineintappen. Aus Fehlern lernt man eben, weil die Stresshormone bewirken, dass sich Synapsen im Gehirn intensiver und dauerhafter verknüpfen. Oder so ähnlich.

Was als Reisedebakel gilt, liegt freilich im Auge des Betrachters: Strände ohne einen Quadratmeter Platz. Das Kind, das in den Seeigel trat. Die Erkenntnis, dass das Sporthotel in den bayerischen Alpen diesen tollen Preis nicht für die gesamte Woche, sondern für jeden einzelnen Tag berechnete. Die Bettwanzen in diesem romantischen Hotel am canal in Burgund. Der wuchtigste Beziehungsstreit von allen, Schlachtfeld war ein erlesenes Jugendstil-Hotel in Prag.

Vielleicht wird es eines Tages so sein, dass man sich all das nur noch vage vor Augen führt: zwölf Tage Kanutour in der kanadischen Wildnis, das Nest der Weißkopfseeadler, tolle Reisebegleiter, der kristallgrüne, eiskalte Fluss und der verdutzte Braunbär am Wegesrand. Aber in jedem Detail wird der erste Tag in Erinnerung bleiben, im Blackstone Territorial Park. Beim Hineinfahren wird vor hungrigen Grizzlys gewarnt. Diese, wie sich rasch herausstellte, waren aber nicht das Problem.

Das Problem hatte Kyle, der freundliche Guide, mit der lässigen Freundlichkeit umrissen, die Kanadier angesichts unverhoffer Schrecknisse an den Tag legen: „The bug situation in Blackstone is a bit bad.“ Die Mückenlage sei ein bisschen schlecht in Blackstone: „Bevor ihr ins Zelt

Von Joachim Käppner

geht, rennt zehn Meter weg, um die Moskitos abzuhängen, dann zurück und schlüpft schnell unter dem Moskitonetz durch. Die paar, die trotzdem reinkommen, erschlagt ihr dann. Sie können schon etwas stören in der Nacht.“ Die Reisenden haben gelacht, der Mann hat Humor. Sie lachten nicht mehr, als Kyle in Blackstone die Schiebetür des Busses öffnete.

Die Moskitowelle traf die Reisenden mit der Wucht eines Tsunamis. Sie stachen durch Strümpfe, Hosen und Hemden hindurch, in Ohren, Hals, Gesicht, flogen in die Nase hinein. Begleitschutz erhielten sie, militärisch gesprochen, von schweren Einheiten, den black flies. Es war keine rechte Beruhigung, als Kyle erklärt hatte, dass die nicht stechen: „Sie beißen ein Stückchen aus deiner Haut heraus und

denden und brachte sie weit fort zum Basecamp für ihre Tour. Dort gab es nur sehr wenige Mücken, welche Gnade. Dafür sah die Gruppe am Anleger ein heftig streitendes Paar sitzen. Genau genommen stritt eher er, ein Mittfünfziger, mit einer Tourführerin. Sie gehörten zu einer anderen Gruppe, die noch am selben Tag ablegte. Aber ohne ihn.

Es stellte sich später heraus, dass der Mann, ein Amerikaner, mit Frau und Kindern eine mehrtägige Rafting-Reise durch die Wildnis gebucht hatte, sich aber trotzdem bestürzt und verärgert darüber zeigte, dass Rafting mit Rafting-Booten stattfindet und nicht mit einem Partyschiff inklusive Kabinen und Bar.

Mücken, Zelte aufbauen, kein Netz! Offenbar war er angesichts dieser Aussichten so ausfallend geworden, dass die Veranstalter ihn von der Reise ausschlossen und jede Erstattung ablehnten unter Verweis auf einen Passus des Kleingedruckten, betr. aggressiven und pöbelhaften Verhaltens. Samt dem Wasserflugzeug, das den Tobenden und seine betretene Familie abholte, hatte ihn der Trip eine beachtliche fünfstellige Summe gekostet. Künftig mag er wenigstens erzählen, welchem Horror er dafür angeblich entronnen sei.

Sehr beliebt ist, naturgemäß, die Schilderung der erlebten Beinahe-Katastrophe auf Reisen. Sie liefert hochwertige Anekdoten, an die man sich mit angenehmem Grusel erinnern kann. Als der Altertumsgelehrte Ferdinand Gregorovius 1853 auf eigene Faust Korsika erkundete, mietete er Esel und Führer an, um den Monte Rotondo zu erklimmen. Gregorovius genoss sein Abenteuer, die steilen Pfade und den Blick hinab in tiefe Schluchten, durch die grüne Bergflüsse strömten. Bis er sich den Begleiter genauer anschaute: „Manchmal überfiel mich doch ein Grauen, wenn ich mich in dieser dunklen Felsen- und Waldwildnis mit ihm allein sah und er einen Blick nach mir zurückwarf. Er war ein hässlicher Mensch und in seinen Augen lag nichts Gutes.“

Der Mann führte ihn tatsächlich in die Irre und forderte sehr viel Geld. Einige vorbeikommende Männer bewahrten Gregorovius vor Schlimmerem. Nun erst erfuhr er über den Führer, „daß an seiner Hand Blut klebte, dass er ein Mörder war. Denn vor einem Jahr hatte er auf dem Markte von Corte einen Lucchesen er-dolcht, mit einem einzigen Stoße, wie man mir sagte.“

Man spürt noch den wohligen Schauder, mit dem der Autor dies in seinem Reisebericht „Korsika“ niederschrieb, übrigens ein höchst lesenswertes Buch über eine Zeit, als selbst die Bildungsreise ein großes Wagnis war.

Die Wagnisse sind heute geringer, lassen sich aber immer noch suchen. Zwei Familien, aus Deutschland und Peru, buchten einige Tage in der Muyuna Amazon Lodge, einem ökologischen Unternehmen im Urwald. Bootstouren durch den Dschungel, Seerosenteppiche, weiße Reiher, Riesenbäume, im Mondlicht fischende Riesenfledermäuse, friedlich dümpelnde Seekühe.

Diese Welt der Schöpfung, die verloren zu gehen droht. Einer der peruanischen Führer, ein sympathischer, drahtiger Mann, mit den Tattoos einer Dschungelkämpfereinheit der Armee, schloss Freundschaft mit den halbwüchsigen Jungs der Familien. An einem freien Nachmittag sagte er ihnen: Kein Chillen heute – ich zeige euch etwas Besonderes.

Mit einem Elektrokahn fuhren sie, ein halbes Dutzend Besucher, noch tiefer in die Wildnis hinein. Der Führer hielt an einer markierten Stelle und führte sie eine Stunde oder mehr durch das Unterholz, bis zu einem See. In dessen Mitte erhob sich eine von hohen Bäumen bestandene Insel – bevölkert von bunten Aras, gelb und rot. Ergreifendere Schönheit der Natur hatten die Reisenden selten gesehen. Sehr lange schauten sie nur still zu.

Dann aber begann der Führer zur Verblüffung seiner Gäste und zum Verdruss der Arasippe, die kreischend aufflog, am Ufer laut zu rufen und mit seinem Stock ins Wasser zu schlagen. Nun löste sich im See etwas, was wie ein treibender Baumstamm ausgesehen hatte, und näherte sich rasch. Die Fotos mit dem Teleobjektiv gibt es noch: ein Panzerschädel, zwei dunkle Augen – ein Kaiman. Ein ziemlich großer Kaiman, genau genommen, ein sehr großer. Der Dschungelkämpfer a. D. war ziemlich stolz auf sich und erläuterte: Er habe den Kaiman angelockt, denn der flüchte nicht etwa, wenn er Geräusche hört, sondern schaue nach, ob da nicht eine leichte Beute sein könne.

Inzwischen hatte der Kaiman das Ufer fast erreicht, sein Kopf ragte aus dem dunklen Wasser. Er musterte die Umstehenden mit kalten Echsenaugen, in denen keine Nachsicht war.

Während der Guide noch sprach, zog sich das Panzertier langsam ins Wasser zurück, bis man nur noch die Nasenlöcher sah. Habt ihr schöne Bilder gemacht? Das rief der Führer noch, als der Kaiman aus dem See schoss wie von einer Rakete getrieben. Für einen Sekundenbruchteil hing das Ungeheuer buchstäblich in der Luft, bevor es um sich schnappend dort aufschlug, wo der Mann gerade noch gestanden hatte. Im letzten Moment hatte der sich zur Seite geworfen und schrie: „Run! Run!“ Auf würdelose Weise suchten die Abenteurer und ihr Dschungelexperte das Weite.

Was wäre gewesen, hätte der Kaiman ihn erwischt? Der bedauernswerte Ex-Soldat war etwas blass, als er sagte: Ihr hättet nichts tun können. Kaimane ziehen ihre Beute schnell unter Wasser, brechen ihnen dabei die Knochen und ersäufen sie. Die Gruppe wiederum hätte schwerlich aus dem Dschungel wieder herausgefunden, um diese irrsinnige Story – oder überhaupt noch irgendeine andere – erzählen zu können. Sie wäre lost gewesen in der Wildnis. Handyempfang? Gab es nicht.

So kann es gehen, wenn man die wilde Natur liebt und sucht. Sie liebt dich nicht zurück. Und plötzlich ist man so hilflos wie so viele Reisende in so vielen Jahrhunderten. Der Guide schwieg eine Weile, dann sagte er: Wir könnten jetzt zum Boot gehen, was meint ihr?

Eindeutiger liegt die Sa- che in folgendem Fall.

Schlagzeilen machte soeben ein Ehepaar, das für fast 70 000 Euro eine lange Kreuzfahrt gebucht hatte, nachher aber viel Geld zurückhaben wollte: Der FKK-Bereich sei anders als beschrieben zu klein gewesen. Nun könnte man aus guten Gründen der Auffassung sein, dass FKK-Bereiche, gleich ob an Land oder an Deck, grundsätzlich zu groß sind, aber lassen wir das. Das Landgericht Rostock sprach dem Paar jedenfalls eine Entschädigung von 3430 Euro zu.

Die meisten Menschen haben es in der einen oder anderen Form schon einmal erlebt: Aus der Traumreise wurde ein Höllentrip. Zumindest in die Vorhölle

Wer die Moskito-verseuchten Toiletten benutzte, zahlte einen hohen Preis, mehr wollen wir nicht sagen. Kyles Methode, das Zelt im Hechtsprung zu entern, war insofern erfolgreich, als nur Dutzende und nicht Hunderte Stechmücken hinein folgten, bevor man hastig den Moskitoschutz vorzog. Der Rest war open warfare mit ihnen, und noch die letzten Überlebenden stachen in der Nacht in Augenlider, Ohren und Finger.

Am Morgen erlöste ein Wasserflugzeug die Lei-

SCHÖN DOOF

Der Aufsteiger

Saublöde Männer

Die dänische Ministerpräsidentin Mette Frederiksen verbittet sich dämliche Kommentare.

ie meist männlichen Politiker der alten Bundesrepublik hatten früher die Angewohnheit, jegliche Kritik an sich abperlen zu lassen. Manche waren sogar stolz darauf, besonders viel aushalten zu können, zumindest wollten sie diesen Eindruck erwecken. Zum Beispiel Franz Josef Strauß, der gerne mit dem Satz zitiert wurde: „Was kümmert es die Eiche, wenn sich die Sau an ihr reibt?“ In Wahrheit waren diese Herren oft verletzlicher, als sie in der Öffentlichkeit taten, manche hatten eine eher kurze Zündschnur. Und dabei ging es meist nur um die Politik, die sie zu verantworten hatten. Wie sie aussahen, in welchen Anzügen sie steckten, ob sie ein Brillengestell aus der Hölle trugen oder eine Frisur wie aus einem Sketch von Didi Hallervorden: Das spielte alles keine Rolle damals.

Im Social-Media-Zeitalter ist alles anders, auch Politiker sollen sich jetzt optimieren und einem bestimmten Idealbild entsprechen. Politikerinnen kriegen besonders viel Spott und Häme ab, wenn sie es nicht tun. Und nicht alle bleiben in dieser Situation so cool wie früher die Kanzlerin Angela Merkel. Was musste sie sich alles an saublöden Kommentaren anhören, über ihre Frisur (die ein Berliner Meister-Coiffeur dann doch noch optimierte), ihre Hosenanzüge, ihren Ausschnitt, ihre Figur. Aber Merkel reagierte auf ihre Weise, nämlich gar nicht; sie hatte den Satz von Franz Josef Strauß wirklich verinnerlicht: Sollen die Blödmänner, und es sind seltsamerweise sehr oft Männer, doch sagen und posten, was sie wollen. Die dänische Ministerpräsidentin Mette Frederiksen hält es anders, sie mag sich die ewigen Kommentare zu ihrem Äußeren nicht länger anhören. Nachdem sie gerade von einem Besuch in der Ukraine zurückgekehrt war, machte sie nun auf ihrem Instagram-Account die Bemerkung eines plastischen Chirurgen öffentlich: „Hey Mette, sollen wir diese kleine Stelle auf der Nase nicht mal korrigieren?

Vielleicht war das ja die eine Bemerkung zu viel: „Ich kann nicht zählen, wie viele Nachrichten ich über die Jahre zu meinem Aussehen bekommen habe“, schrieb sie weiter. Ihre Frisur, ihre Zähne, Hautauffälligkeiten, alles werde begutachtet und bewertet, selbst wenn sie gerade aus einem Kriegsgebiet komme. An die Adresse des übergriffigen Mediziners gerichtet stellte sie klar: „Ich bin mit meinem Körper zufrieden und brauche die Meinung eines männlichen Schönheitsarztes dazu nicht!“

Wie sich die Zeiten ändern: Früher hätte man es für unklug gehalten, dass sich eine Regierungschefin überhaupt zu einer öffentlichen Reaktion herablässt, wenn sie die Faxen dicke hat. Aber Gefühle zu zeigen im harten politischen Geschäft, sich zu wehren gegen Bodyshaming und andere Unverschämtheiten, kann einem auch Kraft und Glaubwürdigkeit verleihen. Mette Frederiksen wird jedenfalls in Dänemark und auch anderswo für ihren Instagram-Post gefeiert. Man könnte auch sagen: Sie hat die Nase vorn! Christian Mayer

Christian Mayer könnte sich eine lange Social-Media-Sommerpause gut vorstellen.

Er wurde als Sohn eines Hausmädchens und eines Tellerwäschers geboren, als Fifa-Chef ist er heute der umstrittenste Mann des Fußballs. Wie hast du dich verändert, Gianni Infantino?

Von Philipp Selldorf

A nders als es wohl viele Leute heutzutage vermuten, wurde Gianni Infantino nicht unter einer Briefkastenadresse auf den Caymaninseln oder auf verschwiegene Weise in Corleone auf Sizilien geboren, sondern im Kreisspital des Ortes Brig im Oberwallis. Schon fünf Tage nach seiner Geburt produzierte der Mann überregionale Schlagzeilen, wie er selbst enthüllte, als er einem Reporter der Schweizer Boulevardzeitung Blick kurz nach seiner Wahl zum Präsidenten des Weltfußball-Verbandes Fifa ein Interview gab.

An jenem Wahltag, dem 27. Februar 2016, war Blick mit einer Titelseite erschienen, deren Mittelpunkt in den größtmöglichen Buchstaben das Wortspiel „Fifantino“ bildete, ergänzt um den Satz, diese Entscheidung sei „gut für den Fußball und gut für die Schweiz“. Und nun wollte der Reporter vom neuen Fußballherrscher wissen, wie ihm denn diese Schlagzeile gefalle, „Ohlala, jesses Gott“, erwiderte Infantino, „sieht echt super aus. Aber es ist nicht das erste Mal, dass ich im Blick auf der Titelseite bin. Das war schon am 28. März 1970 der Fall.“

Wie bitte? Jawohl, erzählte Infantino, er habe unbedingt eine Bluttransfusion gebraucht, als er am 23. März 1970 zur Welt kam, und die besonders rare Blutgruppe für den Austausch habe das Rote Kreuz in Bristol in England und in Belgrad im damaligen Jugoslawien aufgespürt. „Es wurde nach Zürich geflogen, von dort im Helikopter nach Brig transportiert. Ja, ich kämpfte als Baby um mein Leben. Man hat es mir gerettet. Und es war das erste Mal, dass ich auf Seite 1 im Blick kam.“

Gianni Infantino überlebte dank einer medizinischen Fürsorge, die keinen Klassenunterschied machte. Tatsächlich wurde er in eine Familie ohne gesellschaftliche und materielle Privilegien hineingeboren. Seine Mutter Maria arbeitete als

Hausmädchen, sein Vater Vincenzo war Teller-wäscher im Bahnhof-buffet. Später ging er, so wird es in der Schweizer Literatur beschrieben, mit einem „Kioskwägeli“ die Gleise auf und ab, verkaufte Getränke, Sandwiches, Zigaretten, wenn ein neuer Zug ankam.

Wo aber das Kind Gianni in der näheren Zukunft aufwachsen würde, war in jenen schicksalhaften Tagen ungewiss. Seine italienische Familie musste die Ausweisung fürchten, denn in der Schweiz stand eine Volksabstimmung darüber an, ob der Ausländeranteil im Land auf zehn Prozent begrenzt werden sollte. Mindestens 350 000 Menschen hätten das Land verlassen müssen, wenn die Schweizer Männer – Frauen durften noch nicht abstimmen – die Initiative des Nationalrats James Schwarzenbach bejaht hätten. Sie wurde zwar mit 54 Prozent Nein-Stimmen verworfen, doch der hohe Anteil derer, die mit Ja votierten, spiegelte die Stimmung im Land.

Auch Gianni Infantino machte in Brig seine Erfahrungen in einem Klima der Diskriminierung. Er sei, hat er selbst gesagt, ein „Außenseiter“ gewesen.

Es bestehe „kein dringender Wunsch, ihn einzuladen“, sagt der Rektor seiner Schule

Schon lange bevor er Anfang August einen riesigen Schritt zu weit gegangen ist, indem er infamerweise versucht hat, im Zuge einer Kommandoaktion die Weltmeisterschaft an Investoren zu verkaufen, gab es Vorwürfe eines grassierenden Größenwahns gegen ihn. Ehemalige Weggefährten und kritische Medien stellten ihn psychologisch infrage, mit Hinweis auf seine Herkunft als Gastarbeiter-Kind hat man ihm Selbstbestätigungsdrang und ein Aufsteiger-Syndrom nachgesagt. Oder hat ihn einfach das Amt korrumpiert? Hat er sich, wie der deutsche Fußballer Mats Hummels mutmaßte, „von dieser Droge aus Macht und Geld gefangen nehmen lassen“? Jener dankbare Mann, der nach seiner Wahl eine Ära der Reformen versprach, in der die Frauen so sehr den Ton angeben sollten wie die Männer, wird jetzt zwar nicht steckbrieflich gesucht. Aber seine Gegner sind hinter ihm her und wollen ihn stürzen, und es gibt immer weniger Winkel in der Fußballwelt, wo er noch willkommen ist. Anfang der Woche haben ihn die Veranstalter sogar von einem Jugendturnier in der Karibik ausgeladen – ein Symbol der Ächtung.

In seiner alten Heimat hatte man ihn schon längst vor dem WM-Putschversuch nicht mehr als den Mann gesehen, der gut ist für die Schweiz und das Oberwallis. Als im Frühling das Magazin Republik in Brig Spuren des jungen Infantino suchte, wollte kaum jemand etwas erzählen. Journalisten trafen den Rektor des Gymnasiums Kollegium Spiritus Sanctus, wo Infantino in den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Fächern, in Deutsch, Geschichte und Philosophie brilliert und mit prunkvoller Note abgeschlossen hatte. Doch die Idee, ihn wie andere prominente Ehemalige zum Vortrag einzuladen, wies der Rektor zurück. Elegante Begründung: „Das soll nicht heißen, dass wir ihn nicht hier haben wollen. Aber es besteht auch kein dringender Wunsch, ihn einzuladen.“

Blickt man auf Infantinos Fifa-Präsidentenschaft zurück, dann könnte man meinen, der Begriff „abgefeimt“ sei extra für ihn erfunden worden. Aber wie andere selbstherrliche, eitle Männer der Weltgeschichte war auch er mal ein unschuldiges Kind. Früher hatte er sogar Haare auf dem Kopf: Das hier abgebildete Foto aus dem schweizerischen Fundus, auf dem er unter dem Cowboyhut ein lässiges Texaner-Lächeln versucht, bezeugt es. Dunkelbraune Locken schmückten ihn als Jungen.

Heute ist er ganz und gar kahl auf dem Haupt unter dem Hut, aber nicht sexy wie Telly Savalas alias Lieutenant Iojak, sondern skurril wie der Schurke

Gianni Infantino in Jugendzeiten, als Cowboy verkleidet (li.), und 2026 bei einem Besuch in Kolumbien. FOTOS: REPUBLIK, DAVID SALAZAR/AFP

WIE HAST DU DICH VERÄNDERT Eine Vorher-Nachher- Betrachtung

Dr. Evil in der James-Bond-Parodie „Austin Powers“.

Gut für Infantino: Zumindest er selbst gefällt sich. Als ihn vor ein paar Tagen ein britischer Fernsehreporter vor einem Hotel abfing und geradewegs die Frage der Fragen stellte („Haben Sie den Fußball betrogen?“), schaute ihn Infantino belustigt an und sagte: „Hübsche Frisur.“ Auch der TV-Mann hatte nämlich eine Glatze. „Wir sehen uns beim Friseur“, hinterließ der Fifa-Boss einen höhnischen Abschiedsgruß, bevor er in den Fond des Autos stieg.

Der kleine Gianni sei ein sehr anhängliches Kind gewesen, erinnerte sich seine Mutter, als sie 2016 kurz vor der Präsidentenwahl zu Hause in Brig das Schweizer Fernsehen empfing. „Gianni war genau so fußballfanatisch wie sein Vater. Wenn sein Vater im Zug oder auf dem Bahnhof bekannte Fußballspieler sah, rief er an, und wir mussten Gianni zum Bahnhof bringen. Dann wurde schnell ein Foto gemacht.“ Auch seine ältere Schwester Daniela berichtete von der Leidenschaft ihres Bruders für Fußball: „Er las immer die Gazzetta dello Sport und verfolgte alle möglichen Spiele am Fernsehen. Aber er selber war kein guter Spieler, er sagte einmal von sich selber, dass er zwei linke Beine hat.“

Nachdem er sich an der Spitze der Fifa etabliert hatte, brachte er 2017 selbst die Stars in seinen Heimatort – damit dokumentierte Infantino vor den Leuten daheim die Karriere. Auf dem Sportplatz Geschina des FC Brig (wo er mit seinem Team in jungen Jahren nicht willkommen war) ließ er Berühmtheiten wie Gianluigi Buffon, den brasilianischen Ronaldo, Paolo Maldini und sogar Diego Maradona zum Privatspiel des Präsidenten antreten, offiziell „Gianni's Game“ genannt. Im seit den Vorfällen des WM-Sommers überquillenden Sündenregister ist das allerdings ein vergleichsweise harmloser Fall von Machtmissbrauch: Jeder Amateurfußballer aus Herzenslust hätte es an seiner Stelle natürlich genauso gemacht, um einmal zusammen mit Maradona und Maldini auf dem Platz zu stehen.

Am Ball besitzt Gianni Infantino jedoch bei Weitem nicht das Geschick, das er jahrelang als durchtriebener Fifa-Funktionär einzusetzen wusste. Bewegte Bilder jenes Spiels belegen: Seine Eckstöße landen meterweit hinter dem Tor, Elfmeter in den Armen des Torwarts, Dribblings enden erbärmlich im Aus. Videos, die den obersten Fußballboss beim Fußball zeigen, sind im Grunde Belastungsmaterial gegen ihn.

Eine zweite Auflage von „Gianni's Game“ hat dann nicht mehr stattgefunden. Und vielleicht ist Giannis Spiel ohnehin bald Geschichte.

RATTELSCHNECK

„Wir bringen heute die Kinder ans Meer“

Es ist die Illusion von einer besseren Welt für einen Tag: 3500 französische Kinder aus ärmeren Familien fahren an den Strand von Deauville. Wenn da nur nicht der Starkregen wäre.

Von Josef Kelnberger

E s ist sechs Uhr morgens an der Metrostation Barbès-Rochechouart. Regen besprüht die letzten schwankenden Gestalten der Nacht, die sich auf den

Heimweg machen, so sie denn ein Zuhause haben. Er besprüht die Morgenmenschen, die aus den Ausgängen der Metrostation heraus zur Arbeit eilen. Im Trockenen ist nur der Obdachlose, der unter der Metrobrücke auf einem Berg von Abfällen sitzt wie auf einem Thron.

„Das ist ja riesig, dieses Schwimmbecken“ – Kinder aus der Hauptstadtregion entdecken das Meer (o.). Ohne „Bénévoles“ geht gar nichts: Die ehrenamtliche Helferin Olivia Bianay (Zweite von links) betreut an diesem Tag Miriam, Nouban und Sanaba (von links). Bus-Chefin Sibylle Meneux (u.) arbeitet seit fast zehn Jahren für die Hilfsorganisation Secours populaire. FOTOS: JOSEF KELNBERGER

Regen in Paris, Regen in Frankreich, es ist kaum zu glauben. Ausgerechnet an diesem Mittwoch, dem 19. August 2026, schlägt das Wetter um. Das Leben ist nicht gerecht. Die armen Kinder!

Frankreich hat in diesem Jahr Hitzewellen ohne Ende ertragen müssen. Die Temperaturen quälten vor allem Familien mit knappem Wohnraum und zu wenig Geld für einen Urlaub. Als kleine Entschädigung dafür dürfen heute 3500 Kinder aus ärmeren Familien, zu Hause in Paris und der ganzen Hauptstadtregion Île-de-France, in hundert Bussen für einen Tag nach Deauville fahren. Und was prophezeit die Wetter-App für den mondänen Badeort in der Normandie? Leichten Regen, gefolgt von schwerem Regen, kaum mehr als zwanzig Grad.

Ein Junge unterhält die morgendliche Runde mit einem Tanz

Barbès, so heißt das Stadtviertel im Norden von Paris. Manche Reiseführer warnen davor, sich in diese Ecke am Fuße des Montmartre zu wagen. Barbès gilt als bun-tes, turbulentes, raues, manchmal gefährliches Pflaster. Hier wohnen viele Immigrantenfamilien aus Nordafrika und der Subsahara.

Treffpunkt Metro Barbès-Rochechouart, von der Busspur gleich nebenan wird einer der zehn Busse losfahren, die sich aus Paris auf den Weg nach Deauville machen. Nach und nach treffen die Eltern mit ihren Kindern ein, viele Mütter tragen bunte afrikanische Gewänder. Ein Junge, er heißt Enrique, unterhält die morgendliche Runde mit einem Tanz. Ein Mädchen, sie heißt Mariam, klammert sich an die Mutter.

Ein Mann mit Instrumentenkasten bittet die Reisegesellschaft um eine Zigarette, oder um ein bisschen Kokain. Ein Betrunkener torkelt heran und fragt, ob er mitfahren könne.

Sibylle Meneux, 33, die Leiterin der Reisegruppe Deauville, schüttelt den Kopf. „Wir bringen heute die Kinder ans Meer“, sagt sie, eine resolute Frau mit Chefinnenstimme. Und das ist die Mission an diesem Tag: Kinder, ab ans Meer! Die Mädchen und Jungen im Alter zwischen sechs und zwölf Jahren sollen erahnen, dass ihr Leben in den ärmeren Vierteln kein unveränderliches Schicksal ist. Sie sollen beim Blick auf das Meer das Gefühl der Freiheit spüren. Sie sollen etwas zu erzählen haben, wenn die Schule wieder beginnt und die anderen fragen: Und was hast du in den Ferien gemacht?

Frankreich ist europäischen Statistiken zufolge überdurchschnittlich von Kinderarmut geplagt. Jede dritte Familie könne sich keinen Urlaub leisten, schätzt das gemeinnützige Hilfswerk Secours populaire. Es organisiert seit vielen Jahren die Tagesausflüge für Kinder.

Die Tradition ihrer Journées des oubliés des vacances (JOV) – wörtlich: Tage der Vergessenen des Urlaubs – reicht zurück ins Jahr 1944. Die Kinder von getöteten Widerstandskämpfern und anderen Nazi-Opfern sollten an Weihnachten ihren Schmerz vergessen. Als Premierenjahr der JOV gilt offiziell 1945, damals durften 500 Kinder in den Schwarzwald reisen. Die Reiseziele variieren, je nach Region. Vergangenes Jahr, zum 80-jährigen Bestehen, wuselten Zehntausende Kinder aus ganz Frankreich durch Paris. Ihnen zu Ehren zog die Patrouille de France, die Kunstflugstaffel der französischen Luftwaffe, ihre Kreise über der Hauptstadt.

In diesem Bus wird konsequent geduzt. Deshalb soll auch Madame Meneux, die Chefin, fortan nur noch Sibylle heißen. Sibylle also, die seit zehn Jahren für Secours populaire arbeitet, gibt jetzt das Signal zur Abfahrt. Zuvor hat sie durchgezählt. 26 ist die magische Zahl. 26 von insgesamt 3500 Kindern fahren los, 26 Kinder müssen in diesem Bus wieder heimkehren. Hinzukommen in diesem Bus 15 ehrenamtliche Helferinnen und Helfer, genannt „Bénévoles“, die jeweils zwei bis drei Kinder eng begleiten werden. Die Eltern bleiben zu Hause, ebenso die Handys.

Der deutsche Journalist an Bord wird zu erkunden versuchen, was diese Massenmobilisierung, diese Illusion von einer besseren Welt nur für einen Tag, den Kindern wirklich bringt. Drei Stunden Hinfahrt, drei Stunden Rückfahrt für ein paar Stunden am Strand bei Regen? Am Ende wird er verstehen: Es geht gar nicht um Sonne und Strand, sondern vor allem um das gemeinschaftliche Erlebnis, um den Tag als solchen. Er muss vom Morgen bis zum Abend erzählt werden.

Enrique, sechs Jahre alt, Sohn einer Familie mit Wurzeln in Kongo, schwingt sich von der ersten Minute an zu einem Hauptdarsteller im Team Barbès auf. Er ist ein großer Geschichtenerzähler, aber auch kleinen Rangeleien nicht abgeneigt. Als Betreuer zugeordnet ist ihm der Ehrenamtliche Manihi Frebault, 37. Er arbeitet beim Versicherungskonzern Axa in der Krisenkommunikation und verfügt über ausgeprägte Muskeln, beste Voraussetzung für diesen Einsatz.

Sucht man einen Gegenpol zu Enrique, wäre das die schüchterne Mariam, sieben Jahre alt. Wie gut, dass ihre georgische Mama zu Hause nicht weiß, dass Mariam schon nach wenigen Kilometern übel wird. Die zuständige Bénévole Olivia Bianay, 33, eine extrem coole Finanzexpertin, geboren in Guadeloupe, bringt ihr eine blaue Tüte.

Die Organisation Secours populaire, die ein soziales Netz nicht nur über diesen Bus, sondern die ganze französische Gesellschaft wirft, gehörte ursprünglich zum kommunistischen Milieu. Mittlerweile erntet sie Respekt über fast alle politischen Lager hinweg. Die ganz Rechten werfen dem Hilfswerk gelegentlich vor, es betreibe linke Propaganda. Tatsächlich entsprechen die 26 Kinder im Bus nicht

Drei Stunden Hinfahrt, drei Stunden zurück für ein paar Stunden am Meer? Am Ende geht es nicht um Sonne und Strand, sondern um das gemeinsame Erlebnis

dem Bild der französischen Gesellschaft, wie es sich die Lepenisten wünschen.

Man müsse der Wahrheit ins Auge sehen, sagt Sibylle, als sie nach zwei Stunden Fahrt erstmals im Bus Zeit für ein Gespräch findet. Sie atmet tief durch. Viele Immigrantenfamilien aus Nordafrika und der Subsahara würden nur schwer Fuß fassen in Frankreich. Dieser Bus ist aber nicht der Ort, um über die französische Migrationspolitik zu debattieren. Sibylle ist eine Frau der Tat. Sie arbeitet in einer Pariser Kanzlei, die insolvente Firmen betreut. Nicht sehr viel weniger Zeit verbringt sie aber mit unbezahlter sozialer Arbeit. Die Frage, warum sie das tut, muss aber warten. Kinder, da draußen ist Deauville!

Der Yachthafen zieht vorbei, das Casino, die Pferderennbahn. Ein Junge ruft durch den Bus: „Elle est énorme, cette piscine!“ Das ist ja riesig, dieses Schwimmbecken! Er meint das Meer, eine graue Suppe, kaum zu unterscheiden von Himmel und Sand.

Auf dem Weg zum Strand wird Team Barbès von Musikern beschallt, ein Magier mit schwarzem Hut lässt Seifenblasen auf die Kinder regnen. Der deutsche Journalist marschiert hinter einem Mädchen her, an dessen Rucksack ein Bändchen mit der

Aufschrift „Ne m'oubliez pas!“ befestigt ist. Vergesst mich nicht!

3500 Kinder besetzen den Strand, blockweise angeordnet nach den acht Départements in der Region Île-de-France: Essonne, Yvelines, Seine-Saint-Denis, Val-d'Oise, Seine-et-Marne, Hauts-de-Seine, Val-de-Marne und Paris, die Heimat von Team Barbès. Die Badesachen werden ausgepackt. Und da geht doch tatsächlich im Nieselregen am Strand von Deauville die Sonne auf.

Und zwar im Gesicht eines Mädchens, das aus der Menge der Kinder herausstrahlt. Sie heiße Sanaba, sagt sie, und sie sei elf Jahre alt.

Ob sie sich auf das Meer freue? Blöde Frage, aber Sanaba erwidert mit einem freundlichen Ja. Und noch mal Ja, sie sei in diesem Jahr zum ersten Mal am Meer.

Ob sie eine gute Schwimmerin sei? Sie spiele am liebsten Volleyball, sagt das Mädchen. Woher ihre Familie stamme, ursprünglich? Kamerun, erwidert Sanaba. Was ihre Eltern machen? Die Mutter suche gerade nach Arbeit. Und der Vater? „Ach“, sagt Sanaba, und ihr Gesicht verfinstert sich, „den kenne ich nicht.“ Damit genug der Fragerei.

Die Umkleidekabinen sind mit den Namen von Hollywoodstars versehen

Der Weg führt vorbei an der Sicherheitsschneise, die man zwischen die 3500 Kinder und den normalen Strandbetrieb gelegt hat. Er führt vorbei an der „Bar du Soleil“, wo Menschen für ein Mittagessen so viel Geld zahlen, dass man damit eine Familie in Barbès eine Woche lang ernähren könnte. Er führt vorbei an den Umkleidekabinen, die mit den Namen von Hollywoodstars versehen sind, Erinnerung an das jährlich in Deauville stattfindende Festival des amerikanischen Films. So gelangt man hinein ins geleckte Zentrum mit all den Luxusläden und denkt: Warum dürfen sich der kleine Enrique und die anderen 3499 Kinder nicht für einen Tag hier austoben, am besten ohne Aufpasser?

Es kursieren in Frankreich Geschichten von Kindern, die dank solcher Ausflüge mit einer anderen Welt in Berührung kamen und deshalb aus ihrem Milieu ausbrechen konnten. Team Barbès bleibt an diesem Tag unter sich. Aber wer weiß. Wenn Enrique eines Tages ein großer Entertainer geworden ist, wenn Sanaba als Volleyballstar Furore macht, wenn Mariam als Forscherin das ultimative Mittel gegen Reiseübelkeit findet – vielleicht werden sie doch an diesen 19. August 2026 zurückdenken.

Die 3500 Kinder sind mittlerweile in ein großes Konferenzzentrum geleitet worden, zum Schutz vor dem Regen. Es ist eng, laut, heiß. Man bekommt kaum Luft. Die Nachricht macht die Runde, dass Team Barbès lange wird warten müssen, bis der Bus losfährt. Geschätzte Ankunft in Paris: 23 Uhr. Tausende Kinder auf einem Fleck, bestimmt, so denkt man, wird hier bald Chaos losbrechen, so ganz ohne Handys, die ja in Paris geblieben sind. Aber Team Barbès zeigt, dass es ein Leben ohne Smartphones gibt. Ja, Frieden ist möglich ohne diese verflixten Dinger.

Sie spielen Karten, sie spielen Fangen. Ein Mädchen geht durch die Reihen und verteilt Umarmungen. Enrique jongliert einen Luftballon durch die Reihen, Mariam schläft ein, Sanaba lächelt still vor sich hin. Wasserflaschen fliegen durch die Reihen, manche landen an Köpfen, aber Kampfhandlungen bleiben aus. Es geht niemand verloren in den Warteschlangen vor den Toiletten.

Die Bénévoles gehen buchstäblich an ihre Grenzen, um die Bande zusammenzuhalten. Manihi verzieht sich kurz in eine Ecke und schließt die Augen, Olivia geht kurz vor die Tür, um eine zu rauchen. Sie sind zum ersten Mal dabei, aber bestimmt nicht zum letzten Mal. Sibylle stößt einen schrillen Schrei der Erleichterung aus, als Team Barbès zum Bus gerufen wird. Sie weiß, sie muss morgen arbeiten und danach eine Schicht „en maraude“ leisten, bis morgens um halb eins.

Friedvoll brettert Bus Barbès durch die Nacht zurück Richtung Paris, 26 Kinder an Bord. Sie sind begeistert, als sich in der Ferne das erleuchtete Wahrzeichen von Paris abzeichnet. La Tour Eiffel, rufen sie. La Tour Eiffel! Wozu ein Meer, wenn man den Eiffelturm hat?

PRO UND CONTRA

MOMENT MAL Serena Williams bei den US Open, New York, 25. August 2026.

Sollte es an Schulen eine Kleiderordnung geben?

In der Welt des globalen Sports ist Serena Williams das, was man wohl eine Ausnahmeerscheinung nennen darf. Die 44 Jahre alte US-Amerikanerin, die vor drei Monaten nach einer vierjährigen Auszeit auf die Profitour zurückgekehrt war, muss nicht mehr gewinnen, um Aufmerksamkeit zu erzeugen. Es reicht, wenn sie da ist. Wie jetzt bei den US Open, dem letzten der vier Grand-Slam-Turniere in jeder Saison. Insgesamt 23 Mal hatte Williams bei diesen wichtigsten Veranstaltungen im Tennis triumphiert, das hat sie zu einer der erfolgreichsten Akteurinnen in ihrer Disziplin gemacht. Darüber hinaus steht sie für viel mehr. Sie setzt sich gegen Rassismus ein, kämpft für Gleichberechtigung und beweist mit ihrer Lebensgeschichte, dass man alles schaffen kann, wenn man an sich glaubt. Aus einem Problemviertel in Los Angeles schaffte es Williams ganz nach oben in den Tenniskosmos, längst ist sie auch gestandene Unternehmerin und Mutter zweier Kinder. Beim Mixed-Wettbewerb in New York verlor sie zwar nach einem Auftaktsieg ihre zweite Partie gemeinsam mit dem spanischen Weltranglistendritten Carlos Alcaraz gegen die Schweizerin Belinda Bencic und den Italiener Flavio Cobolli. Aber die Zuschauer werden sie wohl weiterhin um Autogramme bitten. Denn sie wird in der kommenden Woche noch im Doppel antreten, mit ihrer Schwester Venus. Gerald Kleffmann

ies ist kein Appell für die Einführung von Schuluniformen. Es wird auch nicht für die Installation einer Lehrkraft geworben, die morgens am Schultor die Tiefe von Ausschnitten mit dem Maßband kontrolliert. Schon gar nicht wird es darum gehen, jungen Menschen die Freiheit abzusprechen, sich in ihrer Kleidung auszudrücken. Dies ist ein Plädoyer für angemessene Kleidung im Unterricht und das Recht von Schulen, diese im Rahmen einer Kleiderordnung auch einzufordern, wenn freundliche Hinweise nichts bringen.

weise nichts bringen. Respekt, Digga!

Angemessen, da begibt man sich direkt in die Grauzone: Was genau könnte das sein? Verhältnismäßig leicht ist es mit rassistischen oder menschenverachtenden Aufschriften: Die haben in der Schule (und überall sonst) nichts verloren. Großflächig versifte Kleidung verbietet schon die Hygiene. Aber darum geht es hier nicht wirklich, stimmt's? Es geht um das Bauchfrei, das Schulterfrei, das Beinfrei, also um die immer wieder diskutierte Nacktheit im Unterricht. Darf man die verbieten?

Ja, doch. Vorausgesetzt, es hat im Klassenzimmer nicht über 30 Grad. Dann sollten alle, schon als Ausdruck des Protests, so wenig anziehen dürfen, wie sie wollen, Lehrerkollegium und Direktorat eingeschlossen. Bei normaler Raumtemperatur aber darf die Institution Schule die Ansicht vertreten, dass Schultern, Brüste, Bäuche und Hintern weitreichend bedeckt sein sollten, Crop Tops und Hotpants also besser zu Hause bleiben.

An dieser Stelle ein Wort zur Geschlechtergerechtigkeit. Mädchen erhalten modisch ungleich mehr Angebote, halb nackt durch die Gegend zu laufen als Jungs, wären von einer Kleiderordnung also stärker betroffen. Das wäre unfair und würde von Mädchen heute zu Recht nicht mehr akzeptiert, weshalb man sich auch ein paar Verbote für Jungs einfallen lassen müsste. Wenn also Muscle Shirts, Jogginghosen und Adiletten ebenso auf den Index kä-

Die Schule verdient Respekt, der sich auch in der Kleidung ausdrücken soll

men, wäre das nur fair und rein optisch ja auch kein allzu großer Verlust.

Nun aber: Wozu das Ganze? Teenager sind ohnehin schon voll auf Hormonen, man könnte also die Ansicht vertreten (die Autorin tut das nicht), dass sie in einer Doppelstunde Algebra nicht noch unausgesetzt auf freigelegte Dekolletés und aufgepumpte Schulterpartien starren müssen. Valider ist die Überlegung, ob man junge Menschen nicht manchmal vor den Botschaften schützen muss, die sie mit allzu offenherziger Kleidung aussenden (und ja, unserer wegen auch vor Nierenverkühlung, liebe Mamis und Papis). Stichwort: sexistische Kommentare, Upskirting, Deepfakes im Netz. Auf solche dämlichen Ideen können Mitschüler und Mitschülerinnen schon mal kommen.

Das wichtigste Argument aber ist der eingangs erwähnte Respekt. Schule: Das ist eben nicht der Partykeller um zwei Uhr morgens. Es ist eine staatlich finanzierte Institution, die dafür da ist, Wissen in jungen Hirnen zu verankern. Das ist, man begreift es erst viel später, ein ziemlich ehrenwertes Unterfangen, und dafür verdient die Schule Respekt, der sich auch in der Kleidung auszudrücken hat – und über die Kleidung übrigens auch wieder auf die Einstellung

Hotpants, Jogginghosen, bauchfreie Tops: Unter Eltern und in Schulen wird immer wieder diskutiert, wie viel Nacktheit und Lässigkeit im Unterricht noch in Ordnung sind.

zurückwirkt. Das wird am Arbeitsplatz mal nicht anders sein. Insgesamt kann es nicht schaden, wenn Teenager in der Schule auch dies lernen: Unterschiedliche Anlässe erlauben unterschiedliche Outfits.

Was die Umsetzung von Kleiderordnungen angeht, da gibt es geglückte und gescheiterte Versuche. Am besten hat es wohl die Werkrealschule im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Horb gemacht, die vor zehn Jahren in die Schlagzeilen geriet: Die Schulleitung hatte „aufreizende Kleidung“ verboten, insbesondere bei Mädchen. Riesenzoff. In einer Projektwoche erarbeiteten die Schüler dann selbst eine Rote Liste. Darauf standen, unter anderem: zu kurze Hotpants, zu tiefe Ausschnitte, bauchfreie Tops, Baggy Pants – und Bademäntel. Tanja Rest

ch habe nur noch ein Klassenfoto aus meiner Zeit am Gymnasium in den späten Neunzigerjahren: achte oder neunte Klasse. Ich war damals

14, hörte aber regelmäßig, dass ich aussah wie elf. Vermutlich auch deshalb trage ich auf dem Bild einen zehn Zentimeter langen Rock, ein knallenges „Trägertop“, wie es die 14-Jährigen heute auch wieder tragen, und Plateausandalen. Was kam mir dieses Outfit raffiniert und erwachsen vor, auch wenn ich mich – wegen Rocklänge und Absatzhöhe – leider nur im Trippelschritt vorwärtsbewegen konnte. Ich dachte, es macht mich älter. Was war das Outfit in Wahrheit unangemessen! Ich sehe auf dem Foto komplett verkleidet aus.

Macht aber nichts, würde ich 30 Jahre später sagen. Denn bis auf wenige Ausnahmen hatte ich dann mit etwa 16 halbwegs herausgefunden, was mir steht und in welchen Situationen welche Rocklänge angemessen ist, ja ich hatte gelernt, mich kongruent zu meinem Körperbau, meiner Umgebung und meiner jeweiligen Rolle zu kleiden. Und wäre mein Rock heute zu kurz, dann mit voller Absicht.

Solche Vorschriften an Schulen sind keine gute, sondern eine autoritäre Idee

Dieses Einschätzungsvermögen aber, behaupte ich, ist das, was Pädagogen eine „basale Fähigkeit“ nennen. Und wie alles andere lernt man diese nicht unbedingt am besten, indem man möglichst viele Regeln befolgt. Sondern indem man sich ausprobiert, auch mal richtig merkwürdig aussieht, aber eben auch mal richtig toll.

Die Jugend ist eine Zeit, in der es darum geht, Experimente zu machen, Erfahrungen zu sammeln und so zu einer Person heranzureifen, die selbstbestimmt handeln kann. Und in diesem Prozess spielt eben auch das Ausprobieren verschiedener Outfits eine Rolle. Man lernt, wie es bei Erwachsenen ankommt, wenn man in Jogginghose und Adiletten aufschlägt. Man erfährt, dass einem andere ins Dekolleté schauen, wenn man es zeigt, und wie man – Gleichberechtigungsanspruch hin oder her – damit umgeht. Und stellt gegebenenfalls irgendwann fest, dass man vielleicht viel Aufmerksamkeit bekommt, wenn man im Bademantel bei der Mathestunde aufläuft, aber nicht unbedingt die Art von Aufmerksamkeit, die man wirklich braucht.

Und weil Jugendliche in der Regel die meiste Zeit des Tages in der Institution Schule verbringen und dort untereinander sind, muss dieses Lernen dort stattfinden. Deswegen sind Kleiderordnungen an Schulen auch keine gute, sondern eine autoritäre Idee. Selbstbestimmung wird nicht da gefördert, wo der zwischenmenschliche der zwischenmenschliche Raum möglichst kleinteilig geregelt wird.

Es ist ja leider auch nicht so, als wäre Schule für die meisten Jugendlichen eine besondere Wohlfühlzone. Den ganzen Tag verbringen sie sitzend zwischen anderen hormonell gebeutelten Menschen und sollen sich dabei auf Vektoren und Vokabeln konzentrieren. Kann die Erwachsenengesellschaft ihnen wenigstens zugestehen, dabei Kleidung zu tragen, in der sie sich wohlfühlen?

Natürlich kann man sich darauf einigen, dass Unterwäsche auch unter der Kleidung bleibt. Aber ganz ehrlich: Das ist etwas, das Eltern ihren Kindern gern selbst beibringen dürfen. Überhaupt ist der verbreitete Wunsch nach institutionellem Durchgriff und

Verordnungen gegenüber Jugendlichen viel zu oft der Ausdruck eines Unwillens von Eltern, sich mit ihren eigenen Kindern auseinanderzusetzen.

Mein Sohn zum Beispiel ist jetzt 15. Mit 14 trug er fast täglich eine Jogginghose in der Schule, weswegen er einige halbwegs straßenfähige Exemplare besitzt. Ich war keinesfalls begeistert, aber er ertrug meine blöden Sprüche, und ich ertrug den Schlabberlook. Vor ein paar Tagen kam er an und behauptete, absolut nichts zum Anziehen fürs neue Schuljahr zu besitzen. „Und was ist mit all den Jogginghosen, die ich dir gekauft habe?“, fragte ich. Er verzog das Gesicht und sagte: „Nee, so was zieht man nicht in die Schule an. Ich brauche einfach eine Jeans.“ Geht doch. Meredith Haaf

Die Bombe explodiert am 23. März 1944 in der zentralen Via Rasella in Rom, just als ein Bataillon des deutschen Polizeiregiments „Bozen“ vorbeizieht. 33 deutsche Soldaten und zwei italienische Zivilisten kommen dabei ums Leben, 67 werden verletzt. Die Aktion wird von der kommunistischen Widerstandsgruppe Gruppi di Azione Patriottica (GAP) verübt und kommt in einer Phase, in der sich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azzien in Rom verschärft haben. Die Vergeltung der NS-Führung ist brutal: Für jeden getöteten Deutschen sollen zehn Italiener exekutiert werden. Beim Massaker in den Ardeatinischen Höhlen direkt am Tag danach werden 335 Männer erschossen, sie sind politische Gefangene, Juden, einfache Zivilisten, Militärangehörige. Wegen eines Zählfehlers werden fünf Personen mehr als die geforderte Quote getötet.

Carla Capponi gehört zu der Partisanen-Gruppe, die den Anschlag von Via Rasella verübt. Capponi stammt aus einer antifaschistischen Familie. 1940 stirbt ihr Vater infolge eines Arbeitsunfalles, aus finanziellen Gründen muss sie das Jurastudium abbrechen und als Stenotypistin arbeiten. Dann kommt die Absetzung von Benito Mussolini im Juli 1943 und, im September desselben Jahres, der Waffenstillstand mit den Alliierten, der die Kapitulation des Landes besiegelt: Deutschland und Italien, die bis dahin verbündet waren, werden von heute auf morgen zu Feinden. Innerhalb weniger Tage besetzen die deutschen Truppen den Großteil des Landes. Das italienische Militär leistet fast keinen Widerstand.

Die vergessenen Frauen der Resistenza

Nach der Bekanntgabe des Waffenstillstandes und der deutschen Besetzung bricht in Italien das Chaos aus. Der König und die Regierung fliehen, ohne der Armee eindeutige Befehle zu erteilen. Rund 650 000 italienische Soldaten werden von den deutschen Truppen nahezu kampflos entwaffnet und als sogenannte „Italienische Militärinternierte“ in das Deutsche Reich deportiert, um sie durch Zwangsarbeit auszubeuten. Rund 186 000 Soldaten schließen sich der neu gegründeten faschistischen Republik an und kämpfen weiterhin für Mussolini. Die Zahl wird noch ansteigen. Mehrere Hunderttausend tauchen unter und verstecken sich, so lange es geht. Andere – ihre Zahl ist anfangs niedrig und wird in der Höchstphase Schätzungen zufolge bis auf rund 250 000 steigen – beginnen, sich aktiv zu wehren. Sie sind jung, manchmal sehr jung: Ihr Durchschnittsalter liegt bei 23 bis 25 Jahren. Man nennt sie Partigiani, Partisanen.

Eine Partisanin der ersten Stunde

Der September 1943 markiert den Anfang der Resistenza, des bewaffneten Widerstandskampfes gegen italienische Faschisten und deutsche Nationalsozialisten. Schon in den zwanzig Jahren davor – Mussolini regierte ja seit dem Jahr 1922 – gab es in Italien Akte der Rebellion gegen die Diktatur, doch sie waren vereinzelt und von Intellektuellen getragen, denn sehr viele Menschen hatten die Faschisierung des Staates unterstützt oder zumindest akzeptiert. Nun ändern sich die Umstände rasch.

Carla Capponi ist eine Partisanin der ersten Stunde. Sie ist 25 Jahre alt, entschlossen, schlau, mutig. Eine Waffe bekommt sie von ihren männlichen Mitstreitern trotzdem nicht, warum auch? Selbst diejenigen, die sich für ein freies und gerechteres Italien einsetzen, sind der Meinung, dass die Rolle der Frauen in der Resistenza lediglich darin bestehe, die männlichen Kämpfer zu unterstützen und zu tarnen, etwa indem sie sich als fiktive Verlobte oder Ehefrauen ausgeben. Der Krieg, auch wenn es sich um einen sehr verzweifelten Verteidigungskampf handelt, bleibt erst mal ein Krieg der Männer. Carla Capponi sieht es anders – und weiß, sich selbst zu helfen. Als sie einmal in einem überfüllten Bus steht, schafft sie es, einem faschistischen Soldaten heimlich die Pistole zu klauen. Ein Fahrgast, der den Diebstahl bemerkt, starrt sie fassungslos an. Ihre Reaktion verursacht bis heute Gänsehaut: „Ich steckte die Hand in die Tasche und drehte mich zu ihm, der direkt neben mir stand. Ich drückte ihm den Revolver an die Seite und schob ihn bis zum Ausgang“, schreibt sie in ihrem autobiografischen Buch „Con cuore di donna“, auf Deutsch „Mit dem Herzen einer Frau“. Wenige Augenblicke später bemerkt auch der Faschist, dass sein Waffengürtel leer ist. Doch inzwischen ist die junge Frau ausgestiegen und in den Gassen Roms verschwunden.

Im September 1943 beginnt in Italien der bewaffnete Widerstand gegen Faschisten und Nationalsozialisten. Auch Kämpferinnen machen mit. Aus der Erinnerungskultur werden sie lange verdrängt.

Von Francesca Polistina

Frauen mit Waffen wie hier 1944 – das galt selbst bei vielen Anhängern des Widerstandes in Italien als Skandal (oben). Carla Capponi (li.) kämpfte im Krieg als Partisanin. Ein italienischer Partisan trifft im Juli 1944, nach der Befreiung seines Orts, seine Familie wieder. FOTOS: AP, MAURITIUS IMAGES/THE PICTURE A, IMAGO STOCK/OPALE.PHOTO

Ihr Deckname lautet: „Elena“

Diese Episode ist eine von vielen. Bis zur Befreiung Roms im Juni 1944 wird Carla Capponi an mehreren militärischen Operationen gegen die Wehrmacht, die SS und die italienischen Faschisten teilnehmen, sie wird auch Vizekommandantin einer Partisanen-Einheit, die außerhalb der Hauptstadt operiert. Ihr Deckname lautet: „Elena“. So wird auch ihre 1945 geborene Tochter heißen.

Nach dem Krieg wird Carla Capponi mit der „Goldmedaille für militärische Tapferkeit“ ausgezeichnet, einfach hat sie es trotzdem nicht. Zum einen ist da noch die tiefe, innere Zerrissenheit, die sie auch in ihrem Buch thematisiert. Denn bewaffneter Widerstand bedeutet naturgemäß auch, zu töten, und das hat sie getan. Doch töten bleibt für sie eine schreckliche, unmenschliche Tat. Zum anderen sind da die Vorwürfe, die von unterschiedlichen politischen Lagern sowie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gegen die Partisanen gerichtet sind. Sie werden beschuldigt, das Massaker in den Ardeatinischen Höhlen verursacht und sich nicht gestellt zu haben – obwohl sie von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nie aufgefordert wurden, sich zu stellen, um das Blutbad abzuwenden. Und schließlich ist da noch eine Erinnerungskultur, die jahrzehntelang Frauen zu passiven Unterstützerinnen stilisiert.

Heute wird die Rolle der Frauen in der Geschichte durch und durch neu bewertet, sei es in der Antike, im Mittelalter oder auch im 20. Jahrhundert. Doch auch wenn sich viele Historiker und Historikerinnen um eine umfangreiche Rekonstruktion der Vergangenheit bemühen, tut man sich im öffentlichen Diskurs immer noch schwer damit, den weiblichen Beitrag in militärischen Kontexten anzuerkennen. So auch in der italienischen Resistenza. Der wahre, einzige Protagonist dieses für das Land so wichtigen Ereignisses sei der bewaffnete und politisch bewusste Mann, so der allgemeine Tenor, die Frau höchstens eine fleißige Helferin. Doch abgesehen davon, dass auch Helferinnen höchsten Gefahren ausgesetzt waren und viele ihr Engagement mit dem Leben und der Verschleppung nach Deutschland bezahlten, erscheint dieses Bild durchaus realitätsfern.

Ohne Frauen wäre kein Widerstand möglich

Laut Schätzungen der Vereinigung der italienischen Partisanen ANPI nahmen an der Resistenza 35 000 kämpfende Partisaninnen teil, das macht einen Anteil von 15 Prozent. Hinzu kamen 20 000 Frauen, die nicht direkt kämpften, aber entscheidende Funktionen innehatten, etwa die Vermittlung von Waffen, Nachrichten und anderen strategischen Materialien sowie das Verstecken von Verwundeten und Verfolgten – denn anders als Männer im wehrfähigen Alter konnten sie sich freier und unauffälliger bewegen.

Außerdem gehörten 70 000 Frauen den „Gruppi di difesa della Donna“ an, auf Deutsch „Frauenverteidigungsgruppen“, einer weiblichen Widerstandsorganisation, die zivilen Widerstand leistete und sich etwa der logistischen Unterstützung, der Untergrundpresse oder der Mobilisierung der Bevölkerung widmete. Ohne die Frauen wäre schlicht kein Widerstand möglich gewesen: Ihr Beitrag war nicht nur wertvoll, sondern unverzichtbar.

Es stimmt zwar, dass die Zahl der weiblichen Kämpferinnen und Helferinnen niedriger war als die der Männer. Doch wie die Historikerinnen Anna Bravo und Annamaria Bruzzone schon vor langer Zeit betonten, waren streng genommen die Frauen die einzigen, die freiwillig an der Resistenza teilnahmen. Denn während die jungen Männer ab 1943 entweder gezwungen wurden, für die faschistische Armee zu kämpfen, oder in die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lager und nicht selten auch Konzentrationslager deportiert wurden, bestand für die Frauen keine Wehrpflicht. Die Entscheidung, sich der Befreiungsbewegung anzuschließen, war für sie nicht durch einen Einberufungsbescheid erzwungen, sondern sie war ein rein freiwilliger, bewusster Akt.

Die Historikerin Michela Ponzani schreibt in ihrem Essay „Guerra alle Donne“, auf Deutsch „Krieg den Frauen“, dass es unmöglich ist, die Motivationen, die dieser Entscheidung zugrunde lagen, zu verallgemeinern. Manche Frauen handelten aus überzeugtem Antifaschismus, andere aus Ablehnung gegen die ausländische Besatzungsmacht oder um ihrem Schicksal als „Kriegsbeute“ zu entkommen. Andere wiederum sehnten sich nach Abenteuer, Anerkennung oder vielleicht beidem. Denn eine Waffe und eine Hose zu tragen, bedeutete auch eine Form der Rebellion gegen das faschistische Frauenbild der zahmen, fürsorglichen und passiven Hausfrau und Mutter. Eine Form der Rebellion, die allerdings nicht immer honoriert wurde.

Alba“ von der Partisanenrepublik Alba, einem befreiten Gebiet in Norditalien, das vom 10. Oktober bis zum 2. November 1944 wirklich existierte. In einer Szene des Buches beschreibt er, wie die Widerstandskämpfer feierlich und wild durch die Kleinstadt streifen. Mit dabei sind auch die Partisaninnen in männlicher Kleidung – überraschenderweise. Denn viele Kommandanten hatten ihnen befohlen, in den Hügeln und Bergen versteckt zu bleiben.

Die traditionellen Geschlechterrollen bleiben

Denn auch in den eigenen Reihen stoßen die Frauen auf Misstrauen und Vorurteile. Der Historiker Santo Peli schreibt in seiner „Geschichte der Resistenza“, dass der Krieg gegen Fasch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zwar auch eine politisch-soziale Erneuerung verfolgte, aber gleichzeitig es nicht schaffte, „sich den traditionellen Geschlechterrollen zu entziehen“. Die weiblichen Partisaninnen mussten nicht nur gegen Faschisten und Nationalsozialisten kämpfen, sondern auch gegen den Argwohn und die Skepsis, mit denen sie von ihren Mitstreitern (und oft von ihrer Familie selbst) empfangen wurden.

Dieser Argwohn bestand vor allem in der Anfangszeit der Resistenza, hielt sich aber lange. Der berühmte Schriftsteller und Partisan Beppe Fenoglio erzählt in seinem Erzählband „Die 23 Tage der Stadt

Dabei sorgten sich die triumphierenden Männer weniger um das Wohl ihrer Mitstreiterinnen als um den eigenen Ruf. Man wollte sich als tapfere Brigade präsentieren, und was hatten Frauen, die man offenbar für das Sinnbild der Oberflächlichkeit schlechthin hielt, damit zu tun? Womöglich hätte die weibliche Präsenz nur der Sache geschadet, so die damals verbreitete Meinung. „Oh, armes Italien!“, seufzen einige Passanten in Fenoglios Buch, als die Kämpferinnen sich neben ihren männlichen Kollegen zeigten. Diese Szene ist keine literarische Fiktion: Auch unmittelbar nach der Befreiung Italiens im April 1945 wurden viele Partisaninnen aufgrund der starken Vorurteile dazu gezwungen, unsichtbar zu bleiben oder einen Schritt zurück zu machen.

Das Bild der bewaffneten Frau blieb ein Skandal

Das Bild der bewaffneten Frau, die sich unkonventionell anzieht und mit den Männern im Verborgenen lebt, war in der Tat ein Affront gegen die damalige Moral, ja sogar ein Skandal. Die meisten Männer – und bestimmt auch viele Frauen – waren sich deshalb einig: Nach dem Krieg hätte alles wieder zur „Normalität“ zurückkehren sollen.

So kommt es, dass sich in dieser hoffnungsvollen Übergangsphase von einer Diktatur zu einer Demokratie zwar eine neue politische Ordnung durchsetzt, aber kein tiefgreifender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Ja, Frauen dürfen 1946 zum ersten Mal ihre Stimme abgeben, und die Verfassung legt 1948 fest, dass Frauen und Männer die gleichen Rechte haben. Doch wie Santo Peli schreibt, es bleiben erst mal die „kulturellen Archetypen“ bestehen, die „weder der Partisanenkrieg noch das republikanische und demokratische Italien in den folgenden Jahrzehnten ins Wanken gebracht hätten“.

Erst viele Jahre später wird der Beitrag der Frauen zumindest in Historikerkreisen umfassend rehabilitiert. Erst viele Jahre später werden Frauen beginnen, öffentlich von ihrer Erfahrung in der Resistenza zu erzählen. So auch Carla Capponi. Sie gehörte immerhin zu den nur 19 Frauen, die nach dem Krieg mit der Goldmedaille ausgezeichnet wurden, ihr Name ist allgemein bekannt, auch weil sie nach dem Krieg für die PCI,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Italiens, ins Parlament einzog. Die Geschichte von Abertausenden ist hingegen verloren gegangen.

ANDRÁS SCHIFF ÜBER

Haltung

Interview von Verena Mayer und Alex Rühle

SZ: Herr Schiff, Sie haben 16 Jahre lang Ihre Heimat Ungarn aus politischen Gründen boykottiert. Nun werden Sie dort erstmals wieder auftreten. Wie kam es dazu?

András Schiff: Als Viktor Orbán 2010 gewählt wurde, war es für mich eine Gewissensfrage, nicht stillzubleiben. Ich habe beschlossen, weder privat noch für Konzerte nach Ungarn zu fahren, solange diese Regierung herrscht. Ich hätte nie gedacht, dass ich ein Danach noch erlebe. Nach dem Erdrutschsieg der Opposition bin ich sofort vier Tage nach Ungarn gefahren.

Wie war es, wieder zurückzukehren? Ich sah nur lachende Gesichter. Das kannte ich nicht, alles war so hoffnungslos gewesen, wie eingemauert. Orbán hatte ja die Verfassung neu geschrieben und das Wahlsystem verändert, und es war für eine Oppositionspartei eigentlich unmöglich zu gewinnen. Ich denke, dieser Sieg gibt auch anderen Ländern dieser Welt Hoffnung.

Wissen Sie schon, was Sie bei Ihren Konzerten in Budapest spielen werden?

Ich werde wie bei den meisten meiner Soloabende spontan entscheiden und mit dem Publikum darüber in gewisser Weise in Dialog treten. Das erzeugt eine bessere Atmosphäre als das sehr konservative, steife Ritual eines Programm-Konzerts. Ich spiele, was ich liebe, und das ist vor allem Bach und Mozart. Aber etwas Ungarisches werde ich schon auch spielen, vielleicht Béla Bartók.

Stimmt es, dass Sie das letzte Mal zur Beerdigung Ihrer Mutter in Ungarn waren?

Ja. Meine Mutter starb am 10. Oktober 2010. Sie war eine wunderbare, positive Person und trotz allem, was sie und ihre jüdische Familie erlebt haben, frei von Ressentiment und fast patriotisch. Aber als Orbán kam, ging auch ihr ein Licht auf. Sie sagte: Dieses Klima ist unerträglich, und wenn ich jünger wäre, würde ich weggehen.

”

Es irritiert mich sehr, dass viele Leute heute alles glauben, statt zu fragen: Stimmt das wirklich?“

Sie und der Dirigent Iván Fischer haben die Orbán-Regierung scharf kritisiert. Hätten Sie sich mehr Solidarität gewünscht?

Iván war sehr kritisch, er konnte aber nicht so frei reden wie ich, da er ja noch in Ungarn war und sein Orchester von ihm abhing. Aber ich habe auch nicht viel gemacht, das war kein Heldentum.

Wie politisch muss ein Künstler sein? Sehr politisch meiner Meinung nach. Man kann diese beiden Sphären nicht trennen, und ich verstehe die Menschen nicht, die glauben, das trennen zu können.

Sie haben den Wahlsieger Péter Magyar einmal als „Dark Horse“ bezeichnet, weil er schwer einzuschätzen sei. Überwiegt inzwischen die Hoffnung auf einen Neubeginn?

Ich bin euphorisch, aber auch ein wenig vorsichtig. Wir wissen ja, woher er kommt, nämlich aus dem inneren Kreis von Orbáns Fidesz-Partei, seine Ex-Frau war Orbáns Justizministerin. Aber ich sehe, dass er sehr gute Fachleute in Schlüsselpositionen geholt hat, und auch der neue Staatspräsident ist eine exzellente Wahl. Ich hoffe nur, dass Magyar nicht ähnliche Fehler macht wie sein Vorgänger. Macht ist ein gefährliches Ding.

Sie leben seit 1979 nicht mehr in Ungarn. Wie gelang es Ihnen damals, das kommunistische Land zu verlassen? Ich war Dissident und wollte weg. Als ich einmal auf Konzertreise nach London fahren durfte, schrieb ich den Behörden, dass ich nicht mehr zurückkomme. Später habe ich in Österreich gespielt mit dem Rundfunkorchester, da kamen die Genossen mit meiner Mutter nach Graz und sagten zu ihr: Sie müssen ihren Sohn überreden zurückzukommen, es wird ihm nichts passieren. Das tat sie auch, aber ich war auf so etwas vorbereitet, und sie musste mit leeren Händen zurückfahren.

Salzburg während der Festspiele, es ist brütend heiß. András Schiff kommt anspaziert, mit schwebendem Gang. Der 72-jährige Pianist spricht in seinem astreinen Deutsch über Humor als Überlebenshilfe, die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von Künstlern – und warum er nun zum ersten Mal seit 16 Jahren wieder in seiner Heimat Ungarn auftritt.

Sie kommen aus einer jüdischen Familie. Wie überlebte sie den Holocaust?

FOTO: NADJA SJÖSTRÖM

Das war ein Wunder. Das meiste weiß ich allerdings nicht von meiner Mutter, sie hat wenig gesprochen, das war ihre Art, das zu verarbeiten. Aber ihre Mutter, meine Oma, hat viel erzählt. Sie hatte einen Laden in Debrecen, war sehr gut integriert, hatte viele Freunde. 1944, als die Nazis in Ungarn einmarschierten, stand dann die liebe Nachbarschaft auf der Straße und hat so gemacht (zeigt eine Geste des Halsabschneidens). Die Nazis begannen auf dem Land sofort mit den Deportationen, auch die Familie meiner Mutter kam auf einen Transport nach Auschwitz. Meine Cousine erzählte mir, dass sie zwei Tage und zwei Nächte unter fürchterlichsten Bedingungen unterwegs waren, als der Zug plötzlich stehen blieb und dann in die Gegenrichtung fuhr. Nach mehreren Tagen kamen sie in der Nähe von Wien an. Dort war eine Waffen- oder Metallfabrik, in der die Männer arbeiten mussten, die Frauen kamen in eine Landwirtschaft. Ich dachte früher, sie hätten überlebt, weil die Alliierten die Bahnlinie bombardiert hatten, aber das stimmt nicht, wie man heute weiß. Es gab wohl einen Befehl aus Österreich, dass dringend Arbeitskräfte gebraucht wurden, daher haben sie diesen Zug zurückgeschickt. Die Zwangsarbeit war schrecklich, aber aus der Familie meiner Mutter haben alle überlebt.

Wurde Ihnen Ihre kämpferische Haltung auch von Ihrer Familie vermittelt? Nein. Mein Vater ist früh gestorben, meine Mutter war eher apolitisch. Ich habe einfach irgendwann gemerkt, dass Kunst und Musik nicht trennbar sind vom großen Ganzen. Da habe ich angefangen, mit offenen Augen und offenem Herzen zu leben. Zwei Dinge waren wichtig, um den Kommunismus zu überstehen. Erstens: Humor. Gute politische Witze machen es einem leichter, absurde Situationen zu überleben. Und zweitens: allen Nachrichten mit Skepsis zu begegnen. Es irritiert mich sehr, dass viele Leute heute alles glauben, statt zu fragen: Stimmt das wirklich? Welche Gruppen und Interessen stecken hinter dieser Nachricht?

Erinnern Sie sich noch an einen guten politischen Witz?

Mir fällt nur ein aktueller ein. Als Picasso in den Himmel kommt, fragt Petrus: „Wer bist du?“ – „Pablo Picasso.“ – „Kann jeder sagen, beweis es.“ Picasso zeichnet eine wunderschöne Friedenstaube. – „Gut, du kannst reinkommen.“ Als Nächster kommt Albert Einstein. „Kann ja jeder sagen, beweis es.“ Einstein schreibt ein paar Formeln, Petrus lässt ihn ein. Dann kommt Donald Trump. „Kann jeder sagen. Du musst das beweisen.“ Trump empört

Zur Person

András Schiff, geboren 1953 in Budapest, wurde von den Komponisten und Pianisten Pál Kadosa und György Kurtág ausgebildet und gilt seit mehr als 50 Jahren als einer der wichtigsten Interpreten der Werke von Bach, Mozart, Schubert, Schumann... Als er nach Viktor Orbáns Abwahl im Mai ankündigte, seinen Ungarn-Boykott zu beenden (er ist dort seit 2010 nicht mehr aufgetreten), waren die beiden Budapester Konzerte am 3. und 4. September innerhalb weniger Minuten ausverkauft.

sich: „Ich bin der größte Präsident aller Zeiten.“ „Ja, aber eben waren Picasso und Einstein hier, und sogar die mussten mir beweisen, dass sie es wirklich waren.“ Darauf Trump: „Wer ist Picasso? Wer ist Einstein?“ – „Gut, ich glaube dir, du kannst reinkommen.“

Würden Sie in den USA auftreten? Absolut nicht, solange diese Regierung an der Macht ist. Trump ist eine moral insanity. Was dort passiert, ist viel schlimmer als alles, was Orbán in Ungarn angerichtet hat. Ich hätte mir von den USA mehr erwartet. Ein Russe oder Chinese kann nicht wählen, aber ein US-Bürger hat diese Möglichkeit. Und dann wählen sie dieses Monster zum zweiten Mal, wissend, was kommt, und ignorieren all die Schrecklichkeiten. Das Volk stellt sich gerne als unschuldig dar, aber das Volk ist nicht unschuldig.

Klassische Musiker galten als Opportunisten, man nehme Herbert von Karajan oder Wilhelm Furtwängler, die sich den Nazis anbiederten. Warum ist das so? Furtwängler muss ich verteidigen, der ist ein ganz anderes Kaliber als Karajan. Karajan kann Furtwängler nicht mal die Schuhe putzen. Von Furtwängler gibt es dieses Bild, wie er Goebbels die Hand gibt, das kann man nicht vergessen. Aber er war kein überzeugter Nazi, ganz im Gegensatz zu Karl Böhm. Der war einer der Schlimmsten, und kaum war der Krieg vorbei, dirigierte er wieder munter überall. Es gibt aber in der Musik auch positive

Beispiele von Zivilcourage. Beethoven zum Beispiel hat seine „Eroica“ erst Napoleon gewidmet und diese Widmung später, als er von ihm bitter enttäuscht war, durchgestrichen. Béla Bartók hätte Ungarn nicht verlassen müssen, er war kein Jude oder Kommunist, aber er konnte es nicht mit seinem Gewissen vereinbaren, emigrierte in die USA und ging dort zugrunde.

Sie selbst haben bereits Anfang der Nullerjahre Auftritte in Österreich abgesagt, als die rechte FPÖ unter Jörg Haider an die Macht kam. Welche Folgen hatte das für Sie?

Ich mache so etwas nicht, weil ich eine Veränderung erwarte, dazu bin ich viel zu unwichtig. Ich mache das für mein Gewissen. In Österreich hatte ich bis dahin eine sehr interessante Zusammenarbeit mit den Wiener Philharmonikern, aber danach habe ich nie mehr mit ihnen gespielt. Ich denke, das liegt an den Absagen von damals.

Ein Thema, das die Kulturwelt derzeit entzweit, ist die Haltung zu Israel. Wie nehmen Sie das wahr?

Wissen Sie, ich bin ein Jude. Ich bin nicht religiös, aber sehr stolz darauf. Deshalb ist mir Israel eine Herzenssache. Es ist ein Land, das existieren soll. Aber es ist natürlich auch keine Frage, dass die Palästinenser einen Staat brauchen. Ich bin auch nicht naiv, und ich bin sehr kritisch. Netanjahu kann ich nicht ausstehen, die rechtsextreme religiöse Regierung ist das

Hauptproblem. Aber diese Gruppen, die israelische Wissenschaftler oder Künstler boykottieren oder ihre Konzerte auspfeifen, die bellen den falschen Baum an. Da ist so viel Hass und Ignoranz. Ich spielte im November mit dem Israe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Paris, das war eine Katastrophe, wir wurden immer unterbrochen, ich musste das 5. Beethoven-Konzert viermal neu anfangen. Dabei ist die Botschaft von einem Konzert doch nicht Hass und Zerstörung, sondern eine Brücke zu bauen.

Sie leben in Italien, England, der Schweiz und kommen auch sonst viel herum. Wie nehmen Sie Deutschland wahr?

Deutschland ist so ein fantastisches Land. Aber es kann schnell bergab gehen, das sieht man ja an der Deutschen Bahn, die noch vor gar nicht so langer Zeit exemplarisch zuverlässig war. Ich hoffe, dass sich das Land wieder zusammenreißt. Die schlechte Laune momentan, beeindruckend.

Na, dann lassen Sie uns lieber noch über Ihre Kunst sprechen. Wie kamen Sie überhaupt zum Klavier?

Meine Mutter studierte bis zu ihrer Deportation sehr ernsthaft Klavier an der Franz-Liszt-Akademie. Als sie zurückkam nach dem Krieg, fehlte ihr die seelische Kraft, das fortzuführen. Aber das Instrument war im Haus und hat mich von Anfang an fasziniert. Ich war Gott sei Dank kein Wunderkind, aber habe immer versucht, mit einem Finger die Melodien zu finden, die aus dem Radio kamen, und da hat meine Mutter gemerkt, dass ich einigermaßen begabt bin.

Stimmt es, dass Sie alle Kompositionen von Bach und Mozart parat haben?

Ja, ich habe ein gutes Gedächtnis, was reine Glückssache ist. Ich habe dafür nichts getan. Aber ich pflege es sehr gewissenhaft, indem ich die Stücke wieder und wieder studiere. Ich nehme eine Partitur und fange wieder an, als ob es zum ersten Mal wäre. Und entdecke jeden Tag Ne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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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fugen sind wie romanische Kirchen oder manche auch so monumental wie der Kölner Dom.“

Beginnen Sie immer noch jeden Tag mit Bach?

Ja. Immer. Eine Stunde, dann ein leichtes Frühstück, und dann weiterspielen, etwa drei Stunden. Das muss genug sein. Viele Leute üben zu viel und nicht gut. Wie Holz hacken, das bringt gar nichts. Man muss auch sehr viel lesen über Musik und über alles andere. Ins Museum gehen, ins Kino, ins Theater. Wandern und Spaziergänge, gut essen und trinken, Zeit mit Freunden und interessanten Menschen verbringen. Sie haben mal gesagt, dass Sie beim Spielen gar nicht die Noten vor sich sehen, sondern architektonische Räume. Können Sie das erklären?

Mein Gedächtnis funktioniert nicht visuell, sondern auditiv, über Klänge. Ich erinnere mich auch gut an Texte, Gedichte und Sprache. Und ich verbinde die Musik assoziativ entweder mit Texten oder mit Landschaften und architektonischen Formen.

Haben Sie ein Beispiel?

Bachfugen sind wie romanische Kirchen oder manche auch so monumental wie der Kölner Dom. Ich sehe dann beim Spielen das Mittelschiff, die Seitenschiffe, die Säulen, das ist das Fundament. Dann kommen dekorative Elemente dazu, die diese Säulen verbinden, aber in der Hierarchie weniger wichtig sind. Man muss wissen: Was ist das Fundament und was sind die kleinen Details? Viele Leute verlieren sich in den Details und sehen das große Ganze nicht.

Und was sehen Sie bei Beethoven? Oh, Beethoven kann man am schwersten kategorisieren, weil er sehr dramatisch sein kann, sehr zärtlich, aber auch sehr witzig.

Wo kann man den humoristischen Beethoven erkennen?

Nehmen Sie sein letztes Streichquartett, da steht über dem letzten Satz: Muss es sein? Und viele denken, aha, hochphilosophische Frage, Immanuel Kant. In Wahrheit hatte ein Musikverleger bei ihm um Noten angefragt, Beethoven wollte dafür eine Leihgebühr, der Verleger fragte seufzend: Muss das sein? Was Beethoven so amüsierte, dass er das Intro mit besagter Frage überschrieb und dann musikalisch mit dem Kanon „Es muss sein!“ antwortete – ja, für gute Kunst muss man zahlen. Sie sind seit mehr als 50 Jahren Pianist und wohl in jedem berühmten Konzertsaal dieser Welt aufgetreten. Haben Sie manchmal noch Lampenfieber?

Vor dem Konzert in Budapest habe ich schon Angst, weil es so ein großer Moment ist, nach 16 Jahren. Die Karten waren anscheinend innerhalb von 30 Minuten ausverkauft, da will ich die Leute nicht enttäuschen. Und ich weiß nicht, ob ich mich auf Zwischenfälle gefasst machen muss, immerhin hat man mir 2010 gedroht, dass man mir die Hände abhackt, auch wenn ich das nicht wörtlich nehme.

Aber das ist ja eher politisches Lampen-fieber. Wie ist es bei einem normalen Konzert?

Da ist es nur ein kleines Lampenfieber, ein Lämpchen, am Anfang. Ich brauche ein paar Minuten, um reinzukommen. Und wenn Sie dann drin sind? Dann ist Ruhe. Wie im Kölner Dom.

Liebe & Leben

DIE ERZIEHUNGS-BERECHTIGTEN

Auszeit In New York konnten Eltern ihre Kinder kürzlich für vier Stunden in die Obhut der Stadt geben – um sich mal kurz sich selbst zu widmen.

In New York müsste man leben. Nicht wegen der Restaurants, der Museen oder unzeitgemäßer „Sex and the City“-Illusionen, in denen man viel Alkohol trinkt und wenig Verantwortung trägt. Sondern wegen der anscheinend erstklassigen Einstellung von Bürgermeister Zohran Mamdani in Sachen Kinderbetreuung.

Mitte August war nämlich „Parents’ Night Out“, 265 Familien brachten ihre sechs- bis 13-jährigen Kinder der New York Times zufolge für vier Stunden in die Obhut der Stadt, wo sie betreut wurden. Die Eltern hatten frei.

Vier Stunden, das sind natürlich Lichtjahre. Was man da alles machen kann! Ein Festmahl kochen, arbeiten, in eine Partei eintreten, mal wieder putzen und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hören. Ja doch, sich ausnahmsweise so verhalten, als sei man gar nicht erziehungsberechtigt. Zwar war ich gerade wie mein Co-Kolumnist eine Woche alleine zu Hause, weil meine Tochter während der Kita-Sommerpause bei ihren Großeltern war, und doch kann ich der Idee einer regelmäßigen „Parents’ Night Out“ einiges abgewinnen (in New York war das eine einmalige Aktion).

Mal eine ausgeschlafene, geduschte Person sein – nicht dieses Alltagsmonster

Denn ich kenne viele Eltern, die glücklichere Eltern und auch glücklichere Partner und Individuen wären, wenn ihnen einmal im Monat jemand die Kinder abnähme – und das quasi die normalste Sache der Welt wäre. Glücklicher nicht, weil sie ihre Kinder nicht liebten – das muss man einer ungeschriebenen Regel zufolge immer dazusagen, wenn es darum geht, wie phänomenal kinderfreie Zeit ist –, sondern weil man sich selbst wieder als den Menschen erleben kann, der man früher einmal war. Eine ausgeschlafene und geduschte, sich um die eigenen Bedürfnisse kümmernde Person, die pünktlich zur Arbeit kommt und sogar Zeit für Freunde hat. Und nicht dieses Alltagsmonster, in das zumindest ich mich drei Mal pro Woche verwandele.

Natürlich kann man eine Oma oder einen Opa mobilisieren, wenn sie nicht sehr weit entfernt wohnen und ihre Rolle ernst nehmen. Oder sich einen Babysitter nehmen, was in meinen Breitengraden 20 Euro die Stunde kostet. Allerdings habe ich den Eindruck, dass Babysitter schon mal gefragter waren als heute. Als ich ein Kind war, waren sie allgegenwärtig, ich erinnere mich noch gut an eine Frau namens Bärbel, mit der ich im Park Müll auflas und Unterschriften gegen Walfang sammelte. Statt Teppich hatte sie Sand auf dem Boden ihrer Wohnung, und ich liebte es, bei ihr zu sein.

Heute bleiben nicht wenige Eltern dann eher doch zu Hause, zumindest in meinem Umfeld, wo fast immer beide arbeiten und man beim ersten Kind nicht mehr 27 ist, sondern Mitte 30. Weil man müde ist oder ein schlechtes Gewissen hätte, sich auch noch am Wochenende zu absentieren, weil die Kinder eh schon montags bis freitags in die Kita gehen.

Was mir an der New Yorker Idee am besten gefällt? Dass damit darauf auf- merksam gemacht wird, wie wenig freie Zeit Eltern eigentlich haben. Und dass es total okay ist, sich ein paar freie Stunden zu nehmen, ohne sich latent schuldig zu fühlen.

Friederike Zoe Grasshoff

Interview von Raphael Geiger

SZ: Frau Sönmez, Sie haben vier Jahrzehnte lang ein Kopftuch getragen, vor einem Jahr, mit 64, haben Sie es abgelegt. Wie war Ihr Leben seither?

Berrin Sönmez: Einen großen Unterschied spüre ich gar nicht. Natürlich musste ich mich an die neue Situation gewöhnen. Als ich zum ersten Mal nach draußen ging, war es ungewohnt. Der Wind hat mir durch die Haare geweht, ich habe ihn an meinen Ohren gespürt. Haben Sie bemerkt, dass Menschen nun anders auf Sie reagierten?

Es passierte praktisch nichts. Ich wohne in einem Haus mit 64 Wohnungen, und niemand hat mich anders angesehen. Eine Frau, die Kopftuch trug, sah sich alte Fotos von mir auf Instagram an. Sie sagte: Wie schön du damals aussahst! Ich sagte: Das war vor sieben Jahren. Sie meinte es aber gar nicht auf das Tuch bezogen, sondern einfach auf mein damaliges Aussehen.

In dieser Kolumne schreiben Friederike Zoe Grasshoff und Patrick Bauer im Wechsel über ihren Alltag als Eltern.

Das hat Sie überrascht?

Ja, ich dachte: Wenn mich meine Verwandten und Freunde ohne Kopftuch sehen, werden sie bestimmt etwas sagen. Offenbar hat unsere Gesellschaft den Streit ums Kopftuch weitgehend überwunden.

Vielleicht ist es so, dann wäre ihre Geschichte ein Beweis, dass sich die Türkei verändert hat. Dass das Land im Umgang mit dem Tuch und dem Islam heute vielleicht weiter ist als andere Länder in Europa. Reifer, entspannter. Ist es so? Berrin Sönmez erzählt zwar davon, dass es am Ende leicht war, das Ablegen des Kopftuchs. Aber sie erzählt auch von dem alten Konflikt: Wie sehr soll die Religion das Leben bestimmen? Sönmez stand in dem Konflikt oft verloren da, sie gehörte nirgendwo so ganz hin. Eine Feministin und gläubige Muslimin. Eine Religiöse, die für LGBTQ-Rechte kämpft.

Sie war ohne Kopftuch aufgewachsen, fing an, es zu tragen, als es an den Universitäten verboten war, in den Achtzigern. Sie trug es bis zum Sommer 2025. Im Sommer 2026 kommt sie nachmittags in den ersten Stock des Cafés der türkischen Politologenkammer in Ankara, ihrer Heimatstadt. Sönmez hat den Ort vorgeschlagen. An den Wänden hängen alte Fotos von linken Studenten, manche von ihnen wurden nach dem Militärputsch von 1980 hingerichtet. Helden in Schwarz-Weiß. Der Raum ist leer. Sie setzt sich an den langen Tisch in der Mitte und bestellt ein Wasser. Und erzählt.

Zum ersten Mal habe ich mich 1982 verhüllt. Ich war 21 Jahre alt, studierte und arbeitete dazu in einer Behörde. Nach dem Militärputsch wurde das Kopftuch in der Türkei zunehmend politisiert. In meiner Familie trug meine Mutter Kopftuch, auch meine Tante. Unter meinen Cousinen war ich dann aber die einzige, die anfing, es zu tragen.

Wie hat Ihre Familie reagiert?

Ich besorgte mir selbst ein Tuch und entsprechende Kleidung. Weitere, längere. Als meine Schwester davon erfuhr, war sie wütend. Ich weiß noch, wie mein Vater zu mir sagte: „Meine Tochter, du wirst deswegen viel Ärger bekommen.“ Nur meine Mutter war glücklich.

Es war allein Ihre Entscheidung, aus Protest gegen die Militärdiktatur, gegen das Kopftuchverbot in öffentlichen Einrichtungen?

Ja. Vielleicht ist das einfach meine Art, ich möchte nicht, dass andere Entscheidungen für mich treffen. Waren Sie religiös?

Ich habe mich als junge Frau viel mit Religion beschäftigt, ja. Ich las Werke, die das islamische Denken geprägt haben. Begann, den Koran selbst zu lesen, verglich Übersetzungen und Kommentare. Ich habe mich aber nie mit traditionellen religiösen Gruppen identifiziert, mein Glaube ist nicht von starren Regeln geprägt. Ich glaube, dass wir religiöse Texte im Licht ihrer Entstehungszeit verstehen müssen.

Wie geht es Ihnen heute mit dem Islam? Ich bin nicht plötzlich weniger gläubig geworden. Ich möchte nur kritisch auf die Religion schauen, es gibt so viele Auslegungen des Koran, ich lese sie heute nicht anders als früher mit Kopftuch. Für mich gibt es einen Unterschied: Gute Menschen benutzen Gott, um Gutes auf der Erde durchzusetzen. Schlechte Menschen benutzen Gott, um ihre Herrschaft zu legitimieren. Ich wusste immer: Wenn das Tuch nicht mehr verboten ist, sondern eines Tages politisch gefördert oder sogar durchgesetzt wird, dann lege ich es ab. Warum?

Eine Reaktion auf den politischen Druck. Es ist gefährlich, wenn politische Autorität und religiöse Autorität miteinander verschmelzen.

Ein paar Sätze zu ihr, zu Berrin Sönmez, die jetzt ins Reden kommt und zweieinhalb Stunden nicht aufhören wird. Was sie in ihrem Leben war: Historikerin, Beamtin, Autorin. Vor der Erdoğan-Zeit wurde sie aus dem Staatsdienst entlassen, ihres Kopftuchs wegen. Sie fing an zu schreiben, wurde eine Stimme für die Rechte von Frauen, leitete eine Organisation, die in Moscheen ging, um dort mit Frauen über ihre Rechte zu reden, über sexuelle Ge-

„Die Gesellschaft ist weiter als die Politik“

Die türkische Frauenrechtlerin Berrin Sönmez trug jahrzehntelang Kopftuch. Für sie war es Teil ihrer Identität. Vor einem Jahr hat sie es abgelegt – als Zeichen des Protests. Ein Treffen in Ankara.

Berrin Sönmez im Café der türkischen Politologenkammer in Ankara.
FOTO: RAPHAEL GEIGER

sundheit. Sie kämpfte dafür, dass bei Femiziden auch jene Männer bestraft werden, die minderjährige Täter zum Mord anstiften. Immer wieder kritisierte sie Recep Tayyip Erdoğans Regierung. Irgendwann, erzählt sie, sei der staatliche Druck so groß geworden, dass ihre Organisation schließen musste. Gleichzeitig wurde sie selbst von Frauen kritisiert, die sagten, dass das nicht zusammengehe: Feministin sein und Kopftuch tragen.

Was haben die zu Ihnen gesagt?

Manche wollten nicht akzeptieren, dass religiöse Frauen überhaupt Frauenrechte vertreten. Manchmal hieß es: „Mit denen, die Kopftuch tragen, setzen wir uns nicht an einen Tisch.“ Mit der Zeit legte sich das, aber für manche Frauen ist die Erfahrung der Neunzigerjahre ein echtes Trauma.

Berrin Sönmez 2024. FOTO: PRIVAT

Also die Diskriminierung von Frauen damals, die sich verhüllten.

Es kann jederzeit wieder hochkommen. Für viele türkische Frauen ist das Kopf- tuch ein Teil ihrer Identität, sie können sich ein Leben ohne nicht vorstellen. War das bei Ihnen auch so?

Nein, eigentlich nie. Bei Veranstaltungen habe ich mit Männern und Frauen zusammengearbeitet. Manche waren überrascht, wie ich auftrat. Sie sagten: Du bist dir gar nicht bewusst, dass du ein Kopftuch trägt. Ich habe immer gedacht: Was einen Menschen ausmacht, ist doch nicht das, was er auf dem Kopf trägt. Sie waren eine Grenzgängerin zwischen den Milieus der Türkei.

Und ich habe oft erlebt, wie schwer das ist. Nach einer Veranstaltung sagt jemand:

Gehen wir noch in eine Bar. Und sofort kommt bei religiösen Frauen die Frage auf: Können wir dorthin? Allah sieht uns doch. Ich hatte damit nie ein Problem, habe eben etwas ohne Alkohol getrunken. Aber solche Kleinigkeiten können das Leben von Frauen zur Hölle machen. Wie das?

Ich habe gesehen, wie der Druck auf Frauen gestiegen is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nahm die Gewalt gegen Frauen zu, parallel zu mehr religiösem Druck auf sie. Eine Frau mit Kopftuch soll bestimmte Kleidung tragen, der Rock oder das Oberteil dürfen nicht zu kurz sein. Sitzt sie mit Freunden zusammen, die Alkohol trinken, macht die Gesellschaft schnell ein Problem daraus.

Wie entsteht dieser Druck? Er kommt von der Diyanet.

Von der türkischen Religionsbehörde. Sie hat Begriffe wie Scham und Anstand auf die Sexualität von Frauen reduziert. Konzepte, die für Männer und Frauen gleichermaßen gelten müssten. Scham bedeutet ursprünglich, dass ein Mensch sich dafür schämt, wenn er etwas Falsches tut. Die Diyanet hat diese Begriffe immer stärker aufs Verhalten von Frauen bezogen, auf deren Aussehen und deren Kleidung.

Reist man heute durch die Türkei, sieht man überall gemischte Gruppen: junge Frauen und Männer, manche Frauen verhüllt, andere nicht, ganz entspannt im Umgang miteinander.

Das stimmt, und es ist eine Reaktion auf den Druck: Die Regierung will ja fast alles mit Religion erklären und rechtfertigen. Aber die jüngere Generation hat das Trauma ihrer Eltern, deren gesellschaftlichen Kämpfe, nicht übernommen. So verlieren die alten Konfliktlinien an Bedeutung.

Sie meinen, dass Erdoğan die Religion instrumentalisieren will, aber er damit das Gegenteil erreicht?

Die Regierung will eine Polarisierung erhalten, die im Alltag längst nicht mehr so wichtig ist. Es geht um Autorität. Darum, die religiöse Autorität zu behalten und Menschen über die Religion zu kontrollieren.

Das war über Jahre hinweg die Erzählung ausländischer Medien über die Türkei: die eines zutiefst gespaltenen Landes.

Ja, lange haben die Kinder säkularer Familien in religiösen Menschen die „Anderen“ gesehen. Heute akzeptieren die meisten die Realität der türkischen Gesellschaft – dass es hier nun mal Religiöse gibt. Die wiederum erleben an den Unis und im Alltag, dass das Leben nur aus Religion besteht. Sie entdecken, dass man den Glauben auch privat leben kann.

”

Mein Mann hat es drei Tage lang nicht einmal bemerkt.“

Berrin Sönmez

Erdoğan regiert seit 2003. Wieso haben Sie selbst sich bis vor einem Jahr verhüllt, wenn Sie die Politik schon so lange gestört hat?

Es hatte damit zu tun, was die Imame letztes Jahr in ihrer Freitagspredigt sagten.

Sie erklärt das jetzt: In allen türkischen Moscheen lesen die Imame am Freitag dieselben Texte vor, verfasst von der Religionsbehörde in Ankara. Im Sommer 2025 verlasen die Imame in den mehr als 100 000 türkischen Moscheen diesen Satz: „Das Erscheinen in unangemessener Kleidung in der Öffentlichkeit oder an offiziellen Orten ist eine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Anstandsregeln.“ Für Berrin Sönmez klang das nach einem Zwang, sich zu verhüllen, wenn man künftig eine Behörde betrat, eine Schule, eine Universität. Unwahrscheinlich, dass es in der Türkei je so kommen wird. Aber als sie den Satz hörte, sagt Berrin Sönmez, da habe sich etwas in ihr geregt.

Und es gab noch mehr solche Sätze. Zum Beispiel: Wenn ihr eure Frauen und Töchter nicht kontrolliert, seid ihr vor Gott dafür verantwortlich, wie sie sich verhalten. Sie müssen wissen, dass 98 Prozent der Besucher beim Freitagsgebet Männer sind.

Denen die Religionsbehörde mit solchen Predigten eine Genehmigung zur Frauenfeindlichkeit ausstellt? Ich sehe es so: Die Diyanet stellt Dinge als vorgeschrieben dar, die im Koran nicht in dieser Form stehen. Der Koran sagt an einer Stelle den Männern, sie sollen ihren

Blick senken. Viele Regeln werden so ausgelegt, als ginge es nur darum, wie sich die Frauen verhalten. Darüber schrieb ich im vergangenen Sommer einen Artikel für ein türkisches Medium, und als ich fertig war, wusste ich, dass ich das Kopftuch am nächsten Tag nicht mehr tragen würde. Das haben Sie so allein für sich entschieden, wie damals, mit 21, dass Sie es tragen wollten.

Mit niemandem habe ich es vorher besprochen. Hätte ich es verhüllten Freundinnen erzählt, hätten die leicht denken können: Bin ich damit an ihrer Sünde beteiligt? Diese Verantwortung wollte ich niemandem aufbürden. Und dann war es ganz leicht. Wissen Sie, mein Mann hat es drei Tage lang nicht einmal bemerkt. Dass Sie nun immer unverhüllt aus dem Haus gingen?

Es fiel ihm gar nicht auf. Und er nahm es so hin?

Ja. Nur in die Moschee will er nicht mehr mit mir. Das hat mit einem Erlebnis zu tun, das wir vor einer Weile beim Freitagsgebet hatten. Die Plätze für Frauen waren oben auf einer Empore, und einige Männer besetzten Plätze, die für uns Frauen vorgesehen waren. Sie sagten, die Frauen sollten nach hinten gehen. Sie meinten, die Männer im unteren Raum könnten die Frauen oben auf der Empore sonst von unten sehen. Ich fragte: Haben die Männer Augen im Hinterkopf? Wir schauen doch alle in dieselbe Richtung. Was geschah dann?

Zum Glück saßen rechts und links von mir zwei Frauen, die auch genug von dieser männlichen Bevormundung hatten. Wir drei sagten, dass wir unseren Platz nicht räumen würden. Eine meinte: Wir beginnen jetzt einfach mit dem Gebet. Danach konnten die Männer nichts mehr machen, sie durften uns nicht unterbrechen.

Fühlen Sie sich manchmal einsam, so verloren in der Mitte zwischen allen Stühlen?

Nein, in der Türkei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iele Frauen ihr Kopftuch abgelegt. Es ist nichts Außergewöhnliches mehr. Deshalb bekam ich auch so wenige Reaktionen. Das Land verändert sich: Unsere Frauenplattform mussten wir ja schließen, aber seitdem sind andere entstanden. Eine heißt „Havle“, auch ihr geht es um die Rechte religiöser Frauen unabhängig von der Regierung.

Wie schauen Sie auf die Generation nach Ihnen?

Sie zeigt mir: Die Gesellschaft ist weiter als die Politik.

„Sex war kein Thema mehr für mich“

Nach der Geburt ihrer Tochter verschwand Saras Lust auf Sex. Die ihres Partners blieb. Jetzt führen sie eine offene Beziehung – und sind als Paar und Eltern glücklicher.

Sara und Basti haben eine vier Jahre alte Tochter. Vor der Schwangerschaft sei ihr Sexleben gut gewesen, sagen beide.
FOTO: LUDWIG NIKULSKI

Von Sophie Kobel

V or einigen Tagen war es wieder so weit. Basti hat sich frisch gemacht, sich die braunen Haare gegelt und sein Parfum aufgetragen. Er hat sich ein T-Shirt

rausgesucht und seine Partnerin Sara gefragt, ob es ihr gefällt. Dann hat er ihr und seiner vierjährigen Tochter einen Abschiedskuss gegeben, bevor er zur Tür rausging, so wie immer. Was Basti an diesem Abend gemacht hat, wäre für viele Paare ein Grund, sich zu trennen: Der Dreißigjährige hat sich mit einer anderen Frau getroffen und mit ihr geschlafen.

Doch für Basti und Sara ist das kein Grund für einen heftigen Streit oder gar eine Trennung. In ein paar Tagen wird Sara wieder diejenige sein, die auf ein Date geht und Basti derjenige, der mit ihrer Tochter daheimbleibt. Die beiden leben in einer offenen Beziehung, mit Kind. Und sie sind sich sicher: Diesen Schritt zu wagen, hat nicht nur ihre Beziehung verbessert, sondern sie auch zu glücklicheren Eltern gemacht.

Mit ihrer Beziehungsform sind Basti und Sara eher eine Ausnahme. Laut einer repräsentativen Umfrage aus vergangenem Jahr zeigte sich gut ein Viertel der Befragten offen für alternative Beziehungsmodelle, die meisten davon jünger als 30 Jahre. Wie viele Paare mit Kindern sich das vorstellen können, bleibt eine andere Frage, schließlich bedeuten Kinder eine besondere Verantwortung für Paare. Experimente mit alternativen Beziehungsmodellen dürften zwischen Windeln, Wäsche und Küchenschlacht für die meisten jungen Eltern nicht die oberste Priorität haben. Doch was, wenn man es trotzdem probieren möchte? Wie schafft man das als Eltern, neben all der Müdigkeit und Care-Arbeit? Und: Erzählt man das seinem Kind?

Oft würden Leute sie fragen, wie man trotz einem Kind eine offene Beziehung führen kann, erzählt Basti. „Aber bei uns kam das Thema eigentlich erst wegen unserer Tochter so richtig auf. Weil wir nur noch Mutter und Vater waren.“ Sara nickt. Die beiden sitzen im Wohnzimmer ihrer Maisonettewohnung im Zentrum von Potsdam. Ein Wäscheständer voller Kinderkleidung wartet neben der Couch darauf, abgehängt zu werden, auf der Küchenzeile stehen die Teller vom Vorabend. Es ist ein bewölkter Dienstagnachmittag im Juli, ihre Tochter hört in ihrem Zimmer Hörbücher von Bibi und Tina.

„Niemand sollte aus Druck oder Angst der Öffnung einer Beziehung zustimmen.“

Wie ihr Sexleben vor der Schwangerschaft gewesen sei? Gut, sagt Sara und setzt sich in einen grünen Schaukelstuhl. Natürlich habe es Höhen und Tiefen gegeben, vor allem wenn die Arbeit als Krankenpflegerin Sara überlastete.

Aber sie hätten immer wieder Lust auf- einander gehabt.

Es war Saras Mutterschaft, die vieles veränderte. Sie habe sich selbst damals nicht mehr verstanden. Sie wusste zwar, dass viele Mütter überfordert von zu viel körperlicher Nähe sind und beim Stillen Hormone ausgeschüttet werden, die wenig Lust auf Intimität machen. Aber auch nachdem Sara abgestillt hatte, ihre Tochter anderthalb Jahre alt war und immer wieder eine Nacht bei der Oma verbrachte, änderte sich nichts an ihrer Libido: „Sex war gar kein Thema mehr für mich“, sagt sie. Wenn sie miteinander schliefen, fühlte es sich nicht mehr an wie früher, sie konten die Elternrolle nicht ablegen. „Als Familie haben wir toll funktioniert, aber als Liebespaar nicht mehr wirklich“, sagt Sara. Da fragten sie sich: Bleibt das jetzt so? Zu spüren, dass Basti weiterhin Lust auf Sex hatte, löste Stress in ihr aus.

So wie den beiden geht es vielen Eltern. „Man verschwindet leicht in der Elternrolle“, sagt Sabrina Torres. Die Psychotherapeutin begleitet Menschen in alternativen Familienkonzepten. Denn um sich selbst und einander attraktiv zu finden, müsse man sich auch als Individuum wahrnehmen. Viele haben weniger Lust aufeinander, wenn man sich nur noch als Eltern sieht. Das könne eine offene Beziehung im besten Fall ändern. Allerdings habe eine Person oft mehr Lust auf eine Öffnung als die andere. Das müsse nicht gleich zu einem Problem werden, aber es sei wichtig, sich gegenseitig zuzuhören. Und den anderen nicht verurteilen. „Niemand sollte aus Druck oder Angst der Öffnung einer Beziehung zustimmen“, so Torres. Manchmal finden Paare auch einen Mittelweg, auf den beide Lust haben. Zum Beispiel, gemeinsam etwas Neues auszuprobieren.

Früher hatten Basti und Sara zwar manchmal über offene Beziehungsmodelle geredet, allerdings nie konkret darüber nachgedacht, es wirklich zu tun. Als Basti den Gedanken zwei Jahre nach der Geburt ihrer Tochter zum ersten Mal äußerte, wa-

Family first, immer. Wenn jemand krank ist oder die Familie einen braucht, haben Verabredungen Nachrang

ren beide unsicher. „Es heißt ja immer, man solle das nie machen, um die Beziehung zu retten. Sondern dann, wenn es gut läuft“, sagt Basti.

Sie trauten sich trotzdem und beschlossen, ihre Beziehung erst einmal für drei Monate zu öffnen, und zwar unter gewissen Bedingungen: Family first, immer. Wenn jemand krank ist oder die Familie einen braucht, haben Verabredungen Nachrang. Man datet keine Personen aus dem Freundeskreis. Ihre Tochter lernt die Personen nicht kennen, außer sie sprechen es ab. Es gibt jede Woche auch eine feste Date-Night für Sara und Basti. Und sie beschließen: Beide erzählen nie von sich aus Details, beantworten aber immer ehrlich alle Fragen, die die andere Person stellt.

Oft überlegen sich Paare, die ihre Beziehung öffnen, viele Regeln, erzählt Sabrina Torres. „Sie wollen so zunächst für eine gewisse Sicherheit sorgen.“ Die meisten merkten dann aber, dass es die nicht wirklich gibt. Man müsse sich ausprobieren, gehe auch mal über Grenzen. „Das alles auszuhalten, kann eine Herausforderung sein“, so Torres, daran könnten Beziehungen wachsen. Immer wieder erlebe die Therapeutin aber auch, dass eine Person die Beziehung öffnen möchte, obwohl sie die Beziehung eigentlich nicht mehr will. Oder dass Paare damit versuchen, Probleme zu verdrängen. Aber: „Wenn Themen wie Kommunikation, Vertrauen, nicht verarbeitete Verletzungen oder Aufgabenverteilung schon vorher schwierig waren, löst eine zusätzliche Person diese Probleme nicht.“ Im Gegenteil.

Als Sara und Basti sich auf einer Dating-App anmeldeten, gaben sie in ihren Profilen an, in einer Beziehung und Eltern zu sein – damit es gar nicht erst zu falschen Erwartungen bei potenziellen Matches kommen konnte. Wie es Sara nach dem ersten Sex mit einer anderen Person ging? „Auf dem Heimweg war ich sehr euphorisch, habe mich so tief zu Basti verbunden gefühlt“, erzählt sie. Auch Basti genoss sein erstes Date.

Beide merkten allerdings, wie wichtig es für sie ist, nach einem Treffen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beieinander zu sein und zu fragen: Wie fühlst du dich gerade? Natürlich seien sie auch mal komisch drauf nach einem Treffen, sagt Sara. Dann stellen sie sich Fragen wie: Liebst du mich noch? Findest du mich noch attraktiv, auch wenn ich gerade mit einer anderen Person geschlafen habe? Hast du Gefühle für die andere Person?

Auch für harte Fragen müsse Raum sein, sagt Basti. Sonst distanziere man sich voneinander, und das sei der Nährboden für Konflikte. „Man muss wohlwollend sein und sich das gegenseitig ehrlich gönnen, sonst klappt es nicht“, sagt Basti. Und: Viel miteinander reden.

Genau darin sieht Sabrina Torres eine große Chance. „Paare in alternativen Beziehungsmodellen kommen nicht drum herum, viel miteinander zu besprechen.“ Statt zum Beispiel zu versuchen, Gefühle zu verbieten, könne man sich fragen: Wie geht man damit um, wenn jemand welche entwickelt? Denn ja, man habe auch mal einen Crush, sagt Sara. Vor allem, wenn man eine Person über Monate datet. Aber der verfliege meist nach ein paar Wochen und komme bisher nie an die Liebe heran, die sie füreinander und ihre kleine Familie empfinden.

Sara und Basti genießen es, Gespräche mit anderen zu führen, auf Konzerte oder ins Restaurant zu gehen, zu flirten. „Vielleicht bin ich egoistischer als viele andere Mütter, aber für mich ist das ein schöner kleiner Ausbruch“, sagt Sara. Natürlich verlange das auch viel Energie und Organisation. Aber sie habe schnell gemerkt: Wenn sie ihre Tochter ins Bett bringt und danach aufs Sofa falle, sei sie einfach nur schlapp. „Gehe ich auf ein Date, fühle ich mich mal nicht nur als Mutter.“ Sondern nur wie Sara, lebendig, weniger monoton, sexy. Diese Energie bringe man auch wieder nach Hause. Manchmal, erzählt Basti und schmunzelt, fühle man sich allerdings, „als kriegen unsere Dates jetzt immer die gestylte, energiegeladene Version von uns. Und man selbst meist die erschöpfte Variante in Jogginghose.“

„Kinder müssen nicht intime Details über das Beziehungsleben ihrer Eltern kennen.“

Und trotzdem: Ihr gemeinsames Sexleben habe sich sehr verbessert. Zum einen finden beide den Gedanken, dass auch andere Menschen ihre Partner:in begehren, anziehend. Beide bekommen immer wieder sexuelle Inspiration. Vor allem Sara beruhigt der Gedanke, nicht der einzige Mensch zu sein, von dem Bastis sexuelle Erfüllung abhängt. Und: Durch die Öffnung haben sie auch Lust bekommen, gemeinsam neue Erfahrungen wie einen Dreier auszuprobieren.

Aber dann ist da noch ein ganz anderer Punkt. Wie viel bekommt ihre Tochter davon mit – und wie offen sollten sie ihr gegenüber damit umgehen? Ihre Tochter frage schon mal nach, wenn Mama oder Papa über Nacht wegblieben, erzählt Basti. Lügen möchten sie nicht. Also sagen sie ihr die Namen der Menschen, wie bei guten Freund:innen. Wie viel mehr sie ihr erzählen, wenn sie älter ist, darüber denken sie viel nach. „Wir werden mit ihr reden, schon allein, weil wir nicht wollen, dass jemand anderes es ihr sagt“, sagt Basti. Auch mit ihrer Paartherapeutin besprechen sie solche Themen. Sie werden einen Weg finden, da sind sich beide sicher. Generell gehen sie offen mit dem Thema um, auch ihre Familien wissen Bescheid.

„Kinder müssen nicht intime Details über das Beziehungsleben ihrer Eltern kennen“, so Torres. Aber alles, was sie im Familienalltag wahrnehmen, sollte altersgerecht erklärt werden. Zum Beispiel könne man offen sagen: Mama und Papa haben sich sehr lieb, aber manchmal möchten sie auch anderen Menschen nah sein oder bei einer anderen Person übernachten. Schwierig sei es nur, wenn das Kind spüre, dass etwas im Raum steht, worüber gar nicht mit ihm gesprochen wird.

Sara und Basti suchen ihre Sprache als Familie in manchen Momenten noch. Doch als Paar und Eltern haben sie sich neu erfunden. Es mag für viele Menschen absurd klingen, sagt Basti, aber sie fühlten sich einander noch mehr verbunden, seitdem sie sich diese Freiheiten geben. „Wir sind glücklicher.“

Ich bin vor einem halben Jahr Oma geworden. Meiner Meinung nach übertreiben es die Erstlingseltern. Wie viele heute nutzen sie Apps, um den Schlaf und das Stillen zu überwachen. Schläft das Baby nicht nach Plan, trinkt es nicht so, wie die App das errechnet hat, fragen sich die Eltern, was sie falsch gemacht haben. Ich spüre, wie stark sie das belastet. Sie haben das Gefühl, ihren eigenen Ansprüchen nicht zu genügen. Dabei hält der Kinderarzt die Entwicklung unseres Enkels für ganz wunderbar. Wir wollen nicht banal mit Ratschlägen um die Ecke kommen, doch diese Teufelsspirale zu stoppen, wäre uns ein Anliegen. Was sollen wir tun?

FAMILIENTRIO

Nora Imlau:

Dass Großeltern den Umgang mit ihren Enkeln bisweilen skeptisch beäugen und auch so manches Verhalten junger Eltern als übertrieben bewerten, ist kein neues Phänomen. So gut ich Ihre Bedenken auch verstehen kann – ich bin selbst so gar keine App-Track-Mutter: Ich rate Ihnen wirklich, nichts dazu zu sagen. Junge

Eltern sind unglaublich verletzlich, was Tipps und Ratschläge von außen angeht, gerade von den eigenen Eltern beziehungsweise Schwiegereltern. Solange es also nicht gerade um Leib und Leben geht: Lassen Sie die El-

tern machen. Nehmen Sie die Ängste und Sorgen ernst, bieten Sie Entlastung an, ohne Enkelzeit einzufordern, und lassen Sie der jungen Familie Zeit, in ihrer neuen Wirklichkeit anzukommen. Apps sind dabei oft ein Hilfsmittel, in einer als unkontrollierbar empfundenen Situation zumindest eine Illusion von Kontrolle zu behalten. Mischen Sie sich da nicht ein. Sagen Sie den jungen Eltern lieber bei jeder Gelegenheit, wie wunderbar sie ihre Sache machen und welch ein Glück Ihr Enkel mit ihnen hat. Damit tragen Sie deutlich mehr zur Entspannung der ganzen Familie als mit jedem ungefragten Rat.

Herbert Renz-Polster:

Diese Verunsicherung kommt nicht allein von der App, Eltern haben sich ja auch zu Zeiten der holzhaltigen Informationsquellen mächtig verunsichern lassen. Jetzt sind allenfalls die Maschen enger geknüpft, weil immer irgendein Messwert zick macht anstatt zack. Ich würde immer wieder das kleine Menschlein selbst in den Mittelpunkt rücken, also nicht nur sein Gewicht oder seinen Schlaf. Sondern einfach die Wahrneh-

mung seiner Person: wie schön es ist, mit ihm zu sein, seine Nähe zu spüren, ihn zu halten. Sodass die Eltern vielleicht selbst spüren, dass es nicht um ein Versorgungsprojekt oder die Erfüllung von Sollmarken geht, son-

dern um das Zusammensein. Darum, dass wir uns kennenlernen, dass wir auch Freude aneinander haben. Eltern verlieren sich sonst darin, dass sie FÜR ihr Baby leben, statt MIT ihm. Die Pläne und die Daten werden umso mehr an Bedeutung verlieren, je besser die Eltern ihr Kind in seinem Wesen und seiner Verbindung mit ihnen wahrnehmen können. Das Baby selbst gibt ihnen dann mehr Sicherheit.

Jacinta Nandi:

So wie die Erstlings-Eltern lernen müssen, nicht zu genau bei den Entwicklungsschritten ihres Kindes zu sein, müssen Sie als Oma lernen, nicht zu genau bei deren Entwicklung als Eltern zu sein. Ich glaube Ihnen sofort, dass die Eltern vielleicht zu vorsichtig sind und die Apps nicht nur helfen, sondern auch schaden. Aber Erstlings-Babys drehen sich oft zum ersten Mal, wenn man sie nicht beobachtet. Und Erstlings-Eltern werden nicht lockerer, indem man ihnen sagt, dass sie

in einer Teufelsspirale stecken. Sie sollten versuchen, Ihre Skepsis gegenüber den Apps mit ein bisschen Neugier zu mischen. Und Sie sollten sich nicht so sehr mit den Details des Säuglingsalltags beschäftigen, sondern den Eltern durch Worte und praktische Unterstützung Ihr Vertrauen zeigen. Jeder von Ihnen lernt gerade etwas anderes: Die Eltern das Elternsein und Sie, wie wichtig die Rolle der Großmama ist – aber auch, wie wichtig es ist loszulassen.

Nora Imlau

ist Journalistin und Autorin zahlreicher Bestseller zu Familienthemen. Zuletzt erschien „Bindung ohne Burnout“. Außerdem schreibt sie Kinderbücher („Ein total genialer Mummeltag“) und hat den Podcast „Aller Anfang“. Mit ihrem Mann und fünf Kindern lebt sie in der Nähe von Baden-Baden.

Herbert Renz-Polster ist Kinderarzt, Wissenschaftler und Autor von Erziehungsratgebern und des Blogs „Kinder verstehen“. Zuletzt ist sein Buch „Auf die Flügel kommt es an!“ erschienen. Er hat fünf erwachsene Kinder, bald sechs Enkel und lebt mit seiner Frau in Ravensburg.

Jacinta Nandi

ist britisch-deutsche Autorin und zog mit 20 Jahren von London nach Berlin. In „50 Ways to Leave Your Ehemann“ berichtet sie über die Schwierigkeiten Alleinerziehender in Deutschland. Zuletzt ist ihr Roman „Single Mom Supper Club“ erschienen. Sie lebt mit ihren zwei Söhnen in Berlin.

Schreiben Sie uns: familientrio@sz.de

Witzduell

Sitzen zwei Astronauten in einer Rakete. Fragt der eine: „Wohin fliegen wir eigentlich?“ Darauf der andere: „Zur Sonne.“ „Hä? Das ist doch viel zu heiß!“ „Wir landen in der Nacht.“

oder

Wie nennt man einen wütenden Delfin? Ausflipper

Welcher war besser? Bitte ankreuzen: ○ oder ○ oder unter sz.de/witzduell abstimmen. Vorige Woche haben mit 63 Prozent die Eisheiligen gegen den Metrognom gewonnen.

Detail der Woche Roboter

Vielleicht habt ihr euch auch schon mal gewünscht, einen Roboter zu haben. Der könnte schwere Sachen tragen, das Zimmer aufräumen oder vielleicht Spaghetti kochen. In China hat ein Roboter gerade gezeigt, dass er eine Sache besonders gut kann: wahnsinnig schnell rennen. Er hat den Weltrekord auf der 100-Meter-Strecke geknackt und ist schneller als der schnellste Mensch.

Ein Roboter, der nur ganz schnell laufen kann, hilft natürlich nur wenig. Bei dem Wettbewerb in China haben die Maschinen gezeigt, dass sie auch andere Sportarten können, sogar Fußball spielen. Da sind sie noch nicht so gut: Die Maschinen stolpern noch ziemlich oft und fallen auf die Nase.

Die Menschen bauen aber immer bessere Maschinen. Und die sollen in Zukunft natürlich nicht nur Robo-Sport, sondern immer öfter Arbeit machen, die für Menschen sehr anstrengend oder gefährlich ist. Sie können zum Beispiel schwere Teile auf einer Baustelle tragen, kranke Menschen unterstützen oder Planeten erkunden.

Damit die Roboter möglichst viele Sachen machen können, baut man sie immer häufiger so, wie ein Mensch aussieht: Sie haben zwei Arme, zwei Beine und einen kleinen Kopf. Es gibt aber auch noch viele andere Roboter, die ganz anders aussehen. Kennt ihr vielleicht von zu Hause. Staubsaugerroboter schauen ja zum Beispiel eher so aus wie runde, fahrende Riesenteller. Und die Roboter, die im Garten den Rasen mähen, sehen eher aus wie alte Staubsauger.

Im Alltag können die Maschinen ziemlich praktisch sein. Es kann aber auch ein wenig unheimlich sein, dass es immer mehr Roboter gibt, die so ähnlich wie Menschen aussehen und so viele Dinge tun können. Es ist daher wichtig, dass die Maschinen so gebaut werden, dass sie keine dummen Sachen machen. Die Roboter haben ja auch keine eigenen Gefühle, sie können kein schlechtes Gewissen haben und sich nicht freuen. Der superschnelle Robo zum Beispiel ist nach seinem Rekord einfach blöd gegen eine Wand aus Matten gelaufen. Gefreut haben sich nur die Menschen, die ihn gebaut haben. Andreas Remien

Die Kinderseite erscheint wöchentlich in der SZ am Wochenende.

ILLUSTRATION: LARA CUSH

Wächst nichts mehr? Doch

FOTO: TINGSHU WANG/REUTERS

Nach einem Brand sieht der Boden oft schwarz und leblos aus. Aber das ist nicht das Ende: Wie das Leben in den Wald zurückkehrt.

Frankreich, Spanien, Albanien, Kroatien – in vielen Ländern, in denen Familien in diesem Sommer Urlaub machen, brennt es gerade. Auch in Deutschland standen Wälder in Flammen. Wenn man danach auf die schwarzen, verkohlten Flächen schaut, kann man schon denken: Hier wächst bestimmt nie wieder etwas. Aber das stimmt nicht. Die Natur kann nämlich viel aushalten. Der Wald und seine Bewohner brauchen dafür vor allem zwei Dinge: viel Zeit und Ruhe.

Wie lange es genau dauert, bis sich ein Wald wieder erholt hat, ist schwer zu sagen. Es kommt auch darauf an, wo es gebrannt hat und wie stark. In manchen Regionen Australiens sind Waldbrände viel häufiger als hier in Deutschland. Deswegen gibt es dort auch besonders viele Lebewesen, die mit Bränden gut zurechtkommen. Manche Pflanzen brauchen Feuer sogar, um sich fortzupflanzen. Das ist auch bei einigen Kiefern so: Die Zapfen, in denen sich die Samen befinden, sind dick und fest. Sie öffnen sich erst bei starker Hitze. Dann können die Samen auf den Waldboden fallen und dort zu neuen Bäumen heranwachsen.

In Deutschland sieht das alles ein wenig anders aus. Hier gibt es viele Wälder, die nicht natürlich entstanden sind. Die Menschen haben sehr viele Nadelbäume gepflanzt, weil sie so schnell wachsen und man mit dem Holz zum Beispiel gut Möbel oder Papier machen kann. „Wälder aus Nadelbäumen wie Kiefern oder Fichten haben aber den Nachteil, dass sie besonders gut brennen“, sagt Pierre Ibisch. Er ist Wissenschaftler an der

Hochschule für nachhaltige Entwicklung Eberswalde (HNE) und forscht seit vielen Jahren in Wäldern.

Oft bleibt nach einem Feuer nichts übrig außer den abgestorbenen und verkohlten Überresten der Bäume. Doch auch wenn zunächst kein einziges grünes Blatt zu erkennen ist, können wieder neue Bäume entstehen. Denn manche Samen werden aus anderen Wäldern vom Wind ganz weit durch die Luft getragen. So ein Flugkünstler ist zum Beispiel die Zitterpappel. „Die Samen der Pappeln sind sehr wollig und behaart“, erklärt Ibisch. Dadurch können sie besonders weit durch die Luft fliegen.

Fällt ein Pappelsamen auf den Boden, bildet sich bald ein Keimling, also eine ganz kleine Pflanze. Dabei bekommt er Hilfe von Pilzen, die unter der Erde leben. Besonders an manchen Pappelarten ist, dass aus ihren Wurzeln direkt neue Triebe wachsen können. So kann sie sich ziemlich schnell ausbreiten. Und das alles schafft die Pappel auch in einem verkohlten Waldboden. Ibisch bezeichnet die Pappel deswegen auch als „Wunderbaum“.

Die ersten Pflanzen geben das Startsignal für viele andere Lebewesen. Zuerst kommen Insekten, die sich von den Pflanzen ernähren. Danach gesellen sich jene Insekten hinzu, die Jagd auf die Pflanzenfresser machen. Und schließlich kehren auch die Vögel zurück, auf deren Speiseplan die kleinen krabbelnden oder fliegenden Lebewesen stehen.

Es gibt sogar Käferarten, die sich über die abgestorbenen Bäume freuen. Denn für sie sind die verkohlten Stämme ein neues Zuhause. Kilometerweit können sie die Wärme von Bränden aufspüren und machen sich dann auf den Weg. Dann beginnen sie, „von innen und außen die verkohlten Bäume zu zerlegen“, sagt Wald-Experte Ibisch. Das heruntergefallene Holzmehl und die zersetzten Baumstämme helfen dabei, dass neue Nährstoffe in den Boden gelangen. Auch andere Lebewesen wie Spechte oder Pilze tragen dazu bei, dass die alten Bäume weiter zerfallen.

Wenn man dem Wald also Zeit gibt und der Natur vertraut, kann er sich von selbst wieder aufpäppeln. Das Schöne daran ist: Langfristig kann dadurch auch wieder eine größere Vielfalt entstehen. Wälder mit vielen Baumarten wie Pappeln, Buchen oder Eichen können Brände viel besser aushalten. Zudem leben dort viel mehr unterschiedliche Tiere.

In manchen Fällen erholt sich ein Wald auch nach einigen Jahren nicht von selbst. Dann kann der Mensch nachhelfen. Darum kümmern sich unter anderem Förster und Försterinnen. In Zukunft könnten Wälder sogar noch häufiger Unterstützung brauchen, sagt Ibisch. Die Erwärmung des Planeten führe nicht nur zu mehr Bränden, sondern mache es dem Wald durch die zunehmende Trockenheit auch schwerer, sich zu regenerieren. Gerade deshalb sind natürlich gewachsene und vielfältige Wälder besonders wichtig. Sie sorgen für kühlere Temperaturen und speichern Wasser im Boden. Gegen den Klimawandel, sagt Ibisch, sei „der Wald unser Verbündeter“. Anna Kammerer

SZ für Kinder, Hultschiner Str. 8, 81677 München, kinder-sz@sz.de

Neben den namentlich gekennzeichneten Beiträgen haben mitgewirkt: Daniela Gorgs (Witzduell), Georg Cadeggianini (Kreisrätsel), Andreas Remien (Lupenrätsel)

Auflösungen

Wir haben auf der Kinderseite einen mini Hund 🚙 versteckt. Wo ist er?

Lupenrätsel

Lupe: Autoschlüssel, Computermaus, Flöte Wortknödel: „Weil die Kinder früher bei der Ernte mithelfen mussten, sind in den Bundesländern Bayern und Baden-Württemberg so spät im Sommer noch Ferien, während im Rest Deutschlands die Kinder schon längst wieder in die Schule gehen müssen.“

Schwarz-weiß, mitten aus dem Alltag und ganz nah dran: Was könnten diese drei Dinge bloß sein?

(Letze Woche auf dem Fax)

Kreide und Cricket

Wo Kinder sind, wird gespielt. Das ist überall so – und doch jedes Mal ein bisschen anders. Eine Weltreise, diesmal nach Delhi in Indien.

Mit schnellen Kreide- strichen malt Sajia ein Quadrat mit vier Feldern auf den Asphalt. Dann geht es los. Ihre Freundin Rashmi wirft ein Steinchen in eines der Felder und hüpft auf einem Bein hinterher. Sie kickt den kleinen Stein ins nächste Feld. Das ist gar nicht so einfach, wenn man nur einen Fuß aufsetzen darf. Als Rashmi das Steinchen ins übernächst Feld kicken will, bleibt es auf der Linie liegen. Verloren. Rashmi lacht trotzdem und tritt zur Seite. Das nächste Mädchen ist dran beim Himmel-und-Hölle-Spiel in Shiva Camp, einem Armenviertel in der indischen Hauptstadt Delhi.

Indien ist ein riesiges Land. Hier leben so viele Kinder wie nirgendwo sonst auf der Welt. Was diese Kinder spielen, hängt davon ab, wo sie aufwachsen. In Indien gibt es sehr reiche Familien. Deren Kinder bekommen oft Unterricht in Spielen, die auch Erwachsene spielen. Etwa in Golf oder Schach. Die Eltern glauben, dass das gut für das spätere Leben der Kinder ist. Kinder aus Familien mit normalem Einkommen sieht man oft in Parks. Viele Jungs spielen Cricket, denn Cricket ist für Indien das, was Fußball für Deutschland ist: der beliebteste Sport. Die Mädchen spielen oft Federball oder Seilspringen. Zu Hause haben sie Computer- oder Brettspiele.

Aber in Indien gibt es auch viele Kinder aus Familien mit sehr wenig Geld. Wie zum Beispiel Sajia, Rashmi und die anderen aus Shiva Camp.

Ein Armenviertel nennt man in Indien auch „Jhuggi Jhopri Cluster“. Das heißt übersetzt „Ansammlung von notdürftig zusammengebauten Hütten“. Genau das ist Shiva Camp. Fast 700 solcher Viertel gibt es in Delhi. Die Familien leben dort in heruntergekommenen Häuschen. Sie haben kein Bad und statt einer Küche nur einen kleinen Gasherd oder eine Feuerstelle. In Shiva Camp teilen sich mehrere Familien einen Wasserhahn. Es gibt ein Toilettenhaus. Klimaanlagen gibt es nicht, nur kleine Ventilatoren, deshalb ist es im Sommer sehr heiß. In der Regenzeit fließt das Wasser schlecht ab, dann ist alles nass.

Aber die Kinder beklagen sich nicht. Sie wollen spielen. Sajia und Rashmi tummeln sich mit ihren Freundinnen Aanchal, Jehana, Zehrunissa und Sahida auf dem Platz neben dem Tempel am Eingang von Shiva Camp. Die vier Jungs Chand, Jamamul, Imammul und Salman sind auch da. Sie sind alle zwischen zehn und 13 Jahre alt. Jeder Werktag beginnt für sie damit, dass sie zu Fuß durch den lauten Straßenverkehr in die Schule gehen. Gegen zwei Uhr kommen sie zurück. „Dann waschen wir uns und ziehen uns um“, erzählen die Kinder. An diesem Tag hat nur noch Sajia ihre Schuluniform an.

Der obere Teil des Platzes am Tempel ist für die Jungs reserviert, der untere für die Mädchen. Sie haben nicht viel Spielzeug oder Sportgeräte. Cricket oder Federball üben sie in der Schule, weil es dort Schläger und Bälle gibt. In Shiva Camp müssen die Kinder mit sich selbst etwas anfangen. Die Mädchen spielen dabei nicht nur Himmel und Hölle, sondern auch Fangen oder Verstecken. Die Jungs sagen: „Wir haben Murmeln.“ Im Asphalt sind zwei sandige Mulden. Die Jungs versuchen, die kleinen Kugeln mit anderen kleinen Kugeln in diese Mulden zu schussern.

Die Kinder von Shiva Camp können sich über viele kleine Dinge freuen. Zum Beispiel über Regen. Sie stellen sich gern in die prasselnden Tropfen. Das ist dann wie eine Dusche. „Danach haben wir Schnupfen“, sagen die Kinder und lachen.

Sonntags gehen sie mit erwachsenen Verwandten oft zum Spielplatz im nahen Park. Eine Hilfsorganisation hat mal einen Ausflug in ein Einkaufszentrum organisiert. „Da waren wir in der Erlebnis-Arena“, sagt Rashmi, „das war so schön, dass wir gar nicht mehr heim wollten.“

Wenn man die Kinder fragt, ob sie Spielzeug haben, meldet sich nur Sajia. „Ich habe einen Teddy“, sagt sie. Er heißt Bella und ist weiß wie ihre Katze Kenza. Sajia rennt zur Hütte ihrer Familie. Kurz darauf kehrt sie mit Bella und Kenza auf dem Arm zurück. Die anderen Kinder streicheln Katze und Teddy. Sajia lächelt. Sie ist stolz auf das, was sie hat. Thomas Hahn

Danke, Oma!

„Wir fanden es total cool, bei Dir in dem Haus mit dem großen Garten Urlaub zu machen. Es war so schön, da herumlaufen zu können und Federball zu spielen und Pfeil und Bogen. Zu Hause haben wir ja keinen Garten. Und wir durften bei Dir immer ganz lang schlafen und nach dem Frühstück mit der alten Eisenbahn aus dem Speicher spielen. In den nächsten Sommerferien wollen wir unbedingt wieder kommen.“

Jonathan, 10, und Elisa, 8

Willst du dich auch bei Oma oder Opa bedanken? Und für was? Schreib an danke@s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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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 THOMAS HAHN

Wie sieht dein fertiges Bild aus? Schick es an kinder-sz@sz.de

Ausversehengesicht

Ob aus den Niederlanden oder Singapur: In dieser Woche habt ihr uns viele Gesichter aus dem Urlaub geschickt, so wie Clara und Theo. An dieser Stelle haben wir nur wenig Platz. Mehr gibt es digital. Die Top 10 eurer Bilder findet ihr wie jede Woche neu unter sz.de/ausversehen

LADIES & GENTLEMEN

Jetzt reicht es langsam mal mit Beige, Grau und Greige. Wie wäre es stattdessen, den Herbst in beherzte Blautöne zu tunken?

Für sie: Kobaltblau

arblich gesehen ist in der Mode die Zeit der gepflegten Langeweile endlich vorbei. Was für die meisten von uns eine herrliche Nachricht ist, da ja alles, was man heutzutage besitzt, beige, grau, weiß oder schwarz ist. Ein Trend, der nun aus der Sommer- in die Wintersaison schwappt, sind saturierte Töne, also solche, die das Auge erfrischen wie frisch aus der Tube gequetschte Acrylfarbe. Getragen werden sie aber nicht im Teletubbie-Style von Kopf bis Fuß, sondern interessant – also möglichst unharmonisch – kombiniert. Dieser Vorschlag kommt von dem tollen neuen Designer von Jil Sander und dürfte selbst für die minimalistischsten Minimalisten unter uns machbar sein: einfach Strümpfe in gleißendem Kobaltblau tragen und ansonsten so weitermachen wie vorher! Schwarz ist jetzt nämlich eine akzeptierte Basis, von der aus man farblich auf Reisen gehen darf.

War der harte Kontrast wegen der ständigen Wetterfee-Verwechslungsgefahr (rote Jacke, schwarze Hose) noch bis vor Kurzem verpönt, dürfen jetzt alle möglichen Töne von Rosa bis Säuregrün den dunklen Witwenlook etwas auflockern. Ist der erste Schritt geschafft, kann man sich weiter vorwagen: Wie wäre es zum Beispiel, wenn etwas Rotes unter einem blauen Pulli hervorblitzt? Oder etwas Lilafarbenes unter etwas Rotem, vielleicht sogar noch eine braune Tasche on top? Der Fantasie sind keine Grenzen gesetzt: Chic ist jetzt alles, was ein bisschen unschön gegeneinanderknallt. Anders gesagt: Chic ist, endlich mal wieder ein bisschen Reibung auszuhalten. Julia Werner

Für ihn: Cölinblau

er erste Fauxpas wäre natürlich, diesen Mantel einfach „blau“ zu nennen. Wer „Der Teufel trägt Prada“ gesehen hat, erinnert sich an Meryl Streeps berühmte Lektion über die Farbe eines Pullovers: Blau ist eben nicht gleich Blau, und dieser Farbton hier heißt „Cerulean“, auf Deutsch: Cölinblau. Ein Ton mit kunsthistorischem Stammbaum: Schon bei Claude Monet taucht er ständig im Himmel über Paris auf, gern in Gesellschaft kräftiger Violetttöne.

Nun also ein cölinblauer Oversized-Dufflecoat, wie ihn die japanische Marke Auralee für diesen Herbst vorschlägt. Er steht quasi in Fundamentalopposition zum hierzulande vorherrschenden Herrenlook zwischen Oktober und März: anthrazitfarbener Mantel, Daunenjacke, Berlin-Mitte-Blackout. Das Entscheidende ist allerdings nicht nur die Farbe des Dufflecoat, sondern das, was ihn umgibt. Auralee setzt den kräftigen Blauton auf eine perfekt grundierte Leinwand: Das gesamte Outfit darunter ist cremeweiß, vom Shirt bis zur Hose. Der violette Schal setzt einen zweiten Farbakzent und holt das Cölinblau elegant weg vom Patagonia-Sportlook. Wir sind hier schließlich nicht auf der Skipiste. Auch die Proportionen – der potenzielle Fauxpas Nummer zwei – sind präzise gesetzt. Die Hose sitzt hoch auf der Taille und teilt den Körper optisch im Verhältnis zwei zu drei. Der lange Mantel streckt ihn zusätzlich. Schwarze Loafer erden den Look und verhindern, dass alles zu sehr in Richtung „Zahnarzt in der Mittagspause“ kippt.

„Lacharst in der Mittagspause happe.“ Wir nehmen von diesem kleinen Grundlagenkurs in Farbe und Proportion also mit: Zwei kräftige Farben gehen voll klar, man muss ihnen nur genügend Ruhe gönnen. Und in der bald wieder grauen Zeit sollten wir noch viel öfter an Monets Himmel denken. Jan Stremmel

Alles im Grip

Sechs Bergsteiger sterben 1935 bei einer Klettertour in den Alpen – auch weil ihre Schuhe zu wenig Halt bieten. Das Unglück bringt Vitale Bramani auf die Idee, eine leichte Gummisohle mit Profil zu entwickeln. Die Geschichte der Marke Vibram.

Von Titus Arnu

Die Punta Rasica ist eine beeindruckende Pyramide aus Granitwänden und Schneefeldern. Zu ihrem 3305 Meter hohen Gipfel im Bergell, an

der Grenze zwischen der Schweiz und Italien, führen anspruchsvolle Kletterrouten. Am Morgen des 15. September 1935 sind dort 19 Bergsteiger aus Mailand unterwegs, um eine Route zu wiederholen, die Vitale Bramani und Elvezio Bozzoli, versierte Kletterer aus Norditalien, wenige Wochen zuvor erstmals durchstiegen haben. Am Vorabend ist die Gruppe erst gegen 23 Uhr im Rifugio Allievi angekommen. Nun liegt der Fels trocken und hell in der Morgensonne, das Wetter scheint stabil.

Die Alpinisten rechnen damit, am Nachmittag wieder unten zu sein. Sie lassen ihre schweren Bergstiefel und Rucksäcke am Fuß der Granitwand zurück und schlüpfen in leichte Kletterschuhe mit elastischen Sohlen aus geflochtenem Hanf. Die damals üblichen Bergstiefel aus Leder mit genagelten Sohlen sind zu schwer und zu steif zum Klettern. Fünf Seilschaften steigen los, Bramani führt die erste. Als die erste Gruppe kurz vor dem Gipfel ist, ziehen Wolken auf. Regen, Wind und Schneefall setzen ein, die Hanfseile gefrieren, der Fels wird rutschig. Ein gefährlicher Abstieg beginnt.

Gegen 17 Uhr sind neun Bergsteiger unterhalb einer Randkluft angekommen. Der weitere Abstieg über das steile, nasse Schneefeld ist mit den dünnen Kletterschuhen kaum möglich. Als die Alpinistin Ninì Pietrasanta ausrutscht, ziehen einige ihre Schuhe aus – in groben Wollsocken haben sie auf dem Eis mehr Halt. Einem Teil der Gruppe gelingt der Abstieg, andere suchen Schutz in einer flachen Eishöhle. Am nächsten Morgen kommen Bramani und ein Träger mit trockenen Socken, Schuhen, Decken und Nahrung. Für sechs Menschen kommt die Hilfe zu spät, sie sind erfroren.

Für Vitale Bramani ist das Unglück an der Punta Rasica ein großes persönliches Drama und zugleich der Beginn einer neuen Ära. Er erkennt, dass die damaligen Kletterschuhe ein Sicherheitsrisiko sind. Eine ideale Bergsohle müsste Halt auf nassem Untergrund geben, den Fuß gegen Kälte isolieren, auf Schnee und Eis funktionieren – und trotzdem leicht genug sein, um damit zu klettern. Seine Antwort wird zu einer der wichtigsten Erfindungen des Bergsports: die Vibram-Sohle.

Der Markenname setzt sich aus Teilen seines Vor- und Nachnamens zusammen. Das gelbe, achteckige Logo versteckt sich unter Bergstiefeln, Wander-, Arbeits- und Freizeitschuhen und ist auch unter Kampfstiefeln des US-Militärs zu finden. Inzwischen hat die stets robust auftretende Bergsohle aber auch die Modebranche unterwandert: Dicke Vibram-Sohlen tauchen auf Laufstegen auf, etwa bei Balenciaga, Ferragamo und Balmain. Unter dem Titel „Extreme Works“ zeigte Vibram auf der Paris Fashion Week 2026 eine Pop-up-Installation, bei der es um robuste Schuhe und Arbeitssicherheit ging.

Von der Punta Rastica zur Pariser Modewoche war es ein weiter Weg. Der Job von Cecilia Dossan ist es, diese lange Strecke zu dokumentieren. Sie arbeitet als „Heritage & Special Projects Coordinator“ für Vibram und hat die Geschichte der Sohle erforscht, mit Material aus dem Firmenarchiv in Albizzate bei Mailand. Dossan achtet darauf, dass die Fakten auf rutschfestem Untergrund stehen – und dabei aus PR-Gründen möglichst etwas vom Ursprungsmythos haften bleibt.

Der Legende nach soll Bramani einen Lastwagen mit Pirelli-Reifen betrachtet und darin die Lösung für sein Schuhproblem erkannt haben. Ob die Geschichte stimmt, kann Dossan nicht mit Sicherheit bestätigen. Fest steht, dass Bramani mit dem Reifenhersteller Pirelli zusammenarbeitete. Zwei Jahre lang experimentierte der alpinistisch bewanderte Erfinder mit Gummimischungen, er variierte Härte und Form. Der Prototyp seiner Sohle hatte ein dreidimensionales Profil wie ein Autoreifen, 1937 meldete er sie zum Patent an. Die erste Charge der Sohlen wurde in der Reifenfabrik von Pirelli gegossen.

Im Laufe der Jahrzehnte wurde Vibram zum unangefochtenen Weltmarktführer für Outdoor- und Wandersohlen. Fast alle großen Wanderschuh-Marken verwenden die Gummisohlen des norditalienischen Herstellers. Der Sohlenspezialist erwirtschaftet Jahresumsätze von mehr als 300 Millionen Euro, beschäftigt weltweit knapp 800 Mitarbeiter und produziert jährlich mehr als 40 Millionen Gummisohlen – auch in China und den USA. Dass Vibram über so lange Zeit so erfolgreich geblieben ist, liegt sicher auch daran, dass der Erfinder ein versierter Alpinist war und aus der Praxis wusste, worauf es ankam.

„Es würde für uns keinen Sinn ergeben, selbst Schuhe herzustellen.“

Dieser Vitale Bramani, geboren 1900 in Mailand, entdeckt schon als Jugendlicher das Klettern für sich, erschließt später mehr als hundert neue Routen in den Alpen und wird 1933 mit der Goldmedaille des italienischen Alpenvereins für „bergsteigerische Tapferkeit“ ausgezeichnet. In Mailand eröffnet er 1928 zusammen mit seiner Frau Maria Fasana einen Laden für Bergausrüstung; er kennt sich aus mit Seilen, Eispickeln, Karabinern und Schuhen.

Gemeinsam mit seinem Kletterpartner Ettore Castiglioni unterzieht Bramani seine neu entwickelte Sohle 1937 einem Härtetest am Piz Badile, einem bei Alpinisten berühmten Dreitausender unweit der Punta Rasica. Den beiden gelingt die Erstdurchsteigung der Nordwestwand – auch dank ihres Schuhwerks. Bramani nennt die Sohlenkonstruktion „Carrarmato“, nach dem italienischen Wort für „Kampfpanzer“, carro armato. Das Profil des Urmodells mit seinen groben Stollen sieht martialisch aus; der Firmenchronik zufolge stammt das zentrale Kreuzmuster aber nicht vom Schlachtfeld, sondern vom Boden der Mailänder Einkaufspassage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 deren Mosaik Bramani angeblich als Inspiration diente.

Die eigentliche Innovation steckt weniger in der kampfbetonten Sprache, die in die faschistische Zeit passte, als in der Verbindung von Material und Geometrie. Es kommt eben nicht nur auf die Haltung an, auch auf die Haftung. Gummi allein macht noch keinen guten Bergschuh, entscheidend sind Mischung und Form. Die Sohle muss weich genug sein, um sich an kleinste Unebenheiten des Untergrunds anzuschmiegen, zugleich aber hart und widerstandsfähig genug, um auf Geröll, glattem Gestein und Schnee nicht wegzurutschen. Kanten und Stollen schaffen Kontaktpunkte, die beim Auftreten Kräfte übertragen.

Bramanis Sohle verändert den Bergsport. Schuhe werden leichter und flexibler, ohne an Traktion zu verlieren. 1954 tragen italienische Alpinisten bei der Expedition zum K2 Bergstiefel der Marke Dolomite mit Vibram-Sohlen. Als Achille Compagnoni und Lino Lacedelli am 31. Juli den 8611 Meter hohen Gipfel erreichen, wird die K2-Erstbesteigung in Italien als nationaler Triumph gefeiert. Expeditionsleiter Ardito Desio schreibt Bramani nach der Rückkehr, die Sohlen hätten sich auf den langen Anmärschen ebenso bewährt wie beim Mixed-Klettern an Felsen und auf Eis.

Vibram selbst bleibt gerne im Hintergrund. „Das Unternehmen stellt keine Schuhe her, sondern konzentriert sich konsequent auf das, was Bramani ursprünglich interessiert hatte: die Schnittstelle zwischen Fuß und Gelände“, sagt Cecilia Dossan. Das erweist sich als langlebiges Geschäftsmodell. Das Vibram-Logo versteckt sich unter Gummistiefeln, Sandalen, Trailrunning-Schuhen und achttausenderfähigen Bergstiefeln verschiedener Marken. „Es würde für uns keinen Sinn ergeben, selbst Schuhe herzustellen, weil wir damit zum Konkurrenten unserer eigenen Markenpartner würden“, sagt Dossan.

Parallel zur Entwicklung des Kletterns ändern sich auch die Anforderungen an das Material. In den 1970er-Jahren wird Freeclimbing populär, dabei kommt es auf kleinste Tritte und feinstes Gespür an. Für das Extremklettern erweisen sich die groben Stollen der Carrarmato-Sohle als suboptimal. Vibram entwickelt neue Gummimischungen und kleinteilige Profile, die auch auf winzigen Leisten präzisen Kontakt sicherstellen sollen.

Auch die exklusive Sneaker-Marke VOR aus München hat neuerdings Modelle mit Wandersohle im Programm (ganz oben). Vitale Bramani in den Dreißigerjahren (Mitte o.). Die erste Vibram-Sohle (darunter). Der Szene- Schlupfschuh „Daystorm- Clog“ von Sorel (u.). FOTOS: VOR SHOES, VIBRAM HERITAGE (2), SOREL

Den Grundstein für den kommerziellen Erfolg jenseits der europäischen Alpinisten-Szene legt eine Everest-Expedition: Als Jim Whittaker 1963 als erster US-Amerikaner den höchsten Berg der Welt besteht, trägt er Bergstiefel mit Carrarmato-Sohlen – ein Auftritt, der Vibram in den USA bekannt macht, lange bevor die Marke dort lizenziert wird. Der Timberland Yellow Boot, ursprünglich als robuster Arbeits- und Outdoorstiefel gedacht, wird in den 1980er- und 1990er-Jahren zum Bestandteil der Jugend- und Hip-Hop-Kultur. Seine markante, grob profilierte Sohle ist eines der Erkennungszeichen dieser Szene. Das Original ist mit einer eigenen Gummisohle ausgestattet, erst später gibt Timberland Sondereditionen mit Vibram-Sohlen heraus.

2007 geht Vibram mit „FiveFingers“ noch einen Schritt weiter. Der vom Südtiroler Designer Robert Fliri entwickelte Barfußschuh trennt die fünf Zehen voneinander und reduziert die Sohle auf eine dünne, flexible Schicht. Nach Jahrzehnten immer robusterer Bergsohlen lautet die Idee nun: Minimalismus, möglichst wenig Material zwischen Fuß und Boden. Die Bandbreite vom grobstolligen Kampfpanzer bis zum filigranen Fußhandschuh ist mittlerweile so weit gefächert wie das Erscheinungsbild von outdooraffinen Menschen in München, Innsbruck und Mailand. Und auch die Tür in die Mode öffnete sich für die Funktionssohle immer weiter: Die Urban Warriors in den angesagten Stadtvierteln kombinieren längst Bergstiefel mit einem Armani-Sakko, oder eben Sandalen mit antarktistauglicher Funktionsjacke.

Dieser „Gorpcore“ ist ein anhaltendes Phänomen, und zwar deutlich unterhalb der Baumgrenze. Das Kunstwort beschreibt einen Modetrend, der Funktionskleidung von ihrem ursprünglichen Einsatzzweck löst und in den Alltag überführt. Gore-Tex-Jacken, Trekkinghosen und Trailrunning-Schuhe werden dort nicht mehr trotz, sondern gerade wegen ihrer klotzig-technischen Anmutung getragen, weit außerhalb ihres eigentlichen Habitats. Diese Art von Kleidung symbolisiert die Bereitschaft, jederzeit aus urbaner Umgebung ins Gelände zu wechseln oder ein Abenteuer überstehen zu können - auch wenn man im Prada-Daunenmantel nur kurz Kaffee holen geht. Klar, man kann darin den fließenden Übergang zwischen Arbeit und Freizeit erkennen. Subkutan könnte den Urbanisten an der martialischen Bergsport-Ästhetik aber auch die Botschaft von Selbstschutz und individuellem Aufrüsten gefallen. In multikriselnden Zeiten sind nun mal Sohlen angebracht, mit denen man zur Not über Schutthaufen und querfeldein das Weite suchen kann.

Wer heute mit Lastwagenprofil unter den Sneakern durch die Stadt latscht, trägt aber vor allem und meist ohne es zu wissen, ein Stück Bergsport-Nostalgie spazieren – und mit ihr das Versprechen des Erfinders: dass man mit beiden Beinen fest auf dem Boden steht, egal wie unsicher er sich gerade anfühlt. 1935 war das eine Frage von Leben und Tod. Heute ist es, im besten Fall, nur eine Frage des Stils.

Lila Zeiten

Die Heide ist ein romantisch verklärter Sehnsuchtsort. Gerade blüht sie – aber nur für wenige Wochen. Unterwegs mit einer Schäferin.

Von Eva Dignös

N ein, sie wohnt nicht über dem Schafstall. Und sie sitzt auch nicht abends am Spinnrad. So manchen von Heide-Romantik beseelten Gast hat Wiebke

Schmidt-Kochan schon auf den Boden der Realität zurückgeholt. Aber gut, es gibt wohl kaum einen Ort in Deutschland, an dem sich Schafe und Landschaft so untrennbar zu einem Sehnsuchtsbild verbinden wie in der Lüneburger Heide. Und kaum einen Berufsstand, der so viele Projektionen aushalten muss wie der des Heidschnucken-Schäfers. Oder der Schäferin.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 gehört es zu ihrem Job, diese Sehnsucht zu bedienen: Wann und wo die Schafe vormittags aus dem Stall geholt werden und wann sie wieder zurückkommen, ist auf der Lüneburger-Heide-Webseite in der Rubrik „Garantierte Heidschnucken-Begegnungen“ nachzulesen. Und so parkt Wiebke Schmidt-Kochan pünktlich um halb elf ihren weißen Transporter neben dem Stall. Geschätzt drei Dutzend Schaulustige stehen mit Handy und Kamera schon am Zaun. „Sie kommt mit dem Auto“, raunen sich zwei Frauen zu. Womöglich hatten sie Pferd und Schäferkarren erwartet.

Gerade ist Hochsaison: Die Heide blüht. Vom „8.8. bis zum 9.9“, so lautet die griffige Faustformel, öffnen sich die Blüten der Besenheide, lateinisch Calluna vulgaris. Auf dem Heideblüten-Barometer kann man verfolgen, ob sie sich auch tatsächlich an den Kalender halten. Nur ein paar Millimeter sind sie groß, aber die Masse macht’s: Voll erblüht, tauchen sie die Landschaft in ein sattes Violett.

Und dort geht es nun mit den Schafen mitten hinein. Mit 175 Tieren ist Wiebke Schmidt-Kochan an diesem Tag unterwegs und mit einer Handvoll Touristen, die im Tourismusbüro von Schneverdingen eine „Kleine Schnucken-Auszeit“ gebucht haben. Nur deshalb dürfen sie die Heide betreten, alle anderen Neugierigen schickt die Schäferin energisch zurück auf den Weg. Denn das hier ist das streng geschützte Herz der Heide: Das weitgehend autofreie Naturschutzgebiet Lüneburger Heide umfasst die größten zusammenhängenden Heideflächen in Mitteleuropa. Drum herum erstreckt sich der Naturpark Lüneburger Heide.

FOTO: CHANTAL ANDERS/IMAGO

Die Graue Gehörnte Heidschnucke ist der Rasenmäher, der die lila Landschaft ermöglicht. Die Schafe fressen die Triebe von Büschen und Bäumen und halten das Heidekraut kurz, das dadurch immer wieder frisch austreibt. Bis zu vier Kilogramm vertilgt eine Schnucke am Tag, ist ja doch eher nährstoffarme Kost. Ihren Namen hat die Schafsrasse, so wird vermutet, vom plattdeutschen Wort „schnökern“. Das bedeutet so viel wie „naschen“, weil die Tiere nicht stundenlang am selben Fleck grasen, sondern, Nase voraus, immer unterwegs sind auf der Suche nach dem besten Kraut. Der Körper ist schlank, die Beine sind dünn, das macht die Tiere ziemlich geländegängig.

Die typische dicke glatte Wolle fehlt Wiebke Schmidt-Kochans Schafen gerade: Vor ein paar Tagen erst wurden sie geschoren. Die Ziege in der Herde fällt deshalb kaum auf. Auch sie hat einen Job zu erledigen: „Ziegen fressen die höheren Gehölze“, erklärt die Schäferin. Und wie zum Beweis stellt sich das Tier auf die Hinterbeine und schnappt sich einen schlanken Ast.

Rund 9000 Heidschnucken gibt es noch in der Lüneburger Heide,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waren es laut einer Zählung im damaligen Fürstentum Lüneburg 380 000 Tiere. Der Verein Naturschutzpark Lüneburger Heide beschäftigt einige Schäfer, andere, wie Wiebke Schmidt-Kochan und ihr Mann Steffen, sind selbständig. Wichtigste Einnahmequelle sind die Zahlungen für die Landschaftspflege: „Von den Tieren kann man nicht leben.“ Das Fleisch vermarkten sie selbst, ebenso die Wolle, obwohl die bei Heidschnucken eigentlich als Abfallprodukt gilt: zu kratzig und zu wenig gekräuselt, um sie zu Garn zu verarbeiten. Schmidt-Kochan versuchte es trotzdem und fand eine Spinnerei im nahe gelegenen Wendland. Dort wird die Heidschnuckenwolle mit weicherer Deichschafwolle gemischt, der heideviolette Pullunder der Schäferin ist daraus gestrickt.

So ein Vormittag in Heidschnuckengesellschaft hat etwas enorm Beruhigendes: Man ist den Schafen ziemlich egal, fühlt sich aber trotzdem in Gesellschaft, es mäht von rechts, es mäht von links, in einer erstaunlichen Vielfalt an Tonlagen. Hütehündin Bella hat mehr zu tun. Auf einen winzigen Fingerzeig der Schäferin hin rennt sie los, treibt einige entfernt stehende Tiere zur Herde zurück. Wie lange dauert es, bis ein Hund das kann? „Ein Jahr pro Pfote.“

Für die zweitbeste Option, die blühende Heide zu erleben, kehrt man zurück auf die markierten Wege: Ganz in der Nähe, in Undeloh, beginnt eine der schönsten Etappen des Heidschnuckenwegs. Der mit einem weißen „H“ markierte 223 Kilometer lange Weitwanderweg durchquert die Lüneburger Heide von Nord nach Süd, von Hamburg nach Celle, durch zwei Naturparks hindurch.

Ohne regelmäßige Pflege würde aus der Heide binnen Kurzem ein Wald werden

Unterwegs ist nicht alles Heide, aber auf diesem 14 Kilometer langen Abschnitt bekommt man sie in Bestform, rund um den Wilseder Berg zum Beispiel, der mit enormen 169 Metern höchsten Erhebung weit und breit.

Oder am Aussichtspunkt Richtung Totengrund, einem Talkessel, in dem die violette Heide gespickt ist mit dunkelgrünen Wacholderbüschen.

Das Naturidyll ist menschengemacht. Die offene Heide, die heute als ursprüngliche Landschaft daherkommt, entstand durch jahrhundertelange Bewirtschaftung, erfährt man auf dem Heidschnuckenweg von Reinhard Mitterhuber, Wanderführer und Waldpädagoge.

Ursprünglich bedeckten Eichen- und Buchenwälder das norddeutsche Tiefland. Ab der Jungsteinzeit begannen die Bewohner, die Flächen zu roden, für Felder, Weideflächen und Brennholz. Um auf den

Schäferin Wiebke Schmidt-Kochan führt Touristen durch die streng geschützte Heide – in Begleitung ihrer Schafe. FOTO: EVA DIGNÖS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sandigen Böden überhaupt Ackerbau betreiben zu können, stachen die Heidebauern über Jahrhunderte die dünne Humusschicht samt Vegetation ab, vermischten sie mit dem Mist ihrer Tiere und trugen sie als Dünger auf die kleinen Äcker – ein cleveres System, das aber dem übrigen Land kontinuierlich Nährstoffe entzog, erklärt Mitterhuber. Nur ein extrem anspruchsloses Kraut gedieh dort noch: die Heide.

Erst mit der Erfindung des Kunstdüngers im 19. Jahrhundert verlor die sogenannte Plaggenwirtschaft – die Verwandtschaft mit dem Wort Plackerei ist kein Zufall – ihren Sinn, die Heidebauern gaben die mühsame Praxis auf. Dass große Flächen dennoch erhalten blieben, ist der bewussten Entscheidung zu verdanken, sie zu schützen, durch die Beweidung mit Heidschnucken und – weil es davon nicht mehr so viele gibt wie früher – durch maschinelles Plaggen sowie durch Ausrupfen der Baumschösslinge mit der Hand. „Sonst wäre das hier alles bald wieder Wald“, sagt Mitterhuber. Die vermeintliche Wildnis ist ein aufwendig konserviertes Museumsstück. Sie existiert nur, weil man genau jene bäuerliche Bewirtschaftung imitiert, durch die sie einst überhaupt erst entstand.

Neben den Schafen gehörten dazu die Bienen und der Buchweizen, der auch gerade blüht, nicht so auffällig wie die Heide, aber ebenfalls hübsch anzuschauen mit zierlichen weißen Dolden.

Das anspruchslose Knöterichgewächs wird wie Getreide verwendet und war früher ein Grundnahrungsmittel der armen Heidebauern. Die Bienen lieferten Wachs für Kerzen und den als Süßungsmittel kostbaren Honig.

Heute sind Heidehonig und Buchweizentorte Teil der Heidefolklore. Wenn die Heide lila leuchtet, dann erlebt auch sie ihre Blütezeit, dann werden die Heidefeste gefeiert, die Heidelieder gesungen und die Heideköniginnen gewählt – und immerhin in einem Heidedorf als männliches Pendant ein, nein, nicht Heidekönig, sondern ein Heidebock. Die Heidevermarktung hat einen Hang zum Kitsch, aber sie funktioniert: Die Zahl der Übernachtungen is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tetig gestiegen. Seit mehr als 100 Jahren, seit Hermann Löns, Heidedichter mit völkisch-nationalistischen Untertönen, die Heide als Gegenwelt zur Großstadt und den Zumutungen der Industrialisierung verklärte, wurde der Markenkern zwar entpolitisiert, hat sich ansonsten aber wenig verändert. Immer noch gilt die Heide als Sehnsuchtsort, der Ruhe und Erholung vom stressigen urbanen Alltag verspricht.

Den Augen und dem Hirn Entspannung bieten kann sie tatsächlich: Es ist, trotz aller Kargheit, eine sanfte Landschaft, nicht schroff aufgefaltet, sondern dezent

Reiseinformationen

Anreise: Die nächstgelegenen ICE- und IC-Bahnhöfe sind Hamburg, Hannover, Lüneburg und Celle, von dort verkehren Regionalzüge. Im Naturpark Lüneburger Heide fahren von Anfang Juli bis Anfang Oktober auf sechs Ringlinien die kostenlosen Busse des Heide-Shuttle, die auf einem Anhänger auch Fahrräder transportieren, Näheres auf der Website naturpark-lueneburger-heide.de.

Übernachten: Hotelcamp Reinsehlen, DZ mit Frühstück ab 140 Euro, auf campreinsehlen.de; Unterkünfte entlang des Heidschnuckenwegs findet man auf der Webseite des Weitwanderwegs, heidschnuckenweg.de/unterkunft. Essen: In der Milchhalle in Wilsede, die vom Verein Naturschutzpark Lüneburger Heide betrieben wird, ist man Heidschnuckenbratwurst und Buchweizenkuchen, naturschutzpark.de/milchhalle-museumsladen.

Aktivitäten: Der Heidschnuckenweg ist 223 Kilometer lang und führt in 13 Etappen von Hamburg-Fischbek nach Celle. Für Tagestouren bieten sich die Heideschleifen an: Die Rundwanderwege sind zwischen drei und 20 Kilometer lang, heidschnuckenweg.de.

Spaziergänge mit den Schäfern und Heidschnucken der Höpen Schäferei organisiert das Tourismusbüro in Schneverdingen, heidenlust.de.

Weitere Informationen: lueneburger-heide.de, heidenlust.de

gewellt, wenig Bäume, viel Himmel. Und es braucht nicht unbedingt blühendes Heidekraut, damit sie ihren Reiz entfaltet. Nahe Schneverdingen erstrecken sich 100 nicht nur wegen ihres Namens ungewöhnliche Hektar: Camp Reinsehlen war ein Fliegerhorst der Wehrmacht im Zweiten Weltkrieg, ein Flüchtlingslager für 1500 Menschen in den Nachkriegsjahren und anschließend für Jahrzehnte ein Panzerübungsplatz britischer und kanadischer Truppen. „Ein Stück Erde mit bewegter Geschichte“, sagt Naturguide Mitterhuber. Heute sieht es wundersamerweise aus, als sei es von Menschen unberührt. Eine weite, helle Prärielandschaft, die man sonstwo auf der Welt verorten würde, nur nicht in der Lüneburger Heide.

Sandmagerrasen, so lautet die korrekte Bezeichnung für solche Flächen, deren Boden arm ist an Nährstoffen, die aber gerade deshalb reich sind an Leben, das genau diese Bedingungen benötigt. Dort blühen Heidenelken, Silbergras und Thymian, es brüten Feldlerchen und Rebhühner. Dass sich die Natur binnen weniger Jahrzehnte das von Panzerketten tief zerfurchte Land zurückholen würde, ist kaum vorstellbar, sieht man Bilder aus der Zeit der militärischen Nutzung. Doch die Renaturierung nach Abzug der Soldaten in den 1990er-Jahren, verbunden mit der Entscheidung, das Areal nicht zu bebauen, war erfolgreich.

Ein Teil der alten Militärgebäude wird weiter genutzt: An der ehemaligen Panzerwaschanlage steht ein Kletterpark, die frühere Reparaturhalle ist nun ein Veranstaltungsraum des „Hotelcamps Reinsehen“. Es wurde 1999 eröffnet und verbindet am Rand der Prärie architektonisch gelungen den Altbestand an Gebäuden mit aussichtsreichen neu gebauten Zimmern. Auch die Naturschutzakademie des Landes Niedersachsen hat auf dem Areal ihren Sitz.

Und auf dem Magerrasen schnökert eine weitere Herde der Schäferfamilie Schmidt und sorgt dafür, dass die wertvolle Fläche nicht zuwächst. Um die Mittagszeit versammeln sich die Heidschnucken im Schatten eines der wenigen Bäume: Nach der vormittäglichen Fress-Runde ist jetzt Zeit zum Wiederkäuen. Vom Hotelzimmerbalkon aus sind sie gut zu sehen, ein Bild wie eine Postkarte. Ist es nicht doch ein Traum, dieses Schäferleben, immer draußen, immer diese Aussicht?

Zum Glück leben im Heide-Idyll realistische Menschen wie Schäferin Schmidt-Kochan, die sämtliche romantische Vorstellungen auf den Boden der Tatsachen erdet, bevor man anfängt herumzuspinnen: „Schäfer zu sein, das heißt auch, immer allein mit sich zu sein, sieben Tage die Woche – das muss man erst einmal aushalten können.“

Raum für Gelassenheit

Mehr als sieben Meter lang, mit Dusche und Doppelbett: der Carado T457 im Familientest am Schliersee.

Von Felix Reek

Manchmal kommt es eben doch auf die Größe an. Der Parkplatz einer Kleinstadt im Münchner Speckgürtel. Hier steht das siebeneinhalb Meter lange Wohnmobil von Carado. Ein echter Klotz. 2,32 Meter breit, 2,93 Meter hoch. Der lässt sich nicht einfach so in der Einfahrt der Doppelhaushälfte abstellen. Oder im Wohngebiet, in dem die Krise der Autoindustrie definitiv noch nicht angekommen ist: alles vollgeparkt hier.

Also steht der Carado T457 Edition 27 auf einem öffentlichen Parkplatz. Der war zunächst leer, dann auch voll. Nun muss man das Wohnmobil in Zentimeterarbeit aus der Parklücke rangieren, das Lenkrad immer wieder einschlagen, sehr genau schauen, ein wenig Gas geben, ganz vorsichtig, um mit dem XL-Wohnmobil nirgendwo anzustoßen. Glücklicherweise gibt es im T457 eine Rückfahrkamera sowie eine Ehefrau, die darin zu sehen ist und mit den Armen dirigiert. Nach ein paar Minuten mit Stressschweiß auf der Stirn geht es dann los zum Schliersee.

Der Kofferraum ist riesig, genug Platz für alles, was man braucht – und nicht braucht

Die Deutschen lieben bekanntlich das Campen, aber bequem soll es sein. Und am besten wird der halbe Hausstand mitgenommen. Für genau jene Zielgruppe wurde das Wohnmobil von Carado für 68 799 Euro konzipiert. Der Kofferraum im Heck ist riesig. Hier würden locker zwei Fahrräder aufrecht Platz finden. Wir entscheiden uns stattdessen für: Koffer, Taschen, Spielzeugkisten, Badminton-Schlager, Beachball-Set, ein Stand-up-Paddle (ohne Luft, es würde aber auch aufgeblasen hineinpassen), Wasser in Flaschen, Geschirr, Essensboxen, Regenjacken, Schuhe, noch mehr Schuhe, einen Klapptisch und vier Campingstühle. Die Kinder, neun und elf Jahre alt, sind trotzdem der Ansicht, da wäre noch mehr gegangen. Aber das Gesamtgewicht von 3,5 Tonnen darf nicht überschritten werden.

Während der Fahrt sitzen die beiden auf den umfunktionierten Bänken des Wohnbereichs. Kissen entfernen, die Sessel darunter ausklappen, einen Teil der Polster wieder einsetzen, fertig. Es gibt Isofix-Halterungen, mit denen sich die Kindersitze befestigen lassen. Dazwischen ist ein Klapptisch. Die Freude über diesen legt sich aber schnell, als in einer Kurve die Wasserflasche durchs Wohnmobil fliegt.

Auf der Straße fühlt sich der T457 erstaunlich handlich an. Das Wohnmobil basiert auf dem Ford Transit, kommt mit einem Drehregler für die Automatik, ist anspruchslos und verrichtet klaglos seinen Dienst. Nur die Assistenzsysteme nerven kolossal. „Der Fahrer ist müde“, warnt der Bordcomputer bereits nach drei Minuten. Die nächste Stunde wird der Ton immer aggressiver, bis das Display auf dem Tacho rot aufleuchtet.

Am Schliersee angekommen, interessiert die Kinder vor allem die Bettenverteilung. Bis zu fünf Personen können im Wohnmobil schlafen. Hinten gibt es standardmäßig rechts und links eine einzelne Matratze in Fahrtrichtung, die lang genug ist, dass sich auch sehr große Menschen ausstrecken können. Reicht das nicht, lässt sich der Unterboden in der Mitte ausziehen, sodass eine durchgehende große Fläche entsteht. Optimal für ein romantisches Elternabteil, zumal sich dieser Bereich durch eine Schiebewand abtrennen lässt.

Die Kinder haben andere Pläne. Die Neunjährige erklärt das rechte Bett zu ihrem Reich, schläft dann aber den kompletten Urlaub festgeklammert an den Vater – auf der linken Seite. Der Rest der Liegefläche bleibt frei.

Das zweite Doppelbett ist über der Fahrerkabine und dem Essbereich angebracht. Per Hubvorrichtung gleitet es herunter. Der Platz ist deutlich beschränkter. Eine Ecke ist ausgeschnitten, damit sich die Tür weiter öffnen lässt. Die Liegefläche reicht für kleine Erwachsene, aufrecht sitzen geht nur mit eingezogenem Kopf. Das ist nichts für Menschen mit Platzangst. Netze verhindern, dass wilde Schläfer nachts herunterpurzeln.

Außerdem gibt es im Carado eine separate Duschkabine und eine Toilette mit Waschbecken, bei Bedarf als eigenes Bad abtrennbar. Der 78-Liter-Kühlschrank ist fast so groß wie in einer normalen Küche. Im Vergleich zu anderen Campern und Wohnmobilen, die die Kinder aus vergangenen Tests kennen, ist das opulent.

Das scheint einen merkwürdigen Einfluss auf die beiden zu haben. Entgegen dem sonstigen Drang, jede Ferienbehausung innerhalb kürzester Zeit mit möglichst vielen Gegenständen an unterschiedlichen Stellen zu markieren, schicken sie die Eltern nach draußen und beginnen unaufgefordert, das Essen und die Küchenutensilien im Wohnmobil zu verstauen. Danach hat alles ein System. Zumindest für den Moment.

Über zu wenige Ablageflächen kann sich im Carado T457 sowieso keiner beschweren: Fächer finden sich rund um die hintere Schlafgelegenheit, unter der Liegefläche, im Bad und über der Küchenzeile mit zwei Gasplatten. Verstauen ist hier kein Problem: Spielsachen, Kuscheltiere, Stifte, Radiergummis, Blöcke, Ketten, Ohrringe. Was man eben so braucht.

Die meisten Urlauber verbringen beim Camping die Zeit natürlich draußen. Dazu einfach das Sonnendach des Wohnmobils

Auf dem Campingplatz am See (oben) ist der Carado in seinem Element. Es gibt mehrere Schlafplätze (links) und einen geräumigen Essbereich. Bei Bedarf lassen sich die Sitze in Richtung Tisch umdrehen. FOTOS: FELIX REEK, CARADO auskurbeln, mit Haken im Boden sichern, Tisch und Stühle aufbauen – entspannen. Vorne der Schliersee, dahinter das Bergpanorama. So lässt es sich aushalten. Ist es da nicht egal, wie groß das Camping-Gefährt ist? Die Jugendlichen auf dem Platz in ihren Zelten sehen nicht so aus, als würde ihnen etwas fehlen. Bis es zu regnen beginnt.

Vier Personen und schlechtes Wetter. Trotzdem geht man sich nicht auf die Nerven

Tag drei am Schliersee. Die Woche zuvor Rekordtemperaturen, nun scheint der Herbst begonnen zu haben. Es schüttet den ganzen Tag. Zeit zu beweisen, wofür die siebeneinhalb Meter des Wohnmobils wirklich da sind: alle Türen und Fenster zu, gemütlich machen. Zwei verziehen sich in die Schlafecke, ziehen die Trennwand zu und schauen einen Film. Die anderen beiden sitzen am Tisch und spielen Uno. Draußen klatscht der Regen auf den Campingplatz. Im Carado ist es trocken, warm, geräumig. Niemand sitzt jemandem im Weg. Das ist ein Kunststück bei vier Personen und schlechtem Wetter.

Zum gemeinsamen Essen wird einfach alles freigeräumt. Die Fahrer- und Beifahrersessel lassen sich drehen, nötig ist es nicht. Auf die Sitzbänke passen locker vier Personen. Wenngleich es seltsam ist, dass die Kissen der Auflage deutlich breiter sind als das stützende Holz darunter. Das könnte besser gelöst sein, um wirklich allen Raum auszunutzen. Als es auch noch kalt wird, einfach die Heizung am Bordcomputer einstellen, die warme Luft aus den Düsen genießen und mitleidig aus dem Fenster zu all jenen schauen, die in ihren Campern und Zelten eingepfercht sind.

Nach einem komplett im Wohnmobil verbrachten Tag reicht es trotzdem. Am nächsten Morgen ist die Sonne zurück. Wir kurbeln das Rollo wieder heraus und genießen das Sitzen im Freien. So macht Camping Spaß. In den Tagen, die wir den Carado T457 testen konnten, erweist er sich als fast perfektes Familien-Mobil. Man schläft hier gut, der Platz ist großzügig bemessen, alles ist funktional und selbsterklärend.

Und dann kommt die letzte Nacht. Es regnet noch einmal, stundenlang, was in diesem Sommer ja eigentlich erfreulich ist. Doch die Tropfen auf dem Dach werden immer lauter, hämmern auf das Blech, bis an Schlaf nicht mehr zu denken ist. Das siebeneinhalb Meter lange Wohnmobil schrumpft gefühlsmäßig zusammen. Gegen Morgen hört der Regen auf. Die Kinder schlafen noch. Der Campingplatz erwacht. Die ersten schlurfen in Latschen ins Bad zum Zähneputzen. Wir packen zusammen und ziehen Bilanz: nächstes Jahr wieder, auf siebeneinhalb Metern. Manchmal ist mehr einfach mehr.

Technische Daten

Antrieb: Dieselmotor Motorleistung: 96 kW (130 PS) Länge: 7,39 Meter Masse: in fahrbereitem Zustand 2972 kg Preis: ab 68799 Euro

Ein Traum in Weiß?

Schnell, schmal, kompromisslos sportlich: Rose schickt mit dem Shave FF einen Aerorenner in strahlendem Weiß auf die Straße. Das wirft so manche Fragen auf.

Wie Stolperdrähte durchziehen unzählige Konventionen die Welt des Rennradwesens. Meist handelt es sich dabei um unausgesprochene Anleitungen, die ästhetische Aspekte des sportlichen Straßenradelns regulieren. Darunter finden sich viele Klassiker, ist ja klar, zum Beispiel das Gebot, die Beine glattzurasieren, weil, äh, weil, ja weil das aerodynamisch besser sei, bei Hautabschürfungen irgendwelche Vorteile biete und auch Massagen nach Rennanstrengungen noch angenehmer mache. So oder auch anders lauten die gängigen Begründungen für enthaarte, glatte Beinhaut, die vermutlich doch vor allem als Signal der Gruppenzugehörigkeit dient und die definierte Wadenmuskulatur ansprechend inszeniert.

Die Regeln ändern sich ständig, alte verblassen, neue reihen sich ins Peloton der Rennradkonventionen ein. Kurz: Es gibt immer etwas, das man falsch machen kann und auch falsch macht, weil einem die Regel noch unbekannt ist. Relativ frisch in der Liste ist der modische Imperativ, wonach sowohl Helm als auch Schuhe (und Socken) zwingend weiß sein müssen. Andernfalls, so teilen Rennradler und Rennradlerinnen ihrem Publikum zum Beispiel in Kurzvideos auf Social Media mit, drohten dem schwarz beschuhten und behelmten Radler mindestens missbilligende Blicke beim nächsten Social Ride, wie Gruppenausfahrten mittlerweile genannt werden.

Aber wie sieht es aus, wenn das Rad selbst, also der Rahmen, weiß ist? Schreibt die Peloton-Stil-Polizei dann immer noch Schuhe und Helm im gleichen Ton vor? Oder lässt das ästhetische Scharfrichtertum in diesem Fall schwarzes Schuhwerk und Kopfschutz durchgehen? Ja, das ist natürlich eine snobistische Frage, aber sie tauchte tatsächlich während einer Fahrt auf dem neuen Rose Shave FF im Schädel auf, während der Schädelinhaber gegen die besagten Schuh-und-Helm-Gebote verstieß.

Der Rahmen des neuen Aerorenners von Rose strahlt jedenfalls, ja, dieses Verb muss hier verwendet werden, in reinstem Weiß. Die Logos des Herstellers sind noch dazu sehr, sehr dezent auf dem Rahmen angebracht, sodass kein üppiges Schwarz den Weißraum reduziert. Lediglich an der Front des Steuerrohrs befindet sich ein recht kleines Logo, während die Modellbezeichnung dezent auf dem Oberrohr steht. Das gibt dem Shave FF eine enorm saubere Optik, die nicht einmal von Schlammspritzern nach einer nassen Ausfahrt wesentlich beeinträchtigt wird. Ein Traum in Weiß? Also rein ästhetisch weckt dieses Rad den Wunsch, es zum Traualtar zu führen und eine dauerhafte Asphaltbeziehung mit dieser Gefährtin einzugehen.

Aerodynamischer als seine Vorgänger: das Rose Shave.

Mit wem aber lässt sich der bindungs-willige Radler ein? Das Shave ersetzt zwei

FOTO: ROSE

Räder aus der bisherigen Rose-Modellpalette. Einmal das ehemalige Endurance-Modell Reveal und in der Version mit dem Zusatz „FF“ das einst angebotene, klassische Racebike X-Lite. Das Shave FF, um diese Variante geht es hier, ist also auf Tempo und Aerodynamik ausgelegt. Die Carbonrohre des Rahmens weisen die dafür klassischen Profile auf, sind also eher tragflächenartig gestaltet, auf dass der Fahrtwind daran vorüberstreiche, ohne viel Leistung zu kosten. Optisch ist auch das gelungen, denn die Rohre sind nicht übermäßig wuchtig, wie das bei manchen Aero-Modellen der Fall ist. Rose beziffert den Luftwiderstand im Windkanal bei einer Geschwindigkeit von 45 Kilometern pro Stunde mit 205 Watt. Das wären zehn Watt weniger als beim Vorgängermodell X-Lite und muss sich hinter den Aero-Modellen der Konkurrenz nicht verstecken. Die getestete Version mit Sram Force AXS Ausstattung bringt zudem ein sehr respektables Gewicht auf die Waage: In der Größe M/L wiegt das Shave FF laut Hersteller 7,0 Kilogramm. Im Aerodynamikwesen ein guter Wert. Die Sitzposition fällt aggressiv aus, mit den recht langen Brems-Schaltgriffen streckt sich der Oberkörper tüchtig. Zudem fällt die Überhöhung von Sattel zu Lenker ebenfalls sportlich aus. Und das soll sie auch, denn das Shave FF dürfte als Rennmaschine durchgehen, die Geschwindigkeit vor Komfort setzt. Der Fahreindruck verstärkt das: Das Shave FF lenkt sich flüssig und sicher und verleitet allein durch die Sitzposition dazu, stets ein bisschen fester in die Pedale zu treten, als vielleicht auf gemütlicher konzipierten Modellen.

Der Rahmen lässt Freiheit für Reifen bis zu einer Dicke von 35 Millimetern. An dem getesteten Modell hat Rose 28 Millimeter breite Schwalbe Pro One Aero Super Race Reifen montiert. Die Laufräder stammen von Rose selbst, es handelt sich um die RC55 CX-Ray Modelle, deren schwarzes Carbon-Profil eine Höhe von 55 Millimetern hat. Das sieht schnell aus und produziert während der Fahrt dieses typische Geräusch, das solche Laufräder mit Carbonflanken gerne machen: als würde ein angriffslustiger Insektenschwarm anfliegen. Bei Erschütterungen klappern die Ventile manchmal ein bisschen, die etwas Spiel an der Felgenöffnung haben. Da helfen zwei kleine Gummiringe aus dem Baumarkt.

Ist die Zeit der breiten Lenker wieder vorbei?

Das Cockpit fällt mit 35 Zentimetern Breite an den Griffen sportlich schmal aus. Und es drängt sich langsam der Eindruck auf, als neige sich die Zeit der mindestens 42 Zentimeter breiten Lenker dem Ende zu. Das Argument lautet gewiss: Aerodynamik. Ob das wirklich hilft? Der Fahreindruck meldet vom Lenker jedenfalls keine Störgefühle.

Die kabellose Funkschaltung Sram Force AXS wechselt gewohnt zuverlässig durch die Gänge, und auch die Scheibenbremsen greifen so zu, wie sie zugreifen sollen. Der zwölffache Zahnkranz verfügt über eine Übersetzungsspannweite von 33 bis zehn Zähnen, die Zweifach-Kurbel hat

50 und 37 Zähne. Die Force AXS ist zudem mit einem Leistungsmesser ausgestattet, sodass der ehrgeizige Hobbyrennradler auch seine Wattwerte im Blick behalten kann.

In der getesteten Version kostet das Rad 5900 Euro. Das ist natürlich eine Menge Geld. Doch für eine Rennmaschine wie diese rufen andere Hersteller einen mindestens ebenso hohen, vermutlich eher einen höheren Preis auf.

Und wer weiß, vielleicht setzt die saubere, weiße Optik sogar die ästhetischen Regeln außer Kraft, die durch das Rennradwesen geistern? Der weiße Rahmen, dazu die übrigen schwarzen Teile – Laufräder, Reifen, Kurbel, Sattelstütze, Sattel, Lenker und Schaltgriffe – sollten es doch kaschieren, falls ein regelwidrig mit schwarzen Schuhen oder schwarzem Helm gekleideter Fahrer auf dem Shave FF sitzt, oder? Und wenn so ein pedantischer Rennradsnob doch die Nase rümpft, dann stehen die Chancen gut, ihn mit diesem Rad abzuhängen oder wenigstens den Puls so hochzutreiben, dass es zu stiller Fahrt zwingt. Sebastian Herrmann

Technische Daten

Rose Shave FF Force AXS Rahmen: Carbon Gabel: Carbon Schaltung: Sram Force AXS Übersetzung: vorn: 50/37 Zähne, hinten: 10 - 33 Zähne Gewicht: 7,0 Kilogramm (Größe M/L) Preis: 5900 Euro

Von Nils Minkmar

Das Megafeuer dieses Sommers, das am 22. Juli im kleinen Médoc-Ort Saumos ausbrach, hat einer Landschaft, die sonst für Wein, Pinienwäl-

der und endlose Atlantikstrände steht, eine traurige weltweite Aufmerksamkeit verschafft. Innerhalb weniger Tage erfasste der Brand rund 42000 Hektar, zwang in der Gironde insgesamt rund 220000 Menschen zeitweise zur Flucht, machte die vollständige Evakuierung der Halbinsel Cap Ferret notwendig und bedrohte, nachdem der Wind gedreht hatte, sogar die westlichen Vororte der Metropole Bordeaux.

Neu war dabei nicht, dass es in den großen Seekiefernwäldern brannte – Feuer gehören seit jeher zu den Gefahren dieser großflächig forstwirtschaftlich geprägten Landschaft –, sondern die Gewalt und Unberechenbarkeit des Geschehens. Über Saumos bildeten sich Pyrocumulonimbus-Wolken, sogenannte Feuergewitter, in denen ein Großbrand durch seine enorme Hitze eigene Aufwinde und lokale Winde erzeugt und damit seine Ausbreitung zusätzlich beschleunigen kann. Was zunächst wie ein besonders schlimmer Waldbrand aussah, entwickelte sich so zu einem jener Megafeuer, auf die sich auch andere europäische Regionen künftig werden einstellen müssen. Inzwischen sind die großen Rauchfahnen verschwunden, die Straßen wieder offen und der Ferienbetrieb vielerorts wieder angelaufen, doch die Spuren der Katastrophe bleiben sichtbar. In Lacanau konnten Campingplätze und Ferienanlagen bereits Ende Juli wieder öffnen, während die Rückkehr am Cap Ferret langsamer verlief und einzelne Betriebe schwer getroffen wurden oder geschlossen bleiben mussten.

Ein Evakuierungsplan war bereits 2023 entwickelt und 2025 erprobt worden

Gerade deshalb wirkt die Gegend jetzt, nach dem großen Ferienwochenende um den 15. August, zugleich vertraut und verändert: Die Hochsaison ebbt ab, die Strände und Märkte werden leerer, und zwischen grünen Waldstücken stehen plötzlich schwarze Stämme, freigelegte Schneisen und Flächen, an denen man die Wucht des Feuers noch ablesen kann.

Der Schutz von Menschenleben stand bei der Brandbekämpfung von Anfang an im Vordergrund, weshalb besonders gefährdete Siedlungen, Campingplätze und andere Ferienunterkünfte früh geräumt wurden. Dass dies trotz der gewaltigen Zahlen ohne Todesopfer in der Zivilbevölkerung und ohne eine noch größere Katastrophe gelang, hatte viel mit Vorbereitung und einer erstaunlich reibungslosen Improvisation zu tun. Für Cap Ferret war ein Evakuierungsplan bereits 2023 entwickelt und 2025 erprobt worden; als am Morgen des 24. Juli die gesamte Halbinsel geräumt werden musste, verließen rund 40 000 Menschen das Gebiet über die einzige Straße nach Norden oder mit eigens eingesetzten Booten über das Bassin d'Arcachon.

Rückkehr zur veränderten Normalität: eine Spaziergängerin mit Hund bei Andernos-les-Bains. FOTO: OLIVIER MORIN/AFP

Umständlich nach Informationen suchen musste dabei kaum jemand: Über das französische Warnsystem FR-Alert erschienen die Anweisungen unmittelbar auf den Mobiltelefonen der Menschen im Gefahrengebiet. Bürgermeister, Präfektur, Feuerwehr, Polizei, Vereine, Unternehmen und Freiwillige mussten sich in einer Lage koordinieren, für die es zwar Pläne, aber naturgemäß kein fertiges Drehbuch gab – und gerade diese Mischung aus zentraler Ansage und lokaler

Das Médoc nach dem Megafeuer

Der späte Sommer und der frühe Herbst sind für Reisen an die Atlantikküste normalerweise eine besonders schöne Zeit. Was erwartet Urlauber dort jetzt?

Improvisation funktionierte bemerkenswert gut.

Der Schock ging in Frankreich deshalb über die erwartbare Anteilnahme an einer Naturkatastrophe hinaus, weil Médoc, Bassin d'Arcachon und Bordeaux für viele zu jener idealisierten Geografie des Südwestens gehören, in der sich Stadt und Landschaft, Genuss und Natur, Atlantik und Wein scheinbar mühelos verbinden.

Bordeaux selbst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zwei Jahrzehnten stark verändert. An den Ufern der Garonne entstanden lange Spazier- und Radwege, die Tram prägt das Zentrum stärker als der Autoverkehr, und die Bevölkerung der Metropole wuchs zwischen 2017 und 2023 im Durchschnitt um 1,3 Prozent pro Jahr, vor allem durch Zuzug. Der TGV hat die Entfernung zu Paris schrumpfen lassen: Die schnellsten Verbindungen zwischen Montparnasse und Bordeaux-Saint-Jean benötigen heute gut zwei Stunden. So ist aus der traditionsreichen Weinstadt eine stark wachsende französische Metropole geworden, ohne dass man weit fahren müsste, um wieder zwischen Weinbergen, Sümpfen oder den schnurgeraden Kiefernwäldern der Landes de Gascogne zu stehen.

Für Reisende sind Spätsommer und Frühherbst deshalb ohnehin die vielleicht schönste Zeit. Die Wochenmärkte zeigen noch einmal den ganzen Reichtum der Saison, mit Trauben, Feigen, Äpfeln, Tomaten und all dem Obst und Gemüse, das nach den vielen heißen Tagen dieses Sommers allerdings nicht überall in gewohnter Fülle vorhanden ist. Die Strände, Campingplätze und Marktplätze sind weniger voll, die Luft wird morgens kühler, und auch die Einheimischen atmen nach Hitzewelle, Feuer und der hektischen Flucht sichtbar auf. Man spürt zugleich, dass es für viele ein Davor und ein Danach gibt. Das Feuer hat nicht nur Wald zerstört, sondern auch Momente der Wahrheit hervorgebracht, in denen sichtbar wurde, wie viel eine Region selbst organisieren kann, wenn die normalen Zuständigkeiten an ihre Grenzen geraten.

Das zeigte sich besonders in und um Lacanau. Als der Brand nach mehreren Richtungswechseln wieder näher an die Gemeinde heranrückte, ließ der kommunale Krisenstab früh Schneisen und breite Feuerschutzstreifen anlegen; entlang der Landstraße entstanden in kürzester Zeit kilometerlange Feuerschneisen, für die Bäume gefällt, Holz abtransportiert und der Boden freigelegt wurde. Zugleich verwandelten sich Rathaus, Bauhöfe und Vereinsräume in kleine Lagezentren, in denen Unternehmer, Waldbesitzer, Landwirte und Freiwillige mitarbeiteten. Zum Symbol dieser Selbstorganisation wurde eine Gruppe, die sich selbst „Les Chicanos“ nennt und zunächst nur aus einigen Dutzend Helfern bestand, dann aber auf mehrere Hundert anwuchs.

Landwirte, Handwerker und andere Einheimische rüsteten ihre Pick-ups und Geländewagen mit Wassertanks, Pumpen und Schläuchen aus, koordinierten sich über eine Whatsapp-Gruppe und übernahmen, in Abstimmung mit der Feuerwehr, vor allem die kleinen, wieder aufflammenden Brände an Waldrändern und Wegen. Der Bürgermeister von Lacanau sprach zeitweise von rund 500 Beteiligten und 170 Fahrzeugen, darunter etwa 50 mit Pumpen und Löschtechnik – eine improvisierte Parallelstruktur, die die professionellen Einsatzkräfte nicht ersetzte, ihnen aber Routinearbeit abnahm und vor allem nach dem Durchzug der großen Feuerfront schnell auf neue Glutnester reagieren konnte.

Diese Bereitschaft zur improvisierten Selbsthilfe passt zu einer Eigenart des französischen Südwestens, der trotz aller staatlichen Präsenz eine ausgeprägte Vorliebe für den kurzen, praktischen Weg bewahrt hat. Reisende begegnen ihr in friedlicheren Formen ständig: Öffnungszeiten stehen auf handgeschriebenen Zetteln, ein Pappschild an einer Landstraße führt zu einem Hofladen, ein Winzer öffnet doch noch einmal den Keller, weil gerade jemand vorbeikommt, und ein kleiner Markt ist am Ende interessanter als die Attraktion, die im Reiseführer drei Sterne trägt.

Man erfährt hier jetzt etwas über die Verletzlichkeit dieser Landschaft

Nach dem Schock des langen, heißen Sommers setzt nun wieder jenes goldene Licht ein, das den Südwesten im September besonders schön macht; die Temperaturen sinken, längere Spaziergänge und Fahrradtouren werden wieder angenehmer, und gerade die Übergänge zwischen verbrannten und unversehrten Waldflächen erzählen nun, ohne dass man Katastrophentourismus betreiben müsste, etwas über die Verletzlichkeit dieser Landschaft.

Im Médoc selbst lohnt sich die klassische Route durch die Weinorte Margaux, Saint-Julien, Pauillac und Saint-Estèphe, nicht nur wegen der berühmten Châteaux, sondern auch weil der Wein inzwischen wie ein empfindlicher Seismograf auf den Klimawandel reagiert. Wer mit Winzerinnen und Winzern spricht, hört schnell von früheren Lesezeiten, Trockenstress, neuen Arbeiten im Weinberg und der Frage, welche Rebsorten in einigen Jahrzehnten noch zu diesem Terroir passen werden. Von Bordeaux aus lässt sich der Radius leicht erweitern: nach Saint-Émilion oder Sauternes, zur Cité du Vin in Bordeaux und, für größere Tagesausflüge, zum Château de La Brède, in dem Montesquieu aufwuchs, zum Château de Montaigne im Périgord oder weiter die Dordogne hinauf zu Les Milandes, dem früheren Anwesen von Josephine Baker. Gerade nach diesem Sommer bekommen solche historischen Orte eine unerwartete Gegenwart: Sie zeigen, wie oft sich eine Landschaft verändert hat und wie selbstverständlich das, was Reisende für uralt und unverrückbar halten, immer wieder neu erfunden werden musste.

Die Siedlungsgeschichte des Médoc reicht bis in die Antike, seine heutige Landschaft ist dagegen in vielem das Ergebnis menschlicher Eingriffe, vom Weinbau bis zu den riesigen Kiefernforsten, deren heutige Ausdehnung im 19. Jahrhundert systematisch geschaffen wurde. Vielleicht ist das der stärkste Eindruck einer Reise in diesem Spätsommer: dass auch diese scheinbar ewige Ferienlandschaft keineswegs statisch ist. Das Feuer hat ihr eine Narbe zugefügt, aber es hat zugleich gezeigt, wie schnell eine Region reagieren kann, wenn vertraute Sicherheiten verschwinden. Wer jetzt kommt, besichtigt eine Gegend, die gerade lernt, mit einer neuen Realität zu leben. Das ist, neben Wein, Atlantik und dem berühmten Licht, ein ziemlich guter Grund hinzufahren.

Radtour durchs Welterbe

Im Südosten Tschechiens befindet sich eine der ungewöhnlichsten Unesco-Stätten: In der Weinregion gibt es alte Schlösser, Tempel und Triumphbögen. Besonders kuriose Dinge finden sich in den Kellern.

Von Andreas Remien

Das Indiz im kühlen Schlosskeller von Mikulov wirkt ziemlich überzeugend. Und ziemlich groß. Es ist ja auch mehr als sechs Meter lang

und so breit, dass viele Menschen gleichzeitig hineinspazieren könnten in das, was hier ohne Übertreibung „Riesenfass“ genannt wird. Wer glaubte, dass in Tschechien fast nur Bier gebraut wird, findet in dem Gewölbe einen gigantischen Gegenbeweis aus Eichenholz: Gefüllt wurde das 1643 zusammengezimmerte Ungetüm nämlich nicht mit Lager oder Pils, sondern ausschließlich mit Wein.

Der Wein ist nur eine von mehreren Überraschungen, die Südmähren zu bieten hat. Die Region im Südosten Tschechiens, direkt an der Grenze zu Österreich und nur gut 80 Kilometer von Wien entfernt,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zu einer der beliebtesten Urlaubsregionen des Landes entwickelt. Am besten lässt sie sich mit dem Fahrrad erkunden.

Auch in Mikulov, der kleinen Stadt mit dem Riesenfass, kurven auffällig viele Menschen durchs historische Zentrum. Und zu den gemütlichen kleinen Restaurants wie der Weinstube Korek, wo man den Kopf einziehen muss, um auf der schmalen Treppe in das urige Kellergewölbe zu kommen. Dort hält Dominika Holešinská, Mitarbeiterin beim Nationalen Weinzentrum, einen Vortrag. „Weinanbau hat in Südmähren eine lange Tradition“, sagt Holešinská, während sie ein halbes Dutzend unterschiedlicher Weiß- und Rotweine ausschenkt. Darunter ist auch ein Pálava, eine Kreuzung aus Gewürztraminer und Müller-Thurgau, die hier zu den beliebtesten regionalen Sorten gehört. Im Kommunismus, sagt die Weinexpertin, sei leider viel kaputtgegangen. „Da war die Menge wichtig, nicht die Qualität.“

Das hat sich zwar schon längst geändert – manche Weine aus der Region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nternationale Preise abgeräumt. Das Image aber ist im Ausland noch immer recht ramponiert, was auch daran liegt, dass kaum Flaschen exportiert werden. Um sich selbst ein Bild vom Wein zu machen, radelt man also am besten nicht nur zum historischen Riesenfass von Mikulov, sondern durch die ganze Region zu den vielen kleinen Weingütern, Bistros und Restaurants.

In Südmähren liegt das Schloss Lednice (großes Foto oben). Während der Fahrt trifft man unvermittelt auf imposante Bauten (oben) und Weinkeller, die aussehen wie Häuser aus dem Auenland (unten). FOTOS: ROBIN ZÁVODNÝ/M-ARK/VISITCZECHIA, ANDREAS REMIEN(2)

Dabei ist oft schon der Weg reizvoll. Kleine Wege führen über sanfte Hügel und durch weite Felder. An den sonnenreichen Hängen liegen viele Weinberge, in der Ebene Flussauen, kleine Ortschaften und Seen. Viele Orte sind mit schmalen Wegen verbunden. Diese sollte man auch nehmen, denn an den großen Verbindungsstraßen gibt es kaum Radwege – und viele Autofahrer, die tendenziell ungeduldig sind.

Sehr entspannt ist es auf den Schotterpisten in der Kulturlandschaft Lednice-Valtice. Sie ist eine der merkwürdigsten Unesco-Welterbestätten überhaupt: Auf etwa 300 Quadratkilometern finden sich überall verstreut Denkmäler, Schlösser und andere Anlagen, die das Haus Liechtenstein hier zwischen dem 17. und frühen 20. Jahrhundert in die Landschaft gesetzt hat. Die Familie besaß in der Region einst umfangreiche Ländereien und Residenzen. Kaum ist man vom „Tempel der Drei Grazien“ losgeradelt, kommt man zu einem historischen Seerosenteich und wenig später zum „Dianatempel“. Bei der Fahrt durch die Parks, Kiefern- und Auwälder stößt man ständig auf kleine und große Anlagen der alten Hofbaumeister.

Auf einer Anhöhe erreicht man zum Beispiel die rätselhafte Reistenkolonnade, einen Triumphbogen, der solitär in der Landschaft steht. Nach 1945 verlief der Eiserne Vorhang genau durch dieses Gebiet, die Kolonnade lag im unzugänglichen Grenzstreifen. Noch heute wirkt das Familiendenkmal recht verloren, zumal auch die Inschrift „Den Manen der Unvergesslichen – der einzig überlebende Sohn“ eher eine Portion Einsamkeit in die umliegenden Täler sendet. Johann I. von Liechtenstein hatte das Denkmal errichten lassen, nachdem sein Vater und seine zwei Brüder verstorben waren.

Deutlich lebhafter geht es dagegen im Schloss Lednice zu. Die romantisch-neugotische Anlage – zu Deutsch „Eisgrub“ – war einst die Sommerresidenz des Hauses Liechtenstein. Heute gehören das Schloss und andere Anlagen dem tschechischen Staat, denn mit den Beneš-Dekreten wurde die Familie Liechtenstein 1945 enteignet. Mit dieser Entscheidung hadert die Familie heute noch, kooperiert aber dennoch mit den heutigen Verwaltern. Sie hat zum Beispiel Möbel oder anderes Inventar in die prunkvollen Räume des Schlosses zurückgebracht.

Die historischen Gebäude, der Schlosspark und das alte Palmenhaus sind eine der meistbesuchten Touristenattraktionen Tschechiens. Das klingt nach viel Trubel, tatsächlich wälzen sich hier aber nicht ununterbrochen die Menschenmassen durch die imposanten Räume und den weitläufigen Park. Ins nicht so weit entfernte Schloss Schönbrunn in Wien etwa kommen pro Jahr mehr als zehnmal so viele Besucher. In Lednice geht es selbst im Sommer vergleichsweise ruhig zu. Das liegt auch daran, dass es in der Region kaum große Hotels gibt und mit Brünn die nächste größere Stadt gut 60 Kilometer entfernt ist.

Die etwas entrückte Lage ist wahrscheinlich auch ein Grund, warum man in der ländlichen Region immer wieder Dinge findet, die auf sympathische Weise aus der Zeit gefallen sind. Etwa, wenn abends in den Straßen von der Kleinstadt Velké Pavlovice plötzlich die Lautsprecher knistern, eine Marschmusik ertönt und anschließend eine etwas strenge Frauenstimme die aktuellen Dorfnachrichten in die Gassen sendet.

Wie im benachbarten Österreich ist der Wein in Südmähren fast überall präsent

Ein starker Kontrast zu diesem nostalgischen Grundsound ist nur eine kurze Fahrradfahrt entfernt, auf einem Weinberg nördlich des Dorfes Velké Pavlovice. Dort hat in diesem Jahr das Artevini Resort eröffnet, ein modernes Hotel mit Infinity-Pool, Wellness und Konferenzräumen. Nostalgie spielt eher keine Rolle. Aber der Wein ist auch hier ein zentrales Thema. Gleich hinter den Konferenzräumen werden in Zukunft Trauben angeliefert, im Keller stehen bereits riesige Tanks bereit. „Dann machen wir unseren eigenen Wein“, sagt Jiří Bernhard, Verkaufsleiter des Hotels. So wie im benachbarten Weinviertel in Niederösterreich ist der Wein in Südmähren fast überall präsent, in alten Gaststuben und in neuen Wellness- und Businessunterkünften.

Zu sehr auf alte Traditionen möchten sich die Hoteliers allerdings nicht verlassen. Safran, Kaviar, eingelegter Kohl – der Chefkoch des Artevini stellt täglich eine recht anspruchsvolle Speisekarte zusammen. So wie viele andere Restaurants in der Region kocht er regelmäßig gegen das Image an, dass die tschechische Küche nur aus Bier, Sahne und Schweinefleisch besteht.

Kulinarisch und auch in manch anderer Hinsicht überraschend ist das Angebot an den Hängen in der Nähe der Gemeinde Starovičky. Dort wachsen mal ausnahmsweise nicht die Weinreben, sondern knapp 50 unterschiedliche Lavendelarten. Kalte Bio-Limonade oder Lavendel-Mascarpone-Eis: Gerade an einem heißen Sommertag ist dieser Hauch von Provence ein so schöner wie ungewöhnlicher Pausenstopp einer Fahrradtour.

Der Lavendel fühlt sich wohl, denn ähnlich wie in Südfrankreich ist es in Südmähren im Sommer häufig heiß und trocken. Auch deshalb ist das E-Bike für die Erkundung der Region eine gute Wahl: Mit Motorunterstützung kann man die Hügel ohne große Anstrengung hinauffahren, sich vom Fahrtwind kühlen lassen und gleichzeitig schnell vorankommen. Stehen bleiben sollte man an richtig heißen Tagen am besten an einem Weinkeller, wo es schon nach ein paar Treppenstufen zehn Grad kühler ist. Wer hier haltmacht, muss sich nicht betrinken: Auf den Speisekarten gibt es auch jede Menge alkoholfreie Getränke.

Niedrigere Temperaturen bietet auch das Kellerviertel von Vrbice, wo die Menschen im Laufe der vergangenen Jahrhunderte Keller an Keller in den Sandstein gehauen haben. Der Vergleich mit Hobbit-Häusern ist zwar im Allgemeinen überstrapaziert, hier trifft er aber doch zu: Die niedrigen Eingänge, die runden Türen und die zugewachsenen Dächer sind architektonisch nicht weit vom Auenland entfernt.

Auch kühl, aber doch ganz anders als die kleinteilige Kolonie ist der riesige Keller unter dem Schloss Valtice. Dort befindet sich der „Salon vín České republiky“, die ständige Verkostungsausstellung des Landes. In dem barocken Gemäuer lagern die hundert besten Weine des Landes. Viele Besucher probieren nur extrem kleine Mengen oder spucken den Wein wieder aus, um bei klaren Sinnen möglichst viele Weine probieren zu können.

Jede Flasche wird mit einer eigenen Infotafel präsentiert, inklusive analytischer Daten und Aromacharakteristik. Es ist die Antithese zu früheren Epochen, als es vor allem auf die Quantität ankam. Gut funktioniert hat der Mengen-Gigantismus ohnehin nicht. Das 26 Tonnen schwere Riesenfass von Mikulov ist schon seit Jahrhunderten nicht mehr ganz dicht und wird längst nicht mehr befüllt.

Reiseinformationen

Anreise: Břeclav ist ein Eisenbahnknotenpunkt mit direkten Verbindungen nach Berlin und Wien. Zwischen den Orten gibt es Busverbindungen. Nächster Flughafen mit Verbindungen nach Deutschland ist Wien.

Übernachten: Sehr urig im Hotel Tanzberg in Mikulov, Lhotel-tanzberg.cz, stilvoll im Hotel Lotrinsky, hotel-lotrinsky.cz, oder modern im Artevini Resort auf der Website arteviniresort.cz.

Essen und Trinken: Die Initiative Gourmet South Moravia hat prämierte Lokale zusammengetragen und bietet auf ihrer Website einen kleinen Gastroführer und eine Karte, gourmetsuedmaehren.eu. Weitere Informationen bieten die Tourismusverbände Visit Czechia und Südmähren, visitczechia.com und auf der Website sued-maehren.de

Hinweis der Redaktion: Die Recherchereisen für diese Ausgabe wurden zum Teil unterstützt von Veranstaltern, Hotels, Fluglinien und/oder Tourismus-Agenturen. Ein Teil der vorgestellten Produkte wurde der Redaktion von den Herstellern zu Testzweck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und/oder auf Reisen präsentiert, zu denen Journalisten eingeladen w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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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 UND WEG

Nackt oder strickend? Kreuzfahrten boomen, besonders, wenn sie einem Motto folgen. Aber wehe, der FKK-Bereich ist kleiner als erhofft!

er Harald Schmidt macht's, der Silbereisen macht's auch, und die zwei sind nicht allein: Kreuzfahrten boomen, als gebe es weder Ölkrise, Klimakrise noch Hantavirus.

2,8 Millionen Deutsche haben 2025 laut dem Branchenverband Clia auf einem der schwimmenden Hochhaus-Vergnügungsparks eingecheckt. 1,5 Millionen davon begannen laut Statistischem Bundesamt ihre Schiffsreise an der Nord- oder Ostsee. Die Reedereien haben Wachstumszahlen, von denen andere Tourismusanbieter nur träumen können.

Dabei bietet das Traumschiff der Wahl immer öfter nicht nur das übliche Programm aus Essen, Trinken, Unterhaltung und Ausflügen, sondern ein Thema. Das wird an Bord und Land durchgezogen, um die Gäste dort abzuholen, wo sie eben gerade sind. Heavy Metal, LGTBQ oder Star Trek sind schon länger im Programm.

Ein neues Angebot aus Norwegen lässt nun die Finger von Strick-Aficionados kribbeln: Im April 2027, so die Veranstalter, werde ein „lange gesponnener Traum wahr“. Mit dem Hurtigruten-Schiff MS Kong Harald geht es auf der „Stricken & Meer“-Kreuzfahrt an der norwegischen Küste entlang. Strick-Workshops, Vorträge von Strickfluencern und Besuche von Wollläden auf abgelegenen Inseln stehen auf dem Programm, elf Tage lang. Wow.

FKK an Deck gilt als „Unterhaltungsangebot“. FOTO: BERND WÜSTNECK

Für Verwegenere gibt es Kreuzfahrten mit Tattoo-Workshops. Auch True-Crime-Fans kommen auf ihre Kosten. Und selbstverständlich FKK-Anhänger. Für solche bietet etwa Aida zwar keine eigenen Kreuzfahrten an, aber doch Bereiche auf einem Deck, wo die Nackten sich ungestört und vor Blicken geschützt sonnen oder in Whirlpools planschen können.

Nun aber klagte ein Naturisten-Ehepaar, das auch wegen dieser Möglichkeit, alle Hüllen fallen zu lassen, eine Weltreise auf einem Aida-Schiff gebucht hatte. Kostenpunkt: 68 000 Euro. Die beiden monierten, dass der FKK-Bereich auf dem Schiff deutlich kleiner als angenommen war. Sie wollten einen Teil ihres Reisepreises zurückhaben, genauer: 15 000 Euro.

Den beiden war zum Verhängnis geworden, dass sie fast zwei Jahre im Voraus gebucht hatten. Zum Zeitpunkt der Buchung hätten die Deckpläne „einen großzügigen FKK-Bereich mit Whirlpool, Dusche und Sonnendach“ gezeigt. Aber als sie die Reise antraten, war das Schiff umgebaut worden. Aus dem FKK-Areal waren private Terrassen für Suitenbewohner geworden, zu denen sie nicht gehörten. Der Nacktbereich war verlegt und verkleinert worden, kein Sonnendach, keine Dusche, kein Whirlpool.

Ein Rostocker Gericht gab dem Ehepaar nun recht und entschied, dass es einen Teil des Reisepreises zurückverlangen dürfe, allerdings keine 15 000 Euro, sondern nur fünf Prozent. Schließlich, so das Gericht, stelle der FKK-Bereich „nur eines von zahllosen Unterhaltungsangeboten einer Kreuzfahrt“ dar.

FKK als Unterhaltungsangebot, nun ja, das ist eine zumindest interessante Einschätzung. Das Urteil ist aber noch nicht rechtskräftig, die Reederei will weitere rechtliche Schritte prüfen.

Was lernen wir daraus? Besser gleich eine Themenkreuzfahrt machen! Da weiß man, was man kriegt, und das Schiff ist voller Gleichgesinnter. Zum Beispiel auf dem „Big Nude Boat“, das kommenden Februar wieder mit mehr als 2000 Gästen im Adam-und-Eva-Kostüm durch die Karibik cruise. Hans Gasser

Der Autor regt eine Birdwatching- Kreuzfahrt an.

FOTO: ROBERTO MOIOLA/PICTURE ALLIANCE / VISUALLY

EINMAL IM LEBEN

Die Kirche im Himmel

Als der Bergführer darum bittet, die Schuhe auszuziehen, ist klar: Jetzt wird es ernst. Bislang war der Weg zur Abuna Yemata Guh, zu Äthiopiens „Kirche im Himmel“, ein eher sanfter Anstieg. Nun aber geht es eine Felswand hinauf, die sich nur mit bloßen Händen und Füßen erklimmen lässt – zentimetergenau angeleitet von den einheimischen Reisebegleitern: rechter Fuß in dieses Loch, linke Hand auf diesen Vorsprung. Es hat schon seinen Grund, dass Abuna Yemata Guh laut Wikipedia die „am schwersten zugängliche Kultstätte der Welt“ ist. Am Ende der Kletterwand, gut 2500 Meter über dem Meeresspiegel, hofft man kurz, den schwindelerregendsten Teil hinter sich zu haben. Doch der kommt jetzt. Denn der Eingang zur Kirche liegt am Ende eines schmalen Pfads, der an der senkrecht abfallenden Außenwand des Bergs entlangführt. Es empfiehlt sich, nicht nach links zu sehen, da geht es 200 Meter in die Tiefe. Und dann steht man plötzlich vor einer Tür. Der junge Priester, dem beim Aufstieg nicht mal der weiße Turban verrutscht ist, schließt auf und führt hinein in die Kirche. Sie besteht nur aus einem Raum, den frühe Christen im 5. oder 6. Jahrhundert aus dem Fels geschlagen haben. Wände und Decken sind von Fresken bedeckt, vermutlich aus dem 15. Jahrhundert, aber so gut erhalten, als seien sie gestern gemalt worden. Sie zeigen unter anderem die Neun Heiligen, Missionare, die eine wichtige Rolle bei der Verbreitung des Christentums im heutigen Äthiopien spielten. Abuna Yemata, der Namensgeber der Kirche, ist einer von ihnen. Die Frage, wie man heil wieder herunterkommt, stellt man sich hier oben nicht nur einmal – auch wenn es bisher angeblich jeder geschafft hat. Aber die Frage, ob sich der Aufstieg gelohnt hat, die stellt man sich nie. Paul Munz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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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TETT

Vier Bilder, eine Gemeinsamkeit – welche?

Von Oliver Rezec

Diagramm nach 35.Df3

MITTELSCH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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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versammlung könnt in Ruhe Fußbau Wahlgang hat gek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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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ER
FOTOS: IMAGO (7); WEITERE BILDNACHWEISE AM 5.9.

Im nunmehr einundzwanzigsten Jahr unterwerfen sich hoffnungsvolle Menschen dem Regiment von Heidi Klum, welche die meisten davon mit diesem Satz wieder entlässt. Wie lautet das Zitat?

SCHACH

Praggnanandhaa - Keymer (Läuferspiel) Mit einer eindrucksvollen Energieleistung gelang es Deutschlands Spitzenspieler Vincent Keymer, sich für das große Finale der besten vier Spieler der Grand Chess Tour in Saint Louis zu qualifizieren. Hier traf er im Halbfinale auf den aufstrebenden indischen Supergroßmeister Praggnanandhaa, während Caruana gegen seinen US-amerikanischen Landsmann So spielte. Aus deutscher Sicht war es bedauerlich, dass Keymers mentale Batterien nach den strapaziösen Qualifikationskämpfen erschöpft waren und er seinem indischen Kontrahenten unterlag. Nachfolgend die sehr komplexe zweite Begegnung:

Komplexer Kampf

beide Spieler werden mit komplexen Entscheidungen konfrontiert) 24.Lg5 Td6 25.b3 d4 (ein starker Gegenangriff) 26.Sa4 (der erste Fehlgriff, besser war 26.bxc4 dxc3 27.f4 Df8 28.Ka2) 26...De8 27.f4 e5 28.f5 Sf8 29.Sg3 Lf6 30.Lxf6 Txf6 31.Dg5 (nach diesem Fehler in Zeitnot kommt Schwarz in Vorteil) 31...Tfh6 32.f6 Tg6 33.Df5+ Kb8 34.Sxh5 Txg2 35.Df3 (damit ist der kritische Punkt der Partie erreicht) DIAGRAMM 35...Sd2+ (ein fataler Fehlgriff der die Partie zum Kippen bringt. Nach 35...Se3 36.Tc1 36...Dc6 37.c4 Thg8 würde Schwarz auf Gewinn stehen) 36.Txd2 Txd2 37.Kc1 (nun ist der Turm gefangen und der Weiße kommt in klaren Vorteil) 37...Txh5 38.Txh5 Tf2 39.Dxf2 Dxh5 40.Sc5 b6 41.Sxa6+ Kc8 (den Rest der Partie spielt der junge Inder sehr stark) 42.Df1 d3 43.Dxd3 Dg5+ 44.Kb2 Dxf6 45.Sb4 Sd7 46.Dd5 Sc5 47.Sc6 Dh4 48.a4 Sxe4 49.a5 Sc5 50.b4 De4 51.Se7+ 51...Kb8 52.Dd8+ Kb7 53.Dc8+ Ka7 54.Dxc7+ Ka8 55.Dd8+ (und Schwarz gab auf, nach 55...Kb7 56.Dc8+ Ka7 57.Sc6+ müsste er die Dame geben). Stefan Kindermann

1.e4 e5 2.Lc4 Sf6 3.d3 Sc6 4.a3 g6 5.Sc3 Lg76.Lg5 d6 7.Sge2 h6 8.Lh4 Le6 9.f3 Dd7 10.Dd2 Se7 11.Lxe6 fxe6 12.d4 exd4 13.Sxd4 g5 14.Lf2 Sg6 15.0-0-0 a6 16.De3 Df7 17.Kb1 Sd7 18.h4 gxh4 19.Lxh4 Sb6 20.Lf2 0-0-0 (immer noch befindet sich die Partie im ungefähren Gleichgewicht) 21.Sde2 Sc4 22.Dc1 h5 23.Le3 d5 (nach diesem Vorstoß verschärft sich das Spiel und

Von Florian Welle

ine dunkle Höhle, von schwer bewaffneten Fackelträgern erleuchtet. Es sind so viele, dass sie den Ausgang regelrecht versperren. Gemeinsam mit ihren

DEM GEHEIMNIS AUF DER SPUR

Ein mörderischer Clan?

Gruselig soll es zugegangen sein in der Höhle von Sawney Beane. FOTO: ALAMY STOCK PHOTOS/DANVIS COLLECTION/MAURITIUS IMAGES

Grausam, blutig und sogar kannibalisch trieb es die schottische Familie von Sawney Beane. Doch womöglich ist alles bloß erfunden.

Hunden drängen sie die Diebe, Mörder und Kannibalen, die sich hier jahrzehntelang versteckt hielten, ins Innere zurück und schneiden ihnen so jeden Fluchtweg ab. Dabei bietet sich den Männern ein Bild des Grauens: Von den Felsen hängen menschliche Gliedmaßen herab, überall auf dem Boden liegen Knochen verstreut.

Die eindrückliche Illustration zeigt die Verhaftung von Sawney Beane beziehungsweise Bean und seiner inzestuösen Großfamilie durch den schottischen König Jakob VI., der nach dem Tod der „Virgin Queen“ Elisabeth im Jahr 1603 als Jakob I. auch König von England und Irland wurde. Erstmals abgedruckt findet sich der Bericht über Beane und seinen „Blood Thirsty Clan“ in einem Buch eines gewissen Captain Alexander Smith, ein Pseudonym. In einem Zeitraum von 25 Jahren gegen Ende des 16. Jahrhunderts soll der Clan demzufolge mehr als 1000 Menschen ausgeraubt, umgebracht und schließlich verzehrt haben. Die ersten Zeilen des überlangen Titels: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Famous Jonathan Wild, Together with the History and Lives, of Modern Rogues ...“

Freilich einen, der über die Jahrhunderte immer populärer werden sollte, wozu sicher auch der Eintrag von Beanes Lebensgeschichte in ein Buch des zu der Zeit bereits berühmten Piratenautors Charles Johnson beigetragen hat. Dieser brachte im Jahr 1734 eine eigene Sammlung über Wegelagerer, Mörder und Straßenräuber heraus und beginnt darin den Abschnitt über Beane mit der Versicherung, dass er „so gut belegt“ sei, „wie es jede geschichtliche Tatsache nur sein kann“.

Fußt dieser Publikumserfolg noch auf wahren Begebenheiten, sei der Autor fünf Jahre später mit dessen erweiterten Fassungen nicht selten „ins Lächerliche“ abgeglitten, so Basdeo. Die Frage erscheint daher berechtigt, ob sich das in de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Times“ dann auf mehreren Seiten genüsslich beschriebene Horrorgeschehen rund um Sawney Beane überhaupt je zugetragen hat oder ob es sich dabei schlicht um einen Mythos handelt.

Dass es sich bei der 1726 in London veröffentlichten Schrift allerdings um ein sensationsheischendes Machwerk handelt, wird spätestens klar, wenn das Cover weiter unten mit „strange Discoveries of several unheard of barbarous Murders“, also mit „merkwürdigen Entdeckungen mehrerer unerhörter barbarischer Morde“, um die Lesergunst buhlt wie heute True-Crime-Formate um Zuschauer. Diese auf reißerische Art und Weise zu unterhalten, war nach Ansicht des Schriftstellers und Historikers Stephen Basdeo bereits die Absicht von Smiths erstem Buch „A History of the Lives and Robberies of the Most Notorious Highwaymen, Footpads, Shoplifts, and Cheats“ von 1714.

ALLER ANFANG

Fortan riss die Beliebtheit des düsteren Mythos nicht mehr ab und brachte dabei die verschiedensten Versionen hervor, ehe er schließlich im 20. Jahrhundert Musiker zu Songs und Regisseure zu Filmen inspirierte. Am bekanntesten: Wes Cravens Horrorfilm „The Hills Have Eyes“ von 1977, der ihn in einem abgelegenen amerikanischen Atomversuchsgelände in der Wüste spielen lässt. Ein Klassiker des Genres mitsamt Fortsetzungen und Neuverfilmungen.

Schottlands Tourismusbranche wiederum nutzt den Mythos heute fürs Geschäft. Nördlich von Ballantrae im Council Area South Ayrshire können Menschen mit Hang zum Nervenkitzel an der Küste entlangwandern, um zur großen Sawney Bean's Cave zu gelangen, in der die Familie – neben Sawney und seiner Frau sollen das laut Smith sechs Töchter, acht Söhne, 14 Enkelinnen und 18 Enkel gewesen sein – angeblich gehaust hat. Und die Gruselinszenierung im Edinburgh Dungeon wirbt mit einem Cannibal's Cave und einer etwas unappetitlichen Geschmacksfrage um schauerlustige Besucher: „Will you escape or become the cannibal's next fresh meat?“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es sich bei den Taten des Beane-Clans jedoch um reine Fiktion handelt, ergibt sich vor allem aus einem Umstand: Bislang konnten Forscher, von wenigen wohl vom Beginn des 18. Jahrhunderts stammenden Flugschriften abgesehen, keinerlei frühere Quellen für die geschilderten Verbrechen aufspüren als besagtes Buch aus der Feder Captain Alexander Smiths von 1726. Darauf hat der schottische Lokalhistoriker R.H.J. Urquhart in einer Zusammenfassung der bisherigen Forschung hingewiesen.

Angesichts der monströsen Verbrechen verwundert das in der Tat sehr. Schließlich heißt es bei Smith, dass das Verschwinden so vieler Menschen mit der Zeit einen „general Outcry“, einen allgemeinen Aufschrei ausgelöst habe und „the whole Country being Alarm'd“, das ganze Land alarmiert gewesen sei. Doch keine historische Quelle aus dem 16. Jahrhundert, beispielsweise Briefe, erwähnt

Zuletzt wird von Smith die Verhaftung der 48-köpfigen Sippe durch Jakob VI. und sein Heer, ihre Überstellung nach Edinburgh und ihre anschließende Exekution in Leith ausführlich geschildert. Doch weder lassen sich dafür schriftliche Beweise in den gut erforschten königlichen Archiven finden. Noch verzeichnen die Bücher der Stadt Leith die Kosten für so eine stattliche Zahl an Hinrichtungen. Einmal davon abgesehen, dass auch kein anderes Schriftstück von der Urteilsvollstreckung weiß, die sicher großes Aufsehen in der Bevölkerung erregt hätte.

Warum aber wurde dann die sinistere Geschichte überhaupt erfunden? Hier scheiden sich die Geister. Vermuten einige, es handele sich bei ihr um englische Propaganda mit dem Ziel, die Schotten als wild und barbarisch zu diffamieren, hält Urquhart sie für eine Marketingidee des 18. Jahrhunderts mit der simplen Absicht, die menschliche Sensationslust zu bedienen.

laut Urquhart dieses von Panik begleitete Entsetzen der Bevölk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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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k.: oben angefüh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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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fäß mitHenkel

Haupt-stadt desSenegal

EDV-AnwenderLaufleinefür Pferde

Abk.: Allg.Landrechtfrüh. ungar.Würdenträger

Whiskey-CocktailmitWermut

arabischfür Knecht

zutreffend

Auswahlder BestenPlatz amHaus

Pelzartanderer Na-me der Pam-pelmuse

Flugzeug-besatzungAbk.:Drucksache

saudi Arab.ProvinzAugen-haarbogen

Rum-cocktailmitLimette

altröm.Ober-gewandHochebene

Vater (Ko-sename)Hufkrankheitbei Pferden

ungebrannterLehmziegeleinstelligeZahl

Lebens-endeHeizgas

TV-Seifen-oper (Kw.)Abk.:Bahnhof

bittererGin-Wermut-Cocktail

kurz für:an das

Mutter desZeuswuchtig,gedrungen

Abk.:notabene

mit ... undTrugnicht ohne

Flüsschenin den Nie-derlandenSpielfägur

poet.:Geruch

klassischerGin-Wermut-Cocktail

Rum-cocktailmit Minze

Abk.: Milli-ampereArbeit,Stelle

Abk.: Ein-kaufspreis

Vorsilbe:halbspan. Maler† (Salvador)

Stadt amMainFürwort

Durch-schein-bilder(Kw.)

Abk.: Bec-querelAusruf d. Ver-wunderung

erlesenösterr.Nachrich-tenagentur

freundlichfranz.:Seele

Stadt ander MaasKanton derSchweiz

Abk.:Republik

Geld-schein

ehem. türk.Offizierstitelchem. Z.:Blei

drittgrößteHawaii-InselKfz.-Z.:Liberia

Abk.: Turn-u. Sport-vereinUS-Soldat

See inNord-finnlandfranz.: dich

militär.Sammel-ruf

Tequila-CocktailmitLimette

Warthezu-fluss inPolen

Kw.: weltweitesComputer-Datennetz

Rum-Cola mitLimette(2W.)

manches

US-Nach-richten-agentur

STR8TS MITTELSCHWER
SUDOKU SCHWER

1								3
	9			2	8			7
	8		5		3	2
			2
		4
9		8		6				1
		3	6	7		9
				1			3	2
							5

STR8TS: SO GEHT'S

Str8ts ähnelt Sudoku, eine Besonderheit aber macht es noch abwechslungsreicher: Es müssen Zahlenstraßen gebildet werden, die Straights (oder eben „Str8ts“). Jede Zahl von 1 bis 9 darf pro Zeile und Spalte nur einmal eingetragen werden – höchstens! Schwarze Felder sind Trennfelder. Sie unterteilen das Spielfeld in waagrechte und senkrechte Bereiche. In diese weißen Felder werden die Straßen eingetragen: eine lückenlose Menge auf- einanderfolgender Zahlen, die aber in beliebiger Reihenfolge stehen dürfen, etwa 1 - 4 - 3 - 5 - 2. Enthält ein schwarzes Trennfeld eine Zahl, dann darf diese Zahl in derselben Zeile und Spalte nicht mehr verwendet werden; diese (weißen) Zahlen gehören zu keiner Straße. Die meisten schwarzen Felder sind und bleiben aber leer. Es kommen deshalb nicht in jeder Zeile und Spalte alle Zahlen von 1 bis 9 vor. © 2010 Syndicated Puzzles Inc.

www.sz-shop.de/str8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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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hnen & Genießen

Die Tour

uch wenn es selten geworden ist, kann man das Edelweiß im Alpenraum noch immer bei Wanderungen finden: in der

Zugspitz-Region oder im Nationalpark Berchtesgaden, in den Dolomiten oder im Karwendelgebirge – dort etwa rund um die Torscharte. Eine schöne Tour beginnt am Parkplatz in Hinterriß, den man mit dem Auto oder dem Bergsteiger-Bus vom Lenggrieser Bahnhof aus erreicht. Etwa sechs Stunden dauert der Rundweg mit knapp 1000 Höhenmetern über die Rohntalalm. Nach Edelweiß muss man hier nicht suchen, es sticht ins Auge, vor allem jetzt während der Hauptblütezeit. Außerdem wachsen hier Kranzenzian, Alpen-Greiskraut oder Fels-Aurikel.

Bequemer und nicht weniger eindrucksvoll: ein Ausflug zur Edelweißhütte auf dem höchsten Punkt der Großglockner-Hochalpenstraße. Hinauf geht es die mautpflichtige Strecke mit dem Auto, oben hat man einen fantastischen Blick über die Hohen Tauern.

Peter und Julianna Lederer haben die Edelweißhütte 1935 eröffnet, nachdem im Jahr zuvor in nur 47 Tagen die berühmte Kurvenstraße gebaut worden war, die sich vom Fuscher Törl über sechs Kehren hinauf zur Edelweißspitze windet. Die Schutzhütte ist inzwischen ein Berggasthof mit Übernachtungsmöglichkeiten und noch immer im Besitz der Familie Lederer.

Die Wirkstoffe

räuterkenner beschreiben den Geschmack von Edelweiß als dezent, mild, manchmal mit „grasiger Note“. Einst wurde die

Pflanze als Heilkraut genutzt und mit Honig zu einem Mittel gegen Bauchschmerzen verkocht, weshalb sie im Alpenraum als Bauchwehbleaml bekannt ist. Inzwischen werden die getrockneten Blüten auch genutzt, um Liköre anzusetzen – meist in Kombination mit geschmacksintensiveren Zutaten. Auf dem Getzlechenhof in Südtirol ist man der Meinung, dass Zitronenmelisse am besten passt. Der Familienbetrieb hat sich auf den Anbau von Bergkräutern spezialisiert und bietet eine „Fertigmischung für Ahrntaler Edelweißlikör“ an.

Mit einem Liter Wodka aufgegossen, soll die Blätter- und Blütenmischung innerhalb von etwa fünf Wochen ihre aromatischen Kräfte freigesetzt haben. Erinnert ein bisschen an den Heiltrank, den Miraculix in „Asterix bei den Schweizern“ zur Rettung des vergifteten Quästors Claudius Incorruptus brauen will und dafür die seltene Alpenpflanze benötigt – weshalb sich Asterix und Obelix auf den Weg nach Helvetien machen. Edelweiß wird außerdem in der Kosmetik eingesetzt, als Feuchtigkeitspflege, für Sonnencremes oder Anti-Aging-Produkte.

Sternstunde

Das streng geschützte Edelweiß ist ein Sinnbild für Mut und Treue, schon zu Sisis Zeiten war es ein Liebesbeweis. Wo sich die seltene Alpenblume heute noch bewundern lässt.

Von Carolin Fries

Die Blüte

A lpenblume mit neun Buchstaben? Edelweiss! In Kreuzworträtseln kommt die Bergblüte leider längst häufiger vor als in der Natur. Was man nicht vermuten würde: Das Edelweiß ist erst nach der letzten Eiszeit nach Europa zugewandert, ursprünglich kommt das Leontopodium alpinum aus dem Himalaja-Gebiet. Obwohl die Pflanze in oft schwer zugänglichen Lagen zwischen 1800 und 3000 Metern wächst, schaffte sie es zu großer Beliebtheit – zu groß, um das ungeschützt überleben zu können.

Schon in der Frühzeit des alpinen Tourismus plünderten die Gäste die Kalkböden bei ihren Wanderungen – und die Einheimischen verkauften die „Königin der Alpen“ im Tal. Die Klagenfurter Zeitung berichtete 1874 von ganzen Karrenladungen voller Edelweiß, die aus den Karawanken auf den Markt gelangten. In Österreich wurde die Blume aus der Familie der Korbblütler in einigen Regionen bereits 1886 unter Naturschutz gestellt; als erste Pflanze überhaupt. In Deutschland gilt das Edelweiß als stark gefährdet und ist streng geschützt, es darf weder gepflückt oder ausgegraben noch beschädigt werden. Im Allgäu wurden Restvorkommen lange von der Bergwacht mit Zeltposten beschützt. Was man beim Alpen-Edelweiß auf den ersten Blick für die Blüte hält, sind die sogenannten Hochblätter, weiß, filzig und sternförmig angeordnet. Der echte Blütenstand setzt sich aus gelblichen Röhrenblüten zusammen. Die pelzige Oberfläche ist perfekt angepasst an das Hochgebirgsklima: Die dichten Härchen schützen vor Sonne, Wind und Kälte.

Der Mythos

s hätte so gut gepasst: Schmuck in Form von Edelweißblüten im Haar der naturverbundenen Sisi, die gern als Alpenkaiserin bezeichnet wird, weil sie das Bergsteigen liebte. Schließlich soll ihr Mann, Kaiser Franz Joseph I., seiner jungen Frau 1856 bei einer gemeinsamen Gletscherreise in Kärnten einen ganzen Strauß der Alpenblumen gepflückt haben. Dass es sich bei den Blumen in den Locken von Elisabeth auf einem der berühmtesten Gemälde der Kaiserin aber um diamantbesetzte Sterne handelte – sei“s drum, Hauptsache, Glitzer! Der Maler Franz Xaver Winterhalter hat sie in seinem ikonischen Porträt aus dem Jahr 1865 als leuchtend weiße Glanzpunkte gesetzt, kunstvoll verteilt in der Prunkfrisur der Monarchin.

Insgesamt besaß Sisi ein Set mit 27 der funkelnden Schmuckstücke, die einzeln oder als Diadem getragen werden konnten und eindeutig Ähnlichkeit mit der Alpenblume aufweisen. Schönere Edelweiß-Sterne gab es nie mehr wieder. Der damals beauftragte Wiener Hofjuwelier A. E. Köchert fertigt bis heute Nachbildungen.Was die Geschichte über ihren Ursprung betrifft: Schwer erreichbares Edelweiß zu pflücken, galt früher nicht nur in der Kaiserfamilie als Liebesbeweis, für den junge Männer im felsigen Gelände ihr Leben riskierten. Die Alpenblume als Sinnbild für Mut und Treue – der Mythos hat bis heute Bestand.

Das Symbol

it einem Edelweiß am Revers war man in den 1930er- und frühen 1940er-Jahren nicht einfach nur bergverliebt – es konnte ein kleines, aber ziemlich deutliches Signal sein: Ich mache bei euch nicht mit. Denn die Alpenblume wurde zum Erkennungszeichen von Jugendlichen, die sich der uniformierten Welt der Hitlerjugend verweigerten. Unter dem Sammelnamen „Edelweißpiraten“ fasst man die losen Cliquen zusammen, die sich damals überwiegend im industrialisierten Rheinland formierten und ihre eigene Kultur pflegten: Treffen, Wandern, Musik – und provokant unangepasste Kleidung.

Eine straff organisierte Widerstandsbewegung waren die Piraten nicht. Die Mitglieder wollten, so das Deutsche Historische Museum, „eine eigene Jugendkultur und Identität“ ausleben. In dem Kölner Stadtteil Ehrenfeld wurden 1944 junge Edelweißpiraten hingertichtet, eine Gedenktafel und ein Wandgemälde erinnern heute an sie, auch ein Theaterstück der Studiobühne Köln erzählt von ihrem Schicksal.

Stadt sucht Baum

Die Klimakrise trifft Deutschlands Städte hart. In München kämpfen Menschen mit einem Bürgerbegehren für mehr Bäume. In Berlin ist man da schon weiter. Zumindest theoretisch. Ein Bericht von der Begrünungsfront.

Von Meredith Haaf

D er Baumpapst kommt munteren Schrittes über Steinplatten gelaufen. Augusthitze drückt auf den Walter-Benjamin-Platz hier in Berlin-Charlottenburg, um die Ecke vom Kurfürstendamm. An einem Ende der Platten sprudelt ein Springbrunnen. Am anderen Ende steht eine einsame Kastanie. Prachtvoll ist sie nicht. Bräunlich sind die Blätter, weil von der Kastanienminiermotte befallen. Ungewöhnlich kurz wirkt der Stamm – denn die Baumscheibe, also das Beet, liegt einen halben Meter zu tief unter dem Platz.

Hartmut Balder wirft einen prüfenden Blick in die spärliche Krone, nickt kurz, dann stellt er die Kastanie vor: „Die nenne ich immer den ärmsten Baum Berlins.“ Es klingt mitfühlend, wie er es sagt, aber auch ein kleines bisschen gereizt. Denn Balder weiß ja, dass es der Kastanie viel besser gehen könnte, würde es der Mensch ihr nicht gar so schwer machen. Berlin ist eine der baumreichsten Städte der Bundesrepublik. Etwa 440 000 Straßenbäume stehen hier auf den 892 Quadratkilometern. Dass Hartmut Balder jeden einzelnen von ihnen kennt, ist eine Übertreibung, aber keine große. Als Papst für irgendwas würde sich ein Naturwissenschaftler wie Balder, aufgewachsen als Landwirtkind in Norddeutschland und zu einem führenden Pflanzenschutzexperten der Bundesrepublik geworden, niemals selbst bezeichnen. Das macht nur die Berliner Presse. Balder war 20 Jahre lang wissenschaftlicher Leiter des Pflanzenschutzinstituts in der Hauptstadt. Er ist emeritierter Professor für Pflanzenschutz und Gehölzproduktion der Berliner Hochschule für Technik und ein international gefragter Gutachter und Berater für Stadtplanung und Landschaftsarchitektur.

In all dieser Zeit hat sich Hartmut Balder in seiner Forschung und Arbeit vor allem einer Frage gewidmet: Wie können Bäume in der Stadt so existieren, dass es ihnen gut geht – und der Mensch etwas von ihnen hat?

Diese Frage stellt sich derzeit vielleicht so dringend wie noch nie. Die Hitzewellen, die Europa in diesem Jahr erlebt hat, die verheerenden Waldbrände, die Wasserknappheit: Alle diese Folgen der Erd erwärmung, die der Mensch in Gang gebracht hat, lassen keinen Lebensraum mehr unberührt. Auf dem Land macht sich die Trockenheit dramatisch bemerkbar, dort, wo Wasser ist, sinken die Pegel. Die Stadt, wo sich der Mensch lange Zeit sicher vor der Natur und ihrer Unbarmherzigkeit wähnte, aber wird zur Gefahrenzone.

62 Grad Oberflächentemperatur haben Klimaschützer an einem Nachmittag Ende Juni gemessen – vor dem Hauptbahnhof mitten in Berlin. Die Kombination aus Luftverschmutzung und extrem hohen Temperaturen macht sehr junge und sehr alte Menschen schwach und krank; kranke Menschen sterben daran. Arme und Obdachlose sind besonders betroffen.

Hartmut Balder war 20 Jahre lang wissenschaftlicher Leiter des Pflanzenschutz- instituts von Berlin. FOTO: JULIA HECHT

Experten sprechen vom Urbanen Hitzeinseleffekt (UHI), der dafür sorgt, dass die Stadt vor allem nachts im Vergleich zum Umland wärmer bleibt. Der Grund dafür liegt in der urbanen Substanz: Sie besteht aus zu viel Stein und zu wenig Grün. Dichtes Gemäuer speichert im Sommer die Wärme und gibt sie an die Luft ab. Asphaltierte Straßen lassen Feuchtigkeit schnell verdunsten, sodass Regen wenig Kühlungseffekt hat und der Stadtboden austrocknet.

Helfen können dagegen vor allem Straßenbäume, die Mensch und Stein vor der direkten Sonne abschirmen, warme Luft mit ihren Kronen in Bewegung bringen und die Luft sauberer halten.

In vielen europäischen Städten, und nun immer häufiger auch in Deutschland, geht es seit einigen Jahren nun nicht mehr nur darum, Verkehr zu beruhigen und den Wohnraummangel zu managen. Es sollen auch neue Grünflächen und neue Bewässerungssysteme nach der Idee der Schwammstadt entstehen. Und die Bäume in den Städten sollen größer, stärker und vor allem auch mehr werden.

In München läuft derzeit ein Bürgerbegehren, um durch Baumpflanzungen im großen Stil den wissenschaftlich empfohlenen Beschirmungsgrad – also die Beschattung der Flächen – von 30 Prozent für die Stadt zu erreichen.

Das Vorbild dafür ist der Baument-scheid Berlin. Unter dem Druck der Initi-tiative hatte das Berliner Abgeordneten-haus Ende 2025 mit dem BäumePlus-Gesetz Deutschlands erstes kommunales Klimaanpassungsgesetz verabschiedet. In diesem Sommer hat der Berliner Senat einen ehrenamtlichen Steuerungsrat für die Umsetzung des Gesetzes berufen. Eines der prominentesten Mitglieder ist Hartmut Balder. Zwei Probleme treiben ihn um. „Wir müssen dafür sorgen, dass die privaten und die öffentlichen Bereiche zusammenarbeiten“, sagt er – denn zu oft arbeiten Gewerbe, Anwohner und Behörden in Fragen der öffentlichen Gestaltung gegeneinander. Und: „Wir müssen erst mal den Boden aufräumen, damit das, was wir hier machen, auch von Dauer ist.“

Laut dem BäumePlus-Gesetz muss die Hauptstadt sich bis zum Jahr 2040 zu einer klimafesten Stadt umbauen. Ursprünglich hatte der Baumentscheid dafür eine Million Straßenbäume gefordert. Doch weil das bei der klammen Haushaltslage unrealistisch erschien, einigte man sich auf das Ziel, dass alle 15 Meter ein Straßenbaum stehen soll. Bestehende Bäume sollen besser gepflegt und vor ihrer Umgebung geschützt werden. Außerdem sollen sogenannte Tiny Forests, also Miniparks mit Kleingehölzen, und andere Grünflächen verstärkt entstehen.

Doch was nach einem Angebot klingt, das eigentlich niemand ablehnen kann, erweist sich in der Umsetzung als deutlich schwieriger. Zusammengefasst ist der Weg des Baums in die Stadt überaus steinig, im wörtlichen und im übertragenen Sinn.

Seit Monaten sorgt die Umsetzung des Gesetzes für Ärger. Den Klimaschützern geht alles zu langsam. Im Hintergrund beklagen sich Beteiligte darüber, dass die zuständige Senatsverwaltung nicht genügend Mittel zur Verfügung stellt. Ohnehin spart Berlin seit Jahrzehnten – wie viele andere Kommunen auch – an seinen Grünflächenämtern und Stadtgärtnereien.

„Bäume haben keinen Stellenwert“, sagt Balder. Neben grundsätzlich baumfeindlicher Architektur – wie sie beispielsweise am Berliner Hauptbahnhof zu bewundern ist – sind Bäume in Städten oft krank und werden zum Sicherheitsrisiko. Mit ihren Wurzeln schaffen sie Unebenheiten im Pflaster. „Die Verkehrssicherheit verursacht die meisten Kosten bei der Baumpflege“, sagt Balder. Dass es so weit kommt, liege auch an schlecht geplanten Pflanzungen.

Und dann stehen Bäume eben im Weg, wo gebaut oder geparkt werden soll. So schrumpft überall ihr Bestand durch Fällungen. Laut dem jährlichen Bericht der Deutschen Umwelthilfe hat sich auch im Jahr 2026 in beinahe allen deutschen Städten die versiegelte Fläche vergrößert und die Zahl der Straßenbäume verringert.

Eine Straßenkreuzung in Berlin-Tempelhof, an der die Fällung mehrerer Bäume droht. Der Verein Baumentscheid hat für die Aufnahmen im Juni eine Wärmebildkamera eingesetzt (links). Die gemessenen Oberflächentemperaturen liegen zwischen 29,3 und 59,1 Grad Celsius. Besonders heiße Bereiche sind gelb markiert, während die etwas kühleren Zonen im Schatten der Bäume violett erscheinen. FOTOS: BAUMENTSCHEID E.V.; C/O ECOSIA GMBH

Spärliche Bepflanzung am Spreebogen in Berlin (oben) und Baumreihen am Boulevard Unter den Linden. FOTOS: JULIA HECHT

Für den Stadtmenschen ist der Baum oft ein nicht weiter beachtenswerter Teil der Umgebung, er gehört zum öffentlich gestalteten Raum wie die Gebäude, die Parkbänke, die Außenwerbung. Im Frühling stressen Birken und Linden die Allergiker mit ihren Pollen. Im Sommer ist man froh, wenn man unter ihm Schatten findet. Im Herbst erfreuen sich die einen an seinen bunten – und sterbenden – Blättern, die anderen nervt das Laub, unter dem sich Ungeziefer, Zigarettenkippen und Hundekot verstecken. Manche Menschen gießen ihre Straßenbäume inzwischen selbst. Aber die meisten gehen an ihnen vorbei, ohne an ihre Bedürfnisse zu denken oder ihren Zustand zu verstehen. Sie nehmen sie wie Dekoration wahr.

„Tatsächlich hat jeder Baum eine andere Wirkung auf den Menschen“, sagt Balder. „Will ich einen beruhigenden Effekt haben, brauche ich kräftiges, grünes Laub.

Der Rotahorn hingegen ist ein warnender Baum. Den kann man an eine Kreuzung pflanzen, aber nicht vor ein Krankenhaus.“ Solche ästhetischen Überlegungen, sagt er, spielten schon immer eine große Rolle, wenn es um die Begrünung städtischer Umgebung geht.

Begonnen hat das bereits im 17. Jahrhundert, als der Kurfürst Friedrich Wilhelm entlang seines Reitwegs vom Stadtschloss zum Tiergarten 2000 Linden pflanzen ließ. Unter den Linden blieb über Jahrhunderte so prägend für das Berliner Stadtbild wie sonst vielleicht nur später

noch der Kurfürstendamm. Und auch dessen Rolle als Edelmeile entstand erst durch den Umbau vom einfachen Dammweg zum ulmengesäumten Boulevard unter Otto von Bismarck im 19. Jahrhundert.

Linde, Ahorn und Eiche sind heute die häufigsten Baumarten Berlins. Am Ku'damm wachsen heute vor allem Platanen. Hier, sagt Balder, sehe man den Effekt, wenn der Mensch sich die Bäume so hinstellt, wie er meint, dass sie stehen sollten – ohne zu wissen, was die Bäume brauchen. Denn die schönen Platanen sind zu großen Teilen von einem Pilz befallen, der sich ausbreiten konnte, weil sie zu eng aneinander stehen. Deswegen verlieren sie zu früh ihr Laub. „Die Härchen auf dem Laub lösen bei vielen Menschen allergische Reizungen aus, wir nennen ihn Platanenhusten“, sagt Balder. „Das wissen aber die wenigsten.“

Solche Details zeigen, warum die ganze Baumpflanzungsoffensive nur Sinn ergibt, wenn sie langfristig und mit allem vorhandenen Wissen geplant wird. „Für echte Kühlungseffekte brauchen wir stattliche Baumkronen.“ Doch damit so eine Krone entstehen kann, braucht sie erstens Zeit, mehrere Jahrzehnte davon.

Dass das Berliner Gesetz viele Jungbäume und Setzlinge vorsieht, stimmt daher viele Experten skeptisch. Denn je älter ein

Dass das Berliner Gesetz viele Jungbäume und Setzlinge vorsieht, stimmt viele Experten skeptisch

Baum ist, desto resilienter ist er auch. Gleichzeitig sind ältere, große Bäume – im Fachjargon Solitäre genannt – eben auch deutlich teurer in der Anschaffung, weil sie über viele Jahre in Baumschulen aufgezogen werden müssen. Schon jetzt werden die Kosten des Gesetzes in Berlin auf etwa drei Milliarden Euro geschätzt, zugesagt ist erst eine Milliarde bis 2040.

Umso wichtiger, sagt Balder, sei es jetzt, nachhaltig zu arbeiten. Das bedeutet, Bäume zu pflanzen, die auch mit den künftigen mitteleuropäischen Bedingungen gut zurechtkommen. Also eher mal einen chinesischen Zürgelbaum als eine deutsche Eiche, einen robusten Rotahorn statt eines hitzeempfindlichen Spitzahorns.

Es bedeutet aber auch, und hier wird es richtig kompliziert, die Bedingungen unter und über der Erde so zu gestalten, dass es bestehende Bäume leichter haben und Jungbäume die Chance bekommen, groß zu werden. Auch wenn sie von Hunden angepinkelt, von Streusalz angegriffen, von Luftverschmutzung belastet und von langen Trockenphasen gestresst werden. „Der Untergrund einer Stadt ist voll mit Leitungen und Kabeln, da haben die Wurzeln zu wenig Raum“, sagt Balder. Und weil die Berliner Leitungspläne bisher nur auf Papier vorhanden sind, hat niemand den Überblick darüber, was eigentlich alles genau wo im Boden ist.

Doch in Berlin plant die Senatsverwaltung für Verkehr und Umwelt jetzt, digitale

Leitungspläne erstellen zu lassen. Und das Wissen über gesunde Abstände zwischen Bäumen ist da, es muss nur angewendet werden. „Es gibt inzwischen strukturstabile Böden, die wir für die Baumscheiben verwenden können“, sagt Balder. Die oberste Schicht dieser Böden ist so dicht, dass Baumwurzeln vertrocknen und sich der Baum durch Hohlräume den Weg nach unten sucht. Und überall da, wo man den Boden nicht einfach aufbrechen und umsortieren kann oder will? Auch dafür kennt Balder eine Lösung: „Mobile Bäume, die man im Winter einlagert.“

Der armen Kastanie am Walter-Benjamin-Platz kann Hartmut Balder erst einmal nicht helfen, auch wenn er ihr gerne ein wenig Gebüsch zur Seite stellen würde: „Darin könnte man ein paar Schlupfwespen ansiedeln, die fressen die Miniermotten auf.“ Dafür hat er im September etwas Größeres vor: Berlins berühmtester Boulevard wird umgebaut – die alten, angeschlagenen Linden werden gefällt. Hartmut Balder hat ihre Nachfolgerinn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elbst in der Baumschule beschnitten. Es sind Silberlinden, Tilia tomentosa. Ihre herzförmigen Blätter sind von kräftigem Grün; sie halten viel Sonne aus. Sie kommen aus der Türkei und dem Kaukasus, und sie kommen, um in Berlin zu bleiben.

W er Richard Walkners „Meat Boutique GustaF.“ in Faistenau bei Salzburg besucht, begegnet zuerst dem Feuer. Vor

dem Geschäft steht eine Feuertonne, auf der Walkner ausgewählte Steaks über offenen Flammen grillt. Drinnen gibt eine Panoramascheibe den Blick auf effektvoll beleuchtete Rinder- und Schweineteile frei: T-Bone, Entrecôte, Tomahawk, Rib Eye. Manche Stücke sind tiefrot, andere außen fast schwarz und ledrig oder von einer feinen weißen Kruste überzogen. Hier reift Fleisch trocken, aber auch in Butter, Rotwein, Heu, Asche oder Bienenwachs.

Walkner ist Fleisch-Affineur. Er kauft ausschließlich bei kleinen österreichischen Betrieben, wählt Tiere von besonderen Rassen wie Wagyu, Pinzgauer oder Pustertaler Sprinzen aus und lässt das Fleisch wochen- oder sogar monatelang reifen. Entscheidend sind für ihn nicht nur Konsistenz und Geschmack, sondern auch eine respektvolle, möglichst vollständige Verwertung. Gute Ware brauche weder einen Turbo-Gasgrill noch kräftige Barbecue-Saucen, sondern vor allem Geduld, sagt er: „Bei allem, was keine Zeit hat, Qualität zu entwickeln, wird man letztendlich auch keine Qualität schmecken.“

Der Quereinsteiger kommt aus der Werbebranche und hat früher Marketing für eine österreichische Großmetzgerei gemacht. Werbung für die Lebensmittelindustrie wollte er dann nicht mehr verantworten, Walkner absolvierte eine Ausbildung zum Diplom-Fleisch-Sommelier und machte seine Leidenschaft schließlich zum Beruf. Geprägt wurde sein Sinn für Nachhaltigkeit schon auf dem Bauernhof der Großeltern, die Kühe, Schweine, Enten, Hühner und Ziegen hielten: „Das Tier muss ein gutes Leben gehabt haben, das schmeckt und spürt man.“

Sein Wissen über Fleischverarbeitung hat Walkner systematisch vertieft. In seiner Diplomarbeit zum Fleisch-Sommelier untersuchte und verglich er 35 unterschiedliche Reifeverfahren. Eine klassische Methode ist Dry Aging, die kontrollierte Trockenreifung am Knochen. Dabei verliert das Fleisch Feuchtigkeit, Muskelgewebe, Fette und Aromen verändern sich. Varianten wie Grey Aging mit Aktivkohle und Wacholder oder Alcohol Aging mit Whiskey zeigen, wie Zeit, Umgebung und zusätzliche Aromen den Geschmack beeinflussen können. Beim Grey Aging wird eine Schicht Asche, vermischt mit Kräutern und Wacholder, auf das Fleisch verteilt, beim Alcohol Aging wird es in ein mit Whiskey getränktes Tuch gewickelt.

Reifung von Fleisch sei „ein kontrollierter Prozess der Verwesung“, sagt Walkner

Damit steht Walkner im Gegensatz zu einer besonders in Deutschland weitverbreiteten Grillkultur: Viele Hobby-Griller investieren Tausende Euro in Gasgrills und Smoker, legen dann aber fertig mariniertes Billigfleisch aus Massenproduktion auf den Rost. Richard Walkner geht den umgekehrten Weg – weniger Tamtam, weniger Technik, dafür bessere Ausgangsqualität, mehr Zeit und viel Fingerspitzengefühl. Grillen über offenem Feuer – auch bekannt als Asado oder Open Fire Cooking – boomt seit einigen Jahren als Gegenbewegung zur Hightech-Küche. Spitzen-Restaurants wie „Asador Etxebarri“ im Baskenland und das Restaurant „Ekstedt“ in Stockholm haben den Trend mit angeheizt.

Doch woran erkennen Laien gutes Fleisch, wie lange sollte es reifen und wie gelingt schließlich das perfekte Steak, auf den Punkt gegart? Für Walkner beginnt der Weg dahin lange vor dem Anheizen des Grills, nämlich bei der Herkunft des Tieres. Rasse, Alter, Fütterung und Bewegung spielen entscheidende Rollen. Walkner kauft am liebsten Teile von Rindern, die mindestens vier, fünf Jahre alt werden konnten, weil diese geschmacklich mehr Charakter haben. Auch beim Verarbeiten ist Zeit der wichtigste Faktor. Dry Aging ist keine Neuerfindung, sondern der moderne Begriff für langes Abhängen. Früher galten oft jene Stücke als die besten, die am längsten im Kühlraum der Metzgerei hingen. Heute verhindern vor allem knappe Lagerflächen Reifezeiten von mehreren Wochen und Monaten.

Supermarkt-Rindfleisch stammt meist von Jungbullen oder Mastrindern, die mit eineinhalb bis zwei Jahren geschlachtet werden. Es wird nach der Zerlegung direkt in Vakuumbeutel eingeschweißt und landet so nach wenigen Tagen in der Kühltheke. Walkner lässt manche Stücke dagegen offen im Kühlraum bis zu 290 Tage reifen. Dabei verliert das Produkt an Gewicht und Volumen, der Vorgang verlangt Fachkenntnisse und genaue Kontrolle, doch das Warten und Reduzieren lohnt sich.

„Steaks brauchen 21 bis 28 Tage, bis sie richtig zart sind, ihre maximale Zahl an Aromen entfalten sie nach 50 Tagen und mehr“, sagt Walkner. Beim ohnehin zarten Filet reichen meist zehn bis 14 Tage. Während der Reifung lockern Enzyme das Muskelgewebe; zugleich oxidiert das intramuskuläre Fett, wodurch buttrig-nussige Aromen entstehen. Walkner nennt das drastisch einen „kontrollierten Prozess der Verwesung“ – fachlich handelt es sich um enzymatischen Abbau unter exakt gesteuerten Bedingungen.

Nach 100, 150 oder gar 290 Tagen im Reiferaum wird der Geschmack radikaler: Walkner beschreibt Aromen von Waldboden, Moos und Laub, von der Intensität her vergleichbar mit kräftig gereiftem Käse. Das sei nicht jedermanns Sache; bei Tastings kommen solche Stücke deshalb zuletzt auf den Teller. Für die meisten Feinschmecker ist ein drei bis vier Wochen gereiftes Rind der bessere Einstieg.

Richard Walkner veredelt Fleisch und lässt es dafür bis zu 290 Tage reifen. Der Affineur aus dem Salzburger Land experimentiert mit Feuer, Asche, Butter, Heu und Kräutern. Entscheidend aber ist nur eine Zutat: Geduld.

Richard Walkner veranstaltet auch Degustationen (Mitte). Das Konzept ist eine Mischung aus Essen, Fachgespräch und Anschauungsunterricht. Bei Grill-Erlebnissen (oben) werden Fleischaritäten auf verschiedene Arten zubereitet, während Grillweltmeister und renommierte Feuerköche ihre Techniken verraten. FOTOS: GUSTAF

Grill-Tipps vom Fleischveredler

1. Gutes Fleisch kaufen

Das beste Grillrezept hilft wenig, wenn das Fleisch selbst nicht gut ist. Entscheidend sind Rasse, Haltung, Alter, Fütterung und vor allem intramuskuläres Fett – die feine Marmorierung.

Eine bestimmte Rasse auswählen Rind ist nicht gleich Rind. Die Unterschiede sind groß (und hängen auch davon ab, wie die Tiere gefüttert wurden). Steaks vom bayerischen Weideochsen schmecken anders als Steaks vom Chianina-, Wagyu- oder Galloway-Rind. Galloway zum Beispiel ist würzig und eher mager, Pinzgauer intensiv fleischig, Simmentaler saftig und aromatisch. In jedem Fall hilft es, sich das beim Metzger erklären zu lassen.
Auf die Reifezeit achten

Ein Rindersteak sollte ausreichend Zeit zur Reifung bekommen. Richard Walkner nennt 21 bis 28 Tage als guten Zeitraum, in dem sich Aroma und Zartheit deutlich entwickeln. Bei Filet reichen auch zehn bis 14 Tage.

Sparsam würzen

Bei hochwertigem, gereiftem Fleisch braucht es keine komplizierte Marinade. Salz und die Röstaromen des Grills können reichen. Das Fleisch soll nach Fleisch schmecken.

5. Nach Kerntemperatur grillen

Die Grillzeit hängt von Dicke und Cut ab. Wer sicher sein will, arbeitet mit einem Fleischthermometer, das es auch in Verbindung mit Apps gibt. Für medium rare nennt Walkner bei einem Rindersteak etwa 52 bis 54 Grad.

Ruhen lassen Das Steak nach dem Grillen kurz ruhen lassen und anschließend quer zur Faser aufschneiden. So bleibt das Fleisch saftig und lässt sich leichter kauen.

Walkner gibt dem Besucher zwei unterschiedliche Stücke zum Probieren: ein dünnes, perfekt marmoriertes Lendensteak einer Wagyu-Kreuzung, etwa 28 Tage gereift, und ein etwas dickeres Stück mit einer einen Zentimeter breiten Fettschicht, etwa 70 Tage gereift, von derselben Rasse. Das erste ist superzart und schmeckt rund und fein mit starken Umami-Noten, das zweite schmeckt intensiver nach Rind und hat mehr Biss. Je länger gereift, desto teurer sind die Steaks natürlich – manche kosten in der Meat Boutique drei- bis viermal so viel wie ein handelsübliches Stück Rind aus dem Supermarkt.

Etwa 85 Prozent der Ware, die Walkner in seinem Laden verkauft und teils an befreundete Gastronomen liefert, ist Rind, der Rest Schwein – etwa Duroc, Mangalitza oder Iberico. Schweinefleisch habe bei Feinschmeckern Aufholbedarf, weil es lange von industrieller Produktion und schneller Gewichtszunahme geprägt worden sei, sagt der Fleischveredler. Auch beim Schweinefleisch kommt es aber auf die Umstände und die Zeit an, wie das Tier aufwachsen konnte – eine Qualität, die man Walkners luftgetrockneten Duroc-Schinken anmerkt, der wunderbar nussig und leicht süßlich schmeckt. Wichtigstes Qualitätsmerkmal ist für ihn das intramuskuläre Fett, die feine Marmorierung im Muskel. Beim Garen schmilzt es, sorgt für Saftigkeit und transportiert Aromen. Mehr davon findet er häufig bei älteren Tieren und traditionellen Rassen. Aber die Marmorierung, bei Wagyu besonders ausgeprägt, ist nicht alles. Über Rinderrassen spricht Walkner wie ein Winzer über Rebsorten: Pinzgauer ist für ihn dunkel und charaktervoll, Angus feiner und zarter, Simmentaler kräftiger im Biss. Besonders interessieren ihn Wagyu-Kreuzungen, etwa mit Pinzgauer – „das Beste aus zwei Welten“: tiefe Aromen und starke Marmorierung, aber noch genug Muskelfleisch für ein intensiv schmeckendes Steak.

Wann ein Stück reif ist für den Grill, kann der Experte erschnuppern

Walkners Laden ist nicht nur Verkaufstraum, sondern zugleich ein kleines kulinarisches Versuchslabor und Veranstaltungsort. Bei Degustationen werden verschiedene Reifungen und Cuts miteinander verglichen, bei den sogenannten Meat.Tables sitzen bis zu 18 Karnivoren und Karnivorinnen an einer gemeinsamen Tafel. Das Konzept ist bewusst eine Mischung aus Essen, Fachgespräch und Anschauungsunterricht: Man probiert, diskutiert und schaut sich an, was mit einem Stück Fleisch passiert, wenn man ihm Zeit lässt. Bei den Grill-Erlebnissen geht es noch stärker ums Feuer. In einem mehrgängigen Menü werden Fleischaritäten auf verschiedene Arten zubereitet, dazu erklären Grillprofis ihre Techniken. Walkner holt dafür auch Grillweltmeister und renommierte Feuerköche nach Faistenau. Auf dem Programm stehen etwa Steak und Asado oder Steak und Wild, aber auch spezielle Grillmethoden wie die Zubereitung auf dem Keramikgrill.

Walkner wählt Tiere anhand von Marmorierung, Rasse und Alter aus und lässt auch weniger bekannte Cuts wie Teres Major („Metzgerstück“, Muskel aus der Rinderschulter), Tri-Tip („Bürgermeisterstück“ aus der Hüfte) oder Hanging Tender (Nierenzapfen aus der Bauchinnenseite) reifen. Verwertet wird fast alles: Abschnitte verarbeitet er zu Wurst und Salami, Knochenmark kommt auf den Grill, Knorpel ins Hundefutter, Wagyu-Fett in die Fritteuse für die selbstgemachten Pommes: „Mir ist wichtig, nachhaltig und wertschätzend zu arbeiten und Respekt vor einem Tier zu haben.“

Die Oberfläche der Fleischstücke muss rasch trocknen und das Innere schützen, während darunter die Reifung weitergeht. Temperatur und Luftfeuchtigkeit im Reiferaum werden kontinuierlich überwacht. Walkner greift wenig ein, beobachtet aber genau. Weißer Schimmel ist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 in Ordnung, grüner Schimmel oder ein ungewöhnlicher Geruch sind Warnsignale. Wann ein Stück reif ist für den Grill, kann Richard Walkner erschnuppern, er riecht es, wenn Fleisch einen Hautgout hat, aber noch nicht verdorben ist – ein feiner Unterschied. Besonders lange Reifung ist kein Selbstzweck; 290 Tage sind nicht automatisch besser als 28, das Ergebnis schmeckt vor allem anders.

Am Grill zählt für Walkner zuerst die Ausgangsqualität. Fleisch vorab auf Zimmertemperatur zu bringen, kann helfen, sei aber kein Muss; wichtiger sind Know-how und Hitzeführung. Gewürzt wird erst kurz vorher mit wenig Salz. Am liebsten grillt er auf Holz oder echter Holzkohle, weil nur diese eine leichte Rauchnote erzeuge. Ein dünner Ölfilm verhindert das Ankleben; bei einem dicken Fettrand genügt das eigene Fett. Es sollte nicht ins Feuer tropfen, denn angebrannte schwarze Stellen schmecken bitter und können krebserregend sein. Walkner verwendet am liebsten eine Plancha, eine Platte aus Metall, über der Feuertonne.

Wer hochwertiges Fleisch auf dem Grill hat, sollte es vor allem in Ruhe lassen – nicht ständig wenden, auf keinen Fall zur Probe anschneiden. Unerfahrenen empfiehlt Walkner ein Thermometer, um die Kerntemperatur zu überwachen. Für medium rare nennt er 52 bis 54 Grad als ideale Kerntemperatur. Da das Steak nachgart, nimmt er es schon bei etwa 47 bis 49 Grad vom Grill und lässt es kurz ruhen. Danach wird es quer zur Faser tranchiert und mit groben Salzflocken und etwas Pfeffer serviert. Mehr braucht es für Walkner nicht: „Ich will ja den Charakter des Fleisches schmecken.“

Eine für alles

Welche PFAS-freie Pfanne brät gleichmäßig und ist leicht zu handhaben? Spitzenkoch Ali Güngörmüş hat zehn Produkte getestet.

Bratkartoffeln mit Spiegelei zum Frühstück, Pfannkuchen am Mittag und zum Abendessen ein Fisch- oder Hähnchenbrustfilet mit gedünstetem

Gemüse: Eine Bratpfanne muss oft und für alles herhalten. Doch spätestens, wenn sich die Beschichtung ablöst, braucht es ein neues Allround-Modell. Der Spitzenkoch Ali Güngörmüş hat für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zehn Universalpfannen getestet und dabei besonders auf die Alltagstauglichkeit geachtet.

Alle Pfannen im Test sind laut Herstellerangaben PFAS-frei. Diese Chemikalien sorgen in Pfannen zwar für eine Antihaftwirkung, können aber Mensch und Umwelt schaden. Da die Stoffe als „Ewigkeitschemikalien“ in Verruf geraten sind, bieten viele Hersteller bereits Pfannen mit keramischer Beschichtung an. Unbeschichtete Pfannen aus Gusseisen oder Edelstahl sind von Natur aus PFAS-frei. Die Verbraucherzentrale empfiehlt generell, auf ein entsprechendes Label wie „PFAS-frei“ zu achten.

Vor dem Kauf sollte man sich fragen, ob man eher eine leichte, wendige Pfanne sucht oder eine schwere mit hohem Rand. Will man die Pfanne auch häufig im Backofen nutzen, sollte man neben der entsprechenden Hitzebeständigkeit auf eine einfache, sichere Handhabung achten. Wer Soßen liebt, kauft am besten eine Pfanne mit Gießrand.

Gute Modelle gibt es schon für wenig Geld, manche hochpreisige Produkte im Test überzeugen jedoch insbesondere bei der Verarbeitung und dem Design. Einige leiten die Hitze vollflächig bis zum Pfannenrand weiter. Durch die gleichmäßige Hitzeverteilung lassen sich ganze Fische oder mehrere Steaks gleichzeitig und punktgenau anbraten.

Experte Ali Güngörmüş hat die Pfannen nach ihrer Funktion und Vielseitigkeit beurteilt. Dabei achtete er auf Handhabung, Material, Verarbeitung, Preis, Optik und Design. Katharina Wetzel

Der Experte

Ali Güngörmüş führt in München das Restaurant „Pageou“, die Bar und das Lokal „Pera Meze“ sowie eine Kochschule. Für sein ehemaliges Restaurant in Hamburg „Le Canard

Nouveau“ erhielt er einen Michelin-Stern. Als TV-Koch ist er regelmäßig im Fernsehen zu sehen. Gängörmüş hat mehrere Kochbücher verfasst. Seine levantinische Küche ist inspiriert von bayerischen Einflüssen.

ILLUSTRATION: DIRK SCHMIDT, FOTOS: HERSTELLER, PRIVAT, IMAGO * = UNVERBINDLICHE PREISEMPFEHLUNG DES HERSTELLERS ** = IM HANDEL ERMITTELTER PREIS

HINWEIS DER REDAKTION: EINIGE PRODUKTE WURDEN DER REDAKTION VON DEN HERSTELLERN FÜR DEN TEST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DANACH WERDEN SIE ZURÜCKGESCHICKT ODER GESPENDET.

Die Leichte

Fackelmann, Bratpfanne München, 28 cm, Edelstahl Preis: 49,99 Euro*, 39,99 Euro** Verfügbarkeit: Fachhandel, Fackelmann-Onlineshop Bewertung: 5 von 10 Punkten

„Diese Edelstahlpfanne ist sehr leicht und für alle Herdarten geeignet. Sie wird schnell heiß und hat am Boden innen eine Wabenstruktur, um Fleisch kross anzubraten. Allerdings ist der Rand aus dünnerem Material gebaut. Gemüse mit Tomatensoße darf man darin nicht zu stark erhitzen, das verbrennt sonst schnell. Auch wenn man einen Fond einreduzieren möchte, muss man aufpassen. Den Gießrand mag ich. Insgesamt ist es ein preiswertes Modell, das im Alltag einfach zu handhaben ist. Der ergonomische Griff verfügt über ein Loch zum Aufhängen.“

Die Moderne

Die Moderne Zwilling, Bratpfanne Milano 28 cm, Aluminium, Schwarz Preis: 119 Euro* Verfügbarkeit: Fachhandel, Zwilling-Onlineshop Bewertung: 9 von 10 Punkten

„Diese schlichte Aluminiumbratpfanne hat eine moderne, schöne Form, entworfen von den Mailändern Designern Matteo Thun & Antonio Rodriguez. Der Edelstahlgriff liegt sehr gut in der Hand und wurde mit zwei Nieten festgemacht, was sehr stabil wirkt. Die Pfanne ist etwas schwerer als die leichtesten Modelle im Test, sie steht völlig eben auf dem Herd. Die Keramikbeschichtung soll laut Hersteller bis zu fünfmal langlebiger sein als die bisherigen Keramikbeschichtungen der Firma. Man braucht kaum Fett, die Pfanne leitet die Hitze gleichmäßig weiter und bleibt auch gleichmäßig warm. Fisch oder Spiegelei bleiben an der feinen, glatten Oberfläche nicht haften. Das finde ich toll. Die Pfanne kann man auf allen Herdarten und auch im Backofen nutzen, sie ist sogar für die Spülmaschine geeignet.“

Die Universelle

Rösle, Bratpfanne Silence Pro 28 cm, Keramik ProCeraPlus Preis: 109 Euro* Verfügbarkeit: Fachhandel, Rösle-Onlineshop Bewertung: 6 von 10 Punkten

„Diese Bratpfanne aus Edelstahl ist innen mit Keramik versiegelt. Darin haftet also nichts an. Wer Kartoffeln braten möchte, braucht nur wenig Fett. Der gekapselte Boden mit Aluminiumkern leitet die Wärme gut, aber das Material an der Pfannenwand ist etwas dünner. Aufgrund der Höhe kann man in der Pfanne auch gut Gemüse schmoren. Der gummierte Griff liegt angenehm in der Hand, ist aber nur bis maximal 200 Grad temperaturbeständig. Die Pfanne ist für alle Herdarten geeignet und einfach per Hand zu reinigen. Da sie relativ leicht ist und zudem einen Gießrand hat, ist sie im Alltag universell einsetzbar, allerdings bietet der Hersteller keinen eigenen Wiederbeschichtungsservice an.“

Die Vielseitige

Hoffmann, Bratpfanne Stoniq, 28 cm Preis: 90,99 Euro* (ohne Glasdeckel), 95,99 Euro* (mit Glasdeckel) Verfügbarkeit: Fachhandel, Hoffmann-Onlineshop Bewertung: 7 von 10 Punkten

„Das ist ein richtiger Allrounder: Spiegelei, Fleisch, Kartoffeln: In der Pfanne kann man alles braten. Sie liegt gut in der Hand, ist aber relativ schwer. Mit Glasdeckel drauf – den gibt es günstig dazu – kann man wunderbare Schmorgerichte machen. Durch den Edelstahlboden auf der unteren Seite wird sie schnell heiß, der Pfannenkörper aus Aluminiumhandguss hält die Hitze optimal. Was ich toll finde: Den Stielgriff aus Kunststoff kann man einfach per Knopfdruck abnehmen. Dann kann man die Pfanne ohne Deckel bei bis zu 300 Grad im Backofen nutzen. Wenn man die heiße Pfanne aus dem Ofen holt, ist es allerdings etwas fummelig, den Griff wieder dran zu machen. Ein Pluspunkt: Das Modell lässt sich einfach reinigen, man kann die Pfanne auch in die Spülmaschine geben. Und gut im Schrank verstauen. Lässt die mineralbasierte Antihaftversiegelung nach, kann der Bräter beim Hersteller neu beschichtet werden.“

Die Rustikale

Skeppshult, Bratpfanne 28 cm, Gusseisen, Walnuss Preis: 195 Euro* Verfügbarkeit: Fachhandel, Skeppshult-Onlineshop Bewertung: 5 von 10 Punkten

„Diese gusseiserne Pfanne einer schwedischen Traditionsgießerei ist sehr schwer. Sie hat einen edlen Wal-nussholzgriff, der beim Kochen kühl bleibt. Die gesamte Pfannenwand fühlt sich rau an und hat eine eher rustikale Optik. Wer den ursprünglichen Charakter mag, erhält eine gute Steak- und Fleischpfanne, die auf allen Herdarten einsetzbar ist. Der Rand ist allerdings nicht so hoch, für Gerichte mit Soße würde ich die Pfanne nicht nehmen. Die raue Struktur der Bratfläche lässt sich nicht so einfach reinigen. Der Holzgriff ist pflegeintensiv. Für jeden Tag wäre mir die Pfanne als Profikoch zu aufwendig.“

Die Robuste

Silberthal, Edelstahlpfanne, 28 cm Preis: 69,95 Euro*, 59,95 Euro** Verfügbarkeit: Fachhandel, Silberthal-Onlineshop Bewertung: 7 von 10 Punkten

„Die Edelstahlpfanne wird in einem schönen Säckchen geliefert, das man auch sonst noch verwenden kann. Das Modell hat einen Schichtboden, dadurch hält sie die Hitze sehr gut, an den Seitenwänden ist sie aber etwas dünner. Sie liegt gut in der Hand, der Griff ist ergonomisch geformt. Was mir hervorragend gefällt: Der hohe Pfannenkörper hat einen Gießrand. Wenn man Pasta gemacht hat, kann man die Soße schön auf den Teller gießen, ohne dass sie herunterläuft und auf der Herdplatte anbrennt. Praktisch. Das robuste Modell ist für alle Herdplatten geeignet, auch für den Backofen (ohne Deckel bis zu 400 Grad). Der Griff ist mit dem restlichen Körper verschweißt. Grundsätzlich halte ich genietete Griffe für langlebiger. Dafür ist die Pfanne innen komplett glatt und leicht zu reinigen. Zwei Schwämme sind auch noch dabei. Und an dem Loch des Griffs kann man sie einfach an einem Haken aufhängen. Den Preis finde ich sehr fair.“

Die Unkomplizierte

Fissler, Ceratal Evo Classic, 28 cm Preis: 109 Euro* Verfügbarkeit: Fachhandel, Fissler-Onlineshop Bewertung: 6 von 10 Punkten

„Mit dieser Pfanne kann ich schnell ein paar Spiegeleier braten, sie ist sehr leicht, nimmt nicht so viel Platz weg und hat einen Kunststoffgriff, der besonders angenehm in der Hand liegt. Die Handhabung ist gut. Der Boden wurde durch ein patentiertes Verfahren fugenlos verschweißt, die Pfanne wird dadurch schneller heiß. Der Pfannenkörper aus bis zu 60 Prozent recyceltem Aluminium leitet die Hitze gut. Aufgrund der keramischen Beschichtung haftet auch nichts an. Die Pfanne ist einfach per Hand zu reinigen, aber weder spülmaschinengeeignet noch backofenfest. Einen eigenen Wiederbeschichtungsservice bietet der Hersteller nicht an. Das ist eine gute Pfanne, die unkompliziert in der Anwendung ist. Den Preis finde ich aber etwas zu hoch.“

Die Sinnliche

Stur, Gusseisenpfanne 28 cm Preis: 209 Euro* Verfügbarkeit: Fachhandel, Sturcookware-Onlineshop Bewertung: 10 von 10 Punkten

„Diese gusseiserne Pfanne ist schwer, die finde ich aber toll. Sie hat ein modernes, schlichtes Design. Die Seitenwände außen sind grobporig, innen ist die Schale ganz glatt und fein. Darin kann man alles braten und muss keine Angst haben, dass der Fisch kleben bleibt. Der Griff fühlt sich mit Griffschutz angenehm an. Für mich hat die Pfanne etwas Sinnliches. Die kann man auch als Servierpfanne auf den Tisch stellen oder auf einer Grillparty nutzen, da sie so gut aussieht. Leider hat sie keinen Gießrand. Sie ist auch relativ teuer. So eine gusseiserne Pfanne hat man aber ein Leben lang. Der Hersteller gewährt 50 Jahre Garantie. Diese hochwertige Pfanne ist etwas für Männer, die gerne grillen.“

Die Schnelle

WMF, Ultimate Profi Resist, 28 cm Preis: 109,99 Euro* Verfügbarkeit: WMF Store, WMF-Onlineshop Bewertung: 8 von 10 Punkten

„Mit dieser Edelstahlpfanne kann ich alles braten. Wegen der speziellen Wabenstruktur und der Keramikbeschichtung brauche ich weniger Fett. Aufgrund des Aluminiumkerns ist die Hitze schnell und gleichmäßig da. Die Pfanne sieht auch schön aus und ist für alle Herdarten und bis zu 250 Grad für den Backofen geeignet. Der breite Schüttrand ist praktisch. Preis-Leistung finde ich in Ordnung. Bei diesem Modell merkt man sofort, dass man Qualität in der Hand hat. Mit dieser Pfanne würde ich auch im Restaurant arbeiten.“

Die Tolle

Schulte-Ufer, Schmorpfanne Skagen inkl. Deckel, 28 cm Preis: 129 Euro* Verfügbarkeit: Fachhandel, Schulte-Ufer-Onlineshop Bewertung: 10 von 10 Punkten

„Das ist eine tolle Schmorpfanne für die ganze Familie. Der durchgehende Aluminiumkern leitet die Wärme hoch bis in den Pfannenrand – super. Innen und außen ist jeweils eine Edelstahlschicht – da wurde richtig Material verbaut. Leicht ist diese hohe Form mit Glasdeckel nicht, der Griff liegt sehr gut in der Hand. In dem großen Modell kann ich ein Gericht für zwei, aber auch für sechs Personen schmoren – einen Rinderbraten oder ein schönes Hähnchen mit Gemüse drum herum. Einen Gießrand gibt es auch. Das Design gefällt mir. Die Pfanne kann man auch seinen Gästen präsentieren, weil sie auf dem Tisch so schön aussieht. Laut Hersteller hält sie Speisen bis zu 45 Minuten warm. Sie ist auch spülmaschinenfest. Preis-Leistung ist top. Und der Hersteller gewährt zehn Jahre Garantie.“

DARF MAN DAS?

Zuschlag verlangen Möblierte Wohnungen sind oft eine Kostenfalle. Wie der Gesetzgeber Mieter davor schützen will.

ür manche ist es praktisch, wenn die neue Wohnung bezugsfertig übergeben wird und vom Wasserkocher bis zum

Schlafsofa bereits alles vorhanden ist. Für so eine voll ausgestattete Wohnung müssen Mieter jedoch deutlich mehr bezahlen als für ein unmöbliertes Apartment. Viele Vermieter weisen den Zuschlag für die Einrichtung nicht gesondert aus. Daher ist schwer nachzuvollziehen, welcher Anteil der Kaltmiete auf Tisch, Bett und Schrank entfällt.

Doch wie hoch darf der Zuschlag sein? Gerichte haben darüber schon oft geurteilt. „Als zulässig erachtet werden zwei Prozent des Zeitwerts der Möbel“, sagt Georg Hopfensperger, stellvertretender Vorsitzender des Haus- und Grundbesitzervereins München. Beträgt der aktuelle Wert der Möbel etwa 5000 Euro, kann der Vermieter zwei Prozent davon, also 100 Euro, für den Möblierungszuschlag ansetzen.

Nur wenn eine komplette Ausstattung mit Möbeln und Hausrat wie Besteck, Geschirr und Bettwäsche vorhanden ist, darf der Vermieter einen Zuschlag für Vollmöblierung verlangen. „Ein Bett und ein Schrank gelten noch nicht als Vollmöblierung“, sagt Hopfensperger. Kommt es zu Streit zwischen Mietern und Vermietern, schauen sich Gerichte die Situation genau an. „Entscheidend für eine Vollmöblierung ist, dass der Mieter nur mit seinen persönlichen Gegenständen anreisen muss“, so der Fachanwalt für Miet- und Wohnungs-eigentumsrecht.

Die Mietpreisbremse gilt auch für möblierten Wohnraum. Mieter können mithilfe des örtlichen Mietspiegels die Kaltmiete berechnen und mit ihrem Mietpreis vergleichen. Liegt er mehr als zehn Prozent über der ortsüblichen Vergleichsmiete, muss der Vermieter zu viel gezahlte Miete zurückzahlen. Ein Möblierungszuschlag macht die Berechnung allerdings unübersichtlicher.

Nach dem Gesetzentwurf zur geplanten Mietrechtsreform sollen Vermieter daher künftig den Zuschlag gesondert ausweisen müssen. Verschweigt der Vermieter die Höhe des Zuschlags, soll die Wohnung für mindestens zwei Jahre als unmöbliert vermietet gelten. Der Mieter muss dann nur die nach der Mietpreisbremse zulässige Miete – ohne Möblierungszuschlag – bezahlen. „Für Vermieter werden die Regelungen künftig aufwendiger“, sagt Hopfensperger. Mieter können dann jedoch viel leichter feststellen, ob der Aufschlag für die Ausstattung angemessen ist.

Zudem sieht der Gesetzentwurf eine Höchstgrenze von maximal einem Prozent des Zeitwerts pro Monat vor. Kosten die Möbel aktuell 5000 Euro, darf der Vermieter nicht wie bisher 100 Euro, sondern nur noch einen Aufschlag von 50 Euro verlangen. Katharina Wetzel

Die Autorin brauchte vor 20 Jahren ein WG-Zimmer. Die Möbel waren zum Glück schon da.

RÄTSEL-LÖS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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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GANGENES WOCHENENDE

Quartett mittelschwer Straße, Drilling, Zwei Paare und die Sitcom „Full House“. Dargestellt waren vier Kombinationen beim Poker. Sehr schwer Art und Winkel, wie zwei zu verschweißende Rohre zusammentreffen, nennt man Schweißstoß. Der Giersch ist auch als Geißfuß bekannt. Dazu Straßenfußball und Grießkloßchen: lauter Wörter mit zweimal „B“. Aller Anfang „Nun sag, wie hast du’s mit der Religion? Du bist ein herzlich guter Mann, allein ich glaub, du hältst nicht viel davon“ (J. W. von Goethe)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Süddeutsche Zeitung (2026-08-29)

▌ 本日全报思想与文化深思雷达 (Intellectual &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制度结构、权力技术与法理合法性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混合攻击与国家威慑机制】 [F2_4, F3_6]（版面：主报深度版面）
- 事件简述：针对莱比锡机场未遂的无人机袭击事件，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基民盟）宣布德国将进行“威慑”并让始作俑者付出代价，专家讨论是否启动北约条约第4条 [F2_4, F3_6]。
- 制度批判切入点：分析“混合战争”语境下主权防御的法理边界。探讨当攻击形式处于“战争”与“犯罪”的灰色地带时，国家如何通过定义“混合攻击”来扩张安全权力，以及北约集体防御机制在非传统战争中的激活逻辑。
【联合政府税制改革的分配逻辑】 [F10_20, F11_22]（版面：第10-11版/专业栏目）
- 事件简述：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拟议提高基本免税额与儿童金，但计算显示单身无子女者获益极低（每月仅增13-16欧元），而育有子女的家庭（如护士与公交司机组合）每年可减负632欧元 [F10_20, F11_22]。
- 制度批判切入点：剖析分配正义中的“制度性偏好”。分析税收政策如何通过参数调整，在结构上强化传统核心家庭模式的经济特权，同时在客观上将单身者或非传统家庭边缘化。
【北欧王权更迭的制度连续性】 [F6_11, F6_12]（版面：第6版/专业栏目）
- 事件简述：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逝世，其子哈康八世在父亲去世的瞬间立即成为新任国王 [F6_11, F6_12]。
- 制度批判切入点：探讨现代君主制中“权力瞬间转移”的符号学意义。分析在高度民主化的北欧社会，这种绝对连续的继承机制如何作为一种制度锚点，在快速变迁的现代性中提供心理上的稳定性与合法性连续性。

▌ 精选核心专题深度思想论证 (In-Depth Dialectical Monograph)

专题一：安全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从“混合攻击”到威慑权力的扩张

莱比锡机场未遂袭击事件及其引发的政府反应 [F3_6 🔍]，揭示了当代主权国家在面对非对称威胁时的一种权力逻辑转向。总理梅尔茨强调的“强硬且迅速”以及“让始作俑者付出代价” [F3_6 🔍]，标志着国家安全话语从传统的“事后司法追责”转向了“事前/事中威慑”。

从制度机制来看，这种转向依赖于对“混合攻击”（Hybrid Attack）这一模糊概念的定义。由于混合攻击涵盖了网络攻击、心理战及低烈度物理破坏，它在法理上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弹性空间。当专家讨论启动北约条约第4条（关于威胁安全而进行磋商）时 [F2_4 🔍]，实际上是在尝试将一种“非战争”的破坏行为提升至“集体安全威胁”的高度。这种操作在权力技术上实现了将“治安事件”转化为“国家危机”，从而为政府采取更激进的安全措施（如前外交官主张的限制俄罗斯公民入境 [F4_8 🔍]）提供合法性支撑。

援引卡尔·施密特的“例外状态”理论，当政府能够定义什么是“威胁”以及何时进入“威慑状态”时，法律的常规程序便让位于行政的决断主义。在这种逻辑下，安全部门的“深入工作” [F3_6 🔍] 成为决定国家行动的最高准则，而公众对幕后黑手的认知则被置于政府“很快”说明的时间差之中。这种权力运作方式警示我们，在安全焦虑的驱动下，制度性防御可能会演变为一种常态化的权力扩张。

专题二：税收参数作为治理工具：分配正义中的结构性排斥

德国联合政府拟议的税制改革方案 [F10_20 🔍]，在表面上呈现为普惠性的减税，但在微观计算层面却揭示了深刻的制度性不平等。通过提高基本免税额、儿童免税额及儿童金 [F10_20 🔍]，政府构建了一套基于“家庭规模”的获益矩阵。

这种设计在分配正义上产生了一个显著的悖论：虽然政策目标可能是减轻家庭负担，但其结果却是对特定生活方式的制度性奖赏。根据财政部的计算，育有子女的夫妇可获得数百欧元的年减负 [F11_22 🔍]，而单身无子女者每月仅增加13.25至16欧元 [F11_22 🔍]。这种巨大的落差并非偶然，而是将“传统家庭”视为社会稳定基石的治理逻辑在税法中的具象化。

从批判理论视角看，这是一种“软性的制度排斥”。它不通过显性的歧视条款，而是通过参数的权重分配，将单身者或非传统家庭定义为“低优先级”的受益主体。当单亲母亲（如理发师卡罗琳·K.）面对这种“拼凑之举”时 [F12_23 🔍]，她所感受到的不仅是经济上的不足，更是制度在定义“理想公民/家庭”时将其排除在外的冷漠。税收在此不再仅仅是财政工具，而成了国家引导社会结构、定义价值等级的权力技术。

▌ 面向学者的制度研究开放性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关于安全定义的权力研究】：在现代地缘政治中，“混合攻击”这一术语如何被政治化以绕过传统的战争法限制？如何建立一套透明的机制，防止“威慑”逻辑侵蚀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入境自由）？
【关于税制与社会工程的研究】：当税收政策被用作鼓励特定家庭模式的工具时，它在多大程度上违背了现代法治中的“平等对待”原则？如何构建一种既能支持家庭抚养，又不至于在结构上边缘化单身群体的分配正义模型？

理性与情感辩证深度研判：Süddeutsche Zeitung (2026-08-29)

▌ 本日全报生活世界痛感与情感政治深思雷达 (Lifeworld & Affective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个体生命体验、情感撕裂与生活世界崩解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乌尔岑鳏夫烹饪小组】 [F15_29, F15_30]（生活领域：健康与身体/社会关系）
- 事件简述：在下萨克森州乌尔岑，一群鳏夫在上午十一点准时聚会，通过共同的社交活动对抗孤独。
- 情感政治切入点：探讨老年男性在丧偶后的社会关系重建。烹饪与聚会不仅是生活自理的补充，而是一种通过微观互助网络修补破碎生命世界的尝试，揭示了在制度化养老之外，个体如何通过非正式社交缓解精神孤独。
【“梦想房产”彩票的心理投射】 [F5_10 🔍]（生活领域：劳动与就业/阶层认同）
- 事件简述：新的彩票发行商通过提供梅赛德斯汽车、波罗的海沿岸小房子等“朴素”奖品来吸引玩家。
- 情感政治切入点：分析危机时代人们梦想的“降级”与具体化。自有住房从一种社会契约转变为一种低概率的彩票奖项，揭示了系统性经济压力如何将个体的生存希望异化为一种消费主义的幻象。
【混合攻击威胁下的安全焦虑】 [F3_6, F4_8]（生活领域：政治与安全/国家认同）
- 事件简述：针对莱比锡机场未遂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德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并引发关于限制俄罗斯公民入境及加强对乌军事援助的讨论。
- 情感政治切入点：分析“安全感”如何被政治化。从具体的袭击事件到宏观的签证限制，个体对安全的渴望被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威慑逻辑，揭示了地缘政治紧张如何渗透进个体的入境与流动权利之中。

▌ 精选核心专题理性与情感辩证论证 (The Dialectic of Logos and Pathos Monograph)

专题一：味觉记忆与社交重建：论老年男性孤独的“非语言性”救赎

（聚焦于【健康与身体/社会关系】领域中 Logos 与 Pathos 的辩证）

在现代社会治理的系统理性模型中，养老往往被简化为量化的服务指标。然而，乌尔岑鳏夫烹饪小组的实践 [F15_29, F15_30] 揭示了这种理性的匮乏。对于这些失去配偶的年长男性而言，真正的痛感并非来自生理需求的缺失，而是一种深层的“意义断裂”。

从现象学角度看，这种痛感是通过肉身记忆承载的。他们在上午十一点的准时聚会 [F15_30 🔍]，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非正式的情感支持系统。对于这一代男性而言，直接表达悲伤往往存在文化上的障碍，因此，共同的活动（如烹饪、聚会）成为了他们唯一的“情感语法”。

这里存在着深刻的辩证摩擦：系统理性将此类活动视为简单的“兴趣小组”，但对于参与者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他们通过在厨房中的互动，在具体的感官体验中重建社会连接，从而在绝望的忧郁中建立起微小的心理韧性。这种从“肉身痛感”到“共同体认同”的转化，证明了生活世界的自愈能力往往存在于系统理性无法量化的缝隙之中。

专题二：危机时代的梦想异化：从社会契约到“彩票逻辑”

（聚焦于【劳动与就业/阶层认同】领域中 Logos 与 Pathos 的辩证）

《南德意志报》报道的新型彩票奖品——梅赛德斯汽车与波罗的海沿岸的小房子 [F5_10 🔍]，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代中产及底层心理状态的绝佳切片。在传统的社会理性模型中，住房与体面的生活是通过劳动、储蓄与社会契约（如房贷、职业晋升）实现的。然而，当这种理性路径在“危机时代”失效时，人们的梦想开始发生异化。

这种异化表现为：人们不再追求抽象的高额奖金，而转向追求具体的、可见的“朴素”生活资产。这种心理投射揭示了某种“残忍的乐观主义”——当自有住房从一种可实现的社会目标转变为一种极低概率的随机奖赏时，个体的生存希望被简化为一次抽奖。

这种辩证摩擦揭示了技术性经济压力与个体情感需求之间的撕裂。系统理性（经济波动、住房危机）剥夺了人们通过努力获得安定生活的确定性，而彩票则提供了一种廉价的情感代偿。这种将生存希望寄托于随机性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人对系统理性失效后的绝望与补偿心理。

▌ 面向学者的伦理与社会心理开放性追问 (Open Research Horizons)

【关于情感基础设施的构建】：在制度化养老体系日益量化的今天，我们如何设计一种能够容纳“非语言性情感”和“感官记忆”的社会支持系统，以防止个体在系统理性中陷入精神性孤立？
【关于梦想的异化研究】：在社会流动性停滞的危机时代，个体将生存希望寄托于“低概率彩票”的心理机制，如何反映了当代人对传统职业晋升与教育投资等理性路径失效后的心理补偿？
【关于安全焦虑的政治转化】：当具体的安全威胁（如无人机袭击 [F3_6 🔍]）被转化为制度性的限制（如签证政策 [F4_8 🔍]）时，这种转化如何影响公民对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平衡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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